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陈某某诉肖某某等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案
2023-16-2-115-003 · (2020)赣0881民初388号 ·
民事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建设工程合同固定价合同按比例折算价款
裁判要旨:发包人与承包人约定按照固定价结算工程价款的,因工程设计变更导致承包人未完成合同约定的工程量时,已完工部分经验收质量合格的,可以采用“按比例折算”的方式,即计算已完工部分的工程量和整个合同约定的总工程量的比例系数,再用合同约定的固定价乘以该系数确定发包人应付的工程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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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建设工程分包合同/建设工程合同/固定价合同/按比例折算价款
基本案情
原告陈某某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肖某某、某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建设公司)、东莞市某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吉安分公司(以下简称某建筑劳务分包公司)东莞市某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吉安分公司(以下简称某建筑劳务分包公司)支付工程款616,638元及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建设公司作为施工方承建江西省某运动中心某训练基地建设项目。肖某某系从某建筑劳务分包公司承包涉案工程。2019年,肖某某以某建设公司名义与陈某某签订了《井冈山射击场旋挖钻桩施工劳务协议》,约定:第一条:工程名称:江西省某运动中心某训练基地建设项目;工程量:包干总工程量为3100(暂定直径为900mm,长度为1020m,直径1300mm桩量为1980m³)。桩径分别:1.900径102根,每根设计孔深8.2-10米;2.1300径74根,每根设计孔深16-21米。承包方式、内容:劳务大清包。包工不包料(除主材混凝土、钢筋甲供外,其余均由乙方负责)。第二条约定:本工程工期为60日历天,自业主及甲方通知开工:2019年5月18日起。第四条:支付乙方设备进场运输费伍万元整。第六条:总包干总价为126万元整。合同约定为3100,合同内工程量不增加造价。双方还就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后陈某某组织对桩基进行了施工,因发包方设计变更,工程仅需施工148根桩基,陈某某实际完成148根桩基施工。肖某某已付陈某某款项共计777,763元 ,其中包含2019年5月24日支付5万元(旋挖机进场运输费)。
2020年1月,江西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对该工程进行质量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检测结果为:共有I类(2L/时刻前无缺陷反射波,有桩底反射波)桩148根,占总桩数100%。
江西省井冈山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7日作出(2020)赣0881民初388号民事判决:一、肖某某支付所欠陈某某劳务工程款182,432元;二、某建设公司、某建筑劳务分包公司对上述工程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陈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肖某某、陈某某不服提起上诉。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15日作出(2021)赣08民终410号民事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三、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为:肖某某支付陈某某工程款532,237元;四、驳回陈某某其他诉讼请求。肖某某不服,申请再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14日作出(2022)赣民再74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二审判决;二、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为肖某某向陈某某支付劳务工程款240,812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涉案工程价款应否调整及如何调整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第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对建设工程的计价标准或者计价方法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结算工程价款。因设计变更导致建设工程的工程量或者质量标准发生变化,当事人对该部分工程价款不能协商一致的,可以参照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计价方法或者计价标准结算工程价款。”首先,涉案合同因陈某某不具有相应劳务资质,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属于无效合同,但是涉案项目已经竣工验收合格,故可以参照涉案合同约定结算工程价款。其次,根据再审期间各方提供的证据可以证实涉案工程确实进行了设计变更,变更后的实际施工量148根少于原设计图纸和合同约定的施工量176根,故肖某某主张涉案项目工程款应按陈某某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予以计付,应予支持。二审法院认为肖某某在没有证据证明合同变更系陈某某的施工原因时应以合同总包干价与陈某某结算缺乏依据,予以纠正。最后,涉案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是固定价,且未对因设计变更导致工程量减少的情况进行约定,现涉案项目由于施工现场地势因素的影响导致规划和设计发生变更,而肖某某和陈某某对实际施工工程量的变化均不存在过错,且双方都无法提供证据证实每根基桩单价且已完成工程量的价款。因此,在固定价合同中,承包人未完成合同约定工程量,但已完工部分经验收质量合格的情况下,可以采用“按比例折算”的方式,计算已完工部分的工程量和整个合同约定的总工程量,两者对比计算出相应系数,再用合同约定的固定价乘以该系数确定应付的工程价款。
本案中,涉案合同第一条约定“包干总工程量为3100(暂定直径为900mm长度为1020m,直径1300mm桩量为1980m³)。桩径分别:1.900径102根,每根设计孔深8.2-10米;2.1300径74根,每根设计孔深16-21米”及第六条约定“合同约定为3100,合同内工程量不增加造价。工程量超外结算方式:自然地面至孔底,超出部分按土层桩径900mm:360元一米,1300mm:360元一立方”“工程量按施工现场实际桩长计量,甲、乙双方现场测量确定”,可以表明涉案合同约定的工程量是以桩径900mm的总长度和桩径1300mm的总体积来计算,而根据各种桩径的具体设计要求可知,实际施工人应完成最低的工程量为桩径900mm的总长度836.4m(8.2m×102根)和桩径1300mm的总体积1570.75m3(16m×3.14×0.652×74根)。根据江西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质量检测报告可知,陈某某实际施工的基桩为148根,其中桩径900mm的有99根,总长度为916.7m,平均长度为9.26m,桩径1300mm的有49根,总体积为1182.84m3,平均长度为18.2m。因此,依据涉案合同约定,实际施工人陈某某在完成最低工程量2407.15(836.4+1570.75)后也可获得固定工程价款126万元,而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出现该种情况概率较低,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对实际施工工程量的变化均无过错,依据公平原则,酌定以陈某某在实际施工过程中的两种桩径平均长度来计算涉案合同总工程量,即桩径900mm的总长度为944.52m(9.26m×102根)和桩径1300mm的总体积为1786.73m3(18.2m×3.14×0.652×74根)。再依据前述的“按比例折算”方法,计算出涉案项目实际工程价款应为968,575元[126万元×(916.7+1182.84)/(944.52+1786.73)],故肖某某欠付陈某某的工程款为240,812元(968,575元-727,763元)。再审据此予以改判。
裁判要旨
发包人与承包人约定按照固定价结算工程价款的,因工程设计变更导致承包人未完成合同约定的工程量时,已完工部分经验收质量合格的,可以采用“按比例折算”的方式,即计算已完工部分的工程量和整个合同约定的总工程量的比例系数,再用合同约定的固定价乘以该系数确定发包人应付的工程价款。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19条(本案适用的是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6条)
一审:江西省井冈山市人民法院(2020)赣0881民初388号民事判决(2020年11月27日)
二审: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赣08民终410号民事判决(2021年4月15日)
再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赣民再74号民事判决(2022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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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某某公司诉广东某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
2023-16-2-115-004 · (2012)穗黄法民二初字第2号 ·
民事建设工程合同劳务分包证据制裁
裁判要旨:当事人在一、二审经法院释明拒不提交相关证据,后又以新证据为由申请再审,导致案件改判的,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对其证据予以采信的同时,对其再审才提交证据的行为给予民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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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建设工程合同/劳务分包/证据/制裁
基本案情
湘潭市某某公司诉称:广东某某公司拖欠其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工程款,故请求判令:广东某某公司支付拖欠的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工程款6021536.95元以及自2009年8月19日起至生效判决指定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按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率1.5倍支付逾期付款滞纳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广东某某公司(甲方)与湘潭市某某公司(乙方)签订了四份《建筑工程分包合同》,就建筑工程劳务分包事项协商达成一致。合同约定由湘潭市某某公司分包广东某某公司总承包的若干工程。工程总价按照广东省现行预算定额计算直接费,间接费按直接费的8%计算。甲方按月及时足额支付乙方分包款项。乙方进行涉及乙方人员的劳动纠纷和工伤处理。款项结算:(1)乙方按项目进度按月结算。(2)当月进度款甲方在次月底前支付。签订合同后,上述工程项目分别由广东某某公司下属的分公司负责施工现场,工人挂靠在湘潭市某某公司名下,由广东某某公司下属分公司安排工作和现场管理。后工程完工,但广东某某公司没有与湘潭市某某公司进行对账,亦未向湘潭市某某公司支付间接费。湘潭市某某公司根据广东某某公司下属分公司的自建账目,计得广东某某公司尚欠湘潭市某某公司劳务分包工程款6953858元未付,于2009年7月18日向广东某某公司送达《催款函》。当时广东某某公司的法律室主管黎某在上述《催款函》上签名,并批注:“收到,因我局目前资金紧张,付款时间请予以宽限。”其后,广东某某公司并未付款。后湘潭市某某公司委托律师向广东某某公司发出律师函,向广东某某公司催付欠款,但广东某某公司亦未付款。湘潭市某某公司追讨未果,遂向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审理过程中,湘潭市某某公司根据广东某某公司下属分公司的财务账册计得广东某某公司共欠湘潭市某某公司劳务分包工程款6953858元。湘潭市某某公司解释《建设工程分包合同》中约定的直接费是指工人工资,由湘潭市某某公司委托广东某某公司直接向工人发放;间接费是指广东某某公司应支付给湘潭市某某公司的劳务管理费。
广东某某公司对湘潭市某某公司提供的其下属分公司财务账册的复印件予以否认,但未提供反驳的证据。一审法院责令广东某某公司提供各下属分公司的财务账册进行核对,广东某某公司仍拒不提供。
二审当中,广东某某公司主张双方签订合同时就清楚涉案合同只是个挂名合同,二审法院要求广东某某公司提交和涉案工程的相关会计账册,以便确认涉案合同的实际履行主体,广东某某公司明确表示其分公司只有内部记账,且无保存,故无法提供。二审法院到广州市黄埔区地方税务局查询了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之间湘潭市某某公司开具发票给广东某某公司的情况,结果如下:结算项目为广州石化热电改造工程的发票共9张,此外还有结算项目为工程款的发票8张。对此,广东某某公司质证认为,虽然发票内容为工程款,实际上是广东某某公司分公司支付的合同工程工地劳务工工资款。
再审审理过程中,广东某某公司提交了湘潭市某某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关于湘潭市某某公司提供广电工程局下属九个分公司财务账册涉案数据的情况说明》及相关财务资料等证据材料。经核实,广东某某公司下属各分公司总计欠湘潭市某某公司管理费215179.51元。
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17日作出(2012)穗黄法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判令:一、广东某某公司向湘潭市某某公司支付6021536.9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从2009年8月24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湘潭市某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广东某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16日作出(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60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广东某某公司不服,申请再审,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1日作出(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1号民事判决,改判广东某某公司向湘潭市某某公司支付管理费215179.5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湘潭市某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起至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驳回湘潭市某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同时,对于广东某某公司一、二审期间经法院释明,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证据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该院另行制作罚款决定书予以罚款。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双方签订了四份《建筑工程分包合同》,约定由湘潭市某某公司分包广东某某公司总承包的案涉工程。但在上述合同履行过程,双方确认湘潭市某某公司并未实际分包案涉工程,双方之间实际建立的是劳务挂靠关系,双方之间的劳务挂靠关系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合法有效。至于广东某某公司欠付湘潭市某某公司劳务管理费的具体金额。一、二审时法院均向广东某某公司释明,要求该公司提交涉案工程的相关会计资料,以便计算案涉欠款的金额,但该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导致原审判决只能根据湘潭市某某公司提交的2007年底广东某某公司下属九分公司的财务资料,认定广东某某公司2007年底欠湘潭市某某公司劳务分包款。广东某某公司申请再审时提供了2008年其下属九分公司的部分财务资料,湘潭市某某公司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该部分证据反映的内容对本案欠款金额的认定至关重要,本院再审予以采纳。根据广东某某公司提供的新证据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经计算,广东某某公司下属各分公司总计欠湘潭市某某公司管理费215179.51元。鉴于在本案诉讼前双方当事人并未对案涉欠款进行对账,也没有证据证明广东某某公司拒绝对账,双方当事人亦没有约定还款时间,故对于湘潭市某某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湘潭市某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之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对于广东某某公司一、二审期间经法院释明,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证据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另行制作罚款决定书予以罚款。
裁判要旨
当事人在一、二审经法院释明拒不提交相关证据,后又以新证据为由申请再审,导致案件改判的,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对其证据予以采信的同时,对其再审才提交证据的行为给予民事制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8条、第118条(本案适用于是2013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5条、第11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14年实施)第102条
一审: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2)穗黄法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2013年1月17日)
二审: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606号民事判决(2013年9月16日)
再审: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1号民事判决(201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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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某工程公司诉王某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23-16-2-115-005 · (2016)苏1282民初4820号 ·
民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替代开票合同无效违法转包分包
裁判要旨:在建设工程承包领域,转包人明知对方无开票资质,而约定“替代开票”的,应当认定为无效。“替代开票”条款是否有效,要结合合同约定和履行方式综合认定,关键在于确定建筑材料的实际购买者和付款方。在包工包料且工程款结算包含材料款的情况下,与建筑材料销售商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承包人。承包人有权要求销售商向其开具发票,但不能向合同以外的第三方开具发票。因为在此情况下,“替代开票”系企业为减少因违法分包、转包所造成的抵税损失,而与包工头约定的变通条款,既与建筑行业税收制度相违背,也违反了发票管理办法的强制性规定,当属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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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替代开票/合同无效/违法转包分包
基本案情
原告江苏某工程公司诉称:其与被告王某某于2011年6月10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承包协议书》第三部分第14.1款约定“乙方领取工程款时,应提供承包总价70%的材料票”;于2012年9月2日签订的《钢结构工程制作安装协议书》第十五条第2款约定“付款时请提供相应款项的材料发票,最终发票总额不得低于总工程款的60%”,根据上述约定,请求判令王某某提供由建筑材料商开具的金额为15636306.66元的材料费增值税专票,如不能提供,由王某某向其支付增值税金额1489825.91元。
王某某辩称,1.两份合同已由法院判决确认为无效合同,故合同中相应的条款应属于无效,本案江苏某工程公司要求其提供材料发票的条款应为无效条款。原判决工程款数额已经扣除税金、利润、管理费,因此其没有义务提供材料费发票。2.两份合同虽约定包工包料,但材料费实际由江苏某工程公司将钱汇给材料商,材料商直接开具发票给江苏某工程公司,江苏某工程公司在支付货款时应当要求材料商开具发票。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6月10日,江苏某工程公司与王某某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协议书,约定江苏某工程公司将甲公司1、2、3号厂房土建工程发包给王某某施工,合同价款14580000元,同时约定王某某领取工程款时应提供承包总价70%的材料费发票。2012年9月2日,双方当事人签订钢结构工程制作安装协议书,约定江苏某工程公司将乙公司冲压生产车间土建工程发包给王某某施工,合同价款为4200000元,同时约定王某某在江苏某工程公司付款时应提供相应款项的材料费发票,金额不得低于总工程款的60%。
另查明,2013年12月27日,王某某就2011年6月10日的合同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该诉讼中人民法院认定王某某与江苏某工程公司之间的分包、转包合同为无效合同。2015年4月30日,江苏某工程公司就2012年9月2日的合同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该诉讼中人民法院认定江苏某工程公司与王某某均不具备建筑施工资质,双方于2012年9月2日签订的钢结构工程制作安装协议书应属无效。
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3日作出(2016)苏1282民初4820号民事判决:一、被告王某某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原告江苏某工程公司金额为15636306.66元的材料费发票。二、驳回原告江苏某工程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于2020年11月9日作出(2020)苏1282民再13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2016)苏1282民初4820号民事判决书。二、驳回原审原告江苏某工程公司要求原审被告王某某提供15636306.66元的材料费增值税专票的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江苏某工程公司基于合同约定,要求王某某提供由建筑材料销售商开具的抬头为江苏某工程公司的建筑材料增值税专票给自己应依法不予支持。首先,本案所涉两份合同,因系违法转包、分包,已被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为无效合同。其次,据江苏某工程公司陈述,其并未向销售商购买建筑材料,实际购买者和付款人均是王某某,根据我国发票管理的相关规定,销售商的开票对象应是王某某,而非江苏某工程公司。再次,江苏某工程公司因明知王某某无开票资格,与王某某约定由第三方向江苏某工程公司开具材料费发票,以此方式来履行合同约定提供材料发票的条款,实际上是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强制性规定。最后,发票应当如实开具,即便要求王某某提供或开具材料费发票,开票金额应当按照工程实际使用材料确定,事前直接通过合同约定,也与相关法律法规相违背。综上,江苏某工程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
裁判要旨
在建设工程承包领域,转包人明知对方无开票资质,而约定“替代开票”的,应当认定为无效。“替代开票”条款是否有效,要结合合同约定和履行方式综合认定,关键在于确定建筑材料的实际购买者和付款方。在包工包料且工程款结算包含材料款的情况下,与建筑材料销售商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方是承包人。承包人有权要求销售商向其开具发票,但不能向合同以外的第三方开具发票。因为在此情况下,“替代开票”系企业为减少因违法分包、转包所造成的抵税损失,而与包工头约定的变通条款,既与建筑行业税收制度相违背,也违反了发票管理办法的强制性规定,当属无效。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508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
一审: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2016)苏1282民初4820号民事判决书(2017年3月13日)
再审: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2020)苏1282民再13号民事判决(2020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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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某公司诉山东某医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23-16-2-115-006 · (2008)10号 ·
民事诉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请求权基础同一法律事实同一诉讼请求诉讼数额
裁判要旨:1.法律事实是从司法裁判过程中抽象出来的,有别于客观事实。本案的基本法律事实是合同履行中一方当事人存在违约行为。当事人在两次起诉中分别提出的对方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与撤销合同,追究对方当事人违约责任,并不能得出本案基本法律事实不同的结论。 2.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同,应当是指诉讼请求相互不能替代或涵盖,以及请求权的属性不同,两次诉讼的裁判结果也应当不会相互影响。如果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只是主张支付款项数额增加或者减少,则不能视为诉讼请求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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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诉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请求权基础/同一法律事实/同一诉讼请求/诉讼数额
基本案情
原告陕西某公司诉称:山东某医院行为构成严重违约,导致合同已不可能履行,故请求判令:山东某医院立即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及利息、经济损失、其他经济损失、既得利益损失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3月13日,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受理山东某医院诉陕西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山东某医院的诉讼请求为:(1)依法确认山东某医院与陕西某公司双方合同已经解除;(2)判令陕西某公司返还山东某医院多支付的工程款2172968.37元(后增加为4023318.54元)及利息;(3)判令陕西某公司赔偿因其违约给山东某医院造成的其他经济损失;(4)判令陕西某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其起诉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为:2008年5月24日,山东某医院与陕西某公司签订《山东大学山东某医院门诊保健综合楼幕墙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期为190天。陕西某公司于2008年6月24日正式进入现场施工,按合同约定应当于2008年12月31日完工。但由于陕西某公司未能按照招投标文件的要求和承诺配备符合本项目要求的相关负责管理、技术、施工等人员,并将工程违法分包给济南一聚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且长期拖欠民工工资(济南建委济建发(2008)10号处理决定,因陕西某公司在其他工程中拖欠农民工工资,将陕西某公司清出济南建筑市场),造成本承包工程工期严重滞后,至2008年12月31日陕西某公司完成的工程量还不足20%。为此,山东某医院多次发通知催促,但陕西某公司未采取任何改正措施。陕西某公司已经严重违约,不但造成幕墙工程严重误期,并且致使门诊综合楼整体工程无法按期完工,给山东某医院造成巨大损失。基于上述原因,山东某医院于2009年1月19日书面通知陕西某公司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并通知陕西某公司进行结算,限期撤离施工现场。但陕西某公司拒不到场。为处理合同解除后的相关事宜,山东某医院于2009年2月16日组织工程相关人员,并在现场公证下对陕西某公司已经完成的工程量及已经供至山东某医院工程现场的材料进行了认定。随后,山东某医院和审计部门依据山东某医院与陕西某公司双方施工合同中有关结算、清理条款的规定进行核算。经核算,山东某医院已经支付陕西某公司预付款5442889元、工程进度款1237667.35元,山东某医院分两次共为陕西某公司垫付农民工工资共计585895.43元,上述三项总计7266451.78元。但陕西某公司实际已经完成的工程量结算价仅为3243133.24元,加上清场后山东某医院工程现场剩余的成品和半成品工程材料计价1850350.17元,山东某医院多支付给陕西某公司工程款2172968.37元,以上款项陕西某公司应依法返还。另外由于陕西某公司违约给山东某医院造成的经济损失,陕西某公司应予赔偿。
2009年3月26日,即在该案的审理期间,陕西某公司提出反诉。其反诉请求为:(1)依法确认施工合同有效,并责令山东某医院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即支付所拖欠的工程进度款2339108.54元(包括变更工程价款959233.87元)及利息;(2)责令山东某医院立即排除影响复工的障碍;(3)判令山东某医院赔偿因其违约行为导致陕西某公司停工造成的经济损失1003020元;(4)判令山东某医院赔偿因其违约给陕西某公司造成的其他经济损失;(5)判令山东某医院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其反诉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为:2008年5月24日,陕西某公司与山东某医院签订山东某医院门诊保健综合楼幕墙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期为190天,合同总价款暂定为27214445.47元;合同签订10日内,山东某医院向陕西某公司支付20%(即542万余元)预付款,工程款支付累计达合同总价款50%时开始逐月抵扣工程款;合同对其他内容也作了相关约定。合同签订后,山东某医院迟迟未履行支付预付款义务,致使陕西某公司施工材料、设备等闲置,加之山东某医院对图纸设计方案拖延不定、故意拖延确定供货商,造成陕西某公司无法签订供货合同。同时不及时给予开工通知,造成陕西某公司无法按原计划开始施工。其后山东某医院一直拖延工程款,造成陕西某公司无法正常施工、支付工人工资、材料款的严重后果。在此情况下,陕西某公司尽最大努力垫资采购材料,组织人员施工,而山东某医院却找各种借口要求陕西某公司停工,并采取停电、雇用大量保安制止施工人员进场等手段迫使陕西某公司至今仍无法施工。
2009年6月23日,即在上述案件尚未审理终结期间,陕西某公司以山东某医院为被告向山东高院提起本案诉讼,其诉讼请求为:(1)依法确认山东某医院行为构成严重违约,导致合同已不可能履行;(2)判令山东某医院立即支付拖欠的工程款10578602.08元及其利息991200元;(3)判令山东某医院赔偿因其拖延付款、拒绝提供施工基础条件等严重违约行为,导致陕西某公司停工造成的经济损失13580800元;(4)判令山东某医院赔偿因其违约导致陕西某公司无法履行加工、采购、劳务等合同造成的其他经济损失18763070元;(5)判令山东某医院支付陕西某公司既得利益损失6195000元;(6)判令山东某医院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其起诉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为:2008年5月24日,陕西某公司与山东某医院签订山东某医院门诊保健综合楼幕墙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期为190天,合同总价款暂定为27214445.47元;合同签订10日内,山东某医院向陕西某公司支付20%(即542万余元)预付款;合同对其他内容也作了相关约定。合同签订后,山东某医院迟迟未履行支付预付款义务,致使陕西某公司施工材料、设备等闲置,加之山东某医院对图纸设计方案拖延不定、故意拖延确定供货商,造成陕西某公司无法签订供货合同。同时不及时给予开工通知,造成陕西某公司无法按原计划开始施工。其后山东某医院一直拖延工程款,造成陕西某公司无法正常施工、支付工人工资、材料款的严重后果。在此情况下,陕西某公司尽最大努力垫资采购材料,组织人员施工,而山东某医院却找各种借口要求陕西某公司停工,并采取停电、雇用大量保安制止施工人员进场等手段迫使陕西某公司至今仍然无法施工。山东某医院还单方要求解除施工合同,并私自把陕西某公司施工范围内的工程交给其他施工单位施工,导致合同无法履行,进而造成陕西某公司为该工程施工而与第三方签订的采购、加工等合同无法履行,给陕西某公司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山东高院受理本案后,山东某医院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称,在山东高院受理本案前,山东某医院已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同一法律事实和案由,以陕西某公司为被告,向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该案。陕西某公司也向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提起反诉。该院受理后将两案合并审理。其间,陕西某公司又向山东高院提起本案诉讼,且与前案本诉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同一法律事实和案由;与前案反诉的法律关系、事实理由和诉讼请求几乎完全相同,只是诉讼标的额由300万增至5000万。这说明本案诉讼实际上只是增加了前案反诉标的额,并不是一个新的诉讼。陕西某公司一案两诉、重复立案。
因陕西某公司向山东高院提起本案诉讼,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裁定中止陕西某公司与山东某医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的审理。
山东高院于2009年8月26日作出(2009)鲁民一初字第6号民事裁定:驳回陕西某公司的起诉。陕西某公司不服上述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18日作出(2009)民一终字第89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陕西某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8日作出(2010)民申字第00555号民事裁定:驳回陕西某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13日立案受理山东某医院与陕西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同年3月26日,陕西某公司提出反诉。此后,陕西某公司于2009年6月23日以山东某医院为被告,向山东高院提起诉讼,陕西某公司提起诉讼的案件与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案件,基于同一法律事实,且当事人相同、讼争的法律关系相同,只是陕西某公司向山东高院起诉的请求数额与其在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提出反诉的主张有所扩大。陕西某公司关于两个诉讼虽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但并非同一法律事实,且两个诉讼中陕西某公司的诉讼请求是不同的理由,最高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陕西某公司在历下区人民法院的诉讼中提起反诉,历下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该反诉,该诉讼正在审理中。陕西某公司事实上已经接受了历下区人民法院对该案的管辖。其后,陕西某公司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同一事实,将在历下区人民法院的诉讼中提出的反诉,又以历下区人民法院无级别管辖权为由而向山东高院提起诉讼。原裁定不予支持正确。原审对这一事实的认定清楚,陕西某公司提出原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要旨
1.法律事实是从司法裁判过程中抽象出来的,有别于客观事实。本案的基本法律事实是合同履行中一方当事人存在违约行为。当事人在两次起诉中分别提出的对方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与撤销合同,追究对方当事人违约责任,并不能得出本案基本法律事实不同的结论。
2.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同,应当是指诉讼请求相互不能替代或涵盖,以及请求权的属性不同,两次诉讼的裁判结果也应当不会相互影响。如果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只是主张支付款项数额增加或者减少,则不能视为诉讼请求不同。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年修正)第211条(本案适用的是2012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0条)
一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鲁民一初字第6号民事裁定(2009年8月26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一终字第89号民事裁定(2009年11月18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申字第00555号民事裁定(2010年6月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某甲公司、某甲青海分公司诉某乙公司、某乙公司青海分公司、某丙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23-16-2-115-007 · (2020)青民初6号 ·
民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附条件概括性转移工程款结算
裁判要旨:附条件的债权债务概括转让中所附条件未成就,原承包人并未放弃与发包人直接进行工程款结算的权利。且案涉工程款并未最终结算,发包方作为案涉工程的最终付款人和受益人,应当向原承包人承担付款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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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附条件/概括性转移/工程款结算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25日,某甲公司进行前期施工,但于2015年4月10日与某丙公司签订《解除施工合同协议》。后某丙公司与某乙公司签订《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某甲公司与某乙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双方约定某甲公司债权债务由某乙公司承接,但所附条件是——“如某乙公司不能实现某甲公司债权时,某甲公司有权向某丙公司主张”,某丙公司未签署该协议。根据案涉《协议书》中关于“某丙公司向某乙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某甲公司放弃该项目的所有债权债务”的约定,以及2015年某丙公司与某乙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以及某甲公司于2018年就提起本案诉讼向某丙公司主张权利的事实,某甲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某丙公司应当依合同向某乙公司付款,某甲公司就会依合同放弃该项目的债权债务。某丙公司向案外人易某某支付工程款,但不能免除某丙公司对某甲公司的付款责任。某丙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某丙公司对向易某某付款的产生的不利结果应当自行承担,不能以此对抗某甲公司的付款请求。一审判决某乙公司承担责任。二审改判某丙公司、某乙公司一并向某甲公司承担责任。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9日作出(2020)青民初6号民事判决:1.被告某乙公司、某乙公司青海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原告某甲公司、某甲公司青海分公司垫付的材料款等费用12,924,710.13元;2.被告某乙公司、某乙公司青海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某甲公司、某甲公司青海分公司经济损失6,209,606.94元;3.被告某乙公司、某乙公司青海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原告某甲公司、某甲公司青海分公司逾期付款利息;4.被告某乙公司、某乙公司青海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原告某甲公司、某甲公司青海分公司保全保险费23,398.2元;5.驳回原告某甲公司、某甲公司青海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某甲公司、某甲公司青海分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14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终361号民事判决:1.撤销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青民初6号民事判决;2.某乙公司、某乙公司青海分公司、某丙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某甲公司、某甲公司青海分公司垫付的材料款等费用12,924,710.13元;3.某乙公司、某乙公司青海分公司、某丙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某甲公司、某甲公司青海分公司经济损失6,209,606.94元;4.某乙公司、某乙公司青海分公司、某丙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某甲公司、某甲公司青海分公司逾期付款利息;5.某乙公司、某乙公司青海分公司、某丙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某甲公司、某甲公司青海分公司保全保险费23,398.20元;6.驳回某甲公司、某甲公司青海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焦点如下:
一、某丙公司是否应当向某甲公司、某甲青海分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的问题
根据某丙公司与某甲公司在2015年4月10日签订的《解除施工合同协议》中关于“经双方同意解除施工合同,前期工程施工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均由新中标的公司承担”的约定,该《解除施工合同协议》对某乙公司不能发生法律效力,某丙公司与某甲公司的施工合同关系虽然解除,但并未免除某丙公司的给付义务。同时,某甲青海分公司、某乙青海分公司在《协议书》中加盖公章,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某乙公司、某乙青海分公司应当依据其承诺向某甲公司、某甲青海分公司承担给付责任。虽然某丙公司未在《协议书》上签章,且表示持有原件但不认可《协议书》中关于其承担责任的内容,但某乙公司等在《协议书》中的承诺并未免除某丙公司在《解除施工合同协议》中所应承担的给付义务,某丙公司作为债务人仍应依据《解除施工合同协议》向某甲公司、某甲青海分公司履行其解除合同后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某丙公司亦应向某甲公司、某甲青海分公司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某丙公司向某甲公司、某甲青海分公司不承担责任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纠正。
本案审理的是某甲公司、某乙公司、某丙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而非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主张工程价款,故某丙公司关于其应在欠付某乙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此外,因易某某不是本案当事人,故某丙公司关于某甲公司向易某某借用施工资质产生的损失应由某甲公司自行承担的抗辩,本院不予采信。
二、某乙公司、某乙青海分公司是否应当向某甲公司、某甲青海分公司支付钢材款9,401,765元的问题
关于376号调解书确认某甲公司、某甲青海分公司给付某丁公司钢材款4,057,845元的问题。某甲公司、某甲青海分公司欠付某丁公司钢材款4,057,845元,某戊公司代为支付3,000,000元钢材款,其他款项经65号结案通知书确认已全部从某甲公司、某甲青海分公司账户扣划并已执行完毕,故某甲公司、某甲青海分公司已依据上述调解书履行了4,057,845元钢材款的付款责任。
关于某戊公司代为支付的3,000,000元钢材款,一审法院以上述款项已另案处理,某甲公司、某甲青海分公司不应向某乙公司、某乙青海分公司重复主张为由,将该3,000,000元款项予以扣除,本院不持异议。某甲公司、某甲青海分公司关于一审判决将某戊公司代某甲公司支付的3,000,000元认定为易某某支付有误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在某丁公司起诉前,某甲公司向某丁公司支付钢材款5,343,920元(9,401,765元-4,057,845元=5,343,920元)的问题。一审法院以某甲公司未能提交相关收据及银行的相关转账凭证,也未能证明其向某丁公司支付的钢材款数额且某甲公司说明亦不符合常理,而未予支持某甲公司关于钢材款5,343,920元的请求,并无不当。
某甲公司、某甲青海分公司关于一审判决对案涉材料费、人工费数额认定有误以及某乙公司、某乙青海分公司、某丙公司应当向某甲公司支付钢材款9,401,765元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三、一审法院对案涉《关于某某医院项目商砼款代扣支付的承诺》认定是否有误的问题
某甲公司提交的2016年10月28日《关于某某医院项目商砼款代扣支付的承诺》有某乙公司及某丙公司盖章,虽然该份承诺中涉及的金额为某己公司商砼款5,027,220元,且明确是某乙公司施工产生的商砼款,但从证据的关联性角度而言,某甲公司提交的该份证据所述款项不能证明与案涉69号判决书认定的某乙公司、某乙青海分公司给付某乙公司混凝土款项11,027,220元有关或系同一笔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对《关于某某医院项目商砼款代扣支付的承诺》的认定并无不当。
四、一审法院对案涉钢材款利息、商砼款利息及王某某防水利息计算基数及给付日是否认定有误的问题
关于案涉钢材款利息的问题。376号调解书所涉款项于2016年7月8日全部执行完毕,某甲公司、某甲青海分公司主张自2015年11月10日起计算垫付利息的意见不能成立。某戊公司代为支付的3,000,000元已经另案起诉,该款项利息亦不应予以支持。鉴于某甲公司、某甲青海分公司在一审诉讼请求明确将利息计算至2020年5月10日,故一审法院对该钢材款利息的认定并无不当。
关于案涉商砼款利息的问题。案涉69号判决书所涉款项于2018年11月30日执行完毕,鉴于某甲公司、某甲青海分公司在一审诉讼请求明确将利息计算至2020年5月10日,故一审法院对该商砼款利息的认定并无不当。
关于王某某防水利息的问题。某甲公司请求以884,216.08元为基数,自2018年11月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问题。上述利息请求系案涉王某某防水工程款项对应的利息,某甲公司在一审确定诉讼请求时并未对该笔款项的利息提出请求。且某甲公司在该案判决后未积极履行给付义务,其要求某乙公司、某乙青海分公司承担被法院强制执行后产生的经济损失缺乏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八条的规定,某甲公司、某甲青海分公司二审提出王某某防水利息均应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请求超出其一审诉讼请求的范围,无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五、关于案涉相关费用的负担问题
结合本案事实,一审法院酌定由某乙公司、某乙青海分公司承担保全保险费23,398.20元,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某丙公司亦应承担此笔款项的连带责任。此外,某甲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各方对于律师费的负担有明确约定,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律师费的支出属于必要费用的损失范畴,故一审法院对该项诉求未支持并无不当。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诉讼费用的负担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综合当事人胜诉、败诉情况依职权决定。某甲公司、某甲公司关于应由某乙公司、某乙青海分公司、某丙公司承担全部案件受理费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某甲公司、某甲青海分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1.撤销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青民初6号民事判决;2.某乙公司、某乙公司青海分公司、某丙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某甲公司、某甲公司青海分公司垫付的材料款等费用12,924,710.13元;3.某乙公司、某乙公司青海分公司、某丙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某甲公司、某甲公司青海分公司经济损失6,209,606.94元;4.某乙公司、某乙公司青海分公司、某丙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某甲公司、某甲公司青海分公司逾期付款利息;5.某乙公司、某乙公司青海分公司、某丙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某甲公司、某甲公司青海分公司保全保险费23,398.20元;6.驳回某甲公司、某甲公司青海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要旨
附条件的债权债务概括转让中所附条件未成就,原承包人并未放弃与发包人直接进行工程款结算的权利。且案涉工程款并未最终结算,发包方作为案涉工程的最终付款人和受益人,应当向原承包人承担付款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6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7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1款第2项(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1款第2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第328条
一审: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青民初6号民事判决(2020年9月9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终361号民事判决(2021年9月1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东北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诉吉林市某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23-16-2-115-008 · (2011)吉民一终字第92号 ·
民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无效竣工验收工程价款
裁判要旨:双方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签订的数份施工合同均被认定无效时,应通过双方订立合同的磋商过程、合同文字的表述、合同履行情况、诉讼过程中的权利主张,以及各方面综合因素考虑,探究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以此作为工程款结算的依据。无资质的实际施工人不能按照定额标准结算工程款,除非发包人与承包人协商一致,将依据定额结算工程款作为合同内容的一部分。固定价款合同履行中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并不当然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而要考虑这种重大变化是否可以预见,以及能否导致订立合同的基础动摇或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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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无效/竣工验收/工程价款
基本案情
东北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东北某建设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 吉林市某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吉林某房地产公司)给付工程款28175721.79元,自2009年8月21日起算给付利息;2.某房地产公司承担诉讼费用。
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7年,吉林某房地产公司开发X项目一、二区,对外招标。吉林某房地产公司与庄某某商谈该楼施工事宜后,庄某某借用吉林某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吉林某建设公司)资质进行投标。2007年8月,吉林某建设公司中标二区工程,中标价7506万元(其中1号商住楼投标单价992.78元/平方米,总价2910.06万元;2号商住楼投标单价1050元/平方米,总价3077.76万元;5号商住楼投标单价1050元/平方米,总价148.575万元;6号商住楼投标单价1050元/平方米,总价303.45万元;7号商住楼投标单价1050元/平方米,总价232.155万元;地下车库800元/平方米,总价834万元。总计7506万元)。1、2号商住楼为庄某某施工的鉴定报告中所称的X3、4号住宅楼,5、6、7号商住楼为庄某某施工的鉴定报告中所称的裙房。吉林某建设公司没有按照招投标文件要求与吉林某房地产公司签订书面合同。2008年5月吉林某建设公司退出中标工程,并出具退出书函,明确表示“我公司决定退出施工建设,其所发生的一切事宜我公司不负任何责任”。此后庄某某施工队继续施工。2008年7月,庄某某借用东北某建设公司资质重新投标并中标。中标内容与吉林某建设公司一致。同年7月17日,吉林某房地产公司与东北某建设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承包工程为X综合楼二区的土建、水暖、电气工程,即中标的全部工程。合同对价款约定:合同价款为5250万元(以结算为准),采用可调价格方式确定:关于合同价款调整方法约定:除地下两层、地上1-3层按施工图预算结算,地上四层以上按补充协议条款执行。补充条款约定:地下室部分执行吉林省2006年建筑预算定额预算定价。该工程始终由庄某某施工队进行施工。2009年1月15日,吉林某房地产公司以施工进度和质量存在问题为由,向东北某建设公司发出解除施工合同的通知。2009年4月1日,双方对庄某某施工队已完成的工程进行了盘点,形成了书面文件后,庄某某施工队撤出现场。至此,庄某某施工队完成了地下室到地上26层框架结构和部分水电工程的施工。此后,本案第三人王某、郑某某借用东北某建设公司分公司名义进行剩余工程的施工。2009年东北某建设公司单方制作工程预算书,结算工程总价款为69581338.79元。2009年8月21日东北某建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吉林某房地产公司给付工程款28175721.79元。2009年12月工程经验收合格。2010年8月7日吉林某房地产公司与东北某建设公司和庄某某对账,共同确认已付工程款42823662.30元。吉林某房地产公司在本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吉民一终字第92号二审判决生效后,根据该判决于2012年6月4日给付东北某建设公司分公司工程款3586519.90元。经一审法院委托,鉴定部门对X3、4号楼26层以下(含26层一半)的工程造价进行鉴定,其中包括X二区基础及地下室两层,二区裙房(1-3层及设备夹层),二区3、4号楼标准层4-26层,其中26层施工一半。该鉴定计算的工程造价是由直接工程费、措施费、间接费、材料价差、利润、定额测定费、税金、构件增值税八个部分组成。对于全部工程(包括庄某某已完工程)鉴定造价为155075130.80元。鉴定结论:第一种方法,依据招投标文件,对地下室两层、裙房和4层以上住宅按照施工图纸分别进行整体预算和庄某某施工队完成部分的预算,然后求得庄某某施工队完成部分占各部分总造价比例,乘以投标文件中各部分的投标合价,累加后即为庄某某施工队完成部分的总造价。总造价为:3107.336万元。第二种方法,按照甲乙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对地下两层、裙房和4层以上住宅部分均按照2006年吉林省定额标准鉴定,造价为72680816.84元。此造价中因庄某某施工队没有办理《吉林省企业劳动保险取费证书》,根据吉林省建设厅文件吉建造〔2008〕2号文件,该鉴定预算中人工费未作调整,且社会保障费的相关项目取费率均按归零计取。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另查明:二审查明:(1)2008年7月16日,庄某某借用东北某建设公司资质就涉案工程重新中标。中标内容与吉林某建设公司一致。次日,吉林某房地产公司与东北某建设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备案。(2)杨某某与吉林某房地产公司、东北某建设公司、庄某某、第三人吉林某建设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1日作出(2012)吉民一终字第179号民事判决,判决吉林某房地产公司返还杨某某工程押金500万元,并支付利息。吉林某房地产公司不服,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3日作出(2013)吉民申字第1496号民事裁定,驳回了吉林某房地产公司的再审申请。该裁定认为,吉林某房地产公司此前已支付东北某建设公司工程款42823662.30元中的315万元,不应认定为该公司返还的工程押金。因此,本案一审法院认定吉林某房地产公司已付东北某建设公司工程款为42823662.30元,是正确的。(3)关于鉴定结论中第一种方法计算的庄某某完成部分占各部分总造价的比例,庄某某、吉林某房地产公司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过程中均认可消防喷淋、泵房工程不是庄某某承包范围。鉴定机构为此出具补充意见认为,在扣除消防喷淋和泵房工程(含给排水设备和暖通设备)相应的造价后,庄某某完成部分的比例分别为:地下77.373%、裙房62.013%、住宅36.516%。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另查明,关于鉴定结论中以第一种方法计算的庄某某完成部分占各部分总造价的比例,庄某某、吉林某房地产公司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过程中均认可消防喷淋、泵房工程不是庄某某承包范围。鉴定机构为此出具补充意见认为,在扣除消防喷淋和泵房工程(含给排水设备和暖通设备)相应的造价后,庄某某完成部分的比例分别为:地下77.373%、裙房62.013%、住宅36.516%。2009年东北某建设公司单方制作的工程预算书,结算工程总价款中主体已完工程(标准层)部分,即地上四层以上部分的材料价差一项,重复计算4340109元。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本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吉民再终字第9号二审判决生效后,执行给东北某建设公司款项530万元。
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3日作出(2012)吉中民再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一、某房地产公司给付某建设公司工程款18246226.09元;二、某房地产公司给付某建设公司判决第一项工程款的利息,自2009年8月21日起计算至本金全部付清时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与本金同时给付;三、驳回某建设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某建设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28日作出(2013)吉民再终字第9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吉中民再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吉中民再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三、变更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吉中民再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某房地产公司给付某建设公司工程款28175721.79元”。某房地产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11日作出(2013)民申字第2482号民事裁定:指令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9日作出(2014)吉民再字第14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吉中民再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及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吉民再终字第9号民事判决;二、某房地产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某建设公司工程款18526459.60元及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09年8月21日起计算至给付之日止);三、驳回某建设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1)两次中标及东北某建设公司与吉林某房地产公司2008年7月17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无效。庄某某自认其分别以吉林某建设公司和东北某建设公司的名义投标并中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五十四条“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的规定,庄某某以吉林某建设公司名义投标并中标,后在工程已经实际施工一年后,又以东北某建设公司名义投标并中标,均属于骗取中标,两次中标均无效。庄某某作为X1号楼、2号楼的实际施工人,工程所需的材料费、设备费、人工费等费用由其直接垫付。2013年1月4日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吉中民再初字第6号案件第一次庭审中,庄某某自认其与金域公司约定按利润的10%交纳管理费。在2013年6月19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吉民再终字第9号案件第一次庭审中,庄某某自认其是借用东北某建设公司资质。以上事实应认定庄某某作为实际施工人存在借用资质的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的规定,吉林某房地产公司与东北某建设公司于2008年7月17日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因该工程现已经竣工验收合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东北某建设公司作为承包人有权请求吉林某房地产公司参照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支付工程价款。
(2)地下室及地上一至三层的工程款应按照鉴定结论的第二种方法,即依据《吉林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JLFD-2006)确定。东北某建设公司与吉林某房地产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三部分第六项第23.2条约定:“本合同价款采用可调价格方式确定,合同价款调整方法:除地下两层、地上1-3层,按施工图预算结算,地上四层按补充协议条款执行。”第47条约定:“补充条款:1.补充条款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地下室部分执行吉林省2006年建筑预算定额预算定价。”双方对于地下室部分明确约定执行吉林省2006年建筑预算定额预算定价,对于地上一至三层,约定按照施工图预算结算,故应当参照双方此种约定计算工程造价。吉林某房地产公司在明知庄某某系无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个人的情况下,仍与其约定按照吉林省2006年建筑预算定额计算工程造价,现又以庄某某无资质,不能取得特级资质企业相关费用为由主张鉴定结论第二种方法中地下室和地上一至三层部分的间接费、利润等不应由庄某某获得,不予支持。依据鉴定结论第二种方法,庄某某施工队完成的地下室的工程造价为21381446.86元,地上一至三层部分的工程造价为18103551.53元,合计39484998.39元,故此部分的工程款应以其为标准确定。吉林某房地产公司关于地下室两层及地上一至三层裙房,鉴定报告计算材料差明显错误的主张,因吉林某房地产公司在原审中对此鉴定报告未提出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申请,应视为吉林某房地产公司对此鉴定报告内容的认可。故对吉林某房地产公司的此点主张,不予支持。
(3)地上四层以上部分的工程款应按照鉴定结论第一种方法,即中标通知书及投标标价汇总表中的固定价格确定。东北某建设公司与吉林某房地产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三部分“专用条款”第一条第2项中约定“合同文件组成及解释顺序:执行《通用条款》第2款中合同文件组成的解释顺序”,而《通用条款》第2款约定:“合同文件及解释顺序。2.1合同文件应能相互解释,互为说明。除专用条款另有约定外,组成本合同的文件及优先解释顺序如下:(1)本合同协议书;(2)中标通知书;(3)投标书及其附件;(4)本合同专用条款;(5)本合同通用条款;(6)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7)图纸;(8)工程量清单;(9)工程报价单或预算书。合同履行中,发包人承包人有关工程的洽商、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视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双方对于工程价款的约定在第三部分“专用条款”第六条合同价款支付部分,第23.2条约定:“本合同价款采用可调价格方式确定。采用可调价格合同,合同价款调整方法:除地下两层,地上1-3层,按施工图预算结算,地上四层以上按补充协议条款执行。”第47条约定:“补充条款:1.补充条款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地下室部分执行吉林省2006年建筑预算定额预算定价。”因双方并未对地上四层以上部分工程价款达成补充协议条款,同时根据双方前述条款的语言表述内容看,双方对此部分并未同意按2006年建筑预算定额计算,否则双方关于地上四层以上部分工程款通过补充协议的约定则无意义。按照双方合同中约定的优先解释顺序,应参照中标通知书及投标书及其附件等内容予以确定。同时,因庄某某系无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个人,依据吉林省工程造价管理站的复函意见,在合同没有明确约定适用《吉林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JLFD-2006)的情况下,不应适用《吉林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JLFD-2006)确定工程造价。且东北某建设公司在本案一审时向法院提交的其单方制作的工程预算书中,对于地上四层以上部分的计算方法,也并非完全依据《吉林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JLFD-2006)予以计算,其中并不包含间接费及利润部分。
地上四层以上部分为固定价格,已经包含成本、费用、利润、税金及风险因素等全部内容。庄某某作为实际施工人,其先后以吉林某建设公司、东北某建设公司名义于2007年8月、2008年7月两次与吉林某房地产公司履行了招投标手续,并在第二次中标后,于2008年7月17日与吉林某房地产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根据东北某建设公司在一审时提供的省建设厅2008年3月27日发布的吉建造〔2008〕8号文件《关于发布建设工程材料价格指导意见的通知》,以及2008年第3期至第8期吉林地区材料价格表,期间钢材价格在大幅度上涨后,已呈连续下降趋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规定,2008年7月双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市场环境异常变动已经发生,并非属于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客观情况的重大变化,不符合情势变更情形。而事实上,双方仅对地下室和地上一至三层部分约定按照施工图预算结算,而未对此前招投标文件中住宅部分约定的固定价格进行变更,且庄某某施工队也直至2009年4月1日才撤离施工现场。因此,地上四层以上的住宅部分应按照中标通知书及投标标价汇总表中的固定价格结算,不应计算材料差。
依据鉴定结论的第一种方法及鉴定机构出具的补充意见,住宅3号楼中标价格为30777600元,住宅4号楼中标价格为29100600元,住宅部分中标价格合计59878200元,庄某某施工队完成的地上四层以上部分占住宅的总比例为36.516%,则庄某某施工队完成的地上四层以上部分的工程款应为59878200×36.516%=21865123.51元。
(4)吉林某房地产公司应当给付东北某建设公司工程款利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第十八条:“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的规定,吉林某房地产公司应按照本案工程交付之日计算工程款利息。但东北某建设公司要求自起诉之日即2009年8月21日给付利息,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支持。
(5)吉林某房地产公司在本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吉民一终字第92号二审判决生效后,根据该判决于2012年6月4日给付东北某建设公司分公司的工程款3586519.90元,以及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本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吉民再终字第9号二审判决生效后,已经执行给东北某建设公司的530万元,在本判决执行时一并予以扣除。
(6)吉林某房地产公司主张庄某某施工队完成工程部分存在质量问题,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双方于2009年4月1日对工程量进行盘点,吉林某房地产公司也实际接收了涉案工程。吉林某房地产公司所举其与王某、郑某某的现场签证,庄某某并不认可,无法证明庄某某施工队施工工程存在质量问题,故吉林某房地产公司主张扣除相应费用亦无事实依据。
(7)庄某某施工队施工部分的工程款应为地下室和地上一至三层的工程款39484998.39元,加上地上四层以上部分的工程款21865123.51元,总计61350121.90元。扣除吉林某房地产公司已付工程款42823662.30元,吉林某房地产公司还应支付东北某建设公司工程款18526459.60元。
裁判要旨
双方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签订的数份施工合同均被认定无效时,应通过双方订立合同的磋商过程、合同文字的表述、合同履行情况、诉讼过程中的权利主张,以及各方面综合因素考虑,探究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以此作为工程款结算的依据。无资质的实际施工人不能按照定额标准结算工程款,除非发包人与承包人协商一致,将依据定额结算工程款作为合同内容的一部分。固定价款合同履行中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并不当然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而要考虑这种重大变化是否可以预见,以及能否导致订立合同的基础动摇或丧失。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33条(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5月13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1条、第2条、第26条、第27条(本案适用的是2005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条、第17条、第18条)
一审: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吉中民再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2013年4月3日)
二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吉民再终字第9号民事判决(2013年10月28日)
再审审查: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2482号民事裁定(2014年8月11日)
再审判决: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吉民再字第14号民事判决(2015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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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某金属屋顶成型安装有限公司诉丰润县某建材开发公司等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
2023-16-2-115-009 · (1998)唐经初字第205号 ·
民事建设工程合同合同无效财产返还范围过错
裁判要旨: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因合同取得财产的一方应向支出财产的一方返还财产。返还财产的范围为所取得的全部财产和费用,而不仅指取得财产一方现在所占有的财产和利益。如合同无效系双方当事人的过错所致,因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双方应各自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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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建设工程合同/合同无效/财产返还范围/过错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8年6月17日,唐山某金属屋顶成型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金属屋顶公司)与某建材开发公司(后更名为丰润县某建材开发公司)签订了金属拱型波纹屋顶承包建筑安装合同,约定:某金属屋顶公司为某建材开发公司建设安装一、二、三、四号金属拱型屋顶大厅,工程总建筑面积11229.18平方米,总价款354.8万余元,施工日期40天,从1998年8月10日起至1998年9月20日止。工程质量达到设计要求及建筑规范要求,符合《金属拱型屋顶质量检验评定表》规定的数据。双方约定合同生效后某建材开发公司于1998年6月27日向某金属屋顶公司支付工程款100万元。
合同签订后,某金属屋顶公司即组织对所承包工程的三、四号大厅进行施工。某建材开发公司于1998年7月14日、7月27日、9月14日分别给付某金属屋顶公司工程款40万元、20万元、40万元,总计100万元。某金属屋顶公司完成了三、四号大厅屋顶工程后,开始对一、二号大厅屋顶进行施工。1998年9月25日,某建材开发公司向某金属屋顶公司提出工程存在质量问题,双方经协商,由某金属屋顶公司对三、四号大厅存在的问题给予修缮。1998年9月26日,某金属屋顶公司向某建材开发公司提供了关于三、四号大厅屋顶工程修整方案的书面报告。1998年9月28日,某建材开发公司将施工现场停电,并于1998年9月30日向某金属屋顶公司送达了终止合同通知。
某金属屋顶公司因无法施工而诉至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某建材开发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一审期间,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1月27日委托河北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对三、四号大厅的工程质量进行检测。经检测:三、四号大厅的金属拱型波纹屋顶除彩板厚度及埋件间距外,其余各项检测值均不能满足企业质量标准的要求,均未达到该施工企业标准及同类企业标准中的合格要求,并给这两座建筑造成影响结构安全的质量隐患,不能保证结构的安全使用。1999年4月13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8)唐经初字第205号民事裁定:(一)终止双方签订的某建材开发公司四期工程金属拱型波纹屋顶承包合同。(二)准许某建材开发公司对某建材开发公司四期工程的一、二号大厅屋顶工程另行组织安装施工。(三)双方对某建材开发公司四期工程的三、四号大厅屋顶的质量纠纷,待鉴定结论作出后,再行处理。
1999年8月,某建材开发公司组织人员擅自将三、四号大厅拆除,拆除后的材料由某建材开发公司保管。
另查明,某建材开发公司于1998年3月11日由丰润县某经济联合社和丰润县某居民委员会共同投资经办,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其以法人名义对外签订合同,所使用的公章是经公安部门批准后刻制的。一审期间,某建材开发公司于1998年7月27日经工商登记注册。某金属屋顶公司未办理资质证书。
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11月2日作出(1998)唐经初字第205号民事判决:一、某金属屋顶公司与某建材开发公司所签订的建筑安装承包合同无效;二、某金属屋顶公司返还某建材开发公司工程款100万元,工程安装后拆除的彩板以及未安装放置在工地上的彩板归某金属屋顶公司所有;三、某建材开发公司给付某金属屋顶公司100万元工程款的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借款之日起到返还本金之日止计算),某金属屋顶公司承担60%,某建材开发公司承担40%;四、工程损失费796579.4元,某金属屋顶公司承担477947.64元,某建材开发公司承担318631.76元;五、鉴定费8.7万元,由某金属屋顶公司承担;六、丰润县某经济联合社、丰润县某居委会不承担责任;七、某金属屋顶公司、某建材开发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某金属屋顶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4月24日作出(2000)冀经二终字第25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唐经初宇第205号民事判决;二、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某建材开发公司返还某金属屋顶公司工程投入1129052.53元。某建材开发公司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4月28日以(2000)冀经监宇第30号民事裁定对本案进行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8月21日作出(2000)冀经再字第30号民事判决:一、撤销该院(2000)冀经二终字第25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唐经初字第205号民事判决。某金属屋顶公司仍不服,向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审查后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以高检民抗(2003)11号民事抗诉书就本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04年2月19日作出(2003)民一抗字第11号民事裁定,决定提审本案,并于2005年8月19日作出(2003)民一抗字第11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冀经再字第30号、(2000)冀经二终字第25号民事判决和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唐经初字第205号民事判决书主文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和第五项;二、维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唐经初字第205号民事判决书主文第一项、第六项和第七项;三、某金属屋顶公司返还某建材开发公司已支付的工程款100万元,某建材开发公司补偿某金属屋顶公司1007075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金属屋顶公司与某建材开发公司在签订建筑安装拱型金属屋顶承包合同时,某建材开发公司没有经过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不具备法人资格,某金属屋顶公司作为建筑承包方亦未取得工程安装资质,原审判决认定该合同无效是正确的。依照法律对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当事人依该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予返还。故某金属屋顶公司应返还某建材开发公司已支付的工程款100万元;某建材开发公司应按已经完成工程的实际价值对某金属屋顶公司给予补偿。
本案工程内容是四个大厅计11229.18平方米的金属拱型波纹屋顶的建筑安装,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某金属屋顶公司基本完成了三、四号大厅的施工,一、二号大厅也已开始备料和施工,原二审判决按工程的形象进度结合某金属屋顶公司的初始主张,认定某金属屋顶公司已完成合同约定工程总量的60%,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因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且本案已完成的工程经鉴定为不合格工程,某金属屋顶公司依据合同约定,主张某建材开发公司应支付已完成工程价款248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对于不合格工程,一般可采取修理、加固或者拆除等办法进行处理,某建材开发公司在没有证据证明某金属屋顶公司已完成工程不具备修复或加固条件的情况下,擅自拆除了该工程,导致诉讼中无法对其实际状况和价值进行评估,应对某金属屋顶公司实际投入本案工程的1007075元予以补偿。某金属屋顶公司主张其在本案工程实际投入了200余万元,因不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不予支持。本案合同无效系双方当事人的过错所致,因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双方各自承担。某建材开发公司未经允许擅自拆除本案工程,因此发生的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
裁判要旨
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因合同取得财产的一方应向支出财产的一方返还财产。返还财产的范围为所取得的全部财产和费用,而不仅指取得财产一方现在所占有的财产和利益。如合同无效系双方当事人的过错所致,因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双方应各自承担。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7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8条)
一审: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唐经初字第205号民事判决(1999年11月2日)
二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冀经二终字第25号民事判决(2000年4月24日)
第一次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冀经再字第30号民事判决(2001年8月21日)
第二次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一抗字第11号民事判决(2005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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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建设公司诉某产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23-16-2-115-010 · (2008)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172号 ·
民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质量不合格违约责任施工情况验收情况鉴定结论
裁判要旨:工程的质量是否合格,在当事人有争议并且已经进行了司法鉴定的情况下,应当依据鉴定结论作出判断。但是,在施工的过程中每一道工序都已由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勘察单位、监理单位、质检单位参与验收,且都是在上述单位认可其上一工序质量合格之后才进入下一工序施工的情形下,案涉工程质量最终被鉴定为成批不合格,应当认定责任不完全在施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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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质量不合格/违约责任/施工情况/验收情况/鉴定结论
基本案情
发包人某产业公司起诉请求:判令承包人某建设公司返还多收取的工程款3541549.12元,赔偿工程质量缺陷整改修复费用10433669.55元,赔偿工程延期完工损失16394193元,承担违约金100万元,退还担保金230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5月10日,某产业公司和某建设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合同书》,约定由某建设公司承建某产业公司厂房基础工程。合同签订后,某建设公司进行了施工。案涉工程于2008年1月25日停工,某建设公司于2008年4月30日撤场。某工程质量检验测试中心接受委托对乙厂房已完工程的现状进行了检测。某工程检测中心接受委托,对案涉工程质量作出了《司法鉴定书》。某建筑设计分院接受委托出具了案涉工程加固方案。依据上述质量鉴定报告和加固方案,2012年9月12日,某造价咨询公司出具鉴定报告,结论为:乙厂房工程全部已施工工程费用合计2061541.30元;鉴定甲厂房基础和乙厂房基础及主体全部已施工部分的加固措施合计费用为10433669.55元。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7日作出(2008)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172号民事判决:一、某建设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某产业公司多支付的乙厂房工程款3154225.70元;二、某建设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某产业公司工程质量缺陷整改修复费用10433669.55元;三、某建设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某产业公司租金损失17524827元;四、某建设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退还某产业公司保证金50万元;五、驳回某产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某建设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11日作出(2013)渝高法民终字第00054号民事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二、四、五项;二、变更一审判决第三项为:某建设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某产业公司延期完工损失1695951元。某建设公司仍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再367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二审判决;二、维持一审判决第一、四、五项;三、变更一审判决第二项为:某建设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某产业公司工程质量缺陷整改修复费用6457114.79元;四、变更一审判决第三项为:某建设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某产业公司延期完工损失1695951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质量缺陷整改修复费用问题。某建设公司主张,鉴定的修复整改费用10433669.55元,比原本的建筑费用高出数倍,明显超出了当事人签订合同时可预见的范围,明显不公。本院认为,某建设公司是专门的建筑公司,对于建筑工程质量不合格所可能造成的后果应当知道。本案案涉厂房因质量不合格需要整改修复的费用,原审法院根据鉴定意见认定为10433669.55元,超出了案涉工程的造价。已建的不合格工程的修复费用超出原造价,可能有多种理由,例如,整改修复本身的技术难度高于重新建造,整改修复时的建筑市场价格已发生变化等等。因此,某建设公司仅以整改修复费用高于原工程造价为由主张原审判决存在错误,不能成立。
从某造价咨询公司出具的修复整改费用鉴定报告看,修复整改费用10433669.55元中的绝大部分是用于“甲、乙厂房桩基础按批评定不合格”的具体加固措施,其费用高达9941386.90元。在诉讼中,某建设公司认可其施工质量只存在局部问题,而不认可基础工程部分存在重大的质量问题,并一直主张厂房基础施工经过六家单位分步验收,某建设公司对基础全部是按照设计施工,逐个工序提交某产业公司组织五家单位验收,上一个工序验收通过才进行下一个工序施工,并提交了会议纪要、验收记录等证据。某产业公司虽然在一审庭审中主张“没有相关单位签字盖章,会议纪要与签到表没有关系,验收报告不能说明工程没有问题,仍然可以鉴定,所以上述证据不能证明工程没有质量问题”,“我们仅是程序验收,不是质量验收”,但并没有否认分步验收的真实性,而是主张工程质量是否合格只能依据鉴定结论作出判断。本院认为,工程的质量是否合格,在当事人有争议并且已经进行了司法鉴定的情况下,应当依据鉴定结论作出判断。现依据鉴定结论,应认定工程质量不合格。但是,某建设公司在进行施工的过程中,每一道工序,都已由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勘察单位、监理单位、质检单位参与验收,且都是在上述单位认可其上一工序质量合格之后才进入下一工序施工的。现鉴定报告提出的基础工程存在桩底软弱夹层和夹泥裂隙影响主体结构的安全性、桩端扩底和嵌岩深度达不到设计要求等问题,与工程分步验收中的结论明显不符。应当认定,案涉厂房基础工程质量最终被鉴定为成批不合格,责任不完全在施工方某建设公司。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一条关于“因施工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发包人有权要求施工人在合理期限内无偿修理或者返工、改建”的规定,本院认为,对甲、乙厂房基础加固措施费用9941386.90元,应由某建设公司承担部分费用,综合考虑本案具体事实,可酌定由其承担60%。而对于厂房基础加固费用之外的其他维修费用,则应由某建设公司全部承担。据此计算,某建设公司承担的费用应为6457114.79元。原审判决判令某建设公司承担全部维修整改费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裁判要旨
工程的质量是否合格,在当事人有争议并且已经进行了司法鉴定的情况下,应当依据鉴定结论作出判断。但是,在施工的过程中每一道工序都已由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勘察单位、监理单位、质检单位参与验收,且都是在上述单位认可其上一工序质量合格之后才进入下一工序施工的情形下,案涉工程质量最终被鉴定为成批不合格,应当认定责任不完全在施工方。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01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81条)
一审: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172号民事判决(2012年12月27日)
二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渝高法民终字第00054号民事判决(2013年10月11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367号民事判决(2017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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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安装工程公司诉某实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23-16-2-115-011 · (2013)西民四终字第00446号 ·
民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途退场工程款援用另案事实
裁判要旨:对于当事人之间争议的事实,应综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另案生效判决查明确认的事实,在本案诉讼中应全面准确援用,避免只引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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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途退场/工程款/援用另案事实
基本案情
某安装工程公司诉称:其于2011年9月开始为被告某实业公司开发建设的案涉住宅楼工地施工。2012年6月该项目施工到10层,被告开始支付工程款,分两次共支付工程款330万元。案涉项目2012年10月9日封顶,此后被告以各种借口一直拖欠工程款。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某实业公司支付工程款11892169.91元及欠款利息832451.83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某安装工程公司、某实业公司双方口头约定,由某安装工程公司承建某实业公司发包的案涉商住小区1号楼工程,后某安装工程公司进行了该1号楼的建设施工。2011年11月,某安装工程公司交纳50万元保证金。2012年7月4日,某安装工程公司收到某实业公司支付的工程进度款300万元。2012年8月10日,某安装工程公司收到某实业公司付款30万元。在施工中,某安装工程公司另案起诉要求某实业公司返还保证金50万元,2013年10月23日,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西民四终字第00446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某实业公司与某安装工程公司之间具有事实上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判令某实业公司返还保证金50万元。2012年11月,案涉商住小区1号楼工程竣工。在本案审理中,某安装工程公司、某实业公司均认可案涉商住小区1号楼工程总造价为16036212元,也均认可整个工程由一支施工队伍完成施工。某安装工程公司主张该施工队伍由其组织管理,提交了其组织施工的相关证据及2011年1月至2012年10月向计某发放工资的凭证。某实业公司则认为该施工队伍由计某个人组织管理,提交了计某组织施工的相关证据。计某到庭作证,表示认可某实业公司的主张。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28日作出(2014)西中民四初字第00542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某实业公司支付原告某安装工程公司工程款11892169.91元;二、被告某实业公司支付原告某安装工程公司工程款利息832451.83元。某实业公司不服,以应追加计某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为由提起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3日作出(2015)陕民一终字第0029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某实业公司不服,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后于2019年4月18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再200号判决:一、撤销(2014)西中民四初字第00542号民事判决和(2015)陕民一终字第00298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某安装工程公司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某安装工程公司是否于2012年7月中途退场。
第一,某安装工程公司一直主张2012年7月之后计某是作为该公司的员工而代表该公司在现场组织施工,但其既未提供与某实业公司之间能覆盖2012年7月之后的工程的施工、结算等方面文件,亦未能提供计某与某安装工程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合同、社保记录等关键性证据。
第二,某安装工程公司虽然提供了所谓2011年1月至2012年10月其向计某发放了工资的证据材料,但仅以2011年4月为例,其付给计某2000元,如计某果系代表该公司组织施工的负责人,钱款数额上即不合常理,且计某对此种款项为工资的属性予以否认,并当庭给出了系其他项目帮忙跑腿的酬劳的合理解释。
第三,在另案(2013)西民四终字第00446号中,某安装工程公司在法院询问时已经明确认可该公司已于2012年7月退出案涉工地,此节自认的事实,也与本案中某实业公司的主张和计某的证言相互印证吻合。
第四,本案二审认定某安装工程公司要求某实业公司支付拖欠工程款理由正当,系以另案(2013)西民四终字第00446号生效民事判决已经认定某安装工程公司与某实业公司之间具有事实上的建设施工合同关系为佐证,而该另案判决虽然确认了某安装工程公司与某实业公司之间具有事实上施工合同关系,但并未认定某安装工程公司完成了案涉工程全部施工,反而恰恰确认了某安装工程公司中途撤场的事实。因此,本案应当认定某安装工程公司已于2012年7月中途从案涉工程退场,故原审认定某安装工程公司应取得案涉工程的全部工程款,属认定事实错误,予以纠正。某安装工程公司以其完成全部施工为事实基础而起诉主张全部工程价款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
裁判要旨
对于当事人之间争议的事实,应综合全案证据予以认定。另案生效判决查明确认的事实,在本案诉讼中应全面准确援用,避免只引用部分。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1款第2项、第214条第1款(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6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1款第2项、第207条第1款)
一审: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西中民四初字第00542号民事判决(2015年8月28日)
二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陕民一终字第00298号民事判决(2016年2月23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200号民事判决(2019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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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某公司诉青岛某房地产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3-01-2-091-001 · (2019)鲁02民初899号 ·
民事房屋买卖合同起诉条件诉的利益
裁判要旨:人民法院判断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的问题,应以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关于原告起诉条件的相关规定为标准。原告起诉请求被告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当事人之间存在权利义务关系的现实争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条件,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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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房屋买卖合同/起诉条件/诉的利益
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某公司诉称:上海某公司已按合同履行了付款义务,但青岛某房地产公司始终未按合同约定为上海某公司购买的房产申请办理网签备案及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手续。故请求:一、判令青岛某房地产公司立即为上海某公司购买的青岛XX号《XX·XX项目(X地块)》29栋1单元702户、802户、902户、1002户、1102户、1301户房产向房地产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网签、备案及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二、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邮寄费、公告费等一切费用由青岛某房地产公司承担。后在庭审过程中当庭追加诉讼请求,请求注销在涉案房屋上设立的在建建筑物抵押登记。
法院查明,2017年11月28日,青岛某房地产公司(甲方)与上海某公司(乙方)就青岛XX号《XX·XX项目(X地块)》29栋1单元702户、802户、902户、1002户、1102户、1301户房产分别签订《青岛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由上海某公司购买上述房屋,其中1301户约定价款为4117 400元,702户、802户、902户、1002户、1102户约定价款均为4074840元。上述合同均在十一条约定:甲方定于2019年12月31日前将该房屋交付给乙方;第十四条约定:在甲方取得房地产权属登记证明后180天内,由甲、乙双方签署本合同规定的《房屋交接书》。《房屋交接书》作为该房屋过户手续的必备文件。甲、乙双方在签署《房屋交接书》之日起365天内,由双方依法向青岛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价格申报、过户申请手续、申领该房屋的房地产权证;第三十条约定:本合同自双方签字/x公证处公证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经甲、乙双方网上签约,即视为甲、乙双方向房地产登记机构申请办理合同登记备案;第三十二条约定:甲、乙双方选择同意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180日内向房地产登记机构申请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
上海某公司于2017年11月28日、2017年12月4日向青岛某房地产公司《汇款委托书》指定账号转款共计25500000.00元。2018年12月6日,青岛某房地产公司向上海某公司出具收据一份,收据内容为:“今收到上海某公司购房款人民币贰仟伍佰伍拾万元整,小写金额:¥25500000.00元”。青岛某房地产公司在收款人处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杨某的私章。
2017年11月29日,青岛某房地产公司取得涉案房屋的预售许可证。至于涉案房屋的现状,青岛某房地产公司称涉案项目仅建至地上四层,目前一直处于停工状态。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0日作出(2019)鲁02民初899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上海某公司的起诉。上海某公司不服一审裁定,以双方就合同的履行问题产生纠纷,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上海某公司具有诉的利益等为由,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0日作出(2020)鲁民终56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上海某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再200号民事裁定:一、撤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终56号民事裁定及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2民初899号民事裁定。二、指令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应以民事诉讼法关于案件受理条件的规定为判断标准。当事人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并进行实体审理。本案中,上海某公司起诉时向法院提供了其与青岛某房地产公司签订的六份《青岛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及付款凭证等证据材料,用以证明上海某公司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法人。且《青岛市商品房预售合同》中明确约定双方同意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180日内向房地产登记机构申请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上海某公司请求青岛某房地产公司履行合同义务,其起诉的被告明确具体,有明确的诉讼请求,且该请求属于涉案的《青岛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的义务内容。故上海某公司的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且不存在应被驳回起诉的法定情形,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上海某公司的起诉,并应就上海某公司主张的诉讼请求进行实体审理并作出处理。
关于上海某公司对其主张的诉讼请求有无诉的利益的问题。上海某公司请求青岛某房地产公司履行向房地产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网签、备案及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的行为,表明上海某公司与青岛某房地产公司之间就青岛某房地产公司就继续履行《青岛市商品房预售合同》项下合同义务存在争议;且上海某公司存在通过诉讼防止合同项下的房屋被青岛某房地产公司一房二卖的情形发生的确认利益,由此避免由于争议所导致的权利不确定性,因此,上海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具备原告行使诉权所需要的当事人之间存在权利义务的现实争议和诉的利益两个要件,上海某公司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综上,原审裁定驳回上海某公司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裁判要旨
人民法院判断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的问题,应以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关于原告起诉条件的相关规定为标准。原告起诉请求被告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当事人之间存在权利义务关系的现实争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条件,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受理。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2条、第127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124条)
一审: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2民初899号民事裁定(2019年9月10日)
二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终56号民事裁定(2020年2月20日)
再审审查: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再200号民事裁定(2021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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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某诉利川市某房地产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3-01-2-091-002 · (2018)鄂2802民初4197号 ·
民事诉讼房屋买卖合同管辖权异议答辩期协议管辖
裁判要旨: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除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之外,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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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诉讼/房屋买卖合同/管辖权异议/答辩期/协议管辖
基本案情
原告谭某起诉称,2015年8月12日,原告与被告利川市某房地产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书》,约定被告将其开发的位于利川市谋道镇某村某组的“翠某林”旅游度假休闲中心房屋三套卖给原告,2016年6月30日交房,被告当即给原告出具了购房款收据。现在被告既未依约按期交付房屋,又未归还借款,说明被告有欺诈嫌疑。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立刻交付房屋、办理产权登记,并支付利息至被告实际交房为止。
被告代理人在开庭审理中提出管辖权异议。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2日作出(2018)鄂2802民初4197号之一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处理。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层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9日作出(2020)最高法民辖44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审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从上述规定来看,被告对于案件的管辖权提出异议,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本案中,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依据是双方的特别约定,而该约定中只有被告利川市某房地产公司单方盖章,无原告谭某的签名、捺印或盖章,其主张双方已经就相关争议达成管辖协议,证据明显不足。同时,利川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8日受理本案,并于2018年8月13日送达被告,随后被告就本案开庭时间提出申请,请求延期开庭,2018年10月16日提交了委托律师的相关手续,在这期间,被告一直未提出管辖权异议,直至利川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1日一审开庭审理,被告代理人始提出管辖权异议,严重超出上述规定的时限。利川市人民法院因被告管辖权异议而裁定移送管辖不当。
裁判要旨
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除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之外,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8条、第130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6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5条、第127条)
移送管辖: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法院(2018)鄂2802民初4197号之一民事裁定(2018年12月12日)
指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辖44号民事裁定(2020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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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某某诉辽宁某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案
2023-01-2-128-001 · (2016)辽0108民初5463号 ·
民事种植养殖回收合同不动产林木林地专属管辖
裁判要旨:当事人起诉要求解除林木所有权及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因诉讼标的不涉及林木、林地权属的确认、分割问题,故不属于不动产纠纷,也不符合应当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的情形,不适用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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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种植、养殖回收合同/不动产/林木、林地专属管辖
基本案情
过某某起诉称,2007年4月9日,过某某与辽宁某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林木所有权及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林木看护合同》等,约定转让内蒙古兴安盟林地的林木所有权及林地使用权等事宜。现过某某已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但辽宁某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未将林木交付过某某,故诉请判令解除案涉合同、辽宁某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退还林木转让费等。
辽宁省新民市人民法院以案涉标的涉及不动产、应当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为由,于2018年2月6日作出(2016)辽0108民初5463号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至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人民法院处理。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人民法院认为辽宁省新民市人民法院裁定移送不当,逐级报请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经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商未果,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20日作出(2022)最高法民辖69号民事裁定:本案由辽宁省新民市人民法院审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系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不动产纠纷是指因不动产的权利确认、分割、相邻关系等引起的物权纠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本案中,当事人因履行案涉林木所有权及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等发生争议,虽然诉争标的物涉及林木、林地,但结合过某某诉请来看,主要为解除合同、返还林木转让费等,当事人争议焦点不涉及案涉林木、林地权属的确认、分割问题,本案不属于不动产纠纷,也不符合应当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的情形,不适用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案涉《林木所有权及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林木管护合同》约定,发生争议,由辽宁某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前述协议管辖条款,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辽宁某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位于辽宁省新民市,辽宁省新民市人民法院是本案的管辖法院。辽宁省新民市人民法院将有管辖权的案件移送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人民法院处理不当,应当予以纠正。
裁判要旨
当事人起诉要求解除林木所有权及林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因诉讼标的不涉及林木、林地权属的确认、分割问题,故不属于不动产纠纷,也不符合应当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的情形,不适用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规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4条、第35条(本案适用的是2021年12月24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4条、第35条)
移送管辖:辽宁省新民市人民法院(2016)辽0108民初5463号民事裁定(2018年2月6日)
指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辖69号民事裁定(2022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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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某置业有限公司诉青岛某房地产公司合同纠纷案
2023-01-2-483-002 · (2018)鲁02民初1278号 ·
民事合同债权债务承继人原告资格
裁判要旨:合同债权债务的承继人依据原合同起诉,与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即便法院查明认定的合同性质与原告主张的合同性质不同,也不影响原告依据合同提起诉讼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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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合同/债权债务承继人/原告资格
基本案情
原告青岛某置业公司诉称,原甲置业公司与青岛某房地产公司于2014年12月10日签订《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共同开发“少海曦畔”项目,该项目地块(面积31750.3平方米)登记在青岛某房地产公司名下,原甲置业公司的投资占50%,项目完成后,双方按照所占股份各50%的比例收益。协议书签订后,原甲置业公司对涉案项目进行了投资,偿还青岛某房地产公司的银行贷款利息,并建造售楼处等,但青岛某房地产公司始终怠于进行投资开发,经原甲置业公司催促后青岛某房地产公司仍然不履行合作开发义务,致使合作开发无法进行,《合作协议书》的目的已经无法实现。故请求判令:1.解除原甲置业公司与被告青岛某房地产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书》,并要求青岛某房地产公司返还全部投资款及部分收益5000万元(暂定,以评估价值为准);2.诉讼费、保全费由青岛某房地产公司承担,青岛某置业公司胜诉后由法院返还。
青岛某房地产公司辩称:1.原甲置业公司没有进行实际投资,该《合作协议书》也未实际履行,原甲置业公司在诉状也认可合作无法进行、无法实现,因此根本也不存在收益的事情。请求依法驳回原甲置业公司的诉讼请求。2.2016年10月31日,青岛某房地产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匡某与原青岛某房地产公司签订公司转让合同,将原青岛某房地产公司的所有财产一次性转让给现青岛某房地产公司法定代表人匡某,公司原股东为刘某,现公司工商登记为买受人匡某。至于原甲置业公司与青岛某房地产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现法定代表人匡某到现在也不知晓。综上,原甲置业公司所诉与事实不符,原甲置业公司与青岛某房地产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未实际履行也没有进行实际投资,更不存在收益的实行,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甲置业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查明:原甲置业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2日注销,注销原因是公司合并或分立。原甲置业有限公司2019年4月24日的股东会决议载明,原甲置业有限公司同意被青岛某置业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的青岛某置业有限公司承继。青岛某置业有限公司于2019年9月18日以已吸收合并原甲置业有限公司、承继原甲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为由,请求参加本案诉讼,一审法院依法予以准许。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鲁02民初1278号民事裁定:驳回青岛某置业公司的起诉。青岛某置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鲁民终510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青岛某置业公司不服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8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再76号民事裁定:一、撤销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2民初1278号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终510号民事裁定;二、指令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定认为,原审裁定已经查明,一审期间原甲置业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2日注销。原甲置业公司2019年4月24日的股东会决议载明,原甲置业公司同意被青岛某置业公司吸收合并,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的青岛某置业公司承继。青岛某置业公司于2019年9月18日以已吸收合并原甲置业公司、承继原甲置业公司的债权、债务为由,请求参加本案诉讼,一审法院依法予以准许。
本案的一二审裁定认定的事实共涉及三个协议。一是2013年6月28日青岛某房地产公司(甲方)与刘某(乙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签约双方约定刘某受让青岛某房地产公司100%股权,股权转让对价为6188万,青岛某房地产公司主要财产为案涉开发“少海曦畔”项目的土地使用权及相关房地产开发资质。二是2013年7月29日刘某(甲方)与张某(乙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约定刘某向张某转让青岛某房地产公司50%股权。三是2014年12月10日甲方青岛某房地产公司(张某)与乙方原甲置业公司(刘某)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约定青岛某房地产公司与原甲置业公司共同开发“少海曦畔”房地产项目,双方公司以及法定代表人均签字盖章确认,同时还约定刘某与张某暂时不就双方的股权变动办理工商登记。原甲置业公司依据2014年12月10日甲方青岛某房地产公司(张某)与乙方原甲置业公司(刘某)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起诉青岛某房地产公司,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解除原甲置业公司与青岛某房地产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书》,并要求青岛某房地产公司返还全部投资款及部分收益5000万元(暂定,以评估价值为准)。因此,2014年12月10日甲方青岛某房地产公司(张某)与乙方原甲置业公司(刘某)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是青岛某置业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请求权基础。青岛某置业公司作为原甲置业公司的债权债务承继人,有权以该《合作协议书》为依据起诉合同相对方。首先,《合作协议书》的签约主体为原甲置业公司和青岛某房地产公司,《合作协议书》首部明确,甲方为“青岛某房地产公司(张某)”,乙方为“原甲置业有限公司(刘某)”,协议签章处加盖有原甲置业公司与青岛某房地产公司的公章,原甲置业公司和青岛某房地产公司自愿订立《合作协议书》并具有受协议书约束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围绕原甲置业公司和青岛某房地产公司联合开发“少海曦畔”项目的目的,《合作协议书》对原甲置业公司和青岛某房地产公司的合同权利和义务进行了明确约定,具体包括合作原则、标的、方式、项目实施和收益等内容。对于《合作协议书》签订后,原甲置业公司与青岛某房地产公司之间就《合作协议书》项下合作开发少海曦畔项目有无展开实质具体的合作,需通过实体审理进一步查明。一审法院已经认定青岛某置业公司作为原甲置业公司的债权债务承继人,作为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青岛某置业公司有权以《合作协议书》为依据,针对合同相对方青岛某房地产公司提起诉讼。再审申请人青岛某置业公司的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本案双方当事人诉讼主体适格,应当进行实体审理。即便原审认定“可以确认青岛某置业公司据以提起本案诉讼的该份《合作协议书》,名为合作协议,实为关于青岛某房地产公司股权的转让合同,转让方与受让方分别为刘某与张某”,也应当就再审申请人青岛某置业公司的诉讼请求进行实体审理,依法判决,而不应仅从诉讼主体上予以驳回起诉。一二审裁定适用法律有错误。
裁判要旨
合同债权债务的承继人依据原合同起诉,与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即便法院查明认定的合同性质与原告主张的合同性质不同,也不影响原告依据合同提起诉讼的权利。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2条、第177条、第178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第170条、第17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30条
一审: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2民初1278号民事裁定
二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终510号民事裁定
再审审查: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再76号裁定(2021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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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某诉戴某排除妨害纠纷案
2023-07-2-039-001 · (2021)沪0104民初8225号 ·
民事排除妨害共同居住权利滥用安土重迁
裁判要旨:子女虽登记为房屋产权人,但在处理家庭内部关系时,不应仅关注不动产登记,而是要综合考虑购买房屋的资金来源、家庭居住情况、一方承诺等因素。子女作为登记权利人行使民事权利时应注意必要限度,遵循中华民族安土重迁的传统,充分尊重、理解母亲想在长期居住房屋内颐养天年直至终老的意愿,充分考虑房屋便于母亲就医、社交等因素,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排除老年人居住权利,切实保障老年人居住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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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排除妨害/共同居住/权利滥用/安土重迁
基本案情
戴某(85岁)系吕某之母。案涉房屋登记于吕某名下。吕某夫妇为接送孙辈上学于工作日与戴某共同居住。吕某因感房屋较小、生活不便,欲置换房屋,承诺保障戴某居住需求。戴某认为自己已在该处居住半生,邻里熟悉,就医便利,希望能在此终老。即使新居面积更大、条件更优,亦不愿搬离旧宅。因协商未果,吕某以房屋所有权人身份起诉请求判令戴某不得妨害其置换房屋行为。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20日作出(2021)沪0104民初8225号民事判决,驳回吕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吕某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5日作出(2021)沪01民终1190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经审理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案涉房屋系吕某父亲生前因单位保障家庭用房所购买。戴某此前放弃登记为产权人,但不因此丧失居住权。吕某欲置换房屋以提高居住品质,但戴某已至耄耋之年,有在此颐养天年直至终老的意愿,吕某轻视戴某意愿而欲售房置换不当。判令驳回吕某的诉请正确。
裁判要旨
子女虽登记为房屋产权人,但在处理家庭内部关系时,不应仅关注不动产登记,而是要综合考虑购买房屋的资金来源、家庭居住情况、一方承诺等因素。子女作为登记权利人行使民事权利时应注意必要限度,遵循中华民族安土重迁的传统,充分尊重、理解母亲想在长期居住房屋内颐养天年直至终老的意愿,充分考虑房屋便于母亲就医、社交等因素,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排除老年人居住权利,切实保障老年人居住权益。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36条
一审: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21)沪0104民初8225号民事判决(2021年7月20日)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1民终11902号民事判决(2021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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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某泉、林某等诉浙江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衢州分公司等排除妨害纠纷案
2023-07-2-039-002 · (2019)浙0803民初3907号 ·
民事排除妨害妨害物权业主管理公约物业管理车辆进出
裁判要旨:依据法律规定制定的管理公约或管理规约,对业主具有约束力。物业管理公司执行管理公约中关于限制业主车辆自由进入小区之规定的物业服务行为,不属于妨害物权。业主请求排除妨害的,依法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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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排除妨害/妨害物权/业主管理公约/物业管理/车辆进出
基本案情
原告舒某泉、林某等诉称:原告均系浙江省衢州市某小区业主,被告为小区物业管理公司,为小区提供物业服务。被告自2019年5月起,无端阻拦原告等人的车辆进出该小区,原告多次与被告沟通无果,通过向社区反映、报警亦未能得到处理。原告认为,被告系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应当为小区业主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为进出小区提供便利。现被告不仅不提供服务,反而阻碍原告等业主自由出入小区,其行为已构成侵权。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允许原告驾驶的车辆自由进出案涉小区,排除妨害。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浙江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衢州分公司、浙江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辩称:被告作为案涉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系依照约定履行物业管理责任,不存在侵权。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舒某泉与叶某、林某与廖某芳、史某涛与赵某、江某龙与周某琴、陆某云与林某霞系夫妻关系,均为案涉小区业主,浙H9S×××、浙H16×××等分别是原告舒某泉、林某等驾驶的车辆,被告系案涉小区前期物业管理公司。案涉小区建成后,因地面停车位仅有27个,不能满足全体业主车辆停放要求,导致部分业主将车辆停放在车位之外的小区道路上。2019年4月10日,衢州市公安消防支队衢江区大队(以下简称衢江消防大队)、衢州市衢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衢江住建局)经实地演练测试后发布《温馨告示》,载明“案涉小区内道路上不应停放机动车辆,也无法增设机动车临时停车位”。此后,为落实文明城市创建要求,加强小区车辆管理,被告结合业主建议及此前衢江区信访部门调处意见,制定了《管理公约》,并由衢江住建局、某社区、小区联系部门衢江区委办党支部于2019年4月22日至25日向业主征求意见,在总计1003户业主中,赞同727户,反对119户,不配合78户,保留意见68户,随大流3户,中立意见6户,弃权2户。2019年4月26日,衢江房管处、某社区对上述征求意见的结果进行了公示,两被告也开始按照上述《管理公约》内容对小区车辆进行管理。根据《管理公约》载明的内容,业主可持身份证、不动产权证、行驶证等资料到物业管理公司前台办理车辆信息登记并录入系统,所有登记车辆均可自由出入小区;小区路面27个地面停车位先到先得,停满后,有车库车位业主需将车辆停入地下车库,无车库车位业主需自行驶离小区;实行临时停靠制度,临时停靠时,车辆需打双闪,停靠时间不得超过30分钟;对违规停放的车辆,物业管理公司将进行文明劝阻,劝阻后仍不配合的,报综合执法局、公安交警及消防部门处理,出现类似行为累计三次的,删除车辆的识别信息。《管理公约》实施后,因原告林某驾驶的浙H16×××等车辆均违反上述《管理公约》累计三次以上,故被告依照《管理公约》规定将上述车辆的自动识别信息删除。此后,双方多次因为通行问题发生纠纷。另查明,被告未删除原告舒某泉驾驶的浙H9S×××车辆的自动识别信息。
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法院于2020年3月9日作出(2019)浙0803民初3907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舒某泉、叶某等人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各原告均提起上诉。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8日作出(2020)浙08民终36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业主大会的决定,对业主具有约束力,业主应当遵守业主大会制定的管理规约。业主在行使物权时,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本案中,被告作为案涉小区的前期物业管理公司,为解决因车多位少引发的停车纠纷,在结合业主建议及衢州市衢江区信访部门调处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管理公约》,并经意见征集,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赞成,故上述《管理公约》对包括原告在内的小区业主均具有约束力。诉讼中,原告提出《管理公约》征求意见的结果不真实,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对其所述意见不予采信。因原告林某等驾驶的浙H16×××等车辆多次不按规定停放,违反《管理公约》三次以上,且又拒绝签署自愿遵守《管理公约》的承诺书,为确保小区消防安全,两被告依据《管理公约》对上述车辆实施管理,并无不当。
庭审中,被告明确提出,如原告书面承诺遵守《管理公约》,可以恢复其登记车辆的自动识别信息,使其进出小区不受影响,但上述原告仍明确表示拒绝遵守《管理公约》。这足以表明,原告驾驶的车辆之所以失去进出小区的便利,完全系其自身拒不承担文明停车的义务所致,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亦应当由其自行承担。至于原告舒某泉驾驶的浙H9S×××车辆通行问题,因被告辩称其并未将该车的自动识别信息删除,而原告舒某泉、叶某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侵权事实存在,故对其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依据法律规定制定的管理公约或管理规约,对业主具有约束力。物业管理公司执行管理公约中关于限制业主车辆自由进入小区之规定的物业服务行为,不属于妨害物权。业主请求排除妨害的,依法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8条、第280条、第286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76条、第78条、第83条)
一审: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2019)浙0803民初3907号民事判决(2020年3月9日)
二审: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8民终360号民事判决(2020年5月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孙某诉某居委会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
2023-07-2-044-001 · (2020)苏0923民初2646号 ·
民事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外嫁女土地权益保护
裁判要旨: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结婚、离婚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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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外嫁女/土地权益保护
基本案情
原告孙某诉称:孙某系某县某居委会十一组成员,户口从未迁出该集体经济组织,一直享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待遇。2018年年底,某居委会以外嫁女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为由,拒绝向孙某发放芦苇荡和良田集体分红款。在孙某多次交涉下,某居委会才将2018年度分红款发放给孙某。2019年年底,某居委会再次拒绝向孙某发放年度分红款,为此孙某多次与某居委会交涉未果。故起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向原告支付2019年度柴田分红款2100元、良(粮)田分红款600元,合计2700元;2.确认原告系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3.案件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某居委会未作答辩。
法院经审理查明:孙某父母为某县某镇某居委会十一组村民。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时,孙某取得该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户口亦一直在某居委会。2011年3月11日,孙某与张某某(非农业家庭户口)登记结婚,孙某的户口未迁出某居委会。近年来,某居委会将本居委会十一组柴田、粮田对外发包,收取承包金。2020年3月14日,某居委会在使用该十一组2019年度柴田承包金时,对每位十一组成员发放2450元柴田承包金分红,但孙某因属于“婚出姑娘”未享受该组柴田承包金分红。孙某要求取得2019年度柴田、粮田承包金分红未果,故诉至法院。
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19日作出(2020)苏0923民初2646号民事判决:某居委会向孙某支付2019年度柴田分红款2100元,限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履行完毕。判后双方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结婚、离婚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本案孙某依法取得了某居委会相应份额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结婚后户口未有迁出某居委会,亦未在其他集体经济组织取得承包地,某居委会未提供证据证明孙某丧失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故孙某应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等方面享有与其他成员平等的权利。某居委会以孙某属于“婚出姑娘”为由,不向其发放2019年度柴田承包金分红,该行为侵害了孙某的合法权益;对孙某要求某居委会支付相应份额的柴田承包金分红的诉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孙某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粮田流转及收益分配等情况,其要求某居委会支付2019年度粮田承包金分红600元证据不足,对该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结婚、离婚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5条、第56条(本案适用的是201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2条、第33条)
一审: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2020)苏0923民初2646号民事判决(2021年4月1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邹某甲、胡某某、邹某乙诉上海市闵行区某小区业主委员会业主撤销权纠纷案
2023-07-2-046-001 · (2020)沪0112民初36110号 ·
民事业主撤销权业主自治权少数业主表决事项
裁判要旨:业主所享有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由专有权、共有权及成员权组成,违法事项所侵害的是业主就专有或共有部分被合法管理的权利。在表决事项已明确违法的情况下,即使出现“多数决”,少数业主仍有权通过业主撤销权对抗。在判断业主大会的决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以及是否侵害业主的合法权益,需要把握好尺度,关注原告主体资格审查中的“诚实性”,把握表决程序审查中的“规则性与灵活性”,实现实体权益受损审查中的“合法性与容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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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业主撤销权/业主自治权/少数业主/表决事项
基本案情
原告邹某甲、胡某某、邹某乙诉称:系争业主大会决定侵害其合法权益,存在程序违法。现请求判令:撤销确定小区案涉楼栋西侧为建筑垃圾堆放点位的决定。
上海市闵行区某小区业主委员会辩称:1.系争建筑垃圾堆放点的表决事项系按照合法程序先由业委会进行讨论,后经同意召开业主大会进行表决,相关表决事项均予以了公示。选票的送达、开票、计票均完全合法,最终同意票及专有部分建筑物面积均已超过三分之二,符合法律规定的改建、重建建筑物及附属设施所要求的比例,故系争决定不存在应当撤销的情形。2.小区的《议事规则》《管理规约》均由房管部门指导制作,且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文件均合法有效,且进行了备案。3.此次业主大会决议事项属于事后追认。系争建筑垃圾堆放点是2005年小区第一个物业公司就已经建造的,该垃圾堆放点一直用到2013年,后因镇里检查严格,故被告在2013年将该建筑垃圾堆放点围了一圈80公分高的围墙,防止垃圾外溢。2019年污水改造时,又顺便将围墙再加高。两次改造均未产生费用。4.系争建筑垃圾堆放点确实有少数业主会投放生活垃圾,但是垃圾分类之后就没有这种情况了。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邹某甲、胡某某、邹某乙系闵行某小区业主,该小区2017年11月30日经业主大会会议讨论通过的《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第十条(业主大会表决形式)载明:“已送达的表决票,业主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反馈意见或者不提出同意、反对、弃权意见的,视为反馈有效票中多数业主的意见。视为同意或者反对的,不适用于差额选举业主委员会或差额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等情形”。
2020年8月4日,闵行某小区业委会在小区公告栏张贴《小区建筑垃圾池改造及河边人行步道太阳能灯安装实施方案的公示》,内载:“实施项目名称:小区建筑垃圾池改造。预算资金:18600元。……其他情况说明:1.建筑垃圾池拟两个地址备选。选址一:案涉楼栋西侧原建筑垃圾堆放点位;选址二:小区另一楼栋西侧大杨树下面。长6米*宽4.5米*高2.2米;钢筋混凝土浇制。……3.根据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第十条规定,已送达的表决票,业主在规定时间内不反馈意见或者不提出同意、反对、弃权意见的,视为反馈有效票中多数业主的意见”。
2020年8月12日,闵行某小区业委会张贴《关于召开闵行某小区业主大会的公告》,对书面征询业主意见的方式、表决票的送达、表决形式、表决投票截止时间都进行了明确,该公告还附:工作人员名单公告、表决票样张、小区建筑垃圾池改造和河边人行步道太阳能灯安装报价单。其中,上海市闵行区闵行某小区业主大会小区建筑垃圾池改造及河边人行步道太阳能灯安装表决票中的表格部分,与上述公示内容一致。表决票内就表决选项则载明:“请业主在相应栏目内用‘√’表示意见,涂改、多选或不签名的视作无效票。一、小区建筑垃圾池改造的两个地址备选,二选一:小区楼栋西侧原建筑垃圾堆放点(无改造费用),同意(),不同意(),弃权();小区另一楼栋西侧大杨树下面(改造费暂定18600元),同意(),不同意(),弃权()……”
2020年8月28日,闵行某小区业委会发布《关于召开闵行某小区业主大会的补充公告》,称公开计票后发现统计情况有偏差,拟于2020年9月1日下午13:30在小区3号楼二楼会议室对统计情况进行公开复核,并择日公告表决情况。
2020年9月2日,闵行某小区业委会公示《上海市闵行区闵行某小区业主大会关于小区建筑垃圾池改造及河边人行步道太阳能灯安装会议决定的公告》,公告载明小区全体业主所持投票权数共703票,总计发放703张表决票。2020年8月28日上午9:30、9月1日下午13:30先后在小区3号楼二楼会议室公开计票和复核,将小区建筑垃圾池改造(二选一)的表决情况予以公告:
小区案涉楼栋西侧原建筑垃圾堆放点位(无改造费用):已表决的同意票数(人数361、专有部分建筑物面积38660);已表决的不同意票数(人数5、专有部分建筑物面积509);已表决的弃权票数(人数10、专有部分建筑物面积987);已表决的废票数(人数76、专有部分建筑物面积8018);未参与表决视作(人数203、专有部分建筑物面积21417);同意总数(人数564、专有部分建筑物面积60077);同意百分比(人数80.2、专有部分建筑物面积81.0)。
小区另一楼栋西侧大杨树下面(改造费暂定18600元):已表决的同意票数(人数26、专有部分建筑物面积2743);已表决的不同意票数(人数14、专有部分建筑物面积1458);已表决的弃权票数(人数14、专有部分建筑物面积1396);已表决的废票数(人数76、专有部分建筑物面积8018);未参与表决视作0;同意总数(人数26、专有部分建筑物面积2743);同意百分比(人数3.7、专有部分建筑物面积3.7)。
关于河边人行步道太阳能灯安装的表决情况为:已表决的同意票数(人数389、专有部分建筑物面积41039);已表决的不同意票数(人数44、专有部分建筑物面积4642);已表决的弃权票数(人数21、专有部分建筑物面积2217);已表决的废票数(人数40、专有部分建筑物面积4221);未参与表决视作(人数203、专有部分建筑物面积21417);同意总数(人数592、专有部分建筑物面积62456);同意百分比(人数84.2、专有部分建筑物面积84.2)。
通过以上表决,闵行某小区业主大会依据《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十八条作出决定:一、确定小区楼栋西侧为建筑垃圾堆放点位。二、同意河边人行步道太阳能灯安装。
邹某甲、胡某某、邹某乙认为《议事规则》违反民主程序,根据《议事规则》得出的选票结果是不利于原告,表决事项明显不公平,故未参与投票系争表决事项的表决过程中,将选票保留于己处,未予投票。
邹某甲、胡某某、邹某乙先后通过信访渠道向政府部门反映系争建筑垃圾堆放点事宜,向上海市闵行区某镇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中队邮寄《破坏绿化违法搭建构筑物行为报告》。后镇政府就系争建筑垃圾堆放点涉嫌损坏绿化一案予以立案。 2020年6月23日,镇政府向闵行区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出具《执法协助通知书》,要求对系争建筑垃圾堆放点是否为规划绿地提供协助。同月24日,闵行区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复函并提供一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小区规划总平面图。
2020年7月7日,镇政府向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责令改正通知书》,内载:“经查,你(单位)XX路XX弄楼栋西南侧占用绿化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的行为,违反了《上海市绿化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依据《上海市绿化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现责令你(单位):限期改正:在2020年7月18日9时00分前,作如下整改:恢复原样”。
2020年8月20日,上述涉嫌损坏绿化案件报案件延期审批并经审批通过,该报请审批内载:“第一届物业在2005年便将垃圾堆放点设置于此,由于时间长远,现任物业为第四任物业,没有相关材料。8月12日闵行某小区业主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召开闵行某小区业主大会的公告》,提出将对小区建筑垃圾堆放点改造等事项提交业主大会讨论,业主大会以书面征询业主意见的方式召开。目前为止,书面征询结果尚未统计完成,由于案情较为复杂,故申请延期”。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2日作出(2020)沪0112民初36110号民事判决:撤销上海市闵行区某小区业主大会于2020年9月2日作出的确定小区案涉楼栋西侧为建筑垃圾堆放点位的决定。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系争业主大会决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以及是否侵害三原告的业主合法权益。
业主大会作出的涉及小区业主公共利益的决定应当限于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并遵守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侵害业主合法权益或者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程序的,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业主行使撤销权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作出决定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具体到本案而言:
首先,关于原告的主体地位。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及禁止反言原则,在表决时投票赞成或未明确表示异议的业主不享有业主撤销权。本案原告虽未参与投票,但从原告2019年至今的投诉及诉讼情况来看,其对案涉楼栋西侧作为建筑垃圾堆放点存在明显的异议,故其具备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地位。
其次,关于系争决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本案经过业委会事先讨论、表决事项事先公示、公告召开业主大会各事项、公示业主大会工作人员名单、通过当面送达和非当面送达方式发放选票、规定时间内收集选票、公开唱票计票并复核选票等程序。从现有证据来看,被告在作出案涉表决过程中,通过发放表决票书面征求业主意见,且送达、回收表决票等程序并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但就计票情况来看,闵行某小区总计发放选票703票,根据选票统计表计算,“小区建筑垃圾池改造(二选一)”的统计选票总数却为709票(案涉楼栋西侧原建筑垃圾堆放点:同意361,不同意5,弃权10,废票76,未参与视为同意多数意见203;另一楼栋西侧大杨树下面:同意26,不同意14,弃权14,废票及未参与表决视作同意多数意见不再重复计算);而“河边人行步道太阳能灯安装”的统计选票总数则为697票(同意389,不同意44,弃权21,废票40,未参与表决视作同意多数意见203)。故,案涉两项决定事项存在6票的计票误差,闵行某小区在实际计票过程中已存在统计偏差后再行复核计票的情况,然其最终计票结果仍存在错误,可见其计票程序存在明显问题,从而难以保证其计票结果的真实性。据此本院认定系争业主大会的决定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
最后,关于系争决定是否侵害三原告的合法权益。本案在行政机关已认定系争建筑垃圾堆放点已违反地方性法规《上海市绿化条例》第三十七条,并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样的情况下,闵行某小区欲通过业主自治权将其合法化,违背公序良俗,亦与普通人最朴素的正义观相悖,业主自治权应有其合法的边界。系争决定通过多数人的“同意”来剥夺了系争建筑垃圾堆放点附近的包括原告在内的少数业主,就影响其居住环境的周边绿化被合法保护的权益。虽然从全体业主的共同利益出发,在可能影响部分业主利益时,部分业主应在合理范围内加以容忍,但前述全体业主的共同利益应当以符合法律、法规的范围为限。故本院认定系争业主大会的决定已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
综上,系争业主大会的决定既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亦已侵害原告的业主合法权益,故原告要求撤销该决定的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业主所享有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由专有权、共有权及成员权组成,违法事项所侵害的是业主就专有或共有部分被合法管理的权利。在表决事项已明确违法的情况下,即使出现“多数决”,少数业主仍有权通过业主撤销权对抗。在判断业主大会的决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以及是否侵害业主的合法权益,需要把握好尺度,关注原告主体资格审查中的“诚实性”,把握表决程序审查中的“规则性与灵活性”,实现实体权益受损审查中的“合法性与容忍性”。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8条、第280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76条、第78条)
一审: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2民初36110号民事判决(2021年3月2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丁某诉某业主委员会业主撤销权纠纷案
2023-07-2-046-002 · (2018)沪0112民初6331号 ·
民事业主撤销权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地下车库共同管理权利
裁判要旨:1.地下车库的管理使用直接关系到住宅小区生活秩序的和谐安定,属于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重大事项,应当由全体业主共同决定,而非全体地下车位业主决定。 2.将地下车库与地面车位作为整体停车资源,对地下车位业主停在地面车位的车辆提高收费标准的做法,起到了通过价格杠杆合理调节资源分配的效果,不构成对地下车位业主权益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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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业主撤销权/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地下车库/共同管理权利
基本案情
原告丁某诉称:自己是上海市闵行区某小区地下车位的产权人。2017年12月29日通过的该小区《机动车车辆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在地下车库增设临时停车位;地下车位业主的第二辆(含)以上的车辆按第二辆收费标准执行。上述规定不仅内容、程序违法,而且侵权。地下车库及其空间,包括消防、泵房等设备检修通道,作为独立使用对象,不属于小区全体业主共有。地下车库是原告及其地下车库的车位业主享有专有权的专有部分,被告的决定侵犯了原告等地下车库业主依法拥有的地下车库的排他所有权。原告作为小区业主,对小区全体业主共有的地面停车位,享有平等共有权、使用权,原告停在地面的车辆应当作为第一辆车付费。上述规定侵犯了原告对地下车库拥有的所有权,侵犯了原告对地面停车位享有的平等的无差别使用权。故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办法》。
某业主委员会辩称:《办法》的程序、内容合法且并未侵害原告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上海市闵行区××路××弄×号×室、人防地下车库地下1层车位(人防室××室)由原告丁某所有。上述地下车库使用性质为“民防工程”,除停车区域外,还有消火栓、水泵、泵房等设施设备,并留有消防通道。
上海市闵行区××路××弄共有住宅1362户,地下车位345个,地上车位357个,共702个车位,车位与户数比值是0.515。该小区《办法》规定,利用地下车库的设备检修通道且不影响地下车辆通行和停放车辆的场地用于小型车辆临时停放的车位,用黄线表示;地面车位业主车辆且牌照录入智能自动识别系统的,第一辆停车费为:150元/月;第二辆停车费为:300元/月;第三辆停车费为:600元/月,以此类推;地下车位业主的第二辆(含)以上的车辆录入电子自动识别系统的,按上述收费标准执行。
2017年11月29日,被告某业主委员会发布《关于启动召开业主大会的公告》,告知全体业主定于2017年12月14日至12月28日采用书面征求意见的方式召开业主大会,召开事项涉及审议表决《办法》等事项。2017年12月14日,被告某业主委员会发布《关于业主大会会议讨论事项的公告》,告知业主大会召开的具体方式与时间,讨论事项涉及审议表决《办法》等事项。之后,该小区部分业主签收了表决票。2017年12月24日,被告某业主委员会发布《关于非当面领取的表决票送达情况的公告》,告知业主大会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
2017年12月29日,被告某业主委员会发布《关于业主大会会议讨论事项表决结果的公告》,公布了讨论事项的表决结果,其中《办法》同意票1,229票,占89.9%,专有部分建筑面积182,149.65平方米,占建筑物总面积91.69%。同日,该小区业主大会作出同意《办法》从2018年3月1日起实施的决议。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2018)沪0112民初6331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丁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丁某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6日作出(2018)沪01民终951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原告丁某主张的撤销事由难以成立,理由如下:系争《办法》没有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主张地下车库作为独立使用对象,不属于小区全体业主共有,是原告及其他地下车位业主享有专有权的专有部分,但整栋建筑物要成为专有部分的前提是该建筑物作为一个整体登记在一个或数个所有人名下,显然涉讼地下车库已不具备成为专有部分的条件。原告的主张与事实相悖,法院不予采纳。本案引申出的问题是:当地下车库中的车位分别出售给小区业主以后,地下车库除地下车位以外的共有部分的使用是由小区全体业主决定,还是仅由全体地下车位的所有人决定。目前,法律对此没有明确规定。本案要解决上述问题需要注意以下因素:1.住宅小区建设时必须设置规定数量的停车位以保障业主的停车需求,地下车库作为住宅小区的配套设施,系为全体小区业主提供停车便利而建造。2.涉讼地下车库内还设有水泵、泵房等属于全体小区业主共有的设施设备。鉴此,系争地下车库中共有部分的使用事关住宅小区共同的生活秩序,应由小区全体业主决定;当然住宅小区全体业主作出的决定不能损害地下车位业主的专有所有权,亦不得对地下车位业主的通行构成妨害,而本案中,《办法》中不存在损害地下车位业主专有权或妨害通行的规定。综上,系争《办法》经小区全体业主表决通过,未侵犯原告合法权益。
原告还主张系争《办法》有关“地下车位业主的第二辆(含)以上的车辆按第二辆起收费标准执行”的规定侵犯了其对地面车位的平等共有权、使用权,原告在地面停车应该视为第一辆车。原告取得地下车位的所有权的确付出了对价,但原告提出上述主张忽略了一个前提,即地下车库与地面车位均属于住宅小区必要的配套设施,其使用应当服从于全体业主的共同利益。在自有车辆日益普及的今天,地下车库与地面车位已成为住宅小区内的重要资源。在一些建造年代较久远、车位与住户数量配比较低的住宅小区甚至成为稀缺资源,涉讼住宅小区即存在这一情况。如何公平合理地使用有限的停车资源无疑是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重大事项,应当由业主共同决定。系争《办法》将地下车库与地面车位作为整体停车资源,通过价格杠杆合理调节资源分配,既确保了每户业主基本的停车需求,又抑制了部分过高的停车需求,在小区的自治中彰显了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原告所主张的所谓平等使用权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亦有悖于全体业主的意思自治,法院难以支持其主张。
裁判要旨
1.地下车库的管理使用直接关系到住宅小区生活秩序的和谐安定,属于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重大事项,应当由全体业主共同决定,而非全体地下车位业主决定。
2.将地下车库与地面车位作为整体停车资源,对地下车位业主停在地面车位的车辆提高收费标准的做法,起到了通过价格杠杆合理调节资源分配的效果,不构成对地下车位业主权益的侵犯。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8条、第280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76条、第78条)
一审: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2民初6331号民事判决(2018年6月29日)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终9513号民事判决(2018年8月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郭某甲、胡某诉刘某某、建湖县某村民委员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
2023-07-2-061-001 · (2017)苏0925民初906号 ·
民事土地承包经营权丧偶农村妇女土地流转金
裁判要旨:无论是第一轮土地承包时计入分地名册的家庭成员还是后来新增加的家庭成员,只要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都平等享有承包经营权。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受法律保护,如其在丧偶后并未再嫁人,依然享有原先所在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合法权益应当予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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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土地承包经营权/丧偶农村妇女/土地流转金
基本案情
原告郭某甲、胡某诉称:1998年8月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时,郭某乙、胡某取得了所在村7.30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中包含诉争的1.72亩土地。2002年原告将其中的1.72亩土地交由被告刘某某代种。2014年该诉争的1.72亩土地由某村委会统一流转给他人种植,流转费统一交被告某村委会,原告多次向被告某村委会主张涉案土地流转费未果。故请求判令:一、被告某村委会从2017年起将涉案的1.72亩土地的流转金支付给原告;二、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某村委会与刘某某均未作答辩。
法院经审理查明:胡某与郭某乙(已死亡)系夫妻关系,1988年生育一子郭某甲。1998年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时,郭某乙取得了所在村7.3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中含诉争的1.72亩土地,并以郭某乙为户主取得了由某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002年左右郭某甲、胡某将涉案的土地1.72亩交由刘某某代种。2014年涉案土地由所在村即某村委会统一流转给他人种植,涉案土地流转金每年每亩800元。郭某甲、胡某对某村委会就涉案土地流转行为亦予以认可。原告多次向被告某村委会主张涉案土地流转费未果,故起诉至法院。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9日作出(2017)苏0925民初906号民事判决:一、被告建湖县某村民委员会从2017年起向原告郭某甲、胡某支付涉案1.72亩土地流转期间的流转金;二、驳回原告郭某甲、胡某其余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对其承包经营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1998年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时,郭某乙(已死亡)取得该涉案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由建湖县人民政府确认。其取得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时,郭某甲、胡某系家庭共同成员,是承包经营权的共享权利人。郭某乙死亡后郭某甲、胡某作为权利人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某村委会将涉案土地1.72亩及本村其他土地统一流转给他人种植收取的流转土地承包金依法应当支付给相关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利人。
裁判要旨
无论是第一轮土地承包时计入分地名册的家庭成员还是后来新增加的家庭成员,只要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都平等享有承包经营权。农村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受法律保护,如其在丧偶后并未再嫁人,依然享有原先所在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合法权益应当予以保护。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8条、第16条、第39条(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8月27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9条、第15条、第36条)
一审: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2017)苏0925民初906号民事判决(2017年6月1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常州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酒店分公司诉朱某餐饮服务合同纠纷案
2023-07-2-075-001 · (2017)苏0412民初7515号 ·
民事预约合同本约合同损害赔偿违约责任
裁判要旨:预约合同是一项以订立本约为目的的独立合同,基于预约合同性质的特殊性,违反预约合同所造成的损失不同于违反本约合同的违约责任,而是一种独立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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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预约合同/本约合同/损害赔偿/违约责任
基本案情
原告常州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酒店分公司诉称:原、被告于2017年4月15日签订《常州某酒店朱某某先生&沈某某女士婚宴初步协议》(以下简称《婚宴初步协议》)一份,宴会日期定在2017年9月17日,预计桌数55桌,标准5000元/桌。该协议约定“本协议一旦签订,若有任何取消,已付定金不予退还”,且参考以下补偿规定:“宴会前59天及59天以内之内取消,酒店将收取预计总消费的100%作为补偿。”后被告明确取消预定在9月17日中午的婚宴。根据《合同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上述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依约履行。经原告多次催告,被告未协商善后事宜,也未履行补偿金给付义务。为此,原告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被告向原告支付补偿金275000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朱某辩称:(1)本案所涉《婚宴初步协议》从法律性质看为预约合同,该协议中仅仅明确了定金和宴会时间,其他如餐饮标准、桌数、消费金额等均需在正式合同中予以明确,现正式餐饮服务合同并未签订,原告依据该《婚宴初步协议》(即预约合同)主张正式合同(即本约)的违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婚宴系因恋爱男女双方分手而取消,这一情况,被告在预定婚宴时无法预计到,对取消婚宴,被告主观上没有过错,原告也没有实际损失,但是原告基于婚宴取消的事实没收了被告交纳的5万元的定金,现还要通过诉讼追究275000元的补偿金,其诉求明显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3)本案所涉《婚宴初步协议》为原告拟定的格式条款,还包含了若干霸王条款,侵害了被告作为消费者享有的消费自主选择权,强迫消费,是一种无效的约定。综上,根据预约合同主张本约合同的违约责任,原告的诉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为其弟弟朱某某举办婚宴一事于2017年4月15日与原告签订《婚宴初步协议》一份,协议载明:宴会场地:某城宴会厅,宴会日期:2017年9月17日午,餐标:5000元/桌,酒水:可自带白酒、红酒,酒水服务含于以上报价中,桌数:预计55桌(如实际使用桌数低于50桌,酒店有权更改餐标),支付定金:5万元……协议载明的预付款及操作步骤为:签订本协议之日,锁定场地,酒店将收取5万元作为场地定金;宴会前45日,酒店根据市场变化提供最终菜单,菜单确认后酒店收取预计总消费的50%;宴会前15日,确认最终人数,签订合同,酒店将收取预计总消费的100%;宴会结束当日,临时增加的消费于宴会结束当天结算。协议载明的预定取消政策为:本协议一旦签订,若有任何取消,已付定金不予退还,不可转为留店消费,且参考以下补偿规定:宴会前60天及60天以上取消,酒店将收取预计总消费的70%作为补偿;宴会前59天及59天以内之内取消,酒店将收取预计总消费的100%作为补偿。协议载明的正式合同的签订为:请于宴会前至少15天来酒店签订正式合同。协议载明的婚宴优惠项目为(以下项目已包含在以上婚宴价格中):以上报价中包含提供雪碧、可乐、特种兵和本地啤酒两小时畅饮;以上报价中包含客房2间入住一晚含次日双人早餐;以上报价中包含最多1桌(10人)试菜(同婚宴菜单);以上报价中包含1间新娘化妆间;包含迎宾茶歇50人份。协议并载明了其他内容,包括:此协议需酒店公章盖章后生效,如无盖章视为无效协议;此协议视为正式合同的附件,活动开始前至少30天需另外签订正式合同文本;预期总花费不含酒店所在地征收的任何增值税、营业税或类似税费或估价等。该协议有原告销售代表张某和被告签字。原告在将该协议复印后,在复印件上加盖了原告单位公章。在上述协议订立前,被告已于2017年4月12日以刷卡方式向原告支付了款项5万元。
上述协议订立后,因恋爱男女双方分手这一客观情况的发生,婚宴无法举办,被告于2017年7月中下旬与原告方进行了沟通,告知婚宴无法举行,要求取消,原、被告双方虽对被告要求取消婚宴的具体时间陈述不一,但均认可被告是在婚宴举行前59天以内提出的,原告亦予以认可被告取消婚宴。2017年8月7日,原告通过某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律师事务部向被告发出律师函一份,其主要内容为:双方签订了《婚宴初步协议》,被告近期明确告知原告取消预定在2017年9月17日午的婚宴,原告已依约没收了被告已付的定金5万元;婚宴的取消对原告造成了损失,要求被告在收到律师函后3日内与原告协商补偿损失事宜。
因协商未果,原告于2017年10月24日具状向法院起诉,要求判如所请。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0日作出(2017)苏0412民初7515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常州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酒店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均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间签订的《婚宴初步协议》是预约合同还是本约合同;(2)被告支付的5万元是定金还是押金;(3)原告依据《婚宴初步协议》主张被告违约从而应向其支付补偿金275000元是否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1.关于争议焦点一。法院认为,该协议明确为初步协议,协议并载明了“请于宴会前至少15天来酒店签订正式合同”的内容,同时,特别声明部分亦载明“此协议为正式合同的附件,活动开始前至少30天需另外签订正式合同文本”。此外,该协议虽约定宴会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9月17日,场地为某城宴会厅,但实际使用桌数、餐标及菜单以及是否需要提前通宵布展、婚庆公司是否由酒店提供等婚宴服务合同的主要内容尚不确定,仍须双方订立最终的婚宴合同予以细化、明确。因最终人数不确定,协议载明的餐标、付款时间及金额也只能是初步安排。由此可见,原、被告双方经过磋商,就将来签署正式的餐饮服务合同达成了合意,该《婚宴初步协议》从性质上讲属于预约合同,而非本约合同。
2.关于争议焦点二。法院认为,根据《担保法》第89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本案中,被告于2017年4月12日即向原告支付了款项5万元。案涉《婚宴初步协议》明确载明被告需支付定金5万元,并载明协议一旦签订,若有任何取消,已付定金不予退还,不可转为留店消费。协议的上述内容符合定金的表现形式,且该定金的性质为立约定金,即为保证正式缔约而交付。在履行该《婚宴初步协议》的基础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原告可据此要求被告以放弃定金为代价,不再签订正式的餐饮服务合同。与押金不同,定金支付一般是在合同订立时或履行前,具有预先给付的特点,而押金的交付,或与履行合同同时,或与履行合同相继进行。被告关于该5万元款项交付时,双方已将其性质由定金变更为押金的辩称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确认。
3.关于争议焦点三。法院认为,预约合同的标的不是履行本约合同,而是根据预约合同的约定订立本约合同,不能依据双方所要订立的本约合同的权利义务来约束双方当事人。因此,预约合同的守约方仅能要求对方赔偿因违反预约合同而遭受的损失,而不能按照预定的本约合同的内容,请求赔偿其可预期的利益。违反预约合同给对方造成的损失,一般包括为磋商、洽谈支出的费用,准备履行合同而支出的费用及机会损失,但机会损失难以用金钱衡量。考虑到缔结婚姻关系乃人生大事应予慎重,男女双方分手导致本案餐饮服务合同未能最终订立并履行的,不宜归责于被告,且被告就不能履约的事实在预定的宴会时间前2个月左右及时通知了原告。综合考虑上述情况及原告的举证,以及本案已适用定金罚则的情形,为平衡各方利益,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再行支付补偿金2750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预约合同是一项以订立本约为目的的独立合同,基于预约合同性质的特殊性,违反预约合同所造成的损失不同于违反本约合同的违约责任,而是一种独立的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84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3条)
一审: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2017)苏0412民初7515号民事判决(2018年3月2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曾某某诉江西某实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3-07-2-084-005 · (2019)赣0731民初3197号 ·
民事买卖合同人防车位所有权使用权转让租赁期间
裁判要旨:投资者经人防主管部门批准取得的人防车位使用权,符合《民法典》中用益物权的法律特征。人防车位使用权可以转让或租赁,转让情形下不受二十年租赁期限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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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买卖合同/人防车位/所有权/使用权/转让/租赁期间
基本案情
2012年8月17日,原告曾某某购买被告江西某实业公司(简称某实业公司)出售的房屋一套,并签订了《赣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且双方已履行了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2017年9月12日,曾某某与某实业公司签订《地下集中式车位租赁协议》,协议约定:曾某某已购买住宅一套,经曾某某要求,某实业公司同意将该小区2#3栋人防地下集中式(编号)04号汽车停车位租赁给曾某某,租赁价格为95000元;租赁期为5年,租赁期满后,由曾某某方免租金继续使用该车位,双方不再另行签订租赁协议,直至曾某某方所购住宅土地使年限到期后自行解除。某实业公司应在2017年12月30日前交付该车位。同日,曾某某向某实业公司支付了租赁款,某实业公司也向曾某某出具了金额为95000元的收据,加盖某实业公司财务专用章。此后,双方按约定交付了车位。另查明,案涉小区2#3栋人防地下集中式(编号)04号汽车停车位所属地下人防设施,系由某实业公司投资建设,且未计入楼盘开发总成本,该工程完工后已于2014年11月18日进行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2019年2月25日,江西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向某实业公司核发了(于都)人防平字第001号《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证》。2019所8月21日,曾某某向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双方签订的名为“租赁”实为“买卖”的《地下集中式车位租赁协议》无效;2.判决某实业公司返还曾某某支付的车位购买费95000元;3.本案受理费由某实业公司承担。
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2019)赣0731民初3197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曾某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原告曾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0日作出(2020)赣07民终88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本案协议的性质如何确定;2、本案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关于本案协议的性质问题。双方当事人于2017年9月12日签订的《地下集中式车位租赁协议》,从协议内容看,上诉人一次性支付95000元后,取得被上诉人车位的在土地使用年限内的使用权,可以认定该合同的性质名为车位租赁合同实为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关于本案协议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由投资者使用管理,收益归投资者所有。《人民防空工程平时开发利用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使用单位提交的备案资料,经审查合格后发给《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证》。使用单位必须持有《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证》,方可使用人民防空工程。第十条规定,禁止无证使用人民防空工程或者转让《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证》。据此,人防车位作为人防工程的一种现实存在形式,本质属性为国家战备设施,应当归国家所有。但为鼓励社会资本投资人防工程建设,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人防工程经验收合格后,投资者可以取得用益物权性质的人防车位使用权。从程序上看,为加强对人防工程的监督管理,有效维护人防工程的战时防御功能,投资者应按人防主管部门的规定履行备案审批程序,才能取得人防车位使用权。投资者经人防主管部门备案批准,取得人防车位使用权后,投资者就可以采取使用权转让、出租等处置方式以实现投资利益。因此,本案属于车位使用权转让,未涉及车位所有权的处置。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投资者经人防主管部门批准取得的人防车位使用权,符合《民法典》中用益物权的法律特征。人防车位使用权可以转让或租赁,转让情形下不受二十年租赁期限的限制。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5条、第26条
一审: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2019)赣0731民初3197号民事判决(2019年11月14日)
二审: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赣07民终886号民事判决(2020年5月2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诉安徽某房地产公司、南京某房地产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案
2023-07-2-086-001 · (2019)皖03民初155号 ·
民事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违约责任违约金标准
裁判要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第七条规定“土地出让合同、征地协议等应约定对土地使用者不按时足额缴纳土地出让收入的,按日加收违约金额1‰的违约金。违约金随同土地出让收入一并缴入地方国库”。该违约金标准体现了国家维护国有土地交易市场正常秩序的意志,不属于土地出让合同的双方能够任意协商达成的条款;不能简单地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或民间借贷规定的利率标准进行评判。该违约金标准对土地出让合同的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具有督促守约和惩罚违约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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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违约责任/违约金标准
基本案情
南京某房地产公司与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某县规划局)签订一份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土地出让价款及违约金,明确约定如果逾期支付,每日按延迟支付价款的1‰缴纳违约金。之后,合同的履行主体由南京某房地产公司变更为安徽某房地产公司。由于安徽某房地产公司违约,逾期交纳土地出让金,某县规划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南京某房地产公司、安徽某房地产公司交纳土地出让金10443万元;2、南京某房地产公司、安徽某房地产公司支付分期付款利息423.9858万元,计息时间为2018年3月24日至2019年2月23日,共计336天;3、南京某房地产公司、安徽某房地产公司按照实际欠款日1‰支付滞纳金至还清欠款(暂时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违约金1608.222万元);4、南京某房地产公司、安徽某房地产公司赔偿某县规划局实现债权的律师费损失10万元。
安徽省蛙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9日作出(2019)皖03民初155号民事判决:(一)安徽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出让金10443万元及利息4239858元。(二)安徽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二日内支付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滞纳金(以10443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24日起按每日1‰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其他诉讼请求。
安徽某房地产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4日作出(2020)皖民终178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3民初15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和第三项,即“安徽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土地出让金10443万元及利息4239858元”、“驳回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其他诉讼请求”部分。(二)变更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3民初15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安徽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滞纳金(以10443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3月18日起按每日1‰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安徽某房地产公司不服,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31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申2084号民事裁定:驳回安徽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一)关于案涉出让合同的效力。经审查,某县人民政府《WH20**-1号、2号、3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的批复》中涉及的三宗土地已于2012年、2015年、2013年经安徽省人民政府分别批准,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8年3月22日,原某县国土资源局、南京某房地产公司、安徽某房地产公司签订主体变更协议书,该协议书中载明:“为满足我县(某县)税收需求,避免税收流失,该公司(南京某房地产公司)在我县出资注册成立了安徽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为南京某东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且该协议对案涉出让合同的其他条款未作变更。因此,上述主体变更协议书不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中标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完成中标项目。中标人不得向他人转让中标项目,也不得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向他人转让”的情形,不违反法律规定。另,《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土地开发、利用、经营”。某县人民政府《WH20**-1号、2号、3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方案的批复》仅要求WH20**-1号、WH20**-2号、WH20**-3号宗地整体摘牌,未规定三宗地必须整体开发,案涉出让合同亦未规定本宗地必须与其他宗地合并开发。安徽某房地产公司将受让的三宗地合并规划,开发建设案涉项目,并非某县规划局出让土地时设定的条件。安徽某房地产公司认为其设计、规划的案涉项目建筑面积超出南京某房地产公司、安徽某房地产公司的开发资质,以此主张出让合同无效,缺乏法律依据。因此,案涉出让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原审判决认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并无不当。
关于某县规划局违约行为的认定是否有误。安徽某房地产公司以某县规划局“毛地”交付、交付土地短少为由主张某县规划局违约,且主张原审认定的土地交付时间不正确。经审查,案涉出让合同第六条约定,土地交付以“现状土地条件为准”,安徽某房地产公司已于2018年5月30日在《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上签字并签章确认,该交地确认书载明:原某县国土资源局已将该宗地实际交付给安徽某房地产公司,安徽某房地产公司同意接收。安徽某房地产公司在土地交付近两年后,以单方委托的测绘报告,主张原某县国土资源局交付的土地面积短缺431.22平方米,周边环境影响其开发房地产的品质,及某县“毛地”交付,认为某县规划局违约,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并无不当。另,案涉出让合同第六条约定:“出让人同意在2018年5月7日前将出让宗地交付给受让人”。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交地确认书》的确认,原某县国土资源局交付土地的时间为2018年5月30日。据此,应认定某县规划局延迟交付涉案土地23天,构成违约;并根据出让合同第三十七条:“由于出让人未按时提供出让土地而致使受让人本合同项下宗地占有延期的,每延期一日,出让人应当按受让人已经支付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1‰向受让人给付违约金”的约定,认定某县规划局应按照安徽某房地产公司已支付的土地出让价款,以日1‰标准,向安徽某房地产公司支付截至2018年5月30日的违约金。安徽某房地产公司称某县规划局违约延期交付土地的时间应计算至2019年3月24日,缺乏事实根据,不予采纳。
(三)原审判决认定安徽某房地产公司按每日1‰支付滞纳金,标准是否过高的问题。安徽某房地产公司称其支付的日1‰违约金标准过高。对此法院认为,案涉出让合同第三十条关于“受让人不能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延迟支付款项的1‰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的约定,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第七条关于“土地出让合同、征地协议等应约定对土地使用者不按时足额缴纳土地出让收入的,按日加收违约金额1‰的违约金。违约金随同土地出让收入一并缴入地方国库”的规定。该违约金标准体现了国家维护国有土地交易市场正常秩序的意志,不属于土地出让合同的双方能够任意协商达成的条款;不能简单地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或民间借贷规定的利率标准进行评判。而且该违约金标准对土地出让合同的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具有督促守约和惩罚违约的功能。因此,安徽某房地产公司以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即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作为标准,主张案涉出让合同中约定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延迟支付款项的1‰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标准过高的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要旨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第七条规定“土地出让合同、征地协议等应约定对土地使用者不按时足额缴纳土地出让收入的,按日加收违约金额1‰的违约金。违约金随同土地出让收入一并缴入地方国库”。该违约金标准体现了国家维护国有土地交易市场正常秩序的意志,不属于土地出让合同的双方能够任意协商达成的条款;不能简单地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或民间借贷规定的利率标准进行评判。该违约金标准对土地出让合同的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具有督促守约和惩罚违约的功能。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77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条)
一审: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3民初155号民事判决(2019年11月19日)
二审: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皖民终178号民事判决(2020年08月04日)
再审审查: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2084号民事裁定(2021年05月3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某地铁集团诉某地产投资公司、某城铁投资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
2023-07-2-090-001 · (2018)津民初7号 ·
民事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收益分配逾期违约金
裁判要旨:1.本案案由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某地产投资公司与某地铁集团通过补充协议将某小区4号楼视为独立项目,该楼全部归某地产投资公司所有,某地铁集团对该楼不再享有分配的权利。在某地铁集团对某小区4号楼不享有分配权利,案涉项目除某小区4号楼外已经全部开发建设并销售完毕,且本案一审对案涉项目建设成本已完成司法评估审计的情况下,应认定合同约定的分配条件已经成就,对某地铁集团请求进行收益分配的请求予以支持。同时,因某小区4号楼与案涉项目新建部分已经实际作出了分割,相关工作尚未完成,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内,一审法院对相关责任未予认定亦无不当。 2.双方虽通过共同成立项目公司某城铁投资公司,由某城铁投资公司进行具体开发并委托案外第三人销售开发的房产,但相关费用承担及收益分配的主体仍为某地产投资公司与某地铁集团,故某地产投资公司与某地铁集团应为承担支付责任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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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收益分配/逾期违约金
基本案情
2005年5月8日,某地铁集团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某地产投资公司签订《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约定双方合作开发某地地铁二纬路地块项目,某地铁集团提供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并承担约定的土地费用,某地产投资公司投入项目开发所需除土地费用以外的一切项目建设费用;双方共同成立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进行开发。2007年6月1日,某地铁集团(甲方)与某地产投资公司(乙方)签订了《〈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补充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双方还形成数份《会议纪要》《股东会决议》等文件。案涉项目除某小区4号楼外已经全部开发建设并销售完毕。双方对于合作项目收益分配产生纠纷,某地铁集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某地产投资公司、某城铁投资公司向某地铁集团支付二纬路合作项目应分配收益96989944.32元;2.某地产投资公司、某城铁投资公司向某地铁集团支付二纬路合作项目分配收益逾期违约金(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日,自2011年9月至起诉日违约金为11542242.25元);3.诉讼费用由某地产投资公司、某城铁投资公司承担。除上述诉讼请求外,合作项目中尚存车位部分未销售或某地铁集团未掌握的销售信息,某地铁集团保留后续起诉的权利。某地产投资公司辩称:收益分配条件至今尚未成就,某地产投资公司并无违约事实存在。某地铁集团主张已经依约履行全部义务,将项目地块于2007年6月1日办至某城铁投资公司名下,与事实不符,目前项目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证没有办至某城铁投资公司名下。某城铁投资公司辩称:同意某地产投资公司的答辩意见。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9日做出(2018)津民初7号民事判决书:一、某地产投资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某地铁集团项目收益68826139.55元及利息(以68826139.55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某地铁集团其他诉讼请求。某地产投资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3日做出(2020)最高法民终878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双方通过补充协议将某小区4号楼视为独立项目,该楼全部归某地产投资公司所有,某地铁集团对该楼不再享有分配的权利。在某地铁集团对某小区4号楼不享有分配权利,案涉项目除某小区4号楼外已经全部开发建设并销售完毕,且本案一审对案涉项目建设成本已完成司法评估审计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某地铁集团请求进行收益分配应予支持,并无不当。同时,因某小区4号楼与案涉项目新建部分已经实际作出了分割,相关工作尚未完成,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内,一审法院对相关责任未予认定亦无不当。双方认可某小区4号楼尚未腾迁完毕,某地产投资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完全履行费用承担义务,该结果完全系由某地铁集团原因导致,故其仅以某地铁集团未就某小区4号楼履行出资义务为由主张收益分配条件未成就,事实依据并不充分。一审关于某地铁集团应获得的收益款项数额及利息问题的认定并无不当。
裁判要旨
1.本案案由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某地产投资公司与某地铁集团通过补充协议将某小区4号楼视为独立项目,该楼全部归某地产投资公司所有,某地铁集团对该楼不再享有分配的权利。在某地铁集团对某小区4号楼不享有分配权利,案涉项目除某小区4号楼外已经全部开发建设并销售完毕,且本案一审对案涉项目建设成本已完成司法评估审计的情况下,应认定合同约定的分配条件已经成就,对某地铁集团请求进行收益分配的请求予以支持。同时,因某小区4号楼与案涉项目新建部分已经实际作出了分割,相关工作尚未完成,不在本案审理范围内,一审法院对相关责任未予认定亦无不当。
2.双方虽通过共同成立项目公司某城铁投资公司,由某城铁投资公司进行具体开发并委托案外第三人销售开发的房产,但相关费用承担及收益分配的主体仍为某地产投资公司与某地铁集团,故某地产投资公司与某地铁集团应为承担支付责任的主体。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2条第1款、第509条、第579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4条第1款、第60条、第109条)
一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津民初7号民事判决(2020年4月29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878号民事判决(2021年9月23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某公司诉某合作社等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
2023-07-2-090-003 · (2020)最高法民终745号 ·
裁判要旨:在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中,关于合作方式、各自投入及合作利润的分配等双方在合同中有约定的,按约定。对合作中增加的成本亦应当进行合理分担。对无法证明系由对方原因导致的成本增加,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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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库编号:2023-07-2-090-003
某公司诉某合作社等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
当事人按约定比例进行合作分成,对合作中增加的成本亦应当进行合理分担
关键词:民事、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成本分担、合作利润
案号:(2020)最高法民终745号
裁判日期:2021.09.29
【基本案情】
某公司与某合作社根据潍坊市政府9号文件、25号文件规定,于2009年签订《合作开发合同》、2010年签订《合作开发补充协议》,双方采取由某合作社提供土地使用权,某公司进行建设的方式,进行合作开发。双方还约定,某合作社承诺保证项目以“生活安置用地”享受政府文件规定的“城中村”改造优惠政策,否则增加的费用由某合作社承担。但《合作开发合同》《合作开发补充协议》对优惠政策所包含的具体项目明细、优惠的幅度或比例等一系列问题,均无进一步明确、具体的约定。2018年,某公司根据合同约定,通过招拍挂程序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并进行了工程建设。某公司竞得案涉地块共缴纳了土地出让金621670350元,其中管委会以征收五项基金的方式提取的土地出让金比例为约35%。之后管委会返还某合作社303890000元,某合作社将款项返还给了某公司。未返还部分包括应缴纳的报建费为792268元(在返还土地出让金时可以扣减)、在某管委会处暂扣的保证金27174138.6元(在办证后进行返还)、项目贷款分摊本息69599040元(在房屋分配时进行核算),剩余争议的款项为218214903.4元管委会不再进行返还。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某合作社立即返还某公司土地出让金217584622.5元(成交价款621670350元×35%=217584622.5元)及利息7571944.86元(以217584622.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暂计算自应返还之日2018年5月18日至起诉之日);2.某合作社赔偿某公司因土地“招拍挂”溢价造成某公司的损失7600万元(以上损失某公司暂主张7000万元的直接损失与税费损失600万元)。第一、二项请求数额共计301156567.36元及起诉日之后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等全部费用由某合作社承担。庭审期间,某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某合作社返还某公司土地出让金数额314990350元及利息,利息以314990350元为基数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8年5月18日起至实际返还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某合作社承担。原诉讼请求中的判令7600万元的损失部分另行主张,本案中不进行主张。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初93号民事判决:一、某合作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某公司109107451.7元及利息(以109107451.7元为基数,2019年6月4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后,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某公司、某合作社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9日作出(2020)最高法民终74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公司虽然在用语上使用返还土地出让金的表述,但实际指向的是因享受优惠政策发生返还的款项,内容并不违反当地政策,也符合双方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愿。某合作社以土地出让金禁止返还为由主张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缺乏法律和合同依据的观点,理由不能成立。双方当事人自2009年签订《合作开发合同》时起,至2018年某公司竞得案涉项目土地使用权,时间跨度大,合作项目的实际情况与当事人签订合同时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当事人二审争议的款项主要是因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征收五项基金和计提相关规费产生的。签订合同时的政策是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时,需按土地实际拍卖价格的3%的比例向市政府交纳土地出让金,其余部分扣除必要土地储备成本后返还村集体。而案涉项目开发过程中,旧村改造优惠政策在不断发生变化,优惠的范围和幅度呈收紧趋势,当过渡期届满后,土地出让时均据实计提“五金”。某公司2018年竞得项目土地使用权时,当地政府执行新的政策,也是造成案涉项目返还款项大幅低于某公司预期的重要原因之一。双方关于优惠政策的具体内容缺乏明确约定,引以为据的两个政府文件规定得较为原则,加之当地旧村改造优惠政策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发生变化等诸多因素,导致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纠纷。案涉地块进行“招拍挂”后,被征收五金和计提规费的比例明显高于双方合作之初能够合理预见的情形,增加了项目合作开发的成本。根据案涉合同、政府文件以及实际履行情况,某公司对其承担部分上缴的土地出让金成本是有预见并认可的。双方关于合作方式、各自投入及合作利润的分配等在合同中是有约定的,按约定比例进行合作分成,对合作中增加的成本亦应当进行合理分担。对导致项目增加的这部分成本,双方均无法证明完全系对方原因所致,某公司和某合作社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后果。结合本案实际,就争议的218214903.4元款项在双方之间予以合理分配,酌定双方各自负担50%。
【裁判要旨】
在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中,关于合作方式、各自投入及合作利润的分配等双方在合同中有约定的,按约定。对合作中增加的成本亦应当进行合理分担。对无法证明系由对方原因导致的成本增加,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后果。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20〕17号)第14条,本案适用的是2005年8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5号)第17条
###### 一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民初93号民事判决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745号民事判决(2021年9月2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某小区业主委员会诉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某建筑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3-07-2-091-001 · (2020)新40民初49号 ·
民事诉讼房屋买卖合同业主大会适格被告
裁判要旨:业主委员会根据业主大会的授权对外代表业主进行民事活动,可以成为民事诉讼活动的主体。业主委员会符合“其他组织”条件,是业主大会决议的执行机构,根据业主大会的授权对外代表业主进行民事活动,对于业主共有事项和物业共同管理事项,可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业主委员会诉讼请求涉及的配套设施未建设及退还前期物业费等问题,属于业主共有事项和物业共同管理事项,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业主委员会诉讼请求涉及的开发商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不动产权确权登记义务及承担逾期办证违约金等问题,属于业主专有事项,即使其具有业主大会的授权,人民法院亦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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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诉讼/房屋买卖合同/业主大会/适格被告
基本案情
某小区业主委员会起诉请求:1.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某建筑公司承担业主房屋已完工程质量缺陷修复所需费用及应建设而未建设工程(包括小区内居民生活饮用水水源仍由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私自挖建的深水池供应,未与城市供水管网接通;小区排水系统未与城市排水外网连通,仅靠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某建筑公司在小区内挖建的化粪池解决污水排放问题;小区至今未封闭、未安装安防监控系统;小区幼儿园至今未施工)的施工费用共计56215829.3元及逾期违约金;2.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履行240户业主商品房不动产确权登记义务,向业主发放《不动产权证书》;3.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承担逾期办理房地产权属证书的违约金162.92万元;4.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终止未履行前期物业服务的违约状态,并退还非法收取的物业费541967.4元(自2014年6月以来,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收取小区业主数年物业服务费,但未签订前期物业合同,也未提供前期物业服务);5.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某建筑公司承担某小区业主委员会委托律师费、公证费、司法鉴定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
法院经审理查明,案涉小区由某公司和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合作开发,由某建筑公司施工建设。案涉小区工程于2014年11月21日竣工并经五方验收合格,工程质保期已届满。
2020年9月,案涉小区召开第一届业主大会,成立某小区业主委员会,并向E镇人民政府备案。在该次业主大会上,业主大会授权某小区业主委员会代表案涉小区业主开展以下法律维权工作:(1)房屋不动产权证问题的维权;(2)公共配套设施不健全问题的维权;(3)开发商延期交房违约金未赔付问题的维权;(4)房屋质量存在缺陷问题的维权;(5)规范合格的物业服务问题的维权。
2019年7月13日,某建筑公司起诉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某公司,请求两公司共同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和某公司共同向某建筑公司支付工程款及利息。某公司不服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其再审申请。2021年1月2日,某公司起诉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某建筑公司,请求两公司共同承担案涉小区办公用房质量缺陷修复所需费用和应建未建工程施工费用并支付违约金,请求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履行案涉房产不动产确权登记义务并支付违约金,该案正在审理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于2020年12月10日作出(2020)新40民初49号民事裁定:驳回某小区业主委员会的起诉。宣判后,某小区业主委员会不服一审裁定,提起上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9日作出(2021)新民终48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某小区业主委员会不服二审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8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申348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7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再344号民事裁定:一、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1)新民终48号民事裁定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2020)新40民初49号民事裁定;二、指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民法典》第271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物业管理条例》第15条规定:“业主委员会执行业主大会的决定事项,履行下列职责:(一)召集业主大会会议,报告物业管理的实施情况;(二)代表业主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三)及时了解业主、物业使用人的意见和建议,监督和协助物业服务企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四)监督管理规约的实施;(五)业主大会赋予的其他职责。”第19条第1款规定:“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应当依法履行职责,不得作出与物业管理无关的决定,不得从事与物业管理无关的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湖新村业主委员会是否具备民事诉讼主体资格请示一案的复函》载明:“金湖新村业主委员会符合‘其他组织’条件,对房地产开发单位未向业主委员会移交住宅区规划图等资料、未提供配套公用设施、公用设施专项费、公共部位维护费及物业管理用房、商业用房的,可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春雨花园业主委员会是否具有民事诉讼主体资格的复函》载明:“根据《物业管理条例》规定,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根据业主大会的授权对外代表业主进行民事活动,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全体业主承担。业主委员会与他人发生民事争议的,可以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答复意见,业主委员会根据业主大会的授权对外代表业主进行民事活动,可以成为民事诉讼活动的主体。业主委员会符合“其他组织”条件,是业主大会决议的执行机构,根据业主大会的授权对外代表业主进行民事活动,对于业主共有事项和物业共同管理事项,可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
1.关于某小区业主委员会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即请求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某建筑公司承担业主房屋已完工程质量缺陷修复所需费用及应建设而未建设工程施工费用(小区业主生活用水管网与城市供水管网接通工程、小区业主用房排水系统与城市管网接通工程、业主小区内安防监控系统安装工程、依照经批准的小区规划在本小区内配建小区幼儿园等遗留工程)共计56215829.3元及逾期违约金。根据《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119条第1款的规定,提起民事诉讼的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虽然某小区业主委员会并非案涉小区业主与宏基房地产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但是某小区业主委员会一审诉讼请求涉及案涉小区的工程质量缺陷、供水系统、排水系统、安防系统、小区幼儿园等配套设施未建设等问题,涉及案涉小区业主共有部分及业主共有利益,并非仅限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范围内的合同之债,而是基于小区业主共有部分物权产生的法定之债。故某小区业主委员会有权代表案涉小区业主就该项诉讼请求提起诉讼。
2.关于某小区业主委员会的第二项和第三项诉讼请求,即请求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履行240户业主商品房不动产权确权登记义务、向业主发放《不动产权证书》及承担逾期办理房地产权属证书违约金162.92万元。因该两项诉讼请求是基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而主张的,合同之债具有相对性,业主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某小区业主委员会与《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业主的授权不会使某小区业主委员会与《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生直接利害关系从而获得独立的主张合同权利的资格。且业主委员会的诉讼权利能力只能限于业主大会有权决定的事项范围,包括业主共有和物业共同管理事项,该两项诉讼请求涉及的事项不属于业主共有和物业共同管理事项范围,业主大会所作的决议超出了业主大会自身的职责和权限,也同样超出了业主委员会的职责和权限。二审法院裁定驳回某小区业主委员会针对该两项诉讼请求的起诉并无不当。
3.关于某小区业主委员会的第四项诉讼请求,即请求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终止未实施前期物业服务的违约状态,并退还非法收取的所谓物业费541967.4元。根据《案涉小区第一届业主大会决议》第3条第5项的规定,对于未按国家规定,履行规范合格的物业服务问题的维权,可以由某小区业主委员会代表案涉小区业主开展法律维权工作。本案中,某小区业主委员会第四项诉讼请求源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未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及未提供前期物业服务,却收取了业主的物业费,该事项属于业主委员会应当依法履行职责的与物业管理有关的活动,且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行为属于损害全体业主公共利益的情形,故某小区业主委员会在有业主大会授权的情形下,可以就该项诉讼请求提起诉讼。
综上,对于某小区业主委员会一审诉讼请求涉及案涉小区的工程质量缺陷、供水系统、排水系统、安防系统等配套设施未建设及退还物业费等事项的,某小区业主委员会为适格原告,一审、二审法院认定某小区业主委员会不是本案适格原告,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房屋的所有权人为业主,业主是建筑区划内的主人。业主大会是业主的自治组织,是基于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行使产生的,由全体业主组成,是建筑区划内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管理机构。因此,只要是建筑区划内的业主,就有权参加业主大会,行使专有部分以外共有部分的共有以及共同管理的权利,并对小区内的业主行使专有部分的所有权作出限制性规定,以维护建筑区划内全体业主的合法权益。《物业管理条例》第8条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组成业主大会。业主大会应当代表和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在物业管理活动中的合法权益。”此外,一个物业管理区域成立一个业主大会。《物业管理条例》第9条规定:“一个物业管理区域成立一个业主大会。物业管理区域的划分应当考虑物业的共用设施设备、建筑物规模、社区建设等因素。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如果建筑区划内业主人数众多的,可以设立本建筑物或者建筑区划内所有建筑物的业主委员会,故《民法典》第277条第1款中规定,业主可以选举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是本建筑物或者建筑区划内所有建筑物的业主大会决议的执行机构,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履行管理的职责。《物业管理条例》第15条规定:“业主委员会执行业主大会的决定事项,履行下列职责:(一)召集业主大会会议,报告物业管理的实施情况;(二)代表业主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三)及时了解业主、物业使用人的意见和建议,监督和协助物业服务企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四)监督管理规约的实施;(五)业主大会赋予的其他职责。”
因此,业主委员会是全体业主实现共有物业管理权的业主自治管理组织,代表全体业主执行业主大会作出的决议,维护全体业主的利益。因其没有自己独立的财产,无法承担法律责任,不具有法人资格,关于其主体资格及权利能力学界和实务上争议颇多。但是,业主委员会具有一定可支配的财产,对业主交付的专项维修资金、业主共有的设施、小区物业管理用房等公共财物,有一定的监督管理权和在授权范围内一定的支配权,故业主委员会可以纳入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组织中,并具有民事诉讼能力。赋予业主委员会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与《物业管理条例》等法规规定业主委员会具有的独立职责相对应,为其履行职责提供了充分的司法救济,亦使业主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公共性利益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保障。
具体到本案中,某小区业主委员会因案涉小区的工程质量缺陷、供水系统、排水系统、安防系统等配套设施未建设及退还物业费等问题提起诉讼,是为全体业主的公共利益以原告的身份参与诉讼,因此,不能否认该业主委员会的诉讼主体资格。但是,业主委员会的诉讼主体资格具有“限缩性”,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对基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而主张的相关权利,应由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体即业主作为原告来主张,某小区业主委员会不宜作为原告就该部分诉讼请求提起诉讼。
裁判要旨
业主委员会根据业主大会的授权对外代表业主进行民事活动,可以成为民事诉讼活动的主体。业主委员会符合“其他组织”条件,是业主大会决议的执行机构,根据业主大会的授权对外代表业主进行民事活动,对于业主共有事项和物业共同管理事项,可以自己名义提起诉讼。业主委员会诉讼请求涉及的配套设施未建设及退还前期物业费等问题,属于业主共有事项和物业共同管理事项,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业主委员会诉讼请求涉及的开发商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不动产权确权登记义务及承担逾期办证违约金等问题,属于业主专有事项,即使其具有业主大会的授权,人民法院亦不予受理。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年12月24日修正)第122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6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
《物业管理条例》(2018年3月19日修订)第15条
一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2020)新40民初49号民事裁定(2020年12月10日)
二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1)新民终48号民事裁定(2021年3月9日)
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3481号民事裁定(2021年9月28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再344号民事裁定(2021年12月1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李某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2023-07-2-091-002 · (2018)陕0116民初2519号 ·
民事确认合同无效商品房认购商品房预售合同法律关系恶意抗辩
裁判要旨: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能够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而未办理,并以在起诉前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为由请求确认商品房预售合同无效,企图获取较合同有效时更大利益的,属于恶意抗辩,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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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确认合同无效/商品房认购/商品房预售合同法律关系/恶意抗辩
基本案情
某公司以案涉房屋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为由将李某某起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认购合同无效。
法院查明事实:案涉项目,由某公司开发建设。2016年4月25日,某公司与李某某签订《内部认购合同》(以下简称认购合同)一份,由李某某(乙方)认购某公司(甲方)开发建设的案涉项目商品房,双方在该认购合同中约定:“一、内部认购房源基本情况:1.认购房源:案涉项目5幢XXX号。2.认购房源销售面积约200㎡。3.认购房源销售总价1720000元。二、付款方式及内部认购优惠价格:1.乙方内部认购购买该房屋选择总房价款100%付款比例。2.根据乙方内部认购该房屋付款比例甲方给予乙方总房价款7折优惠,优惠后总价1204000元。3.乙方应于2016年4月25日一次性向甲方支付该认购房源100%房价款1204000元。三、甲乙双方权益:1.本合同签订后,甲方须为乙方保留该房屋至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时,且不得与第三方签订该房屋的《商品房内部认购合同》或《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承诺在乙方携本合同与甲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甲方将完全履行本合同约定的房屋位置、面积、价款、户型等条款。2.乙方在与甲方约定的时间内办理完毕付款及购房相关手续,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可享有一次更名机会。3.乙方在内部认购期间为一次性付款,在办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享有重新选择付款方式的权益,乙方如若选择商业贷款形式购买,需递交按揭相关资料并办理完毕银行审批面签手续,待银行审批放款后甲方于15日内将乙方向银行贷款部分房价款如数退还乙方。4.本合同签订后,乙方接到甲方通知应在15日内到甲方指定的地点与甲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承诺在与甲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乙方将完全遵循本合同中约定的房屋位置、面积、价款、户型等条款。逾期办理则视为乙方自动放弃所认购房屋,甲方则另行安排出售,不予保留。”该合同下方加盖有某公司的公章,并有李某某签名。合同签订当日,李某某即向某公司缴纳1204000元购房款,某公司向李某某出具收据。
2016年8月3日,西安市长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长安房管局)对案涉项目进行检查,发现该项目未办理销售手续,涉嫌无证销售,遂于同年8月9日作出处理决定:责令某公司停止一切销售行为及和房屋销售相关的广告宣传活动;立即进行企业经营整改,并对违规销售的房屋逐一清退;尽快办理相关建审手续。后,某公司仍未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诉讼中,2018年3月1日,长安房管局因某公司在案涉项目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违规销售,对某公司予以行政处罚,责令停止销售活动,补办许可证,并处罚款人民币720758元。同年3月5日,某公司缴纳罚款。
2011年4月15日,某公司取得案涉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土地使用权证;2012年1月19日,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17年6月2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7年7月27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2018年5月10日,缴纳案涉地块廉租住房建设资金6060600元;2018年6月8日,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案涉房地产项目于2016年5月动工建设,2017年5月工程主体封顶。
一审庭审中,李某某认可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认购合同系事实上的房屋买卖合同。一审庭审后,一审法院向李某某释明合同无效的后果,但李某某坚持认为合同有效,坚持要求某公司交房。
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8日作出(2018)陕0116民初2519号民事判决:某公司与李某某于2016年4月25日签订的认购合同无效。宣判后,李某某提起上诉。二审审理中,李某某以双方纠纷已经和解解决为由申请撤回上诉,二审法院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7日与其谈话了解相关情况,李某某以其与某公司有保密约定为由不透露和解内容。经审查,二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诉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对李某某申请撤回上诉依法不予准许。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陕01民终8145号民事判决:一、撤销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8)陕0116民初251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某公司的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一审程序是否存在违法的问题;二、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形成商品房预售合同法律关系;三、如双方当事人之间已经形成商品房预售合同法律关系,其效力如何认定。
针对第一个焦点问题。首先,虽然一审法院于第一次庭审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但根据案件的实际审理情况,一审法院已于第二次庭审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故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其次,李某某虽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调取证据的申请,但是否予以准许,系人民法院根据李某某所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有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有无意义或者其他有无调查收集必要等因素综合进行判断的结果,一审法院未予调取相应证据,即表明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本案中一审法院未予调取相应证据并无不当。再次,提起反诉是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是否提起反诉,何时提起反诉,均由当事人自行决定。本案中,李某某未提起反诉,系李某某对自身诉讼权利的处分,并非一审法院拒绝接受其反诉请求,故李某某主张一审法院剥夺其反诉权利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最后,李某某主张一审法院作出判决的时间与事实不符,经审查,针对合同效力问题,一审法院已于2018年6月5日向李某某进行释明,并非在作出一审判决之后。一审法院于2018年6月11日与李某某形成谈话笔录,是对是否接受李某某庭后提交的证据等问题进行答复,故不存在判决时间与事实不符的问题。据此,李某某主张一审存在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
针对第二个焦点问题。首先,认购合同的名称虽为“内部认购合同”,但合同对买卖双方当事人名称、商品房基本情况、商品房价款、付款方式、付款时间等内容进行了明确约定,合同内容已经具备了商品房预售合同的主要条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一条“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按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之规定,某公司与李某某之间的商品房预售合同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之规定,双方之间的商品房预售合同自2016年4月25日签订之日起即生效。其次,在合同签订当日,李某某即支付了房屋总价款1204000元,某公司向李某某出具了收到购房款的收据,诉讼中某公司也没有对李某某履行合同的行为提出抗辩,表明双方当事人同意对商品房预售合同实际履行。最后,某公司与李某某在诉讼中均认可认购合同实质是商品房预售合同。据此,案涉认购合同实质上是商品房预售合同,某公司与李某某之间形成了商品房预售合同法律关系。
针对第三个焦点问题。首先,李某某在签订认购合同当日即支付了全额购房款,某公司在自身合同目的已经实现情形下,非但不积极履行应尽的合同义务,面对房地产市场出现价格大幅上涨,反而主张合同无效的做法,显然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其次,某公司作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对房屋预售所需符合的条件应当是清楚的,对自身不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即预售商品房行为的违法性应当是明知的。现某公司以自身原因造成的违法事实为由提起本案诉讼,真正目的在于获取超出合同预期的更大利益,某公司的行为显然与社会价值导向和公众认知相悖。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司法公正,对此种行为不应予以支持。最后,某公司签约时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虽然违反了有关“商品房预售应当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规定,但是并不必然导致其签订认购合同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据此,某公司与李某某签订的认购合同有效,双方之间形成了有效的商品房预售合同法律关系。
裁判要旨
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能够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而未办理,并以在起诉前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为由请求确认商品房预售合同无效,企图获取较合同有效时更大利益的,属于恶意抗辩,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条、第153条第1款(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7条、第153条第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5条第1款第4项
一审: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8)陕0116民初2519号民事判决(2018年6月8日)
二审: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1民终8145号民事判决(2018年12月2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常某某诉某山公司、王某某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
2023-07-2-091-003 · (2020)内0603行初26号 ·
民事商品房销售合同违约合同目的合同解除
裁判要旨:商品房销售者没有按合同约定的时间交付具备正常使用功能的房屋,其违约行为致使购房人签订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依据《合同法》第9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的规定,购房人有权解除该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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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商品房销售合同/违约/合同目的/合同解除
基本案情
常某某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常某某与某山公司于2010年9月5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2.判令某山公司返还常某某已支付的购房款4350万元;3.判令某山公司赔偿从收取每笔购房款之日起至实际返还购房款之日止,占用购房款期间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年利率4.9%)计算的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8月20日为1862.7622万元);4.判令王某某对第二项和第三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5.判令某山公司和王某某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和保全费。
某山公司辩称:不同意常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某山公司没有收到常某某陈述的购房款4350万元;伊金霍洛旗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撤销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依据的是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某山公司并未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供虚假资料或者不按规划施工建造。且某山公司已就该决定提出行政诉讼,该废止决定尚需接受行政诉讼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并未产生法律效力。2006年11月14日,鄂尔多斯市公安消防支队向某山公司出具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意见书:同意鄂尔多斯市某山公司某国际公寓1-25#住宅楼、会所及地下停车场建筑工程消防设计的审核意见。王某某接受常某某的委托代其向某山公司交付购房款并不能认定就是二被告之间的人格混同,某山公司认可王某某代收的购房款总额为1800万元,其他款项系常某某与王某某之间的经济往来与涉案款项无关联。
王某某辩称:1.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常某某与某山公司双方签订,与王某某没有关联性。王某某虽然是某山公司的股东,但并不存在与公司人格混同、财产不分的情况。某山公司是独立的法人机构,具有独立法人人格,常某某仅依据股东王某某帮忙代为转交购房款就认为某山公司与股东人格混同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又因其没有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2.王某某确曾受常某某委托代为向某山公司转交过购房款,但王某某帮助转交购房款的行为是基于朋友情谊,属于好意施惠行为,若由此承担法律责任有违公序良俗和公平正义。王某某只是帮助常某某向某山公司转交了部分购房款,且王某某与常某某个人之间也有经济合作以及资金拆借,这与某山公司没有关系。常某某主张的其向王某某汇款均为购房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常某某对王某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9月15日,某山公司与常某某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双方约定:“一、某山公司将其开发的位于案涉项目综合住宅小区4号楼的伸缩缝以西住宅(地下一层、地上一层至十一层,其中4号楼地下室西南角2间设备用房面积50平方米留于某山公司,剩余建筑面积6450平方米)卖于常某某(以下简称4号楼一半),常某某自愿购买。二、某山公司出售给常某某的4号楼一半从地下室至地上每平方米均价为7000元,建筑面积6450平方米,总价款4515万元(大写:肆仟伍佰壹拾伍万元整),如最终产权登记面积与本协议面积不一致的,以产权登记面积为准,出入部分,按本协议约定的每平方米价格标准长退短补。4号楼一半的总价为4515万元(大写:肆仟伍佰壹拾伍万元整)常某某分三次给某山公司付清:……三、某山公司在2011年1月30日前交付房屋,交付的水暖、电、排污、天然气具备使用功能,天然气碰接费由常某某承担,消防由某山公司按原计划施工,费用由某山公司承担,某山公司负责办理产权证,产权证办理的时间将与1号楼至3号楼同时办理,办证的各种税费由常某某负担。四、常某某保证按时足额交付购房款,如迟延交付,由常某某按应付购房款承担每日5‰的违约金;某山公司保证按约定交付房屋,如迟延交付,由某山公司按已付购房款承担每日5‰违约金……”
另查明,王某某为某山公司股东。常某某通过王某某向某山公司支付购房款,双方当事人对王某某代某山公司收取购房款的数额有争议。常某某通过王某某向某山公司支付购房款25笔,共计6587.0784万元。
还查明,案涉项目4号楼及地下室项目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2018年8月3日,伊金霍洛旗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在鄂尔多斯日报发布公告,内容为:“伊金霍洛旗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发现,由某山公司建设开发的案涉项目4#楼及地下室项目,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行为。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伊金霍洛旗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决定,废止已签发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并责令其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某山公司就该公告内容提起行政诉讼,某山公司与伊金霍洛旗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一案,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7日立案。该案审理过程中,当地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进行了答辩。当地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答辩意见如下:经调查,案涉项目4号楼项目未达到竣工验收条件,存在未安装门、未安装电梯等情形,未按原报送且审批通过的图纸进行施工,某山公司在该项目竣工验收时提供虚假资料,故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废止已签发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当地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事实。2020年3月13日,某山公司提出撤诉申请。2020年3月18日,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内0603行初26号民事裁定,准许某山公司撤回起诉。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7日作出(2019)内06民初151号民事判决:一、确认常某某与某山公司于2010年9月15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解除;二、某山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常某某购房款3955.6782万元及利息;三、驳回常某某其他诉讼请求。常某某、某山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8日作出(2020)内民终522号民事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项;三、某山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常某某购房款2895.6782万元及利息;四、驳回常某某其他诉讼请求。某山公司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10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申3371号裁定:驳回某山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山公司与常某某签订的案涉房屋买卖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某山公司在2011年1月30日前交付房屋,交付的水暖、电、排污、天然气具备使用功能,天然气碰接费由常某某承担,消防由某山公司按原设计施工,费用由某山公司承担,某山公司负担办理产权证……。案涉4号楼及地下室不符合竣工验收备案条件,某山公司未按原报送且审批通过的图纸进行施工并在该项目竣工验收时提供虚假资料,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已公告废止案涉房屋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并责令某山公司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但直至本案诉讼发生,案涉房屋尚未重新组织竣工验收,不具备交付条件,不能正常使用。某山公司没有按《房屋买卖协议》的约定于2011年1月30日前交付具备正常使用功能的房屋,其违约行为致使常某某签该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常某某有权解除该合同。
裁判要旨
商品房销售者没有按合同约定的时间交付具备正常使用功能的房屋,其违约行为致使购房人签订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依据《合同法》第9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的规定,购房人有权解除该合同。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3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本案适用的是2003年6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
一审: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6民初151号民事判决(2020年7月27日)
二审: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0)内民终522号民事判决(2020年12月28日)
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3371号民事裁定(2021年6月1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王某某诉王某、刘某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3-07-2-091-004 · (2021)吉0106民初1800号 ·
民事房屋买卖合同共同共有连带债权给付消灭
裁判要旨:《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连带债权的规则参照适用连带债务的规则。在连带债务中,债权人不必分别请求每一位债务人履行债务,而是可以任意选择债务人,并请求其履行全部债务;同理,在连带债权中,债务人亦有选择权,可以任意选择债权人,并向其履行全部债务。关于债务人向连带债权中之一人清偿的法律效力,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部分连带债务人履行的,其他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务在相应范围内消灭;同理,部分连带债权人受领债务人履行的,其他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在相应范围内亦消灭。债务人向连带债权的债权人之一为全部给付其总债务即归消灭。未实际受领债权的其他连带债权人不得再行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仅能向其他受领债权的连带债权人主张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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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房屋买卖合同/共同共有/连带债权/给付/消灭
基本案情
原告王某某诉称:原告与被告系父子关系。原告王某某与前妻刘某某(被告母亲)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协商将夫妻共有的案涉房屋,以20万的价格卖给被告王某。2016年6月7日双方签订了买卖房屋合同,原告王某某、刘某某为甲方,被告王某为乙方。合同约定:“2016年6月7日前一次性付清房款20万”,原告将房屋按照合同约定交付给了被告王某。但被告至今没有给付房款,原告与被告母亲刘某某现已经离婚,故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给付原告买卖房屋款的百分之五十即10万元。
被告王某辩称:第三人刘某某是答辩人的母亲,原告是二人的独子。原告与第三人离婚。答辩人于2017年6月19日已将房款全额支付给第三人,第三人用于代原告偿还其债务。故原告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第三人刘某某述称:原告没有权利要这笔钱,因为离婚之前原告放弃该产权,归我所有。我的意见是直接转给(房屋过户)被告,且原告同意。即使有原告的份,钱也已经给原告了,我已经替原告还债给案外人周德芬183390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王某某与第三人刘某某原系夫妻关系,两人于1982年结婚,2016年6月17日离婚。被告王某系原告王某某与第三人刘某某的儿子。2016年6月7日,王某某、刘某某为甲方,王某为乙方,双方签订了《长春市房屋转让合同》。合同约定王某某、刘某某将夫妻共有案涉房屋,以20万元的价格出卖给王某。合同签订后,王某某、刘某某将房屋交付给王某。2017年6月19日,王某将房屋价款20万元给付刘某某。现王某某以王某应将20万元房款中10万元给付给自己为由,提出本案诉讼。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31日作出(2021)吉0106民初1800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王某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各方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2016年6月7日,向王某出售房屋时,王某某、刘某某系夫妻关系,两人对出卖标的物即坐落于长春市绿园区某房屋享有共有权,共有方式为共同共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零七条规定,因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产生的债权债务,在对外关系上,共有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第三人知道共有人不具有连带债权债务关系的除外。根据此规定,2016年6月7日,王某某、刘某某向王某出售房屋,两人对王某享有连带债权,对王某负有连带债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一十八条规定,债权人为二人以上,部分或者全部债权人均可以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为连带债权;债务人为二人以上,债权人可以请求部分或者全部债务人履行全部债务的,为连带债务。根据该条规定的连带之债原理,每一个连带债权人均可以要求债务人对自己履行全部之给付。债务人对连带债权人仅须为一次给付即免除其对所有债权人的给付义务。具体到本案,2017年6月19日债务人王某已经将全部房屋价款20万元支付给连带债权人之一的刘某某,完成债务清偿。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明确规定,债务已经履行的,债权债务终止。现另外一位连带债权人王某某请求王某再给付一半房屋价款1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其诉讼请求,不予保护。
至于王某某能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一条第二款“实际受领债权的连带债权人,应当按比例向其他连带债权人返还”的规定,向刘某某主张返还,系连带债权人王某某、刘某某之间的内部法律关系,本案不予评论。
裁判要旨
《民法典》第五百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连带债权的规则参照适用连带债务的规则。在连带债务中,债权人不必分别请求每一位债务人履行债务,而是可以任意选择债务人,并请求其履行全部债务;同理,在连带债权中,债务人亦有选择权,可以任意选择债权人,并向其履行全部债务。关于债务人向连带债权中之一人清偿的法律效力,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部分连带债务人履行的,其他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务在相应范围内消灭;同理,部分连带债权人受领债务人履行的,其他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在相应范围内亦消灭。债务人向连带债权的债权人之一为全部给付其总债务即归消灭。未实际受领债权的其他连带债权人不得再行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仅能向其他受领债权的连带债权人主张返还。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07条、第518条、第521条第3款
一审: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21)吉0106民初1800号(2021年5月3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盛某等诉某置地有限公司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3-07-2-091-005 · (2020)沪0106民初1552号 ·
民事房屋买卖合同装饰装修合同法律关系相对方认定违约责任
裁判要旨:法律关系相对方的认定不应拘泥于合同形式,应注意探求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经开发商指示,买受人与装修企业另行签订装修合同,也可以是精装修房屋买卖中装修部分权利义务的表现形式。此时,应从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装饰装修合同的订立过程、合同条款内容、实际履行情况等因素评价二者之间的关联性,探究合同相关各方的真实合意,继而认定开发商是否应就逾期交房向买受人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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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房屋买卖合同/装饰装修合同/法律关系相对方认定/违约责任
基本案情
原告盛某、毛某诉称:两原告晚于《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室内装修协议》约定交房日期取得房屋钥匙,某置地有限公司应承担逾期交房违约金,上海某工程有限公司因自愿加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请求判令:某置地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以已付房款13,410,371元为本金,按万分之一每日的标准自2018年4月1日计算至2018年11月9日)并赔偿评估费31,028元,上海某工程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某置地有限公司辩称:《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标的为毛坯房,装修验收迟延与其无关;其已按期将房屋交给上海某工程有限公司进行装修,不存在逾期。综上,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被告上海某工程有限公司辩称:其装修工期未超过《室内装修协议》约定,不存在逾期;交房义务应由某置地有限公司承担;其配合交房的行为不构成债的加入。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9月12日,两原告与某置地有限公司就某房屋签订房款(不含全装修价格)暂定为11,931,047元的《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于2018年3月31日前交房。同日,两原告经某置地有限公司指示,又与被告上海某工程有限公司就该房屋室内精装修签订《室内装修协议》,约定装修款1,479,324元,工期547天,至2018年3月31日结束。两原告向某置地有限公司支付了房款、装修款。2018年3月21日,两被告曾共同向原告发送装修验收通知。同年6月,某置地有限公司向原告发函表示对装修验收延迟非常遗憾,其已初步拟定补偿方案,请原告于同年7月8日至15日办理移交手续。原告前往收房时,某置地有限公司员工予以接待并表示公共区域未装修好,不能交付钥匙,直至10月31日才表示可以交房。同年11月9日,原告取得钥匙并接收房屋。2019年,两原告曾以《室内装修协议》为依据,起诉要求两被告赔偿系争房屋逾期交房损失,后申请撤诉获准。该案中,原告坚持对系争房屋2018年4月至11月租金进行评估,为此支付评估费31,028元。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6日作出(2020)沪0106民初1552号民事判决:被告某置地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两原告逾期交房违约金286,981.94元;驳回两原告其余诉讼请求。宣判后,某置地有限公司认为其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将毛坯房交付给上海某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即已完成交房义务,不应将瑕疵修复期计入逾期交房期等为由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5日作出(2020)沪02民终828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是某置地有限公司出售的是商品毛坯房还是精装修房,二是某置地有限公司是否应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
《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室内装修协议》从约定到实际履行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首先,各方当事人明知可能2018年3月31日才能交付毛坯房并开始装修,却仍约定同日装修工程竣工;毛坯房尚未竣工就约定装修开始。其次,某置地有限公司从未按照买卖合同约定通知原告进行毛坯房验收,原告对钥匙移交的过程亦不知情;两被告首次邀请原告验收的就是已装修完毕的房屋,此时原告已不可能进行毛坯房验收,买卖合同的履行欠缺了重要步骤。第三,装修前,原告对装修方案无任何自主权利,装修方案由某置地有限公司确定;装修中,原告不知晓上海某工程有限公司何时进场施工,亦无法进入系争房屋对装修情况进行监督和了解;装修结束后,原告在与某置地有限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后才能从物业公司处取得房屋钥匙,并非与上海某工程有限公司办理交接手续;原告自始未与上海某工程有限公司接触,上述情形均与一般装修合同明显不同。第四,如果某置地有限公司仅承担毛坯房交房义务,则理应由上海某工程有限公司组织和参与装修验收,并承担所谓逾期责任。相反,某置地有限公司自认了延期验收的事实并作出补偿的意思表示。最后,系争房屋装修工程既已完成,上海某工程有限公司理应有权依照装修协议要求某置地有限公司支付全部装修款项,或要求原告指示付款。但上海某工程有限公司却依照与某置地有限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进行结算,且至今未收到全部工程款。上述不合理之处可以相互印证各方当事人均认为验收和交付的对象是精装修房屋,且应由某置地有限公司履行交付义务。
结合在案证据,原告在2018年3月实际无法取得房屋,某置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直至2018年10月31日才表示可以交房,故交房逾期期间应自2018年4月1日计至10月31日。因交付标的物系包含装修价值在内的精装修房屋,故违约金计算基数应为包括装修款在内的总价款13,410,371元;买卖合同约定日万分之一的违约金标准尚属合理。原告在另案中支付的评估费并非必然产生的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装饰装修公司承诺就逾期交房一事对原告进行赔偿,故不能认定构成债的加入。
裁判要旨
法律关系相对方的认定不应拘泥于合同形式,应注意探求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经开发商指示,买受人与装修企业另行签订装修合同,也可以是精装修房屋买卖中装修部分权利义务的表现形式。此时,应从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装饰装修合同的订立过程、合同条款内容、实际履行情况等因素评价二者之间的关联性,探究合同相关各方的真实合意,继而认定开发商是否应就逾期交房向买受人承担违约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77条、第585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条、第114条)
一审: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6民初1552号民事判决(2020年7月6日)
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2民终8286号民事判决(2020年11月2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武某某诉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2023-07-2-091-006 · (2018)第142017002301号 ·
民事房屋买卖合同商品房预售要约虚假宣传
裁判要旨:商品房销售广告的性质在一般情况下属“要约邀请”,当广告内容同时满足“开发商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 “具体确定”及“对合同订立及价格确定有重大影响”的,视为“要约”,开发商违反该要约的,应认定为违约,需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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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房屋买卖合同/商品房预售/要约/虚假宣传
基本案情
2016年10月15日,武某某(乙方)与上海某房地产公司(甲方)签订《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一份,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嘉定区某路某弄某号某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暂测房屋建筑面积为78.71平方米,该房屋建筑层高为2.9米,该房屋建筑设计及平面图见本合同附件二,该房屋建筑结构、装修及设备标准见本合同附件三;总房价款暂定为2,434,767元;第四条,乙方购买该房屋的总价款(含附件三中装修、设备价格)是指该房屋和相应比例的土地使用权的总价格;第八条,签订本合同后,甲方不得擅自变更该房屋的建筑设计(见附件二);附件二,该房屋建筑设计及平面图,地下建筑面积:0,平面图对系争房屋的露台进行了标示;合同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亦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后,武某某支付了全部购房款,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则向武某某交付了系争房屋。
武某某以系争房屋所在小区的设施、设备与上海某房地产公司的前期宣传不符,且系争房屋的阳台层高低于合同约定为由,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因虚假宣传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0,000元(其中赔偿电梯、泳池损失8,000元、顶层专享露台及地下室储藏空间损失2,000元);2、判令被告赔偿阳台层高违约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19,161.89元(按照阳台面积的购买价格即阳台面积的1/2乘以购买单价再乘以层高差额比例计算)。
另查明:2018年10月8日,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上海某房地产公司作出沪监管嘉案处字(2018)第1420170023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经现场核实,上海某房地产公司交付的上述楼盘内只有景观水池未查见有游泳池;使用电梯实际为三某电机上海机电电梯有限公司;地下室储藏空间和顶层开放式露台实际为毛坯交付;顶楼户型部分房间内未设置有飘窗。故当事人对外宣传视频内的效果图及文字说明中含有“嘉定少见的带游泳池高端社区” “日本进口三某品牌” “每户赠送约8平方米地下室储藏空间,顶层专享全开放式露台”及“每个卧室赠送一个飘窗”等内容为虚假。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罚款五万元。
原告在合同约定的交房日到房屋现场时发现两间卧室均没有飘窗,南、北阳台层高明显低于客厅约50厘米,地下室贮藏空间变成了开放式的空间,游泳池变成了蓄水池,日本进口三某电梯变成国产三某电梯等诸多与宣传不符的情况。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1、判令被告赔偿因虚假宣传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0,000元(以下币种同,其中赔偿电梯、泳池损失8,000元、顶层专享露台及地下室储藏空间损失2,000元);2、判令被告赔偿阳台层高违约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19,161.89元(按照阳台面积的购买价格即阳台面积的1/2乘以购买单价再乘以层高差额比例计算,详见起诉时提交的计算明细)。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关于虚假宣传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首先原告实地查看房屋,并依据预售合同购买系争房屋;原告对房屋包括结构、户型、面积、布局及房屋本身所在小区设备设施等在内各项信息明确、清楚;被告向原告交付的房屋完全符合预售合同的约定。原告主张的几项所谓“虚假宣传”即飘窗、地下储藏空间、三某电梯、游泳池/景观水池等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与双方合同约定不符。其次,被告向原告交付的房屋符合预售合同约定。处罚决定书所指违法广告不会也没有导致原告对房屋购买本身认知存在误差,原告主张的虚假广告认定与原告购买系争房屋之间无任何关联。第三,原告所主张的虚假宣传造成的损失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阳台层高损失,首先系争房屋交易时已经建成,原告购房时已经实地查看房屋,被告从未对系争房屋在内的顶楼房屋层高进行隐瞒,原告明确知晓系争房屋的阳台层高。其次,系争房屋设计、施工符合预售合同约定,符合国家《住宅设计规范》等规定。预售合同并没有对阳台的层高作出明确具体约定,相反双方在合同的补充条款中约定房屋的实际层高以最终测定为准;因此,包括阳台在内的层高变化并非合同所约定的违约情形,原告据此主张违约缺乏合同依据。国家也未对阳台层高作出强制性的规范或标准。第三,原告所计算的阳台层高的经济损失缺乏依据,且主张过高。系争房屋属于顶楼,屋面上方的空间并无实际使用功能,故阳台上方的屋面并不属于楼面,建筑设计规范中对层高的定义不适用系争房屋的阳台。况且阳台属于辅助的使用空间,主要功能为晾晒,系争房屋的阳台净高完全可以满足阳台本身的使用功能及房屋的日照要求,对原告的使用不产生任何影响。阳台的价值不可能直接参照房屋单价进行确定,更不可能包含装修价值作为其计算依据,原告采用阳台净高计算损失更是不合理的。
审理中,武某某确认其主张的系争房屋阳台的高度2.34米为净高,长、宽、高数据均由其实际测量得出。上海某房地产公司自认系争房屋的阳台层高低于2.9米,实际层高在2.54米左右,并称因项目交付时间长久,相关图纸缺失,未能计算出阳台面积。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4日作出(2020)沪0114民初9117号民事判决:一、被告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武某某因虚假宣传造成的损失人民币8,000元;二、被告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武某某阳台层高损失人民币16,000元。一审宣判后,上海某房地产公司不服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审理中,上海某房地产公司申请撤回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30日作出(2020)沪02民终10195号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上海某房地产公司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虚假宣传构成违约,应赔偿原告的相关损失。理由如下:
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对于泳池、电梯所作的宣传内容具体确定,应当视为“要约”。上海某房地产公司构成违约,应当赔偿损失。
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
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通常而言,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但是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可视为要约,对开发商具有法律约束力。
2003年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应当视为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该司法解释首次规定商品房销售广告的内容同时满足“开发商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具体确定”“对合同订立及价格确定有重大影响”,就可认定为要约,无须将广告内容载入合同文本中,也同样产生合同条款的法律约束力。该条款有效地遏制开发商通过虚假宣传引诱消费者购房的不诚信行为,保护了购房人的合法权益,规范了房地产市场。
2020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该决定已于2021年1月1日开始实施。根据该决定,《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中“应当视为要约”修改为“构成要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商业广告和宣传的内容符合要约条件的,构成要约”之规定相衔接。
广告宣传被认定为要约时应符合以下要件:1.被视为“要约”的说明和允诺应当局限在“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2.被视为“要约”的说明和允诺应“具体确定”。法院在判断是否“具体确定”时,通常会将含有品牌、参数等无需再行磋商即可固定下来的内容认定为要约。3.被视为“要约”的说明和允诺应对“合同订立”和“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
具体到本案,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因虚假宣传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10,000元,其中赔偿电梯、泳池损失8,000元、顶层专享露台及地下室储藏空间损失2,000元。虽被告对外宣传视频内的效果图及文字说明中含有“嘉定少见的带游泳池高端社区” “日本进口三某品牌” “每户赠送约8平方米地下室储藏空间,顶层专享全开放式露台”等内容均被行政机关认定为虚假,然在具体认定损失时,法院结合被告在宣传材料中未明确地下室储藏空间及丁晨露台的交付标准,合同中对地下室储藏空间及露台也未约定交付标准,属于约定不明。现被告实际交付的地下室储藏空间及露台为毛坯交付,在约定不明的情况下,法院认定被告毛坯交付不构成违约,原告主张的该部分损失未予支持。而“带游泳池高端社区” “日本进口三某品牌”的宣传内容虽然未在预售合同中明确约定,但被告在宣传材料中关于泳池和电梯的宣传内容具体、明确,泳池和电梯作为公共配套设施属于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且对于合同的订立和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中视为“要约”的要件,应视为要约。现被告交付的房屋不具备游泳池及进口三某电梯的设施,应属违约,被告应赔偿原告的相关损失。关于损失金额的确定,考虑到泳池和电梯作为公共设施,业主享有共同使用的权利,开发商的违约行为对业主权益的实际影响,结合系争房屋的价格及面积,酌定被告赔偿原告因该项虚假宣传造成的损失8,000元。
上海某房地产公司交付的阳台层高不符合合同约定,构成违约,造成武某某损失,应予赔偿。理由如下:
房屋层高与居住环境存在紧密联系,亦是房屋市场价格的参考因素之一。原、被告签订的预售合同中明确约定层高为2.9米,被告自认系争房屋的阳台层高低于2.9米,实际层高在2.54米左右,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鉴于目前恢复至合同原层高已无法实现,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于法有据。争议的焦点是如何确定因层高不足产生的损失。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层高违约没有约定,法律对此又无明文规定,但层高不足对房屋的使用价值及交换价值确有一定的影响,如何量化为损失?法院考虑到房屋价格=单价*建筑面积,阳台按实际面积的1/2计入建筑面积,而层高不足对买受人的直接影响即为可用空间的减少和通风采光等的影响,法院结合层高差、阳台面积、房屋销售单价等因素,酌情根据层高差占比、阳台面积、房屋单价确认损失金额为16,000元。
裁判要旨
商品房销售广告的性质在一般情况下属“要约邀请”,当广告内容同时满足“开发商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 “具体确定”及“对合同订立及价格确定有重大影响”的,视为“要约”,开发商违反该要约的,应认定为违约,需承担赔偿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73条、第577条(本案适用的是2003年6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条)
一审: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4民初9117号民事判决(2020年6月24日)
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2民终10195号民事裁定(2020年11月3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傅某甲、傅某乙诉某某房地产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3-07-2-091-007 · (2019)浙0726民初7124号 ·
民事房屋买卖合同违约卖房广告宣传学区房要约邀请要约解除合同
裁判要旨: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一般视为要约邀请,但在出卖人就商品房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清楚、具体、明确,且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则应认定为要约,对出卖人具有约束力。出卖人未实现许诺导致合同主要目的不能实现的,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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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房屋买卖合同/违约/卖房广告宣传学区房/要约邀请/要约/解除合同
基本案情
原告傅某甲、傅某乙诉称:傅某甲、傅某乙向某某房地产公司(以下简称房地产公司)购买一套商品房,房地产公司承诺购房后傅某甲、傅某乙的外孙可以就读某县实验小学,但最终未能就读该校,傅某甲、傅某乙是基于房地产公司的虚假广告及虚假承诺购买了房产,故起诉请求:1.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2.房地产公司返还傅某甲、傅某乙购房款135万元并承担利息损失;3.房地产公司赔偿傅某甲、傅某乙93600元。
被告房地产公司辩称:1.购房款并非傅某甲、傅某乙诉称的135万元;2.曾许诺学区并非虚假宣传,是因为政策原因才没能落实,且学区问题并非合同条款约定内容,傅某甲、傅某乙不能以此为由来解除合同。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5月20日,房地产公司与傅某丙(傅某甲、傅某乙的女儿)签订《定金合同》,傅某丙预定案涉房屋。同年6月21日,傅某甲、傅某乙对案涉房屋部分空间进行装修,工程费为8500元。2019年6月22日,房地产公司与傅某甲、傅某乙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傅某甲、傅某乙购买案涉房屋,购房款121万元及税费10万元。6月25日,傅某甲、傅某乙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并支付契税18245元和不动产登记费80元。
另查明,房地产公司曾在售楼活动中时使用“6月前买房,9月可入学”的宣传语,购房时销售员也作出同样承诺。但在购房后傅某甲、傅某乙被房地产公司工作人员告知无法入读该学校。2019年8月22日,傅某甲、傅某乙就上述问题向所在地市场监管局投诉,要求退房或者补偿不能入学该校的损失和学区房附加值。经市场监管局调解,房地产公司只愿意承担未能就读某县实验小学的损失93600元,对于退房和补偿附加值的要求不能满足,双方未达成一致故而成讼。
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0日作出(2019)浙0726民初7124号民事判决:一、房地产公司赔偿傅某甲、傅某乙损失93600元;二、驳回傅某甲、傅某乙的其他诉讼请求。傅某甲、傅某乙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6日作出(2020)浙07民终1953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二、解除傅某甲、傅某乙与房地产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三、房地产公司支付傅某甲、傅某乙购房款等款项共135万元,并赔偿其他损失20000元以及利息损失;四、傅某甲、傅某乙将案涉房屋过户登记到房地产公司名下;五、驳回傅某甲、傅某乙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傅某甲、傅某乙与房地产公司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本案售楼过程中,房地产公司人员对购买案涉房屋后,傅某甲、傅某乙的外孙可以就读某县实验小学的承诺内容清楚、明确。傅某甲、傅某乙基于该承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对承诺内容产生了信赖利益,承诺应视为要约,对房地产公司具有约束力。现房地产公司不能兑现承诺,已构成违约。且傅某甲、傅某乙购买案涉房屋的主要目的系考虑外孙入学问题,因房地产公司违约行为导致合同主要目的不能实现,傅某甲、傅某乙有权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房地产公司应将购房款121万元退还给傅某甲、傅某乙,并承担工程费8500元、税费12万元及相关利息损失。关于傅某甲、傅某乙主张其外孙不能入读某县实验小学的损失赔偿问题,虽房地产公司曾表示愿意承担93600元的赔偿,但前提系不解除合同,故该金额不能作为认定损失的依据。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法院酌定房地产公司赔偿20000元。
裁判要旨
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一般视为要约邀请,但在出卖人就商品房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清楚、具体、明确,且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则应认定为要约,对出卖人具有约束力。出卖人未实现许诺导致合同主要目的不能实现的,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9条、第563条、第577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第94条、第10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
一审: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2019)浙0726民初7124号民事判决(2020年4月10日)
二审: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7民终1953号民事判决(2020年8月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吕某诉王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3-07-2-091-008 · (2020)京0119民初3092号 ·
民事房屋买卖合同校舍改建房居住权转让转让会员资格教育科研设计用地社会公共教育资源无效合同
裁判要旨:1.合同性质的认定应当从合同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两方面加以认定,综合合同内容、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加以判断。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载明了房屋位置,约定了价款、支付时间、支付方式、交付事宜、违约责任等具体条款,符合房屋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的,应认定双方之间签署的合同属于房屋买卖合同。 2.买卖双方就具有社会公共教育资源属性的校舍改建房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因合同改变了社会公共教育事业的划拨建设用地用途,侵害了社会公共教育资源,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应属无效。因合同无效产生的各种损失,双方自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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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房屋买卖合同/校舍改建房/居住权转让/转让会员资格/教育科研设计用地/社会公共教育资源/无效合同
基本案情
原告吕某诉称:其与王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书》,购买王某名下小产权房一套,后得知房屋产权登记的名字仍为王某,原告多次联系王某,王某拒不协助其办理物业更名手续。故请求判令:1.确认其与王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王某退还购房款13万元;3.王某支付资金占用期间使用费;4.王某支付其因无法居住而产生的房屋租赁费用。
被告王某辩称:其与吕某签订的转让协议实际上转让的是案涉房屋的会员资格和居住权,买卖合同是对转让协议的补充,实为居住权转让;吕某不支付房款属于违约,不应由其退还购房款,而应由吕某支付违约金;吕某已经取得《会员手册》,其清楚房屋的使用性质,如认为合同有效,则吕某应配合其办理《会员手册》更名手续并赔偿违约金,如确认合同无效,则双方各承担相应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4月24日,卖方王某与买方吕某就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书》,约定王某将案涉房屋出卖给吕某,总售价为73万元,先行支付13万元,其余60万元后续分三次支付。合同签订当日,双方在案涉房屋的物业管理部门办理了小区《会员手册》更名手续,将《会员手册》中的王某变更为吕某,并将房屋的所有附属物品交给了吕某。2018年4月30日前,吕某按合同约定向王某支付了第一期购房款13万元。
案涉房屋系由某学院校区校舍改建而来。《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载明,该宗地用途为教育科研用地,主体建筑物和附属建筑物性质均为教学用房、宿舍、食堂及配套设施。
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9日作出(2020)京0119民初3092号民事判决:一、确认王某与吕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无效;二、王某返还吕某购房款13万元;三、驳回吕某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为终审判决。
裁判理由
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校舍改建房买卖合同的性质和效力认定。
1.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书》的性质
吕某与王某签订的合同,就涉案房屋买卖事宜进行了明确、详细的约定,该合同载明了房屋坐落,约定了价款、支付时间、支付方式、交付事宜、违约责任等具体条款,符合房屋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且纵览整个合同并无租赁、转让居住权、转让会员资格的相关表述,故无论从该合同的形式要件还是条款内容上都可以看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系就涉案房屋进行买卖,而非对居住权或会员资格进行转让,故王某与吕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性质应为房屋买卖合同。
2.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书》的效力认定
涉案房屋所属建设用地系某学院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划拨取得,且只限用于建设某学院某校区项目,建筑物性质均为教育用房、宿舍、食堂及配套设施,涉案房屋系由校舍改建而来,具有社会公共教育资源的属性。现王某与吕某对经校舍改建而来的涉案房屋进行买卖,改变了本应用于社会公共教育事业的划拨建设用地及其上校舍之用途,侵害了社会公共教育资源,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违背了公序良俗,故王某与吕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书》应为无效,王某应返还吕某先行支付的购房款13万元。
王某、吕某均明知涉案房屋系由某学院某校区校舍改建而来,但在此情况下仍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书》,故双方对合同无效均负有过错,吕某无权要求王某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使用费用;吕某要求王某支付房屋租赁费用、房屋维修费用,因吕某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存在相关损失,故对此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1.合同性质的认定应当从合同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两方面加以认定,综合合同内容、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加以判断。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载明了房屋位置,约定了价款、支付时间、支付方式、交付事宜、违约责任等具体条款,符合房屋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的,应认定双方之间签署的合同属于房屋买卖合同。
2.买卖双方就具有社会公共教育资源属性的校舍改建房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因合同改变了社会公共教育事业的划拨建设用地用途,侵害了社会公共教育资源,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应属无效。因合同无效产生的各种损失,双方自负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5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7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8条)
一审: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9民初3092号民事判决(2020年6月1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余某某诉某某实业开发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2023-07-2-091-010 · (2020)粤0608民初3200号 ·
民事商品房预售合同带装修未完成装修工程买受人收楼违约金截止日
裁判要旨:1.关于带装修商品房买卖合同交付条件的认定。商品房预售合同对商品房应当具备的装饰装修及设备标准进行了明确、详尽约定的,应当认定商品房的交付条件包括装修工程的完成,在合同约定的交房日期届满时涉案商品房装修工程未完成的,买受人享有拒绝收楼的权利。装修工程已经完成,但是存在装修瑕疵的,在不严重影响正常居住的情况下,可认定涉案商品房已具备交付条件。 2.关于约定带装修的涉案商品房装修工程未完成情况下,出卖人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的截止日期的认定。约定带装修的涉案商品房装修工程逾期完成的,在涉案商品房已具备交付条件时,买受人拒绝收楼的权利在其查验房屋后丧失,应当配合买受人完成收楼手续。因此确认涉案商品房在买受人查验房屋之日实际交付,逾期违约金应计算至该日为止。 3.关于未完成装修工程违约责任承担的认定。在约定带装修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如果出卖人未如约交付符合合同约定装修标准的房屋,应承担何种责任,取决于装修工程的进度:其一,如果在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届满时,装修工程未完工或未开始进行,则出卖人应当承担继续履行且支付延迟交付房屋违约金的违约责任;其二,如果买受人收房时,装修工程已完工,但存在质量问题,则可按照合同约定要求开发商采取及时更换、修理等补救措施,并赔偿相应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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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商品房预售合同/带装修/未完成装修工程/买受人收楼/违约金截止日
基本案情
原告余某某诉称: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余某某向某某实业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购买一套预售商品房,房屋带装修出售,某某公司应当在2019年6月30日前交房。后余某某按约定支付了购房款,但某某公司延迟交付房屋。故请求判令:1.某某公司向余某某支付逾期交房的违约金;2.本案诉讼费用由某某公司承担。
被告某某公司辩称:1.某某公司已通知余某某收楼,但余某某却延迟收楼。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由于买受人原因未按通知办理验收手续,应视为涉案商品房已交付,买受人认可商品房质量符合合同约定交付标准且同意验收商品房。2.本案诉讼费由余某某承担。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0月6日,余某某与某某公司签订合同,余某某向某某公司购买一套预售商品房,房屋带装修出售。合同约定购房款为1241503元;某某公司应当在2019年6月30日前将已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文件且符合合同约定的商品房交付给余某某使用;商品房交付期限届满仍未能交付的,余某某同意继续履行合同,自商品房交付期限届满日次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某某公司按日向余某某支付已交付房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后余某某已全额支付了购房款。
在合同履行期间,某某公司取得涉案商品房的房屋面积测量成果报告书、竣工验收备案证明文件,并于2019年6月19日向余某某邮寄收楼通知书。但截至2019年6月30日,某某公司未完成涉案商品房的装修工程,余某某未到某某公司办理收楼手续。至2019年11月17日,余某某仍向某某公司反映涉案商品房装修存在的问题,11月18日, 余某某签署了《收楼确认书》。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于2020 年11月2日作出(2020)粤0608民初3200号民事判决:被告某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17381.04元给原告余某某。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经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某某公司交付涉案商品房的条件是否包括完成装修工程;二、某某公司应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的截止日期。
一、某某公司交付涉案商品房的条件是否包括完成装修工程。装修工程已完成,是涉案商品房的交付条件之一,具体理由如下:首先,涉案合同及附件对涉案商品房应当具备的装饰装修及设备标准进行了明确、详尽的约定。在此情况下,应理解为涉案商品房的交付条件包括装修工程的完成;其次,余某某、某某公司均确认涉案商品房是带装修出售的,该装修属于合同标的房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涉案装修工程的施工方直接由某某公司选定和进行结算,某某公司参与了装修工程,因此某某公司在交付商品房时应保证装修工程已经完成;再次,合同附件约定,交付的商品房达不到约定装修标准的,由某某公司及时更换、修理和重新维修。按照正常的文义解释理解,更换、修理、重新维修适用的前提条件,是指装修工程已完成,但存在与约定标准不符且不严重影响正常居住的装修质量或瑕疵问题。但本案中,上述保修责任条款不能适用,因为涉案商品房在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间届满时根本未完工或未开始进行。故余某某有权拒绝收楼,直至某某公司交付已完成装修工程的涉案商品房时为止。
二、某某公司应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的截止日期。某某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约定的交房日期(即2019年6月30日)届满时完成了涉案商品房的装修工程,余某某享有拒绝收楼的权利。某某公司应依照合同从2019年7月1日起计算逾期交房违约金。本案中,余某某迟至2019年11月18日才签署《收楼确认书》,但其早于2019年11月17日即向某某公司提交了《物业接收情况反馈表》,反映涉案商品房装修存在诸多问题。反馈表上记载的内容能证明装修工程在2019年11月17日已经完成,尽管存在部分装修瑕疵问题,但并不严重影响正常居住,涉案商品房已具备交付条件,余某某此前所享有的拒绝收楼权利在其查验后自然丧失,理应配合某某公司在当天完成收楼手续。因此确认涉案商品房在2019年11月17日已实际交付,逾期违约金应计算至该日为止。综上,按照合同的约定,某某公司应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计算时间应从2019年7月1日计算至2019年11月17日止。
裁判要旨
1.关于带装修商品房买卖合同交付条件的认定。商品房预售合同对商品房应当具备的装饰装修及设备标准进行了明确、详尽约定的,应当认定商品房的交付条件包括装修工程的完成,在合同约定的交房日期届满时涉案商品房装修工程未完成的,买受人享有拒绝收楼的权利。装修工程已经完成,但是存在装修瑕疵的,在不严重影响正常居住的情况下,可认定涉案商品房已具备交付条件。
2.关于约定带装修的涉案商品房装修工程未完成情况下,出卖人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的截止日期的认定。约定带装修的涉案商品房装修工程逾期完成的,在涉案商品房已具备交付条件时,买受人拒绝收楼的权利在其查验房屋后丧失,应当配合买受人完成收楼手续。因此确认涉案商品房在买受人查验房屋之日实际交付,逾期违约金应计算至该日为止。
3.关于未完成装修工程违约责任承担的认定。在约定带装修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如果出卖人未如约交付符合合同约定装修标准的房屋,应承担何种责任,取决于装修工程的进度:其一,如果在合同约定的交付期限届满时,装修工程未完工或未开始进行,则出卖人应当承担继续履行且支付延迟交付房屋违约金的违约责任;其二,如果买受人收房时,装修工程已完工,但存在质量问题,则可按照合同约定要求开发商采取及时更换、修理等补救措施,并赔偿相应损失。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9条、第577条、第585条第1款、第601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第107条、第114条第1款、第138条)
一审: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2020)粤0608民初3200号民事判决(2020年11月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印某诉上海某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2023-07-2-091-012 · (2019)沪0117民初17843号 ·
民事房屋买卖合同商品房预售欺诈消费者退一赔三
裁判要旨:虽然行政机关对于开发商虚假广告、虚假宣传等行为进行了行政认定,但对于该行为是否构成民事法律意义上的欺诈,法院仍应根据民事法律规定进行认定。合同已明确约定将广告宣传等排除在合同内容之外,购房人明知其购买的涉案房屋系毛坯房,故虚假广告宣传对于购房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并无重大影响,其并未基于开发商广告宣传而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则无法认定开发商的行为构成民事法律意义上的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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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房屋买卖合同/商品房预售/欺诈/消费者/退一赔三
基本案情
原告印某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5年12月29日签订的《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所有购房款1,139,575元(包括房款1,058,051元、电商费80,000元、按揭手续费1,524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3,418,725元(1,139,575元的3倍)。事实与理由:2015年下半年,原告经中介了解到被告开发的某项目。开发商的广告宣传将商铺宣传为精装修房。2019年12月29日,原告在与被告签订《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时,发现被告提供的合同文本内容与被告的讲解和宣传不符(如面积、装修和赠送的花园等)。原告当场提出质疑,并与被告公司销售人员赵某和管理人员郭某进行了2个下午的合同条款谈判。最后,被告公司销售人员和管理人员亲笔写下了关于装修以及赠送花园面积等内容的承诺,并签名作为凭证。另外,原告在2015年12月29日与被告签署了关于装修的《补充协议》,被告以盖章为由,拿走了《补充协议》,此后就再也不承认签署了该协议。原告按约支付了相应房款。原告基于被告宣传的内容才选择购买涉案房屋,但被告却没有按照其宣传内容交付房屋,涉案房屋不仅是毛坯房,更没有其宣传的赠送面积、空间和相应配置。2017年12月30日,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被告虚假宣传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被告进行了处罚。因为被告应当提供实测面积表而没有提供,其逾期交房的行为构成违约,且被告实施欺诈,故原告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解除合同、退一赔三。
上海某置业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请。1.被告按照合同约定在具备约定交房条件下向原告发出了交房通知书,原告却迟迟未办交房手续,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2.原告购房时并没有受到广告影响,原告提交的广告也不是被告作出的,而是案外人作出的广告,被告不存在欺诈行为。3.原、被告之间合同约定购买的房屋就是毛坯房,且合同明确约定,签订合同前所有宣传材料都不属于买卖合同的相关内容,不得以样板房追究对方的责任。4.涉案的合同是商品房预售合同,且涉案房屋是商铺而不是住房,故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29日,原告(乙方)、被告(甲方)签订《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一份。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坐落于松江区的房屋一套,政府批准的规划用途为店铺。合同第三条约定,乙方购买该房屋的总房价款(不包含房屋全装修价格)暂定为人民币1,058,051元。合同附件三约定,该房屋为毛坯装修;该房屋建筑结构、装修及设备标准最终以实际交付时的现状为准。合同补充条款一第七条约定,如甲方不能在本合同第十一条规定期限交房,乙方同意给予甲方六个月(至2017年6月30日,含当日)的交房宽展期,允许甲方在该宽展期届满日前具备本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并将该房屋交付乙方,乙方同意宽展期内合同继续履行,且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甲方亦有权提前交付,此不构成甲方违约,乙方同意根据甲方通知接收该房屋并承担自交付日起应由乙方承担的相关费用。合同补充条款一第十条约定,若乙方未在交房书面通知规定的交房期限内对该房屋进行验收、交接的,甲方无需另行书面催告乙方收房,自交房书面通知规定的交付之首日起即视同该房屋已按本合同约定交付。合同补充条款一第二十条约定,本合同一方按约定向另一方送达任何文件、回复及其他任何联系,须采用书面形式,并应采用挂号信邮寄或特快专递或直接送达或本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方式送达。送达地址为双方在本合同中填写的地址或另一方以本条所述方式通知变更后的地址为双方文件的实际送达地址。任何一方变更其通讯地址需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地址变更方因未通知另一方变更后的地址,需承担因文件、回复及其他任何联系送达不能的责任。以挂号信或特快专递方式邮寄的,投邮(以寄出邮戳为准)后2天视为送达。直接送达的,以另一方或其代理人、同住人签收时视为已送达。若乙方为多人时,乙方同意甲方向其中任何一人进行送达,即视为对乙方全体进行送达。乙方同意甲方根据合同“书面通知乙方”的行为可直接采取挂号信、邮政特快专递邮寄、直接送达、登报告示或在甲方售楼处张贴公告等形式,直接送达根据合同及本补充协议约定送达或视为送达之日、公告张贴于甲方售楼处或公告登载于报纸之日为甲方已书面通知并到达乙方之日,乙方不得以未实际见到邮件或公告等理由向甲方提出异议或追究甲方未书面通知之责任。合同补充条款一第二十一条约定,未经甲方书面允诺之任何条款,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均不具有约束力。该房屋的交付标准和条件以本合同约定为准,本合同未作约定的,以该房屋交付时现状为准。甲方的广告、样板房、宣传材料、模型、展示板、规划设计效果图、楼书、沙盘、任何口头介绍、解释(包括但不限于照片、录像、录音等)及互联网上的信息及其它宣传资料仅供参考,不构成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乙方不得以样板房或以上宣传资料内容为由追究甲方责任。合同首部,载明了原告的住址。合同另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
2017年6月28日,被告向原告的住址寄送《告业主书》,载明被告将于2017年7月2日起至2017年7月15日接受业主收房或退房的申请,请在以上时间前往办理地点进行正式登记。对此,原告表示其因为搬家所以没有收到上述《告业主书》。
2017年8月6日,原告到被告处验收房屋,因涉案房屋系毛坯房而非精装修房发生争议。
2017年12月30日,被告被上海市松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了行政处罚,认定被告的相关行为构成虚假广告、虚假宣传。
2018年5月4日,原告至被告处索要装修协议即补充协议,被告表示双方并未实际签订补充协议。双方因此发生纠纷,原告遂报警。
审理中,原告认为房款是包含装修费的,故交付的房屋应该是精装修房;被告则表示原、被告之间买卖的就是毛坯房。被告表示赵某、郭某均不是被告的员工,也不存在委托关系。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20年4月24日作出(2019)沪0117民初17843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印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原告印某提起上诉。因上诉人印某收到缴纳上诉费用通知后仍不予缴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5日作出(2020)沪01民终6984号民事裁定:本案按上诉人印某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一审松江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按约履行自己的义务。现原告以被告欺诈为由主张合同解除,缺乏法律依据,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原告以被告逾期交房为由主张解除合同,但是,从查明的情况来看,被告已于2017年6月28日向原告寄送了告业主书,通知原告于2017年7月2日至2017年7月15日来收房。根据合同约定,投邮后2天视为送达,原告未在交房书面通知规定的交房期限内对该房屋进行验收、交接的,被告无需另行书面催告原告收房,自交房书面通知规定的交付之首日起即视同该房屋已按本合同约定交付。虽然原告表示其未收到上述收房通知,但根据上述约定,应当视为涉案房屋已经于2017年7月2日交付。从交付日期来看,被告交付房屋仅超过合同约定的宽展期2017年6月30日2天,原告据此主张合同解除,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原告在2017年7月2日交房之后的2017年8月6日要求被告提供实测面积表,又以被告未提供实测面积表为由拒绝收房,缺乏依据,法院对此不予支持。
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将毛坯房宣传为精装房来出售的行为构成欺诈,故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应承担退一赔三的责任。对此,法院认为,首先,根据双方签订的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第三条,房屋总价1,058,051元系不包含房屋装修的价格。其次,从合同附件三的装修标准来看,涉案房屋也明确约定为毛坯房。再次,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应当视为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亦应当视为合同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虽然被告相关的广告宣传行为由行政机关认定为虚假广告、虚假宣传,但原、被告签订的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明确约定,被告的广告、样板房、宣传材料、模型、展示板、规划设计效果图、楼书、沙盘、任何口头介绍、解释(包括但不限于照片、录像、录音等)及互联网上的信息及其它宣传资料仅供参考,不构成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乙方不得以样板房或以上宣传资料内容为由追究甲方责任,该房屋的交付标准和条件以本合同约定为准,本合同未作约定的,以该房屋交付时现状为准。故合同已明确约定将广告、宣传等排除在外,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并无重大影响。综上,原告对于其支付1,058,051元购买的涉案房屋系毛坯房应属明知,原告并未基于被告的广告而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故原告主张被告的上述行为构成欺诈,缺乏事实依据,法院对此不予支持。
原告主张《补充协议》《告业主书》都表明涉案房屋应该包含装修,被告的工作人员郭某也向原告承诺了房屋装修、赠送花园等,但被告又均不承认,故被告的行为系欺诈。对此,法院认为,首先,原告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原、被告已实际签订了关于涉案房屋装修的补充协议、被告应向原告交付精装修房;其次,原告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郭某系被告的员工或受被告委托、郭某作出的承诺对被告具有约束力;再次,原告主张其签署《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时间系2015年12月30日,与合同载明的签署时间2015年12月29日相悖,法院对此不予采信,而郭某在2015年12月30日作出的承诺显然无法影响原告在2015年12月29日签订《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时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故原告主张被告欺诈,并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退一赔三,缺乏依据,法院对此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虽然行政机关对于开发商虚假广告、虚假宣传等行为进行了行政认定,但对于该行为是否构成民事法律意义上的欺诈,法院仍应根据民事法律规定进行认定。合同已明确约定将广告宣传等排除在合同内容之外,购房人明知其购买的涉案房屋系毛坯房,故虚假广告宣传对于购房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并无重大影响,其并未基于开发商广告宣传而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则无法认定开发商的行为构成民事法律意义上的欺诈。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1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
一审: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7民初17843号民事判决(2020年4月24日)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1民终6984号民事裁定(2020年7月1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重庆市某房地产管理局诉李某租赁合同纠纷案
2023-07-2-111-001 · (2017)渝0102民初9481号 ·
民事诉讼租赁合同公房承租权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国家福利政策
裁判要旨:承租人基于工作单位安排入住直管公房,虽然承租人与公房管理部门未签订租赁合同、承租人未交纳租金,但仍属于依照国家福利政策而租赁公有住房的范畴,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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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诉讼/租赁合同/公房承租权/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国家福利政策
基本案情
重庆市XX房屋于1990年12月9日登记为某市房屋管理处所有,此后该处经政府职责调整,于1998年8月更名为某房管局。案涉房屋现为某房管局名下的直管公房,供各单位职工租赁使用。1994年,原某市建委安排其市政处职工李某在XX房屋居住至今,某房管局与李某一直未签订租赁合同,李某也未交纳租金。2017年,因城市危旧房改造项目,某区人民政府对XX房屋进行征收。2018年3月14日,某房管局向李某等居住在涪陵区某某路14、16号的住户发出腾房通知,但李某未按通知腾空并返还某房管局房屋。
重庆市某房地产管理局起诉请求判令:1.解除某房管局与李某之间形成的不定期租赁合同;2.李某将案涉住房一套腾空并返还。
李某辩称:本案为行政纠纷,某房管局的主体不适格。李某是原单位安排居住于此,并非平等主体之间通过市场行为入住直管公房,对直管公房的管理可以依法律法规直接做出行政命令、决定等行政行为,而不应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要求李某腾空退还房屋,故本案不应作为民事案件审理。李某系因工作单位分配而取得案涉房屋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李某与某房管局之间不存在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7)渝0102民初9481号民事判决:一、解除重庆市某房地产管理局与李某之间形成的不定期租赁合同;二、李某于判决生后三十日内返还重庆市某房地产管理局位于XX住房一套。
李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9日做出(2019)渝03民终459号裁定:一、撤销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2民初948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重庆市某房地产管理局的起诉。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李某基于原在某市建委的工作关系并根据工作单位的安排而入住案涉房屋,取得该房屋的占有和使用权。某房管局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与李某之间存在租赁合同关系,双方之间并非平等主体间的民事合同关系,故本案不属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予以改判。
裁判要旨
承租人基于工作单位安排入住直管公房,虽然承租人与公房管理部门未签订租赁合同、承租人未交纳租金,但仍属于依照国家福利政策而租赁公有住房的范畴,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3条
一审: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2民初9481号民事判决(2018年12月20日)
二审: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3民终459号民事裁定(2019年4月1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某建材公司诉某投资公司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2023-07-2-111-003 · (2019)沪0110民初6089号 ·
民事房屋租赁合同合同无效特殊用途未取得许可
裁判要旨:出租人承诺办理相关特殊证照或许可证并按照承租人的要求装修房屋,租赁双方书面约定满足条件后双方再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较之一般房屋租赁合同具有租赁标的特定化,办理证照、许可证专业化,签订前期协议涉及利益金额巨大等特点。特殊用途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由出租人装修的,可以参照承租人装修合同解除、无效时立法精神和处理原则,即由双方各自按照导致合同无效的过错分担现值损失,充分考虑出租人的资质、营业范围、行业情况,双方过错大小等情况,谨慎平衡当事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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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房屋租赁合同/合同无效/特殊用途/未取得许可
基本案情
2015年12月2日,某建材公司(签约甲方)与某管理咨询公司(签约乙方,后将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某投资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拟将其拥有的上海市某路X号房屋经改造后设置成养老机构,实施对外经营,该项目改造所需的行政许可手续正在办理中。2017年9月1日,某建材公司(签约甲方)、某投资公司(签约乙方)与某养老服务公司(签约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某投资公司承租某建材公司所有的上海市某路X号房屋一幢。2017年11月9日,某建材公司向某投资公司及某养老服务公司发出《要求支付合同约定款项通知函》,要求某投资公司及某养老服务公司向某建材公司支付租赁保证金、首期租金、租赁补偿金、装修款、物业管理费共计11,203,137元。2019年1月21日,某投资公司向某建材公司发出《关于上海市某路X号项目催告函》,认为根据2015年12月2日的协议书约定,某建材公司应在不晚于2016年6月1日前,负责办理完成与承租范围及面积相匹配的养老机构经营相关所有证照原件,养老床位数不低于220个等交付条件,某建材公司至今未能办理完成,要求某建材公司在2019年1月31日前办理完毕。
某建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某建材公司与某投资公司于2015年12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及2017年9月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2.某投资公司支付从2016年6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租金5,850,000元、自2017年9月1日起至 2019年11月29日租金11,060,238.90元、物业费1,446,461.28元、剩余装潢款6,650,000元、水、电、燃气费533,653.52元,合计26,063,573.70元;3.某投资公司支付解除合同违约金12,000,000元;4.某养老服务公司对某投资公司的上述第二、三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付款责任;5.判令房屋内装潢残值及不可搬离的设施、设备均归某建材公司所有。
某投资公司辩称:《房屋租赁合同》无效,某投资公司无需向某建材公司支付租金,某建材公司主张的水、电、煤费用系装修过程中产生的费用,不应当由某投资公司负担。某建材公司应当将符合合同约定的租赁标的出租给某投资公司,因某建材公司未能按约提供相关证照和交付房屋,某投资公司无需支付装修款,鉴于本案的实际情况,装修补偿款同意由法院判决。
某养老服务公司辩称:同意某投资公司的答辩意见。因《房屋租赁合同》无效,故担保合同无效,某养老服务公司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房屋租赁合同》也未约定某养老服务公司需承担的担保责任,故未明确约定担保方式的,担保关系不成立。
某投资公司提出反诉诉讼请求:1.某建材公司返还某投资公司保证金100万元;2.某建材公司赔偿某投资公司以10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7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损失。
某建材公司辩称:某投资公司反诉要求某建材公司返还租赁保证金的基础是解除《协议书》,不应当合并审理,应当另案诉讼。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已转为《房屋租赁合同》,即便解除《协议书》,也是某投资公司违约在先,不同意反诉诉讼请求。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3日作出(2019)沪0110民初6089号民事判决:一、某建材公司与某投资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于2019年7月8日解除;二、某建材公司与某投资公司、某养老服务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三、某投资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某建材公司损失4,000,000元;四、上海市杨浦区某路X号房屋内四至八楼、三楼裙房、九楼机房中的固定装修、尚未搬离的设施、设备归某建材公司所有;五、某建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某投资公司保证金1,000,000元;六、某养老服务公司对上述第三条某投资公司应向某建材公司支付的全部款项中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承担清偿责任;七、驳回某建材公司其余本诉诉讼请求;八、驳回某投资公司其余反诉诉讼请求。某建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4日作出(2020)沪02民终301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某建材公司将原1-4层插层改建为8层,并将其中的四至八层租赁给某投资公司,但未就改建部分办理相应的行政许可,各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虽部分房屋系有证建筑,但拆分履行必然会影响合同的效果,也无法就有效部分单独履行,租赁房屋的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各方已无继续履行2015年《协议书》的可能。各方均要求解除该份协议。为避免当事人诉累,法院认定该份《协议书》于2019年7月8日解除。某建材公司作为出租方,将未取得产权证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部分房屋出租,未履行《协议书》承诺的办出改建项目的行政许可,导致合同无效,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某投资公司在明知改建项目尚未办理相应行政审批手续之前即与某建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应当承担次要责任。结合双方过错大小,装修价值、当事人是否可以利用等情况,综合考量,酌情判令某投资公司赔偿某建材公司损失,固定装修、未搬离的设施、设备归建材公司所有。
裁判要旨
出租人承诺办理相关特殊证照或许可证并按照承租人的要求装修房屋,租赁双方书面约定满足条件后双方再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较之一般房屋租赁合同具有租赁标的特定化,办理证照、许可证专业化,签订前期协议涉及利益金额巨大等特点。特殊用途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由出租人装修的,可以参照承租人装修合同解除、无效时立法精神和处理原则,即由双方各自按照导致合同无效的过错分担现值损失,充分考虑出租人的资质、营业范围、行业情况,双方过错大小等情况,谨慎平衡当事人利益。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第157条、第562条、第566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58条、第93条、第9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82条(本案适用的是1995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
一审: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0民初6089号民事判决(2020年1月3日)
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2民终3014号民事判决(2020年6月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某商业公司诉某文化传媒分公司、某文化传媒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2023-07-2-111-004 · (2019)沪0101民初12070号 ·
民事房屋租赁合同承租人违约出租人的减损义务
裁判要旨:承租人未依约支付租金且不实际占有使用租赁房屋,出租人已明确告知承租人解除合同并将行使合同权利收回房屋,且具备收回房屋的客观条件的,出租人负有在合理期限内及时收回房屋的减损义务。出租人长期不收回租赁房屋并主张高额占有使用费的,对其未履行减损义务所致的损失,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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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房屋租赁合同/承租人违约/出租人的减损义务
基本案情
2018年,某商业公司(甲方)与某文化传媒分公司(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系争房屋租赁给乙方。双方租赁合同中详细约定租期、租金保证金、滞纳金、违约金等事项。乙方逾期支付租金、管理费等超过30天的,甲方有权以书面方式解除合同,甲方有权没收租赁保证金用以冲抵违约金。乙方应于租赁合同终止之日起5日内,将房屋恢复原状交还甲方。乙方违约的,无论何种原因,交还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乙方仍未按合同约定交还房屋的,应按合同终止时房屋日租金、日管理费之和的双倍向甲方支付房屋占用使用费,直至交还完成。乙方交还期限届满后,房屋内的物品、附属设施设备、装修装饰等未清空或拆除的,则甲方有权采用约定的方式收回租赁房屋,因此产生的费用均由乙方承担,且甲方有权追偿。双方于2018年11月1日交接房屋,某文化传媒分公司随后进行装修。其间,因某文化传媒分公司仅支付部分租赁保证金而未按约支付剩余租赁保证金、租金及管理费,某商业公司催讨未果后于2019年1月31日发函告知于当日解除合同。该解除函于当日送达某文化传媒分公司,其中用加黑字体告知某文化传媒分公司应于5日内交还房屋,交还期限届满后,尚未搬离、拆除的任何装饰装修、设施设备、物品等均视为某文化传媒分公司放弃了遗留物品的所有权,某商业公司有权自行处置,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某文化传媒分公司承担。
某商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租赁合同于2019年1月31日解除;2.某文化传媒分公司与某文化传媒公司共同支付此前欠付的租金、管理费;3.某文化传媒分公司与某文化传媒公司按照双倍租金、管理费标准支付自2019年2月至实际迁出之日止的房屋占有使用费;4.某文化传媒分公司与某文化传媒公司支付相当于四个月租金、管理费标准的违约金;5.某文化传媒分公司与某文化传媒公司支付逾期付款滞纳金。
某文化传媒分公司、某文化传媒公司辩称:某商业公司已经发函要求解除合同,完全可以继续对外招租,所以对扩大损失某文化传媒分公司、某文化传媒公司不认可。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3日作出(2019)沪0101民初12070号判决:一、某商业公司与某文化传媒分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19年1月31日予以解除;二、某文化传媒分公司应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某商业公司至2019年1月31日的租金、物业管理费285,943.89元;三、某文化传媒分公司应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某商业公司自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11月8日的房屋占有使用费1,766,497.80元;四、某文化传媒分公司已支付给某商业公司的租赁保证金102,331.25元,作为违约金归某商业公司所有;五、某文化传媒分公司应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某商业公司滞纳金78,072.97元 ;六、某文化传媒公司对某文化传媒分公司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七、驳回某商业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某文化传媒分公司、某文化传媒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日作出(2020)沪02民终3179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1民初12070号民事判决;二、确认某文化传媒分公司与某商业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19年1月31日予以解除;三、某文化传媒分公司应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某商业公司自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的租金、物业管理费人民币285,943.89元;四、某文化传媒分公司应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某商业公司自2019年2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的房屋占有使用费人民币95,314.63元;五、某文化传媒分公司应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某商业公司违约金人民币306,593.75元(已扣除租赁保证金人民币102,331.25元);六、某文化传媒分公司应在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某商业公司滞纳金人民币78,072.97元;七、某文化传媒分公司对上述第三、第四、第五项判决的支付义务不足以承担的,由某文化传媒公司承担;八、对某商业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房屋租赁合同》于2019年1月31日解除均无异议。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某商业公司是否负有在合同解除后及时收回系争房屋的减损义务,以及何时为某商业公司应采取减损措施的时间点?
租赁合同多处约定承租人逾期交还房屋的,某商业公司有权收回房屋并约定处置费用由承租人负担。某商业公司作为专业经营商业地产租赁的公司,对于承租人逾期交还房屋的预见性较高。某商业公司在解除合同时,对系争房屋内的装饰装修、物品存放情况应知晓并明了,其在法院审理中抗辩因避免与某文化传媒分公司因装修的财产产生争议而未自行收回房屋,显然与合同条款设置及其解除合同时的主张相悖。诉讼中,某商业公司依据合同约定的双倍租金、管理费标准主张长达10个月的房屋占有使用费,可能存在追求高额对价的利益驱动。系争房屋的装修尚未完工,且某商业公司自2019年1月采取停电措施直至2019年11月。其间,某文化传媒分公司亦未实际占用系争房屋。某商业公司如在发出解除函后自行收回房屋,并无太大障碍。且某商业公司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自行收回了系争房屋,而系争房屋空关期间的状况并未发生变化,亦证明其在此前就可自行收回房屋。为防止损失扩大,某商业公司在合同解除后应及时收回房屋,实现资源充分流转利用。
租赁合同约定,租赁合同期限届满之日或者因其他原因而终止之日起5日内,为某文化传媒分公司向某商业公司交付房屋的期限。逾期未交还的,某商业公司应及时自行收回。某商业公司作为专业的商业地产租赁公司,在合同中约定了自行收回房屋的条款,其对于自行收回房屋具有一定的便利性及专业性。其次,在此期间恰逢春节,收回系争房屋存在人力物力方面客观限制。综合以上因素,法院酌情确定2019年2月28日前应为某商业公司收回系争房屋的合理期间,系争房屋此后的空关损失系某商业公司未及时采取减损措施而产生的扩大损失,应自行负担。
裁判要旨
承租人未依约支付租金且不实际占有使用租赁房屋,出租人已明确告知承租人解除合同并将行使合同权利收回房屋,且具备收回房屋的客观条件的,出租人负有在合理期限内及时收回房屋的减损义务。出租人长期不收回租赁房屋并主张高额占有使用费的,对其未履行减损义务所致的损失,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91条第1款 (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9条第1款)
一审: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1民初12070号民事判决(2020年1月3日)
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2民终3179号民事判决(2020年11月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某物业公司诉某银行青岛分行、某商业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2023-07-2-121-001 · (2019)鲁71民初87号 ·
民事物业服务合同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物业费计算
裁判要旨:个别业主与建设单位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排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物业服务企业不发生效力,业主依然应受到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约束。 在承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具有约束力的基础上,考虑到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系建设单位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与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大会依法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相比,在合同签订主体、价格协商的竞争性、公开性、社会公众认知、业主接受度、合同终止等方面仍有不同,在单个业主和业主团体均没有机会参与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磋商谈判的情况下,绝对以合同单价为准可能导致利益失衡,物业费计算应以前期物业合同物业费标准计算的数额为基数,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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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物业服务合同/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物业费计算
基本案情
2013年9月6日,A公司与某物业公司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案涉项目提供前期物业管理服务。2015年1月21日至24日,某商业公司与A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52份,购买涉案项目中的52套房屋。合同载明“甲方已选聘某物业公司对该房屋进行前期物业管理,并与其签订了《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见附件五)。因该房屋规划用途为商业用房,甲乙双方已签订了《业主临时管理规约使用公约》(见附件五)。”合同补充条款关于物业管理的约定载明:“1.乙方确认甲方已向其明示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及《业主临时管理规约》。同意甲方指定的前期物业管理公司对除乙方购买范围之外的区域进行管理服务。2.甲方同意乙方在具体使用该房屋时有权指定物业服务企业对乙方购买范围内的物业及附属设施进行管理和服务。甲方不能以此为理由延期交付或者延期办理房产证。主合同约定的附件五不再执行,双方按本条款履行。3.物业服务费、电梯运行费的计算以建筑面积计算。4.乙方使用规划用途为商业物业(办公)的该房屋开展经营活动时,必须符合甲方的整体商业(办公)规划。”2015年1月21日,某商业公司授权B公司办理涉案项目房屋租赁事宜。2015年2月11日,B公司与某银行青岛分行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将项目内面积为15719平方米的商业网点租赁给该青岛分行使用,租赁期限自2015年4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2017年9月29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一)约定将位于项目网点另外一部分房屋及附属场地租赁给某银行青岛分行使用,租赁期限自2017年6月15日至2027年6月14日。
涉案项目物业交付后,某物业公司进行了相关的物业管理服务。某银行青岛分行租赁某商业公司房屋并于2015年7月入驻,对涉案房屋相关区域的日常保安、保洁,及供水、供电、消防、电梯等附属设施设备的维护保养,自行负责管理或采购了其他单位的物业服务。2019年1月,某物业公司向某银行青岛分行催缴物业服务费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某物业公司与某银行青岛分行、某商业公司就物业服务费的交纳问题形成纠纷。
某物业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某银行青岛分行、某商业公司支付拖欠的综合物业服务费6883546.49元(2017年8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并判令某银行青岛分行、某商业公司支付自合同约定应交纳物业服务费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违约金(暂计算至2019年6月30日为7212460.30元)。
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20年8月17日作出(2019)鲁71民初87号民事判决:一、某银行青岛分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某物业公司支付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物业服务费1111063元;二、某商业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款项向某物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驳回某物业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某物业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3日作出(2020)鲁民终286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某物业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15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申628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23年6月28日作出(2022)最高法民再223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终2866号民事判决和山东省济南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71民初87号民事判决;二、某银行青岛分行向某物业公司支付2017年8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的物业服务费4387215.98元,支付以每月物业费239055.61元为基础,从应交纳物业服务费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在2019年8月20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标准计算的违约金;三、某商业公司对判决第二项确定的物业服务费向某物业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某物业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一、关于案涉《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法律拘束力。建设单位依法与物业服务人订立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在合同期内,当区分所有权建筑物的专有权在建设单位和业主之间发生转让时,物业服务合同关系一并转让。社区内建筑物楼座之间即使相对独立,或者一定范围内具有营造封闭空间的条件,但从社区环境以及社区建设以及水电、消防、排污等公共设施集中维护管理等因素考虑,不宜各行其是,多头进行物业服务管理。物业服务区域的安保不能替代银行的安保系统,银行另行采购的安保服务也不是排除物业服务、拒绝交纳物业费的合理事由。商品房预售合同中开发商与业主的约定不能约束物业服务人。建设单位与业主在明知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情况下,拟在商品房预售合同中排除物业公司在前期物业合同中的权益不妥。建设单位作为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签订者,又在商品房预售合同中同意买受人在具体使用该房屋时有权指定物业服务企业对购买范围内的物业及附属设施进行管理和服务,有违诚信原则。同时,依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述条款不能约束某物业公司,业主依然应受到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约束。某银行青岛分行等单个业主,自行采购保洁等外包服务,不能产生选聘新物业服务人和解聘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物业服务人的法律效果。
二、关于物业服务费的确定。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系建设单位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与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大会依法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在合同签订主体、价格协商的竞争性、公开性、社会公众认知、业主接受度、合同终止等方面仍有不同。故在承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的约束力的基础上,考虑到法律规定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终止取决于业主委员会或业主大会与新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的生效,而业主大会“召开难”、业主委员会“成立难”导致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人难,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可能成为事实上的无期限合同,在单个业主和业主团体均没有机会参与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磋商谈判的情况下,绝对以合同单价为准可能导致利益失衡。综合某银行青岛分行在承租区域自行购买服务、相应减轻了物业服务的成本,综合物业服务费测算的成本单价,物业费收费标准实测价格,周边物业取费标准等因素,从有利于双方未来形成较为稳定的物业服务关系出发,涉案物业费计算应以前期物业合同物业费标准计算的数额为基数,酌定扣减20%。
三、关于违约金数额。涉案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日千分之三的违约金过高,并且本案法律关系具有一定特殊性和专业性,某商业公司、某银行青岛分行并非故意长期拖欠,在原审判决确认其应支付物业费后,某银行青岛分行也已及时向某物业公司支付了部分物业费,为促使业主及时缴纳物业费,并防范将来的违约行为产生,违约金从应交纳物业服务费之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在2019年8月20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标准计算。
裁判要旨
个别业主与建设单位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排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物业服务企业不发生效力,业主依然应受到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约束。
在承认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具有约束力的基础上,考虑到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系建设单位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与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大会依法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相比,在合同签订主体、价格协商的竞争性、公开性、社会公众认知、业主接受度、合同终止等方面仍有不同,在单个业主和业主团体均没有机会参与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的磋商谈判的情况下,绝对以合同单价为准可能导致利益失衡,物业费计算应以前期物业合同物业费标准计算的数额为基数,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认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8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3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7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4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8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
《物业管理条例》第24条
一审: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9)鲁71民初87号民事判决(2020年8月17日)
二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终2866号民事判决(2021年2月3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再223号民事判决(2023年6月2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珲春市某业主委员会诉珲春市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2023-07-2-121-002 · (2021)吉2404民初1036号 ·
民事物业服务合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法定程序
裁判要旨:业主委员会根据授权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依据合同的履行情况向业主大会提出续聘或解聘物业服务企业的议案,当议案经过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的程序形成决议后,由业主委员会执行决议,当物业公司对解聘决议有异议,业主委员会可依据业主大会授予的诉权以司法途径解决。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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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物业服务合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法定程序
基本案情
原告珲春市某业主委员会诉称:2019年2月1日,珲春市某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某业主委员会)与珲春市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物业公司)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合同签订后,某物业公司开始为某小区提供物业服务。后某业主委员会三次向某物业公司提出书面整改意见。2020年11月10日,因某物业公司在接到整改意见后仍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相应义务,某业主委员会向某物业公司送达解除合同通知,通知解除《物业管理服务合同》。某业主委员会现请求确认《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于2020年11月10日解除。
某物业公司辩称:某物业公司与某业主委员会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后,已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对物业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瑕疵,都以合同为依据按照某业主委员会的要求进行了合理改革和妥善处理。小区多数业主是在不知情或无奈的情况下签字同意解除合同,并非出于自愿。某物业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存在根本性违约情形,不同意解除合同。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2月1日,某业主委员会与 某物业公司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选聘某物业公司为某住宅小区提供物业服务,并对双方权利义务、物业管理服务内容与服务质量、物业管理服务费及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合同期限自2019年2月1日至2024年1月31日。合同签订后,某物业公司开始为某住宅小区提供物业服务。2019年4月1日,某物业公司与某业主委员会对某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交接,并形成双方均表示认同的书面交接情况。2020年7月8日,某业主委员会第一次就物业服务问题向某物业公司提出书面整改意见。2020年9月16日,某业主委员会第二次就物业服务问题向某物业公司提出书面整改意见。2020年9月28日,某业主委员会第三次就物业服务问题向某物业公司提出书面整改意见。2020年11月10日,在经某住宅大部分业主签字同意后,某业主委员会以某物业公司在接到整改意见后仍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相应义务为由,向某物业公司送达解除合同通知,通知解除双方签订的《物业管理服务合同》,要求某物业公司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7日内搬离物业用房,并与某业主委员会办理交接手续。
因某物业公司未按照通知要求履行,某业主委员会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某业主委员会与某物业公司签订的《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于2020年11月10日解除。
吉林省珲春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11日作出(2021)吉2404民初1036号民事判决:确认珲春市某业主委员会与珲春市某物业管理公司签订的《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于2020年11月10日解除。宣判后,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业主委员会与某物业公司签订的《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业主大会按照物权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程序作出解聘物业服务企业的决定后,业主委员会请求解除物业服务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下列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一)制定和修改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二)制定和修改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管理规约;(三)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换业主委员会成员;(四)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五)筹集和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六)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七)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决定前款第五项和第六项规定的事项,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决定前款其他事项,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某业主委员会对于解聘某物业公司,采用书面征求意见的形式向全体业主征求意见,经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业主同意后,于2020年11月10日向某物业公司送达解除合同通知,故双方之间的《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依法自通知到达时解除。某物业公司虽抗辩部分业主的签字不具有真实性,但未能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对其抗辩意见依法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业主委员会根据授权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履行物业服务合同,依据合同的履行情况向业主大会提出续聘或解聘物业服务企业的议案,当议案经过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的程序形成决议后,由业主委员会执行决议,当物业公司对解聘决议有异议,业主委员会可依据业主大会授予的诉权以司法途径解决。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8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76条)
一审:吉林省珲春市人民法院(2021)吉2404民初1036号民事判决(2021年5月1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福建省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福州市台江区某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2023-07-2-121-003 · (2019)闽0103民初3774号 ·
民事物业服务合同业主委员会备案任期届满诉权
裁判要旨:1.业主委员会成立及成员的选任是业主自治权行使的结果,是对外代表全体业主、维护全体业主整体利益的手段、形式、载体。因所有权核心权能是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的处分权,除非法律、行政法规有强制性规定,否则应尊重所有权人基于整体利益而为的团体意思表示,即业主委员会不因任期届满而丧失诉讼主体资格。 2.《物业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了业主委员会应当自选举产生之日起30日内,向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备案,该条中的备案为程序性要求,属行政主管部门单纯接受备案的行为,未备案对于业主委员会的诉讼主体资格并不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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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物业服务合同/业主委员会/备案任期届满诉权
基本案情
原告福建省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物业公司)诉称:一、解除某物业公司与某业主委员会签订的《福州市物业服务合同》;二、判令返还保证金7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70万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15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诉讼中变更诉讼请求:一、确认《福州市物业服务合同》成立并生效;二、判令履行《福州市物业服务合同》,依法与某物业公司办理圣某沙花园物业移交手续。
福州市台江区某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某业主委员会)辩称:一、某物业公司于2018年1月24日与某业主委员会签订的《福州市物业服务合同》成立并生效;二、某物业公司要继续履行合同应当通知某业主委员会,由某业主委员会按照约定向某物业公司提供物业服务用房,因某物业公司没有提出要求,所以某业主委员会尚未向某物业公司提供物业服务用房,故某物业公司的第二项诉请没有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月24日,某业主委员会为甲方,某物业公司为乙方,双方签订《福州市物业服务合同》,由某物业公司提供物业服务,合同约定:2018年1月24日起至2018年4月23日为交接期,合同为期叁年,从2018年4月24日起至2021年4月23日止。合同签订当日,某业主委员会书面通知某物业公司于2018年4月23日前做好与福建海纳物业管理服务公司的物业有关交接工作。交接当天,因原物业服务企业不愿退出导致无法正常移交。诉讼中双方确认,导致合同无法正常履行的障碍是由于原物业服务企业不愿退出该物业管理区域。
2020年3月16日,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台江法院)作出(2019)闽0103民初3774号民事判决:1、确认《福州市物业服务合同》成立并生效;2、驳回某物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双方均未提出上诉。
2020年6月2日,台江法院作出(2020)闽0103民监8号民事裁定,以(2019)闽0103民初3774号民事判决确有错误为由,再审本案。
2020年11月30日,台江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103民再13号民事裁定,以福州市台江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出具的《业主委员会备案证明》载明的某业主委员会的任期于2018年1月25日已届满,被告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撤销(2019)闽0103民初3774号民事判决,并驳回某物业公司的起诉。某物业公司提起上诉。2021年4月2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1民再39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某物业公司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4日作出(2021)闽民申3752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年9月26日作出(2022)闽民再304号再审裁定,撤销一二审裁定,指令审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审理涉及对两个问题的判断,一是业主委员会的权源及性质,二是业主委员会备案的性质及对业主委员会诉讼主体资格的影响。
第一,从业主委员会的权源及性质看,首先,根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六条、《物业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的规定,业主委员会成员选任、更换、任期及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均由业主以业主大会的形式共同决定。据此而言,业主委员会成立及成员的选任体现的是全体业主的整体意志,是业主自治权行使的结果,也是对外代表全体业主、维护全体业主整体利益的载体、手段、形式,故业主委员会应当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可以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其他组织”范畴,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包括作为原告起诉及作为被告应诉。其次,在全体业主未经法定程序更换业主委员会成员的情况下,即使业主委员会成员任期届满,但业主委员会这一载体、手段、形式仍然存在,且从全体业主共同利益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权利义务纠纷解决这一目的看,业主委员会及成员的存续之法律效力仍应当予以认可,否则,不利于全体业主整体利益之维护,也不利于物业管理秩序稳定,势必违背全体业主的根本利益。据此,不能仅以业主委员会任期届满为由,否定其诉讼主体资格。
第二,关于备案的性质问题。《物业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业主委员会应当自选举产生之日起30日内,向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备案”,根据本案原二审查明的事实,某业主委员会任期至2018年1月25日届满。但是,从《物业管理条例》条文体系看,首先,该条例第六章“法律责任”部分并未对未备案的情形予以规制,按通常理解,应当将《物业管理条例》第十六条中的备案理解为程序性要求,是业主委员会成立后便于行政机关监督管理的一项措施,对业主委员会的合法性或成立不应直接产生法律后果;从另一个角度看,行政权通常具有主动性,而在《物业管理条例》未规定不备案不利法律后果的情形下,应当将行政主管部门单纯接受备案的行为,理解为是行政主管部门履行职责的行为,不是行使权力的行为。由上逻辑,可以得出即使《业主委员会备案证明》载明业主委员会任期已届满,并不能当然认为业主委员会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结论。其次,从产权视角看,商品房销售、交付后,专属部分商品房及项下分割的土地使用权归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所有,共用设施及设备部分分割的土地使用权归全体业主所有。因所有权核心权能是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的处分权,除非法律、行政法规有强制性规定,否则应尊重所有权人基于整体利益而为的团体意思表示,从这个角度论,在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未就备案进行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下,备案也不应对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及合法性产生影响。
据此论述,一、二审法院裁定驳回某业主委员会的起诉,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有误。需要指出的是,某物业公司一审诉讼请求是确认某物业公司与某业主委员会于2018年1月24日签订的《福州市物业服务合同》成立并生效,但从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看,本案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存在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形,且本案先后经历四次审理,从双方纠纷实质化解、集约使用司法资源角度看,单纯确认合同效力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故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应进一步查明新的业委会成员是否已选出,合同能否履行,在具备履行条件的情况下应引导当事人进一步明确诉讼请求;在履行不能的情况下,因合同之存在对于双方并无实质意义,故应向当事人释明是否变更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主张解除合同,则对于解除之后果应一并解决。
裁判要旨
1.业主委员会成立及成员的选任是业主自治权行使的结果,是对外代表全体业主、维护全体业主整体利益的手段、形式、载体。因所有权核心权能是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的处分权,除非法律、行政法规有强制性规定,否则应尊重所有权人基于整体利益而为的团体意思表示,即业主委员会不因任期届满而丧失诉讼主体资格。
2.《物业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了业主委员会应当自选举产生之日起30日内,向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备案,该条中的备案为程序性要求,属行政主管部门单纯接受备案的行为,未备案对于业主委员会的诉讼主体资格并不产生影响。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1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4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8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76条)
《物业管理条例》第11条、第15条、第16条、第18条
一审: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19)闽0103民初3774号民事判决(2020年3月16日)
申诉: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20)闽0103民监8号民事裁定(2020年6月2日)
再一审: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20)闽0103民再13号民事裁定(2020年11月30日)
再二审: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闽01民再39号民事裁定(2021年4月22日)
再审审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闽民申3752号民事裁定(2022年8月4日)
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闽民再304号民事裁定(2022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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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某诉上海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中介合同纠纷案
2023-07-2-123-001 · (2021)沪0114民初24087号 ·
民事中介合同如实报告义务税收损失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1.中介人如实报告义务的范围应包含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所要求报告的与交易相关的重要事项。违反上述义务的行为方式既包含故意隐瞒和提供虚假信息,也应包含知道或应当知道而未尽职告知的不作为。 2.中介人违反如实报告义务导致购房人因房屋交易税收政策变化产生的税费损失,中介人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具体赔偿金额应考虑购房人实际损失、双方过错程度、对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大小、居间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中介人收取的佣金金额等因素后予以判定。 3.中介人提供服务过程中若造成委托人损失,故意违反如实报告义务可援引《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二条的规定予以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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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中介合同/如实报告义务/税收损失/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王某某是房屋买受人,上海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房产经纪公司)是中介人。2020年12月30日,王某某在某房产经纪公司的居间下与出卖方签订了网签合同。签约前,王某某已经告知其是家庭购房,其本人并无购房资格,配偶有购房资格。2021年3月23日,买卖双方去办理过户手续时,因签约的买方仅有王某某一人,而其并无购房资格,导致过户未成。3月25日,王某某及其妻子与卖方重新签订了网签合同,并完成了后续交易。然因2021年1月22日开始实施的沪建房管联〔2021〕48号文件《关于促进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调整了增值税征免年限,将个人对外销售住房增值税征免年限从2年提高至5年。因第二次网签时间在该新政实施之后,王某某为涉案房屋交易多支付增值税和附加税合计264,999.98元。故王某某诉请返还已付部分居间费并赔偿上述多支付的税费损失、律师费损失。某房产经纪公司则反诉要求王某某支付剩余居间费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双方确认王某某已告知某房产经纪公司其社保不符合上海市购房条件,其妻子社保符合,且家庭名下无房。但某房产经纪公司称当时王某某表示其是开公司的,税单已满五年,亦符合上海市购房资格,故让其一个人进行了网签。且双方确认在网签之后(涉案房屋抵押涤除后)再加上王某某妻子的名字,故合同补充条款中有相关卖方同意买方增加权利人的约定。对此,王某某不予认可,表示其从未告知过某房产经纪公司以税单购房,且某房产经纪公司从未要求其提供过税单;双方亦未约定房屋抵押涤除后增加其妻子为买受人,合同关于增加权利人的约定仅是常规条款,并非针对本案的特别约定。某房产经纪公司对于上述主张,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某房产经纪公司自认就涉案房屋交易,向卖方收取佣金70,000元。
经王某某申请,人民法院至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嘉定区税务所进行调查。经查,王某某、裴某某为涉案房屋交易支付增值税和附加税合计264,999.98元。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22年1月29日作出(2021)沪0114民初24087号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某房产经纪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反诉被告)王某某税费损失人民币180,000元;二、原告(反诉被告)王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反诉原告)某房产经纪公司佣金人民币39,000元;三、原告(反诉被告)王某某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四、被告(反诉原告)某房产经纪公司的其余反诉请求,不予支持。
某房产经纪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2)2022年7月20日作出沪02民终5071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房产经纪公司在居间过程中未履行中介人的如实报告义务,存在过错,应对王某某由此产生的实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因其促成合同成立,故王某某应向其支付剩余佣金。
一、某房产经纪公司未履行中介人的如实报告义务
如实报告义务是中介人的主要义务。在房屋买卖居间过程中,中介人应当全面履行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将就有关订立合同的重要事项向委托人全面、如实报告。中介人需要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从业资格,故对缔约相关事项的告知与一般交易中当事人的告知义务有更为专业化的要求。《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二条对如实报告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中介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中介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请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条文第一款是对义务的直接规定,第二款是对违反义务行为和后果的规定。但第二款中仅对中介人违反该义务中“故意隐瞒”与“提供虚假情况”两种情形下需承担的赔偿责任进行了约定,对于中介人应知而未告知(包括未尽勤勉谨慎义务进行调查核实导致不知故未告知、应知已知但失职未告知)导致委托人利益受损的情形及法律后果,并未进行规制。
如实报告义务的范围应限于与合同订立与履行相关的重要信息。结合实务,应当报告的重要信息主要包括四大类:一是与房屋本身有关的信息,诸如房屋所有权信息、权利负担信息、周边环境信息、房屋价值信息等。二是与买受人有关的信息,其中买受人身份信息、购买资格、资信信息亦成为影响缔约的重要因素。三是相关政策信息,与交易密切相关的主要涉及限购政策、贷款政策、交易税收政策等,直接影响交易成功与否。四是交易程序性信息,包含影响交易结果的交易流程和各流程注意事项。如实报告义务范围不应仅局限于“已知”信息,亦应包含“应知”信息和“程序性信息”。
本案中,某房产经纪公司作为专业的中介机构,接受王某某的委托为其购买房屋提供居间服务,某房产经纪公司应当为王某某的购房活动提供专业的指导并如实告知与购房相关的信息,其中包括对于购房资格的审查。审理中,双方确认王某某已告知某房产经纪公司其社保不符合本市购房资格,家庭符合购房资格,但在第一次网签时,某房产经纪公司仅将王某某列为买受人,并未告知王某某需将其符合购房条件的妻子亦加入网签合同的买受人之列,导致在交易中心办理过户手续时因王某某个人不符合购房资格而过户不能,某房产经纪公司对此明显存在过错。
二、某房产经纪公司并不符合相关免责情形
在一些情况下,即便中介人未履行如实报告义务,中介人亦可免责。具体如下:1.协议约定免责情形。具体约定是否成立和有效还需结合格式条款的订入规则和效力规则的相关法律规定。2.交易方知晓相关信息后同意自担风险。3.交易方告知错误信息,该错误信息非基于中介人的专业审慎义务可明显识别。
本案中,并不存在上述免责事由。首先,本案中应当告知的并非购房政策,而是购房政策下交易的程序性信息,涉案相关协议中并未约定程序信息未告知不承担责任(即协议约定免责),故中介人不得以合同约定原告知晓购房政策作为免责抗辩。其次,中介人辩称买卖双方确认在网签之后且涉案房屋抵押涤除后再加上原告配偶的名字(即辩称原告知晓并同意自担风险),但中介人并无证据证明三方有过关于加名的协商,且该陈述与三方直接前往过户的行为相矛盾,也无证据证明告知过这样交易的风险,故不予采信。再次,中介人又辩称当时原告表示其纳税情况符合上海市购房资格(即辩称原告告知错误信息),但中介人并无证据证明该陈述,且其亦无证据证明要求提供过税单。
三、因王某某产生了实际损失,且某房产经纪公司未履行如实报告义务与该实际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某房产经纪公司应按其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关于王某某主张的税费损失。根据《意见》出台之前的计税方式,满2年不满5年的非普通住宅根据差额征收增值税和附加税。本案中,根据卖方的一手买入价及本案的网签成交价,差额为负数,故不需要征收增值税和附加税。而《意见》出台之后,涉案房屋因属于满2年不满5年的非普通住宅,按新政需全额征收附加税和增值税。买卖双方再行网签后虽完成了交易,但因第二次网签在《意见》出台后,在交易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王某某多支付了增值税和附加税合计264,999.98元,造成了实际损失。作为专业机构的某房产经纪公司显然对此负有主要责任。
具体因果关系体现为:中介人未尽职告知“家庭符合购房资格时,网签合同中不得以家庭中不符合购房资格的人单独作为买方签约,否则将无法直接过户”的信息,而安排无购房资格的原告单独签约,导致首次网签无法过户需重新网签,加之税收政策变化的介入因素,进而导致税负的增加。该情形下,要求中介人承担责任的原因有二:一是中介人虽无法预知税收政策何时变化,但却应当知晓如此安排首次签约,势必会在撤销网签重新签约的时间差内增加限购、税收、贷款政策的变化风险;二是若非中介人过错,该税收政策变化的介入因素并不会导致买受人税费增加,因为是否适用税收新政是以网签时间为界。
中介合同属于有偿委托合同类型,根据法律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故王某某有权向某房产经纪公司主张相应损失。购房系公民个人生活中的重大事项,购房者虽然委托了中介公司提供专业服务,但其自身也有查询了解相关政策的基本义务,对于造成的损失王某某亦存在一定的过错。综合衡量某房产经纪公司和王某某的过错,酌定某房产经纪公司赔偿王某某税费损失180,000元。至于律师费,因本案系合同之诉,王某某的该项诉请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四、某房产经纪公司已促成合同成立,王某某应向其支付剩余佣金
未必违反了如实报告义务就不得主张中介费,还应结合违约情形以及实际居间的结果即最终有无通过中介人成功交易。根据法律规定,中介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本案中,某房产经纪公司作为中介机构,其基于王某某的委托,将卖方的房源信息提供给了王某某,并促成其与卖方最终完成了交易,故王某某仍应支付剩余佣金。王某某要求返还已付佣金的诉请,不予支持。至于某房产经纪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因双方对是否应支付剩余佣金存有争议,王某某未付款尚不构成违约,故对于该项诉请,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1.中介人如实报告义务的范围应包含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所要求报告的与交易相关的重要事项。违反上述义务的行为方式既包含故意隐瞒和提供虚假信息,也应包含知道或应当知道而未尽职告知的不作为。
2.中介人违反如实报告义务导致购房人因房屋交易税收政策变化产生的税费损失,中介人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具体赔偿金额应考虑购房人实际损失、双方过错程度、对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大小、居间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中介人收取的佣金金额等因素后予以判定。
3.中介人提供服务过程中若造成委托人损失,故意违反如实报告义务可援引《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二条的规定予以裁判。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29条第1款、第962条、第963条第1款
一审: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4民初24087号民事判决(2022年1月29日)
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2)沪02民终5071号民事判决(2022年7月2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翟某某诉某晶公司、某旺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2023-07-2-471-002 · (2019)津03执128号 ·
民事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合同解除
裁判要旨: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作为所有权客体的物,必须能够依当事人意思特定化,能够与其他物相互区别而独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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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合同解除
基本案情
翟某某起诉请求:1.确认位于津晋高速延长线以南、制盐场十号汪子填充物料所有权以及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归翟某某所有(价值2000万)。2.判令某晶公司停止对制盐场十号汪子填充的物料以及地上建筑物的执行;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某晶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翟某某对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物品享有合法所有权。二、执行程序违法,不应对翟某某享有的合法财产采取执行措施。三、复议审查超出原有裁定范围,超出翟某某提出的执行行为异议范围。
某晶公司辩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五条之规定,案外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须以诉讼请求与原生效裁决无关为条件。根据翟某某提交的民事起诉状,翟某某诉请请求确认位于津晋高速延长线以南、制盐场十号汪子填充物料所有权以及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归翟某某所有,该诉讼请求所涉及之“十号汪子”填充物及地上建筑物已被案涉生效仲裁裁决确认归某晶公司所有。翟某某认为案涉生效仲裁裁决错误,旨在否定该仲裁裁决,其诉讼请求与该仲裁裁决相关,故其不符合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条件,应依法裁定驳回起诉。
某旺公司未陈述意见。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28日,某晶公司与某旺公司签订了《十号汪子场地租赁合同》。双方在履行中发生纠纷,2017年7月21日,成讼于天津仲裁委员会。该仲裁委分别于2018年3月14日、2018年12月28日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9年5月30日作出[2017]津仲裁字第387号裁决:“(一)被申请人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申请人返还面积743955.34平方米租赁场地的土地使用权,腾空土地上建筑物和构筑物:(二)被申请人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申请人给付使用费......”该裁决生效后,因某旺公司未履行生效仲裁裁决确定的义务,某晶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21日作出(2019)津03执128号公告:“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某晶公司与被执行人某旺公司仲裁一案中,于2019年7月31日向被执行人某旺公司发出(2019)津03执128号执行通知书,责令被执行人履行[2017]津仲裁字第387号裁决书所确定的义务,但被执行人某旺公司未履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条第一款规定,责令被执行人某旺公司于2020年2月20日前向申请人返还面积743955.34平方米租赁场地的土地使用权并腾空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自行搬离所有物品,到期仍未返还腾空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翟某某于2020年1月22日、1月28日、3月23日,对执行行为和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于2020年5月9日作出(2020)津03执异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异议人翟某某的异议请求。翟某某不服该裁定,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3日作出(2020)津执复3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撤销一审法院(2020)津03执异4号执行裁定书,发回一审法院重新作出裁定。一审法院于2020年7月23日作出(2020)津03执异3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异议人翟某某的异议请求。
另查,翟某某与某旺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2018年5月31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津02民初285号民事调解书,调解内容:“一、双方确认被告某旺公司给付原告翟某某本息共计54000000元,由被告某旺公司分期给付原告翟某某。履行期限如下:被告某旺公司于2018年6月12日之前给付原告翟某某1000000元;被告某旺公司于2018年7月1日之前给付原告翟某某20000000元;被告某旺公司于2018年8月1日之前给付原告翟某某20000000元;被告某旺公司于2018年9月1日之前给付原告翟某某13000000元;二、如被告某旺公司发生任何一期未按约定履行,原告翟某某有权对本调解书确定的全部款项申请执行;三、本案诉讼费346600元,减半收取17330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某旺公司承担,被告某旺公司于2018年9月1日之前给付原告翟某某诉讼费和保全费共计178300元;四、双方对本案别无其他争议”。因某旺公司未履行生效调解确定的义务,翟某某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中,翟某某与某旺公司自行达成和解,某旺公司以其租赁的某晶公司743955.34平方米土地上添附物所有权作价20000000元偿还翟某某债务,并以土地租赁的收益逐年折抵剩余债务。
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5日作出(2020)津03民初1113号民事判决:驳回翟某某的诉讼请求。翟某某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31日作出(2021)津民终1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翟某某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5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申6809号民事裁定:驳回翟某某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晶公司与某旺公司签订《十号汪子场地租赁合同》第六条规定,某旺公司建设的建筑物和构筑物,所有权归属于某晶公司,翟某某并无取得涉案土地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合同基础。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或者施工许可,亦未办理相关产权手续,涉案土地上的建筑物和构筑物不符合不动产物权设立的基本要件,翟某某主张涉案土地建筑物和构筑物所有权,无法律依据。翟某某与某旺公司之间已生效的民事调解书,仅确定了翟某某对某旺公司享有债权,翟某某与某旺公司之间的执行和解协议,并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作为所有权客体的物,必须能够依当事人意思特定化,能够与其他物相互区别而独立存在。翟某某所称的填充物料,实际上是为案涉土地使用而在案涉土地上填垫的连锁块、钢渣、黄沙等,已经附着于案涉土地而与之成为一个整体,并无证据证明上述填充物料系独立于案涉土地之物。翟某某关于案涉填充物料系动产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翟某某关于其因交付而取得填充物料动产所有权的主张,亦不能成立。
裁判要旨
物权是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作为所有权客体的物,必须能够依当事人意思特定化,能够与其他物相互区别而独立存在。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05条、第114条、第115条、第209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条、第9条)
一审: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津03民初1113号民事判决(2020年11月25日)
二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津民终12号民事判决(2021年3月31日)
再审审查: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6809号民事裁定(2021年11月2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王某诉张某甲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2023-07-2-471-004 · (2017)豫0482财保32号 ·
民事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执行异议不动产排除强制执行条件
裁判要旨:司法实践中,不动产买卖从合同的签订、不动产交付到最终过户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其间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影响物权期待权转向真正的物权。如果该期待权的转化进程被非自身因素阻断或影响,则基于买卖合同的相关交易安全和市场秩序将受到侵害,若不通过司法等手段对其进行特殊的保护,会造成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失衡,更会影响社会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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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执行异议/不动产排除强制执行条件
基本案情
原告王某经从事房产中介服务的陈某联系,购买了张某乙名下的房子(以下简称涉案房屋)一套,经协商价格为400000元。2017年7月12日,王某将首笔购房款225000元转入陈某账户(陈某遂和张某乙一起将该房产的剩余按揭房款付清)。2017年8月16日,王某取款175000元,并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张某乙,当天,王某与张某乙、李某(与张某乙原系夫妻关系)签订买卖合同,以400000元的价格将涉案房屋卖与王某,陈某作为中证人在该合同上签字。合同签订当天,张某乙将涉案房屋的房产证、钥匙交付王某,张某乙、李某同时向王某出具了收到购房款400000元的收据一份,王某遂入住该房屋。之后,张某乙下落不明,王某与张某乙至今未办理本案所涉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王某入住该房屋后,以张某乙名义缴纳了居住该房屋之后的自来水费、电费。
另外,张某乙与李某于2016年11月4日办理离婚登记。因张某乙、李某与张某丙之间民间借贷关系一案,一审法院依据张某丙申请,于2017年5月16日作出(2017)豫0482财保32号民事裁定书,对本案所涉房屋予以诉讼保全,后张某丙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涉案房屋。2018年12月17日,一审法院以张某丙为申请执行人,以王某已代替被执行人张某乙、李某履行完毕为由,作出(2018)豫0482执恢355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解除对涉案房屋的查封。
又因张某乙、李某与张某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依据张某甲申请于2017年10月12日作出(2017)豫0482民初9988号民事裁定书,对涉案房屋予以诉讼保全。后王某对一审法院(2017)豫0482民初9988号民事裁定书提出书面异议,一审法院经审查,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2018)豫0482执异4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王某对(2017)豫0482民初98号民事裁定书所提的执行异议。该裁定于2018年4月12日送达王某后,王某于2018年4月1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24日作出(2018)豫0482民初3390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王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王某提起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9)豫04民终1197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2018)豫0482民初3390号民事判决;二、对位于汝州市某小区X号楼X单元XXX号室房产不得强制执行。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案中,王某将本案涉案房产转让款400000元支付与张某乙,并与张某乙、李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张某乙将该房产的房产证、钥匙、购房款400000元的收据交付王某,王某入住该房屋。而引起本案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诉讼保全措施实施于2017年10月12日。根据上述规定,王某在一审法院查封之前已经与张某乙、李某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并实际入住,且已在签订合同时支付了全部合同价款,未办理过户登记的原因并不在于王某,且王某已于2018年12月17日代替被执行人张某乙、李某向一审法院履行了以张某丙为申请执行人的全部义务。故,王某对于本案涉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裁判要旨
司法实践中,不动产买卖从合同的签订、不动产交付到最终过户往往需要很长时间,其间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影响物权期待权转向真正的物权。如果该期待权的转化进程被非自身因素阻断或影响,则基于买卖合同的相关交易安全和市场秩序将受到侵害,若不通过司法等手段对其进行特殊的保护,会造成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失衡,更会影响社会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4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09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
一审: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2018)豫0482民初3390号民事判决(2019年1月24日)
二审: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4民终1197号民事判决(2019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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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帝公司诉某省高速公司、吴某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2023-07-2-471-007 · (2017)鲁民初56号 ·
民事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不动产登记借名买房
裁判要旨: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应履行变更登记程序才能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物权法》第9条所指的“法律另有规定”,指非基于法律行为导致物权变动、法律规定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或者登记错误等情形,并不包括当事人故意将不动产登记在他人名下的情形。被执行人与案外人签订的房产代持协议只能在二者之间产生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不能直接导致物权变动,案外人不能基于代持协议所享有的债权排除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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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不动产登记/借名买房
基本案情
某帝公司起诉请求:停止对案涉某广场16A、16F、16G、16H、16I房产的执行;确认涉案房产50%的房产产权归某帝公司所有,涉案房产50%产权的购买登记价格为5223982.5元;案件受理费由某省高速公司负担。
某省高速公司辩称,一、某省高速公司对涉案房产依法享有抵押优先权。中某公司为吴某实际控制下的公司。2014年6月30日,吴某与某省高速公司签署《抵押合同》。由于中某公司未偿还某省高速公司合同债务,某省高速公司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各方在诉讼中达成调解并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了(2017)鲁民初56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某省高速公司对涉案房产享有抵押优先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之规定,某帝公司的诉请应予驳回。二、某帝公司不符合排除强制执行的法定情形。某帝公司自称其与华某公司才是涉案房产买方、吴某只是名义权利人,主要证据一是2011年4月10日三方签订《房产合作购置及代持协议》;二是购房款支付。首先,《房产合作购置及代持协议》从未公示,三方是否真实签署、何时签署存疑。其次,某帝公司向某赢公司汇款完全可能是受吴某委托付款,不能由此证明某帝公司为实际购房人。再次,吴某作为房产权利人对外出租涉案房产,于2016年3月将涉案房产中的两套出租给了某省高速公司,某帝公司从未对此提出异议。最后,涉案房产于2014年7月8日即已设置抵押,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某省高速公司诉中某公司、吴某及其他担保人一案中也已查封涉案房产。某帝公司却在长达5年多时间里从未提起诉讼或异议,直至本案进入拍卖方才提出异议,明显有虚构房产代持以拖延本案执行的企图。以上可见,某帝公司所谓涉案房产系吴某代持之说,证据不足,显属虚构事实。某帝公司不属房产实际买方,未支付房价款,不符合案外人排除强制执行的法定情形。综上所述,某省高速公司对涉案房产享有抵押优先受偿权,某帝公司不符合案外人排除强制执行的法定情形,其与吴某有故意串通拖延执行、逃避责任之嫌。本案诉请应予驳回。
法院经审理查明:申请执行人某省高速公司(原告)与被执行人某满利公司、某信公司、某民公司、张某某、吴某(被告)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2017)鲁民初55号民事调解书,内容如下:一、各方确认,某满利公司欠某省高速公司货款本金71794600元;以71794600元为基数按年率24%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扣除已支付的300万元违约金,截至2018年11月26日应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共计64648215.98元;如按本协议第二条约定期限还款,违约金减按每日万分之四点七计算至2018年11月26日应付45354381.05元。二、某满利公司应于2018年12月31日前偿还某省高速公司全部本金71794600元、逾期付款违约金45354381.05元,并支付赔偿金(包括某省高速公司为追索本案欠款发生的各项费用,含差旅费、律师费等)58万元,以上三项合计117728981.05元。三、某满利公司如未能在本协议第二条约定期限届满前足额偿还某省高速公司第二条约定的全部款项,除该条约定应偿还的全部款项外,逾期付款违约金全部恢复按年率24%计算,且还应承担后续从2018年11月26日起至实际支付日以71794600元中尚未偿还完毕的金额为基数按年率24%计算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四、吴某、某信公司、某民公司同意对某满利公司的上述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某省高速公司就某满利公司上述债务对吴某持有的案涉某广场办公楼16A、16F、16G、16H、16I房地产享有抵押优先受偿权、对张某某持有的深圳某供应链有限公司100%股权享有质押优先受偿权。某省高速公司有权选择确定保证人担保责任承担先后顺序,不受某省高速公司持有债务人或其他保证人提供的任何方式的担保的影响。各被告向某省高速公司偿还的款项,先还赔偿金、违约金,再偿还本金,直至全部还清为止。五、调解后本案诉讼费减半收取,减半后诉讼费与保全费合计304963.50元,由某满利公司承担并于2018年12月31日前给付某省高速公司,其他被告承担连带责任。该案诉讼过程中,一审法院以(2017)鲁民初56号民事裁定及(2017)鲁执保36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轮候查封了被执行人吴某名下的涉案房产。因申请执行人某省高速公司对涉案房产享有抵押优先受偿权,一审法院以(2019)鲁执21号商请移送执行函商请首先查封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向一审法院移送处置权,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粤03执1675号移送执行函向一审法院移送了涉案房产的处置权。涉案房产的查封期限自2019年1月24日至2022年1月23日。因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一审法院于2019年10月11日作出(2019)鲁执21号之一执行裁定,拍卖涉案房产。
另查明,2014年7月8日,涉案房产抵押给某高速(深圳)能源有限公司。2015年1月21日,某高速(深圳)能源有限公司变更企业名称为某省高速公司(深圳)能源有限公司。2016年6月2日,某省高速公司(深圳)能源有限公司变更企业名称为某省高速公司。
再查明,某中汇公司、某帝公司与吴某于2011年4月10日签订了《房产合作购置及代持协议》,约定:某帝公司与某中汇公司合作购置案涉某广场16层整层物业,各方分别出资7310580元,并分别占有50%的份额。某帝公司与某中汇公司同意以吴某的名义购置该房产,包括签订买卖合同、办理委托事宜、缴纳相关税费。吴某确认虽然登记在吴某名下,但实际产权人为某帝公司与某中汇公司。吴某负责该房产后期的拆分分证和管理事宜。2011年4月28日,某帝公司向深圳某广告有限公司转账7310580元。房产出让方深圳某广告有限公司于2011年7月10日办理了房产产权转让登记手续,将涉案房产登记至吴某的名下。
在上述案件执行过程中,某帝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以涉案房产系其和案外人的共有房产,登记在吴某名下为代持为由,请求中止对涉案房产的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鲁执异946号执行裁定,驳回某帝公司的异议请求。某帝公司不服该裁定,提起本案。
再查明,2014年6月30日,吴某(抵押人)与某高速(深圳)能源有限公司(抵押权人)签订《抵押合同》(编号:BGWY20140630),约定:抵押人自愿为抵押权人与某满利公司在油品贸易链条中形成的债权提供抵押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额为壹亿元整。抵押人同意以位于案涉广场办公楼16层16A、16F、16G、16H、16I单元物业和深圳市某地4-7栋群楼140物业设定抵押。2014年7月8日,吴某为上述房产办理了抵押权登记,抵押权人为某高速(深圳)能源有限公司。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2日作出(2020)鲁民初11号民事判决:驳回某帝公司的诉讼请求。某帝公司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16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终39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根据前述法律确立的物权公示基本原则和不动产物权登记生效原则,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应履行变更登记程序才能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所指的“法律另有规定”,指非基于法律行为导致物权变动、法律规定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或者登记错误等情形,并不包括当事人故意将不动产登记在他人名下的情形。案涉房屋登记在吴某名下,某帝公司与吴某签订的《房产合作购置及代持协议》只能在某帝公司与吴某之间产生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也不能直接导致物权变动,故某帝公司并非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案涉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吴某与某省高速公司签订《抵押合同》,约定以案涉房屋设定抵押并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该抵押权已经设立,某省高速公司对案涉房屋依法享有担保物权。某帝公司基于《房产合作购置及代持协议》所享有的债权,不能对抗某省高速公司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担保物权,某帝公司就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裁判要旨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应履行变更登记程序才能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物权法》第9条所指的“法律另有规定”,指非基于法律行为导致物权变动、法律规定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或者登记错误等情形,并不包括当事人故意将不动产登记在他人名下的情形。被执行人与案外人签订的房产代持协议只能在二者之间产生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不能直接导致物权变动,案外人不能基于代持协议所享有的债权排除强制执行。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09条、第216条、第402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9条、第16条、第187条)
一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初11号民事判决(2020年9月22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终391号民事判决(2021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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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某乙诉胡某共有物分割纠纷案
2023-07-2-478-001 · (2019)鄂0502民初242号 ·
民事共有物分割一次性死亡抚恤金遗产
裁判要旨:死亡抚恤金是死者生前所在单位依照法律规定给予死者近亲属的具有抚慰和经济补偿性质的费用。由于死亡抚恤金不是死者的生前财产,给付的对象为死者近亲属,故不属于遗产的范围,亦不能根据继承法的规定予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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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共有物分割/一次性死亡抚恤金/遗产
基本案情
原告郑某乙诉请:判令被告胡某将抚恤金的二分之一即76084元支付给郑某乙。
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郑某甲与毕某育有一子郑某乙。1991年12月18日,郑某甲与胡某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2017年5月11日,郑某甲书写《遗嘱》一份交胡某持有,《遗嘱》对抚恤金的安排载明:“我百年后,抚恤金全部由我的妻子胡某领取,除还清部分债务外,余下的部分全部归我的妻子胡某所有,其他人无权过问。”1982年进行人口普查时,郑某甲登记的近亲属是郑某乙、毕某。郑某甲生病治疗期间,郑某乙与其分开居住,胡某给予了较多的生活照顾。2017年9月30日,郑某甲因病去世。11月7日,郑某甲所属单位向胡某发放丧葬费5000元、抚恤金152168元,合计157168元。上述费用由胡某领取。郑某乙与胡某就如何分配抚恤金未达成一致意见。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8日作出(2019)鄂0502民初242号民事判决:一、胡某向郑某乙给付抚恤金60867.20元。二、驳回郑某乙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胡某以法律允许当事人以遗嘱方式处分财产,对于用生命换来的抚恤金同样有权处分等为由,提起上诉。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4日作出(2019)鄂05民终158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一次性抚恤金是因死者死亡给死者生前供养的近亲属造成生活困难,由死者生前所在单位给予的慰问金和生活补助费,领取一次性抚恤金是死者近亲属的民事权利。因抚恤金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的遗产的范围,故郑某甲生前对抚恤金进行分配的《遗嘱》系无权处分行为,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抚恤金属于死者近亲属的共有财产,郑某乙请求分割抚恤金,符合法律规定。鉴于郑某乙在郑某甲去世前已与郑某甲分开居住,胡某在郑某甲生病治疗期间履行了较多的照顾义务,且胡某已年老需要更多生活照顾,故分配抚恤金时可考虑对胡某适当多分,酌定郑某乙分得60867.20元(152168×40%),胡某分得91300.80元(152168×60%)。
裁判要旨
死亡抚恤金是死者生前所在单位依照法律规定给予死者近亲属的具有抚慰和经济补偿性质的费用。由于死亡抚恤金不是死者的生前财产,给付的对象为死者近亲属,故不属于遗产的范围,亦不能根据继承法的规定予以分配。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2条(本案适用的为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3条)
一审: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2019)鄂0502民初242号民事判决(2019年3月18日)
二审: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05民终1588号民事判决(2019年5月2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张某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2023-08-2-076-001 · (2022)豫1702民初8071号 ·
民事确认合同无效预约合同本约合同意思自治补充性规范
裁判要旨:1.判断商品房认购协议是预约合同还是本约合同,最根本的标准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如当事人明确约定合同为预约合同,将来还要订立本约合同,即使预约合同内容具备本约合同的内容,也应认定为预约合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应理解为补充性规范,在当事人对合同性质约定不明且存在争议时,可以依据该条的规定作出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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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确认合同无效/预约合同/本约合同/意思自治/补充性规范
基本案情
原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称:2014年5月10日,其公司与张某签订《房屋认购协议书》,协议约定张某购买其公司开发的位于洪河大道西段的某处房屋,总房款为433104元,待出卖人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因该协议书具备了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商品房的基本情况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该认购协议书书名为预约实为本约,该认购协议书应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该协议应认定无效。请求法院判令:一、依法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房屋认购协议书》无效。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张某辩称: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请求确认双方于2014年5月10日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协议书无效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双方2014年5月10日签订的《房屋认购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约定在一定期限内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该认购协议书属于预约合同,尚不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或商品房预售合同,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条的规定。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5月10日,(买受人)张某与(出卖人)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房屋认购协议书》,约定:第一条 基本情况:(一)买受人所购买的商品房为出卖人所开发的位于洪河大道西段xx项目中的第x幢x单元x层x号房;(二)该商品房的用途为:住宅,房屋建筑面积约119.05平方米……;第二条 价款与付款方式:(一)该商品房按照建筑面积计价,单价为3638.00元/m2,总房款为433104元;(二)出卖人同意买受人按照工程分期付款,买受人应支付总房款的50%(含认购金),计220000元人民币;第三条 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待出卖人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自出卖人通知之日起7日内,乙方应携带身份证件前往售楼处缴纳余款,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缴纳相关部门规定的费用;第四条 逾期违约责任:买受人未在第三条约定的期限内与出卖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出卖人有权解除本协议书。出卖人解除本协议书,扣除买受人所认购房屋总房款的10%作为违约金,出卖人有权将该房另行出售给第三方……;第六条 交房时间约定:出卖人应当在买受人签订本协议书之日起30个月,将本协议约定的房屋交付买受人使用;但如遇下列特殊原因,除双方协商同意解除本协议或变更协议外,出卖人可以据实予以延期:遭遇不可抗力,且出卖人在发生之日起30日内告知买受人的……;第八条 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本协议自动终止,本协议终止后按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继续履行……。协议签订后,张某依约支付房款220000元。双方签订《房屋认购协议书》时,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案涉房屋所在土地经竞拍被他人拍得。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18日作出(2022)豫1702民初8071号民事判决,确认原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张某于2014年5月10日签订的《房屋认购协议书》无效。宣判后,张某提出上诉。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10日作出(2022)豫17民终4584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撤销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2022)豫1702民初807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张某签订的《房屋认购协议书》对房屋位置、价款、付款方式、交房时间等进行了约定,具备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但《房屋认购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待出卖人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自出卖人通知之日起7日内,乙方应携带身份证前往售楼处缴纳余款,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缴纳相关部门规定的费用。第八条约定: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本协议自动终止。本协议终止后按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继续履行权利义务。从双方的上述约定来看,双方有明确将来订立本约的约定,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即案涉《房屋认购协议书》属于预约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属于本约合同。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房屋认购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综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为由请求确认案涉《房屋认购协议书》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裁判要旨
1.判断商品房认购协议是预约合同还是本约合同,最根本的标准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如当事人明确约定合同为预约合同,将来还要订立本约合同,即使预约合同内容具备本约合同的内容,也应认定为预约合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应理解为补充性规范,在当事人对合同性质约定不明且存在争议时,可以依据该条的规定作出认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7号)第5条
一审: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2022)豫1702民初8071号民事判决(2022年8月18日)
二审: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豫17民终4584号民事判决(2023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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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某电子产品有限公司诉上海某模具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2023-08-2-111-001 · (2016)沪0120民初15842号 ·
民事房屋租赁合同民事执行和解协议约定不明争议认定规则
裁判要旨:因履行民事执行和解协议所产生的争议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但法院在民事案件审理中,对和解协议的性质及法律关系的认定仍不能脱离原执行依据的内容,尤其在和解协议内容存在约定不明,当事人对和解协议条款产生争议时,应以生效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进行解释,对和解协议法律关系的认定不能与生效判决认定的基础法律关系相违背。在申请执行人放弃部分权利以促成和解协议的场合,双方就协议条款的文意产生争议时,做出有利于申请执行人的解释。在迟延责任的判断上,也应以执行依据作为基准,准确认定迟延的原因及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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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房屋租赁合同/民事执行和解协议/约定不明/争议认定规则
基本案情
上海某电子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电子产品公司)诉称:请求:1、判令上海某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模具公司)支付自2015年4月1日起至2018年5月30日,按照每月15,096元(每日每平方米0.8元,共629平方米)计算的房屋占有使用费;2、判令某模具公司支付设备迁移费60,000元。
上海某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模具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在双方租赁合同结束之后,被告跟原告没有发生租赁关系,事实上也不存在租赁。被告的资产是被原告扣押在厂房内的。
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3月2日,某电子产品公司与某模具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一份,约定:某电子产品公司将位于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港鼎路679号厂房出租给某模具公司使用;建筑面积2,100平方米(附平面图);租赁价格为0.3元每平方米每天,按厂房总建筑面积计算(厂房现状包括:该门牌号围墙内的所有房屋建筑、空地、道路、上下水管道、常规消防设施、起重设备及水电通讯配套设施),总计租金为每年229,950元;租赁期限自2011年4月1日起至2015年3月31日止;支付方式,厂房租金每年支付一次,分别在每个租赁年的第一个月内交纳上一租赁年度全年的租金,某模具公司交纳的租金在某电子产品公司向某模具公司支付的承包经营费的房租费中扣除。同日,某电子产品公司与某模具公司还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一份,约定:某电子产品公司向某模具公司承包经营某模具公司设于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港鼎路X号的工厂;某电子产品公司承包和使用某模具公司位于上述工厂内的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进行生产经营(详见附件:设备和固定资产清单);某电子产品公司接受某模具公司原有的业务订单继续生产;承包期限自2011年4月1日起至2015年3月31日;四年承包经营费共计350,292元;支付时间为承包经营满一年后的第一个月内;某电子产品公司按年度税后利润的50%分红给某模具公司;某电子产品公司承包某模具公司设备共计22台,账面重置价1,232,580元,承包费每年87,573元(其中坐标立磨一台免收承包费)(具体详见附件清单2);承包经营协议书生效前,双方应逐次清点本协议附件《设备与固定资产清单》内容,核实无误并将双方签收后移交至某电子产品公司使用保管;承包经营结束前,双方同样应逐次清点本协议附件《设备与固定资产清单》内容,检查核实遗缺和损坏项目,经双方签字确认并按本协议条款实施赔偿后交还某模具公司;设备进场费由某电子产品公司负担,退场费由某模具公司负担;厂房由某模具公司承租后转租给某电子产品公司,某电子产品公司按某模具公司的厂房租赁合同按时缴纳租金;对于无法收购的原材料和生产消耗品、以及其他资产(剩余设备、办公用品、工具量具、模具夹具等)均封存后,清点和出具清单后由某电子产品公司提供场地负责保管,如有遗失缺损,同样按清单所附价格赔偿给某模具公司(详见附件清单4)。2011年3月20日,某电子产品公司与某模具公司签字确认《承包经营设备清单》、《1、存放封存设备清单》、《2、存放封存仪器仪表和其他固定资产清单》、《3、存放封存模夹具清单》、《4、存放封存原材料清单》、《5、存放封存辅助材料工具生产消耗品备件清单》、《6、存放封存产成品清单》。2015年3月31日,某电子产品公司与某模具公司签订《延长协议有效期协议》一份,约定:双方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书》有效期延长至2015年4月8日。
本案某模具公司曾于2015年5月11日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某电子产品公司与某模具公司双方的承包经营协议终止,本案某电子产品公司返还全部设备、封存保管的资产并支付承包经营费350,292元。法院于2015年10月9日出具(2015)奉民二(商)初字第17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确认双方的《承包经营协议书》终止;二、本案某电子产品公司给付本案某模具公司承包经营费350,292元;三、本案某电子产品公司返还本案某模具公司全部设备及资产,详见本案某模具公司提供的“承包经营设备清单”、“1、存放封存设备清单(除沪AS5115卡车一辆)”、“2、存放封存仪器仪表和其他固定资产清单”、“3、存放封存模夹具清单”、“4、存放封存原材料清单”、“5、存放封存辅助材料工具生产消耗品备件清单”、“6、存放封存产成品清单”;若本案某电子产品公司无法返还,则按清单中重置价的七折向本案某模具公司进行赔偿。本案某电子产品公司不服上诉,后申请撤回上诉。
本案某模具公司就上述案件申请执行后,于2016年7月29日,某电子产品公司与某模具公司双方在执行过程中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一、本案某电子产品公司在2016年8月1日前一次性支付本案某模具公司承包经营费315,000元,余款本案某模具公司作出让步;二、本案某模具公司于2016年9月底前找好场地、搬场公司后,双方协商搬离设备事宜,直至本案(执行案件)结束;三、本案某电子产品公司钱到法院账后,先付180,000元至本案某模具公司账户,余款在设备全部搬离后付清。上述协议书签订后,本案某电子产品公司于2016年8月23日向本案交纳代管款315,000元。2016年9月7日,法院执行庭向本案某模具公司发放执行款项180,000元。
本案某电子产品公司曾于2016年9月8日、2017年8月21日分别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分别为(2016)沪0120民初15842号及(2017)沪0120民初17290号,诉讼争议与本案一致,该两案某电子产品公司均撤回起诉。(2017)沪0120民初17290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某电子产品公司于2017年12月19日向上海市奉贤公证处申请对涉案厂房内租赁建筑面积进行测量,并对测量过程及测量取得的结果办理保全证据公证。该公证处于申请当日与相关人员至涉案厂房内对所需保全的租赁场所进行实际测量并取得测量的结果,共拍摄照片四十八张,公证书内附车间平面图一份,为手绘图纸,上由某电子产品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公证员现场制作《现场工作记录》一份,并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公证书》一份。
某模具公司于2018年5月30日将大部分设备及资产搬离涉案厂房,尚余大车间内一台设备、二号厂房内六台设备、大车间楼上若干工具箱等设备及资产仍留在涉案厂房内。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30日作出(2018)沪0120民初18768号民事判决:上海某模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某电子产品有限公司房屋占有使用费人民币168,473.21元;被告上海某模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某电子产品有限公司设备迁移费人民币10,000元。一审宣判后,某电子产品公司与某模具公司均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3日作出(2019)沪01民终13574号民事判决:撤销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8)沪0120民初1876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海某电子产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三,为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及权利义务应如何确定的争议、《协议书》是否为双方当事人创设了新的法律关系之争议与涉案《协议书》未能及时履行的责任争议。
一、首先法院认定某电子产品公司与某模具公司之间实际成立的是承包经营合同关系而未成立租赁合同关系,因此双方权利义务应以《承包经营协议书》为合同依据,一审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其次,(2015)奉民二(商)初字第1758号判定某电子产品公司负有将涉案设备及资产全部返还给某模具公司的判决义务,且涉案设备及资产均是该生效判决的执行标的并未改变。双方争议系因前案生效判决执行未果所产生,不曾在生效判决外创设新权利义务,因此某电子产品公司以租赁合同出租人身份提起诉讼缺乏请求权基础,诉讼请求不应支持。
二、法院认定事实系争《协议书》的协议内容与(2015)奉民二(商)初字第1758号案生效判决的判项主文所对应,无超出生效判决的内容,性质上为执行和解协议。至于双方争议的《协议书》第二条“某模具公司于2016年9月底之前找到场地后,双方协商搬离设备事宜,直至执行案件结束”并未将设备搬离的义务设定由某模具公司承担,也没有对搬离设备的具体时间做出明确约定,未在生效判决之外为双方设定新法律关系。
三、首先法院根据生效判决认为某电子产品公司负有返还某模具公司全部设备及资产的判决义务,同时保证涉案设备及资产完好属于某电子产品公司应负的合同义务,因此交接时双方进行确认合理,某电子产品公司理应予以配合。根据证据,系某电子产品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通电检测并要求某模具公司支付占有使用费是导致涉案设备及资产无法搬离的原因,故协议未及时履行的责任主要归咎于某电子产品公司,产生损失也应由某电子产品公司自担。其次对于某电子产品公司主张的迁移费,因某电子产品公司并未能充分举证证明该费用发生的真实性及必要性、且主要过错在某电子产品公司、迁移行为未获得某模具公司确认、同时事实上涉案厂房一直由某电子产品公司占有并使用,因此认定某电子产品公司要求某模具公司负担所谓设备迁移损失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某电子产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某模具公司的上诉请求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支持。一审判决基础法律关系及双方当事人过错认定存在错误,二审依法予以改判。
裁判要旨
因履行民事执行和解协议所产生的争议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但法院在民事案件审理中,对和解协议的性质及法律关系的认定仍不能脱离原执行依据的内容,尤其在和解协议内容存在约定不明,当事人对和解协议条款产生争议时,应以生效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进行解释,对和解协议法律关系的认定不能与生效判决认定的基础法律关系相违背。在申请执行人放弃部分权利以促成和解协议的场合,双方就协议条款的文意产生争议时,做出有利于申请执行人的解释。在迟延责任的判断上,也应以执行依据作为基准,准确认定迟延的原因及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21号)第9条、第15条[本案适用的是2018年3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3号)第9条、第15条]
一审: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8)沪0120民初18768号民事判决(2019年8月30日)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1民终13574号民事判决(2020年4月13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某公司诉某酒店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2023-08-2-111-002 · (2022)吉0193民初620号 ·
民事房屋租赁合同违约情形违约方的解除权根本违约
裁判要旨:一、合同履行过程中构成根本违约的情形。所谓根本违约,是指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使得另一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完全落空,无法实现;非根本违约,是指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虽然没有产生另一方当事人无法实现其订立合同目的的后果,但造成了另一方当事人的损失,如延迟履行义务等。现实生活中的违约情形纷繁复杂,应当判断是否构成根本违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以持续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不定期合同,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明确了法定解除的实质性条件是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条规定中“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判断标准是违约结果的客观严重性,即是否实际剥夺了债权人的履行利益,使得当事人订立合同所追求的履行利益不能实现。此类情形主要包括:1.不能履行合同主要债务。2.拒绝履行。又包括:当事人在履行期限届满前以明示或者默示方式拒绝履行合同非主要债务;当事人在履行期限届满后拒绝履行主要债务的;当事人在履行期限届满后不履行其他合同义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3.履行与约定严重不符,无法通过修理、更换、降价等方法进行补救,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4.履行主要债务之外的其他合同义务不适当,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当事人的违约行为未构成根本违约时,不能因此解除合同。 二、合同履行过程中,违约方的解除权。一般而言,违约方不享有合同解除权。但是,在一些长期性合同,如房屋租赁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双方形成合同僵局。一概不允许违约方通过起诉的方式解除合同,有时对双方都不利。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请求履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请求履行。有前款规定的除外情形之一,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但是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此条第二款赋予违约方申请终止合同权利义务的权利。 违约方起诉请求解除合同的,符合下列条件的,法院依法予以支持:1.违约方不存在恶意违约的情形,即违约方不履行债务的原因,并非是有能力而不履行,而是丧失了履行能力;2.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将对其明显不利;3.守约方拒绝解除合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违约方解除合同的,其本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不能因解除合同而减少或者免除。同时,应当注意适用上述条款赋予违约方解除权是在满足上述条件下可以依法通过诉讼行使解除权,而非任意解除权,不能仅凭违约方的意愿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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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房屋租赁合同/违约情形/违约方的解除权/根本违约
基本案情
原告某公司起诉请求:1.解除《房屋(场地)租赁意向协议》(以下简称《意向协议》);2.判令某酒店向某公司支付私自转租的违约金7,000元,以及改变租赁用途违约金7,000元;3.判令某酒店向某公司支付逾期支付租金的滞纳金3,400,000元;4.判令某酒店向某公司支付逾期支付租金的利息27,285元(以700,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1月23日起至2022年1月22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计算,为27,285元);5.判令某酒店向某公司返还房屋,并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908,219元(自2022年1月1日起暂计至2022年7月14日,按日租金4,658.53元计算,为908,219元),上述费用合计4,349,504元;6.本案诉讼费用由某酒店负担。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9月26日,某公司作为出租方、某酒店作为承租方签订《房屋(场地)租赁意向协议》,协议约定:出租房屋位于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震宇街X号。出租部分为西楼(共6层)的1-6层及食堂、水房、设备间;南侧办公楼(共四层)的第一层。出租房屋总面积7132平方米,场地面积2267平方米。房屋租赁期共123个月,自2018年10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双方均认可此租赁期限,在此期间内,房屋(场地)租赁合同一年一签,非因不可抗力,双方均无拒绝续签合同的权利。签订租赁合同时,下一期合同自上一期合同结束之日前10日内签订,双方均无权利拒签。下一期合同的内容即条款延续上一期合同内容及条款,原则上双方均无权利变更,如需变更,需甲乙双方协商并书面确认方可变更,签订的变更书作为补充协议,具备相同的合同效力。自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租金小计1,700,000.00元(房屋租金1,400,000.00元,场地租金300,000.00元)。租金浮动:每过三年,从下一年租金自上一期租金基础上上浮5%,直至租赁期限截止。协议签订后,某公司将案涉房屋交付某酒店使用。
2021年1月15日,某公司作为出租方、某酒店作为承租方再次签订《房屋(场地)租赁合同》,约定该合同为第三期租赁合同,共12个月,自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乙方承诺,租赁该房屋作为开设洗浴及商务宾馆使用,乙方在承租房屋内开展其他经营活动事项,需提前15个工作日通知甲方,并经甲方书面同意。如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擅自变更租赁物用途,甲方有权直接解除合同。租金小计1,700,000.00元(房屋租金1,400,000.00元,场地租金300,000.00元)。租金以年为单位支付,乙方于合同签订之日起七日内本合同约定的租金一次性汇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转租、转借承租房屋。房屋租赁期间乙方有以下行为之一的,甲方有权不通知乙方,单方面解除合同,收回出租房屋,对甲方造成损害的,甲方有权在未到期部分租金中扣除。(1)未经甲方书面同意,大规模装修、私自添附设施或拆改变动房屋结构及安全设施的。(2)损坏承租房屋,在甲方提出的合理期限内仍未修复的。(3)未经甲方书面同意,改变本合同约定的房屋租赁用途。(4)利用承租房屋存放危险物品或者进行违法活动。(5)逾期未交纳按约定应当乙方交纳的各项费用,经甲方或相关部门催收后仍不交纳或已经给甲方造成损害、损失的。(6)累计拖欠房租3个月以上。
另查明:2020年1月5日、2021年1月15日,某酒店两次与某超市签订《租赁合同》,将案涉房屋第一层西侧临街房屋转租给某超市,用于超市经营。庭审中,某酒店自述某超市于2020年1月开业,案涉房屋第5层用于经营足道,足道于2018年开业,一楼部分房屋用于经营包子铺,包子铺于2021年开业,以上两家店铺均系自己经营。
又查明:2021年12月20日,某酒店总经理刘某国向时任某公司副总经理张某明发送微信,称:“大哥,我这几天忙终审本月22开庭。关于房费一事,说声欠意。我上次在你办公室说了一月末前全部交齐。孟总催我了,关于房费的事以后不会让大哥费心。真心一句话希望哥谅解!!!刘某国”。张某明回复:“我跟孟总交代一下,等到月末吧,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但你一定守信用!”
2022年4月16日某酒店向某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1.本单位2022年将继续承租位于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震宇街X号房产,包括西楼整体(共6层)的1-6层及食堂、水房、设备间;南侧办公楼(共4层)的第一层,并按《租赁房屋(场地)租赁合同》文本签署2022年度的合同。2.本人知晓贵单位将以上房产抵押给工商银行长春某支行。在贵行对我所承租的上述房地产行使抵押权时,我完全同意放弃以租赁权对抗抵押权,并于5日内无条件搬出所承租房屋。3.本人及我单位同意在贵单位复产复工时,及时在工商银行长春某支行要求的声明、承诺等资料上签字确认,完善贵单位贷款手续。”某公司接收后将该承诺书交付抵押贷款银行。
2022年4月21日,刘某国以某公司的名义制作电子版《承诺书》,并微信发送给张某明,请求某公司在承诺书上加盖公章,承诺书内容为“某酒店:因疫情原因,我公司与贵公司2022年房屋租赁合同暂时未续签,双方已约定于复工复产时无条件续签该合同。现我公司因资金需要,对贵公司所承租的房产做银行抵押贷款,银行需贵公司作为承租方提供相关承诺书,承诺内容见附件。我公司向贵公司承诺,承诺书中涉及的我公司与银行抵押贷款所产生一切法律纠纷由我公司承担,如因我公司原因导致银行执行抵押权,由此给贵公司造成损失,我公司承诺将贵公司装修款剩余价值(由贵公司委托第三方)赔付给贵公司,并赔偿贵公司房屋租赁期内剩余期限的利润(按每年200万元计算),房屋租赁期限为自2018年10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共计123个月。我公司同意复工复产时,及时将该承诺书相关手续、签字、盖章等补充完整交由我公司。”张某明接收后,回复OK。但此后某公司未在承诺书中加盖公章。
再查明:某酒店分别于2021年6月30日、2021年7月1日、2022年1月23日向某公司支付2021年度租金90万元、10万元,70万元,并于2022年6月20日支付2022年度租金170万元。另,案涉房屋南侧为某公司办公楼,3楼为某公司长春分公司办公室,4楼一半为员工宿舍。
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2日作出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2022)吉0193民初620号民事判决:驳回某公司的诉讼请求。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28日作出(2023)吉01民终322号民事判决:一、撤销长春新区人民法院(2022)吉0193民初620号民事判决;二、某公司与某酒店所订立的《房屋(场地)租赁意向协议》于2022年1月25日解除;三、某酒店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某公司给付擅自转租违约金7000元、改变租赁用途违约金7000元,共计14,000元;四、某酒店于本判决生效后20日内腾迁完毕并向某公司返还案涉租赁房屋(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震宇街X号);五、驳回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某酒店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1日作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吉民再158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吉01民终322号民事判决;二、维持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2022)吉0193民初620号民事判决。一审案件受理费39,408元,减半收取计19,70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9,408元,均由被申请人某公司负担。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关于某酒店是否存在擅自转租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一十八条规定:“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是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出租人同意转租。”某酒店与某超市转租案涉房屋发生在2020年1月,至某公司2022年3月起诉已经过两年有余。某酒店租用的是某公司案涉楼房的一部分,案涉楼房中除某酒店外,还有某公司的华北事业部长春办事处以及长春分公司、员工宿舍,院内有某公司的库房,超市位于一楼临街,招牌明显且紧邻院内入口,进入某公司院内对超市清晰可见。在两年多的时间内,某公司主张于起诉前才发现某酒店转租,不符合常理。某公司在起诉状中亦称2021年2月某酒店将房屋私自转租,说明至迟在此时其已知晓转租情况。根据以上事实应当认定某公司知晓某酒店转租事宜,未及时提出异议,应视为同意转租,不能因此认定某酒店存在违约行为。同时,某酒店租赁的房屋总面积为7132平方米,而出租给某超市的面积仅为362平方米,转租面积仅为总面积的5%,即便未经某公司同意构成违约,亦属于违约程度显著轻微,不影响某公司作为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某公司不能因此获得解除权,其以此主张解除合同,本院亦不予支持。
关于某酒店是否存在改变房屋用途的违约行为。某公司主张案涉租赁合同中约定租赁案涉房屋作为开设洗浴及商务宾馆使用,而某酒店将部分房屋用于开设足道、生鲜超市以及包子铺,构成违约。本案中,某酒店已提供证据证明包子铺、足道虽分别登记在某酒店法定代表人亲属及某酒店员工名下,但实际为其自身经营,故某酒店为提高服务品质,增设早餐店(包子铺)、足道等业务,仅属于酒店多项经营,并未超出餐饮服务及酒店服务的经营范围。而就转租某超市用于经营生鲜,亦未超出某酒店销售食品的经营范围,某公司以此主张某酒店违约并支付违约金,本院不予支持。且上文已经论述某超市仅占某酒店租赁房屋的极小一部分,即使属于改变用途,构成违约,符合双方约定的解除条件,但就其面积而言亦不能构成根本违约,某公司以此主张解除《意向协议》,本院亦不予支持。
关于某酒店是否存在逾期支付租金的违约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第一条第五项之规定:“承租房屋用于经营,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承租人资金周转困难或者营业收入明显减少,出租人以承租人没有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为由请求解除租赁合同,由承租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虽然某酒店迟延交付租金的事实存在,但通过某酒店刘某国与某公司张某明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酒店收入,双方已就延缓交付租金一事进行协商,某公司亦对某酒店存在经营困难表示理解并同意某酒店晚交租金。其后,某酒店已经足额缴纳2021年租金。故依据上述规定,某公司再以此主张解除与某酒店签订的《意向协议》并要求某酒店支付迟延履行的违约金,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某公司主张解除《意向协议》的事由均不成立,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同时,某公司基于解除协议而主张某酒店腾迁,本院亦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的规定,认为是否续签合同,应遵循自愿原则。现某公司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方式要求解除《意向协议》,即实质上选择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且于庭审中明确拒绝续签《房屋(场地)租赁合同》,系属上述法律规定“(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不违反上述法律规定,案涉租赁合同亦应解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是因非金钱债务不适用强制履行,而赋予非金钱债务的债务人以违约解除权。只有在出现该条规定的三种情形,违约方继续履行所需的财力、物力超过合同双方基于合同履行所能获得的利益时,合同已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为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可以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但必须由违约方向对方承担赔偿责任,以保证对方的现实既得利益不因合同解除而减少。
本案中,某酒店与某公司签订的《意向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应信守约定。《意向协议》约定租期123个月,某酒店为履行《意向协议》,已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装修、经营。故维护《意向协议》的稳定性应当是首选,某酒店可以继续经营获益,某公司也可以基于《意向协议》取得租金收入。只有在《意向协议》继续履行将造成双方利益失衡时或存在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形时才能予以解除。现某酒店不存在根本违约行为,且仍在继续使用案涉房屋经营,《意向协议》不存在事实上无法继续履行的障碍,某公司无权主张适用上述规定解除《意向协议》。双方每年签订的租赁合同是对于《意向协议》的履行,某公司拒绝继续签订租赁合同构成对《意向协议》的违反。故二审法院仅以某公司不愿继续按照《意向协议》的约定签订租赁合同为由,依据上述规定认定案涉《意向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应予解除不妥,本院予以纠正。
裁判要旨
一、合同履行过程中构成根本违约的情形。所谓根本违约,是指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使得另一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完全落空,无法实现;非根本违约,是指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虽然没有产生另一方当事人无法实现其订立合同目的的后果,但造成了另一方当事人的损失,如延迟履行义务等。现实生活中的违约情形纷繁复杂,应当判断是否构成根本违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以持续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不定期合同,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明确了法定解除的实质性条件是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条规定中“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判断标准是违约结果的客观严重性,即是否实际剥夺了债权人的履行利益,使得当事人订立合同所追求的履行利益不能实现。此类情形主要包括:1.不能履行合同主要债务。2.拒绝履行。又包括:当事人在履行期限届满前以明示或者默示方式拒绝履行合同非主要债务;当事人在履行期限届满后拒绝履行主要债务的;当事人在履行期限届满后不履行其他合同义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3.履行与约定严重不符,无法通过修理、更换、降价等方法进行补救,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4.履行主要债务之外的其他合同义务不适当,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当事人的违约行为未构成根本违约时,不能因此解除合同。
二、合同履行过程中,违约方的解除权。一般而言,违约方不享有合同解除权。但是,在一些长期性合同,如房屋租赁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双方形成合同僵局。一概不允许违约方通过起诉的方式解除合同,有时对双方都不利。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请求履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请求履行。有前款规定的除外情形之一,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但是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此条第二款赋予违约方申请终止合同权利义务的权利。
违约方起诉请求解除合同的,符合下列条件的,法院依法予以支持:1.违约方不存在恶意违约的情形,即违约方不履行债务的原因,并非是有能力而不履行,而是丧失了履行能力;2.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将对其明显不利;3.守约方拒绝解除合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违约方解除合同的,其本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不能因解除合同而减少或者免除。同时,应当注意适用上述条款赋予违约方解除权是在满足上述条件下可以依法通过诉讼行使解除权,而非任意解除权,不能仅凭违约方的意愿行使。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3条、第580条、第71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第1条第5项
一审: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2022)吉0193民初620号民事判决(2022年9月22日)
二审: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吉01民终322号民事判决(2023年1月28日)
再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吉民再158号民事判决(2023年5月1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韦某某诉新疆某房地产公司、新疆某投资公司、新疆某甲投资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
2023-08-2-264-002 · (2019)宁01民初3717号 ·
民事请求变更公司登记法定代表人免除职务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是对外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的公司负责人,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具有公示效力。就公司内部而言,公司与法定代表人之间为委托法律关系,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基础是公司的授权,自公司任命时取得至免除任命时终止。公司权力机关依公司章程规定免去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后,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即为终止。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依据章程规定免除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的,公司执行机关应当执行公司决议,公司执行机关对外代表公司,因此,公司负有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的义务。 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中依法提交股东会决议、选任新的法定代表人等均是公司对登记机关的义务,公司不履行该义务,不能成为法定代表人请求公司履行法定义务之权利行使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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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请求变更公司登记/法定代表人/免除职务/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
基本案情
新疆某房地产公司(以下简称某塔公司)于2013年3月26日成立,新疆某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某塔投资公司)持股95%,新疆某甲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某鸿公司)持股5%,某塔投资公司系某集团公司下属公司。韦某某受某集团公司委派担任某塔公司的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2017年7月18日,某塔投资公司根据某集团公司下发的《关于干部免职的决定》,向韦某某发出免职通知书,免除韦某某某塔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但某塔公司一直未变更公司工商登记,致使韦某某因某塔公司的相关诉讼而被限制高消费,韦某某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5日作出(2019)宁01民初3717号民事判决:驳回韦某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韦某某提出上诉。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2021)宁民终8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宣判后,韦某某提出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7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7049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17日作出(2022)最高法民再94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1)宁民终82号民事判决、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宁01民初3717号民事判决;二、新疆宝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为韦某某办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三、驳回韦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法定代表人是对外代表公司意志的机关之一,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具有公示效力,但就公司内部而言,公司和法定代表人之间为委托法律关系,法定代表人行使代表人职权的基础为公司权力机关的授权,公司权力机关终止授权则法定代表人对外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的职权终止,公司依法应当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本案中,《新疆某房地产公司章程》第13条规定,某塔公司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有权选举和更换董事。第19条规定,董事会董事由股东委派,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执行股东会决议,董事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第26条规定,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2013年3月26日,某塔公司成立,韦某某是某塔公司股东某塔投资公司委派的董事,依据公司章程经董事会选举为董事长,依据章程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并办理了工商登记。因此,韦某某系受公司权力机关委托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7年7月18日,某集团公司下发《关于干部免职的决定》,免除韦某某某塔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2017年7月20日,某塔投资公司依据某集团公司上述干部免职决定,向韦某某发出《免职通知书》,免去韦某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免职通知书》还载明:“本公司作为新疆宝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有权决定该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任免。本公司已将对你的免职决定通知另一股东新疆某甲投资公司,该公司未提出异议。本通知自发出之日生效。”韦某某被免职后,未在该公司工作,也未从公司领取报酬。本案诉讼中,某鸿公司明确其知晓并同意公司决定,因此,可以认定某塔公司两股东已经就韦某某免职作出股东会决议并通知了韦某某,该决议符合某塔公司章程规定,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产生法律效力,双方的委托关系终止,韦某某已经不享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责。《公司法》第13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某塔公司应当依法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
按照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的《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1999年修订)第6条“企业法人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应当向原企业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一)对企业原法定代表人的免职文件;(二)对企业新任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三)由原法定代表人或者拟任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以及第7条“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更换法定代表人需要由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召开会议作出决议……”之规定,某塔公司只需提交申请书以及对原法定代表人的免职文件、新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以及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召开会议作出决议即可自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本案中,韦某某被免职后,其个人不具有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主体资格,某塔公司亦不依法向公司注册地工商局提交变更申请以及相关文件,导致韦某某在被免职后仍然对外登记公示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某塔公司相关诉讼中被限制高消费等,已经给韦某某的生活造成实际影响,侵害了其合法权益。除提起本案诉讼外,韦某某已无其他救济途径,故韦某某请求某塔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依法有据,应予支持。至于本案判决作出后,某塔公司是否再选任新的法定代表人,属于公司自治范畴,本案不予处理。
综上,再审法院认为,原一审、二审判决以某塔公司未形成决议等为由驳回韦某某的诉讼请求有误,依法予以纠正,韦某某请求某塔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请求成立,应予支持。某塔投资公司、某鸿公司仅是某塔公司的股东,且其已经就免除韦某某法定代表人作出决议,依法也非办理变更登记的义务主体,韦某某请求该两公司办理或协助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法定代表人是对外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的公司负责人,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具有公示效力。就公司内部而言,公司与法定代表人之间为委托法律关系,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基础是公司的授权,自公司任命时取得至免除任命时终止。公司权力机关依公司章程规定免去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后,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即为终止。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依据章程规定免除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的,公司执行机关应当执行公司决议,公司执行机关对外代表公司,因此,公司负有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的义务。
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中依法提交股东会决议、选任新的法定代表人等均是公司对登记机关的义务,公司不履行该义务,不能成为法定代表人请求公司履行法定义务之权利行使的条件。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10月26日修正)第13条
一审: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宁01民初3717号民事判决(2020年8月25日)
二审: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1)宁民终82号民事判决(2021年6月1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再94号民事判决(2022年5月1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张某诉阆中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
2023-08-2-264-003 · (2021)川1381民初5475号 ·
民事请求变更公司登记涤除登记挂名法定代表人公司经营管理实际控制
裁判要旨:公司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失去实质利益关联,且没有参与任何实际经营,属于“挂名法定代表人”,应当允许“挂名法定代表人”提出涤除登记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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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请求变更公司登记/涤除登记/挂名法定代表人/公司经营管理/实际控制
基本案情
原告张某诉称:原告在被告公司担任司机,挂名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并登记,但原告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不实际控制公司、保管公司执照、印章等。后原告从被告处离职,多次要求被告变更其公司登记无果,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判令被告立即向工商登记机关涤除原告作为被告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
被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到庭应诉,也未作答辩。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0年2月19日,阆中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依法登记设立,张某登记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股东为敖某某和四川某实业有限公司。公司成立后,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的是韩某,公司内部管理审批人也是韩某。2020年8月,张某从该公司处离职后,多次请求该公司为其变更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但一直未得到回应。2021年7月13日,张某通过四川某律师事务所向该公司发出《律师函》,请求变更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被告仍未答复并变更登记,张某遂诉至人民法院。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9日作出(2021)川1381民初5475号民事判决:被告阆中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到阆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涤除原告张某阆中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事项。宣判后,原、被告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张某提交了证据证明代表阆中某公司对外开展民事活动和对内行使管理的人均系韩某,张某并未行使《公司法》规定的法定代表人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职权,系属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有违公司法规定,阆中某公司应当及时变更法人登记。因张某不是阆中某公司的股东,无法通过提起召开股东(大)会等内部救济途径变更法人登记,故其请求阆中某公司向工商登记机关涤除张某作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登记,应当得到支持。
裁判要旨
公司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与公司之间失去实质利益关联,且没有参与任何实际经营,属于“挂名法定代表人”,应当允许“挂名法定代表人”提出涤除登记诉讼。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1条、第13条
一审: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2021)川1381民初5475号民事判决(2021年12月1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简某等诉上海某物业公司排除妨害纠纷案
2023-10-2-039-001 ·
民事排除妨害共有部位业主共有权业主权益保护
裁判要旨:在业主和物业公司就商场外立面利用问题产生的纠纷中,商铺业主的透明橱窗属于建筑物的外立面。一般而言,建筑物的外立面应属全体业主共有,物业公司利用共有部位张贴商业广告应遵循法定程序,在缺少必要议事程序的情况下不得视为业主同意,物业公司覆盖商业广告的行为不合法。同时,侵害业主共有权与欠付维修基金分属不同法律层面,商业广告收益用作维修基金亦不能构成物业公司违法行为的阻却事由,物业公司应当排除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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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排除妨害/共有部位/业主共有权/业主权益保护
基本案情
原告简某、萧某(中国香港居民)诉称:2009年9月,被告上海某物业公司在未经原告同意的情况下,以铝塑板制作广告覆盖原告购买的涉案商铺落地透明外玻璃上,极大减损了商铺的物业价值。经多次交涉未果,故诉请判令:1、被告拆除覆盖原告涉案商铺上的铝塑板,恢复商铺原貌;2、被告象征性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
被告上海某物业公司辩称:被告覆盖铝塑板的部位在商铺的外立面墙体,该部位应属于整个楼宇的公共部位,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不在原告的专有范围之内;最初楼宇外墙面覆盖的是公益广告,是在世博会期间根据政府的要求统一设置,并经过广大业主和经营户同意的;目前覆盖铝塑板并没有影响原告的正常经营,也没有改变涉案商铺的使用功能,对于原告应不构成妨害;而且《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中明确约定,涉案商铺所在楼宇的所有室内外广告场地均由被告统一经营管理,所得收益大部分用于公共设施设备的维护和更新。所以被告的行为是有合法依据的,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5年6月30日,两原告与某房地产发展(上海)有限公司签订《外销商品房出售合同》,约定由两原告购买涉案商铺,建筑面积为42.98平方米(自用面积为15.70平方米),购买价格为港币1,928,070元。合同标识了涉案商铺的具体位置,其北侧墙面与商厦北墙体之间存在间隔;“附件三”载明商厦门面为高级玻璃橱窗及玻璃门。两原告于1996年7月24日登记成为涉案商铺的产权人,产权证附图记载,涉案商铺北侧墙面与商厦北墙体为同一条重叠的直线。最初,涉案商铺的北面为透明玻璃幕墙。
2008年7月30日,被告被选聘为涉案商铺所在商厦的物业管理公司,并负责室内外广告场地的租赁管理。2009年4月,为了迎接“世博会”的召开,政府对天目路沿线楼宇外立面实施综合改造,并由被告自行拆除商厦橱窗和墙面上的广告。目前,涉案商铺北面外墙被被告制作的某品牌的铝塑板广告覆盖。
原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9日作出(2012)闸民三(民)初字第1824 号民事判决:一、被告上海某物业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拆除覆盖在涉案商铺外墙面的铝塑板广告,恢复商铺北侧墙面原状;二、被告上海某物业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简某、萧某经济损失1元。宣判后,被告上海某物业公司以原审法院认定覆盖行为使商铺价值受到贬损与事实不符等为由提出上诉。2013年11月1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2090 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所涉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覆盖铝塑板广告的墙面究竟是原告专有抑或是商厦业主共有的部位。根据系争及相邻商铺预售合同的附图记载,涉案商铺北侧与商厦墙体之间存在间隔,故法院认为在商厦设计之初两者应非同一墙体,按照有关规定建筑物的外墙等基本结构部分应属于全体业主的共有部分。即便以目前两者为同一墙体的实际情况而论,依建筑物区分所有所持的“壁心和最后粉刷表层说”观点,专有与共有部分的区分通常以房屋的墙壁、地板、天花板等边界部分厚度的中心线为界,并兼顾业主在墙体上的最后粉刷层面所及部分,因此被告覆盖广告的部位仍属全体业主共有。
二、被告在商厦外墙面覆盖广告的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依照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利用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性活动等事项,应当属于由业主共同决定与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须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而被告并无证据证明在商厦外立面覆盖广告时曾召开业主大会进行表决或征求两个过半数业主的同意,故法院认为其覆盖行为违法,侵犯了业主的共有权。被告主张,为配合外立面整治工作曾开展了捐款活动,应当视同征求业主意见。姑且不论捐款业主是否已达法定比例,而以捐款方式代替征求意见,尤其在未明确告知的情况下即视为业主默示同意,明显缺乏法律依据,亦有违诚信原则,故对于被告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三、覆盖公益广告或将商业广告收益用作维修基金能否构成被告违法行为的阻却事由。按照被告的陈述,商厦外立面的改造肇始于迎世博,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并覆盖以公益广告。此时能否不经业主同意而为之?该问题涉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抵触时究竟何者为先的命题。目前,商厦外立面覆盖的系商业广告,自应优先考量业主个人利益无虞。至于被告将广告收益直接用作维修基金,法院认为亦不能构成其违法行为的阻却事由。因欠付维修基金与侵犯业主共有权系两个层面的法律问题,并不能发生相互抵销或先后履行的情况;而且以牺牲业主的物权利益为代价来换取维修基金的财产利益不符合法律的价值取向。
四、被告的覆盖行为是否导致原告的合法权益受损。根据原告提供的照片,法院确信涉案商铺北侧最初应为透明玻璃幕墙,被告擅自覆盖了商业广告进行经营性活动,原告作为权利人得依法请求排除妨害、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鉴于涉案商铺所处的临街位置,通过透明玻璃橱窗陈列商品可以吸引潜在的顾客光顾和消费,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而被告的覆盖行为势必造成该部分客源的流失,使涉案商铺应有的价值受到贬损,致原告罹患损失,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现原告仅主张赔偿经济损失1元,系其对自身权益的处分,于法不悖,可予支持。
裁判要旨
在业主和物业公司就商场外立面利用问题产生的纠纷中,商铺业主的透明橱窗属于建筑物的外立面。一般而言,建筑物的外立面应属全体业主共有,物业公司利用共有部位张贴商业广告应遵循法定程序,在缺少必要议事程序的情况下不得视为业主同意,物业公司覆盖商业广告的行为不合法。同时,侵害业主共有权与欠付维修基金分属不同法律层面,商业广告收益用作维修基金亦不能构成物业公司违法行为的阻却事由,物业公司应当排除妨害。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1条、第278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70条、第7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7条、第14条
一审: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2012)闸民三(民)初字第1824号民事判决(2013年9月9日)
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2090号民事判决(2013年11月1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陈某甲诉陈某乙、陈某丙等共有权确认纠纷案
2023-10-2-054-001 · (2019)闽0203民初10656号 ·
民事共有权确认DNA鉴定申请伦理司法审查原则
裁判要旨:在财产纠纷案件中,当事人为获取更多遗产份额而提出DNA鉴定申请,如该DNA鉴定申请不符合包括知情同意原则、隐私保密原则、不伤害及尊重原则在内的伦理原则,会严重伤害已逝者的尊严,违背华人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和善良风俗,则该申请不应被许可。人民法院应慎重考虑以DNA鉴定解决争议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并妥善对待司法技术和伦理道德价值冲突,作出符合道德伦理价值判断的公正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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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共有权确认/DNA鉴定申请/伦理司法审查原则
基本案情
原告陈某甲诉称:陈某甲的母亲林某某生前于1988年1月9日购得址于厦门市莲花新村某房屋(以下简称讼争房屋)一套,后林某某于2013年4月24日逝世。陈某乙、陈某丙以虚假合同等方式将上述房产窃据于陈某乙名下,拒绝陈某甲的产权分配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等规定,请求判决确认陈某甲对址于中国厦门市的讼争房屋享有共同所有权。
被告陈某乙、陈某丙辩称,一、陈某甲与陈某乙、陈某丙、陈某丁、林某某之间没有亲属关系,本案诉讼主体不适格,应依法驳回陈某甲起诉。陈某甲向法庭提交其出生证明中父母的签名均为摹仿、伪造,并非父母亲笔签名。二、因陈某甲的诉请存在现实上的履行不能,应依法驳回诉讼请求。本案讼争房屋目前已经过户至陈某乙、陈某丙、陈某乙名下。即使陈某甲认为其享有共有权,也应依法向不动产登记管理中心或向法院申请撤销讼争房屋的过户登记,使其恢复登记至继承及赠与发生前的状态。否则在讼争房屋现有状态下无法直接确认陈某甲享有共同所有权,故陈某甲的诉求应依法予以驳回。
被告陈某戊辩称,一、陈某甲与陈某戊没有法律上的亲属关系,陈某甲也未举证证明其可享有共有权的基础法律关系,故陈某甲的诉求缺乏权利基础,应当予以驳回。二、陈某甲伪造、捏造虚假身份信息,采取非正常手段获取中国护照、出生证明补登记等证件文件,利用虚假身份在中国提起诉讼,违反诉讼诚信原则,应当予以驳回。三、陈某甲与陈某丁、林某某没有亲子关系,不具继承人资格,无权主张继承权利。四、陈某甲起诉涉及讼争房屋、厦门市思明区湖滨西路X号1102室房屋,因陈某戊并非当事人,陈某甲起诉对象错误,应当依法驳回其起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陈某丁与林某某(又名许某某)系夫妻关系。1988年,林某某购买讼争房屋。2013年4月24日,林某某因交通事故于福建晋江死亡。2014年4月,陈某丁、陈某乙申请将讼争房屋产权转移登记至二人名下,申请事由为继承。2016年3月,讼争房屋产权登记为陈某丁、陈某乙各自按50%份额按份共有。2016年9月,讼争房屋产权中陈某丁享有50%的份额转移登记至陈某乙名下。本案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上述房产过户名为买卖、实为赠与。2020年3月10日,陈某丁于菲律宾马尼拉病逝。
另查明,2015年10月8日,陈某丁于菲律宾马尼拉作出一份经当地公证机关公证的《宣誓书》,声明如下:1)本人是已故的林某某的丈夫,她于2013年4月24日在中国晋江去世。我们于1977年3月15日结婚;2)陈某丙、陈某乙这两人是本人和已故妻子仅有的子女,无论是亲生子女还是领养子女;3)在本人妻子去世之前,我们同意将位于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西路慧景城X号1102单元的房产遗赠给我们的女儿陈某丙,并将位于福建省厦门市的讼争房屋遗赠给我们女儿陈某乙。4)本人与妻子将位于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天湖路X号14D单元的房产遗赠给ROMY ANG(陈某甲),并将位于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西路慧景城X号1401单元的房产遗赠给RAMON LIM(陈某戊),以感谢他们对家族企业的贡献。
还查明,2018年2月14日,陈某甲在菲律宾地方法院起诉陈某丁、陈某乙、陈某丙,请求废止陈某丁于2014年6月4日签署的司法外遗产和解书。该案审理中,陈某甲申请将其DNA与陈某丁的DNA进行比对,以明确其是否为林某某的儿子。菲律宾地方法院批准了陈某甲的DNA检测申请,并驳回陈某乙、陈某丙的复议申请。陈某乙、陈某丙向菲律宾上诉法院请求纠正菲律宾地方法院的上述DNA检测决定。2020年1月28日,菲律宾上诉法院第六特别法庭撤销了菲律宾地方法院的DNA检测决定。后陈某丁于2020年3月10日死亡,陈某甲于2020年3月11日向地方预审法庭请求保存死者DNA样本。2020年6月2日,陈某甲提出紧急动议要求挖掘陈某丁遗体以保留DNA样本。2020年6月26日,陈某乙、陈某丙对陈某甲的紧急动议提出反对。2020年10月14日,菲律宾地方预审法庭驳回了陈某甲要求开棺提取陈某丁DNA样本保存的申请。本案二审中,陈某甲向法院提出和陈某乙、陈某丙、陈某戊进行DNA鉴定申请,以证明其与林某某系母子关系。
又查明,2009年12月3日,陈某丁与陈某甲签订《厦门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前者将名下厦门市思明区天湖路X号14D单元房产以568975元的价格出售给后者。此后,该房屋产权过户至陈某甲名下。 2015年12月21日,陈某丁与陈某丙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前者将名下厦门市思明区湖滨西路X号1102室房产以8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后者。此后,该房屋产权过户至陈某丙名下。2016年4月29日,陈某丁与陈某戊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前者将名下厦门市思明区湖滨西路X号1401室房产以8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后者。此后,该房屋产权过户至陈某戊名下。本案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上述房产过户名为买卖、实为赠与。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4日作出 (2019)闽0203民初1065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陈某甲的诉讼请求。宣判后,陈某甲以其系陈某丁与林某某的亲生子女,对案涉房屋享有共同所有权为由,提起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0日作出(2020)闽02民终495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陈某甲是否系林某某的合法继承人。鉴于:1.根据菲律宾上诉法院第六特别法庭于2020年1月28日裁定中所查明的事实,陈某甲存在多份出生证明,且形成较早的出生证明表明陈某甲的父母并非陈某丁、林某某,而是另有他人。虽该份裁定关于撤销菲律宾地方法院批准DNA检测决定的结果,此后被菲律宾前第六特别法庭以批准DNA检测并非滥用自由裁量权而撤销废止,但关于陈某甲出生证明所认定的事实并未予以否认,也无证据足以推翻菲律宾法律关于第一份出生证明所载陈某甲父母的确认。2.陈某甲主张与林某某系母子关系,为此向菲律宾法院申请了陈某甲及陈某丁、陈某戊、陈某丙、陈某乙的DNA检测。鉴于无论与陈某丁的DNA检测结果如何,均不能得出陈某甲与林某某系母子关系的结论,因此菲律宾法院最终是否准许陈某甲与陈某丁进行DNA检测均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结果。同时,陈某甲又主张可通过其与陈某丙、陈某乙、陈某戊系兄妹关系来佐证陈某甲与林某某为母子,但并无证据表明菲律宾法院已准许陈某甲与陈某丙、陈某乙进行DNA检测,且即便检测出陈某甲与陈某丙、陈某乙有部分DNA可能源自同一母系亲缘,也无法直接证实双方系同母所出,亦不能必然推定陈某甲与林某某系母子关系。3.陈某丁生前于2015年10月8日出具的经菲律宾当地合法公证的《宣誓书》中否认陈某甲、陈某戊系其与林某某的子女,陈某甲质证称该《宣誓书》中陈某丁的意思系受他人干预而作出的,但就此其又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反驳,且该《宣誓书》中陈某丁所述的财产安排,亦与陈某甲、陈某乙、陈某丙、陈某戊在中国厦门所得房产,在房屋坐落、受赠人等方面完全吻合,本院对该份《宣誓书》系陈某丁的真实意思表示予以确认。4.依据陈某丁生前出具的《宣誓书》及对财产作出的安排,陈某丁虽然否认陈某甲与其夫妇具有血缘关系,但仍然于林某某在世时共同商定赠与陈某甲一套厦门房产,是对与陈某甲长期共同生活的亲情体现。反观之,陈某甲于林某某生前未要求DNA鉴定以确认母子关系,却为获得更多遗产份额,在林某某去世多年后分别向菲律宾相关法院及本院申请与陈某丁、陈某乙、陈某丙等进行DNA检测以佐证其与林某某具有血缘关系,甚至在陈某丁入葬后次日向菲律宾法院提出紧急动议,要求开棺挖掘陈某丁遗体,以便收集用作DNA检验参考的样本,毫不顾忌华人社会传统丧葬风俗及逝者尊严。此种确认“血亲”的动机及方式既不会符合林某某生前的真实意愿,更有违华人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和善良风俗,不应予以准允。5.陈某甲上诉主张陈某乙、陈某丙、陈某戊系以虚假合同方式将讼争房产窃据于各自名下,但陈某甲从陈某丁处所获得的位于厦门市思明区天湖路X号14D房产,亦是通过名为买卖、实为赠与的方式取得,故陈某甲的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认可。6.鉴于林某某生前已对赠与陈某甲的厦门房产作出具体安排,而陈某甲于林某某意外去世后又试图以其继承人身份占有林某某生前未同意赠与、而由陈某乙、陈某丙各自受赠的唯一一套厦门房产份额,如获准许,显然有失公平、公允。综上,陈某甲举证未达法定证明标准,陈某乙、陈某丙、陈某戊的举证更具证据优势,应驳回陈某甲的诉讼请求。
裁判要旨
在财产纠纷案件中,当事人为获取更多遗产份额而提出DNA鉴定申请,如该DNA鉴定申请不符合包括知情同意原则、隐私保密原则、不伤害及尊重原则在内的伦理原则,会严重伤害已逝者的尊严,违背华人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和善良风俗,则该申请不应被许可。人民法院应慎重考虑以DNA鉴定解决争议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并妥善对待司法技术和伦理道德价值冲突,作出符合道德伦理价值判断的公正审判。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34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33条)
一审: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9)闽0203民初10656号民事判决(2020年6月24日)
二审: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02民终4952号民事判决(2021年4月2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上海某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诉杨某某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3-10-2-091-001 · (2012)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1430号 ·
民事房屋买卖合同外籍买受人合同履行责任认定
裁判要旨:不可抗力是指合同签订后,非因合同当事人的过失或疏忽,而是基于发生了合同双方都无法预见、无法避免、无法控制和无法克服的意外事件(如战争、车祸等)或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水灾等),以致当事人不能依约履行或不能如期履行合同,发生意外事件或遭受自然灾害的一方可以免除履行义务的责任或推迟履行职责。本案中,买受人因车祸死亡这一事件对于房屋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而言都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因此,双方因不可抗力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部分或者全部免责。但同时,当事人亦应当采取措施,避免损失扩大,否则将对扩大的损失自行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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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房屋买卖合同/外籍买受人/合同履行/责任认定
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某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诉称:原告向严某甲发出书面通知,告知其办理房屋交付手续,但因其个人原因一直未能办理,造成原告不得不为该套房屋和其租赁的车位代缴物业费。同时,严某甲尚有车位租金未付。后原告因其他案件得知,严某甲已在美国死于车祸,两被告系严某甲的法定继承人。原告遂于2009年11月、2010年7月两次向两被告发出律师函,催促其办理相关手续并支付相应款项,但两被告一直未来办理。
被告严某乙未答辩。
被告杨某某辩称,对合同内容及面积找补款并无异议,但其曾于接获原告通知后多次赴原告处办理相关交房手续,未料原告以未付清物业费为由拒绝办理。被告杨某某曾向原告表示,如果拿到房屋钥匙,即愿支付物业费,但原告既不肯办理过户手续,也不肯交付房屋钥匙,致使其至今未能使用房屋。
针对被告杨某某的答辩意见,原告认为虽然被告杨某某确曾来要求交房,但严某甲共有两个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原告无法单独交给其中一人,且房屋过户与房屋实际交接必须同时进行,故未予同意。
法院经审理查明: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恪守约定,如有违约,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但因不可抗力致使一方难以履行合同的,为法律所规定之例外情形。依照合同约定,原告应于交房日前10天书面通知严某甲办理交房手续。原告虽于2005年5月17日发出书面通知,但此时严某甲已经死亡,对一个消亡的法律主体作出的书面通知,不能视为一次有效的通知,因此原告此时并未完成合同中约定的通知义务。但经查,双方合同约定交房到期日为2005年5月31日,同年1月15日,严某甲即已身故,此时双方均未发生迟延履行。
2007年3月17日,某银行上海某支行起诉杨某某、上海某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达成调解协议。此后,原告以另一法定继承人未到场为由,拒绝实际交付房屋,致使被告杨某某无法管理案涉房屋。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8日作出(2010)静民一(民)初字第2956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杨某某、严某乙与原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办理相关手续,将案涉房屋产权登记为被告杨某某、严某乙共同共有,并实际交付;二、被告杨某某、严某乙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物业服务费9271.74元、维修基金6200.46元、有线电视初装费420元、电表初装费100元;三、被告杨某某、严某乙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面积找补款8848元;四、被告杨某某、严某乙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翻译费10300元、送达费2000元;五、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上海某某房地产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因其未在规定期限内缴纳上诉费,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13日作出(2012)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1430号民事裁定:本案按上诉人上海某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原审判决执行。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恪守约定,如有违约,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但因不可抗力致使一方难以履行合同的,为法律所规定之例外情形。依照合同约定,原告应于交房日前10天书面通知严某甲办理交房手续。原告虽于2005年5月17日发出书面通知,但此时严某甲已经死亡,对一个消亡的法律主体作出的书面通知,不能视为一次有效的通知,因此原告此时并未完成合同中约定的通知义务。但经查,双方合同约定交房到期日为2005年5月31日,同年1月15日,严某甲即已身故,此时双方均未发生迟延履行。由于严某甲之死并非其本人或原告故意所为,因此不能预见,也无法避免;而严某甲并非我国居民,原告无从知晓其死亡及继承人通信情况,因死亡带来的通信障碍无法克服。故严某甲的死亡是合同双方均无法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状况,属于不可抗力。因此,原告虽未能完成通知义务,过错并不在原告,不能要求原告承担因迟延履行产生的费用。案涉房屋已预登记在严某甲名下,该房屋在因不可抗力而无法交付期间产生的物业费用,是为了管理严某甲的财产发生的有益费用。该费用标准系业主公约所定,不可避免,因管理义务转移对象不明,且不能因严某甲的个人意志减少,故该费用理应由继承严某甲财产的两被告在所继承的财产范围内承担。同样,房屋因不可抗力无法交付,其过错亦不在被告。且依照法律规定,原告对严某甲的遗产有妥善保管之责任,理应及时支付管理费用,因此对原告就物业费违约金提出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2007年3月17日,某银行上海某支行诉杨某某、上海某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达成调解协议。此时原告应当知道被告杨某某为严某甲的法定继承人,因不可抗力造成的合同履行障碍已经开始消除,原告应当尽最大努力向严某甲的法定继承人履行合同义务。而原告却以另一法定继承人未到场为由,拒绝实际交付房屋,致使被告杨某某无法管理案涉房屋。遗产在法定继承开始后,未分割前,应视为全体继承人共同共有,共有人的权利范围及于整套房屋。当不存在其他约定时,各共有人都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将房屋实际交付于继承人之一管理,符合法律规定,同时并不会损害其他继承人的合法权益。故原告拒绝实际交房,难谓有合理理由,就2007年3月之后发生的管理费用,不能得到支持。
对于原告关于办理案涉房屋交付手续及过户手续的诉讼请求,因原告主张合同约定的条件已经具备,两被告亦无反对意见,法院依法可予支持。因过户产生的有关费用,因其尚未发生,法院不予处理,由双方当事人在办理相关过户手续时根据法律规定各自承担。
原告主张的房屋面积找补款,在合同中已有约定,故依法可予支持。原告就此部分所主张的违约金系逾期支付违约金,因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该费用在交房时确定,而双方至今没有办理交房手续,故被告并未发生逾期付费的情况,原告关于房屋面积补偿款违约金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主张的维修基金,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法院依法可予支持。
原告主张的有线电视初装费、电表初装费,系完善案涉房屋功能、良好履行合同所支出的必要费用,有利于案涉房屋的价值提高,符合一般人对房屋使用的合理要求,法院对该项主张可予支持。
原告主张的翻译费和涉外送达费用,因系原告启动诉讼程序主张其合法权利所必须支出的费用,法院依法可予支持。
原告主张的律师费用,因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就车位租赁协议及该车位物业管理费提出的请求,因原告与严某甲在案涉房屋预售合同补充条款第七条中明确约定,停车位不包含在合同标的物范围内,故原告就停车位提出的主张本案不予处理。原告如认为两被告违约,可另行主张。
裁判要旨
不可抗力是指合同签订后,非因合同当事人的过失或疏忽,而是基于发生了合同双方都无法预见、无法避免、无法控制和无法克服的意外事件(如战争、车祸等)或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水灾等),以致当事人不能依约履行或不能如期履行合同,发生意外事件或遭受自然灾害的一方可以免除履行义务的责任或推迟履行职责。本案中,买受人因车祸死亡这一事件对于房屋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而言都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因此,双方因不可抗力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部分或者全部免责。但同时,当事人亦应当采取措施,避免损失扩大,否则将对扩大的损失自行承担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00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9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条、第590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条、第11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51条、第1124条第1款、第1159条(本案适用的是1985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24条、第25条第1款、第33条第1款)
一审: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0)静民一(民)初字第2956号民事判决(2012年2月8日)
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2)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1430号民事裁定(2012年7月13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钱某某诉钱某、金某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3-10-2-091-002 ·
民事房屋买卖合同承租人同意公房居住权同住人另获住房保障居住权消灭
裁判要旨:在审理涉及公房居住权民事案件中,应注意区分居住权不同主体的权利来源以及是否已另有住房保障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注意区分公房居住权取得的两种情况。一是在公房被初始分配时,作为受配人而迁入;二是经过承租人的同意,为帮助解决其居住问题而迁入。在这两种情况下,公房同住人虽然都获得居住权,但其权利来源截然不同。因受配而迁入户籍的同住人,其权利来源于国家给予的住房福利待遇。而经承租人同意而迁入户籍的同住人,其权利来源于承租人对其居住保障的单方承诺。这一承诺通常为默示,表现为同意其迁入户籍,并允许其居住于该公房。一旦承租人以行动默示作出承诺,承租人即受此约束,即不得随意要求同住人迁移户籍或搬出房屋。 其二,来源于承租人同意而取得的居住权主体,因有他处住所其原居住权相应消灭。对因承租人同意而迁入户籍的同住人而言,其权利来源于承租人的承诺。该承诺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即解决同住人的居住问题;而该目的性也就隐含了其条件性,即同住人除此房屋之外并无其他适合的住所。因此,一旦同住人已经以其他方式获得了居住保障,解决了其居住问题,则承租人之承诺的条件和目的都已消失,其义务即应告解除。否则将有悖于承租人同意其迁入户籍来保障其居住的初衷。故对因承租人同意而迁入户籍的同住人而言,其对公房的居住权因其另行获得适宜的住所而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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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房屋买卖合同/承租人同意/公房居住权/同住人另获住房保障/居住权消灭
基本案情
原告钱某某(现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诉称,原告是被告钱某与案外人徐某之女。位于上海市的丹徒路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原为公房,原告户籍在内,属于同住人。后钱某以其为产权人将该房屋买为售后公房,原告户籍保留在房屋内至今。钱某与徐某于2011年离婚,经法院判决案涉房屋归钱某所有。2013年,钱某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将案涉房屋转让给其外甥女被告金某某,侵犯了原告的同住人权利。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之间转让案涉房屋的买卖合同无效,将案涉房屋恢复登记到钱某名下。
被告钱某辩称,案涉房屋是钱某在1995年购买的,在离婚诉讼中法院确认归钱某所有。原告的户口不是一直在案涉房屋内,而是从长阳路房屋迁入。原告亦未在案涉房屋居住,只是空挂户口,不享有同住人资格。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金某某辩称,钱某在离婚期间,为诉讼和生活所需,不断向金某某的母亲借款,且外面还有其他债务。为了还债,钱某准备出售案涉房屋。考虑到如果卖给外人则钱某的居住无法保障,经家庭协商由金某某出面购买案涉房屋,交易价格55万元。除去抵销欠款,金某某现金支付给钱某24万元。金某某购买房屋后,仍然由钱某居住,也没有要求钱某迁出户籍。双方的交易合法有效,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钱某某是钱某与前妻徐某之女,金某某是钱某的外甥女。案涉房屋原为公房,建筑面积26.80平方米,八十年代初期由钱某的父母通过动迁分得。1990年,徐某从上海某厂套配取得本市长阳路公有住房(以下简称长阳路房屋),钱某某是三个配房人口之一。同年5月,钱某某的户口从长阳路房屋迁入案涉房屋,但仍居住于长阳路房屋。案涉房屋于1995年按94方案购买为售后产权房,权利人登记为钱某,当时钱某某尚未成年。2000年,钱某与徐某购买了上海市东长治路房屋(以下简称东长治路房屋),建筑面积130.63平方米,2005年3月取得产权证,产权登记在钱某、徐某和钱某某三人名下。钱某某于2003年出国,至今一直在国外居住。2008年,长阳路房屋动迁,钱某某被列为照顾安置对象,照顾安置费10万元。2011年,钱某与徐某经法院判决离婚,案涉房屋判归钱某所有,东长治路房屋因涉及钱某某权益而未作分割。2012年12月29日,钱某与金某某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由金某某以房款55万元购买案涉房屋。2013年1月,案涉房屋产权登记到金某某名下,但仍由钱某居住。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28日作出(2013)虹民三(民)初字第1432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钱某某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2日作出(2013)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207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公房同住人对公房享有居住权,即使公房被买为产权房,该居住权仍然存续。然而,公房居住权并非永久存续,因其来源的不同,存在不同的消灭事由。对公房的原始受配人而言,其获得居住权系基于国家福利,对房屋存在财产权益,故只有当另行获得国家福利替代时,其居住权方才消灭;对因承租人的同意,帮助保障其居住而迁入户籍,获得居住权的人而言,当其已经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居住保障时,就没有理由再主张其居住权而给承租人或购房后的所有权人施加负担,否则将违背原承租人给予其居住保障的初衷,有悖于社会公平。本案中,原告并非案涉房屋的原始受配人,在案涉房屋中并无财产权益。原告是长阳路房屋的原始受配人,且在长阳路房屋动迁中获得过动迁利益。原告户籍在1990年迁入案涉房屋,是基于父母对其抚养义务给予的居住保障,但事实上原告当时即另有住所,并未在案涉房屋实际居住。此后,原告父母又购买了东长治路房屋,并将原告也登记为共有产权人之一,则原告已经获得了自己名下的产权房屋,足以保障其居住权益。可以想见,如果原告回国,其首选的居住房屋,显然应当是建筑面积达130.63平方米、其自身为共有产权人之一的东长治路房屋,而不是建筑面积仅26.80平方米、其从未实际居住过的案涉房屋。既然原告对东长治路房屋的权益已能够充分保障其居住需要,则原告再以户籍在案涉房屋内为由,依据主张对案涉房屋的居住权,显然有悖于公平。据此,法院认定原告无权限制钱某作为产权人对案涉房屋作出的处分,对原告要求确认两被告之间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在审理涉及公房居住权民事案件中,应注意区分居住权不同主体的权利来源以及是否已另有住房保障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注意区分公房居住权取得的两种情况。一是在公房被初始分配时,作为受配人而迁入;二是经过承租人的同意,为帮助解决其居住问题而迁入。在这两种情况下,公房同住人虽然都获得居住权,但其权利来源截然不同。因受配而迁入户籍的同住人,其权利来源于国家给予的住房福利待遇。而经承租人同意而迁入户籍的同住人,其权利来源于承租人对其居住保障的单方承诺。这一承诺通常为默示,表现为同意其迁入户籍,并允许其居住于该公房。一旦承租人以行动默示作出承诺,承租人即受此约束,即不得随意要求同住人迁移户籍或搬出房屋。
其二,来源于承租人同意而取得的居住权主体,因有他处住所其原居住权相应消灭。对因承租人同意而迁入户籍的同住人而言,其权利来源于承租人的承诺。该承诺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即解决同住人的居住问题;而该目的性也就隐含了其条件性,即同住人除此房屋之外并无其他适合的住所。因此,一旦同住人已经以其他方式获得了居住保障,解决了其居住问题,则承租人之承诺的条件和目的都已消失,其义务即应告解除。否则将有悖于承租人同意其迁入户籍来保障其居住的初衷。故对因承租人同意而迁入户籍的同住人而言,其对公房的居住权因其另行获得适宜的住所而消灭。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条(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8月27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条)
一审: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3)虹民三(民)初字第1432号民事判决(2013年8月28日)
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2075号民事判决(2013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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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诉辽宁某港口公司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纠纷案
2023-10-2-221-002 · (2015)大海商初字第487号 ·
民事港口货物保管合同进口货物提货单放货对象选择
裁判要旨:仓储合同不以存货人是仓储物的所有权人为前提,港口经营人在签订港口货物保管合同时没有对仓储物的所有权人进行识别的法定义务。租船运输的货物进口到港卸货后,如果收货人没有取得正本提单因而无法取得提货单,但港口经营人在货物到港仓储后已向存货人(即收货人)给付了仓单,便会出现提货单持有人与仓单持有人不一致的情形,引发港口经营人放货对象的选择问题。港口经营人作为海关监管的企业法人,在海关准予放行进口货物后,经生效判决确认的进口货物所有权人有权要求其交付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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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港口货物保管合同/进口货物提货单/放货对象选择
基本案情
2012年1月5日,沈阳某公司与辽宁某港口公司签订《委托港口作业合同》,约定由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双方均在《委托港口作业合同》上签字和盖章。2013年1月1日,某铁路物资公司与辽宁某港口公司签订《仓储合同》,约定某铁路物资公司货物进入辽宁某港口公司库场后,辽宁某港口公司应向某铁路物资公司出具入库证明。
2013年2月21日,沈阳某公司与某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约定某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向沈阳某公司出售铁矿粉15万湿吨,协议项下产品的出售和购买均按照CFR卸货港标准。之后某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将货物委托运输并取得多份指示提单。与涉案货物相关的编号为第6号的提单载明:托运人G公司,收货人凭指示,船舶“蓝某”轮,装货港努瓦迪布(毛里塔尼亚)安全港口,卸货港中国主要港口,货物铁矿粉,毛重25828湿吨,运费根据租船合同确定。沈阳某公司未就《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全部开立信用证。某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与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30日签订《销售合同》,将未开证部分的25828湿吨毛里塔尼亚粉销售给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约定交货地中国大连港,合同生效后货物所有权即发生转移,由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负责自提。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提单换取了提货单,并向海关缴纳了关税。
2013年4月2日,沈阳某公司向辽宁某港口公司出具保函,载明:2013年4月8日到港船“蓝某”品名为毛里塔尼亚粉,提单重为150828吨,该船货为沈阳某公司进口船,货权为沈阳某公司所有,港杂费由其承担,如出现一切责任和经济损失,由其承担。2013年4月12日,沈阳某公司就“蓝某”轮所载的150828吨毛里塔尼亚粉的港口作业与辽宁某港口公司签订单次《港口作业合同》。“蓝某”轮所载的铁矿粉于2013年4月13日运至大连港后卸于辽宁某港口公司的矿石码头,由辽宁某港口公司依据其与沈阳某公司签订的《委托港口作业合同》及单次《港口作业合同》仓储保管。沈阳某公司于2013年4月25日向大连大窑湾海关申报货物进口,但未缴纳关税。2013年3月29日至2013年6月4日期间,沈阳某公司向辽宁某港口公司提供了5份货物过户证明,记载其将存放在大连港的“蓝某”船粉矿共计149962吨过户给某铁路物资公司。辽宁某港口公司均于收到过户证明的同日出具入库证明,记载粉矿数量、船名及存放地。就货物的所有权,生效判决确认进口日期为2013年4月13日、现存放于大连港、运输工具为“蓝某”轮的25828湿吨毛里塔尼亚粉属于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所有。
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辽宁某港口公司立即将“蓝某”轮卸下的B/LNo.6提单项下的25828湿吨毛里塔尼亚粉交付给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辽宁某港口公司如不能交付上述货物,应向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赔偿货物损失7956540.60元及其利息。
辽宁某港口公司辩称,案涉货物是沈阳某公司通过其代理人委托辽宁某港口公司作业保管的,辽宁某港口公司通过委托合同关系占有案涉货物,辽宁某港口公司与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委托保管合同关系,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不能凭承运人签发的提单换取的提货单向辽宁某港口公司主张提货。涉案货物本身的港口作业保管费用尚未支付,在结清上述港口作业保管费用之前,辽宁某港口公司有权拒绝向提货人放货。
某铁路物资公司称,沈阳某公司为存货人,辽宁某港口公司为仓储物的占有人和保管人,该港口货物保管合同有效,辽宁某港口公司向存货人出具的仓单是提取仓储物的凭证。入库证明不仅证明货物的存放地点和数量,还证明涉案货物拟制交付给某铁路物资公司,辽宁某港口公司有义务依据其订立的仓储合同、签发的入库证明及库存证明向某铁路物资公司交付货物。
大连海事法院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2015)大海商初字第487号民事判决:一、辽宁某港口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蓝某”轮卸下的B/LNo.6提单项下的25828湿吨毛里塔尼亚铁矿粉交付给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二、辽宁某港口公司如果不能交付上述第一项判决项下的货物,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赔偿货物损失7956540.60元及其自2015年6月27日起至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辽宁某港口公司与某铁路物资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3日作出(2018)辽民终46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某铁路物资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申3187号民事裁定:驳回某铁路物资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大连海事法院认为,仓储合同不以存货人是仓储物的所有权人为前提,沈阳某公司与辽宁某港口公司之间的《委托港口作业合同》及单次《港口作业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形,都是有效合同。辽宁某港口公司依据沈阳某公司出具的货物过户证明,向某铁路物资公司出具了入库证明,该入库证明的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的仓单形式要件,且该节事实同某铁路物资公司与辽宁某港口公司签订的《仓储合同》相互呼应,该入库证明应当认定为仓单,仓单记载的存货人和仓单持有人均是某铁路物资公司。涉案货物系进口货物,在办妥海关手续之前属于海关监管货物,提货人应当向辽宁某港口公司提供仓单和加盖海关放行章的提货单方能提取货物。沈阳某公司不支付货款未取得提单,因而无法取得提货单,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提单换取了提货单并向海关缴纳关税,取得了加盖海关放行章的提货单。向辽宁某港口公司出示提货单的人与出示仓单的人不一致,致使港口货物保管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生效判决书确认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对案涉货物具有所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在辽宁某港口公司作为保管人无法履行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约定的货物交付义务的情况下,其应当依据货物所有权人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要求将涉案货物交付给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辽宁某港口公司向某铁路物资公司出具的入库证明的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的仓单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原判结合与某铁路物资公司和辽宁某港口公司之间的《仓储合同》互相呼应的情况,认定入库证明具有仓单的属性并无不当。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系涉案货物的提单持有人,亦是办理海关清关手续后的提货人,同时生效判决也认定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是货物的所有权人,原判认定货物的所有人系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认定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有权行使对货物的占有权,判令辽宁某港口公司应当向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交付货物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沈阳某公司虽与辽宁某港口公司签订了仓储协议,但没有获取提单,亦未办理清关手续获取提货单,即沈阳某公司从未拟制占有过货物,所以沈阳某公司只是与辽宁某港口公司存在意思表示约定的合同签订人,并非交付仓储物的寄存人,故辽宁某港口公司无权以存在其他寄存人为由拒绝向持有货物提单和海关放货单的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放货。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生效判决已经确认涉案货物的所有权人为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某铁路物资公司以其系善意取得为由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其诉讼请求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此亦予以维持。考虑到已同时存在认定涉案货物所有权人为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而某铁路物资公司并非善意取得的生效判决,辽宁某港口公司应向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交付涉案货物。
裁判要旨
仓储合同不以存货人是仓储物的所有权人为前提,港口经营人在签订港口货物保管合同时没有对仓储物的所有权人进行识别的法定义务。租船运输的货物进口到港卸货后,如果收货人没有取得正本提单因而无法取得提货单,但港口经营人在货物到港仓储后已向存货人(即收货人)给付了仓单,便会出现提货单持有人与仓单持有人不一致的情形,引发港口经营人放货对象的选择问题。港口经营人作为海关监管的企业法人,在海关准予放行进口货物后,经生效判决确认的进口货物所有权人有权要求其交付货物。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40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3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04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81条)
一审:大连海事法院(2015)大海商初字第487号民事判决(2018年3月28日)
二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辽民终462号民事判决(2018年11月23日)
再审审查: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3187号民事裁定(2019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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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企业公司与俄罗斯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案
2023-10-2-471-001 · (2003)黑高法执字第42-4号 ·
民事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股权冻结股权转让效力
裁判要旨:1.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案外人主张的权利应当是所有权等在性质上能够排除人民法院对执行标的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 2.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移转、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在执行查封、扣押、冻结后进行财产确权的,应当撤销确权判决或者调解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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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股权冻结/股权转让效力
基本案情
某企业公司诉称:案涉股权系东某合作公司代东某实业公司持有,不是东某合作公司的自有财产。2011年9月30日,某企业公司与东某实业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依法受让案涉6300万元人民币(以下币种未特别注明处均为人民币)股权。因东某实业公司未按协议约定将案涉股权变更至某企业公司名下,某企业公司诉至法院,法院生效判决已确认某企业公司对案涉股权享有所有权。故某企业公司成为案涉股权的真正权利人,案涉股权的冻结措施侵犯了某企业公司的财产所有权。故请求判令:一、不得执行东某合作公司持有东某财务公司的6300万元股权及红利;二、俄罗斯某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俄罗斯某公司辩称:1.某企业公司关于涉案股权是东某合作公司代东某实业公司持有的主张不成立。东某合作公司工商登记中的相关文件记载,东某合作公司系东某实业公司为其在对外开展业务时设立的名义公司。东某实业公司及关联公司工商档案亦证实,东某实业公司1991年所增加的注册资金同时用来注册东某合作公司,进一步证实东某合作公司是东某实业公司的名义公司。2.某企业公司关于其已依法受让涉案股权,成为权利人的主张不成立。东某实业公司于案涉股权被冻结两年后,以案涉股权系东某合作公司代持为由提出执行异议,在其申请被裁定驳回后,既未申请复议,也未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其已无权处分案涉股权。3.某企业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行为构成虚假诉讼。2010年10月,东某合作公司以其持有案涉股权为盛某公司向某银行借款一亿元提供质押担保。盛某公司与某企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为刘某祥,系重大民事权益关联公司。在既未支付股权受让款,也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情况下,无理提出执行异议又提起本案诉讼。在东某实业公司与案外人某韵公司于2015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确认,东某财务公司于2011年9月以买断的方式受让某银行对盛某公司贷款项目的信贷资产(即债权与股权质押权);东某实业公司于2012年2月受让了东某财务公司对盛某公司的债权及6300万元股权的质押权等相关权利。该事实与东某合作公司代东某实业公司持有案涉股权的主张相矛盾。该协议还约定,某韵公司以一亿元价款受让东某实业公司对盛某公司享有的债权与案涉股权的质押权。据此,某企业公司根本无法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获得案涉股权。请求驳回某企业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10月19日,俄罗斯联邦萨哈林地区仲裁法庭(以下简称萨哈林仲裁法庭)因俄罗斯某公司诉东某合作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作出A59-4279/99-C13号判决书,裁决:东某合作公司给付俄罗斯某公司货款1437319.2美元,罚金157万美元,总计3007319.2美元,以及俄罗斯联邦财政税83490卢布。
2001年3月21日,俄罗斯某公司向一审法院转交要求承认并执行萨哈林仲裁法庭A59-4279/99-C13号判决书的申请。一审法院裁定对萨哈林仲裁法庭A59-4279/99-C13号判决予以承认并执行。
东某合作公司系东某财务公司股东,认缴并实缴出资额为6300万元。2000年2月26日,东某实业公司与东某合作公司签订《委托持股协议》一份,双方约定:东某实业公司委托东某合作公司代持东某财务公司18%的股权。2010年12月28日,一审法院作出(2003)黑高法执字第42-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东某合作公司持有东某财务公司6300万元股权及红利。
2011年9月30日,东某实业公司与某企业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东某实业公司将东某合作公司代其持有的东某财务公司6300万股股权,以63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某企业公司。当日,东某合作公司出具书面证明,对该股权转让协议无异议。后某企业公司以东某实业公司未按协议约定,将待转让股权变更登记至其名下为由,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省河间市人民法院,请求确认案涉6300万元股权为其所有。2012年3月29日,该院作出(2012)河民初字第378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某企业公司对东某实业公司所有的东某财务公司6300万元股待转让股权享有所有权。2017年6月5日,某企业公司以其对一审法院冻结的案涉股权及红利享有所有权为由,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请求解除对该股权的冻结措施。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5日作出(2017)黑民初209号民事判决:驳回某企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某企业公司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6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终142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是否对执行标的予以执行,取决于案外人是否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案外人主张的权利,应当是所有权等在性质上能够排除人民法院对执行标的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
某企业公司所称其与东某实业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记载的签订时间是2011年,其时,东某合作公司持有的案涉股权已经被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03)黑高法执字第42-4号执行裁定书冻结。根据《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移转、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第三人未经人民法院准许占有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或者实施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解除其占有或者排除其妨害。某企业公司与东某实业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案涉股权时不具有善意,其主张排除对案涉股权的强制执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第二十六条亦规定,审判机构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发现已经被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中止审理;当事人诉请确权的财产被执行局处置的,应当撤销确权案件;在执行局查封、扣押、冻结后确权的,应当撤销确权判决或者调解书。虽然某企业公司在2012年以东某实业公司未按协议约定进行股权变更登记为由,诉至河间市人民法院请求确认案涉股权为其所有,但其股权转让款并未实际支付过,该股权交易一直没有完成,因此某企业公司不能享有案涉股权的所有权。
河北省河间市人民法院(2012)河民初字第378号案件已经由河间市人民法院该院提起再审,并无生效判决对案涉股权的权属作出认定。某企业公司不能证明其对本案所涉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裁判要旨
1.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案外人主张的权利应当是所有权等在性质上能够排除人民法院对执行标的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
2.被执行人就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所作的移转、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的行为不得对抗申请执行人,在执行查封、扣押、冻结后进行财产确权的,应当撤销确权判决或者调解书。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10条第1款(本案适用的是2015年2月4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12条第1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24条(本案适用的是2005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26条)
一审: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黑民初209号民事判决(2017年6月5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429号民事判决(2019年11月2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郭某等诉沈某、广州市某房地产公司、张某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2023-10-2-471-005 · (2016)粤01执异XX号 ·
民事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拆迁补偿安置房屋排除强制执行
裁判要旨:法律维护被拆迁(征收)人合法权益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被拆迁人与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签订房屋拆迁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面积等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被拆迁人在法院查封前已实际占有案涉房屋,其对拆迁补偿安置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对该房屋的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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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拆迁补偿安置房屋/排除强制执行
基本案情
原告郭某等诉称:原广州市东华西路某某号及骑楼(新某某)房屋是李某的物业。李某去世后,郭某等人于2002年7月10日办理了继承手续并取得《广州市房地产权属证明书》。2003年9月18日广州市某房地产公司通知郭某等回迁到某某大厦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单元使用。但商铺部分一直没有交回郭某等。后因该公司经营不善被多方追债,而郭某等全部居住在国外,委托人多次到该公司注册地址,也无法找到工作人员办理回迁安置及产权交换手续。2008年10月郭某等只有向原广州市房管局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该公司办理上述房屋补偿安置手续。在裁决过程中,被申请人找出种种理由予以拖延,最后原广州市房管局作出终结裁决通知。经二审行政诉讼,于2013年12月19日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要求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撤销终结裁决,继续审查并裁决。该公司一直拖到2016年7月28日才与郭某等办理好拆迁补偿及备案手续。2016年11月7日因郭某等与拆迁方达成协议并鉴证备案,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作出终结裁决的通知。之后郭某等发现案涉房产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因他案查封。2016年9月郭某等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要求解除对案涉两套商铺的查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粤01执异XX号裁定驳回郭某等的异议请求。郭某等认为上述房屋是原祖屋被征迁后补偿回来的房产,房管局在拆迁时已与拆迁公司办理了所有拆迁补偿安置、产权交换手续,也办理了政府拆迁管理部门的备案鉴证手续。发还后,只是因拆迁公司的原因一直未帮其重新办理拆迁手续和新产权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三款“已支付全部价款”、第四款的规定“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权利能够排除执行。本案涉及房屋已全部交给拆迁方拆除,应视为全部价款郭某等已经支付,产权交换备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前和查封后也已分别完成,被拆迁人权益理应优先得到保护,因拆迁方经营不善无法也无人办理郭某等产权交换和房产证,而非郭某等自身原因无法办理过户登记手续。请求:解除对广州市东华西路案涉两套商铺的查封,判决不得执行该标的。
沈某辩称:郭某等作为执行异议的权利人存在瑕疵,案涉房产并非在郭某等名下,也没有证据显示郭某等是权利人。郭某等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并不足以证明其主张,陈述的事实和理由也不符合司法解释,不足以解封案涉房产,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
广州市某房地产公司、张某辩称:郭某等的回迁安置权属于生存权利,而沈某的债权属于经营利益,在两种权利冲突时,应优先保护生存权利。《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实际上是履行之前与房管部门签订的直管房补偿协议的补充行为,该行为发生在案涉房产发还之后,其公司只是履行被拆迁人的补偿义务。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广州市东山区东某某路某某号首层及二楼部分,总建筑面积某某平方米,权属人为郭某等。2002年7月10日,权属人为郭某等办理了继承公证。1995年6月30日、1998年12月4日,权利人就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事宜签订协议,权利人同意拆除案涉房屋,并进行产权调换(补偿),并经过了原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对上述协议予以备案登记。后因规划变更,而对回迁安置房进行了调整。
2003年9月18日,广州市某房地产公司通知权属人李某等回迁。2003年10月10日,原广州市东山区落实华侨房屋政策工作领导小组将东华西路某某号(新某某)首层及二楼部分房屋发还郭某等七位业主。2004年5月14日,广州市某房地产公司和李某签订关于某某华厦第十层自编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单元的《收楼确认书》,确认自2004年6月1日起,上述房产移交给权属人回迁使用。2016年7月28日,广州市某房地产公司与郭某等七人签订《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同年6月30日,该公司与七人之一的曾某签订《收楼确认书》,双方确认自2016年6月30日起,某某华厦AB栋二楼某某1铺、某某4铺由该公司交付曾某回迁使用;该商铺建筑面积比原产权面积增大98.8046平方米。郭某等还提交了其将案涉房产对外出租的《商铺租赁合同》。一审法院在执行(2014)穗中法执恢字第某某号、第某某号案过程中,查封了该公司名下包括某某1、某某4铺在内的财产。郭某等提出书面异议,请求解除对案涉房产的查封。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6)粤01民初556号民事判决:驳回郭某等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郭某以案涉房屋是以产权置换补偿的方式进行拆迁,郭某等的房屋已全部交给拆迁方拆除应视为全部价款已经支付,产权交换备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前和查封后也已分别完成,被拆迁人的权益理应优先得到保护等为由,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2018)粤民终754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民初556号民事判决;二、不得执行案涉房产。沈某不服二审判决,以原判决认定在2005年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经签订了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缺乏证据证明,该两处房产并非住宅,《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涉嫌伪造,郭某等所享有的权利为债权等为由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6日作出(2020)最高法民申1586号裁定:驳回沈某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侨居境外的郭某等因位于原广州市东山区的祖屋被拆迁而获补偿东华西路征用地段新建大楼某某大厦有关房屋作为回迁安置房,其中包括案涉房产。
有关拆迁补偿协议《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征地拆迁直管房屋补偿协议书》《拆迁〈房屋补偿协议书〉补充协议》陆续签订于1995年、1998年、2002年,其中确定了补偿面积及地址、范围,并于2003~2004年间实际安排了部分面积的回迁,2016年6月30日实际安排了案涉房产的回迁。前述1998年《征地拆迁直管房屋补偿协议书》系由祖屋代管单位原广州市东山区房地产管理局与房地产公司签订。2003年,前述祖屋不再由管理局代管而发还郭某等七位业主,有关部门通知房地产公司与业主重新签订房屋补偿协议。2016年7月28日,房地产公司与业主签订《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
虽然《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签订于案涉房产被查封之后,但该协议只是按照政府通知要求进行的重签,原判决认为本案涉及历史遗留问题,联系历史沿革认定被申请人对某某1、某某4铺享有合法权利并已实际履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沈某没有充足证据推翻原判决的认定。广州市某房地产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有关证据经过了质证,原判决保障了沈某的质证权利。沈某申请再审称《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涉嫌伪造,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
本案申请执行人沈某因对广州市某房地产公司享有金钱债权而申请执行登记在该公司名下的案涉房产。郭某等的权利为请求进行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的权利。1998年《征地拆迁直管房屋补偿协议书》附表明确了对于非住宅的补偿方案,案涉房屋的位置、用途符合协议约定。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关于“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的规定,被拆迁人对拆迁补偿安置房屋享有优先权,原判决认定郭某等对案涉房产享有的权利足以排除执行并无不当。
裁判要旨
法律维护被拆迁(征收)人合法权益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被拆迁人与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签订房屋拆迁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面积等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被拆迁人在法院查封前已实际占有案涉房屋,其对拆迁补偿安置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对该房屋的强制执行。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条
一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1民初556号民事判决(2017年12月25日)
二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粤民终754号民事判决(2019年8月30日)
再审审查: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1586号民事裁定(2021年12月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孙某英等三人诉玄某军探矿权纠纷案
2023-11-2-056-001 · (2011)通民初字第84号 ·
民事探矿权行政机关行政许可矿业权勘查许可证首次判断权司法权介入
裁判要旨:1.矿业权兼具民事物权属性和行政许可特性。矿业权的权利行使和救济关涉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职责分工。探矿权的取得须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许可,《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的登记、变更等属于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委托人委托他人办理勘查许可证,受托人未忠实履行受托义务,采取欺诈的手段,将勘查许可证办理在自己名下,委托人直接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勘查许可证归其所有,是权利救济渠道的不当选择,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是对行政机关行政管理职能的尊重,准确把握了司法权介入的法定边界。 2.司法权和行政权两者具有独立性,法院应当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权,在未经行政诉讼程序审查撤销之前,行政行为具有权威性和公定力。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一般以证据审查为宜。如果直接依据民事实体法对涉及具体行政行为证明的事实进行审理和裁判,系对行政权的不正当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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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探矿权/行政机关/行政许可/矿业权/勘查许可证/首次判断权/司法权介入/法定边界
基本案情
原告孙某英等三人诉称: 孙某英等三人于2004年被奈曼旗以招商引资的形式招到奈曼旗青龙山镇向阳所村投资建铁矿。因办矿需要,便委托玄某军为孙某英等三人办理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以下简称探矿证),并将自己申请办证资料:委托勘查合同书、疏林地承包合同书、存款证明、探矿权申请登记书、办证资金114万元交给玄某军。2005年12月5日经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批准,通辽市国土资源局于2005年12月28日对奈曼旗青龙山向阳所一带铁矿普查探矿权实行挂牌出让,并予以公告。玄某军将孙某英等三人交给他的办证资料勘查合同书、疏林地承包合同书上面孙某英等三人的名字篡改成玄某军自己的名字,并指使刘兴林伪造“辽宁省某地质大队”的公章,伪造勘查合同,用玄某军交给他的办证资金,以奈曼旗某方建筑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玄某军)名义竞标,将探矿证办到玄某军自己名下,2006年2月13日国土部门颁发冠以玄某军名字的“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孙某英等三人认为: 玄某军借孙某英等三人委托办证的机会,篡改孙某英等三人的办证资料,用孙某英等三人的资金把本应属于孙某英等三人的探矿证办到自己的名下,根据《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勘查出资人为探矿权申请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确权。
玄某军辩称:1.孙某英等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当时某方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法人资格,按通辽市国土资源局的要求,玄某军以该公司的名义摘牌,由于谁摘牌谁就取得探矿权证,该证应属玄某军所有。双方没有委托代理关系。办证费用是玄某军支付的,双方合伙后,由合伙后的企业承担了部分费用,但由于玄某军退出后该合伙企业没有足额支付办证所有费用,该证一直由玄某军拥有。2.孙某英等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我国法律规定,探矿权不允许自然人所有,只能由企业取得, 孙某英等三人属自然人不具备摘牌取得探矿权资格, 孙某英等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
法院经审理查明:孙某英等三人于2004年以招商引资的形式在奈曼旗青龙山镇向阳所村投资承包林地,承包期15年(2004年7月30日至2019年7月30日),用于开发铁矿。孙某英等三人得知玄某军有能力办理探矿证,便委托其办理探矿证,并将申请办理探矿证的相关资料:委托勘查合同书、疏林地承包合同书、存款证明、探矿权申请登记书及办证资金114万元交给了玄某军。经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批准,通辽市国土资源局于2005年12月28日对奈曼旗青龙山向阳所一带铁矿普查探矿权实行挂牌出让,并予以公告。玄某军将孙某英等三人交给他的办证资料勘查合同书、疏林地承包合同书上面孙某英的名字,篡改成玄某军自己的名字,并由刘兴林私刻“辽宁省某地质大队”的公章(奈曼旗公安局委托中国刑警学院已经作出鉴定)伪造勘查合同,用孙某英等三人交给他的办证资金,以奈曼旗某方建筑公司(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玄某军)名义竞标,将探矿证办到玄某军自己名下,2006年2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以玄某军的名字颁发了《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孙某英等三人的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确认1505000610001号《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归孙某英等三人所有。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1日作出(2011)通民初字第84号民事判决:确认150500061000*号《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上设立的探矿权为孙某英、金某某、孙某英所有。宣判后,玄某军以取得探矿权应以公司名义进行,所以玄某军以其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名义进行竞买,办理探矿权证的资金是由其支付等为由,提起上诉。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30日作出(2014)内民一终字第165号民事裁定:撤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通民初字第84号民事判决;驳回孙某英、金某某、孙某英的起诉。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第三条第四款规定,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和开采的,必须符合规定的资质条件。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五条规定,国家对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实行许可证制度。勘查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登记,领取勘查许可证,取得探矿权。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是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的审批管理机关。依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探矿权的设立、变更等均由行政机关审批。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已于2006年2月13日颁发《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确定涉案探矿权人为玄某军。至于行政机关颁发该证行为是否合法是行政诉讼审查范围,不属于民事诉讼审查范围。上诉人孙某英等三人主张玄某军采取伪造资料等方式取得涉案探矿权,其应向国土部门反映情况,由国土部门查清事实后采取措施。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玄某军的探矿权证。现孙某英等三人直接提起民事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民事诉讼受案范围,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对此予以纠正。
裁判要旨
1.矿业权兼具民事物权属性和行政许可特性。矿业权的权利行使和救济关涉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职责分工。探矿权的取得须经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许可,《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的登记、变更等属于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委托人委托他人办理勘查许可证,受托人未忠实履行受托义务,采取欺诈的手段,将勘查许可证办理在自己名下,委托人直接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勘查许可证归其所有,是权利救济渠道的不当选择,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是对行政机关行政管理职能的尊重,准确把握了司法权介入的法定边界。
2.司法权和行政权两者具有独立性,法院应当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权,在未经行政诉讼程序审查撤销之前,行政行为具有权威性和公定力。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一般以证据审查为宜。如果直接依据民事实体法对涉及具体行政行为证明的事实进行审理和裁判,系对行政权的不正当干预。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3条
《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4条
一审: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通民初字第84号民事判决(2014年4月1日)
二审: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4)内民一终字第165号民事裁定(2014年9月3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杨某家诉贵州省安龙县某村民委员会、某村二组林业承包合同纠纷案
2023-11-2-132-002 · (2009)第5223280500016-1/X号 ·
民事林业承包合同采伐许可证诚实守信谁造谁有
裁判要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十条确立的“谁造谁有”规则,植树造林为林木所有权原始取得的方式之一。但林木附着于土地之上,林地承包、经营合同终止时,需要妥善处理地上林木,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避免森林资源的损失和浪费。林业承包合同的双方对合同终止时地上林木的处理有明确约定,该约定未违反公益林保护、林木采伐等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终止后,林地所有权人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为相对人申请办理采伐许可证出具相关手续,依法保护林业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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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林业承包合同/采伐许可证/诚实守信/谁造谁有
基本案情
原告杨某家诉称:安龙县某村二组(以下简称某村二组)在本村小地名为浪大处拥有一片山林,由于管理不善的原因,树木经常被人盗伐。2004年,为了管理保护好林木,某村二组经过集体协商后决定有偿承包给农户。2004年2月,原告经过某村二组村民大会同意,以人民币4500元承包到该林地。2004年4月1日,原告与安龙县某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某村委会)、某村二组签订《拍卖(租赁)山林合同书》。合同约定:甲方(某村二组)将集体山林约600亩拍卖(租赁)给乙方(原告),期限为15年;年期限满后,直径在10厘米以上的树木由原告处理;15年内如乙方(原告)办手续出售,甲方(被告)给予出证。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后,按时交纳了4500元承包费。2009年12月15日,林业站经过勘测办理了林权证给原告,林地面积经过测量为176.93亩。2019年4月,原告承包的林地林木到期,原告要求二被告出具办理砍伐证的手续时被拒绝。以后经原告多次请求,二被告一直没有出具手续给原告,导致原告一直无法办理砍伐手续。故请求判决:一、被告履行合同义务,出具林木砍伐手续给原告;二、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某村二组辩称:我方一直不知道有原告所提交的合同,我所知道的只有1989年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且原告提交的合同上只有村委会盖章,在政府和林业站均无留底,另原告提交的合同上所载在场人并无我组村民及干部,故该合同的合法性存在问题。现我个人不能表态能否办理手续,须经80%的村民代表同意。
被告某村委会辩称:村委会认为原告方提交的合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要是组里面同意办理手续我们就予以支持,如若组里面不同意,我方也无法办理。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村二组在本组小地名“浪大”处有集体所有的林地一片,1989年时曾经发包给杨某仁等户承包管理15年。2004年到期后,经时任组长郎某明组织本组部分群众召开会议,议定于2004年2月28日(农历正月二十九日)进行公开招标会议,对浪大处林地的承包经营权进行拍卖(租赁)。当时确定的招标底价为5000元,无人竞标,最后原告杨某家以4500元中标。同年4月1日(农历闰二月十二日),某村二组作为甲方,杨某家作为乙方,双方签订《拍卖(租赁)山林合同书》,约定甲方将浪大集体山林约六百亩拍卖(租赁)给乙方,拍卖(租赁)期限为15年,拍卖(租赁)价款为4500元,15年期满后乙方交回山林,幼树苗(高1.5米,直径为10厘米,包括自植树林在内)归甲方,直径10厘米以上归乙方自行处理,不另付任何报酬。不能留荒坡和种植农作物。15年内如乙方办手续出售,甲方给予出证,一切手续由乙方自行办理。招标拍卖(租赁)价为4500元,招标时先付1000元,合同签署时全部交清。一经合同签署成交,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干预。郎某明作为甲方代表、杨某家为乙方代表分别在合同上签名捺印,在场人中有杨某兴、郎某代、郎某桐、郎某江、王某灿、郎某、郎某格、郎某灿等8人在合同上签名;某村委会作为在场参与立合同单位在合同上盖章。合同签订后,杨某家于当日交付拍卖(租赁)现金4500元给郎某明,郎某明出具收条1份给原告,随后原告即对该片林地进行管理。2009年12月15日,杨某家取得由安龙县林业局登记核准、安龙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安府]林证字(2009)第5223280500016-1/X号《林权证》,该证上记载林地所有权人为某村二组,林地使用权人、森林或林木所有权权利人为杨某家,小地名浪大,面积176.93亩,主要树种为云南松,林种为用材林,林地使用期15年,终止日期2019年3月31日。合同约定期限届满后,原告向某村二组要求在采伐申请上签署意见时,该组负责人不同意签署,双方为此产生争议,经某村委会多次协调未果,原告遂诉至本院。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4日作出(2019)黔2328民初1542号民事判决:由被告某村二组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为原告杨某家申请办理采伐许可证出具相关手续(即合同约定的“出证”)。宣判后,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第三条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第五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本案涉及的浪大处林地,即属于被告某村二组群众集体所有的农村土地,经某村二组进行公开招标,原告参与招标并中标后,双方签订了《拍卖(租赁)山林合同书》,该合同实质上属于林业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经某村委会盖章确认,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具有合同无效的情形,同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已取得由林业主管部门核准、县级人民政府颁发的《林权证》,由此依法取得浪大处176.93亩林地的承包经营权,故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分别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利,并应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合同签订后,原告已依约支付4500元中标价款并进行管理,履行了其应尽义务;承包期限届满,原告要求被告履行合同第四条约定“十五年内如乙方办手续出售,甲方给予出证”的义务,而被告某村二组拒绝履行,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应承担继续履行的违约责任。被告某村二组现任负责人虽在庭审中辩称,其不知道该合同的存在,但其不知情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不得因承办人或者负责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者解除,也不得因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或合并而变更或者解除”,即某村二组的负责人变更,不影响上述合同的效力与履行。鉴于被告某村委会在合同上并非一方当事人,其在合同上盖章行为可视为对本村事务的一种管理和确认行为,故不宜判决其承担合同义务。且某村委会在庭审中已明确表示,只要某村二组同意办理手续其就予以支持,该表态属于对合同履行的积极配合或协助,应予以确认。
此外,在原告取得的《林权证》上,登记林种为用材林。森林法规定的用材林是指以生产木材为主要目的的森林和林木,包括以生产竹材为主要目的的竹林。用材林经申请采伐许可证后允许限额采伐。原告承包某村二组浪大林地,支付了招标价款并付出管理劳务,其目的亦是希望从中获取相应利益,而原告申请采伐的目的就是出售木材后实现其利益。当然,最终申请采伐许可证须由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批准。
裁判要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十条确立的“谁造谁有”规则,植树造林为林木所有权原始取得的方式之一。但林木附着于土地之上,林地承包、经营合同终止时,需要妥善处理地上林木,依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避免森林资源的损失和浪费。林业承包合同的双方对合同终止时地上林木的处理有明确约定,该约定未违反公益林保护、林木采伐等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终止后,林地所有权人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为相对人申请办理采伐许可证出具相关手续,依法保护林业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条、第3条、第5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20条
一审: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2019)黔2328民初1542号民事判决(2019年10月1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某村经济合作社诉李某、威海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等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案
2023-11-2-135-001 · (2021)鲁1002民初7235号 ·
民事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绿色原则合同解除
裁判要旨:承包方将土地流转他人后,仍负有监督土地经营权人对涉案土地审慎管理、合理开发利用,依法负有维持土地农业用途,确保土地未经依法批准不得用于非农建设,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土地经营权人违反相关义务的,承包方可从保障涉案土地的可持续利用角度出发,避免损害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基于民法典的绿色原则精神,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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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绿色原则/合同解除
基本案情
原告某经济合作社诉称: 2007年9月8日,其与李某签订《荒山承包合同》,约定某村经济合作社将位于村西的荒山50亩发包给李某,承包期自2008年2月19日起算共计为30年,承包费每年每亩600元,每年合计30 000元,承包期内承包费共计90万元。合同签订后,李某已经交付某村经济合作社前15年的承包费45.3万元。2010年7月份,李某无偿将上述《荒山承包合同》中所承包的荒山无偿流转给威海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旅游公司)使用。某旅游公司在使用从李某手中流转的属于某村经济合作社的荒山后,未经某村经济合作社许可和政府部门的审批,即开始私自在承包范围内的1386平方米(林地1345平方米、道路41平方米)土地上建设非农业用途的钢结构楼房,用于家庭旅馆用房,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有关规定,被威海市自然资源局与规划局(原威海市国土资源局)于2015年12月28日予以行政处罚,并下发威国土资环处字【2015】030号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某旅游公司作出如下处罚:1、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2、限期15日内拆除非法占用土地上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3、支付罚款20 790元。但某旅游公司在接到处罚,缴纳罚款20 790元后,未再继续将其所非法占用土地上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拆除,恢复土地原状。自此,某村经济合作社多年来虽多次联系某旅游公司、李某,要求李某收回被非法占用的土地,要求某旅游公司拆除违法建筑物及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但某旅游公司、李某均置之不理,拖延至今。
经查,某旅游公司为李某与王某共同投资设立的自然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李某控股60%,王某控股40%。经查现某旅游公司已处于停业状态,办公所在地无工作人员上班,在2021年被山东省市场管理局列入异常经营名单,李某也被列入失信名单。二被告均已经没有再继续依法履行《荒山承包合同》的能力。原告认为,现二被告未经依法批准在案涉的土地上建设非农建设设施,违反了原告与李某之间的《荒山承包合同》签订的初衷,也违反了法律规定,破坏了环境。原告作为发包方,依法监督二被告依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制止二被告损害承包地和农业资源的行为,催促二被告恢复土地原状无果的情况下,且在二被告也无再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下,特诉至法院,要求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二被告立即返还承包的土地50亩。
某旅游公司、李某未作答辩。
法院经审理查明:涉案土地性质为农用土地。2007年9月8日,原告某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某村村民委员会)与被告李某签订了《荒山承包合同》,约定某村村民委员会将位于村西的荒山50亩发包给李某,承包期自2008年2月19日至2038年2月18日止,共计30年;承包费每年每亩600元,每年3万元,合同生效之日先付15年承包费45万元,余款于第十六年的元月十日前一次性付清。合同签订后,李某分别先后向某村村民委员会缴纳前15年的承包费453 000元。
某旅游公司成立于2010年7月9日,法定代表人为李某,股东为李某(控股60%)和王某(控股40%),公司经营范围为旅游项目的开发;石材、建材的销售。2010年7月,李某无偿将上述《荒山承包合同》中所承包的荒山无偿流转给某旅游公司使用。后某旅游公司在取得涉案土地后,未经批准非法占用某村西侧的属于承包范围内的土地1386平方米(其中包括林地1345平方米、农村道路41平方米)建设两层加阁楼形式的楼房,用于家庭旅馆用房。2015年12月28日,威海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原威海市国土资源局)作出威国土资环处字[2015]030号《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某旅游公司的上述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和《山东省国土资源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有关规定,决定对某旅游公司作出如下处罚:1、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2、该宗用地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限期十五日内拆除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3、对非法占用的1386平方米土地处以15元/平方米的罚款20 790元。某公司于2016年3月29日缴纳上述罚款,但并未履行拆除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的义务。后某村经济合作社多次要求二被告拆除该违法建筑物及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无果。某村经济合作社主张因涉案50亩土地除前述违法建筑外,其余土地均已撂荒,二被告改变涉案土地用途,且并无继续履行荒山承包合同的能力,其行为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具备继续履行合同的能力,遂诉至本院。
另查,2016年7月12日,威海市环翠区村(居)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下发威环农改组发[2016]5号文件,同意某村民委员会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股权分配方案,新设立某村农村经济股份合作社,新设立的经济股份合作社要承担某村村民委员会的一切债权、债务(包括隐形债务)。2019年8月26日,某农村经济股份合作社更名为某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再查,现某旅游公司住所地已无人办公,其因不履行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已于2017年被本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限制高消费名单。李某也因不能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于2020年被本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限制高消费名单。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6日作出(2021)鲁1002民初7235号民事判决:一、确认原告某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被告李某之间2007年9月8日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于2022年2月7日解除;二、被告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及被告李某将上述《荒山承包合同》中50亩承包土地返还给某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本案因二被告未到庭,故审查重点在于某村经济合作社是否有权要求解除其与李某之间的《荒山承包合同》。首先,我国实行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国家要求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尽管原告与李某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没有约定涉案土地的具体用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案涉土地的用途应仅限于种植业、林业等农林方面的使用。但被告李某承包涉案土地后将土地无偿流转给其作为实际控制人的某公司使用,某公司在未经审批情况下在土地上进行非农建设,且已被原威海市国土资源局确认并给予行政处罚,显然,某公司非法占地的违法行为损毁了农业用地,明显不属于法律的限定用途。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一条、第十八条之规定,李某作为涉案土地的承包方,在承包期间应当对涉案土地审慎管理、合理开发利用,依法负有维持土地农业用途,确保土地未经依法批准不得用于非农建设,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但其在将涉案土地流转给某公司使用后,并未依法履行上述法定义务,导致土地农业用途被改变,遭受了严重破坏,涉案《荒山承包合同》的承包农用目的亦无法实现。显然,该行为影响了涉案土地的可持续利用,违背了民法典绿色原则的应有之义。鉴于李某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五)项之规定,构成根本违约。故原告有权要求解除与李某之间的《荒山承包合同》。
同时,解除权作为形成权,不需征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仅凭单方意思表示就可以发生预期的法律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五条之规定,本案中载有解除请求的起诉状副本送达李某时,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因本案系公告送达,本院确认原告与被告李某之间于2007年9月8日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于2022年2月7日解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被告李某应当将涉案承包的50亩土地返还给原告。此外,李某系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将涉案土地无偿提供给某公司使用,而某公司在涉案土地进行非法建设的行为,相关法律后果应由二被告共同承担,故原告要求二被告返还土地的诉求,应予支持。
裁判要旨
承包方将土地流转他人后,仍负有监督土地经营权人对涉案土地审慎管理、合理开发利用,依法负有维持土地农业用途,确保土地未经依法批准不得用于非农建设,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土地经营权人违反相关义务的,承包方可从保障涉案土地的可持续利用角度出发,避免损害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基于民法典的绿色原则精神,解除合同。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5条、第56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1条、第18条、第64条
一审: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21)鲁1002民初7235号民事判决(2022年6月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穆棱市兴源镇某村民委员会诉常某春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案
2023-11-2-135-002 · (2019)黑1085民初932号 ·
民事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合同义务防治水土流失防止山洪水灾合同目的水土流失合同解除
裁判要旨: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虽然缴纳了承包费,但未履行防治水土流失、加快荒山绿化的主要合同义务,未能实现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合同目的的,土地承包人有权解除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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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合同义务/防治水土流失/防止山洪水灾/合同目的/水土流失/合同解除
基本案情
穆棱市兴源镇某村民委员会提起诉讼请求:1.解除《荒山承包合同》返还承包土地8609平方米;2.常某春返还违法侵占土地15 094.21平方米(22.63标准亩)并赔偿三年损失13 578元(22.63×200元/年/亩×3年);3.本案诉讼费由常某春承担。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8年4月15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荒山承包合同》,合同约定原告为了加快水土流失防治,加速绿化荒山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将属于特务沟流域,面积8609平方米(经后期确认产权编号分别为80322号、80319号)的沟塘承包给常某春。合同约定常某春在特务沟南滚水坡东西500米,南北20米面积10 000平方米营造经济林、部分经济作物,特别要求被告造压谷坊两座(小型拦河坝,压谷坊实际已经被水冲垮),(挖)刨鱼鳞坑栽树已被土填埋平,对杏山改造嫁接(嫁接未成功),赵振陆荒山以东至沟底学田地荒山3垧营造落叶松,梅井山荒山以西至老人工林5垧营造人工林(实际存活约5000株),经营总面积9.8垧,总承包费2620元(被告已经向原告缴纳)。经营年限自1998年4月15日至2028年4月15日止。依据荒山承包合同虽然被告已经缴纳承包费,但没有依据合同履行果树栽植、改造嫁接、川带、刨鱼鳞坑以及造压谷坊的合同主要义务,不能起到保持水土流失,防止山洪水灾的作用。2000年前常某春,未经原告同意,擅自非法开垦原告八块土地耕种,总面积22.63亩(确权编号分别为80330号、80332号、80335号、80353号、80414号、80374号、80342号、80616号,合计15094平方米),要求常某春非法开垦土地22.63亩予以退还。常某春不同意解除《荒山承包合同》,不同意返还占用22.63亩土地,不同意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黑龙江省穆棱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日作出(2019)黑1085民初932号民事判决: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解除穆棱市兴源镇某村民委员会与常某春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常某春返还该合同承包土地8609平方米(确认产权编号分别为80322号、80319号);二、常某春违法侵占土地15094.21平方米(确权编号分别为80330号、80332号、80335号、80353号、80414号、80374号、80342号、80616号,总计合22.63标准亩)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给穆棱市兴源镇某村民委员会;三、常某春非法占地面积22.63亩,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穆棱市兴源镇某村民委员会三年损失13 578元(22.63×200元/年/亩×3年)。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宣判后,当事人未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合法的财产权利应予以保护。穆棱市兴源镇某村民委员会将其所有的荒山承包给本村以外的常某春承包经营并订立《荒山承包合同》,符合法律规定,《荒山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双方当事人应当依约自动履行。本案穆棱市兴源镇某村民委员会履行了将荒山给常某春承包经营的义务,常某春虽交纳承包费用,但常某春未尽到约定其它义务即履行果树栽植、改造嫁接、川带、刨鱼鳞坑以及造压谷坊的合同主要义务,其所建压谷坊、人工造林等不能起到保持水土流失,防止山洪水灾的作用,致使承包给被告地块区域大面积水土流失,属于合同违约行为致使合同目不能实现。穆棱市兴源镇某村民委员会要求解除签订的《荒山承包合同》返还承包土地8609平方米(确认产权编号分别为80322号、80319号)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常某春违法侵占土地15094.21平方米(确权编号分别为80330号、80332号、80335号、80353号、80414号、80374号、80342号、80616号,总计合22.63标准亩)应予以返还,常某春非法占地面积22.63亩,穆棱市兴源镇某村民委员会请求依法比照当地承包价格要求常某春支付三年损失13578元(22.63×200元/年/亩×3年)应予以支持。常某春主张若原告要求解除合同应补偿落叶松林木按每株30元计算应补偿150 000元或该落叶松归常某春所有并且协助常某春办理林权证(不动产权证书),同时若解除合同,应补偿常某春承包荒山合同内8609平方米以及荒山承包合同外22.63亩机耕费(提高地力成本费用)每亩按1000元计算总计35 000元的请求,常某春可另案处理。
裁判要旨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虽然缴纳了承包费,但未履行防治水土流失、加快荒山绿化的主要合同义务,未能实现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合同目的的,土地承包人有权解除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62条、第563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45条、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4条)
一审:黑龙江省穆棱市人民法院(2019)黑1085民初932号民事判决(2019年11月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某矿业公司诉某铁路局物权保护纠纷案
2023-11-2-478-001 · (2014)冀民一初字第9号 ·
民事物权保护矿产压覆补偿范围探矿权直接损失违法性
裁判要旨:1.建设单位与矿业权人达成压覆矿产补偿意向,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了压覆审批手续,则其压覆矿产的行为不具违法性,主观上亦不存在过错,不构成侵权。矿业权人因矿产被压覆所受损失可以依法得到补偿。 2.建设项目因公共利益压覆矿产的,建设单位应补偿矿业权人被压覆资源储量在压覆时市场条件下所应缴价款,以及所压覆的矿区分担的勘查投资、已建的开采设施投入和搬迁相应设施等直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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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物权保护/矿产压覆/补偿范围/探矿权/直接损失/违法性
基本案情
某矿业公司诉称:某矿业公司的探矿权因某铁路局修建张唐铁路被压覆,某铁路局应赔偿其侵权损失包括探矿权损失、选矿厂资产损失和选矿厂停业损失三项损失,数额共计20000.1万元。故请求判令:1.某铁路局赔偿某矿业公司探矿权损失11591.35万元;停产停业期间经营费用损失3162.0413万元(已扣除某铁路局于2014年9月5日支付的300万元和2014年10月11日支付的200万元);资产损失528.8258万元、封闭尾矿库所需费用800万元、道路修建损失200万元;其他合理经济损失(计算方式为:以探矿权损失、资产损失、道路修建损失共计12320.1758万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1年5月9日起算,直至全部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上四项合计20000.1万元。2.某铁路局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评估费、鉴定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某铁路局辩称:某铁路局既非张唐铁路的投资、建设单位,亦非张唐铁路建设管理工作的实际实施者,更非张唐铁路压矿补偿工作的具体实施者。假设在张唐铁路压矿补偿过程中真的存在侵害某矿业公司合法权益的情形,理应由某指挥部或某市铁指承担。某铁路局不存在侵权行为,即使承担责任,也应该是因探矿权被国家征收承担的补偿责任。同时,某矿业公司拥有的是探矿权,被实际压覆的也仅是探矿权采区,故赔偿项目仅应涉及探矿权损失补偿。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铁路公司是张唐铁路的投资建设单位。2010年10月,某铁路公司与某铁路局签署《委托代建协议书》,约定:某铁路公司委托某铁路局负责张唐铁路全部建设管理工作,其中包括建设过程中所涉征地、拆迁以及压矿补偿等相关工作。2010年11月,某铁路局成立某指挥部,具体负责张唐铁路项目的建设管理工作。2013年2月、2014年9月,某指挥部与某市铁指先后签订《工程压矿补偿实施协议》以及《工程征地拆迁框架协议》,约定某指挥部委托某市铁指具体负责实施张唐铁路项目承德地区的压矿评估及补偿工作。
在张唐铁路项目拆迁补偿工作实施过程中,某市铁指下设的某拆迁办就压覆案涉梨树沟铁矿补偿事宜与某矿业公司进行过协商,并于2014年5月形成《协商纪要》一份,确认了双方认可的压覆事实、无争议的补偿项目和主要分歧。2014年9月,某拆迁办与某矿业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某拆迁办代某铁路局预付压覆矿产资源补偿款500万元,根据法院判决结果多退少补,该500万元补偿款现已实际给付。
2009年9月,原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对某铁路公司提出的张唐铁路建设用地压覆矿产资源的申请作出批复,同意该建设项目范围内压覆已查明的重要矿产。
因双方就探矿权损失评估范围和探矿权赔偿范围等问题存在重大分歧,一直未能签署正式的压覆补偿协议,遂成诉。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7日作出(2014)冀民一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一)某铁路局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某矿业公司压覆矿产资源补偿款74649335元及利息(利息以74649335元为基数,自2014年8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某矿业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某矿业公司、某铁路局均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终724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某铁路局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某矿业公司补偿款22096035元(利息以2209603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4年8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三)驳回某矿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第一,某铁路局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第二,某铁路局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应承担赔偿责任还是补偿责任;第三,某铁路局应赔偿或补偿的项目、数额,以及利息如何计算。
一、关于某铁路局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
张唐铁路项目的投资建设单位为某铁路公司。某铁路公司与某铁路局签署《委托代建协议书》约定,某铁路公司委托某铁路局负责张唐铁路项目的全部建设管理工作,包括负责建设过程中所涉征地拆迁、压覆矿产资源补偿等相关工作并列支建设项目管理费等其他费用。为履行代建协议,某铁路局成立了某指挥部,并授权某指挥部具体实施代建协议项下某铁路局所应承担的全部工作。随后,某指挥部与某市铁指签订《新建张家口至唐山铁路(承德段)工程压矿补偿实施协议》和《新建张家口至唐山铁路(承德段)工程征地拆迁框架协议(四)》,约定某指挥部委托某市铁指具体负责实施张唐铁路项目承德地区的压覆矿产资源评估及补偿工作。某拆迁办作为某市铁指的下属单位,负责丰宁县地区的压覆矿产资源评估及补偿工作。事实上,某矿业公司在诉讼前一直向某拆迁办主张进行压覆矿产资源评估及补偿,某拆迁办也一直与某矿业公司就相关补偿问题进行协商处理。二审庭审中,某铁路局亦认可某拆迁办与其他矿业权人所签订的压覆矿产资源补偿协议。因此,某铁路局应对压覆矿产资源补偿实施单位在其委托授权范围内实施的压覆矿产资源补偿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某铁路局主张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二、关于某铁路局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应承担赔偿责任还是补偿责任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三条“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的规定,某矿业公司依法取得的矿业权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某矿业公司主张某铁路局构成侵权,应当证明某铁路局实施压覆矿产资源的行为存在过错。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某铁路公司与某商贸公司于2009年8月8日签订的《拟建张唐铁路压覆矿业权补偿意向书》明确约定“为保证国家重点项目的实施,经矿业权人与建设单位友好协商,同意压覆矿业权。双方同意,项目正式立项后,依据省国土资源厅批复的压覆矿产资源评估报告、国家政策及有关规定,双方协商,签订补偿协议”。2009年9月23日,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对某铁路公司提出的张唐铁路建设用地压覆矿产资源的申请,作出《关于“新建张家口至唐山铁路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的批复》,同意在该建设项目范围内压覆已查明重要矿产资源。本案双方当事人中,某铁路局系接受某铁路公司委托负责张唐铁路项目建设;某矿业公司系从案外人某商贸公司处受让案涉矿业权,且某矿业公司与某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系丁某某。某铁路公司在与某商贸公司达成压覆补偿意向后,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报批手续,故某铁路局在张唐铁路项目建设期间压覆某矿业公司名下探矿权的行为不具违法性,主观上亦不存在过错,不构成侵权。因此,某矿业公司关于某铁路局构成侵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某矿业公司的探矿权因某铁路局的压覆行为所受损失依法应得到补偿。
三、关于某铁路局应补偿项目、数额及利息问题
关于应补偿项目问题。一是探矿权损失。一审期间,某铁路局认可对案涉探矿权损失进行补偿,但上诉时其以某矿业公司系无偿取得为由主张不应补偿探矿权损失。原国土资源部《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试行)》及财政部、原国土资源部《关于深化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探矿权全面实行有偿取得制度。根据丰宁满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于2015年5月25日出具的《关于河北省丰宁县南关乡长阁村梨树沟铁矿普查探矿权保留的情况说明》,“河北省丰宁县南关乡长阁村梨树沟铁矿普查”探矿权于2005年6月以挂牌方式取得。某铁路局主张某矿业公司系无偿取得探矿权,不应获得补偿,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是资产损失和停产停业损失。虽然张唐铁路只压覆了案涉探矿权矿区,未直接压覆某矿业公司投资建设的选矿厂等,但案涉探矿权已处于探转采手续办理阶段,某矿业公司预先投资建设配套选矿厂经过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也办理了尾矿库安全生产许可证,探转采的手续不能继续办理直接导致配套选矿厂无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故选矿厂资产损失和停产停业损失客观存在。同时,某拆迁办与某矿业公司于2014年5月21日签订的《协商纪要》已明确认可对上述两项损失进行赔偿,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张唐铁路(承德段)征占厂矿企事业单位资产登记表》有项目指挥部、县指挥部、乡镇政府、村委会、产权人、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代表和现场登录人十方见证并签字,故某铁路局关于不应补偿某矿业公司资产损失及停产停业损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补偿数额问题。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于应就铁路中心线左右各1000米范围内的探矿权进行补偿以及被压覆矿产资源储量已无争议。法院认为,矿产资源压覆产生的损失,应限于矿业权人被压覆资源储量在当前市场条件下所应缴的价款,以及所压覆的矿区分担的勘查投资、已建的开采设施投入和搬迁相应设施等直接损失。特别是对于探矿权而言,能否转换为采矿权尚具不确定性;即便由探矿权转为采矿权,探矿权人亦需为采矿权的实现向国家缴纳必要的使用费以及投入大量的建设和生产经营成本;从市场风险的角度而言,投资采矿权还面临矿产品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采矿权人的预期利润未必能够实现。对于仅拥有探矿权的某矿业公司而言,依据前述标准予以补偿,已经能够较好地保护其合法权益,也与其他已达成补偿协议的矿业权人所取得的利益基本持平。某矿业权评估公司根据某市铁指的委托,参考《河北省矿业权价款缴纳办法(试行)》中价款计算方式,对被压覆的矿业权价值作出评估,其结论具有合理性,可以作为确定补偿金额的依据。据此,案涉探矿权价值为19267200元,前期勘查投入为4816800元。对于资产损失和停产停业损失,《8066号资产评估补充报告》及《鉴定报告(补充说明)》作出的程序合法,依据充分,予以采信。据此,某矿业公司的资产损失为2850030元,停产停业损失为162005元。
某铁路局应向某矿业公司支付补偿款总金额为19267200元(探矿权损失)+4816800元(前期勘查投入)+2850030元(资产损失)+162005元(停产停业损失)=27096035元,减去某铁路局已实际给付的500万元,尚需支付22096035元。
关于利息问题。考虑到本案探矿权纠纷历时数年,双方当事人未就补偿数额达成一致无法实际履行,双方均有责任,从本案起诉之日即2014年8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较为合理。
裁判要旨
1.建设单位与矿业权人达成压覆矿产补偿意向,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了压覆审批手续,则其压覆矿产的行为不具违法性,主观上亦不存在过错,不构成侵权。矿业权人因矿产被压覆所受损失可以依法得到补偿。
2.建设项目因公共利益压覆矿产的,建设单位应补偿矿业权人被压覆资源储量在压覆时市场条件下所应缴价款,以及所压覆的矿区分担的勘查投资、已建的开采设施投入和搬迁相应设施等直接损失。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29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23条)
一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冀民一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2017年6月27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724号民事判决(2018年6月2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某资产管理公司诉内蒙古某公司等所有权确认纠纷案
2023-16-2-037-002 · (1996)呼法经裁字第58号 ·
民事所有权确认政府会议纪要民事合同履行行为债务承担
裁判要旨:政府会议纪要虽然记载了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内容,但如果政府会议纪要不能体现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达成一致,不应轻易认定合同关系成立。在这种情形下,应当结合当事人在会议召开之后的履行行为等事实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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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所有权确认/政府会议纪要/民事合同/履行行为/债务承担
基本案情
原告某资产管理公司诉称:(1)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在内蒙古某厂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中确认了内蒙古某厂固定资产优先清偿某银行内蒙分行的抵押贷款。该资产又依法转让给原告某资产管理公司,成为该抵债资产的合法所有人。(2)某市政府办公厅已经发文将上述资产由内蒙古某公司接收,政府在非征收、征用的情况下无权处分一个民事主体的合法财产。请求:(1)判令内蒙古某公司、内蒙古某房地产公司返还原内蒙古某厂向某银行内蒙分行贷款抵债的价值36968004.98元资产,并赔偿损失28602145.45元;(2)判令内蒙古某公司、某市政府、内蒙古某房地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内蒙古某公司、某市政府、内蒙古某房地产公司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内蒙古某公司辩称:经某市政府批准,内蒙古某公司用企业的全部国有净资产(含该涉案资产)安置了内蒙古某厂的职工,因此,内蒙古某公司当时占用该涉案资产是合法、有偿的。
被告某市政府辩称:虽然破产裁定确认某银行内蒙分行对抵押资产具有优先受偿权,但优先受偿并不代表抵押权人可直接享有抵押资产所有权,除非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协商另行订立合同将抵押资产评估后折价取得该资产所有权。除了[1997]64号《通知》,某市委、市政府就内蒙古某厂的贷款作了详细安排。某市政府决定内蒙古某公司接收资产且办理了划转手续,债权银行原先享有的物权实质也已经消灭。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内蒙古某厂于1996年进入破产程序,在该破产程序终结时,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6年9月18日以(1996)呼法经裁字第58号民事裁定批准了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对于案涉争议的抵押财产,该裁定表述为“内蒙古某厂以厂房、设备向某银行内蒙分行所申请的5,189万元固定资产抵押贷款有效。故将内蒙古某厂固定资产(包括生产用房屋、生产用设备)36968004.98元优先清偿某银行内蒙分行的抵押贷款。”
1997年5月24日,某市政府办公厅向原市纺织局下发[1997]64号《通知》,主要内容为:……从今年6月1日起,内蒙古某公司接收原内蒙古某厂。(1)接收方式。①资产整体接收。原内蒙古某厂国有资产采取行政划转方式,授权由内蒙古某公司经营管理,并对其保值、增值负责,有关划转手续,由市国资局负责办理。②职工全员安置。原内蒙古某厂在职职工,经市企业职工再就业中心转由内蒙古某公司再就业中心分流安置,离退休职工由内蒙古某公司及设立的新企业按社会养老保险统筹有关规定负责管理。3③加快交接进程。④做好稳定工作。(2)划转范围。①原内蒙古某厂破产清算分配后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以及债权、债务,全部由内蒙古某公司接收。②原内蒙古某厂向某银行内蒙分行抵押有效贷款36968004.98元,由市政府承担。该资产作为国家资本金,亦划转给内蒙古某公司。该《通知》还就接收后的管理体制、有关政策等方面作出了安排。
1997年7月24日,某市财政局以[1997]17号文件对内蒙古某公司接收原内蒙古某厂破产财产有关财务问题的请示报告予以批复,其中在对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的账务处理一项中表述为“鉴于原内蒙古某厂固定资产包括生产用房屋、生产用设备已优先清偿某银行内蒙分行抵押”故其账务处理如下:“借:固定资产——生产用房屋23882186.68、生产用设备13185818.30;贷:短期借款——市某银行内蒙分行36968004.98”。在该《批复》中的短期借款一项中表述为“短期借款:根据市政府文件转增资本金,则借:短期借款——某银行内蒙分行36968004.98;贷:实收资本——国家资本金36968004.98”。自此原内蒙古某厂各项资产正式划归内蒙古某公司。
1998年6月11日,某市市委、政府与某银行内蒙分行联合召开了办公会议,专题研究某市有关工业企业改革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形成了《关于研究解决某市有关工业企业改革发展中具体问题的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一)》]。在该《纪要(一)》第三项中记载为“原内蒙古某厂破产裁决应偿付某市某银行的3696.8万元,经征得债权人和内蒙古某公司同意,划转为内蒙古某公司对银行的贷款。从划转之日起按银行的有关规定计付利息”。1998年8月28日,某市政府又召开市长办公会,形成了《关于研究解决部分企业与市某银行内蒙分行受偿财产问题的市长办公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二)》],在该《纪要(二)》第四项中记载为“原内蒙古某厂破产后市某银行内蒙分行抵押贷款受偿的3698万元转贷给内蒙古某公司,会后,内蒙古某公司要尽快与银行办理转贷手续”。上述两次市长办公会议纪要均抄送某银行内蒙分行。此后,内蒙古某公司并未与银行办理过任何转贷手续。
2003年,在内蒙古某公司转制期间,经国资部门批准,将内蒙古某公司占有的原内蒙古某厂相关土地为内蒙古某公司办理了土地出让手续,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2007年10月18日,内蒙古某公司将前述土地交由收储中心收购,以挂牌出让价款支付收购补偿金157621975元。该土地于2007年12月21日经拍卖由案外人竞得,拍卖价款199146180元。2008年4月14日,案外人与某市政府正式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该土地后,案外人已用于房地产开发。
另查明,2005年5月31日,某银行内蒙分行与转让资产管理公司签订转让协议,将若干已受偿的实物资产,以“非信贷风险资产”的名义转让于某1资产管理公司,其中包括原内蒙古某厂的抵债资产。2008年1月22日,某1资产管理公司与某2资产管理公司签订了资产包转让合同,将部分政策性债权资产、信贷类资产和非信贷类风险资产转让于某2资产管理公司,在其中的非信贷类风险资产中包括原内蒙古某厂的抵债资产。2009年1月,某2资产管理公司又将上述资产转让于某资产管理公司,在资产明细中原内蒙古某厂的抵债资产仍然包括在非信贷类风险资产中。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6日作出(2011)内民二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一、内蒙古某公司向某资产管理公司赔偿36968004.98元;二、某市政府对上述赔偿责任之不能履行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某资产管理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内蒙古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2日作出(2012)民二终字00084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二、驳回某资产管理公司的诉讼请求。某资产管理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9日作出(2013)民申01052号民事裁定:驳回某资产管理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1)人民法院的破产裁定确认了原内蒙古某厂与债权银行之间的抵押贷款合同的效力。虽然在确认企业财产分配方案的裁定中一并将涉案抵押资产的处理方案予以了说明,但涉案抵押资产不属于破产财产的范围,应当从破产企业财产中予以别除。人民法院所作出的终结破产的裁定可以认定破产企业的破产财产已经分配完毕,但不能由此认定已经别除在外的破产企业的抵押资产的所有权发生转移。别除在外的抵押资产应当由抵押权人即某银行内蒙分行按照抵押权实现的法定形式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抵押权优先受偿的方式包括折价、变卖和拍卖。其中折价的方式转移的是抵押物的所有权,但选择折价方式以及确定折价具体条件应当以抵押人和抵押权人协商为前提。某资产管理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某银行内蒙分行与原内蒙古某厂曾经协商以抵押资产折价受偿的事实,其认为人民法院终结破产裁定能够确认涉案抵押资产的所有权归属某银行内蒙分行,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2)根据原审查明的案涉资产的流转情况,在涉案固定资产贷款抵押权存续期间,按照某市政府的行政划转命令,内蒙古某公司接收了抵押人原内蒙古某厂的抵押资产。同时,某市政府发布的[1997]64号《通知》可以说明某市政府代替原内蒙古某厂作为债务人向某银行内蒙分行承担贷款债务36968004.98元,该《通知》也抄送给某银行内蒙分行,某市政府的这一行为可视作债务承担行为。某银行内蒙分行对于某市政府承担原内蒙古某厂贷款债务,某政府协调内蒙古某公司与某银行内蒙分行办理转贷手续事宜均是知情的,且也未提出异议。某资产管理公司关于二审判决认定《纪要(二)》消灭某银行内蒙分行对涉案资产的所有权,并确立新的债权债务关系,系基本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理由不能成立。
(3)自1998年至2005年,某银行内蒙分行从未向某市政府、内蒙古某公司主张过债权,亦没有证据证明其积极要求内蒙古某公司办理相关的转贷手续。2009年1月,某2资产管理公司将涉案资产转让给某资产管理公司。在某银行内蒙分行与原内蒙古某厂借贷合同履行期限早已届满的情况下,某市政府下发[1997]64号《通知》,承诺向某银行内蒙分行承担贷款债务3696,8,004.98元,该债务应当视为已到期债务。某银行内蒙分行自收到该份通知时即应当计算诉讼时效。因此,无论是从某银行内蒙分行收到[1997]64号《通知》的时间还是二审判决认定的从《纪要(二)》确认债权的时间,均足以认定某银行内蒙分行的债权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某资产管理公司关于诉讼时效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要旨
政府会议纪要虽然记载了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内容,但如果政府会议纪要不能体现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达成一致,不应轻易认定合同关系成立。在这种情形下,应当结合当事人在会议召开之后的履行行为等事实综合判断。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69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条)
一审: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1)内民二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2012年4月6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二终字00084号民事判决(2012年12月12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01052号民事裁定(2013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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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梅江区某业主委员会诉梅州市梅江区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杜某某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
2023-16-2-045-001 · (2013)梅江法民二初字第37号 ·
民事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停车位所有权归属无权处分
裁判要旨:停车位是占用小区公共道路、绿地建设的,依法应属小区全体业主共有。房地产开发公司将业主共有的停车场中停车位出售,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应属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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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停车位/所有权归属/无权处分
基本案情
原告梅州市梅江区某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业委会)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梅州市梅江区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立即腾退擅自出售(或出租)的梅州市梅江区X花园业主共有环保停车场中的22号停车位给业委会;(2)某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法院经审理查明:业委会于2010年9月29日经梅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登记备案,某公司则是一间房地产开发公司。X花园是某公司在梅城江北开发的一个住宅小区,该住宅小区于2008年1月31日通过竣工验收,小区内共A、B、C、D四栋大楼,呈“回”字形。小区中央有一块公共绿地,沿绿地四周建有一带状环保停车场,环保停车场依序划了几十个停车位,并有编号。至于车位的个数,双方均确认有37个。环保停车场及各车位均未独立办理土地使用证。2010年1月22日,某公司与杜某某签订一份《车位租赁合同》,22号车位出租给一审第三人使用,期限60年。业委会与某公司均确认22号车位现由杜某某使用。对某公司将环保停车场车位出租等处置行为,业委会提出异议,认为环保停车场是占用公共道路、绿地建立,属全体业主共有,某公司无权处置。在与某公司沟通无效情况下,多次向政府部门投诉,但双方纠纷仍未解决。业委会遂将某公司诉至法院,提出上述诉讼请求,并申请追加22号车位使用方杜某某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要求其配合腾退车位。
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18日作出(2013)梅江法民二初字第37号民事判决:驳回业委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业委会负担。业委会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16日作出(2013)梅中法民一终字第31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业委会负担。业委会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9日作出(2014)粤高法民一提字第120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2013)梅江法民二初字第37号民事判决和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梅中法民一终字第319号民事判决;二、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腾退梅州市梅江区X花园环保停车场内的22号车位给业委会。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00元,均由某公司负担。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涉案停车位的所有权归属问题。根据梅州市城乡规划局、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函复的内容,涉案环保停车场占用的是X花园小区公共绿地的面积,其本质上属于业主共有的公共绿地,依照《物权法》第七十三条“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共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的规定,涉案环保停车场应属X花园小区全体业主共有。某公司将该车场内的22号车位擅自出租给第三人的行为,损害了X花园全体业主的合法权益,业委会诉请其腾退该车位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
关于涉案环保停车场经过规划审批与其权利归属的关系问题。规划职能仅决定用途和功能,涉案环保停车场经过规划审批一节并不能作为认定其属某公司所有的依据。某公司在不具有涉案环保停车场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情况下,通过出租方式约定涉案停车位的使用权是无权处分行为,应属无效,二审法院认为某公司该行为符合《物权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的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
关于某公司提供的《X花园商住楼买卖合同》能否作为认定涉案环保停车场归其所有的依据问题。从某公司提供的上述合同分析,首先,涉案环保停车场设在X花园建筑区划内、属X花园全体业主共有的绿地之上,不能独立取得产权证书,不能成为X花园院内具有独立产权的物业,可见该合同并无包含约定涉案环保停车场归某公司所有的内容,更何况双方同时约定在业主付清全部款项,某公司办好房产证后本合同自动失效。其次,根据《物权法》第七十条的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因此,即使某公司与X花园业主在房屋买卖合同中有约定涉案环保停车场归某公司所有的条款,亦属于《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应认定为无效。综上所述,某公司称《X花园商住楼买卖合同》约定涉案环保停车场归其所有,并以此主张其拥有涉案环保停车场的所有权依据不足,不予采纳。
裁判要旨
停车位是占用小区公共道路、绿地建设的,依法应属小区全体业主共有。房地产开发公司将业主共有的停车场中停车位出售,属于无权处分行为,应属无效。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1条、第273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70条、第73条)
一审:梅州市梅江区人民法院(2013)梅江法民二初字第37号民事判决(2013年6月18日)
二审: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梅中法民一终字第319号民事判决(2013年9月16日)
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一提字第120号民事判决(2014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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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某诉某集团大庆置业有限公司预约合同纠纷案
2023-16-2-075-001 · (2017)黑0691民初470号 ·
民事预约合同商品房预约合同认购书合同效力审查责任负担
裁判要旨:评判有关商品房买卖的合同为预约合同还是本约合同,关键在于辨析合同是否还存在法律或事实上的障碍,导致合同部分条款缺失或不确定的情形。如存在此类情形,一般应认定为预约合同;如果不存在此类情形,无论合同名称为何,则均应视为本约合同。预约合同有效除出卖人应在一审辩论终结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外,还应符合国家关于房地产开发建设、对外销售融资方面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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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预约合同/商品房预约合同认购书/合同效力审查/责任负担
基本案情
原告矫某诉称:确认矫某与某集团大庆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认购书”为无效合同,某集团大庆置业有限公司返还已付购房款136783元,支付利息及已付房款一倍赔偿金;某集团公司对以上款项承担连带责任;诉讼费用由某集团大庆置业有限公司与某集团公司承担。
被告某集团大庆置业有限公司辩称:双方签订的认购协议书中仅写明了房屋的坐落、面积、房屋单价及总价款,缺少《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房屋交付使用条件及日期、办理产权登记有关事宜、解决争议的方法和违约责任等条款,不属于《商品房买卖合同》,应为预约合同,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九条“出卖人承担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的规定。双方签订的认购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预约合同仅为签订本约合同而存在,即具备签约条件时按照商定的条款继续磋商本约《商品房买卖合同》,而本协议并未约定交房时间及签订本约时间,某集团大庆置业有限公司也不拒绝在具备条件时与矫某签约。预约合同不存在单独的履行利益,某集团大庆置业有限公司不应当赔偿矫某可得利益损失。某集团大庆置业有限公司既无“欺诈”故意,又无“欺诈”行为,不应当承担欺诈的惩罚性后果。某集团大庆置业有限公司亦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6月19日,矫某与某集团大庆置业有限公司签订“认购书”一份,约定认购面积、认购楼号、认购单价、认购总价,同时约定乙方(矫某)承诺在签署认购书后3日内交齐其购买房屋首付款或全款。如未按规定日期交款,甲方(某集团大庆置业有限公司)有权将乙方已交付认购金全部扣除,房屋另行出售。当日矫某交纳认购金136783元,某集团大庆置业有限公司为矫某出具收据一份。因双方签订商品房“认购书”时某集团大庆置业有限公司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故无法与矫某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另查明,某集团公司作为某集团大庆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已经履行出资义务。
黑龙江省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6日作出(2017)黑0691民初470号民事判决:一、解除矫某与某集团大庆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某集团商品房认购协议书》;二、某集团大庆置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矫某购房款136783元及利息(以13678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6月19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三、驳回矫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矫某不服,提起上诉。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30日作出(2018)黑06民终1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矫某仍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1日作出(2020)黑民再472号民事判决:一、撤销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黑06民终18号民事判决主文;二、变更黑龙江省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黑0691民初470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为:矫某与某集团大庆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某集团商品房认购协议书》无效;三、维持黑龙江省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黑0691民初470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即某集团大庆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矫某购房款136783元及利息(以136783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6月19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四、维持黑龙江省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黑0691民初470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三项,即驳回矫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因司法解释对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本约合同效力评判原则不同,故裁判本案争议在于“认购书”性质、效力及有关责任负担三个问题:
(一)关于“认购书”的性质。依民法原理,预约合同系与本约合同相对而言,为当事人之间约定将来再行磋商订立一定合同的合同,而本约合同则是当事人对相互之间权利义务所作较为明确约定的合同。评判有关商品房买卖的合同为预约合同还是本约合同,关键在于辨析合同是否还存在法律或事实上的障碍,导致合同部分条款缺失或不确定的情形。如存在此类情形,一般应认定为预约合同;如果不存在此类情形,无论合同名称为何,则均应视为本约合同。本案中,矫某与某集团大庆置业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19日签订的“认购书”,虽已对双方所交易房屋的坐落、面积、单价和房屋总价等作出了明确约定,且“认购书”订立后矫某即已交纳认购金13万余元,但其名称既含有再行协商签订正式合同的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也欠缺房屋交付时间、交付条件、权属登记办理时间等对商品房买卖较为重要的条款,且依通常交易习惯还需更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在房产管理部门联机备案,故一审、二审判决认定案涉“认购书”性质为商品房买卖预约合同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
(二)关于“认购书”的效力。合同是否成立属事实判断,合同是否生效则属法律判断。毋庸赘言,案涉“认购书”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已告成立。因案涉“认购书”性质为预约合同,故某集团大庆置业有限公司订立时虽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不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关于“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规定,认定“认购书”无效。但案涉“认购书”签订时,某集团大庆置业有限公司不仅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而且小区建设项目立项、规划、施工等所有手续均未经审批。在此情形下,某集团大庆置业有限公司即面向社会,以签订“认购书”形式对外销售房屋、收取房款,从保障交易安全、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原则,案涉“认购书”依法应当认定无效。原审判决认定“认购书”有效,与国家关于房地产开发建设、对外销售融资方面规定原则相悖,再审予以纠正。因合同无效不存在解除问题,故对原审判决主文相应作以调整、变更。
(三)某集团大庆置业有限公司应承担何种责任。如前述,案涉“认购书”系属无效,且导致无效与矫某无关,全系某集团大庆置业有限公司单方所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某集团大庆置业有限公司依法除应返还矫某交纳的认购金外,还应赔偿矫某因缔结“认购书”所遭受的损失。经查本案讼争以来大庆市房地产市场发展状况,特别是案涉房屋所涉金融中心二期项目销售具体情况,“认购书”签订后,与矫某类似地段、类似情形的房屋并未出现价格上涨,即检察机关抗诉提出的“所失利益”实质并未发生。在此情形下,一审、二审判决某集团大庆置业有限公司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赔偿矫某损失,符合本案实际情况,亦有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
裁判要旨
评判有关商品房买卖的合同为预约合同还是本约合同,关键在于辨析合同是否还存在法律或事实上的障碍,导致合同部分条款缺失或不确定的情形。如存在此类情形,一般应认定为预约合同;如果不存在此类情形,无论合同名称为何,则均应视为本约合同。预约合同有效除出卖人应在一审辩论终结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外,还应符合国家关于房地产开发建设、对外销售融资方面的规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7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本案适用的是2003年6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
一审:黑龙江省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黑0691民初470号民事判决(2017年6月26日)
二审: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黑06民终18号民事判决(2018年3月30日)
再审: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黑民再472号民事判决(2020年12月2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重庆某建材有限公司诉重庆某房地产有限公司、重庆某实业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
2023-16-2-076-002 · (2015)江法民初字第05345号 ·
民事确认合同效力恶意串通转移财产财产无法返还侵权责任
裁判要旨:1.第三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转移债务人财产明显具有恶意逃债、规避执行的性质,损害债权的实现,转移财产相关合同符合合同无效的法定要件。 2.在合同无效所涉及财产无法返还的情况下,仅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不足以有效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此时,由于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债权属于债权人合法的财产权益,故可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认定第三人的行为构成侵权,并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之规定判令第三人在被转移财产的价值范围内,对债权人未受偿的债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应当综合当事人的语词、案件事实和目的来理解,并考虑减少诉累,切实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等因素,而不能将语词孤立于语境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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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确认合同效力/恶意串通/转移财产/财产无法返还/侵权责任
基本案情
原告重庆某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建材公司)诉称:原告将被告重庆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实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支付货款,经法院组织调解,双方于2015年5月18日、2015年5月19日达成四份调解协议并由法院出具调解书,确认某实业公司应当在2015年12月31日前付清某建材公司全部债务5247201元。然而,某实业公司在明知有债务需要履行的情况下,私自将其名下土地连同地上在建建筑转移给某房地产公司,造成某实业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某房地产公司系由某实业公司实际控制的公司,双方恶意串通转移财产,造成原告债权无法实现,该行为应予撤销并由二者共同赔偿原告损失。为此,请求法院判令:一、确认某房地产公司与某实业公司签订的《在建建筑物移转协议》无效;二、某房地产公司与某实业公司共同赔偿因恶意规避债务给某建材公司造成的损失,含债权金额5228404元及相应资金占用费。
被告某房地产公司辩称,债权不属于侵权责任法保护对象,原告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
被告某实业公司未到庭,亦未作答辩。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建材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某实业公司支付货款,法院于2015年5月18日、2015年5月19日作出(2015)江法民初字第05345号、05346号民事调解书、(2015)南法民初字第01647号、0164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某实业公司应在2015年12月31日前付清某建材公司全部债务5247201元。某实业公司未如期履行义务,某建材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某实业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法院裁定终止执行。
另查明,2014年8月20日,某投资管理公司、余某通过股权受让成为某实业公司股东,双方分别持股81.4%、18.6%。2015年3月24日,某实业公司投资设立某房地产公司,公司类型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某实业公司以其某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并于2015年4月14日将该地块权利人变更为某房地产公司。2015年4月15日,某实业公司将其持有的某房地产公司81.4%的股份转让给某投资管理公司,将其持有的18.6%的股份转让给余某。2015年5月21日,某实业公司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在建建筑物移转协议》,将某地块(土地使用权已转让给某房地产公司)上在建建筑物移转给某房地产公司,由某房地产公司继续开发建设,某房地产公司同意受让某实业公司对外借款债务22467981元作为交易对价。某房地产公司现已将涉案建筑物开发完成并销售完毕,并已为购房者办理产权登记,经司法评估,《在建建筑物移转协议》中的在建建筑物无法从已建成商品房楼栋区分开来,也无法评估其实际价值。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4日作出(2018)渝0104民初1838号民事判决:一、确认某房地产公司与某实业公司于2015年5月21日签订的《在建建筑物移转协议》无效;二、某房地产公司对某建材公司(2015)江法民初字第05345号、05346号、(2015)南法民初字第01647号、01648号民事调解书中未能实现的债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某建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某房地产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4日作出(2019)渝05民终387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某房地产公司不服,申请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审后于2022年5月20日作出(2020)渝民再206号民事判决:维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5民终3877号民事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一、涉案《在建建筑物移转协议》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二、在合同无效所涉及财产无法返还的情况下,如何对第三人担责;三、原判决是否超出了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一、涉案《在建建筑物移转协议》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
基于某实业公司成立某房地产公司并签订涉案《在建建筑物移转协议》的时间节点以及当时该两公司的股东组成情况(某实业公司的股东:某投资管理公司占股51%、余某某占股18.6%;某房地产公司的两个股东某投资管理公司占股81.4%、余某某占股18.6%)等事实可知,某实业公司与某房地产公司在签订涉案《在建建筑物移转协议》以及涉案在建建筑物实际被移转时,均明知某实业公司对某建材公司负有到期债务还未完全履行,且一旦某房地产公司与某实业公司之间的合同实际履行完毕后,一定会造成某实业公司丧失履行原有债务的能力;并且事实也确实如此。某房地产公司与某实业公司的行为明显具有恶意逃债、规避执行的性质,损害了某建材公司债权的实现,符合某房地产公司与某实业公司恶意串通、损害某建材公司利益的法定构成要件。故一、二审法院据此认定涉案《在建建筑物移转协议》无效并无不当。某房地产公司诉称其与某实业公司并无恶意串通之事实,该院不予采信。
二、在合同无效所涉及财产无法返还的情况下,如何对第三人担责。
某房地产公司与某实业公司恶意串通签订涉案《在建建筑物移转协议》并实际转让该在建建筑物后,产生了如下结果:某房地产公司取得了原属于某实业公司的在建建筑物并同时获得了其他利益;涉案在建建筑物无法从已建成商品房楼栋区分开来,已无返还可能;因无评估的可能而无法确认其实际价值,导致无折价补偿的现实基础;合同无效后某实业公司也无主张损失赔偿的主观意愿和客观需求,而且某房地产公司主张合同无效后相应的返还之债务抵销,从而达到即便人民法院判决合同无效,但相关财物不予返还的效果;人民法院执行裁定已确认某实业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某建材公司债权从某实业公司处无实现的可能。根据上述事实,某房地产公司的行为明显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但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不足以有效保护某建材公司的合法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财产权益。侵权责任法保护民事主体合法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债权属于债权人合法的财产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随意侵犯。
本案中的某房地产公司和某实业公司明知他人债权权益的存在,仍采用签订合同的形式恶意串通逃避债务,造成已经被人民法院调解书确认的某建材公司债权难以实现的损失。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原二审判决某房地产公司对某建材公司未实现的债权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妥,该院予以支持。
三、原判决是否超出了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一审中某建材公司的诉讼请求为:1.确认《在建建筑物移转协议》无效;2.某房地产公司与某实业公司共同赔偿因恶意规避债务给某建材公司造成的损失,一审判决前述协议无效,某房地产公司对某建材公司未实现的债权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应当综合当事人的语词、案件事实和目的来理解,而不是将语词孤立于语境,本案所涉及的问题是某房地产公司与某实业公司对外是否需要向某建材公司赔偿损失,而不涉及某房地产公司与某实业公司的内部责任等法律问题,某建材公司目的就是要求某房地产公司与某实业公司赔偿其损失,就此而言,共同责任和连带责任的意思并无本质区别。基于前述理由,为减少诉累,切实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故某房地产公司认为原审判决内容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的意见,该院不予采信。
裁判要旨
1.第三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转移债务人财产明显具有恶意逃债、规避执行的性质,损害债权的实现,转移财产相关合同符合合同无效的法定要件。
2.在合同无效所涉及财产无法返还的情况下,仅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不足以有效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此时,由于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债权属于债权人合法的财产权益,故可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认定第三人的行为构成侵权,并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之规定判令第三人在被转移财产的价值范围内,对债权人未受偿的债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应当综合当事人的语词、案件事实和目的来理解,并考虑减少诉累,切实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等因素,而不能将语词孤立于语境来理解。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4条、第1165条第1款、第1168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6条第1款、第8条)
一审: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4民初1838号民事判决(2019年3月14日)
二审: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5民终3877号民事判决(2019年10月14日)
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渝民再206号民事判决(2022年5月2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南京某公司诉北京某公司、沈某某等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
2023-16-2-090-001 · (2011)宁民初字第1号 ·
民事合作开发房地产违法建筑利益分配诉权
裁判要旨:房地产项目利益是一个集合概念,一般包括房屋所涉物权、对应的土地使用权、项目利润等权益。未经依法批准、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擅自变更工程规划而建造的建筑,属于违法建筑。违法建筑所涉房地产项目利益本质上属于非法利益,非法利益不受法律保护,不宜列为民事诉讼标的,相关利益方也不享有合法诉权。对违法建筑所涉房地产项目利益纠纷,应以行政权处置为先,司法权处置为后,以防通过司法程序将非法利益“洗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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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合作开发房地产/违法建筑/利益分配/诉权
基本案情
南京某公司诉称:2005年11月至2007年8月期间,南京某公司与沈某某就合建市场签订了《合作意向协议书》《合作协议》《合作协议附件》及《补充协议》。约定:在南京某公司的国有工业用地上合作建设房屋一幢,南京某公司出地,沈某某出资,沈某某承诺在开工前注入启动资金不低于2000万元,合建房屋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分割。在合建过程中,因沈某某违约,致使合建房屋建成后未能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不能办理产权手续,双方之间的合建合同根本目的无法实现。因此请求法院判令:1.解除双方之间的合建合同(包括《合作意向协议书》《合作协议》及《合作协议附件》《补充协议》);2.沈某某返还合建房屋占用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3.判令沈某某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沈某某反诉称:南京某公司与沈某某签订《合作意向协议书》《合作协议》《合作协议附件》及《补充协议》后,按约定南京某公司应当交付建设用地20000平方米,然而南京某公司在交付了8524平方米后,一直拒绝交付剩余的土地,拒不履行足额交付建设用地义务。南京某公司拒不履行将土地用途由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业用地的义务以及办理合建房屋全部合法手续,致使合建房屋无法办理产权证、土地使用证等合法手续,至今不能投入正常使用。请求判令南京某公司:1.双倍返还定金400万元;2.继续全面履行合同义务;3.赔偿沈某某支付的案外人招商费用及合同赔偿金1254500.53元;4.承担案件受理费。
第三人北京某公司诉称:南京某公司与北京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合作协议附件》,北京某公司按约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完成了合作协议中建房工作,该项目签约及履约主体是北京某公司,而不是沈某某,北京某公司不存在违约的事实,合作协议双方应继续履行合同。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北京某公司与南京某公司于2005年12月23日所签订的合作协议有效并继续履行;2.确认南京某公司与沈某某于2007年8月22日所签订的《补充协议》无效。
一审法院向当事人释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5号,以下简称国有土地使用权司法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当事人双方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因本案当事人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故《合作意向协议书》《合作协议》《合作协议附件》及《补充协议》均为无效合同。之后,南京某公司、沈某某、北京某公司遂要求变更诉讼请求。南京某公司将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沈某某返还位于安德门大街46号国际物流中心一号楼房屋的土地和地上附着物。沈某某将反诉请求变更为:判令沈某某对安德门大街46号国际物流中心一号楼房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沈某某按房屋的市场价补偿42%份额的房款给南京某公司或者判令南京某公司返还定金200万元,承担因成立南京羽舜家居广场有限公司支出的费用及公司成立后的日常费用共计380万元,赔偿沈某某经济损失3.86亿元。第三人北京某公司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南京某公司赔偿涉案房屋现值的50%给北京某公司或分割一半房屋的使用权给北京某公司;(2)南京某公司归还200万元定金;(3)确认南京某公司与沈某某于2007年8月2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将合同一方主体变更成沈某某的条款无效。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20日作出(2011)宁民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一、驳回南京某公司的起诉;二、驳回沈某某的反诉;三、驳回北京某公司的起诉。宣判后,南京某公司与北京某公司均不服,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9日作出(2012)苏民终字第0003号民事裁定:驳回南京某公司、北京某公司的上诉,维持原裁定。南京某公司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以(2012)苏民终字第0003号民事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为由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4日作出(2014)民抗字第14-1号民事裁定:维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苏民终字第0003号民事裁定。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审法院依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司法解释原第十九条(现为第十六条)的规定裁定驳回当事人起诉是否正确,即南京某公司请求判令沈某某返还被占用的土地和地上附着物,以及北京某公司请求南京某公司归还200万元定金、确认南京某公司与沈某某于2007年8月2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将合同一方主体变更成沈某某的条款无效,是否应作驳回起诉处理。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司法解释原第十九条的规定,适用该条文需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符合该司法解释条文规定的三种情形之一,二是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提出分配房地产项目利益的诉讼请求。本案中,涉案房地产未经有批准权的政府主管部门批准,亦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无论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效力如何,只要当事人请求分配该合同项下的房地产项目的利益,则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司法解释条文的规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驳回起诉。本案在诉讼过程中,在涉案合同被一审法院释明为无效的情况下,南京某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沈某某返还被占用的土地和地上附着物。由于涉案房地产项目的土地和地上附着物已经通过合作开发转化为合同项下的房地产利益,不因合建合同的效力而受影响,故原审法院对当事人诉请分配房地产项目利益予以驳回,并无不当。检察机关认为在合同无效的情况下,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确定的返还原则,支持南京某公司的诉讼请求,该意见忽略了土地和地上附着物已经通过合作开发合二为一转变成房地产项目的现实,故不予采纳。
北京某公司作为第三人加入到南京某公司与沈某某之间的诉讼中来,在本诉已经受理但应当驳回起诉的情况下,北京某公司的加入之诉也就缺乏了基础。同时,本案申请抗诉的当事人是南京某公司而不是北京某公司,且本案并不直接涉及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抗诉支持北京某公司的部分请求,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而且,北京某公司请求南京某公司归还200万元定金以及请求确认合同一方主体变更成沈某某的条款无效问题,从表面上看并非直接要求分配房地产利益,但结合该公司的三个诉讼请求来看,该公司最终目的也是试图分配该房地产利益。因而,原审法院就此驳回当事人的起诉,并无不当。本案所涉房地产待有关行政机关作出处理后,当事人对相关利益分配或赔偿事宜仍有争议的,可另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裁判要旨
房地产项目利益是一个集合概念,一般包括房屋所涉物权、对应的土地使用权、项目利润等权益。未经依法批准、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擅自变更工程规划而建造的建筑,属于违法建筑。违法建筑所涉房地产项目利益本质上属于非法利益,非法利益不受法律保护,不宜列为民事诉讼标的,相关利益方也不享有合法诉权。对违法建筑所涉房地产项目利益纠纷,应以行政权处置为先,司法权处置为后,以防通过司法程序将非法利益“洗白”。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9条(现第16条)
一审: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宁民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2011年10月20日)
二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苏民终字第0003号民事裁定(2012年2月9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抗字第14-1号民事裁定(2015年12月2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唐某诉程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3-16-2-091-001 · (2007)九民初字第2265号 ·
民事诉讼房屋买卖合同效力订立举证责任
裁判要旨:当事人之间对于合同是否订立产生争议,一方主张合同未订立,一方主张合同依法成立时,应当由主张合同依法成立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正确运用关于合同成立的举证规则,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从而做到对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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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诉讼/房屋买卖/合同/效力/订立/举证责任
基本案情
原告唐某诉称:(1)请求确认2000年11月7日签订的卖方为唐某、买方为程某的登记号为(九区2000)买卖第7595号的《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2)判令程某将诉争房屋返还给唐某。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11月7日,重庆市九龙坡区土地房屋权属登记中心收到以唐某为卖方、程某为买方的《房屋买卖合同》、《房地产交易合同登记申请表》等关于唐某所有房屋的房屋买卖材料,材料上均盖有“唐某”字样私章,部分材料签有“唐某”字样签名,重庆市九龙坡区土地房屋权属登记中心凭上述材料将登记在唐某名下的房屋过户给了程某。2003年4月17日,唐某以其从未与程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以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驳回唐某的起诉,并在裁判理由中认为,唐某与程某盖章签订制式房地产买卖合同,经登记部门审查,获准房屋权属转移登记。上述“唐某”的签名均为程某丈夫所签,“唐某”字样的私章无法证明为唐某所有。该案经一审、二审以及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均在合同是有效还是无效之间争议,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为合同有效并据此驳回了唐某的诉讼请求。唐某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于2007年6月27日作出(2007)九民初字第2265号民事判决:驳回唐某的诉讼请求。唐某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0月19日作出(2007)渝五中民终字第1676号民事判决:一、撤销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07)九民初字第2265号民事判决;二、(九区2000)买卖第7595号《重庆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程某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6月6日作出(2008)渝五中民再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一、撤销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07)渝五中民终字第1676号民事判决;二、维持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07)九民初字第2265号民事判决。唐某不服,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22日作出(2009)渝高法民提字第272号民事判决:维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08)渝五中民再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唐某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31日作出(2012)民抗字第00055号民事判决:一、撤销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渝高法民提字第272号民事判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08)渝五中民再字第3号民事判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07)渝五中民终字第1676号民事判决、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07)九民初字第2265号民事判决。二、程某在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将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号×单元××号房屋返还给唐某。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涉案合同不涉及有效与无效的问题,而涉及是否成立的问题。在双方当事人就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应由主张合同关系成立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在“唐某”签名被证实并非唐某本人所签的情况下,程某不能证明“唐某”字样的私章为唐某本人所有并加盖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行政裁定书认定的事实只能证明房管部门行政行为的合规性,并不能证明民事行为的成立,且多方面证据均证明唐某并未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唐某与程某之间没有就涉案房屋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程某向唐某返还房屋。
裁判要旨
当事人之间对于合同是否订立产生争议,一方主张合同未订立,一方主张合同依法成立时,应当由主张合同依法成立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正确运用关于合同成立的举证规则,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从而做到对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保护。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65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条)
一审: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07)九民初字第2265号民事判决(2007年6月27日)
二审: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07)渝五中民终字第1676号民事判决(2007年10月19日)
再审: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渝五中民再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2008年6月6日)
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渝高法民提字第272号民事判决(2010年10月22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抗字第00055号(2013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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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某诉余某某、陈某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3-16-2-091-002 · (2021)宁03刑终36号 ·
民事诉讼房屋买卖合同民间借贷关联刑事案件虚假诉讼
裁判要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石某某的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罪,石某与其父石某某串通,故意隐瞒案件事实,提起的本案诉讼,属于虚假诉讼,按照法律规定,其诉讼请求依法应当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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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诉讼/房屋买卖合同/民间借贷/关联刑事案件/虚假诉讼
基本案情
石某诉称:2015年3月27日,余某某、陈某某将自己一套位于利通区某小区的某某号住房出售给石某。同时,双方签订了《售房协议书》。并对房屋总价、付款方式、税费承担、交房时间、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交房时间到期后,石某多次催余某某、陈某某办理房屋产权证,余某某、陈某某推托不予办理。故石某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1余某某、陈某某将吴忠市利通区某小区的房屋产权手续办理至石某名下;2.本案诉讼费由余某某、陈某某承担。2015年9月14日,石某申请追加宁夏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
被告余某某、陈某某辩称,石某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余某某、陈某某没有见过石某本人,不认可双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当时是余某某、陈某某借了石某父亲石某某60万元。石某某为了确保借款的安全,要求余某某借款的时候,做了四套手续,第一是出具了借款借条,第二是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第三是签订了房屋抵押合同,第四是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但双方之间是民间借贷关系,房屋买卖合同不是余某某、陈某某的真实意思。
宁夏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述称:余某某、陈某某与石某的房屋买卖合同与本公司无关,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本公司已经将涉案房屋的售房发票开具给陈某某,陈某某怠于履行过户义务并非本公司原因,因此本公司不承担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27日,石某与余某某、陈某某签订了《售房协议书(合同)》。该合同约定:甲方(余某某、陈某某)将自己一套位于吴忠市利通区某小区的某某号住房(建筑面积为138.36平方米)出售给乙方(石某);房屋总价为50万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清……房屋交付时间为2015年4月25日前甲方将钥匙和房屋交付到乙方手中,使用权归乙方所有;如果有一方违反以上条款,由一方赔偿另一方总房款的15%承担违约金。当天,石某将房款50万元转入到陈某某账户。余某某、陈某某至今未向石某交付房屋,也未将房屋产权证变更登记在石某名下。另查,2015年3月26日,第三人宁夏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陈某某出具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现案涉房屋登记在第三人公司名下。
2021年7月2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宁03刑终36号刑事判决,载明:“2015年3月26日,余某某因银行贷款到期无力还款,向被告人石某某借款。当日余某某按照石某某的要求,分别向石某某、杨某、杨某某、石某乙出具了金额为60万元的借条,并出具了一份房屋抵押合同和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又让余某某在一张空白纸的左下角签了自己的名字,后石某某指使石某在签有余某某、陈某某名字的空白纸上伪造了一份售房协议书。3月27日,石某某在宁夏某某塑胶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办公室,哄骗余某某向其出具收到石某房款50万元的收条一张。3月26日至27日,马某某、石某某、杨某共同出资向余某某的妻子陈某某的银行账户中转账564000元,该转账已扣除砍头息36000元。余某某偿还部分利息后便无力偿还。2015年9月10日,被告人石某某以石某名义用伪造的售房协议和余某某书写的50万元的收条,将余某某起诉至利通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余某某将位于吴忠市利通区某小区的某号房屋登记在石某名下。”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28日作出(2015)吴利民初字第2739号民事判决:限余某某、陈某某、宁夏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位于吴忠市利通区某小区的某某号房屋产权证办理至石某名下,因过户产生的契税费用由余某某、陈某某承担。余某某不服,提起上诉。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30日作出(2016)宁03民终27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22年2月21日作出(2022)宁民再2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宁03民终270号民事判决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2015)吴利民初字第233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石某的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宁03刑终36号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本案原审认定的余某某、陈某某与石某签订的《售房协议书(合同)》,系石某的父亲石某某指使石某伪造形成、余某某向石某某出具的收到石某房款50万元的收条亦不真实,故石某与余某某、陈某某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原审法院依据案涉《售房协议书(合同)》及余某某出具的50万元收条,认定石某与余某某、陈某某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进而支持石某的诉讼请求,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判决结果错误,应予纠正。石某故意隐瞒案件事实,提起本案诉讼,属于虚假诉讼,其诉讼请求依法应当驳回。综上,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和余某某、陈某某的再审理由成立,应予支持。
裁判要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石某某的行为构成虚假诉讼罪,石某与其父石某某串通,故意隐瞒案件事实,提起的本案诉讼,属于虚假诉讼,按照法律规定,其诉讼请求依法应当驳回。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年修正)第115条
一审: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2015)吴利民初字第2739号民事判决(2016年1月28日)
二审: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宁03民终270号民事判决(2016年5月30日)
再审: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2)宁民再2号民事判决(2022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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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某某诉婺源县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
2023-16-2-091-003 · (2015)赣民申字第318号 ·
民事商品房销售合同不可抗力交付违约金
裁判要旨:不可抗力免责首先要求履行期间性,即构成不可抗力的事件必须是在合同签订之后、终止以前,合同履行期间以外发生的,则不能构成该合同的不可抗力事件。其次,根据合同法规定,不可抗力与不能履行合同之间存在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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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商品房销售合同/不可抗力/交付/违约金
基本案情
林某某于2014年3月向弋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婺源县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继续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2012年7月31日至2014年3月5日)79603.07元并按合同约定计算到实际交付为止,承担本案诉讼费。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公司以出让方式取得位于弋乐公路与连胜厂出入口交汇处西南侧编号为2006-23-1到23-74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并进行商住楼开发,小区名称为“人和家园”。2012年1月16日双方当事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第三条、林某某向某公司购买的商品房位于“人和家园”5#楼X单元X号房,用途为住宅,框架结构,建筑面积143.10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129.45平方米,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13.65平方米。第四条、房屋单价为1910元每平方米,总房款为273321元……第六条、付款方式为首付加银行按揭,其中首付款为103321元,按揭170000元……第八条、交房期限为2012年7月30日之前,即某公司依照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将经验收合格的商品房在2012年7月30日之前交付林某某使用,如遇下列特殊原因,除双方协商同意解除合同或变更合同外,出卖人可据实予以延期:(1)遭遇不可抗力,且出卖人在发生之日起30日内告知买受人;(2)买受人未付清应付款项的,或买受人的按揭贷款未转入出卖人银行账户的;(3)施工中遇到异常困难及重大技术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其他非出卖人所能控制的因素。第九条、某公司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除本合同第八条规定的特殊情况外,出卖人如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将该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按下列方式处理:(1)逾期不超过60日,自合同规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出卖人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价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2)逾期超过60日后,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买受人解除合同的,出卖人应当自买受人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60天内退还全部已付款,并按买受人累计已付款的1%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买受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合同继续履行,自合同规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出卖人按日向买受人支付房价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第十一条、房屋交接,商品房达到交付使用条件后,出卖人应当书面通知买受人办理交付手续。双方进行验收交接时,出卖人应当出示合同第八条规定的证明文件,并签署房屋交接单。所购商品房为住宅的,出卖人还需提供《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出卖人不出示证明文件或出示证明文件不齐全,买受人有权拒绝交接,由此产生的延期交房责任由出卖人承担。由于买受人原因,未能按期交付的,双方同意按以下方式处理:合同双方约定交接之日起,免费代管一个月,超过一个月的从第二天起按日收取房款万分之三的代管费,满90天仍未能办理交接的,出卖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林某某于2011年12月2日向某公司支付了定金30000元和首付款73321元,共计103321元,剩余房款170000元由某公司代为办理银行按揭贷款。2013年8月9日,建设银行弋阳支行将林某某的房屋按揭贷款(剩余房款)170000元直接交付给某公司。2013年9月9日起,林某某开始偿还银行的购房按揭贷款。
2013年10月,某公司通知林某某验收房屋,因某公司未出具房屋的验收合格手续,林某某拒绝收取房屋,双方因此发生矛盾,林某某诉至法院,并提出前述诉请。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时(2014年4月24日),某公司未向法院提交诉争房屋的验收合格手续。
另查明,2010年12月19日,国土资源部发布了国土资发〔2010〕204号“关于严格落实房地产用地调控政策促进土地市场健康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规定住宅用地容积率小于1等违反规定出让的,应责令立即终止出让行为。2011年3月27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第9号文件规定,自2011年6月1日起限制别墅类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用地。2012年5月29日,经弋阳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同意“人和家园”的规划条件予以变更,部分用地性质由原来的别墅住宅用地变更为多层住宅用地,容积率由原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166元,共计6566元,由某公司负担3142元,由林某某负担3424元。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7日作出(2015)赣民申字第31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30日作出(2016)赣民再15号民事判决:维持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饶中民一终字第740号民事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1)某公司延期交房是否构成违约;(2)如违约,违约金计算期间是否应截至2013年9月13日;(3)双方合同约定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计算标准是否过高。
一、某公司延期交房是否构成违约
双方当事人合同第八条约定交房期限为2012年7月30日之前,而某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的期限交付房屋。某公司认为延期交房是由于县政府对某公司经批准已施工的设计规划进行变更,符合双方当事人合同第八条第二款第三项约定“其他非出卖人所能控制的因素”可以延期交房的特殊原因,故不构成违约。依据再审查明的事实,人和家园5#楼在2011年7月已经竣工且并未拆除重建,双方当事人于2012年1月16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已办理弋房预售证第2011009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弋阳县人民政府常委会记录摘要及政府办〔2012〕144号抄告单中均明确是对人和家园二期调整容积率及相关规划条件、一期补交规费。故某公司主张的设计变更与本案某公司与林某某延期交房没有关联性,不是导致某公司逾期交房的原因。某公司以人和家园二期容积率调整和规划变更作为一期5#楼延期交房的免责理由不能成立,其延期交房构成了违约。
二、违约金是否应计算至2013年9月13日止
某公司认为涉案房屋在2013年9月13日具备交付条件,违约金计算期间应截至于此。本案合同约定的交房条件是商品房经验收合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61条规定,交付竣工验收的建筑工程,必须符合规定的建筑工程质量标准,有完整的工程技术经济资料和经签署的工程保修书,并具备国家规定的其他竣工条件。建筑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49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自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对国务院取消行政审批项目中涉及建设部项目有关问题的复函》(2003年8月5日建办法函〔2003〕357号)答复:“一、国发〔2002〕24号文取消第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第323项‘取消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验收’是指《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十七条所规定的内容,不包括第十八条规定的住宅小区综合验收。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验收应执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住宅小区等群体房地产开发项目仍应按《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进行综合验收。二、关于《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所指的‘建设工程’是否应当包括‘住宅小区等群体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条已明确‘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因此,建设工程包括‘住宅小区等群体房地产开发项目’中的建设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13条规定,依法应当进行消防验收的建设工程,未经消防验收或者消防验收不合格的,禁止投入使用。《江西省建筑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建设单位收到建筑工程竣工报告后,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消防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建筑工程经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使用。……未通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建筑工程,不得交付使用、销售,不得办理房屋权属登记等有关手续。根据以上法律法规能够明确,商品房经验收合格的交付条件不只是设计、施工、监理、建设等单位的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还应取得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商品房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是否符合交房条件需要通过行政主管部门的备案登记购房人才能判断,也只有办理了备案登记的房屋才能申请办理房产证。本案中,某公司提供的2013年9月13日竣工验收报告仅有设计、施工、监理、建设四部门的验收,2015年5月11日的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中才包含法律法规规定的全部验收合格文件,并加盖了弋阳县建设局公章。因此,某公司认为涉案房屋在2013年9月13日具备交付条件的意见不能成立。而且,2013年10月某公司通知林某某验收房屋时,未能出具2013年9月13日竣工验收报告;本案一审期间即2014年3月6日至2014年9月1日,某公司亦未提交此竣工验收报告;2014年11月18日某公司接受二审法院询问时,仍未提及此竣工验收报告,直至2014年12月9日二审判决前某公司才提交此竣工验收报告。故某公司依据2013年9月13日竣工验收报告主张违约金的计算期间截至当日,与事实和法律均不符,不予支持。
三、双方合同约定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计算标准是否过高
某公司认为该标准过高诉请减少,在一审时主张以同地段、同类型的房屋租金为标准,在二审时主张以中国人民银行存款利率为标准计算违约金。首先,某公司一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同地段、同类型的房屋租金标准,并且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的规定,租金标准适用的前提是商品房买卖合同没有约定的情况,故本案某公司主张以房屋租金标准计算违约金,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其次,某公司主张以存款利率计算违约金没有依据。某公司逾期交房,对其自身而言,相当于在未支付对价的情况下无偿使用林某某交纳的房款,在购房人没有其他损失的情况下,参照民间借贷利率水平作为确定合同约定的损失过高或过低标准对双方均较为公平合理。本案合同约定的日万分之五违约金,折算成年度违约金仅为房款的18%,即使按照法律允许的民间借贷通常的利率水平比较也不高。因此,某公司认为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理由不能成立。再次,在约定违约金计算标准本身并不过高,但违约方违约情节严重,如时间长、数量多等,因而计算出违约金绝对数额可能偏大的情况下,不应视为约定违约金过高而予以调低。否则,违约方容易无视合同约定,致使违约金条款不能充分发挥警示、制裁违约行为的作用。本案中,由于某公司存在逾期两年才交房的严重违约情形,虽然按照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计算出的违约金数额达到3万余元,但这并不是违约金计算标准约定本身过高所致,故某公司请求减少违约金的诉请不应得到支持。
裁判要旨
不可抗力免责首先要求履行期间性,即构成不可抗力的事件必须是在合同签订之后、终止以前,合同履行期间以外发生的,则不能构成该合同的不可抗力事件。其次,根据合同法规定,不可抗力与不能履行合同之间存在关联性。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0条、第585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7条、第114条)
一审:江西省弋阳县人民法院(2014)弋民初字第182号民事判决(2014年9月1日)
二审: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饶中民一终字第740号民事判决(2014年12月9日)
再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赣民申字第318号民事裁定(2015年11月27日)
再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赣民再15号民事判决(201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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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某某诉某管理局民事主体间房屋拆迁补偿合同案
2023-16-2-092-001 · (2014)西民初字第00734号 ·
民事诉讼民事主体间房屋拆迁补偿合同房屋面积鉴定意见不动产权属证书证据效力
裁判要旨:原权利人在未经核实查验的情况下,以不动产登记簿上所记载的不动产性状为重要因素与相对人达成不动产物权转移合意并订立双务有偿合同后,经依法鉴定,不动产登记对该性状的记载与鉴定意见存在差异。相对人据此主张原权利人承担违约责任的,无需经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前置性地否定不动产登记效力,原权利人关于不动产权属证书尚属合法有效、其相对于鉴定意见系优势证据的抗辩不能成立,人民法院应依法支持相对人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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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诉讼/民事主体间房屋拆迁补偿合同/房屋面积/鉴定意见/不动产权属证书/证据效力
基本案情
原告冯某某诉称:2012年1月19日,冯某某与某管理局签订《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置换补偿协议》,约定冯某某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安门大街**号的房屋全部交给某管理局拆除,房屋拆除后某管理局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2**号,建筑面积356.56平方米的置换安置房交给冯某某使用,协议履行后,冯某某经测量发现该房屋的实际建筑面积与双方约定面积存在差额。经冯某某申请,并经法院委托,北京市房地产勘察测绘所测绘结果显示,涉案房屋与双方协议约定的安置补偿面积相差32.86平方米。冯某某认为,冯某某已按照拆迁协议的约定充分履行了相应义务,而某管理局提供的置换安置房实际面积与拆迁协议约定的面积存在明显差距,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故请求法院判令:某管理局按照每平米20万元标准一次性赔偿冯某某657.2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月19日,某管理局(甲方)与冯某某(乙方)签订《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置换补偿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包括:甲方提供用于置换的房屋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2**号,建筑面积356.56平方米(以产权证标明面积为准),另有自建房屋180平方米;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房屋置换安置方案。上述协议签订后,双方依约交付拆迁房屋及置换安置房屋。2012年11月23日,冯某某取得了置换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该房产证载明,房屋地上一层9间,建筑面积190.44平方米;地下室8间建筑面积166.12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商业。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冯某某申请,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西城区人民法院委托北京市房地产勘察测绘进行测绘。《房屋土地测绘技术报告书》认定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内大街2**号房屋建筑总面积(不含人防)323.70平方米,其中地上主体面积182.75平方米,地下面积14095平方米。双方当事人对上述鉴定意见不持异议。本案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双方均同意由西城区人民法院向房屋中介机构或房地产评估单位征询西城区安定门内大街附近商业用房的市场价格。2015年8月,2015年8月,东城区鼓楼东大街4*号街面建筑面积为29.70平方米经营用房,房主售价620万元。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8日作出(2014)西民初字第00734号民事判决:一、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某管理局向冯某某提供地点在北京市二环范围内、建筑面积不少于32.86平方米的商业用房。如某管理局未能履行上述义务,应当按每平方米二十万元的价格向原告冯某某支付房屋差价补偿款;二、驳回冯某某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委会讨论,依职权提起再审,并于2021年10月28日作出(2020)京0102民再13号民事判决:一、撤销(2014)西民初字第00734号民事判决;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某管理局向冯某某支付面积差额赔偿款657.20万元。某管理局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15日作出(2021)京02民再20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纠纷系因双方当事人作为民事主体履行涉案协议产生,当事人以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权利救济符合法律规定,原审及再审一审将本案作为民事诉讼案件予以审理,程序上符合法律规定。
本案诉讼对房屋实际面积的认定旨在判断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是否符合约定,系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民事法律事实进行判断,不涉及对国家机关行政行为效力的判断,证载面积变化的或然性不应对本案民事法律事实的确定产生影响。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经依法委托具备测绘资质的北京市房地产勘察测绘所测绘,就涉案房屋实际面积出具了鉴定意见,双方当事人对测绘的人员资质、程序等问题不持异议。上述证据足以推翻涉案房屋产权证中对于房屋面积的记载。
裁判要旨
原权利人在未经核实查验的情况下,以不动产登记簿上所记载的不动产性状为重要因素与相对人达成不动产物权转移合意并订立双务有偿合同后,经依法鉴定,不动产登记对该性状的记载与鉴定意见存在差异。相对人据此主张原权利人承担违约责任的,无需经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前置性地否定不动产登记效力,原权利人关于不动产权属证书尚属合法有效、其相对于鉴定意见系优势证据的抗辩不能成立,人民法院应依法支持相对人的诉讼请求。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1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物权编的解释(一)》第2条(本案适用的是2016年3月1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9条、577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第107条)
一审: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00734号民事判决(2016年11月29日)
再审一审: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再13号民事判决(2021年10月28日)
再审二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2民再205号民事判决(2022年0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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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文化旅游投资公司诉欧某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2023-16-2-111-001 · (2023)粤13民终5389号 ·
民事诉讼房屋租赁合同送达方式穷尽公告送达诉权保护
裁判要旨: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送达直接影响到当事人各项诉讼权利的行使,因此在处理送达问题时需注意在保护诉权与司法效率的价值之间做好平衡,公告送达是一种推定送达,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只有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穷尽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才能采取公告送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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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诉讼/房屋租赁合同/送达方式/穷尽/公告送达/诉权保护
基本案情
某文化旅游投资公司诉欧某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当事人已在案涉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惠州市某广场***房”为欧某婷的送达地址,某文化旅游投资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时亦明确上述地址为欧某婷的常住地址。惠城区人民法院在送达时却未按上述当事人提供的常住地址进行送达,而是向欧某婷户籍所在地送达了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在欧某婷未签收的情况下直接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导致欧某婷未参加庭审。一审庭审结束后欧某婷即向一审法院提起了反诉状、答辩状。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3日缺席判决如下:欧某婷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某文化旅游投资公司支付拖欠的租金、物业服务费合计33791元。欧某婷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粤13民终5389号民事裁定书: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2)粤1302民初12137号民事判决,本案发回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重审。
裁判理由
公告送达是一种推定送达,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只有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穷尽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才能采取公告送达方式;本案双方当事人已在案涉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惠州市XX房”为欧某婷的送达地址,某文化旅游投资公司在一审起诉时亦明确上述地址为欧某婷的常住地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八条、第九条之规定,本案应以上述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地址为送达地址,但一审法院未按上述地址送达相关法律文书,在未穷尽送达方式的情况缺席审理、判决,剥夺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程序严重违法;且本案上诉人在一审庭审结束后即向一审法院提起了反诉状、答辩状,不属于下落不明的情形;故本案应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
裁判要旨
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送达直接影响到当事人各项诉讼权利的行使,因此在处理送达问题时需注意在保护诉权与司法效率的价值之间做好平衡,公告送达是一种推定送达,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只有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穷尽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才能采取公告送达方式。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8条、第9条
一审: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2)粤1302民初12137号民事判决(2023年4月3日)
二审: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粤13民终5389号民事裁定(2023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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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某物流有限公司诉上海某汽车修理服务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2023-16-2-111-004 ·
民事房屋租赁合同虚假诉讼诉讼主体实际控制关系虚构伪造证据材料第三人利益
裁判要旨:虚假诉讼行为是一种严重妨害司法公信、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对于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诉讼主体,虚构、伪造证据材料,提起无实质性对抗的民事诉讼,通过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或放弃抗辩经由法院判定,侵害第三人利益的,法院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15条之规定认定为虚假诉讼,依法作出不准撤诉及驳回起诉的裁定,并对相关当事人进行民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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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房屋租赁合同/虚假诉讼/诉讼主体/实际控制关系/虚构、伪造证据材料/第三人利益/民事制裁
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某物流有限公司诉称:2008年12月25日,上海某物流有限公司(简称某物流公司)与上海某汽车修理服务有限公司(简称某汽车修理公司)签订《租房合同》,约定某汽车修理公司承租某物流公司位于上海市真陈路某号的房屋及场地。某汽车修理公司拖欠租金,经催讨无果,某物流公司遂诉请法院判令终止双方所签《租房合同》,某汽车修理公司迁出上述房屋及场地,支付租金、水电费以及违约金人民币523984.94元。
被告某汽车修理公司辩称:同意解除租赁合同、迁出租赁房屋及场地,同意支付拖欠租金、水电费,对其诉讼请求无异议。
案件审理中,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解除上述《租房合同》,某汽车修理公司迁出上述房屋及场地,并向某物流公司支付租金、水电费423984.94元,某物流公司支付某汽车修理公司装修补偿款301968元,经折抵后某汽车修理公司还应给付某物流公司122016.94元。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根据上述内容,于2009年9月14日出具(2009)普民三(民)初字第2471号民事调解书。2009年10月15日,某物流公司与某汽车修理公司在执行过程中达成执行和解,某汽车修理公司划款122016.94元至某物流公司。2011年7月,某汽车修理公司股东盛某某以前述民事调解书侵害其股东权益为由,向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2011年12月21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经讨论决定,前述民事调解书存在错误,应予再审。再审中,法院追加盛某某为第三人。
第三人盛某某述称,某汽车修理公司与某物流公司之间就上海市真陈路某号的房屋及场地不存在租赁关系,未签订任何租赁合同。其与刘某某在《联营协议书》中约定,联营公司即某汽车修理公司的经营场地由刘某某个人提供,且公司注册地址以及刘某某实际投入场地均位于上海市柳园路4**号,并非系争《租房合同》中所涉上海市真陈路某号的房屋及场地。刘某某同为某汽车修理公司和某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操控某汽车修理公司伪造《租房合同》,某汽车修理公司不当自认,由此达成的调解协议侵犯了其作为某汽车修理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
刘某某述称,其确系某物流公司和某汽车修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第三人盛某某持有“五十铃”特约维修项目,其本人拥有汽车维修厂,故双方共同开办某汽车修理公司。经协商由其本人提供场地,某汽车修理公司每月向其支付14305元租赁费。但盛某某违反约定,另寻合作伙伴,擅自撤离项目及公司员工,导致某汽车修理公司自2009年3月起无法正常经营,拖欠场地租赁费等近50万元。后其与盛某某又未能就某汽车修理公司清算事宜协商一致。2009年7月,在盛某某就股权确认纠纷起诉之际,其本人代表某汽车修理公司,其姐姐刘某娟代表某物流公司,签订了虚假的《租房合同》,并将合同签订日期提前至2008年12月25日。某物流公司在购入上海市柳园路4**号房产后,该地块的房地产权证一直未办出,故在原审中向法院提供了相邻地块坐落于上海市真陈路某号的房地产权证,意欲证明某物流公司对《租房合同》所出租的房屋、场地享有权利。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5年6月12日,盛某某与刘某某签订《联营协议书》,双方约定共同投资设立某汽车修理公司,各占50%股权,经营范围为销售整车、配件、售后服务、维修等,期限自2005年6月16日至2015年5月16日,公司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柳园路4**号。公司经营场所由刘某某负责提供,由某汽车修理公司向刘某某租赁,不作为刘某某对于某汽车修理公司的股权投资。2005年6月15日,刘某某、盛某某确认公司租赁场地、车间、办公楼、食堂、宿舍每月租赁费为14305元,每年租赁费总计171660元,双方在“作价租赁项目清单”上签名落款。2009年7月29日,第三人盛某某以向某汽车修理公司出资却未登记为某汽车修理公司股东为由提起诉讼,法院最终判决确认盛某某享有某汽车修理公司50%的股权,双方股权份额各为500000元。另查明,某物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刘某某,某汽车修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为刘某某。代表某物流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的刘某娟为刘某某的姐姐。针对原审中某物流公司提供租赁房屋房地产权证的证据,法院登记在该房地产权证上坐落于真陈路某号房屋的转让合同、地籍图等,要求刘某某和盛某某共同指认比对。刘某某明确某物流公司在原审中所提供的坐落于上海市真陈路某号的房地产权证,并非系争《租房合同》中所指租赁房屋的房地产权证。再审过程中,某物流公司以某汽车修理公司进行清算,某汽车修理公司拖欠租赁费将另案主张为由,向法院提出对本案的撤诉申请。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26日作出(2011)普民四(民)再初字第1-1号民事裁定:对某物流公司撤回起诉的申请不予准许。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31日作出(2011)普民四(民)再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一、撤销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09)普民三(民)初字第2471号民事调解书;二、驳回某物流公司的起诉。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31日作出(2011)普民四(民)再初字第1-2号民事制裁决定:一、对被制裁人某物流公司罚款50000元;二、对被制裁人刘某某罚款5000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现有证据表明:一、本案诉讼主体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某汽车修理公司是由刘某某与第三人盛某某于2005年6月12日签订《联营协议书》共同投资设立,共同经营的有限公司。工商行政机关注册登记档案材料显示,某物流公司、某汽车修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刘某某,实际控制人亦为刘某某并实际经营。二、当事人存在虚构伪造证据材料的行为。刘某某串通其姐姐刘某娟,虚构某物流公司与某汽车修理公司之间存在《租房合同》的事实,并将与《租房合同》项下租赁标的场地无关的房地产权证作为证据,以发生“租赁合同纠纷”为由进行诉讼。三、当事人在诉讼中不存在实质性的对抗。法定代表人刘某某分别委托他人代理原、被告两家公司,恶意达成调解协议,当某物流公司发现诉讼结果对己方不利时,又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整个审理过程中缺乏常见的抗辩,如诉讼时效、质量瑕疵、履行瑕疵、债的抵消、混同等,以此减轻、减少、免除己方责任。四、恶意达成调解协议,侵害第三人利益。原审中,某汽车修理公司对某物流公司提出的支付相关租金414068元、水电费9916.94元和违约金100000元等诉讼请求并无异议,并以此为基础达成调解协议,协议内容未对原告诉讼主张有实质性的抗辩。本案中,根据联营协议的约定以及刘某某与盛某某各自的投资比例,刘某某与盛某某各享有某汽车修理公司50%的股权。法定代表人刘某某为了将公司资产迅速转移至某物流公司名下,不惜违背公司协议,违背诚信原则,通过执行和解将某汽车修理公司名下财产122016.94元转至某物流公司,其行为构成对盛某某股东利益的损害,法院依法认定为虚假诉讼。
裁判要旨
虚假诉讼行为是一种严重妨害司法公信、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对于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诉讼主体,虚构、伪造证据材料,提起无实质性对抗的民事诉讼,通过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或放弃抗辩经由法院判定,侵害第三人利益的,法院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15条之规定认定为虚假诉讼,依法作出不准撤诉及驳回起诉的裁定,并对相关当事人进行民事制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1条、第135条(本案适用的是2008年4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5条、第119条)
一审: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09)普民三(民)初字第2471号民事调解书(2009年9月14日)
再审: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1)普民四(民)再初字第1-1号民事裁定(2012年3月26日)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1)普民四(民)再初字第1号民事裁定(2012年3月31日)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1)普民四(民)再初字第1-2号民事制裁决定(2012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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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某诉昭通市某局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2023-16-2-111-005 · (2016)云0602民初68号 ·
民事房屋租赁合同情势变更合同履行不能约定解除同时履行抗辩权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
裁判要旨:1.双方合同约定的内容意思表示明确时,在履行过程中单方变更原约定范围时,在对方事前未明示认可、事后也未明确追认的情况下,不能直接以默示方式推定已经取得对方的同意,应严格执行“合同变更内容约定不明确、推定为未变更”的法定条件。 2.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导致合同解除和因过错违约导致合同解除属于不同的两种情形,应区分处理。当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导致合同履行不能时,在双方达成解除合同的合意情况下,不能再认定任意一方违约,并且,在双方就终止合同达成一致但就赔偿金额未达成一致意见前,双方协商解决纠纷期间,当事人可以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 3.合同约定解除后实际损失难以鉴定确定的条件下,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等综合因素,酌定给予亏损方相应的经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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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房屋租赁合同/情势变更/合同履行不能/约定解除/同时履行抗辩权/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
基本案情
原告陈某诉称:原告与被告先后签订《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约定被告将临街门面交由原告投资经营,将院后空地划归原告使用,允许原告修建营业用房。但被告非但未将临街门面交付原告使用,反而将该门面租赁给第三方使用,后又禁止原告使用院后空地,给原告经营造成巨大阻碍。故请求判令:一、终止该《合作协议》,并按照房屋现有状况退还被告;二、被告赔偿原告如下损失:1.房屋修建及装修损失4071400元;2.设备损失1742364元;3.营业损失240多万元,以上损失参考设备、装修折旧后要求被告赔偿合计460万元。
被告昭通市某局(简称某局)提出反诉并辩称:被告已经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将4间临街门面交付原告使用,另外1间是经原告同意借给了其他机关使用,被告已经按照《合作协议》履行了义务。双方《补充协议》约定的范围仅包括办公楼前的院坝,原告经营过程中逐渐占用办公楼后面的院坝,并搭建了违章建筑,经被告多次书面通知,原告仍未交回其占用的不属于合同范围内的办公楼后院坝,原告无故拖欠2013年至2015年的房租,且合同内、外的房屋依然由原告占有未交还。故请求判令:一、原告支付拖欠的房租480600元;二、原告赔偿被告违约金60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3月1日,陈某与某局下设的事务中心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将临街门面5间及二、三楼房产交由陈某投资经营,陈某对大楼进行装修;合作期限为10年;如因不可抗拒因素,必须终止合同时,一般应提前一月书面通知陈某,陈某的经济损失不予补偿;如果事务中心提前解除合同应赔偿陈某装修损失。后因陈某经营所需,经事务中心向某局书面请示,该局批示“同意划给临街房屋后、局办公楼前空地一半中的一部分给中心使用”。2009年3月24日,陈某与事务中心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事务中心同意将局机关划归事务中心使用的空地,划归陈某管理使用;允许陈某修建临时营业用房,如果提前终止协议,陈某所修建的房屋和装修损失不予补偿。《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签订后,陈某对经营租赁房屋的内外部进行了装修并投入使用。陈某不仅在临街房屋后、局办公楼前面空地上搭建了锅炉房和营业用房,还在局办公楼后面空地上搭建了员工宿舍等临时用房,某局及事务中心当时未提出异议。合同签订前,某局所有5间临街门面中的1间门面已经借给其他机关使用,陈某同意该门面继续由该机关使用。陈某分年度交纳了4年的房租费用。事务中心后被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撤销。2013年10月30日,某局以“本单位后院要进行改造使用,陈某临时占用局办公楼后的空地使用的员工宿舍及其他杂物都不在租赁合同范围内”为由,通知陈某搬离。2013年12月27日,某局又下发通知,请陈某将局办公楼后搭建的简易房屋在2014年1月10日前自行拆除。2014年4月8日,陈某以某局通知拆除员工宿舍、无法经营为由,向某局提出赔偿申请。2014年11月28日,陈某向某局发出了《关于终止合作协议的告知函》,明确要求终止其与事务中心签订的合作协议并由某局赔偿损失200万元。经双方多次协商后,某局于2014年12月30日书面回复陈某:同意陈某提出终止《合作协议》的要求;原则同意给予陈某适当的经济补偿,但补偿金额不得超过陈某租用以来已实际交付的租金总额。因在赔偿金额上双方分歧较大,无法达成一致意见。2018年3月1日,陈某与某局签订了《租赁房屋及场地退还协议》,但是陈某未在协议约定的2018年3月29日前履行该协议,2018年6月陈某拆除并清运设施设备、交还租赁房屋及场地。后某局变更名称登记某办公室。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23日作出(2016)云0602民初68号民事判决:一、解除原、被告双方于2009年3月1日及2009年3月21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二、由被告某局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补偿原告陈某经济损失100万元,原告陈某在判决生效十日内将该租赁房屋返还被告某局;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某局的反诉请求。宣判后,某局以陈某私自在局办公楼后面空地修建营业用房,当时未提出异议不代表认可,要求陈某拆除其私自搭建的建筑系合理合法行为,《回复意见》不能作为承担责任的依据等为由,提起上诉。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9日作出(2016)云民终119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某局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9日作出(2017)云民申886号民事裁定:一、指令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3日作出(2018)云06民再3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2016)云0602民初68号民事判决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6民终1197号民事判决;二、解除再审申请人某局与被申请人陈某于2009年3月1日、2009年3月2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补充协议》;三、由被申请人陈某支付再审申请人某局2013、2014、2015年房屋租金人民币480600元及违约金人民币144180元共计人民币624780元(限收到本判决之日起10日内履行);四、由被申请人陈某在不影响租赁房屋结构安全的情况下拆除装修设施及设备后,将双方协议约定的租赁房屋及场地返还给再审申请人某局(限收到本判决之日起30日内履行);五、驳回被申请人陈某的诉讼请求;六、驳回再审申请人某局的其他反诉请求。后陈某向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申诉。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1月21日作出云检民(行)监〔2020〕53000000179号民事抗诉书,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1日作出(2020)云民抗3号民事裁定: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7日作出(2020)云民再38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6民再3号民事判决、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06民终1197号民事判决和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2016)云0602民初68号民事判决;二、由陈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某办公室2013年3月1日至2016年3月1日的房屋租金480600元;三、由某办公室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补偿陈某经济损失1000000元;四、驳回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某办公室的其他反诉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一、双方合同约定的租赁范围是否约定明确;二、本案合同履行中双方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三、双方各自主张的损失有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损失应当如何计算。
一、关于双方约定的租赁场地范围问题
在案证据表明,陈某对《补充协议》书面约定的“局机关划归事务中心使用的空地”范围指“临街房屋后、局办公楼前空地的一半”是清楚的,第一次一审认定的事实也是:协议约定的空地租赁范围是“临街房屋后、局办公楼前空地的一半”,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定“陈某于协议签订后在昭通市后搭建的临时营业用房所占用空地并不在双方约定的用地范围内”并无不当,抗诉机关提出《补充协议》约定没有指明“空地是办公楼前的还是办公楼后”的理由不能成立。陈某单方“超出协议约定范围”在局办公楼后面空地上搭建简易用房属于单方变更合同的意思表示,虽然当时某局及事务中心未提出异议,但不能由此推定取得对方的同意。某局先后发出的两份书面通知均认为陈某临时占用局办公楼后面使用的营业用房及员工宿舍不在租赁合同范围内,通知陈某拆除。由此,陈某单方“超出协议约定范围”在局办公楼后面空地上搭建简易用房事后也没有取得对方的追认。陈某主张“在局办公楼后面空地上搭建简易用房过程中,开发局及中心没有阻止,即双方已经形成租赁的合意,实际使用的空地就是双方协议约定的范围之内”的观点缺乏相应证据证实,抗诉机关提出“空地”约定不明、“事务中心未提出异议”即“双方以实际履行行为明确陈某有权使用空地的范围”的抗诉理由不符合案件的客观事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的情况,本案的实际情况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八条“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之情形。
二、关于双方是否存在违约的问题
虽然双方的《合作协议》第九条约定:“甲方如因不可抗拒因素,必须终止合同时,一般应提前一月书面通知乙方;乙方的经济损失甲方不予补偿。如果甲方提前解除合同应赔偿乙方装修损失。”《补充协议》亦约定:“如出租方在协议期限内因不可抗拒的因素必须提前终止补充协议时一般应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陈某,陈某的经济损失出租方不予补偿。”但是2014年11月陈某书面提出请求终止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2014年12月30日某局作出《回复意见》:一是同意终止合作协议,二是在所收租金范围内原则同意给予陈某适当的经济补偿。对此,实际上双方达成了变更合同的新协议:一是合同履行期限的变更,双方一致同意提前终止房屋租赁合同,抗诉机关认为“合同解除的时间是2014年12月30日”理由成立,原判予以判决解除合同不当,应予以纠正;二是变更了合同提前解除后是否给予补偿的约定,某局同意适当补偿陈某的经济损失。导致合同解除的原因主要是政策变化及昭通市人居环境提升工程的实施,属于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双方在租赁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均不存在违约行为。在本院再审庭审中,陈某明确表示,某局先后两次书面通知仅仅要求拆除局办公楼后的临时简易用房,对于合同约定范围的临街房屋后、局办公楼前空地的锅炉房及营业厅的营业用房及临街铺面没有被通知拆除,也没有要求整个搬离。故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认定某局通知陈某搬离并拆除擅自搭建在双方约定用地范围外的临时简易用房,属于某局维护自身权利的正当行为并无不当,抗诉机关认为“某局的通知侵犯陈某享有的合同权利,存在违约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在双方就终止合同达成一致但就赔偿金额未达成一致意见前,双方协商解决纠纷期间,陈某有正当理由延缓支付租金,这是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的体现,抗诉机关认为“生效判决判令陈某支付未按期支付租金的违约金缺乏事实依据”的理由成立。
三、解除合同后双方各自主张的损失如何认定
合同关系虽然于2014年12月30日协商一致解除,但是直至2018年6月陈某才拆除并清运设施设备、交还租赁房屋及场地,从2013年至2018年6月,陈某一直占用房屋和场地。鉴于陈某于2018年6月实际返还租赁房屋和场地,无需再判决返还。在陈某实际占用房屋和场地的期间,应当支付参照房屋租金标准计算的相应的占用费用,故某局反诉要求陈某支付2013年3月1日至2016年3月1日租金480600元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因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判支持某局主张的违约金144180元的诉讼请求不当,应当予以纠正。关于陈某主张的损失金额如何认定的问题:1.陈某对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三份合同(供货合同设备款642364元,建工合同金额1234600元,装修合同造价是2836800元),鉴于合作协议中是租给陈某十年但其只用了四年就面临歇业的客观情况,抗诉机关认为“陈某有损失存在”的客观事实成立。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四)项“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合同解除时,双方对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的处理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况分别处理:……(四)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导致合同解除的,剩余租赁期内的装饰装修残值损失,由双方按照公平原则分担。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之规定,陈某投入的装饰装修残值损失,本来应当通过评估鉴定,但是鉴于目前已经全部拆除,丧失了评估鉴定条件的情况,对其剩余租赁期内的装饰装修残值损失,本院以实际损失为基础,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酌定由出租方给予陈某100万元经济补偿。抗诉机关认为“某局应当对陈某给予一定的经济赔偿”的理由成立。
裁判要旨
1.双方合同约定的内容意思表示明确时,在履行过程中单方变更原约定范围时,在对方事前未明示认可、事后也未明确追认的情况下,不能直接以默示方式推定已经取得对方的同意,应严格执行“合同变更内容约定不明确、推定为未变更”的法定条件。
2.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导致合同解除和因过错违约导致合同解除属于不同的两种情形,应区分处理。当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导致合同履行不能时,在双方达成解除合同的合意情况下,不能再认定任意一方违约,并且,在双方就终止合同达成一致但就赔偿金额未达成一致意见前,双方协商解决纠纷期间,当事人可以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
3.合同约定解除后实际损失难以鉴定确定的条件下,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等综合因素,酌定给予亏损方相应的经济补偿。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43条、第544条、第562条、第566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7条、第78条、第93条、第97条)
一审: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2016)云0602民初68号民事判决(2016年5月23日)
二审: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云民终1197号民事判决(2016年11月29日)
再审审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民申886号民事裁定(2017年11月29日)
再审: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6民再3号民事判决(2018年4月3日)
再审审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云民抗3号民事裁定(2020年2月21日)
第二次再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云民再38号民事判决(2020年10月2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某某木材加工厂诉某某汽车维修公司、陈某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2023-16-2-111-009 · (2022)粤1302民初2039号 ·
民事房屋租赁合同房屋征收补偿款停产停业损失
裁判要旨:房屋在租赁期限内被征收,合同对征收补偿款的分配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承租人请求支付征收补偿款中房屋装饰装修价值补偿、搬迁和临时安置补偿的,应予支持。承租人请求支付征收补偿款中停产停业损失补偿的,综合考虑出租人的租金损失、承租人的经营损失等因素,依据公平原则,酌情予以支持。对于出租人而言,案涉房屋被征收也意味着其停止出租房屋获利,不应轻易否定出租人根据其租金收入损失分割停产停业补偿利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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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房屋租赁合同/房屋征收/补偿款/停产停业损失
基本案情
某某汽车维修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其与某木材加工厂于2017年10月1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2.判令某木材加工厂向其返还租赁押金人民币20000元;3.判令其对租赁场所,即惠州惠城区××村××路××屯上的地上附着物(包括但不限于包括砖铁结构房屋、砖棚结构房屋、铁皮棚等)享有所有权,权属数额以1084672元为限;4.判令某木材加工厂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及其他因诉讼产生的费用。某木材加工厂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一、判令某某汽车维修公司支付某木材加工厂租金46000元、水电费2215元,合计48215元,并支付占用资金期间利息(利息以48215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至付清款日止);二、判令某某汽车维修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0月1日,某木材加工厂(甲方)与某某汽车维修公司(乙方)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甲方将位于惠州惠城区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房屋租赁给乙方使用,并约定如下:一、租用期限:租用期限为六年(自2017年10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止);二、乙方应于每月5日前向甲方交付租金,2017年10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的租金为10000元/月,2020年10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的租金为11000元/月;三、签订合同时乙方向甲方支付保证金人民币20000元和第一个月租金10000元,合约期满乙方付清租金及一切费用之后,甲方应将保证金全额无息退还乙方;四、甲方为乙方提供用电用水,水电费按标准收取;五、乙方应保持厂房和宿舍的原貌,不得随意拆改建筑物、设施、设备,如乙方需改建或维修建筑物,须经甲方同意方能实施;六、在合同期内,如遇政府征用,甲方应补偿乙方带来搬迁的相关费用。同日,某木材加工厂向某某汽车维修公司出具《收据》,确认收到某某汽车维修公司租赁合同2017年10月1日—2023年9月30日的押金20000元。2019年11月25日,惠州市惠城区自然资源局发布《关于江北西1号小区城市建设项目土地征收的预告》,要求土地范围内的土地权属单位应在本预告发布之日起15天内到江北街道办事处办理土地征收补偿登记手续,案涉地块在拟征收土地范围内。2020年11月4日,陈某良就案涉地块办理补偿登记手续。某区自然资源局委托某资产评估与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该集体土地上陈某良的地上附着物、设备及物资及租赁双方的停产停业损失拆迁补偿进行评估,2021年6月9日,某资产评估与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作出《资产评估报告》,其中设备及物资(91、92)评估值为52844元;地上附着物(91、92)评估值为900298元;编号91、92承租人为某某汽车维修公司的厂房及配套停产停业损失评估值为94131元。江北西1号小区城市建设项目指挥部在某某汽车维修公司处张贴《限时搬迁腾空通知书》,载明:业主已于2021年6月30日与房屋征收部门签订《地上附着物拆迁补偿登记表》,将位于江北西1号小区的房屋(编号:91、92)移交给房屋征收部门拆除用于江北西1号小区城市建设项目,相关的补偿款项已经领取。自业主与房屋征收部门签约之日起,你与业主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即行终止。为此,请你务必于7月15日前搬迁腾空租用的房屋。2021年7月20日,某某汽车维修公司搬离案涉厂房。2021年7月26日,江北西1号小区城市建设项目征收指挥部出具《证明》,载明:因江北西1号小区城市建设项目征收需要,兹有某某汽车维修公司在项目征收范围内,已征收、已搬迁。征收补偿款:1084672元,因存在争议,已由项目征收指挥部提存至惠城区公证处。庭审中,某某汽车维修公司、某木材加工厂确认某某汽车维修公司缴纳租金至2021年1月31日,尚欠某木材加工厂水电费2215元。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7日作出(2022)粤1302民初2039号民事判决:一、解除某某汽车维修公司与某某木材加工厂于2017年10月1日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二、确认某某汽车维修公司对征收补偿款中的597124元享有所有权。三、某某汽车维修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某木材加工厂支付37215元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37215元为基数,从2022年4月11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四、驳回某某汽车维修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某木材加工厂的其他诉讼请求。某木材加工厂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7日作出(2023)粤13民终4991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2)粤1302民初203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撤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2)粤1302民初2039号民事判决第四项、第五项;三、变更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2)粤1302民初203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确认惠州市某某汽车维修公司对征收补偿款中的369998.9元享有所有权;四、驳回惠州市某某汽车维修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惠州市惠城区某木材加工厂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关于地上附着物补偿款900298元的归属问题。首先,双方签订的合同系厂房租赁合同,并非土地租赁合同,案涉合同第六条明确约定甲方将厂房出租给乙方作生产用途使用,即某木材加工厂出租给鑫通公司的租赁标的物为厂房,而非土地。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某某汽车维修公司虽主张其自租赁案涉土地至今,对案涉土地作了不同程度的工程建设搭建和地面硬底化施工等工程,并据此主张对案涉地上附着物享有所有权,但某某汽车维修公司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主张,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再次,《厂房租赁合同》明确约定,如遇政府征用,出租人应补偿承租人带来搬迁的相关费用,案涉合同系因政府征收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某某汽车维修公司主张某木材加工厂补偿相关费用,符合合同约定。本院综合考虑案涉合同租赁年限以及承租人因经营需要客观上确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投入,基于公平原则,酌定某某汽车维修公司对地上附着物补偿款的30%即270089.4元(900298元×30%)享有所有权。
关于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款94131元的归属问题。停产停业的损失是指因征收房屋造成停产停业的直接效益损失,承租人由于案涉合同基于政府征收行为而无法继续履行,不得不终止生产经营活动,必然产生实际的经营损失,而对于出租人而言,案涉房屋被征收也意味着其停止出租房屋获利,故不应轻易否定出租人分割停产停业补偿利益的权利。一审认定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款全部归承租人某某汽车维修公司所有,属事实认定有误,本院二审予以纠正。本院综合考虑出租人的租金损失、承租人的经营损失等因素,依据公平原则,确认承租人某某汽车维修公司和出租人某木材加工厂就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款按各50%分配,即某某汽车维修公司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款94131元的50%即47065.5元(94131元×50%)享有所有权。综上,本院确认某某汽车维修公司对征收补偿款中的369998.9元(设备物资补偿款52844元+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款47065.5元+地上附着物补偿款270089.4元)享有所有权。
裁判要旨
房屋在租赁期限内被征收,合同对征收补偿款的分配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承租人请求支付征收补偿款中房屋装饰装修价值补偿、搬迁和临时安置补偿的,应予支持。承租人请求支付征收补偿款中停产停业损失补偿的,综合考虑出租人的租金损失、承租人的经营损失等因素,依据公平原则,酌情予以支持。对于出租人而言,案涉房屋被征收也意味着其停止出租房屋获利,不应轻易否定出租人根据其租金收入损失分割停产停业补偿利益的权利。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
一审: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22)粤1302民初2039号民事判决(2023年4月27日)
二审: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粤13民终4991号民事判决(2023年10月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某元件公司诉某房开公司委托代建合同纠纷案
2023-16-2-119-005 · (2018)川民初138号 ·
民事委托合同代建不动产登记物权归属原因行为受理范围
裁判要旨:一、不动产登记的法律性质具有复合性,相关纠纷也呈现复合性样态。如果双方纠纷针对不动产物权的归属或原因行为发生争议系民事诉讼受理范围,针对的是不动产物权登记行为本身则属于行政诉讼受理范畴。 二、按份共有的形式系针对于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而言,而非针对债权。如果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系针对各自在合同关系中所占的权利份额对应的民事权益,当事人只能请求人民法院对该民事权益的份额进行明确,而不能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该民事权益为“按份共有”关系,由此形成的裁判也不是物权变动法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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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委托合同/代建/不动产登记/物权归属/原因行为/受理范围
基本案情
某元件公司于2018年9月29日向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 确认《委托定向开发补充协议》有效,及相应合同权利份额(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天柏组团柏溪片区16-3/01地块未办证部分100%份额的登记申请权,面积约为43亩)由某元件公司享有;2.某房开公司协助将案涉地块面积为42461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办理至某元件公司名下。
法院经审理查明,为了实施某元件公司江南分公司金山苑生活区整体搬迁和解决其金江苑生活区住房困难职工的居住问题,某元件公司(甲)于2014年11月10日与某房开公司(乙方)签订了“某元件公司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及生活小区配套建设项目”《委托定向开发协议》。双方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对建设总用地170亩的16-3/01地块进行委托定向开发等。双方于2014年12月24日签订《联合竞买土地协议书》,联合竞买16-3/01地块。后双方竞拍成功案涉地块,并于2015年1月4日双方共同与国土部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宗地总面积122461平方米,其中出让宗地面积108706平方米。
2015年7月31日某元件公司(甲方)和某房开公司(乙方)经协商一致签订《委托定向开发补充协议》,第2.1项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定向开发建设改善性住房,总用地约43亩……另约120亩棚户区改造项目由甲方自行管理,甲方不再委托开发”。第2.4项约定“甲乙双方联合竞买的土地,甲方占96.17%的权益(约157亩,其中120亩为棚户区改造规划用地),乙方占3.83%的权益(约6亩),甲方负责缴纳土地出让金”。第三条约定“委托建设的项目采用委托定向开发方式,甲方作为委托主体,乙方作为开发主体……甲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方式组织回购住宅、车库、商铺及物管用房”。第9.2.8项约定“甲乙双方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乙方应将该证设定抵押,签订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用于乙方为履行本合同、甲方在本合同项下的垫支而向甲方作出的担保”。第12.1项约定“本补充协议签订后,乙方前期缴纳的购置土地保证金500万元转为履约保证金”。
双方针对《委托定向开发补充协议》约定的约43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归属发生争议,双方共同于2015年12月31日举行座谈会,会上讨论决定163亩土地中120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归某元件公司所有,《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证》办理在某元件公司名下;另外43亩由某元件公司和某房开公司共有,《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证》办理在双方名下。双方另约定,办证后,某房开公司对120亩土地不占有任何权益,对43亩土地以外部分不主张任何权利。
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2日作出(2018)川民初138号民事判决:驳回某元件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某元件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9)川民终1055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民事判决;驳回某元件公司的起诉。某元件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5日作出(2020)最高法民申5434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30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再92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一审民事判决、二审民事裁定;二、确认《委托定向开发补充协议》有效;三、某元件公司按约享有16-3/01地块未办证部分出让宗地(约43亩)的24542.56平方米(约37亩)民事权益;四、某房开公司按照第三项所确定的民事权益协助某元件公司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一、关于本案是否属于民事诉讼受理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因不动产物权的归属,以及作为不动产物权登记基础的买卖、赠与、抵押等产生争议,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依法受理。当事人已经在行政诉讼中申请一并解决上述民事争议,且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除外。”据此,不动产登记的法律性质具有复合性,相关纠纷也呈现复合性样态。双方纠纷针对不动产物权的归属或原因行为发生争议系民事诉讼受理范围,针对的是不动产物权登记行为本身则属于行政诉讼受理范畴。本案中,某元件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为确认《委托定向开发补充协议》有效,及《委托定向开发补充协议》的合同权利份额(天柏组团柏溪片区16-3/01地块未办证部分100%份额的登记申请权)(面积约为43亩)归某元件公司所有,某房开公司配合办理16-3/01地块面积为42461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结合其事实和理由,其诉讼请求不是对土地使用权的登记行为或者登记结果提出异议,而是围绕《委托定向开发补充协议》中约定的16-3/01地块相关国有土地使用权归属,以及作为确权登记基础的《委托定向开发补充协议》效力问题,要求法院进行裁判,而非针对土地使用权的登记行为本身。概言之,双方当事人之间系针对不动产物权的归属或原因行为发生争议。因此,本案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二审法院以某元件公司诉讼请求针对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权属问题系行政法律法规审查范畴并驳回其起诉,系适用法律错误。
二、关于某元件公司的再审诉讼请求是否超原审诉讼请求,应否予以支持。再审审理过程中,某元件公司在一审诉讼请求基础上,除继续要求确认《委托定向开发补充协议》有效之外,变更诉讼请求为按照《委托定向开发补充协议》约定,确认案涉地块为按份共有,某元件公司享有份额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4542.56平方米(约37亩),并要求判令某房开公司协助某元件公司办理上述份额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委托定向开发补充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按份共有系针对于不动产或者动产的物权而言,因本案双方争议标的所对应的案涉地块,并未完成不动产权的登记,且本案为民事案件,故不能对案涉地块的共有份额作出裁判。结合双方诉争事实和理由,双方争议标的实际是按照《委托定向开发补充协议》,各自享有对案涉地块的合同份额对应的民事权益。某元件公司对于其所主张民事权益对应的24542.56平方米(约37亩)的依据进行了说明,其按照《委托定向开发补充协议》2.4项约定“甲乙双方联合竞买的土地,甲方占96.17%的权益(约147亩,其中120亩为棚户区改造规划用地),乙方占3.83%的权益(约6亩)”,某元件公司占有16-3/01地块出让宗地面积(108706平方米)的96.17%,减去某元件公司已经办理的宜县国用(2015)第0717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载明的80000平方米计算得出。此外,某元件公司一审诉讼请求为按照《委托定向开发补充协议》约定,确认16-3/01地块未办证出让宗地部分100%份额,所对应的争议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8706平方米(约43亩)。某元件公司再审所变更的诉讼请求相对于其一审诉讼请求而言,减少了和其请求相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属于对自身诉讼权利的处分,且并未超出一审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对该诉讼请求变更予以准许。再审审理过程中,某元件公司还认可,按照《委托定向开发补充协议》约定,某房开公司对于案涉地块享有相关权益,该权益对应的面积计算方式为,16-3/01地块出让宗地面积的3.83%(约6亩)。某房开公司曾在一审中对某元件公司主张案涉地块100%民事权益有异议,但对再审中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予以认可,对某元件公司所主张的民事权益比例并无异议,亦同意按照上述比例协助某元件公司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因此,对于双方在诉讼中达成的一致意见的意思表示,最高人民法院予以确认,对某元件公司上述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一、不动产登记的法律性质具有复合性,相关纠纷也呈现复合性样态。如果双方纠纷针对不动产物权的归属或原因行为发生争议系民事诉讼受理范围,针对的是不动产物权登记行为本身则属于行政诉讼受理范畴。
二、按份共有的形式系针对于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而言,而非针对债权。如果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系针对各自在合同关系中所占的权利份额对应的民事权益,当事人只能请求人民法院对该民事权益的份额进行明确,而不能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该民事权益为“按份共有”关系,由此形成的裁判也不是物权变动法律文书。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第1条
一审: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民初138号民事判决(2019年3月12日)
二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终1055号民事裁定(2019年11月27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再92号民事判决(2021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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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某某诉珠海某物业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2023-16-2-121-001 · (2022)粤0402民初1029号 ·
民事物业服务合同充电基础设施物业服务企业绿色原则业主专有权
裁判要旨:1.业主为了自有车辆充电需要,在其车位上加装充电桩,是为了更好利用车位,同时符合绿色环保理念,物业公司应予配合办理相关安装手续。 2.业主基于专有部分享有的权利,难免有利用共有部分的现实需要,这种需求应是业主专有权利行使的合理延伸,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专有部分。该利用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管理规约的规定或影响小区其他业主的共同利益,即可认定为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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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物业服务合同/充电基础设施/物业服务企业/绿色原则/业主专有权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5月5日,陈某某与珠海某商业公司签订《某小区地下停车位使用权买卖合同》,约定:陈某某以150000元的价格向开发商珠海某商业公司购买珠海市某小区A189地下停车位(以下简称涉案车位)的使用权,使用期限自2000年12月26日至2050年12月26日止;涉案车位于2007年3月21日交付陈某某使用,陈某某必须及时验收并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地下停车服务协议书》;陈某某所购车位仅作停车使用,陈某某不得擅自更改该车位的结构和用途。除另有规定外,陈某某在使用期间有权与其他权利人共同享用该车位的公共部分和设施;陈某某所购车位一经交接后,须每月向物业管理公司缴交物业管理费用,具体收费标准按珠海某物业公司统一收费标准。2006年5月13日,珠海某商业公司收到陈某某涉案车位使用权费150000元。陈某某购买的涉案车位所在车位属于人防车库,涉案车位实际由珠海某物业公司进行物业管理。
陈某某与珠海某物业公司就珠海市某小区1栋3单元601房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合同未注明签署日期)约定,珠海某物业公司向作为业主的陈某某提供的物业服务中包括交通、车辆停放秩序和停车场的管理服务,服务范围包括物业管理区域区内交通秩序的维护及对车辆停放秩序的管理;服务期限从2006年12月开始,物业服务费从2007年1月开始收取。2007年3月19日,陈某某与珠海某物业公司签订《某小区地下停车位服务协议书》,约定珠海某物业公司对涉案车位提供物业管理服务,每月收取综合服务费28元。
2021年9月,陈某某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为方便使用,需要在涉案车位安装充电桩。根据自用充电桩安装流程,陈某某需要珠海某物业公司在供电部门提供的《关于陈某某安装充电设施的同意书》和《关于陈某某安装充换电设施项目开工的许可意见》上加盖公章。陈某某持两份材料及上海电器设备检测所有限公司根据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的委托而出具的交流充电桩《检测报告》要求珠海某物业公司加盖公章时,珠海某物业公司不同意加盖公章。陈某某遂找到街道办、电网以及住建部门介入协调,珠海某物业公司仍不同意加盖公章,陈某某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珠海某物业公司在原告提交给供电部门的《关于陈某某安装充换电设施的同意书》和《关于陈某某安装充换电设施项目开工的许可意见》上盖章,协助原告办理地下车位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相关安装手续;二、本案诉讼费用由珠海某物业公司承担。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14日作出(2022)粤0402民初1029号民事判决:珠海某物业公司在原告提交的《关于陈某某安装充换电设施的同意书》和《关于陈某某安装充换电设施项目开工的许可意见》两份文件上加盖公章,并履行被告作为物业服务企业为原告提供办理地下车位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安装手续的协助义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陈某某通过《某小区地下停车位使用权买卖合同》获得涉案车位的合法使用权。陈某某与珠海某物业公司签订了《某小区地下停车位服务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就涉案车位成立物业服务关系,珠海某物业公司作为物业公司应依法为陈某某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陈某某请求珠海某物业公司在涉案车位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文件(包括《关于陈某某安装充换电设施的同意书》和《关于陈某某安装充换电设施项目开工的许可意见》)上盖章并协助其办理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安装手续,以便南方电网供电局在涉案车位为其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安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大力发展电动汽车,对保障能源安全、促进节能减排、防治大气污染等具有重要意义,亦正是践行该原则的重要举措。而陈某某请求珠海某物业公司在《关于陈某某安装充换电设施的同意书》和《关于陈某某安装充换电设施项目开工的许可意见》两份资料上盖章,并履行珠海某物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企业为陈某某提供办理地下车位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安装手续的协助义务,判决予以支持。
至于是否符合用电安全,消防安全等安装条件,应由供电等相关部门现场勘查判定。珠海某物业公司作为物业公司不得以充电桩可能存在安全隐患为由,消极对待甚至阻挠充电桩的合法安装要求,而应依法依规积极作为。同时,珠海某物业公司同意业主安装充电桩,并不意味着物业服务企业可以放松、放弃管理,在发现充电设施存在安全隐患时,应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排除安全隐患,此既是物业管理的权利,亦是物业公司的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业主基于对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特定使用功能的合理需要,无偿利用屋顶以及与其专有部分相对应的外墙面等共有部分的,不应认定为侵权。但违反法律、法规、管理规约,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业主基于专有部分享有的权利,难免有利用共有部分的现实需要,这种需求应是业主专有权利行使的合理延伸,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专有部分。该利用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管理规约的规定或影响小区其他业主的共同利益,即可认定为合理使用。本案中,陈某某为了自有车辆充电需要,在其车位上加装充电桩,是为了更好利用车位,同时符合绿色环保理念,也未有证据证明影响到其他业主共同利益,应认定为对其车位的合理使用范围。对珠海某物业公司基于未征得其他业主同意安装充电桩而不协助陈某某办理充电桩安装手续的辩称,该院不予采信。
裁判要旨
1.业主为了自有车辆充电需要,在其车位上加装充电桩,是为了更好利用车位,同时符合绿色环保理念,物业公司应予配合办理相关安装手续。
2.业主基于专有部分享有的权利,难免有利用共有部分的现实需要,这种需求应是业主专有权利行使的合理延伸,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专有部分。该利用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管理规约的规定或影响小区其他业主的共同利益,即可认定为合理使用。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条、第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
一审: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22)粤0402民初1029号民事判决(2022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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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方某某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2023-16-2-121-002 · (2021)粤2072民初9372号 ·
民事物业服务合同事实物业服务关系物业费附属物业
裁判要旨:涉案商业楼虽不在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物业服务管理范围内,涉案商业楼所有权人也并非物业服务合同的相对方,但在物业公司已向涉案商业楼履行基本的养护、管理、清洁、安全保障等义务且涉案商业楼所有权人也长期未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双方形成事实上的物业服务合同关系,涉案商业楼所有权人应向物业公司缴纳物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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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物业服务合同/事实物业服务关系/物业费/附属物业
基本案情
中山市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物业公司)诉称:该公司与某小区业委会签订有《物业服务合同》,涉案商业楼为上述小区的附属物业,根据上述合同约定,商铺每月的物业管理费标准为3元/平方米。2020年1月,方某某从农业银行中山分行处取得涉案商业楼的所有权后,至今未缴纳过物业管理费,经多次催收无果,故某物业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方某某向某物业公司支付2020年1月至2021年8月的物业管理费328089.6元及违约金。
方某某辩称,涉案商业楼与某小区不属于同一物业管理区域,某物业公司与某小区业委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对方某某没有法律约束力,某物业公司无权要求方某某支付物业管理费及违约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7月,某物业公司与某小区业委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当中约定商铺按建筑面积3元/平方米/月标准收取,合同期至2023年7月31日。涉案商业楼(建筑面积:5468.16平方米)位于某小区外围,两者均为中山市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发展公司)某发展公司开发建设。后农业银行中山分行通过以物抵债方式从某发展公司处取得涉案商业楼后对外出售,公示的项目简介中明确涉案商业楼为某小区的附属商业设施,并提示竞拍人自行到物业管理公司调查核实。2020年1月,方某某通过竞拍取得涉案商业楼所有权。在向方某某移交涉案商业楼前,农业银行中山分行按《物业服务合同》商铺的缴费标准,向某物业公司支付了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涉案商业楼的物业管理费。其后,因方某某拒绝向某物业公司缴交物业管理费,某物业公司组织方某某及某小区业主代表等商讨、协商,形成的会议纪要中载明:“1.某小区商业街仍属某小区物业管理区域,施工前需向小区物业管理公司办理施工备案,服从物业公司合法管理。2.有关某小区商业街拖欠物业管理费用,建议双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3.若双方对物业管理区域存有疑问的,可径向市住建局查询核实。”
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11日作出(2021)粤2072民初9372号民事判决:方某某向某物业公司支付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期间的物业管理费328089.6元及违约金。宣判后,方某某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31日作出(2022)粤20民终84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商业楼是否属于某物业公司的物业服务管理范围;二、《物业服务合同》对方某某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三、方某某是否应当向某物业公司支付物业管理费及逾期缴费违约金。
第一,虽然《物业服务合同》中的物业名称及不动产登记资料显示,涉案商业楼不属于合同约定的物业服务管理范围,但综合原业主农业银行中山分行向某物业公司缴交物业管理费、某物业公司向方某某催缴及其后形成的会议纪要等事实,可以确认涉案商业楼处于某物业公司的实际物业管理区域范围内。
第二,《物业服务合同》的合同相对方虽为某物业公司与某小区业委会,仅对某物业公司及某小区业主具有法律约束力,但综合考虑:(一)农业银行中山分行作为涉案商业楼原权利人对某物业公司的服务管理无异议;(二)涉案商业楼拍卖时,公示中已明确涉案商业楼为某小区的附属商业设施,并提示竞拍人自行到物业管理公司调查核实;(三)会议纪要中明确“某小区商业街仍属某小区物业管理区域,施工前需向小区物业管理公司办理施工备案,服从物业公司合法管理”等事实,可以推定某物业公司与方某某已单独形成了事实上的物业服务合同关系,双方权利义务参照《物业服务合同》执行。
第三,如上所述,在某物业公司已向涉案商业楼履行基本的养护、管理、清洁、安全保障等义务后,方某某应参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每月向某物业公司缴纳物业管理费。
裁判要旨
涉案商业楼虽不在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物业服务管理范围内,涉案商业楼所有权人也并非物业服务合同的相对方,但在物业公司已向涉案商业楼履行基本的养护、管理、清洁、安全保障等义务且涉案商业楼所有权人也长期未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双方形成事实上的物业服务合同关系,涉案商业楼所有权人应向物业公司缴纳物业费。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4条
一审: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2021)粤2072民初9372号民事判决(2021年10月11日)
二审: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20民终849号民事判决(2022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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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平某物业分公司诉陈某权、吴某桃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2023-16-2-121-004 · (2020)粤0783民初2824号 ·
民事物业服务合同居民委员会代行职责业主
裁判要旨:因客观原因未能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的,新一届业主委员会产生之前,物业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可在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下,代行业主委员会的职责,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对小区全部业主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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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物业服务合同/居民委员会/代行职责/业主
基本案情
原告开平某物业分公司诉称:受涉案小区全体业主委托(经过征询全体业主的意见,业主书面委托超过法定票数),由当地居民委员会代业主与开平某物业分公司于2017年10月16日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约定由开平某物业分公司为涉案小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被告陈某权、吴某桃自2017年11月份拖欠物业管理服务费至今拒不缴交。故请求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支付物业服务费及违约金。
被告陈某权辩称:吴某桃以及陈某权并非《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的当事人,开平某物业分公司无权依据该合同向陈某权收取物业管理费用,即便有权收取,也应当减少相应物业管理费。陈某权自2019年9月1日起使用涉案商铺,开平某物业分公司无权要求陈某权支付2019年9月1日以前的物业管理费,陈某权无需向开平某物业分公司支付违约金,即使需要支付,也应当予以调整。
被告吴某桃未作答辩。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案涉小区的前期物业公司撤场且未成立业主委员会,陷入了无人管理的状态。当地街道办事处便委托所属的居民委员会代为管理案涉小区事项。当地居民委员会通过征询居民的意见,在超八成居民同意当地居民委员会代聘物业公司的前提下,2017年9月通过向社会公开招投标的方式聘请开平某物业分公司管理案涉小区。2017年10月,当地居民委员会与开平某物业分公司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合同约定:物业管理服务费每月交纳一次;对于逾期交费业主,开平某物业分公司有权按照每日千分之三加收违约金;业主出租其拥有的物业,其应承担的物业管理服务费由业主交纳,业主与承租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业主应将此约定送开平某物业分公司备案并负连带缴纳责任等。
吴某桃系案涉小区的业主,于2019年8月30日与陈某权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将涉案商铺出租给陈某权,租赁期限自2019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租赁期间的物业管理费等均由陈永权支付。
吴某桃接收使用涉案商铺后,自2017年11月起一直没有缴交涉案商铺的物业服务费,计至2020年4月止,吴某桃的涉案商铺结欠物业服务费共14494.20元(其中自2017年11月至2019年8月的物业服务费为10629.08元,自2019年9月至2020年4月的物业服务费为3865.12元)。
开平某物业分公司向吴某桃、陈某权催讨未果,遂成诉讼。
开平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11日作出(2020)粤0783民初2824号民事判决:一、被告吴某桃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物业服务费10629.08元、违约金966.12元及自2020年6月11日起至付清款日止以所欠物业服务费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计算的违约金给原告开平某物业分公司;二、被告陈某权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物业服务费3865.12元、违约金77.52元及自2020年6月11日起至付清款日止以所欠物业服务费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30%计算的违约金给原告开平某物业分公司;被告吴某桃对被告陈某权上述的债务及所负担的本案诉讼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开平某物业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陈某权不服,提起上诉。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年12月26日作出(2022)粤07民终341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案涉《物业管理服务合同》是否有效;二、陈某权应否向开平某物业分公司支付物业服务费和违约金。
关于争议焦点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单位依法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以及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大会依法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具有约束力。业主以其并非合同当事人为由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09年12月1日印发的《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第五十八条规定:“因客观原因未能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委员人数不足总数的二分之一的,在新一届业主委员会产生之前,可以由物业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在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下,代行业主委员会的职责。”本案中,涉案小区并未成立业主委员会,且在前物业公司退出后,该小区出现无人管理状态,涉案小区所在居委会为保障小区居民正常生活,代行业主委员会职责,并经该小区绝大多数住户的同意为该小区选聘物业公司、代表小区与物业公司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此外,吴某桃也事实上接受了开平某物业分公司作为物业公司提供的服务,吴某桃与开平某物业分公司形成事实上的物业服务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对包括吴某桃在内的小区业主均具有约束力。
关于争议焦点二。陈某权称开平某物业分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期间存在管理服务不到位的问题,未履行涉案合同约定的义务,不应缴纳涉案物业服务费、违约金等。经审查,根据陈某权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开平某物业分公司提供的物业服务存在严重瑕疵,并实际影响到业主和物业使用人的居住、经营条件,故陈某权以服务质量为由拒交物业服务费和违约金,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其主张开平某物业分公司未履行公示账目、管理档案义务的问题,其可另行主张权利。
裁判要旨
因客观原因未能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的,新一届业主委员会产生之前,物业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可在政府的指导和监督下,代行业主委员会的职责,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对小区全部业主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第58条
一审:开平市人民法院(2020)粤0783民初2824号民事判决(2021年6月11日)
二审: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07民终3418号民事判决(2022年12月2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陆某某诉某物业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2023-16-2-121-005 ·
民事物业服务合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专有部分专有权共有部分共有权合理限制业主成员权特定业主专有权
裁判要旨:1.人民法院在区分认定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的“专有部分专有权”与“共有部分共有权”时,应当明确如下的识别规则:第一,在物权归属上,两者存在非此即彼的逻辑关系;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所规定的三项“专有部分(专有权)”的识别要素中,“构造上的独立性”和“使用上的独立性”应当进一步明确为“专有部分”的实质要件,而“能够登记”则是形式要件;第三,能够全部满足上述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的某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物权客体,当属专有部分;若仅因未获明确登记但却已符合实质要件的某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物权客体,亦可基于不动产附合等其他物权规则而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中所规定的“专有部分的组成部分”。 2.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人法”属性的业主成员权可得通过集中行使而依法合理限制其“物法”层面的特定业主专有权的部分权能或内容。人民法院在依法审查上述对业主专有权限制的合理性时,应当明确如下的裁判规则:第一,限制的有限性。业主成员权对特定业主专有权的限制应当是有限度的,我国并不存在所谓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剥夺制度”。第二,限制的合理幅度。业主成员权对特定业主专有权的限制幅度一般可得略高于传统民法上不动产相邻关系或者物权共有规则之于所有权上的制约力度。第三,司法审查的具体法律适用。我国物权法对于专有权受成员权不当限制的特定业主提供的救济途径明确区分了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对于前者,人民法院应当以决议行为的撤销权规则作为适法根据;对于后者,则应当以物业服务合同等相应约款的效力审查规则作为裁判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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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物业服务合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专有部分专有权/共有部分共有权/合理限制/业主成员权/特定业主专有权
基本案情
陆某某诉称,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沪南路XXXX弄XXX号房屋为其私有产权房,由某物业公司实施物业管理服务。陆某某自2005年9月办理入住手续至今已超过六年,某物业公司疏于管理,从未清扫屋面,疏通管道,以至屋面垃圾堵塞下水道而无人知晓。2011年8月11日大雨,雨水从屋顶冲入陆某某屋内,贯通四至一楼,最终造成一楼积水8厘米之深。陆某某报修,某物业公司到现场时积水时间已超过一小时。维修人员不敢上屋顶疏通管道,反由陆某某自行上屋顶疏通。事后,陆某某多次要求协商解决,某物业公司对此不予理睬。陆某某遂起诉请求:判令某物业公司赔偿各项财产损失78830元及精神损失费10000元,并要求某物业公司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法院经审理查明,案涉建筑区划是由商品住宅楼和别墅所组成的某花园小区。陆某某为该小区一户之业主,其所有的房屋类型为联列住宅,属四户一体的联栋纵切式连体别墅,各户均有独立的出入口与上下楼梯,房屋外部无其他通道可通往屋顶平台。某物业公司是本案纠纷发生时该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其与小区开发商于2003年12月就该小区的物业服务事宜共同签订了《某花园小区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以下简称《物业服务合同》)。
《物业服务合同》就“委托管理事项”部分约定,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运行和管理,包括:共用的上下水管道、落水管、污水管、共用照明、楼道消防设施设备、安全监控、水箱、水景处理设备等(第五条);公共设施和附属建筑物、构筑物的维修、养护和管理,包括道路、室外上下水管道、污水栅栏井、泵房、自行车库、停车场、配电间等(第六条);业主和物业使用人房屋自用部位、自用设备及设备维修、养护,在当事人提出委托时,某物业公司须接受委托并合理收费(第十四条)。该合同就“物业服务要求标准”部分约定,物业公司必须按照下列约定,实现管理目标:……3、房屋及公共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按规定定期、定人保养、维修;设备维修及时率100%(第二十条)。该合同就“违约责任”部分约定,物业公司违反该合同第五章的约定,不能完成目标,造成经济损失的应给予经济赔偿(第二十八条)。
2011年8月11日18时许,突降暴雨,陆某某户因房屋下水道堵塞,雨水从屋顶天沟溢进陆某某户阁楼,并从其阁楼向下流至三层、二层、底层,导致陆某某户房屋底层墙面,二层、三层、阁楼层木地板,三层墙面、平顶装修以及楼梯间踏步面板等部位及部分家具、电器等物品受损。陆某某发现房屋进水后,立即向某物业公司报修,因维修人员在他处抢修,故在陆某某报修约一小时后至陆某某房屋处,并于次日上午完成对其房屋的清理工作。事后,陆某某要求某物业公司赔偿未果,遂诉至法院。
一审中,根据陆某某的申请,一审法院委托上海房屋质量检测站对陆某某户的房屋装修损坏与渗漏水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结论为:系争房屋部分房间装修受潮损坏情况属实,并具体界定了损坏范围且提出了修缮建议。陆某某为此支付了鉴定费10000元。后一审法院又根据陆某某的申请,委托上海某测量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其房屋受损后的修复费用进行了工程审价,结论为:根据前述鉴定意见中的修缮建议,陆某某户受损后修复费用的装修部分为29358元。陆某某为此支付工程审价费2365元,差旅费200元。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7日作出(2012)浦民一(民)初字第2939号民事判决:驳回陆某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陆某某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0日作出(2013)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637号民事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二、某物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给付上诉人陆某某3000元。陆某某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对本案提起抗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30日作出(2014)沪高民一(民)再提字第14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一、二审判决;二、某物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陆某某人民币29,500元。三、陆某某在原审时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首先案涉建筑区划在本案系争纠纷发生时尚未成立物业业主委员会,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规定,《物业服务合同》对某物业公司与陆某某均有法律效力。其次,鉴于《物业服务合同》第五、二十、二十八条之约定已明确某物业公司应当对本案系争的共用的落水管道等设施予以定期、定人保养和维修,不能完成目标,造成经济损失的应给予经济赔偿。因此,冠诚公司自陆某某2005年入住该小区以来从未对系争共用屋顶及落水管进行过清理、疏通,显已违反其合同约定的义务。故陆某某户于2011年8月因大雨而导致的系争落水管堵塞、渗水所造成的室内装修损失及相关物品损失理应依约由某物业公司予以赔偿。原一审认定系争堵塞的落水管属陆某某户专有,与事实不符;原二审法院虽改认该系争落水管系属共有部分,但基于须经过陆某某户才能到达该管道的事实而认为本案物业公司无主动履行合同约定的定期保养、清理义务,与《物业服务合同》相关约定不符,亦不利于督促物业管理企业更好地履行管理职责,对此一并予以纠正。最后,至于某物业公司依约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结合原一审法院委托鉴定的工程审价、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情况,酌定陆某某可得赔偿的经济损失数额为29500元。
裁判要旨
1.人民法院在区分认定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的“专有部分专有权”与“共有部分共有权”时,应当明确如下的识别规则:第一,在物权归属上,两者存在非此即彼的逻辑关系;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所规定的三项“专有部分(专有权)”的识别要素中,“构造上的独立性”和“使用上的独立性”应当进一步明确为“专有部分”的实质要件,而“能够登记”则是形式要件;第三,能够全部满足上述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的某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物权客体,当属专有部分;若仅因未获明确登记但却已符合实质要件的某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物权客体,亦可基于不动产附合等其他物权规则而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中所规定的“专有部分的组成部分”。
2.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人法”属性的业主成员权可得通过集中行使而依法合理限制其“物法”层面的特定业主专有权的部分权能或内容。人民法院在依法审查上述对业主专有权限制的合理性时,应当明确如下的裁判规则:第一,限制的有限性。业主成员权对特定业主专有权的限制应当是有限度的,我国并不存在所谓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剥夺制度”。第二,限制的合理幅度。业主成员权对特定业主专有权的限制幅度一般可得略高于传统民法上不动产相邻关系或者物权共有规则之于所有权上的制约力度。第三,司法审查的具体法律适用。我国物权法对于专有权受成员权不当限制的特定业主提供的救济途径明确区分了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对于前者,人民法院应当以决议行为的撤销权规则作为适法根据;对于后者,则应当以物业服务合同等相应约款的效力审查规则作为裁判规范。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5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8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
一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2)浦民一(民)初字第2939号民事判决(2013年1月7日)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637号民事判决(2013年12月10日)
再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沪高民一(民)再提字第14号民事判决(2015年4月3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某村委会诉马某某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案
2023-16-2-135-001 · (2016)青0222民初619号 ·
民事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违约解除合同情势变更
裁判要旨:合同约定的价款因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显得偏低不属于情势变更,村委会拟在案涉承包地上建设村文化广场、某村委会办公室等公共设施的客观情况亦不属于情势变更,在当事人未请求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判决解除合同,与情势变更原则适用的实体条件和程序要求不符,也有悖于公平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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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违约/解除合同/情势变更
基本案情
某村委会向一审法院诉称:2001年5月22日,某村委会与马某某签订《林地承包合同》,约定某村委会将10.2亩林地承包给马某某,承包期限为31年(2001年4月1日至2032年4月1日),林地承包费每年920元,从2007年开始每年按年度提前一年交承包费,若马某某未按合同规定交清林地承包费,某村委会有权终止合同,马某某损失自负;马某某种植苗木品种由某村委会安排,并由某村委会负责销售。时至今日,马某某从未将种植苗木提交某村委会进行销售,未交清两年的林地承包费。2016年3月25日,某村委会书面通知马某某要求履行义务,但马某某置之不理。马某某不履行合同约定义务,侵害了某村委会的合法权益,已构成违约。请求判令:一、解除双方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二、本案案件受理费由马某某负担。
马某某辩称:双方于2001年5月22日签订合同属实,该合同签订后,马某某分别于2001年12月交承包费1100元,2001年6月8日交承包费1000元,2006年7月6日交承包费9200元,共计11300元。马某某已将承包费预交至2019年,不存在拖欠承包费的事实。马某某是承包人,对承包土地上的产品有自行处置的权利,双方虽约定由某村委会销售承包地上的苗木,但销售数量、价格某村委会无权决定,销售苗木只是某村委会的义务,且自合同签订以来,某村委会从未安排苗木种植事宜。某村委会作为发包方,解除承包合同涉及村民权利,某村委会提起诉讼只是其法定代表人的单方行为,未经民主议定程序,诉讼请求不符合合同解除要件,应予驳回。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5月22日,某村委会与村民马某某签订《林地承包合同》,约定:由马某某承包林地10.2亩,承包期限自2001年4月1日至2032年4月1日;马某某具体种植什么苗木由某村委会计划、安排,并由某村委会负责销售,收入归马某某所有。马某某负责上交承包费,不承担其它费用;2001年至2006年期间,马某某开发治理不上交承包费,从2007年开始每年按年度提前一年上交承包费,承包费为每年920元;在承包期间,马某某按合同规定开发治理,按合同规定交清承包费,否则某村委会有权终止合同,马某某损失自负。某村委会积极协助马某某治理,按时安排苗木栽种和销售,出现别人干预时,积极处理。某村委会不得无故终止合同,否则引起损失时赔偿给马某某。合同签订后,双方对合同进行了公证。马某某共计交纳承包费11200元。2016年3月24日,某村委会召开由某村委会委员及部分村民共33人参加的会议,决议向马某某下发通知,要求其按照合同将承包地所附全部苗木上交某村委会,由某村委会负责销售,若马某某逾期不履行,收回承包地。该土地收回后,用于修建村文化广场及某村委会办公室等项目,让广大村民受益。2016年3月25日某村委会给马某某送达收回苗木和销售的通知。马某某未按通知的时间提交苗木,双方发生纠纷,遂起诉要求解除合同。
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24日作出(2016)青0222民初619号民事判决:一、解除某村委会与马某某于2001年5月22日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二、马某某于2016年9月30日前返还某村委会承包的林地及耕地10.2亩;三、某村委会于2016年9月30日前返还马某某预交的承包费2000元。宣判后,马某某不服,提起上诉。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9日作出(2016)青02民终356号民事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二、变更一审判决第二项为“马某某于判决生效后60日内返还某村委会承包的林地及耕地10.2亩”;三、变更一审判决第三项为“某村委会于判决生效后60日内返还马某某预交的承包费2000元”。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9日作出(2017)青民再23号民事判决:一、撤销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青02民终356号民事判决和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青0222民初61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某村委会要求解除与马某某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的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某村委会与马某某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应否解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马某某与某村委会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第(六)条约定:“在承包期间,乙方按合同规定开发治理,按合同规定交清承包费,否则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乙方损失自负。甲方积极协助乙方治理,按时安排苗木栽种和销售,出现别人干预时,积极处理。甲方不得无故终止合同,否则引起损失时赔偿给乙方。甲方同意乙方子女继承该合同”。从合同约定的文义看,双方当事人合同中未约定合同解除条件,但约定某村委会在对方未按合同约定开发治理,未按合同约定交清承包费的情形下有权终止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合同解除是合同终止的一种情形,合同解除等同于合同终止,某村委会依据双方在《林地承包合同》的约定请求解除合同,应视为双方当事人约定了合同解除条件。在双方对解除合同无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考量某村委会与马某某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是否符合约定的解除条件。
某村委会起诉要求解除《林地承包合同》的主要事实理由有两点:1.马某某未交清两年的林地承包费;2.合同约定马某某种植苗木品种由某村委会安排,并由某村委会负责销售,收入归马某某所有,马某某从未将种植的苗木提交某村委会负责销售,经书面通知后仍不履行合同约定义务,侵害了某村委会合法权益,马某某构成违约。
原一、二审判决均确认依据马某某提供的票据进行计算,马某某已将承包费交至2018年的事实。某村委会在再审庭审中对此予以否认,但未提交推翻原一、二审判决认定此节事实的证据,其关于马某某未交清两年林地承包费的理由缺乏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单方面解除承包合同,不得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划分“口粮田”和“责任田”等为由收回承包地搞招标承包,不得将承包地收回抵顶欠款”。双方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中约定,由某村委会积极协助马某某开发治理,并按时安排苗木栽种和销售,收入归马某某所有。从上述约定可以看出,由某村委会计划安排种植苗木并负责销售并非马某某的义务。从合同履行情况看,在已经履行的15年中,某村委会并未安排种植苗木和销售,且双方一直对此事实无异议,也未损害某村委会权利。庭审中,某村委会也自认从未安排马某某种植苗木事宜。某村委会要求马某某按通知要求,于2016年3月28日前将承包地所附苗木全部上交某村委会销售,违反了双方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中具体种植什么苗木由某村委会计划、安排的约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相关规定。某村委会在未按合同约定安排种植苗木的情况下,要求马某某履行上交苗木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马某某系洒力池村村民,承包土地性质是荒滩地(河滩地)。马某某与某村委会于2001年5月22日签订承包合同时,既有发包人某村委会盖章及某村委会原主任张某某签字并盖章,也有承包方马某某签字与盖章,双方也按约定在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公证处对合同进行了公证,符合合同生效形式要件。在合同签订之前,某村委会于2001年4月20日将马某某承包土地的相关事宜采取张贴公告的形式向村民进行公告。应认定某村委会与马某某签订承包合同,采取了公开协商的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承包方式,且双方签订的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未侵害村民的合法权益。综上,双方约定的解除条件未成就,原一审判决认定马某某违约,双方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未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侵害了大部分村民合法权益不当。
马某某与某村委会于2001年自愿签订《林地承包合同》,在当时社会经济水平条件下还是公平的,至于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需建设村文化广场、某村委会办公室等情形,并不影响《林地承包合同》目的的实现。原二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在某村委会未请求的情况下,依职权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6条的规定解除双方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属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所述,2001年5月22日,马某某与某村委会经协商一致自愿签订《林地承包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双方当事人按照约定对合同进行了公证,对《林地承包合同》效力予以确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四条:“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不得因承办人或者负责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者解除,也不得因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立或者合并而变更或者解除”的规定,某村委会作为合同相对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得因法定代表人及委员变动而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某村委会后继法定代表人及委员有维护正在履行的《林地承包合同》稳定性的义务,承继前任某村委会与马某某之间的权利义务。再审申请人马某某已按照《林地承包合同》约定履行交纳承包费义务,在合同生效后至2015年长达15年的履行过程中,在某村委会未按合同约定安排马某某种植苗木及销售的情况下,马某某未将承包地所附苗木上交某村委会销售不构成违约。
关于二审法院依职权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解除合同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适用情势变更原则,需具备实体条件和程序要求。实体条件方面,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客观情况的发生,使合同存在的基础动摇或丧失;2.客观情况的发生,须为当事人所不能预见;3.客观情况的发生须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也就是由除不可抗力外的其他意外事故所引起;4.客观情况发生于合同成立之后,履行完毕之前;5.客观情况发生后,如继续维持合同效力,则会对当事人显失公平或者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程序要求方面,因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是通过司法权力的介入,在合同有效的情形下,强行改变已确定的合同的权利义务,超出当事人意志重新分配合同双方的利益和风险,属于对合同自治的干涉。因此,对于情势变更,人民法院应按照当事人的请求,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综合分析认定,不能依职权直接进行认定,也不宜直接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作出裁判。在处理方式上,应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考虑先由双方当事人协商重新签订协议或达成补充协议。协商不成的,应坚持调解优先的原则,在依法、自愿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达到从源头上化解矛盾,维护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的目的。对于确实无法调解,必须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进行裁判的个案,如果根据案件特殊情况,确需在个案中适用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必要时高级人民法院应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审核。
本案中,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了需在案涉承包地上建设村文化广场、某村委会办公室等公共设施的客观情况。该客观情况虽为双方在签订合同时不能预见,也不可归责于双方,但该客观情况的发生,对合同继续履行并无影响,合同继续履行的基础并未动摇或丧失,合同目的仍然可以通过继续履行实现。某村委会通过签订合同所能获得的利益,应当是马某某依约交纳的承包费,而本案中出现的客观情况,显然并不会造成某村委会利益损失,也不会导致合同履行显失公平。从目前来看,双方签订的合同可能存在承包费过低的情形,但该情形是正常的社会经济发展所致。再审申请人马某某再审请求成立,应予支持。某村委会主张解除与马某某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的诉讼请求不符合约定和法定解除条件,其主张无合同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原一、二审判决解除某村委会与马某某签订的《林地承包合同》,既无事实依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撤销。
裁判要旨
合同约定的价款因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显得偏低不属于情势变更,村委会拟在案涉承包地上建设村文化广场、某村委会办公室等公共设施的客观情况亦不属于情势变更,在当事人未请求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判决解除合同,与情势变更原则适用的实体条件和程序要求不符,也有悖于公平原则及诚实信用原则。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57条、第562条、第563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1条、第93条、第9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5条(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8月27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4条)
一审: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青0222民初619号民事判决(2016年8月24日)
二审: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青02民终356号民事判决(2016年12月9日)
再审: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青民再23号民事判决(2017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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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某开发有限公司诉海南某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申请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案
2023-16-2-392-002 · (2020)海仲案字第816号 ·
民事申请财产保全损害责任诉中财产保全保全申请错误损害责任
裁判要旨:1.保全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申请人申请保全的目的系为了确保仲裁利益得到实现且保全行为适当的,不属于保全申请有错误。 2.被申请人未举证证明申请人申请保全错误并造成其损失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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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申请财产保全损害责任/诉中财产保全/保全申请错误/损害责任
基本案情
原告三亚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开发公司)以海南某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地产公司)保全错误给其造成损失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某地产公司赔偿某开发公司因房屋查封错误的损失1083792元(以2491476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4.35%,从2018年3月29日计算至2019年3月28日止);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某地产公司承担。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17日,某地产公司与某开发公司因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某地产公司向海南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海南仲裁委员会受理该案。2017年12月4日,某地产公司向海南仲裁委员会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对某开发公司12套房屋进行财产保全,并为保全提供担保。2018年3月29日,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城郊法院)依照某地产公司的申请,查封了某开发公司12套房屋。2018年4月26日,城郊法院依照某开发公司置换保全物品的申请,解除对已查封12套房屋中10套房屋的查封,另再查封某开发公司其他房屋2套。2019年3月5日,某地产公司以意与某开发公司协商解决纠纷为由申请撤回仲裁。2019年3月6日,海南仲裁委员会准予某地产公司撤回仲裁申请。2019年3月14日,某地产公司向城郊法院提交《解除财产保全申请书》。2019年3月15日,城郊法院解除对案涉4套房屋的查封。2020年6月3日,某地产公司就其与某开发公司之间的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再次向海南国际仲裁院申请仲裁,海南国际仲裁院于2021年9月10日作出(2020)海仲案字第816号仲裁裁决:某开发公司应支付某地产公司可得利益损失10503087.21元、佣金2539000元及佣金利息损失。
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0日作出(2019)琼0271民初2371号民事判决:驳回某开发公司的诉讼请求。某开发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以一审法院既认定某地产公司存在查封错误,却又不判令赔偿其遭受的损失为由,提起上诉。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琼02民终1685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19)琼0271民初2371号民事判决;二、某地产公司赔偿某开发公司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798,720.80元。某地产公司不服,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4日作出(2020)琼民申37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3日作出(2022)琼民再27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琼02民终1685号民事判决;二、维持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19)琼0271民初2371号民事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一、关于某地产公司申请财产保全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就某地产公司申请保全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首先,本案中,某地产公司与某开发公司之间存在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关系,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某地产公司因此向海南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确认某开发公司解除合同无效、某开发公司向其支付佣金及赔偿可得利益损失。因本案涉及金钱债务的履行,某地产公司在提起仲裁后,为保证裁决的顺利执行,在诉争标的范围内对某开发公司名下的房屋申请查封,系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其次,某地产公司申请仲裁后,在双方同意调解的情况下,出于与某开发公司协商解决纠纷的目的,撤回仲裁申请,亦系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且虽然案涉纠纷最终未能通过协商解决,但第二次仲裁已裁决某开发公司应支付某地产公司可得利益损失10503087.21元、佣金2539000元及佣金利息损失。可见,某地产公司不存在通过恶意提起仲裁及通过申请财产保全损害某开发公司利益的主观故意或过失。最后,在海南仲裁委会员2019年3月6日作出(2017)海仲(三)字第633号决定书,准予某地产公司撤回仲裁申请后,某地产公司即于2019年3月14日向城郊法院提交《解除财产保全申请书》,申请解除对案涉4套房屋的查封,不存在拖延解除保全的主观故意或过失。以上事实,足以证明某地产公司申请保全的目的系为了确保其仲裁利益得到实现且其保全行为适当。二审判决以某地产公司撤回仲裁申请后没有与某开发公司协商一致或通过法律程序处理终结为由,认定某地产公司提起仲裁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不具有必要性,并据此认定某地产公司存在过错,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一审判决以某地产公司撤回仲裁申请后没有生效的仲裁裁决法律文书支持其仲裁请求为由,认定某地产公司的财产保全申请不当,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二、关于某开发公司是否因财产保全遭受损失的问题。
一审辩论终结前,被查封的4套房屋尚处于未售出状态,某开发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该4套房屋未售出系受财产保全措施影响,亦未举证证明财产保全措施导致其运营成本增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审判决在某开发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因财产保全遭受损失的情况下,以某开发公司可以取得被查封4套房屋的法定孳息为由,认定某开发公司存在损失,并根据交易习惯,以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公积金五年期贷款利率为计算标准,判决某地产公司应当支付保全期间的利息损失,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
裁判要旨
1.保全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申请人申请保全的目的系为了确保仲裁利益得到实现且保全行为适当的,不属于保全申请有错误。
2.被申请人未举证证明申请人申请保全错误并造成其损失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6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1165条第1款(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
一审: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19)琼0271民初2371号民事判决(2019年6月20日)
二审: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琼02民终1685号民事判决(2019年12月20日)
再审: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琼民再27号民事判决(2022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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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某华诉陈某平、程某宝、张某娟、浙江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X分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案
2023-16-2-470-002 · (2016)浙06民终211号 ·
民事第三人撤销之诉普通债权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裁判要旨: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是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规定,普通债权人原则上不具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要件,租赁权亦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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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第三人撤销之诉/普通债权/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基本案情
胡某华起诉称,2007年7月9日案外人杨某飞将涉案营业房的租赁权转让给其与程某宝及高某兴、钱某友。在整个购买过程中,陈某平全程未参与协商谈判,根本不认识杨某飞,也没有出资购买和参与营业房的经营。(2016)浙06民终211号民事判决认定“陈某平单独取得了涉案的中国轻纺城北八市场1楼10611号1间营业房的租赁权”,系事实认定错误,要求予以撤销。
法院经审理查明,程某宝与陈某平原系夫妻关系,双方因感情破裂于2012年11月20日协议离婚,订立的《离婚协议书》对婚后共同财产分割如下:(1)位于胜利西路藏书楼一幢××单元××室住宅一套和滨河新村汽车库(无三证);绍兴县轻纺城货物装卸散发有限公司股权归女方所有。(2)位于东方大厦写字楼501号归小儿子程某炜所有。(3)车站路××号老房子,永进村老岳渡××号一幢、兴越路××-××号一至三楼,钱清镇南钱清村镇东路以东鹏伟纺织有限公司及华炜烟火公司及股权都归男方所有。(4)柯桥步行街柯北花园××幢××单元××、步行街××号车库(无三证),归大儿子程某华所有。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共同的债权债务:因男方尚在四家银行有贷款债务,原由女方以配偶或保证人身份签字,现女方同意,如男方因转贷需要女方签署相关文件,女方无条件配合,但不承担该相关债务。对此,男方表示认可。其余各自名下的债权债务由各自负责处理。2007年7月9日案外人杨某飞将其名下位于中国轻纺城棉混市场八区市场一楼10611号营业房1间的使用权转让给陈某平,并订立《中国轻纺城营业房使用权转让合同》一份。合同成立后,同年7月19日,原绍兴县中国轻纺城市场营业房转让转租交易服务中心经审查,出具编号为10003079的《中国轻纺城市场营业房使用权转户确认书》一份予以确认。2009年3月12日,以陈某平为承租人、浙江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X分公司(简称某公司)为出租人,双方订立《租赁协议书(第四期)》一份,双方另签协议,陈某平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承租权,某公司据此颁发了《房屋租赁证书》予以确认。2012年11月1日,以陈某平为承租人、某公司为出租人,签订《租赁协议书(第五期)》,租赁期自2010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租金为30000元,并仍然规定陈某平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承租权,某公司据此颁发了《房屋租赁证书》予以确认。2013年2月23日张某娟以1700000元的价格受让涉案10611号营业房的承租权,其受托人叶某珍与转让方代表张某某订立《中国轻纺城市场营业房转让协议书》,约定于2013年3月1日前办理过户手续。2013年3月6日为配合受让人张某娟办理过户手续,程某宝以陈某平名义与张某娟订立《转让协议》一份,规定:甲方(指陈某平)自愿将所承租的中国轻纺城棉混纺织品市场10611号营业房转让给乙方(指张某娟)承租,待产权单位同意,并办理手续后生效,甲方与产权单位所签订的租赁协议中的权利和义务均转由乙方承担。翌日,原绍兴县中国轻纺城市场营业房转让转租交易服务中心有限公司经审查,出具编号为10009750的《中国轻纺城市场营业房使用权转户确认书》一份予以确认。2013年6月15日,某公司登报公告《中国轻纺城棉混纺织品市场(八区)一楼到期营业房续租缴款通告》,规定续租期限为一年,即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2013年7月16日,以某公司为出租人、张某娟为承租人,签订了《租赁协议书(第六期)》,规定该营业房租赁期从2013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租金为15000元。同时亦规定了张某娟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承租权。陈某平知道涉案营业房被转让交易后与某公司交涉未果,向法院起诉要求张某娟、程某宝、某公司连带赔偿其损失2625000元。该(2016)浙06民终211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经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审理认为2012年11月20日陈某平与程某宝离婚协议对三块内容进行了明确约定:(1)子女抚养及抚养费、探视权;(2)共同财产的分割,包括房产及相关公司股权;(3)男方在四家银行的贷款债务。除以上三块内容外,离婚协议另约定“其余各自名下的债权债务由各自负责处理,与对方无涉”。依据该条约定,陈某平在离婚后已经单独取得了作为债权的涉案营业房租赁权。判决:一、某公司赔偿陈某平1700000元;二、驳回陈某平其他请求。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31日作出(2016)浙06民撤5号民事判决:驳回胡某华的诉讼请求。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7日作出(2016)浙民终851号民事裁定:一、撤销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6民撤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胡某华的起诉。
裁判理由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胡某华主张与程某宝等人共同出资购买(2016)浙06民终211号案件所涉营业房的租赁权,但其主张的租赁权基于营业房租赁合同产生,并非独立的物权类型,系合同债权。胡某华并非该案涉营业房租赁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对该案诉讼标的不享有独立的请求权,其主张的租赁权益归属关系,与案涉营业房租赁合同并没有权利义务上的牵连,其也不属于法律上有利害关系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因此,胡某华并非陈某平与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中的第三人,不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而且,主张与胡某华共同出资购买案涉营业房租赁权的程某宝已作为被告参加诉讼,积极行使诉讼权利,其所提交的证据与胡某华在本案一审提交的证据完全相同,胡某华在本案中的诉求已被充分表达,程序上也不宜赋予胡某华对生效裁判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资格。即使肯定胡某华在原诉讼中的第三人身份,在(2016)浙06民终211号案件诉讼过程中,胡某华作为证人在该案一审出庭作证,充分了解案件诉讼情况,对诉讼结果与其利害关系能够作出判断,其没有参加诉讼,应当视为有明显过错。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九十五条规定,亦不能认定胡某华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起诉条件。原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认为胡某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具备原告资格,忽略了第三人撤销之诉起诉主体的特别规定;认为胡某华虽有过错但无明显过错,不当。
裁判要旨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是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规定,普通债权人原则上不具备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要件,租赁权亦不例外。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9条(本案适用的是2015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
一审: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6民撤5号民事判决(2016年6月31日)
二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终851号民事裁定(2017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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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某诉雷某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2023-16-2-471-004 · (2020)渝0154民初6142号 ·
民事执行异议之诉不动产连环交易未登记参照适用
裁判要旨:不动产连环交易中,次买受人对未登记在被执行人(二手出卖人)名下的不动产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可以参照适用《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审查次买受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次买受人与被执行人在不动产查封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并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在次买受人已支付全部价款且非因次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情况下,次买受人对不动产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对一般金钱债权人的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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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执行异议之诉/不动产/连环交易/未登记/参照适用
基本案情
原告任某诉称:因第三人陈某欠付任某工程款未支付,任某依法申请强制执行,人民法院裁定查封了陈某位于重庆市开州区的房屋一套(以下简称案涉房屋)。雷某对此提出执行异议,人民法院裁定中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任某认为该中止裁定认定事实错误,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遂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判令:撤销中止裁定,继续执行案涉房屋。
被告雷某辩称:在人民法院查封前已购买案涉房屋,付清全部房款,并实际居住至今,房屋未过户并非雷某的原因导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可以排除任某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8月,第三人陈某从某房地产公司购买房屋一套,双方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并进行了备案,因某房地产公司未办理产权初始登记,该房屋未登记至陈某名下。2018年4月,陈某将案涉房屋出卖给雷某,雷某支付了全部房款并实际居住至今。因陈某尚欠任某工程款,任某将其诉至法院,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做出调解书,确认陈某应支付任某工程款28万元。后因陈某未按期支付工程款,任某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于2019年12月裁定查封了案涉房屋。雷某对此提出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审查后裁定中止了对案涉房屋的执行。任某对该裁定不服,遂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2日作出(2020)渝0154民初6142号民事判决:驳回任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任某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8日作出(2021)渝02民终1957号民事判决:一、撤销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2020)渝0154民初6142号民事判决;二、准予对案涉房屋的的执行。雷某不服,申请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31日作出(2022)渝民申1315号民事裁定:驳回雷某的再审申请。雷某不服,向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申诉,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提审,于2023年12月14日作出(2023)渝民再275号民事判决:一、撤销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渝02民终1957号民事判决;二、维持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2020)渝0154民初6142号民事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雷某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一、案涉房屋尚未登记在被执行人陈某名下,不符合“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条件,人民法院是否参照《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进行审理
执行异议之诉与执行异议、复议的法律适用应当统一;《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适用情形与本案并无实质区别;同时参照适用《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审理本案可避免执行异议之诉与关联执行的矛盾冲突。因此,虽然案涉房屋未登记在被执行人陈某名下,但人民法院应当参照适用《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进行审理,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人民法院在执行异议之诉中可参照《执行异议复议规定》。参照适用的理据在于:执行异议之诉与执行异议、复议有关联性,为保持法律的内在统一和当事人的可预期性,在没有法律直接明确规范执行异议之诉时,类似情况参照适用《执行异议复议规定》。
其次,参照适用是指将已有法律关于某种事项所作的规定,适用于最相类似的其他事项。虽然《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但实质上该法律条款的适用情形并不是买受人对不动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本身的异议,而是围绕被执行人对不动产享有的权益,申请执行人与购房人发生权益冲突,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不动产购买人的债权是否符合四个条件从而排除金钱债权人申请的强制执行问题。“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只是为了便于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从外观和形式上对权利进行识别,从而高效推进执行,而不是在适用该条款时对买受人作出限制性规定,在执行异议之诉中“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不是考虑是否相似的构成要件之一。再者而言,陈某已经将购房款支付完毕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查封案涉房屋,实质上是将案涉房屋视为被执行人陈某的可供执行财产,该种情况与“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并无实质区别。因此,《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适用情形、实质解决的问题与本案纠纷情形、实质需要解决的问题非但无实质区别,且最相类似,人民法院可参照适用《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审理本案。
最后,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参照适用是从合理性出发引用法律。在案涉房屋未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时考虑是否参照《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问题时,也要考量司法的合理性。如果认定本案房屋因未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不宜参照《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而在案涉执行中却作为陈某的可供执行财产推进执行,进而采取拍卖等处分性执行措施,最后产生的法律效果就是对同一财产人民法院从权利外观角度否认其属于被执行人,但又实质上作为被执行人财产执行,裁判内在法理及逻辑难以自洽。因此,当人民法院依法查封不动产后,对不动产买受人的权益不以“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为限,参照《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进行审理具有合理性。
二、雷某的情形是否符合《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四个要件
《执行异议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首先,雷某与陈某于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是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而且该合同已经人民法院确认有效,符合该规定第一个要件;其次,雷某提供了交接单、《居民天然气供用合同》、水费收据、自来水收费记录查询、电费清单等证据,足以证明在查封涉案房屋前陈某已经将涉案房屋交付给雷某占有,符合该规定第二个要件;再次,雷某已经按照约定支付购房款,并且还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将剩余尾款3万元作为陈某的债权交付执行,符合该规定第三个要件;最后,商品房购买者办理产权过户,必须由开发商先进行产权初始登记,否则无法进行产权的进一步变更登记。涉案房屋在2020年被人民法院查封前,开发商尚未办理产权初始登记,到2021年才完成初始登记,故雷某客观上无法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至自己名下。任某所称抵押权及缴税等问题并不是雷某无法变更产权登记的根本性原因,故前述情形属于非因雷某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符合该规定的第四个条件。任某提出的其他意见,亦对前述认定不产生影响,故本院不予采纳。综上,雷某作为案涉房屋买受人,符合该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对涉案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任某要求执行案涉房屋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不动产连环交易中,次买受人对未登记在被执行人(二手出卖人)名下的不动产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可以参照适用《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审查次买受人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次买受人与被执行人在不动产查封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并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在次买受人已支付全部价款且非因次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情况下,次买受人对不动产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对一般金钱债权人的强制执行。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309条、第31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
一审: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2020)渝0154民初6142号民事判决(2021年3月22日)
二审: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渝02民终1957号民事判决(2021年11月18日)
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22)渝民申1315号民事裁定(2022年5月31日)
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23)渝民再275号民事判决(2023年12月1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云南某房地产公司诉徐某某、罗某某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2023-16-2-471-006 · (2016)云01民初541号 ·
民事诉讼案外人执行异议网络司法拍卖不动产
裁判要旨: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时间限于本次执行程序终结前,即被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特定标的物权属转移前,或执行标的物变价后代位价款分配前。执行程序中不动产网络司法拍卖成交,但尚未将拍卖成交裁定送达买受人的,该不动产所有权尚未转移,案外人有权提起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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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诉讼/案外人执行异议/网络司法拍卖/不动产
基本案情
云南某房地产公司起诉请求:1.请求停止对网签备案在被执行人罗某某名下8套房屋及拍卖所得款项1912.79万元的执行;2.请求依法确认网签备案在被执行人罗某某名下8套房屋拍卖所得款项归云南某房地产公司所有;3.请求判令将8套房屋拍卖所得款项返还云南某房地产公司。
法院经审理查明:徐某某与云南某房地产公司、罗某某借款合同纠纷经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后作出(2016)云01民初5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罗某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徐某某偿还借款本金9661875元,并以月利率2%为计算标准,向原告徐某某支付自2015年9月22日起至上述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二、被告云南某房地产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徐某某偿还借款本金9661875元,并以月利率2%为计算标准,向原告徐某某支付自2015年9月22日起至上述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该案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2017)云民终10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述法律文书生效后,罗某某到期不履行义务,经徐某某申请强制执行,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云01执71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划拨被执行人云南某房地产公司、罗某某存款31147563.04元及利息,或对被执行人云南某房地产公司、罗某某价值31147563.04元及利息的财产予以查封、扣押、拍卖、变卖。”本案在执行中,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备案在罗某某名下的8套房屋所有权查封、评估、拍卖并成交。之后,云南某房地产公司就8套房屋执行款提起了案外人执行异议,其申请被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后,遂提起了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另查明,2015年1月22日,云南某房地产公司与罗某某签订8份《商品房购销合同》,约定罗某某向云南某房地产公司购买由其开发的案涉房屋。次日,上述房屋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登记备案。合同签订后,罗某某未向云南某房地产公司支付购房款。
再审另查明,云南某房地产公司对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8套房屋情况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申请的落款时间为2018年12月18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7日作出(2018)云01执异208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云南某房地产公司的异议申请。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31日作出(2018)云01执718号之一裁定书,裁定8套房屋所有权归拍卖买受人所有。2019年3月7日及2019年3月12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将(2018)云01执718号之一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分别送达到8套房屋的两买受人。
还查明,云南某房地产公司提出本案执行异议之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暂停了对8套房屋拍卖款的执行。其后,申请执行人徐某某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继续执行,要求向其发放8套房屋拍卖款。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5日作出(2018)云01执718号继续执行决定书,载明因徐某某请求继续执行并提供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执行担保,决定继续执行。后徐某某领取拍卖款。2019年9月2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云01执718号结案通知书,通知各方当事人(2017)云民终1094号民事判决书已全部执行完毕。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5日作出(2019)云01民初2005号民事判决:驳回云南某房地产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云南某房地产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2日作出(2020)云民终1454号民事裁定:一、撤销一审判决;二、驳回云南某房地产公司的起诉。云南某房地产公司不服二审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8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申484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25日作出(2022)最高法民再58号民事裁定:一、撤销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云民终1454号民事裁定;二、指令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二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应当在该执行标的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之规定,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时间限于本次执行过程中,即被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特定执行标的权属转移前,或执行标的变价后代位价款受偿前。本案云南某房地产公司作为执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即8套房屋提出执行异议,需在对8套房屋的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1日将8套房屋通过网络司法拍卖成交,并于2019年3月7日、2019年3月12日将拍卖成交裁定分别送达两买受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九十一条“拍卖成交或者依法定程序裁定以物抵债的,标的物所有权自拍卖成交裁定或者抵债裁定送达买受人或者接受抵债物的债权人时转移”之规定,8套房屋权属转移时间应为2019年3月7日和2019年3月12日。
云南某房地产公司认为其提出执行异议时间即为异议申请书落款时间2018年12月18日,2018年8月徐某某领取拍卖款,2019年9月25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才作出执行结案通知书,其提出执行异议的时间并非执行程序终结之后。尽管罗某某对云南某房地产公司提出异议的具体日期有不同意见,但根据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7日作出的(2018)云01执异2081号裁定,并对照8套房屋权属转移时间2019年3月7日及2019年3月12日,足以认定云南某房地产公司提出执行异议时间早于8套房屋权属转移时间,即在本次执行程序终结前。因此,云南某房地产公司提起的案外人执行异议被裁定驳回之后,有权依法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裁判要旨
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时间限于本次执行程序终结前,即被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特定标的物权属转移前,或执行标的物变价后代位价款分配前。执行程序中不动产网络司法拍卖成交,但尚未将拍卖成交裁定送达买受人的,该不动产所有权尚未转移,案外人有权提起执行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462条、第491条
一审: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民初2005号民事判决(2020年8月25日)
二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云民终1454号民事裁定(2020年12月22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再58号民事裁定(2022年4月2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建工与房产
某投资公司诉某大酒店公司、某实业公司物权保护纠纷案
2023-16-2-478-001 · (2011)长中民三初字第0227号 ·
民事物权保护腾房买卖不破租赁综合案件事实共同侵权
裁判要旨:对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房屋租赁协议》能否采信,应综合考虑案涉房屋拍卖经过、当事人主张权利方式、证据提交时间等相关事实,结合社会生活一般常识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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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物权保护/腾房/买卖不破租赁/综合案件事实/共同侵权
基本案情
某投资公司起诉请求:1.某大酒店公司和某实业公司腾退案涉房屋;2.某大酒店公司和某实业公司向某投资公司支付拒不实际交付房屋义务所导致的损失1800万(暂计至2011年2月底止);3.某大酒店公司和某实业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12月31日,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作出(2008)岳执字第0521、0525号民事裁定书:将被执行人某实业公司所有的“某大酒店”第6-14层房屋及第15层的324平方米(以下简称案涉房屋)作价3712万元,抵偿被执行人某大酒店公司和被执行人某实业公司所欠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某支行(以下简称建行某支行)的总计37118623.83元的债务。2010年9月17日,建行某支行与某拍卖公司签订《房地产委托拍卖合同》,约定建行某支行委托某拍卖公司对案涉房屋进行拍卖。2010年10月11日,某拍卖公司对案涉房屋进行公开拍卖。竞买人某投资公司、黄某、徐某以人民币2440万元拍得案涉房屋。同日,某拍卖公司与竞得人签订了《拍卖成交确认书》。2010年12月23日,长沙市房屋产权管理局就案涉房屋为某投资公司下发了房屋所有权证书。案涉房屋拍卖后一直由某大酒店公司和某实业公司占有使用。在本案一审诉讼中,根据某投资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委托某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案涉房屋的占用损失进行了评估。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25日作出(2011)长中民三初字第0227号民事判决:一、某大酒店公司、某实业公司在判决生效后15日内将案涉房屋腾退交付给某投资公司;二、某大酒店公司、某实业公司在判决生效后15日内赔偿某投资公司房屋占用损失1105.19万元(自2010年10月11日计算至2013年1月28日止)以及利息损失,2013年2月1日至房屋腾退之日的损失按14025元/天另行计算;三、驳回某投资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某投资公司、某大酒店公司、某实业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0日作出(2013)湘高法民一终字第156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判决,本案发回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在重审过程中,某大酒店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其与某实业公司签订的落款日期为2001年11月1日的《房屋租赁协议》,法院对该证据未予采信。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5年4月27日作出(2014)长中民三重初字第00120号民事判决:一、某大酒店公司、某实业公司在判决生效后15日内将案涉房屋腾退交付给某投资公司;二、某大酒店公司、某实业公司在判决生效后15日内赔偿某投资公司房屋占用损失(自2010年10月11日计算至2013年1月28日止的损失为1105.19万元,2013年1月29日至房屋腾退之日的损失按14025元/天另行计算)以及利息损失;三、驳回某投资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某大酒店公司、某投资公司不服上述重审民事判决,提起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6日作出(2015)湘高法民一终字第283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中民三重初字第0012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某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某投资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3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再144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湘高法民一终字第283号民事判决;二、维持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中民三重初字第00120号民事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某大酒店公司依据落款日期为2001年11月1日的《房屋租赁协议》主张其就案涉房屋享有承租权,应否支持;某大酒店公司、某实业公司应否向某投资公司腾退案涉房屋并赔偿损失以及损失如何计算。(一)某大酒店公司于2015年3月本案发回重审后的一审第二次开庭时,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01年11月1日的《房屋租赁协议》,并提出其与某实业公司自2001年11月起即存在租赁关系、其就案涉房屋享有承租权的主张。本院认为,对于该《房屋租赁协议》,不应予以采信。理由如下:首先,案涉房屋原属某实业公司所有,2008年12月被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裁定抵债给建行某支行。在此抵债过程中,某实业公司和某大酒店公司均未主张该《房屋租赁协议》之存在。至2010年10月案涉房屋被拍卖时,在某大酒店公司已收到行使优先购买权通知的情况下,某实业公司和某大酒店公司亦未主张该《房屋租赁协议》之存在。发生本案诉讼后,在本案第一次一审、第一次二审,乃至重审第一次开庭时,某实业公司和某大酒店公司仍未主张该《房屋租赁协议》之存在。直至2015年3月重审第二次开庭时,某大酒店公司才向法院提交了以前从未提交过的落款日期为2001年11月1日的《房屋租赁协议》。从一般常识出发,如果某大酒店公司与某实业公司确实于2001年11月1日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且在案涉房屋所有权发生变化后某大酒店公司要求新的所有权人按照原有租赁合同内容继续履行,则某大酒店公司或某实业公司理应及时向案涉房屋新的所有权人建行某支行、某投资公司出示该《房屋租赁协议》,但是其没有出示。甚至在2011年3月发生本案诉讼后,直至2015年3月重审第二次开庭之前长达4年的历次审理过程中,某大酒店公司或某实业公司亦未提及该《房屋租赁协议》。如果该《房屋租赁协议》确实存在,则某大酒店公司和某实业公司的上述行为显然不合常理。某大酒店公司和某实业公司就当初未向法院提交《房屋租赁协议》的原因解释称,是因为之前的诉讼系围绕拍卖行为是否有效的争议而展开,故未提交该《房屋租赁协议》。对此本院认为,无论在案涉房屋拍卖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形、无论各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是否对拍卖行为的效力提出了争议,对于某大酒店公司而言,所谓的《房屋租赁协议》都是其在本案中据以主张权利的重要证据,某大酒店公司和某实业公司的上述解释不足以构成令人信服的合理理由。在本院审理过程中,某实业公司提交了(2013)长中民三初字第01019号民事裁定书、(2015)湘高法民一终字第22号民事裁定书,欲以证明在本案中没有及时提交《房屋租赁协议》作为证据的合理性,对此本院不予采纳。其次,根据某实业公司工商登记备案资料显示,该公司在相近时期内工商登记备案资料中使用的两枚公章,与落款日期为2001年11月1日的《房屋租赁协议》上加盖的某实业公司公章相比,均存在明显差异。虽然公司在某时间段中同时使用多枚公章的情形并非罕见,亦不能仅以某枚公章未备案或未在相关备案资料中使用为由即否认加盖该枚公章的文件材料的真实性,但某实业公司在本案中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所谓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的2001年11月1日前后的同一年度时间段内,还曾经在其他场合使用过同一枚公章。就此而言,亦足以令人质疑落款日期为2001年11月1日的《房屋租赁协议》的真实性。再次,某实业公司系某大酒店公司的控股股东,两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住所地原均相同,二者具有关联关系。某大酒店公司代某实业公司支付银行贷款利息、缴纳税费,以及某大酒店公司向某实业公司支付相关凭证上标注为“往来款”的款项等事实即使真实存在,亦均不足以证明落款日期为2001年11月1日的《房屋租赁协议》的真实性。在本院审理中,某实业公司提交的改制验资报告,以及某大酒店公司提交的验资报告书、某大酒店公司章程、聘任决定、董事会决议、营业执照等证据材料,与本案争议焦点不具有关联性,亦不足以佐证《房屋租赁协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又次,某拍卖公司在拍卖案涉房屋之前,向某大酒店公司发出通知,告知某大酒店公司参加竞买、行使优先购买权,是基于某大酒店公司当时实际使用案涉房屋的事实。即使某拍卖公司认为某大酒店公司是案涉房屋的承租人,也不能据此确认当事人之间的房屋租赁法律关系,亦不足以佐证《房屋租赁协议》的真实性。综上,某大酒店公司对于其迟至本案发回重审后的一审第二次开庭时才提交落款日期为2001年11月1日的《房屋租赁协议》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某大酒店公司与某实业公司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该《房屋租赁协议》的真实性,本院对该《房屋租赁协议》不予采信。原审判决认定某大酒店公司与某实业公司于2001年11月1日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属证据采信和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予以纠正。(二)关于某大酒店公司、某实业公司应否向某投资公司腾退案涉房屋并赔偿损失以及损失如何计算的问题。案涉房屋已经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裁定抵偿其所欠建行某支行的债务,并已由建行某支行委托某拍卖公司拍卖给某投资公司,该房屋的产权已登记至某投资公司名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五条“民法典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本案系经检察机关提起抗诉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应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第三十七条“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也可以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某大酒店公司、某实业公司不交付案涉房屋,继续占用经营,已侵害了某投资公司的所有权,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其中,某大酒店公司直接占有使用案涉房屋,当然应承担侵权责任;某实业公司虽未直接占有使用案涉房屋,但在案涉房屋所有权已发生转移的情况下,其不仅未将案涉房屋交付新所有权人,反而交给某大酒店公司占有使用,且在诉讼过程中与某大酒店公司共同提出抗辩,故其应共同承担侵权责任。综上,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原审判决依据某大酒店公司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01年11月1日的《房屋租赁协议》,认定某大酒店公司与某实业公司之间在案涉房屋拍卖之前已经形成房屋租赁法律关系,并根据“买卖不破租赁”原则,支持某大酒店公司提出的其并不存在侵权的主张,认定事实确有错误,应当予以纠正。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中民三重初字第00120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裁判要旨
对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房屋租赁协议》能否采信,应综合考虑案涉房屋拍卖经过、当事人主张权利方式、证据提交时间等相关事实,结合社会生活一般常识进行判断。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35条、第238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34条、第3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8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1条第2款、第5条
一审: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长中民三初字第0227号民事判决(2013年7月25日)
二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湘高法民一终字第156号民事裁定(2013年12月10日)
重审一审: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长中民三重初字第00120号民事判决(2015年4月27日)
重审二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湘高法民一终字第283号民事判决(2015年10月26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再144号民事判决(2021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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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某诉孙某侵权责任纠纷案
2023-16-2-504-001 · (2016)黑0781民初1436号 ·
民事侵权责任被拆迁人安置补偿优先权拆迁还建普通债权请求权
裁判要旨:房地产开发企业就同一房屋既安置于被拆迁人,又卖与他人。房屋买受人主张被拆迁人自房屋迁出,案件法律关系性质应为侵权责任纠纷。因被拆迁人系基于自有房屋被拆迁而与拆迁人签订拆迁还建协议,进而对房屋所享有的拆迁还建权利,其要优于房屋买受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协议享有的普通债权请求权。房屋买受人不能取得房屋,可依房屋买卖合同依法向房地产开发企业主张违约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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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侵权责任/被拆迁人/安置补偿优先权/拆迁还建/普通债权请求权
基本案情
仲某向黑龙江省铁力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孙某立即迁出非法侵占的位于铁力市双丰镇育才花园x区x号楼第x号商服楼房;2.案件受理费由孙某承担。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30日,原告仲某作为买受人与出卖人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某房地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仲某购买位于铁力市双丰镇育才花园小区商服楼房,该楼房为二、三层商服连体楼房,建筑面积279.82平方米,购房款1,259,190.00元。案涉房屋的土地规划为双丰林业局经审批取得,开发建设亦系由双丰林业局组织实施。对某小区项目,双丰林业局除土地规划许可外,并未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商品房销售许可等其他审批手续。该小区在开发建设中以“伊双花园小区基建办”名义签订拆迁协议,以某房地产公司名义对外销售。2011年4月17日,孙某因案涉房屋被拆迁与伊双花园小区基建办签订两份《拆迁协议》,在补充条款中约定回迁房屋位置为B区1号楼一层正面商服(从东向西数第八户、第九户),孙某应得补偿安置面积分别为70平方米和95平方米,超出面积由孙某以每平方米2500元出资购买。后该小区因拆迁问题未能按计划完工,导致孙某不能按照拆迁协议确定的位置回迁安置房屋。经孙某与伊双花园小区基建办协商,并经双丰林业局同意,孙某回迁房屋变更安置为伊双花园小区(实际立项名称为育才花园小区)x区x号楼x号、x号商服。因仲某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协议购买前述x号商服,该x号商服被孙某占有使用。
黑龙江省铁力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1日作出(2016)黑0781民初1436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仲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仲某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0日作出(2017)黑07民终343号民事判决:一、撤销黑龙江省铁力市人民法院(2016)黑0781民初1436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孙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迁出黑龙江省铁力市双丰镇育才花园小区x区x号楼第x号商服楼房。孙某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检察机关提出抗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17日作出(2020)黑民再99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黑07民终343号民事判决;二、维持铁力市人民法院(2016)黑0781民初1436号民事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民事案件案由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对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性质进行的概括。因仲某系以孙某非法占有房屋,请求判令孙某迁出而提起的本案诉讼,其所举示的对案涉争议房屋享有合法权利的依据为与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即便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基于买卖、互换等民事法律行为取得物权的性质为继受取得,在未依法办理权属登记之前,不能取得所有权;在未经合法占有之前,不能取得占有权。在仲某尚未取得案涉争议房屋所有权、占有权的情形下,一审、二审判决将本案案由确定为“物权保护纠纷”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基础依据。综合本案仲某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协议约定购买了争议房屋,孙某与双丰林业局签订协议约定回迁至争议房屋,双方对争议房屋均有一定的权利依据,将本案案由确定为“侵权责任纠纷”更符合本案事实及争议法律关系性质。
关于本案的具体裁判。如前述,仲某、孙某二人主张取得案涉争议房屋物权的性质均系继受取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关于“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的规定,仲某、孙某二人均尚未取得争议房屋的不动产物权。故对二人对案涉争议房屋所享有的权利何者为优,需依据二人主张的权利来源,即仲某、孙某各自与某房地产公司、双丰林业局订立的协议进行比较判断,据此判定何者的权利更为优先,何者的权利更需要法律保护。对此,针对检察机关抗诉意见,综合双方当事人诉辩主张及理由,在现有证据情形下,对案涉争议房屋,仲某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协议所享有的权利不能优先于孙某与双丰林业局订立协议所享有的权利。具体理由如下:
一、在双方订立协议的性质上,孙某与双丰林业局签订的协议性质为拆迁安置协议,即孙某基于其所有房屋因棚户区改造而拆除,与双丰林业局达成回迁房屋具体坐落、面积及超出面积如何计价等内容的协议;而仲某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的协议则系商品房买卖合同性质,即仲某支付相应对价,某房地产公司将约定面积、位置的房屋按时交付的协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关于“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孙某房屋被拆迁而订立的协议的效力要优于仲某基于买卖所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协议的效力。
二、在双方订立协议的效力上,孙某系与某小区拆迁办签订,而后又经双丰林业局决定,变更安置房屋位置。而仲某则系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案涉争议房屋所在小区开发建设,系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依据铁力市建设局2010年3月11日出具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该小区的用地核准单位为双丰林业局。作为享有一定行政管理职权的双丰林业局,在建设用地规划已经审批的情形下,依法享有对建设用地原房屋拆迁、还建的职责及义务。在不存在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下,双丰林业局设立的伊双花园小区基建办与孙某签订的拆迁协议,应认定合法有效。因还建不能,双丰林业局与孙某其后达成的安置协议亦应认定有效。而某公司未取得房地产开发建设所应具备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任何审批手续,不具备开发、建设、销售案涉争议房屋的法定条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解释》第二条关于“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的规定,在某公司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商品房销售许可证明的情形下,其与仲某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能认定有效。基于孙某所持协议依法不能认定无效,而仲某所持协议依法不能认定有效,孙某基于与双丰林业局签订协议对案涉争议房屋所享有的权利,依法要优于仲某基于与某公司签订协议所享有的权利。
综上,尽管孙某与双丰林业局签订拆迁协议后,仲某与某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协议购买案涉争议房屋,其后孙某的还建房屋位置变更至案涉争议房屋,并由此孙某与仲某产生本案纷争,但因孙某系基于自有房屋被拆迁还建至案涉争议房屋,其凭据拆迁还建协议所享有的权利要优于仲某签订商品房买卖协议享有的普通债权请求权,故对仲某请求判令孙某自案涉争议房屋迁出的诉讼主张,本院依法不能支持。至于孙某现所占有的还建房屋面积大于约定还建面积问题,因孙某与双丰林业局签订的协议对超出面积应支付房款有相应约定,依法不归属本案审理范围,应由双丰林业局自行决断处理。而仲某在本案中的诉请虽依法不能支持,但其亦可凭据与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依法向某公司寻求权利救济。
裁判要旨
房地产开发企业就同一房屋既安置于被拆迁人,又卖与他人。房屋买受人主张被拆迁人自房屋迁出,案件法律关系性质应为侵权责任纠纷。因被拆迁人系基于自有房屋被拆迁而与拆迁人签订拆迁还建协议,进而对房屋所享有的拆迁还建权利,其要优于房屋买受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协议享有的普通债权请求权。房屋买受人不能取得房屋,可依房屋买卖合同依法向房地产开发企业主张违约赔偿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08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7条
一审:黑龙江省铁力市人民法院(2016)黑0781民初1436号民事判决(2017年4月21日)
二审: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黑07民终343号民事判决(2017年11月10日)
再审: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黑民再99号民事判决(2021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