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秦某丹诉北京某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指导案例240号 · (2023)京0107民初2196号 · 2023
民事 劳动争议 确认劳动关系 新业态用工 代驾司机 必要运营管理 不存在劳动关系
裁判要旨: 平台企业或者平台用工合作企业为维护平台正常运营、提供优质服务等进行必要运营管理,但未形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对于劳动者提出的与该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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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平台企业或者平台用工合作企业为维护平台正常运营、提供优质服务等进行必要运营管理,但未形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对于劳动者提出的与该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2〕11号)第90条
基本案情
秦某丹于2020年12月31日注册某代驾平台司机端APP,申请成为代驾司机。该平台运营者为北京某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某汽车公司)。平台中的《信息服务协议》约定:北京某汽车公司为代驾司机提供代驾信息有偿服务,代驾司机通过北京某汽车公司平台接单,与代驾服务使用方达成并履行《代驾服务协议》,由平台记录代驾服务过程中的各项信息数据;代驾司机以平台数据为依据,向代驾服务使用方收取代驾服务费,向北京某汽车公司支付信息服务费;北京某汽车公司不实际提供代驾服务,也不代理平台任何一方用户,仅充当代驾司机与代驾服务使用方之间的中间人,促成用户达成《代驾服务协议》;北京某汽车公司与代驾司机不存在任何劳动、劳务、雇佣等关系,但有权根据平台规则,对代驾司机的代驾服务活动及收费情况进行监督,有权根据平台用户的反馈,对代驾司机的代驾服务活动进行评价,以及进行相应调查、处理。
在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北京某汽车公司未对秦某丹按照员工进行管理,亦未要求其遵守公司劳动规章制度。代驾服务使用方发出代驾服务需求信息后,平台统一为符合条件的司机派单,秦某丹自行决定是否接单、抢单。秦某丹仅需购买工服、接受软件使用培训、进行路考、接受抽查仪容等,其在工作时间、工作量上具有较高的自主决定权,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注册使用平台、何时使用平台从事代驾服务等。秦某丹从事代驾服务所取得的报酬系代驾服务费,由代驾服务使用方直接支付。
此外,平台根据代驾司机接单率对其进行赠送或者扣减金币等奖罚措施。平台奖励金币可用于代驾司机购买平台道具以提高后续抢单成功率,与其收入不直接关联。平台统计代驾司机的成单量、有责取消率等数据,并对接单状况存在明显异常的代驾司机账号实行封禁账号等相关风控措施。
后双方发生劳动争议,秦某丹申请劳动仲裁,请求北京某汽车公司支付2021年1月31日至2022年1月31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8074.38元。北京市石景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秦某丹的仲裁请求。秦某丹不服,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31日作出(2023)京0107民初2196号民事判决:驳回秦某丹的诉讼请求。宣判后,秦某丹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5日作出(2023)京01民终603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平台运营者北京某汽车公司与代驾司机秦某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是支配性劳动管理,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较强的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在新就业形态下,认定是否存在劳动管理,仍然应当着重考察、准确判断企业对劳动者是否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具有从属性特征。
本案中,虽然北京某汽车公司根据约定对代驾司机秦某丹进行一定程度的运营管理,但该管理不属于支配性劳动管理;秦某丹有权自主决定是否注册使用平台,何时使用平台,是否接单、抢单,其对北京某汽车公司并无较强的从属性。具体而言:其一,从相关协议内容来看,北京某汽车公司为代驾司机提供代驾信息有偿服务,代驾司机通过北京某汽车公司平台接单,与代驾服务使用方达成交易;代驾司机依约向代驾服务使用方收取代驾服务费,向北京某汽车公司支付信息服务费;北京某汽车公司不实际提供代驾服务,也不代理平台任何一方用户,仅充当代驾司机与代驾服务使用方之间的中间人;代驾司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使用平台接受信息服务。其二,从协议实际履行情况来看,秦某丹有权自行决定工作时间、地点,而非根据北京某汽车公司的工作安排接受订单,且北京某汽车公司未对秦某丹在上下班时间、考勤等方面进行员工管理,故双方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从属关系。秦某丹的收入系从平台账号中提现,提现款项来源于代驾服务使用方,由代驾服务使用方直接支付到秦某丹在平台的账户,再由秦某丹向平台申请提现,提现时间由秦某丹自主决定,并非由北京某汽车公司支付劳动报酬。其三,尽管北京某汽车公司让秦某丹购买工服、接受软件使用培训、进行路考、接受抽查仪容等,以及根据秦某丹接单率对其进行赠送或者扣减金币,但属于维护平台正常运营、提供优质服务等进行的必要运营管理;北京某汽车公司根据秦某丹的成单量、有责取消率等数据,以及接单状况异常情况实行封禁账号等措施,亦系基于合理风控采取的必要运营措施。
综上,北京某汽车公司对代驾司机秦某丹提出的有关工作要求,是基于维护平台正常运营、提供优质服务等而采取的必要运营管理措施,不属于支配性劳动管理,故依法不应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2〕11号)第90条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王某诉北京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指导案例239号 · (2022)京0105民初9090号 · 2022
民事 劳动争议 确认劳动关系 新业态用工 网络主播 经纪合同 不存在劳动关系
裁判要旨: 经纪公司对从业人员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工作过程控制程度不强,从业人员无需严格遵守公司劳动管理制度,且对利益分配等事项具有较强议价权的,应当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不存在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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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经纪公司对从业人员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工作过程控制程度不强,从业人员无需严格遵守公司劳动管理制度,且对利益分配等事项具有较强议价权的,应当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不存在劳动关系。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2〕11号)第90条
基本案情
王某系网络主播,其在网络平台创建并运营自媒体账号。2020年3月,王某与北京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某传媒公司)签订《独家经纪合同》。该合同约定:王某授权北京某传媒公司独家为其提供自媒体平台图文、音频视频事务有关的经纪服务和商务运作;王某主要收入为按照月交易金额获取收益,王某的保底费用和提成根据月交易金额确定,北京某传媒公司将收入扣除相关必要费用后由双方按比例分成,王某有权对收入分配结算提出异议;王某应当按照北京某传媒公司的安排,准时抵达工作场所,按约定完成工作事项;该合同为合作服务合同,并非劳动合同,双方并不因签订本合同而建立劳动关系。在签订合同过程中,王某着重对收益分配部分作了对其有利的修改。
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王某按照双方约定参与运营自媒体账号,其每月收入并不固定,收入多少取决于双方合作经营的平台广告收入。合同签订后,王某的自媒体账号由其与北京某传媒公司共同运营管理,粉丝量由签订合同前的近百万逐步涨至400万。此外,王某在北京某传媒公司推荐下参与广告制作和发布、综艺演出等活动。
后双方发生争议,王某申请劳动仲裁,请求确认其与北京某传媒公司在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4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北京某传媒公司向其支付2021年2月1日至2021年4月13日奖金人民币255217.5元(币种下同),以及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1万元。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王某的仲裁请求。王某不服,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5日作出(2022)京0105民初9090号民事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王某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5日作出(2023)京03民终705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北京某传媒公司与其旗下网络主播王某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是支配性劳动管理,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较强的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在新就业形态下,对于有关企业与网络主播之间的法律关系,要立足具体案件具体分析,重点审查企业与网络主播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及确定方式,准确区分因经纪关系所产生的履约要求与劳动管理,判定平台企业是否对网络主播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本案中,从双方订立的合同及实际履行情况看,北京某传媒公司未对网络主播王某进行支配性劳动管理。具体而言:第一,根据北京某传媒公司与王某订立的经纪合同,王某应当按照北京某传媒公司的安排,准时抵达工作场所,按约定完成工作事项。但王某无需遵守北京某传媒公司的有关工作规则、劳动纪律和奖惩办法。因此,虽然北京某传媒公司可以根据经纪合同约定对王某的演艺行为等进行必要的约束,但这并不属于劳动法律意义上的劳动管理,而是王某按照约定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第二,王某对收益分配方式等内容具有较强的协商权和议价权。王某在与北京某传媒公司订立协议的过程中,着重对收益的分配比例等核心内容进行谈判议价,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体现出平等协商的特点,而且约定分成的收益分配方式明显有别于劳动关系。第三,从合同目的和内容看,双方合作本意是通过北京某传媒公司的孵化,进一步提升王某在自媒体平台的艺术、表演、广告、平面形象影响力和知名度,继而通过王某独立参与商业活动获取相应广告收入,并按合同约定进行分配。合同内容主要包括有关经纪事项、报酬及收益分配、违约责任等权利义务约定,不具有劳动合同的要素内容。
综上,北京某传媒公司与旗下网络主播王某之间的权利义务不符合劳动管理所要求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的特征,依法不应认定存在劳动关系。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2〕11号)第90条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诉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等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指导案例258号 · (2022)鲁71民初64号 · 2022
民事 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 不作为 连带责任 禁止令 先予执行
裁判要旨: 1.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将相关线索移送人民检察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等规定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受理。
2.因两个以上依法负有消除环境污染风险义务的民事主体均未履行相应义务造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请求各民事主体就消除危险的费用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3.为避免生态环境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情况采取禁止令、先予执行等措施,及时消除环境污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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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1.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将相关线索移送人民检察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等规定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受理。
2.因两个以上依法负有消除环境污染风险义务的民事主体均未履行相应义务造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请求各民事主体就消除危险的费用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3.为避免生态环境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情况采取禁止令、先予执行等措施,及时消除环境污染风险。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9条、第117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8条、第10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1条、第1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法释〔2021〕22号)第1条
基本案情
2005年5月,山东省济南某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某人民医院)与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作设立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肿瘤医院)。2008年12月,某肿瘤医院从国外引进伽马刀医疗设备一套,并于2010年7月19日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2013年,某人民医院与山东省济南市九某医院(以下简称九某医院)签订《医疗设备租借协议书》,约定将案涉医疗设备租借给九某医院,租借期为五年(自2013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九某医院按租借设备毛收入计提收益,不分担成本,毛收入剩余部分归某人民医院。某人民医院承担租借设备相关开支及运营成本,负责办理相关设备的使用、环评、防护等许可证件。2016年7月27日,九某医院与某人民医院签订《医疗设备租借协议书终止协议》,双方一致同意自2016年7月31日起提前终止履行医疗设备租借协议,协议终止后2个月内某人民医院将案涉医疗设备搬离。合作期间,某人民医院未依约办理相关设备的使用、环评、防护等相关许可证件,九某医院也未办理相关许可证件。九某医院向某人民医院支付收益分成款人民币1982533.10元(币种下同)。合作终止后,各方当事人均未对案涉医疗设备进行依法处置,一直闲置于九某医院处。某肿瘤医院已停业多年,无力承担处置费用,且与实际使用人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就处置责任承担产生纷争,导致案涉医疗设备未能依法处置,存在环境污染风险。
2021年12月,山东省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将上述案件线索移送给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案涉医疗设备未及时依法处置,造成环境安全隐患,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于2022年5月30日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某肿瘤医院、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承担案涉医疗设备处置费用290万元,某肿瘤医院履行办理处置手续义务。因当地环境资源案件实行跨区域管辖,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立案受理后,为防止案涉医疗设备处置不当产生污染,依法作出生态环境保护禁止令,责令某肿瘤医院、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未经法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准许,不得擅自处置案涉医疗设备。
裁判结果
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22年12月30日作出(2022)鲁71民初64号民事判决:一、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山东省济南某人民医院、山东省济南市九某医院共同支付案涉医疗设备处置费用290万元,该款项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至法院指定账户;二、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办理处置手续义务。宣判后,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山东省济南市九某医院不服,提起上诉。二审中,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案涉医疗设备处置费用,先予执行到位山东省济南某人民医院290万元。该款项全部用于案涉设备退役处置,在案件审结前依法处置完毕,消除了环境污染风险。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30日作出(2023)鲁民终143号民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即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办理处置手续义务;变更第一项,明确为: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山东省济南某人民医院、山东省济南市九某医院连带承担案涉医疗设备处置费用290万元。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消除案涉医疗设备污染环境风险的责任应当如何承担。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该条中的“损害”,不仅包括已经发生的损害,也包括造成损害的现实危险。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了消除危险的民事责任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修正)》第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修复生态环境、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本案中,某肿瘤医院、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未履行风险管控义务,每一个侵权行为都足以导致环境污染危险的发生,应当依据民法典上述规定承担连带责任。
其一,从侵权行为来看,案涉医疗设备长期闲置,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应当返回原出口方,或者送交专门从事该类固体废物贮存、处置的单位,而不能放任不管。某肿瘤医院作为经行政主管部门许可的案涉医疗设备使用人,对该医疗设备依法负有安全防护和闲置处置的法定义务。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未依法办理变更许可使用手续,擅自使用案涉医疗设备,其作为实际使用人对案涉医疗设备闲置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风险,亦负有消除危险的义务。上述主体不处置案涉医疗设备的行为,相互独立,均有过错,属于分别实施不履行法定义务的侵权行为。
其二,从损害后果来看,某肿瘤医院、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不依法处置案涉医疗设备的行为,导致产生重大环境污染风险,属于造成同一现实危险的情形。特别是,案涉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风险具有突发性、瞬时性、不可逆转性,危害后果具有滞后性、长久性和难以修复等特征。基于此,当侵害正在进行中或者实际损害后果尚未最终发生时,即应给予有效救济。就本案而言,案涉特种医疗设备未得到及时依法处置,可以认定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
其三,从因果关系来看,某肿瘤医院、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中的任何一个侵权人若能积极履行处置案涉医疗设备的义务,都足以避免环境污染危险的发生。反之,上述主体各自不依法处置的侵权行为,都足以导致案涉医疗设备产生污染环境危险的后果。
综上,消除案涉医疗设备潜在危险的290万元费用,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应当由某肿瘤医院、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承担连带责任。
此外,基于案涉医疗设备风险的危害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的“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及时采取禁止令保全措施,避免生态环境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并在二审审理中裁定先予执行处置费用,及时消除了环境污染风险。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9条、第117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8条、第10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1条、第1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法释〔2021〕22号)第1条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王山诉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竞业限制纠纷案
指导案例190号 · (2021)沪0115民初35993号 · 2021
民事 竞业限制 审查标准 营业范围
裁判要旨: 人民法院在审理竞业限制纠纷案件时,审查劳动者自营或者新入职单位与原用人单位是否形成竞争关系,不应仅从依法登记的经营范围是否重合进行认定,还应当结合实际经营内容、服务对象或者产品受众、对应市场等方面是否重合进行综合判断。劳动者提供证据证明自营或者新入职单位与原用人单位的实际经营内容、服务对象或者产品受众、对应市场等不相同,主张不存在竞争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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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人民法院在审理竞业限制纠纷案件时,审查劳动者自营或者新入职单位与原用人单位是否形成竞争关系,不应仅从依法登记的经营范围是否重合进行认定,还应当结合实际经营内容、服务对象或者产品受众、对应市场等方面是否重合进行综合判断。劳动者提供证据证明自营或者新入职单位与原用人单位的实际经营内容、服务对象或者产品受众、对应市场等不相同,主张不存在竞争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23条、第24条
基本案情
王山于2018年7月2日进入万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得公司)工作,双方签订了期限为2018年7月2日至2021年8月31日的劳动合同,约定王山就职智能数据分析工作岗位,月基本工资4500元、岗位津贴15500元,合计20000元。
2019年7月23日,王山、万得公司又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对竞业行为、竞业限制期限、竞业限制补偿金等内容进行了约定。2020年7月27日,王山填写《辞职申请表》,以个人原因为由解除与万得公司的劳动合同。
2020年8月5日,万得公司向王山发出《关于竞业限制的提醒函》,载明“……您(即王山)从离职之日2020年7月27日起须承担竞业限制义务,不得到竞业企业范围内工作或任职。从本月起我们将向您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请您在收到竞业限制补偿金的10日内,提供新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及社保记录,若为无业状态的请由所在街道办事处等国家机关出具您的从业情况证明。若您违反竞业限制义务或其他义务,请于10日内予以改正,继续违反竞业协议约定的,则公司有权再次要求您按《竞业限制协议》约定承担违约金,违约金标准为20万元以上,并应将公司在离职后支付的竞业限制补偿金全部返还……”。
2020年10月12日,万得公司向王山发出《法务函》,再次要求王山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另查明,万得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计算机专业技术领域及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王山于2020年8月6日加入上海哔哩哔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哔哩哔哩公司),按照营业执照记载,该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信息科技、计算机软硬件、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
王山、万得公司一致确认:王山竞业限制期限为2020年7月28日至2022年7月27日;万得公司已支付王山2020年7月28日至2020年9月27日竞业限制补偿金6796.92元。
2020年11月13日,万得公司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王山:1.按双方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履行竞业限制义务;2.返还2020年8月、9月支付的竞业限制补偿金6796元;3.支付竞业限制违约金200万元。2021年2月25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王山按双方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王山返还万得公司2020年8月、9月支付的竞业限制补偿金6796元,王山支付万得公司竞业限制违约金200万元。王山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9日作出 (2021)沪0115民初35993号民事判决:一、王山与万得公司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二、王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万得公司2020年7月28日至2020年9月27日竞业限制补偿金6796元;三、王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万得公司违反竞业限制违约金240000元。王山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26日作出(2021)沪01民终12282号民事判决:一、维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5民初3599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5民初3599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三、上诉人王山无需向被上诉人万得公司返还2020年7月28日至2020年9月27日竞业限制补偿金6796元;四、上诉人王山无需向被上诉人万得公司支付违反竞业限制违约金200万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王山是否违反了竞业限制协议的问题。所谓竞业限制是指对原用人单位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于离职后在约定的期限内,不得生产、自营或为他人生产、经营与原用人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同类产品及业务,不得在与原用人单位具有竞争关系的用人单位任职。竞业限制制度的设置系为了防止劳动者利用其所掌握的原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为自己或为他人谋利,从而抢占了原用人单位的市场份额,给原用人单位造成损失。所以考量劳动者是否违反竞业限制协议,最为核心的是应评判原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自营或者入职的单位之间是否形成竞争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正是因为竞业限制制度在保护用人单位权益的同时对劳动者的就业权利有一定的限制,所以在审查劳动者是否违反了竞业限制义务时,应当全面客观地审查劳动者自营或入职公司与原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形成竞争关系。一方面考虑到实践中往往存在企业登记经营事项和实际经营事项不相一致的情形,另一方面考虑到经营范围登记类别是工商部门划分的大类,所以这种竞争关系的审查,不应拘泥于营业执照登记的营业范围,否则对劳动者抑或对用人单位都可能造成不公平。故在具体案件中,还可以从两家企业实际经营的内容是否重合、服务对象或者所生产产品的受众是否重合、所对应的市场是否重合等多角度进行审查,以还原事实之真相,从而能兼顾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利益,以达到最终的平衡。
本案中,万得公司的经营范围为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销售、计算机专业技术领域及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而哔哩哔哩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从事信息科技、计算机软硬件、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对比两家公司的经营范围,确实存在一定的重合。但互联网企业往往在注册登记时,经营范围都包含了软硬件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若仅以此为据,显然会对互联网就业人员尤其是软件工程师再就业造成极大障碍,对社会人力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也有悖于竞业限制制度的立法本意。故在判断是否构成竞争关系时,还应当结合公司实际经营内容及受众等因素加以综合评判。
本案中,王山举证证明万得公司在其Wind金融手机终端上宣称Wind金融终端是数十万金融专业人士的选择、最佳的中国金融业生产工具和平台。而万得公司的官网亦介绍,“万得公司(下称Wind)是中国大陆领先的金融数据、信息和软件服务企业,在国内金融信息服务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是众多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银行、投资公司、媒体等机构不可或缺的重要合作伙伴,在国际市场中,Wind同样受到了众多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青睐。此外,知名的金融学术研究机构和权威的监管机构同样是Wind的客户;权威的中英文媒体、研究报告、学术论文也经常引用Wind提供的数据......”由此可见,万得公司目前的经营模式主要是提供金融信息服务,其主要的受众为相关的金融机构或者金融学术研究机构。而反观哔哩哔哩公司,众所周知其主营业务是文化社区和视频平台,即提供网络空间供用户上传视频、进行交流。其受众更广,尤其年轻人对其青睐有加。两者对比,不论是经营模式、对应市场还是受众,都存在显著差别。即使普通百姓,也能轻易判断两者之差异。虽然哔哩哔哩公司还涉猎游戏、音乐、影视等领域,但尚无证据显示其与万得公司经营的金融信息服务存在重合之处。在此前提下,万得公司仅以双方所登记的经营范围存在重合即主张两家企业形成竞争关系,尚未完成其举证义务。且万得公司在竞业限制协议中所附录的重点限制企业均为金融信息行业,足以表明万得公司自己也认为其主要的竞争对手应为金融信息服务企业。故一审法院仅以万得公司与哔哩哔哩公司的经营范围存在重合,即认定王山入职哔哩哔哩公司违反了竞业限制协议的约定,继而判决王山返还竞业限制补偿金并支付违反竞业限制违约金,有欠妥当。
关于王山是否应当继续履行竞业限制协议的问题。王山与万得公司签订的竞业限制协议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内容,故该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因协议中约定双方竞业限制期限为2020年7月28日至2022年7月27日,目前尚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故一审法院判决双方继续履行竞业限制协议,并无不当。王山主张无需继续履行竞业限制协议,没有法律依据。需要强调的是,根据双方的竞业限制协议,王山应当按时向万得公司报备工作情况,以供万得公司判断其是否违反了竞业限制协议。本案即是因为王山不履行报备义务导致万得公司产生合理怀疑,进而产生了纠纷。王山在今后履行竞业限制协议时,应恪守约定义务,诚信履行协议。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王茜、周寅、郑东和)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北京市昌平区某环境研究所诉某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指导案例257号 · (2021)川32民初28号 · 2021
民事 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 建设项目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
裁判要旨: 人民法院审理环境资源案件,应当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建设项目已经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建设单位已经采取针对性保护措施最大程度预防或者减轻对生态环境不良影响的,应当依法认定不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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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人民法院审理环境资源案件,应当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建设项目已经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建设单位已经采取针对性保护措施最大程度预防或者减轻对生态环境不良影响的,应当依法认定不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1条、第4条、第5条、第1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条、第2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3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1条、第18条
基本案情
案涉水电站由某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水电公司)开发建设,总投资约人民币81.5亿元,开发河段属于我国特有物种川陕哲罗鲑的栖息地。川陕哲罗鲑是长江上游的珍稀濒危鱼类,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010年9月,某水电公司委托勘测设计机构对案涉水电站建设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编制《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环评报告》)。2016年12月,原环境保护部作出《关于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以下简称《环评批复》),原则同意《环评报告》,指出案涉水电站所在河段是川陕哲罗鲑的重要栖息地,要求严格落实《环评报告》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最大程度减缓不良影响,并对栖息地保护、过鱼措施、增殖放流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2018年5月案涉水电站项目经依法批准开工建设,2021年11月实施截流,至本案审理时水电站大坝尚在建设中。
某水电公司根据《环评报告》《环评批复》要求,开展了以下工作:(1)栖息地保护方面,编制《鱼类栖息地生境保护总体规划实施方案》并经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和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批准同意实施;开展川陕哲罗鲑资源及重要生境分布的科学调查;完成栖息地生境保护区标志性设施建设并拨付保护区建设及运行资金。(2)人工增殖放流方面,开展川陕哲罗鲑全人工繁殖技术、苗种规模化培育相关技术研究,并取得国家专利;建成运行川陕哲罗鲑增殖放流站,完成三次人工放流。(3)过鱼设施方面,完成前期升鱼机、集运鱼系统等过鱼设施设计和准备工作。与之同时,在两个川陕哲罗鲑驯养基地持续开展人工繁殖工作。
2021年,某水电公司及其委托承建单位因随坡弃渣、未按时建成鱼类增殖放流站、未建设危险废物暂存间等分别被行政处罚。有关行政机关要求,某水电公司及其委托承建单位在2021年7月31日前完成危险废物暂存间的整改,2021年10月31日前完成随坡弃渣违法行为整改,2022年12月31日前完成鱼类增殖放流站建设。其后,某水电公司及其委托承建单位均在《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规定的时限内完成整改,并通过监管验收。
2021年12月,北京市昌平区某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昌平某环境研究所)认为某水电公司建设案涉水电站,影响川陕哲罗鲑生存,破坏极危物种栖息地,损害生物多样性,向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某水电公司停止建设、赔偿损失、改变项目选址、赔礼道歉等。
审理期间,人民法院经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未果。
裁判结果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日作出(2021)川32民初28号民事判决:驳回北京市昌平区某环境研究所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北京市昌平区某环境研究所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31日作出(2024)川民终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一条和第四条明确了保护环境、防治污染,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目的,体现了协调发展原则。本案中,某水电公司作为案涉项目建设单位,其利用当地丰富的水能资源发电,符合国家因地制宜开发水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要求,契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及民众生存发展的需求,符合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国家政策,依法应予支持。但案涉水电站建设同样也要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政策要求,采取相应措施预防或者减轻对相关流域生态环境的损害或者重大损害风险,统筹兼顾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一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对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依法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被告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昌平某环境研究所虽然提供了某水电公司及其委托承建单位受到行政处罚的相应证据,但结合当地行政部门行政处罚后监管情况,某水电公司及其委托承建单位的行政违法行为已整改到位并通过监管验收。同期人工繁殖工作在川陕哲罗鲑两个驯养基地持续开展,增殖放流站建设滞后并未影响增殖放流工作正常开展。且后续某水电公司没有再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被行政处罚。昌平某环境研究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水电站建设行为已经对川陕哲罗鲑栖息地及周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后果,不属于司法解释规定的“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建设项目对生态环境是否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
其一,案涉建设项目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规定,且已将川陕哲罗鲑保护纳入环境影响评价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条规定:“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依法开发、利用水资源,并保护其合法权益。”环境保护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相关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据此,对于水电站建设项目,应当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方能开工建设,并采取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本案中,案涉水电站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符合法律规定,经原环境保护部批准的《环评报告》合法、有效。特别是,《环评报告》《环评批复》已将川陕哲罗鲑作为案涉水电站环境影响的重要敏感保护对象进行了专门的环境分析、影响预测与评价,制定了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案涉水电站在依法取得《环评批复》的前提下,经审批后开工建设,并采取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有效对策和措施,符合法律规定。
其二,案涉建设项目采取了有效预防或者减轻对生态环境不良影响的措施。环境保护法第五条确立了“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基本原则,要求在环境资源利用行为实施前和实施中采取综合手段,防止环境资源利用行为导致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现象发生。而环境影响评价也不仅仅是评估建设项目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更是重在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预防或者减轻对环境的不良影响。
本案中,案涉水电站建设项目根据《环评报告》《环评批复》的要求,对栖息地保护、过鱼措施、增殖放流等采取针对性措施,并开展川陕哲罗鲑人工繁殖工作。某水电公司已委托相关单位完成了升鱼机、集运鱼系统等过鱼设施的设计工作,符合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的要求;持续开展人工繁殖技术研究工作,成功实现川陕哲罗鲑全人工繁殖,并按要求采取了栖息地保护和增殖放流等措施。某水电公司所采取的针对性保护措施进一步推动了川陕哲罗鲑的科学研究进度,扩大了保护范围、加强了保护力度,有利于川陕哲罗鲑的物种生存及生境保护。
综上,昌平某环境研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某水电公司的建设行为对川陕哲罗鲑及周边生态环境具有造成损害的重大风险,依法驳回昌平某环境研究所的诉讼请求。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昌平某环境研究所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但某水电公司的后续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并不因本案判决而减轻或者免除,其应当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继续按《环评批复》及相关法律规定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主动接受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确保各项环保措施按时序进度要求落实到位。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1条、第4条、第5条、第1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条、第2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3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1条、第18条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郑某诉霍尼韦尔自动化控制(中国)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指导案例181号 · (2020)沪0115民初10454号 · 2020
民事 劳动合同 解除劳动合同 性骚扰 规章制度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的管理人员对被性骚扰员工的投诉,应采取合理措施进行处置。管理人员未采取合理措施或者存在纵容性骚扰行为、干扰对性骚扰行为调查等情形,用人单位以管理人员未尽岗位职责,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管理人员主张解除劳动合同违法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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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用人单位的管理人员对被性骚扰员工的投诉,应采取合理措施进行处置。管理人员未采取合理措施或者存在纵容性骚扰行为、干扰对性骚扰行为调查等情形,用人单位以管理人员未尽岗位职责,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管理人员主张解除劳动合同违法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9条
基本案情
郑某于2012年7月入职霍尼韦尔自动化控制(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霍尼韦尔公司),担任渠道销售经理。霍尼韦尔公司建立有工作场所性骚扰防范培训机制,郑某接受过相关培训。霍尼韦尔公司《商业行为准则》规定经理和主管“应确保下属能畅所欲言且无须担心遭到报复,所有担忧或问题都能专业并及时地得以解决”,不允许任何报复行为。2017年版《员工手册》规定:对他人实施性骚扰、违反公司《商业行为准则》、在公司内部调查中做虚假陈述的行为均属于会导致立即辞退的违纪行为。上述规章制度在实施前经过该公司工会沟通会议讨论。
郑某与霍尼韦尔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郑某确认并同意公司现有的《员工手册》及《商业行为准则》等规章制度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员工手册》修改后,郑某再次签署确认书,表示已阅读、明白并愿接受2017年版《员工手册》内容,愿恪守公司政策作为在霍尼韦尔公司工作的前提条件。
2018年8月30日,郑某因认为下属女职工任某与郑某上级邓某(已婚)之间的关系有点僵,为“疏解”二人关系而找任某谈话。郑某提到昨天观察到邓某跟任某说了一句话,而任某没有回答,其还专门跑到任某处帮忙打圆场。任某提及其在刚入职时曾向郑某出示过间接上级邓某发送的性骚扰微信记录截屏,郑某当时对此答复“我就是不想掺和这个事”“我往后不想再回答你后面的事情”“我是觉得有点怪,我也不敢问”。谈话中,任某强调邓某是在对其进行性骚扰,邓某要求与其发展男女关系,并在其拒绝后继续不停骚扰,郑某不应责怪其不搭理邓某,也不要替邓某来对其进行敲打。郑某则表示“你如果这样干工作的话,让我很难过”“你越端着,他越觉得我要把你怎么样”“他这么直接,要是我的话,先靠近你,摸摸看,然后聊聊天”。
后至2018年11月,郑某以任某不合群等为由向霍尼韦尔公司人事部提出与任某解除劳动合同,但未能说明解除任某劳动合同的合理依据。人事部为此找任某了解情况。任某告知人事部其被间接上级邓某骚扰,郑某有意无意撮合其和邓某,其因拒绝骚扰行为而受到打击报复。霍尼韦尔公司为此展开调查。
2019年1月15日,霍尼韦尔公司对郑某进行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郑某未在调查笔录上签字,但对笔录记载的其对公司询问所做答复做了诸多修改。对于调查笔录中有无女员工向郑某反映邓某跟其说过一些不合适的话、对其进行性骚扰的提问所记录的“没有”的答复,郑某未作修改。
2019年1月31日,霍尼韦尔公司出具《单方面解除函》,以郑某未尽经理职责,在下属反映遭受间接上级骚扰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帮助下属不再继续遭受骚扰,反而对下属进行打击报复,在调查过程中就上述事实做虚假陈述为由,与郑某解除劳动合同。
2019年7月22日,郑某向上海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霍尼韦尔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68130元。该请求未得到仲裁裁决支持。郑某不服,以相同请求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30日作出(2020)沪0115民初10454号民事判决:驳回郑某的诉讼请求。郑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2日作出(2021)沪01民终203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霍尼韦尔公司据以解除郑某劳动合同的《员工手册》和《商业行为准则》对郑某有无约束力;二、郑某是否存在足以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违纪行为。
关于争议焦点一,霍尼韦尔公司据以解除郑某劳动合同的《员工手册》和《商业行为准则》对郑某有无约束力。在案证据显示,郑某持有异议的霍尼韦尔公司2017年版《员工手册》《商业行为准则》分别于2017年9月、2014年12月经霍尼韦尔公司工会沟通会议进行讨论。郑某与霍尼韦尔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明确约定《员工手册》《商业行为准则》属于劳动合同的组成部分,郑某已阅读并理解和接受上述制度。在《员工手册》修订后,郑某亦再次签署确认书,确认已阅读、明白并愿接受2017年版《员工手册》,愿恪守公司政策作为在霍尼韦尔公司工作的前提条件。在此情况下,霍尼韦尔公司的《员工手册》《商业行为准则》应对郑某具有约束力。
关于争议焦点二,郑某是否存在足以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违纪行为。一则,在案证据显示霍尼韦尔公司建立有工作场所性骚扰防范培训机制,郑某亦接受过相关培训。霍尼韦尔公司《商业行为准则》要求经理、主管等管理人员在下属提出担忧或问题时能够专业并及时帮助解决,不能进行打击报复。霍尼韦尔公司2017年版《员工手册》还将违反公司《商业行为准则》的行为列为会导致立即辞退的严重违纪行为范围。现郑某虽称相关女职工未提供受到骚扰的切实证据,其无法判断骚扰行为的真伪、对错,但从郑某在2018年8月30日谈话录音中对相关女职工初入职时向其出示的微信截屏所做的“我是觉得有点怪,我也不敢问”“我就是不想掺和这个事”的评述看,郑某本人亦不认为相关微信内容系同事间的正常交流,且郑某在相关女职工反复强调间接上级一直对她进行骚扰时,未见郑某积极应对帮助解决,反而说“他这么直接,要是我的话,先靠近你,摸摸看,然后聊聊天”。所为皆为积极促成自己的下级与上级发展不正当关系。郑某的行为显然有悖其作为霍尼韦尔公司部门主管应尽之职责,其相关答复内容亦有违公序良俗。此外,依据郑某自述,其在2018年8月30日谈话后应已明确知晓相关女职工与间接上级关系不好的原因,但郑某不仅未采取积极措施,反而认为相关女职工处理不当。在任某明确表示对邓某性骚扰的抗拒后,郑某于2018年11月中旬向人事经理提出任某性格不合群,希望公司能解除与任某的劳动合同,据此霍尼韦尔公司主张郑某对相关女职工进行打击报复,亦属合理推断。二则,霍尼韦尔公司2017年版《员工手册》明确规定在公司内部调查中做虚假陈述的行为属于会导致立即辞退的严重违纪行为。霍尼韦尔公司提供的2019年1月15日调查笔录显示郑某在调查过程中存在虚假陈述情况。郑某虽称该调查笔录没有按照其所述内容记录,其不被允许修改很多内容,但此主张与郑某对该调查笔录中诸多问题的答复都进行过修改的事实相矛盾,法院对此不予采信。该调查笔录可以作为认定郑某存在虚假陈述的判断依据。
综上,郑某提出的各项上诉理由难以成为其上诉主张成立的依据。霍尼韦尔公司主张郑某存在严重违纪行为,依据充分,不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对郑某要求霍尼韦尔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68130元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孙少君、韩东红、徐焰)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德拉甘·可可托维奇诉上海恩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吕恩劳务合同纠纷案
指导案例201号 · (2020)沪0104民初1814号 · 2020
民事 劳务合同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国际单项体育组织 仲裁协议效力
裁判要旨: 1.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内部纠纷解决机构作出的纠纷处理决定不属于《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项下的外国仲裁裁决。
2.当事人约定,发生纠纷后提交国际单项体育组织解决,如果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没有管辖权则提交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该约定不存在准据法规定的无效情形的,应认定该约定有效。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实际行使了管辖权,涉案争议不符合当事人约定的提起仲裁条件的,人民法院对涉案争议依法享有司法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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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1.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内部纠纷解决机构作出的纠纷处理决定不属于《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项下的外国仲裁裁决。
2.当事人约定,发生纠纷后提交国际单项体育组织解决,如果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没有管辖权则提交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该约定不存在准据法规定的无效情形的,应认定该约定有效。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实际行使了管辖权,涉案争议不符合当事人约定的提起仲裁条件的,人民法院对涉案争议依法享有司法管辖权。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18条
2.《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1条第1款、第2款
基本案情
2017年1月23日,上海聚运动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运动公司)与原告塞尔维亚籍教练员DraganKokotovic(中文名:德拉甘·可可托维奇)签订《职业教练工作合同》,约定德拉甘·可可托维奇作为职业教练为聚运动公司名下的足球俱乐部提供教练方面的劳务。2017年7月1日,双方签订《解除合同协议》,约定《职业教练工作合同》自当日终止,聚运动公司向德拉甘·可可托维奇支付剩余工资等款项。关于争议解决,《解除合同协议》第5.1条约定,“与本解除合同协议相关,或由此产生的任何争议或诉讼,应当受限于国际足联球员身份委员(FIFAPlayers’StatusCommittee,以下简称球员身份委员会)或任何其他国际足联有权机构的管理。”第5.2条约定,“如果国际足联对于任何争议不享有司法管辖权的,协议方应当将上述争议提交至国际体育仲裁院,根据《与体育相关的仲裁规则》予以受理。相关仲裁程序应当在瑞士洛桑举行。”
因聚运动公司未按照约定支付相应款项,德拉甘·可可托维奇向球员身份委员会申请解决案涉争议。球员身份委员会于2018年6月5日作出《单一法官裁决》,要求聚运动公司自收到该裁决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德拉甘·可可托维奇支付剩余工资等款项。《单一法官裁决》另载明,如果当事人对裁决结果有异议,应当按照规定程序向国际体育仲裁院提起上诉,否则《单一法官裁决》将成为终局性、具有约束力的裁决。后双方均未就《单一法官裁决》向国际体育仲裁院提起上诉。
之后,聚运动公司变更为上海恩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恩渥公司),吕恩为其独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因恩渥公司未按照《单一法官裁决》支付款项,且因聚运动俱乐部已解散并不再在中国足球协会注册,上述裁决无法通过足球行业自治机制获得执行,德拉甘·可可托维奇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一、恩渥公司向德拉甘·可可托维奇支付剩余工资等款项;二、吕恩就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恩渥公司和吕恩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认为根据《解除合同协议》第5.2条约定,案涉争议应当提交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人民法院无管辖权,请求裁定对德拉甘·可可托维奇的起诉不予受理。
裁判结果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21日作出(2020)沪0104民初1814号民事裁定,驳回德拉甘·可可托维奇的起诉。德拉甘·可可托维奇不服一审裁定,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八条规定层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审核,于2022年6月29日作出(2020)沪01民终3346号民事裁定,一、撤销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4民初1814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审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球员身份委员会作出的《单一法官裁决》是否属于《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规定的外国仲裁裁决;第二,案涉仲裁条款是否可以排除人民法院的管辖权。
首先,球员身份委员会作出的涉案《单一法官裁决》不属于《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项下的外国仲裁裁决。根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目的、宗旨及规定,《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项下的仲裁裁决是指常设仲裁机关或专案仲裁庭基于当事人的仲裁协议,对当事人提交的争议作出的终局性、有约束力的裁决,而球员身份委员会作出的《单一法官裁决》与上述界定并不相符。国际足联球员身份委员会的决定程序并非仲裁程序,而是行业自治解决纠纷的内部程序。第一,球员身份委员会系依据内部条例和规则受理并处理争议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内设的自治纠纷解决机构,并非具有独立性的仲裁机构;第二,球员身份委员会仅就其会员单位和成员之间的争议进行调处,其作出的《单一法官裁决》,系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内部决定,主要依靠行业内部自治机制获得执行,不具有普遍、严格的约束力,故不符合仲裁裁决的本质特征;第三,依据国际足联《球员身份和转会管理条例》第22条、第23条第4款之规定,国际足联处理相关争议并不影响球员或俱乐部就该争议向法院寻求救济的权利,当事人亦可就球员身份委员会作出的处理决定向国际体育仲裁院提起上诉。上述规定明确了国际足联的处理决定不具有终局性,不排除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综上,球员身份委员会作出的《单一法官裁决》与《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项下“仲裁裁决”的界定不符,不宜认定为外国仲裁裁决。
其次,案涉仲裁条款不能排除人民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案涉当事人在《解除合同协议》第5条约定,发生纠纷后应当首先提交球员身份委员会或者国际足联的其他内设机构解决,如果国际足联没有管辖权则提交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既已明确球员身份委员会及国际足联其他内设机构的纠纷解决程序不属于仲裁程序,则相关约定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但当事人约定应将争议提交至国际体育仲裁院进行仲裁,本质系有关仲裁主管的约定,故需进一步审查仲裁协议的效力及其是否排除人民法院的管辖权。
因案涉协议中的仲裁条款并未明确约定相应的准据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十八条之规定,有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的准据法应为瑞士法。最高人民法院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八条规定审核案涉仲裁协议效力问题期间查明,瑞士关于仲裁协议效力的法律规定为《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178条。该条就仲裁协议效力规定如下:“(一)在形式上,仲裁协议如果是通过书写、电报、电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作出,即为有效。(二)在实质上,仲裁协议如果符合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或支配争议标的的法律尤其是适用于主合同的法律或瑞士的法律所规定的条件,即为有效。(三)对仲裁协议的有效性不得以主合同可能无效或仲裁协议是针对尚未发生的争议为理由而提出异议。”结合查明的事实分析,《解除合同协议》第5.2条的约定符合上述瑞士法律的规定,故该仲裁条款合法有效。但依据该仲裁条款约定,只有在满足“国际足联不享有司法管辖权”的情形下,才可将案涉争议提交国际体育仲裁院进行仲裁。现球员身份委员会已经受理案涉争议并作出《单一法官裁决》,即本案争议已由国际足联行使了管辖权。因此,本案不符合案涉仲裁条款所约定的将争议提交国际体育仲裁院进行仲裁的条件,该仲裁条款不适用于本案,不能排除一审法院作为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行使管辖权。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乔林、赵鹃、侯晓燕)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诉朱清良、朱清涛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指导案例206号 · (2020)京04民初277号 · 2020
民事 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 土壤污染 生态环境功能损失赔偿 生态环境修复 修复效果评估
裁判要旨: 1.两个以上侵权人分别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一个侵权人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都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部分侵权人根据修复方案确定的整体修复要求履行全部修复义务后,请求以代其他侵权人支出的修复费用折抵其应当承担的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对于侵权人实施的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应当进行修复效果评估。经评估,受损生态环境服务功能已经恢复的,可以认定侵权人已经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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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1.两个以上侵权人分别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一个侵权人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都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部分侵权人根据修复方案确定的整体修复要求履行全部修复义务后,请求以代其他侵权人支出的修复费用折抵其应当承担的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对于侵权人实施的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应当进行修复效果评估。经评估,受损生态环境服务功能已经恢复的,可以认定侵权人已经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7条、第1229条(本案适用的是自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1条、第65条)
基本案情
2015年10月至12月,朱清良、朱清涛在承包土地内非法开采建筑用砂89370.8立方米,价值人民币4468540元。经鉴定,朱清良二人非法开采的土地覆被类型为果园,地块内原生土壤丧失,原生态系统被完全破坏,生态系统服务能力严重受损,确认存在生态环境损害。鉴定机构确定生态环境损害恢复方案为将损害地块恢复为园林地,将地块内缺失土壤进行客土回填,下层回填普通土,表层覆盖60厘米种植土,使地块重新具备果树种植条件。恢复工程费用评估核算为2254578.58元。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以朱清良、朱清涛非法开采造成土壤受损,破坏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本案刑事部分另案审理)。
2020年6月24日,朱清良、朱清涛的代理人朱某某签署生态环境修复承诺书,承诺按照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开展修复工作。修复工程自2020年6月25日开始,至2020年10月15日完成。2020年10月15日,北京市房山区有关单位对该修复工程施工质量进行现场勘验,均认为修复工程依法合规、施工安全有序开展、施工过程中未出现安全性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施工程序、工程质量均符合修复方案要求。施工过程严格按照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各项具体要求进行,回填土壤质量符合标准,地块修复平整,表层覆盖超过60厘米的种植土,已重新具备果树种植条件。
上述涉案土地内存在无法查明的他人倾倒的21392.1立方米渣土,朱清良、朱清涛在履行修复过程中对该部分渣土进行环境清理支付工程费用75.4万元。
裁判结果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1日作出(2020)京04民初277号民事判决:一、朱清良、朱清涛对其造成的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朱岗子村西的14650.95平方米土地生态环境损害承担恢复原状的民事责任,确认朱清良、朱清涛已根据《房山区朱清良等人盗采砂石矿案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书》确定的修复方案将上述受损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已履行完毕)。二、朱清良、朱清涛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652896.75元;朱清良、朱清涛在履行本判决第一项修复义务时处理涉案地块上建筑垃圾所支付费用754000元折抵其应赔偿的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652896.75元。三、朱清良、朱清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鉴定费115000元。四、朱清良、朱清涛在一家全国公开发行的媒体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赔礼道歉的内容及媒体、版面、字体需经本院审核,朱清良、朱清涛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并于审核通过之日起三十日内刊登,如未履行上述义务,则由本院选择媒体刊登判决主要内容,所需费用由朱清良、朱清涛负担。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朱清良、朱清涛非法开采的行为,造成了生态环境破坏,侵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合法权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构成环境民事侵权。朱清良、朱清涛作为非法开采行为人,违反了保护环境的法定义务,应对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承担民事责任。
一、关于被告对他人倾倒渣土的处理费用能否折抵生态功能损失赔偿费用的问题。从环境法的角度而言,生态环境具有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以及支持服务等功能。生态环境受损将导致其向公众或其他生态系统提供上述服务的功能减少或丧失。朱清良、朱清涛在其租赁的林果地上非法开采,造成地块土壤受损,属于破坏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还应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根据鉴定评估报告对生态服务价值损失的评估意见,确定朱清良、朱清涛应承担的服务功能损失赔偿金额为652896.75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等款项,应当用于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故被告人承担的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款项应当专项用于该案环境修复、治理或异地公共生态环境修复、治理。朱清良、朱清涛对案涉土地进行生态修复时,土地上还存在无法查明的他人倾倒渣土。朱清涛、朱清良非法开采的行为造成受损地块原生土壤丧失、土壤的物理结构变化,而他人倾倒渣土的行为则会造成土壤养分的改变,两个侵权行为叠加造成现在的土壤生态环境损害。为全面及时恢复生态环境,朱清良、朱清涛根据修复方案对涉案地块整体修复的要求,对该环境内所倾倒渣土进行清理并为此实际支出75.4万元,系属于对案涉环境积极的修复、治理,这与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被告承担生态功能损失赔偿责任的目的和效果是一致的。同时,侵权人在承担修复责任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对他人破坏环境造成的后果予以修复治理,有益于生态环境保护,在修复效果和综合治理上亦更能体现及时优化生态环境的特点。因此,综合两项费用的功能目的以及赔偿费用专项执行的实际效果考虑,朱清良、朱清涛对倾倒渣土环境进行清理的费用可以折抵朱清良、朱清涛需要承担的生态功能损失赔偿费用。
二、关于被告诉讼过程中自行进行生态修复的效果评估问题。朱清良、朱清涛在诉讼过程中主动履行环境修复义务,并于2020年6月25日至10月15日期间按照承诺书载明的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对案涉地块进行了回填修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九条规定,负有相关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事件调查报告、检验报告、监测报告、评估报告、监测数据等,经当事人质证并符合证据标准的,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案中,北京市房山区有关单位积极履行环境监督管理职责,对于被告人自行实施的生态修复工程进行过程监督并出具相应的验收意见,符合其职责范围,且具备相应的专业判断能力,有关单位联合出具的验收意见,可以作为认定当事人自行实施的生态修复工程质量符合标准的重要依据。同时,评估机构在此基础上,对修复工程进行了效果评估,确认案涉受损地块内土壤已恢复至基线水平,据此可以认定侵权人已经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马军、梅宇、赵佳、王鹏宇、张桂荣、张风光、衡军)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诉王玉林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指导案例207号 · (2020)苏01民初798号 · 2020
民事 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 非法采矿 生态环境损害 损失整体认定 系统保护修复
裁判要旨: 1.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对非法采矿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不仅要对造成山体(矿产资源)的损失进行认定,还要对开采区域的林草、水土、生物资源及其栖息地等生态环境要素的受损情况进行整体认定。
2.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充分重视提高生态环境修复的针对性、有效性,可以在判决侵权人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时,结合生态环境基础修复及生物多样性修复方案,确定修复费用的具体使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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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1.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对非法采矿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不仅要对造成山体(矿产资源)的损失进行认定,还要对开采区域的林草、水土、生物资源及其栖息地等生态环境要素的受损情况进行整体认定。
2.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充分重视提高生态环境修复的针对性、有效性,可以在判决侵权人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时,结合生态环境基础修复及生物多样性修复方案,确定修复费用的具体使用方向。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本案适用的是自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
基本案情
2015年至2018年期间,王玉林违反国家管理矿产资源法律规定,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使用机械在南京市浦口区永宁镇老山林场原山林二矿老宕口内、北沿山大道建设施工红线外非法开采泥灰岩、泥页岩等合计十余万吨。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检察院以王玉林等人的行为构成非法采矿罪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该案审理期间,王玉林已退赔矿石资源款4455998.6元。2020年3月、8月,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先后出具《“南京市浦口区王玉林等人非法采矿案”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南京市浦口区王玉林等人非法采矿案”生态环境损害(动物类)补充说明》(以下简称《补充说明》)。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认为,王玉林非法采矿造成国家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破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遂提起本案诉讼,诉请判令王玉林承担生态破坏侵权责任,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1893112元(具体包括:1.生态资源的损失中林木的直接经济损失861750元;2.生态系统功能受到影响的损失:森林涵养水损失440233元;水土流失损失50850元;土壤侵蚀损失81360元;树木放氧量减少损失64243元;鸟类生态价值损失243122元;哺乳动物栖息地服务价值损失18744元;3.修复期间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损失132810元)以及事务性费用400000元,并提出了相应的修复方案。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4日作出(2020)苏01民初798号民事判决:一、被告王玉林对其非法采矿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1893112元(已缴纳)承担赔偿责任,其中1498436元用于南京市山林二矿生态修复工程及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大桥林场路口地质灾害治理工程,394676元用于上述地区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及保护。二、被告王玉林承担损害评估等事务性费用400000元(已缴纳),该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划转至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判决后,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与王玉林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非法采矿对生态资源造成复合性危害,在长江沿岸非法露天采矿,不仅造成国家矿产资源损失,还必然造成开采区域生态环境破坏及生态要素损失。环境和生物之间、生物和生物之间协同共生,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形成动态的平衡。一个生态要素的破坏,必然会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多个要素造成不利影响。非法采矿将直接导致开采区域的植被和土壤破坏,山体损坏影响到林、草蓄积,林、草减少影响到水土涵养,上述生态要素的破坏又直接、间接影响到鸟类和其他动物的栖息环境,造成生态系统的整体破坏及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自然要素生态利益的系统损害必将最终影响到人类的生产生活和优美生态环境的实现。被告王玉林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即实施非法采矿行为,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主观存在过错,非法采矿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之规定,对其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一、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计算问题
(一)生态资源的经济损失计算合理。非法采矿必将使被开采区域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受损山体的修复及自然林地的恢复均需要合理周期,即较长时间才能重新恢复林地的生态服务功能水平,故《评估报告》以具有20年生长年限的林地作为参照计算具有一定合理性,《评估报告》制作人关于林木经济损失计算的解释科学,故应对非法采矿行为造成林木经济损失861750元依法予以认定。
(二)鸟类生态价值损失计算恰当。森林资源为鸟类提供了栖息地和食物来源,鸟类种群维持着食物链的完整性,保持营养物质循环的顺利进行,栖息地的破坏必然导致林鸟迁徙或者食物链条断裂,一旦食物链的完整性被破坏,必将对整个森林生态系统产生严重的后果。《补充说明》载明,两处非法开采点是林鸟种群的主要栖息地和适宜生境,非法采矿行为造成鸟类栖息地被严重破坏,由此必然产生种子传播收益额及改善土壤收益额的损失。鸟类为种子的主要传播者和捕食者,可携带或者吞食植物种子,有利于生态系统次生林的自然演替;同时,次生林和原始森林系统的良性循环,也同样为鸟类的自然栖息地提供了庇护,对植物种子的传播具有积极意义。《补充说明》制作人从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种间生态平衡的角度,对非法采矿行为造成平衡性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等方面对鸟类传播种子损失作出了详细解释,解释科学合理,故对非法采矿造成鸟类生态价值损失243122元予以认定。
(三)哺乳动物栖息地服务价值损失客观存在。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哺乳动物繁衍和生存的主要栖息地之一。哺乳动物不仅对维持生态系统平衡有重要作用,还能够调节植物竞争,维护系统物种多样性以及参与物质和能量循环等,是改变生态系统内部各构件配置的最基本动力。虽然因客观因素无法量化栖息地生态环境损害价值,但非法采矿行为造成山体破坏和植被毁坏,导致哺乳动物过境受到严重影响,哺乳动物栖息地服务价值损失客观存在。结合案涉非法采矿区域位于矿坑宕口及林场路口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上述区域植被覆盖率以及人类活动影响造成两区域内哺乳动物的种类和数量较少等客观因素,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按照其他生态环境损失1874368元的1%计算哺乳动物栖息地服务价值损失18744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二、关于生态环境修复问题
恢复性司法理念要求受损的生态环境切实得到有效修复,系统保护需要从各个生态要素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保护,对破坏生态所造成的损失修复,也要从系统的角度对不同生态要素所遭受的实际影响予以综合考量,注重从源头上系统开展生态环境修复,注重自然要素生态利益的有效发挥,对长江流域生态系统提供切实有效的保护。鉴于非法采矿给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应当采取消除受损山体存在的地质灾害隐患,以及从尽可能恢复其生态环境功能的角度出发,结合经济、社会、人文等实际发展需要进行总体分析判断。
案涉修复方案涵盖了山体修复、植被复种、绿地平整等生态修复治理的多个方面,充分考虑了所在区域生态环境结构的功能定位,体现了强化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各种生态要素协同治理的理念,已经法庭技术顾问论证,结论科学,方法可行。王玉林赔偿的生态环境损失费用中,属于改善受破坏的自然环境状况,恢复和维持生态环境要素正常生态功能发挥范畴的,可用于侵权行为发生地生态修复工程及地质灾害治理工程使用。本案中生物栖息地也是重要的生态保护和修复目标,生物多样性受到影响的损失即鸟类生态价值损失、哺乳动物栖息地服务价值损失、修复期间生物多样性价值恢复费用属于生物多样性恢复考量范畴,可在基础修复工程完成后,用于侵权行为发生地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及保护使用。
综上,法院最终判决王玉林对其非法采矿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并在判决主文中写明了生态修复、地质治理等项目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费用使用方向。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陈迎、姜立、刘尚雷、陈美芳、毛建美、丁茜、任重远)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检察院诉叶继成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指导案例209号 · (2020)浙11民初35号 · 2020
民事诉讼 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 恢复性司法 先予执行
裁判要旨: 生态恢复性司法的核心理念为及时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恢复生态功能。生态环境修复具有时效性、季节性、紧迫性的,不立即修复将导致生态环境损害扩大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三项规定的“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情形,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裁定先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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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生态恢复性司法的核心理念为及时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恢复生态功能。生态环境修复具有时效性、季节性、紧迫性的,不立即修复将导致生态环境损害扩大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三项规定的“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情形,人民法院可以依法裁定先予执行。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9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6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6条)
基本案情
2018年11月初,被告叶继成雇请他人在浙江省遂昌县妙高街道龙潭村村后属于龙潭村范围内(土名“龙潭湾”)的山场上清理枯死松木,期间滥伐活松树89株。经鉴定,叶继成滥伐的立木蓄积量为22.9964立方米,折合材积13.798立方米,且案发山场属于国家三级公益林。根据林业专家出具的修复意见,叶继成应在案涉山场补植2至3年生木荷、枫香等阔叶树容器苗1075株。浙江省遂昌县人民检察院认为不需要追究叶继成的刑事责任,于2019年7月作出不起诉决定,但叶继成滥伐公益林山场林木的行为造成森林资源损失,破坏生态环境,遂于2020年3月27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由于遂昌县春季绿化造林工作即将结束,公益诉讼起诉人在起诉同时提出先予执行申请,要求叶继成根据前述专家修复意见原地完成补植工作。后由于种植木荷、枫香等阔叶树的时间节点已过,难以购置树苗,经林业专家重新进行修复评估,认定根据案涉林木损毁价值及补植费用9658.4元核算,共需补植1至2年生杉木苗1288株。检察机关据此于2020年4月2日变更诉讼请求和先予执行申请,要求叶继成按照重新出具的修复意见进行补植。
裁判结果
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31日作出(2020)浙11民初35号裁定,裁定准予先予执行,要求被告叶继成在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在案发山场及周边完成补植复绿工作。叶继成根据变更后的修复意见,于2020年4月7日完成补植,浙江省遂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当日验收。
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1日作出(2020)浙11民初35号判决:一、被告叶继成自收到本院(2020)浙11民初35号民事裁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在“龙潭湾”山场补植1—2年生杉木苗1288株,连续抚育3年(截止到2023年4月7日),且种植当年成活率不低于95%,3年后成活率不低于90%。二、如果被告叶继成未按本判决的第一项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则需承担生态功能修复费用9658.4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森林生态环境修复需要考虑节气及种植气候等因素,如果未及时采取修复措施补种树苗,不仅增加修复成本,影响修复效果,而且将导致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进一步扩大。叶继成滥伐林木、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清楚明确,而当时正是植树造林的有利时机,及时补种树苗有利于新植树木的成活和生态环境的及时有效恢复。基于案涉补植树苗的季节性要求和修复生态环境的紧迫性,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三项规定的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情形,故对公益诉讼起诉人的先予执行申请予以准许。
林地是森林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林业发展的根本。林地资源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对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改善生态环境有着重要作用。被告叶继成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未经许可,在公益林山场滥伐林木,数量较大,破坏了林业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环境侵权责任。综合全案事实和鉴定评估意见,人民法院对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叶继成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主张予以支持。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程建勇、单欣欣、聂伟杰、张锡斌、余俊、韩黎明、叶水火)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诉王小朋等59人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指导案例175号 · (2019)苏01民初2005号 · 2019
民事 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 非法捕捞 共同侵权 生态资源损害赔偿
裁判要旨: 1.当收购者明知其所收购的鱼苗系非法捕捞所得,仍与非法捕捞者建立固定买卖关系,形成完整利益链条,共同损害生态资源的,收购者应当与捕捞者对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侵权人使用禁用网具非法捕捞,在造成其捕捞的特定鱼类资源损失的同时,也破坏了相应区域其他水生生物资源,严重损害生物多样性的,应当承担包括特定鱼类资源损失和其他水生生物资源损失在内的生态资源损失赔偿责任。当生态资源损失难以确定时,人民法院应当结合生态破坏的范围和程度、资源的稀缺性、恢复所需费用等因素,充分考量非法行为的方式破坏性、时间敏感性、地点特殊性等特点,并参考专家意见,综合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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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1.当收购者明知其所收购的鱼苗系非法捕捞所得,仍与非法捕捞者建立固定买卖关系,形成完整利益链条,共同损害生态资源的,收购者应当与捕捞者对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侵权人使用禁用网具非法捕捞,在造成其捕捞的特定鱼类资源损失的同时,也破坏了相应区域其他水生生物资源,严重损害生物多样性的,应当承担包括特定鱼类资源损失和其他水生生物资源损失在内的生态资源损失赔偿责任。当生态资源损失难以确定时,人民法院应当结合生态破坏的范围和程度、资源的稀缺性、恢复所需费用等因素,充分考量非法行为的方式破坏性、时间敏感性、地点特殊性等特点,并参考专家意见,综合作出判断。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8条(本案适用的是自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修订)第64条
基本案情
长江鳗鱼苗是具有重要经济价值且禁止捕捞的水生动物苗种。2018年上半年,董瑞山等38人单独或共同在长江干流水域使用禁用渔具非法捕捞长江鳗鱼苗并出售谋利。王小朋等13人明知长江鳗鱼苗系非法捕捞所得,单独收购或者通过签订合伙协议、共同出资等方式建立收购鳗鱼苗的合伙组织,共同出资收购并统一对外出售,向高锦初等7人以及董瑞山等38人非法贩卖或捕捞人员收购鳗鱼苗116999条。秦利兵在明知王小朋等人向其出售的鳗鱼苗系在长江中非法捕捞所得的情况下,仍多次向王小朋等人收购鳗鱼苗40263条。
王小朋等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经另案刑事生效判决予以认定。2019年7月15日,公益诉讼起诉人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以王小朋等59人实施非法捕捞、贩卖、收购长江鳗鱼苗行为,破坏长江生态资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4日作出(2019)苏01民初2005号民事判决:一、王小朋等13名非法收购者对其非法买卖鳗鱼苗所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连带赔偿人民币8589168元;二、其他收购者、捕捞者根据其参与非法买卖或捕捞的鳗鱼苗数量,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或与直接收购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王小朋等11名被告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9)苏民终173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一、非法捕捞造成生态资源严重破坏,当销售是非法捕捞的唯一目的,且收购者与非法捕捞者形成了固定的买卖关系时,收购行为诱发了非法捕捞,共同损害了生态资源,收购者应当与捕捞者对共同实施的生态破坏行为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鳗鱼苗于2014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也属于江苏省重点保护鱼类。鳗鱼苗特征明显,无法直接食用,针对这一特定物种,没有大规模的收购,捕捞行为毫无价值。收购是非法捕捞鳗鱼苗实现获利的唯一渠道,缺乏收购行为,非法捕捞难以实现经济价值,也就不可能持续反复地实施,巨大的市场需求系引发非法捕捞和层层收购行为的主要原因。案涉收购鳗鱼苗行为具有日常性、经常性,在收购行为中形成高度组织化,每一个捕捞者和收购者对于自身在利益链条中所处的位置、作用以及通过非法捕捞、出售收购、加价出售、养殖出售不同方式获取利益的目的均有明确的认知。捕捞者使用网目极小的张网方式捕捞鳗鱼苗,收购者对于鳗鱼苗的体态特征充分了解,意味着其明知捕捞体态如此细小的鳗鱼苗必然使用有别于对自然生态中其他鱼类的捕捞方式,非法捕捞者于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繁衍生殖的重要时段,尤其是禁渔期内,在长江干流水域采用“绝户网”大规模、多次非法捕捞长江鳗鱼苗,必将造成长江生态资源损失和生物多样性破坏,收购者与捕捞者存在放任长江鳗鱼资源及其他生态资源损害结果出现的故意。非法捕捞与收购已经形成了固定买卖关系和完整利益链条。这一链条中,相邻环节均从非法捕捞行为中获得利益,具有高度协同性,行为与长江生态资源损害结果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共同导致生态资源损害。预防非法捕捞行为,应从源头上彻底切断利益链条,让非法收购、贩卖鳗鱼苗的共同侵权者付出经济代价,与非法捕捞者在各自所涉的生态资源损失范围内对长江生态资源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生态资源损失在无法准确统计时,应结合生态破坏的范围和程度、资源的稀缺性等因素,充分考量非法行为的方式破坏性、时间敏感性和地点特殊性,并参考专家意见,酌情作出判断。
综合考虑非法捕捞鳗鱼苗方式系采用网目极小的张网进行捕捞,加之捕捞时间的敏感性、捕捞频率的高强度性、捕捞地点的特殊性,不仅对鳗鱼种群的稳定造成严重威胁,还必然会造成对其他渔业生物的损害,进而破坏了长江生物资源的多样性,给长江生态资源带来极大的损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综合考量非法捕捞鳗鱼苗对生态资源造成的实际损害,酌定以鳗鱼资源损失价值的2.5倍确定生态资源损失。主要依据有两点:
一是案涉非法捕捞鳗鱼苗方式的破坏性。捕捞者系采用网目极小的张网捕捞鳗鱼苗,所使用张网的网目尺寸违反了《农业部关于长江干流实施捕捞准用渔具和过渡渔具最小网目尺寸制度的通告》中不小于3毫米的规定,属于禁用网具。捕捞时必将对包括其他小型鱼类在内的水生物种造成误捕,严重破坏相应区域水生生物资源。案涉鳗鱼苗数量达116999条,捕捞次数多、捕捞网具多、捕捞区域大,必将对长江生态资源产生较大危害。
二是案涉非法捕捞鳗鱼苗的时间敏感性和地点特殊性。案涉的捕捞、收购行为主要发生于长江禁渔期,该时期系包括鳗鱼资源在内的长江水生生物资源繁衍生殖的重要时段。捕捞地点位于长江干流水域,系日本鳗鲡洄游通道,在洄游通道中对幼苗进行捕捞,使其脱离自然水体后被贩卖,不仅妨碍鳗鲡种群繁衍,且同时误捕其他渔获物,会导致其他水生生物减少,导致其他鱼类饵料不足,进而造成长江水域食物链相邻环节的破坏,进一步造成生物多样性损害。
考虑到生态资源的保护与被告生存发展权利之间的平衡,在确定生态损害赔偿责任款项时可以考虑被告退缴违法所得的情况,以及在被告确无履行能力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采用劳务代偿的方式,如参加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等公益性质的活动或者配合参与长江沿岸河道管理、加固、垃圾清理等方面的工作,折抵一定赔偿数额。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刘建功、赵黎、臧静)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诉夏顺安等15人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指导案例176号 · (2019)湘09民初94号 · 2019
民事 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 生态环境修复 损害担责 全面赔偿 非法采砂
裁判要旨: 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贯彻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对于破坏生态违法犯罪行为不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还要依法追究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认定非法采砂行为所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范围和损失时,应当根据水环境质量、河床结构、水源涵养、水生生物资源等方面的受损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合理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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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贯彻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对于破坏生态违法犯罪行为不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还要依法追究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认定非法采砂行为所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范围和损失时,应当根据水环境质量、河床结构、水源涵养、水生生物资源等方面的受损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合理认定。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修订)第64条
基本案情
2016年6月至11月,夏顺安等人为牟取非法利益,分别驾驶九江采158号、湘沅江采1168号、江苏籍999号等采砂船至洞庭湖下塞湖区域非规划区非法采砂,非法获利2243.333万元。夏顺安等人的非法采砂行为构成非法采矿罪,被相关刑事生效判决予以认定。2019年7月,湖南省益阳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夏顺安等人对其非法采砂行为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赔礼道歉。经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夏顺安等15人非法采砂行为对非法采砂区域的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分为水环境质量受损、河床结构受损、水源涵养受损和水生生物资源受损,所造成生态环境影响的空间范围共计约9.9万平方米,其中造成的水生生物资源损失为2.653万元,修复水生生物资源受损和河床结构与水源涵养受损所需的费用分别为7.969万元和865.61万元,合计873.579万元。
裁判结果
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8日作出(2019)湘09民初94号民事判决:一、夏顺安等15人私自开采国家矿产资源,其非法采砂行为严重破坏了采砂区域的生态环境,判决被告夏顺安对非法采砂造成的采砂水域河床原始结构、水源涵养量修复费用865.61万元、水生生物资源修复费用7.969万元,共计873.579万元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承担赔偿责任;二、其他14名被告依据其具体侵权行为分别在824万元至3.8万元不等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三、夏顺安等15人就非法采矿行为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被告王德贵提出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9日作出(2020)湘民终186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我国相关矿产资源法律法规的规定,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许可证,取得采矿权。夏顺安等15人在下塞湖区域挖取的砂石系国家矿产资源。根据沅江市砂石资源开采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证明、益阳市水务局《情况说明》、湘阴县河道砂石综合执法局证明、岳阳市河道砂石服务中心证明,并结合另案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各被告当庭陈述,可证明被告未依法获得许可,私自开采国家矿产资源,应认定为非法采砂。
非法采砂行为不仅造成国家资源损失,还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致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失。矿产资源兼具经济属性和生态属性,不能仅重视矿产资源的经济价值保护,而忽视矿产资源生态价值救济。非法采砂违法犯罪行为不仅需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还要依法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民事责任。应当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担责的原则,依法追究非法采砂行为人的刑事、民事法律责任。
本案中,夏顺安等15人的非法采砂生态破坏行为,导致了洞庭湖生态系统的损害,具体包括丰富的鱼类、虾蟹类和螺蚌等软体动物生物资源的损失,并严重威胁洞庭湖河床的稳定性及防洪安全,破坏水生生物资源繁衍生存环境。为确保生态环境损害数额认定的科学性、全面性和合理性,人民法院委托具备资格的机构进行司法鉴定,通过对生态环境损害鉴定意见的司法审查,合理确定生态破坏行为所导致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数额。本案中,人民法院指导鉴定专家按照全面赔偿原则,对非法采砂行为所导致的采砂区域河床、水源涵养、生物栖息地、鱼虾生物资源、水环境质量等遭受的破坏进行全方位的鉴定,根据抽取砂土总量、膨胀系数、水中松散沙土的密度、含水比例,以及洞庭湖平均鱼类资源产量等指标量化了各类损失程度。被告虽主张公共利益受损与其无关联,但本案各被告当庭陈述均认可实施了采砂行为,根据另案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及审理查明的事实,各被告实施的采砂行为非法,且鉴定意见书明确了采砂行为造成生态环境受损,故认定被告的采砂行为破坏了生态环境资源。各被告未提交反驳证据推翻案涉鉴定意见,经审查,对鉴定意见载明的各项损失及修复费用予以确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被告修复生态环境的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也可以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并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夏顺安等15人在各自参与非法采砂数量范围内构成共同侵权,应在各自参与非法采砂数量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民事责任。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伍胜、闫伟、曾志燕)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诉重庆瑜煌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等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指导案例204号 · (2019)渝05民初256号 · 2019
民事 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 环保技术改造 费用抵扣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
裁判要旨: 1.受损生态环境无法修复或无修复必要,侵权人在已经履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定的强制性义务基础上,通过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等方式实施环保技术改造,经评估能够实现节能减排、减污降碳、降低风险效果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侵权人的申请,结合环保技术改造的时间节点、生态环境保护守法情况等因素,将由此产生的环保技术改造费用适当抵扣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
2.为达到环境影响评价要求、排污许可证设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履行其他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定的强制性义务而实施环保技术改造发生的费用,侵权人申请抵扣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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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1.受损生态环境无法修复或无修复必要,侵权人在已经履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定的强制性义务基础上,通过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等方式实施环保技术改造,经评估能够实现节能减排、减污降碳、降低风险效果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侵权人的申请,结合环保技术改造的时间节点、生态环境保护守法情况等因素,将由此产生的环保技术改造费用适当抵扣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
2.为达到环境影响评价要求、排污许可证设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履行其他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定的强制性义务而实施环保技术改造发生的费用,侵权人申请抵扣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36条、第40条第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第3条
基本案情
重庆市鹏展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展公司)、重庆瑜煌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瑜煌公司)、重庆顺泰铁塔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泰公司)均无危险废物经营资质。2015年4月10日,鹏展公司分别与瑜煌公司、顺泰公司签订合同,约定鹏展公司以420元/吨的价格向瑜煌公司、顺泰公司出售盐酸,由鹏展公司承担运费。前述价格包含销售盐酸的价格和鹏展公司将废盐酸运回进行处置的费用。2015年7月开始,鹏展公司将废盐酸从瑜煌公司、顺泰公司运回后,将废盐酸直接非法排放。2015年7月至2016年3月,鹏展公司非法排放废盐酸累计至少达717.14吨,造成跳蹬河受到污染。经评估,本次事件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6454260元,同时还产生事务性费用25100元及鉴定费5000元。本次污染事件发生后,瑜煌公司和顺泰公司投入资金开展酸雾收集、助镀槽再生系统等多个方面的技术改造,环境保护水平有所提升。公益诉讼起诉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认为鹏展公司、瑜煌公司和顺泰公司应承担本次环境污染事件造成的损失,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鹏展公司、瑜煌公司、顺泰公司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及鉴定费等共计6484360元,并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9日作出(2019)渝05民初256号民事判决:一、被告鹏展公司赔偿因非法排放废盐酸产生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6479360元、技术咨询费5000元,合计6484360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至本院指定的司法生态修复费专款账户。二、被告瑜煌公司和被告顺泰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被告鹏展公司的赔偿款分别承担3242180元的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鹏展公司、瑜煌公司和被告顺泰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重庆市市级以上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宣判后,瑜煌公司和顺泰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并在二审中提出分期支付申请和对其技改费用予以抵扣请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5日作出(2020)渝民终387号民事判决:一、维持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5民初0256号民事判决第一、第三项。二、撤销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5民初025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瑜煌公司、顺泰公司对鹏展公司应承担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分别承担3242180元的连带清偿责任,在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供有效担保后,按照25%、25%及50%的比例分三期支付。具体支付时间为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各支付809920元及技术咨询费2500元;2021年12月31日前各支付809920元;2022年12月31日前各支付1619840元。技术咨询费在执行到位后十日内支付到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指定的账户。四、如果瑜煌公司、顺泰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实施技术改造,在相同产能的前提下明显减少危险废物的产生或降低资源的消耗,且未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处罚,其已支付的技术改造费用可以凭技术改造效果评估意见和具有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技术改造投入资金审计报告,可在支付第三期款项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抵扣。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5年修正)第五十七条规定,从事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必须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经营许可证;从事利用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必须向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经营许可证。本案中,瑜煌公司、顺泰公司作为危险废物的生产者,却将涉案危险废物交由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鹏展公司处置,违反了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的法定义务。鹏展公司非法排放的危险废物中无法区分瑜煌公司、顺泰公司各自提供的具体数量或所占份额,构成共同侵权,故瑜煌公司和顺泰公司应对鹏展公司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环境公益诉讼作为环境保护法确立的重要诉讼制度,其诉讼目的不仅仅是追究环境侵权责任,更重要的是督促引导环境侵权人实施环境修复,鼓励企业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实现环境保护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瑜煌公司和顺泰公司在案涉污染事件发生后实施技术改造,并请求以技术改造费用抵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对技术改造费用能否用以抵扣应承担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的问题,应秉持前述环境司法理念,对企业实施的环保技术改造的项目和目的加以区分,分类对待。如果企业实施的环保技术改造的项目和目的仅满足其环境影响评价要求、达到排污许可证设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履行其他法定的强制性义务,那么对该部分技术改造费用应不予抵扣;如果企业在已完全履行法律对企业设定的强制性环境保护义务基础之上,通过使用清洁能源、采用更优技术、工艺或设备等方式,实现资源利用率更高、污染物排放量减少、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提升等效果,则该部分技术改造费用就应考虑予以适当抵扣。
本案中,由于河流具有自净能力,受到污染的水体现已无必要进行生态环境修复。瑜煌公司和顺泰公司愿意继续进行技术改造,其承诺实施的技术改造,有利于实现污染物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亦有利于降低当地的环境风险。因此,将瑜煌公司和顺泰公司已实际支付的环保技术改造费用用于抵扣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符合环境公益诉讼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为支持企业绿色转型,鼓励瑜煌公司和顺泰公司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节能减排,法院将瑜煌公司和顺泰公司各自可以抵扣的上限设定为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的50%。故瑜煌公司和顺泰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开展技术改造,在相同产能的前提下明显减少危险废物的产生或降低资源的消耗,且未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处罚,其已支付的技术改造费用凭技术改造效果评估意见和具有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技术改造投入资金审计报告,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抵扣。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既要确保受损的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修复,又要给予正确面对自身环境违法行为、愿意积极承担环境法律责任的企业继续进行合法生产经营的机会,实现保护生态环境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平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瑜煌公司和顺泰公司的生产经营受到一定影响,两家企业在案发后投入大量资金实施技术改造,且部分尚欠的技术改造费用已到清偿期,两家企业当前均出现一定程度的经营困难。为促发展、稳预期、保民生,最大限度维持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对瑜煌公司和顺泰公司请求分期支付的意见予以采纳,准许其两年内分三期支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唐亚林、赵翎、黄成)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九江市人民政府诉江西正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连新建材有限公司、李德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
指导案例210号 · (2019)赣04民初201号 · 2019
民事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部分诉前磋商 司法确认 证据 继续审理
裁判要旨: 1.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中,国家规定的机关通过诉前磋商,与部分赔偿义务人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对磋商不成的其他赔偿义务人,国家规定的机关可以依法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2.侵权人虽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涉嫌刑事犯罪,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中认定侵权事实证据充分的,不以相关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依法判决侵权人承担生态环境修复和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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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1.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中,国家规定的机关通过诉前磋商,与部分赔偿义务人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对磋商不成的其他赔偿义务人,国家规定的机关可以依法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2.侵权人虽因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涉嫌刑事犯罪,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中认定侵权事实证据充分的,不以相关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依法判决侵权人承担生态环境修复和赔偿责任。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9条(本案适用的是自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
基本案情
2017年至2018年间,江西正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鹏公司)与杭州塘栖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塘栖公司)等签署合同,运输、处置多家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泥,收取相应的污泥处理费用。正鹏公司实际负责人李德将从多处收购来的污泥直接倾倒,与丰城市志合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合公司,已注销)合作倾倒,或者交由不具有处置资质的张永良、舒正峰等人倾倒至九江市区多处地块,杭州连新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新公司)明知张永良从事非法转运污泥,仍放任其持有加盖公司公章的空白合同处置污泥。经鉴定,上述被倾倒的污泥共计1.48万吨,造成土壤、水及空气污染,所需修复费用1446.288万元。案发后,九江市浔阳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被告人张永良等6人提起刑事诉讼,后经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于2019年10月25日判处被告人张永良、舒正峰、黄永、陈世水、马祖兴、沈孝军6人犯污染环境罪(李德、夏吉萍另案处理),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至有期徒刑十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0万元至5万元不等。九江市人民政府依据相关规定开展磋商,与塘栖公司达成金额计4872387元的赔偿协议,但未能与正鹏公司、连新公司、李德等7人达成赔偿协议。塘栖公司所赔款项包括1号地块、2号地块全部修复费用及4号地块部分修复费用等,已按协议全部履行。协议双方向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依法裁定对该磋商协议作出确认。因未能与正鹏公司、连新公司、李德等7人达成赔偿协议,九江市人民政府就3号地块、5号地块修复费用及4号地块剩余修复费用等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各被告履行修复生态环境义务,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公开赔礼道歉并承担律师费和诉讼费用。
裁判结果
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4日作出(2019)赣04民初201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正鹏公司、李德、黄永、舒正峰、陈世水于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对九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沙阎路附近山坳地块(3号地块)污泥共同承担生态修复义务,如未履行该修复义务,则上述各被告应于期限届满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生态修复费用280.3396万元(被告舒正峰已自愿缴纳10万元生态修复金至法院账户);二、被告正鹏公司、连新公司、张永良、李德、黄永、舒正峰、夏吉萍、陈世水于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对九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沙阎路伍丰村郑家湾地块(4号地块)污泥共同承担生态修复义务,如未履行该修复义务,则上述各被告应于期限届满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生态修复费用201.8515万元(被告连新公司已自愿缴纳100万元生态修复金至法院账户);三、被告正鹏公司、张永良、李德、夏吉萍、马祖兴于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对九江市永修县九颂山河珑园周边地块(5号地块)污泥共同承担生态修复义务,如未履行该修复义务,则上述各被告应于期限届满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生态修复费用448.9181万元;四、各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环评报告编制费20万元,风险评估方案编制费10万元及律师代理费4万元;五、各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省级或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六、驳回原告九江市人民政府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当事人未上诉,一审判决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正鹏公司、连新公司、张永良、李德、舒正峰、黄永、夏吉萍、陈世水、马祖兴以分工合作的方式非法转运、倾倒污泥造成生态环境污染,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相应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因各被告倾倒的每一地块污泥已混同,同一地块的污泥无法分开进行修复,应由相关被告承担同一地块的共同修复责任。本案各被告对案涉3、4、5号地块环境污染应承担的侵权责任逐一认定如下:
一、3号地块污泥系李德从长江江面多家公司接手,由黄永、舒正峰、陈世水分工合作倾倒,该地块修复费用280.3396万元,应由上述各被告共同承担。陈世水辩解其系李德雇员且在非法倾倒行为中非法所得较少及作用较小,应由雇主李德承担赔偿责任或由其承担较小赔偿责任。因环境共同侵权并非以非法所得或作用大小来计算修复责任大小,该案无证据可证明陈世水系李德雇员,陈世水与其他被告系以分工合作的方式非法倾倒污泥,应承担共同侵权连带环境修复责任。
二、4号地块部分污泥来源于连新公司(系张永良以连新公司名义获得),由李德、黄永、舒正峰、陈世水分工合作进行倾倒,该地块剩余修复费用201.8515万元,应由上述各被告共同承担。连新公司辩称来源于张永良的污泥并不等同于来源于连新公司,连新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依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可知,连新公司是在处理污泥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将公司公章、空白合同交由张永良处理污泥,其对张永良处理污泥的过程未按照法律规定的流程进行追踪,存在明显监管过失,且张永良、证人黄某某证言证实4号地块的部分污泥来源于连新公司。因而,连新公司该抗辩意见不应予以支持。
三、5号地块污泥来源于张永良,由李德、马祖兴分工合作进行倾倒,该地块修复费用448.9181万元,应由上述各被告共同承担。环境损害鉴定报告中评估报告编制费20万元,风险评估方案编制费10万元以及律师代理费4万元,均属本案诉讼的合理支出费用,原告主张的上述费用应予以支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承担责任的方式包括赔礼道歉,九江市人民政府要求被告在省级或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道歉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
本案裁判还认为,李德作为正鹏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正鹏公司无处理污泥资质及能力的情况下,以正鹏公司的名义参与污泥的非法倾倒,李德与正鹏公司应共同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在上述4号、5号地块的污泥非法倾倒中,夏吉萍以志合公司的名义与正鹏公司合作处理污泥的方式参与其中,且作为志合公司实际负责人取得相关利润分成,故夏吉萍应共同承担上述地块的生态修复责任。对夏吉萍辩称其不明知被告正鹏公司非法倾倒污泥的行为,不应承担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其本人涉嫌环境污染刑事犯罪正在公诉,刑案应优先于本案审理的理由,本案正鹏公司与志合公司的合作协议、银行流水记录及李德、夏吉萍、张永良的供述、证人王某某的证言、志合公司转运联单等证据足以证明志合公司与正鹏公司于2017年9月14日合作后,双方共同参与了涉案污泥倾倒,夏吉萍取得倾倒污泥的利润分成,应当承担所涉污泥倾倒导致的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本案对夏吉萍侵权事实的认定已有相关证据予以支撑,并非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继续审理并无不妥。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鄢清员、沈双武、施龙西、钱振华、沈爱、周卉、徐军)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上海某某港实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破产重整案
指导案例214号 · (2019)沪03破320号 · 2019
民事 申请破产清算 申请破产重整 污染治理 共益债务
裁判要旨: 1.人民法院审理涉流域港口码头经营企业破产重整案件,应当将环境污染治理作为实现重整价值的重要考量因素,及时消除影响码头经营许可资质存续的环境污染状态。
2.港口码头经营企业对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缺失造成环境污染,不及时治理将影响其破产重整价值的,应当由管理人依法进行治理。管理人请求将相关环境治理费用作为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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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1.人民法院审理涉流域港口码头经营企业破产重整案件,应当将环境污染治理作为实现重整价值的重要考量因素,及时消除影响码头经营许可资质存续的环境污染状态。
2.港口码头经营企业对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缺失造成环境污染,不及时治理将影响其破产重整价值的,应当由管理人依法进行治理。管理人请求将相关环境治理费用作为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第73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2条、第43条
基本案情
上海某某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某港公司)于1993年9月设立,主营业务为码头租赁及仓储、装卸服务等。所处位置毗邻长江口,东与上海市外高桥港区、保税区相接,西临黄浦江。2019年11月,经债权人申请,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上海某港公司破产清算案。经管理人调查发现,码头承租方经营管理混乱、设施设备陈旧老化,存在重大环境污染隐患。审理期间,环保、交管部门联合下达整改通知,要求对码头污水及扬尘处理设施进行限期整改,否则上海某港公司名下营运许可资质将被吊销。
上海某港公司名下拥有岸线使用许可证、港口经营许可证等无形资产,并拥有150米岸线长度,码头前沿控制线水深2≤水深<5米,年货物吞吐量约200万吨,为保住上海某港公司营运价值,维护全体债权人利益,法院依申请裁定转入重整程序。
在法院指导下,管理人一方面与环保、交管部门紧急沟通协调,了解具体环保整改要求,另一方面迅速委托第三方进行施工整改,对污水沉砂池、水沟、地坪等设施设备进行施工扩建,确保地面雨水、喷洒水等统一汇集至污水沉砂池,经沉降处理后循环用于港内喷洒,大幅提高港口污水回用率,有效避免污水直排入江。另外加装围墙、增加砂石料围挡遮盖及装车喷水装置,有效管控码头扬尘,防止周边区域大气污染物超标。在接管财产难以支付相关施工、审价费用情况下,由管理人协调第三方先行垫付587068元,待重整资金到位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的规定,按共益债务予以清偿,部分费用以租金抵扣方式协调租户随时整治并支付。
同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在债权人会议中以专项议案方式充分披露码头经营中的环境问题,说明修复整治费用及其处理方式,并经债权人会议表决同意。以有效地解决环保整改费用不足问题,提高了环境整治效率,确保码头绿色环保运营。在招募投资人过程中,除关注投资人本身资金实力与企业背景外,还关注投资人在码头绿色经营上的意愿和能力。经两轮市场化公开招募,引入投资人投入资金8700余万元,并着重将码头后续环保经营方案纳入重整计划草案。重整后企业将从设施设备改造升级、码头规范智能管理及环保绿色经营三个维度提升码头经营能力,做好外高桥保税区、港区配套服务。经债权人会议表决,出资人组在穷尽送达方式并公告后仍逾期未表决,担保债权组、税务债权组及普通债权组均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管理人请求法院裁定批准上海某港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10日作出(2019)沪03破320号之六民事裁定:一、批准修订后的《上海某某港实业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二、终止上海某港公司重整程序。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在法院、管理人协助下,企业顺利解决营业执照到期及港口经营许可证超期问题。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对重整计划草案的审查批准,要尊重债权人会议意思自治和坚持合法性审查原则,同时也要考虑其能否在利益平衡基础上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本案中,普通债权组清偿率较模拟清算下零清偿有了提高,在上海某港公司已严重资不抵债情况下,重整计划对出资人组权益调整为零的方案公平合理,草案中的经营方案具有可行性,可有效地延续上海某港公司的经营价值,有助于恢复上海某港公司的经营能力。破产管理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并有利于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效果,应予准许。人民法院应充分发挥破产审判职能,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重整司法全过程,从环境问题的修复治理、费用安排、重整计划的制定及执行等方面探索建立灵活高效的工作机制,使重整成为助推困境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有效路径。具体如下:
(一)关于重整企业环境污染治理责任及费用性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以及“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企业的环境污染治理责任应延续至其破产受理后。港口码头重整企业对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护缺失造成环境污染的,应由其作为环境治理责任主体进行整治。管理人作为破产事务的执行者,应负责实施具体的整治行为。该行为使得债务人企业经营资质得以保留,经营价值得以维系,提升了全体债权人的清偿利益。因整治所产生的费用,系为全体债权人利益而产生的费用,管理人请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条的规定认定为共益债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关于重整期间环境污染治理路径。本案所涉码头污染主要集中于水体、大气污染两方面,在法院指导下,管理人依法协同推进环境污染治理与重整程序:一是府院协调。由法院、管理人走访属地街镇、环境监管部门,充分了解所涉码头岸线环保责任要求及后续规划前景。经沟通协调后,相关部门延长整改期限,为环境污染整治争取了时间。二是先行治理。整改通知下达时,管理人未能接管到应收租金及其他资金。为在短时间内完成各项环境污染治理措施,保住企业经营资质,由管理人沟通码头承租企业先行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标整改。通过对污水沉砂池及附属设施的扩建完善,解决雨水及场地污水未经处理渗漏进入环境水体现象,并提高污水回用率;通过加装降尘降噪设备,降低大气粉尘污染,确保空气质量达标,提升长江口岸流域生态环境质量。三是费用落实。主要费用由承租企业先行垫付,待重整资金到位后以共益债务清偿,解决整治资金难问题。四是信息披露。充分尊重债权人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将环境污染整治事项作为重大财产处分行为进行专项表决,并在重整计划草案中披露环境污染治理经过及费用承担,争取债权人支持配合重整工作。
(三)关于环境污染治理与重整价值维护的关系。本案环境污染治理与企业重整价值密切相关,是决定企业能否实现其重整价值的关键因素。一旦企业违反相关环境污染防治法律法规,面临被剥夺行政许可资质的处罚时,将导致其重整价值丧失,故在港口码头企业破产重整案件审理过程中,应注重将环境污染治理和企业重整价值维护有机结合,及时消除影响码头经营许可资质存续的环境污染状态,将环境污染治理作为实现重整价值的重要考量因素。
(四)关于重整计划的制定、批准及执行。制定重整计划时,应体现绿色发展原则,引导投资人将环保经营方案和环保承诺事项写入计划,注重企业未来能否践行环境责任并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审查批准时,应综合考虑企业清算价值、程序合法性等法律因素,以及企业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社会因素。重整计划执行中,应协调解决企业继续经营障碍。通过探索破产审判与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协同推进的新机制,实现长江流域减污降碳源头治理和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企业重生、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的有机统一。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第73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2条、第43条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北京市丰台区某环境研究所诉江苏某钢集团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指导案例259号 · (2019)苏05民初299号 · 2019
民事 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 社会公共利益 撤诉审查
裁判要旨: 1.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原告申请撤诉,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原告关于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损害赔偿责任等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已经全部实现的,方可裁定准许。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原告诉讼请求全部实现”,是指原告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全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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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1.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原告申请撤诉,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原告关于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损害赔偿责任等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已经全部实现的,方可裁定准许。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原告诉讼请求全部实现”,是指原告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全部实现。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4条、第123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8条、第153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5条、第15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22条、第26条、第27条
基本案情
2018年6月28日,生态环境部通报江苏某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某钢集团)百万吨钢渣堆放问题,其子公司厂区内的钢渣贮存场未严格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的要求进行设计,未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等,存在较大环境污染风险。同时,江苏某钢集团还存在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行为。
2019年3月15日,北京市丰台区某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丰台某环境研究所)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认为江苏某钢集团污染环境造成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请求判令江苏某钢集团:1.停止侵害,立即停止烟尘废气等超标排放,停止违规堆放废渣废物等损害环境公益的违法行为;2.赔礼道歉,对持续损害环境公益的行为在全国主流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3.消除危险,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烟尘废气对大气环境及废渣废物对长江水环境等公共利益的环境风险;4.赔偿损失,赔偿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5.承担本案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及原告为诉讼支出的差旅费等费用;6.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案件审理过程中,丰台某环境研究所以人民政府可能就案涉环境污染问题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为由,于2019年4月19日申请撤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丰台某环境研究所的撤诉理由不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遂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2019)苏05民初299号之一民事裁定:不准许丰台某环境研究所撤诉。
2019年10月17日,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致函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张家港市人民政府经苏州市人民政府授权办理江苏某钢集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现已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与江苏某钢集团就案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磋商结果,可能影响本案的审理,遂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2019)苏05民初299号之二民事裁定:本案中止诉讼。
经评估,江苏某钢集团案涉污染行为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人民币40349639.59元。2020年12月5日,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与江苏某钢集团经磋商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并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于2019年6月设立南京环境资源法庭,集中受理江苏省内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环境资源案件)申请司法确认。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案涉钢渣导致的土壤污染损害已经得到有效修复,地下水污染危险消除,大气污染损害赔偿到位,案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及补充协议能够达到修复生态环境及弥补生态环境损害的效果,协议中确定的责任机制能够保障该协议得到履行,遂于2021年6月4日作出(2021)苏01民特64号民事裁定,确认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与江苏某钢集团于2020年12月5日达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
2021年2月23日,丰台某环境研究所以案件经过当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程序达成赔偿协议为由第二次申请撤诉。
裁判结果
鉴于北京市丰台区某环境研究所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已经全部实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5日作出(2019)苏05民初299号民事裁定:准许北京市丰台区某环境研究所撤诉。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丰台某环境研究所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全部实现,其撤诉申请是否应予准许。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诉讼标的涉及环境公共利益,原告行使撤诉权必须以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对于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审查,确认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方予准许。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二十六条规定:“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而使原告诉讼请求全部实现,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本案审理过程中,丰台某环境研究所因获知人民政府可能就案涉环境污染问题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遂于2019年4月19日第一次向人民法院申请撤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案涉环境污染问题尚未得到实际解决,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丰台某环境研究所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已得到全部实现,如准许原告撤诉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裁定不予准许撤诉。
此后,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作为苏州市人民政府指定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政府磋商工作办理机构,与江苏某钢集团经磋商就案涉污染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及补充协议。为保障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协议内容依法进行了公告。2021年6月4日,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01民特64号民事裁定确认,上述协议合法有效。其间,丰台某环境研究所于2021年2月23日第二次申请撤诉。
经审查,江苏某钢集团已就案涉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整改,经鉴定评估和苏州市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小组审核,确认污染问题已整治达标。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江苏某钢集团停止侵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已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后得到全部实现。
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中的“原告诉讼请求全部实现”,应当理解为原告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全部实现。本案中,原告关于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差旅费等为诉讼支出的费用及诉讼费用的诉讼请求,仅涉及原告自身利益,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在该诉讼请求实现前,原告申请撤诉属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其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因此,丰台某环境研究所第二次申请撤诉的事由符合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4条、第123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8条、第153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5条、第15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22条、第26条、第27条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孙贤锋诉淮安西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指导案例180号 · (2018)苏0724民初2732号 · 2018
民事 劳动合同 解除劳动合同 合法性判断
裁判要旨: 人民法院在判断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行为的合法性时,应当以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出的解除通知的内容为认定依据。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用人单位超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中载明的依据及事由,另行提出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存在其他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形,并据此主张符合解除劳动合同条件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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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人民法院在判断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行为的合法性时,应当以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出的解除通知的内容为认定依据。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用人单位超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中载明的依据及事由,另行提出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存在其他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形,并据此主张符合解除劳动合同条件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9条
基本案情
2016年7月1日,孙贤锋(乙方)与淮安西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区公司)(甲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自2016年7月1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止;乙方工作地点为连云港,从事邮件收派与司机岗位工作;乙方严重违反甲方的劳动纪律、规章制度的,甲方可以立即解除本合同且不承担任何经济补偿;甲方违约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经济补偿金或赔偿金;甲方依法制定并通过公示的各项规章制度,如《员工手册》《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员工考勤管理规定》等文件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之后,孙贤锋根据西区公司安排,负责江苏省灌南县堆沟港镇区域的顺丰快递收派邮件工作。西区公司自2016年8月25日起每月向孙贤锋银行账户结算工资,截至2017年9月25日,孙贤锋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6329.82元。2017年9月12日、10月3日、10月16日,孙贤锋先后存在工作时间未穿工作服、代他人刷考勤卡、在单位公共平台留言辱骂公司主管等违纪行为。事后,西区公司依据《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由用人部门负责人、建议部门负责人、工会负责人、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共同签署确认,对孙贤锋上述违纪行为分别给予扣2分、扣10分、扣10分处罚,但具体扣分处罚时间难以认定。
2017年10月17日,孙贤锋被所在单位用人部门以未及时上交履职期间的营业款项为由安排停工。次日,孙贤锋至所在单位刷卡考勤,显示刷卡信息无法录入。10月25日,西区公司出具离职证明,载明孙贤锋自2017年10月21日从西区公司正式离职,已办理完毕手续,即日起与公司无任何劳动关系。10月30日,西区公司又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孙贤锋在未履行请假手续也未经任何领导批准情况下,自2017年10月20日起无故旷工3天以上,依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单位规章制度,经单位研究决定自2017年10月20日起与孙贤锋解除劳动关系,限于2017年11月15日前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后果自负。之后,孙贤锋向江苏省灌南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裁决后孙贤锋不服,遂诉至法院,要求西区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共计68500元。
西区公司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提出,孙贤锋在职期间存在未按规定着工作服、代人打卡、谩骂主管以及未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及时上交营业款项等违纪行为,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自2017年10月20日起,孙贤锋在未履行请假手续且未经批准的情况下无故旷工多日,依法自2017年10月20日起与孙贤锋解除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定。
裁判结果
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5日作出(2018)苏0724民初2732号民事判决:一、被告西区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孙贤锋经济赔偿金18989.46元。二、驳回原告孙贤锋的其他诉讼请求。西区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2日作出(2019)苏07民终65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是根据劳动者存在违法违纪、违反劳动合同的行为,对其合法性的评价也应以作出解除劳动合同决定时的事实、证据和相关法律规定为依据。用人单位向劳动者送达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是用人单位向劳动者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对用人单位具有法律约束力。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明确载明解除劳动合同的依据及事由,人民法院审理解除劳动合同纠纷案件时应以该决定作出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为标准进行审查,不宜超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所载明的内容和范围。否则,将偏离劳资双方所争议的解除劳动合同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内容,导致法院裁判与当事人诉讼请求以及争议焦点不一致;同时,也违背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所应当秉持的诚实信用这一基本原则,造成劳资双方权益保障的失衡。
本案中,孙贤锋与西区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劳动合同附件《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作为用人单位的管理规章制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根据《奖励与处罚管理规定》,员工连续旷工3天(含)以上的,公司有权对其处以第五类处罚责任,即解除合同、永不录用。西区公司向孙贤锋送达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明确载明解除劳动合同的事由为孙贤锋无故旷工达3天以上,孙贤锋诉请法院审查的内容也是西区公司以其无故旷工达3天以上而解除劳动合同行为的合法性,故法院对西区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性审查也应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的内容为限,而不能超越该诉争范围。虽然西区公司在庭审中另提出孙贤锋在工作期间存在不及时上交营业款、未穿工服、代他人刷考勤卡、在单位公共平台留言辱骂公司主管等其他违纪行为,也是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公司仍有权解除劳动合同,但是根据在案证据及西区公司的陈述,西区公司在已知孙贤锋存在上述行为的情况下,没有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而是主动提出重新安排孙贤锋从事其他工作,在向孙贤锋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时也没有将上述行为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对于西区公司在诉讼期间提出的上述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西区公司以孙贤锋无故旷工达3天以上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应对孙贤锋无故旷工达3天以上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西区公司仅提供了本单位出具的员工考勤表为证,该考勤表未经孙贤锋签字确认,孙贤锋对此亦不予认可,认为是单位领导安排停工并提供刷卡失败视频为证。因孙贤锋在工作期间被安排停工,西区公司之后是否通知孙贤锋到公司报到、如何通知、通知时间等事实,西区公司均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孙贤锋无故旷工3天以上的事实不清,西区公司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以孙贤锋旷工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缺少事实依据,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王小姣、李季、戴立国)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彭宇翔诉南京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
指导案例182号 · (2018)苏0104民初6032号 · 2018
民事 追索劳动报酬 奖金 审批义务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规定劳动者在完成一定绩效后可以获得奖金,其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审批义务,符合奖励条件的劳动者主张获奖条件成就,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发放奖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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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用人单位规定劳动者在完成一定绩效后可以获得奖金,其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审批义务,符合奖励条件的劳动者主张获奖条件成就,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发放奖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条
基本案情
南京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开公司)于2016年8月制定《南京城开集团关于引进投资项目的奖励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奖励办法》),规定成功引进商品房项目的,城开公司将综合考虑项目规模、年化平均利润值合并表等综合因素,以项目审定的预期利润或收益为奖励基数,按照0.1%-0.5%确定奖励总额。该奖励由投资开发部拟定各部门或其他人员的具体奖励构成后提出申请,经集团领导审议、审批后发放。2017年2月,彭宇翔入职城开公司担任投资开发部经理。2017年6月,投资开发部形成《会议纪要》,确定部门内部的奖励分配方案为总经理占部门奖金的75%、其余项目参与人员占部门奖金的25%。
彭宇翔履职期间,其所主导的投资开发部成功引进无锡红梅新天地、扬州GZ051地块、如皋约克小镇、徐州焦庄、高邮鸿基万和城、徐州彭城机械六项目,后针对上述六项目投资开发部先后向城开公司提交了六份奖励申请。
直至彭宇翔自城开公司离职,城开公司未发放上述奖励。彭宇翔经劳动仲裁程序后,于法定期限内诉至法院,要求城开公司支付奖励1689083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城开公司认可案涉六项目初步符合《奖励办法》规定的受奖条件,但以无锡等三项目的奖励总额虽经审批但具体的奖金分配明细未经审批,及徐州等三项目的奖励申请未经审批为由,主张彭宇翔要求其支付奖金的请求不能成立。对于法院“如彭宇翔现阶段就上述项目继续提出奖励申请,城开公司是否启动审核程序”的询问,城开公司明确表示拒绝,并表示此后也不会再启动六项目的审批程序。此外,城开公司还主张,彭宇翔在无锡红梅新天地项目、如皋约克小镇项目中存在严重失职行为,二项目存在严重亏损,城开公司已就拿地业绩突出向彭宇翔发放过奖励,但均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
裁判结果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1日作出(2018)苏0104民初6032号民事判决:驳回彭宇翔的诉讼请求。彭宇翔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3日作出(2018)苏01民终10066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8)苏0104民初6032号民事判决;二、城开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彭宇翔奖励1259564.4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城开公司应否依据《奖励办法》向彭宇翔所在的投资开发部发放无锡红梅新天地等六项目奖励。
首先,从《奖励办法》设置的奖励对象来看,投资开发部以引进项目为主要职责,且在城开公司引进各类项目中起主导作用,故其系该文适格的被奖主体;从《奖励办法》设置的奖励条件来看,投资开发部已成功为城开公司引进符合城开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的无锡红梅新天地、扬州GZ051地块、如皋约克小镇、徐州焦庄、高邮鸿基万和城、徐州彭城机械六项目,符合该文规定的受奖条件。故就案涉六项目而言,彭宇翔所在的投资开发部形式上已满足用人单位规定的奖励申领条件。城开公司不同意发放相应的奖励,应当说明理由并对此举证证明。但本案中城开公司无法证明无锡红梅新天地项目、如皋约克小镇项目存在亏损,也不能证明彭宇翔在二项目中确实存在失职行为,其关于彭宇翔不应重复获奖的主张亦因欠缺相应依据而无法成立。故而,城开公司主张彭宇翔所在的投资开发部实质不符合依据《奖励办法》获得奖励的理由法院不予采纳。
其次,案涉六项目奖励申请未经审核或审批程序尚未完成,不能成为城开公司拒绝支付彭宇翔项目奖金的理由。城开公司作为奖金的设立者,有权设定相应的考核标准、考核或审批流程。其中,考核标准系员工能否获奖的实质性评价因素,考核流程则属于城开公司为实现其考核权所设置的程序性流程。在无特殊规定的前提下,因流程本身并不涉及奖励评判标准,故而是否经过审批流程不能成为员工能否获得奖金的实质评价要素。城开公司也不应以六项目的审批流程未启动或未完成为由,试图阻却彭宇翔获取奖金的实体权利的实现。此外,对劳动者的奖励申请进行实体审批,不仅是用人单位的权利,也是用人单位的义务。本案中,《奖励办法》所设立的奖励系城开公司为鼓励员工进行创造性劳动所承诺给员工的超额劳动报酬,其性质上属于《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7条规定中的“其他奖金”,此时《奖励办法》不仅应视为城开公司基于用工自主权而对员工行使的单方激励行为,还应视为城开公司与包括彭宇翔在内的不特定员工就该项奖励的获取形成的约定。现彭宇翔通过努力达到《奖励办法》所设奖励的获取条件,其向城开公司提出申请要求兑现该超额劳动报酬,无论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还是基于按劳取酬原则,城开公司皆有义务启动审核程序对该奖励申请进行核查,以确定彭宇翔关于奖金的权利能否实现。如城开公司拒绝审核,应说明合理理由。本案中,城开公司关于彭宇翔存在失职行为及案涉项目存在亏损的主张因欠缺事实依据不能成立,该公司也不能对不予审核的行为作出合理解释,其拒绝履行审批义务的行为已损害彭宇翔的合法权益,对此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综上,法院认定案涉六项目奖励的条件成就,城开公司应当依据《奖励办法》向彭宇翔所在的投资开发部发放奖励。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冯驰、吴晓静、陆红霞)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房玥诉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指导案例183号 · (2018)沪0101民初10726号 · 2018
民事 劳动合同 离职 年终奖
裁判要旨: 年终奖发放前离职的劳动者主张用人单位支付年终奖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劳动者的离职原因、离职时间、工作表现以及对单位的贡献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规定年终奖发放前离职的劳动者不能享有年终奖,但劳动合同的解除非因劳动者单方过失或主动辞职所导致,且劳动者已经完成年度工作任务,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的工作业绩及表现不符合年终奖发放标准,年终奖发放前离职的劳动者主张用人单位支付年终奖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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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年终奖发放前离职的劳动者主张用人单位支付年终奖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劳动者的离职原因、离职时间、工作表现以及对单位的贡献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规定年终奖发放前离职的劳动者不能享有年终奖,但劳动合同的解除非因劳动者单方过失或主动辞职所导致,且劳动者已经完成年度工作任务,用人单位不能证明劳动者的工作业绩及表现不符合年终奖发放标准,年终奖发放前离职的劳动者主张用人单位支付年终奖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0条
基本案情
房玥于2011年1月至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都会公司)工作,双方之间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履行日期为2015年7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约定房玥担任战略部高级经理一职。2017年10月,大都会公司对其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决定撤销战略部,房玥所任职的岗位因此被取消。双方就变更劳动合同等事宜展开了近两个月的协商,未果。12月29日,大都会公司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双方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协商达成一致,向房玥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房玥对解除决定不服,经劳动仲裁程序后起诉要求恢复与大都会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并诉求2017年8月-12月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017年度奖金等。大都会公司《员工手册》规定:年终奖金根据公司政策,按公司业绩、员工表现计发,前提是该员工在当年度10月1日前已入职,若员工在奖金发放月或之前离职,则不能享有。据查,大都会公司每年度年终奖会在次年3月份左右发放。
裁判结果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9日作出(2018)沪0101民初10726号民事判决:一、大都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房玥支付2017年8月——12月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192500元;二、房玥的其他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房玥不服,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4日作出(2018)沪02民终11292号民事判决:一、维持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1民初1072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8)沪0101民初1072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大都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上诉人房玥2017年度年终奖税前人民币138600元;四、房玥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系用人单位以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依据解除劳动合同,导致劳动者不符合员工手册规定的年终奖发放条件时,劳动者是否可以获得相应的年终奖。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大都会公司的《员工手册》明确规定了奖金发放情形,房玥在大都会公司发放2017年度奖金之前已经离职,不符合奖金发放情形,故对房玥要求2017年度奖金之请求不予支持。二审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强制规定年终奖应如何发放,用人单位有权根据本单位的经营状况、员工的业绩表现等,自主确定奖金发放与否、发放条件及发放标准,但是用人单位制定的发放规则仍应遵循公平合理原则,对于在年终奖发放之前已经离职的劳动者可否获得年终奖,应当结合劳动者离职的原因、时间、工作表现和对单位的贡献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本案中,大都会公司对其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双方未能就劳动合同的变更达成一致,导致劳动合同被解除。房玥在大都会公司工作至2017年12月29日,此后两日系双休日,表明房玥在2017年度已在大都会公司工作满一年;在大都会公司未举证房玥的2017年度工作业绩、表现等方面不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可以认定房玥在该年度为大都会公司付出了一整年的劳动且正常履行了职责,为大都会公司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基于上述理由,大都会公司关于房玥在年终奖发放月之前已离职而不能享有该笔奖金的主张缺乏合理性。故对房玥诉求大都会公司支付2017年度年终奖,应予支持。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郭征海、谢亚琳、易苏苏)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李劲诉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指导案例128号 · (2018)渝0116民初6093号 · 2018
民事 环境污染责任 光污染 损害认定 可容忍度
裁判要旨: 由于光污染对人身的伤害具有潜在性、隐蔽性和个体差异性等特点,人民法院认定光污染损害,应当依据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是否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以及是否超出公众可容忍度等进行综合认定。对于公众可容忍度,可以根据周边居民的反应情况、现场的实际感受及专家意见等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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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由于光污染对人身的伤害具有潜在性、隐蔽性和个体差异性等特点,人民法院认定光污染损害,应当依据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是否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以及是否超出公众可容忍度等进行综合认定。对于公众可容忍度,可以根据周边居民的反应情况、现场的实际感受及专家意见等判断。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第66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2条第1款
基本案情
原告李劲购买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小区×幢×-×-×的住宅一套,并从2005年入住至今。被告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万象城购物中心与原告住宅相隔一条双向六车道的公路,双向六车道中间为轻轨线路。万象城购物中心与原告住宅之间无其他遮挡物。在正对原告住宅的万象城购物中心外墙上安装有一块LED显示屏用于播放广告等,该LED显示屏广告位从2014年建成后开始投入运营,每天播放宣传资料及视频广告等,其产生强光直射入原告住宅房间,给原告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
2014年5月,原告小区的业主向市政府公开信箱投诉反映:从5月3日开始,谢家湾华润二十四城的万象城的巨型LED屏幕开始工作,LED巨屏的强光直射进其房间,造成严重的光污染,并且宣传片的音量巨大,影响了其日常生活,希望有关部门让万象城减小音量并且调低LED屏幕亮度。2014年9月,黄杨路×小区居民向市政府公开信箱投诉反映:万象城有块巨型LED屏幕通宵播放资料广告,产生太强光线,导致夜间无法睡眠,无法正常休息。万象城大屏夜间光污染严重影响周边小区高层住户,请相关部门解决,禁止夜间播放,或者禁止通宵播放,只能在晚上八点前播放,并调低亮度。2018年2月,原告小区的住户向市政府公开信箱投诉反映:万象城户外广告大屏就是住户的噩梦,该广告屏每天播放视频广告,光线极强还频繁闪动,住在对面的业主家里夜间如同白昼,严重影响老人和小孩的休息,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对其进行整改。
本案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组织原、被告双方于2018年8月11日晚到现场进行了查看,正对原告住宅的一块LED显示屏正在播放广告视频,产生的光线较强,可直射入原告住宅居室,当晚该LED显示屏播放广告视频至20时58分关闭。被告公司员工称该LED显示屏面积为160㎡。
就案涉光污染问题是否能进行环境监测的问题,人民法院向重庆市九龙坡区生态环境监测站进行了咨询,该站负责人表示,国家与重庆市均无光污染环境监测方面的规范及技术指标,所以监测站无法对光污染问题开展环境监测。重庆法院参与环境资源审判专家库专家、重庆市永川区生态环境监测站副站长也表示从环保方面光污染没有具体的标准,但从民事法律关系的角度,可以综合其余证据判断是否造成光污染。从本案原告提交的证据看,万象城电子显示屏对原告的损害客观存在,主要体现为影响原告的正常休息。就LED显示屏产生的光辐射相关问题,法院向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中国照明学会副理事长以及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高级工程师、中国照明学会理事等专家作了咨询,专家表示,LED的光辐射一是对人有视觉影响,其中失能眩光和不舒适眩光对人的眼睛有影响;另一方面是生物影响:人到晚上随着光照强度下降,渐渐入睡,是褪黑素和皮质醇两种激素发生作用的结果——褪黑素晚上上升、白天下降,皮质醇相反。如果光辐射太强,使人生物钟紊乱,长期就会有影响。另外LED的白光中有蓝光成分,蓝光对人的视网膜有损害,而且不可修复。但户外蓝光危害很难检测,时间、强度的标准是多少,有待标准出台确定。关于光照亮度对人的影响,有研究结论认为一般在400cd/㎡以下对人的影响会小一点,但动态广告屏很难适用。对于亮度的规范,不同部门编制的规范对亮度的限值不同,但LED显示屏与直射的照明灯光还是有区别,以LED显示屏的相关国家标准来认定比较合适。
裁判结果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8日作出(2018)渝0116民初6093号判决:一、被告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其在运行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万象城购物中心正对原告李劲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小区×幢住宅外墙上的一块LED显示屏时对原告李劲的光污染侵害:1.前述LED显示屏在5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开启时间应在8:30之后,关闭时间应在22:00之前;在10月1日至4月30日期间开启时间应在8:30之后,关闭时间应在21:50之前。2.前述LED显示屏在每日19:00后的亮度值不得高于600cd/㎡。二、驳回原告李劲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保护环境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措施,防治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医疗废物、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光辐射、电磁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本案系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属特殊侵权责任,其构成要件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污染者有污染环境的行为;二是被侵权人有损害事实;三是污染者污染环境的行为与被侵权人的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
一、关于被告是否有污染环境的行为
被告华润置地(重庆)有限公司作为万象城购物中心的建设方和经营管理方,其在正对原告住宅的购物中心外墙上设置LED显示屏播放广告、宣传资料等,产生的强光直射进入原告的住宅居室。根据原告提供的照片、视频资料等证据,以及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查看的情况,可以认定被告使用LED显屏播放广告、宣传资料等所产生的强光已超出了一般公众普遍可容忍的范围,就大众的认知规律和切身感受而言,该强光会严重影响相邻人群的正常工作和学习,干扰周围居民正常生活和休息,已构成由强光引起的光污染。被告使用LED显示屏播放广告、宣传资料等造成光污染的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的行为。
二、关于被侵权人的损害事实
环境污染的损害事实主要包含了污染环境的行为致使当事人的财产、人身受到损害以及环境受到损害的事实。环境污染侵权的损害后果不同于一般侵权的损害后果,不仅包括症状明显并可计量的损害结果,还包括那些症状不明显或者暂时无症状且暂时无法用计量方法反映的损害结果。本案系光污染纠纷,光污染对人身的伤害具有潜在性和隐蔽性等特点,被侵权人往往在开始受害时显露不出明显的受损害症状,其所遭受的损害往往暂时无法用精确的计量方法来反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损害会逐渐显露。参考本案专家意见,光污染对人的影响除了能够感知的对视觉的影响外,太强的光辐射会造成人生物钟紊乱,短时间看不出影响,但长期会带来影响。本案中,被告使用LED显示屏播放广告、宣传资料等所产生的强光,已超出了一般人可容忍的程度,影响了相邻居住的原告等居民的正常生活和休息。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被告运行LED显示屏产生的光污染势必会给原告等人的身心健康造成损害,这也为公众普遍认可。综上,被告运行LED显示屏产生的光污染已致使原告居住的环境权益受损,并导致原告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
三、被告是否应承担污染环境的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已举证证明被告有污染环境的行为及原告的损害事实。被告需对其在本案中存在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或被告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但被告并未提交证据对前述情形予以证实,对此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承担污染环境的侵权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被侵权人的诉讼请求以及具体案情,合理判定污染者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环境侵权的损害不同于一般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对侵权行为人承担的侵权责任有其独特的要求。由于环境侵权是通过环境这一媒介侵害到一定地区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人身、财产权益,而且一旦出现可用计量方法反映的损害,其后果往往已无法弥补和消除。因此在环境侵权中,侵权行为人实施了污染环境的行为,即使还未出现可计量的损害后果,即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本案中,从市民的投诉反映看,被告作为万象城购物中心的经营管理者,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理应认识到使用LED显示屏播放广告、宣传资料等发出的强光会对居住在对面以及周围住宅小区的原告等人造成影响,并负有采取必要措施以减少对原告等人影响的义务。但被告仍然一直使用LED显示屏播放广告、宣传资料等,其产生的强光明显超出了一般人可容忍的程度,构成光污染,严重干扰了周边人群的正常生活,对原告等人的环境权益造成损害,进而损害了原告等人的身心健康。因此即使原告尚未出现明显症状,其生活受到光污染侵扰、环境权益受到损害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故被告应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等民事责任。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姜玲、罗静、张志贵)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诉苏州其安工艺品有限公司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指导案例135号 · (2018)苏03民初256号 · 2018
民事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环境信息 不利推定
裁判要旨: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有证据证明被告产生危险废物并实施了污染物处置行为,被告拒不提供其处置污染物情况等环境信息,导致无法查明污染物去向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原告主张的环境污染事实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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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有证据证明被告产生危险废物并实施了污染物处置行为,被告拒不提供其处置污染物情况等环境信息,导致无法查明污染物去向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原告主张的环境污染事实成立。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55条、第57条、第59条
基本案情
2015年5、6月份,苏州其安工艺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其安公司)将其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83桶硫酸废液,以每桶1300-3600元不等的价格,交由黄克峰处置。黄克峰将上述硫酸废液运至苏州市区其租用的场院内,后以每桶2000元的价格委托何传义处置,何传义又以每桶1000元的价格委托王克义处置。王克义到物流园马路边等处随机联系外地牌号货车车主或司机,分多次将上述83桶硫酸废液直接从黄克峰存放处运出,要求他们带出苏州后随意处置,共支出运费43000元。其中,魏以东将15桶硫酸废液从苏州运至沛县经济开发区后,在农地里倾倒3桶,余下12桶被丢弃在某工地上。除以上15桶之外,其余68桶硫酸废液王克义无法说明去向。2015年12月,沛县环保部门巡查时发现12桶硫酸废液。经鉴定,确定该硫酸废液是危险废物。2016年10月,其安公司将12桶硫酸废液合法处置,支付费用116740.08元。
2017年8月2日,江苏省沛县人民检察院对其安公司、江晓鸣、黄克峰、何传义、王克义、魏以东等向徐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公诉,该案经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后,终审判决认定其安公司、江晓鸣、黄克峰、何传义、王克义、魏以东等构成污染环境罪。
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以上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后,依法公告了准备提起本案诉讼的相关情况,公告期内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诉讼。2018年5月,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其安公司、黄克峰、何传义、王克义、魏以东连带赔偿倾倒3桶硫酸废液和非法处置68桶硫酸废液造成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并支付其为本案支付的专家辅助人咨询费、公告费,要求五被告共同在省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裁判结果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8日作出(2018)苏03民初256号民事判决:一、苏州其安工艺品有限公司、黄克峰、何传义、王克义、魏以东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连带赔偿因倾倒3桶硫酸废液所产生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204415元,支付至徐州市环境保护公益金专项资金账户;二、苏州其安工艺品有限公司、黄克峰、何传义、王克义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连带赔偿因非法处置68桶硫酸废液所产生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4630852元,支付至徐州市环境保护公益金专项资金账户;三、苏州其安工艺品有限公司、黄克峰、何传义、王克义、魏以东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连带支付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检察院为本案支付的合理费用3800元;四、苏州其安工艺品有限公司、黄克峰、何传义、王克义、魏以东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共同在省级媒体上就非法处置硫酸废液行为公开赔礼道歉。一审宣判后,各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一、关于在沛县经济开发区倾倒3桶硫酸废液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五被告应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及赔偿数额如何确定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体废物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置危险废物,不得擅自倾倒、堆放”。第五十七条规定:“从事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必须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经营许可证……禁止无经营许可证或者不按照经营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本案中,其安公司明知黄克峰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仍将危险废物硫酸废液交由其处置;黄克峰、何传义、王克义、魏以东明知自己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仍接收其安公司的硫酸废液并非法处置。其安公司与黄克峰、何传义、王克义、魏以东分别实施违法行为,层层获取非法利益,最终导致危险废物被非法处置,对此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五被告的行为均系生态环境遭受损害的必要条件,构成共同侵权,应当在各自参与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数量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中,倾倒3桶硫酸废液污染土壤的事实客观存在,但污染发生至今长达三年有余,且倾倒地已进行工业建设,目前已无法将受损的土壤完全恢复。根据《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和原环境保护部《关于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情形与计算方法的说明》(以下简称《虚拟治理成本法说明》),对倾倒3桶硫酸废液所产生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可以适用“虚拟治理成本法”予以确定,其计算公式为:污染物排放量×污染物单位治理成本×受损害环境敏感系数。公益诉讼起诉人委托的技术专家提出的倾倒3桶硫酸废液所致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为204415元(4.28×6822.92×7)的意见,理据充分,应予采纳。该项生态环境损害系其安公司、黄克峰、何传义、王克义、魏以东五被告的共同违法行为所致,五被告应连带承担204415元的赔偿责任。
二、关于五被告应否就其余68桶硫酸废液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赔偿数额如何确定问题
根据固体废物法等法律法规,我国实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申报登记危险废物的流向、处置情况等,是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的法定义务;如实记载危险废物的来源、去向、处置情况等,是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的法定义务;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均应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均有采取措施防止危险废物污染环境的法定义务。本案中,其安公司对硫酸废液未履行申报登记义务,未依法申请领取危险废物转移联单,黄克峰、何传义、王克义三被告非法从事危险废物经营活动,没有记录硫酸废液的流向及处置情况等,其安公司、黄克峰、何传义、王克义四被告逃避国家监管,非法转移危险废物,不能说明68桶硫酸废液的处置情况,没有采取措施防止硫酸废液污染环境,且68桶硫酸废液均没有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而容器上又留有出水口,即使运出苏州后被整体丢弃,也存在液体流出污染环境甚至危害人身财产安全的极大风险。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原告请求被告提供其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等环境信息,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被告应当持有或者有证据证明被告持有而拒不提供,如果原告主张相关事实不利于被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之规定,本案应当推定其余68桶硫酸废液被非法处置并污染了环境的事实成立。
关于该项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虚拟治理成本法说明》,该项损害的具体情况不明确,其产生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也可以适用“虚拟治理成本法”予以确定。如前所述,68桶硫酸废液的重量仍应以每桶1.426吨计算,共计96.96吨;单位治理成本仍应确定为6822.92元。关于受损害环境敏感系数。本案非法处置68桶硫酸废液实际损害的环境介质及环境功能区类别不明,可能损害的环境介质包括土壤、地表水或地下水中的一种或多种。而不同的环境介质、不同的环境功能区类别,其所对应的环境功能区敏感系数不同,存在2-11等多种可能。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适用的系数7,处于环境敏感系数的中位,对应Ⅱ类地表水、Ⅱ类土壤、Ⅲ类地下水,而且本案中已经查明的3桶硫酸废液实际污染的环境介质即为Ⅱ类土壤。同时,四被告也未能举证证明68桶硫酸废液实际污染了敏感系数更低的环境介质。因此,公益诉讼起诉人的主张具有合理性,同时体现了对逃避国家监管、非法转移处置危险废物违法行为的适度惩罚,应予采纳。综上,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非法处置68桶硫酸废液产生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为4630852元(96.96×6822.92×7),应予支持。同时,如果今后查明68桶硫酸废液实际污染了敏感系数更高的环境介质,以上修复费用尚不足以弥补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仍可以就新发现的事实向被告另行主张。该项生态环境损害系其安公司、黄克峰、何传义、王克义四被告的共同违法行为所致,四被告应连带承担4630852元的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保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履行法律义务,切实采取措施防止危险废物对环境的污染。被告其安公司、黄克峰、何传义、王克义、魏以东没有履行法律义务,逃避国家监管,非法转移处置危险废物,任由危险废物污染环境,对此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马荣、李娟、张演亮、陈虎、费艳、韩正娟、吴德恩)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诉郎溪华远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宁波高新区米泰贸易有限公司、黄德庭、薛强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指导案例205号 · (2018)沪03刑初8号 · 2018
民事 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 固体废物 走私 处置费用
裁判要旨: 1.侵权人走私固体废物,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或者具有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重大风险,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请求其依法承担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因同一行为引发的刑事案件中未被判处刑事责任的侵权人主张不承担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对非法入境后因客观原因无法退运的固体废物采取无害化处置是防止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和扩大的必要措施,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应由侵权人承担。侵权人以固体废物已被行政执法机关查扣没收,处置费用应纳入行政执法成本作为抗辩理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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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1.侵权人走私固体废物,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或者具有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重大风险,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请求其依法承担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因同一行为引发的刑事案件中未被判处刑事责任的侵权人主张不承担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对非法入境后因客观原因无法退运的固体废物采取无害化处置是防止生态环境损害发生和扩大的必要措施,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应由侵权人承担。侵权人以固体废物已被行政执法机关查扣没收,处置费用应纳入行政执法成本作为抗辩理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9条、第187条(本案适用的是自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4条、第15条)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初,郎溪华远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远公司)法定代表人联系黄德庭,欲购买进口含铜固体废物,黄德庭随即联系宁波高新区米泰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泰公司)实际经营者陈亚君以及薛强,商定分工开展进口含铜固体废物的活动。同年9月,薛强在韩国组织了一票138.66吨的铜污泥,由米泰公司以铜矿砂品名制作了虚假报关单证,并将进口的货物清单以传真等方式告知华远公司,华远公司根据货物清单上的报价向米泰公司支付了货款458793.90元,再由黄德庭在上海港报关进口。后该票固体废物被海关查获滞留港区,无法退运,危害我国生态环境安全。上海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认为,涉案铜污泥中含有大量重金属,应从严管理,委托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置。经上海市价格认证中心评估,涉案铜污泥处置费用为1053700元。
另查明,2017年12月25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就米泰公司、黄德庭、薛强共同实施走私国家禁止进口固体废物,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8日作出(2018)沪03刑初8号刑事判决,判决米泰公司犯走私废物罪,判处罚金20万元;黄德庭犯走私废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30万元;薛强犯走私废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5万元。该刑事判决已生效。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5日作出(2019)沪03民初11号民事判决:被告米泰公司、被告黄德庭、被告薛强、被告华远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非法进口固体废物(铜污泥)的处置费1053700元,支付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公益诉讼专门账户。华远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5日作出(2019)沪民终45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行为人未在走私废物犯罪案件中被判处刑事责任,不代表其必然无需在民事公益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需要依据民事法律规范予以判断,若符合相应民事责任构成要件的,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案中,相关证据能够证明华远公司与米泰公司、黄德庭、薛强之间就进口铜污泥行为存在共同商议,其属于进口铜污泥行为的需求方和发起者,具有共同的侵权故意,符合共同实施环境民事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对于非法入境的国家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即使因被查扣尚未造成实际的生态环境损害,但对国家生态环境安全存在重大侵害风险的,侵权行为人仍应负有消除危险的民事责任。相关行为人应当首先承担退运固体废物的法律责任,并由其自行负担退运成本,在无法退运的情形下,生态环境安全隐患和影响仍客观存在,行为人不应当因无法退运而免除排除污染风险的法律责任。故在本案中,四被告应当共同承担消除危险的民事责任。
针对非法入境而滞留境内的固体废物,无害化处置是消除危险的必要措施,相应的处置费用应由侵权行为人承担。为防止生态环境损害的发生,行为人应当承担为停止侵害、消除危险等采取合理预防、处置措施而发生的费用。案涉铜污泥无法退运,为消除环境污染危险,需要委托有关专业单位采取无害化处置,此系必要的、合理的预防处置措施。相关费用属于因消除污染危险而产生的费用,华远公司与其他各方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侵权行为人以固体废物已被行政执法机关查扣没收,处置费用应纳入行政执法成本作为抗辩理由的,不应予以支持。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殷勇磊、张心全、陈振宇)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江西省上饶市人民检察院诉张永明、张鹭、毛伟明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指导案例208号 · (2018)赣11民初303号 · 2018
民事 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 自然遗迹 风景名胜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额
裁判要旨: 1.破坏自然遗迹和风景名胜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请求侵权人依法承担修复和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对于破坏自然遗迹和风景名胜造成的损失,在没有法定鉴定机构鉴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参考专家采用条件价值法作出的评估意见,综合考虑评估方法的科学性及评估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自然遗迹的珍稀性、损害的严重性等因素,合理确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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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1.破坏自然遗迹和风景名胜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请求侵权人依法承担修复和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对于破坏自然遗迹和风景名胜造成的损失,在没有法定鉴定机构鉴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参考专家采用条件价值法作出的评估意见,综合考虑评估方法的科学性及评估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自然遗迹的珍稀性、损害的严重性等因素,合理确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额。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2条
基本案情
公益诉讼起诉人上饶市人民检察院诉称:张永明、张鹭、毛伟明三人以破坏性方式攀爬巨蟒峰,在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地质公园三清山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巨蟒峰上打入26个岩钉,造成严重损毁,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损害。因此应判决确认三人连带赔偿对巨蟒峰非使用价值(根据环境资源价值理论,非使用价值是人们从旅游资源获得的并非来源于自己使用的效用,主要包括存在价值、遗产价值和选择价值)造成的损失最低阈值1190万元;在全国性知名媒体公开赔礼道歉;依法连带承担聘请专家所支出的评估费用15万元。
被告张永明、张鹭、毛伟明辩称:本案不属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检察院不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张永明等人主观上没有过错,也没有造成巨蟒峰的严重损毁,风险不等于实际的损害结果,故不构成侵权;专家组出具的评估报告不能采信。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份左右,被告人张永明、张鹭、毛伟明三人通过微信联系,约定前往三清山风景名胜区攀爬“巨蟒出山”岩柱体(又称巨蟒峰)。2017年4月15日凌晨4时左右,张永明、张鹭、毛伟明三人携带电钻、岩钉(即膨胀螺栓,不锈钢材质)、铁锤、绳索等工具到达巨蟒峰底部。被告人张永明首先攀爬,毛伟明、张鹭在下面拉住绳索保护张永明的安全。在攀爬过程中,张永明在有危险的地方打岩钉,使用电钻在巨蟒峰岩体上钻孔,再用铁锤将岩钉打入孔内,用扳手拧紧,然后在岩钉上布绳索。张永明通过这种方式于早上6时49分左右攀爬至巨蟒峰顶部。毛伟明一直跟在张永明后面为张永明拉绳索做保护,并沿着张永明布好的绳索于早上7时左右攀爬到巨蟒峰顶部。在张永明、毛伟明攀爬开始时,张鹭为张永明拉绳索做保护,之后沿着张永明布好的绳索于早上7时30分左右攀爬至巨蟒峰顶部,在顶部使用无人机进行拍摄。在巨蟒峰顶部,张永明将多余的工具给毛伟明,毛伟明顺着绳索下降,将多余的工具带回宾馆,随后又返回巨蟒峰,攀爬至巨蟒峰10多米处,被三清山管委会工作人员发现后劝下并被民警控制。张鹭、张永明在工作人员劝说下,也先后于上午9时左右、9时40分左右下到巨蟒峰底部并被民警控制。经现场勘查,张永明在巨蟒峰上打入岩钉26个。经专家论证,三被告人的行为对巨蟒峰地质遗迹点造成了严重损毁。
本案刑事部分已另案审理。
2018年3月28日,受上饶市检察院委托,江西财经大学专家组针对张永明等三人攀爬巨蟒峰时打入的26枚岩钉对巨蟒峰乃至三清山风景名胜区造成的损毁进行价值评估。2018年5月3日,江西财经大学专家组出具了《三清山巨蟒峰受损价值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载明:专家组依据确定的价值类型,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条件价值法对上述故意损毁行为及其后果进行价值评估,巨蟒峰价值受损评估结果为,“巨蟒峰案”三名当事人的行为虽未造成巨蟒峰山体坍塌,但对其造成了不可修复的严重损毁,对巨蟒峰作为世界自然遗产的存在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加速了山体崩塌的可能性。因此,专家组认为:此次“巨蟒峰案的价值损失评估值”不应低于该事件对巨蟒峰非使用价值造成的损失最低阈值,即1190万元。
裁判结果
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8)赣11民初303号民事判决:一、被告张永明、张鹭、毛伟明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全国性媒体上刊登公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公告内容应由一审法院审定;二、被告张永明、张鹭、毛伟明连带赔偿环境资源损失计人民币6000000元,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至一审法院指定的账户,用于公共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三、被告张永明、张鹭、毛伟明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公益诉讼起诉人上饶市检察院支出的专家费150000元。宣判后,张永明、张鹭提起上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8日作出(2020)赣民终31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一、关于人民法院对检察机关提起的本案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可否支持的问题
首先,张永明上诉称其三人行为仅构成对自然资源的破坏而非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该主张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六条明确“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该法条将环境分为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生活环境指向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环境,生态环境指向与自然活动有关的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条“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该法条将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自然环境指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密切关系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人工环境指经过人类活动改造过的环境。由以上分析可以认定张永明等三人采取打岩钉方式攀爬行为对巨蟒峰自然遗迹的损害构成对自然环境,亦即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其次,张永明等三人采取打岩钉方式攀爬对巨蟒峰的破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巨蟒峰作为独一无二的自然遗迹,是不可再生的珍稀自然资源型资产,其所具有的重大科学价值、美学价值和经济价值不仅是当代人的共同财富,也是后代人应当有机会享有的环境资源。本案中,张永明等三人采取打岩钉方式攀爬对巨蟒峰的损害,侵害的是不特定社会公众的环境权益,不特定的多数人享有的利益正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内涵。人们享有的环境权益不仅包含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等人们生存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环境基本要素,也包含基于环境而产生的可以满足人们更高层次需求的生态环境资源,例如优美的风景、具有重大科研价值的濒危动物或具有生态保护意义的稀缺植物或稀缺自然资源等。对这些资源的损害,直接损害了人们可以感受到的生态环境的自然性、多样性,甚至产生人们短时间内无法感受到的生态风险。
综上,张永明等三人的行为对巨蟒峰自然遗迹的损害,属于生态环境资源保护领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检察机关请求本案三被告依法承担破坏自然遗迹和风景名胜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关于赔偿数额如何确定的问题
本案三行为人对巨蟒峰造成的损失量化问题,目前全国难以找到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法院可以结合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以及被告的过错程度等因素,并可以参考相关部门意见、专家意见等合理确定。
2018年3月28日,上饶市人民检察院委托江西财经大学专家组就本案所涉巨蟒峰损失进行价值评估。江西财经大学专家组于2018年5月3日作出《三清山巨蟒峰受损价值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该专家组成员具有环境经济、旅游管理、生态学方面的专业知识,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条件价值法对本案所涉价值进行了评估,专家组成员均出庭对《评估报告》进行了说明并接受了各方当事人的质证。该《评估报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的“专家意见”,依法可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参考依据。
《评估报告》采用的条件价值法属于环境保护部下发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确定的评估方法之一。虽然该方法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其科学性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且目前就本案情形没有更合适的评估方法。故根据以上意见,参考《评估报告》结论“‘巨蟒峰案的价值损失评估值’不应低于该事件对巨蟒峰非使用价值造成的损失最低阈值,即1190万元”,综合考虑本案的法律、社会、经济因素,具体结合了三被告已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本案查明的事实、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当事人的履行能力、江西的经济发展水平等,酌定赔偿金额为600万元。
裁判同时明确,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即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我国法律明确将自然遗迹、风景名胜区作为环境要素加以保护,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因破坏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特别是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张永明、张鹭、毛伟明三人采用打岩钉方式攀爬行为给巨蟒峰造成不可修复的永久性伤害,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构成共同侵权。判决三人承担环境侵权赔偿责任,旨在引导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珍惜和善待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胡淑珠、黄训荣、王慧军)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聂美兰诉北京林氏兄弟文化有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案
指导案例179号 · (2017)第9691号 · 2017
民事 确认劳动关系 合作经营 书面劳动合同
裁判要旨: 1.劳动关系适格主体以“合作经营”等为名订立协议,但协议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内容、实际履行情况等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劳动者主张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书面协议中包含工作内容、劳动报酬、劳动合同期限等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劳动合同条款,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为由要求支付第二倍工资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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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1.劳动关系适格主体以“合作经营”等为名订立协议,但协议约定的双方权利义务内容、实际履行情况等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劳动者主张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书面协议中包含工作内容、劳动报酬、劳动合同期限等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劳动合同条款,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为由要求支付第二倍工资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0条、第17条、第82条
基本案情
2016年4月8日,聂美兰与北京林氏兄弟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林氏兄弟公司)签订了《合作设立茶叶经营项目的协议》,内容为:“第一条:双方约定,甲方出资进行茶叶项目投资,聘任乙方为茶叶经营项目经理,乙方负责公司的管理与经营。第二条:待项目启动后,双方相机共同设立公司,乙方可享有管理股份。第三条:利益分配:在公司设立之前,乙方按基本工资加业绩方式取酬。公司设立之后,按双方的持股比例进行分配。乙方负责管理和经营,取酬方式:基本工资+业绩、奖励+股份分红。第四条:双方在运营过程中,未尽事宜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第五条: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公司股东各执一份。”
协议签订后,聂美兰到该项目上工作,工作内容为负责《中国书画》艺术茶社的经营管理,主要负责接待、茶叶销售等工作。林氏兄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德汤按照每月基本工资10000元的标准,每月15日通过银行转账向聂美兰发放上一自然月工资。聂美兰请假需经林德汤批准,且实际出勤天数影响工资的实发数额。2017年5月6日林氏兄弟公司通知聂美兰终止合作协议。聂美兰实际工作至2017年5月8日。
聂美兰申请劳动仲裁,认为双方系劳动关系并要求林氏兄弟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林氏兄弟公司主张双方系合作关系。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海劳人仲字(2017)第9691号裁决:驳回聂美兰的全部仲裁请求。聂美兰不服仲裁裁决,于法定期限内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7日作出(2017)京0108民初45496号民事判决:一、确认林氏兄弟公司与聂美兰于2016年4月8日至2017年5月8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林氏兄弟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聂美兰2017年3月1日至2017年5月8日期间工资22758.62元;三、林氏兄弟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聂美兰2016年5月8日至2017年4月7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03144.9元;四、林氏兄弟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聂美兰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7711.51元;五、驳回聂美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林氏兄弟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8)京01民终5911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4549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二、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民初4549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五项;三、驳回聂美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林氏兄弟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30日作出(2019)京民申986号民事裁定:驳回林氏兄弟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申请人林氏兄弟公司与被申请人聂美兰签订的《合作设立茶叶经营项目的协议》系自愿签订的,不违反强制性法律、法规规定,属有效合同。对于合同性质的认定,应当根据合同内容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即合同双方所设立的权利义务来进行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聘任聂美兰为茶叶经营项目经理,“聘任”一词一般表明当事人有雇佣劳动者为其提供劳动之意;协议第三条约定了聂美兰的取酬方式,无论在双方设定的目标公司成立之前还是之后,聂美兰均可获得“基本工资”“业绩”等报酬,与合作经营中的收益分配明显不符。合作经营合同的典型特征是共同出资,共担风险,本案合同中既未约定聂美兰出资比例,也未约定共担风险,与合作经营合同不符。从本案相关证据上看,聂美兰接受林氏兄弟公司的管理,按月汇报员工的考勤、款项分配、开支、销售、工作计划、备用金的申请等情况,且所发工资与出勤天数密切相关。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形成的关系,符合劳动合同中人格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的双重特征。故原判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还可视为书面劳动合同,虽缺少一些必备条款,但并不影响已约定的条款及效力,仍可起到固定双方劳动关系、权利义务的作用,二审法院据此依法改判是正确的。林氏兄弟公司于2017年5月6日向聂美兰出具了《终止合作协议通知》,告知聂美兰终止双方的合作,具有解除双方之间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条,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林氏兄弟公司未能提供解除劳动关系原因的相关证据,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二审法院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和相关证据所作的判决,并无不当。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陈伟红、符忠良、彭红运)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马筱楠诉北京搜狐新动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竞业限制纠纷案
指导案例184号 · (2017)京0108民初45728号 · 2017
民事 竞业限制 期限 约定无效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竞业限制条款中约定,因履行竞业限制条款发生争议申请仲裁和提起诉讼的期间不计入竞业限制期限的,属于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情形,应当认定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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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竞业限制条款中约定,因履行竞业限制条款发生争议申请仲裁和提起诉讼的期间不计入竞业限制期限的,属于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情形,应当认定为无效。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23条第2款、第24条、第26条第1款
基本案情
马筱楠于2005年9月28日入职北京搜狐新动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搜狐新动力公司),双方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自2014年2月1日起至2017年2月28日止,马筱楠担任高级总监。2014年2月1日,搜狐新动力公司(甲方)与马筱楠(乙方)签订《不竞争协议》,其中第3.3款约定:“......,竞业限制期限从乙方离职之日开始计算,最长不超过12个月,具体的月数根据甲方向乙方实际支付的竞业限制补偿费计算得出。但如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而提起仲裁或诉讼时,则上述竞业限制期限应将仲裁和诉讼的审理期限扣除;即乙方应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期限,在扣除仲裁和诉讼审理的期限后,不应短于上述约定的竞业限制月数。”2017年2月28日劳动合同到期,双方劳动关系终止。2017年3月24日,搜狐新动力公司向马筱楠发出《关于要求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和领取竞业限制经济补偿费的告知函》,要求其遵守《不竞争协议》,全面并适当履行竞业限制义务。马筱楠自搜狐新动力公司离职后,于2017年3月中旬与优酷公司开展合作关系,后于2017年4月底离开优酷公司,违反了《不竞争协议》。搜狐新动力公司以要求确认马筱楠违反竞业限制义务并双倍返还竞业限制补偿金、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赔偿损失并支付律师费为由向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作出京劳人仲字〔2017〕第339号裁决:一、马筱楠一次性双倍返还搜狐新动力公司2017年3月、4月竞业限制补偿金共计177900元;二、马筱楠继续履行对搜狐新动力公司的竞业限制义务;三、驳回搜狐新动力公司的其他仲裁请求。马筱楠不服,于法定期限内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15日作出(2017)京0108民初45728号民事判决:一、马筱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搜狐新动力公司双倍返还2017年3月、4月竞业限制补偿金共计177892元;二、确认马筱楠无需继续履行对搜狐新动力公司的竞业限制义务。搜狐新动力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2日作出(2018)京01民终582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不竞争协议》第3.3款约定的竞业限制期限的法律适用问题。搜狐新动力公司上诉主张该协议第3.3款约定有效,马筱楠的竞业限制期限为本案仲裁和诉讼的实际审理期限加上12个月,以实际发生时间为准且不超过二年,但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
一、竞业限制协议的审查
法律虽然允许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义务,但同时对双方约定竞业限制义务的内容作出了强制性规定,即以效力性规范的方式对竞业限制义务所适用的人员范围、竞业领域、限制期限均作出明确限制,且要求竞业限制约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以期在保护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同时,亦防止用人单位不当运用竞业限制制度对劳动者的择业自由权造成过度损害。
二、“扣除仲裁和诉讼审理期限”约定的效力
本案中,搜狐新动力公司在《不竞争协议》第3.3款约定马筱楠的竞业限制期限应扣除仲裁和诉讼的审理期限,该约定实际上要求马筱楠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期限为:仲裁和诉讼程序的审理期限+实际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月数(最长不超过12个月)。从劳动者择业自由权角度来看,虽然法律对于仲裁及诉讼程序的审理期限均有法定限制,但就具体案件而言该期限并非具体确定的期间,将该期间作为竞业限制期限的约定内容,不符合竞业限制条款应具体明确的立法目的。加之劳动争议案件的特殊性,相当数量的案件需要经过“一裁两审”程序,上述约定使得劳动者一旦与用人单位发生争议,则其竞业限制期限将被延长至不可预期且相当长的一段期间,乃至达到二年。这实质上造成了劳动者的择业自由权在一定期间内处于待定状态。另一方面,从劳动者司法救济权角度来看,对于劳动者一方,如果其因履行《不竞争协议》与搜狐新动力公司发生争议并提起仲裁和诉讼,依照该协议第3.3款约定,仲裁及诉讼审理期间劳动者仍需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即出现其竞业限制期限被延长的结果。如此便使劳动者陷入“寻求司法救济则其竞业限制期限被延长”“不寻求司法救济则其权益受损害”的两难境地,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劳动者的司法救济权利;而对于用人单位一方,该协议第3.3款使得搜狐新动力公司无需与劳动者进行协商,即可通过提起仲裁和诉讼的方式单方地、变相地延长劳动者的竞业限制期限,一定程度上免除了其法定责任。综上,法院认为,《不竞争协议》第3.3款中关于竞业限制期限应将仲裁和诉讼的审理期限扣除的约定,即“但如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而提起仲裁或诉讼时……乙方应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期限,在扣除仲裁和诉讼审理的期限后,不应短于上述约定的竞业限制月数”的部分,属于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情形,应属无效。而根据该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三、本案竞业限制期限的确定
据此,依据《不竞争协议》第3.3款仍有效部分的约定,马筱楠的竞业限制期限应依据搜狐新动力公司向其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月数确定且最长不超过12个月。鉴于搜狐新动力公司已向马筱楠支付2017年3月至2018年2月期间共计12个月的竞业限制补偿金,马筱楠的竞业限制期限已经届满,其无需继续履行对搜狐新动力公司的竞业限制义务。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赵悦、王丽蕊、何锐)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江苏省人民政府诉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
指导案例129号 · (2017)苏12民初51号 · 2017
民事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分期支付
裁判要旨: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将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交由不具备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企业或者个人进行处置,造成环境污染的,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主观过错、经营状况等因素,在责任人提供有效担保后判决其分期支付赔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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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将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交由不具备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企业或者个人进行处置,造成环境污染的,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主观过错、经营状况等因素,在责任人提供有效担保后判决其分期支付赔偿费用。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4条
基本案情
2014年4月28日,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德公司)营销部经理杨峰将该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29.1吨废碱液,交给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李宏生等人处置。李宏生等人将上述废碱液交给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孙志才处置。2014年4月30日,孙志才等人将废碱液倾倒进长江,造成了严重环境污染。2014年5月7日,杨峰将海德公司的20吨废碱液交给李宏生等人处置,李宏生等人将上述废碱液交给孙志才处置。孙志才等人于2014年5月7日及同年6月17日,分两次将废碱液倾倒进长江,造成江苏省靖江市城区5月9日至11日集中式饮用水源中断取水40多个小时。2014年5月8日至9日,杨峰将53.34吨废碱液交给李宏生等人处置,李宏生等人将上述废碱液交给丁卫东处置。丁卫东等人于2014年5月14日将该废碱液倾倒进新通扬运河,导致江苏省兴化市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源中断取水超过14小时。上述污染事件发生后,靖江市环境保护局和靖江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委托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对污染损害进行评估。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经调查、评估,于2015年6月作出了《评估报告》。江苏省人民政府向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海德公司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3637.90万元,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费用1818.95万元,承担评估费用26万元及诉讼费等。
裁判结果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6日作出(2017)苏12民初51号民事判决:一、被告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赔偿环境修复费用3637.90万元;二、被告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费用1818.95万元;三、被告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赔偿评估费用26万元。宣判后,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4日作出(2018)苏民终1316号民事判决:一、维持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12民初51号民事判决。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将赔偿款项5482.85万元支付至泰州市环境公益诉讼资金账户。二、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在向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有效担保后,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支付上述款项的20%(1096.57万元),并于2019年12月4日、2020年12月4日、2021年12月4日、2022年12月4日前各支付上述款项的20%(每期1096.57万元)。如有一期未按时履行,江苏省人民政府可以就全部未赔偿款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如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海德公司作为化工企业,对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废碱液,负有防止污染环境的义务。海德公司放任该公司营销部负责人杨峰将废碱液交给不具备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个人进行处置,导致废碱液被倾倒进长江和新通扬运河,严重污染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将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确定为承担责任的方式。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评估费等均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的具体表现形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海德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海德公司以企业负担过重、资金紧张,如短期内全部支付赔偿将导致企业破产为由,申请分期支付赔偿费用。为保障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有效衔接,江苏省人民政府在庭后表示,在海德公司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其符合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方向、能够实现绿色生产转型,在有效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同意海德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之规定,分五期支付赔偿款。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陈迎、赵黎、吴晓玲)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检察院诉王振殿、马群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指导案例133号 · (2017)鲁06民初8号 · 2017
民事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水污染 生态环境修复责
裁判要旨: 污染者违反国家规定向水域排污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以被污染水域有自净功能、水质得到恢复为由主张免除或者减轻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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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污染者违反国家规定向水域排污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以被污染水域有自净功能、水质得到恢复为由主张免除或者减轻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4条第1款、第8条、第65条、第66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4条
基本案情
2014年2月至4月期间,王振殿、马群凯在未办理任何注册、安检、环评等手续的情况下,在莱州市柞村镇消水庄村沙场大院北侧车间从事盐酸清洗长石颗粒项目,王振殿提供场地、人员和部分资金,马群凯出资建设反应池、传授技术、提供设备、购进原料、出售成品。在作业过程中产生约60吨的废酸液,该废酸液被王振殿先储存于厂院北墙外的废水池内。废酸液储存于废水池期间存在明显的渗漏迹象,渗漏的废酸液对废水池周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废酸液又被通过厂院东墙和西墙外的排水沟排入村北的消水河,对消水河内水体造成污染。2014年4月底,王振殿、马群凯盐酸清洗长石颗粒作业被莱州市公安局查获关停后,盐酸清洗长石颗粒剩余的20余吨废酸液被王振殿填埋在反应池内。该废酸液经莱州市环境监测站监测和莱州市环境保护局认定,监测PH值小于2,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及危险废物鉴定标准和鉴别方法,属于废物类别为“HW34废酸中代码为900-300-34”的危险废物。2016年6月1日,被告人马群凯因犯污染环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所判罚金已缴纳);被告人王振殿犯污染环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所判罚金已缴纳)。
莱州市公安局办理王振殿污染环境刑事一案中,莱州市公安局食药环侦大队《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中记载“中心现场位于消水沙场院内北侧一废弃车间内。车间内西侧南北方向排列有两个长20m、宽6m、平均深1.5m的反应池,反应池底部为斜坡。车间北侧见一夹道,夹道内见三个长15m、宽2.6m、深2m的水泥池。”现车间内西侧的北池废酸液被沙土填埋,受污染沙土总重为223吨。
2015年11月27日,莱州市公安局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大队委托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环境风险与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对莱州市王振殿、马群凯污染环境案造成的环境损害程度及数额进行鉴定评估。该机构于2016年2月作出莱州市王振殿、马群凯污染环境案环境损害检验报告,认定:本次评估可量化的环境损害为应急处置费用和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应急处置费用为酸洗池内受污染沙土的处置费用5.6万元,生态环境损害费用为偷排酸洗废水造成的生态损害修复费用72万元,合计为77.6万元。
2016年4月6日,莱州市人民检察院向莱州市环境保护局发出莱检民(行)行政违监〔2016〕37068300001号检察建议,“建议对消水河流域的其他企业、小车间等的排污情况进行全面摸排,看是否还存在向消水河流域排放污染物的行为”。莱州市环境保护局于同年5月3日回复称,“我局在收到莱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后,立即组织执法人员对消水河流域的企业、小车间的排污情况进行全面排查,经严格执法,未发现有向消水河流域排放废酸等危险废物的环境违法行为”。
2017年2月8日,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会同公益诉讼人及王振殿、马群凯、烟台市环保局、莱州市环保局、消水庄村委对王振殿、马群凯实施侵权行为造成的污染区域包括酸洗池内的沙土和周边居民区的部分居民家中水井地下水进行了现场勘验并取样监测,取证现场拍摄照片22张。环保部门向人民法院提交了2017年2月13日水质监测达标报告(8个监测点位水质监测结果均为达标)及其委托山东恒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2017年2月14日酸洗池固体废物检测报告(酸洗反应南池-40㎝ PH值=9.02, -70㎝ PH值=9.18 ,北池-40㎝ PH值=2.85, -70㎝ PH值=2.52)。公益诉讼人向人民法院提交的2017年3月3日由莱州市环境保护局委托山东恒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王振殿酸洗池废池的检测报告,载明:反应池南池-1.2m PH值=9.7 ,北池-1.2m PH值<2 。公益诉讼人认为,《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和《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规定, PH值≥12.5或者≤2.0时为具有腐蚀性的危险废物。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HW34废酸一项900-300-34类为“使用酸进行清洗产生的废酸液”;HW49其他废物一项900-041-49类为“含有或沾染毒性、感染性危险废物的废弃包装物、容器、过滤吸附介质”。涉案酸洗池内受污染沙土属于危险废物,酸洗池内的受污染沙土总量都应该按照危险废物进行处置。
公益诉讼人提交的山东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水工环高级工程师刘炜金就地下水污染演变过程所做的咨询报告专家意见,载明:一、地下水环境的污染发展过程。1.污染因子通过地表入渗进入饱和带(潜水含水层地下水水位以上至地表的地层),通过渗漏达到地下水水位进入含水层。2.进入含水层,初始在水头压力作用下向四周扩散形成一个沿地下水流向展布的似圆状污染区。3.当污染物持续入渗,在地下水水动力的作用下,污染因子随着地下水径流,向下游扩散,一般沿地下水流向以初始形成的污染区为起点呈扇形或椭圆形向下流拓展扩大。4.随着地下水径流形成的污染区不断拓展,污染面积不断扩大,污染因子的浓度不断增大,造成对地下水环境的污染,在污染源没有切断的情况下,污染区将沿着地下水径流方向不断拓展。二、污染区域的演变过程、地下水污染的演变过程,主要受污染的持续性,包气带的渗漏性,含水层的渗透性,土壤及含水层岩土的吸附性,地下水径流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1.长期污染演变过程。在污染因子进入地表通过饱和带向下渗漏的过程中,部分被饱和带岩土吸附,污染包气带的岩土层;初始进入含水层的污染因子浓度较低,当经过一段时间渗漏途经吸附达到饱和后,进入含水层的污染因子浓度将逐渐接近或达到污水的浓度。进入含水层向下游拓展过程中,通过地下水的稀释和含水层的吸附,开始会逐渐降低。达到饱和后,随着污染因子的不断注入,达到一定浓度的污染区将不断向下游拓展,污染区域面积将不断扩大。2.短期污染演变过程。短期污染是指污水进入地下水环境经过一定时期,消除污染源,已进入地下水环境的污染因子和污染区域的变化过程。①污染因子的演变过程。在消除污染源阻断污染因子进入地下水环境的情况下,随着上游地下水径流和污染区地下水径流扩大区域的地下水的稀释,及含水层岩土的吸附作用,污染水域的地下水浓度将逐渐降低,水质逐渐好转。②污染区域的变化。在消除污染源,污水阻止进入含水层后,地下水污染区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地下水径流水动力的作用下,整个污染区将逐渐向下游移动扩大,随着污染区扩大、岩土吸附作用的加强,含水层中地下水水质将逐渐好转,在经过一定时间后,污染因子将吸附于岩土层和稀释于地下水中,改善污染区地下水环境,最终使原污染区达到有关水质要求标准。
裁判结果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31日作出(2017)鲁06民初8号民事判决:一、被告王振殿、马群凯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烟台市环境保护局的监督下按照危险废物的处置要求将酸洗池内受污染沙土223吨进行处置,消除危险;如不能自行处置,则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进行处置,被告王振殿、马群凯赔偿酸洗危险废物处置费用5.6万元,支付至烟台市环境公益诉讼基金帐户。二、被告王振殿、马群凯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对莱州市柞村镇消水庄村沙场大院北侧车间周边地下水、土壤和消水河内水体的污染治理制定修复方案并进行修复,逾期不履行修复义务或者修复未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社会公共利益标准的,赔偿因其偷排酸洗废水造成的生态损害修复费用72万元,支付至烟台市环境公益诉讼基金帐户。该案宣判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一、关于王振殿、马群凯侵权行为认定问题
(一)关于涉案危险废物数量及处置费用的认定问题
审理中,山东恒诚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指出涉案酸洗反应南池-40㎝、-70㎝及-1.2m深度的ph值均在正常值范围内;北池-1.2m ph值<2属于危险废物。涉案酸洗池的北池内原为王振殿、马群凯使用盐酸进行长石颗粒清洗产生的废酸液,后其用沙土进行了填埋,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版)HW34废酸900-300-34和HW49其他废物一项900-041-49类规定,现整个池中填埋的沙土吸附池中的废酸液,成为含有或沾染腐蚀性毒性的危险废物。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环境风险与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出具的环境损害检验报告中将酸洗池北池内受污染沙土总量223吨作为危险废物量,参照《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中给出的“土地资源参照单位修复治理成本”清洗法的单位治理成本250-800元/吨,本案取值250元/吨予以计算处置费用5.6万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予以采信。(具体计算方法为:20m×6m×平均深度1.3m×密度1.3t/ m3=203t沙土+20t废酸=223t×250元/t=5.6万元)
(二)关于涉案土壤、地表水及地下水污染生态损害修复费用的认定问题
莱州市环境监测站监测报告显示,废水池内残留废水的PH值<2,属于强酸性废水。王振殿、马群凯通过废水池、排水沟排放的酸洗废水系危险废物亦为有毒物质污染环境,致部分居民家中水井颜色变黄,味道呛人,无法饮用。监测发现部分居民家中井水的PH值低于背景值,氯化物、总硬度远高于背景值,且明显超标。储存于废水池期间渗漏的废水渗透至周边土壤和地下水,排入沟内的废水流入消水河。涉案污染区域周边没有其他类似污染源,可以确定受污染地下水系黄色、具有刺鼻气味,且氯化物浓度较高的污染物,即王振殿、马群凯实施的环境污染行为造成。
2017年2月13日水质监测报告显示,在原水质监测范围内的部分监测点位,水质监测结果达标。根据地质环境监测专家出具的意见,可知在消除污染源阻断污染因子进入地下水环境的情况下,随着上游地下水径流和污染区地下水径流扩大区域的地下水稀释及含水层岩土的吸附作用,污染水域的地下水浓度将逐渐降低,水质逐渐好转。地下水污染区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地下水径流水动力的作用下,整个污染区将逐渐向下游移动扩大。经过一定时间,原污染区可能达到有关水质要求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地区生态环境好转或已修复。王振殿、马群凯仍应当承担其污染区域的环境生态损害修复责任。在被告不能自行修复的情况下,根据《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的规定,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估算王振殿、马群凯偷排废水造成的生态损害修复费用。虚拟治理成本是指工业企业或污水处理厂治理等量的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应该花费的成本,即污染物排放量与单位污染物虚拟治理成本的乘积。单位污染物虚拟治理成本是指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地的工业企业或污水处理厂单位污染物治理平均成本。在量化生态环境损害时,可以根据受污染影响区域的环境功能敏感程度分别乘以1.5-10的倍数作为环境损害数额的上下限值。本案受污染区域的土壤、Ⅲ类地下水及消水河Ⅴ类地表水生态损害修复费用,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环境风险与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出具的环境损害检验报告中取虚拟治理成本的6倍,按照已生效的莱州市人民法院(2016)鲁0683刑初13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偷排酸洗废水60吨的数额计算,造成的生态损害修复费用为72万元,即单位虚拟治理成本2000元/t×60t×6倍=72万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二、关于侵权责任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鲁0683刑初13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王振殿、马群凯实施的环境污染行为与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王振殿、马群凯对此没有异议,并且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之规定,王振殿、马群凯应当对其污染环境造成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行为承担侵权责任。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曲振涛、鲁晓辉、孙波)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诉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开发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指导案例173号 · (2017)云01民初2299号 · 2017
民事 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重大风险 濒危野生动植物
裁判要旨: 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贯彻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原告提供证据证明项目建设将对濒危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及生态系统造成毁灭性、不可逆转的损害后果,人民法院应当从被保护对象的独有价值、损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损害后果的严重性及不可逆性等方面,综合判断被告的行为是否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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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贯彻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原告提供证据证明项目建设将对濒危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及生态系统造成毁灭性、不可逆转的损害后果,人民法院应当从被保护对象的独有价值、损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损害后果的严重性及不可逆性等方面,综合判断被告的行为是否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修订)第5条
基本案情
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工程由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平公司)开发建设,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设计院)是该工程总承包方及受托编制《云南省红河(元江)干流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技术单位。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坝址位于云南省新平县境内,下游距新平县水塘镇约6.5千米,电站采用堤坝式开发,坝型为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最大坝高175.5米,水库正常蓄水位675米,淹没区域涉及红河上游的戛洒江、石羊江及支流绿汁江、小江河。水库淹没影响和建设征地涉及新平县和双柏县8个乡(镇)。戛洒江一级水电站项目建设自2011年至2014年分别取得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国土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多个相关主管部门关于用地、环评、建设等批复和同意。2017年7月21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向新平公司发出《关于责成开展云南省红河(元江)干流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环境影响后评价的函》(以下简称《责成后评价函》),责成新平公司就该项目建设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并报生态环境部备案。后评价工作完成前,不得蓄水发电。2017年8月至今,新平公司主动停止对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的施工。按工程进度,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现已完成“三通一平”工程并修建了导流洞。
绿孔雀为典型热带、亚热带林栖鸟类,主要在河谷地带的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及针阔混合林中活动,杂食类,为稀有种类,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中列为“濒危”物种。就绿孔雀相关问题,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函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2019年4月4日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进行了函复。此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又向该局调取了其编制的《元江中上游绿孔雀种群现状调查报告》,该报告载明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成后,蓄水水库将淹没海拔680米以下河谷地区,将对绿孔雀目前利用的沙浴地、河滩求偶场等适宜栖息地产生较大影响。同时,由于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建设,淹没区公路将改造重修,也会破坏绿孔雀等野生动物适宜栖息地。对暂停建设的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应评估停建影响,保护和恢复绿孔雀栖息地措施等。2018年6月29日,云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对外发布《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根据《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附件1《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分布图》所示,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淹没区大部分被划入红河(元江)干热河谷及山原水土保持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在该区域内,绿孔雀为其中一种重点保护物种。
陈氏苏铁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2015年后被列入《云南省生物物种红色名录(2017版)》,为极危物种。原告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自然之友研究所)提交了其在绿汁江、石羊江河谷等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淹没区拍摄到的陈氏苏铁照片。证人刘某(中国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出庭作证,陈氏苏铁仅在我国红河流域分布。按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价标准,陈氏苏铁应为濒危。
自然之友研究所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新平公司及昆明设计院共同消除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对绿孔雀、陈氏苏铁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以及热带季雨林和热带雨林侵害危险,立即停止水电站建设,不得截留蓄水,不得对该水电站淹没区内植被进行砍伐。
裁判结果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6日作出(2017)云01民初2299号民事判决:一、新平公司立即停止基于现有环境影响评价下的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不得截流蓄水,不得对该水电站淹没区内植被进行砍伐。对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的后续处理,待新平公司按生态环境部要求完成环境影响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并报生态环境部备案后,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视具体情况依法作出决定;二、由新平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自然之友研究所支付因诉讼发生的合理费用 8 万元;三、驳回自然之友研究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自然之友研究所以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应当永久性停建为由,新平公司以水电站已经停建且划入生态红线,应当驳回自然之友研究所诉讼请求为由,分别提起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2日作出(2020)云民终82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对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提起诉讼”规定中“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法定情形,属于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突破了“无损害即无救济”的诉讼救济理念,是环境保护法“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在环境司法中的具体落实与体现。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核心要素是具有重大风险,重大风险是指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损害危险的一系列行为。本案中,自然之友研究所已举证证明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如果继续建设,则案涉工程淹没区势必导致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绿孔雀的栖息地及国家一级保护植物陈氏苏铁的生境被淹没,生物生境面临重大风险的可能性毋庸置疑。此外,从损害后果的严重性来看,戛洒江一级水电站下游淹没区动植物种类丰富,生物多样性价值及遗传资源价值可观,该区域不仅是绿孔雀及陈氏苏铁等珍稀物种赖以生存的栖息地,也是各类生物与大面积原始雨林、热带雨林片段共同构成的一个完整生态系统,若水电站继续建设所产生的损害将是可以直观估计预测且不可逆转的。而针对该现实上的重大风险,新平公司并未就其不存在的主张加以有效证实,而仅以《环境影响报告书》加以反驳,缺乏足够证明力。因此,结合生态环境部责成新平公司对项目开展后评价工作的情况及戛洒江一级水电站未对绿孔雀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等事实,可以认定戛洒江一级水电站继续建设将对绿孔雀栖息地、陈氏苏铁生境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安全构成重大风险。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七条“在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情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环境影响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并报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部门和建设项目审批部门备案;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部门也可以责成建设单位进行环境影响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的规定,2017年7月21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针对本案建设项目,向新平公司发出《责成后评价函》,责成新平公司就该项目建设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并报生态环境部备案,后评价完成前不得蓄水发电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目前,案涉电站已经处于停建状态,新平公司业已向其上级主管单位申请停建案涉项目并获批复同意,绿孔雀生态栖息地存在的重大风险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新平公司对案涉项目申请停建但未向相关行政部门备案并通过审批的情况下,鉴于生态环境部已经责成新平公司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且对于尚不明确的事实状态的重大风险程度,案涉水电站是否继续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也需经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备案决定后,才能确定案涉项目今后能否继续建设或是永久性停建,因此,案涉项目应在新平公司作出环境影响后评价后由行政主管机关视具体情况依法作出决定。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向凯、苏静巍、田奇慧)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诉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首旭环保科技
指导案例130号 · (2016)渝0112行初324号 · 2016
民事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要旨: 1.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企业,负有确保其排污处理设备正常运行且排放物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的法定义务,委托其他单位处理的,应当对受托单位履行监管义务;明知受托单位违法排污不予制止甚或提供便利的,应当对环境污染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2.污染者向水域排污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计算的,可以根据环境保护部门关于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有关规定,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对损害后果进行量化,根据违法排污的污染物种类、排污量及污染源排他性等因素计算生态环境损害量化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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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1.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企业,负有确保其排污处理设备正常运行且排放物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的法定义务,委托其他单位处理的,应当对受托单位履行监管义务;明知受托单位违法排污不予制止甚或提供便利的,应当对环境污染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2.污染者向水域排污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计算的,可以根据环境保护部门关于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有关规定,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对损害后果进行量化,根据违法排污的污染物种类、排污量及污染源排他性等因素计算生态环境损害量化数额。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条
基本案情
重庆藏金阁电镀工业园(又称藏金阁电镀工业中心)位于重庆市江北区港城工业园区内,是该工业园区内唯一的电镀工业园,园区内有若干电镀企业入驻。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金阁公司)为园区入驻企业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并负责处理企业产生的废水。藏金阁公司领取了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并拥有废水处理的设施设备。2013年12月5日,藏金阁公司与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旭公司)签订为期4年的《电镀废水处理委托运行承包管理运行协议》(以下简称《委托运行协议》),首旭公司承接藏金阁电镀工业中心废水处理项目,该电镀工业中心的废水由藏金阁公司交给首旭公司使用藏金阁公司所有的废水处理设备进行处理。2016年4月21日,重庆市环境监察总队执法人员在对藏金阁公司的废水处理站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废水处理站中两个总铬反应器和一个综合反应器设施均未运行,生产废水未经处理便排入外环境。2016年4月22日至26日期间,经执法人员采样监测分析发现外排废水重金属超标,违法排放废水总铬浓度为55.5mg/L,总锌浓度为2.85x102mg/L,总铜浓度为27.2mg/L,总镍浓度为41mg/L,分别超过《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的规定标准54.5倍、189倍、53.4倍、81倍,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和损害。2016年5月4日,执法人员再次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藏金阁废水处理站1号综合废水调节池的含重金属废水通过池壁上的120mm口径管网未经正常处理直接排放至外环境并流入港城园区市政管网再进入长江。经监测,1号池内渗漏的废水中六价铬浓度为6.10mg/L,总铬浓度为10.9mg/L,分别超过国家标准29.5倍、9.9倍。从2014年9月1日至2016年5月5日违法排放废水量共计145624吨。还查明,2014年8月,藏金阁公司将原废酸收集池改造为1号综合废水调节池,传送废水也由地下管网改为高空管网作业。该池池壁上原有110mm和120mm口径管网各一根,改造时只封闭了110mm口径管网,而未封闭120mm口径管网,该未封闭管网系埋于地下的暗管。首旭公司自2014年9月起,在明知池中有一根120mm管网可以连通外环境的情况下,仍然一直利用该管网将未经处理的含重金属废水直接排放至外环境。
受重庆市人民政府委托,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对藏金阁公司和首旭公司违法排放超标废水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进行鉴定评估,并于2017年4月出具《鉴定评估报告书》。该评估报告载明:本事件污染行为明确,污染物迁移路径合理,污染源与违法排放至外环境的废水中污染物具有同源性,且污染源具有排他性。污染行为发生持续时间为2014年9月1日至2016年5月5日,违法排放废水共计145624吨,其主要污染因子为六价铬、总铬、总锌、总镍等,对长江水体造成严重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书》采用《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推荐的虚拟治理成本法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量化,按22元/吨的实际治理费用作为单位虚拟治理成本,再乘以违法排放废水数量,计算出虚拟治理成本为320.3728万元。违法排放废水点为长江干流主城区段水域,适用功能类别属Ⅲ类水体,根据虚拟治理成本法的“污染修复费用的确定原则”Ⅲ类水体的倍数范围为虚拟治理成本的4.5-6倍,本次评估选取最低倍数4.5倍,最终评估出二被告违法排放废水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损害量化数额为1441.6776万元(即320.3728万元×4.5=1441.6776万元)。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是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名录(第一批)〉的通知》中确认的鉴定评估机构。
2016年6月30日,重庆市环境监察总队以藏金阁公司从2014年9月1日至2016年5月5日通过1号综合调节池内的120mm口径管网将含重金属废水未经废水处理站总排口便直接排入港城园区市政废水管网进入长江为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藏金阁公司罚款580.72万元。藏金阁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重庆市环境保护局作出维持行政处罚决定的复议决定。后藏金阁公司诉至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8日作出(2016)渝0112行初324号行政判决,驳回藏金阁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后,藏金阁公司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2016年11月28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首旭公司、程龙(首旭公司法定代表人)等构成污染环境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9日作出(2016)渝0112刑初1615号刑事判决,判决首旭公司、程龙等人构成污染环境罪。判决后,未提起抗诉和上诉,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2017)渝01民初773号民事判决:一、被告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被告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连带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441.6776 万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付至重庆市财政局专用账户,由原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部门和原告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结合本区域生态环境损害情况用于开展替代修复;二、被告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被告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省级或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三、被告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被告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重庆市人民政府鉴定费5万元,律师费19.8万元;四、被告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被告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律师费8万元;五、驳回原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和原告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重庆市人民政府依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规定,有权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具备合法的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二原告基于不同的规定而享有各自的诉权,均应依法予以保护。鉴于两案原告基于同一污染事实与相同被告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基本相同,故将两案合并审理。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一、关于《鉴定评估报告书》认定的污染物种类、污染源排他性、违法排放废水计量以及损害量化数额是否准确
首先,关于《鉴定评估报告书》认定的污染物种类、污染源排他性和违法排放废水计量是否准确的问题。污染物种类、污染源排他性及违法排放废水计量均已被(2016)渝0112行初324号行政判决直接或者间接确认,本案中二被告并未提供相反证据来推翻原判决,故对《鉴定评估报告书》依据的上述环境污染事实予以确认。具体而言,一是关于污染物种类的问题。除了生效刑事判决所认定的总铬和六价铬之外,二被告违法排放的废水中还含有重金属物质如总锌、总镍等,该事实得到了江北区环境监测站、重庆市环境监测中心出具的环境监测报告以及(2016)渝0112行初324号生效行政判决的确认,也得到了首旭公司法定代表人程龙在调查询问中的确认。二是关于污染源排他性的问题。二被告辩称,江北区环境监测站出具的江环(监)字〔2016〕第JD009号分析报告单确定的取样点W4、W6位置高于藏金阁废水处理站,因而该两处检出污染物超标不可能由二被告的行为所致。由于被污染水域具有流动性的特征和自净功能,水质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鉴定机构在鉴定时客观上已无法再在废水处理站周围提取到违法排放废水行为持续时所流出的废水样本,故只能依据环境行政执法部门在查处二被告违法行为时通过取样所固定的违法排放废水样本进行鉴定。在对藏金阁废水处理情况进行环保执法的过程中,先后在多个取样点进行过数次监测取样,除江环(监)字〔2016〕第JD009号分析报告单以外,江北区环境监测站与重庆市环境监测中心还出具了数份监测报告,重庆市环境监察总队的行政处罚决定和重庆市环境保护局的复议决定是在对上述监测报告进行综合评定的基础上作出的,并非单独依据其中一份分析报告书或者监测报告作出。环保部门在整个行政执法包括取样等前期执法过程中,其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已经得到了生效行政判决的确认。同时,上述监测分析结果显示废水中的污染物系电镀行业排放的重金属废水,在案证据证实涉案区域唯有藏金阁一家电镀工业园,而且环境监测结果与藏金阁废水处理站违法排放废水种类一致,以上事实证明上述取水点排出的废水来源仅可能来自于藏金阁废水处理站,故可以认定污染物来源具有排他性。三是关于违法排污计量的问题。根据生效刑事判决和行政判决的确认,并结合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调查询问笔录,可以认定铬调节池的废水进入1号综合废水调节池,利用1号池安装的120mm口径管网将含重金属的废水直接排入外环境并进入市政管网这一基本事实。经庭审查明,《鉴定评估报告书》综合证据,采用用水总量减去消耗量、污泥含水量、在线排水量、节假日排水量的方式计算出违法排放废水量,其所依据的证据和事实或者已得到被告方认可或生效判决确认,或者相关行政行为已通过行政诉讼程序的合法性审查,其所采用的计量方法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综上,藏金阁公司和首旭公司提出的污染物种类、违法排放废水量和污染源排他性认定有误的异议不能成立。
其次,关于《鉴定评估报告书》认定的损害量化数额是否准确的问题。原告方委托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就本案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鉴定评估并出具了《鉴定评估报告书》,该报告确定二被告违法排污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量化数额为1441.6776万元。经查,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是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名录(第一批)〉的通知》中确立的鉴定评估机构,委托其进行本案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符合司法解释之规定,其具备相应鉴定资格。根据环境保护部组织制定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II版)》,鉴定评估可以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对事件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量化,量化结果可以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依据。鉴于本案违法排污行为持续时间长、违法排放数量大,且长江水体处于流动状态,难以直接计算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故《鉴定评估报告书》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对损害结果进行量化并无不当。《鉴定评估报告书》将22元/吨确定为单位实际治理费用,系根据重庆市环境监察总队现场核查藏金阁公司财务凭证,并结合对藏金阁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启良的调查询问笔录而确定。《鉴定评估报告书》根据《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Ⅲ类地表水污染修复费用的确定原则为虚拟治理成本的4.5-6倍,结合本案污染事实,取最小倍数即4.5倍计算得出损害量化数额为320.3728万元×4.5=1441.6776万元,亦无不当。
综上所述,《鉴定评估报告书》的鉴定机构和鉴定评估人资质合格,鉴定评估委托程序合法,鉴定评估项目负责人亦应法庭要求出庭接受质询,鉴定评估所依据的事实有生效法律文书支撑,采用的计算方法和结论科学有据,故对《鉴定评估报告书》及所依据的相关证据予以采信。
二、关于藏金阁公司与首旭公司是否构成共同侵权
首旭公司是明知1号废水调节池池壁上存在120mm口径管网并故意利用其违法排污的直接实施主体,其理应对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对此应无疑义。本争议焦点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评价藏金阁公司的行为,其与首旭公司是否构成共同侵权。法院认为,藏金阁公司与首旭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一,我国实行排污许可制,该制度是国家对排污者进行有效管理的手段,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企业即是排污单位,负有依法排污的义务,否则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藏金阁公司持有排污许可证,必须确保按照许可证的规定和要求排放。藏金阁公司以委托运行协议的形式将废水处理交由专门从事环境治理业务(含工业废水运营)的首旭公司作业,该行为并不为法律所禁止。但是,无论是自行排放还是委托他人排放,藏金阁公司都必须确保其废水处理站正常运行,并确保排放物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这是取得排污许可证企业的法定责任,该责任不能通过民事约定来解除。申言之,藏金阁公司作为排污主体,具有监督首旭公司合法排污的法定责任,依照《委托运行协议》其也具有监督首旭公司日常排污情况的义务,本案违法排污行为持续了1年8个月的时间,藏金阁公司显然未尽监管义务。
第二,无论是作为排污设备产权人和排污主体的法定责任,还是按照双方协议约定,藏金阁公司均应确保废水处理设施设备正常、完好。2014年8月藏金阁公司将废酸池改造为1号废水调节池并将地下管网改为高空管网作业时,未按照正常处理方式对池中的120mm口径暗管进行封闭,藏金阁公司亦未举证证明不封闭暗管的合理合法性,而首旭公司正是通过该暗管实施违法排放,也就是说,藏金阁公司明知为首旭公司提供的废水处理设备留有可以实施违法排放的管网,据此可以认定其具有违法故意,且客观上为违法排放行为的完成提供了条件。
第三,待处理的废水是由藏金阁公司提供给首旭公司的,那么藏金阁公司知道需处理的废水数量,同时藏金阁公司作为排污主体,负责向环保部门缴纳排污费,其也知道合法排放的废水数量,加之作为物业管理部门,其对于园区企业产生的实际用水量亦是清楚的,而这几个数据结合起来,即可确知违法排放行为的存在,因此可以认定藏金阁公司知道首旭公司在实施违法排污行为,但其却放任首旭公司违法排放废水,同时还继续将废水交由首旭公司处理,可以视为其与首旭公司形成了默契,具有共同侵权的故意,并共同造成了污染后果。
第四,环境侵权案件具有侵害方式的复合性、侵害过程的复杂性、侵害后果的隐蔽性和长期性,其证明难度尤其是对于排污企业违法排污主观故意的证明难度较高,且本案又涉及到对环境公益的侵害,故应充分考虑到此类案件的特殊性,通过准确把握举证证明责任和归责原则来避免责任逃避和公益受损。综上,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藏金阁公司与首旭公司构成环境污染共同侵权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证明标准,应当认定藏金阁公司和首旭公司对于违法排污存在主观上的共同故意和客观上的共同行为,二被告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裘晓音、贾科、张力)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
指导案例132号 · (2016)冀03民初40号 · 2016
民事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大气污染责任 降低环境
裁判要旨: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期间,污染者主动改进环保设施,有效降低环境风险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超标排污行为的违法性、过错程度、治理污染设施的运行成本以及防污采取的有效措施等因素,适当减轻污染者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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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期间,污染者主动改进环保设施,有效降低环境风险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超标排污行为的违法性、过错程度、治理污染设施的运行成本以及防污采取的有效措施等因素,适当减轻污染者的赔偿责任。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1条、第4条、第5条
基本案情
被告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圆公司)系主要从事各种玻璃包装瓶生产加工的企业,现拥有玻璃窑炉四座。在生产过程中,因超标排污被秦皇岛市海港区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海港区环保局)多次作出行政处罚。2015年2月12日,方圆公司与无锡格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玻璃窑炉脱硝脱硫除尘总承包合同》,对方圆公司的四座窑炉进行脱硝脱硫除尘改造,合同总金额3617万元。
2016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绿发会)对方圆公司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后,方圆公司加快了脱硝脱硫除尘改造提升进程。2016年6月15日,方圆公司通过了海港区环保局的环保验收。2016年7月22日,中国绿发会组织相关专家对方圆公司脱硝脱硫除尘设备运行状况进行了考查,并提出相关建议。2016年6月17日、2017年6月17日,环保部门为方圆公司颁发《河北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2016年12月2日,方圆公司再次投入1965万元,为四座窑炉增设脱硝脱硫除尘备用设备一套。
方圆公司于2015年3月18日缴纳行政罚款8万元。中国绿发会2016年提起公益诉讼后,方圆公司自2016年4月13日起至2016年11月23日止,分24次缴纳行政罚款共计1281万元。
2017年7月25日,中国绿发会向法院提交《关于诉讼请求及证据说明》,确认方圆公司非法排放大气污染物而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期间从行政处罚认定发生损害时起至环保部门验收合格为止。法院委托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对方圆公司因排放大气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数额及采取替代修复措施修复被污染的大气环境所需费用进行鉴定,起止日期为2015年10月28日(行政处罚认定损害发生日)至2016年6月15日(环保达标日)。
2017年11月,鉴定机构作出《方圆公司大气污染物超标排放环境损害鉴定意见》,按照虚拟成本法计算方圆公司在鉴定时间段内向大气超标排放颗粒物总量约为2.06t,二氧化硫超标排放总量约为33.45t,氮氧化物超标排放总量约为75.33t,方圆公司所在秦皇岛地区为空气功能区Ⅱ类。按照规定,环境空气Ⅱ类区生态损害数额为虚拟治理成本的3-5倍,鉴定报告中取3倍计算对大气环境造成损害数额分别约为0.74万元、27.10万元和127.12万元,共计154.96万元。
另查明,2015年3月,河北广播网、燕赵都市网的网页显示,因被上诉人方圆公司未安装除尘脱硝脱硫设施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被按日连续处罚200多万。对于该网页显示内容的真实性,被上诉人方圆公司予以认可,故对其在2015年10月28日之前存在超标排污的事实予以确认。
裁判结果
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0日作出(2016)冀03民初40号民事判决:一、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赔偿因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造成的损失154.96万元,上述费用分3期支付至秦皇岛市专项资金账户(每期51.65万元,第一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第二、三期分别于判决生效后第二、第三年的12月31日前支付),用于秦皇岛地区的环境修复。二、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在全国性媒体上刊登因污染大气环境行为的致歉声明(内容须经一审法院审核后发布)。如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未履行上述义务,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判决书内容在全国性的媒体公布,相关费用由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承担。三、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支付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因本案支出的合理费用3万元。四、驳回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用15万元由秦皇岛方圆包装玻璃有限公司负担(已支付)。宣判后,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提出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5日作出(2018)冀民终75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防止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污染企业因侵权行为所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予以合理确定。本案中,方圆公司于2015年2月与无锡市格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玻璃窑炉脱硝脱硫除尘总承包合同》,对其四座窑炉配备的环保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合同总金额3617万元,体现了企业防污整改的守法意识。方圆公司在环保设施升级改造过程中出现超标排污行为,虽然行为具有违法性,但在超标排污受到行政处罚后,方圆公司积极缴纳行政罚款共计1280余万元,其超标排污行为受到行政制裁。在提起本案公益诉讼后,方圆公司加快了环保设施的升级改造,并在环保设施验收合格后,再次投资1965万元建造一套备用排污设备,是秦皇岛地区首家实现大气污染治理环保设备开二备一的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一条、第四条规定了保护环境、防止污染,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目的,体现了保护与发展并重原则。环境公益诉讼在强调环境损害救济的同时,亦应兼顾预防原则。本案诉讼过程中,方圆公司加快环保设施的整改进度,积极承担行政责任,并在其安装的环保设施验收合格后,出资近2000万元再行配备一套环保设施,以确保生产过程中环保设施的稳定运行,大大降低了再次造成环境污染的风险与可能性。方圆公司自愿投入巨资进行污染防治,是在中国绿发会一审提出“环境损害赔偿与环境修复费用”的诉讼请求之外实施的维护公益行为,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条规定的“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立法意图,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风险预防功能,具有良好的社会导向作用。人民法院综合考虑方圆公司在企业生产过程中超标排污行为的违法性、过错程度、治理污染的运行成本以及防污采取的积极措施等因素,对于方圆公司在一审鉴定环境损害时间段之前的超标排污造成的损害予以折抵,维持一审法院依据鉴定意见判决环境损害赔偿及修复费用的数额。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窦淑霞 、李学境、邢会丽)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北京市朝阳区某环境研究所诉山西某铝业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指导案例260号 · (2016)晋09民初35号 · 2016
民事 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 调解协议 和解协议 实质审查 社会公共利益
裁判要旨: 1.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当事人就生态环境修复等达成的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实质审查;经审查,协议的内容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依法出具调解书。
2.人民法院在对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进行审查时,应当结合案件具体情况,重点审查协议是否约定具体的修复措施、修复期限、修复费用、验收程序、监督主体等内容,评估协议的履行能否实现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恢复生态环境的状态和功能、消除生态环境损害风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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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1.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当事人就生态环境修复等达成的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实质审查;经审查,协议的内容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依法出具调解书。
2.人民法院在对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进行审查时,应当结合案件具体情况,重点审查协议是否约定具体的修复措施、修复期限、修复费用、验收程序、监督主体等内容,评估协议的履行能否实现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恢复生态环境的状态和功能、消除生态环境损害风险的目的。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25条
基本案情
山西某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某铝业公司)自2006年起陆续将从铝土矿提炼氧化铝排出的工业固体废物赤泥堆存在山西省原平市某赤泥库。该赤泥库总占地面积1840亩,总库容1664.3万立方米。赤泥具有强碱性和强腐蚀性,长期露天堆放,表面干燥以后在风季形成扬尘,造成严重大气污染,并对仅距1公里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形成较大威胁。2014年11月,山西省忻州市环境保护局认定山西某铝业公司的赤泥库存在粉尘污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由于技术迭代升级,案涉赤泥库已不再使用,依法应当封场闭库,否则可能引发溃坝等地质灾害,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周边生态环境存在风险。
2016年8月24日,北京市朝阳区某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朝阳某环境研究所)以该赤泥库给周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风险,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向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对山西某铝业公司赤泥库赤泥危害性进行确认,并立即采取封场等措施,消除对周边环境的危害和危险。
审理过程中,山西某铝业公司与朝阳某环境研究所经协商于2017年1月18日自行达成和解协议:一、山西某铝业公司承诺依法、依规采取措施,确保赤泥库符合国家环保要求。二、山西某铝业公司承诺,每年用于企业环境治理,环保人员培训,污染防治,环保设施的投资、运行维护、物料消耗,赤泥库综合治理等与环保相关的费用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币种下同)。三、协议生效后,山西某铝业公司承诺拿出300万元,在两个月内设立专门账户,作为赤泥库专项环保治理资金,以保障赤泥库的环境治理等。赤泥库的治理不限于该专项环保治理资金。四、山西某铝业公司自愿接受朝阳某环境研究所的监督,监督期限为自协议生效次日起三年。五、山西某铝业公司承担朝阳某环境研究所本案代理律师费。六、诉讼费用由山西某铝业公司承担。
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综合考量案涉赤泥库规模、危害后果、已有的防尘措施及和解协议拟采取的措施,不封场不能根治赤泥库的污染问题,无法达到修复生态环境的效果,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依法不能确认和解协议,不予出具调解书。鉴于赤泥库封场工程是世界性技术难题,国内此前尚无同等规模赤泥库封场经验,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技术专家对案涉赤泥库进行现场勘察,就能否封场进行充分论证,引导双方当事人以消除生态环境风险为目的,就修复措施、修复期限、修复费用、验收程序、监督主体等进行重新协商。
2018年11月16日,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山西某铝业公司与朝阳某环境研究所达成调解协议:一、由山西某铝业公司按照安全生产监督行政部门等国家机关要求,在调解协议生效后五年内完成赤泥库的封场工作,每年至少以书面形式向朝阳某环境研究所通报1次调解协议履行情况,并报告人民法院。二、封场期间山西某铝业公司按规定采取环境污染防范措施,继续采取洒水、覆盖等抑尘措施;严格执行相关行政部门批准、认可、备案的可研报告和设计方案中的生态环保要求,防范地下水、土壤、大气污染;每年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赤泥库周边环境(地下水、大气)质量检测不少于2次并出具检测报告。三、山西某铝业公司自行筹集封场项目所需全部资金,预计工程费用为1.5亿元。四、出现不能封场的自然原因、社会原因、技术原因、第三方原因等时,山西某铝业公司应及时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及朝阳某环境研究所,待原因消除后继续完成封场工作,工期顺延;如山西某铝业公司明确表示不封场或逾期封场,朝阳某环境研究所可申请人民法院扣划或者冻结山西某铝业公司的剩余工程费(总额以1.5亿元为限),并可申请人民法院通过招标方式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完成封场工作,所需费用以扣划或者冻结的工程费直接支付。五、封场工程完成后,由山西某铝业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专家及设计、施工、监测(调查)等单位代表组成的验收组对工程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方视为封场措施的环保效果达到预期目标。
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7日将上述调解协议进行了为期三十日的公告,公告期内未收到异议。
裁判结果
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山西某铝业有限公司与北京市朝阳区某环境研究所于2018年11月16日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审查后予以确认,于2018年12月28日出具(2016)晋09民初35号民事调解书。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的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出具调解书……”据此,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允许开展调解或者自行和解,但人民法院须对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的内容进行实质审查,确认当事人能够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以保证协议的内容和履行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本案中,朝阳某环境研究所对山西某铝业公司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并在诉讼过程中先后达成和解协议、调解协议。对此,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双方当事人就生态环境修复达成的协议内容是否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进而决定应否出具调解书。重点审查协议是否约定具体的修复措施、修复期限、修复费用、验收程序、监督主体等内容,并结合生态环境损害的范围及程度、恢复生态环境的难易程度等因素,评估协议的履行能否实现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恢复生态环境的状态和功能、消除生态环境损害风险的目的。
2017年1月18日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时,赤泥库内堆存的赤泥量已达到设计堆存标高,不封场无法解决环境问题,但和解协议不仅未要求山西某铝业公司对赤泥库进行封场,也未约定具体修复措施、修复期限,仅要求山西某铝业公司作出付款承诺,且未明确款项中用于修复赤泥库周边环境的资金数额。因此,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不足以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无法恢复生态环境的状态和功能,不能有效消除生态环境损害风险,不符合《解释》第二十五条关于和解协议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故人民法院未出具调解书。
2018年11月16日,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筹集1.5亿元工程费用在五年内完成赤泥库的封场工作,彻底解决赤泥库的环境问题。从调解协议内容来看,双方对赤泥库的修复期限、修复费用、修复措施、替代方案、监督单位、监督方式、验收部门等均作了详细约定。为确保协议内容合理、可行,人民法院对上述调解协议依法进行了公告,公告期间未收到异议。综上,人民法院认定调解协议符合《解释》第二十五条关于调解协议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依法出具了调解书。
结案后,人民法院主动与有关行政部门沟通,明确库区生态恢复治理标准和技术规范,督促山西某铝业公司制定封场方案并按期推进。封场项目总投资1.3亿余元,主要包括赤泥处理及灰渣找坡197万立方米、新建排水系统4套、覆土38万立方米、铺设防渗膜及绿化面积85.5万平方米。为确保封场项目如期完成,人民法院定期现场回访,持续跟踪修复进度。经过五年治理,2023年11月封场项目竣工并通过环境保护验收,2023年12月通过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安全验收,达到了修复生态环境、消除损害风险效果。至此,民事调解书的内容全部履行完毕。
此外,在督促山西某铝业公司履行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过程中,人民法院还引导该公司调整优化产业布局,打造绿色发展产业集群,利用封场后的土地资源开发太阳能、风能、储能等清洁能源项目,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25条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大气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
指导案例131号 · (2015)德中环公民初字第1号 · 2015
民事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大气污染责任 损害社会
裁判要旨: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多次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后仍未改正,原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对其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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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多次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后仍未改正,原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的“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对其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5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58条
基本案情
被告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公司)成立于2000年,经营范围包括电力生产、平板玻璃、玻璃空心砖、玻璃深加工、玻璃制品制造等。2002年12月,该公司600T/D优质超厚玻璃项目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批,2003年11月,通过“三同时”验收。2007年11月,该公司高档优质汽车原片项目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批,2009年2月,通过“三同时”验收。
根据德州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的监测,2012年3月、5月、8月、12月,2013年1月、5月、8月,振华公司废气排放均能达标。2013年11月、2014年1月、5月、6月、11月,2015年2月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烟粉尘存在超标排放情况。德州市环境保护局分别于2013年12月、2014年9月、2014年11月、2015年2月对振华公司进行行政处罚,处罚数额均为10万元。2014年12月,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处罚数额10万元。2015年3月23日,德州市环境保护局责令振华公司立即停产整治,2015年4月1日之前全部停产,停止超标排放废气污染物。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起诉之后,2015年3月27日,振华公司生产线全部放水停产,并于德城区天衢工业园以北养马村新选厂址,原厂区准备搬迁。
本案审理阶段,为证明被告振华公司超标排放造成的损失,2015年12月,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与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订立技术咨询合同,委托其对振华公司排放大气污染物致使公私财产遭受损失的数额,包括污染行为直接造成的财产损坏、减少的实际价值,以及为防止污染扩大、消除污染而采取必要合理措施所产生的费用进行鉴定。2016年5月,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根据已经双方质证的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作出评估意见,鉴定结果为:振华公司位于德州市德城区市区内,周围多为居民小区,原有浮法玻璃生产线三条,1#浮法玻璃生产线已于2011年10月全面停产,2#生产线600t/d优质超厚玻璃生产线和3#生产线400t/d高档优质汽车玻璃原片生产线仍在生产。1、污染物性质,主要为烟粉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根据《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关于落实整改工作的情况汇报》有关资料显示:截止到2015年3月17日,振华公司浮法二线未安装或未运行脱硫和脱硝治理设施;浮法三线除尘、脱硫设施已于2014年9月投入运行;2、污染物超标排放时段的确认,二氧化硫超标排放时段为2014年6月10日-2014年8月17日,共计68天,氮氧化物超标排放时段为2013年11月5日-2014年6月23日、2014年10月22日-2015年1月27日,共计327天,烟粉尘超标排放时段为2013年11月5日-2014年6月23日,共计230天;3、污染物排放量,在鉴定时段内,由于企业未安装脱硫设施造成二氧化硫全部直接排放进入大气的超标排放量为255吨,由于企业未安装脱硝设施造成氮氧化物全部直接排放进入大气的排放量为589吨,由于企业未安装除尘设施或除尘设施处理能力不够造成烟粉尘部分直接排放进入大气的排放量为19吨;4、单位污染物处理成本,根据数据库资料,二氧化硫单位治理成本为0.56万元/吨,氮氧化物单位治理成本为0.68万元/吨,烟粉尘单位治理成本为0.33万元/吨;5、虚拟治理成本,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II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技术规范》,本案项目处环境功能二类区,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虚拟治理成本的3-5倍,本报告取参数5,二氧化硫虚拟治理成本共计713万元,氮氧化物虚拟治理成本2002万元,烟粉尘虚拟治理成本31万元。鉴定结论:被告企业在鉴定期间超标向空气排放二氧化硫共计255吨、氮氧化物共计589吨、烟粉尘共计19吨,单位治理成本分别按0.56万元/吨、0.68万元/吨、0.33万元/吨计算,虚拟治理成本分别为713万元、2002万元、31万元,共计2746万元。
裁判结果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0日作出(2015)德中环公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一、被告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赔偿因超标排放污染物造成的损失2198.36万元,支付至德州市专项基金账户,用于德州市大气环境质量修复;二、被告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在省级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三、被告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所支出的评估费10万元;四、驳回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等法律的规定,对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提起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第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法院认为,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可以视为是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被告振华公司超量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会影响大气的服务价值功能。其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是酸雨的前导物,超量排放可至酸雨从而造成财产及人身损害,烟粉尘的超量排放将影响大气能见度及清洁度,亦会造成财产及人身损害。被告振华公司自2013年11月起,多次超标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等污染物,经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多次行政处罚仍未改正,其行为属于司法解释规定的“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故被告振华公司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刘立兵、张小雪、高晓敏)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指导案例174号 · (2015)甘民初字第45号 · 2015
民事 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潜在风险 预防性措施 濒危野生植物
裁判要旨: 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和风险预防原则,根据现有证据和科学技术认为项目建成后可能对案涉地濒危野生植物生存环境造成破坏,存在影响其生存的潜在风险,从而损害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可以判决被告采取预防性措施,将对濒危野生植物生存的影响纳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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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应当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和风险预防原则,根据现有证据和科学技术认为项目建成后可能对案涉地濒危野生植物生存环境造成破坏,存在影响其生存的潜在风险,从而损害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可以判决被告采取预防性措施,将对濒危野生植物生存的影响纳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协调。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修订)第5条
基本案情
雅砻江上的牙根梯级水电站由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砻江公司)负责建设和管理,现处于项目预可研阶段,水电站及其辅助工程(公路等)尚未开工建设。
2013年9月2日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五小叶槭被评定为“极危”。2016年2月9日,五小叶槭列入《四川省重点保护植物名录》。2018年8月10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其红色名录中将五小叶槭评估为“极度濒危”。当时我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无五小叶槭。2016年9月26日,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五小叶槭播种育苗技术规程》。案涉五小叶槭种群位于四川省雅江县麻郎措乡沃洛希村,当地林业部门已在就近的通乡公路堡坎上设立保护牌。
2006年6月,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成勘院)完成《四川省雅砻江中游(两河口至卡拉河段)水电规划报告》,报告中将牙根梯级水电站列入规划,该规划报告于2006年8月通过了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会同四川省发展改革委组织的审查。2008年12月,四川省人民政府以川府函〔2008〕368号文批复同意该规划。2010年3月,成勘院根据牙根梯级水库淹没区最新情况将原规划的牙根梯级调整为牙根一级(正常蓄水位2602m)、牙根二级(正常蓄水位2560m)两级开发,形成《四川省雅砻江两河口至牙根河段水电开发方案研究报告》,该报告于2010年8月经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会同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审查通过。
2013年1月6日、4月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批复:同意牙根二级水电站、牙根一级水电站开展前期工作。由雅砻江公司负责建设和管理,按照项目核准的有关规定,组织开展水电站的各项前期工作。待有关前期工作落实、具备核准条件后,再分别将牙根梯级水电站项目申请报告上报我委。对项目建设的意见,以我委对项目申请报告的核准意见为准。未经核准不得开工建设。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发会)认为,雅江县麻郎措乡沃洛希村附近的五小叶槭种群是当今世界上残存最大的五小叶槭种群,是唯一还有自然繁衍能力的种群。牙根梯级水电站即将修建,根据五小叶槭雅江种群的分布区海拔高度和水电站水位高度对比数值,牙根梯级水电站以及配套的公路建设将直接威胁到五小叶槭的生存,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直接威胁,绿发会遂提起本案预防性公益诉讼。
裁判结果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7日作出(2015)甘民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一、被告雅砻江公司应当将五小叶槭的生存作为牙根梯级水电站项目可研阶段环境评价工作的重要内容,环境影响报告书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后,才能继续开展下一步的工作;二、原告绿发会为本案诉讼产生的必要费用4万元、合理的律师费1万元,合计5万元,上述款项在本院其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判决被告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费用等费用(环境公益诉讼资金)中支付(待本院有其他环境公益诉讼资金后执行);三、驳回原告绿发会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当事人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我国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应该遵守其约定。《生物多样性公约》中规定,我们在注意到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减少或损失的威胁时,不应以缺乏充分的科学定论为理由,而推迟采取旨在避免或尽量减轻此种威胁的措施;各国有责任保护它自己的生物多样性并以可持久的方式使用它自己的生物资源;每一缔约国应尽可能并酌情采取适当程序,要求就其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的拟议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以期避免或尽量减轻这种影响。因此,我国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义务。同时,《生物多样性公约》规定,认识到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根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第一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事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四条“节约资源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国家实施节约与开发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的能源发展战略”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第二条第一款“本法所称可再生能源,是指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的规定,可再生能源是我国重要的能源资源,在满足能源要求,改善能源结构,减少环境污染,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水能资源是最具规模开发效益、技术最成熟的可再生能源。因此开发建设水电站,将水能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监管下,利用丰富的水能资源,合理开发水电符合我国国情。但是,我国水能资源蕴藏丰富的地区,往往也是自然环境良好、生态功能重要、生物物种丰富和地质条件脆弱的地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环境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并且环境保护应当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原则。预防原则要求在环境资源利用行为实施之前和实施之中,采取政治、法律、经济和行政等手段,防止环境利用行为导致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现象发生。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运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对开发和利用环境行为带来的可能的环境危害采取措施以避免危害的发生;二是在科学技术水平不确定的条件下,基于现实的科学知识评价风险,即对开发和利用环境的行为可能带来的尚未明确或者无法具体确定的环境危害进行事前预测、分析和评价,以促使开发决策避免可能造成的环境危害及其风险出现。因此,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将生态优先的原则贯穿到水电规划开发的全过程,二者可以相互促进,达到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利用环境资源的行为如果造成环境污染、生态资源破坏,往往具有不可逆性,被污染的环境、被破坏的生态资源很多时候难以恢复,单纯事后的经济补偿不足以弥补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失,故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行为应注重防范于未然,才能真正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
具体到本案中,鉴于五小叶槭在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的等级及案涉牙根梯级水电站建成后可能存在对案涉地五小叶槭原生存环境造成破坏、影响其生存的潜在风险,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我国水电项目核准流程的规定,水电项目分为项目规划、项目预可研、项目可研、项目核准四个阶段,考虑到案涉牙根梯级水电站现处在项目预可研阶段,因此责令被告在项目可研阶段,加强对案涉五小叶槭的环境影响评价并履行法定审批手续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尽可能避免出现危及野生五小叶槭生存的风险是必要和合理的。故绿发会作为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在牙根梯级水电站建设可能存在损害环境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情况下,提出“依法判令被告立即采取适当措施,确保不因雅砻江水电梯级开发计划的实施而破坏珍贵濒危野生植物五小叶槭的生存”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鉴于案涉水电站尚未开工建设,故绿发会提出“依法判令被告在采取的措施不足以消除对五小叶槭的生存威胁之前,暂停牙根梯级水电站及其辅助设施(含配套道路)的一切建设工程”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基础,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张犁、王彤、吴杰、姜莉、魏康清、薛斌、龚先彬)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诉宁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
指导案例75号 · (2015)卫民公立字第6号 · 2015
民事 环境污染公益诉讼 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
裁判要旨: 1.社会组织的章程虽未载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但工作内容属于保护环境要素及生态系统的,应认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四条关于“社会组织章程确定的宗旨和主要业务范围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
2.《解释》第四条规定的“环境保护公益活动”,既包括直接改善生态环境的行为,也包括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有利于完善环境治理体系、提高环境治理能力、促进全社会形成环境保护广泛共识的活动。
3.社会组织起诉的事项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对应关系,或者与其所保护的环境要素及生态系统具有一定联系的,应认定符合《解释》第四条关于“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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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1.社会组织的章程虽未载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但工作内容属于保护环境要素及生态系统的,应认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四条关于“社会组织章程确定的宗旨和主要业务范围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
2.《解释》第四条规定的“环境保护公益活动”,既包括直接改善生态环境的行为,也包括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有利于完善环境治理体系、提高环境治理能力、促进全社会形成环境保护广泛共识的活动。
3.社会组织起诉的事项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对应关系,或者与其所保护的环境要素及生态系统具有一定联系的,应认定符合《解释》第四条关于“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的规定。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58条
基本案情
2015年8月13日,中国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发会)向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宁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泰公司)在生产过程中违规将超标废水直接排入蒸发池,造成腾格里沙漠严重污染,截至起诉时仍然没有整改完毕。请求判令瑞泰公司:(一)停止非法污染环境行为;(二)对造成环境污染的危险予以消除;(三)恢复生态环境或者成立沙漠环境修复专项基金并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修复;(四)针对第二项和第三项诉讼请求,由法院组织原告、技术专家、法律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同验收;(五)赔偿环境修复前生态功能损失;(六)在全国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等。
绿发会向法院提交了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显示绿发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法人。绿发会提交的2010至2014年度检查证明材料,显示其在提起本案公益诉讼前五年年检合格。绿发会亦提交了五年内未因从事业务活动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受到行政、刑事处罚的无违法记录声明。此外,绿发会章程规定,其宗旨为“广泛动员全社会关心和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事业,保护国家战略资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人与自然和谐,构建人类美好家园”。在案件的一审、二审及再审期间,绿发会向法院提交了其自1985年成立至今,一直实际从事包括举办环境保护研讨会、组织生态考察、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等活动的相关证据材料。
裁判结果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9日作出(2015)卫民公立字第6号民事裁定,以绿发会不能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为由,裁定对绿发会的起诉不予受理。绿发会不服,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5年11月6日作出(2015)宁民公立终字第6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绿发会又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22日作出(2015)民申字第3377号民事裁定,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16年1月28日作出(2016)最高法民再47号民事裁定,裁定本案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系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绿发会应否认定为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明确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符合前款规定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解释》第四条进一步明确了对于社会组织“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判断标准,即“社会组织章程确定的宗旨和主要业务范围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且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可以认定为《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社会组织提起的诉讼所涉及的社会公共利益,应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有关本案绿发会是否可以作为“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提起本案诉讼,应重点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是否实际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以及所维护的环境公共利益是否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等三个方面进行审查。
一、关于绿发会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问题。社会公众所享有的在健康、舒适、优美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利益,表现形式多样。对于社会组织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应根据其内涵而非简单依据文字表述作出判断。社会组织章程即使未写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但若其工作内容属于保护各种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范畴,包括对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环境要素及其生态系统的保护,均可以认定为宗旨和业务范围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我国1992年签署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指出,生物多样性是指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包括物种内部、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环境保护法》第三十条规定,“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应当合理开发,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安全,依法制定有关生态保护和恢复治理方案并予以实施。引进外来物种以及研究、开发和利用生物技术,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可见,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亦属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绿发会章程中明确规定,其宗旨为“广泛动员全社会关心和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事业,保护国家战略资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人与自然和谐,构建人类美好家园”,符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环境保护法》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要求。同时,“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构建人类美好家园”等内容契合绿色发展理念,亦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属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范畴。故应认定绿发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内容。
二、关于绿发会是否实际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问题。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不仅包括植树造林、濒危物种保护、节能减排、环境修复等直接改善生态环境的行为,还包括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宣传教育、研究培训、学术交流、法律援助、公益诉讼等有利于完善环境治理体系,提高环境治理能力,促进全社会形成环境保护广泛共识的活动。绿发会在本案一审、二审及再审期间提交的历史沿革、公益活动照片、环境公益诉讼立案受理通知书等相关证据材料,虽未经质证,但在立案审查阶段,足以显示绿发会自1985年成立以来长期实际从事包括举办环境保护研讨会、组织生态考察、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等环境保护活动,符合《环境保护法》和《解释》的规定。同时,上述证据亦证明绿发会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时间已满五年,符合《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关于社会组织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应五年以上的规定。
三、关于本案所涉及的社会公共利益与绿发会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具有关联性的问题。依据《解释》第四条的规定,社会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涉及的环境公共利益,应与社会组织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一定关联。此项规定旨在促使社会组织所起诉的环境公共利益保护事项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对应或者关联关系,以保证社会组织具有相应的诉讼能力。因此,即使社会组织起诉事项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不具有对应关系,但若与其所保护的环境要素或者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联系,亦应基于关联性标准确认其主体资格。本案环境公益诉讼系针对腾格里沙漠污染提起。沙漠生物群落及其环境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复杂而脆弱的沙漠生态系统,更加需要人类的珍惜利用和悉心呵护。绿发会起诉认为瑞泰公司将超标废水排入蒸发池,严重破坏了腾格里沙漠本已脆弱的生态系统,所涉及的环境公共利益之维护属于绿发会宗旨和业务范围。
此外,绿发会提交的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显示,绿发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法人。绿发会提交的2010至2014年度检查证明材料,显示其在提起本案公益诉讼前五年年检合格。绿发会还按照《解释》第五条的规定提交了其五年内未因从事业务活动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受到行政、刑事处罚的无违法记录声明。据此,绿发会亦符合《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解释》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对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社会组织的其他要求,具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刘小飞、吴凯敏、叶阳)
指导案例 合规与综合
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诉恩施自治州建始磺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水污染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案
指导案例134号 · (2014)118号 · 2014
民事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停止侵害 恢复生产 附
裁判要旨: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人民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的,可以责令其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审查批准及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之前,污染者不得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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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人民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的,可以责令其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审查批准及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之前,污染者不得恢复生产。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4条第1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17条第3款
基本案情
原告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以下简称重庆绿联会)对被告恩施自治州建始磺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支持起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千丈岩水库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奉节县和湖北省建始县交界地带。水库设计库容405万立方米,2008年开始建设,2013年12月6日被重庆市人民政府确认为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供应周边5万余人的生活饮用和生产用水。湖北省建始县毗邻重庆市巫山县,被告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选矿厂位于建始县业州镇郭家淌国有高岩子林场,距离巫山县千丈岩水库直线距离约2.6公里,该地区属喀斯特地貌的山区,地下裂缝纵横,暗河较多。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硫铁矿选矿项目于2009年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2010年4月23日取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2010年7月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2011年5月16日取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环境保护局环境影响评价批复。2012年开工建设,2014年6月基本完成,但水污染防治设施等未建成。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选矿厂硫铁矿生产中因有废水和尾矿排放,属于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其项目建设可行性报告中明确指出尾矿库库区为自然成库的岩溶洼地,库区岩溶表现为岩溶裂隙和溶洞。同时,尾矿库工程安全预评价报告载明:“建议评价报告做下列修改和补充:1.对库区渗漏分单元进行评价,提出对策措施;2.对尾矿库运行后可能存在的排洪排水问题进行补充评价”。但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实际并未履行修改和补充措施。
2014年8月10日,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选矿厂使用硫铁矿原矿约500吨、乙基钠黄药、2号油进行违法生产,产生的废水、尾矿未经处理就排入临近有溶洞漏斗发育的自然洼地。2014年8月12日,巫山县红椿乡村民反映千丈岩水库饮用水源取水口水质出现异常,巫山县启动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应急监测结果表明,被污染水体无重金属毒性,但具有有机物毒性,COD(化学需氧量)、Fe(铁)分别超标0.25倍、30.3倍,悬浮物高达260mg/L。重庆市相关部门将污染水体封存在水库内,对受污染水体实施药物净化等应急措施。
千丈岩水库水污染事件发生后,环境保护部明确该起事件已构成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作出《重庆市巫山县红椿乡千丈岩水库突发环境事件环境损害评估报告》。该报告对本次环境污染的污染物质、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本次污染对水库生态环境影响的评价等进行评估。并判断该次事件对水库的水生生态环境没有造成长期的不良影响,无需后续的生态环境修复,无需进行进一步的中长期损害评估。湖北省环保厅于2014年9月4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磺厂坪矿业公司硫铁矿选矿项目水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擅自投入生产,非法将生产产生的废水和尾矿排放、倾倒至厂房下方的洼地内,造成废水和废渣经洼地底部裂隙渗漏,导致千丈岩水库水体污染。责令停止生产直至验收合格,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并处罚款1000000元。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仅缴纳了罚款1000000元,但并未采取有效消除污染的治理措施。
2015年4月26日,法院依原告申请,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对千丈岩环境污染事件的生态修复及其费用予以鉴定,北京师范大学鉴定认为:1、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系此次千丈岩水库生态环境损害的唯一污染源,责任主体清楚,环境损害因果关系清晰。2、对《重庆市巫山县红椿乡千丈岩水库突发环境事件环境损害评估报告》评价的对水库生态环境没有造成长期的不良影响,无需后续生态环境修复,无需进行中长期损害评估的结论予以认可。3、本次污染土壤的生态环境损害评估认定:经过9个月后,事发区域土壤中的乙基钠黄药已得到降解,不会对当地生态环境再次带来损害,但洼地土壤中的Fe污染物未发生自然降解,超出当地生态基线,短期内不能自然恢复,将对千丈岩水库及周边生态环境带来潜在污染风险,需采取人工干预方式进行生态修复。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环办(2014)118号〕,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洼地土壤生态修复费用约需991000元。4、建议后续进一步制定详细的生态修复方案,开展事故区域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并做好后期监管工作,确保千丈岩水库的饮水安全和周边生态环境安全。在案件审理过程中,重庆绿联会申请通知鉴定人出庭,就生态修复接受质询并提出意见。鉴定人王金生教授认为,土壤元素本身不是控制性指标,就饮用水安全而言,洼地土壤中的Fe高于饮用水安全标准;被告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选矿厂所处位置地下暗河众多,地区降水量大,污染饮用水的风险较高。
裁判结果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14日作出(2014)万法环公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一、恩施自治州建始磺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立即停止对巫山县千丈岩水库饮用水源的侵害,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未经批复和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不得生产;二、恩施自治州建始磺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判决生效后180日内,对位于恩施自治州建始县业州镇郭家淌国有高岩子林场选矿厂洼地土壤制定修复方案进行生态修复,逾期不履行修复义务或修复不合格,由恩施自治州建始磺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修复费用991000元支付至指定的账号;三、恩施自治州建始磺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对其污染生态环境,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在国家级媒体上赔礼道歉;四、恩施自治州建始磺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支付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为本案诉讼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及律师费共计150000元;五、驳回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的其它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恩施自治州建始磺厂坪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3日作出(2016)渝02民终7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之一为是否需判令停止侵害并重新作出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侵权行为对环境的污染、生态资源的破坏往往具有不可逆性,被污染的环境、被破坏的生态资源很多时候难以恢复,单纯事后的经济赔偿不足以弥补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损失,故对于环境侵权行为应注重防患于未然,才能真正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本案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只是暂时停止了生产行为,其“三同时”工作严重滞后、环保设施未建成等违法情形并未实际消除,随时可能恢复违法生产。由于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先前的污染行为,导致相关区域土壤中部分生态指标超过生态基线,因当地降水量大,又地处喀斯特地貌山区,裂隙和溶洞较多,暗河纵横,而其中的暗河水源正是千丈岩水库的聚水来源,污染风险明显存在。考虑到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的违法情形尚未消除、项目所处区域地质地理条件复杂特殊,在不能确保恢复生产不会再次造成环境污染的前提下,应当禁止其恢复生产,才能有效避免当地生态环境再次遭受污染破坏,亦可避免在今后发现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重新恢复违法生产后需另行诉讼的风险,减轻当事人诉累、节约司法资源。故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虽在起诉之前已停止生产,仍应判令其对千丈岩水库饮用水源停止侵害。
此外,千丈岩水库开始建设于2008年,而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开展于2010年7月,并于2011年5月16日才取得当地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建设项目可能造成跨行政区域的不良环境影响,有关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争议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共同的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考虑到该项目的性质、与水库之间的相对位置及当地特殊的地质地理条件,本应在当时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中着重考虑对千丈岩水库的影响,但由于两者分处不同省级行政区域,导致当时的环境影响评价并未涉及千丈岩水库,可见该次环境影响评价是不全面且有着明显不足的。由于新增加了千丈岩水库这一需要重点考量的环境保护目标,导致原有的环境影响评价依据发生变化,在已发生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现实情况下,涉案项目在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方面显然也需要作出重大变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七条第三款“建设项目的水污染防治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水污染防治设施应当经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验收,验收不合格的,该建设项目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规定,鉴于千丈岩水库的重要性、作为一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环境敏感性及涉案项目对水库潜在的巨大污染风险,在应当作为重点环境保护目标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而未能纳入且客观上已经造成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情况下,考虑到原有的环境影响评价依据已经发生变化,出于对重点环境保护目标的保护及公共利益的维护,建始磺厂坪矿业公司应在考虑对千丈岩水库环境影响的基础上重新对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履行法定审批手续,未经批复和环境保护设施未经验收,不得生产。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王剑波、杨超、沈平)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指导性案例240号:秦某丹诉北京某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公报案例 · (2023)京0107民初2196号 ·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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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性案例240号
秦某丹诉北京某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4年12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确认劳动关系/新业态用工/代驾司机/必要运营管理/不存在劳动关系
裁判要点
平台企业或者平台用工合作企业为维护平台正常运营、提供优质服务等进行必要运营管理,但未形成支配性劳动管理的,对于劳动者提出的与该企业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基本案情
秦某丹于2020年12月31日注册某代驾平台司机端APP,申请成为代驾司机。该平台运营者为北京某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某汽车公司)。平台中的《信息服务协议》约定:北京某汽车公司为代驾司机提供代驾信息有偿服务,代驾司机通过北京某汽车公司平台接单,与代驾服务使用方达成并履行《代驾服务协议》,由平台记录代驾服务过程中的各项信息数据;代驾司机以平台数据为依据,向代驾服务使用方收取代驾服务费,向北京某汽车公司支付信息服务费;北京某汽车公司不实际提供代驾服务,也不代理平台任何一方用户,仅充当代驾司机与代驾服务使用方之间的中间人,促成用户达成《代驾服务协议》;北京某汽车公司与代驾司机不存在任何劳动、劳务、雇佣等关系,但有权根据平台规则,对代驾司机的代驾服务活动及收费情况进行监督,有权根据平台用户的反馈,对代驾司机的代驾服务活动进行评价,以及进行相应调查、处理。
在协议实际履行过程中,北京某汽车公司未对秦某丹按照员工进行管理,亦未要求其遵守公司劳动规章制度。代驾服务使用方发出代驾服务需求信息后,平台统一为符合条件的司机派单,秦某丹自行决定是否接单、抢单。秦某丹仅需购买工服、接受软件使用培训、进行路考、接受抽查仪容等,其在工作时间、工作量上具有较高的自主决定权,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注册使用平台、何时使用平台从事代驾服务等。秦某丹从事代驾服务所取得的报酬系代驾服务费,由代驾服务使用方直接支付。
此外,平台根据代驾司机接单率对其进行赠送或者扣减金币等奖罚措施。平台奖励金币可用于代驾司机购买平台道具以提高后续抢单成功率,与其收入不直接关联。平台统计代驾司机的成单量、有责取消率等数据,并对接单状况存在明显异常的代驾司机账号实行封禁账号等相关风控措施。
后双方发生劳动争议,秦某丹申请劳动仲裁,请求北京某汽车公司支付2021年1月31日至2022年1月31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8074.38元。北京市石景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秦某丹的仲裁请求。秦某丹不服,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31日作出(2023)京0107民初2196号民事判决:驳回秦某丹的诉讼请求。宣判后,秦某丹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5日作出(2023)京01民终603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平台运营者北京某汽车公司与代驾司机秦某丹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是支配性劳动管理,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较强的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在新就业形态下,认定是否存在劳动管理,仍然应当着重考察、准确判断企业对劳动者是否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否具有从属性特征。
本案中,虽然北京某汽车公司根据约定对代驾司机秦某丹进行一定程度的运营管理,但该管理不属于支配性劳动管理;秦某丹有权自主决定是否注册使用平台,何时使用平台,是否接单、抢单,其对北京某汽车公司并无较强的从属性。具体而言:其一,从相关协议内容来看,北京某汽车公司为代驾司机提供代驾信息有偿服务,代驾司机通过北京某汽车公司平台接单,与代驾服务使用方达成交易;代驾司机依约向代驾服务使用方收取代驾服务费,向北京某汽车公司支付信息服务费;北京某汽车公司不实际提供代驾服务,也不代理平台任何一方用户,仅充当代驾司机与代驾服务使用方之间的中间人;代驾司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使用平台接受信息服务。其二,从协议实际履行情况来看,秦某丹有权自行决定工作时间、地点,而非根据北京某汽车公司的工作安排接受订单,且北京某汽车公司未对秦某丹在上下班时间、考勤等方面进行员工管理,故双方之间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从属关系。秦某丹的收入系从平台账号中提现,提现款项来源于代驾服务使用方,由代驾服务使用方直接支付到秦某丹在平台的账户,再由秦某丹向平台申请提现,提现时间由秦某丹自主决定,并非由北京某汽车公司支付劳动报酬。其三,尽管北京某汽车公司让秦某丹购买工服、接受软件使用培训、进行路考、接受抽查仪容等,以及根据秦某丹接单率对其进行赠送或者扣减金币,但属于维护平台正常运营、提供优质服务等进行的必要运营管理;北京某汽车公司根据秦某丹的成单量、有责取消率等数据,以及接单状况异常情况实行封禁账号等措施,亦系基于合理风控采取的必要运营措施。
综上,北京某汽车公司对代驾司机秦某丹提出的有关工作要求,是基于维护平台正常运营、提供优质服务等而采取的必要运营管理措施,不属于支配性劳动管理,故依法不应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2022年修正)第90条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指导性案例239号:王某诉北京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公报案例 · (2022)京0105民初9090号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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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性案例239号
王某诉北京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4年12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确认劳动关系/新业态用工/网络主播/经纪合同/不存在劳动关系
裁判要点
经纪公司对从业人员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工作过程控制程度不强,从业人员无需严格遵守公司劳动管理制度,且对利益分配等事项具有较强议价权的,应当认定双方之间不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不存在劳动关系。
基本案情
王某系网络主播,其在网络平台创建并运营自媒体账号。2020年3月,王某与北京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某传媒公司)签订《独家经纪合同》。该合同约定:王某授权北京某传媒公司独家为其提供自媒体平台图文、音频视频事务有关的经纪服务和商务运作;王某主要收入为按照月交易金额获取收益,王某的保底费用和提成根据月交易金额确定,北京某传媒公司将收入扣除相关必要费用后由双方按比例分成,王某有权对收入分配结算提出异议;王某应当按照北京某传媒公司的安排,准时抵达工作场所,按约定完成工作事项;该合同为合作服务合同,并非劳动合同,双方并不因签订本合同而建立劳动关系。在签订合同过程中,王某着重对收益分配部分作了对其有利的修改。
在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王某按照双方约定参与运营自媒体账号,其每月收入并不固定,收入多少取决于双方合作经营的平台广告收入。合同签订后,王某的自媒体账号由其与北京某传媒公司共同运营管理,粉丝量由签订合同前的近百万逐步涨至400万。此外,王某在北京某传媒公司推荐下参与广告制作和发布、综艺演出等活动。
后双方发生争议,王某申请劳动仲裁,请求确认其与北京某传媒公司在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4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北京某传媒公司向其支付2021年2月1日至2021年4月13日奖金人民币255 217.5元(币种下同),以及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1万元。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王某的仲裁请求。王某不服,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裁判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5日作出(2022)京0105民初9090号民事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王某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5日作出(2023)京03民终705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北京某传媒公司与其旗下网络主播王某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是支配性劳动管理,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较强的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在新就业形态下,对于有关企业与网络主播之间的法律关系,要立足具体案件具体分析,重点审查企业与网络主播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及确定方式,准确区分因经纪关系所产生的履约要求与劳动管理,判定平台企业是否对网络主播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本案中,从双方订立的合同及实际履行情况看,北京某传媒公司未对网络主播王某进行支配性劳动管理。具体而言:第一,根据北京某传媒公司与王某订立的经纪合同,王某应当按照北京某传媒公司的安排,准时抵达工作场所,按约定完成工作事项。但王某无需遵守北京某传媒公司的有关工作规则、劳动纪律和奖惩办法。因此,虽然北京某传媒公司可以根据经纪合同约定对王某的演艺行为等进行必要的约束,但这并不属于劳动法律意义上的劳动管理,而是王某按照约定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第二,王某对收益分配方式等内容具有较强的协商权和议价权。王某在与北京某传媒公司订立协议的过程中,着重对收益的分配比例等核心内容进行谈判议价,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体现出平等协商的特点,而且约定分成的收益分配方式明显有别于劳动关系。第三,从合同目的和内容看,双方合作本意是通过北京某传媒公司的孵化,进一步提升王某在自媒体平台的艺术、表演、广告、平面形象影响力和知名度,继而通过王某独立参与商业活动获取相应广告收入,并按合同约定进行分配。合同内容主要包括有关经纪事项、报酬及收益分配、违约责任等权利义务约定,不具有劳动合同的要素内容。
综上,北京某传媒公司与旗下网络主播王某之间的权利义务不符合劳动管理所要求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的特征,依法不应认定存在劳动关系。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2022年修正)第90条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指导性案例258号: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诉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等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公报案例 · (2022)鲁71民初64号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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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性案例258号
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诉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等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5年5月26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不作为/连带责任/禁止令/先予执行
裁判要点
1.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将相关线索移送人民检察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等规定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受理。
2.因两个以上依法负有消除环境污染风险义务的民事主体均未履行相应义务造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请求各民事主体就消除危险的费用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3.为避免生态环境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情况采取禁止令、先予执行等措施,及时消除环境污染风险。
基本案情
2005年5月,山东省济南某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某人民医院)与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作设立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肿瘤医院)。2008年12月,某肿瘤医院从国外引进伽马刀医疗设备一套,并于2010年7月19日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2013年,某人民医院与山东省济南市九某医院(以下简称九某医院)签订《医疗设备租借协议书》,约定将案涉医疗设备租借给九某医院,租借期为五年(自2013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九某医院按租借设备毛收入计提收益,不分担成本,毛收入剩余部分归某人民医院。某人民医院承担租借设备相关开支及运营成本,负责办理相关设备的使用、环评、防护等许可证件。2016年7月27日,九某医院与某人民医院签订《医疗设备租借协议书终止协议》,双方一致同意自2016年7月31日起提前终止履行医疗设备租借协议,协议终止后2个月内某人民医院将案涉医疗设备搬离。合作期间,某人民医院未依约办理相关设备的使用、环评、防护等相关许可证件,九某医院也未办理相关许可证件。九某医院向某人民医院支付收益分成款人民币1 982 533.10元(币种下同)。合作终止后,各方当事人均未对案涉医疗设备进行依法处置,一直闲置于九某医院处。某肿瘤医院已停业多年,无力承担处置费用,且与实际使用人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就处置责任承担产生纷争,导致案涉医疗设备未能依法处置,存在环境污染风险。
2021年12月,山东省济南市生态环境局将上述案件线索移送给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济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认为案涉医疗设备未及时依法处置,造成环境安全隐患,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于2022年5月30日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某肿瘤医院、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承担案涉医疗设备处置费用290万元,某肿瘤医院履行办理处置手续义务。因当地环境资源案件实行跨区域管辖,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本案移送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立案受理后,为防止案涉医疗设备处置不当产生污染,依法作出生态环境保护禁止令,责令某肿瘤医院、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未经法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准许,不得擅自处置案涉医疗设备。
裁判结果
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22年12月30日作出(2022)鲁71民初64号民事判决:一、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山东省济南某人民医院、山东省济南市九某医院共同支付案涉医疗设备处置费用290万元,该款项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至法院指定账户;二、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办理处置手续义务。宣判后,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山东省济南市九某医院不服,提起上诉。二审中,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案涉医疗设备处置费用,先予执行到位山东省济南某人民医院290万元。该款项全部用于案涉设备退役处置,在案件审结前依法处置完毕,消除了环境污染风险。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30日作出(2023)鲁民终143号民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即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办理处置手续义务;变更第一项,明确为:济南某肿瘤医院有限公司、山东省济南某人民医院、山东省济南市九某医院连带承担案涉医疗设备处置费用290万元。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消除案涉医疗设备污染环境风险的责任应当如何承担。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该条中的“损害”,不仅包括已经发生的损害,也包括造成损害的现实危险。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了消除危险的民事责任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修复生态环境、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本案中,某肿瘤医院、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未履行风险管控义务,每一个侵权行为都足以导致环境污染危险的发生,应当依据民法典上述规定承担连带责任。
其一,从侵权行为来看,案涉医疗设备长期闲置,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应当返回原出口方,或者送交专门从事该类固体废物贮存、处置的单位,而不能放任不管。某肿瘤医院作为经行政主管部门许可的案涉医疗设备使用人,对该医疗设备依法负有安全防护和闲置处置的法定义务。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未依法办理变更许可使用手续,擅自使用案涉医疗设备,其作为实际使用人对案涉医疗设备闲置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风险,亦负有消除危险的义务。上述主体不处置案涉医疗设备的行为,相互独立,均有过错,属于分别实施不履行法定义务的侵权行为。
其二,从损害后果来看,某肿瘤医院、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不依法处置案涉医疗设备的行为,导致产生重大环境污染风险,属于造成同一现实危险的情形。特别是,案涉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风险具有突发性、瞬时性、不可逆转性,危害后果具有滞后性、长久性和难以修复等特征。基于此,当侵害正在进行中或者实际损害后果尚未最终发生时,即应给予有效救济。就本案而言,案涉特种医疗设备未得到及时依法处置,可以认定具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
其三,从因果关系来看,某肿瘤医院、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中的任何一个侵权人若能积极履行处置案涉医疗设备的义务,都足以避免环境污染危险的发生。反之,上述主体各自不依法处置的侵权行为,都足以导致案涉医疗设备产生污染环境危险的后果。
综上,消除案涉医疗设备潜在危险的290万元费用,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应当由某肿瘤医院、某人民医院、九某医院承担连带责任。
此外,基于案涉医疗设备风险的危害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的“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及时采取禁止令保全措施,避免生态环境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并在二审审理中裁定先予执行处置费用,及时消除了环境污染风险。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9条、第117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8条、第10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1条、第1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案件适用禁止令保全措施的若干规定》(法释〔2021〕22号)第1条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指导性案例213号:黄某辉、陈某等8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公报案例 · (2021)湘0621刑初244号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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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性案例213号
黄某辉、陈某等8人非法捕捞水产品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3年10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非法捕捞水产品/生态环境修复/从轻处罚/增殖放流
裁判要点
1.破坏环境资源刑事案件中,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具有认罪认罚、主动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等情节的,可以依法从轻处罚。
2.人民法院判决生态环境侵权人采取增殖放流方式恢复水生生物资源、修复水域生态环境的,应当遵循自然规律,遵守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根据专业修复意见合理确定放流水域、物种、规格、种群结构、时间、方式等,并可以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协助监督执行。
基本案情
2020年9月,被告人黄某辉、陈某共谋后决定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区湖南省岳阳市东洞庭湖江豚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和东洞庭湖鲤、鲫、黄颡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捕鱼。两人先后邀请被告人李某忠、唐某崇、艾某云、丁某德、吴某峰(另案处理)、谢某兵以及丁某勇,在湖南省岳阳县东洞庭湖壕坝水域使用丝网、自制电网等工具捕鱼,其中黄某辉负责在岸上安排人员运送捕获的渔获物并予以销售,陈某、李某忠、唐某崇、艾某云、丁某德负责驾船下湖捕鱼,吴某峰、谢某兵、丁某勇负责使用三轮车运送捕获的渔获物。自2020年10月底至2021年4月13日,八被告人先后参与非法捕捞三、四十次,捕获渔获物一万余斤,非法获利十万元。
2021年8月20日,岳阳县人民检察院委托鉴定机构对八被告人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造成渔业生态资源、渔业资源造成的损害进行评估。鉴定机构于2021年10月21日作出《关于黄某辉等人在禁渔期非法捕捞导致的生态损失评估报告》,评估意见为:涉案非法捕捞行为中2000公斤为电捕渔获,3000公斤为网捕渔获。电捕造成鱼类损失约8000公斤,结合网捕共计11 000公斤,间接减少5 000 000尾鱼种的补充;建议通过以补偿性鱼类放流的方式对破坏的鱼类资源进行生态修复。岳阳县价格认证中心认定,本案渔类资源损失价值为211 000元,建议向东洞庭湖水域放流草、鲤鱼等鱼苗的方式对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进行修复。
岳阳县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7月30日依法履行公告程序,公告期内无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反馈情况或提起诉讼,该院遂以被告人黄某辉、陈某、唐某崇、艾某云、丁某德、李某忠、谢某兵、丁某勇八人涉嫌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向岳阳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以其行为破坏长江流域渔业生态资源,影响自然保护区内各类水生动物的种群繁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向岳阳县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上述八被告在市级新闻媒体上赔礼道歉;判令上述八被告按照生态损失评估报告提出的生态修复建议确定的放流种类、规格和数量、以及物价鉴定意见,在各自参与非法捕捞渔获物范围内共同购置相应价值的成鱼和苗种,在洞庭湖水域进行放流,修复渔业资源与环境。被告逾期不履行生态修复义务时,应按照放流种类和数量对应的鱼类市场价格连带承担相应渔业资源和生态修复费用211 000元;判令上述被告连带承担本案的生态评估费用3000元。
被告人黄某辉、陈某、唐某崇、艾某云、丁某德、李某忠、谢某兵、丁某勇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均无异议,自愿认罪;同时对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予以认可,并对向东洞庭湖投放规定品种内价值211 000元成鱼或鱼苗的方式对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进行修复的建议亦无异议,表示愿意承担修复生态环境的责任。
裁判结果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岳阳县人民法院组织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和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黄某辉、陈某、唐某崇、艾某云、丁某德、李某忠、谢某兵、丁某勇调解,双方自愿达成了如下协议:1.由被告人黄某辉、陈某、唐某崇、艾某云、丁某德、李某忠、谢某兵、丁某勇按照生态损失评估报告提出的生态修复建议确定的放流种类、规格和数量以及物价鉴定意见,在各自参与非法捕捞渔获物范围内共同购置符合增殖放流规定的成鱼或鱼苗(具体鱼种以渔政管理部门要求的标准为准),在洞庭湖水域进行放流,修复渔业资源与环境;2.由八被告人共同承担本案的生态评估费用3000元,直接缴纳给湖南省岳阳县人民检察院;3.八被告人在市级新闻媒体上赔礼道歉。
调解达成后,湖南省岳阳县人民法院将调解协议内容依法公告,社会公众未提出异议,30日公告期满后,湖南省岳阳县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出具了(2021)湘0621刑初244号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将调解书送达给八被告人及岳阳县人民检察院,并向社会公开。2021年12月21日,在岳阳县东洞庭湖渔政监察执法局监督执行下,根据专业评估意见,被告人李某忠、谢某兵、丁某勇及其他被告人家属在东洞庭湖鹿角码头投放3-5厘米鱼苗446万尾,其中鲢鱼150万尾、鳙鱼150万尾、草鱼100万尾、青鱼46万尾,符合增殖放流的规定。
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执行完毕后,岳阳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13日以(2021)湘0621刑初24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黄某辉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被告人陈某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被告人唐某崇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被告人艾某云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被告人丁某德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被告人李某忠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被告人谢某兵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被告人丁某勇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对被告人黄某辉、陈某、唐某崇、艾某云、丁某德、李某忠、谢某兵、丁某勇的非法获利十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等等。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认为,被告人黄某辉、陈某、唐某崇、艾某云、丁某德、李某忠、谢某兵、丁某勇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行为破坏了生态环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和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黄某辉、陈某、唐某崇、艾某云、丁某德、李某忠、谢某兵、丁某勇达成的调解协议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人民法院予以确认并出具调解书。
法院生效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为,被告人黄某辉、陈某、唐某崇、艾某云、丁某德、李某忠、谢某兵、丁某勇为谋取非法利益,在禁捕期,使用禁用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分别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黄某辉、陈某、唐某崇、艾某云、丁某德、李某忠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谢某兵、丁某勇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处罚。八被告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属于坦白,可从轻处罚;八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依法从宽处理;八被告人按照法院生效调解书内容积极主动购置成鱼或鱼苗在洞庭湖水域放流,主动履行修复渔业资源和生态的责任,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李某忠、谢某兵、丁某勇犯罪情节较轻,且有悔罪表现,结合司法行政部门社区矫正调查评估报告意见,被告人李某忠、谢某兵、丁某勇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判处缓刑对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依法可以宣告缓刑。公诉机关针对八被告人参与网捕、电捕和运输的次数,结合捕捞数量及参与度,分别提出的量刑建议恰当,法院依法予以采信。八被告人的非法捕捞行为破坏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对在诉讼过程中就刑事附带民事达成调解已依法予以确认。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第53条、第93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0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4条
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指导性案例215号:昆明闽某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等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公报案例 · (2021)云0112刑初752号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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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性案例215号
昆明闽某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等污染环境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3年10月20日发布)
关键词 刑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环境污染/单位犯罪/环境侵权债务/公司法人人格否认/股东连带责任
裁判要点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股东有限责任,导致公司不能履行其应当承担的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赔偿义务,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请求股东对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应当予以支持。
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昆明闽某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闽某公司)于2005年11月16日成立,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黄某海持股80%,黄某芬持股10%,黄某龙持股10%。李某城系闽某公司后勤厂长。闽某公司自成立起即在长江流域金沙江支流螳螂川河道一侧埋设暗管,接至公司生产车间的排污管道,用于排放生产废水。经鉴定,闽某公司偷排废水期间,螳螂川河道内水质指标超基线水平13.0倍-239.1倍,上述行为对螳螂川地表水环境造成污染,共计减少废水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支出3 009 662元,以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造成环境污染损害数额为10 815 021元,并对螳螂川河道下游金沙江生态流域功能造成一定影响。
闽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同时,其股东黄某海、黄某芬、黄某龙还存在如下行为:1.股东个人银行卡收公司应收资金共计124 642 613.1元,不作财务记载。2.将属于公司财产的9套房产(市值8 920 611元)记载于股东及股东配偶名下,由股东无偿占有。3.公司账簿与股东账簿不分,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股东自身收益与公司盈利难以区分。闽某公司自案发后已全面停产,对公账户可用余额仅为18 261.05元。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4月12日公告了本案相关情况,公告期内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检察院遂就上述行为对闽某公司、黄某海、李某城等提起公诉,并对该公司及其股东黄某海、黄某芬、黄某龙等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否认闽某公司独立地位,由股东黄某海、黄某芬、黄某龙对闽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结果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30日以(2021)云0112刑初752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决,认定被告单位闽某公司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人民币2 000 000元;被告人黄某海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 000元;被告人李某城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 000元;被告单位闽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人民币10 815 021元,以上费用付至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救济专项资金账户用于生态环境修复;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闽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检察院鉴定检测费用合计人民币129 500元。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黄某海、黄某芬、黄某龙对被告闽某公司负担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鉴定检测费用承担连带责任。
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案件进入执行程序,目前可供执行财产价值已覆盖执行标的。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应当承担合理利用资源、采取措施防治污染、履行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被告单位闽某公司无视企业环境保护社会责任,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在无排污许可的前提下,未对生产废水进行有效处理并通过暗管直接排放,严重污染环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之规定,构成污染环境罪。被告人黄某海、李某城作为被告单位闽某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在单位犯罪中作用相当,亦应以污染环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闽某公司擅自通过暗管将生产废水直接排入河道,造成高达10 815 021元的生态环境损害,并对下游金沙江生态流域功能也造成一定影响,其行为构成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严重损害,不仅需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还应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民事责任。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闽某公司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漠视对环境保护的义务,致使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公共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后果,闽某公司承担的赔偿损失和鉴定检测费用属于公司环境侵权债务。
由于闽某公司自成立伊始即与股东黄某海、黄某芬、黄某龙之间存在大量、频繁的资金往来,且三人均有对公司财产的无偿占有,与闽某公司已构成人格高度混同,可以认定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现闽某公司所应负担的环境侵权债务合计10 944 521元,远高于闽某公司注册资本1 000 000元,且闽某公司自案发后已全面停产,对公账户可用余额仅为18 261.05元。上述事实表明黄某海、黄某芬、黄某龙与闽某公司的高度人格混同已使闽某公司失去清偿其环境侵权债务的能力,闽某公司难以履行其应当承担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股东承担连带责任之要件,黄某海、黄某芬、黄某龙应对闽某公司的环境侵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第93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3条、第1235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0条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指导性案例257号:北京市昌平区某环境研究所诉某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公报案例 · (2021)川32民初28号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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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性案例257号
北京市昌平区某环境研究所诉某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5年5月26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建设项目/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
裁判要点
人民法院审理环境资源案件,应当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建设项目已经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建设单位已经采取针对性保护措施最大程度预防或者减轻对生态环境不良影响的,应当依法认定不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
基本案情
案涉水电站由某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水电公司)开发建设,总投资约人民币81.5亿元,开发河段属于我国特有物种川陕哲罗鲑的栖息地。川陕哲罗鲑是长江上游的珍稀濒危鱼类,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010年9月,某水电公司委托勘测设计机构对案涉水电站建设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编制《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环评报告》)。2016年12月,原环境保护部作出《关于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以下简称《环评批复》),原则同意《环评报告》,指出案涉水电站所在河段是川陕哲罗鲑的重要栖息地,要求严格落实《环评报告》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最大程度减缓不良影响,并对栖息地保护、过鱼措施、增殖放流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2018年5月案涉水电站项目经依法批准开工建设,2021年11月实施截流,至本案审理时水电站大坝尚在建设中。
某水电公司根据《环评报告》《环评批复》要求,开展了以下工作:(1)栖息地保护方面,编制《鱼类栖息地生境保护总体规划实施方案》并经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和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批准同意实施;开展川陕哲罗鲑资源及重要生境分布的科学调查;完成栖息地生境保护区标志性设施建设并拨付保护区建设及运行资金。(2)人工增殖放流方面,开展川陕哲罗鲑全人工繁殖技术、苗种规模化培育相关技术研究,并取得国家专利;建成运行川陕哲罗鲑增殖放流站,完成三次人工放流。(3)过鱼设施方面,完成前期升鱼机、集运鱼系统等过鱼设施设计和准备工作。与之同时,在两个川陕哲罗鲑驯养基地持续开展人工繁殖工作。
2021年,某水电公司及其委托承建单位因随坡弃渣、未按时建成鱼类增殖放流站、未建设危险废物暂存间等分别被行政处罚。有关行政机关要求,某水电公司及其委托承建单位在2021年7月31日前完成危险废物暂存间的整改,2021年10月31日前完成随坡弃渣违法行为整改,2022年12月31日前完成鱼类增殖放流站建设。其后,某水电公司及其委托承建单位均在《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规定的时限内完成整改,并通过监管验收。
2021年12月,北京市昌平区某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昌平某环境研究所)认为某水电公司建设案涉水电站,影响川陕哲罗鲑生存,破坏极危物种栖息地,损害生物多样性,向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某水电公司停止建设、赔偿损失、改变项目选址、赔礼道歉等。
审理期间,人民法院经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未果。
裁判结果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日作出(2021)川32民初28号民事判决:驳回北京市昌平区某环境研究所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北京市昌平区某环境研究所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31日作出(2024)川民终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一条和第四条明确了保护环境、防治污染,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目的,体现了协调发展原则。本案中,某水电公司作为案涉项目建设单位,其利用当地丰富的水能资源发电,符合国家因地制宜开发水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要求,契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及民众生存发展的需求,符合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国家政策,依法应予支持。但案涉水电站建设同样也要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政策要求,采取相应措施预防或者减轻对相关流域生态环境的损害或者重大损害风险,统筹兼顾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一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对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依法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被告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昌平某环境研究所虽然提供了某水电公司及其委托承建单位受到行政处罚的相应证据,但结合当地行政部门行政处罚后监管情况,某水电公司及其委托承建单位的行政违法行为已整改到位并通过监管验收。同期人工繁殖工作在川陕哲罗鲑两个驯养基地持续开展,增殖放流站建设滞后并未影响增殖放流工作正常开展。且后续某水电公司没有再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被行政处罚。昌平某环境研究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案涉水电站建设行为已经对川陕哲罗鲑栖息地及周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后果,不属于司法解释规定的“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建设项目对生态环境是否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
其一,案涉建设项目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规定,且已将川陕哲罗鲑保护纳入环境影响评价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条规定:“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依法开发、利用水资源,并保护其合法权益。”环境保护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相关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据此,对于水电站建设项目,应当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方能开工建设,并采取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本案中,案涉水电站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符合法律规定,经原环境保护部批准的《环评报告》合法、有效。特别是,《环评报告》《环评批复》已将川陕哲罗鲑作为案涉水电站环境影响的重要敏感保护对象进行了专门的环境分析、影响预测与评价,制定了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案涉水电站在依法取得《环评批复》的前提下,经审批后开工建设,并采取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有效对策和措施,符合法律规定。
其二,案涉建设项目采取了有效预防或者减轻对生态环境不良影响的措施。环境保护法第五条确立了“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基本原则,要求在环境资源利用行为实施前和实施中采取综合手段,防止环境资源利用行为导致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现象发生。而环境影响评价也不仅仅是评估建设项目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更是重在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预防或者减轻对环境的不良影响。
本案中,案涉水电站建设项目根据《环评报告》《环评批复》的要求,对栖息地保护、过鱼措施、增殖放流等采取针对性措施,并开展川陕哲罗鲑人工繁殖工作。某水电公司已委托相关单位完成了升鱼机、集运鱼系统等过鱼设施的设计工作,符合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的要求;持续开展人工繁殖技术研究工作,成功实现川陕哲罗鲑全人工繁殖,并按要求采取了栖息地保护和增殖放流等措施。某水电公司所采取的针对性保护措施进一步推动了川陕哲罗鲑的科学研究进度,扩大了保护范围、加强了保护力度,有利于川陕哲罗鲑的物种生存及生境保护。
综上,昌平某环境研究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某水电公司的建设行为对川陕哲罗鲑及周边生态环境具有造成损害的重大风险,依法驳回昌平某环境研究所的诉讼请求。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昌平某环境研究所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但某水电公司的后续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并不因本案判决而减轻或者免除,其应当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继续按《环评批复》及相关法律规定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主动接受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确保各项环保措施按时序进度要求落实到位。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1条、第4条、第5条、第1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条、第2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3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1条、第18条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检察院诉徐华文、方雨平人文遗迹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公报案例 · (2020)174号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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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检察院诉徐华文、方雨平人文遗迹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裁判摘要】
因破坏古迹、建筑群、遗址等人文遗迹造成生态资源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检察机关可以依法对破坏人文遗迹造成生态资源损害的案件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没有鉴定机构对古建筑损坏导致的人文生态资源损失作出鉴定的情况下,经当庭质证的专家意见可以作为认定根据。人民法院应综合考虑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请求、人文遗迹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人文遗迹自身的社会影响力、被告的主观过错及其经济条件、对人文遗迹整体性的破坏程度和专家意见等要素,依法酌定人文生态资源损失。
公益诉讼起诉人: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徐华文,男,1969年12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金溪县。
被告:方雨平,男,1966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金溪县。
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检察院以金检刑诉(2020)174号起诉书指控徐华文、方雨平等人犯盗窃罪,于2021年1月5日向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金溪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7日作出(2021)赣1027刑初8号刑事判决,判决徐华文、方雨平犯盗窃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一年三个月,并各处罚金1万元。金溪县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12月17日公告了案件相关情况,公告期内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金溪县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1月22日向金溪县人民法院提起附带人文遗迹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检察院起诉称:2020年4月11日晚上九点多钟,被告徐华文、方雨平驾驶三轮摩托车到金溪县琉璃乡波源村西岸组一门楼偷盗一块“甲第里”石匾,两人在盗窃石匾过程中造成石匾被摔断,后两人将摔断的石匾装上车运回到云山镇。琉璃乡波源村系江西省传统村落,拥有较为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地域文化特色及传统村落风貌。本案“甲第里”门楼属于不可再生的古建筑资源,其系波源村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相应的历史、文化和经济价值。该门楼牌匾被盗窃并被损坏,改变了原有古建筑的风貌,斩断了原有历史文化传承,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古建筑的消亡,损害了其历史、文化和经济价值,也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侵害。经重庆市工程设计院福建分院评估,“甲第里”门楼修复工程费用为9812元。2020年4月27日晚上,徐华文、方雨平驾驶三轮摩托车到合市镇湖坊村下洋组一门楼偷盗一块“三公旧第”石匾,两人在盗窃石匾过程中造成石匾摔断以及门楼整体性垮塌。后两人将摔断的石匾装上车运回到云山镇。合市镇湖坊村下辖的珊珂村、仲岭村系中国传统村落,湖坊村下洋组与珊珂村、仲岭村在空间距离上较近,历史文化传承和风貌相似,均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色和传统村落风貌。本案案涉的“三公旧第”门楼承载着一定的历史、文化、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对研究金溪县明清古建筑群以及江西农耕文化具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该门楼牌匾被盗,门楼整体遭到严重损坏,造成了历史、文化及经济损失,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经重庆市工程设计院福建分院评估,“三公旧第”门楼修复工程费用为93727.61元。徐华文将两次盗得的石匾卖给黄光春,得款共计2200元。经专家评估,徐华文、方雨平盗窃古建筑构件行为造成人文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合计为310617元。
被告徐华文、方雨平的盗窃行为,严重损毁被盗门楼的历史、艺术、文化价值,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且至今未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应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诉请:1.两被告承担“甲第里”门楼修复费9812元、“三公旧第”门楼修复费93727.61元,总计103539.61元;2.两被告承担人文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310617元;3.两被告承担鉴定费用共计11200元。
被告徐华文辩称:评估意见非国家文物评估机构或国家文物局备案的文物鉴定评估人员出具,专家评估意见科学性不足。徐华文系农民,根本没有意识到文物的不可再生性,其家庭经济困难,应当充分考虑其主观过错程度与经济赔偿能力。请求法院在判决承担修复费后,对人文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做出公正判决。
被告方雨平辩称:方雨平对自己的错误行为造成文化、历史、艺术价值的损毁表示歉意,愿意在法定范围内赔偿相关经济损失并作修复。人文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费310617元,是精神损失赔偿,属于间接经济损失,不应支持。两位专家不具备出具法定评估鉴定意见的主体资格,出具意见程序不合法,意见缺乏法定数据依据及专业行业性规定,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方雨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对门楼的文化、历史、艺术价值造成巨大损毁,且其家庭经济条件有限。方雨平愿意承担修复费用及鉴定费用合计10余万元,其已受到了教育、惩罚。
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金溪县琉璃乡波源村系“江西省传统村落”,拥有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2020年4月11日晚上9时许,被告徐华文、方雨平驾驶三轮摩托车到波源村西岸组一门楼偷盗一块“甲第里”石匾,在盗窃过程中造成石匾掉落摔断。同年4月27日晚上,两被告驾驶三轮摩托车到下洋组一门楼偷盗一块“三公旧第”石匾,在盗窃过程中造成石匾摔断以及门楼整体性垮塌。期间,两被告将被摔断的两块石匾装车运到抚州市临川区云山镇,以2200元出售给他人。两块石匾尚未能追回。
经专业机构评估,“甲第里”门楼修复工程费用为9812元、“三公旧第”门楼修复工程费用为93727.61元。经专家评估,两被告盗窃古建筑构件的行为,造成人文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共计310617元。
另查明,金溪县系“江西十大文化古县”,拥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7个、传统村落128个、明清古建筑11633栋,其中,中国传统村落42个、江西省传统村落31个,被誉为“一座没有围墙的古村落博物馆”。
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人文遗迹属于我国环境法保护的范畴。传统村落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归属于人文遗迹,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应当重视其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保护。同时,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必须着眼于整体性保护,方能实现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因破坏古迹、建筑群、遗址等人文遗迹造成生态资源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案涉“甲第里”“三公旧第”牌匾及其依存建筑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征,且包涵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属于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
本案系环境资源案件中的生态保护案件。公益诉讼起诉人起诉要求两被告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对于侵权行为以及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两被告盗窃行为造成被盗门楼损毁的事实,已为生效刑事判决所确认,故本案审理重点为:1.检察机关对破坏传统村落行为能否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2.在没有鉴定机构能对古建筑损坏所造成的人文生态资源损失作出鉴定时,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具的专家意见能否作为证据采信。3.本案的损失如何确定。对此,评述如下:
一、关于检察机关对破坏传统村落行为能否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问题
金溪县琉璃乡波源村系“江西省传统村落”,拥有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甲第里”门楼属于不可再生的古建筑资源,该门楼牌匾被盗及损坏,改变了原有古建筑风貌,斩断了原有历史文化传承。金溪县合市镇湖坊村下洋组与“中国传统村落”珊珂村、仲岭村距离相近,具备地域文化特色及传统村落风貌。“三公旧第”门楼承载着一定的历史、文化、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对研究当地明清古建筑群以及江西农耕文化具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法院认为,人文遗迹属于文化遗产,虽然文化遗产属于精神文明范畴,但都是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来体现。传统村落即属于有形文化遗产与无形文化遗产的综合体。上述门楼牌匾被盗及损坏,严重损毁被盗门楼的生态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本案所造成的损失既包含具有直观性和直接性的直接经济损失即门楼牌匾修复费用,也包含具有无形性的生态和人文价值损失,两被告应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本案涉及生态资源的公共利益保护,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提起诉讼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二、关于在没有鉴定机构能对古建筑损坏所造成的人文生态资源损失作出鉴定时,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具的专家意见能否作为证据采信的问题
本案因无鉴定机构可以对人文生态资源损失进行鉴定,委托两名专家出具了《专家评估意见》。经查,两名专家分别为:抚州市文物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丁潮康,抚州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程小辉,均系文博类专家,具有文博领域专业知识,且长期从事文物保护领域研究,具有对古建筑损坏所造成人文生态资源损害等专门性问题进行评价的能力,属于“有专门知识的人”。两名专家接受公益诉讼起诉人的委托,依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并查阅资料,经充分讨论、分析,从人文生态环境角度对古建筑损坏所造成的功能损害给出了明确的专业意见,并以专家身份出庭接受当事人及审判人员的询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在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代表当事人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或者对案件事实所涉及的专业问题提出意见。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法庭上就专业问题提出的意见,视为当事人的陈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就因果关系、生态环境修复方式、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以及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等专门性问题提出意见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前款规定的专家意见经质证,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法院认为,《专家评估意见》的出具主体、形成程序均合法,两名专家出具的意见,经过充分讨论、分析,结论明确,且经庭审质证,具备合法性、科学性,符合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根据。
三、关于本案的损失如何确定问题
本案门楼牌匾被盗的同时造成其本身依附的建筑损坏,经具有文物工程设计资质的重庆市工程设计院福建分院对两块牌匾依存建筑所做的修复设计,“甲第里”门楼修复预算为9812元,“三公旧第”门楼修复预算为93727.61元。法院认为,上述修复工程费用系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所做的评估意见,且两被告对该修复费用并无异议,故对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的要求两被告承担“甲第里”门楼修复费9812元、“三公旧第”门楼修复费93727.61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对人文生态资源损失的确定。法院认为,公益诉讼起诉人起诉要求两被告承担人文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实质上是要求两被告承担所造成的人文生态资源损失,既包含了服务功能损失,也应包含永久性功能损失。故法院界定本案所造成的损失应为人文生态资源损失。案涉“甲第里”“三公旧第”牌匾及其依存建筑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征,且包涵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属于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虽然被盗牌匾及被破坏的门楼建筑可以依照原貌进行修复,但被盗牌匾的原物已难以追回,而且经过修复后的门楼及牌匾的人文生态价值相较原物价值必有贬损,原生态的古村落传统风貌的完整性和传统村落历史文化的传承功能已不可逆地遭到破坏,对当地人文生态资源造成了损害,这种损害严重影响了当地人民群众的人文情怀、历史情感,这种无形的损失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综合考虑金溪县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甲第里”石匾所在地波源村系“江西省传统村落”、两被告的主观过错及其家庭经济条件、对传统村落整体性的破坏程度以及专家依据专业知识出具的人文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费用310617元的意见等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的规定,酌定两被告承担因破坏人文生态资源所造成的损失为300000元。鉴定和评估费用共计11200元,应由两被告一并承担。
人文遗迹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金溪县作为“江西十大文化古县”,拥有众多的传统村落和古建筑。本案的审判,既是对两被告所做行为的否定评价,也是对广大公众人文生态资源权益遭受损害的填补,更在于警示、教育、唤起全体社会成员人文生态资源保护意识,增强保护传统村落风貌和古建筑等不可再生文化遗产的自觉性,更好地留住历史传承,留住美丽乡愁。
据此,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于2021年12月31日判决如下:
一、被告徐华文、方雨平应当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甲第里”门楼修复费用9812元、“三公旧第”门楼修复费用93727.61元,合计修复费用103539.61元;
二、被告徐华文、方雨平应当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连带赔偿人文生态资源损失300000元;
三、被告徐华文、方雨平承担鉴定及评估费用11200元。
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指导性案例259号:北京市丰台区某环境研究所诉江苏某钢集团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公报案例 · (2019)苏05民初299号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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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性案例259号
北京市丰台区某环境研究所诉江苏某钢集团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5年5月26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社会公共利益/撤诉审查
裁判要点
1.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原告申请撤诉,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原告关于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损害赔偿责任等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已经全部实现的,方可裁定准许。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原告诉讼请求全部实现”,是指原告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全部实现。
基本案情
2018年6月28日,生态环境部通报江苏某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某钢集团)百万吨钢渣堆放问题,其子公司厂区内的钢渣贮存场未严格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的要求进行设计,未配套建设污染防治设施等,存在较大环境污染风险。同时,江苏某钢集团还存在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行为。
2019年3月15日,北京市丰台区某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丰台某环境研究所)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认为江苏某钢集团污染环境造成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请求判令江苏某钢集团:1.停止侵害,立即停止烟尘废气等超标排放,停止违规堆放废渣废物等损害环境公益的违法行为;2.赔礼道歉,对持续损害环境公益的行为在全国主流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3.消除危险,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烟尘废气对大气环境及废渣废物对长江水环境等公共利益的环境风险;4.赔偿损失,赔偿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5.承担本案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及原告为诉讼支出的差旅费等费用;6.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案件审理过程中,丰台某环境研究所以人民政府可能就案涉环境污染问题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为由,于2019年4月19日申请撤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丰台某环境研究所的撤诉理由不符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遂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2019)苏05民初299号之一民事裁定:不准许丰台某环境研究所撤诉。
2019年10月17日,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致函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张家港市人民政府经苏州市人民政府授权办理江苏某钢集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现已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与江苏某钢集团就案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磋商结果,可能影响本案的审理,遂于2019年10月29日作出(2019)苏05民初299号之二民事裁定:本案中止诉讼。
经评估,江苏某钢集团案涉污染行为造成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人民币40 349 639.59元。2020年12月5日,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与江苏某钢集团经磋商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并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于2019年6月设立南京环境资源法庭,集中受理江苏省内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环境资源案件)申请司法确认。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案涉钢渣导致的土壤污染损害已经得到有效修复,地下水污染危险消除,大气污染损害赔偿到位,案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及补充协议能够达到修复生态环境及弥补生态环境损害的效果,协议中确定的责任机制能够保障该协议得到履行,遂于2021年6月4日作出(2021)苏01民特64号民事裁定,确认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与江苏某钢集团于2020年12月5日达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
2021年2月23日,丰台某环境研究所以案件经过当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程序达成赔偿协议为由第二次申请撤诉。
裁判结果
鉴于北京市丰台区某环境研究所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已经全部实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5日作出(2019)苏05民初299号民事裁定:准许北京市丰台区某环境研究所撤诉。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丰台某环境研究所的诉讼请求是否已经全部实现,其撤诉申请是否应予准许。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诉讼标的涉及环境公共利益,原告行使撤诉权必须以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对于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审查,确认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方予准许。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二十六条规定:“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而使原告诉讼请求全部实现,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本案审理过程中,丰台某环境研究所因获知人民政府可能就案涉环境污染问题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遂于2019年4月19日第一次向人民法院申请撤诉。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案涉环境污染问题尚未得到实际解决,没有证据证明原告丰台某环境研究所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已得到全部实现,如准许原告撤诉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裁定不予准许撤诉。
此后,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作为苏州市人民政府指定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政府磋商工作办理机构,与江苏某钢集团经磋商就案涉污染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及补充协议。为保障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协议内容依法进行了公告。2021年6月4日,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01民特64号民事裁定确认,上述协议合法有效。其间,丰台某环境研究所于2021年2月23日第二次申请撤诉。
经审查,江苏某钢集团已就案涉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整改,经鉴定评估和苏州市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小组审核,确认污染问题已整治达标。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江苏某钢集团停止侵害、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已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后得到全部实现。
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中的“原告诉讼请求全部实现”,应当理解为原告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请求全部实现。本案中,原告关于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差旅费等为诉讼支出的费用及诉讼费用的诉讼请求,仅涉及原告自身利益,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在该诉讼请求实现前,原告申请撤诉属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其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因此,丰台某环境研究所第二次申请撤诉的事由符合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4条、第123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8条、第153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5条、第15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22条、第26条、第27条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彭宇翔诉南京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
公报案例 · (2018)苏0104民初6032号 ·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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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宇翔诉南京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
【裁判摘要】
用人单位规定劳动者在完成一定绩效后可以获得奖金,但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相关审批义务,劳动者主张获奖条件成就,要求用人单位按照规定发放奖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原告:彭宇翔,男,198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被告:南京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洪武路。
法定代表人:姚小刚,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彭宇翔因与被告南京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开公司)发生追索劳动报酬纠纷,向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彭宇翔诉称:被告城开公司2016年8月12日制定《南京城开集团关于引进投资项目的奖励暂行办法》(宁开城发文〔2016〕89号,以下简称89号文),规定对该公司引进项目的人员及团队给予奖励。彭宇翔于2017年2月27日入职该公司任投资开发部负责人并负责引进地产投资项目。2017年6月12日,彭宇翔所在的投资开发部内部通过《会议纪要》确定彭宇翔有权获得投资开发部团队奖励的75%。后彭宇翔在职期间主导投资开发部分别为城开公司拿下无锡红梅新天地、扬州GZ051地块、如皋约克小镇(以下简称无锡等三项目)、徐州焦庄、高邮鸿基万和城、徐州彭城机械(以下简称徐州等三项目)六项目。投资开发部依据89号文向城开公司提交六份奖励申请,其中无锡等三项目已经审批但城开公司拒绝兑现,徐州等三项目城开公司则拒绝审批。现彭宇翔依据89号文及投资开发部《会议纪要》的规定,要求城开公司向其发放奖励1689083元。
被告城开公司辩称:1.原告彭宇翔在无锡红梅新天地项目、如皋约克小镇项目中存在隐瞒关键信息的失职行为,给城开公司造成巨大损失,不应当领取奖励。2.即使彭宇翔确为城开公司成功引进六项目且初步符合89号文规定的受奖条件,但因无锡等三项目的奖励申请虽有城开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小刚的签字认可,但奖励申请主文未明确各部门、人员的奖励分配占比,而徐州等三项目的奖励申请则未经任何审批流程,故六项目的奖励审批流程均未完成,相应奖励不应发放。3.《会议纪要》未经投资开发部全体人员签字,也未经公司批准或备案,彭宇翔无权据此获得投资开发部团队奖励的75%。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被告城开公司2016年8月12日发布89号文,规定成功引进商品房项目的,城开公司将根据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集团)董事会审定的预期项目利润或收益为奖励基数,综合考虑项目规模、年化平均利润值合并表等综合因素,按照0.1%-0.5%确定奖励总额。该奖励由投资开发部拟定各部门或其他人员的具体奖励构成后提出申请,经集团领导审议、审批后发放。
2017年2月27日,原告彭宇翔入职被告城开公司担任投资开发部经理。2017年6月12日,投资开发部彭宇翔、冯某、管某、江某四人召开讨论会并形成《会议纪要》,确定部门内部对于奖励的分配方案为总经理(即彭宇翔)占奖金总额的75%、项目参与人员占25%。
原告彭宇翔履职期间,其所主导的投资开发部成功拿下无锡红梅新天地、扬州GZ051地块、如皋约克小镇、徐州焦庄、高邮鸿基万和城、徐州彭城机械六项目,后针对上述六项目投资开发部先后向被告城开公司提交了六份奖励申请。其中:1.无锡等三项目的奖励申请载明,结合三项目的项目利润(分别为15432万、6817万、14365万),建议按照0.4%、0.5%、0.4%给予奖励,奖励总额分别为61.73万元、34万元、57.44万元。申请正文下部有城开公司计划运营部总监法某某、董事兼党委书记祝某、法定代表人姚小刚签名同意。申请正文后附有无人签名或盖章的奖金分配表,内容为各部门及其他人员奖励分配组成,其中投资开发部的奖励金额分别为50.23万元、20万元、45.44万元。2.徐州等三项目的奖励申请载明,结合三项目的项目利润(分别为19205万、14810万、11047万),建议按0.4%、0.2%、0.3%给予奖励,奖励总额分别为76.82万元、29.62万元、34.141万元。申请正文结尾处附表载明各部门及其他人员奖励分配组成,其中投资开发部的奖励金额分别为56.8万元、22.6万元、30.141万元。徐州等三项目的奖励申请上无城开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也未加盖城开公司公章。
后因被告城开公司未向原告彭宇翔发放上述奖励,彭宇翔于2018年6月5日向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城开公司支付其奖励合计1689083元。同年6月13日,该委出具《受理确认书》,彭宇翔遂于法定期限内诉至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一审审理期间,被告城开公司以原告彭宇翔担任投资开发部负责人期间部门人员不止四人为由对《会议纪要》的有效性提出异议,一审法院遂要求双方当事人提供彭宇翔任职期间投资开发部部门组成人员名单,城开公司提交《部门组成人员名单》一份,但因该名单中存在明显矛盾之处而被法院当庭训诫,此后未再提交进一步的证据,同时,彭宇翔也未就投资开发部组成人员向一审法院提交相应证据。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以奖励申请是否获得被告城开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小刚签名为标准,本案案涉六项目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无锡等三项目,一类为徐州等三项目。
对于无锡等三项目,投资开发部向被告城开公司提交了书面申请且该申请得到了城开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小刚的签字认可,城开公司虽主张奖励需经董事会批准后方能实施,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奖励申请除法定代表人签字审批后还需要履行其他程序,也未提交证据证明三份经签字认可的奖励申请已被撤销,故该三项目奖励申请的审批程序已经完结,城开公司应当据此向投资开发部发放奖励。但三项目奖励申请后所附的载有投资开发部具体应得奖励金额的奖金分配表上无任何人签字,亦未加盖城开公司的公章,故投资开发部具体应得奖励份额无法确定;涉及投资开发部所有成员奖金分配的《会议纪要》上仅有原告彭宇翔、冯某、管某、江某四人签字,彭宇翔未提供该部门其他人员自愿放弃分配部门奖励或者认可该纪要的证据,其主张享有投资开发部奖励的75%依据不足,故对彭宇翔关于无锡等三项目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对于徐州等三项目,原告彭宇翔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已向城开公司提出奖励申请,三项目未完成审批手续,故对彭宇翔徐州等三项目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于2018年9月11日作出判决:
驳回彭宇翔的诉讼请求。
彭宇翔不服,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一)无锡等三项目奖励申请后所附的奖励分配表实系与奖励申请一并提交姚小刚等人审批,虽然未单独进行签字,仍可参照以下证据确认其真实性:1.89号文明确规定“获取项目后,由集团投资开发部提出书面申请,包括奖励人员或团队的名单、奖励方式和标准等”,故投资开发部制作的奖励申请肯定包含奖金分配表,集团领导也不可能在无名单的奖励申请上签字确认。2.奖励分配表上投资开发部的奖励占比情况可与以下证据相互印证,以证明奖励分配表的真实性。2017年8月3日,《绿地控股集团投资条线激励办法》(讨论稿)及彭宇翔与被上诉人城开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小刚、计划运营部总监法某某、城开公司控股股东绿地集团员工王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绿地集团曾发文明确投资开发条线奖励份额为70%-80%,其他配合条线20%-30%。城开公司下属公司扬州盛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公司)于2017年1月13日出具《关于项目拓展奖励报告》,证明与投资开发部地位等同的扬州公司在获取天顺西项目后分得总奖金的72%。反之,城开公司现认可奖励申请主文已经审批确认,仅对其后所附奖金分配表提出异议,其应当举证证明该表未经审批。(二)徐州等三项目奖励申请的审批程序的确未完成,但系城开公司故意不予审批所致,法院应当重点审查彭宇翔是否实质完成了案涉项目及其申请是否符合89号文的奖励范围,而不应当局限于审批程序是否完成。(三)《会议纪要》形成时,投资开发部投资条线人员即为彭宇翔、江某、冯某、管某四人,已全部参与《会议纪要》并认可分配比例,一审法院认为彭宇翔应就其他不能参与奖金分配的人员一一举证认可分配比例,显然超过合理限度。《会议纪要》确实未报公司备案,但城开公司并未要求部门奖金分配方案必须备案。
被上诉人城开公司辩称:(一)是否分配奖励和如何分配奖励是城开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城开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及奖金发放的主体有权自主决定。无锡等三项目奖励申请虽然经过城开公司相关部门的批准,但仅是针对奖金总额做出了批准,三份奖励申请表后所附的奖金分配表系上诉人彭宇翔单方提交,未获城开公司批准和认可,不能作为彭宇翔索要奖励的依据。徐州等三项目城开公司根本未批准任何奖励,故彭宇翔主张该三项目的拿地奖励无任何依据。(二)彭宇翔在工作过程中存在未尽勤勉义务、弄虚作假、隐瞒项目关键信息的失职行为,给城开公司造成损失3000余万元,城开公司不应向彭宇翔支付任何奖励。(三)《会议纪要》涉及员工重大切身利益,本质属于公司的薪酬分配制度,彭宇翔无权在未获公司授权的情况下制定相关分配方案。且《会议纪要》也非投资开发部全体员工参与制定,不具有合法效力,彭宇翔无权据此主张属于投资开发部奖金的75%。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
上诉人彭宇翔于2018年6月12日向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以被上诉人城开公司拖欠劳动报酬为由,要求解除与城开公司的劳动关系并支付相应的补偿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劳动者主动解除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的,双方劳动关系至迟于三十日后解除,故自2018年7月12日后,彭宇翔与城开公司之间已无劳动关系。
二审审理过程中,法院就89号文规定的有权审批的“集团主要领导”范围、具体的审批标准及方式、获奖人员奖励占比的确定方式问询于被上诉人城开公司,城开公司提交《情况说明》一份,明确89号文审批程序中所规定的有权审批的“集团主要领导”为城开公司法定代表人姚小刚、董事兼党委书记祝某、计划运营部总监法某某三人。对于其余问题,城开公司则回复无具体的规定也无配套的规章制度予以明确。法院询问如上诉人彭宇翔现阶段就无锡等三项目的奖金分配比例、徐州等三项目奖励继续提出申请,城开公司是否启动审核程序。城开公司答复因彭宇翔已经离职,应当视为其已经放弃了可能获得的奖励,故不会再进行审核,但城开公司同时承认公司内部无关于离职员工不发放相应奖励的规定。此外,因城开公司主张属于投资开发部的奖金不应仅由签署《会议纪要》的四人来分配,故法院要求其明确哪些员工有权领取已经经审批确定了奖励总额的无锡等三项目奖励,城开公司以公司已决定不再发放奖励为由拒绝正面回答。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城开公司应否向上诉人彭宇翔支付无锡红梅新天地等六项目的奖励,如应支付则相应的数额如何确定。具体可阐述为:1.城开公司应否根据89号文向投资开发部发放无锡红梅新天地等案涉六项目的奖励;2.如城开公司应当发放相应奖励,作为受奖对象之一的投资开发部所能获得的奖励数额如何确定,即投资开发部在总奖励金的占比如何确定;3.投资开发部的负责人彭宇翔能否依据《会议纪要》获得投资开发部奖金的75%。
一、被上诉人城开公司应否依据89号文向投资开发部发放无锡红梅新天地等六项目奖励。
首先,根据89号文及《情况说明》可确认以下事实:1.89号文奖励条件为被上诉人城开公司引进了符合集团战略发展目标的投资项目;2.89号文奖励对象系为引进投资项目而提供项目信息,并为最终引进项目做出贡献的集团在册员工或团队;3.89号文的奖励标准为引进项目的预期利润或收益×系数(0.1%-0.5%);4.89号文的申领流程为投资开发部提出包括奖励人员或者团队的名单、奖励方式和标准的书面奖励申请,报城开公司计划运营部总监法某某、副总经理祝某、总经理姚小刚审批。上述规定中,奖励对象系案涉奖励所针对的人员范围,奖励条件系获取案涉奖励所应具备的要项,奖励标准系确定案涉奖励数额的方法,申领流程系受奖者为实现其受奖权益所需履行的审核过程。其中,申领流程与奖励标准不含有对申领者是否符合受奖条件的实质评价要素,故应从奖励对象及奖励条件两方面来考察上诉人彭宇翔所在的投资开发部所提出的奖励申领。从89号文设置的奖励对象来看,投资开发部以引进项目为主要职责,且在城开公司引进各类项目中起主导作用,故其系该文适格的被奖主体;从89号文设置的奖励条件来看,投资开发部已成功为城开公司引进符合城开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的无锡红梅新天地、扬州GZ051地块、如皋约克小镇、徐州焦庄、高邮鸿基万和城、徐州彭城机械六项目,符合该文规定的受奖条件。故就案涉六项目而言,彭宇翔所在的投资开发部形式上已满足89号文规定的奖励申领条件。城开公司不同意发放相应的奖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三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规定,其应当说明理由并对此举证证明。
被上诉人城开公司主张上诉人彭宇翔所引进的无锡红梅新天地项目、如皋约客小镇项目存在严重亏损,且彭宇翔个人在上述二项目中存在严重失职行为,故其实体上不符合获得奖励的条件。法院认为,至案件审结前为止,城开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二项目未达预期利润或者必然产生亏损。且即使二项目的确存在亏损,在89号文以“引进项目的预期利润”作为奖励金的计算基数,即反映出其考核标准为单独项目而非全部项目的情形下,也仅应在城开公司是否发放相关二项目的奖励中予以考量。城开公司以二项目存在亏损主张六项目的奖励均不应发放,欠缺相应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是,89号文规定的奖励获取条件仅仅是引进项目即可,未规定以项目盈利为获奖之前提,即89号文本身并未将相关项目能否盈利设置成为受奖对象能否获得奖励的考察条件,故城开公司关于项目亏损不应发放奖励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同样,城开公司关于彭宇翔在无锡红梅新天地、如皋约克小镇项目中隐瞒关键事实,属严重失职的主张,因其未提交充足证据予以证明,不能成立。故城开公司主张彭宇翔所在的投资开发部实质不符合依据89号文获得奖励的理由法院不予采纳。
其次,案涉六项目奖励申请未经审核或审批程序尚未完成,不能成为被上诉人城开公司拒绝支付上诉人彭宇翔项目奖金的理由。用人单位作为奖金的设立者,有权设立相应的考核标准、考核或审批流程。从劳动者角度而言,潜在的受奖者在初步自评符合获奖条件后,需按照审批流程规定的步骤方能实现其获奖目的;从用人单位角度而言,用人单位依托于审批流程,依照其在考核标准中事先规定的受奖资格、受奖条件及相应的奖励标准等,对劳动者是否符合受奖条件、劳动者的贡献值大小及所能获得的具体奖励数额予以考察评定,故考核标准系劳动者能否获奖的实质性评价因素,考核流程则属于用人单位为实现其考核权所设置的程序性流程。在无特殊规定的前提下(如明确规定相对人在指定期限内不申领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因流程本身并不涉及奖励评判标准,故是否经过审批流程不能成为劳动者能否获得奖金的实质评价要素。用人单位也不应以未经程序性审批流程为由,试图阻却劳动者获取奖金的实体权利的实现。若允许用人单位以未经审批作为不支付劳动者奖金的理由,那么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的奖励申请不予理涉、甚至恶意不启动、不走完相关流程,则劳动者获得预先设置奖励的权利几乎无法实现。本案中,城开公司并未在89号文中对奖励的申请时限作出规定,也未规定申请者若离职将丧失主张相应奖励的权利,故城开公司以六项目的审批流程未启动或未完成为由否定彭宇翔具有获得相应奖励的权利的主张不能成立。
此外,对劳动者的奖励申请进行实体审批,不仅是用人单位的权利,也是用人单位的义务。被上诉人城开公司主张奖励发放的审批权为公司的用工自主权,其有权决定奖金的审批与否、发放与否及如何发放。法院认为,本案中,89号文规定:“为了有效地激发集团内部员工和团队的积极性,鼓励员工创造性的开展工作,激励在集团获取项目过程中作出特殊贡献的员工和团队,特制定本办法”,“奖励方式有以下方式…现金奖励”。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4条规定,工资总额由下列六个部分组成:(一)计时工资;(二)计件工资;(三)奖金;(四)津贴和补贴;(五)加班加点工资;(六)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第7条规定,奖金是指支付给职工的超额劳动报酬和增收节支的劳动报酬。包括(一)生产奖;(二)节约奖;(三)劳动竞赛奖;(四)机关、事业单位的奖励工资;(五)其他奖金。可见,89号文所设立的现金奖励系城开公司为鼓励员工进行创造性劳动所承诺给员工的超额劳动报酬,其性质上属于《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奖金中的“其他奖金”,此时89号文不应仅视为城开公司基于用工自主权而对员工行使的单方激励行为,还应视为城开公司与包括上诉人彭宇翔在内的不特定员工就该项奖励的获取形成的约定。即城开公司在员工现有的薪酬基础之上,许以超额的劳动报酬来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促使员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为其创造更多的价值,并承诺劳动者在付出相应的劳动并取得89号文规定之业绩时,给予该劳动者现有薪酬之外的奖励性报酬。就本案而言,彭宇翔如通过努力达到89号文所设奖励的获取条件,其向城开公司提出申请要求兑现该超额劳动报酬,无论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还是基于按劳取酬原则,城开公司皆有义务启动审核程序对该奖励申请进行核查,以确定彭宇翔关于奖金的权利能否实现。
至于被上诉人城开公司提出上诉人彭宇翔已经离职,故而应当视为彭宇翔自行放弃了奖励权利的理由亦不能成立,因89号文并未规定劳动者自愿离职即视为放弃其项下的相关奖励,也无证据表明彭宇翔自愿放弃获取案涉奖金的权利,故城开公司该上诉理由不予采信。
综上,在上诉人彭宇翔所在的投资开发部已切实成功拿地、符合取得奖励条件的前提下,被上诉人城开公司应对彭宇翔的申请进行审核,如城开公司拒绝审核,应说明合理理由。本案中,城开公司关于彭宇翔存在失职行为及案涉项目存在亏损的主张因欠缺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也不能对不予审核的行为作出合理解释,其拒绝履行审批义务的行为已损害彭宇翔的合法权益,对此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法院认定彭宇翔所在的投资开发部依据89号文领取奖励的条件成就,城开公司应当向彭宇翔所在的投资开发部发放案涉六项目奖励。
二、案涉六项目奖励中投资开发部的奖金占比如何确定。
针对无锡等三项目,因其奖励申请上已有法定代表人姚小刚的签字确认,故三项目奖励总额已经确定。对于投资开发部能否依据奖励申请后所附的奖金分配表享有奖金权益,因89号文明确规定受奖者的奖励申请需包括奖励对象名单和奖励标准,且考虑到被上诉人城开公司现已明确拒绝对无锡等三项目继续进行审批又不能作出有依据的合理解释,应当承担不利后果,再考虑到上诉人彭宇翔提出的分配比例在合理范围内,综合分析上述情形,法院认定投资开发部在奖励申请中附有相应各部门及人员名单的盖然性要高于仅有一奖励总额,未提及任何受奖部门、人员及受奖比例的奖励申请的可能性,故投资开发部应按照奖励申请后所附的奖金分配表享有相应的奖励份额。
对于徐州等三项目,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无法直接确定投资开发部所能享有奖励的准确数额。1.徐州等三项目总奖励金额无法确定。89号文规定的一揽子奖励标准仅为引进项目的预期利润或收益×系数(0.1%-0.5%),项目预期利润虽据各项目的T29报告为一明确的数额,但奖励系数系在0.1%-0.5%之间浮动,而该系数如何确定并无具体的标准。2.投资开发部对徐州等三项目的奖励占比无法根据上诉人彭宇翔提交的奖励申请表径行确定。无锡等三项目的奖励申请因已进入被上诉人城开公司的审批程序且已获得了城开公司总经理姚小刚等三人的签字认可,双方争议的仅是当时审批的内容是否包含有奖励分配表,故法院基于现有的材料着重从证据采信的角度上来进行认定。但徐州等三项目的奖励申请因欠缺姚小刚等三人的审批认可,致使彭宇翔对该三项目奖励主张的举证在程度上弱于无锡等三项目,彭宇翔本人对此亦予以认可并同意由法院进行酌定。法院基于89号文的基本内容及现有能确定的因素,从合理平衡双方利益的角度上以公平原则进行酌定:
关于奖励基数。根据徐州等三项目的T29项目报告,该三项目的预期利润分别为19205万、14810万、11047万(共计45062万)。关于奖励系数。已获批准的无锡等三项目的奖励系数分别为0.4%、0.5%、0.4%,徐州等三项目中上诉人彭宇翔自行主张的奖励系数为0.4%、0.2%、0.3%,酌定以0.2%进行计算。关于投资开发部的奖励占比。无锡等三项目的奖金分配表上所采用比例为81%、58%、79%,徐州等三项目彭宇翔自行主张的奖励占比为73.9%、76%、90.8%,法院酌定以58%计算。综上,徐州等三项目投资开发部应获奖金数额为52.27万。
三、被上诉人彭宇翔能否依据《会议纪要》获得投资开发部奖金的75%。
关于投资开发部有无权利自行制定奖励分配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用人单位作为规章制度的制定者,在其出台相应奖励政策的情形下,其有义务制定详细的配套制度明确该奖励政策具体应当如何执行,如其未明确相应的具体执行制度,劳资双方因此产生争议的情形下,因制度模糊所带来的不利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而不应归于劳动者。被上诉人城开公司无证据证明其有相应的规定确定部门奖金的分配权在城开公司而非投资开发部的情形下,其径行主张该奖金应当经过城开公司全体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才能进行分配,欠缺有效的前提条件。投资开发部作为奖金的受领者,应有权决定该奖励的分配方案。
至于上诉人彭宇翔等四人签字形成的《会议纪要》能否视为投资开发部的意思表示。因被上诉人城开公司作为单位人事权利的掌握者、组织及规章制度的架构者,其应当对《会议纪要》签订时投资开发部有多少人员承担举证责任。现城开公司在其初始提交的《人员组成名单》被一审法院驳斥后,未进一步提交证据明确投资开发部的人员组成,也未能举证在《会议纪要》制定时投资开发部尚应有其他人员参与,对此其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据此,法院认定《会议纪要》应当作为本案处理的依据,彭宇翔有权据此获得投资开发部奖金份额的75%。
综上,对于无锡等三项目,被上诉人城开公司应当按照三项目的奖励申请及其附件奖金分配表以及《会议纪要》,向上诉人彭宇翔支付奖励867525元〔1.无锡红梅新天地项目预期利润15432万×0.4%(申报比例)=61.73万元,其中投资开发部应得502300元;彭宇翔个人应得为502300×75%=376725元。2.扬州GZ051地块项目预期利润6817万元×0.5%(申报比例)=34万元,其中投资开发部奖励20万元;彭宇翔个人应得200000元×75%=150000元。3.如皋约克小镇项目预期利润14365万×0.4%(申报比例)=57.44万元,投资开发部应得454400元;彭宇翔个人应得454400元×75%=340800元〕。对于徐州等三项目,城开公司应向彭宇翔支付奖励392039.4元(三项目预期利润总额45062万元×0.2%×58%×75%)。二者共计1259564.4元。
据此,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于2020年1月3日作出判决:
一、撤销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2018)苏0104民初6032号民事判决;
二、南京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彭宇翔奖金1259564.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中华环保联合会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
公报案例 · (2018)最高法民再177号 · 2018
裁判要旨: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社会组织将实施环境污染行为的法人分支机构以及设立该分支机构的法人一并列为被告提起诉讼,应当确认该法人系适格被告。在数个法院对案件有管辖权时,应当遵循环境公益诉讼的特殊规律,将案件交由污染行为实施地、损害结果地人民法院管辖,以便准确查明事实,依法确定责任,保障受损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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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
中华环保联合会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
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
【裁判摘要】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社会组织将实施环境污染行为的法人分支机构以及设立该分支机构的法人一并列为被告提起诉讼,应当确认该法人系适格被告。在数个法院对案件有管辖权时,应当遵循环境公益诉讼的特殊规律,将案件交由污染行为实施地、损害结果地人民法院管辖,以便准确查明事实,依法确定责任,保障受损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修复。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8)最高法民再17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祁家豁子2号(南院)10号楼(友诚大厦)406室。
法定代表人:张伯驹,该研究所所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玉来,北京环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16号。
法定代表人:王宜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义平,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住所地: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沿江东路1219号。
负责人:姜鹏飞,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义平,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审上诉人(一审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14区青年沟东路华表大厦6层。
法定代表人:张永红,该联合会秘书长。
再审申请人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自然之友)因与被申请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及二审上诉人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污染公益诉讼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民终53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裁定提审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自然之友申请再审称,(一)二审裁定援引的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389号民事裁定不属于指导性案例,不能作为裁判依据,且该裁定亦未明确中石油公司不是该案适格被告。(二)在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先进行程序审查。而本案一审、二审法院对被告资格进行实体审查明显不当。(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明确被告住所地法院具有管辖权,一审、二审裁定违反了司法解释的规定,应予纠正。自然之友请求撤销一审、二审裁定,本案由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
中石油公司、中石油吉林分公司辩称,(一)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具备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自然之友将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和中石油公司列为共同被告没有法律依据,且与法理相悖。(二)最高人民法院已通过大量判例否定了将法人与其分支机构列为共同被告的做法,自然之友提供的将法人与分支机构列为共同被告的判例不足为据。(三)自然之友利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谋取私利实不可取。(四)一审、二审法院对中石油公司是否为适格被告的审查不属于实体审理。中石油公司、中石油吉林分公司请求驳回自然之友的再审请求。
自然之友、中华环保联合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中石油公司、中石油吉林分公司立即消除危险,将吉林省松原市乌兰图噶林场图噶林区大德营子村西南约两公里的渗坑(近北纬44°33′57″,东经124°17′00″)及周边未清除的危险废物、松原采气厂采油四队4井组周边的危险废物(含埋入地下的油泥、非法放置的油土)、位于大德营子村西南约两公里的渗坑(近北纬44°33′35″,东经124°16′39″)及周边危险废物及含油泥浆依法处置,消除对土壤及地下水等生态环境的危险。(二)判令中石油公司、中石油吉林分公司立即恢复原状,即将因中石油公司、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利用渗坑偷排污水受影响范围的土壤及地下水恢复原状,将埋入地下的油泥、含油泥浆、非法放置的油土所影响的土壤及地下水恢复原状。(三)判令中石油公司、中石油吉林分公司赔偿土壤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以鉴定、评估结果为准)。(四)判令中石油公司、中石油吉林分公司赔礼道歉,在国家级媒体上发布十日以上的赔礼道歉公告。(五)判令中石油公司、中石油吉林分公司承担原告因本案诉讼和执行而产生的合理费用,包括差旅费、调查取证费、专家证人费、评估鉴定费、律师费等费用(以实际发生金额为准)。(六)本案诉讼费用由中石油公司、中石油吉林分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第一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发生地、损害结果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中石油吉林分公司作为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有一定组织机构和财产的分支机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所规定的“其他组织”的范畴,具备相应的诉讼主体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十二条进一步明确:“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五)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法人的分支机构;......”公司对于分公司承担的是终局意义上的民事责任,如分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可在案件执行阶段追加公司作为执行主体,由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本案属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石油吉林分公司作为分支机构具备相应的诉讼主体资格,可以以自有的财产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且现无证据证实中石油公司直接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故中石油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自然之友、中华环保联合会对中石油公司的起诉。
自然之友不服一审裁定,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裁定。
二审法院查明,中石油公司、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分别在一审中提出管辖异议申请书,并提交了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389号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的复印件作为管辖异议申请的附件。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389号民事裁定书对再审申请人白春亮与被申请人中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赔偿纠纷一案进行了审查,认为“本案的侵权责任主体为吉林石化公司,侵权行为发生地为吉林省吉林市,吉林石化公司是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有一定组织机构和财产的法人分支机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组织’的法定条件。吉林石化公司具备相应的诉讼主体资格,可以以自有的财产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为便于案件审理、方便当事人诉讼,二审裁定驳回白春亮的起诉并无不当。白春亮在取得相关证据后,可向侵权发生地人民法院提起赔偿诉讼。”进而维持了一审、二审法院驳回该案原告对中石油公司起诉的裁定。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第一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发生地、损害结果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一审法院系中石油公司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而非污染环境行为发生地或损害结果地法院。因此,在管辖权裁定作出之前,一审法院先对中石油公司的主体适格问题进行判断,亦不违反现行法律规定。本案情况与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389号民事裁定书中的诉讼主体情况完全一致:实施具体侵权行为的主体均系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有一定组织机构和财产的法人分支机构;侵权行为地均在该法人分支机构所在地;当事人均以该法人分支机构及设立其的公司法人为共同被告提起民事诉讼。在有先例裁判的情形下,二审法院认为一审裁定驳回自然之友、中华环保联合会对中石油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中石油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二是本案管辖法院如何确定更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
(一)关于中石油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
法人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有一定组织机构和财产的法人分支机构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但对于原告在起诉法人分支机构时是否可以一并起诉设立该分支机构法人的问题,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予以明确,结合民事诉讼法赋予其他组织当事人资格的目的在于保护其他组织和相对方的民事权利、及时解决纠纷,并无限制当事人一并起诉设立分支机构法人的意旨,故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该事项应属原告起诉时可以选择的程序事项。
本案系自然之友、中华环保联合会就中石油吉林分公司污染环境的行为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第三款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第十一条亦将“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明确为中央企业应当承担的重要社会责任。石油产业是典型的资源能源型产业,石油产业链的开采、冶炼、运输到终端销售环节均极易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这就要求石油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最大限度地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中石油公司作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大型石油企业,应当自觉承担并监督其分支机构自觉承担相应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自然之友、中华环保联合会因环境污染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将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和中石油公司列为共同被告,对督促中石油公司进一步加强对其分支机构的监管,积极承担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社会责任,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二审法院以另案再审审查裁定作为在先裁判驳回自然之友和中华环保联合会对中石油公司的起诉,缺乏充分法律依据,亦不利于实现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目的,应予纠正。
(二)关于本案管辖法院如何确定更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
《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第一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由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发生地、损害结果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根据上述规定,中石油公司住所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中石油吉林分公司住所地及污染行为发生地、损害结果地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均享有本案的管辖权。
本案系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核心目标是促进受损生态环境的修复,应当贯彻恢复性司法理念,遵循一定特殊审理规则。主要体现在,人民法院需要在受理案件后的第一时间到污染场地进行实地勘察,深入了解生态环境受到损害的事实,并就是否应采取证据保全、行为保全等相关措施做出初步判断,以避免污染的持续和扩大;需要向当地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相关部门通报案件受理信息,提供环境行政执法线索,推动行政执法及时启动;需要通过发布受理公告,与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案件等方式,保障社会公众,特别是污染场地周边群众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需要就案件证据调取、损害评估、修复方案确定和第三方机构引入等工作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衔接。裁判生效后,人民法院还需要对生态环境修复工作进行一定监督,以确保判决污染者承担的修复费用用于生态环境保护。鉴于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与所保护的生态环境具有紧密联系,由远离污染行为地、损害结果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不便于案件的审理,不利于受损生态环境得到及时、有效修复,难以实现环境公益诉讼促进生态环境修复的核心目标。本案自然之友、中华环保联合会所诉污染行为系由住所地位于吉林省松原市的中石油吉林分公司实施,污染场地集中于吉林省松原市辖区,主要诉讼请求为清除污染、修复环境等。本院认为,根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和本案实际情况,本案由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便于人民法院审理和当事人诉讼,有利于准确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判定当事人责任、促进受损生态环境的有效修复。
综上,本案一审、二审裁定驳回自然之友、中华环保联合会对中石油公司的起诉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京民终538号民事裁定和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4民初122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由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魏文超
审 判 员 贾清林
审 判 员 刘小飞
二 ○ 一 八 年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法官助理 叶 阳
书 记 员 齐 欣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诉重庆市昆仑化工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公报案例 · (2017)渝0112刑初573号 ·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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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诉重庆市昆仑化工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裁判摘要】
污染物排放的精确数量无法查明的,可根据生产量、单位产量污染物产出量、单次排污量、排污频次推定污染物排放数量。
为充分实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事后救济与事前预防的功能,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能否救济社会公共利益受到的现实损害、能否消除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风险两个方面,判断诉讼请求是否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公益诉讼起诉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新南路。
法定代表人:戴仕俸,该院检察长。
出庭检察员:周军,该院副检察长。
出庭检察员:徐维彬,该院检察员。
被告:重庆市昆仑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青木村。
法定代表人:魏强,该公司董事长。
公益诉讼起诉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诉被告重庆市昆仑化工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后,将案件受理情况以书面方式告知了对被告行为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重庆市渝北区环境保护局。
公益诉讼起诉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诉称:2013年至2014年期间,被告重庆市昆仑化工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维凡为减少企业污染治理成本,指使他人在厂区外修建应急池,在厂区内修建一条暗管从对硝基苯乙酮车间连接至应急池,并设置阀门。应急池与观察井相连,观察井系被告排放经处理达标废水的装备,观察井与长江直接连接。2015年4月至8月14日期间,被告在未通过环境影响评估的情况下进行对硝基苯乙酮的生产,并将产生的废液通过暗管偷排,并于2015年8月14日晚偷排时被公安机关查获。经检测,该废液中含有有毒物质硝基苯类、总氰化物、锰等,含量严重超标。经委托评估,被告外排对硝基苯乙酮母液中硝基苯类浓度超过基线水平584倍,导致暗管排放口附近长江水域生态环境受到损害,以最低违法排放废液量1542.5吨、单位虚拟治理成本40.22元/吨、环境功能区敏感系数7计,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量化数额为434275.45元。公益诉讼起诉人认为,被告的行为对长江水域造成严重污染,破坏了长江生态环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公益诉讼起诉人在依法履行诉前公告程序后,无适格主体提起诉讼,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赔偿因违法排放工业有毒废水产生的生态环境损害费434275.45元;2.判令被告承担评估费74000元、公告费750元;3.判令被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被告重庆市昆仑化工有限公司辩称,虽然被告有排放污水到长江的行为,但所排放到长江的污水经过自然净化后,水质并未受到影响,现损失已不复存在,不应按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的损失赔偿;若法院认定应赔偿,望考虑目前被告的实际困难情况,在赔偿金额上予以减少或在支付期限上、支付方式上予以考虑,如分期付款、栽种等值金额林木等。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原重庆昆仑化工有限公司为减少污染治理成本,在公司厂区外修建应急池,并在公司厂区内修建一条暗管从对硝基苯乙酮车间连接至应急池,并设置阀门。该应急池与观察井相连,观察井系公司排放经过处理达标废水的装备,该观察井与长江直接连接。2015年4月至8月14日期间,原重庆昆仑化工有限公司在未通过环境影响评估的情况下进行对硝基苯乙酮的生产,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液通过暗管排放到应急池暂存,并多次将应急池内的废液直接排入长江,直至2015年8月14日夜间被查获。该公司共生产对硝基苯乙酮154.25吨,因生产工艺中用水量不衡定,故产生的废液总量准确数值现已无法查明,综合在案证据,废液总量至少1542.5吨,至多2313.75吨。经监测,该废液内含有有毒物质硝基苯类、总氰化物、锰、锌、铅、镍等,其中硝基苯类含量3.38×103mg/L、总氰化物含量15mg/L、锰含量117mg/L,分别超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标准1690倍、30倍、58.5倍。
2018年3月27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以(2017)渝0112刑初573号刑事判决,判处重庆昆仑化工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维凡、安全环保部部长胡海、设备能源部部长白伟、基建部工人邓启全刑罚,并认定重庆昆仑化工有限公司构成单位犯罪。
受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委托,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于2018年6月作出《鉴定评估报告》。该报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等法律与技术规范为依据,以环境价值评估方法中的虚拟治理成本法为鉴定评估方法,以委托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认定的数量确定污染物排放量为1542.5吨,以重庆昆仑化工有限公司治污设施实际运行成本及实际排放量确定单位虚拟治理成本为40.22元/吨,以受纳水体系Ⅱ类水域功能区确定环境功能区敏感系数为7,作出鉴定评估结论:“重庆昆仑化工有限公司外排对硝基苯乙酮母液中硝基苯类浓度超过基线水平584倍,导致暗管排放口附近长江水域生态环境受到损害,造成的环境损害量化数额共计434275.45元。”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支付鉴定评估费74000元。
2018年7月17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就被告重庆市昆仑化工有限公司污染环境的行为在《重庆晨报》上予以公告,至公告期满,未有相关机关或组织提起诉讼。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支出公告费750元。
另查明:重庆昆仑化工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增加新的股东,注册资本由238万元增至1000万元,公司名称变更为重庆市昆仑化工有限公司;2016年12月公司注册资本增至2000万元;2017年7月,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维凡变更为魏强。在此期间,重庆市昆仑化工有限公司陆续投入1592万余元用于生产线升级改造,其中包括对硝基苯乙酮生产线的升级改造,并通过了环境影响评价及安全条件审查。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一、关于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作为本案公益诉讼起诉主体是否适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经公告程序后,在没有其他机关和组织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公益诉讼起诉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履行了相应诉前程序,针对其辖区内发生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提起本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适格,符合上述规定。
二、关于被告重庆市昆仑化工有限公司是否应承担因污染环境侵害公共利益的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重庆昆仑化工有限公司通过暗管向长江水域直接排放含有有毒物质的废水,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导致环境受到污染,构成侵权,对此产生的损害后果应承担侵权责任。长江流域作为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态安全系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水体水质状况不仅关系到居民的用水安全,还关系到周边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发展。重庆昆仑化工有限公司排放的废水中含有的硝基苯类、总氰化物、锰、锌、铅、镍等有毒物质摄入后会严重危及人体健康和其他生物的生存,该公司将废水直排入长江,加重长江流域负荷,影响长江自净能力,对周边不特定公众的身体健康造成潜在危险,也可能造成水域内生物的死亡,重庆昆仑化工有限公司的违法排污行为已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依法承担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责任。被告重庆市昆仑化工有限公司系由原重庆昆仑化工有限公司更名,二者实为同一主体,故该民事责任应由重庆市昆仑化工有限公司即本案被告承担。
三、关于被告重庆市昆仑化工有限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和范围
(一)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被告修复生态环境的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也可以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在本案中,受损生态环境主要是长江水体,因其具有流动性,受到污染的区域并不局限于被告重庆市昆仑化工有限公司排污区域周边,符合进行替代性修复的情形,加之被告本身并不具备生态环境修复的专业能力,故本案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更为恰当。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对查明环境污染案件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可以委托具备相关资格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或者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推荐的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或者监测数据。”对于该修复费用的确定,公益诉讼起诉人委托了列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名录的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对涉案污染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量化数额进行了鉴定评估,作出了《鉴定评估报告》。该鉴定意见委托程序合法,作出的机构及人员具有相应资质,具备证据的合法性。鉴定评估项目负责人出庭作证,当庭接受了质询,进一步说明了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该鉴定意见运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评估的环境损害量化数额由单位虚拟治理成本、污染物排放量及环境功能区敏感系数相乘得出,其所选用的环境损害量化方法及认定的单位虚拟治理成本、环境功能区敏感系数依据充分,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属于评估鉴定机构依其专业能力履行工作职责的范围,依法应予采信;污染物排放量属事实认定问题,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采用的污染物排放量系依委托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认定的数量,关于该数量是否应予认定,详细评述如下:
本案所涉污染物排放的精确实际数量因客观证据所限已无法查明,但污染物排放量的认定对损害后果的最终确定不可或缺。根据在案证据,对排放量的认定有两种路径:一是证据显示生产1吨对硝基苯乙酮会产生10-15吨废液,被告重庆市昆仑化工有限公司共生产154.25吨对硝基苯乙酮,由此认定排放的废液量为1542.5吨-2313.75吨;二是证据显示暂存废液的应急池容积为317.1m³,容量达80%时即排放,此时废液体积约为253.68m³,共排放七次或八次,共约1775.76m³-2029.44m³,且被查处当天应急池中尚有不明数量的废液尚未排出。无论依何种路径计算,被告实际排污量均应不少于1542.5吨,故公益诉讼起诉人认定污染物排放量为1542.5吨证据充分,有相应事实依据。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采用该排污量进行鉴定评估,予以采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认为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其释明变更。本案中,公益诉讼起诉人对污染物排放量就低予以认定,并以此评估损害后果,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亦对公益诉讼起诉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否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予以关注。认定排污数量为1542.5吨的证据确实、充分,虽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以高度可能性为案件待证事实证明标准,但具体到本案而言,生产154.25吨对硝基苯乙酮,产生的废液数量在1542.5吨-2313.75吨之间均有可能,除最低数值外,在该范围内认定为其他数量均具有或然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环境公益诉讼不仅为弥补当前损失,也需着眼于生态环境的未来。被告重庆市昆仑化工有限公司作为民营企业,在污染行为被查处后,积极投入资金用于其对硝基苯乙酮生产线的升级改造,并通过了环境影响评价及安全条件审查,在继续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已消除了其生产经营行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风险。故本案中公益诉讼起诉人就低认定排污量委托鉴定评估,并依此提起诉讼请求,要求被告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434275.45元,已经能够实现公益诉讼的目的,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综上,《鉴定评估报告》认定的生态环境损害量化数额应予采信,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被告重庆市昆仑化工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434275.45元的诉讼请求成立。根据《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虚拟治理成本是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治理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所需要的支出。故虚拟治理成本法所确定的生态环境损害费实质为拟修复环境所支出的费用,亦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所规定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被告重庆市昆仑化工有限公司关于污染已通过水体自净,并无损害后果,《鉴定评估报告》不应采信的答辩意见不能成立,对此不予支持。被告另提出其在污染行为发生后增资扩股,投入资金进行环保设备升级改造,目前经营困难,应减轻其赔偿责任及变更责任承担方式的答辩意见,法院认为,被告的污染行为已造成相应损害后果,以上事实均旨在消除今后生产经营对生态环境破坏的风险,而非对已造成的损害后果进行填补,不能减轻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本案损害赔偿量化数额相对被告的注册资金及生产经营规模而言亦非巨大,并无分期履行或以其他方式履行赔偿义务的必要性,故被告的该答辩意见不予支持。
(二)评估鉴定费用及公告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承担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公益诉讼起诉人为提起本案诉讼,依法委托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进行鉴定评估,并在报刊上发布公告,实际支出了鉴定评估费74000元、公告费750元,以上费用均有相关票据及支付凭证佐证,均属为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被告重庆市昆仑化工有限公司对此亦无异议,故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被告承担评估费74000元、公告费750元的诉讼请求成立。
(三)赔礼道歉
长江横贯我国南部,被赋予母亲河的美誉,沿江孕育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承载着国人对于美好生态环境的希冀。被告重庆市昆仑化工有限公司违法排放并污染环境的行为,在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也侵害了社会公众享有美好生态环境的精神利益,其除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外,理应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以示真诚悔改其过错,并主动接受公众监督,此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故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被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成立。综合考量被告违法排污的具体情节、破坏生态环境的程度和范围以及社会影响,确定被告应在省级或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综上,被告重庆市昆仑化工有限公司的污染行为造成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事实清楚,其依法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公益诉讼起诉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诉讼请求成立,依法予以支持。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第四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第十一项、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于2018年12月21日判决如下:
一、被告重庆市昆仑化工有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434275.45元,此款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至法院指定账户,用于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
二、被告重庆市昆仑化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省级或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发表经法院审核认可的赔礼道歉声明;
三、被告重庆市昆仑化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公益诉讼起诉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支付鉴定评估费用74000元、公告费750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裁定案
公报案例 · (2016)最高法民再51号 · 2016
裁判要旨: 判断社会组织是否属于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组织,应当综合考量该组织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是否实际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以及所维护的环境公共利益是否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社会组织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应根据其内涵而非简单依据文字表述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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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裁定案
【裁判摘要】
判断社会组织是否属于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组织,应当综合考量该组织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是否实际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以及所维护的环境公共利益是否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社会组织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应根据其内涵而非简单依据文字表述作出判断。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6)最高法民再5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起诉人、二审上诉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外西革新里98号。
法定代表人:胡德平,该基金会理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海军,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晓,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发会)因起诉中卫市美利源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利源公司)环境污染公益诉讼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宁民公立终字第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裁定提审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绿发会向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称:美利源公司长期违规超标排放生产废水,造成腾格里沙漠严重污染。在有关部门责令整改后,整改进度缓慢,截至起诉时仍然没有整改完毕。请求判令美利源公司:(一)停止非法污染环境行为;(二)对造成环境污染的危险予以消除;(三)恢复生态环境或者成立沙漠环境修复专项基金并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修复;(四)针对第二项和第三项诉讼请求,由法院组织原告、技术专家、法律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同验收;(五)赔偿环境修复前生态功能损失;(六)在全国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七)承担绿发会支出的鉴定费、差旅费、律师费等合理费用;(八)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为:绿发会的宗旨与业务范围虽然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其章程中并未确定该基金会同时具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四条规定的“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且该基金会的登记证书确定的业务范围也没有从事环境保护的业务,故绿发会不能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一审法院依照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裁定对绿发会的起诉不予受理。
绿发会不服一审裁定,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未能正确理解“环境”及“环境保护”的概念,从而错误得出绿发会宗旨和业务范围没有“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结论。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裁定;(二)依法受理绿发会的起诉。
二审法院认为:绿发会的上诉不符合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和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裁定驳回绿发会的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绿发会不服二审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二审裁定没有写明事实和理由,也没有对上诉意见进行法律分析,就认定绿发会上诉理由不符合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和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不符合民事裁定应有的内容要求,不利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有效实施。(二)一审裁定未能正确理解“环境”以及“环境保护”的概念,错误得出绿发会宗旨和业务范围没有“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结论。绿发会章程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发展事业”“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美好家园”等表述均属于环境保护的范畴。一审裁定单纯以没有“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文字表述为由,认定绿发会未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属于对法律条文的机械理解,应予纠正。(三)绿发会实际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情况,也印证了其章程所确定的“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宗旨和业务范围。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四条放宽了对于社会组织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审查标准,体现了鼓励社会组织依法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司法导向。绿发会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环境保护相关公益活动。二审裁定错误理解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一)撤销一审裁定和二审裁定;(二)依法受理绿发会的起诉。
本院查明:一审期间,绿发会提交了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显示其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法人;提交了2009至2013年度检查合格的证明材料,显示其连续五年年检合格;提交了无违法记录声明,声明其五年内未因从事业务活动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受到行政、刑事处罚。二审期间,绿发会提交了“生态教育校园行”“环境公益诉讼案例研讨会”“中国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管理研修班”“中美空气净化研讨会”“赴雅江拯救五小叶槭”等活动照片,显示其组织或者参与了有关环境保护公益活动。再审期间,绿发会提交了其历史沿革介绍,显示其前身系1985年成立的中国麋鹿基金会,曾长期从事麋鹿种群保护和繁育工作;提交了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海中法环民初字第1号、青岛海事法院(2015)青海法海事初字第117号等七份立案受理通知书,显示其提起的多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已被立案受理;提交了2014年度检查合格证明材料,显示其2014年年检合格。
本院认为:本案系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污染公益诉讼。再审申请人绿发会认为,一审、二审法院认定其不是“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进而裁定不予受理其起诉,构成适用法律错误。故本案应围绕绿发会是否系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这一焦点进行审理。
为保障公众有序参与环境治理、确立和救济公众环境权益、依法追究侵权行为人法律责任,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明确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因环境公共利益具有普惠性和共享性,没有特定的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人,有必要鼓励、引导和规范社会组织依法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以充分发挥环境公益诉讼功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符合前款规定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四条进一步明确了对于社会组织“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判断标准,规定“社会组织章程确定的宗旨和主要业务范围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且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可以认定为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社会组织提起的诉讼所涉及的社会公共利益,应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故,对于本案绿发会是否可以作为“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提起本案诉讼,应重点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是否实际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以及所维护的环境公共利益是否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关联性等三个方面进行审查。
一、关于绿发会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问题
社会公众所享有的在健康、舒适、优美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利益,表现形式多样。对于社会组织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应根据其内涵而非简单依据文字表述作出判断。社会组织章程即使未写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但若其工作内容属于保护各种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范畴,包括对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环境要素及其生态系统的保护,均应认定宗旨和业务范围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我国1992年签署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指出,生物多样性是指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包括物种内部、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环境保护法第三十条规定,“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应当合理开发,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生态安全,依法制定有关生态保护和恢复治理方案并予以实施。引进外来物种以及研究、开发和利用生物技术,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可见,生物多样性保护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亦属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绿发会章程中明确规定,其宗旨为“广泛动员全社会关心和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事业,保护国家战略资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人与自然和谐,构建人类美好家园”,符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环境保护法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要求。同时,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构建人类美好家园”等内容契合绿色发展理念,亦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属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范畴。故应认定绿发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包含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内容。
二、关于绿发会是否实际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问题
环境保护公益活动,不仅包括植树造林、濒危物种保护、节能减排、环境修复等直接改善生态环境的行为,还包括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宣传教育、研究培训、学术交流、法律援助、公益诉讼等有利于完善环境治理体系,提高环境治理能力,促进全社会形成环境保护广泛共识的活动。绿发会在本案一审、二审及再审期间提交的历史沿革、公益活动照片、环境公益诉讼立案受理通知书等相关证据材料,虽未经质证,但在立案审查阶段,足以显示绿发会自1985年成立以来长期实际从事包括举办环境保护研讨会、组织生态考察、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等环境保护活动,符合环境保护法和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的规定。同时,上述证据亦证明绿发会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时间已满五年,符合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关于社会组织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应五年以上的规定。
三、关于本案所涉及的社会公共利益与绿发会宗旨和业务范围是否具有关联性的问题
依据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社会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涉及的环境公共利益,应与社会组织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一定关联。此项规定旨在促使社会组织所起诉的环境公共利益保护事项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具有对应或者关联关系,以保证社会组织具有相应的诉讼能力。因此,即使社会组织起诉事项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不具有对应关系,但若与其所保护的环境要素或者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联系,亦应基于关联性标准确认其主体资格。本案环境公益诉讼系针对腾格里沙漠污染提起。沙漠生物群落及其环境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复杂而脆弱的沙漠生态系统,更加需要人类的珍惜利用和悉心呵护。绿发会起诉认为美利源公司长期违规超标排放废水,严重破坏了腾格里沙漠本已脆弱的生态系统,所涉及的环境公共利益之维护属于绿发会宗旨和业务范围。
此外,绿发会提交的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显示,绿发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登记的基金会法人。绿发会提交的2010至2014年度检查证明材料,显示其在提起本案公益诉讼前五年年检合格。绿发会还按照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五条的规定提交了其五年内未因从事业务活动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受到行政、刑事处罚的无违法记录声明。据此,绿发会亦符合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对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社会组织的其他要求,具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
综上,本案一审、二审裁定认定绿发会不具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系对环境保护法、环境公益诉讼司法解释以及环境保护内涵的不当理解所致,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应予纠正。绿发会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二款、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宁民公立终字第1号民事裁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卫民公立字第1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刘小飞
代理审判员 吴凯敏
代理审判员 叶 阳
二 〇 一 六 年 一 月 二 十 八日
书 记 员 魏 然
〔审判长简介〕
刘小飞高级法官,1976年出生,法学博士,2015年起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指导性案例260号:北京市朝阳区某环境研究所诉山西某铝业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公报案例 · (2016)晋09民初35号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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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性案例260号
北京市朝阳区某环境研究所诉山西某铝业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2025年5月26日发布)
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调解协议/和解协议/实质审查/社会公共利益
裁判要点
1.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当事人就生态环境修复等达成的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实质审查;经审查,协议的内容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依法出具调解书。
2.人民法院在对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进行审查时,应当结合案件具体情况,重点审查协议是否约定具体的修复措施、修复期限、修复费用、验收程序、监督主体等内容,评估协议的履行能否实现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恢复生态环境的状态和功能、消除生态环境损害风险的目的。
基本案情
山西某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某铝业公司)自2006年起陆续将从铝土矿提炼氧化铝排出的工业固体废物赤泥堆存在山西省原平市某赤泥库。该赤泥库总占地面积1840亩,总库容1664.3万立方米。赤泥具有强碱性和强腐蚀性,长期露天堆放,表面干燥以后在风季形成扬尘,造成严重大气污染,并对仅距1公里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形成较大威胁。2014年11月,山西省忻州市环境保护局认定山西某铝业公司的赤泥库存在粉尘污染,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由于技术迭代升级,案涉赤泥库已不再使用,依法应当封场闭库,否则可能引发溃坝等地质灾害,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周边生态环境存在风险。
2016年8月24日,北京市朝阳区某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朝阳某环境研究所)以该赤泥库给周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风险,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向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对山西某铝业公司赤泥库赤泥危害性进行确认,并立即采取封场等措施,消除对周边环境的危害和危险。
审理过程中,山西某铝业公司与朝阳某环境研究所经协商于2017年1月18日自行达成和解协议:一、山西某铝业公司承诺依法、依规采取措施,确保赤泥库符合国家环保要求。二、山西某铝业公司承诺,每年用于企业环境治理,环保人员培训,污染防治,环保设施的投资、运行维护、物料消耗,赤泥库综合治理等与环保相关的费用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币种下同)。三、协议生效后,山西某铝业公司承诺拿出300万元,在两个月内设立专门账户,作为赤泥库专项环保治理资金,以保障赤泥库的环境治理等。赤泥库的治理不限于该专项环保治理资金。四、山西某铝业公司自愿接受朝阳某环境研究所的监督,监督期限为自协议生效次日起三年。五、山西某铝业公司承担朝阳某环境研究所本案代理律师费。六、诉讼费用由山西某铝业公司承担。
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综合考量案涉赤泥库规模、危害后果、已有的防尘措施及和解协议拟采取的措施,不封场不能根治赤泥库的污染问题,无法达到修复生态环境的效果,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依法不能确认和解协议,不予出具调解书。鉴于赤泥库封场工程是世界性技术难题,国内此前尚无同等规模赤泥库封场经验,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技术专家对案涉赤泥库进行现场勘察,就能否封场进行充分论证,引导双方当事人以消除生态环境风险为目的,就修复措施、修复期限、修复费用、验收程序、监督主体等进行重新协商。
2018年11月16日,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山西某铝业公司与朝阳某环境研究所达成调解协议:一、由山西某铝业公司按照安全生产监督行政部门等国家机关要求,在调解协议生效后五年内完成赤泥库的封场工作,每年至少以书面形式向朝阳某环境研究所通报1次调解协议履行情况,并报告人民法院。二、封场期间山西某铝业公司按规定采取环境污染防范措施,继续采取洒水、覆盖等抑尘措施;严格执行相关行政部门批准、认可、备案的可研报告和设计方案中的生态环保要求,防范地下水、土壤、大气污染;每年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赤泥库周边环境(地下水、大气)质量检测不少于2次并出具检测报告。三、山西某铝业公司自行筹集封场项目所需全部资金,预计工程费用为1.5亿元。四、出现不能封场的自然原因、社会原因、技术原因、第三方原因等时,山西某铝业公司应及时书面告知人民法院及朝阳某环境研究所,待原因消除后继续完成封场工作,工期顺延;如山西某铝业公司明确表示不封场或逾期封场,朝阳某环境研究所可申请人民法院扣划或者冻结山西某铝业公司的剩余工程费(总额以1.5亿元为限),并可申请人民法院通过招标方式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完成封场工作,所需费用以扣划或者冻结的工程费直接支付。五、封场工程完成后,由山西某铝业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专家及设计、施工、监测(调查)等单位代表组成的验收组对工程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方视为封场措施的环保效果达到预期目标。
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7日将上述调解协议进行了为期三十日的公告,公告期内未收到异议。
裁判结果
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山西某铝业有限公司与北京市朝阳区某环境研究所于2018年11月16日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审查后予以确认,于2018年12月28日出具(2016)晋09民初35号民事调解书。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的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出具调解书……”据此,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允许开展调解或者自行和解,但人民法院须对调解协议或者和解协议的内容进行实质审查,确认当事人能够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以保证协议的内容和履行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本案中,朝阳某环境研究所对山西某铝业公司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并在诉讼过程中先后达成和解协议、调解协议。对此,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双方当事人就生态环境修复达成的协议内容是否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进而决定应否出具调解书。重点审查协议是否约定具体的修复措施、修复期限、修复费用、验收程序、监督主体等内容,并结合生态环境损害的范围及程度、恢复生态环境的难易程度等因素,评估协议的履行能否实现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恢复生态环境的状态和功能、消除生态环境损害风险的目的。
2017年1月18日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时,赤泥库内堆存的赤泥量已达到设计堆存标高,不封场无法解决环境问题,但和解协议不仅未要求山西某铝业公司对赤泥库进行封场,也未约定具体修复措施、修复期限,仅要求山西某铝业公司作出付款承诺,且未明确款项中用于修复赤泥库周边环境的资金数额。因此,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不足以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无法恢复生态环境的状态和功能,不能有效消除生态环境损害风险,不符合《解释》第二十五条关于和解协议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故人民法院未出具调解书。
2018年11月16日,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约定筹集1.5亿元工程费用在五年内完成赤泥库的封场工作,彻底解决赤泥库的环境问题。从调解协议内容来看,双方对赤泥库的修复期限、修复费用、修复措施、替代方案、监督单位、监督方式、验收部门等均作了详细约定。为确保协议内容合理、可行,人民法院对上述调解协议依法进行了公告,公告期间未收到异议。综上,人民法院认定调解协议符合《解释》第二十五条关于调解协议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依法出具了调解书。
结案后,人民法院主动与有关行政部门沟通,明确库区生态恢复治理标准和技术规范,督促山西某铝业公司制定封场方案并按期推进。封场项目总投资1.3亿余元,主要包括赤泥处理及灰渣找坡197万立方米、新建排水系统4套、覆土38万立方米、铺设防渗膜及绿化面积85.5万平方米。为确保封场项目如期完成,人民法院定期现场回访,持续跟踪修复进度。经过五年治理,2023年11月封场项目竣工并通过环境保护验收,2023年12月通过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安全验收,达到了修复生态环境、消除损害风险效果。至此,民事调解书的内容全部履行完毕。
此外,在督促山西某铝业公司履行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义务过程中,人民法院还引导该公司调整优化产业布局,打造绿色发展产业集群,利用封场后的土地资源开发太阳能、风能、储能等清洁能源项目,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25条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四川金核矿业有限公司与新疆临钢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特殊区域合作勘查合同纠纷案
公报案例 · (2015)民二终字第167号 · 2015
裁判要旨: 当事人关于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内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合同约定,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损害环境公共利益,否则应依法认定无效。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即便未明确违反相关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认定合同有效并继续履行将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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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核矿业有限公司与新疆临钢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特殊区域合作勘查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当事人关于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内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合同约定,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损害环境公共利益,否则应依法认定无效。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即便未明确违反相关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认定合同有效并继续履行将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5)民二终字第16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新疆临钢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华北路165号中天广场35层1室。
法定代表人:徐向东,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勇,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跃杰,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四川金核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东三环路二段龙潭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潘杨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兵,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邓学强,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新疆临钢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四川金核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核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4)新民二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临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向东及委托代理人李勇、郑跃杰,金核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兵、邓学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0月10日,临钢公司(甲方)与金核公司(乙方)签订《新疆塔什库尔干县乌如克铅多金属矿普查探矿权合作勘查开发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勘查开发协议》),双方约定,甲方补偿乙方3500万元后,乙方愿意以本协议规定之对价及本协议所规定的其他条款和条件将其持有的新疆塔什库尔干县乌如克铅多金属矿普查探矿权(以下简称矿权)注入甲乙双方设立的项目公司,该项目公司甲方以现金出资、乙方以持有矿权出资共同设立,公司注册资本暂定为1000万元,其中甲方占80%,乙方占20%。之后由甲方出资对该矿进行普查、详查、勘探工作,相关成果由项目公司享有,相关风险由项目公司承担。在标的矿权未办理过户手续之前,甲方委托乙方代为持有该矿的矿权;在该标的矿权达到办理过户条件后,乙方直接将该标的矿权过户给项目公司。未办理过户手续之前,乙方负责标的矿权的维护工作,包括但不限于矿证有效期限的延续、年检、向有关部门报送相关资料等。本协议生效后,标的矿权的后续普查、详查、勘探工作均由甲方出资进行,在勘探阶段工作结束之前,乙方不再投入资金;由甲方出资进行的勘查工作成果由项目公司享有。甲方支付乙方标的矿权合作补偿款并向项目公司注入后续勘查资金与乙方将标的矿权转到项目公司并合作开发是不可分割的部分,两者互为条件。协议签订后15日内,甲方一次性支付定金3500万元到乙方指定账户;在标的矿权过户到项目公司的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该定金即直接转为甲方支付给乙方的矿权合作补偿价款。双方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负担因订立和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税赋。因准备、订立及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费用及本协议所述的矿权发生的税务以外的费用和支出由甲乙双方均摊。乙方向甲方保证和承诺:乙方于2008年12月30日首次取得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颁发的新疆塔什库尔干县乌如克铅多金属矿预查探矿权,2011年1月26日正常延续并升级为普查,现名称为新疆塔什库尔干县乌如克铅多金属矿普查探矿权,《探矿权许可证》证号为:T65120081202022682,矿区面积为31.28平方公里,该探矿证有效期自2011年1月26日至2013年1月26日止。乙方保证取得的上述探矿证权属清晰、完整,不存在其他权利争议,亦不存在任何抵押等情况,该探矿证符合法律法规的取得条件,也拥有国家法律和地方法规所应具备的权利和许可,不存在可能被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吊销《探矿许可证》等不确定事项,不在冰川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区等可能影响矿山开发的区域范围内。甲方向乙方保证和承诺:甲方保证在本协议签订后即加快标的矿权的勘查工作,甲方保证标的矿权的后续普查、详查、勘探阶段的全部资金投入,在该矿完成勘探阶段之后的后续投入资金由全体股东按照股权比例承担。如发生以下任何一事件则构成该方违约: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或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中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被认定为不真实、不正确或有误导成分;一方在未事先得到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直接或间接出售所持有的标的矿权给第三方;如任何一方违约,另一方有权要求即时终止本协议及/或按照法律规定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赔偿由此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本协议因下列原因而终止或解除:因不可抗力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经双方书面确认后本协议终止;双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导致另一方不能实现协议目的,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同时,双方还对保密、通知等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本协议在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011年10月25日,临钢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金核公司支付3500万元,金核公司向其出具了收据。
2012年4月28日,临钢公司与四川省核工业地质调查院(以下简称地质调查院)签订《地质勘查项目合同书》,约定:临钢公司委托地质调查院对新疆塔什库尔干县乌如克铁多金属矿进行地质勘查,并提交终审成果报告、原始资料、成果、相关图件及电子文档,所有资料的所属权归临钢公司,地质调查院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合同工期:2011年12月20日至2012年12月30日止;合同价格:预算合同价款10960500元(壹仟零玖拾陆万伍佰元整)。同时,双方还对结算与付款、技术标准和要求、违约责任、合同的变更和终止及争端的解决等事项进行了约定。该合同已实际履行。
2013年7月1日,临钢公司与地质调查院签订《地质勘查项目合同书》,约定:临钢公司委托地质调查院对新疆塔什库尔干县乌如克铁多金属矿进行地质勘查,并提交终审成果报告及完整的所有原始资料,勘查工作所形成的所有原始资料、成果、报告及电子文档归临钢公司所有,地质调查院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合同工期: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0日止;合同价格:预算合同价款10484200元(壹仟零肆拾捌万肆仟贰佰元整)。同时,双方还对结算与付款、技术标准和要求、违约责任、合同的变更和终止及争端的解决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2013年7月23日,塔什库尔干县金核昆仑资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成立。
2013年11月22日,临钢公司向金核公司出具《关于解除〈新疆塔什库尔干县乌如克铅多金属矿普查探矿权合作勘查开发协议〉的函》(以下简称《解除函》),主要内容为:近期,临钢公司从有关部门惊悉案涉合作开发的项目位于新疆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区)中心区域,金核公司自合作至今未告知临钢公司。根据《合作勘查开发协议》第六条、第七条的规定,金核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为履行协议,临钢公司已向金核公司支付合作定金3500万元,并投入约1700万元用于矿山的道路建设、矿山建设、地质勘查、道路通行费等项目,相关支出资金成本也近1000万元。经研究,临钢公司决定终止合作,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合作勘查开发协议》,望金核公司依《合作勘查开发协议》相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2013年12月30日,金核公司向临钢公司出具《关于继续履行〈新疆塔什库尔干县乌如克铅多金属矿普查探矿权合作勘查开发协议〉的复函》(以下简称《复函》),主要内容为:临钢公司的《解除函》已收悉。经向相关部门核实,早在金核公司2008年12月26日首次取得矿权前,保护区就已设立。自2008年12月30日至2011年1月26日止,矿权通过了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的正常年检,并延续升级为普查。双方签订《合作勘查开发协议》并合作勘查后,矿权于2013年4月9日再次获得正常延续,前后将近五年的时间(双方合作勘查也已两年多时间)。在此期间,无任何部门或机构就保护区事宜告知过金核公司,双方合作两年多的矿权勘查工作也未受到任何影响。故不存在金核公司明知矿权位于保护区而隐瞒不告知临钢公司。正因金核公司不明知前述情况,才会接受临钢公司提供的合作勘查协议文本第六条中关于保护区的“陈述和保证”条款的约定。由于获知保护区相关信息渠道的不对称,加之矿权自合法取得、正常年检延续之事宜,导致双方在订立和履行《合作勘查开发协议》时均未注意到前述情形。金核公司不存在明知矿权位于保护区而隐瞒不告知临钢公司,更不会在明知的情形下还在协议中作出不利的保证。矿权从取得到正常年检、延续获得批准,其真实合法性不存在任何问题,只要双方按照相关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的审批手续,则矿权位于保护区的非核心区域的状态,对双方后续的合作勘查开发,继续履行协议不构成实质性的障碍。自双方签订协议友好合作两年多以来,金核公司代为持有矿权期间,按约切实履行了对矿权的维护工作,矿权在2013年4月顺利延续。同时,金核公司按约履行了设立项目公司的200万元出资义务。现项目公司已设立,各项工作依次展开,双方订立合同的目的是为了矿权的矿产开发,到目前为止未有管理部门对该项目的矿产开发明确禁止,故双方应继续友好合作,推进矿权的矿产开发工作。
2013年12月6日,新疆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以下简称保护区管理局)出具证明,主要内容为:保护区管理局根据金核公司提供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新疆塔什库尔干县乌如克铅多金属矿预查转换坐标,对该坐标上图至保护区功能区划图,所属区域均在保护区范围内。
另查明,临钢公司为本案诉讼已支付律师费20万元。
金核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称:临钢公司与其签订《合作勘查开发协议》后,认为双方合作开发的项目位于保护区,违反了协议第6.2.3条“不在冰川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区等可能影响矿山开发的区域范围内”的约定,提出解除协议。金核公司认为,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已实际履行,临钢公司此时提出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请求:1.确认临钢公司解除《合作勘查开发协议》的行为无效;2.确认《合作勘查开发协议》有效,金核公司无需退还临钢公司已支付的矿权合作补偿价款3500万元。本案诉讼费用由临钢公司承担。
临钢公司答辩称:金核公司的诉讼请求无法定依据,应予驳回。根据协议第六条、第七条的明确约定,该协议的解除条件已经成就,临钢公司解除合同有约定依据。金核公司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没有意义,临钢公司已依约行使解除权,金核公司应当返还3500万元合作补偿款,诉讼费用由法院依法裁判。
临钢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称:《合作勘查开发协议》签订后,临钢公司依约履行了相关合同义务,但金核公司却未诚信作出陈述和保证。2013年,临钢公司得知合作矿权项下的勘查区块所属区域均在保护区范围内。依照协议第7.1.2条关于“任何一方违反其在协议中作出的陈述、保证或承诺,或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中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被认定为不真实、不准确或有误导成分”,均构成违约以及第7.2条关于“如任何一方违约,另一方有权要求即时终止本协议及/或按照法律规定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赔偿由此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的约定,金核公司应当向临钢公司承担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请求判令:1.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勘查开发协议》;2.金核公司向临钢公司返还矿权合作补偿价款3500万元;3.金核公司赔偿临钢公司支出的勘查费用损失3288150元,修路费用损失5538600元,矿山道路通行维护费损失150万元,工程费用、管理费用等损失5702257元;4.金核公司赔偿临钢公司利息损失10843256.77元;5.金核公司赔偿临钢公司律师费用损失429161.32元、担保费用损失70万元,以上共计:63001425.09元。本案诉讼费用由金核公司承担。一审庭审后,临钢公司根据在庭审中的举证情况,将其诉讼请求第4项的利息损失10843256.77元变更为9465104.15元,同时放弃了第5项诉讼请求中担保费用损失70万元的部分。
金核公司答辩称:(一)合同解除权属私力救济权,由权利人单方作出需受领的意思表示即可,临钢公司向法院诉请以司法权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程序不当。(二)临钢公司诉请解除合同的事实与理由不客观充分,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1.协议生效后双方已实际履行两年半,该矿的实际情况已发生实质性变化,现临钢公司要求解除协议,既不客观也不公平。2.双方已按约设立了项目公司,将该矿转入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享有权利并承担风险,实行公司化运行。3.临钢公司在签约前查阅过该矿的相关资料,进行过调查评析和实地踏勘,其在签约时对该矿的具体情况是明知清楚的。4.金核公司的矿权合法、有效,不在自然保护区可能影响矿山开发的区域范围内,不影响本案协议的履行。5.保护区在《合作勘查开发协议》签订前就已设立,该事实是明示公开的。该保护区内设立了上百个探矿权及采矿权,该区域不存在影响该矿勘查开发的政策因素。6.金核公司并未严重违反协议,不存在根本性违约,不影响临钢公司合同目的的实现,临钢公司按约无权解除协议,其以协议第七条7.2款主张解除有误。7.临钢公司因铁矿市场萎缩、价格下跌等因素企图解除协议的目的不正当,理应不予以支持。8.案涉协议合法有效,该协议交易程序的稳定性理应得到维护。9.临钢公司主张解除的合同条款是协议签订前已客观存在并公示的事实,其对权利是明知的,在自愿签订协议且已履行两年半后向法院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律关于两年诉讼时效的规定,依法不应予以保护。10.临钢公司在协议签订履行两年半以后行使解除权,期限已逾期,不应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认为:2011年10月10日,临钢公司与金核公司签订的案涉《合作勘查开发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当属合法有效。该协议已实际履行,临钢公司按约向金核公司支付了3500万元,双方按约共同出资设立了项目公司——塔什库尔干县金核昆仑资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临钢公司亦委托地质调查院对新疆塔什库尔干县乌如克铁多金属矿进行了地质勘查。临钢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案涉矿权的地质勘查工作受到过干预、阻止等不利因素的影响。自双方签订协议至提起诉讼,该协议已履行了约两年半的时间。
(一)关于案涉《合作勘查开发协议》应否解除的问题。根据《合作勘查开发协议》的内容,协议生效后,案涉矿权的后续普查、详查、勘探工作均由临钢公司出资进行,临钢公司保证在协议签订后即加快对案涉矿权的勘查工作,并保证后续普查、详查、勘探阶段的全部资金投入。金核公司则承诺,案涉矿权不在冰川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区等可能影响矿山开发的区域范围内。因不可抗力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经双方书面确认后本协议终止;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导致另一方不能实现协议目的,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根据2013年12月6日保护区管理局出具的证明,案涉矿权所属区域均在保护区范围内。对案涉矿权所属区域在保护区范围内的事实,以及在案涉合同签订前保护区就已设立的事实,金核公司与临钢公司均予以认可,而政府相关部门在设立保护区时应对保护区的相关信息资料予以公示,该信息资料均系公开的公众信息,本案双方当事人均可自行获取。因此,对于案涉矿权在保护区范围内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同前均应当明知。虽然案涉矿权位于保护区范围内,但案涉合同履行两年多的期间,临钢公司未向金核公司提出过异议,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勘查工作受到了影响。双方在案涉协议第六条约定的“可能影响”未明确约定可能影响的具体内容,属约定不明。案涉协议第十一条约定:“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经双方确认后协议终止;因一方严重违约而导致另一方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则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金核公司并不存在上述约定所称的严重违约行为,不足以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由此可见,案涉合同并不存在双方约定的应当终止或解除的情形。故,一审法院依法对金核公司确认临钢公司解除案涉协议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临钢公司要求解除案涉《合作勘查开发协议》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
(二)关于案涉3500万元的问题。金核公司对收到临钢公司支付3500万元款项的事实予以认可,从案涉《合作勘查开发协议》的内容来看,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该款项应为矿权合作补偿款,虽然在案涉协议第四条中对该款有关于定金的表述和约定,但从临钢公司的银行转账付款凭证和金核公司出具的收据上来看,均未注明是定金,且临钢公司反诉请求第二项也明确主张系返还矿权合作补偿款,通过上述事实说明,合同双方均认为该款系矿权合作补偿款,而非定金,因此,一审法院依法确认该款项为临钢公司向金核公司支付的合作补偿款。现合同未予解除,故一审法院对临钢公司要求金核公司返还矿权合作补偿款3500万元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金核公司关于无需退还临钢公司已支付的矿权合作补偿价款的诉讼请求已包含在其要求确认临钢公司解除案涉协议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中,无须单独主张,故一审法院对金核公司该项诉讼请求在判项中不予表述。
(三)关于临钢公司主张的勘查费用损失3288150元,修路费用损失5538600元,矿山道路通行维护费损失1500000元,工程费用、管理费用等损失5702257元、利息损失9465104.15元及律师费用损失429161.32元的赔偿问题。临钢公司的上述反诉请求均是基于案涉合同解除而主张,因合同未予解除,故一审法院对临钢公司的上述反诉请求均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临钢公司解除《合作勘查开发协议》的行为无效,临钢公司与金核公司继续履行双方于2011年10月10日签订的《合作勘查开发协议》;二、驳回临钢公司的反诉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临钢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356807.13元,由临钢公司负担。
临钢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金核公司违反《合作勘查开发协议》,且合同目的因其违约行为而无法实现,临钢公司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合作勘查开发协议》的约定解除合同,一审判决错误地认定金核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不足以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应当予以纠正。(二)在临钢公司有权解除《合作勘查开发协议》的情况下,金核公司应向临钢公司返还相应的款项,并赔偿损失,一审法院未支持临钢公司的相关诉讼请求,存在错误,应当予以纠正。请求:1.撤销(2014)新民二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和第二项;2.改判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勘查开发协议》;3.改判金核公司向临钢公司返还矿权合作补偿价款3500万元;4.改判金核公司赔偿临钢公司支出的勘查费用损失3288150元,修路费用损失5538600元,矿山道路通行维护费损失150万元,工程费用和管理费用等损失5702257元;5.改判金核公司赔偿临钢公司利息损失,以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为计算标准,合作补偿价款3500万元从金核公司实际收款日(2011年10月25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其他损失款从临钢公司提出解除合同之日(2013年11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6.改判金核公司赔偿临钢公司一审律师费用损失20万元;7.判令金核公司赔偿临钢公司二审律师费用损失50万元;8.判令金核公司承担一审和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金核公司答辩称:(一)金核公司自身并无过错,不存在严重违约行为,不影响双方签订的《合作勘查开发协议》合同目的的实现,临钢公司无权解除协议。一审判决的认定是客观、公正的。(二)临钢公司理应依法按约继续履行协议,其要求金核公司退回矿权合作补偿价款,并赔偿所谓损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临钢公司的上诉请求。
临钢公司在二审中提供了以下新证据:新证据一、勘查区域与自然保护区位置平面图和卫星地图,拟证明案涉勘查区域位于保护区范围内。新证据二、《代理协议》和律师费发票,拟证明临钢公司因本案支出二审律师费50万元。新证据三、光盘视频和视频谈话文字记录,拟证明塔什库尔干县2012年起就不允许设立任何矿产开发企业。
金核公司对临钢公司出示的新证据质证认为:新证据一中的勘查区域坐标与金核公司掌握的坐标点有出入,应以探矿权证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官网上的坐标点为准。新证据二律师费是临钢公司的单方民事行为,不应由金核公司承担。新证据三视频来源不规范,存在不确定的因素,不符合证据三性原则,不能证明待证目的。
金核公司在二审中提供了以下新证据:新证据一、新疆塔什库尔干县乌如克铁矿详查探矿权证(证号:T65120081202022682),拟证明案涉矿权的有效期延续至2017年5月19日,合法有效,具备继续合作勘查开发的条件。新证据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关于下达2015年中央返还两权价款资金矿产调查评价(第一批)项目任务书的通知》,拟证明2015年中央及新疆地方仍然加大在保护区范围内的矿产勘查开发投资、作业,地质调查院还继续承担该区域的矿产调查评价项目作业。新证据三、保护区功能区划图和该区域部分矿权分布情况及相关说明,拟证明保护区内存在上百家探矿权及采矿权,临钢公司在该区域还有其他已收购的矿权,双方合作的矿权位于实验区和缓冲区,不影响合作勘查开发的进行,不影响合同目的的实现。新证据四、现场照片一组,拟证明双方签订合同后进行了道路施工以及机械进场的情况,《合作勘查开发协议》已经实际履行了两年多时间。
临钢公司对金核公司出示的新证据质证认为:新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按照相关规定自然保护区内不允许任何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对主管部门是否应该颁发此证存疑。新证据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认可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文件中未包含案涉矿权,且两权价款由中央财政予以返还不能证明勘探、开发矿产资源的合法性。新证据三由金核公司单方制作,内容是否准确无法确认,不认可其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探矿区域到底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还是缓冲区,缺乏权威第三方来源。新证据四的八张现场照片的真实性存疑,且第一张拍摄于双方签订协议之前,这些照片反映了当地恶劣的自然条件,修建的道路桥梁等设施可以印证我方的损失。
本院对临钢公司出示的新证据认证如下:新证据一平面图及卫星地图由临钢公司单方自作,金核公司不予认可,其客观性无法确定,不予采信。新证据二《代理协议》及律师费支付凭证,金核公司对其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且未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予以采信。新证据三视频及其文字记录的真实性不能确定,不予采信。
本院对金核公司出示的新证据认证如下:新证据一探矿权证的真实性临钢公司不持异议,予以采信。新证据二当地国土资源厅的文件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信。新证据三图纸及相关说明由金核公司单方制作,临钢公司不予认可,其客观性、真实性无法确定,不予采信。新证据四照片的真实性无法确定,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一)临钢公司与金核公司签订的《合作勘查开发协议》应否解除;(二)临钢公司要求金核公司返还合作补偿价款并赔偿投入损失的请求能否成立。
(一)关于案涉《合作勘查开发协议》应否解除的问题
《合作勘查开发协议》项下的探矿权位于新疆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范围内,该自然保护区设立在先,金核公司的探矿权取得在后,从协议第6.2.3条关于“乙方保证取得的上述探矿证……不在冰川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区等可能影响矿山开发的区域范围内”的约定来看,双方当事人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在自然保护区内不允许进行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采石、挖沙等活动。金核公司主张,案涉矿权虽在自然保护区范围内,但处于实验区和缓冲区,依法允许勘探。《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十八条规定:“自然保护区可以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自然保护区内保存完好的天然状态的生态系统以及珍稀、濒危动植物的集中分布地,应当划为核心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除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经批准外,也不允许进入从事科学研究活动。核心区外围可以划定一定面积的缓冲区,只准进入从事科学研究观测活动。缓冲区外围划为实验区,可以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等活动。”金核公司主张探矿属于“等活动”的范围。本院认为,开矿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六条明令禁止的行为,显然不包含在该条例第十八条所允许的活动范围内。金核公司的该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因此,双方签订的《合作勘探开发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禁止性规定,如果认定该协议有效并继续履行,将对自然环境和生态造成严重破坏,损害环境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项之规定,《合作勘查开发协议》应属无效。一审法院认定该协议有效并判令双方继续履行,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无效合同不存在解除问题,故对金核公司要求确认临钢公司解除《合作勘查开发协议》的行为无效的本诉请求,以及临钢公司要求判决解除《合作勘查开发协议》的反诉请求,均不予支持。
(二)关于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的认定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合作勘查开发协议》无效,临钢公司基于该协议向金核公司支付的3500万元矿权合作补偿价款,金核公司应当予以返还。临钢公司在《合作勘查开发协议》履行期间,与喀什地区公路桥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新疆塔什库尔干乌如克铁矿普查项目道路施工工程项目合同书》及《补充合同》,委托后者为案涉勘查项目修建道路,该道路已物化为矿区财产,应由金核公司予以补偿。临钢公司为此支付的工程款中的250万元有加盖银行印鉴的付款凭证为凭,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其余303.86万元修路费用以及临钢公司主张的328.815万元勘查费用、150万元矿山道路通行维护费,相关付款凭证为临钢公司自行打印的电子回单,未经银行盖章确认。金核公司在一审质证中提出,电子回单可以自己打印,但应当去银行补盖印章,对其真实性并不认可。临钢公司在二审中仍未就此补强证据,其付款凭证的真实性不能确定,本院不予认定。临钢公司主张的5702257元工程费用、管理费用损失是项目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中的费用支出,付款人均为项目公司,而临钢公司及金核公司在项目公司成立时均有注资,不能仅认定为临钢公司的损失,该部分款项应在项目公司清算时另行解决。临钢公司在合作前未对矿区位置进行必要的调查了解便盲目投资,对《合作勘查开发协议》的无效具有过错,应当自行承担由此导致的资金利息损失,故对其上诉主张的约665.33万元利息损失,不予支持。临钢公司主张律师费用的依据为《合作勘查开发协议》第7.2条的约定,现该协议已被认定无效,律师费用应由临钢公司自行承担。金核公司的探矿权仍在其名下,不存在返还问题。临钢公司应将该矿的经营管理权交还金核公司。金核公司如因《合作勘查开发协议》无效而遭受损失的,可另案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应予纠正。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4)新民二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
二、新疆临钢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金核矿业有限公司签订的《新疆塔什库尔干县乌如克铅多金属矿普查探矿权合作勘查开发协议》无效;
三、四川金核矿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新疆临钢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返还矿权合作补偿价款3500万元;
四、四川金核矿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新疆临钢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修路费用损失250万元;
五、驳回四川金核矿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六、驳回新疆临钢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56807.13元,由金核公司与临钢公司各负担178453.56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33711.54元,由金核公司与临钢公司各负担166855.7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季君
代理审判员 晏 景
代理审判员 朱 婧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冯哲元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泰州市环保联合会与泰兴锦汇化工有限公司等环境污染侵权赔偿纠纷案
公报案例 · (2015)民申字第1366号 · 2015
裁判要旨: 环境污染案件中,危险化学品和化工产品生产企业对其主营产品及副产品必须具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必须全面了解其主营产品和主营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是否具有高度危险性,是否会造成环境污染;必须使其主营产品的生产、出售、运输、储存和处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使其副产品的生产、出售、运输、储存和处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或者产生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重大风险。虽然河流具有一定的自净能力,但是环境容量是有限的。向河流中大量倾倒副产酸,必然对河流的水质、水体动植物、河床、河岸以及河流下游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如不及时修复,污染的累积必然会超出环境承载能力,最终造成不可逆转的环境损害。因此,不能以部分水域的水质得到恢复为由免除污染者应当承担的环境修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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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环保联合会与泰兴锦汇化工有限公司等环境污染侵权赔偿纠纷案
【裁判摘要】
环境污染案件中,危险化学品和化工产品生产企业对其主营产品及副产品必须具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必须全面了解其主营产品和主营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是否具有高度危险性,是否会造成环境污染;必须使其主营产品的生产、出售、运输、储存和处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使其副产品的生产、出售、运输、储存和处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或者产生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重大风险。虽然河流具有一定的自净能力,但是环境容量是有限的。向河流中大量倾倒副产酸,必然对河流的水质、水体动植物、河床、河岸以及河流下游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如不及时修复,污染的累积必然会超出环境承载能力,最终造成不可逆转的环境损害。因此,不能以部分水域的水质得到恢复为由免除污染者应当承担的环境修复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5)民申字第1366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泰兴锦汇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泰兴市经济开发区新港路10号。
法定代表人:许江波,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兵,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泰州市环保联合会。住所地:江苏省泰州市永晖路18号。
法定代表人:童宁,该联合会秘书长。
委托代理人:陈晓军,江苏江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文灿,江苏天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江苏常隆农化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泰兴市经济开发区团结河路8号。
法定代表人:王卫华,该公司总经理。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江苏施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泰兴市经济开发区新港南路10-2号。
法定代表人:王俊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亚斌,江苏恒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泰兴市申龙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泰兴市经济开发区疏港路3号。
法定代表人:蒋德生,该公司副总经理。
一审被告:泰兴市富安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泰兴市经济开发区中港路8号。
法定代表人:秦涛涵,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俞鑫生,江苏有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泰兴市臻庆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泰兴市经济开发区疏港路10号。
法定代表人:杨继群,该公司经理。
再审申请人泰兴锦汇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汇公司)因与被申请人泰州市环保联合会以及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江苏常隆农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隆公司)、江苏施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美康公司)、泰兴市申龙化工有限公司,一审被告泰兴市富安化工有限公司、泰兴市臻庆化工有限公司环境污染侵权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环公民终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锦汇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锦汇公司被江中公司倾倒副产酸的数量有误。1. 根据戴卫国等人在公安机关的供述,锦汇公司被泰州市江中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中公司)倾倒的副产酸数量为653.08吨。2. 兴化市协宇运输有限公司泰兴分公司(以下简称协宇泰兴分公司)开具的运输费用票据显示锦汇公司运输副产酸的数量为1702.27吨。既然二审法院认定锦汇公司支付运费即为补贴倾倒费用,那么也应该按照协宇泰兴分公司开具运输费用票据的数额认定副产酸的倾倒数量。3.如果按照销售发票的记载计算,戴卫国等人于2012年8月开始倾倒锦汇公司出售给江中公司的副产酸,在此之前,锦汇公司开具给江中公司的副产酸发票数量为3822.2吨;2011年12月29日锦汇公司开具给江中公司的455.42吨副产酸发票系于2012年入账,并非在2012年被倾倒。上述两笔副产酸数量应从锦汇公司出售给江中公司的总数量中扣除。因此,锦汇公司被江中公司倾倒的副产酸数量应该从653.08吨、1702.27吨等数字中认定。(二)二审判决认定锦汇公司应支付环境修复费用无事实依据。1. 案涉河流无需修复及赔偿。如泰运河和古马干河被污染前水质为Ⅲ类,经过自我净化之后,2013年的河流水质仍为Ⅲ类。泰州市环保联合会未提交证据证明污染行为造成他人人身、财产等损失,锦汇公司不应承担环境修复费用及损失赔偿。2.二审判决缺乏对案涉河流生态环境损害的确认和评估,以水体污染修复费用代替生态环境损害,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3.修复费用的认定及计算方法有误。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以下简称《推荐方法》)(第Ⅰ版)确定了实际修复费用法、虚拟治理成本法和修复费用法。《泰州市泰兴市古马干河、如泰运河12.19废酸倾倒事件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技术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技术报告》)中的治理成本法系依据《推荐方法》(第Ⅰ版)第4.5.2修复费用法确定水体修复参考的单位治理成本,其采用的方法是化学氧化法,计算的单位治理成本是每吨700元。因此,《评估技术报告》中的治理成本法实际就是《推荐方法》中的修复费用法,其敏感系数应为1.4-1.6倍,计算得出的环境修复费用应为5000余万元,锦汇公司应承担其中的8 757 855元。此外,泰州市环保联合会一审起诉时主张六家被告企业赔偿水环境污染损失,并未主张环境修复费用,二审判决判令六家被告企业承担环境修复费用,超出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三)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 《推荐方法》(第Ⅰ版)在二审时已经失效,二审法院并未依据《推荐方法》(第Ⅱ版)重新进行损害评估鉴定。《推荐方法》(第Ⅱ版)中规定了环境修复和生态恢复两种方式,都是以自然环境损害为前提,但本案并未有自然环境的损害,不应进行修复。2. 锦汇公司尽到了销售副产酸的谨慎义务。锦汇公司与买受人订立合同,约定运费承担,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调整范畴,不能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四)泰州市环保联合会不具有提起本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二审判决认定其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错误。(五)锦汇公司不是本案适格的责任承担主体。锦汇公司自身并未实施排放、倾倒、泄漏等污染行为,也没有指使他人实施该行为。江中公司在购买副产酸后的处置行为与锦汇公司无关,双方之间无意思联络,锦汇公司不应承担污染环境的侵权责任。(六)二审判决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维持原判的规定,但实际作出改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七)二审判决主文第四项的内容属于企业自主经营权的范畴,二审判决将该内容的执行决定权置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手中,设置审批程序,侵犯了锦汇公司的企业自主经营权。(八)泰州市环保联合会没有对其他涉嫌污染环境的化工企业提起诉讼。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针对当地其他污染企业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被法院依法受理,会影响锦汇公司的责任承担数额。锦汇公司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泰州市环保联合会提交意见称:(一)泰州市环保联合会作为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有关组织”,在本案中具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二)锦汇公司所谓“销售”副产酸的行为其实是非法处置行为,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因果关系。1. 锦汇公司的所谓“销售”行为其实就是抛弃行为,不符合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锦汇公司工作人员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也予以承认。2. 锦汇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江中公司没有处置副产酸的资质和能力。戴卫国、姚雪元在2013年4月24日的笔录中,也分别供述锦汇公司知道他们肯定没有处置副产酸的资质和能力。3. 锦汇公司将副产酸交由江中公司处置的行为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尽管锦汇公司没有自己实施排放、倾倒、泄漏等污染环境的行为,但锦汇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江中公司等单位没有取得处理副产酸的资质和能力;锦汇公司知道自己支付的款项不足以支付正常无害化处理副产酸的费用;锦汇公司将对自己没有利用价值的副产酸交由江中公司戴卫国等人处理,不仅给倾倒者提供了污染源,客观上也为倾倒者牟取了非法利益。(三)二审判决认定锦汇公司被江中公司倾倒副产酸的数量正确。1. 锦汇公司在再审申请中提到的数据均以戴卫平记账本记载数量确定,但戴卫平的记账本无论是记账时间、还是记载内容都是不全面的。2. 锦汇公司对刑事被告人供述的引用存在断章取义。(1)戴卫国、姚雪元已在2013年8月8日讯问笔录中确认倾倒常隆公司、锦汇公司副产酸19361.16吨。(2)锦汇公司摘取刑事被告人的部分供述,认为案涉副产酸开始倾倒的时间为2012年8月是错误的。实际倾倒时间应为2011年年底。3. 锦汇公司副总经理杨军在2013年10月10日的询问笔录中明确说明,戴卫国、姚雪元等人通过给锦汇公司运输费用票据或者油票方式平账。因此,锦汇公司仅根据运输费用票据来计算被江中公司倾倒副产酸数量是片面的。(四)二审判决确定的环境修复费用是合法合理的。1.案涉被污染河流需要修复。大量副产酸被倾倒入河流后,对水体、水生物、河床等水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损害,损害后果的严重性决定了修复的必要性。当地政府发布的环境公告中对水质的检测项目仅仅是对水质常规项目的检测,并不能全面覆盖水质的整体状况,被倾倒水域的水质检测情况并不能说明污染对河流造成的损害情况。2. 二审判决确定的环境修复费用的计算方法正确。《评估技术报告》中采用的实验值法仅仅是“从消耗长江水削减酸性污染”的角度,计算的只是降低污染源本身破坏性的成本费用,并非是对环境修复费用的评估。正是由于实际的环境修复费用难于计算,才适用虚拟治理成本法来计算,符合《推荐方法》的规定。3. 关于采用哪一版本《推荐方法》的问题。本案损害事实发生时,只有《推荐方法》(第Ⅰ版),《推荐方法》(第Ⅱ版)是在本案一审结束后出台的。二审程序中,锦汇公司从未以《评估技术报告》的依据失效为由主张无效或者申请重新鉴定。此外,《推荐方法》(第Ⅱ版)中,虚拟治理成本法仍是常用的环境价值评估方法。(五)二审判决援引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作为判决的程序法依据正确。1. 二审判决的基础是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中只有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 二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关于环境修复主体、需要赔偿的项目和环境修复费用的数额,只是对环境修复费用的支付、抵扣设置了一定的条件。这些内容不是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改变,而是二审法院基于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环境污染所做的司法探索与创新,体现了二审法院司法预防与司法惩治相结合的环保理念。3. 锦汇公司一方面认为二审判决关于抵扣条件的设置没有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对二审判决确定的40%的环境修复费用可以用技术改造费抵扣的做法表示认可,且在判决执行过程中已经根据二审判决向相关主管部门提出了抵扣申请。(六)锦汇公司认为二审判决确定的抵扣条件限制其企业自主经营权,属于认识错误。二审判决对环境修复费用的抵扣设定一定的程序,其目的是重在引导企业注重技术改造,变废为宝,循环利用,减少和避免副产酸对环境的损害。(七)本案是否存在其他污染主体或者漏列其他污染主体,不影响判决的公正性。本案并不是按照总体的环境污染损害结果来计算环境修复费用,而是按照污染者各自倾倒污染物的种类及数量来计算环境修复费用,判决结果并没有免除或者减少其他可能存在的污染者的环境侵权责任,也没有加重包括锦汇公司在内的六家被告企业的环境侵权责任。锦汇公司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锦汇公司在本院召集的庭前会议中确认其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同时,锦汇公司向本院提交三份新的证据材料:1.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泰中环刑终字第00001号刑事判决书,拟证明二审判决认定的锦汇公司被江中公司倾倒副产酸数量错误。2.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泰中环公民诉初字第0000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案涉环境污染责任案件中还有江苏中丹化工技术有限公司等污染企业的存在。3.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环公民诉终字0000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二审判决判令锦汇公司承担环境修复费用的数额错误。
泰州市环保联合会针对上述证据材料发表质证意见认为:1. 锦汇公司提交的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泰中环刑终字第00001号刑事判决书,不能证明本案二审判决认定锦汇公司被江中公司倾倒副产酸数量错误。该判决关于锦汇公司被江中公司倾倒副产酸数量的认定与本案二审判决一致。2. 锦汇公司提交的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泰中环公民诉初字第00001号民事裁定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环公民诉终字00001号民事裁定书,不能证明二审判决判令锦汇公司承担环境修复费用的数额错误。上述两份裁定仅是对案件审理程序的裁定,并非实体判决,无法确定案涉水体在同时期是否还存在其他的侵权主体。即使存在其他侵权主体,也不会对本案判决的数额产生影响。故锦汇公司提交的三份新的证据材料并非本案再审审查阶段的新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是民事再审审查案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的规定,本院应当围绕再审申请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是否成立进行审查。本案所涉七个争议焦点中,对第一、二、五、七个争议焦点的审查,系判断锦汇公司的再审申请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的规定;对第三、四、五个争议焦点的审查,系判断锦汇公司的再审申请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的规定。此外,锦汇公司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十一项提出的新的证据材料以及二审判决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的问题,本院结合相关争议焦点分别予以评判。
(一)关于二审判决认定泰州市环保联合会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是否有法律依据的问题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泰州市环保联合会是2014年2月25日在泰州市民政局登记设立的社会组织,其宗旨是围绕可持续发展战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实现泰州市环境保护目标和维护公众环境权益,发挥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推动泰州市及全人类环境保护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其业务范围是提供环境决策建议、维护公众环境权益、开展环境宣传教育、政策技术咨询服务等。泰州市环保联合会于2014年8月4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提起本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有充分的法律依据。2015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不适用于本案。锦汇公司关于泰州市环保联合会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二审判决认定锦汇公司以出售方式处置其生产的副产酸的行为与造成古马干河、如泰运河环境污染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依据是否充分的问题
锦汇公司与江中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锦汇公司向江中公司出售副产酸,每月800吨,价格随行就市。根据姚雪元、戴卫国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以及锦汇公司副总经理杨军、安全生产部长戴建东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可知,锦汇公司在副产酸交易市场低迷的情况下,为了尽快处置副产酸,实际出售副产酸价格为1元/吨,同时每吨补贴江中公司20元运输费用,并以江中公司实际运出的副产酸数量结账。出卖人交付货物,买受人支付相应价款系买卖合同的本质属性。锦汇公司作为出卖人出售副产酸,买受人江中公司仅支付1元/吨的价款,锦汇公司反而支付20元/吨的运输费用或者其他补贴给江中公司,此种补贴出售行为明显不符合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
副产酸属于危险化学品,其生产、出售、运输、储存和处置有专门的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禁止向水体排放油类、酸液、碱液或者剧毒废液。副产酸作为企业生产化工产品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在无法进入市场的情况下,应当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由有资质处理危险废物的机构进行处置。作为危险化学品和化工产品生产企业,需要全面了解其主营产品和主营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是否具有高度危险性,是否会造成环境污染;需要使其主营产品的生产、出售、运输、储存和处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亦需使其副产品的生产、出售、运输、储存和处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或者产生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重大风险。锦汇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副产酸属于危险化学品,其生产、出售、运输、储存和处置有专门的规范,锦汇公司应对副产酸的处置具有较高的注意义务。从实施倾倒行为的戴卫国、姚雪元等人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及杨军、戴建东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看,锦汇公司明知戴卫国、姚雪元等人将副产酸倾倒入河而未加阻止。虽然锦汇公司并未直接实施倾倒行为,但其在明知副产酸市场低迷,对其进行无害化处理需花费高昂处理费用的情况下,采用补贴运输费用等方式将副产酸交给不具备处置资质的江中公司,并长期放任江中公司将副产酸倾倒入河,造成如泰运河、古马干河水体大面积污染,严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众环境权益,其行为与如泰运河、古马干河水体污染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三)关于二审判决判令锦汇公司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依据是否充分的问题
虽然河流具有一定的自净能力,但是环境容量是有限的,向水体大量倾倒副产酸,必然对河流的水质、水体动植物、河床、河岸以及河流下游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如不及时修复,污染的累积必然会超出环境承载能力,最终造成不可逆转的环境损害。因此,不能以部分水域的水质得到恢复为由免除污染者应当承担的环境修复责任。
泰州市环保联合会申请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吕锡武教授作为专家辅助人出席一审庭审,对鉴定意见以及本案所涉专业问题提出意见。吕锡武教授认为,向水体倾倒危险废物的行为直接造成了区域生态环境功能和自然资源的破坏,无论是对长江内河水生态环境资源造成的损害进行修复,还是将污染引发的风险降至可接受水平的人工干预措施所需费用,均将远远超过污染物直接处理的费用;由于河水的流动和自我净化,即使倾倒点水质得到恢复,也不能因此否认对水生态环境曾经造成的损害。鉴定人南京理工大学贺启环教授出庭接受询问时也表示,无法计算得到实际人工干预的费用或者难于计算人工干预的费用,可以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损失。
水环境具有流动性,污染行为瞬间发生,损害现场无法复原,属于《推荐方法》(第Ⅰ版)规定的环境修复费用难于计算的情形,可以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来计算环境修复费用。且《推荐方法》(第Ⅱ版)与(第Ⅰ版)关于虚拟治理成本法的规定并无本质区别,二审判决以《评估技术报告》确定的锦汇公司被江中公司倾倒的副产酸治理成本、被倾倒的数量再乘以Ⅲ类地表水环境功能敏感程度推荐倍数4.5-6倍的下限4.5倍计算环境修复费用,并无不当。
经查泰州市环保联合会的一审起诉状,虽然将诉讼请求表述为赔偿水环境污染损失,但在事实和理由部分明确此赔偿款项系环境修复费用。二审判决判令锦汇公司承担环境修复费用并未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四)关于二审判决认定锦汇公司被江中公司倾倒的副产酸数量为5460.18吨是否有事实依据的问题
常隆公司、锦汇公司向江中公司交付副产酸后,江中公司并未记载倾倒常隆公司、锦汇公司副产酸的具体数量,而是将收到的副产酸直接倾倒入河。但常隆公司、锦汇公司均通过开具增值税发票的方式记载了副产酸的出售数量,戴卫国、姚雪元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记载了常隆公司、锦汇公司共同被江中公司倾倒的副产酸的数量。因此,为查明锦汇公司被江中公司倾倒副产酸的数量,需查明常隆公司、锦汇公司向江中公司出售副产酸数量和江中公司倾倒副产酸数量。二审判决根据常隆公司、锦汇公司出售副产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戴卫国、姚雪元、丁劲光等人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认定常隆公司、锦汇公司出售给江中公司的副产酸分别为17 598.92吨、8224.97吨。两公司出售总量减去其中被江中公司以开票方式出售的7170.71吨,再减去江中公司以不开票方式出售的1508.92吨,剩余为被江中公司倾倒的17 143.86吨。按照常隆公司、锦汇公司各自出售数量的比例分配,江中公司倾倒的副产酸中属于常隆公司的为11 683.68吨,属于锦汇公司的为5460.18吨。由于常隆公司和锦汇公司的副产酸被江中公司混合倾倒,无法准确查明各自被倾倒的数量,二审判决按照两公司出售副产酸的比例确定各自被倾倒副产酸的数量,认定方法合理。
锦汇公司以戴卫国、姚雪元在公安机关的部分讯问笔录以及部分运输费用票据主张二审判决认定锦汇公司被江中公司倾倒副产酸数量错误,不能成立。
锦汇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时提交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泰中环刑终字第00001号刑事判决书作为新的证据材料,用以证明本案二审判决认定锦汇公司被江中公司倾倒的副产酸数量错误。经查,上述刑事二审判决内容是对本案倾倒副产酸的犯罪嫌疑人的罪行认定。刑事二审判决载明戴卫国、姚雪元共同或者伙同蒋巧红以江中公司名义收集锦汇公司5460.18吨副产酸倾倒至如泰运河与古马干河水体,与本案二审判决认定锦汇公司被江中公司倾倒副产酸的数量一致。故刑事二审判决关于副产酸倾倒数量的认定不能证明本案二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或者证据错误,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亦不足以推翻二审判决。
(五)关于二审判决判令锦汇公司需凭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企业环境守法情况证明、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意见和具有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技术改造投入资金审计报告抵扣40%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是否会侵害锦汇公司的企业自主经营权的问题
本案系社会组织为了保护环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其目的是发现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通过诉讼程序有序参与环境治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环境保护领域的矛盾纠纷。本案一审、二审法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基本理念,把生态保护和环境修复放在优先位置,依法认定生态环境受到损害,并根据《评估技术报告》以及专家意见合理确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依法追究污染者的环境侵权责任。同时,充分运用司法智慧和审判手段,依法妥善衡平各方利益冲突,创新环境修复费用履行方式。二审判决生效后,六家被告企业中的三家企业积极履行了全部判决内容。施美康公司、常隆公司虽曾向本院申请再审,但最终撤回其再审申请。常隆公司在撤回再审申请时表示,从保护环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角度出发,二审判决与企业自身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常隆公司在履行二审判决的过程中,从源头上解决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投入4700余万元用于副产酸循环利用等环境项目的建设,现已通过验收并投入运行。目前,常隆公司已经履行完毕二审判决的全部内容,并认识到案件给常隆公司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转化为企业改正错误、履行环境保护责任的正能量。由此可见,二审判决不仅没有干涉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反而发挥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应有的评价指引功能,指引污染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改造,担负起环境保护的企业责任。
二审判决主文第四项判令六家被告企业需凭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企业环境守法情况证明、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意见和具有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技术改造投入资金审计报告抵扣40%环境修复费用的目的,是为了确定锦汇公司是否已经充分履行了技术改造义务,与企业的自主经营权无涉,亦非设置审批门槛。锦汇公司理应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将环境保护作为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重要因素,积极履行生效判决内容,通过技术改造降低环境风险,承担企业应当承担的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
(六)关于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针对当地其他污染企业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是否会减轻锦汇公司责任的问题
锦汇公司提交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泰中环公民诉初字第00001号民事裁定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环公民诉终字00001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二审判决判令锦汇公司承担环境修复费用数额错误。经查,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作为原告,针对古马干河、如泰运河水污染问题,在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正在一审审理中。本案二审判决根据锦汇公司被江中公司倾倒副产酸的数量计算出锦汇公司应承担的环境修复费用,与其他污染企业的责任不存在交叉或者重叠。锦汇公司在再审审查期间提交的两份另案民事裁定书,不影响本案二审判决对锦汇公司环境侵权责任的认定,不属于再审审查阶段的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七)关于二审判决引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适用法律是否错误的问题
二审判决引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的规定,在维持一审判决的同时,对于锦汇公司支付环境修复费用的期限和条件进行适当调整,并非基于一审判决存在错误而改判,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二审判决的裁判方法有利于引导和鼓励企业主动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环境风险,从源头上减少环境污染。锦汇公司关于二审判决引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锦汇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泰兴锦汇化工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林文学
审 判 员 魏文超
审 判 员 刘小飞
审 判 员 王展飞
代理审判员 吴凯敏
二 〇 一 六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法官助理 刘慧慧
书 记 员 饶赟
书 记 员 刘亚男
〔审判长简介〕
林文学高级法官,1970年出生,法学博士,2007年起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安民重、兰自姣诉深圳市水湾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
公报案例 · (2014)绍越民初字第l799号 ·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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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民重、兰自姣诉深圳市水湾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
【裁判摘要】
用人单位为职工购买商业性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不因此免除其为职工购买工伤保险的法定义务。职工获得用人单位为其购买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赔付后,仍然有权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待遇。
原告:安民重,男,汉族,58岁,住河南省栾川县。
原告:兰自姣,女,汉族,53岁,住河南省栾川县。
被告:深圳市水湾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
原告安民重、兰自姣因与被告深圳市水湾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湾公司)发生工伤保险待遇纠纷,向广州海事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安民重和兰自姣诉称:2012年7月,安民重和兰自姣之子安东卫在水湾公司处任职,担任大管轮职务。2013年8月5日,安东卫工作的船舶“中洋26”轮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南方群岛拉帕岛附近海域遇险侧翻,包括安东卫在内的8名船员遇难。2015年3月16日,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安东卫遭受事故伤害情形属于工伤,依法应当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安民重和兰自姣作为安东卫的法定继承人,请求判令水湾公司支付拖欠安东卫的工资及奖金,以及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工伤保险待遇。
被告水湾公司辩称:水湾公司没有为安东卫办理工伤保险的责任不在水湾公司,而且安东卫生前与水湾公司约定以商业保险替代工伤保险。原告安民重和兰自姣已经拿到商业保险金60万元,无权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金。
广州海事法院一审查明:
2011年11月,被告水湾公司与浙江鑫隆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隆公司)签订委托招聘合同,约定:鑫隆公司为水湾公司名下“中洋16”轮、“中洋18”轮、“中洋26”轮等6艘船舶招聘远洋船员,以鑫隆公司名义与应聘船员签订聘用合同,合同的权利义务由水湾公司享有和承担;鑫隆公司在与应聘船员签订聘用合同时应当口头向其披露委托方,经应聘船员无异议后方可签订聘用合同。
2012年7月8日,安东卫与鑫隆公司签订大管轮聘用合同,合同约定:鑫隆公司招聘安东卫为远洋大管轮职务船员,聘用期限为两年半,自安东卫出境日9月1日起至安东卫所在船只抵境日或合同到期日止;鑫隆公司负责为安东卫投保人身意外险,如在聘用期内发生因工伤亡,按有关意外保险条款执行。
2012年8月22日,被告水湾公司作为投保人,为包括安东卫在内的48名船员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投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障项目为额外身故、残疾、烧伤给付,每人保险金额为60万元,保险期间为2012年8月23日至2013年8月22日。水湾公司于投保当日缴纳了保费。
2012年9月,安东卫等14名船员被派遣至“中洋26”轮上进行远海捕鱼作业。2013年8月5日1730时,“中洋26”轮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南方群岛拉帕岛附近海域遇险侧翻。2014年1月16日,安东卫被河南省栾川县人民法院宣告死亡。人保公司向原告安民重和兰自姣实际支付了安东卫身故赔偿金60万元。
2014年12月10日,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绍越民初字第l799号民事判决,确认鑫隆公司与安东卫签订聘用合同的行为属于隐名代理,鑫隆公司与安东卫签订的聘用合同直接约束水湾公司和安东卫,水湾公司与安东卫存在劳动关系。水湾公司对该判决结论予以认可。2015年3月16日,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安东卫于2013年8月5日因工外出在法属波利尼西亚南方群岛拉帕岛附近海域遇险,经法院判决宣告死亡属于工伤。
另查明:原告安民重是安东卫的父亲,原告兰自姣是安东卫的母亲。兰自姣持有栾川县残疾人联合会填发的残疾人证,记载残疾类别为肢体,残疾等级为3级。
广州海事法院一审认为:
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8月5日期间,安东卫受被告水湾公司聘用在“中洋26”轮上进行远海捕鱼作业,安东卫与水湾公司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水湾公司没有为安东卫买工伤保险,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三条关于“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和第五十七条第一款关于“用人单位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或者未按时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向职工支付费用”的规定,水湾公司应向原告安民重和兰自姣支付安东卫依法应享有的工伤保险待遇。水湾公司虽然为安东卫购买了意外伤害商业保险,并与安东卫在聘用合同中约定在聘用期内如因工伤亡,按有关意外保险条款执行,但依法缴纳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该项义务不能通过当事人协商予以免除。安民重和兰自姣以意外伤害保险单受益人身份取得商业保险赔偿金后,仍有权主张工伤保险赔偿。水湾公司关于安民重和兰自姣已取得60万元商业保险金即无权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金的抗辩不能成立。
综上,广州海事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和《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三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5年10月8日作出判决:一、被告水湾公司向原告安民重、兰自姣支付安东卫的工资、奖金共计26 709.2元;二、水湾公司向安民重、兰自姣支付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共计520 808元;三、驳回安民重、兰自姣的其他诉讼请求。
水湾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水湾公司上诉称:广州海事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安民重和兰自姣获得商业保险赔偿后仍有权向水湾公司主张工伤保险赔付错误。因船员流动性强,用人单位无法也不能为船员购买工伤保险,为保护船员利益,水湾公司和船员安东卫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由水湾公司为其购买商业保险,并约定船员获得商业保险赔偿后不得再向水湾公司主张工伤保险赔付。安民重和兰自姣已经获得了60万元的商业保险赔付,一审法院再支持其向水湾公司提出的工伤保险赔付,实质上支持了二者的不诚信行为,违反公平原则,应予改判。
被上诉人安民重、兰自姣在二审中未提交答辩意见。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安民重和兰自姣获得上诉人水湾公司为其子安东卫购买的商业保险的保险赔付后,能否再向水湾公司主张安东卫的工伤保险待遇。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以下称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根据该规定,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是水湾公司的法定义务,该法定义务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予以免除或变相免除。《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又进一步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在上诉人水湾公司未为安东卫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情况下,水湾公司应向安东卫的父母被上诉人安民重和兰自姣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水湾公司为安东卫购买的商业性意外伤害保险,性质上是水湾公司为安东卫提供的一种福利待遇,不能免除水湾公司作为用人单位负有的法定的缴纳工伤保险费的义务或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义务。
此外,法律及司法解释并不禁止受工伤的职工或其家属获得双重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规定:“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或者获得民事赔偿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三款规定:“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由此可见,上述规定并不禁止受工伤的职工同时获得民事赔偿和工伤保险待遇赔偿。上诉人水湾公司称被上诉人安民重和兰自姣同时获得保险金和工伤保险待遇属一事二赔、违反公平原则,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水湾公司向安民重和兰自姣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正确,予以维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恰当,应予维持。水湾公司上诉理据不足,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2016年5月24日作出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候宏军诉上海隆茂建筑装潢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公报案例 · (2012)第0295号 ·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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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宏军诉上海隆茂建筑装潢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是在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时,工伤职工应当享受的由用人单位支付的费用。在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下,用人单位仍有义务向工伤职工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原告:候宏军,男,45岁,汉族,户籍地:江苏省盱眙县穆店乡,现住上海市虹梅南路。
被告:上海隆茂建筑装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华阳路。
法定代表人:张学武,该公司经理。
原告候宏军因与被告上海隆茂建筑装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茂公司)发生劳动合同纠纷,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候宏军诉称:其与被告隆茂公司签订了期限自2011年3月1日起至2012年2月28日止的劳动合同,被告将其安排至原上海澳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联公司)工作,后该公司改名为欧文斯(上海)玻璃容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文斯公司)。其于2012年3月21日受了工伤,但被告未依法支付其工伤保险待遇。为此其申请劳动仲裁,现不服仲裁裁决,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十级伤残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14076元(人民币,币种下同);2. 被告支付原告十级伤残一次性就业补助金14076元;3. 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332元。
被告隆茂公司辩称:其与欧文斯公司签订过期限为2009年10月17日至2010年10月16日的劳务派遣协议,到期后未续签。原告侯宏军系其派遣至欧文斯公司工作,但其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至2012年2月底到期,原告于同年3月21日受伤,此时已超过劳动合同期限。原告伤愈后于同年7月16日恢复上班,同年7月27日即因严重违反劳动纪律而被欧文斯公司开除。同年8月15日其接到了欧文斯公司的开除通知,故于同年8月24日为原告办理了退工。其认为,因原告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欧文斯公司将之合法退回,被告据此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的行为合法,第1、2项诉请也由于原告系被合法解除而不符合支付条件,故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请。另,按照其与欧文斯公司的约定,即使应支付原告费用,付款义务也应当由欧文斯公司承担。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11年3月1日,原、被告签订了期限自当日起至2012年2月28日止的劳务合同。合同约定,被告隆茂公司将原告候宏军安排至澳联公司工作,月工资1140元,若原告因严重违反用工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而被用工单位退回的,被告可以解除本合同。2012年3月21日,原告在储运车间修理木托盘时被机器压伤左手食指,经医院诊治结论为左食指挫裂伤,左食指末端粉碎性骨折。同年4月17日,被告作为申请人向上海市长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同年4月27日,该局作出长宁人社认结字(2012)第029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确认原告上述所受伤害属于工伤。同年8月31日,上海市长宁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劳鉴(长)字1207-0051号鉴定结论书,结论为原告上述工伤构成因工致残程度十级。同年7月19日,澳联公司向原告出具员工违纪处罚单,主要内容为原告于当日擅自离岗回家睡觉,根据员工手册之规定,对该蓄意怠工之违纪行为予以三类违纪处罚,处罚内容为最后书面警告并罚款200元。原告拒绝签收此员工违纪处罚单。同年7月26日,澳联公司再次向原告出具员工违纪处罚单,主要内容为原告于当日拒绝服从上司工作安排,根据员工手册之规定,该违纪事实属于不服从公司管理人员调动及其他命令,作三类违纪处罚,因原告已于一个月内连续两次触犯三类违纪规则,故根据员工手册规定予以开除处分。原告拒绝签收此员工违纪处罚单。次日,澳联公司以电子邮件形式告知被告,因原告多次违反其处管理制度,故予以开除处分,并附其于2012年7月26日作出的员工违纪处罚单。同年8月15日,澳联公司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被告,主要内容为原告于同年7月26日离职,原告的社会保险费缴纳至同年7月止。
被告隆茂公司为原告候宏军办理了2011年7月至2012年7月期间的上海市城镇社会保险费,并于2012年8月24日办理了原告的社会保险个人账户转出手续。
2013年2月,澳联公司经工商行政部门核准更名为欧文斯公司。
2012年4月11日,原告候宏军以被告隆茂公司及欧文斯公司(为行文统一,以下统一表述为欧文斯公司)为被申请人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两公司支付其加班工资及赔偿金、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等多项费用。后该会作出闵劳人仲(2012)办字第2373号仲裁裁决书,对原告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并于裁决中确认原告于2011年3月1日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与欧文斯公司间为劳务用工关系。原、被告及欧文斯公司收到裁决书后均未起诉,该裁决已生效。
2012年10月8日,原告候宏军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恢复与被告隆茂公司的劳动关系,并要求被告支付其2012年7月27日至恢复劳动关系之日期间的工资、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等各项费用。同年11月30日,该会作出闵劳人仲(2012)办字第7706号裁决,由被告支付原告2012年3月21日至同年7月15日期间的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3148.40元、2012年3月21日至同年7月26日期间的就医交通费148元、2012年7月27日至同年11月30日期间的工资5933.30元,欧文斯公司对前述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及就医交通费承担连带责任,对原告的其余仲裁请求不予支持(不包括不予处理的部分)。原、被告均不服该裁决而分别提起诉讼。原告要求判令欧文斯公司和被告恢复与其的劳动关系,并支付其工资、停工留薪期工资及差额、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未休年休假工资、交通费等各项费用,及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归还工作服等物品。被告则要求判令无须按照仲裁裁决支付原告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交通费及工资。法院以(2013)闵民一(民)初字第2363号案立案受理该案后,于2013年7月19日依法作出判决,在认定原告与被告间存在劳动关系,欧文斯公司则为实际用工单位,而原告停工留薪期结束后只打考勤卡未实际提供劳动的工作表现有违劳动纪律,被告据此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的做法并无不当等事实的基础上,判决被告支付原告2012年7月27日至同年8月24日期间的工资1332.45元、被告无须支付原告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3148.40元,欧文斯公司支付原告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3148.40元,被告支付原告交通费124元,欧文斯公司对此124元交通费承担连带责任并另行支付原告交通费24元,驳回原告包括要求恢复劳动关系在内的其余诉讼请求。原告及欧文斯公司均不服该判决而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2013)沪一中民三(民)终字第1438号案立案受理。经审理,该院于2013年11月18日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查明包括如下事实:欧文斯公司与被告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于2010年10月16日到期后未再续签,但此后双方仍在按照原协议履行,欧文斯公司定期将包括原告在内的劳务工工资及管理费付至被告处,被告亦在开具发票并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且被告在其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到期后的2012年4月17日作为用人单位申请为原告认定工伤,故确认自2012年3月起,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欧文斯公司为实际用工单位,故对原告要求与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欧文斯公司恢复劳动关系的要求难予支持;原告对于其所称的欧文斯公司同意其停工留薪期满后只需上下班打卡无需实际提供劳动,及其因伤势情况而在上班时间内需回家休息的主张均未能举证予以证明,原告在停工留薪期结束后的表现明显违反劳动纪律,被告据此于2012年8月24日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的做法并无不当,故对原告要求恢复与被告间劳动关系的上诉请求难予支持。在所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了欧文斯公司无需支付原告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3148.40元,欧文斯公司无需对被告应付交通费124元承担连带责任,维持其余原审判决内容的终审判决。
2013年12月4日,原告候宏军就本案系争事项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同年12月6日,该会作出闵劳人仲(2013)通字第289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原告的请求事项已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原告不服此决定而提起本案诉讼。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被告隆茂公司因原告候宏军违反劳动纪律而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而被告解除与原告劳动关系之行为已经生效判决书确认属合法解除,且此不属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之诉请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候宏军要求被告隆茂公司支付其十级伤残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诉请,按照《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工伤人员,在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或工伤人员本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可享受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工伤待遇。故原告要求被告作为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无依据。至于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与前述同理,原、被告的劳动关系由被告合法解除,不属于上述法规规定的用人单位应支付该一次性待遇的情形,原告该部分诉请无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4年3月17日判决:
驳回原告候宏军的诉讼请求。
候宏军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被上诉人隆茂公司违法解除与候宏军的劳动关系,候宏军有大华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盱眙县中医院疾病诊断书病情证明单,2012年7月19日及26日均在病假期间。隆茂公司人事考虑到候宏军伤情,同意候宏军只需上下班打卡无需实际提供劳动。所以澳联公司开除决定中的两次违纪均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候宏军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隆茂公司支付:1. 十级伤残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14076元;2. 十级伤残一次性就业补助金14076元;3.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664元;4. 不能恢复劳动关系补偿金三个月6498元;5. 强行违纪罚款200元;6. 工伤医药费500.40元;7. 年休假882元;8.确认隆茂公司的开除决定无效,并撤销该开除决定。
被上诉人隆茂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当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是否应当向工伤职工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与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关于上诉人候宏军主张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37条第2款的规定,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工伤人员,在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或工伤人员本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可享受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本案中,被上诉人隆茂公司为候宏军办理了2011年7月至2012年7月期间的上海市城镇社会保险费,隆茂公司并非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责任主体,故候宏军要求隆茂公司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候宏军主张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工伤保险待遇是对职工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而给予的补救和补偿,它不应受劳动关系解除原因等因素的影响。首先,《社会保险法》第39条第3款明确规定,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时,工伤职工应当享受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按照国家规定由用人单位支付。该规定仅将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作为工伤职工享受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前提条件,并未将合同解除方式与原因作为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前提条件。其次,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42条的规定,工伤职工仅在丧失享受待遇条件、拒不接受劳动能力鉴定、拒绝治疗的情况下,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并不属于工伤职工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情形。再次,举轻以明重,《工伤保险条例》第37条第2款规定在工伤职工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及劳动合同期限终止时,用人单位尚需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那么用人单位在主动解除劳动合同时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更是理所当然的。故被上诉人隆茂公司应支付候宏军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候宏军的相关上诉请求,予以支持。至于候宏军提出的其余上诉请求,因均未经仲裁前置程序,故在本案中均不予处理。
综上,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于2014年7月15日判决:
一、撤销(2014)闵民一(民)初字第2198号民事判决;
二、上海隆茂建筑装潢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起十日内支付候宏军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4076元;
三、驳回候宏军的其余诉讼请求(不包含本院不予处理部分)。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姚友民与东台市城市管理局、 东台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公共道路妨碍通行责任纠纷案
公报案例 · (2012)东民初字第1043号 ·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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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友民与东台市城市管理局、东台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公共道路妨碍通行责任纠纷案
【裁判摘要】
在公共交通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他人通行的物品,无法确定具体行为人时,环卫机构作为具体负责道路清扫的责任单位,应当根据路面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巡查频率和保洁制度,并在每次巡查保洁后保存相应的记录,保持路面基本见本色,保障安全通行。环卫机构未能提供其巡回保洁和及时清理的相关记录,应当认定其未尽到清理、保洁的义务,对他人因此受伤产生的损失,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原告:姚友民,男,49岁,汉族,职工,住江苏省东台市东台镇。
被告:东台市城市管理局,住所地:江苏省东台市望海东路。
法定代表人:刘烨,该局局长。
被告:东台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住所地:江苏省东台市新民南路。
法定代表人:丁杰,该处主任。
原告姚友民因与被告东台市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城管局)、东台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以下简称环卫处)发生公共道路妨碍通行纠纷,向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姚友民诉称:2011年10月9日上午9点左右,姚友民骑电动自行车行至东台市东达路与红兰路交叉路口时,因路面存在油污且路面刚洒水很潮湿而摔倒,造成右胫腓骨开放性骨折,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需要进行二次手术。被告城管局、环卫处管理存在瑕疵,没有尽到相应的管理注意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九条规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要求两被告连带赔偿各项损失52268元。
被告城管局辩称:城管局是行政管理单位,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请求驳回原告姚友民的诉讼请求。
被告环卫处辩称:原告姚友民诉称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11年10月9日上午9时左右,原告姚友民驾驶电动自行车由西向东行驶至东台市东达路与红兰路交叉路口,实施右转弯向南驶入红兰路的过程中,因路面遗有油污且有水,致原告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滑倒后受伤。原告受伤后即向东台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报警,接处警民警季勇到现场进行拍照,从照片可见,事发地红兰路上有两处油污,一处油污在红兰路路西,一处油污接近红兰路的中心线,油污与水融在一起占地面积超过0.5平方米。
事故发生当日,原告姚友民即到东台市人民医院进行治疗,经诊断为右胫腓骨开放性骨折,住院18天,住院期间支出医疗费12718.34元,门诊支出医药费624.40元。
2012年4月13日,原告姚友民自行委托东台市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误工、护理、营养期限及二次手术费用进行法医学鉴定。2012年4月25日,东台市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被鉴定人姚友民右踝部损伤致右踝功能丧失25%以上(不足50%)构成十级伤残;被鉴定人误工期限从受伤之日至今,护理期限四个月(住院期间2人护理,其余时间1人护理),营养期限二个月;被鉴定人取除钢板内固定费用约需人民币6000元。
另查明,原告姚友民受伤前系盐城世纪联华超市有限公司东台店的劳务工。原告因本起事故受伤,原告所在单位自2011年10月9日至2012年4月25日止按净工资1900元/月的75%即1425元/月向其发放工资。
以上事实,有原告姚友民提供的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出具的证明、现场照片、出院记录、药费收据、用药清单、司法鉴定意见书、当事人庭审中的陈述等证据在卷予以证实。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城管局和环卫处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原告姚友民自身对损害是否有过错;3.双方承担责任的比例如何划分;4.原告主张的损失是否合理。
东台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城管局的主要职责为贯彻和实施国家及本市区有关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及规章,治理和维护城市管理秩序等。环卫处的职责主要是对辖区建筑垃圾及其他渣土实施管理,负责辖区范围内的主次干道、公共场所和各单位委托的卫生保洁,各种生活废弃物的清运和处置等工作等。故城管局并非道路清洁的直接维护单位,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市、县人民政府指定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第二十三条规定“城市主要街道、广场和公共水域的清扫、清捞和保洁,由环境卫生专业单位负责”,故负责事发路段的保洁单位应当为环卫处。
本案中的事故发生地道路保洁等级属于二级。依据《江苏省城市环境卫生作业服务质量标准》规定,道路保洁的通用质量要求:路面冲洗应23:00-1:00之间进行;冲洗后路面应干净,下水口不应堵塞。二级道路保洁质量要求:主要路段应巡回保洁,路面基本见本色。在本案的审理中被告环卫处未能提供其巡回保洁和及时清理的相关记录,故应当认定环卫处未尽到清理、保洁的义务,对原告姚友民受伤产生的损失,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根据道路条件和通行需要,道路划分为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应当分道通行,没有划分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的,机动车在道路中间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在道路两侧通行”,第五十七条的规定“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应当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没有非机动车道的,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原告姚友民滑倒受伤的道路属城市道路,原告作为成年人,应当具备安全通行的基本常识,其驾驭电动自行车应当注意自身安全,而原告驾驶非机动车行驶在机动车道路,显然不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对非机动车通行的规定,并且原告对前方道路的地面情况疏于观察,遇有情况处理不当,因此原告自身存在过错,应当对事故负有责任。
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原告姚友民驾驶非机动车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进入机动车道,并且未尽到谨慎驾驶的义务,故应当认定对本事故承担主要责任。被告环卫处作为承担事发路段清洁工作的直接义务人,该事发路段属于人流密集处,理应加强保洁工作和制定相应的保洁制度,并在每次巡回保洁结束之后保存相应的记录。被告环卫处在庭审中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根据规定完成保洁义务,故环卫处应当对事故承担次要责任。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过失大小及事故发生的原因力比例,酌定环卫处对原告受伤产生的合理损失承担20%的赔偿责任,原告姚友民自负80%的责任。
针对第四个争议焦点:关于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出院记录等相关证明,认定医疗费13342.74元;关于误工费,根据法医学鉴定意见,确定原告姚友民误工时间从受伤之日至定残前一天为6.5个月,原告受伤后其所在单位按原告收入1900元/月的75%向原告发放病假工资1425元,故原告因误工而实际减少的收入为3087.50元(6.5个月×每月475元/月);关于护理费,根据法医学鉴定意见确定的护理人数和护理期限,参照当地护工人员的劳务报酬每日53元的标准计算,认定护理费7314元(18天×2人/天×53元/天+102天×1人/天×53元/天);关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鉴于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在原告自身,原告要求被告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不符合相关规定,依法不予支持。原告受伤产生的合理损失为:医疗费13342.7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24元、营养费540元、护理费7314元、误工费3087.50元、残疾赔偿金52682元、二次手术费6000元、交通费200元、鉴定费960元,合计84450.24元,由被告环卫处承担原告合理损失的20%即16890元,其余损失由原告自负。
综上,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东台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3年2月21日判决如下:
一、被告东台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赔偿原告姚友民受伤产生的各项损失16890元;
二、驳回原告姚友民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姚友民不服,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判决城管局不承担责任错误,判决环卫处仅承担20%的赔偿责任有失公正。城管局和环卫处未尽到管理注意义务,应当判决两单位承担不低于50%的赔偿责任。1.根据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第十项的规定,车辆行驶中的抛洒滴漏污染道路的,城管局应当纠正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作出处罚。城管局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未能提供路政巡查记录,其在管理中存在明显瑕疵。2.环卫处未能提供对城市道路养护清洁记录,不能够证明其已经按照城市道路的日常清洁标准及频率来清洁事故路面。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合理损失审查有误。上诉人的误工工资不仅仅是每月工资的25%,还包括上诉人的月奖金及满勤奖、年终奖。上诉人的精神抚慰金也应当依法予以支持。三、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承担的诉讼费比例错误。上诉人在一审中仅主张了总损失的50%,诉讼费也是按照总损失的50%缴纳的,一审法院判决第二被上诉人承担总损失的20%的赔偿责任,却只承担诉讼费的20%,明显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上诉人环卫处不服一审法院的判决,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认定上诉人姚友民跌倒是因为路面遗有油污且有水,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民诉法及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当事人对其提供的诉求有举证的义务。而本案中,一审法院仅凭姚友民的陈述、存有瑕疵的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证明、现场照片就认定案件缺乏依据。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1.一审法院将姚友民私自委托的鉴定机构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作为证据使用,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环卫处有特殊地位,在类似判决中有不承担民事责任的案例,可一审法院对此只字不提,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或将案件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城管局答辩称:城管局是政府职能部门,目前主要职责是管理城市、纠正违法行为,履行的是行政处罚职能,本案中城管局没有过错,依法不应承担民事责任,故一审判决就城管局的责任认定,并无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姚友民对我单位的上诉请求。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姚友民向法院提供了一份盐城世纪联华超市有限公司东台店的证明,内容为:由于姚友民2011年休病假69天,2012年休病假60天,按公司规定免发2011年和2012年两年一次性奖金,奖金额是一月的档案工资。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认定的事实。
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上诉人环卫处和城管局是否应当对案涉事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二、上诉人姚友民自身应承担的责任比例以及可以获得赔偿数额应如何确定。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上诉人姚友民在一审中为证明其跌倒受伤的原因,向一审法院提供东台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的证明以及事故现场的照片,从现场照片反映的情况看,路面油污痕迹明显、洒水痕迹未干,姚友民本人蹲坐在事故现场。上诉人环卫处对姚友民跌倒是否是因为路面遗有油污且有水提出质疑,但除其口头提出的异议外,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推翻姚友民提出的证据,因此一审认定姚友民驾驶电动自行车滑倒受伤系道路上存在油污引起有事实依据。根据《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三条之规定,道路出现毁损、污染的,所有权人或者维护管理单位应当及时维修、更换或清洗。从本案的诉讼主体看,环卫处应是直接的维护管理单位。事故发生地的道路保洁等级为二级,属于应当巡回保洁的路段。环卫处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未能提供具体的巡回保洁制度,未能提供事发当天进行巡回保洁的具体记录,不能够证明其已经按照城市道路的日常清洁标准及频率来清洁事故路面。现场照片也已经证明环卫处未能根据要求履行保洁义务。因此,环卫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城管局并非道路清洁的直接维护管理单位,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二,作为承担路面巡回清洁义务的环卫处应当根据路面的实际状况制定相应的巡查频率及保洁制度。从事故发生的地点看,该路段保洁等级为二级,属于人流量较多路段;从事故发生的时间看,上午9点属于路面人流量较多的时间段;从本案现场照片反映的情况看,油污面积非常明显且在道路交叉路口,因此,一审判令环卫处承担20%的责任,姚友民承担80%的责任,责任比例分配明显不当。据此,法院将责任比例调整为环卫处承担40%的责任,姚友民自身承担60%的责任。
在损失数额的认定上,上诉人环卫处认为上诉人姚友民提供的法医学鉴定是其单方委托鉴定,不能作为确定损失的依据,但其未能举证证明该鉴定结论存在明显不当之处,故可以以该鉴定结论作为确定赔偿的依据。姚友民主张其损失包括按公司规定免发2011年和2012年两年一次性奖金。法院认为,奖金是单位对其员工在综合考评之后给予的奖励,其涉及的因素较多,姚友民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损失与案涉事故间存在完全的因果关系。一审根据姚友民受伤前直接的工资损失确定赔偿依据,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上诉人姚友民因路面油污致其在驾驶电动车时滑倒受伤,上诉人环卫处作为直接承担道路清洁义务的维护管理单位应当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环卫处认为其不应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姚友民要求被上诉人城管局承担责任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对案涉纠纷责任比例分配不当,依法予以改判。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法院依法判令环卫处承担40%的赔偿责任,其赔偿数额为84450.24元×40%=33780元(精确到个位数)。据此,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东台市人民法院(2012)东民初字第1043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即驳回姚友民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变更东台市人民法院(2012)东民初字第1043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为:东台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赔偿姚友民受伤产生的各项损失337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伏恒生等诉连云港开发区华源市政园林工程公司工伤待遇赔偿纠纷案
公报案例 · (2011)港民初字引104号 ·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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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恒生等诉连云港开发区华源市政园林工程公司工伤待遇赔偿纠纷案
【裁判摘要】
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企业内退人员,在与原用人单位保留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到另一单位从事劳动、接受管理的,劳动者与新用人单位之间的用工关系为劳动关系。劳动者在新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发生工伤事故的,新用人单位是工伤保险责任的赔偿主体,应由其承担工伤待遇赔偿的各项义务。
原告:伏恒生(伏运山父亲),男,88岁,住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
原告:张正花(伏运山妻子),女,60岁,住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
原告:伏彩军(伏运山之子),男,34岁,住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
被告:连云港开发区华源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开发区黄河路。
原告伏恒生、张正花、伏彩军因伏运山与被告连云港开发区华源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源公司)发生工伤待遇赔偿纠纷,向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伏恒生、张正花、伏彩军诉称:三原告亲属伏运山于2006年8月份至被告处从事环卫保洁,2008年12月14日,伏运山在打扫卫生时遭受交通事故受伤。2011年8月30日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了连人社工伤开认字〔2011〕第98号工伤认定书,认定伏运山受伤部位及伤情为工伤。2012年3月27日,连云港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评定伏运山工伤伤残等级为五级。原告于2013年3月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仲裁委于2014年9月28日作出第2013-027号终止审理确认书。请求判决被告支付三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等费用及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工资、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合计161 365元,庭审中原告变更要求赔偿项目要求被告赔偿:停工留薪期工资43 700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4 642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69 119.4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4 109元,合计151 570.4元。
被告华源公司辩称:伏运山是盐场工人,享有社保,内退期间至被告处工作,被告无法为其交纳社保,原、被告间应属雇佣关系。本起案件已过诉讼时效。
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08年12月14日三原告的亲属伏运山在被告华源公司从事工作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受伤。2009年12月15日,伏运山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其与被告间存在劳动关系,该委以2010-023号案件终止审理确认书确认终止该案审理。伏运山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以(2011)港民初字引1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伏运山与被告间自2006年8月起至2010年6月止存在劳动关系。且该判决书已经二审维持原判。伏运山于2011年8月30日被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确认系工伤并经连云港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工伤五级。伏运山于2013年3月22日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工伤赔偿,该委于2014年9月28日以第2013-027号案件终止审理确认书终止对该案件审理工作。2013年12月9日伏运山因病死亡。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三原告申请变更诉讼主体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同时查明,伏运山1955年6月23日出生,原告伏恒山系其父亲,原告张正花系其妻子,原告伏彩军系其之子。伏运山因同一起交通事故向侵权人提起民事赔偿,于2009年6月24日评残。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以(2009)港民一初字第084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原告误工期自伤起至评残前一日。
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本案伏运山一直在主张权利,故本案并未过诉讼时效。企业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内退人员与新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为劳动关系。即使内退职工的原用人单位为其缴纳了工伤保险费,新用人单位亦应自用工之日起为职工办理工伤保险的转移手续并续缴工伤保险费,从而实现分散企业用工风险和保护工伤职工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新用人单位未履行该法律义务,劳动者在该单位工作期间发生工伤事故的,依法应当由实际用人单位承担工伤待遇赔偿的法律义务。伏运山与被告华源公司自2006年8月至2010年6月存在劳动关系已经由(2011)港民初字第01014号生效民事判决予以确认,伏运山于2008年12月14日在被告从事卫生保洁工作时发生交通事故受伤,被告依法应对伏运山因工伤产生的各项待遇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伏运山受伤后经连云港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认定为工伤同时经鉴定为五级伤残,法院予以确认。对伏运山申请仲裁和各项费用,法院认定如下:一、停工留薪期工资43 700元。伏运山停工留薪期经(2009)港民一初字第084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自伤起至评残前一日(伏运山于2009年6月24日评残)。伏运山主张按12个月计算未能举证,不予采信。2008年连云港市社保缴费基数为1369元,伏运山停工留薪期工资应为8670元(6月×1369元/月+1369元/30天×10天)。二、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4 642元。根据伏运山伤残五级,伏运山一次伤残补助金为24 642元。三、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69 119.4元。伏运山与被告于2010年解除劳动关系,故应按2009年连云港市当地职工平均工资28 212元/年计算其工伤医疗补助金,根据统计数据当地人口平均寿命为76周岁,伏运山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应为69 119.4元(21年×1.4月/年×28 218元/12月)。四、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4 109元。伏运山于2010年6月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已超过55周岁,应给予六个月当地职工平均工资,应以2009年连云港当地职工平均工资28 212元/年计算,故对三原告主张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4 109元(6月×28 212元/12月)予以支持。
综上,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4年12月20日作出判决:
被告华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伏恒生、张正花、伏彩军工伤赔偿金合计116 084.4元。
华源公司不服,向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1. 伏运山属于雇工,其交通事故已获赔偿,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2. 原审认定赔偿项目和数额错误。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或发回重审。在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的听证过程中,华源公司补充四点意见:(1)2008年连云港市的社保缴费工资基数是890元,而非1369元,原审停工留薪期的工资计算错误;(2)伏运山月工资为800元左右,原审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计算错误;(3)根据最新解释,自2015年6月1日起没有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这一项;(4)伏运山已经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故不应给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被上诉人伏恒生、张正花、伏彩军辩称:1.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2. 上诉人华源公司并无证据证明2008年连云港市社保缴费工资基数为890元,原审中上诉人已经提交证据证明是1369元;3. 上诉人主张的关于没有一次性医疗补助金的规定自今年起执行,本案工伤发生在几年前,该规定不适用本案;4. 伏运山达到退休年龄不享受就业补助金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不能成立;5. 原审认为上诉人提交的关于伏运山工资的证据不具有客观性,故没有认可上诉人的主张。请求维持原判。
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上诉人华源公司并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本条例所称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一审法院关于2008年社保缴费工资基数的认定及相应工伤保险待遇的计算数额均无不当。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5年7月3日作出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梁介树诉南京乐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公报案例 · (2011)第1247号 ·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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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介树诉南京乐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裁判摘要】
患有癌症、精神病等难以治疗的特殊疾病的劳动者,应当享受24个月的医疗期。医疗期内劳动合同期满,劳动合同应当延续至医疗期满时终止。用人单位在医疗期内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起诉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撤销用人单位的解除或者终止通知书。
原告:梁介树,男,19岁,住江苏省滨海县通榆镇西沙村。
被告:南京乐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莱茵达路。
法定代表人:张景春,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梁介树因与被告南京乐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府餐饮公司)发生劳动争议,向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梁介树诉称:2009年11月18日原告进入被告乐府餐饮公司从事餐饮服务工作,后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09年12月1日起至2011年11月30日止,劳动合同由被告保管。因在被告处每天工作时间长,劳累过度,其在2010年5月初突然发病,经医院诊断为肾病综合症--足细胞病肾病(尿毒症)。2011年3月7日,被告将劳动合同终止日期私自更改为2010年11月30日,并以医疗期满为由终止双方劳动合同。其所患疾病应当是大病,依法应当享受24个月的医疗期。在医疗期内,被告终止双方的劳动合同属终止不当。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 撤销被告2011年3月7日作出的劳动合同终止告知书,保持与被告的劳动合同关系;2. 被告支付2011年3月至11月病假津贴8208元(1140元/月×9个月×80%)以及医疗期工资27360元(1140元/月×24个月),总计35568元。
被告乐府餐饮公司辩称: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自2009年12月1日起至2010年11月30日止,我公司并未更改劳动合同的终止期限。原告梁介树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所患疾病严重程度等同于瘫痪、癌症、精神病等大病,不应当享有24个月的医疗期。按照原告的工作年限,其依法应当享有的医疗期为3个月,故其在2011年3月7日终止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的,不应当撤销。请求法院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原告梁介树于2009年11月18日入职被告乐府餐饮公司工作,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梁介树于2010年5月初生病,经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诊断为足细胞病,其后一直休病假,乐府餐饮公司向梁介树支付病假工资至2011年2月份。2011年3月7日,乐府餐饮公司以其已经将劳动合同期限顺延至医疗期满为由,通知梁介树终止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2011年6月7日,梁介树向南京市江宁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江宁区仲裁委)申请仲裁。2011年7月11日,江宁区仲裁委作出宁宁劳仲案字(2011)第1247号仲裁裁决书,后梁介树不服前述裁决书于法定期限内向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原告梁介树所患足细胞病为肾病综合症的一种,是肾脏足细胞病变。尿毒症是慢性肾功能不全(又称慢性肾功能衰竭)第四期(也即最后阶段),慢性肾功能不全是各种进展性肾病的最终结局。足细胞病是导致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病因之一。2011年11月,梁介树因病情复发至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治疗,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向梁介树出具病重通知单。治疗中,病程记录亦多次提及梁介树病情严重,随时可能出现猝死,危及生命。
又查明,2011年2月起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为1140元每月。
审理中,被告乐府餐饮公司未能提供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梁介树持有所签合同原件。乐府餐饮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复印件中,关于劳动合同期限处载明的期限为2009年12月1日至2010年11月30日,“2010年”处有改动的痕迹。另乐府餐饮公司提供于2010年10月22日在江宁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备案的录用备案花名册及职工录用登记表,录用备案花名册及职工录用登记表记载梁介树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09年12月1日至2010年11月30日。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原告梁介树应当享受的医疗期的期限。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劳动合同期满,劳动合同应当延续至医疗期满时终止。关于原告梁介树应当享受的医疗期问题,因其所患疾病病情严重,难以治疗,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应属特殊疾病,不受实际工作年限的限制,故梁介树应当享受的医疗期为24个月。关于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终止日期问题,因乐府餐饮公司未能提供劳动合同原件,提供的复印件截止日期“2010年”处有改动痕迹,且录用备案花名册及职工录用登记表备案时间又在梁介树生病之后,故对乐府餐饮公司陈述双方劳动合同期限至2010年11月30日终止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对梁介树陈述双方劳动合同终止日期为2011年11月30日的主张法院予以采信。梁介树与乐府餐饮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在2011年11月30日期满,但该日期仍在梁介树享有的医疗期内,故劳动合同应当延续至医疗期满。在医疗期内被告乐府餐饮公司终止与梁介树的劳动合同,违反了法律规定,因此乐府餐饮公司于2011年3月7日作出的劳动合同终止告知书无效,应予撤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停止劳动,且在国家规定医疗期内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工资分配制度的规定,按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向劳动者支付病假工资。原告主张的其他费用没有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五条、《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1年11月30日判决:
一、撤销被告乐府餐饮公司于2011年3月7日作出的《劳动合同终止告知书》。
二、被告乐府餐饮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向原告梁介树支付2011年3月1日至2011年11月30日的病假工资8208元。
三、被告乐府餐饮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每月以南京市最低月工资标准的80%向原告梁介树支付病假工资(自2011年12月起至双方劳动关系依法解除、终止)。
四、驳回原告梁介树的其他诉讼请求。
乐府餐饮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程序不当。在劳动仲裁审理期间和原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时法庭辩论终结前,梁介树一直认可其公司作出的《劳动合同终止告知书》。在原审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本案时梁介树变更诉讼请求,提出“终止劳动关系不当、维持劳动关系”的主张,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二、原审判决撤销《劳动合同终止告知书》错误。梁介树在南京市江宁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宁宁劳仲案字(2010)第2265号劳动争议案件时,对于其公司出示的截止期限为“2010年11月30日止”的劳动合同没有任何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五项规定,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其公司无须提供所谓的劳动合同的原件。梁介树目前的病情,尚不构成尿毒症,应享受3个月的医疗期,不应享受24个月的医疗期。其公司于2011年3月终止劳动合同合法。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其公司支付梁介树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及2011年3月病假工资。
被上诉人梁介树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裁决。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二审另查明,被上诉人梁介树在仲裁阶段提出的请求是:上诉人乐府餐饮公司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280元、2011年3月至11月的病假津贴8208元、医疗期工资6840元、医疗补贴费20520元、补缴社会保险至2011年11月、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2011年8月10日,梁介树向原审法院递交起诉状的诉讼请求是:1. 因乐府餐饮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不当,支付其共计37848元,包括终止合同经济补偿金2280元、2011年3月至11月病假津贴8208元、医疗期工资20520元;2. 乐府餐饮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至2011年11月;3. 乐府餐饮公司为其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转移手续。2011年9月6日,原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第一次庭审,梁介树将医疗期工资变更为27360元,其他请求同起诉状。2011年11月6日,原审法院将本案适用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2011年11月15日,梁介树向原审法院书面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判令:乐府餐饮公司终止劳动关系不当,维持双方的劳动关系;放弃主张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2280元。其他诉讼请求不变更。2011年11月22日,原审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庭审(乐府餐饮公司放弃举证期),梁介树当庭表示放弃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的请求。南京市江宁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0年11月3日作出的宁宁劳仲案字(2010)第2265号仲裁裁决中没有确认梁介树、乐府餐饮公司之间劳动合同的期限是2009年12月1日至2010年11月30日。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仍是:被上诉人梁介树应当享受的医疗期的期限。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被上诉人梁介树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变更诉讼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6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依据梁介树最终明确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判决,程序并无不当。关于劳动合同到期日问题。梁介树、上诉人乐府餐饮公司均认可签订过劳动合同,乐府餐饮公司未能提供劳动合同原件,其提供的劳动合同复印件载明,双方于2009年11月18日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形式上记载的期限是2009年12月1日至2010年11月30日,在“2010年”的顺数第二个“0”有改动的痕迹。2010年10月22日,乐府餐饮公司持该劳动合同向南京市江宁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备案。梁介树认为劳动合同的到期日应为2011年11月30日,乐府餐饮公司认为劳动合同的到期日为2010年11月30日。鉴于乐府餐饮公司未能提供劳动合同原件,劳动合同复印件中有关期限的内容存在改动,且合同备案时间又是在梁介树病休之后、乐府餐饮公司主张的劳动合同期限即将到期之时,乐府餐饮公司主张到期日为2010年11月30日,证据不足。乐府餐饮公司上诉称南京市江宁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宁宁劳仲案字(2010)第2265号仲裁裁决确认劳动合同期限是2009年12月1日至2010年11月30日,没有事实依据。关于医疗期问题。原审法院根据梁介树的病情,认定病情严重,属特殊疾病,应当享受24个月的医疗期,符合原劳动部劳部发〔1995〕236号《关于贯彻〈企业职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的通知》的内容。梁介树患病尚在规定的医疗期内,劳动合同的期限应自动延续至医疗期届满为止。乐府餐饮公司于2011年3月7日通知梁介树劳动合同终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综上,上诉人乐府餐饮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据此,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2年2月20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人民政府诉蒋荣祥等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公报案例 · (2011)松刑初字第1222号 ·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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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人民政府诉蒋荣祥等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裁判摘要】
我国对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实行污染者依法负责的原则。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进口者、使用者对其产生的危险废物依法承担污染防治责任,应向环保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以及处置等资料,同时应按照国家规定交由有相应处理危险废物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危险废物产生者未依法申报危险废物的具体情况,擅自委托不具备处理危险废物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处理危险废物的,属于违反污染防治责任的行为。因上述违法行为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危险废物的产生者对于相关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放任的故意,不能以其并非直接的环境污染侵权人为由免除法律责任,又由于危险废物产生者的擅自委托行为系环境污染事故的必要条件,故应与危险废物的实际处理者承担连带责任。存在多个生产者的,可结合各自违法处理危险废物的数量以及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等因素分担责任。
原告: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政府路1号。
被告:蒋荣祥,男,58岁,户籍所在地:上海市闵行区宾川路200弄33号203室,现于上海市五角场监狱服刑。
被告:董胜振,男,28岁,户籍所在地:山东省东平县戴庙乡董那里村132号,现于上海市松江区看守所服刑。
被告:上海佳余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沪南公路7806号-1。
被告:浩盟车料(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四团镇川南奉公路8553号。
被告:上海日新热镀锌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泰日镇奉泰经济开发区。
原告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叶榭镇政府)因与被告蒋荣祥、董胜振、上海佳余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余公司)、浩盟车料(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盟公司)、上海日新热镀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新公司)发生水污染责任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叶榭镇政府诉称:2011年2月,原告发现叶榭镇红先河周边水质、土壤、植被受严重污染,红先河河水有异味、水质变黄、河道旁小动物无故死亡,生态环境受到破坏。2011年3月27日晚叶榭镇派出所发现被告董胜振正将其驾驶的号牌为豫P28879槽罐车中的工业废酸排放至红先河南侧100米处的雨水井中,并将董胜振抓获。经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11年2月至3月期间,被告蒋荣祥指派其驾驶员董胜振将从被告佳余公司、浩盟公司、日新公司收集的六车废酸倾倒在叶榭镇红先河内,造成红先河严重污染。为此,蒋荣祥、董胜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和一年三个月。佳余公司、浩盟公司、日新公司分别被上海市环境保护局罚款人民币46万元(以下币种同)、16万元、16万元。
本次污染事故发生后,为及时妥善处置各类污染物,避免造成二次污染,恢复河道原有的功能和生态,原告叶榭镇政府拨款并委托叶榭镇水务管理部门负责对污染河道进行了治理。治理工程完毕后,经审价确认治理河道污染原告实际共支出887266元。
综上,原告叶榭镇政府认为被告蒋荣祥、董胜振违法将工业废酸倾倒至红先河内,造成本次污染事故,应当对原告由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佳余公司、浩盟公司、日新公司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将危险废物提供或委托无经营许可证的蒋荣祥处置,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要求判令蒋荣祥、董胜振、佳余公司、浩盟公司、日新公司连带赔偿原告为治理红先河污染而产生的经济损失887266元、律师费74981元,合计962247元。
被告蒋荣祥辩称:被告董胜振系其雇佣的驾驶员,董胜振是根据其指定的地点倾倒废酸,对本起污染事故其负有一定的责任,对原告叶榭镇政府为此产生的损失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其实际无经济赔偿能力。
被告董胜振辩称:其系被告蒋荣祥雇佣的驾驶员,从被告佳余公司、浩盟公司、日新公司收集的六车废酸是按照蒋荣祥的要求倾倒在红先河南侧100米处的雨水井中。对于本案纠纷希望法院依法处理。
被告佳余公司辩称:其与被告蒋荣祥间存有盐酸买卖关系,蒋荣祥称有单位需要废酸,故将其公司的废酸委托蒋荣祥处理。对于蒋荣祥实际将废酸随意倾倒的行为,其既不知情也无法掌控,其未直接参与倾倒废酸,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浩盟公司辩称:1.从诉讼主体上看,河道的管理者应当是水务部门,叶榭镇政府作为原告起诉不当;同时刑事判决书已经明确污染者是被告蒋荣祥、董胜振,故其他人也不应作为被告。2. 从实体上看,其与被告佳余公司系盐酸买卖关系,佳余公司同时承诺负责处理废酸,当时佳余公司还向其提供了上海浦东解放化工厂的危险物经营许可证,故其同意将废酸交付佳余公司处理并无不当;佳余公司实际将废酸交付蒋荣祥处理与其无关,故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日新公司辩称:其与被告蒋荣祥、董胜振之间无直接关系,其与被告佳余公司间存有盐酸买卖关系,佳余公司同时回购其生产而产生的废酸,佳余公司如何处理废酸与其无关,故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叶榭镇政府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供了如下证据:
1.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1)松刑初字第1222号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蒋荣祥指使被告董胜振将从被告浩盟公司、佳余公司、日新公司运出废酸倾倒至原告境内红先河的雨水井中;
2. 上海市环保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三份,证明被告佳余公司、浩盟公司、日新公司在本次污染事故发生后,分别被上海市环境保护局进行行政罚款的事实;
3. 被告蒋荣祥、董胜振在公安部门的讯问笔录,证明被告佳余公司、浩盟公司、日新公司将废酸交给蒋荣祥处理的事实,同时证明2011年2月至3月期间,董胜振在蒋荣祥的指使下倾倒在原告境内流向红先河的雨水井中六车废酸,分别来源于浩盟公司4车、日新公司1车、佳余公司1车;
4. 公安机关询问被告佳余公司、浩盟公司、日新公司等工作人员的笔录,证明上述被告均知道佳余公司、蒋荣祥均没有危险物经营许可证;
5. 治理河道工程合同、下水道污泥清理合同、工程监理合同、咨询合同、施工补偿合同、治理工程审价报告、付款凭证、发票,证明治理本次污染事故原告叶榭镇政府实际产生经济损失887266元;
6. 预付拨款凭证、付款凭证、发票,证明治理污染的费用系由原告叶榭镇政府通过财政拨款至叶榭水务站予以支付的;
7. 聘用律师合同、律师收费发票,证明本案原告叶榭镇政府支付律师费74981元;
被告蒋荣祥、董胜振、佳余公司对原告叶榭镇政府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要求法院依法审查。
被告浩盟公司对原告叶榭镇政府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同时认为根据上述证据1-4更能证明本次污染事故是由被告蒋荣祥、董胜振实施,其公司的废酸是交由被告佳余公司处理的事实;根据证据5显示治理污染的费用并非都是原告支付;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缺乏法律依据。
被告日新公司对原告叶榭镇政府提供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行政处罚是对收集废酸行为的处罚,与治理污染而产生的损失无关联性,故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针对上述被告的质证意见,原告叶榭镇政府认为治理污染的费用大部分均由原告拨款支付,其中的勘察设计费35000元确由上海市松江区水务局垫付,因上海市松江区水务局系松江区叶榭水务管理局上级主管单位,当时勘察设计是由上海市松江区水务局委托相关单位去设计,故由其代原告支付,之后该费用由原告承担,原告自行与其结算。同时提交了上海市松江区水务局的情况说明(证据8),证明勘察设计费35000元由上海市松江区水务局垫付,之后由原告承担。故原告作为损失的承担者可以成为本案原告。
对于原告叶榭镇政府提供的证据8,被告董胜振、佳余公司、日新公司不持异议;被告浩盟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其认为该费用应由上海市松江区水务局另行主张。
被告浩盟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供了上海浦东解放化工厂的废物经营许可证(系复印件),证明该许可证是当时被告佳余公司提供给浩盟公司,为此浩盟公司确信佳余公司其派人收集废酸是合法的。
原告叶榭镇政府对被告浩盟公司提供的上海浦东解放化工厂的废物经营许可证认为,从形式上看该许可证的有效期至2006年6月,已不具有合法性。同时认为该证据证明了被告浩盟公司明知被告佳余公司无危险物经营许可证。
被告董胜振对被告浩盟公司提供的废物经营许可证不知情。
被告佳余公司否认向被告浩盟公司提供过上海浦东解放化工厂的废物经营许可证。
被告日新公司对被告浩盟公司提供的废物经营许可证无异议。
根据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意见,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认证意见如下:对于原告叶榭镇政府提供的证据1-8,因五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经法院审查,法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被告浩盟公司提供的上海浦东解放化工厂的废物经营许可证,因该证据系复印件,从形式上看不在有效期内,同时被告佳余公司也否认曾向浩盟公司提供该证据,故法院难以认定该证据的真实性,同时该证据与本案也不具有关联性。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查明:
一、被告佳余公司与被告浩盟公司、日新公司存有盐酸买卖关系,同时浩盟公司、日新公司委托佳余公司处理生产后产生的废酸,佳余公司委托没有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被告蒋荣祥从上述被告公司运输和处理废酸,蒋荣祥从上述被告公司获得给予每车每吨一定金额的费用。2011年2月至3月期间,蒋荣祥多次指派其雇佣的驾驶员被告董胜振将从佳余公司收集的1车、从浩盟公司收集的4车、从日新公司收集的1车,共计六车废酸倾倒至叶榭镇叶兴路红先河桥南侧100米处西侧的雨水井中,导致废酸经雨水井流入红先河,造成红先河严重污染。
二、本次污染事故发生后,原告叶榭镇政府为治理污染,拨款并委托松江区叶榭水务管理站对污染河道进行治理。治理完毕后又委托了上海市云间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治理污染的费用进行了审计,经审计确认红先河河道污染治理工程款为714066元、清理管道污染淤泥工程
款为25000元、土地征用及迁移补偿费为75800元、勘察设计费为35000元、合同公证及工程质量监理费为27700元、审计费9700元,合计887266元。其中勘察设计费为35000元系由上海市松江区水务局垫付,但该局明确该费用应由原告承担,对此原告不持异议。
三、因本次污染事故,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对被告佳余公司处以行政罚款46万元、对被告浩盟公司、日新公司各处以行政罚款16万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的主体是否适格;二、被告蒋荣祥、董胜振应承担的责任;三、被告佳余公司、浩盟公司、日新公司是否应就本案发生的污染事故所产生的损失承担相应连带赔偿责任。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认为:
一、关于原告叶榭镇政府的主体适格问题。
根据《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三款的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和乡(镇)水利机构按照职责权限,负责乡(镇)管河道的管理;……。”,故本案中原告叶榭镇政府作为被污染镇管河道的主管单位,有权对污染河道进行治理,也有权作为原告主体进行诉讼,故原告的主体资格是适格的。
二、关于被告蒋荣祥、董胜振应承担的责任问题。
本案系环境污染侵权纠纷,审理中被告蒋荣祥、董胜振对他们的违法行为不持异议,在民事赔偿方面希望法院依法处理。蒋荣祥以营利为目的,在没有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指派其雇佣的驾驶员董胜振将废酸倾倒至原告叶榭镇政府境内通向红先河的雨水井中,造成红先河严重污染,其行为已构成违法,在其承担了刑事责任的同时,还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蒋荣祥应当赔偿原告因治理污染而产生的经济损失887266元。
被告董胜振虽为被告蒋荣祥雇佣的驾驶员,但其对未经处理的废酸倾倒至雨水井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应当具有明显的预见能力,然其并未能对此不法行为及时予以提醒或制止,而是盲目的听从蒋荣祥的指派,故意将废酸倒入雨水井中导致红先河严重污染,因此,董胜振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应当与其雇主蒋荣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关于被告佳余公司、浩盟公司、日新公司应承担的责任。
被告佳余公司、浩盟公司、日新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废酸属于危险废物,上述三公司在处理该危险废物时,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相关规定,向当地的环保主管部门申报上述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以及处置等的资料,同时应按照国家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并经有权审批的环保主管部门批准同意转移的情况下,交由有相应处理危险废物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而上述三公司均没有如实向当地环保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具体情况,亦未按照国家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并取得有权审批的环保主管部门批准转移的同意,擅自处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酸。其中浩盟公司、日新公司明知佳余公司不具备处理危险废物的经营资格而委托其处理废酸,佳余公司未审查被告蒋荣祥是否具备运输、排放以及处理危险废物的经营资格,擅自将其公司以及浩盟公司、日新公司的废酸委托蒋荣祥个人处理的行为,使国家对上述三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失去监管和控制,与此后蒋荣祥指派被告董胜振将未经处理的废酸倒入雨水井而导致红先河严重污染的行为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佳余公司、浩盟公司、日新公司对本次污染事故具有重大过错,理应与蒋荣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时法院综合上述三公司运出倾倒在原告叶榭镇政府境内的废酸数量及佳余公司在本次事故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酌情确定对损害后果由浩盟公司承担65%的连带赔偿责任,佳余公司承担20%的连带赔偿责任、日新公司承担15%的连带赔偿责任。
另对于原告叶榭镇政府要求五被告承担律师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于2012年6月28日判决如下:
一、被告蒋荣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人民政府各项经济损失887266元;
二、被告董胜振对上述判决中被告蒋荣祥应当赔偿的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被告上海佳余化工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判决中被告蒋荣祥应当赔偿的款项承担20%的连带赔偿责任;
四、被告浩盟车料(上海)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判决中被告蒋荣祥应当赔偿的款项承担65%的连带赔偿责任;
五、被告上海日新热镀锌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判决中被告蒋荣祥应当赔偿的款项承担15%的连带赔偿责任。
六、驳回原告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人民政府要求五被告赔偿律师费74981元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韶关市汇丰华南创展企业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环境工程装备总公司、广东省环境保护工程研究设计院合同纠纷案
公报案例 · (2011)民再申字第84号 · 2011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在计算实际损失数额时,应当以因违约方未能履行双方争议的、含有违约金条款的合同,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为基础进行计算,将合同以外的其他损失排除在外。对于一方当事人因其他合同受到的损失,即使该合同与争议合同有一定的牵连关系,也不能简单作为认定争议合同实际损失的依据。
对于前述司法解释中“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规定应当全面、正确地理解。一方面,违约金约定是否过高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予以判断,“百分之三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标准;另一方面,前述规定解决的是认定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标准,不是人民法院适当减少违约金的标准。因此,在审理案件中,既不能机械地将“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情形一概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也不能在依法“适当减少违约金”数额时,机械地将违约金数额减少至实际损失的百分之一百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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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汇丰华南创展企业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环境工程装备总公司、广东省环境保护工程研究设计院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在计算实际损失数额时,应当以因违约方未能履行双方争议的、含有违约金条款的合同,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为基础进行计算,将合同以外的其他损失排除在外。对于一方当事人因其他合同受到的损失,即使该合同与争议合同有一定的牵连关系,也不能简单作为认定争议合同实际损失的依据。
对于前述司法解释中“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规定应当全面、正确地理解。一方面,违约金约定是否过高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予以判断,“百分之三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标准;另一方面,前述规定解决的是认定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标准,不是人民法院适当减少违约金的标准。因此,在审理案件中,既不能机械地将“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情形一概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也不能在依法“适当减少违约金”数额时,机械地将违约金数额减少至实际损失的百分之一百三十。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1)民再申字第84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原被申诉人):韶关市汇丰华南创展企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风度中路亿和广场C座906号。
法定代表人:邱招良,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原申诉人):广东省环境工程装备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省农机公司综合楼5楼。
法定代表人:胡继波,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原申诉人):广东省环境保护工程研究设计院。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省农机公司综合楼5楼。
法定代表人:胡继波,该院院长。
申请再审人韶关市汇丰华南创展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广东省环境工程装备总公司(以下简称环境装备公司)、广东省环境保护工程研究设计院(以下简称环保设计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1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汇丰公司申请再审称:1.涉案《协议书》签订的背景是环境装备公司、环保设计院不履行其与汇丰公司签订的《EPC总承包合作合同书》,涉案《协议书》虽约定了双倍违约金条款,但相对于《EPC总承包合作合同书》来看,违约金仅仅是总工程款的百分之三,是较低而且合理的惩罚金额。同时,双倍违约金条款是约束合同双方当事人而非仅仅约束一方当事人的,如果汇丰公司违约,也应按合同承担相应的违约金责任,不存在合同双方地位不平等、合同显失公平的问题。2.从涉案《协议书》约定的违约金的性质和目的看,双倍违约金是为保证合同履行的惩罚性违约金,不违反法律规定,不应予以调整。3.汇丰公司是守约方,环境装备公司、环保设计院违约,给汇丰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汇丰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认为:关于涉案《协议书》中约定的违约金数额,人民法院能否予以调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在合同法对于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是否过高没有明确的标准,一审法院审理时也没有相应司法解释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根据案情在法律的范畴内作出判决系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自2009年5月13日起施行,该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根据前述规定,违约金具有补偿性和惩罚性双重性质,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高于实际损失的违约金。但从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一般可以认定为过高来看,违约金的性质仍以补偿性为主,以填补守约方的损失为主要功能,而不以严厉惩罚违约方为目的。过高的违约金约定可能与公平原则存在冲突,在某些情况下还存在诱发道德风险的可能。因此,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调整。
关于涉案《协议书》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是否过高的问题。确认约定的违约金数额是否过高,根据合同法、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的规定,应以实际损失数额为确认的基础。对于前述规定中的“实际损失”,应当全面、正确地理解。在计算实际损失数额时,应当以因违约方未能履行双方争议的、含有违约金条款的合同,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为基础进行计算,将合同以外的其他损失排除在外。对于一方当事人因其他合同受到的损失,即使该合同与争议合同有一定的牵连关系,也不能简单作为认定本合同实际损失的依据。汇丰公司主张,涉案《协议书》虽约定了双倍违约金条款,但相对于《EPC总承包合作合同书》来看,违约金仅仅是总工程款的百分之三,并不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EPC总承包合作合同书》与涉案《协议书》虽有牵连关系,但毕竟是两份不同的合同,在确认因环境装备公司、环保设计院违反涉案《协议书》给汇丰公司造成的实际损失时,不宜以《EPC总承包合作合同书》涉及的总工程金额为基础进行计算。此外,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涉案《协议书》约定环境装备公司、环保设计院支付给汇丰公司156万余元,是因为《EPC总承包合作合同书》未能实际履行。从涉案《协议书》的内容看,前述156万余元款项既包含环境装备公司、环保设计院对汇丰公司前期支出的赔偿,也包含终止合同后对汇丰公司的补偿。因此,汇丰公司以《EPC总承包合作合同书》涉及的总工程金额为标准,确认违约金不高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关于本案是否存在机械办案的问题。对于前述司法解释中“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规定应当全面、正确地理解。一方面,违约金约定是否过高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予以判断,“百分之三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标准;另一方面,前述规定解决的是认定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标准,不是人民法院适当减少违约金的标准。因此,在审理案件中,既不能机械地将“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情形一概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也不能在依法“适当减少违约金”数额时,机械地将违约金数额减少至实际损失的百分之一百三十。本案再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纵观全案情况,一审判决调整违约金数额为环境装备公司、环保设计院迟延支付款项的百分之三十并非机械办案。一方面,一审判决生效时,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尚未公布,一审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调整违约金在自由裁量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环境装备公司、环保设计院虽确实存在迟延付款的情形,但迟延付款1个多月后又履行了付款义务。迟延付款的数额不能直接认定为汇丰公司的实际损失数额。考虑到环境装备公司、环保设计院仅迟延付款1个多月的实际情况,一审判决认定约定支付双倍违约金过高,按照迟延付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十计算违约金,实际上已经对案件的具体情况、汇丰公司的实际损失及环境装备公司、环保设计院的过错程度进行了综合分析,在适用法律方面并无错误之处。故再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
综上,汇丰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韶关市汇丰华南创展企业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王慧君
代理审判员 王展飞
代理审判员 杨 卓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杨立超
【审判长简介】
王慧君高级法官:1962年出生,法学学士。2004年起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邹汉英诉孙立根、刘珍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
公报案例 · (2007)255号 ·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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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汉英诉孙立根、刘珍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
【裁判摘要】
公司法定代表人在组织公司清算过程中,明知公司职工构成工伤并正在进行工伤等级鉴定,却未考虑其工伤等级鉴定后的待遇给付问题,从而给工伤职工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该行为应认定构成重大过失,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作为清算组成员的其他股东在公司解散清算过程中,未尽到其应尽的查知责任,也应认定存在重大过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原告:邹汉英,女,33岁,汉族,无业,住江苏省仪征市真州镇万年村。
被告:孙立根,男,36岁,汉族,原仪征市新威照明电器有限公司股东,住江苏省仪征市红叶小区。
被告:刘珍,女,32岁,原仪征市新威照明电器有限公司股东,住江苏省仪征市红叶小区。
原告邹汉英因与被告孙立根、刘珍发生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向江苏省仪征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邹汉英诉称:原告系原仪征市新威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威电器)的职工,2007年3月23日,原告在公司工作过程中不慎受伤,该伤情经劳动部门认定为工伤,并于2008年6月30日经扬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原告的伤残等级为十级。事故发生后,新威电器支付了原告的全部医疗费及2007年4月17日至7月底的护理费、营养费3180元。2008年2月19日,新威电器申请注销,被告孙立根、刘珍系新威电器股东。现请求判令两被告支付原告的工伤保险待遇,包括一次性伤残补助金6076.8元(1688×60%×6)、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15968.48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7427.2元、停工留薪工资4771.2元、鉴定费280元;共计人民币34523.68元,并互负连带责任,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邹汉英提交以下证据:
1.仪劳社工伤认定(2007)255号工伤认定决定书,扬仪劳鉴通(2008)第33号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证明原告邹汉英所受工伤及工伤等级;
2.原告邹汉英病历一份、出院记录一份、诊疗证明书一份,证明原告遭受工伤后的治疗过程;
3.被告孙立根所写保证书一份,证明事故发生后,孙立根曾经承诺负责处理原告邹汉英的工伤事故,并且在新威电器未注销前是由其负责处理原告工伤事故;
4.协议书一份,内容是关于原告邹汉英在工伤期间的营养费、护理费的解决问题,被告孙立根自2007年4月17日向原告支付30元/天的营养费、护理费,终止时间没有明确,协议上有新威电器的印章,且有孙立根签字;
5.原告邹汉英在工伤前的工资表三份,证明原告的工资低于仪征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6.仪征市工商局查询的新威电器注销的申请表一份,证明被告孙立根、刘珍股东的身份和清算人的身份以及清算时的资产状况。
被告孙立根、刘珍共同辩称:对于原告邹汉英在新威电器工作期间遭受工伤这一事实,被告予以认可;但原告于2008年6月才作出工伤等级鉴定,新威电器则于2008年2月19日登记注销,在此之前已完成清算程序,新威电器解散清算时,原告的工伤保险待遇并未发生,原告的诉求不符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百九十条的前提,故二被告清算注销公司的行为并未损害原告的权益;二被告在公司解散清算过程中,没有过错,原告要求二被告支付工伤待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刘珍对原告的工伤事宜并不知情,不存在过错,故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仪征市人民法院依法组织了质证,被告孙立根、刘珍对原告邹汉英提供的证据1、2、3、6的真实、合法性无异议;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被告无异议,但被告认为,原告受伤出院后休息期间伤口愈合得很好,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是在2008年6月30日即新威电器注销后作出的,公司不可能知道原告所受工伤达到十级伤残;对于证据5,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三份工资表,有两份是原告未出满勤情况下的工资,另一份是出勤25天的工资,不足以证明原告的工资标准低于仪征市的最低标准;被告对于赔偿项目中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中的工资标准有异议,对于其他赔偿项目的计算方法及数额无异议,但认为该费用不应由二被告承担。
仪征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原告邹汉英系新威电器职工,2007年3月23日,原告在公司工作过程中不慎受伤,2007年12月4日,原告的伤情经仪征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事故发生后,新威电器支付了原告的医疗费以及2007年4月17日至7月底的护理费、营养费3180元。
被告孙立根、刘珍系新威电器的股东,该公司经股东会决议解散,于2008年2月19日申请注销。
2008年6月30日,经扬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原告邹汉英的伤残等级为十级。2008年9月9日,原告向劳动部门申请仲裁,2008年9月10日,仪征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被诉主体资格不符为由,向原告发出了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孙立根、刘珍是否应当负担原告邹汉英的工伤保险待遇并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仪征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应当依法予以保护。原告邹汉英在新威电器工作期间遭受工伤,依法应当享受工伤待遇。因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统筹,因此应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的有关标准负担工伤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因新威电器被注销时主体资格已消灭,故原告不能以该公司为被告起诉。被告孙立根、刘珍作为新威电器原股东及公司清算组的成员,应依法履行法定义务。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九十条的规定,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二被告已知原告遭受工伤,故在清算过程中应当考虑到原告工伤待遇的给付问题,但仍然遗漏,给原告的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害,应认定为重大过失,二被告应对原告的损失进行赔偿,故对二被告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对于原告主张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15968.48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7427.2元、停工留薪工资4771.2元、鉴定费280元,二被告均无异议,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6076.8元(1688×60%×6个月),被告对工资标准有异议,法院认为,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一条的规定,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本人工资低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60%的,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60%计算。原告的该项请求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予以支持。
据此,江苏省仪征市人民法院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三条、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于2009年2月16日判决如下:
被告孙立根、刘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邹汉英一次性伤残补助金6076.8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15968.48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7427.2元、停工留薪工资4771.2元、鉴定费280元,合计34523.68元,二被告对上述款项互负连带给付责任。
案件受理费663元,依法减半收取331.5元,由被告孙立根、刘珍负担。
孙立根、刘珍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被上诉人邹汉英手指于2007年3月23日受伤,同年12月4日被认定为工伤,新威电器于2008年2月19日经工商登记注销,解散清算程序更是在此之前。2008年6月30日邹汉英经鉴定工伤等级为十级,即至新威电器解散时邹汉英的工伤保险待遇还未发生,因此上诉人在新威电器解散清算时,不可能知道邹汉英主张的工伤保险待遇是否发生,新威电器也不可能等到邹汉英的工伤保险待遇发生了再解散。新威电器是因为无法继续经营而依法解散、注销的,上诉人作为清算组成员,不存在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的过错,也未实施恶意处置行为,故不应对邹汉英主张的工伤保险待遇承担责任,刘珍对邹汉英工伤事实并不知晓,不应承担责任。请求撤销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邹汉英辩称:上诉人孙立根、刘珍对于邹汉英的工伤事故和伤情是知道的,也不可能不知道邹汉英所进行的工伤等级鉴定。由于有关部门对于工伤等级鉴定每年只进行两次,新威电器注销时邹汉英工伤等级鉴定结果还没有出来,仅是鉴定程序和时间问题,因此,新威电器解散清算时,上诉人应当考虑到邹汉英的工伤待遇权益。但在实际清算中,清算组成员即上诉人未注意到邹汉英应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给邹汉英的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失,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仍然是:上诉人孙立根、刘珍是否应当支付被上诉人邹汉英的工伤保险待遇并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劳动者因工伤残,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被上诉人邹汉英在2007年3月23日于新威电器工作期间受伤,同年12月4日被认定为工伤,依法应当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和第六十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未参加工伤保险期间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因新威电器未参加社会工伤保险统筹,因此应由新威电器按照国家的有关标准负担被上诉人的工伤保险待遇。
对于上诉人孙立根、刘珍提出的新威电器解散清算时,被上诉人邹汉英的工伤等级鉴定结果未出,其工伤保险待遇未发生的上诉理由,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于2007年3月23日于工作期间受伤,并已于同年12月4日被认定为工伤,即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待遇。工伤等级鉴定结果是确定工伤保险待遇具体内容的主要依据,被上诉人的工伤等级鉴定结果未出,虽然无法确定工伤保险待遇的具体内容和数额,但并不影响被上诉人工伤保险待遇的发生。新威电器解散前,作为股东之一的孙立根清楚知晓被上诉人遭受工伤,因此,公司解散清算时,虽然被上诉人的工伤等级尚未鉴定出来,但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清算组成员的孙立根,在明知被上诉人受伤一事且已经认定工伤,正在进行工伤等级鉴定的情况下,亦应当在公司清算过程中将被上诉人的工伤保险待遇计算在内。
综上所述,上诉人孙立根在组织公司清算过程中,明知被上诉人邹汉英构成工伤并正在进行工伤等级鉴定,却未考虑被上诉人工伤等级鉴定后的待遇给付问题,从而给被上诉人的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害,此行为明显构成重大过失。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九十条的规定,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此,孙立根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刘珍系新威电器股东之一,也是清算组成员,在该公司解散清算过程中,刘珍对于实际存在的被上诉人工伤事实未能及时查知,显然未尽到清算组成员应尽的责任,也无证据证明另一清算组成员即孙立根在清算过程中,对其故意隐瞒了被上诉人工伤的事实,故对于被上诉人工伤待遇损失,刘珍的行为也构成重大过失,应与孙立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刘珍认为相关责任人对此存在过错,可在承担责任后,依法向相关责任人主张权利。
综上,上诉人孙立根、刘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2009年2月16日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诉讼费663元,由上诉人孙立根、刘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宜昌市无线电厂诉卢玲等四人终止劳动合同纠纷案
公报案例 · (1995)184号 ·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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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无线电厂诉卢玲等四人终止劳动合同纠纷案
原告:湖北省宜昌市无线电厂。
法定代表人:尚宜光,该厂厂长。
被告:卢玲,女,28岁,湖北省宜昌市人,宜昌市无线电厂工人。
被告:倪亮,男,26岁,湖北省宜昌市人,宜昌市无线电厂工人。
被告:刘珊,女,27岁,湖北省宜昌市人,宜昌市无线电厂工人。
被告:何国香,女,29岁,湖北省宜昌市人,宜昌市无线电厂工人。
原告湖北省宜昌市无线电厂(以下简称无线电厂)因与被告卢玲、倪亮、刘珊、何国香等4人发生终止劳动合同纠纷,不服宜昌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向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无线电厂诉称:因4名被告与本厂的劳动合同期满,本厂通知终止劳动合同,宜昌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却裁决本厂与4名被告补签2—7年的劳动合同。这个裁决于法无据,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终止4名被告与本厂的劳动合同关系。
4名被告辩称:按照原告制订的《全员劳动合同制实施细则》,原告应当与我们签订5—10年的劳动合同,但是原告不向我们宣传、告知细则的具体内容,使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其签订了为期二年的劳动合同。这个劳动合同违背了我们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无效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叫原告与我们续签劳动合同,是正确的,原告应当执行。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1988年11月至1989年12月期间,原告无线电厂分别与被告卢玲、倪亮、刘珊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劳动合同。被告何国香在1987年与宜昌市旭光棉纺织厂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劳动合同,1992年调入无线电厂工作。
1995年5月,原告无线电厂按照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的要求,制订出《宜昌市无线电厂全员劳动合同制实施细则》,经厂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8月,无线电厂根据该细则,分别与4名被告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从1995年8月1日起至1997年8月1日止。合同到期后,无线电厂没有通知4名被告终止劳动合同,也未续签劳动合同,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1998年7月,无线电厂以双方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已到期为由,通知4名被告终止劳动合同关系。4名被告向宜昌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维持原劳动关系,并与无线电厂续签劳动合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无线电厂应与4名被告补签2—7年的劳动合同,并为4名被告缴纳社会保险金。无线电厂不服该裁决,遂提起诉讼。
上述事实,有1988年底至1989年底第一次签订的劳动合同、原告无线电厂制订的《全员劳动合同制实施细则》、双方当事人于1995年8月第二次签订的劳动合同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为证。
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在原告无线电厂于1995年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前,卢玲、倪亮、刘珊、何国香等4名被告就是合同制职工。按照无线电厂制订并经该厂职工代表大会讨论一致通过的《全员劳动合同制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合同制职工应与无线电厂签订期限为5—10年的劳动合同。无线电厂与4名被告签订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不是4名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违背了上述规定,该合同中有关劳动合同期限的约定无效。据此,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于1999年5月20日判决:
一、驳回原告无线电厂的诉讼请求;
二、原告无线电厂应当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组织被告倪亮、卢玲、刘珊、何国香补签2—7年期限的劳动合同。原告如不在规定的时间内签订,则按200元/月的标准支付4名被告的经济损失,并为4名被告缴纳社会保险金至所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届满为止;
三、原告无线电厂应为4名被告补齐1998年8月至本判决生效前的社会保险金。
诉讼费70元,由原告无线电厂负担。
无线电厂不服一审判决,向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1、人民法院无权就劳动合同当事人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以及签订多长期限的劳动合同作出裁决。一审判决强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2—7年期限的劳动合同,干涉了劳动合同当事人的签约自由,违反了签订劳动合同应当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2、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有效。首先,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本案劳动合同的签订违背了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原判对《全员劳动合同制实施细则》的规定断章取义地引用,认为上诉人违背了该规定,从而判令上诉人与4名被上诉人补签2—7年的劳动合同,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判决终止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
卢玲、倪亮、刘珊、何国香等4名被上诉人仍坚持一审的答辩意见。卢玲另外补充了两点意见:1、按照鄂劳力(1995)184号文件第二十条的规定,双方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2、本人于1998年10月怀孕,应视为在劳动合同期内怀孕。依照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应当受到特别保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除认定了一审查明的全部事实以外,还查明:被上诉人卢玲于1998年10月怀孕,并已于二审诉讼期间的1999年7月30日生产。
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上诉人无线电厂制订并经该厂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全员劳动合同制实施细则》中,虽然有合同制职工应与无线电厂签订5—10年劳动合同的规定,但同时也规定如果本人自愿,职工可与无线电厂签订短期劳动合同,也可不与无线电厂签订劳动合同。因此无线电厂与4名被上诉人签订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并不违背该实施细则的规定。实施细则曾经下发到全厂各个科室学习过。对于发生在全厂且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全员劳动合同制实施细则》,4名被上诉人应当知道。其在三年后提出不知道实施细则的具体内容,签订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违背了其真实意思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难以采信。无线电厂与4名被上诉人签订的两年期限劳动合同,是有效的。一审以不是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违背了实施细则的规定为由,认定该劳动合同中关于期限的约定无效,是错误的。
劳动法第十六条已经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既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那么从理论上说,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与签订多长期限的劳动合同,应当由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协商议定,任何单位与个人都不能以任何方式(包括人民法院以判决形式)强迫命令签订劳动合同。但在事实上,由于劳动力供需关系的失衡,使得用人单位在用人时占据主导地位,劳动者无法与用人单位平等,无法经平等协商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此情况下,国家以强制手段确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符合我国宪法与劳动法贯彻的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精神。
劳动合同期满后,双方都未提出终止或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继续提供劳动,用人单位继续提供工作条件和报酬,这是在原劳动合同的基础上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很多事实劳动关系,都是由于用人单位企图在用人方面摆脱劳动合同的约束造成的,这是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对于事实劳动关系,劳动部办公厅在劳办力字(1992)19号《关于全民合同制工人合同期满后形成事实劳动关系问题的复函》中指出,“企业与职工应尽快补办终止或续订合同的手续”。虽然补办终止劳动合同或者补办续订劳动合同的手续,都是对事实劳动关系的纠正方法,但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事实上无法平等的情况下,如果过多地强调两种方法都是可行的,只能在事实上损害劳动者一方的利益。因此,劳动部在劳部发(1996)354号《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十四条中规定:“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期满后,因用人单位方面的原因未办理终止或续订手续而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视为续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及时与劳动者协商合同期限,办理续订手续。因此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该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视为续订劳动合同”的期限,该规定没有明确,湖北省劳动厅在鄂劳力(1995)184号《关于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第二十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关系的,应当续签劳动合同,没有及时续签又未办理终止手续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视为续订劳动合同,期限同前一劳动合同期限。”这个规定体现了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精神,应当参照执行。按照这个文件的规定,上诉人无线电厂应当与4名被上诉人续签劳动合同。如果双方不能达成续签劳动合同的协议,则对从1997年8月1日起存在的事实劳动关系,视为续订了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至1999年8月1日期满即行终止。一审判决双方补签2—7年期限的劳动合同,于法无据,应当纠正。
被上诉人卢玲于1998年10月怀孕,视为在劳动合同期内怀孕。依照劳动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对女职工特殊保护的规定,参照劳动部办公厅劳办字[1990]21号《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间终止劳动合同的请示》的复函第四条的规定,卢玲与上诉人无线电厂之间存在的视为续订劳动合同关系,必须延续到哺乳期满。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适用法律错误,判处不当,应当纠正。上诉人无线电厂的部分上诉理由成立,予以采纳。据此,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于1999年8月12日判决:
一、撤销一审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无线电厂与被上诉人倪亮、刘珊、何国香之间存在的视为续订劳动合同关系,至1999年8月1日终止;无线电厂与被上诉人卢玲之间存在的视为续订劳动合同关系,至2000年7月30日终止。
三、上诉人无线电厂为被上诉人倪亮、刘珊、何国香补齐1999年8月1日以前欠缴的社会保险金,为被上诉人卢玲缴纳社会保险金至2000年7月30日止。
一、二审案件诉讼费各70元,上诉人无线电厂与4名被上诉人各负担35元。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李林珍诉中国银行桐庐支行解除劳动合同纠纷案
公报案例 · (1994)第8号 ·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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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珍诉中国银行桐庐支行解除
劳动合同纠纷案
原告:李林珍,女,28岁,中国银行浙江省桐庐支行合同制工人。
委托代理人:王汉升、许建宇,浙江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银行浙江省桐庐支行。
法定代表人:罗炳发,行长。
委托代理人:濮繁,中国银行桐庐支行副行长。
原告李林珍因与被告中国银行桐庐支行(以下简称桐庐支行)发生劳动合同纠纷,向浙江省桐庐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李林珍诉称:1994年2月24日,被告桐庐支行以原告缺一右肾,存在严重身体缺陷为由,单方面决定解除劳动合同。从医学临床实践看,缺一只肾,只要肾功能正常,不会对身体构成严重危害。浙江医科大学附属二院诊断证明:原告肾功能正常,可以正常工作。从银行工作性质看,原告从事的是银行会计工作,缺一只肾,根本不会对工作构成威胁,也不影响银行职员需要具备的外表形象。另外,从国家体检政策上看,《普通高校招生体检标准》允许缺一只肾的人报考除地质类以外的任何专业。鉴于上述理由,请求法院撤销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的决定,责成被告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被告桐庐支行辩称:原告李林珍右肾摘除,体检时未向医师说明,到我行后,有人反映和医院复查证实。原告不符合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招工、招干、调入人员及新职工转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中关于新职工必须具备的“身体健康,无严重疾病和缺陷”的录用条件。根据劳动人事部有关文件规定,劳动合同制工人在试用期间,经发现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有权单方面解除其劳动合同。被告认为原告右肾摘除是严重缺陷,理由是中国银行对职工要求较高,不排除其他行业认为此类缺陷为一般缺陷而可以录用的可能性。据此,请求法院维持被告桐中银(1994)第8号关于解除李林珍劳动合同的决定。
桐庐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李林珍于1987年不慎从楼梯上滚下来而摔伤,在医院作了右肾切除手术。术后,恢复健康。1993年8月初,李林珍得知被告桐庐支行招工的信息,认为自己符合条件,就报了名。8月16日,桐庐支行对报名者面试后,初定李林珍可以参加体检。8月20日,被告组织初定人员到桐庐县中医院进行常规体检。李林珍体检表中载明:“既往史”栏为“无残”,“腹腔脏器”栏为“正常”,“审查意见”栏为“健康”。8月23日,桐庐支行组织李林珍等初定人员进行培训。8月28日,桐庐支行分配李林珍到其所属的横村办事处报到。9月1日,桐庐支行与李林珍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为五年(自1993年9月1日至1998年8月31日);工种:业务;实行六个月的试用期;合同期间,被招合同制工人符合国务院发布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以下简称合同制规定)第十二条关于“企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规定的,企业可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该合同经李林珍、桐庐支行双方签字,并经桐庐县劳动局劳动争议仲裁科鉴证生效。12月中旬,中国银行杭州市分行电话通知桐庐支行“有人反映李林珍右肾摘除,不符合录用条件”,并要桐庐支行于1993年底前解除与李林珍的劳动合同。12月26日,桐庐支行派员带李林珍到桐庐县中医院做B超检查,结果证实:李林珍“右肾摘除,左肾正常”。1994年2月24日,桐庐支行以李林珍“右肾摘除,存在严重身体缺陷,不符合省分行《暂行规定》中的有关要求”为由,作出桐中银(1994)8号关于解除李林珍劳动合同的决定。同年8月11日,李林珍向桐庐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桐庐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对该案审理后,于12月6日作出桐劳仲案字(1994)第01号仲裁裁决书:维持桐庐支行对李林珍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原告不服,于12月21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法院委托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医技术处对李林珍的身体是否存在严重缺陷进行鉴定。法医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李林珍在生理上存在缺少右肾的缺陷,但具有正常的生活能力、工作能力及社会活动能力,其身体状况未达到严重缺陷的程度。
桐庐县人民法院认为,原告李林珍因外伤被摘除右肾,在生理上确实存在缺少右肾的缺陷。被告桐庐支行在不知原告缺少右肾的情况下与其签订了劳动合同,现以此为由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合同制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劳动合同制工人在试用期内,经发现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企业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经法医鉴定,李林珍的身体状况未达到严重缺陷的程度,且李林珍在试用期内,身体是健康的,能够胜任桐庐支行分配的业务工种。以上事实证明,李林珍的身体状况符合“无严重疾病和缺陷”的录用条件,桐庐支行认为李林珍存在严重身体缺陷的理由不能成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劳动合同期限未满,又不符合第十二条规定的”,企业不得解除劳动合同。李林珍要求撤销被告对其所作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并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据此,桐庐县人民法院于1995年12月1日判决:
一、撇销被告桐庐支行桐中银(1994)第8号关于解除原告李林珍劳动合同的决定。
二、被告桐庐支行与原告李林珍继续履行桐劳鉴字(93)第1050号劳动合同。
第一审宣判后,被告桐庐支行以原答辩理由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上诉人桐庐支行与被上诉人李林珍签订的劳动合同,符合有关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李林珍因外伤右肾被摘除是事实,但其身体并未达到严重缺陷的程度,可以适应其所担负之工作,对其劳动权应依法予以保护,桐庐支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1996年1月30日判决:驳回上诉人桐庐支行的上诉,维持第一审判决。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上海安盛物业有限公司诉王文正劳动合同纠纷案
公报案例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行使管理权亦当合理且善意。劳动者因直系亲属病危提交请假手续,在用人单位审批期间,该直系亲属病故,劳动者径行返家处理后事,用人单位因此以旷工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亦不符合社会伦理。劳动者因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要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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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安盛物业有限公司诉王文正劳动合同纠纷案
【案例要旨】
用人单位行使管理权亦当合理且善意。劳动者因直系亲属病危提交请假手续,在用人单位审批期间,该直系亲属病故,劳动者径行返家处理后事,用人单位因此以旷工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亦不符合社会伦理。劳动者因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要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原告:上海安盛物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沪青平公路。
法定代表人:梅月静,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告:王文正,男,1969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泾县。
原告上海安盛物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盛公司)因与被告王文正发生劳动合同纠纷,向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安盛公司诉称:安盛公司与被告王文正自2008年4月7日起建立劳动关系,王文正在安盛公司从事保安工作。2020年1月6日早7点左右,王文正以父亲病危为由,临时提出1月6日至13日请事假,并将请假申请单交给保安队长李某,要求李某转交,并称会自行联系小区经理吴某,随后即乘车回老家。当天中午,王文正电话通知物业管理处此次请假事宜,吴某将请假单拍照上传至公司微信群,但未获审批通过。王文正得知请假未获批准后,原本1月7日已经在赶回单位的路上,因途中接到父亲去世电话又返回老家,于1月14日下午回到上海,15日开始上班。公司考勤等规章制度依法制定并已向王文正公示,组织王文正学习,王文正已签字确认,知晓并应当严格遵守。根据公司考勤管理细则,员工请事假连续三天以上(含三天)需由集团公司总裁(总经理)审批。累计旷工三天以上(含三天)者,视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公司有权辞退,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并依法不予支付经济补偿。2020年1月6日至14日期间,王文正未经批准擅自请假,共缺勤6个工作日,即使给足3天丧假,累计旷工也达到3个工作日,符合辞退条件。安盛公司对仲裁裁决不服,人情不能大于法,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也需要得到保障。王文正在明知单位考勤审批制度,明知此次请事假在事先和事后均未按规定获得审批同意的情况下,仍故意旷工,其情节已达到被辞退的标准,安盛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于法有据,不属于违法解除,无需支付赔偿金。王文正2019年度年休假已休完,安盛公司无需支付年休假工资差额。故请求判令:安盛公司不支付王文正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5269.04元、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856.1元。
被告王文正辩称:不同意原告安盛公司的诉讼请求,认可仲裁裁决结果。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被告王文正于2008年4月7日进入原告安盛公司工作,岗位为保安,王文正作息为做二休一。安盛公司员工请事假或公休需填写请假申请单,写明假别、时间、事由等,申请单落款签字栏分别为“申请人”、“职务代理人”、“主管部门”、“部门主任”、“人事”及“经理”。安盛公司考勤管理细则规定,员工请事假一天由主管领导审批,连续二天由行政事务部(办公室)审批,连续三天以上(含三天)由公司总裁(总经理)审批;累计旷工三天以上(含三天)者,视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公司有权辞退,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并依法不予支付经济补偿。王文正签名确认并学习了上述文件。2020年1月6日,王文正因父亲生病向其主管李某提交请假单后回老家,请假时间为2020年1月6日至1月13日。次日,王文正因安盛公司未准假而返回,途中得知其父亲去世便再次回家处理丧事。后,王文正于2020年1月14日返回上海,并于次日起开始上班。2020年1月6日至1月14日期间,王文正应出勤日期分别为6日、8日、9日、11日、12日、14日,共计6天。2020年1月31日,安盛公司向王文正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旷工天数累计三天以上(含三天)为由解除劳动关系。
另查明,被告王文正2019年应享受10天年休假,已休7天。原告安盛公司保安岗位在2019年8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期间实行以季为周期的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又查明,被告王文正于2020年3月27日申请仲裁,要求原告安盛公司支付2020年1月1日至2月29日工资11190.53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4069.06元及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2464.38元。仲裁裁决安盛公司支付王文正2020年1月工资3419.3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5269.04元及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865.16元,对王文正的其余请求不予支持。安盛公司不服该裁决,诉至法院。
审理中,被告王文正向法院提供:1.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其父亲于2020年1月7日因病去世,于1月12日火化。死亡证明已交给殡仪馆,注销户口时又将火化证明交给了公安机关,故现在无死亡证明和火化证明。原告安盛公司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死亡证明应该由公安局出具,火化证明应该由殡仪馆出具。村委会证明即使为真,王文正父亲1月7日去世,12日才火化也不符合常理。2.王文正和保安队长李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李某在微信中表述“安心回去给老父亲办后事,这里我明天给吴经理和上面沟通”,时间为2020年1月7日晚上21点57分左右,证明其请假得到了主管的同意。安盛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恰好证明王文正知晓此次请假没有获得批准,李某也明确表示其没有批准的权力。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用人单位行使管理权应遵循合理、限度和善意的原则。解除劳动合同系最严厉的惩戒措施,用人单位应审慎用之。被告王文正因父去世回老家操办丧事,既是处理突发的家庭事务,亦属尽人子孝道,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的人伦道德和善良风俗。原告安盛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给予充分的尊重、理解和宽容。王文正提供了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安盛公司虽不予认可,但并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王文正所请1月6日至1月13日的事假在1月7日后性质发生改变,转化为事假丧假并存。扣除三天丧假,王文正实际只请了两天事假。考虑到王文正老家在外地,路途时间亦耗费较多,王文正请事假两天,属合理期间范围。安盛公司不予批准,显然不尽人情,亦有违事假制度设立之目的。安盛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属罔顾事件背景缘由,机械适用规章制度,严苛施行用工管理,显然不当。故,安盛公司应支付王文正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5269.04元。关于2019年年休假工资,王文正尚余3天年休假未休,安盛公司应支付王文正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865.16元。关于2020年1月工资,仲裁裁决安盛公司支付王文正2020年1月工资3419.3元,双方均未提起诉讼,应视为认可,法院予以确认。
据此,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八十七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第五条第三款的规定,于2020年10月10日作出判决:
一、原告上海安盛物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王文正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5269.04元;
二、原告上海安盛物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王文正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865.16元;
三、原告上海安盛物业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王文正2020年1月工资3419.3元。
安盛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1.被上诉人王文正不等单位审批即乘车返乡,说明其已单方决定离岗,主观上有旷工故意。王文正离岗后,扣除法定丧假也已旷工3天,符合辞退条件。王文正提供的其父死亡及火化下葬的证明系由村委会出具,真实性无法确认,公司存有合理质疑。2.鉴于保安工作特殊性,若不对其进行辞退处理,会导致其他保安效仿,公司无法再进行有效管理。超出法定丧假期间的,用人单位完全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王文正已达被辞退标准,安盛公司在充分考虑实际情况后审慎做出决定,并未违反合理、限度和善意原则。3.王文正2019年年休假已使用完毕,安盛公司无需支付工资差额。
被上诉人王文正辩称:王文正请假系因父亲去世,事出有因,请假时间也在合理范围内,不能定性为旷工。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劳动合同履行期间,用人单位及劳动者均负有切实、充分、妥善履行合同的义务。劳动者有自觉维护用人单位劳动秩序,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义务;用人单位管理权的边界和行使方式亦应善意、宽容及合理。上诉人安盛公司以被上诉人王文正旷工天数累计达到三天以上(含三天)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安盛公司是否系违法解除,应审视王文正是否存在公司主张的违纪事实。王文正工作做二休一,2020年1月6日至14日期间,其请假日期为1月6日至13日,其应出勤日期分别为6日、8日、9日、11日、12日、14日。
首先,关于2020年1月6日至13日。被上诉人王文正于1月6日早上提交了请假手续,其上级主管李某和吴某予以签字同意,但其领导迟至下午才报集团公司审批,次日才告知王文正未获批准,故王文正1月6日缺勤系因上诉人安盛公司未及时行使审批权所致,不应认定为旷工。1月7日王文正因公司未准假,返回上海途中得知父亲去世便再次回家办理丧事,至此,事假性质发生改变,转化为丧假事假并存,扣除三天丧假,王文正实际事假天数为2天,至于此2天事假是否应获批准,纵观本案,王文正请假,事出有因,其回老家为父亲操办丧事,符合中华民族传统人伦道德和善良风俗。安盛公司作为用人单位行使管理权应遵循合理、限度和善意的原则。至于安盛公司对王文正父亲去世及火化下葬时间存有异议一节,包括王文正老家安徽在内的中国广大农村仍有停灵的丧葬习俗,而相关村委会证明显示的王文正父亲从去世到火化下葬所耗时间尚在合理范围内,尊重民俗,体恤员工的具体困难与不幸亦是用人单位应有之义,故对安盛公司之主张不予采纳。其次,关于2020年1月14日。该日不在王文正请假期间范围内,安盛公司认定该日为旷工,并无不当。
综上,被上诉人王文正旷工未达三天,未达到上诉人安盛公司规章制度规定的可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安盛公司系违法解除,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5269.04元。关于2019年未休年休假工资差额之诉请,一审认定正确,二审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安盛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并无不当。据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20年12月15日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上海冠龙阀门机械有限公司诉唐茂林劳动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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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冠龙阀门机械有限公司诉唐茂林劳动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对应聘者学历有明确要求,而应聘者提供虚假学历证明并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属于《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以欺诈手段订立劳动合同应属无效的情形,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解除该劳动合同。
原告:上海冠龙阀门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德园路。
法定代表人:李政宏,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唐茂林,男,31岁,户籍地: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高岭乡。
原告上海冠龙阀门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龙公司)因与被告唐茂林发生劳动合同纠纷,向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冠龙公司诉称:被告唐茂林于2002年3月以提供虚假学历证书和采用虚假陈述的欺诈方式,使原告公司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与其签订了劳动合同。此后,在原告每次要求员工更新人事资料时,被告均以欺骗方式填写了虚假信息。公司接到相关举报后查实了上述事实,并发现被告在工作中存在虚报合同价格从中赚取差价的违规行为,使公司蒙受经济损失的同时影响了公司的声誉。鉴于此,原告与被告解除了劳动合同。2010年7月和8月,被告、原告先后向上海市嘉定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嘉定区劳仲委)提起仲裁,同年9月17日嘉定区劳仲委作出嘉劳仲(2010)办字第1860、2188号裁决,该裁决部分内容不符合法律与事实。被告以欺诈的方式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导致合同无效,且存在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行为,故原告的行为属于合法解除,不应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另,被告未做满2010年第二季度,原告不应支付其第二季度奖金,故请求依法判令原告:1.不予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81866元;2.不予支付被告2010年第二季度奖金32213元;3.被告应返还原告2009年12月至2010年5月向公司暂支的款项及借款共计28500元(包括暂支的业务费10000元、借款15000元、暂支茶叶款2000元、以工作站房租押金名义暂支的1500元);4.被告应返还原告租房款项8190元;5.被告应退还三个月的汽车保险费用697.75元。同时,对仲裁裁决的其他内容表示认可。
原告冠龙公司提交以下证据:
1.嘉劳仲(2010)办字第1860、2188号裁决书,旨在证明本案已经仲裁前置程序;
2.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旨在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3.暂支单四份,旨在证明被告唐茂林曾于2009年12月至2010年5月期间向原告预支、预借过四笔款项,共计28500元;
4.支付凭证一份,旨在证明原告冠龙公司已将2010年5月22日至11月21日的房租81900元支付给被告唐茂林,但被告事后未提供租房合同;
5.购销合同二份、苏泵泵业有限公司出具的付款证明、现金支票存根及原告冠龙公司律师与需方经理田冬的笔录各一份,旨在证明被告唐茂林曾与客户签订阴阳合同,从中赚取差价;
6.被告唐茂林向原告冠龙公司提交的学历证明复印件及西安工业大学教务处的证明,旨在证明被告唐茂林存在学历造假的行为;
7.任职承诺书,旨在证明被告唐茂林曾经承诺“提供给公司的个人材料如有作假,愿意无条件被解除合同”,故原告冠龙公司系依法解除劳动合同;
8.2007年版的《员工手册》及被告签字的《认知确认书》,旨在证明原告冠龙公司系根据公司规章制度与被告唐茂林解除劳动合同;
9.原告冠龙公司原华东业务部经理马玉新书写的情况说明及马玉新的职务调动文件,旨在证明虽然马玉新在2008年8月知晓被告唐茂林学历造假一事,但因职务调动原因其未向公司报告亦未进行处理;
10.汽车保险支付凭证,旨在证明原告冠龙公司为被告唐茂林支付了2791元汽车保险费;
11.《聘用与奖惩制度》和2003版《员工手册》,旨在证明原告冠龙公司招聘业务人员必须是大专以上学历。
被告唐茂林辩称,虽然被告进入原告冠龙公司时提供了虚假的学历证明,但2008年时原告公司已经知晓实情并对被告作出了处理,且2008年12月原告又与被告续签了劳动合同,足以证明原告考虑到被告的业务能力较强故不予计较其学历造假一事。故2010年6月原告又以被告学历造假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系违反法律的行为,应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原告在2010年6月30日向被告发出律师函,通知解除劳动合同事宜,故双方劳动关系结束于2010年6月底,被告已做满第二季度,原告应支付该季度奖金。关于原告提到的暂支款项和借款28500元,其中10000元业务款已经花费了6922元,故同意返还3078元;15000元系被告以私人名义欲向原告预借的款项,但因领导未签字同意,故被告实际未取得该笔借款,不同意返还;茶叶款2000元,系被告拿其领导杨成心的茶叶送给客户。领导要求被告向公司暂支2000元后找发票冲账,但被告一直未找到发票;关于以工作站租金名义暂支的1500元中有1300元系房租押金,182元系电费。因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关系致使工作站使用的房屋提前退租造成违约,上述两笔款项不应返还,现同意返还剩余的18元。租房8190元系经原告副总签字后同意支付的2010年5月至11月的房租,故不同意返还。三个月的汽车保险费用697.75元,被告同意返还。另,由于原告以无锡市最低缴费基数为被告缴纳城镇社会保险违反了法律规定,故要求原告以被告的实际收入为缴费基数为其补缴2008年7月至2010年7月无锡市城镇社会保险的差额。
被告唐茂林提交如下的证据:
1.被告唐茂林与马玉新、潘如娟的录音资料各一份,旨在证明原告冠龙公司早在2008年即已对被告学历造假一事进行了处理;
2.电费发票一份,旨在证明被告唐茂林所在工作站在2010年6月应缴电费为182元,该款包含于被告在2010年5月31日向原告冠龙公司预支的1500元内;
3.支付凭证二份、出差旅费报告表一份、发票六份,旨在证明被告唐茂林在2009年12月向原告冠龙公司暂支业务费10000元后已花费了文娱费、餐费、差旅费等共计6922元。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被告唐茂林系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2002年3月1日唐茂林进入原告冠龙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入职时,唐茂林向冠龙公司人事部门提交了其本人于2000年7月毕业于西安工业学院材料工程系的学历证明复印件,双方签订了期限为2002年3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2002年3月1日至同年8月1日为试用期,此后双方每年续签期限为一年的劳动合同。2007年12月25日,唐茂林签署《任职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本人作为上海冠龙阀门机械有限公司之员工,特作如下承诺:……本人以往提供给公司的个人材料均是真实有效的,如有做假,愿意无条件被解除合同……”2008年12月23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原劳动合同有效期限顺延至2011年12月31日。冠龙公司在南京、无锡两地均设有办事处,后在常州开设工作站(受无锡办事处管辖),由唐茂林任工作站站长,无其他工作人员。冠龙公司允许唐茂林以个人名义租赁房屋作为办公地点开展工作,租房费用由公司承担。2009年10月25日,冠龙公司向唐茂林支付汽车保险费2791元。2009年12月25日,唐茂林向冠龙公司提交暂支单(有部门主管杨成心签字)并支取业务费10000元,2010年1月7日唐茂林花费了文娱费、餐费、差旅费等共计6922元。2010年2月11日唐茂林填写了暂支事由为“借款”、暂支金额为15000元的暂支单,但该单据未经主管领导签字确认。2010年4月23日,冠龙公司向唐茂林支付了2010年5月22日至同年11月21日的房租(含税金)8190元。2010年5月31日,唐茂林填写两份暂支单并经部门主管杨成心签字确认后向冠龙公司支取了工作站房租押金1500元及茶叶款2000元,在关于茶叶款的暂支单上记载有“找发票冲账”的字样,事后唐茂林未向冠龙公司提交茶叶款发票。2010年6月28日,冠龙公司向唐茂林出具退工证明,但唐茂林不同意接受,2010年7月2日唐茂林收到冠龙公司的律师函,其中载明“鉴于你在求职时向冠龙公司出具的有关材料和陈述有虚假,且在工作时间没有完成公司规定的业务指标,没有遵守公司规定的工作纪律和规章,故从即日起冠龙公司对你开除,即解除与你的劳动合同关系”,落款日期为2010年6月30日。冠龙公司未支付唐茂林2009年第四季度奖金(提成)剩余差额20493.89元,未支付唐茂林2010年第一季度奖金(提成)1198.40元及第二季度奖金(提成)32213元。此外,在2008年8月,唐茂林的上级主管领导马玉新(冠龙公司华东业务部经理)通过他人举报得知并证实唐茂林存在学历造假一事。2008年12月1日后因工作调动,唐茂林所在辖区不再受马玉新管理。冠龙公司在劳动仲裁阶段陈述,办事处招聘员工,实际操作中由办事处主任进行核实和担保,办事处主任再向公司提供员工的学历证书复印件就可以了。
2010年11月1日,西安工业大学教务处在原告冠龙公司出具的被告唐茂林毕业证书复印件上书写“2000届毕业证中无此人”的证明字样并敲章确认。冠龙公司《员工手册》中有如下规定:“新录用的员工报到时应提供以下证明文件的正本供人事部门复核,同时交复印件一份供人事部门存档:(1)身份证;(2)学历证明……”“员工有下列任一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情况的,公司将予以解雇,且不给予任何经济补偿:……以欺骗手段虚报专业资格或其他各项履历……”对以上内容,唐茂林已签字确认知晓。2010年7月19日、8月11日唐茂林与冠龙公司分别就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返还暂支款项等事项向嘉定区劳仲委提起仲裁,2010年9月17日嘉定区劳仲委作出嘉劳仲(2010)办字第1860、2188号裁决书,裁决内容如下:一、冠龙公司应一次性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81866元、2009年第四季度奖金(提成)差额20493.89元、2010年第一季度奖金(提成)1198.40元、2010年第二季度奖金(提成)32213元,合计人民币235771.29元;二、唐茂林应一次性返还冠龙公司2009年12月25日的业务费暂支款10000元、2010年5月31日购买茶叶暂支款2000元、2010年5月31日的工作站房租押金1500元、2010年2月11日的借款15000元、汽车保险费697.75元,合计人民币29197.75元;三、对唐茂林的其他请求事项,不予支持;四、对冠龙公司的其他请求事项,不予支持。冠龙公司不服部分裁决内容,遂提起诉讼。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唐茂林在入职时向原告冠龙公司提交虚假学历证明的行为,是否构成冠龙公司合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之一。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欺诈的认定标准之一为相对方是否知晓真实情况。原告冠龙公司的马玉新系管理公司华东地区所有办事处的业务部经理,其对所辖办事处员工招聘、解聘等工作系其代表公司的职务行为。2008年12月,在马玉新知晓被告唐茂林提供虚假学历的情况下,仍然作出与其续签劳动合同的决定,表明冠龙公司已经知晓唐茂林学历造假仍继续予以聘用,即不予追究唐茂林提供虚假学历的行为。且冠龙公司对销售人员的学历设置准入资格应为保证销售人员的工作能力,唐茂林于2002年进入冠龙公司后双方一直续签劳动合同的事实亦从侧面证实冠龙公司对唐茂林的工作能力予以认可,故冠龙公司主张唐茂林欺诈的理由不能成立,冠龙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
据此,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八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1年3月21日判决:
一、原告冠龙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唐茂林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人民币181866元、2009年第四季度奖金(提成)差额人民币20493.89元、2010年第一季度奖金(提成)人民币1198.40元、2010年第二季度奖金(提成)人民币32213元,上述四项合计人民币235771.29元;
二、被告唐茂林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冠龙公司2009年12月25日暂支的业务费人民币3078元、2010年5月31日暂支的工作站房租押金人民币1318元、2010年4月23日支取的工作站租房款人民币6370元、汽车保险费人民币697.75元,上述四项合计人民币11463.75元;
三、驳回原告冠龙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冠龙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冠龙公司上诉称:1.冠龙公司与被上诉人唐茂林解除劳动合同合法有据,不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首先,唐茂林存在伪造学历的欺诈行为,唐茂林采用欺诈方式骗取冠龙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按照冠龙公司规章制度及双方约定,冠龙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是合法的。冠龙公司招聘员工时要求应聘者提交学历证书原件,唐茂林在2002年应聘时亦提交了伪造的学历证书,现冠龙公司仅留存有唐茂林提供的学历证书复印件,原件已交还唐茂林本人。冠龙公司认为,即使冠龙公司在录用唐茂林时未就学历证书尽审查义务,也不能就此抵消唐茂林学历造假的责任。另,冠龙公司的马玉新经理不是整个华东地区的业务经理,其只是苏州片区的业务经理,不具有人事处罚权。即使马玉新经理知悉唐茂林伪造学历证书的事情,也不代表公司也知悉了该事并已作处理,且事实上马玉新也已证明未就此事上报公司。冠龙公司与唐茂林续签劳动合同时马玉新经理也已调任他处工作,冠龙公司与唐茂林续签劳动合同时并不知道其学历造假事宜。其次,唐茂林在工作过程中还存在其他营私舞弊行为,唐茂林与常州苏泵泵业有限公司签订过一份阴阳合同,给客户的那份合同约定的价格为2115元,但给公司的合同价格只有1407元,冠龙公司实际收到的现金只有1407元。常州苏泵泵业有限公司也就此出具了证明。唐茂林这种徇私舞弊的行为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冠龙公司与唐茂林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冠龙公司无需支付唐茂林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撤销原审法院判决第一项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判决,要求改判冠龙公司不支付唐茂林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81866元。2.原审法院认定唐茂林应返还公司15000元和10000元暂支单款项的事实与实际不符,冠龙公司认为这两项应全额返还。关于15000元暂支单款项,冠龙公司认为,唐茂林将其签过字的借款单留在冠龙公司,说明唐茂林已实际取得上述款项,原审法院认为此款项唐茂林未实际取得缺乏依据。关于10000元暂支单款项,冠龙公司规定员工报销业务费用须在费用发生后一个月内交给主管审核,唐茂林直至仲裁时才主张该业务费用报销,不符合规定,应全额返还该笔款项。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唐茂林全额返还冠龙公司暂支款25000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冠龙公司提供了两组新证据:
1.被上诉人唐茂林于2002年入职时所写的个人自传,称其毕业于西安工业学院材料工程系,旨在证明唐茂林入职时就学历情况作了虚假表述;
2.上诉人冠龙公司人事资料卡两份,填写时间为2008年6月9日、2009年4月30日,填写人为被上诉人唐茂林。其中“教育程度”一栏均填写为毕业于西安工业学院,旨在证明唐茂林就学历情况欺骗公司,并在2008年续签劳动合同后仍继续欺骗公司。
被上诉人唐茂林辩称:1.其进入上诉人冠龙公司时根据冠龙公司招聘人员的要求提供了虚假的学历证明,2008年8月后冠龙公司内从上到下对于唐茂林提供虚假学历证书的事情均知晓,因此未对唐茂林进行升职,这就是冠龙公司对唐茂林的处理。2008年12月冠龙公司与唐茂林续签了劳动合同,说明冠龙公司考虑到唐茂林的业务能力较强而不再计较其学历造假事宜。同时唐茂林认为,其在职期间工作业绩一直很好,完全具有任职人员所应具备的能力,从公平合理的角度看,不能仅以学历造假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合同。2010年冠龙公司以学历造假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是公司清退老员工的借口,冠龙公司应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关于15000元暂支单款项,因该借款单未经公司主管签字,唐茂林实际未拿到此款项,不同意返还。关于10000元暂支单款项,冠龙公司操作流程规定员工报销业务费用有一定限额,故致唐茂林该笔款项未及时报销。唐茂林认为原审法院所作判决是适当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冠龙公司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唐茂林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法院认为上述两组证据是上诉人冠龙公司对原审证据的补强,冠龙公司虽在二审时才提供,但被上诉人唐茂林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并未予以否认,法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另查明,上诉人冠龙公司《员工手册》第三十四条规定:“员工有下列任一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情况的,公司将予以解雇,且不给予任何经济补偿:……(2)以欺骗手段虚报专业资格或其他各项履历……。”
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上诉人冠龙公司解除与被上诉人唐茂林的劳动合同是否合法,冠龙公司应否支付唐茂林违法解除合同赔偿金;2.唐茂林应否全额返还冠龙公司主张的两笔款项。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被上诉人唐茂林在入职时提供虚假学历并做虚假陈述的行为显然已经构成了欺诈。但唐茂林于2008年12月底与上诉人冠龙公司续签劳动合同时是否构成欺诈存有争议,此问题关键在于续签劳动合同时冠龙公司是否知晓唐茂林学历造假一事并作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首先,唐茂林提供有马玉新的录音资料,欲证明续签合同时公司已知道其提供虚假学历一事,但上述录音有许多语意模糊的地方,并不足以证明马玉新已经将唐茂林伪造学历之事告知冠龙公司。第二,冠龙公司提供的马玉新的书面证言称因工作调动未将唐茂林学历造假之事上报公司,亦未对此事作出处理。虽马玉新系冠龙公司管理人员,与公司方有一定利害关系,但该证据不是唯一证据,其证明力可以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第三,冠龙公司提供的调令显示,冠龙公司与唐茂林续签劳动合同之前,马玉新确实已调任他处。第四,唐茂林2009年填写的人事资料卡“教育程度”一栏仍填写为西安工业学院材料工程系。综合双方当事人举证情况分析,可认定唐茂林对其入职时提供虚假学历一事一直采取隐瞒的态度,唐茂林亦无证据证明其提供虚假学历之行为已为冠龙公司知悉并已获得了谅解,故唐茂林在2008年12月续签劳动合同时仍然构成欺诈,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以欺诈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劳动合同是无效的,用人单位可以据此解除劳动合同。故冠龙公司与唐茂林解除劳动合同有法律依据,不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此外,我国劳动法律在充分保护劳动者合法权利的同时亦依法保护用人单位正当的用工管理权。用人单位通过企业规章制度对劳动者进行必要的约束是其依法进行管理的重要手段。冠龙公司《员工手册》第三十四条规定,员工以欺骗手段虚报专业资格或其他各项履历,公司将予以解雇,且不给予任何经济补偿。审理时,唐茂林对该《员工手册》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唐茂林提供虚假学历之行为亦系冠龙公司规章制度严令禁止,冠龙公司依据企业的规章制度与唐茂林解除劳动合同,系其依法行使管理权的体现,亦无不可。而且,唐茂林于2007年签署有《任职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本人作为上海冠龙阀门机械有限公司之员工,特作如下承诺:……本人以往提供给公司的个人材料均是真实有效的,如有做假,愿意无条件被解除合同……”。此任职承诺书是唐茂林与冠龙公司基于诚信原则的约定,唐茂林对于违反约定义务的法律结果应是清楚的。双方的约定未违反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故从该承诺的角度出发,冠龙公司在查知唐茂林伪造学历后,基于承诺而解除合同亦是有依据的。至于冠龙公司认为唐茂林与客户签订阴阳合同,赚取差价,严重违规,要求唐茂林解除劳动的主张,因依据不足,难以采信。但这并不影响冠龙公司依据唐茂林伪造学历、欺骗公司,违反劳动合同法及公司规章制度及其本人承诺的理由行使合同解除权。一审法院关于冠龙公司解除与唐茂林的劳动合同不合法、冠龙公司应支付唐茂林违法解除合同赔偿金的认定不当,应予以纠正。
关于被上诉人唐茂林应否返还系争款项的问题。该争议焦点双方分歧在于上诉人冠龙公司主张的15000元借款事实是否成立,唐茂林提交的6922元凭证是否属于冠龙公司应予报销的范围。对此,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对于冠龙公司要求唐茂林返还的15000元暂支单款项,根据唐茂林提供的暂支单凭证可认定冠龙公司对暂支款项实行的是领导审批制,需要填写暂支单后提交主管批准签字,而该笔借款的暂支单未经主管签字,冠龙公司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已向唐茂林支出该笔款项,故一审法院认为借款事实不成立理由充分。对于冠龙公司要求唐茂林返还10000元业务款的问题,唐茂林在冠龙公司工作期间因工作需要为业务支出的费用,冠龙公司应予报销。现唐茂林已提交证据证明因业务花费6922元,而冠龙公司并无证据证明上述费用系用于唐茂林个人,故对上述费用,冠龙公司应予报销。现唐茂林同意返还余额3078元,于法不悖。冠龙公司以报销业务费用须在费用发生后一个月内交给主管审核为由不愿予以报销,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两笔款项认定事实清楚,所作判决并无不当。
据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之规定,于2011年7月25日判决:
一、维持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0)嘉民四(民)初字第418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
二、撤销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0)嘉民四(民)初字第418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第三项;
三、上诉人冠龙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上诉人唐茂林2009年第四季度奖金(提成)差额人民币20493.89元、2010年第一季度奖金(提成)人民币1198.40元、2010年第二季度奖金(提成)人民币32213元,上述三项合计人民币53905.29元;
四、上诉人冠龙公司要求不支付被上诉人唐茂林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予以支持。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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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丹萍与南京仁创物资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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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丹萍与南京仁创物资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
【裁判摘要】
用人单位未与人事主管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人事主管诉请用人单位支付因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赔偿,因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系人事主管的工作职责,人事主管有义务提示用人单位与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人事主管如不能举证证明其曾提示用人单位与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则不应支持其诉讼请求。
原告:刘丹萍,女,26岁,住江苏省金坛市。
被告:南京仁创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上坊集镇新润路。
法定代表人:田凯,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刘丹萍因与被告南京仁创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创公司)发生劳动争议,向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刘丹萍诉称:其于2015年3月10日进入被告仁创公司工作。期间因其尚在法律规定的哺乳期内,仁创公司未正常批准其每天1小时的哺乳时间,且加班加点延长其工作时间。仁创公司在其入职后直至2015年7月份一直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同时恶意扣留其本人工资,其在主动沟通要求公司按约足额发放工资时遭到仁创公司法定代表人田凯拒绝并且恶语相向。仁创公司的行为已严重侵犯其合法权益,其迫于无奈依据上述事由提出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并要求仁创公司给予补偿,但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 仁创公司足额发放2015年3月至7月预留工资4165元;2. 仁创公司支付其自入职之日起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11 666元以及经济补偿金2917元。
被告仁创公司辩称:1. 其对于原告刘丹萍主张的预留工资不认可,工资表中并没有给其单位所有员工预留工资,其也不知情;2. 对于双倍工资,因刘丹萍系其单位人事经理,其基本工作职责就是给员工签订劳动合同等相关人事工作,其认为系刘丹萍故意不签订劳动合同,其不予认可;3.其没有拖欠刘丹萍工资,故对经济补偿金亦不予认可。综上,要求驳回刘丹萍的诉讼请求。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原告刘丹萍于2015年3月10日进入被告仁创公司工作,担任人事主管,主要负责人员招聘、培训及薪酬管理工作。2015年7月23日刘丹萍离开仁创公司,并于同日以仁创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未依法给予其哺乳期内每天1小时的哺乳时间,且未足额支付其月度工资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为由,向仁创公司寄送《关于与南京仁创物资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函》(以下简称《解除通知函》),通知仁创公司自2015年7月24日起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并要求仁创公司给予补偿。
另查明:原告刘丹萍于2015年7月24日向南京市江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江宁区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被告仁创公司足额发放2015年3月至7月预留工资4165元、自入职之日起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11 666元及哺乳时间工资3385元以及经济补偿金2917元,合计22 133元。后因自仲裁申请受理之日起45日内未结束,刘丹萍提出向人民法院起诉,江宁区劳动仲裁委于2015年10月8日出具宁宁劳人仲案定字〔2015〕第2056号仲裁决定书,终结审理刘丹萍与仁创公司劳动报酬争议案。后刘丹萍于2015年10月9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仁创公司足额发放其2015年3月至7月份的工资4165元,双倍工资11 666元以及经济补偿金2917元。刘丹萍并提交有仲裁申请书复印件1份、《解除通知函》原件1张、EMS快递面单原件1张、应聘人员登记表原件1份、参保缴费证明打印件1份,以证明其主张。仁创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刘丹萍主张的上述费用均不予认可。其认为其公司已足额发放刘丹萍工资,不存在预留刘丹萍的工资。关于双倍工资其认为之所以未与刘丹萍签订劳动合同是因为刘丹萍作为其单位人事经理故意不签订劳动合同,故其对双倍工资不予认可,其没有拖欠刘丹萍工资,故不同意支付经济补偿金。仁创公司并提交有劳动合同书原件1份、2015年3月至6月工资表及考勤表复印件各4份,证明其与刘丹萍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且足额发放了刘丹萍的工资。刘丹萍对工资表和考勤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指出2015年5月份工资表明确载明预留833元工资未予发放,刘丹萍并陈述其在入职时与仁创公司法定代表人田凯协商一致,其年收入为70 000元,平均到每月为5833元,实际每月发放5000元,预留833元,故要求仁创公司足额发放2015年3月至7月的预留工资4165元(833元/月×5个月)。仁创公司陈述2015年5月份工资表系刘丹萍制作,其他月份均没有预留工资,其认为是刘丹萍恶意制作2015年5月份工资表。刘丹萍陈述2015年4月份及5月份工资表系均由其制作,且2015年5月份预留工资833元系经过仁创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副总经理和财务经理签字确认。刘丹萍对劳动合同书的真实性有异议,其认为劳动合同书落款处“刘丹萍”的签名是复印形成的而非其手写,并申请法院进行鉴定。法院依法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5年12月30日,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南师大司鉴中心[2015]文鉴字第64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署期为“2015年3月10日”《南京市劳动合同书》落款处“刘丹萍”三字是激光打印或复印形成,非手写形成。刘丹萍支付鉴定费2240元。刘丹萍陈述其在入职后,曾要求仁创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仁创公司拒绝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刘丹萍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该主张。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劳动者以及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证明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仁创公司提交的工资表足以确认仁创公司预留原告刘丹萍2015年5月份工资833元,仁创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按时足额支付。仁创公司辩称2015年5月份工资表系刘丹萍恶意制作,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故法院不予采信。故对刘丹萍要求仁创公司支付其2015年3月份至7月份的预留工资,法院予以部分支持。
关于原告刘丹萍主张的经济补偿金2917元,被告仁创公司虽未足额支付刘丹萍2015年5月份工资,但庭审中刘丹萍亦陈述仁创公司预留其工资也经过其同意,仁创公司预留其2015年5月份工资有正当理由,刘丹萍主张经济补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刘丹萍主张的二倍工资
11 666元,本案中,被告仁创公司确实未与刘丹萍签订劳动合同,但是,一般而言,劳动合同签订事项属于人力资源负责的事项,刘丹萍作为仁创公司的人事主管,其工作职责范围应该包括代表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处理与劳动者之间劳动合同履行方面的相关事宜,避免单位因违反法律法规被追究法律责任,也应当知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相关规定及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因此,刘丹萍有义务主动向仁创公司要求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刘丹萍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曾主动要求仁创公司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故综合刘丹萍的岗位职务因素等考量后,法院对刘丹萍主张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6年3月4日作出判决:
一、被告南京仁创物资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刘丹萍2015年5月工资833元。
二、驳回原告刘丹萍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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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诉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局二处第八工程公司、罗友敏工伤赔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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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诉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局二处第八工程
公司、罗友敏工伤赔偿案
原告:刘明,男,1971年4月18日出生,四川省南部县人,农民。
被告: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局第二工程处第八工程公司。
法定代表人:邵怀全,经理。
委托代理人:朱忠顶,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局第二工程处第八工程公司工程科科长。
被告:罗友敏,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局第二工程处第八工程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詹祟良,四川省眉山县法律服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原告刘明因与被告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局第二工程处第八工程公司(以下简称第八工程公司)、罗友敏发生工伤赔偿纠纷,向四川省眉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我在两被告的工地上做工,因工伤事故致左手残废。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给我赔偿误工费6000元、住院生活补助费250元、鉴定费450元、交通费1500元、残疾人生活补助费1.2万元和再次医疗的费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两被告辩称:原告违反安全操作规定造成工伤,不同意赔偿。
眉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1998年8月27日,被告第八工程公司的眉山106线项目部与本公司职工、被告罗友敏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由罗友敏承包眉山106线西来堰大桥行车道板的架设安装,工程总价款26万余元,费用包干。该合同还约定,施工中发生伤、亡、残事故,由罗友敏负责。合同签订后,罗友敏即组织民工进行安装。
同年9月2日,原告刘明经人介绍到被告罗友敏处打工。为防止工伤事故,罗友敏曾召集民工开会强调安全问题,要求民工在安放道板下的胶垫时必须使用铁勾,防止道板坠落伤人。10月6日下午6时许,刘明在安放道板下的胶垫时未使用铁勾,直接用手放置。由于支撑道板的千斤顶滑落,重达10多吨的道板坠下,将刘明的左手砸伤。罗友敏立即送刘明到医院住院治疗21天后出院。刘明住院期间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伙食费,以及出院后的治疗费用总计5308.91元,已由罗友敏全部承担。
1999年3月5日,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医技术室对刘明的伤情进行鉴定,结论是:刘明左手第三、四掌骨骨折,食指、中指近节指骨粉碎性骨折,食指掌指关节脱位,进行左手食指近侧指间关节截指术及左手二、三掌骨钢针内固定手术后,左手中指屈伸活动功能完全丧失,伤残等级为工伤七级。
四川省眉山地区1998年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014元。
另查明,眉山106线西来堰大桥行车道板的架设安装工程,无论从现场环境还是从施工单位的技术与设备看,都允许使用吊车直接起吊道板进行安装。采用人工安装,虽然开支费用能减少,但是安全隐患增多。
眉山县人民法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有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被告罗友敏是眉山106线西来堰大桥道板架设安装工程的承包人,招收原告刘明在该工程工作后,双方形成了劳动合同关系。罗友敏作为工程承包人和雇主,依法对民工的劳动保护承担责任。采用人工安装桥梁行车道板本身具有较高的危险性,对此,罗友敏应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并临场加以监督和指导,而罗友敏仅在作业前口头予以强调,疏于注意,以致刘明发生安全事故。虽然刘明在施工中也有违反安全操作规则的过失,但其并非铁道建设专业人员、且违章情节较轻,故不能免除罗友敏应负的民事责任。
我国历来重视加强劳动保护工作。被告第八工程公司作为眉山106线西来堰大桥的施工企业,在有条件采用危险性较小的工作方法进行行车道板架设安装的情况下,为了降低费用而将该项工程发包给个人,采用人工安装,增加了劳动者的安全风险。该公司在与被告罗友敏签订的承包合同中约定“施工中发生伤、亡、残事故,由罗友敏负责”,把只有企业才有能力承担的安全风险,推给能力有限的自然人承担,该条款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违反了我国宪法和劳动法前述有关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五)项的规定,该约定应当属于无效条款,不受法律保护。第八公司对原告刘明的工伤事故,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原告刘明因工伤事故致左手残废后,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误工费、住院生活补助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符合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应予支持。刘明请求两被告给付再医费,因再医的事实尚未发生,该费用处于不确定状态,本案现不作处理;待再医事实发生后,原告另行提出。
综上,眉山县人民法院于1999年3月18日判决:
一、被告罗友敏在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付给原告刘明医疗、误工、住院生活补助、护理、交通、伤残补助金、伤残就业补助金,共计18679. 56元(已付5308.15元,执行时予以扣除)。
二、被告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局第二工程处第八工程公司对上列费用承担连带责任。
案件受理费 757.18元,鉴定费 450元,由罗友敏负担。
第一审宣判后,原告刘明不服,以原判没有解决再次医疗问题,其他赔偿项目也不足为由提起上诉,要求改判增加再医费、误工费等,并补发拖欠的工资。
四川省眉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期间,除认定一审关于工伤经过的事实外,还查明:刘明住院治疗 21天期间,被上诉人罗友敏为其支付医疗费、住院费、交通费及其他费用等共计 6457. 71元。刘明因工伤受到的损失,除罗友敏已支付的外,尚有出院后的误工费 1500元、再医费 2000元(含住院医药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等)、伤残补助金 5014元、伤残就业补助金 6254元以及其他损失 2443元未付。此外,被上诉人第八公司尚欠刘明 1998年 9月份的工资 1033元。
眉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刘明因工伤致残,两被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据此,眉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于 1999年 5月17日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除被上诉人罗友敏已支付的 6457.71元以外,再由被上诉人第八工程公司于 1999年 5月 30日前,一次性付给上诉人刘明出院后的误工费、伤残补助金、伤残就业补助金、再医费、其他损失费用和所欠工资等,共计 18244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 757.18元、鉴定费 4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757. 18元,共计 1964. 36元,由第八工程公司负担。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包利英诉上海申美饮料食品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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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利英诉上海申美饮料食品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工作年限应当连续计算。劳动者用人单位发生变动,对于如何界定是否因劳动者本人原因,不应将举证责任简单地归于新用人单位,而应从该变动的原因着手,查清是哪一方主动引起了此次变动。劳务派遣公司亦不应成为工作年限连续计算的阻却因素。
原告:包利英,女,49岁,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被告:上海市申美饮料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出口加工区桂桥路。
法定代表人:JOHAN WILLEM MAARTEN JANSEN,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包利英因与被告上海申美饮料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美公司)发生劳动合同纠纷,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包利英诉称:其经被告申美公司营业部经理面试通过后,于2006年4月4日进入被告处工作。2006年4月4日至2010年1月31日期间,原告根据被告的要求和安排先后与案外人上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资公司)、上海支点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支点公司)、安德普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普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由上述公司将原告安排至被告处工作。2010年2月1日起,原、被告直接签订了期限至2013年3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原告入职后,一直在被告的川沙合庆镇营业部担任业务员工作,工作地点和岗位均无变化,故应自2006年4月4日起计算在被告处的工作年限。2013年3月25日起,原告因病休病假,至今仍在病假中,但被告不仅未足额支付原告病假工资,反而于2013年9月13日向原告寄送通知书,违法终止了双方的劳动关系。原告为维护自身权益申请仲裁,因对裁决部分不服,故提起诉讼,要求判令:1. 原、被告自2013年9月1日起恢复劳动关系;2. 被告支付原告2013年9月3日至2013年9月24日的病假工资人民币1991.97元,并以1327.98元/月的标准支付原告2013年9月25日至判决生效之日的疾病救济费;3. 被告支付原告2013年4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病假期间的工资差额4416.20元。
被告申美公司辩称:2006年4月4日至2010年1月31日期间,原告包利英先后由多家劳务派遣公司派遣至被告处工作,担任助销员。2010年2月1日起,原、被告建立劳动关系,原告担任RTM业务代表,亦属于销售岗位,但相较于助销员,后者的辅助性质更强一些。被告认为,原告的工作年限应自2010年2月1日起算。2013年3月25日起,原告开始休病假。2013年9月3日,原告的医疗期届满,被告依法终止了双方的劳动合同,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请1和2。原告病假期间,被告已足额支付其病假工资,不存在拖欠,故不同意其诉请3。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原告包利英于2006年4月4日进入被告申美公司工作,担任助销员。根据原告的求职登记卡显示,2006年4月4日至2007年3月31日期间,原告系由案外人人资公司派遣进入被告处工作;2007年4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原告的劳务派遣公司改为支点公司;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月29日,原告的劳务派遣公司又改为安普公司(原名上海华业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后于2009年2月17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更名为安普公司)。2010年2月,原、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2010年2月1日至2013年3月31日;原告在市场执行部门的RTM业务代表岗位任职。2006年4月4日至2010年3月期间,原告实际在被告公司的浦东办事处(位于本市浦东新区金桥开发区桂桥路539号)从事销售工作;2010年4月起,原告被安排至被告公司的川沙办事处(位于本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5385号龙东大厦2104室),仍从事销售工作。2012年8月起,原告的基本工资为2259元/月,此外另有金额不定的月度奖金。2013年3 月25日起,原告因患病开始休病假,未再上班。2013年4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被告支付原告工资6153.79元;2013年7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期间,被告每月各支付原告工资2027元。
2013年9月2日,被告申美公司向原告包利英住址邮寄通知一份:“您与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已于2013年3月31日到期,且公司基于您的病假申请,依法将您的劳动合同顺延至医疗期结束。我们特此通知您,您的医疗期将于2013年9月3日结束,故届时劳动合同终止。上述劳动合同终止日为您的最后工作日……,月基本工资结算至2013年9月3日……”。2013年9月4日,该份邮件被退回。2013年9月12日,被告再次向原告寄送终止劳动合同的通知,原告签收了该份通知。2013年9月3日,被告为原告开具了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2013年9月13日至2013年12 月25日期间,原告仍继续休病假,并将对应期间的病假单邮寄给了被告。
2013年9月25日,原告包利英提起仲裁申请,要求裁令被告申美公司: 1. 恢复劳动关系;2. 支付2013年9月3日至2013年9月30日疾病救济费1991.97元,按照1327.98元/月的标准支付2013年10月1日至恢复劳动关系之日的疾病救济费;3. 支付2013年4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病假工资差额3420.88元。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3年11月19日作出裁决,裁令被告支付原告2013年4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病假工资差额1367.53元,对原告的其余请求未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遂诉至法院。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原告包利英在被告申美公司处的工作年限应自何时起算。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之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则规定:劳动者仍在原工作场所、工作岗位工作,劳动合同主体由原用人单位变更为新用人单位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告包利英于2006年4月4日起,一直在被告申美公司处从事销售相关工作,其用人单位虽先后从人资公司、支点公司变更为安普公司,后又自2010年2月1日起变更为申美公司,但2006年4月4日至2010年3月期间,包利英的工作场所并无变化,故依照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之规定,包利英在申美公司处的工作年限应自2006年4月4日起计算。
参照《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的医疗期标准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之规定:医疗期是指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而用人单位不得因此解除劳动合同的期限;医疗期按劳动者在本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设置,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第1年,医疗期为3个月,以后工作每满1年,医疗期增加1个月,但不超过24个月。据此,至2013年3月24日,原告包利英在被告申美公司处的工作年限已满6年,可享受的医疗期为9个月。包利英、申美公司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虽约定届满期限为2013年3月31日,但应顺延至2013年12月24日包利英医疗期满方可终止。故此,法院确认,申美公司于2013年9月3日在包利英医疗期未满的情况下通知终止双方劳动合同的行为系属违法。然而,鉴于包利英的医疗期已于2013年12月24日届满,双方的劳动合同亦应延续至该日终止,故现已无恢复劳动合同的必要,法院对包利英的诉请1不予支持。
原告包利英2013年3月病假前的工资标准为2259元/月,因包利英、申美公司未明确约定病假工资的计算基数,故法院参照《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以包利英所在岗位正常出勤月工资2259元的70%确定病假工资的计算基数,即1581.30元/月。因包利英在申美公司处工作已满六年不满八年,故其病假工资标准应为1581.30元的90%即1423.17元。据此计算,申美公司应支付包利英2013年4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期间的病假工资7115.85 元。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申美公司已支付包利英上述期间的工资金额并未低于7115.85元,故包利英的诉请3缺乏事实依据。然而,因申美公司未就本案仲裁裁决提起诉讼,应视为已接受该裁决,故其仍应向包利英支付2013年4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期间的病假工资差额1367.53元。
如前所述,原告包利英、被告申美公司间的劳动合同应延续至2013年12月24日终止,故包利英要求申美公司支付2013年9月3日至2013年9月24日的病假工资于法有据,根据1423.17元/月的标准计算,申美公司应支付包利英上述期间的病假工资1084.32元。2013年9月25日起,包利英病假已超过六个月,故申美公司应向其支付疾病救济费,因包利英在申美公司处的工作年限在三年以上,故疾病救济费的标准应以1581.30元/月的60%即948.78元/月计算,但因该标准已低于本市2013年最低工资标准1620元/月的80%即1296元/月,故申美公司应以1296元/月的标准支付包利英2013年9月25日至2013年12月24日期间的疾病救济费3840.31元。
综上所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十五条、《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于2014年6月19日作出判决:
一、上海申美饮料食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包利英2013年9月3日至2013 年9月24日的病假工资1084.32 元;
二、上海申美饮料食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包利英2013年9月25日至2013年12月24日期间的疾病救济费3840.31元;
三、上海申美饮料食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包利英2013年4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期间的病假工资差额1367.53元;
四、驳回包利英的其余诉讼请求。
包利英、申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分别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包利英提起上诉称,要求撤销原判主文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依法改判:1. 双方劳动关系恢复至判决生效之日;2. 申美公司以1991.97元/月支付2013年9月的疾病救济费,以1327.98元/月的标准支付包利英2013年10月的疾病救济费至判决生效之日17 433 .91元;3. 申美公司支付包利英2013年4月1日至2013 年8月31日病假期间的工资差额(以2179.24元/月计算,扣除已经支付的4416.2元)。包利英的主要理由为:申美公司违法终止劳动关系,要求恢复至判决生效之日的劳动关系并要求支付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工资。正常出勤工资应当包括绩效工资部分,疾病救济费是指劳动者的应得工资,包利英的病假工资经计算应为2179.24元/月,应按此标准计算病假工资差额。申美公司则不接受包利英的上诉主张,双方劳动关系顺延至医疗期期满,申美公司只有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支付病假工资等的义务。病假工资基数认同原审认定数额。
申美公司提起上诉称,要求撤销原判主文第一项、第二项,依法改判其不支付2013年9月3日至2013年9月24日的病假工资1084.32元、2013年9月25日至2013年12月24日期间的疾病救济费3840.31元。申美公司的主要理由为:包利英于2006年4月4日至2010年1月29日期间由劳务派遣公司派遣至申美公司处工作,包利英、申美公司于2010年2月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基于合意,并非是“被安排”,不适用《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包利英、申美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后,工作场所和工作岗位实际都有变动,劳务派遣用工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的规定。双方于2010年签订劳动合同,医疗期应该在2013年8月24日结束,所以不同意支付2013年9月之后的病假工资、疾病救济费。包利英则认为申美公司没有权利解除劳动关系,按照法律规定应支付病假工资及疾病救济费。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另查明,上诉人申美公司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13年10月16日的庭审笔录中陈述,上诉人包利英自2006年4月4日起通过多家劳务派遣公司以派遣形式进入申美公司处工作。后由于公司人员需要,申美公司从2010年2月1 日起与包利英建立劳动关系,同时按照公司规章进行考核并变化工作内容。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包利英的工作年限是否连续计算。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包利英于2006年4月4日起,一直在上诉人申美公司处从事销售相关工作,其用人单位先后从人资公司、支点公司变更为安普公司, 2010年2月1日起变更为申美公司,自2006 年4月4日至2010年3月期间,包利英的工作场所并无变化,且从事的工作内容也没有变化。申美公司主张用人单位主体的变更系包利英本人原因造成,但申美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从上述事实分析可以得知,包利英的劳动合同主体虽然由入资公司变为支点公司,再变为安普公司,但是包利英的工作场所没有变化,包利英一直在从事销售相关工作,申美公司亦承认由于公司人员需要,申美公司从2010 年2 月1 日起与包利英建立劳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可以认定本案的情形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的规定,可以确认包利英在申美公司处的工作年限应自2006年4月4日起计算。
依照上诉人包利英在上诉人申美公司处的工作年限,计算包利英可以享受的医疗期,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劳动关系顺延至2013年12月24日医疗期届满终止,并无不当。现包利英要求恢复劳动关系至判决生效之日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病假工资的请求,依照《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并参照上诉人包利英在上诉人申美公司处的工作年限,一审法院确定包利英2013年4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期间的病假工资,并无不妥。包利英主张以2179.24元/月作为计算病假工资的标准,法院难以采纳。包利英据此标准要求申美公司支付2013年4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病假期间工资差额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鉴于包利英、申美公司间的劳动合同延续至2013年12月24日终止,故申美公司应支付包利英2013年9月3日至2013年9月24日的病假工资。申美公司要求不支付2013年9月3日至2013年9月24日病假工资的上诉请求,亦不予支持。
关于疾病救济费的请求,鉴于双方劳动关系顺延至2013年12月24日医疗期届满终止,因此,上诉人包利英要求上诉人申美公司支付疾病救济费至判决生效之日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根据包利英在申美公司处的工作年限以及病假超过6个月的情况,一审法院确定包利英2013年9月25日至2013年12月24日期间的疾病救济费为3840.31元,亦无不妥。包利英主张以1991.97元/月的标准计算2013年9月的疾病救济费,以1327.98元/月的标准计算2013年10月以后的疾病救济费,不予采纳。申美公司要求不支付2013年9 月25日至2013年12月24日期间疾病救济费的上诉请求,亦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所作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包利英、申美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均不予支持。
据此,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5年1月30日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北京泛太物流有限公司诉单晶晶劳动争议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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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泛太物流有限公司诉单晶晶劳动争议纠纷案
【裁判摘要】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关于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工资的规定,是对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规定的惩戒。如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双方之间签署的其他有效书面文件的内容已经具备了劳动合同的各项要件,明确了双方的劳动关系和权利义务,具有了书面劳动合同的性质,则该文件应视为双方的书面劳动合同,对于劳动者提出因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而要求二倍工资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原告:北京泛太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被告:单晶晶,女,31岁,汉族,无业,住北京市顺义区仁和地区临河村。
原告北京泛太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太物流公司)因与被告单晶晶发生劳动争议纠纷,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泛太物流公司诉称:被告单晶晶于2011年6月30日入职我公司,负责员工档案管理工作。其自2011年7月29日下班后,就未再到公司上班,原告多次与其电话联系,其始终没有上班,且未办理请假或离职手续,直到2011年8月17日其给原告相关领导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内容为:“因我个人不认同公司的文化,特向各位领导提出辞职”。单晶晶的行为属于擅自离职。原告认为:首先,双方劳动关系截止日期应为2011年7月29日。其次,单晶晶擅自离职后,向原告以电子邮件的形式提交了辞职报告,原告无须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第三,单晶晶入职当日,原告即与其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与《员工录用审批表》、《公司物品申请表》一起放在了单晶晶的人事档案袋中。单晶晶利用保管员工档案的便利在离职时将包括《劳动合同》在内的相关资料带走,但在仲裁庭审质证时出具了与《劳动合同》一起存放在档案袋中的《员工录用审批表》、《公司物品申请表》的原件,这一事实佐证了单晶晶离职时带走了包括劳动合同在内的相关资料,原告不应支付其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另外,双方劳动关系截止日期为2011年7月29日,即使我公司无法提交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因自用工之日起未超过一个月,也不应支付单晶晶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第四,单晶晶自2011年7月29日后未到我公司上班,其8月份工资不应支付。第五,单晶晶的档案转移应由其自行处理,原告可以协助。综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 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为2011年6月30日至2011年7月29日;2. 原告无须支付单晶晶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000元;3. 原告无须支付单晶晶2011年7月30日至2011年8月30日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652.94元;4.原告无须支付单晶晶2011年8月工资4000元;5. 判令原告无须为单晶晶办理档案转移手续。
被告单晶晶辩称:不同意被告泛太物流公司的诉讼请求,同意仲裁裁决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被告单晶晶于2011年6月30日入职原告泛太物流公司,担任人力行政部员工,其月工资标准为税前4000元,税后实发金额3652.94元,泛太物流公司支付单晶晶工资至2011年7月31日。
被告单晶晶主张原告泛太物流公司未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泛太物流公司提出单晶晶入职后该公司与其签订了3年期的劳动合同,因单晶晶负责保管员工档案,其离职时擅自将劳动合同等材料带走。对此泛太物流公司提供了单晶晶的《工作职责》为证,上述材料载明:“2011年7月7日经理分配给我的工作如下:员工投诉;……;员工档案管理:档案转我处后,审表格、审手续;……”上述内容下方有单晶晶签字,并写明2011年7月7日;单晶晶否认自己负责员工档案管理,亦否认《工作职责》中的签字系自己书写,经法院释明,单晶晶不申请对上述签名是否为自己书写进行司法鉴定。另查,本案审理中,单晶晶提交了《员工录用审批表》以及《公司物品申请表》的原件,其中《员工录用审批表》载明:姓名单晶晶、性别女、部门人力行政部、工作地点北京……;聘用期限自2011年7月1日起至2014年7月1日止共叁年,试用期自2011年7月1日起至2011年9月30日止,共叁月;试用期待遇:基本工资1500元、岗位工资1500元、各项补贴500元、加班工资500元,合计4000元;转正后待遇:……,合计5000元;审批表下方“人力资源部意见”以及“总经理批示”栏分别由相关负责人及法定代表人苏树平的签字。其中《公司物品申请表》载明单晶晶2011年7月开始社保增加,邮箱地址为shanjingjing@tps-logistics.com,并由总部行政负责人、办事处人事负责人以及信息部门经办人签字确认,其中信息一栏注明“域帐号、邮件登陆后请修改密码”。泛太物流公司提出上述审批表及申请表与劳动合同同时存放于单晶晶的员工档案中,上述材料原件在单晶晶手中的事实本身即说明了单晶晶负责保管档案并带走劳动合同的事实。单晶晶提出上述两份材料系泛太物流公司的杨富清为让自己了解工作职能而交给自己的,事后未要回,故原件由自己保管。
被告单晶晶与原告泛太物流公司均认可双方已经解除劳动关系,但就最后工作时间、解除劳动关系时间及经过存在争议。单晶晶提出其最后工作至2011年8月30日,当日泛太物流公司无故口头告知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对此单晶晶未提供证据佐证。泛太物流公司主张单晶晶最后工作至2011年7月29日,并于2011年8月17日向该公司负责人发送邮件申请辞职,故双方劳动关系于2011年8月17日因单晶晶辞职而解除。泛太物流公司对上述主张提供2011年6月、7月的考勤汇总表以及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于2011年8月17日收取的单晶晶通过电子邮箱(shanjingjing@tps-logistics.com)发送的邮件为证,上述考勤汇总表无单晶晶签字确认,且未显示2011年7月底以后的出勤情况;上述邮件内容为“各位泛太公司领导:我于2011年6月30日入职泛太公司。约定试用期三个月。现因我个人不认同公司的企业文化,特向各位提出辞职。单晶晶2011年8月17日”。单晶晶否认考勤汇总表的真实性,其认可发送上述电子邮件的电子邮箱系自己入职时注册的邮箱,但否认该邮件系由其本人发送的,其提出泛太物流公司的网管人员掌握自己的邮箱地址及密码,上述邮件内容完全有可能系泛太物流公司自己发送的。
另查,被告单晶晶的档案现仍存放于原告泛太物流公司集体存档户内。
再查,被告单晶晶曾以要求确认与原告泛太物流公司于2011年6月30日至2011年8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该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011年7月30日至2011年8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2011年8月1日至2011年8月30日工资、延迟转移档案损失以及要求泛太物流公司办理档案转移手续等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如下:一、确认2011年6月30日至2011年8月30日期间单晶晶与泛太物流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泛太物流公司向单晶晶一次性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000元;三、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泛太物流公司向单晶晶一次性支付2011年7月30日至2011年8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652.94元;四、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泛太物流公司向单晶晶一次性支付2011年8月1日至2011年8月30日拖欠工资税前4000元;五、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泛太物流公司为单晶晶办理档案转移手续;六、驳回单晶晶的其他申请请求。泛太物流公司不服上述裁决第一至五项内容,于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单晶晶同意仲裁结果。
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被告单晶晶于2011年6月30日入职原告泛太物流公司,双方建立劳动关系。
(一)关于被告单晶晶最后工作时间及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及原因。双方各执一词,法院认为,原告泛太物流公司提出单晶晶于2011年8月17日通过电子邮件提出辞职,单晶晶虽否认上述邮件系其本人发送,但其认可发送该邮件的电子邮箱系其本人申请注册的,其虽提出泛太物流公司掌握该邮箱地址及密码,但未提供证据佐证其上述主张;同时,单晶晶作为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当对其个人邮箱密码负有安全保密义务,依据常理该密码不应由第三人知悉,且单晶晶持有的《公司物品申请表》中亦已经注明要求其邮件登陆修改初始密码,故法院对单晶晶的抗辩不予采信,确认该邮件的证明力,进而采纳泛太物流公司的主张即双方劳动合同于2011年8月17日因单晶晶提出辞职而解除。鉴于此,法院认定单晶晶与泛太物流公司之间于2011年6月30日至2011年8月1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该公司无须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2000元。
被告单晶晶虽提出其最后工作至2011年8月30日,同日原告泛太物流公司口头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但未提供证据佐证;且如上文所述,法院确认其于2011年8月17日通过电子邮件提出了辞职,其未能举证证明提出辞职后继续为泛太物流公司提供劳动,故对其上述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同时,泛太物流公司虽称单晶晶最后工作至2011年7月29日,但其提供的考勤汇总表未经单晶晶签字确认,且不能显示2011年7月底以后的出勤情况,故对其该主张法院亦不予采信,鉴于泛太物流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出勤情况负有举证责任,综合单晶晶于2011年8月17日申请辞职的情况,法院确认单晶晶最后工作至2011年8月17日。据此,泛太物流公司应向单晶晶支付2011年8月1日至2011年8月17日期间的税前工资2390.8元(计算方式4000÷21.75×13),无须继续支付2011年8月18日至2011年8月30日的工资。
(二)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原告泛太物流公司提出曾与被告单晶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单晶晶负责保管员工档案并借此将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取走。对此法院认为,依据泛太物流公司提供的《工作职责》的内容,单晶晶负责公司员工的档案管理工作,其虽否认负责上述工作,且否认《工作职责》中自己签字的真实性,但经法院释明,其未申请对上述签字的真伪进行鉴定,应当承担上述事实不能查明的不利法律后果,即法院对《工作职责》的证明力予以确认,采信泛太物流公司关于单晶晶负责员工档案管理的主张,但仅凭借单晶晶负责保管档案以及其持有部分泛太物流公司文件的事实并不足以证实泛太物流公司曾与单晶晶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书。 反而,单晶晶持有的《员工录用审批表》中明确约定了其工作部门、工作地点、聘用期限、试用期、工资待遇等,并附有泛太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苏树平的签字,上述审批表内容已经具备劳动合同的要件,特别是上述《员工录用审批表》现由单晶晶持有并由其作为证据提供,即其认可上述审批表的内容,因此法院认为该审批表具有劳动合同的性质。故单晶晶要求泛太物流公司支付2011年7月30日至2011年8月30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其中2011年7月30日至2011年8月17日期间系包含在上述审批表所载明的合同期限内,其中2011年8月17日后双方已经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故泛太物流公司无须支付上述期间二倍工资差额。综上,对泛太物流公司提出的无须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的主张,法院予以支持。
鉴于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而被告单晶晶档案现仍存放于原告泛太物流公司集体存档户内,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泛太物流公司有义务为单晶晶办理档案转移手续,其要求由单晶晶自行办理档案转移手续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海淀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2年3月5日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单晶晶与原告泛太物流公司于2011年6月30日至2011年8月1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原告泛太物流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被告单晶晶2011年8月1日至2011年8月17日期间工资2390.80元;
三、原告泛太物流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为被告单晶晶办理档案转移手续;
四、原告泛太物流公司无须向被告单晶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000元;
五、原告泛太物流公司无须向被告单晶晶支付2011年7月30日至2011年8月30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3652.94元。
单晶晶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同一审辩称。
被上诉人泛太物流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单晶晶的上诉请求。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单晶晶的离职时间以及双方是否签订有劳动合同或录用审批表能否作为劳动合同。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关于上诉人单晶晶离职时间问题,单晶晶坚持原审理由,主张其工作至2011年8月30日,同日被上诉人泛太物流公司口头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但其在一审、二审中均未提供证据予以佐证。泛太物流公司主张单晶晶于2011年8月17日通过电子邮件提出辞职并提交了该电子邮件,依据举证规则,泛太物流公司完成了以电子邮件形式证明系单晶晶提出辞职主张的举证责任;单晶晶对此予以否认,即对泛太物流公司的该项主张予以反驳,其应提举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将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单晶晶认可发送该邮件的电子邮箱系其本人申请注册的,其提出泛太物流公司掌握该邮箱地址及密码意图推翻泛太物流公司的上述主张,但其未提供证据佐证其上述主张;加之,单晶晶作为具备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对其个人邮箱密码负有安全保密义务,依据常理该密码不应为第三人所知悉,且单晶晶持有的《公司物品申请表》中亦已经注明要求其邮件登陆修改初始密码,故原审法院对单晶晶的抗辩不予采信、确认该邮件的证明力、进而采纳泛太物流公司的主张即双方劳动合同于2011年8月17日因单晶晶提出辞职而解除的认定正确,法院予以确认。单晶晶的该项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双方是否签有劳动合同一节,双方各执一词,该节争议的核心即是否能对被上诉人泛太物流公司予以双倍工资惩罚。由于双方均认可填有《员工录用审批表》且该表为上诉人单晶晶持有和提举,所以,该节争议的实质就演化为该《员工录用审批表》能否视为是双方的书面劳动合同。对此,法院认为应结合《劳动合同法》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予以双倍工资惩罚的立法目的予以分析。首先,《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针对实践中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以及《劳动法》第十六条仅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而没有规定违法后果的立法缺陷,增设了二倍工资的惩罚,该第二倍差额的性质并非劳动者的劳动所得而是对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规定的一种惩戒。二倍工资的立法目的在于提高书面劳动合同签订率、明晰劳动关系中的权利义务而非劳动者可以从中谋取超出劳动报酬的额外利益。其次,结合单晶晶持有的《员工录用审批表》分析,该表已基本实现了书面劳动合同的功能。表中明确约定了单晶晶工作部门、工作地点、聘用期限、试用期、工资待遇等,并附有泛太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苏树平的签字,该审批表内容已经具备劳动合同的要件,能够既明确双方的劳动关系又固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实现了书面劳动合同的功能。一审法院认定该审批表具有劳动合同的性质、驳回单晶晶要求泛太物流公司支付二倍工资差额的诉讼请求正确,法院予以确认。单晶晶该节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单晶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2年 6月1日作出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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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市佳帆纺织有限公司诉周付坤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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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市佳帆纺织有限公司诉周付坤工伤保险待遇纠纷案
【裁判摘要】
劳动者因第三人侵权造成人身损害并构成工伤的,在停工留薪期间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用人单位以侵权人已向劳动者赔偿误工费为由,主张无需支付停工留薪期间工资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吴江市佳帆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庙港工业东区。
法定代表人:钱传大,该公司董事。
被告:周付坤,男,1987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
原告吴江市佳帆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帆公司)因与被告周付坤发生工伤保险待遇纠纷,向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佳帆公司诉称,苏州市吴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严重与事实不符和与立法精神背道而驰,被告周付坤是在上班途中因交通事故受伤引起的工伤,无论是交通事故中的误工费还是工伤待遇中的停工留薪期工资,都是因被告本次交通事故受伤需要休息无法工作而造成的实际收入减少的款项,故不能因为两者名称不同,因同一受伤事实,误工费已在交通事故中得到赔偿,又在工伤中再次赔偿停工留薪期工资,显然与不再重复赔偿原则的立法精神背道而驰。故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而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1.原告无须支付给被告停工留薪期工资702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周付坤辩称:仲裁程序合法,仲裁裁决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判决。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19年4月19日,被告周付坤向苏州市吴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原告佳帆公司支付其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0 571.8元、一次性医疗补助金30 000元、一次性就业补助金15 000元、医药费239.4元、停工留薪期工资7028元。在2019年5月14日的仲裁庭审中,周付坤当庭增加诉讼请求,要求从申请仲裁之日起与佳帆公司解除劳动关系。2019年5月21日,仲裁委裁决周付坤与佳帆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4月19日解除,佳帆公司支付周付坤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5 000元、停工留薪期工资7028元,共计22 028元,驳回周付坤的其他仲裁请求。佳帆公司在法定期间内向一审法院起诉。
被告周付坤于2015年10月至原告佳帆公司工作,佳帆公司为周付坤缴纳了社会保险。2018年7月9日,周付坤在下班途中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与张玲妹驾驶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导致两车受损、周付坤与张玲妹受伤。2018年7月10日,苏州市吴江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就本起事故作出认定书,认定张玲妹负主要责任,周付坤负次要责任。周付坤的伤情经吴江区第四人民医院于2018年7月9日诊断为头面部外伤、多处挫伤。周付坤于2018年7月10日至7月16日在吴江区第四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后周付坤又两次至该院接受门诊治疗,并支付医疗费239.4元。2018年7月16日、7月30日、8月14日,吴江区第四人民医院分别为周付坤开具了“休息二周”“休息二周”“休息一周”的病假证明。
2018年7月31日,经交警部门调解,被告周付坤与张玲妹达成协议:张玲妹的医药费600元、误工费1900元,由周付坤承担;周付坤的医药费8000元,由张玲妹承担4800元,周付坤承担3200元,另张玲妹赔偿周付坤误工费、营养费等合计3800元。
2018年10月30日,苏州市吴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苏吴江人社工认字〔2018〕304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周付坤受到的伤害属于工伤。2019年2月20日,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苏吴江工初〔2019〕92号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核准周付坤的伤残等级符合十级。
一审庭审中,原告佳帆公司陈述称:被告周付坤受伤前一年的平均工资为5000元/月,由佳帆公司打卡发放。周付坤陈述称:周付坤受伤前一年的平均工资为8000元/月,由佳帆公司打卡发放。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后,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受伤,经认定为工伤,理应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被告周付坤于2019年5月14日的仲裁庭审中,要求解除与原告佳帆公司的劳动关系,故双方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5月14日解除。因佳帆公司已为周付坤缴纳了社会保险,故相关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分别由工伤保险基金和佳帆公司向周付坤赔偿,其中医疗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关于被告周付坤主张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周付坤被鉴定为十级伤残,周付坤提出与原告佳帆公司解除劳动关系,佳帆公司应支付周付坤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5 000元。另根据法律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间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应当凭伤者就诊的签订服务协议的医疗机构出具的休假证明确定。停工留薪期工资与误工费系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而产生,伤者可以兼得,故对佳帆公司的相关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在周付坤受伤后,医疗机构共计为周付坤开具了休息35天的休假证明,故一审法院认定停工留薪期为35天;关于停工留薪期的工资标准,因双方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周付坤的工资标准,仲裁裁决认定佳帆公司应提交考勤、工资计算标准等材料予以核算,但佳帆公司未提交,应承担不利后果,并认为周付坤受伤前的工资每月为8000元,属于合理范围,据此认定停工留薪期工资为7028元在法定范围内,一审法院认为,仲裁裁决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9年8月5日作出判决:
一、吴江市佳帆纺织有限公司与周付坤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5月14日解除。
二、吴江市佳帆纺织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周付坤停工留薪期工资7028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5 000元,共计22 028元。
三、吴江市佳帆纺织有限公司无需支付周付坤医疗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一审宣判后,佳帆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佳帆公司上诉称:本案是被上诉人周付坤在上班途中因交通事故受伤而引起的工伤,无论是交通事故中的误工费还是工伤中的停工留薪期工资,都是因周付坤本次交通事故受伤需要休息无法工作而造成的实际收入减少的款项,现误工费已经在交通事故中得到赔偿,故不应再支持停工留薪期工资。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周付坤未作答辩。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进行治疗,享受工伤医疗待遇。本案中,被上诉人周付坤遭受工伤,应享受相应工伤待遇。因佳帆公司已为周付坤缴纳了社保,故周付坤可享有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应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关于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被上诉人周付坤构成十级伤残,上诉人佳帆公司应当支付周付坤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5 000元。关于停工留薪期工资。周付坤因工伤休息35天,应视同其正常提供劳动而享有工资,一审酌定佳帆公司支付周付坤停工留薪期工资为7028元并无不当。关于佳帆公司认为周付坤系因第三人侵权构成工伤,其已经获得误工费赔偿,故不能同时享有停工留薪期工资。法院认为,一方面,现行法律并未禁止工伤职工同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和人身损害赔偿;另一方面,工伤保险待遇与民事侵权赔偿二者性质不同,前者属公法领域,基于社保法律关系发生,后者属私法领域,基于民事法律关系发生,不宜径行替代。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2019年12月13日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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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继威诉南京搏峰电动工具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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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继威诉南京搏峰电动工具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因用人单位整体搬迁导致劳动者工作地点变更、通勤时间延长的,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规定的“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需要考量搬迁距离远近、通勤便利程度,结合用人单位是否提供交通工具、是否调整出勤时间、是否增加交通补贴等因素,综合评判工作地点的变更是否给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严重不便并足以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如果用人单位已经采取适当措施降低了搬迁对劳动者的不利影响,搬迁行为不足以导致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劳动者不得以此为由拒绝提供劳动。
原告:吴继威,男,1990年10月6日生,汉族,住安徽省明光市。
被告:南京搏峰电动工具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Lennart de Vet,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吴继威因与被告南京搏峰电动工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搏峰公司)发生劳动合同纠纷,向江苏省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吴继威诉称:其原系被告搏峰公司员工。2019年3月9日,搏峰公司在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单方搬迁,后于3月18日直接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现要求搏峰公司支付赔偿金57192元。
被告搏峰公司辩称:其因生产经营和改善环境需要,定于2019年4月从将军大道159号搬迁至529号。2019年3月9日,其在组织员工拆除一条无任务的生产线时,包含原告吴继威在内的100余名员工集体停工。其邀请政府部门进行了法律答疑,并宣告承诺福利待遇不变且每月增发50元交通补贴,要求员工回岗,但员工仍然停工。其之后多次通知员工回岗,否则将根据规章制度予以解雇,均遭到拒绝。吴继威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和最基本的劳动纪律,其解除劳动合同行为合法。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13年9月23日,原告吴继威入职被告搏峰公司从事生产工作。双方签订的最后一期劳动合同期限至2019年9月30日,约定工作地点在将军大道159号搏峰公司,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条款内容或重大事项变更时,应协商一致。
2017年5月4日,被告搏峰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修订员工手册。其中规定,连续旷工3个工作日,或连续12个月内累计旷工5个工作日,给予解除合同处分。原告吴继威签收了员工手册。
2019年3月,被告搏峰公司因经营需要决定由原办公地点将军大道159号整体搬迁至将军大道529号。包括原告吴继威在内的员工得知后,以距离太远为由拒绝到新厂址上班。2019年3月9日,搏峰公司组织人员拆除生产线时,包括吴继威在内的员工大面积停工,自此每日到原厂址打卡后,不再提供劳动。2019年3月11日,搏峰公司发布《关于厂区搬迁的通知》,声明自2019年4月1日起,厂区将从将军大道159号(14000平方米)整体搬迁至距离约4.5千米的将军大道529号(17000平方米),全程骑行约20分钟,均在地铁S1号线沿线,有864路、874路公交可乘,生产车间提供中央空调,食宿更加便利,搏峰公司将安排车辆携全员前往新厂区参观,给予每人500元搬迁奖励,交通补贴在每月100元基础上增加50元,要求员工通过合理渠道沟通,必须于2019年3月12日8:30回岗正常劳动。员工拒绝返岗。2019年3月13日,搏峰公司再次发布公告,重申员工的岗位、工作内容和福利待遇不变,增发50元交通补助。员工仍然拒绝返岗。2019年3月15日,搏峰公司向吴继威发出《督促回岗通知》,告知吴继威其行为已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扰乱破坏生产秩序,要求吴继威于2019年3月18日8:30到生产主管处报到,逾期未报到将解除劳动合同。吴继威未按要求报到。2019年3月18日,搏峰公司在通知工会后,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决定与吴继威解除劳动合同。
2019年3月25日,原告吴继威向南京市江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仲裁请求与本案诉讼请求一致。2019年5月6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驳回了吴继威的仲裁请求。被告搏峰公司服从裁决。吴继威不服裁决,提起诉讼。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被告搏峰公司拟将厂区整体迁移,是基于生产运作情况作出的经营决策,不改变劳动者的岗位和待遇,并非滥用用工权利刻意为难劳动者的行为。厂区迁移后,确实可能对劳动者产生一定的通勤压力,但搬迁距离并不遥远,也在公共交通、共享单车可达之处,将军大道本身具备较好的通行条件,搏峰公司也承诺增发交通补助,总体而言,迁移对劳动者的影响是有限的,不构成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根本障碍。同时,争议发生后,双方均应当采取正当手段维护自身权利。原告吴继威不愿意调整工作地点,可以提出相关诉求,但其自身仍然负有继续遵守规章制度、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义务。吴继威在搏峰公司的再三催告下,仍然拒绝返回原岗位工作,已经构成旷工,违反基本的劳动纪律,并且达到员工手册中规定的可被解除劳动合同的严重程度,故搏峰公司在通知工会后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并无违法之处,故对吴继威要求搏峰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规定,于2019年10月8日判决:
驳回原告吴继威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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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传杰诉上海敬豪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等劳动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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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传杰诉上海敬豪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等劳动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用人单位不得解除或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即使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协议也应认定无效。
原告:张传杰,男,47岁,汉族,住安徽省阜南县。
被告:上海敬豪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
法定代表人:王文清,该公司经理。
被告:中海工业(上海长兴)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县长兴岛。
法定代表人:张一兵,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张传杰因与被告上海敬豪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敬豪公司)、中海工业(上海长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公司)发生劳务派遣合同纠纷,向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张传杰诉称:2007年10月,原告与上海兴旭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公司法定代表人是王文清。2010年1月,原告被转入同为王文清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被告敬豪公司。自2007年10月起,原告被派往被告中海公司担任电焊工。2014年1月13日,敬豪公司与原告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原告要求进行离职前职业健康检查,敬豪公司承诺签订协议后安排原告体检,但第二天即反悔。原告经向有关部门投诉后,敬豪公司才安排原告进行体检。原告认为与敬豪公司签订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系敬豪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协议书虽称系原告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实则是敬豪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原告提起仲裁、诉讼,要求原告与敬豪公司自2014年1月13日起恢复劳动关系。
被告敬豪公司、中海公司辩称:原告张传杰与敬豪公司于2014年1月13日已经达成解除劳动关系的协议,并支付补偿金。现原告已离开被告处一年多,故不同意恢复劳动关系。
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10年1月,原告张传杰与被告敬豪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后被派遣至被告中海公司担任电焊工,双方签订最后一期的劳动合同的期限为2010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2014年1月13日,敬豪公司(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协议中载明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劳动关系于2014年1月13日解除,双方的劳动权利义务终止;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48 160元,以上款项包括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其他应得劳动报酬及福利待遇等。敬豪公司于2014年1月21日向原告支付人民币48 160元。
2014年4月,原告张传杰经上海市肺科医院诊断为电焊工尘肺壹期。2014年12月10日,原告经上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职业病致残程度柒级。2014年11月27日,原告向上海市崇明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自2014年1月13日起恢复与敬豪公司的劳动关系。该委裁决对于原告的请求事项不予支持。
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现原、被告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不属该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且双方的解除行为系真实意思的表示。原告张传杰为职业病致残程度柒级,且原、被告的劳动合同也已到期,现被告敬豪公司不同意恢复劳动关系,原告要求自2014年1月13日起恢复与敬豪公司的劳动关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据此,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之规定,于2015年6月24日作出判决:
原告张传杰要求与被告上海敬豪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自2014年1月13日起恢复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张传杰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张传杰与敬豪公司虽于2014年1月13日签订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但由于敬豪公司的缘故,直到2014年12月张传杰才被鉴定为“职业病致残程度柒级”。敬豪公司未安排其在离职前体检,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故之前不能解除劳动合同。因此,请求法院判令自2014年1月13日起恢复张传杰与敬豪公司的劳动关系。
被上诉人敬豪公司、中海公司共同辩称:双方系经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上诉人张传杰经鉴定为“职业病致残程度柒级”,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故不同意与张传杰恢复劳动关系。综上,请求驳回张传杰的上诉请求。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当然有效。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从事解除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该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此款规定虽然没有排除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对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不得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因此,用人单位安排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进行离岗职业健康检查是其法定义务,该项义务并不因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而当然免除。
本案中,双方于2014年1月13日签订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并未明确上诉人张传杰已经知晓并放弃了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权利,且张传杰于事后亦通过各种途径积极要求被上诉人敬豪公司为其安排离岗职业健康检查。因此,张传杰并未放弃对该项权利的主张,敬豪公司应当为其安排离岗职业健康检查。在张传杰的职业病鉴定结论未出之前,双方的劳动关系不能当然解除。
2014年12月10日,上诉人张传杰被鉴定为“职业病致残程度柒级”。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因此,鉴于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原应于2014年6月30日到期,而张传杰2014年12月10日被鉴定为“职业病致残程度柒级”,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可以终止到期合同,故张传杰与被上诉人敬豪公司的劳动关系应于2014年12月10日终止。
综上,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六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于2015年11月12日作出判决:
一、撤销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2015)崇民一(民)初字第1021 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张传杰与被上诉人上海敬豪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自2014年1月13日起恢复劳动关系至2014年12月10日止。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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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为军诉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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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为军诉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
【裁判摘要】
用人单位依据末位淘汰制对员工实行奖优惩劣,对排名靠后的员工采取调岗调薪等措施,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重要内容,只要该调岗调薪行为是基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合理需要,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单位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劳动者主张该调岗调薪行为违法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戴为军,男,1972年7月24日出生,住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
被告: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昆山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林伯丰,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戴为军因与被告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发生追索劳动报酬纠纷,向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戴为军诉称:原告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并不存在严重违纪行为,被告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却以末位淘汰为由将原告调岗、降薪,并克扣原告月、季奖金及加班工资。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支付原告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期间工资(包括加班工资、职务工资、月奖金、季度奖金)差额21741.50元、未足额支付工资的经济补偿金5435元。
被告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辩称:1.劳动合同约定原告戴为军的工作岗位为操作工,且约定公司根据工作需要,按照诚信原则,可依法变动原告的工作岗位。2.公司规章制度明确规定了员工平时记录和每月各项奖金之考核将作为升职、调职之依据,原告对此十分清楚。同时,原告对月奖、季奖发放金额都是明知的,但原告却从未提出过异议。公司依据年度、季度考核成绩排名,按照公司规定对原告进行调职,是出于经营需要。3.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存在未足额发放奖金及加班工资的情况。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原告戴为军于1996年11月4日进入被告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工作,为包装股员工,2010年11月起戴为军任包装股课长。双方最后一期劳动合同期限自2014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止,约定戴为军的工作岗位为操作工,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根据工作需要,按照诚信原则,可依法变动戴为军的工作岗位,戴为军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为最低工资标准,加班加点工资计发基数为最低工资标准,戴为军接受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所给予职务调整和变动等。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员工工作规则》的员工考核部分规定:“平时记录:员工平时有优良行为表现或不良行为时,由各单位负责人以书面通知人事单位记录之;每月各项奖金之考核,以上两项记录将作为升职、调职之依据。惩戒:记过:罚款500-1000元;申诫:罚款500元;罚款:罚款10-500元。”戴为军的工资结构为本薪4350元、职务工资1500元、月奖金(不固定)、季奖金(不固定)、奖金(不固定,2016年2月前基本在400元以下)、伙食津贴180元、节日加班费。
2015年11月,被告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接到客户投诉,反映玻璃存在发霉现象。2015年12月2日,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对包装部门人员作出处理,其中对原告戴为军申诫一次,罚款500元。
2015年11月18日,被告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发布人员配置检讨事公告,公告如下人员配置调整办法:课股/长人数65,年度根据季度奖考绩排名,最后10%予以降职处理等。另查,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的2015年度考绩汇总表显示:戴为军排名第43位,共47人,戴为军为倒数第5名。2016年1月4日,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对戴为军作出人事通知,戴为军职务由课长调整为班长,职务工资由1500元调整至700元。2016年2月起,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支付戴为军职务工资700元,2016年2月奖金为950元,2016年3月起奖金固定为800元。
原告戴为军于2016年7月向昆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支付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期间的工资差额21741.50元、未足额支付工资的经济补偿金5435元。该委作出裁决:驳回戴为军的仲裁请求。戴为军不服仲裁裁决,向昆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原告戴为军进入被告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工作,双方依法建立了劳动关系。戴为军诉请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支付的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期间的工资差额21741.50元,包括2015年10月至2016年2月期间加班工资差额1862.25元、2016年1月至2016年6月期间职务工资差额4800元、2015年9月至2016年5月期间月奖金差额7944元、2015年7月至2016年5月期间季度奖金差额6635元、2015年11月扣款500元。
其中关于2015年10月至2016年2月期间加班工资差额1862.25元,原告戴为军认为被告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应当按其平均工资计算加班加点工资基数,但劳动合同约定了计发基数为最低工资标准,而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也按约支付了戴为军的加班加点工资,故戴为军要求支付差额,没有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2016年1月至2016年6月期间职务工资差额4800元,原告戴为军认为其并不存在严重违纪行为,被告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却以末位淘汰为由将其调岗、降薪。经查,双方的劳动合同约定,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根据工作需要,按照诚信原则,可依法变动戴为军的工作岗位。对戴为军是否符合课长职务的末位淘汰应属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企业管理自主权范围。现戴为军对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的考绩汇总表不认可,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此外,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对戴为军的降职降薪从2016年2月起执行,实际已履行数月,在此期间戴为军并未提出异议,而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也增加了戴为军的奖金部分,应当认定戴为军与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双方已经就职务调整、减少职务工资、增加奖金事宜达成合意,故戴为军要求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支付职务工资差额,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2015年9月至2016年5月期间月奖金差额7944元、2015年7月至2016年5月期间季度奖金差额6635元,原告戴为军认为被告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克扣自己的月奖金和季度奖金。根据戴为军的工资结构,其月奖金、季度奖金并不固定,双方的劳动合同中亦未对奖金作出约定,因此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根据盈利情况,结合戴为军的平时表现、考核结果自主决定奖金的数额并进行发放,并无不当。现戴为军认为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克扣自己的月奖金和季度奖金,但其提供的季度考核表仅为发放奖金的依据之一,除了季度考核之外,2015年12月戴为军被申诫一次,年度考绩结果也不理想,2016年1月公司对戴为军也作出了降职降薪决定,前述因素均会影响戴为军的月奖金、季度奖金,因此,戴为军要求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支付月、季奖金差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2015年11月扣款500元。2015年11月,被告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接到客户投诉,反映玻璃存在发霉现象,经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核查情况属实,公司对原告戴为军所在部门人员进行处分并罚款,其中对戴为军申诫一次,罚款500元。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系依据公司规章制度对戴为军作出处分并罚款,戴为军对上述事件不持异议,故戴为军要求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返还扣款500元,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戴为军要求被告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支付未足额支付工资的经济补偿金5435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16年11月17日判决:
驳回戴为军的诉讼请求。
戴为军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戴为军上诉称: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对其工作岗位的调整违反《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亦违反双方合同约定及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调岗后的降薪亦属违法。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辩称:公司是依据与戴为军之间的合同约定以及经合法程序产生的《员工工作规则》对其岗位进行的调整,公司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用人单位依法变动劳动者工作岗位降低其工资水平,应当符合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的规定,但不得违反诚信原则滥用权力,对劳动者的工作岗位作出不合理的变动。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依据末位淘汰制调整上诉人戴为军的工作岗位及薪资是否违法。劳动者排名末位与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岗位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故用人单位根据末位淘汰制解除劳动关系违反法律规定。但在除解除劳动关系情形之外,末位淘汰制并非当然违法。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戴为军调岗前担任的职务为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包装股课长,该岗位具有一定的管理性质,要求劳动者具备更优秀、全面的职业技能。用人单位根据劳动者的工作业绩、安排相对更为优秀的劳动者担任该职务既符合用人单位对于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的要求,亦能较大程度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故用人单位依据末位淘汰制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在一定条件下应予以支持。本案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与戴为军的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根据工作需要,按照诚信原则,可依法变动原告的工作岗位。2016年1月4日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根据人员配置检讨事公告和戴为军2015年度考绩汇总表对戴为军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调岗后戴为军并未提出异议,应视为戴为军对本次调岗的认可。综上,本次调岗不违反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应认定为合法,因本次调岗引起的薪资变动亦属合法。现戴为军上诉认为本次调岗违法并要求台玻长江玻璃有限公司支付工资差额和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据此,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于2017年4月1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李林霞诉重庆漫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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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霞诉重庆漫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网络主播与合作公司签订艺人独家合作协议,通过合作公司包装推荐,自行在第三方直播平台上注册,从事网络直播活动,并按合作协议获取直播收入。因合作公司没有对网络主播实施具有人身隶属性的劳动管理行为,网络主播从事的直播活动并非合作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其基于合作协议获得的直播收入亦不是劳动法意义上的具有经济从属性的劳动报酬。因此,二者不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网络主播基于劳动关系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原告:李林霞,女,1989年9月6日出生,住重庆市忠县。
被告:重庆漫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南二路。
法定代表人:姜云龙,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李林霞因与被告重庆漫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漫咖公司)发生劳动争议纠纷,向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李林霞诉称:其于2017年11月2日进入被告漫咖公司工作,工作岗位为平台主播,工资组成为基本工资、提成、奖励,工作地点为重庆市江北区九街万汇中心4楼。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漫咖公司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未为其购买社会保险,至今仍拖欠工资。为维护合法权益,其于2018年4月27日向重庆市江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逾期未作出受理决定,故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双方在2017年11月2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由漫咖公司向其支付二倍工资差额27168.39元、欠付工资7500元及经济补偿金3712.5元,并确认双方劳动关系自李林霞口头解除之日即2018年3月29日解除。
被告漫咖公司辩称:双方签订的是合作协议,其为原告李林霞提供直播资源和政策。李林霞主播收入是网友的打赏、礼物,平台从收入中提成50%,漫咖公司收到平台的钱后按比例与李林霞分配,并不向李林霞发放工资;李林霞的工作内容不是其经营范围;李林霞的直播行为不受其管理,直播时长不由其控制,直播内容是李林霞自己策划,直播地点自己选择;李林霞自己注册平台账号,自己管理账号,漫咖公司仅作备案。因此,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被告漫咖公司于2016年6月27日注册成立,经营范围包括承办经批准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企业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舞台造型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图文设计;会议会展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庆典礼仪服务;摄影摄像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件资讯服务;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网页设计;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广告;演出策划服务;直播策划服务;演出经纪服务(须取得相关行政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
被告漫咖公司在重庆市江北区九街万汇中心4楼招募李林霞从事网络直播,其招募海报中载明寻找下一个百万网红主播,福利待遇为3千至1万元保底,高额提成,定期组织才艺培训指导推广宣传包装,优秀主播月薪9万元上不封顶,无需经验,漫咖公司提供主播定期培训、主播形象打造。
2017年11月29日,原告李林霞与被告漫咖公司签订《艺人独家合作协议》,主要约定,漫咖公司作为经纪公司为李林霞提供才艺演艺互动平台、提供优质推荐资源,李林霞在漫咖公司的合作互动平台上进行才艺演艺从而获得相关演艺收入,并获得漫咖公司优质资源包装推荐机会;李林霞成为漫咖公司的独家签约艺人,漫咖公司为李林霞提供独家演艺内容及相关事务,合作期间,李林霞保证全面服从漫咖公司安排,漫咖公司同意给予李林霞相应的推荐资源,帮助李林霞提升人气和收益;漫咖公司有权自主组织、协调和安排本协议上述的活动及事务,漫咖公司有义务根据本协议项下约定的方式向李林霞支付应获得收入;对于李林霞通过漫咖公司推荐所进行的才艺演艺成果,漫咖公司依法拥有独家权利;李林霞承诺并保证在协议有效期内只能在漫咖公司指定的场所从事本协议所述的才艺演艺以及本协议内容构成相同或类似的合作;李林霞有义务在本协议有效期内接受漫咖公司及其他合作伙伴安排的工作;李林霞自协议生效后20日内于漫咖公司平台以实名认证方式应当且仅申请注册一个主播账户,并告知漫咖公司账户号码和名称,向漫咖公司提供个人身份证明备案;结算收入包括李林霞获得的提成收入及漫咖公司支付的保底收入,独家签约艺人可享有经漫咖公司事先审核并确定的保底收入,保底收入由漫咖公司指派的平台待遇而定,双方按月结算,漫咖公司核算备案登记全部主播艺人的提成收入和保底收入;李林霞在漫咖公司指派直播平台总和每月直播有效天数不低于25天且总有效时长不低于150小时,每天直播时长6小时为一个有效天,每次直播1个小时为有效时长,满足有效天和有效时长前提下,漫咖公司每月支付李林霞2000元保底工资,不满足时长当月保底取消,只有提成,如违反平台相关条例取消当月保底及奖励。双方还对权利义务、权利归属、保密条款、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附件2为NOW直播平台管理条例。
原告李林霞通过被告漫咖公司在第三方直播平台上进行注册,从事网络直播活动,李林霞从事主播的过程中,其直播地点、直播内容、直播时长、直播时间段并不固定,收入主要是通过网络直播吸引网络粉丝在网络上购买虚拟礼物后的赠予,直播平台根据与李林霞、漫咖公司的约定将收益扣除部分后转账给漫咖公司,漫咖公司根据与李林霞的约定将收益扣除部分后转账给李林霞,转账时间和金额均不固定,有些转账名目上载明为工资。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原告李林霞基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提起本案诉讼,其应当对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负有举证义务。从双方签订的艺人独家合作协议来看,该协议约定的目的和背景、合作内容、收入及结算均不具有劳动合同必备条款的性质,不应视为双方之间具有劳动关系。从人身依附性上来看,李林霞的直播地点、直播内容、直播时长、直播时间段并不固定,其直播行为也无法看出系履行漫咖公司的职务行为,被告漫咖公司基于合作关系而衍生的对李林霞作出的管理规定不应视为双方之间具有人身隶属关系的规章制度。从经济收入来看,李林霞的直播收入主要通过网络直播吸引粉丝获得的打赏,漫咖公司并未参与李林霞的直播行为且无法掌控李林霞直播收入的多少,仅是依据其与李林霞、直播平台之间约定的比例进行收益分配,双方约定的保底收入也仅是双方合作方式的一种保障和激励措施,并不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从工作内容上看,李林霞通过漫咖公司在第三方直播平台上进行注册,其从事的网络直播平台系第三方所有和提供,直播内容不是漫咖公司的经营范围,漫咖公司的经营范围仅为直播策划服务,并不包括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等从事直播的内容。综上,李林霞并未举证证明双方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并未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具有劳动关系性质的经济、人身依附性,其基于劳动关系提起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8年12月7日作出判决:
驳回原告李林霞的诉讼请求。
李林霞不服一审判决,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双方签订的艺人独家合作协议具备劳动合同必备条款,一审法院没有结合行业特征认定双方法律关系的性质;合作协议明确约定李林霞直播期间形成的作品著作权归属于漫咖公司,侧面印证了双方系劳动关系的事实;漫咖公司对李林霞的直播内容进行管理、直播时间进行考勤,且就直播间卫生、休息时间就餐地点、工作牌遗失损毁等问题对李林霞进行处罚,这些管理行为不是基于合作关系,具有人身隶属性;李林霞的直播提成是漫咖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漫咖公司为保证自己盈利对李林霞进行管理,并提供保底收入,双方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因此,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李林霞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李林霞的一审诉讼请求。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本案的上诉焦点仍然在于:上诉人李林霞与被上诉人漫咖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首先,从管理方式上看,被上诉人漫咖公司没有对上诉人李林霞进行劳动管理。虽然李林霞通过漫咖公司在第三方直播平台上注册并从事网络直播活动,但李林霞的直播地点、直播内容、直播时长、直播时间段并不固定,李林霞亦无需遵守漫咖公司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尽管双方合作协议对李林霞的月直播天数及直播时长作出了约定,且漫咖公司可能就直播间卫生、休息时间就餐地点、工作牌遗失损毁等问题对李林霞进行处罚,但这些均应理解为李林霞基于双方直播合作关系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以及应当遵守的行业管理规定,并非漫咖公司对李林霞实施了劳动法意义上的管理行为。
其次,从收入分配上看,被上诉人漫咖公司没有向上诉人李林霞支付劳动报酬。李林霞的直播收入虽由漫咖公司支付,但主要是李林霞通过网络直播吸引粉丝获得打赏所得,漫咖公司仅是按照其与直播平台和李林霞之间的约定比例进行收益分配,漫咖公司无法掌控和决定李林霞的收入金额,双方在合作协议中约定的保底收入应属于漫咖公司给予直播合作伙伴的保障和激励费用,并非李林霞收入的主要来源,故漫咖公司基于合作协议向李林霞支付的直播收入不是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的劳动报酬。
再次,从工作内容上看,上诉人李林霞从事的网络直播活动并非被上诉人漫咖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李林霞从事网络直播的平台由第三方所有和提供,网络直播本身不属于漫咖公司的经营范围,漫咖公司的经营范围仅包括直播策划服务,并不包括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等内容,虽然双方合作协议约定漫咖公司享有李林霞直播作品的著作权,但不能据此推论李林霞从事直播活动系履行职务行为,故李林霞从事的网络直播活动不是漫咖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
因此,上诉人李林霞与被上诉人漫咖公司之间不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一审法院对李林霞基于劳动关系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综上,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9年3月28日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杨文伟诉宝二十冶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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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该劳动者既是工伤事故中的受伤职工,又是侵权行为的受害人,有权同时获得工伤保险赔偿和人身侵权赔偿;用人单位和侵权人均应当依法承担各自所负赔偿责任,即使该劳动者已从其中一方先行获得赔偿,亦不能免除或者减轻另一方的赔偿责任。
原告:杨文伟,男,汉族,33岁,上海宝钢冶金建设公司职工,住上海市宝山区庆安二村。
被告:上海宝钢二十冶企业开发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盘古路。
法定代表人:谷忠生,该公司经理。
原告杨文伟因与被告上海宝钢二十冶企业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宝二十冶公司)发生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杨文伟诉称:原告系上海宝钢冶金建设公司(以下简称宝冶公司)职工。2000年10月16日,被告宝二十冶公司职工在工作过程中违规作业,从高处抛掷钢管,将正在现场从事工作的原告头部砸伤,导致重度颅脑外伤、外伤性尿崩症等。经鉴定,结论为因工致残,程度四级。根据病情,原告须长期服用德巴金、弥凝片。根据司法部司法鉴定结论,原告需要护理12个月、营养8个月。虽然原告所在单位宝冶公司按规定承担了一定费用,但原告的损害系由被告的侵权行为所致,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故要求被告赔偿交通费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720元、护理费9600元(每月800元×12个月)、营养费4800元(每月600元×8个月)、长期服用德巴金及弥凝片所需费用583087.5元,被抚养人(原告之子,未成年)生活费52200元、被赡养人(原告母亲)生活费48000元、精神抚慰金5万元、律师代理费3000元、因伤残造成的收入损失161616元(按受伤前平均工资1523元减现工资1005元计算26年)。
原告提交以下证据:
1.病史记录,用以证明原告被砸伤后就诊,诊断结论为重度颅脑外伤、外伤性尿崩症等。
2.工伤鉴定报告,鉴定结论为原告因工致残程度四级。
3.司法鉴定书,用以证明根据伤势情况,原告需要护理12个月、营养8个月。
4.仲裁书以及(2004)宝民一(民)初字第1819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经过仲裁和法院判决,原告所在单位宝冶公司已就原告的工伤事故承担了一定的费用。
5.律师费发票,用以证明原告为本案诉讼支付律师代理费用3000元。
6.户籍证明,用以证明原告之子张瑒皓8岁,系未成年人;原告之母金玉琴57岁,系肢体残疾人,需由原告赡养。
被告宝二十冶公司辩称:原告杨文伟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丧失胜诉权;原告系因工受伤,其损失已得到本单位赔偿,现重复要求被告赔偿缺乏依据;原告享受工伤待遇,每月领取工资,要求被告支付其被抚养人、被赡养人的生活费缺乏依据;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精神抚慰金、律师费均缺乏依据。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杨文伟系宝冶公司职工。2000年10月16日,被告宝二十冶公司职工在工作过程中违规作业,从高处抛掷钢管,将正在现场从事工作的杨文伟头部砸伤,致其重度颅脑外伤、外伤性尿崩症等。根据宝山区职工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2003年1月14日出具的伤情鉴定,杨文伟因工致残程度四级。杨文伟与宝冶公司发生工伤保险赔偿纠纷,经仲裁和法院判决,宝冶公司已就杨文伟的工伤事故承担了一定的费用。根据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以下简称瑞金医院)的诊断治疗意见,杨文伟需长期服用德巴金、弥凝片。根据司法部作出的司法鉴定结论,杨文伟需要护理12个月、营养8个月。杨文伟受伤前月平均工资为1523元,受伤后减为1005元。杨文伟之子张瑒皓出生于1996年10月24日,8周岁,系未成年人。杨文伟之母金玉琴出生于1948年5月3日,57周岁,系肢体残疾人。
审理中,原告杨文伟表示:参照残疾赔偿金的规定,原告因伤残造成的收入损失应当按照20年计算,故将诉讼请求中要求被告宝二十冶公司赔偿因伤残造成的收入损失数额由161616元变更为124320元,另外将被赡养人(原告母亲)的生活费由48000元变更为1万元。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认为:
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赔偿权利人在获得工伤保险赔偿以后,仍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现原告杨文伟要求被告宝二十冶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关于杨文伟请求赔偿交通费用问题,根据宝民一(民)初字第1819号民事判决书,法院在审理工伤保险赔偿案中已判令杨文伟所在的宝冶公司赔偿杨文伟交通费2520元,杨文伟没有证据证明在本案中主张的交通费用系为治疗支出的合理费用,故对其要求赔偿交通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司法部作出的司法鉴定结论,杨文伟伤后需要护理12个月、营养8个月,故其要求赔偿护理费9600元、营养费4800元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根据瑞金医院的诊断治疗意见,杨文伟需长期服用德巴金和弥凝片,宝二十冶公司应当支付相关费用。但瑞金医院上述意见,仅说明杨文伟需长期服药,并未明确服药期限,杨文伟亦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说明要求被告一次性付清药物费用的原因,故对其要求被告一次性付清药物费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杨文伟之子系未成年人,需要杨文伟抚养,杨文伟要求被告支付被抚养人生活费52200元在规定范围内,予以支持。杨文伟母亲系肢体残疾人,亦需要杨文伟赡养,杨文伟要求被告支付其母生活费1万元合情合理,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杨文伟因被告侵权行为受到人身损害,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予支持,但原告请求赔偿5万元数额过高,故酌定为2万元。杨文伟要求宝二十冶公司赔偿其因伤残导致的收入损失124320元,可予支持。
据此,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于2005年6月30日判决:
一、被告宝二十冶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杨文伟护理费9600元、营养费4800元、被抚养、赡养人生活费62200元、因伤残造成的收入损失124320元、律师代理费3000元、精神抚慰金2万元,以上共计223920元;
二、原告杨文伟因伤残需长期服用德巴金、弥凝片的费用由被告宝二十冶公司负担;
三、驳回原告杨文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宝二十冶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理由是:1.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杨文伟未在诉讼时效内向宝二十冶公司主张权利,本案的诉讼时效已超过。2.杨文伟已获得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赔偿,现其又就人身损害赔偿提起诉讼,不应予以支持。3.杨文伟已享受工伤津贴,被抚养、赡养人生活费与工伤津贴的性质是一致的,再要求赔偿被抚养、赡养人生活费不应予以支持。4.杨文伟服用德巴金和弥凝片不是必须的,上诉人不同意赔偿相关费用。请求撤销原判,驳回杨文伟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杨文伟辩称:1.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一直向上诉人宝二十冶公司主张权利,有宝冶公司和吴江涛出具的情况说明为证,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2.被上诉人确已就事故得到了工伤赔偿,但工伤保险赔偿不足部分应由宝二十冶公司负担。3.原审判决核定的赔偿范围和金额正确。故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杨文伟提交宝冶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受伤后多次向上诉人宝二十冶公司主张权利,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了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的事实。另查明:2004年8月31日,宝冶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证明被上诉人杨文伟于2000年10月在工作中被上诉人宝二十冶公司生产作业的员工从高空扔下的钢管砸伤头部。宝山区职工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2003年1月14日作出鉴定,结论为工伤致残四级。杨文伟受伤后就伤残赔偿事宜分别向宝二十冶公司和宝冶公司提出索赔。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劳动者在获得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赔偿后,又向侵权人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请求判令侵权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是否应当予以支持。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该规定明确了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法定情形,只要符合上述法定情形,职工所受伤害无论是否由第三人侵权引起,都应当认定为工伤。换言之,是否存在第三人侵权不影响工伤的认定。
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因此,第三人侵权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侵害人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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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伟诉宝二十冶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裁判摘要】
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该劳动者既是工伤事故中的受伤职工,又是侵权行为的受害人,有权同时获得工伤保险赔偿和人身侵权赔偿;用人单位和侵权人均应当依法承担各自所负赔偿责任,即使该劳动者已从其中一方先行获得赔偿,亦不能免除或者减轻另一方的赔偿责任。
原告:杨文伟,男,汉族,33岁,上海宝钢冶金建设公司职工,住上海市宝山区庆安二村。
被告:上海宝钢二十冶企业开发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盘古路。
法定代表人:谷忠生,该公司经理。
原告杨文伟因与被告上海宝钢二十冶企业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宝二十冶公司)发生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杨文伟诉称:原告系上海宝钢冶金建设公司(以下简称宝冶公司)职工。2000年10月16日,被告宝二十冶公司职工在工作过程中违规作业,从高处抛掷钢管,将正在现场从事工作的原告头部砸伤,导致重度颅脑外伤、外伤性尿崩症等。经鉴定,结论为因工致残,程度四级。根据病情,原告须长期服用德巴金、弥凝片。根据司法部司法鉴定结论,原告需要护理12个月、营养8个月。虽然原告所在单位宝冶公司按规定承担了一定费用,但原告的损害系由被告的侵权行为所致,被告应承担赔偿责任。故要求被告赔偿交通费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720元、护理费9600元(每月800元×12个月)、营养费4800元(每月600元×8个月)、长期服用德巴金及弥凝片所需费用583087.5元,被抚养人(原告之子,未成年)生活费52200元、被赡养人(原告母亲)生活费48000元、精神抚慰金5万元、律师代理费3000元、因伤残造成的收入损失161616元(按受伤前平均工资1523元减现工资1005元计算26年)。
原告提交以下证据:
1.病史记录,用以证明原告被砸伤后就诊,诊断结论为重度颅脑外伤、外伤性尿崩症等。
2.工伤鉴定报告,鉴定结论为原告因工致残程度四级。
3.司法鉴定书,用以证明根据伤势情况,原告需要护理12个月、营养8个月。
4.仲裁书以及(2004)宝民一(民)初字第1819号民事判决书,用以证明经过仲裁和法院判决,原告所在单位宝冶公司已就原告的工伤事故承担了一定的费用。
5.律师费发票,用以证明原告为本案诉讼支付律师代理费用3000元。
6.户籍证明,用以证明原告之子张瑒皓8岁,系未成年人;原告之母金玉琴57岁,系肢体残疾人,需由原告赡养。
被告宝二十冶公司辩称:原告杨文伟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丧失胜诉权;原告系因工受伤,其损失已得到本单位赔偿,现重复要求被告赔偿缺乏依据;原告享受工伤待遇,每月领取工资,要求被告支付其被抚养人、被赡养人的生活费缺乏依据;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精神抚慰金、律师费均缺乏依据。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杨文伟系宝冶公司职工。2000年10月16日,被告宝二十冶公司职工在工作过程中违规作业,从高处抛掷钢管,将正在现场从事工作的杨文伟头部砸伤,致其重度颅脑外伤、外伤性尿崩症等。根据宝山区职工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2003年1月14日出具的伤情鉴定,杨文伟因工致残程度四级。杨文伟与宝冶公司发生工伤保险赔偿纠纷,经仲裁和法院判决,宝冶公司已就杨文伟的工伤事故承担了一定的费用。根据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以下简称瑞金医院)的诊断治疗意见,杨文伟需长期服用德巴金、弥凝片。根据司法部作出的司法鉴定结论,杨文伟需要护理12个月、营养8个月。杨文伟受伤前月平均工资为1523元,受伤后减为1005元。杨文伟之子张瑒皓出生于1996年10月24日,8周岁,系未成年人。杨文伟之母金玉琴出生于1948年5月3日,57周岁,系肢体残疾人。
审理中,原告杨文伟表示:参照残疾赔偿金的规定,原告因伤残造成的收入损失应当按照20年计算,故将诉讼请求中要求被告宝二十冶公司赔偿因伤残造成的收入损失数额由161616元变更为124320元,另外将被赡养人(原告母亲)的生活费由48000元变更为1万元。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认为:
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赔偿权利人在获得工伤保险赔偿以后,仍有权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现原告杨文伟要求被告宝二十冶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有据。关于杨文伟请求赔偿交通费用问题,根据宝民一(民)初字第1819号民事判决书,法院在审理工伤保险赔偿案中已判令杨文伟所在的宝冶公司赔偿杨文伟交通费2520元,杨文伟没有证据证明在本案中主张的交通费用系为治疗支出的合理费用,故对其要求赔偿交通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司法部作出的司法鉴定结论,杨文伟伤后需要护理12个月、营养8个月,故其要求赔偿护理费9600元、营养费4800元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根据瑞金医院的诊断治疗意见,杨文伟需长期服用德巴金和弥凝片,宝二十冶公司应当支付相关费用。但瑞金医院上述意见,仅说明杨文伟需长期服药,并未明确服药期限,杨文伟亦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说明要求被告一次性付清药物费用的原因,故对其要求被告一次性付清药物费用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杨文伟之子系未成年人,需要杨文伟抚养,杨文伟要求被告支付被抚养人生活费52200元在规定范围内,予以支持。杨文伟母亲系肢体残疾人,亦需要杨文伟赡养,杨文伟要求被告支付其母生活费1万元合情合理,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杨文伟因被告侵权行为受到人身损害,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应予支持,但原告请求赔偿5万元数额过高,故酌定为2万元。杨文伟要求宝二十冶公司赔偿其因伤残导致的收入损失124320元,可予支持。
据此,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于2005年6月30日判决:
一、被告宝二十冶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杨文伟护理费9600元、营养费4800元、被抚养、赡养人生活费62200元、因伤残造成的收入损失124320元、律师代理费3000元、精神抚慰金2万元,以上共计223920元;
二、原告杨文伟因伤残需长期服用德巴金、弥凝片的费用由被告宝二十冶公司负担;
三、驳回原告杨文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宝二十冶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理由是:1.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杨文伟未在诉讼时效内向宝二十冶公司主张权利,本案的诉讼时效已超过。2.杨文伟已获得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赔偿,现其又就人身损害赔偿提起诉讼,不应予以支持。3.杨文伟已享受工伤津贴,被抚养、赡养人生活费与工伤津贴的性质是一致的,再要求赔偿被抚养、赡养人生活费不应予以支持。4.杨文伟服用德巴金和弥凝片不是必须的,上诉人不同意赔偿相关费用。请求撤销原判,驳回杨文伟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杨文伟辩称:1.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一直向上诉人宝二十冶公司主张权利,有宝冶公司和吴江涛出具的情况说明为证,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2.被上诉人确已就事故得到了工伤赔偿,但工伤保险赔偿不足部分应由宝二十冶公司负担。3.原审判决核定的赔偿范围和金额正确。故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杨文伟提交宝冶公司出具的证明一份,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受伤后多次向上诉人宝二十冶公司主张权利,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了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的事实。另查明:2004年8月31日,宝冶公司出具证明一份,证明被上诉人杨文伟于2000年10月在工作中被上诉人宝二十冶公司生产作业的员工从高空扔下的钢管砸伤头部。宝山区职工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2003年1月14日作出鉴定,结论为工伤致残四级。杨文伟受伤后就伤残赔偿事宜分别向宝二十冶公司和宝冶公司提出索赔。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劳动者在获得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赔偿后,又向侵权人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请求判令侵权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是否应当予以支持。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该规定明确了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法定情形,只要符合上述法定情形,职工所受伤害无论是否由第三人侵权引起,都应当认定为工伤。换言之,是否存在第三人侵权不影响工伤的认定。
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因此,第三人侵权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侵害人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该条第二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规定,劳动者因工伤事故受到人身损害,有权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如果所受人身损害系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所致,劳动者同时还有权向第三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
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享有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因第三人侵权享有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二者虽然基于同一损害事实,但存在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之中,互不排斥。首先,基于工伤事故的发生,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工伤保险赔偿关系。国家设置工伤保险制度,目的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本单位全体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因工伤事故受到人身损害的职工有权获得工伤保险赔偿、享受工伤待遇。因此,只要客观上存在工伤事故,就会在受伤职工和用人单位之间产生工伤保险赔偿关系,确认该法律关系成立与否,无需考查工伤事故发生的原因,即使工伤事故系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所致,或者是由于受伤职工本人的过失所致,都不影响受伤职工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其次,基于侵权事实的存在,受伤职工作为被侵权人,与侵权人之间形成侵权之债的法律关系,有权向侵权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侵权之债成立与否,与被侵权人是否获得工伤保险赔偿无关,即使用人单位已经给予受伤职工工伤保险赔偿,也不能免除侵权人的赔偿责任。综上,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构成工伤的,劳动者具有双重主体身份——工伤事故中的受伤职工和人身侵权的受害人。基于双重主体身份,劳动者有权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同时还有权向侵权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即有权获得双重赔偿。在这种情形下,用人单位和侵权人应当依法承担各自所负的赔偿责任,不因受伤职工(受害人)先行获得一方赔偿、实际损失已得到全部或部分补偿而免除或减轻另一方的责任。
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虽然被上诉人杨文伟获得了其所在单位宝冶公司的工伤保险赔偿,但并不因此而减免上诉人宝二十冶公司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宝二十冶公司作为本案事故的侵权行为人必须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宝二十冶公司上诉主张杨文伟已获得工伤保险赔偿,无权再向其要求侵权赔偿,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杨文伟作为工伤事故中的受伤职工和侵权行为的受害人,有权获得双重赔偿,宝二十冶公司的侵权赔偿责任并未因此而有所加重。
根据瑞金医院的诊断治疗意见,被上诉人杨文伟需长期服用德巴金和弥凝片。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宝二十冶公司负担杨文伟长期服用上述药物的费用是合理的,宝二十冶公司不同意承担该费用,并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本案工伤事故发生后,被上诉人杨文伟多次向上诉人宝二十冶公司主张权利,杨文伟起诉时并未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故宝二十冶公司上诉称本案起诉已超出诉讼时效并无事实依据,不予采信。
综上,上诉人宝二十冶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核定的赔偿范围和确定的赔偿金额适当,应予维持。据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06年6月30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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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飞诉施耐德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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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飞诉施耐德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
【裁判摘要】
竞业禁止是指负有特定义务的劳动者从原用人单位离职后,在一定期间内不得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原用人单位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用人单位与负有保守商业秘密义务的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竞业禁止条款,同时应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给予劳动者一定的竞业禁止经济补偿;未约定给予劳动者竞业禁止经济补偿,或者约定的竞业禁止经济补偿数额过低、不符合相关规定的,该竞业禁止条款对劳动者不具有约束力。
原告:王云飞,男,南京菲尼克斯电气有限公司职员,住江苏省南通市望江楼新村。
被告:施耐德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普陀区绥德路。
法定代表人:杜华君,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王云飞因与被告施耐德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施耐德上海分公司)发生劳动争议纠纷,向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王云飞诉称:2005年8月,原告与被告施耐德上海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原告就职于被告的南京办事处。同月,双方又签订了《保密和竞业禁止协议》,但是该协议关于竞业禁止经济补偿、竞业禁止业务限制范围、竞业禁止区域限制范围等方面的规定明显不合理,故该协议中的竞业禁止条款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原告离职后到南京菲尼克斯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尼克斯公司)工作,该公司与被告原本不存在业务竞争关系,但被告认为其与菲尼克斯公司存在竞争关系,原告离职后到菲尼克斯公司工作的行为违反了竞业禁止义务。2007年7月17日,被告向上海市普陀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原告承担竞业禁止违约金66600元,并继续履行双方约定的竞业禁止义务。2007年9月20日,上海市普陀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原告承担竞业禁止违约金66600元,但施耐德上海分公司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请求法院依法确认涉案《保密和竞业禁止协议》中的竞业禁止条款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判令原告不承担违约责任。
被告施耐德上海分公司辩称:原告王云飞自愿与被告签订《保密和竞业禁止协议》,双方约定原告离职后1年内不得到与被告具有业务竞争关系的公司工作。但是在被告向原告支付了竞业禁止补偿金后,原告却到与被告具有业务竞争关系的菲尼克斯公司就职,其行为违反了双方关于竞业禁止的约定,应当按照已领取的竞业禁止补偿金的三倍向被告给付违约金。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原告王云飞于2005年8月29日到被告施耐德上海分公司工作,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原告的工作地点在江苏省南京市。同日,双方签订了《保密和竞业禁止协议》,该协议约定:竞争业务是i公司或其关联公司从事或者计划从事的业务与ii公司或者关联公司所经营的业务相同、相近或相竞争的其他业务;竞争对手是除公司或其关联公司外从事竞争业务的任何个人、公司、合伙、合资企业、独资企业或其他实体,包括Phoenix Rockwell Automation,Rittal等公司;区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披露禁止是指雇员应对公司保密信息严格保密,在其与公司的聘用关系解除时不得以任何方式删改、锁定、复制保密信息,并应立即向公司返还所有保密信息及其载体和复印件;雇员同意在公司解除期间及其解除与公司的雇佣关系五年内,不以任何方式向公司或其关联公司的任何与使用保密信息工作无关的雇员、向任何竞争对手或者为公司利益之外的任何目的向任何其他个人和实体披露公司任何保密信息的全部或部分,除非该披露是法律所要求的。竞业禁止是指雇员承诺在解除与公司的雇佣关系一年内,不得在区域内部直接或者间接地投资或从事与公司业务相竞争的业务,或成立从事竞争业务的组织,或者向竞争对手提供任何服务或向其披露任何保密信息,不得正式或临时受雇于竞争对手或作为竞争对手的代理或代表从事活动。公司同雇员签订的劳动合同终止或者解除后,作为对雇员遵守披露禁止和竞业禁止承诺的经济补偿,公司将向雇员支付相当于其离职前一个月基本工资的竞业禁止补偿费;如雇员违背本合同义务,公司有权要求雇员停止侵害,解除与竞争对手的劳动、雇佣关系,并向公司赔偿相当于竞业禁止补偿费三倍的违约金。
2007年4月30日,原告王云飞从被告施耐德上海分公司处离职。被告称其于2007年7月7日得知原告在菲尼克斯公司工作。被告认为菲尼克斯公司与其存在业务竞争关系,原告离职后到菲尼克斯公司工作的行为违反了双方签订的《保密和竞业禁止协议》中确定的竞业禁止义务。2007年7月17日,被告向上海市普陀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原告承担竞业禁止违约金66600元,并继续履行双方约定的竞业禁止义务。2007年9月20日,上海市普陀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原告承担竞业禁止违约金66600元,但施耐德上海分公司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仲裁裁决,于2007年9月25日提起本案诉讼。庭审中,原告认可自己在菲尼克斯公司工作,但认为该公司与被告只存在一些产品的交叉互补,不存在业务竞争关系。
另查明:被告施耐德上海分公司于2007年6月汇入原告王云飞的银行账户24814.50元。被告述称该笔款项是截至2007年4月原告的报酬,包括基本工资6800元、竞业禁止补偿金20400元,上述费用扣除保险费和税费后,实发数额为24814.50元。同时被告表示,竞业禁止补偿金20400元是按照原告离职前三个月的基本工资计算的。原告对收到上述款项无异议,但表示不清楚该笔款项的构成。被告提供原告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收入明细,证明原告总收入税前为114306元,税后为88199.09元。原告对此表示异议,但其提供的2006年12月工资单载明其税后收入为6663元,与被告陈述的数额基本一致。
被告施耐德上海分公司提交该公司和菲尼克斯公司的产品介绍,用以证明两公司在电源产品、工业以太网、接插线产品等方面均存在业务竞争。原告王云飞则认为菲尼克斯公司生产上述产品的市场份额很少,与被告不存在业务竞争关系,仅仅是产品重叠和互补关系。
被告施耐德上海分公司提交中国工控网出具的市场份额调查数据,用以证明该公司与菲尼克斯公司的IO市场份额均处于前十名,分别是3.3%和2.9%;在HMI市场中,施耐德上海分公司的份额为3.1%,而菲尼克斯公司则属于非常小的公司,无法计算其市场份额。原告王云飞则认为两公司一个是销售公司,一个是生产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不同,90%以上的业务也不同,虽然部分产品相同,但产品存在交叉不等于存在业务竞争。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保密和竞业禁止协议》,原告王云飞离职证明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王云飞与被告施耐德上海分公司签订的《保密和竞业禁止协议》所确定的竞业禁止条款是否有效,原告应否承担违约责任。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均受法律保护。原告王云飞的实际工作地点在江苏省南京市,本案劳动合同的实际履行地即为江苏省南京市,故本案除适用相关法律、法规外,还应当适用江苏省和南京市有关劳动争议的地方性法规。
竞业禁止义务是对负有特定义务的劳动者的权利限制,即规定劳动者从原用人单位离职后,在一定期间内不得自营或为他人经营与原用人单位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根据《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负有保守商业秘密义务的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应当同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其中,年经济补偿额不得低于该劳动者离开用人单位前十二月从该用人单位获得的报酬总额的三分之一。用人单位未按照约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约定的竞业限制条款对劳动者不具有约束力。
根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的规定,用人单位与负有保守商业秘密义务的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竞业禁止条款,限定劳动者在离职后的一定期间内不得从事与用人单位存在竞争关系的业务,以保护用人单位的合法经营利益。劳动者通常都有一定的专业,其专业又往往与用人单位所经营的业务存在一定的联系,其求职就业要以本人专业为依托。劳动者从原用人单位离职后,为了个人及其家庭的生活需要,通常要寻求新的工作,如果履行竞业禁止义务,在一定期间内可能难以找到新的工作,因此影响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正是考虑到涉及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生活的实际问题,上述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约定竞业禁止义务的同时,还应当约定在双方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由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一定的竞业禁止经济补偿。没有约定竞业禁止经济补偿或者补偿数额过低、不符合规定的,竞业禁止协议没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原告王云飞与被告施耐德上海分公司签订的《保密和竞业禁止协议》所约定的竞业禁止经济补偿金仅为原告离职前一个月的基本工资,即使根据被告的陈述,其实际支付给原告的竞业禁止经济补偿金也仅是原告三个月的基本工资,仍低于《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规定的标准。因此可以认定,涉案《保密和竞业禁止协议》中的竞业禁止条款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即使原告从被告处离职后又到菲尼克斯公司工作的行为违反了该竞业禁止义务,原告亦不应承担违约责任。被告关于原告应按照实际领取的竞业禁止补偿金的三倍支付违约金的诉讼主张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07年12月14日判决:
一、原告王云飞与被告施耐德上海分公司签订的《保密和竞业禁止协议》中约定的竞业禁止条款无效;
二、被告施耐德上海分公司要求原告王云飞支付违约金的诉讼主张不成立,不予支持。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均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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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玉龙诉南京金中建幕墙装饰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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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玉龙诉南京金中建幕墙装饰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用人单位应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并在合理期限内为劳动者办理专业证件转移手续。用人单位不及时办理上述事项,致使劳动者在再次就业时无法办理相关入职手续,或者无法出示相关证件,严重影响新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工作态度和职业能力的判断,从而导致劳动者不能顺利就业,损害劳动者再就业权益的,应对劳动者的未就业损失进行赔偿。
原告:蔡玉龙,男,43岁,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
被告:南京金中建幕墙装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双龙大道。
法定代表人:崔开荣,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蔡玉龙因与被告南京金中建幕墙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中建公司)发生劳动合同纠纷,向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蔡玉龙诉称,其入职被告金中建公司后,按金中建公司的要求提交了一级建造师执业证书和注册证书及印章、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证书和注册证书、安全B证、高工证等,其从金中建公司离职后,因金中建公司未及时将上述证书归还,未及时出具离职证明,未及时办理建造师转出、社会保险及公积金转移等离职手续,导致其不能重新就业。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金中建公司归还其一级建造师执业证书和注册证书及印章、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证书和注册证书、安全B证、高工证等,金中建公司出具离职证明,协助办理建造师转出、社会保险及公积金转移等离职手续;2.金中建公司支付因拖延归还证件、不办理离职手续,致其无法再就业的损失82500元(按15000元/月的标准计算,自2015年5月13日起至10月28日止)。
被告金中建公司辩称,原告蔡玉龙主动向其公司申请辞职,其未扣押蔡玉龙建造师执业证书和注册证书,蔡玉龙要求其公司赔偿损失的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蔡玉龙的诉讼请求。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
原告蔡玉龙于2014年2月24日入职被告金中建公司,双方于当日签订劳动合同一份,合同期限自2014年2月24日起至2019年2月23日止。2015年1月20日,金中建公司根据建筑行业的相关规定,将蔡玉龙的一级建造师证暂押在南京市装饰行业管理办公室。2015年3月28日,蔡玉龙“因个人事业发展机会的需要”,向金中建公司提出书面辞职申请。2015年4月28日,双方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离职前12个月,蔡玉龙的月平均工资为13975元。
原告蔡玉龙主张其将自己的档案、就业证、一级建造师证及印章、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高工证和注册安全工程师证及资格证、安全B证交给被告金中建公司,提交:1.收条两份,收条载明于2014年2月15日、5月29日,蔡玉龙分别将其档案、就业证、一级建造师证、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高工证和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证及执业资格证交给金中建公司人力资源部王芳、张丽丽;2.离职工作登记表复印件,蔡玉龙在庭审中陈述,一级建造师印章在打收条之后交给金中建公司,安全B证是在金中建公司报考,2015年5月7日其将安全B证交给了陈萍。
2015年11月30日,被告金中建公司将原告蔡玉龙的高工证(任职资格证书)、一级建造师证书执业证书、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证当庭归还蔡玉龙,但不认可蔡玉龙将安全B证、一级建造师印章交其保管。
关于被告金中建公司是否拖延归还证件并不办理原告蔡玉龙离职手续致蔡玉龙无法顺利就业问题,蔡玉龙称其未找到工作,因为所有应聘单位均要求其提供岗位相关证书,其中南京倍利达新材料有限公司要求其提供一级建造师证书、离职证明、社保转移手续等。金中建公司主张蔡玉龙自行离职,且离职后至其他单位就职,故不应支付蔡玉龙无法找到工作的损失,并提交“太阳宫改造及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外立面改造工程”专家论证会纪要及签到表,证明蔡玉龙代表江苏天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参加会议,当时已经在该公司任职。蔡玉龙对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其在会议签到表上填写的是在金中建公司之前任职的单位“北京嘉寓”,2015年8月其应江苏天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邀请参加该专家论证会,并提交江苏天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蔡玉龙与该公司并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及工作关系。
审理中,被告金中建公司申请调查令至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南京市江宁地方税务局调查原告蔡玉龙2015年5月后的入职情况,但未提交调查结果。因金中建公司申请,法院依法调取了2015年5月份以后蔡玉龙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蔡玉龙在2015年5月至11月期间在南京市未发生个人所得税完税记录。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
关于原告蔡玉龙主张的返还证件问题,蔡玉龙提交收条和离职人员交接手续清单复印件,不足以证明其将安全B证、一级建造师印章交给被告金中建公司保管,故对其要求金中建公司交付上述两种材料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蔡玉龙主张的其他证件,金中建公司已经当庭归还,予以确认。
关于原告蔡玉龙主张的离职手续问题。用人单位应依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和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用人单位亦应为劳动者办理工作岗位涉及证件的相关转移手续,以便于劳动者再次就业。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劳动关系于2015年4月28日解除,被告金中建公司应依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为蔡玉龙办理上述手续,故对蔡玉龙要求金中建公司出具离职证明,协助办理建造师转出、社会保险和公积金转移等离职手续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蔡玉龙主张的被告金中建公司应赔偿其未就业损失问题。用人单位不及时为劳动者办理离职手续,未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导致劳动者在再次就业时无法办理相关入职手续,或者无法出示相关证件,而不能顺利就业的,损害了劳动者再就业权益,应依照法律规定给予赔偿。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劳动关系于2015年4月28日解除后,金中建公司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为蔡玉龙办理离职手续,一方面,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与其他用人单位尚未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给其他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用人单位在招用劳动者时通常要求劳动者提供离职证明、档案和社保转移等手续,因金中建公司拖延办理,蔡玉龙无法向新单位出具,可能影响蔡玉龙再次就业;另一方面,由于蔡玉龙取得的建筑行业相关证书为其再次就业的必要条件,双方劳动关系于4月28日解除,金中建公司于11月30日才归还相关证件,目前证件转出手续仍未办理,远超过合理期限,蔡玉龙在证件未归还和证件手续未转出时无法向新用人单位出示,严重影响新用人单位对其职业能力的判断,必然影响其再次就业。综上,金中建公司未及时为蔡玉龙办理离职手续,已经影响蔡玉龙再次就业的权益,应给予蔡玉龙赔偿。关于赔偿标准,原告蔡玉龙在被告金中建公司的工资标准是其工资能力和工作业绩的真实反映,其损失以该工资作为计算依据较为客观合理,因此赔偿标准认定为蔡玉龙在金中建公司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13975元,计算期间酌定为4个月。
据此,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第八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5年12月9日作出判决:
一、被告金中建公司支付原告蔡玉龙未办理离职手续而造成的损失55900元。
二、被告金中建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5日内协助原告蔡玉龙出具离职证明、办理建造师转出手续、社会保险和公积金转移手续等离职手续。一审宣判后,蔡玉龙与金中建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员提出上诉。
上诉人蔡玉龙上诉称:1.金中建公司应支付蔡玉龙2015年5月13日至2015年12月19日期间,计6个月的误工损失83850元。一审法院酌定金中建公司支付4个月的赔偿费与事实有出入;2.金中建公司至今未归还蔡玉龙在其公司报考取得的安全B证和一级建造师印章。蔡玉龙一审中提交的麒麟科创园工作移交登记表可证明安全B证和一级建造师证在办理离职手续时交给金中建公司的资料员陈萍保管,陈萍签字后此表被人事部收回,金中建公司一审归还了一级建造师证书,说明安全B证也在金中建公司。金中建公司未能提供麒麟科创园工作移交登记表原件,应承担不利后果。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
金中建公司辩称:1.关于扣押的证件导致的六个月误工损失83850元,上诉人蔡玉龙突然提出辞职,按照行业惯例,蔡玉龙负责的在建项目没有完成,证件要存放在行业协会。金中建公司经协调到2015年11月30日一审诉讼时才拿到证件,并非金中建公司的原因导致的扣押证件。金中建公司已办理好社保关系转移单并放在档案中。档案在南京市人才市场。2.关于一级建造师印章和安全B证。金中建公司已把所有有收条的证件都还给蔡玉龙。安全B证和印章没有收条,蔡玉龙也不能证明在金中建公司。
上诉人金中建公司上诉称:上诉人蔡玉龙作为紫金(麒麟)科技创业社区首期启动区A区5、6号楼幕墙工程的项目经理,金中建公司按照规定将其一级建造师执业证和注册证到南京市建工局备案并交南京市装饰管理办公室保管。蔡玉龙突然提出辞职,金中建公司需与工程发包方协商并办理工程项目负责人变更手续。金中建公司在2015年4月底与蔡玉龙办理了工作交接手续,并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停止缴纳社保和公积金的相关手续。2015年5月21日,蔡玉龙申请劳动仲裁时,变更项目负责人的审批正在进行。证书在行业协会保管,金中建公司没有扣押。蔡玉龙离职后代表其他公司工作,一审认定的蔡玉龙没有重新就业不符合事实。一审法院酌定金中建公司支付蔡玉龙误工损失无事实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金中建公司无须支付蔡玉龙未办理离职手续的损失补偿55900元。
蔡玉龙辩称:2015年3月28日蔡玉龙向金中建公司提出辞职,到4月28日经过领导批准办理完成交接手续,系提前30天提出辞职的,不是突然离职。金中建公司一直不出具解聘证明和社保关系转移手续,并扣押各种证书和印章,造成蔡玉龙无法入职新单位。之后蔡玉龙去其他单位应聘,也要求有证件和印章才能入职。目前金中建公司仍未出具解聘证明和社保转移证明。金中建公司未归还安全B证和一级建造师印章,经查安全B证仍在金中建公司未注销。金中建公司称行业协会保管这些证书,但行业协会只是保存其中一本证书,其他都由金中建公司掌握,故金中建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关于上诉人蔡玉龙主张的归还安全B证及一级建造师印章的问题。因蔡玉龙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将安全B证及一级建造师印章交给了上诉人金中建公司,故对该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未及时退还证件导致的损失问题。上诉人蔡玉龙于2015年4月28日离职,上诉人金中建公司应当在合理期限内积极为蔡玉龙办理相关证件的转出手续,金中建公司至2015年11月30日才将相关证件退还给蔡玉龙,超出了合理期限。一审按照蔡玉龙离职前平均工资13975元的标准酌定金中建公司支付蔡玉龙4个月工资损失,并无不当。故对蔡玉龙主张6个月工资损失、金中建公司不同意支付此期间工资损失的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并无不当。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6年4月14日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公报案例 合规与综合
邓金龙诉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工伤保险待遇决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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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金龙诉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工伤保险待遇决定案
【裁判摘要】
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和《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停工留薪期最长期限不能超过 24 个月,应是指工伤职工治疗时单次享受的停工留薪期最长不能超过 24 个月,而非指累计最长不能超过24 个月。职工工伤复发,经确认需治疗的,可重新享受《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停工留薪期待遇。
原告:邓金龙(邓昆鹏之父),男,63 岁,住河南省太康县。
被告: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法定代表人:曾思克,该局局长。
原告邓金龙因与被告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以下简称深圳社保局)发生工伤保险待遇纠纷,向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邓金龙诉称:邓昆鹏于 2010 年 12月 12 日被诊断为职工病(急性淋巴白细胞白血病),随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邓昆鹏认定为工伤。2013 年2 月7 日, 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劳动能力鉴定结论》,认定邓昆鹏受伤时间为2010年 12 月 12 日,受伤部位为全身多处,邓昆鹏构成五级伤残,医疗终结期为 2012 年 12月12 日。2016 年2 月4 日,邓昆鹏白血病复发入院治疗,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 2016 年 3 月 2 日出具《工伤复发确认意见》,确认邓昆鹏属于工伤复发,医疗期为2016 年 2 月 4 日至 2016 年 8 月 4 日,邓昆鹏在住院治疗期间,于 2016 年 4 月 13 日去世。原告作为家属依法向被告深圳社保局申请工伤待遇,要求被告支付医疗费、鉴定费、住院伙食费、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但被告作出的深工保决字〔2016〕第 4445044 号《深圳市工伤保险待遇决定书》,仅同意支付旧伤复发医疗费、鉴定费、住院伙食补贴,不支持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原告认为,邓昆鹏属于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导致死亡,其家属依法应当获得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理由如下:1.《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和《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均作出了如下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2《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停工留薪期一般不超过12 个月。工伤职工评定伤残等级后,停发原待遇,按照本章的有关规定享受伤残待遇。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满后仍需治疗的,继续享受工伤医疗待遇。《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工伤职工工伤复发,确认需要治疗的,享受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工伤待遇。结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以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六条规定,工伤职工复发,确认需要治疗的,可以再次享受《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工伤待遇,再次享受停工留薪期。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 2016 年 3 月 2 日出具《工伤复发确认意见》,确认邓昆鹏属于工伤复发后,医疗期为 2016 年 2 月 4 日至 2016 年 8 月 4 日。因此,邓昆鹏工伤复发后,可以重新获得停工留薪期。
被告深圳社保局答辩称: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工伤职工工伤复发,确认需要治疗的,享受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工伤待遇。其中第二十六条规定,停工留薪期最长不超过二十四个月,工伤职工在鉴定伤残等级后仍需治疗的,五级至十级伤残,可以享受停工留薪期待遇,但享受停工留薪期待遇并非等同可以重新享受停工留薪期。邓昆鹏已经享有过二十四个月的停工留薪期,且停工留薪期已满,其旧伤复发,不能重新享受停工留薪期,邓昆鹏的情形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的相关规定,其在旧伤复发期间死亡,因其伤残等级为五级,亦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三款的相关规定,即其近亲属不能享受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的待遇。被告依《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作出的各项待遇符合对旧伤复发的特别规定,证据充分, 适用法律正确,原告邓金龙的请求没有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邓昆鹏于 2010 年 12 月 12 日被诊断为职工病(急性淋巴白细胞白血病),随后深 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邓昆鹏认定为工伤。2013 年2 月7 日,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劳动能力鉴定结论》,认定邓昆鹏受伤时间为2010 年12 月12 日,受伤部位为全身多处,邓昆鹏构成五级伤残, 医疗终结期为 2012 年 12 月 12 日。2016 年2 月4 日,邓昆鹏白血病复发入院治疗,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 2016 年 3 月 2 日出具《工伤复发确认意见》,确认邓昆鹏属于工伤复发,医疗期为 2016 年 2 月 4 日至2016 年8 月4 日,邓昆鹏于2016 年4 月13 日去世。2016 年5 月9 日,被告深圳社保局受理了原告邓金龙作为家属向深圳社保局提出的工伤待遇申请,邓金龙要求深圳社保局支付医疗费、鉴定费、住院伙食费、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深圳社保局于 2016 年 6 月 23 日作出深工保决字〔2016〕第4445044 号《深圳市工伤保险待遇决定书》,同意支付旧伤复发医疗费、鉴定费、住院伙食补贴共计 8195.15 元,不同意支付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邓金龙不服,遂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1.邓昆鹏因工伤已享有过二十四个月停工留薪期,其旧伤复发后,能否重新享受停工留薪期;2.邓昆鹏已作出伤残鉴定,停工留薪期满后, 工伤复发期间死亡,能否直接适用因工死亡的相关规定。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首先,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工伤职工工伤复发,确认需要治疗的,享受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工伤待遇。上述三条规定,均是针对治疗工伤方面内容, 其中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停工留薪期最长不超过二十四个月;工伤职工在鉴定伤残等级后仍需治疗的,五级至十级伤残,可以享受停工留薪期待遇。即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最多为二十四个月,同时,享受停工留薪期待遇并非等同享受停工留薪期,即不能据此得出享受停工留薪期待遇便是享受停工留薪期的结论。本案中,邓昆鹏受伤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12 日,医疗终结期为2012 年12 月12 日,即其在二十四个月的停工留薪期已满后,旧伤复发, 可以享受停工留薪期待遇,但不能再享受停工留薪期。被告深圳社保局根据上述规定认定邓昆鹏不再重复享有停工留薪期, 并无不当。其次,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 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可以享有相关补助金等待遇的情形有三种,其中,第一款针对的是非伤残职工,第二款及第三款针对的是伤残职工。本案中,邓昆鹏系伤残职工,其应当适用伤残职工的规定。第三款明确规定:一级至四级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满后死亡的, 其近亲属可以享受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据此可以推断,该种情况下,其他等级伤残职工的近亲属不享受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邓昆鹏系在停工留薪期满后死亡,其伤残等级为五级,不符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三款的相关规定。被告根据上述规定认定邓昆鹏的近亲属不享有相关补助金等待遇,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深工保决 字〔2016〕第4445044 号《深圳市工伤保险待遇决定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符合法定程序,原告邓金龙诉请撤销该决定书,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 于2016 年8 月30 日作出判决:
驳回原告邓金龙的诉讼请求。
邓金龙不服一审判决,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理解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并依法改判。理由如下:一、邓昆鹏属于因工死亡,应当获得工亡待遇。(一)一审法院对《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和《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理解错误。《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 一款和《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内容均为:“职工因工伤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审法院对此的理解为,该款仅针对非伤残职工,邓昆鹏是伤残职工,不适用该条规定。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理解有误。第一、法律条款的解释应当以文义解释为优先,根据该条款的字面意思,并没有适用范围限定于非伤残职工, 只要死亡原因系因工造成即符合该条规定。第二、《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自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作出之日起 1 年后,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所在单位或者经办机构认为伤残情况发生变化的,可以申请劳动能力复查鉴定。邓昆鹏本次工伤复发,有权利申请复查鉴定但未进行鉴定即去世,从某种意义上解释也可列入非伤残职工范畴。第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待遇案件的裁判指引(2015)》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了工伤保险费,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后,工伤职工旧伤复发,导致伤残等级加重的,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加重后的伤残等级标准支付应由用人单位负担的工伤保险待遇差额的,应予支持。根据该条款的规定,职工工伤复发导致工伤伤残等级增加的,员工可以要求按加重后的伤残等级要求赔偿。邓昆鹏因工伤复发死亡,其何止是伤残等级加重,其情节比伤残等级增加更为严重。根据“举轻以明重”的法律原则,工伤复发伤残等级增加可以获得新的赔偿,则工伤复发死亡也应当获得工亡待遇赔偿,否则有违法律精神也违背了广大人民群众所能理解的公平和正义,违背了人民法院审判需要坚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的审判原则。因此,上诉人认为,能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和《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在于职工的死亡原因是否为因工死亡,而非其他因素。(二)邓昆鹏的死亡原因确属因工造成,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和《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2010 年 12月12 日,邓昆鹏被诊断为职业病(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2011 年 1 月 25 日,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邓昆鹏认定为工伤,工伤原因为职业性肿瘤(苯所致白血 病),受伤部位为全身多处。2016 年 2 月 4 日,邓昆鹏因白血病复发入院治疗,医院的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复发。2016 年3 月2 日,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工伤复发确认书》,确认邓昆鹏属于工伤复发,医疗期为 2016 年 2 月 4 日至 2016 年 8 月 4 日。
2016 年 4 月 13 日,邓昆鹏在住院治疗期间不幸死亡,医生出具的死亡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复发。因此,邓昆鹏属于因工死亡,应当获得工亡赔偿。二、邓昆鹏属于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导致死亡,应当获得工亡待遇。(一)一审法院对于工伤复发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理解错误。对于停工留薪期,一审法院认为,邓昆鹏在工伤复发前已经享受了 24 个月的停工留薪期,工伤复发后,不能再享受停工留薪期,但可以继续享受停工留薪待遇。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理解存在明显错误,第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工伤职工工伤复发,确认需要治疗的,可享受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工伤待遇。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工伤职工工伤复发,确认需要治疗的,可享受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工伤待遇。邓昆鹏在工伤复发前已经享受了 24 个月停工留薪期,根据一审法院关于停工留薪期无论何种原因都不可超过24 个月的逻辑,可以直接推论,邓昆鹏不能享受《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工伤待遇和《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工伤待遇。这明显是错误的。第二、《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工伤职工在鉴定伤残等级后仍需治疗的,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批准, 五级至十级伤残,享受工伤医疗和停工留薪期待遇。该条款对于停工留薪期待遇没有约定期限,仅要求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批准即可。第三、一审法院认为邓昆鹏可以享受停工留薪期待遇,但不可享受停工留薪期。这是极为荒谬的结论,该解释违背了法律解释需要优先遵循的文义解释原则,停工留薪期待遇当然包括了享受停工留薪期的内涵,不享受停工留薪期,则不可能享受停工留薪待遇。《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间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护理的,由所在单位负责。所在单位未派人护理的,应当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向工伤职工支付护理费。”从该条款中,可以更直观的看出,停工 留薪期和停工留薪期待遇的关系,即停工留薪待遇是在停工留薪期基础上产生的, 两者是互为依存的关系。(二)对于停工留薪期的正确理解为:工伤复发员工的停工留薪期,应当从工伤复发之日开始重新计算。1.工伤复发是指工伤员工的伤情恢复 到工伤受伤时的伤情或者比工伤受伤时更为严重的状态。因此,工伤复发的停工留薪期应当要重新起算。《工伤保险条例》第 三十八条规定,工伤职工工伤复发,确认需要治疗的,可享受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工伤待遇,该享受应当是重新享受的意思,工伤复发后的停工留薪期不超过24 个月即符合法律规定,而非任何情况下,累计的停工留薪期不超过24 个月。2《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规定的,工伤保险条例立法原则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工伤职工在工伤复发后获得停工留薪期和停工留薪工资、护理费等待遇这是受伤员工的基本生存和人权保障。如果以受伤时已经享受了 24 个月的停工留薪期,认为工伤复发后不能再享受停工留薪期,该解释违背了保障人权的精神,也违背了法律解释应当符合立法目的的原则。3《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待遇案件的裁判指引(2015)》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了工伤保险费,双方劳动关系解除或终止后,工伤职工旧伤复发,用人单位应当依照《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和护理费。根据该司法裁判指引的精神,工伤职工旧伤复发后是可以重新计算停工留薪期限的。(三)邓昆鹏属于在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原因死亡。2016 年2 月4 日,邓昆鹏因白血病复发入院治疗。2016 年 3 月 2 日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工伤复发确认意见》,确认邓昆鹏属于工伤复发,医疗期从2016 年2 月4 日至2016 年8 月4 日,2016 年4 月13 日邓昆鹏在住院治疗期间不幸去世。《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停工留薪期根据医疗终结期确定。邓昆鹏在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批准的医疗期内死亡,属于在停工留薪期内死亡,应当享受工亡待遇。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应当予以纠正,恳请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深圳社保局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邓金龙的上诉。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 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已经享有过 24 个月停工留薪期的伤残职工,工伤复发后能否重新享受停工留薪期;二、伤残职工在工伤复发治疗期间死亡,其近亲属应否享受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
对上述问题,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停工留薪期一般不超过 12 个月。伤情严重或者情况特殊,经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不得超过 12 个月。工伤职工评定伤残等级后,停发原待遇,按照本章的有关规定享受伤残待遇。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满后仍需治疗的, 继续享受工伤医疗待遇。生活不能自理的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需要护理的,由所在单位负责。”据此,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一般不超过 12 个月,伤情严重或者情况特殊,经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可以适当延长至24 个月。国务院《工
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八条同时规定“:工伤职工工伤复发,确认需要治疗的,享受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工伤待遇。”据此,工伤职工工伤复发的, 在其已经享受的停工留薪期的基础上,另外仍可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享受停工留薪期待遇。此外,《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二款规定:“职工因工伤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停工留薪期根据医疗终结期确定,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最长不超过二十四个月。工伤职工鉴定伤残等级后,停发原待遇,按照本章的有关规定享受伤残待遇。工伤职工在鉴定伤残等级后仍需治疗的,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批准,一级至四级伤残,享受伤残津贴和工伤医疗待遇;五级至十级伤残,享受工伤医疗和停工留薪期待遇。”由此,在广东省行政辖区内,工伤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应根据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的医疗终结期确定,最长不超过二十四个月。《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六条还规定“工伤职工工伤复发,确认需要治疗的,享受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和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工伤待遇。”故,根据以上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相关规定,2016 年2 月邓昆鹏工伤复发,最长可享受 24 个月的停工留薪期待遇。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已于2016 年3 月2 日出具了《工伤复发确认意见》,确认邓昆鹏属于工伤复发,医疗期为2016 年2 月4 日至2016 年8 月4 日,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定的上述邓昆鹏工伤复发医疗期 6 个月,即属于停工留薪期。邓昆鹏在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定的工伤复发医疗期期间死亡,属于在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导致死亡。被上诉人深圳社保局认为职工遭受工伤后(包括旧伤复发)可以享受的停工留薪期前后累计最长不能超过24 个月,邓昆鹏于2010 年12月受工伤后已经享受过 24 个月停工留薪期,故其 2016 年 2 月工伤复发后不能再享受停工留薪期,以上主张不仅有悖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八条、《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六条之规定,而且会造成损害伤情严重、职业病病情严重的工伤职工权益的后果,不予支持。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二)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 配偶每月 40%,其他亲属每人每月 30%,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供养亲属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规定;(三)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 倍。”和第二款:“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导致死亡的,其近亲属享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待遇。”以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一、二款之规定,邓昆鹏在工伤复发治疗期间死亡后,其近亲属应享受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被上诉人深圳社保局应向邓昆鹏的近亲属核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深圳社保局作出的被诉深工保决字〔2016〕第 4445044 号工伤保险待遇决定因对上述相关法规的规定理解错误,导致错误适用法律和处理不当,依法予以撤销;深圳社保局应针对上诉人邓金龙的工伤保险待遇申请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错误理解和适用法律,应予以纠正。
综上,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第一、二款和《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一、二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之规定,于2017 年5 月24 日作出判决:
一 、撤销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8 行初1190 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作出深工保决字〔2016〕第4445044 号《深圳市工伤保险待遇决定书》的具体行政行为;
三、责令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 日内对邓金龙的工伤保险待遇申请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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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懿诉江苏益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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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懿诉江苏益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裁判摘要】
即将毕业的大专院校在校学生以就业为目的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且接受用人单位管理,按合同约定付出劳动;用人单位在明知求职者系在校学生的情况下,仍与之订立劳动合同并向其发放劳动报酬的,该劳动合同合法有效,应当认定双方之间形成劳动合同关系。
原告:郭懿,男,22岁,住南京市茶南仁园。
被告:江苏益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白下区汉中路。
法定代表人:高毅,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郭懿因与被告江苏益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丰公司)发生劳动争议纠纷,向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郭懿诉称:原告系南京市莫愁职业高级中学2008届毕业生。2007年10月原告至被告处进行求职登记,经被告人力资源部和总经理审核,同意试用。2007年10月30日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为期三年,自2007年10月30日起至2010年12月30日止。2008年7月,被告益丰公司以对原、被告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持有异议为由,向南京市白下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请求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不成立。南京市白下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08年8月19日作出仲裁决定,以原告系在校学生,不符合就业条件,不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原、被告间的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处理范围为由,决定终结了仲裁活动。原告对此不服,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真实、合法、有效,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原、被告之间的劳动合同有效。
被告益丰公司辩称:原告郭懿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时的身份为在校学生,根据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在校学生不具备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工伤保险条例》也没有将在校学生纳入参保范围,亦充分说明在校学生不属于劳动者的范畴。同时原告也不具备劳动合同约定的录用条件。被告在招聘简章及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录用条件是具备中专以上学历,而原告于2008年7月方毕业,其签约时并不具备被告要求的录用条件。因此,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名为劳动合同,实为实习合同,原、被告之间所建立的不是劳动关系,不属于劳动法调整的劳动法律关系。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原告郭懿系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办学点)药学专业2008届毕业生,于2008年7月毕业。2007年10月26日原告郭懿向被告益丰公司进行求职登记,并在被告益丰公司的求职人员登记表中登记其为南京市莫愁职业高级中学2008届毕业生,2007年是其实习年。2007年10月3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书一份,期限三年,从2007年10月30日起至2010年12月30日止;其中试用期60天,从2007年10月30日起至2007年12月30日止。合同还约定,录用条件之一为具备中专或中专以上学历;原告从事营业员工作;试用期满后月工资收入不少于900元,试用期工资标准不低于同工种同岗位职工工资的80%等。2008年7月21日,被告向南京市白下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请求确认其与原告之间的劳动关系不成立。南京市白下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查,依据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于2008年8月19日作出仲裁决定,以原告系在校学生,不符合就业条件,不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在校学生勤工助学或实习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调整范围,故被告与原告之间的争议,不属劳动争议处理范围为由,决定终结了被告诉原告的仲裁活动,并于2008年8月27日送达了仲裁决定书。
另查明,被告益丰公司原名江苏益丰大药房有限公司,2008年7月21日经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白下分局核准更名为江苏益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求职人员登记表、劳动合同书、仲裁申诉书、仲裁决定书、招聘简章、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证明、江苏广播电视大学毕业证书、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原告郭懿与被告益丰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否有效。
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首先,判断原告郭懿与被告益丰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否有效,要看原告郭懿是否具备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原告与被告益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已年满19周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的就业年龄,具备与用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四条仅规定了公务员和比照实行公务员制度的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以及农村劳动者、现役军人和家庭保姆不适用劳动法,并未将在校学生排除在外,学生身份并不当然限制郭懿作为普通劳动者加入劳动力群体。意见第十二条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该条规定仅适用于在校生勤工助学的行为,并不能由此否定在校生的劳动权利,推定出在校生不具备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综上,法律并无明文规定在校生不具备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故原告能够成为劳动关系的主体。
其次,原告郭懿于被告益丰公司处劳动的行为不属于意见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形。该条规定针对的是学生仍以在校学习为主,不以就业为目的,利用业余时间在单位进行社会实践打工补贴学费、生活费的情形。勤工助学和实习时,学生与单位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不需要明确岗位、报酬、福利待遇等。本案中,郭懿的情形显然不属于勤工助学或实习。郭懿在登记求职时,已完成了全部学习任务,明确向益丰公司表达了求职就业愿望,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书。郭懿在与益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亦按照规定内容为益丰公司付出劳动,益丰公司向郭懿支付劳动报酬,并对其进行管理,这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故益丰公司辩称双方系实习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
第三,原告郭懿签约时虽不具备被告益丰公司要求的录用条件,但郭懿在填写益丰公司求职人员登记表时,明确告知了益丰公司其系2008届毕业生,2007年是学校规定的实习年,自己可以正常上班,但尚未毕业。益丰公司对此情形完全知晓,双方在此基础上就应聘、录用达成一致意见,签订劳动合同。因此,劳动合同的签订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不存在欺诈、隐瞒事实或胁迫等情形,并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且郭懿已于2008年7月取得毕业证书,益丰公司辩称郭懿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原告郭懿与被告益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据此,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于2008年11月18日判决如下:
原告郭懿与被告益丰公司于2007年10月30日签订的劳动合同有效。
益丰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1.被上诉人郭懿身份为在校学生,其在实习期不能办理社会保险,该关系也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调整范围,因此,被上诉人不具备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2.一审判决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显失公平。因被上诉人为在校学生,劳动保障部门不予办理社会保险,上诉人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和巨大风险。
被上诉人郭懿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实习是以学习为目的,到相关单位参加社会实践,没有工资,不存在由实习生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岗位、报酬、福利待遇等情形。本案中,被上诉人郭懿虽于2008年7月毕业,但其在2007年10月26日明确向上诉人益丰公司表达了求职就业愿望,并进行了求职登记,求职人员登记表中登记其为2008届毕业生,2007年是其实习年。2007年10月30日郭懿与益丰公司自愿签订了劳动合同。益丰公司对郭懿的情况完全知情,双方在此基础上就应聘、录用达成一致意见,签订了劳动合同,而且明确了岗位、报酬。该情形不应视为实习。郭懿与益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已年满19周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的就业年龄,具备与用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意见第十二条不能推定出在校生不具备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故上诉人的上述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上诉人益丰公司认为确认双方劳动关系有效显失公平的上诉理由,法院认为,益丰公司与郭懿签订劳动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双方利益也不存在重大失衡,不应视为显失公平。
综上,上诉人益丰公司与被上诉人郭懿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劳动合同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09年4月7日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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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武桂诉南京德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公报案例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在行政机关备案的职工录用花名册中包含工作内容、劳动报酬、劳动合同期限等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的部分必备内容,且为劳动者缴纳了社会保险的,应当认定用人单位不存在恶意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在此情况下,劳动者故意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为由主张第二倍工资的,属于违反诚信原则谋取额外利益,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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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武桂诉南京德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劳动合同纠纷案
【案例要旨】
用人单位在行政机关备案的职工录用花名册中包含工作内容、劳动报酬、劳动合同期限等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的部分必备内容,且为劳动者缴纳了社会保险的,应当认定用人单位不存在恶意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在此情况下,劳动者故意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为由主张第二倍工资的,属于违反诚信原则谋取额外利益,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陈武桂,男,1971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
被告:南京德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苏源大道。
法定代表人:马跃平,该公司执行董事。
原告陈武桂因与被告南京德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通公司)发生劳动合同纠纷,向江苏省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陈武桂诉称:其于2020年7月1日入职被告德通公司处从事汽车维修工作,双方口头约定每月工资不低于6000元、每周工作6天。工作期间,德通公司没有按规定支付加班工资,也没有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方劳动关系于2021年6月30日解除。请求法院判令德通公司支付:1.2020年8月至2021年6月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86 033元;2.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17 990元;3.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未休年假工资1839元及2020年7月至10月的高温费1200元;4.2021年6月工资不足部分2198元。
被告德通公司辩称:1.原告陈武桂入职后,公司人事负责人陈潇潇即已通知陈武桂签订劳动合同,因陈武桂推诿加之陈潇潇的工作疏忽,致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其已将与陈武桂的劳动关系在社保及劳动就业管理部门进行备案,且为陈武桂办理了社会保险,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行为并未损害陈武桂合法权益。另在2020年6月,陈武桂曾以南京捷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牛公司)为被申请人,提起仲裁要求捷牛公司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等并得到支持。故其认为陈武桂推诿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系出于故意,目的就是利用用人单位的管理瑕疵获取不当利益;2.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其已向陈武桂支付加班工资和2021年6月份工资;3.陈武桂在其处工作满一年时即申请离职,要求支付年休假工资的诉请不符合《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关于支付该工资的规定要求。德通公司工作场所在室内,且属于开放空间,依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十七条,无需支付高温费。综上,请求驳回陈武桂的诉讼请求。
江苏省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20年7月1日,原告陈武桂入职被告德通公司,从事汽车维修工作,双方口头约定每周工作六天,每月工资6000元,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入职当日,陈武桂填写德通公司制式《员工入职登记表》,员工本人填写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家庭主要成员,公司填写入职日期为2020年7月1日、核定底薪试用期2个月。德通公司提供的《职工录用花名册》上记载了陈武桂的自然情况、社会保障卡号、月缴费基数、就业失业登记证号,且记载双方劳动合同期限自2020年9月至2021年8月31日止,岗位工种为维修技师。德通公司于2020年9月16日将录用陈武桂情况向江宁开发区劳动与社会保障所(区就业管理中心)、江宁区劳动与社会保障所(区社保中心征缴科)备案登记并加盖上述两部门印章。2020年9月至2021年6月,德通公司为陈武桂缴纳社会保险。
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被告德通公司员工工资表记载原告陈武桂的工资组成为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加班费及各项津贴补助。陈武桂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应发工资分别为6000元、6000元、7000元、6000元、6347元、6500元、6500元、6500元、6000元、6000元、6000元、6080元。出勤天数分别为26天、27天、26天、23天、26天、27天、26天、21天、27天、25天、26天、23天。2020年7月至2021年5月工资表均由包括陈武桂在内的所有员工签名。2021年6月工资表陈武桂未签名,德通公司扣除考核扣款1925元及社保代扣款353元后,向陈武桂实际支付3802元。
2021年6月29日,原告陈武桂递交其填写的被告德通公司制式《辞职申请书》,载明“因个人原因,家里有事,特此提出辞职,请领导给予批准”,德通公司相关人员审核同意。2021年6月30日,陈武桂填写《员工离职登记表》进行离职交接,该登记表载明离职类型为辞职。德通公司于2021年6月30日办理停保手续并填写《南京市终止、解除劳动关系及社会保险关系变更申报花名册》,该名册加盖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印章,载明德通公司与陈武桂社保关系暂时终止,终止、解除劳动关系时间为2021年6月30日。
另查明,2020年8月、9月,南京市江宁区气温已达33度。
2021年7月26日,原告陈武桂向南京市江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仲裁请求基本同本案诉讼请求,该委于2021年9月17日作出宁宁劳人仲案字〔2021〕第3533号终结审理决定书。陈武桂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诉讼。
对于争议事实,双方陈述和举证质证如下:
关于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情况。被告德通公司提交仲裁申请书、江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调解书(宁宁劳人仲案字〔2020〕第2898号),证明原告陈武桂曾以南京中企动力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捷牛公司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为由获取的调解款中含有二倍工资差额。陈武桂陈述德通公司未通知过其签订劳动合同,德通公司不予认可。
关于加班工资情况。原告陈武桂称除月工资6000元外,双方还约定工资15%的提成,但在职期间被告德通公司从未发放过提成,因此双方发生争执,其被迫递交辞职申请。德通公司称陈武桂为自愿离职,且双方从未约定15%的提成。德通公司主张,工资表均由陈武桂每月签名,工资表上列名的工资结构组成,6000元月薪中已包含周六加班工资,并列明了加班工资数额,每月的加班费按基本工资3600元为基数计算,其每月向陈武桂展示完整工资表后由陈武桂签名。陈武桂认为签名时其仅能看到工资表的总工资栏和扣除项目,因每月总工资栏上的数额不少于6000元,其予以签字确认,故其不认可德通公司工资表结构组成及加班工资部分。
关于年休假工资和高温费,被告德通公司认可未发放,但原因系原告陈武桂在其处工作未满一年。德通公司陈述陈武桂工作场所位于室内开放空间,无空调但每个工位配备一台电风扇降温。
关于2021年6月工资差额。被告德通公司提交无原告陈武桂签名的2021年6月工资表及考勤表,显示2021年6月陈武桂出勤23天,应支付陈武桂2021年6月工资6080元,扣除考核扣款1925元及社保代扣款353元后,实际支付3802元。德通公司陈述系因陈武桂工作期间损坏客户车辆,故在离职时扣除赔偿款。陈武桂认为其未在2021年6月工资表上签字,故不认可扣除赔偿款。
江苏省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德通公司是否应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德通公司是否足额支付原告陈武桂加班工资;3.陈武桂主张年休假工资和高温费有无依据;4.德通公司是否足额支付陈武桂2021年6月工资。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对原告陈武桂主张的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法院不予支持,理由如下:
第一,在主观意图上,被告德通公司对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并无故意。本案双方在履行劳动关系过程中,德通公司为原告陈武桂办理人事招录、离职手续,在《职工录用花名册》详细记载劳动者基本情况,《工资表》记载了陈武桂的入职时间、工作岗位、劳动报酬、出勤时间等,德通公司又对双方的劳动关系进行备案登记,并为陈武桂缴纳了社会保险,应认定德通公司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无明显故意。
第二,在形式上,达到双方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的效果。虽然本案中涉及的《职工入职登记表》《离职登记表》《职工录用花名册》等文件均没有劳动合同字样,但记载了工作岗位、试用期限、合同期限等内容。被告德通公司在行政机关对双方劳动关系进行备案登记,备案花名册可公开查询,无论是行政部门对劳动就业管理的需要,还是劳动者对其个人在德通公司就职情况的知情需要,均已得到满足。以上书面文件虽然不完全具备法律规定劳动合同的所有条款,但结合劳动关系在行政管理机关的备案登记,可以确认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已达到书面劳动合同所需的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法律效果。
第三,在合同目的实现上,原告陈武桂主张权益并未受阻。法律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旨在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切实发挥书面劳动合同清晰反映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证据功能,固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稳定劳动关系。本案中,被告德通公司一直未否认双方的劳动关系,在仲裁和诉讼过程中,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形式瑕疵并未影响双方劳动关系存续及权利义务关系的认定,陈武桂的诉讼请求是否得到支持未因缺失形式上的书面合同而受阻。
第四,在法律原则上,民事活动中诚实信用原则应予恪守。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均应诚信履行劳动关系。原告陈武桂连续在两家公司工作离职后均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为由主张二倍工资差额,其在入职被告德通公司后,对劳动合同的法律性质和未签的后果系明知,但未积极主张签订劳动合同以保护自己权益,而是在离职后主张二倍工资差额,异化了该法律条文的目的,与诚信不符,不应提倡。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期间的休息日加班工资。对原告陈武桂主张的提成工资,因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未发放过提成,陈武桂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存在提成约定,根据工资发放情况和双方陈述,故对陈武桂陈述存在提成工资的意见,不予采信。双方对陈武桂月工资6000元、每周工作6天的约定陈述一致,予以采信。被告德通公司提供的工资表虽载明工资项目包含加班费,但双方未以书面劳动合同形式确定基本工资为3600元、以3600元为基数计算加班工资及加班费计算方式,且工资表系德通公司制作,陈武桂在工资表上签名并不代表双方对工资结构及加班工资计算基数协商一致,故应对德通公司作不利解释,法院认定该6000元为陈武桂每周工作6天的本薪部分,德通公司应支付另一倍的休息日加班工资。陈武桂主张按照6000元÷26天计算日平均工资,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参考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国家法定工作日天数及陈武桂实际出勤天数,陈武桂53个休息日加班。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陈武桂休息日加班工资为12 230.77元(6000÷26×53)。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未休年休假工资和高温费。原告陈武桂于2020年6月从上一家公司离职,于2020年7月1日即入职被告德通公司,故其符合法律规定的支付年休假工资的条件。根据工资发放情况,陈武桂主张未休年休假5天的工资1839元,不高于法律规定的标准,予以支持。2020年8月、9月,南京市江宁区气温已达33度,陈武桂工作内容为汽车清洗及维修。德通公司未配备空调,仅配备电风扇不属于实施有效降温措施,故德通公司应支付陈武桂高温费600元(300×2)。陈武桂主张2020年7月至10月高温费,予以部分支持。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2021年6月工资。被告德通公司应付原告陈武桂2021年6月工资6080元,其未提交证据证明考核扣款1925元的依据,应予补足发放,故对陈武桂要求补足2021年6月工资2198元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
江苏省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于2022年3月9日作出判决:
一、被告南京德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武桂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期间休息日加班工资12 230.77元;
二、被告南京德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武桂2020年及2021年未休年休假工资1839元、2020年8月及9月高温费600元;
三、被告南京德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陈武桂2021年6月欠付工资1925元;
四、驳回原告陈武桂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陈武桂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期间,陈武桂撤回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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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诉俞凌风网络环境中侵犯名誉权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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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诉俞凌风网络环境中侵犯名誉权纠纷案
原告:张静,女,21岁,江苏省南京点今企划有限公司上海地区首席代表,住南京市玄武区。
委托代理人:张敏,江苏南京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俞凌风,男,26岁,江苏省南京百圣利广告公司平面设计员,住南京市北京西路。
委托代理人:朱卫中,江苏国泰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静因与被告俞凌风发生网络环境中侵犯名誉权纠纷,向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原告是网络爱好者,网名为红颜静。在南京西祠网站中,真实姓名和网名均有一定的知名度。在网友聚会上通过别人介绍,原告认识了被告俞凌风,并知道其网名为华容道。2001年3月4日后,被告在网上以“大跃进”的网名多次发出侮辱原告人格的帖子,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给原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
被告未作书面答辩,审理中辩称:注册ID(身份认证)的使用人不存在唯一性。虚拟的ID可以由多个用户使用,任何上网的人,只要凭借密码就可以以其身份登录。以“大跃进”为网名在网上发帖子,不能说明均是被告所为,存在被告的密码被盗用的可能。原告的网名红颜静虽然在西祠胡同网上有知名度,但不代表原告在社会上有影响。网络虚拟主体间的攻击应是道德和网站站规调整的问题。虚拟ID只对虚拟的网络社会有影响,不影响现实社会对真实主体名誉的评价。网络虚拟主体不具有人格权,不受法律保护。被告没有侵犯原告的名誉权。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张静以“红颜静”为网名,在e龙西祠胡同网站登记上网,并主持和管理一讨论版块。被告俞凌风以“华容道”为网名,在同一网站登记上网。“红颜静”、“华容道”在西祠胡同网站登记的都是真实网友级别。2000年11月19日,西祠胡同网站中的“紫金山下”讨论版块和“一根红线”讨论版块组织网友聚会。通过聚会,网友间互相认识,并且互相知道了他人上网使用的网名。俞凌风除以“华容道”的网名参加真实网友的活动外,还在e龙西祠胡同网站以“大跃进”为网名登记,其级别为该网站的注册网友。
2001年3月4日,在e龙西祠胡同网站的相关讨论版上,有网名“大跃进”发表的《记昨日输红了眼睛的红颜静》一文,文中在描述“红颜静”赢牌和输牌时,使用了“捶胸顿足如丧考妣耍赖骂娘狗急跳墙”等侮辱性言词。3月7日,“大跃进”发表《我就是华容道,我和红颜静有一腿》一文。4月30日,“大跃进”又发表《刺刀插向[小猪寂寞]的软肋》一文,文中有“本文所指的软肋就是一个千夫所指,水性扬花的网络三陪女;网络亚色情场所的代言人;中国网友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畸形产物——红颜静”等言词。5月8日至5月9日,“大跃进”在网上跟帖中,又重复了上述侮辱言词。5月29日,“大跃进”在《我反对恶意炒做“交叉线性骚扰”事件!》帖中,使用了“这让我想起红颜静这个假处女……”等言词。5月31日,“大跃进”在《红颜静!你丫敢动老子一个指头,一切后果自负!》一文中称,“你一不能出台挣钱,二不能为兄弟上阵出头,你要是投胎一男的,顶多是当一小白脸。”上述帖子的点击人气数均达数十次至上百次。
另查明,2001年3月4日,原告张静针对以“大跃进”网名发表的文章,也在e龙西祠胡同网站的“接触无限”讨论版块上,以“红颜静”的网名发表了《大跃进=华容道》一文。该文章还在西祠胡同网站的其他讨论版块发表过,文中有攻击“大跃进”的言词。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原告张静提交的对网上文章进行证据保全的公证书,能够证实以“大跃进”为网名在e龙西祠胡同网上发表的一系列侮辱性文章。
2、法院从北京艺龙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龙公司,即网上所称的e龙)调取的该公司西祠胡同网站的网友信息及上线日志,能够证明原告张静的网名是“红颜静”,是真实网友;被告俞凌风的网名是“华容道”,也是真实网友;“大跃进”是注册级别网友使用的网名。
根据“大跃进”发表上述文章的时间,从西祠胡同网站调取了“大跃进”、“华容道”在5月22日至6月21日期间上线的时段和IP地址(按国际互联网协议确定的上网计算机地址),并据此通过江苏省公众多媒体局查明:“华容道”与“大跃进”上线使用的电话主叫号码相同,该主叫号码与被告俞凌风自认的家中上网电话号码一致,从而证实5月29日、5月31日在e龙西祠胡同网站以“大跃进”的网名发表《我反对恶意炒作“交叉线性骚扰”事件!》和《红颜静!你丫敢动老子一个指头,一切后果自负!》文章的作者,就是本案被告俞凌风。
艺龙公司规定,凡在该公司网站注册的网友,只要自己的密码不被他人盗用,他人就不能以与自己同样的网名在该站重复登录。公证书证明,自2001年3月4日起至5月期间,以“大跃进”网名在西祠胡同网站发表的文章一直没有中断。从由此形成的证据锁链中可以推断,3月4日、3月7日、4月30日等时间段中,在e龙西祠胡同网站发表有关“红颜静”言论的“大跃进”,与5月29日、31日在该网站发表有关“红颜静”文章的“大跃进”是同一人,即本案被告俞凌风。
3、原告张静提交的网友聚会照片、证人证言,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张静和被告俞凌风因网友聚会而相互认识,张静的真实身份及其使用的网名已被他人知悉。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认为:
名誉,是社会上人们对公民或者法人的品德、声誉、形象等各方面的综合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公民的名誉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人均不得利用各种形式侮辱、毁损他人的名誉。
网络是科技发展的产物,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网络空间尽管是虚拟的,但通过网络的一举一动折射出来的人的行为,却是实实在在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六条第二款中规定:“利用互联网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构成民事侵权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作为现代社会传播媒介的网络空间,既是人们传播信息和交流的场所,更是一个健康有序的活动空间,应当受到道德的规范和法律的制约,绝不能让其发展成为一些人为所欲为的工具。利用互联网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构成侵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本案原告张静、被告俞凌风虽然各自以虚拟的网名登录网站并参与网站的活动,但在现实生活中通过聚会,已经相互认识并且相互知道网名所对应的人,且张静的“红颜静”网名及其真实身份还被其他网友所知悉,“红颜静”不再仅仅是网络上的虚拟身份。知道对方真实身份的网友间,虽然继续以网名在网上进行交流,但此时的交流已经不局限于虚拟的网络空间,交流对象也不再是虚拟的人,而是具有了现实性、针对性。俞凌风通过西祠胡同网站的公开讨论版,以“大跃进”的网名数次发表针对“红颜静”即张静的言论,其间多次使用侮辱性语言贬低“红颜静”即张静的人格。俞凌风在主观上具有对张静的名誉进行毁损的恶意,客观上实施了侵犯他人名誉权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人对张静的公正评价,应当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
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被告俞凌风侵犯了原告张静的名誉权后,张静要求其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于法有据,应当支持。关于原告张静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判令被告俞凌风赔偿。鉴于知道“红颜静”即为张静的人数有限,侵权行为造成的实际影响在范围上有一定局限性,考虑到张静在被侵权后也曾在网上对俞凌风发表过不当言论等因素,对张静主张赔偿1万元的请求不予支持,具体赔偿数额由法院酌定。
综上,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01年7月16日判决:
一、被告俞凌风停止对原告张静的名誉侵害,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在e龙西祠胡同网站上向张静赔礼道歉,道歉内容须经本院审核。否则,本院将在一家全国性网站上公布判决书,刊登费用由俞凌风负担。
二、被告俞凌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向原告张静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
本案受理费510元,其他诉讼费1200元,由原告张静负担460元,被告俞凌风负担1250元。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第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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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阳村村民委员会诉桦南金矿局采金船排污污染水田损害赔偿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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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阳村村民委员会诉桦南金矿局
采金船排污污染水田损害赔偿纠纷案
原告:黑龙江省桦南县石头河子镇春阳村村民委员会(简称春阳村)。
法定代表人:任福志,春阳村村民委员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王志斌,春阳村党支部书记。
委托代理人:陈胜君,春阳村村民委员会会计。
被告:冶金工业部桦南金矿局(简称金矿局)。
法定代表人:朱兴宽,金矿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孔繁义,金矿局企业管理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金矿局环境保护科副科长。
原告春阳村因被告金矿局在采金中排污污染水田请求赔偿,向黑龙江省桦南县人民法院起诉。该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1987年11月6日进行了公开审理,查明:
被告于1978年在桦南县石头河子镇柳树河上游建成 “1025”号采金船。采金船投产后,发现柳树河水不集中,不便于采金船生产。1982年6月,被告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擅自截断柳树河水,抬高水位,用700公尺的人工渠将河水引入“ 1025”号船坞。人工渠系矿土结构,采金船生产时,将废水未作任何处理,直接排入柳树河下游,使河水中的悬浮物由原来每升143毫克上升为 5558毫克,春阳村水田进水口处的悬浮物每升达3318毫克,比国家规定的工业废水最高容许排放悬浮物每升500毫克,超出2818毫克。
经实地勘验,春阳村824亩水田,162.3亩受到污染,致使每亩减产58.3公斤,每年减产 9462.1公斤, 4年共减产 37848 .4公斤;减产粮食按每公斤0.50元计算,共合计损失人民币 18924.2元。由于“1025”号船坞将大量泥浆排入柳树河,致使春阳村100 .63亩水田进水主要渠道被淤泥漫延,需要清理。其中,水田淤泥最深处达39公分,平均深度为12.2公分,每年需清除淤泥 8184立方米, 4年共需清淤泥 32736立方米,按每清理一立方米淤泥 1元计算,共需人工费 32736元。将这些淤泥用车运走,按每日车工费 15元计算,每车日运量为 15立方米,共需 32736元。水渠主渠道、支渠及拦河堤淤积的泥浆为 1038.31立方米,每年需清理2次, 4年共需清理淤泥8306.48立方米,扣除 5 .07%立方米的自然污染与国家容许排污量合计1252立方米,春阳村需清淤泥7115 .8立方米,用工705.5个,按每人工费 5元计算,共计3528元。
桦南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责任保护水环境”;第二十九条规定: “向农田灌溉渠道排放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应当保证其下游最近的灌溉取水点的水质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第二十九条规定, “排放污水必须符合国家的标准。”但是,冶金工业部桦南金矿局未经任何部门批准,将柳树河改道,引河水入船坞。“1025”号采金船在生产过程中,未采取任何防治措施,用河水冲洗采金,又将严重超标准的尾矿水排入柳树河道,致使大量带有悬浮物的尾矿水沿河而下,造成春阳村引水渠堵塞,水田污染,水稻减产。对此,被告应负造成水污染的直接责任。原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和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要求被告承担民事责任,赔偿损失,应予支持。
综上,桦南县人民法院于1987年11月20日判决如下:
原告4年水稻减产 37848.4公斤,每公斤计价0. 50元,共计损失18924.2元; 4年清除水田被污染的淤泥损失人工费和车工费,共计65472元; 4年清除主渠、支渠和拦河堤淤泥,共计损失3528元。以上使原告4年共损失87924.2元,由被告负责赔偿,判决生效后一次付清。
一审诉讼费用2029元,由被告负担。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向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理由是:承认对在采金过程中超标准排污应负一定责任,但不能承担原告的全部损失,只应承担扣除其他因素所造成的减产、用工损失。
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审人民法院在审理该案时,已充分考虑了上诉人提出的理由,在计算损失时,已扣除15.07%的自然污染和国家容许排污量及3公分以下的淤泥面积。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是非、责任分明,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1988年1月30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用2026元,由上诉人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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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军武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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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军武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
公诉机关:山西省运城市人民检察院。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山西省运城地区尊村引黄灌溉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靳守邦,局长。
委托代理人:贾新民,山西省衡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余忠元,山西省运城地区尊村引黄灌溉管理局副局长。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山西省运城市安邑水库管理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解蒲成,主任。
委托代理人:席公民、陈军,山西省弘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山西省运城市北城供水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丁,经理。
委托代理人:牛耕,山西省弘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健,山西省运城市北城供水公司质检办公室主任。
被告人:杨军武,男,50岁,山西省运城市人,运城市天马文化用纸厂负责人。1997年12月6日被逮捕。
辩护人(兼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王践、张银玉,山西省南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山西省运城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杨军武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向山西省运城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山西省运城地区尊村引黄灌溉管理局(以下简称引黄管理局)、山西省运城市安邑水库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水库管委会)和山西省运城市北城供水公司(以下简称供水公司)同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军武独资开办的运城市天马文化用纸厂(以下简称天马纸厂)将含有挥发酚等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水排入引黄干渠,随干渠内的供水流入樊村水库,污染了水体,致使本市北城供水系统被污染,供水中断三天,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请依法判处。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引黄管理局要求被告人杨军武赔偿该单位41万方水被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24.6万元;附事民事诉讼原告人水库管委会要求赔偿该单位为清除水体污染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扣除杨军武已经赔偿的3万元,还应赔偿43495元;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供水公司要求杨军武赔偿该单位的营业损失及清除污染费等共10.96万元。
被告人杨军武承认天马纸厂的污水曾经流入引黄干渠,但是辩称引黄干渠放水时,该污水已经被排除干净。樊村水库和供水公司供水系统被污染,并非该厂污水所致,责任应当由引黄管理局承担。水库管委会和供水公司不应直接向我索赔。事发后,我为了城市早日恢复供水,才分别与引黄管理局、水库管委会达成协议,出资排污和赔偿损失,并非自愿承担责任。
杨军武的辩护人辩称,引黄管理局是在杨军武排污后,总调度才下令放水,这说明此时污水已经排净。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没有确凿的证据,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另外,引黄管理局知道有污水进入樊村水库后,既不采取任何措施,也不通知供水公司,因此造成城市供水系统被污染,引黄管理局是有责任的。三原告的经济损失应当由引黄管理局承担。水库管委会和供水公司与杨军武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山西省运城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天马纸厂是被告人杨军武于1993年开办的独资企业,设立在利用黄河水灌溉农田和解决城市供水问题的引黄干渠附近。该厂自投产以来,一直没有配置污水处理设备,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有挥发酚等有毒物质的污水,都积存在工厂附近的坑里,靠自然蒸发、渗入地下或者排入引黄干渠。天马纸厂因向引黄干渠中排放污水,曾经受到引黄管理局的经济处罚。
1997年10月上旬,天马纸厂的污水坑决口,大量污水流入与引黄干渠一闸之隔的壕沟里,将壕沟中的引黄支渠(当地人俗称斗渠)淹没。10月14日下午,被告人杨军武在明知壕沟里积存着大量污水的情况下,指派该厂工人郑武强、杨新红,以修理引黄干渠闸门启闭机上的传动齿轮为由,借故将闸门提起,致使壕沟里的部分污水流入引黄干渠。10月15日上午,引黄管理局五级站站长刘自强发现干渠内进入污水后,找到该厂责令杨军武即时排除污水。杨军武虽然采取了排污措施,但是未能将污水完全排净,亦未将闸门堵严。当天下午3时许,引黄管理局五级站开机通过引黄干渠向水库管委会管辖的樊村水库供水两个多小时。10月16日早6时许,当引黄水流入樊村水库时,引黄管理局工作人员看到有大量污水同时进入水库,库存的41万方水被污染,遂逆流而上查看,发现污水来自天马纸厂积存污水的壕沟中。此时,原来被污水淹没的引黄支渠已经露出,壕沟里的污水也所剩不多。
由于引黄管理局在发现污水进入樊村水库后,未能及时将此情况通知水库管委会,因此水库管委会又将被污染的水供给供水公司,使该公司的供水系统被严重污染。为避免发生饮水事故,供水公司只得将北城区的供水中断三天。
引黄管理局供给樊村水库的水共计41万方,价值24.6万元,已被水库管委会拒付水费。水库管委会为清除污染支付各项费用73495元,后将41万方被污染的水以3.6万元卖给运城盐化局。扣除所卖水费,水库管委会的实际经济损失为37495元。供水公司因污染遭受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0.76万元,其中有2000元是为清除污染而购置特种工具使用。案发后,被告人杨军武已经给引黄管理局和水库管委会各赔偿3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刘自强、薛兵、张广跃、王加良、张科民的证言;2、水质污染监测鉴定结论书;3、运城市价格事务所关于经济损失的估价报告,樊村水库库容曲线图;4、引黄管理局电话记录;5、供水公司关于停水、洪水的通知;6、运城市环保局解州监理所关于责令天马纸厂停产的通知;7、购药剂等费用的发票,帐目,领条等;8、关于天马纸厂污水池、壕沟、引黄干渠积存的污水及樊村水库被污染的录像带;9、引黄闸门启闭机上更换的破旧齿轮两个;10、被告人杨军武对事实经过的供述及其有关本案事实的书面说明。上述证据均在庭审中质证,法庭予以确认。
运城市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杨军武从事造纸业,应当清楚挥发酚是有毒物质。全国人大常委会1984年5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禁止向水体排放油类、酸液、碱液或者剧毒废液。”《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对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刑法已经于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庭审查证,流入樊村水库的有毒污染物源于天马纸厂积存污水的壕沟中。杨军武在刑法施行后,仍然违反国家关于水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将含有有毒物质的污水排入引黄干渠,严重污染了水体,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其行为已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依法应负刑事责任。杨军武及其辩护人认为引黄管理局是在引黄干渠中的污水排净后才下令放水,樊村水库被污染并非杨军武行为所致,因此杨军武无罪的辩解理由,没有证据支持,不能成立。因杨军武的犯罪行为给引黄管理局和水库管委会造成的经济损失,杨军武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供水公司要求杨军武赔偿的全部经济损失中,包含购置特种工具的2000元费用,鉴于该特种工具是供水公司必备的工具,况且仍可正常使用,杨军武可以不予赔偿。供水公司的其他经济损失,主要原因系杨军武的犯罪行为所致,但是引黄管理局未能及时通知,亦有一定责任。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本案三家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都与杨军武的犯罪行为有因果关系,杨军武及其辩护人认为该经济损失应当全部由引黄管理局承担的意见,理由不足,不予支持。据此,运城市人民法院于1998年9月17日判决:
被告人杨军武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5万元人民币。被告人杨军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引黄管理局经济损失24.6万元(含已付的3万元);赔偿水库管委会经济损失37495元(含已付的3万元);赔偿供水公司经济损失75320元。
第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杨军武不服,仍以原辩解理由提出上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水库管委会也以赔偿数额少为由,同时提出上诉。
山西省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民事赔偿合理,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杨军武上诉并未提出新的理由;上诉人水库管委会所提上诉理由,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因此均不予采纳。据此,运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12月7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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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澳吉尔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曾广峰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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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澳吉尔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曾广峰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
【裁判摘要】
劳动者按用人单位岗位要求提供劳动,受用人单位管理,以自己的劳动 获取劳动报酬,符合劳动法律关系的特征,应当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 存在劳动关系。即使劳动者与其他单位存在人事关系,但在非因劳动者自 身原因导致该人事关系未正常履行且劳动者从其他单位取得的报酬不足以 维持基本生活的情况下,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与其他单位存在人事关系为由, 否认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江苏澳吉尔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盱眙县明祖陵镇龙飞大道澳吉尔绿博园基地。
法定代表人:田春芝,该公司董事长。被告:曾广峰,男,43 岁,汉族,住江苏省盱眙县官滩镇。
原告江苏澳吉尔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与被告曾广峰发生确认劳动关系纠纷,向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江苏澳吉尔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吉尔公司)起诉称: 2015 年 9 月 1 日,被告曾广峰到原告处上班。经原告了解,被告系盱眙县水务局职工,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且养老、医疗保险均在该单位缴纳,故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劳务雇佣合同书》,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予以约定。后被告在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 向盱眙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该委作出的仲裁裁决书认为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对此,原告认为:一、原被告之间是 雇佣关系还是劳动关系应当以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以及签订合同时的背景作为依据, 鉴于被告与盱眙县水务局之间存在的劳动关系并未解除,原告才与被告签订雇佣合同。因此,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明确的, 即是雇佣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二、雇佣关系与劳动关系有许多相同之处,作为劳动者或者雇员均与雇主或用人单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雇员或劳动者均要遵守规章制度、接受工作安排、获取劳动报酬等权利义务, 而仲裁裁决书以合同书的内容推定双方之间系劳动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判决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被告曾广峰辩称:一、被告自 2015 年 9月 14 日到原告澳吉尔公司处上班,任明祖陵绿博园基地经理一职,并签订了一年的劳动合同,合同截止期限为 2016 年 9 月 13 日。到期后双方又续签了一年劳动合同, 截至目前未解除合同;二、被告于1992 年12 月进入盱眙县水务局下属单位上班,但因单位效益不好,已经停薪待岗多年。原单位因考虑到被告实际困难,所以一直帮被告缴纳社会保险。但上述事宜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没有任何关联。综上,请求法院判决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以便被告进入工伤认定程序,获得劳动者应有的权利。
盱眙县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15 年9 月14 日,原告澳吉尔公司(甲方)与被告曾广峰(乙方)签订《劳务雇佣合同书》,约定:一、甲方雇佣乙方为明祖陵基地经理,乙方需在甲方明祖陵基地的日常生产经营和管理方面提供劳务。二、劳务期限: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一年,期满前一个月双方可协商续订;期满不再续订时,乙方必须办理交接手续……三、甲方每月 15 号左右,以工资名义,用现金或转账名义支付乙方的劳务报酬 5650(1580)元,乙方应于收到劳务报酬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出具收条。四、双方的义务和责任。1. 乙方同意根据甲方需要担任基地经理一职,根据甲方制定的该岗位责任书(详见附 件)的内容和要求提供劳务,完成明祖陵基地的生产经营及管理。2.乙方接受甲方对其提供劳务的考核。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得从事与受雇劳务无关的活动或业务。3.乙方应尽心尽责提供服务,不得以权谋私、损害甲方利益并在提供劳务过程中,遵守甲方制定的《员工手册》中员工应遵守的规定及处罚规定,并同意在违反时按照其中相对应的内容接受甲方的处理,从劳务费中给付扣除或结算……六、其他。1.甲方有权对公司的《员工手册》和管理制度进行相应修改。修改公布后的内容,乙方已经通过相应途径知悉、了解的,对应条款适用本合同的履行。2.甲方有权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根据需要调整乙方的岗位职责、劳务范围,劳务报酬等事项也将做出相应调整。甲方作出上述调整后,乙方在一个支付报酬周期内无异议的,视为乙方接受上述调整和安排。七、本合同的附件如下:附件一:《保密协议》;附件二:《岗位职责书》; 附件三:甲方制定的《员工手册》及有关规 定。被告自协议签订之日遂入职原告处担任基地经理一职,按原告要求从事相应工作,原告也向其发放工作牌,按照公司管理制度对被告进行考勤、考核并按月发放工资。2016 年9 月一年期满后,双方又续签一份合同。
2016 年12 月18 日,被告曾广峰因在工作中受伤,此后双方就该事宜协商不成,曾广峰遂未再至原告澳吉尔公司处上班。2017 年2 月,曾广峰向盱眙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确认与澳吉尔公司的劳动关系,盱眙县劳动仲裁委经审理认为,双方虽签订的是劳务雇佣合同,但澳吉尔公司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适用于曾广峰,曾广峰受澳吉尔公司的劳动管理,被安排有报酬的劳动,该劳动是澳吉尔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故裁决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另查明,被告曾广峰系盱眙县三墩电灌站职工,属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但因官滩镇三墩电灌站属于财政定额补助的事业单位,其收入无法正常发放职工工资,一年只能发放 10 000 左右不等的生活费,曾广峰等多名职工外出自谋职业维持生存,仅在农忙灌溉季节回电灌站从事相应工作。
盱眙县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被告曾广峰的事业单位人员身份能否阻却其与原告澳吉尔公司形成劳动关系。
本案中,原告澳吉尔公司向被告曾广峰发放工作牌,与曾广峰签订合同约定权利义务,要求曾广峰遵守其单位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并以此对其考核、考勤并发放工作报酬,曾广峰依约提供劳动并领取报酬,双方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符合劳动法律关系的内涵。对于曾广峰的抗辩事由,经法院核实,曾广峰虽与盱眙县三墩电灌站间存在人事关系,但由于单位经费等多方面原因,双方并未保持正常的劳动关系履行状态,盱眙县三墩电灌站发放的生活费亦不足以维持曾广峰的正常生活,曾广峰在此情况下至澳吉尔公司处就职以维持生计,是行使其基本及天然的权利,于法并无不妥,澳吉尔公司所诉事由无依据,不予支持。另,澳吉尔公司、曾广峰所形成的事实法律关系的性质并不以双方约定而改变。
综上,盱眙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的规定,于2017年7 月27 日作出判决:
确认原告江苏澳吉尔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曾广峰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宣判后,澳吉尔公司不服,向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1.澳吉尔公司与曾广峰之间签订的合同明确约定双方之间是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2.曾广峰与澳吉尔公司签订劳务合同时,系盱眙县水务局事业编制人员,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八条规定的四类人员。另外《公务员法》规定,经批准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不能和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因此,无论从《劳动合同法》还是《公务员法》来说,澳吉尔公司与曾广峰之间均不可能建立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
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本案争议焦点为:上诉人澳吉尔公司与被上诉人曾广峰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
二审法院认为,合同性质的认定不能仅凭合同名称而定,应当根据合同内容所涉法律关系,即合同双方当事人所设立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性质。就本案而言,虽然上诉人澳吉尔公司与被上诉人曾广峰所签订的合同名称为《劳务雇佣合同书》,但该合同内容却反映,澳吉尔公司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适用于曾广峰,曾广峰受澳吉尔公司的劳动管理,从事澳吉尔公司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且曾广峰提供的劳动是其业务的组成部分,故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并不符合劳务合同的法律特征,而与劳动关系法律特征相符,因此应当认定本案合同性质为劳动合同。
虽然在上诉人澳吉尔公司与被上诉人曾广峰签订合同之后,曾广峰仍然与盱眙县三墩电灌站间存在人事关系,但由于单位经费等多方面原因,双方并未保持正常的履行状态。澳吉尔公司上诉所称应参照适用的《公务员法》中不得兼职的限制条件,是在保障公务员及相应人员正常的基本生活水平的前提下确定的,现盱眙县三墩电灌站发放的生活费难以维持正常生存,在此情况下,曾广峰至澳吉尔公司处工作,并不违反法律限制性规定。
综上,上诉人澳吉尔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2017 年11 月28 日作出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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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诉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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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诉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
【裁判摘要】
智能电视开启时开机广告自动播放,如果智能电视生产者同时也是开机广告的经营者,其有义务明确提示消费者产品含有开机广告内容,并告知能否一键关闭。智能电视生产者对其生产销售的智能电视未提供即时一键关闭功能,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为维护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智能电视生产者提供开机广告一键关闭功能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原告: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北京西路。
法定代表人:陆惜春,该委员会秘书长。
被告: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法定代表人:毛丙龙,该公司经理。
原告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江苏省消保委)因与被告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融致新公司)发生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纠纷,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江苏省消保委诉称:根据消费者的投诉,原告调查发现被告乐融致新公司在其销售的品牌智能电视产品中加载了开机广告功能。消费者打开智能电视后,会自动播放15秒左右的开机广告,但被告在销售相关产品时并未向消费者提示,相关广告也不能关闭。消费者普遍反映,相关开机广告降低了观看电视的体验。针对消费者的投诉,原告进行了问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向被告发送了整改通知,并集中约谈了包括被告在内的智能电视经营者。经过集中约谈,多数智能电视经营者能够整改,但是被告并未积极整改。被告未经消费者同意,通过互联网智能电视发送广告,且未提供一键关闭功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规定,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原告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依法提起公益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在销售带有开机广告功能的智能电视时以显著的方式提示或告知消费者其产品存在开机广告;2.被告为其销售的带有开机广告功能的智能电视提供一键关闭开机广告的功能;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乐融致新公司辩称:1.关于售前告知义务。原告江苏省消保委约谈后,被告在包括但不限于京东等线上销售的商品介绍页面,乐视各型号智能电视均有明确告知存在开机广告。消费者在购买前享有充分的知情权,产品销售详情页面上即标注提示“此电视含开关机广告,但您可以上传自定义开机视频,详细步骤咨询客服。”产品说明书上售后服务支持页上也会明确告知,乐视商城网站购买协议上明确告知,在产品外包装上也明确告知,保证消费者在购买时可以知晓。2.关于保障消费者选择权。自约谈整改后,被告已提供视频定制化功能,为客户需求提供差异化服务。3.关于开机广告的一键关闭功能,被告已完成整改。被告已经研发出了一键关闭功能,并处在调试各机型软硬件适配稳定性的阶段。4.关于开机广告显示问题。被告的电视产品符合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为优化枯燥的开机等待时间,用户可以观看精美广告或联系被告客服自定义开机视频,这些开机画面并未影响用户正常使用产品,也未占用用户的有效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十四条立法目的旨在“不得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该立法并未禁止所有互联网广告。综上,由于技术原因,被告销售产品存在一定的开机等待时间,利用该时间播放的广告未侵害消费者的权益,在销售时给予了充分的告知,并且消费者可以对开机广告进行定制化更改,充分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法律并没有强制性规定取消开机广告,但被告仍然做了整改,希望能和原告达成和解,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被告承诺对生产的内含开机广告的电视设置一键关闭功能,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标准不低于市场上主流机型。尽管做了整改,但并不意味着被告存在违法,如未能达成和解,恳请法院依法驳回起诉,维护被告合法利益。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被告乐融致新公司是“乐视TV”“Letv”“Letv超级电视”等品牌智能电视的经营者。2019年3月16日,原告江苏省消保委接到南京市一名消费者的投诉,反映被告销售的智能电视存在开机广告且不能关闭。
原告江苏省消保委接到消费者投诉后,履行了下列公益性职责:1.受理投诉并进行调查。调查中,原告发现被告乐融致新公司销售的智能电视开机时会自动播放15秒左右的开机广告,未在销售时以显著的方式向消费者提示或告知存在开机广告,相关广告也不能关闭。针对消费者的投诉,原告进行了问卷调查。消费者纷纷留言表示不能接受智能电视开机广告,智能电视开机广告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2.根据调查结果,集中约谈了包括被告在内的智能电视经营者,并向被告发送了整改通知。2019年9月4日,原告向包括被告在内的智能电视经营者发送了《智能电视开机广告侵犯消费者权益问题的约谈函》。2019年10月10日,原告集中约谈了包括被告在内的七家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品牌智能电视经营者,集中告知其智能电视开机广告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同日,原告向被告发送了《企业告知书》,要求被告在销售智能电视时向消费者告知其产品存在开机广告,并且为消费者提供一键关闭开机广告功能,履行保护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健全投诉处理机制等法律义务。3.提起本案公益诉讼。经过集中约谈,多数智能电视生产厂商先后向原告发送整改情况回复函,原告认为此部分厂商已经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了一键关闭开机广告的问题。被告于2019年9月20日致函原告,对约谈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复,于2019年10月21日再次致函原告,对电视开机服务进行承诺及保障。原告认为,多数智能电视经营者能够整改,但是被告并未积极整改。原告作为依法成立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提起公益诉讼,以维护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一审庭审中,被告乐融致新公司辩称,电视在开机热机阶段完全无法播放电视内容,如果没有广告就是黑屏状态,因此待机期间的广告或其他用户自定义视频并未影响用户观看电视。
原告江苏省消保委为证明开机广告并非智能电视必须具备的功能,提交了《测试报告》,并申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孙国梓出庭,以证明智能电视开机时,技术上可以在播放广告同时实现一键关闭。孙国梓出具《专家意见》并陈述:1.开机时播放广告不是智能电视开机的必要程序。2.播放开机广告延长了开机时间,增加了消费者的等待时间。3.智能电视开机广告需要利用因特网下载更新内容。4.从技术可行性角度看,在播放开机广告同时可以提供一键关闭功能,消费者操作关闭广告的按键后,能够立即关闭广告。
关于提供一键关闭开机广告具体时间,被告乐融致新公司陈述其已经提供开机广告一键关闭功能,是在15秒开机广告剩余5秒的时候出现一键关闭窗口。原告江苏省消保委主张其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在智能电视开机广告播放同时提供一键关闭广告功能,即在开机广告播放时可以立即关闭、随时关闭。
另查明,原告江苏省消保委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于2017年9月13日依法成立,代替原“江苏省消费者协会”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的公益性职责。一审法院于2020年1月2日受理本案后,对本案受理情况进行了公告,但直至开庭前,无任何有权机关或社会组织申请参与本案诉讼。
再查明,一审期间,被告乐融致新公司对其生产的智能电视的开机广告实施了整改,在外包装上就开机广告业务进行提示,增大提示字体。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乐融致新公司是否应为其销售的智能电视在播放开机广告同时提供一键关闭功能,是否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选择权等合法权益,是否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送广告,也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第四十四条规定:“利用互联网从事广告活动,适用本法的各项规定。利用互联网发布、发送广告,不得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本案中,原告江苏省消保委作为依法设立的组织,履行消费者协会的职责,开展对商品和服务的社会监督,受理消费者投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有权提起本案诉讼。被告乐融致新公司生产和销售的“乐视TV”“Letv”“Letv超级电视”等品牌智能电视加载了开机广告,并通过互联网不断更新广告内容,消费者开机后会自动播放15秒左右的开机广告,且该广告直到播放最后5秒时才弹出一键关闭窗口,消费者才能选择关闭开机广告,侵害了消费者的选择权,降低了消费者观看电视的体验,侵害了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且,从技术角度看,智能电视在开机期间播放广告,完全可以做到播放广告同时提供一键关闭功能。被告抗辩认为电视开机时需要热机等待,如不播放广告会出现黑屏,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原告要求被告为其销售的带有开机广告的智能电视在播放开机广告同时提供一键关闭广告功能,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考虑到被告以前销售的老旧机型,受软硬件技术限制以及功能修改量大,对其已经出售的智能电视机不作整改时间限制。被告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为其销售的带有开机广告功能的智能电视机在开机广告播放的同时提供一键关闭广告功能。
关于原告江苏省消保委要求被告乐融致新公司在销售智能电视时以显著方式提示或告知消费者其产品存在开机广告的诉讼请求,因被告已经进行了整改,在产品销售页面、产品说明书、乐视商城网站的购买协议均有相应告知,且在外包装上就开机广告进行了提示,增大了提示字体。被告在销售智能电视时对其存在开机广告事项基本履行了向消费者的告知义务,对原告的此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
据此,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条、第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于2020年11月10日作出判决:
一、被告乐融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为其销售的带有开机广告的智能电视机在开机广告播放的同时提供一键关闭功能;
二、驳回原告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乐融致新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乐融致新公司上诉称:1.乐融致新公司为消费者提供了可选择设置全家福、旅游照片等作为开机视频或观看电视广告的功能,且提供了一键关闭功能,已经充分保护了消费者的选择权,一审法院对此未予回应并以设置一键关闭功能的可行性为由认定乐融致新公司侵犯消费者权益错误;2.《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十三条明显落后于社会生活实际情况,一审法院无视智能电视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客观情况,适用该规定处理本案对乐融致新公司过于苛刻,导致利益严重失衡,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江苏省消保委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江苏省消保委辩称:1.开机广告不是电视必须具备的功能,依据《中华人民法共和国广告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上诉人乐融致新公司有义务为其销售的智能电视在开机广告播放的同时提供一键关闭的功能,确保消费者选择观看或者不观看广告的权利;2.江苏省消保委的诉讼请求是乐融致新公司在其销售的电视机上设置一键关闭而非其他功能,一审法院对上传照片、视频功能问题无需进行调查和回应;3.设置一键关闭功能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选择权,并非不允许播放开机广告,也不损害乐融致新公司的经营利益。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乐融致新公司的上诉请求。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乐融致新公司销售的智能电视在播放开机广告时为消费者提供的可供选择的服务是否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权;2.乐融致新公司提供的一键关闭的功能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等法律规定。
法院认为,开机广告是智能电视的生产者通过智能电视的内置程序,利用因特网下载更新内容,并在用户开机时自动播放的广告。智能电视生产者对开机广告内容和播放模式具有决定权。因此,智能电视的生产者同时也是开机广告的经营者。本案系因消费者购买上诉人乐融致新公司生产的电视机出现开机广告问题引发的纠纷。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是指消费者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自主选择或拒绝特定商品和服务的权利。鉴于乐融致新公司的双重身份,相较于传统消费纠纷,本案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自主选择权是否受到侵害应分为两个层面讨论。第一层面为乐融致新公司在消费者购买电视机时是否全面告知开机广告的有关情况,以此让消费者能够充分了解相关信息并自主选择购买或不购买电视机;第二层面为涉案电视机在播放开机广告时,是否按照法律规定设置了一键关闭功能,确保消费者享有拒绝接收开机广告的权利。
(一)关于上诉人乐融致新公司是否侵害消费者购买电视机的选择权问题
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上诉人乐融致新公司整改后,在产品销售页面、产品说明书、乐视商城网站的购买协议和产品外包装上就开机广告进行了提示,增大了提示字体。从提示的内容来看,乐融致新公司已经表明开机时会出现开机广告,部分机型包装上还载明了可以通过设置照片、视频等方式替代开机广告。在一般情况下,尚不至于使消费者产生误解,从而可以保障消费者购买电视机的选择权。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乐融致新公司在相关提示中关于消费者是否可一键关闭开机广告的表述还不够清晰,仍有继续改进的空间。综合考虑本案情况,一审认为乐融致新公司在销售智能电视时对其存在开机广告事项基本履行了向消费者的告知义务正确,予以支持。
(二)关于上诉人乐融致新公司是否侵害消费者观看开机广告的选择权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经营者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者明确表示拒绝的,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利用互联网发布、发送广告,不得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可见,法律并不禁止广告经营者通过互联网等方式向消费者推送广告或者其他商业信息,但应当保证消费者的拒绝权(选择权)。上述规定已经充分考虑互联网的特点,平衡了广告经营者的商业利益、信息流通利益和消费者权益。消费者是否接收商业信息的选择权是基于自身意愿产生的无需说明理由的权利,通过显著方式设置一键关闭窗口是保证该权利实现的法定形式,也是经营者应承担的无条件的法定义务。该法定义务应当是即时和彻底的,关闭窗口只有与互联网广告同时出现且能够彻底关闭广告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的选择权,才能实现法律规定的“确保一键关闭”“不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的规范目的。
本案中,上诉人乐融致新公司销售的智能电视为消费者提供了设置开机照片、视频的功能,但该功能只赋予了消费者选择看开机照片、视频或是开机广告的权利,并未赋予消费者拒绝观看开机广告或其他开机照片、视频的权利,不当限缩了消费者选择权的范围。因此该功能不能免除或替代经营者的法定义务。而被上诉人江苏省消保委提交的《测试报告》和《专家意见》已经证明,播放开机广告延长了开机时间,增加了消费者的等待时间,且在播放开机广告的同时设置一键关闭功能在技术上并无障碍。因此,即使乐融致新公司所称基于技术原因,电视开机时需要热机等待,如不播放广告会出现黑屏的事实成立,也不能作为其拒绝设置一键关闭窗口的理由。乐融致新公司生产和销售的“乐视TV”“Letv”“Letv超级电视”等品牌智能电视加载的开机广告,在直到播放最后5秒时才弹出一键关闭窗口,消费者才能选择关闭开机广告,明显降低了消费者观看电视的体验,侵害了消费者的选择权。
二审中,上诉人乐融致新公司辩称其销售的智能电视机设置开机广告符合行业规范的要求,设置的一键关闭功能也遵循广告法的规定,赋予了消费者选择权。对此,法院认为,《智能电视开机广告服务规范》未就开机广告应如何设置一键关闭功能以确保实现消费者的选择权作出明确规定,并不代表经营者可以自由设置一键关闭功能。行业协会对开机广告制定行业规范,非法律所禁止,但行业标准不能低于法定标准,经营行为符合行业规范的基础上亦应当符合法律规定和社会广大消费者的普遍认知。现有证据表明,乐融致新公司设置的一键关闭不符合广告法的要求,不具有即时性。乐融致新公司的抗辩法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乐融致新公司侵害了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
上诉人乐融致新公司自2019年10月21日致函被上诉人江苏省消保委至本案二审开庭,已一年有余,其向江苏省消保委承诺改进开机广告,设置一键关闭窗口事实上并无实质性进展。一审考虑到乐融致新公司以前销售的老旧机型,受软硬件技术限制以及功能修改量大等原因,对其已经出售的智能电视机不作整改时间限制,仅判令乐融致新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为其销售的带有开机广告的智能电视机在开机广告播放的同时提供一键关闭功能,已充分考虑了乐融致新公司的利益,体现了对市场主体的尊重和宽容,亦予以支持。
综上,上诉人乐融致新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九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21年3月23日作出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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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蛇口区环境监测站与香港凯达企业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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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蛇口区环境监测站与
香港凯达企业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案
原告:深圳市蛇口区环境监测站(简称监测站)。
被告:香港凯达企业有限公司(简称凯达公司)。
被告凯达公司于一九八一年九月,与深圳特区招商局签订协议,在蛇口工业区独资建厂生产各种塑料玩具,投资一千六百万美元,职工一千二百人,产品畅销国际市场。一九八二年二月,该公司开始正式生产后,浇模车间产生恶臭和有毒气体,未经处理,即向大气排放,呛人喉鼻,使人呼吸困难;同时,机器发出的噪声,震耳欲聋,使人烦躁。对此,附近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居民纷纷向监测站反映,要求政府严肃处理。
原告监测站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从一九八三年五月初开始,多次督促被告对污染进行治理,并先后聘请广州有关科研单位的专家、教授和技术人员到凯达公司多次进行勘测,提供治理方案,协助治理污染,但被告均未采纳。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原告向被告发出限期治理的通知。对此,被告仍未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理。在这种情况下,原告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对上述噪声和废气进行彻底治理,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并支付聘请环保科技人员前来勘测时的有关费用。
被告答辩称: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前,原告从末向我公司提供有关环境污染方面具有法律效力之科学鉴定资料和国家有关标准,却指控我公司在生产中有噪声和排放恶臭,使人困惑不解;要我公司耗费四万美元安装“过滤装置”,更难以接受;原告限我们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前将污染治理好,实在无法办到,而且浇模车间已按限期停止生产。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经多方调查,查明:
(一)噪声问题:国家规定,企业的工人每个工作日接触噪声八小时,允许85分贝;工业集中区噪声白天为65分贝。但是,凯达公司浇模车间工人每天工作均在八小时以上,其噪声最大值为106分贝,最小值为91分贝;空气机房白天发出的噪声为87分贝,都大大超过国家标准。
(二)排放废气问题:凯达公司浇模车间生产所用原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能,一直不向原告提供,经原告聘请科技人员到生产现场取样,作光谱定性分析,才检验出原材料主要成份是聚氯乙烯加入大量的磷苯二甲酸二辛酯增塑剂,加热成型时放出恶臭气体。三十六台浇模机产生的废气,未加处理,向大气排放,造成空气污染。一九八四年一月,诉讼开始后,被告才将增塑剂成份的外文资料交与原告,经翻译后证明该增塑剂属脂肪酸类的发臭团。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第六条规定:“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选址、设计、建设和生产,都必须充分注意防止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在进行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时,必须提出对环境影响的报告书,经环境保护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后才能进行设计;其中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各项有害物质的排放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标准。已经对环境造成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单位,应当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制定规划,积极治理。”但是,被告在建厂、生产过程中,不仅没有向环保部门提出环境影响报告书,申报生产原材料的化学成份,而且要求环保部门提出恶臭根源和科学数据,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当原告依法向被告提出限期治理污染后,被告虽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圣诞节前夕停机生产,但从一九八四年一月三日到十三日又开机生产,继续排污,被告的以上行为都是违法的。
据此,一九八四年七月十四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第六条、第十六条和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对浇模车间的噪声、恶臭,限于一九八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前,按照国家规定标准全面治理。
二、被告对原告依法提出的限期治理污染的通知,不仅不采取有效措施,积极进行治理,而且继续生产、排污。对这种违法行为,处以两万港元的罚款,上缴国库。
三、原告聘请有关科技人员,多次到被告工厂测试、勘验所支出的费用人民币八百一十元,由被告负担。
四、本案诉讼费一千七百四十港元,由被告负担。
宣判后,被告服判。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七日第二百三十二次会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在总结审判经验时,认为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该案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判决正确,制止了污染环境的行为,保护了人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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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赣榆区环境保护协会诉王升杰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公益诉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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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赣榆区环境保护协会诉王升杰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公益诉讼案
【裁判摘要】
造成环境污染危害者,有责任排除危害。行为人未经许可将工业废酸违法排放到河流中,造成环境污染,应当承担修复受污染环境的责任以排除已经造成的危害。为了达到使被污染环境得到最科学合理的恢复这一最终目标,法院可以采取专家证人当庭论证的方式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当行为人的经济赔偿能力不足时,可以参照目前全国职工日工资标准确定修复费用,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损害,谁赔偿”的环境立法宗旨,要求行为人通过提供有益于环境保护的劳务活动抵补其对环境造成的损害。
原告:连云港市赣榆区环境保护协会,住所地: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新城琴岛路。
法定代表人:徐长平,该会会长。
支持起诉机关: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住所地:连云港市新浦区朝阳东路。
法定代表人:汪跃,该院检察长。
被告王升杰,男,43岁,汉族,住连云港市赣榆区。
原告连云港市赣榆区环境保护协会(以下简称赣榆环保协会)诉被告王升杰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公益诉讼一案,诉至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原告赣榆环保协会诉称:2012年下半年以来,被告王升杰在连云港市赣榆区石桥镇石岭村石英石加工厂内,在酸洗池中使用盐酸清洗石英石,将酸洗过程中产生的含酸废水通过渗坑排放至连云港市赣榆区龙北干渠,导致龙北干渠及与其相连的芦沟河受到污染。王升杰先后排放含酸废水100余吨,造成河流污染,破坏环境,损害了公共利益,应赔偿整治河流的费用。请求依法判令王升杰赔偿因排放含酸废水而造成的环境损失109 000元,承担原告因本案诉讼而发生的合理费用3500元。
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认为:被告王升杰因私自设置管道渗坑排放含酸废水,导致河流污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现依法支持连云港市赣榆区环境保护协会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及时追回相关赔偿费用,治理受污染的河流。
被告王升杰辩称:关于环境污染一事属实,我愿意对环境损害的损失进行赔偿,积极配合法院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给受害方赔偿。如果钱实在赔不够,我愿意做一些公益事业来弥补我所造成的损害。我对自己造成的环境损害深感后悔,以后一定多做一些对环境有益的事情。
原告赣榆环保协会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原告赣榆环保协会的社会团体登记证书,证明原告系从事环境公益事业的社会团体,具备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
第二组证据:
证据1,原赣榆县公安局对被告王升杰的讯问笔录6份;
证据2,原赣榆县环境监测站的监测报告6份,证明被告王升杰排水出口及龙北干渠等处的污水及受污染的河水中PH值和氟化物严重超标,其中PH值最高超标4.38倍,氟化物最高超标45.8倍。
证据3,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公函一份,证明原赣榆县环境监测站的监测数据得到省厅认可,符合证据要求。
证据4,原赣榆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一份,证实被告王升杰排污及污染河道的现场情况。
第三组证据:
证据1,连云港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评估报告一份,证明被告王升杰污染河道的污染修复费用为109 000元。
证据2,代理费发票一份,证明原告赣榆环保协会为提起公益诉讼支出律师费用3500元。
经庭审质证,被告王升杰对原告赣榆环保协会所举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无异议。
被告王升杰未向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证据。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调查了赣榆区石桥镇石拱齐村村支部书记尹相仁。尹相仁证明,被告王升杰的石英石加工厂已停产,没有继续生产经营。王升杰家庭条件较差,尚欠有许多债务。
经庭审质证,原告赣榆环保协会、被告王升杰对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
在庭审过程中,鉴定人连云港市环境科学所研究员崔慧平出庭对该所出具的鉴定评估报告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证。鉴定人认为,针对被告王升杰排放含酸废水情况,处理含酸废水主要采用碱中和法,考虑不产生二次污染,根据纯碱和盐酸中和反应化学方程式理论上处理1吨含酸量5%的废水需要0.145吨纯碱,处理100吨含酸废水需要纯碱14.5吨,其污染治理成本约为21 800元。《江苏省通榆河水污染防治条例》规定通榆河及主要供水河道水质应符合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龙北干渠为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部分,其环境功能区类型为Ⅲ类。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环发[2011]60号)中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Ⅲ类河流水质污染修复费用应为虚拟治理成本的4.5-6倍,取其5倍为计算依据,污染修复费用为109 000元。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邀请江苏省环境工程咨询中心主任、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刘伟京作为专家证人出庭,对被告王升杰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报告的科学性进行评价。出庭专家证人认为,评估报告的金额较符合本案客观实际,但本案中涉及酸废水的污染指标有两项,一是PH值,二是氟化物的超标,该评估报告采取纯碱中和法只能解决PH值超标问题,不能解决氟化物污染。建议采取氢氧化钙进行处理,这样处理成本亦会降低。考虑盐酸回调及污水处理的运输费用,综合计算100吨酸性废水的总处理费用约为14 616.7元,根据国家环保部《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按照虚拟治理成本法的倍数计算100吨含酸废水污染修复费用约75 000元。
出庭鉴定人与专家证人当庭就环境污染修复费用等进行专家论证,双方一致认可对地表水污染参照虚拟治理成本的4.5-6倍计算修复费用。关于虚拟治理成本,鉴定人认为所作的评估报告采取纯碱处理是因为考虑到石灰水对河流温差的影响,出具评估报告时未考虑到氟化物的情况,认可采用出庭专家证人关于虚拟成本的计算结果。
经质证,原告赣榆环保协会、被告王升杰均认为出庭专家证人对污染处理修复费用的意见更为科学合理。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关于被告王升杰环境污染损害的治理费用,酌定采用出庭专家证人刘伟京的评估方案,认定王升杰环境污染的虚拟治理成本为14 616.7元。
经审理查明,2012年以来,被告王升杰在经营石英石加工厂期间,未依法在环境保护部门办理《排污许可证》,购买工业废盐酸清洗石英石,将酸洗过程中产生的100余吨含酸废水通过渗坑排放至连云港市赣榆区龙北干渠,导致龙北干渠及与其相连的芦沟河受到严重污染,损害了公共利益。后经当地环境保护部门处理,该石英厂已停止经营。2013年6月26日至7月10日,原赣榆县环境监测站对王升杰污染水域污水、地表水进行多次环境监测,被告排水出口及龙北干渠等处的污水及受污染的河水中PH值和氟化物严重超标,其中PH值最高超标4.38倍,氟化物最高超标45.8倍。被告排污水体龙北干渠属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部分,应符合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根据国家环保部《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确定的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Ⅲ类地表水污染修复费用的确定原则为虚拟治理成本的4.5-6倍。经评估,100吨浓度10%酸性废水虚拟治理成本约为14 616.7元。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另查明,原告赣榆环保协会为提起公益诉讼,实际支出律师费用3500元。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禁止向水体排放油类、酸液、碱液或者剧毒废液。第三十五条规定,禁止利用渗井、渗坑、裂隙和溶洞排放、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被告王升杰未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准取得《排放污染物许可证》,违法采取酸洗方式清洗石英石,将酸洗后的含酸废水未进行无害化处理即通过渗坑排放,造成水污染并影响了水域周边土壤等生态环境,其应对其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对原告赣榆区环境保护协会提起公益诉讼、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要求被告赔偿公共利益损害的主张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出庭专家的评估意见,100吨含酸废水治理成本约14 616.7元,因其未经处理即行排放导致治理成本扩大,无法具体测算对环境和生态的损害程度,依据国家环境保护部《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中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采取虚拟成本治理法符合本案实际。结合王升杰排放废酸数量及环境监测评估意见等,被告造成的环境损害,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酌情认定为75 000元。王升杰主张其经济非常困难,自愿在经济赔偿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提供有益于环境保护的劳务活动抵补其对环境造成的损害,符合“谁污染,谁治理,谁损害,谁赔偿”的环境立法宗旨,较单纯赔偿更有利于环境的修复与治理,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采纳。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连云港市赣榆区环境保护局发函同意对王升杰提供的劳务进行监管。参照目前全国职工日工资标准,王升杰提供环境保护劳务的工作量应相当于其环境污染赔偿不足的金额。赣榆环保协会作为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组织,其为提起公益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应由被告承担。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六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五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于2014年9月9日判决:
一、被告王升杰赔偿其对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人民币51 000元,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交付到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的财政专户,用于对生态环境恢复和治理。
二、被告王升杰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年内提供总计960小时的环境公益劳动(每月至少6次,每次不低于6小时),以弥补其环境损害赔偿金的不足部分,该项劳务执行由连云港市赣榆区环境保护局负责监督和管理。
三、被告王升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赣榆区环境保护协会为提起公益诉讼支出的费用3500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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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诉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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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诉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裁判摘要】
一、在环境公益诉讼审理期间,省级人民政府针对同一污染事实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在两案案件事实相同、诉讼目的一致、被告相同、诉讼请求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可以将两案合并审理。
二、环境污染行为已经经过刑事和行政诉讼程序审理的,被生效判决所 确认的事实可以直接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的证据, 但由于证明标准和责任标准存在差异,故最终认定的案件事实在不存在矛 盾的前提条件下,可以不同于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认定的事实。
三、鉴于委托排污型环境侵权中委托人侵权故意的隐蔽性,对委托人和受托人共同侵权主观故意的认定可以采用推定的方式,依据排污主体的法定责任、行为的违法性、主观上的默契及客观上的相互配合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四、受污染水体处于流动状态,难以直接计算生态环境损害数额,可以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对损害后果进行量化,即以单位实际治理成本作为单位虚拟治理成本,结合违法排污数量,计算出生态环境损害量化数额,并以替代修复的方式让侵权人承担责任。
五、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中,对于律师费、鉴定费等合理费用应当予以支持,在原告请求的律师费、鉴定费只有合同而无票据作为证据的情况下,当地政府指导价可以作为界定合理费用的参照标准。
原告:重庆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
法定代表人:张国清,该市市长。
指定代表人:重庆市环境保护局,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冉家坝旗山路。
原告: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渝州路。
法定代表人:向春,该单位主任。
被告: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港宁。
法定代表人:孙启良,该公司董事长。被告: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
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创新大道。
法定代表人:程龙,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因与被告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金阁公司)发生环境污染责任纠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 年6 月2 日立案,重庆市人民政府于 2017 年 7 月 5 日申请追加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旭公司)为被告,经审查后予以准许。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另行受理原告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与被告藏金阁公司、被告首旭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一案,该案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在法定期限内公告了案件受理情况。因重庆市人民政府和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基于同一事实向法院提起诉讼,经各方当事人同意,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 年7 月26 日决定依法将两案进行合并审理。
原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和原告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诉称:重庆藏金阁电镀工业园(又称藏金阁电镀工业中心)位于重庆市江北区港城工业园区内,入住园区电镀企业产生的废水由被告藏金阁公司的废水处理站负责处理。2013 年 12 月,藏金阁公司与被告首旭公司签订《电镀废水处理委托运行承包管理运行协议》(以下简称《委托运行协议》),首旭公司承接藏金阁电镀工业中心废水处理项目。2016 年4 月21 日,重庆市环境监察总队执法人员在对藏金阁公司的废水处理站进行现场检查时, 发现废水处理站中两个总铬反应器和一个综合反应器设施均未运行,生产废水未经处理便排入外环境。2016 年4 月22 日至26 日期间,经执法人员采样监测分析发现外排废水重金属超标,违法排放废水总铬浓度为55.5mg/L,总锌浓度为2.85x102mg/L,总铜浓度为 27.2mg/L,总镍浓度为 41mg/L,分别 超 过《 电 镀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GB21900-2008)的规定标准 54.5 倍、189 倍、53.4 倍、81 倍,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和损害。2016 年5 月4 日,执法人员再次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藏金阁废水处理站1 号综合废水调节池的废水通过池壁上的120mm 口径管网未经废水处理站处理直接排入港城园区市政废水管网进入长江。经监测,1 号池内渗漏的废水中六价铬浓度为 6.10mg/L,总铬浓度为 10.9mg/L,分别超过国家标准 29.5 倍、9.9 倍。据执法人员调查查明,藏金阁公司和首旭公司自 2014 年 9月起,在明知1 号综合废水调节池中有一根120mm 的管网与市政废水管网连通可以直接排往长江的情况下,仍然利用该管网将未经处理的含重金属废水直接排入长江, 从 2014 年 9 月 1 日至 2016 年 5 月 5 日违法排放废水量共计 145 624 吨。针对藏金阁公司和首旭公司违法排放废水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的违法行为,重庆市环境监察总队依据排污许可证持有主体对藏金阁公司做出追缴排污费决定以及罚款处罚决定。藏金阁公司和首旭公司故意利用暗管实施超标废水偷排,其违法行为持续时间长、排放数量大,污染物对长江干流及其下游生态区域的环境影响处于扩散状态,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严重程度难以估量, 经重庆市人民政府委托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鉴定评估,二被告违法排放超标废水污染生态环境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共计1441.6776 万元。
二被告违法排放的废水流入长江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损害,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藏金阁公司是专门成立以承担其所在的藏金阁电镀工业园区排污责任的法人,亦是其废水处理站排污许可证的申领主体,应承担从其废水处理站排出的废水对环境造成损害的侵权赔偿责任。首旭公司通过与藏金阁公司签订《委托运行协议》,成为负责前述废水处理站日常运行维护工作的主体,也是明知废水处理站1 号综合废水调节池池壁上存在120mm 口径管网并故意利用其实施偷排含重金属废水违法行为的直接实施主体,应承担违法排放废水对环境造成损害的侵权赔偿责任。二被告对废水处理站1 号综合废水调节池池壁上存在未经封闭的 120mm 口径管网并利用其偷排含重金属废水存在主观上的明知和共同故意,构成共同侵权,二被告应当对其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此外,环境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无论污染者主观上是否存在明知或故意的过错,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定,藏金阁公司均不得以首旭公司违法排污为由主张减轻或免除自身赔偿责任。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应由二被告承担本案鉴定费、律师费。请求判令: 1.二被告连带赔偿因违法排放超标废水污染水环境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费用1441.6776 万元用于异地替代修复;2. 二被告承担本案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费用30 万元;3. 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分别支出的律师服务费 19.8 万元和 8 万元。此外,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在庭审中增加要求二被告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被告藏金阁公司和首旭公司辩称:原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和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诉称的污染物种类、污染源排他性认定、偷排废水量有误,不予认可。一、污染物种类错误。原告提交的《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偷排废水案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书》(以下简称《鉴定评估报告书》)称主要污染因子有六价铬、总铬、总锌、总镍等重金属,这与现场实际情况不相符。藏金阁废水站 1 号调节池(总铬废水调节池)只含重金属铬,2 号调节池(综合废水调节池)处理铜、镍、锌废水。只有1 号调节池曾有偷排行为,2 号调节池没有偷排过。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2 刑初1615 号判决载明,经江北区环境监测站采样检测,1 号调节池渗漏的废水六价铬、总铬浓度超标。二、污染源排他性认定错误。重庆市江北区环境监测站出具的江环(监)字〔2016〕第JD009 号分析报告单中显示的废水取样点有W4 和W6,而这两处位置均比废水站高,废水站的水不可能倒流到那里,因此,污染物并不来自藏金阁废水站,污染源的唯一性认定错误。三、偷排废水计量不实。实施偷排的不是120mm 的管道直接偷排,而是宽度不足9cm,高只有 0.5-1cm 的几个小孔在渗漏。孔道总面积不到 5cm2,且距池底 1.5m,没有压力,只计自流速度。水流速度×截面面积×泥土压实后废水在泥土中的渗透率= 偷排水量,据此计算偷排流量 0.2m/s× 5cm2×10%=0.036m3/h,原告指控短时间偷排 14 万吨废水,没有事实依据。四、损害结果认定错误。偷排行为确实存在,但原告至今没有举示确凿证据证明损害结果实际发生,长江中的水质变化、物种数量减少、沿岸土壤变化等证据均未举示,而是依据排放行为推定结果。而且,损害金额计算也不准确,二被告之间的《委托运行协议》约定单价为 15 元/吨,鉴定单位按期间总付款平均计算为 22 元/吨,然后乘以 4.5 倍计算损害金额单位成本,显然扩大了损害数额。藏金阁公司还辩称,其与首旭公司签订了《委托运行协议》,违法排污是首旭公司的行为,与藏金阁公司无关,应由首旭公司承担民事责任,藏金阁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重庆藏金阁电镀工业园建于2005 年,位于重庆市江北区港城工业园区内,是港城工业园区内唯一的电镀工业园。该电镀工业园是经过政府批准的电镀工业集中加工区,园区内有若干电镀企业入驻。被告藏金阁公司于 2012 年 7 月成立,为园区入驻企业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并负责处理园区入驻企业产生的废水。藏金阁公司领取了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并拥有废水处理的设施设备。2013 年 12 月 5 日,藏金阁公司与被告首旭公司签订为期4 年的《委托运行协议》,首旭公司承接藏金阁电镀工业中心废水处理项目,该电镀工业中心的废水由藏金阁公司交给首旭公司使用藏金阁公司所有的废水处理设备进行处理。2016 年 4月 21 日,重庆市环境监察总队执法人员在对藏金阁公司的废水处理站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废水处理站中两个总铬反应器和一个综合反应器设施均未运行,生产废水未经处理便排入外环境。2016 年4 月22 日至 26 日期间,经执法人员采样监测分析发现外排废水重金属超标,违法排放废水总铬浓度为55.5mg/L,总锌浓度为2.85x102mg/L,总铜浓度为 27.2mg/L,总镍浓度为 41mg/L,分 别 超 过《 电 镀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GB21900-2008)的规定标准 54.5 倍、189 倍、53.4 倍、81 倍,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和损害。2016 年5 月4 日,执法人员再次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藏金阁废水处理站1 号综合废水调节池的含重金属废水通过池壁上的120mm 口径管网未经正常处理直接排放至外环境并流入港城园区市政管网再进入长江。经监测,1 号池内渗漏的废水中六价铬浓度为 6.10mg/L,总铬浓度为 10.9mg/ L,分别超过国家标准 29.5 倍、9.9 倍。从 2014 年9 月1 日至2016 年5 月5 日违法排放废水量共计 145 624 吨。还查明,2014 年 8月,藏金阁公司将原废酸收集池改造为1 号综合废水调节池,传送废水也由地下管网改为高空管网作业。 该池池壁上原有110mm 和 120mm 口径管网各一根,改造时只封闭了 110mm 口径管网 ,而 未封闭120mm 口径管网,该未封闭管网系埋于地下的暗管。首旭公司自 2014 年 9 月起,在明知池中有一根120mm 管网可以连通外环境的情况下,仍然一直利用该管网将未经处理的含重金属废水直接排放至外环境。
受重庆市人民政府委托,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对被告藏金阁公司和首旭公司违法排放超标废水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进行鉴定评估,并于2017 年4 月出具《鉴定评估报告书》。该评估报告载明:本事件污染行为明确,污染物迁移路径合理,污染源与违法排放至外环境的废水中污染物具有同源性,且污染源具有排他性。污染行为发生持续时间为2014 年9 月1 日至2016 年5 月5日,违法排放废水共计 145 624 吨,其主要污染因子为六价铬、总铬、总锌、总镍等,对长江水体造成严重损害。《鉴定评估报告 书》采用《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 版)》推荐的虚拟治理成本法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量化,按22 元/吨的实际治理费用作为单位虚拟治理成本,再乘以违法排放废水数量,计算出虚拟治理成本为 320.3728 万元。违法排放废水点为长江干流主城区段水域,适用功能类别属Ⅲ类水体,根据虚拟治理成本法的“污染修复费用的确定原则”Ⅲ类水体的倍数范围为虚拟治理成本的4.5-6 倍,本次评估选取最低倍数4.5 倍, 最终评估出二被告违法排放废水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损害量化数额为 1441.6776 万元(即 320.3728 万元× 4.5=1441.6776 万元)。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是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名录(第一批)〉的通知》中确认的鉴定评估机构。2016 年 6 月 30 日,重庆市环境监察总队以被告藏金阁公司从 2014 年 9 月 1 日至2016 年 5 月 5 日通过 1 号综合调节池内的120mm 口径管网将含重金属废水未经废水处理站总排口便直接排入港城园区市政废水管网进入长江为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对藏金阁公司罚款580.72 万元。藏金阁公司向重庆市环境保护局申请行政复议,重庆市环境保护局作出维持行政处罚决定的复议决定。后藏金阁公司诉至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复议决定。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于2017 年 2 月 28 日作出(2016)渝 0112 行初324 号行政判决,驳回藏金阁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后,藏金阁公司没有提起上诉,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2016 年11 月28 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检察院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首旭公司承接藏金阁公司电镀废水处理委托运行项目,非法将未按程序处理达标的电镀废水直接排放至外环境,首旭公司、程龙(首旭公司法定代表人)等构成污染环境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作出(2016)渝 0112 刑初 1615 号刑事判决,判决首旭公司构成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8 万元;程龙等人构成污染环境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到六个月,并处罚金4 万元到 1 万元。判决后,未提起抗诉和上诉, 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另查明,原告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成立于 2011 年,系重庆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主管的主要从事环境保护、文化教育、灾害救助等各类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原告重庆市人民政府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中办发〔2015〕57 号)的规定,有权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原告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具备合法的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二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均不存疑义。
重庆市人民政府和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基于不同的规定而享有各自的诉权, 均应依法予以保护,对两案分别立案受理并无不当,鉴于两案案件事实相同、诉讼目的一致、被告相同、诉讼请求基本相同,故 将两案合并审理更为适宜。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生效刑事判决、行政判决所确认的事实与本案的关联性;二、《鉴定评估报告书》认定的污染物种类、污染源排他性、违法排放废水计量以及损害量化数额是否准确;三、被告藏金阁公司与首旭公司是否构成共同侵权。
一、关于生效刑事判决、行政判决所确认的事实与本案关联性的问题
首先,从证据效力来看,生效刑事判决、行政判决所确认的事实可以直接作为本案事实加以确认,无须再在本案中举证证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2016)渝 0112 行初 324 号行政判决和(2016)渝 0112刑初 1615 号刑事判决均为生效判决,其所确认的事实具有既判力,无需再在本案中举证证明,除非被告提出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而本案中被告并未举示证据,故对于相关事实直接予以采信。而且,由于(2016)渝 0112 行初 324 号行政判决确认了重庆市环境监察总队作出的渝环监罚(2016)269 号行政处罚决定 、重庆市环境保护局作出的渝环法(2016)29 号行政复议决定的合法性,故上述行政决定也具有既定力。
其次,本案在性质上属于环境侵权民事案件,其与刑事犯罪、行政违法案件所要求的证明标准和责任标准存在差异,故最终认定的案件事实在不存在矛盾的前提条件下,可以不同于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认定的事实。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和责任标准明显高于民事案件,环境污染犯罪行为造成损害后果的,固然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但未被认定为犯罪的污染行为,不等于不构成民事侵权,本案中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环境污染行为包括但不限于(2016)渝 0112 刑初 1615 号刑事判决所认定的环境污染犯罪行为,故被告提出应当仅以生效刑事判决所认定的污染物种类即总铬和六价铬为准的异议不成立,不予支持。就生效行政判决认定的事实而言,环保部门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时, 依据的主要是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违反了国家和地方的强制性标准, 便应当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而违反强制性标准当然也是污染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依据。然而,虽然因违反强制性标准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污染行为必然属于环境侵权行为,但符合强制性标准的排污行为却不一定不构成民事侵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不论污染者有无过错,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污染者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规定表明,污染者不得以合乎强制性标准进行抗辩免除民事责任,亦即对环境污染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范围可以大于进行行政处罚的范围。但是本案中,由于原告起诉的事实与生效行政判决确认的事实相同,其并未主张超出行政违法范围的环境侵权行为,故(2016)渝 0112 行初 324 号行政判决所确认的违法排污事实可以用于认定本案环境侵权事实,只是本案会从环境侵权的角度来对构成要件、责任主体等加以考量。
第三,结合生效刑事判决和行政判决确认的事实,可以认定被告首旭公司直接实施了本案所诉环境侵权行为。原因在于,一是前述生效行政判决和刑事判决均确认,被告藏金阁公司通过与首旭公司签 订《委托运行协议》,将全部排污作业交由首旭公司处理,首旭公司在运营该项目的过程中,实施了利用暗管违法排污的行为; 二是由于首旭公司是受托排污,藏金阁公司持有排污许可证,且是排污设备所有人, 故环保部门认定的排污单位即行政相对人为藏金阁公司,并据此对藏金阁公司进行了行政处罚,尽管行政处罚的对象是藏金阁公司,但行政处罚决定和行政判决并未否定首旭公司实施排污行为的事实,首旭公司亦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行政诉讼,而且正是由于首旭公司直接实施了排污行为, 因此刑事判决对首旭公司及其直接责任人进行了定罪处罚;三是对于生效行政判决和刑事判决所认定的排污单位和直接行为人,藏金阁公司和首旭公司均无异议。综上,可以认定,首旭公司实施的环境侵权行为即是生效行政判决所确认的违法排污事实。
二、关于《鉴定评估报告书》认定的污染物种类、污染源排他性、违法排放废水计量以及损害量化数额是否准确的问题
首先,关于《鉴定评估报告书》认定的污染物种类、污染源排他性和违法排放废水计量是否准确的问题。二被告对污染物种类、污染源排他性及违法排放废水计量提出异议,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是环保部门作出行政处罚时认定的基本事实,均已被(2016)渝 0112 行初 324 号行政判决直接或者间接确认,而且藏金阁公司通过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已经依法行使了程序权利,在本案中二被告并未提供相反证据来推翻原判决,故对《鉴定评估报告书》依据的上述环境污染事实予以确认。具体而言,一是关于污染物种类的问题。除了生效刑事判决所认定的总铬和六价铬之外,二被告违法排放的废水中还含有重金属物质如总锌、总镍等,该事实得到了江北区环境监测站、重庆市环境监测中心出具的环境监测报告以及(2016)渝0112 行初324 号生效行政判决的确认,也得到了首旭公司法定代表人程龙在 2016 年 5 月 4 日调查询问笔录中的确认。二是关于污染源排他性的问题。二被告辩称,江北区环境监测站出具的江环(监)字〔2016〕第 JD009 号分析报告单确定的取样点W4、W6 位置高于藏金阁废水处理站,因而该两处检出污染物超标不可能由二被告的行为所致。法院认为,由于水污染具有流动性的特征,鉴定机构在鉴定时客观上已无法再在废水处理站周围提取到违法排放废水行为持续时所流出的废水样本,故只能依据环境行政执法部门在查处二被告违法行为时通过取样所固定的违法排放废水样本进行鉴定, 因而《鉴定评估报告书》所依据的废水取样是否科学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行政执法部门在行政执法时取样是否科学的问题。在对藏金阁废水处理情况进行环保执法的过程中,先后进行过数次监测取样,选择的取样点包括藏金阁公司数个雨水排口和数个地下水取样点以及废水总排口、废水处理站综合收集池、含铬废水调节池、工业园市政排口、藏金阁市政管网入长江口等,被告所提及的W4、W6 分别是上述取样点中的一个雨水排口和一个地下水取样点,除江环(监)字〔2016〕第JD009 号分析报告单以外, 江北区环境监测站还出具了江环(监)字〔2016〕第JD003 号、第JD020 号、第JD034 号等监测报告,重庆市环境监测中心也出具了渝 环(监)字〔2016〕第 SZD146 号 、第SZD150 号、第SZD156 号、第SZD181 号监测报告,重庆市环境监察总队的行政处罚决定和重庆市环境保护局的复议决定是在对上述监测报告进行综合评定的基础上作出的,并非单独依据其中一份分析报告书或者监测报告作出。环保部门在整个行政执法包括取样等前期执法过程中,其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已经得到了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6)渝 0112 行初 324 号行政判决的确认。同时,上述监测分析结果显示该工业园区、藏金阁公司市政管网入江口废水中的污染物系电镀行业排放的重金属废水,重庆港城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工管办文〔2016〕13 号报告书证实涉案区域唯有藏金阁一家电镀工业园,而且环境监测结果与藏金阁废水处理站违法排放废水种类一致,以上事实证明上述取水点排出的废水来源仅可能来自于藏金阁废水处理站,故可以认定污染物来源具有排他性。三是关于违法排污计量的问题。二被告辩称 其 是 利 用 宽 度 不 足 9cm,高 度 只 有0.5-1cm 的几个小孔进行自流渗漏的方式违法排放,不可能在被诉时间段内偷排 14万吨废水,并提出只有1 号调节池有偷排情况,2 号调节池未进行偷排,法院认为,从藏金阁废水处理站现场平面布局图来看,有1 号综合废水调节池和含铬废水调节池,没有被告所称2 号废水调节池,根据生效刑事判决和行政判决的确认,并结合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调查询问笔录,可以认定铬调节池的废水进入1 号综合废水调节池,利用1 号池安装的120mm 口径管网将含重金属的废水直接排入外环境并进入市政管网这一基本事实。经庭审查明,《鉴定评估报告书》系根据《排污核定与排污费缴纳决定书》(渝环费缴字〔2016〕0-4-1 号)、《追缴排污费核定书》(渝环费核字〔2016〕0-4-1 号)、重庆市环境监察总队对藏金阁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启良、首旭公司法定代表人程龙分别所作的调查询问笔录等证据,采用用水总量减去消耗量、污泥含水量、在线排水量、节假日排水量的方式计算出违法排放废水量,其所依据的证据和事实或者已得到被告方认可或生效判决确认,或者相关行政行为已通过行政诉讼程序的合法性审查,法院均予确认,其所采用的计量方法亦符合行业惯例,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而且原告出具《关于藏金阁公司偷排水量及排污费核算情况说明》对计量依据和方法作出了进一步说明,故对二被告违法排放废水145 624 吨的事实予以认定。综上,藏金阁公司和首旭公司提出的污染物种类、违法排放废水量和污染源排他性认定有误的异议不能成立。
其次,关于《鉴定评估报告书》认定的损害量化数额是否准确的问题。为证明二被告违法排污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后果和赔偿数额,原告方委托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就本案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鉴定评估并出具了《鉴定评估报告书》,该报告确定二被告违法排污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量化数额为 1441.6776 万元。经查,重庆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是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名录(第一批)〉的通知》中确立的鉴定评估机构,委托其进行本案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对查明环境污染案件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可以委托具备相关资格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或者由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推荐的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或者监测数据。”之规定,其具备相应鉴定资格。根据环境保护部组织制定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II 版)》,鉴定评估可以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对事件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量化,量化结果可以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依据。鉴于本案违法排污行为持续时间长、违法排放数量大,且长江水体处于流动状态,难以直接计算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故《鉴定评估报告书》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对损害结果进行量化并无不当。虚拟治理成本是指目前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的支出,即污染物排放量与单位污染物虚拟治理成本的乘积,故鉴定机构在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时,以藏金阁公司实际支付给首旭公司的废水处理费用 22 元/吨作为单位虚拟治理成本是合理的,再乘以违法排放废水数量,可计算出虚拟治理成本为320.3728 万元。《鉴定评估报告书》将 22 元/吨确定为单位实际治理费用,系根据重庆市环境监察总队现场核查藏金阁公司财务凭证,并结合对藏金阁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启良的调查询问笔录而确定,二被告对此提出异议,但是并未举示相反证据来加以否定。《鉴定评估报告书》根据《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 版)》,Ⅲ类地表水污染修复费用的确定原则为虚拟治理成本的4.5-6 倍,结合本案污染事实,取最小倍数即4.5 倍计算得出损害量 化 数 额 为 320.3728 万 元 × 4.5= 1441.6776 万元,亦无不当。综上,依法驳回对《鉴定评估报告书》认定的损害量化数额之异议。
综上所述,环境污染纠纷类案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本案中作出《鉴定评估报告书》的鉴定机构和鉴定评估人资质合格,鉴定评估委托程序合法,鉴定评估项目负责人亦应法庭要求出庭接受质询, 鉴定评估所依据的事实有生效法律文书作支撑,采用的计算方法和结论科学有据,且二被告未能提出任何证据来反驳推翻《鉴定评估报告书》,故对《鉴定评估报告书》及 其所依据的相关证据均予以采信。
三、关于被告藏金阁公司与首旭公司是否构成共同侵权的问题
被告首旭公司是明知 1 号废水调节池池壁上存在120mm 口径管网并故意利用其违法排污的直接实施主体,其行为造成环境污染,理应对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对此应无疑义,本争议焦点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评价被告藏金阁公司的行为,其与首旭公司是否构成共同侵权。法院认为,被告藏金阁公司与首旭公司构成共同侵权, 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其理由是,首先,我国实行排污许可制,排污许可制对于实现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具有重要意义。排污许可证是国家对排污者进行有效管理的手段,同时也可被视为政府与排污单位之间的契约,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企业即是排污单位,负有依法排污的义务,否则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藏金阁公司持有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排污许可证,其属于可以进行排污的企业,但同时必须确保按照许可证的规定和要求排放。藏金阁公司以委托运行协议的形式将废水处理交由专门从事环境治理业务(含工业废水运营)的首旭公司作业,该行为并不为法律所禁止。但是,无论是自行排放还是委托他人排放,藏金阁公司都必须确保其废水处理站正常运行,并确保排放物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这是取得排污许可证企业的法定责任,该责任不能通过民事约定来解除。申言之,藏金阁公司作为排污主体,具有监督首旭公司合法排污的法定责任,依照《委托运行协 议》其也具有监督首旭公司日常排污情况的义务,本案违法排污行为持续了1 年8 个月的时间,藏金阁公司显然未尽监管义务, 应当对环境污染后果承担责任。其次,无论是作为排污设备产权人和排污主体的法定责任,还是按照双方协议约定,藏金阁公司均应确保废水处理设施设备正常、完好。2014 年 8 月藏金阁公司将废酸池改造为 1 号废水调节池并将地下管网改为高空管网作业时,未按照正常处理方式对池中的 120mm 口径暗管进行封闭,藏金阁公司亦未举证证明不封闭暗管的合理合法性, 而首旭公司正是通过该暗管实施违法排放,也就是说,藏金阁公司为首旭公司提供的废水处理设备留有可以实施违法排放的管网,据此可以认定其具有违法故意,且客观上为违法排放行为的完成提供了条件。第三,待处理的废水是由藏金阁公司提供给首旭公司的,那么藏金阁公司知道需处理的废水数量,同时藏金阁公司作为排污主体,负责向环保部门缴纳排污费,其也知道合法排放的废水数量,加之作为园区物业管理部门,其对于园区企业产生的实际用水量亦是清楚的,而这几个数据结合起来,即可确知违法排放行为的存在,因此可以认定藏金阁公司知道首旭公司在实施违法排污行为,但其却放任首旭公司违法排放废水,同时还继续将废水交由首旭公司处理,可以视为其与首旭公司形成了默契, 具有共同侵权的故意,并共同造成了污染后果。第四,环境侵权案件具有侵害方式的复合性、侵害过程的复杂性、侵害后果的隐蔽性和长期性,其证明难度尤其是对于排污企业违法排污主观故意的证明难度较高,且本案又涉及到对环境公益的侵害,故应充分考虑到此类案件的特殊性,通过准确把握举证证明责任和归责原则来避免责任逃避和公益受损。综上,藏金阁公司辩称不知道首旭公司在违法排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藏金阁公司与首旭公司构成环境污染共同侵权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证明标准,应当认定藏金阁公司和首旭公司对于违法排污存在主观上的共同故意和客观上的共同行为,二被告构成共同侵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之规定,由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
原告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主张本案亦属于第三人污染环境的情形,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之规定判决二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法院认为,在藏金阁公司与首旭公司构成共同侵权的情况下,不适用环境污染第三人侵权的相关规定。
除了《鉴定评估报告书》所认定的生态环境损害量化数额以外,二原告还就鉴定费、律师费等费用提出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承担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原告方主张此次委托鉴定评估所支出的鉴定费用为30 万元,但只提供了合同而无票据证明,且明显超出《重庆市物价局 重庆市司法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司法鉴定 收费项目目录和收费标准〉的通知》规定的指导价。该通知规定,涉及财产案件的司法鉴定,按照标的额比例分段累计收费: “( 一)不超过 10 万元(含 10 万元)的,按照本通知附件中所列收费标准执行。(二)超过10 万元至50 万元(含50 万元)的部分,按照 1% 收取。(三)超过 50 万元至 100 万元(含100 万元)的部分,按照0.8%收取。(四) 超过100 万元至200 万元(含200 万元)的部分,按照 0.6% 收取。(五)超过 200 万元至500 万元(含500 万元)的部分,按照0.4%收取。(六)超过500 万元至1000 万元(含1000 万元)的部分,按照 0.2% 收取。(七)超过1000 万元的部分,按照 0.1%收取。”考虑到鉴定必然会产生相应费用,结合本案实际, 参照重庆市指导价酌情主张 5 万元。《重庆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标准》规定,涉及财产案件的律师代理费,按标的额比例分段累进计费:“10 万元以下部分 5%-6%(不低于 5000 元);10 万元至 100 万元部分 4%-5%;100 万元至 500 万元部分 3%-4%;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部分 2%-3% ;1000 万元至5000 万元部分 1%-2% ;5000 万元以上部分 0.5%-1%。”重庆市人民政府和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为本次诉讼支出律师代理费用分别为19.8 万元和8 万元,上述收费有合同或发票作为证据,且符合《重庆市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标准》的前述规定,二被告亦未提出异议,故该项主张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
对于原告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在庭审中增加要求二被告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长江水域生态系统的维护需要公众参与,对其实施的破坏行为会侵害到千家万户乃至子孙后代的利益,二被告对长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行为,是对社会公众权益的损害,要求其公开赔礼道歉既是公众合法权利的体现,也是对其他类似行为的警示,还能够让二被告公开表达对于自身过错的深刻认识和真诚悔意。无论是环境公益诉讼还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均具有公益性,在本案中原告代表社会公众要求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人赔礼道歉,该请求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对生效行政判决和刑事判决所认定的被告藏金阁公司和首旭公司实施的违法排污事实,予以确认。《鉴定评估报告书》合法有效,予以采信。藏金阁公司和首旭公司共同实施违法排污行为,造成环境污染的损害后果,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第四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于 2017 年 12月22 日作出判决:
一、被告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被告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连带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441.6776 万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付至重庆市财政局专用账户,由原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部门和原告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结合本区域生态环境损害情况用于开展替代修复;
二、被告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被告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省级或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三、被告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被告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重庆市人民政府鉴定费5 万元,律师费19.8 万元;
四、被告重庆藏金阁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被告重庆首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律师费8 万元;
五、驳回原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和原告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本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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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耀东诉永达公司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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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耀东诉永达公司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
【裁判摘要】
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和环保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行为人的照明灯光对他人的正常居住环境和健康生活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行为人有责任排除危害。
原告:陆耀东,男,36岁,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被告:上海永达中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何红兵,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陆耀东因与被告上海永达中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达公司)发生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原告在被告经营场所的隔壁小区居住。被告经营场所东面展厅的围墙边,安装着三盏双头照明路灯,每晚七时至次日晨五时开启。这些路灯散射的强烈灯光,直入原告居室,使原告难以安睡,为此出现了失眠、烦躁不安等症状,工作效率低下。被告设置的这些路灯,严重干扰了居民的休息,已经违反从2004年9月1日起上海市开始实施的《城市环境装饰照明规范》的规定,构成光污染侵害。请求判令被告停止和排除对原告的光污染侵害,拆除该路灯,公开向原告道歉,并给原告赔偿损失1000元。审理中,原告将请求赔偿损失的金额变更为1元。
原告陆耀东提交以下证据:
1.上海市安居房、平价房配售合同一份,用以证明陆耀东的居室与永达公司的经营场所相邻;
2.2004年8月30日晚间拍摄的涉案路灯开启状态以及陆耀东居室外墙的照片2张,用以证明涉案路灯开启后的亮度以及陆耀东居室外墙受照射的程度;
3.在陆耀东居室内拍摄的涉案路灯开启后灯光射入情况的录像片段,用以证明在夜间目视情况下,射入居室的涉案路灯灯光非常刺眼;
4.“人民网”、“北方网”上关于光污染的报道2篇,用以证明光污染会对人体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5.《城市环境装饰照明规范》文本,用以证明涉案路灯的灯光对陆耀东居室的照射已达到该规范所指的“障害光”和“光污染”标准。
被告辩称:涉案路灯是被告为自己的经营场所外部环境提供照明安装的,是经营所需的必要装置,而且是安装在被告自己的经营场所上,原告无权干涉。该路灯的功率每盏仅为120瓦,不会造成光污染,不可能侵害原告,更不会对原告造成什么实际的损害结果。该路灯不仅为被告自己的经营场所外部环境提供了照明,事实上也为隔壁小区居民的夜间行走提供了方便。即便如此,为搞好企业与临近居民的关系,被告在得知原告起诉后,已经切断了涉案路灯的电源,并保证今后不再使用,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未提交证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无异议,证据2、3不能证明涉案灯光已构成光污染,也不能证明该灯光妨害了原告,证据4与涉案灯光无直接关系,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涉案灯光的亮度已超出该规范规定的“障害光”、“光污染”标准。
经质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确认以下事实:
原告陆耀东的居室西侧与被告永达公司经营场所的东侧相邻,中间间隔一条宽15米左右的公共通道。永达公司为给该经营场所东面展厅的外部环境照明,在展厅围墙边安装了三盏双头照明路灯,每晚七时至次日晨五时开启。这些位于陆耀东居室西南一侧的路灯,高度与陆耀东居室的阳台持平,最近处离陆耀东居室20米左右,其间没有任何物件遮挡。这些路灯开启后,灯光除能照亮永达公司的经营场所外,还能散射到陆耀东居室及周围住宅的外墙上,并通过窗户对居室内造成明显影响。在陆耀东居室的阳台上,目视夜间开启后的路灯灯光,亮度达到刺眼的程度。陆耀东为此于2004年9月1日提起诉讼后,永达公司已于同年9月3日暂停使用涉案路灯。
另查明,《城市环境装饰照明规范》由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于2004年6月29日发布,2004年9月1日在上海市范围内实施。在该规范上,“外溢光/杂散光”的定义是:“照明装置发出的光中落在目标区域或边界以外的部分”;“障害光”的定义是:“外溢光/杂散光的数量或方向足以引起人们烦躁、不舒适、注意力不集中或降低对于一些重要信息(如交通信号)的感知能力,甚至对于动、植物亦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时,即称之为障害光”;“光污染”的定义是:“由外溢光/杂散光的不利影响造成的不良照明环境,狭义地讲,即为障害光的消极影响”。
本案争议焦点是:在自己权益范围内安装为自己提供照明的路灯,能否构成环境污染中的光污染?被告永达公司安装的路灯,是否影响了原告陆耀东的权利?被告应否为此承担责任?承担什么责任?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保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环境既然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路灯灯光当然被涵盖在其中。被告永达公司在自己的经营场所设置路灯,为自己的经营场所外部环境提供照明,本无过错。但由于永达公司的经营场所与周边居民小区距离甚近,中间无任何物件遮挡,永达公司路灯的外溢光、杂散光能射入周边居民的居室内,数量足以改变居室内人们夜间休息时通常习惯的暗光环境,且超出了一般公众普遍可忍受的范围。因此永达公司设置的路灯,其外溢光、杂散光确实达到了《城市环境装饰照明规范》所指的障害光程度,已构成由强光引起的光污染,遭受污染的居民有权进行控告。
被告永达公司辩称,涉案路灯用于其经营场所的正常环境照明,是经营所需的必要装置。经查,涉案路灯不属于车站、机场、公路等公共场所为公众提供服务而必须设置的照明、装饰用灯,只是永达公司为自己公司的经营便利而设置的路灯。永达公司完全有条件以其他形式为自己经营场所的外部环境提供照明,或者通过采取遮挡等必要的措施来避免自己设置的路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永达公司的此项辩解理由,不能成为其侵权行为的合理免责事由,故不予采纳。
被告永达公司辩称,涉案灯光没有对原告陆耀东造成实际的损害结果。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实际损害结果,不仅包括那些症状明显并可用计量方法反映的损害结果,还包括那些症状不明显且暂时无法用计量方法反映的损害结果。光污染对人体健康可能造成的损害,目前已为公众普遍认识。夜间,人们通常习惯于在暗光环境下休息。永达公司设置的路灯,其射入周边居民居室内的外溢光、杂散光,数量足以改变人们夜间休息时通常习惯的暗光环境,且超出一般公众普遍可忍受的范围,光污染程度较为明显。在此情况下,陆耀东诉称涉案灯光使其难以安睡,为此出现了失眠、烦躁不安等症状,这就是涉案灯光对陆耀东的实际损害。陆耀东诉称的这些实际损害,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陆耀东无需举证证明,应推定属实。永达公司否认光污染对陆耀东造成了实际损害,应当举证反驳。永达公司不能举出涉案灯光对陆耀东身体健康没有产生危害的证据,该辩解理由亦不予采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环保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被告永达公司开启的涉案路灯灯光,已对原告陆耀东的正常居住环境和健康生活造成了损害,构成环境污染。永达公司不能举证证明该侵害行为具有合理的免责事由,故应承担排除危害的法律责任。永达公司已于诉讼期间实际停止了开启涉案路灯,并承诺今后不再使用,于法无悖,应予支持。因永达公司的侵权行为没有给陆耀东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故对陆耀东关于永达公司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尽管陆耀东只主张永达公司赔偿其损失1元,但因陆耀东不能举证证明光污染对其造成的实际损失数额,故对该项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
综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04年11月1日判决:
一、被告永达公司应停止使用其经营场所东面展厅围墙边的三盏双头照明路灯,排除对原告陆耀东造成的光污染侵害;
二、原告陆耀东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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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汝国与泰州市天源化工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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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汝国与泰州市天源化工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裁判摘要】
一、对环境污染损害因果关系,主张者只需证明被主张者存在污染环境的可能性,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则由被主张者承担。
二、水产养殖物灭失后,可以根据实际养殖状态与条件,参照地方性行政规章对国有渔业水域因工程建设占用补偿标准确定经济损失。
原告:陈汝国,男,47岁,汉族,住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被告:泰州市天源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野徐镇野徐工业园。
原告陈汝国因与被告泰州市天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源公司)发生水污染责任纠纷,向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陈汝国诉称:原告承包位于被告天源公司西侧的水面从事养殖。2012年4月21日早上,原告巡查时发现鱼在跳动,后全部死亡,其发现天源公司有排水口通向鱼塘并排污。2012年4月23日上午,泰州市环保局环境监测中心站、泰州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到鱼塘进行水质取样化验,并在2012年4月28日出具了检测报告,报告表明:鱼塘水中氰化物浓度达到0.038mg/L,排水口废水中氰化物浓度达到1.28mg/L,分别超过国家《渔业水质标准》中的7.6倍和256倍。氰化物属于国家严格管控的剧毒物品,且周围企业只有天源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氰化物。由于天源公司通过排水口将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氰化物流入原告承包的鱼塘,造成鱼塘内水质的氰化物超过国家标准,导致鱼塘内的鱼全部死亡。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天源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67775元(其中造成放养鱼死亡的损失64425元、打捞死鱼费用1200元、鱼塘清污费用36300元、承包费损失1950元、可得利润损失60000元、交通费500元、鉴定费2300元、评估费1100元)。
被告天源公司辩称:1. 原告陈汝国持有死鱼原因的鉴定报告,而其拒不提供;2.鉴定报告中的结论证明本案死鱼的原因是陈汝国不懂得如何科学养鱼;3. 陈汝国承包的鱼塘也不适宜养鱼,水中的氰化物是符合国家二类水标准的,在本案中不应适用渔业水质标准,陈汝国证明鱼塘中的水曾经改造达到渔业水质标准,不应适用渔业用水的标准来衡量水质。请求驳回陈汝国的诉讼请求。
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10年1月1日,原告陈汝国与野徐镇城中居委会十四组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由陈汝国承包野徐镇城中居委会十四组范围为“西至周加松,东至陈会昌屋后”的鱼塘,约4.5亩,承包费每年650元,承包期七年,从2010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2011年至2013年的承包费1950元已从陈汝国在集体分红中扣除。2012年4月21日,陈汝国承包的鱼塘中出现鱼类死亡的现象。后据陈汝国陈述,塘内的鱼全部死亡后,其将死鱼掩埋,被告天源公司对此不持异议。泰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于2012年4月23日对鱼塘内水和排口废水分别采样监测,其中鱼塘水中的氰化物含量为0.0038 mg/L,排口废水中氰化物含量为1.28 mg/L,两种水体中均未检出有机磷农药。
2012年7月18日,陈汝国将天源公司、泰州市鸿泰粘合剂有限公司、泰州市鸿泰科技电子有限公司诉至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要求三被告赔偿损失109056元。在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经原、被告的申请,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委托扬州市江都区渔业环境监测站(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丙级C-3204)对鱼死亡的原因及渔业损失进行鉴定评估。扬州市江都区渔业环境监测站于2012年10月28日出具《渔业污染事故鉴定报告》(江都渔鉴〔2012〕002号)认为:案涉鱼塘养殖水域是台庄河,在雨水冲刷的情况下,有可能是池塘淤泥泛浮,造成水质“微浑”;氰化物低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的Ⅱ类水氰化物≤0.05ml/L的标准,但不符合《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89)氰化物≤0.005ml/L,外源性污染物的介入导致鱼死亡的可能性较大。扬州市江都区渔业环境监测站于2012年12月6日出具《渔业污染事故评估报告》(江都渔环评〔2012〕03号)认为:2011年陈汝国除放养鲢鱼等普通鱼类外,人为放养鳡鱼、黑鱼、白鱼等凶猛性鱼类,导致普通鱼类存活率低;2011年鲫鱼、鲤鱼的放养密度偏高;陈汝国的池塘环境条件和技术水平不符合黄颡鱼的养殖要求且在死鱼照片中未发现黄颡鱼;综上,陈汝国养殖池塘环境条件较差,放养不科学,养殖技术水平较低。因为死鱼已掩埋,故参照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国有渔业水域因工程建设占用补偿暂行办法》以及《江苏省国有渔业水域占用补偿标准基数和等级系数(试行)》的规定,采用围网养殖补偿标准1500元/亩,结合泰州地区的补偿等级系数1.4,得出陈汝国的损失9450元、部分清除污染的费用1050元即清除死鱼的人工费(实际清塘费用未实际发生)、检测部门取证、评估费用1050元(实际票据金额为1100元)。后陈汝国撤回在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的起诉。
另查明,被告天源公司系一家经许可制造、销售2,3-二氰基丙酸乙酯的公司,是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野徐镇工业园唯一使用氰化物的单位。厂区位于案涉鱼塘的东侧,其排水口与通向鱼塘的排水口相联通。2012年4月20日20时至2012年4月21日8时泰州野徐地区降水量为10.5毫米,12小时降水量达到中到大雨。
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原告陈汝国举证和有关鉴定报告证明,被告天源公司与陈汝国所承包的鱼塘相毗邻,排水口相联通且为野徐镇工业园内唯一使用氰化物的单位。2012年4月20日至次日所降中到大雨导致含有氰化物的污水排入原告承包的鱼塘造成鱼受污染而死亡的可能性较大。本案中,原告证明天源公司系鱼塘周边氰化物使用者的唯一性且有相联通管道排泄雨水及氰化物外泄的可能性,由排污口氰化物浓度高于鱼塘内水可以推定,外源性污染物介入导致鱼死亡的较大可能性。而天源公司对原告渔业用水水质标准提出质疑,国家制定的水质标准,是环保、水利部门对水体进行监测、环境管理的依据,而不是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或界限。因此,本案中鱼塘水中的氰化物含量是否符合二类水质的标准以及是否应当用渔业用水的标准衡量,与排污单位承担赔偿责任并无必然之关系,天源公司的抗辩不足以否定本案因果关系的存在。综上,可以认定本案中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可能性较大,而天源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存在免责事由以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其应当承担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
关于原告陈汝国就鱼塘水被污染所主张的各项损失,作如下认定:1. 鱼死亡所造成的损失。陈汝国在鱼死亡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对死鱼进行计量称重,而是进行了掩埋处理,从而导致死鱼的损失无法计算。虽然原告提交了关于购买鱼苗的证据,因养殖条件较差,养殖技术水平较低,上述证据无法证明水污染造成的鱼类损失。鉴定人扬州市江都区渔业环境监测站结合陈汝国的实际养殖状态、条件,根据相关规定,参照内陆养殖水域占用补偿标准所确定的经济损失9450元,符合本案实际情形,在陈汝国未能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其损失的情况下,以此作为确定其损失的依据,较为公平合理;2. 关于打捞死鱼的费用,鱼塘内鱼死亡后因打捞死鱼的需要确存在打捞死鱼的人工费(尚未支付),结合鉴定人在损失评估中的意见,确认打捞死鱼的费用为1050元;3. 关于鱼塘清污费用,陈汝国所提交的两份报价单并不是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鉴定机构出具,且尚未实际产生。原告可待实际清污后再行主张其合理损失;4. 关于陈汝国主张的承包费损失、可得利润损失,污染事件发生后,环保、渔政等部门已到场采集水源样本,经双方申请的扬州市江都区渔业环境监测站出具的事故鉴定报告和事故评估报告的截止日为2012年12月6日。此后,陈汝国应当及时清污并继续渔业养殖,其怠于恢复养殖系单方扩大的损失,且其所主张的预期利润系估算损失,缺乏事实依据,故对其所主张的预期利润损失难以支持。承包费应纳入原告养殖成本,不予支持;5. 关于交通费、鉴定费、评估费,陈汝国主张交通费500元,虽未提交交通费票据,但事故发生后确实产生交通费,酌情予以支持;鉴定费、评估费3400元,均系为查明死鱼原因、损失而发生,属于因污染而造成的损失,且有相应票据证实,予以支持。综上,结合陈汝国的现有证据及本案实际情况,依法认定其承包的鱼塘受污染后造成的总损失为14400元。
据此,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4年6月4日作出判决:
一、被告泰州市天源化工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陈汝国14400元;
二、驳回原告陈汝国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人民法院案例库 合规与综合
朱某平诉北京荣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等劳动争议案
2026-07-2-533-001 · (2025)京民申2181号 · 2026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该约定或者承诺无效。在此情况下,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请求解除劳动合同并由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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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库编号:2026-07-2-533-001
朱某平诉北京荣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等劳动争议案
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效力认定及合同解除后的处理
关键词:民事、劳动争议、缴纳社会保险费、法定义务、自愿放弃参加社保、经济补偿
案号:(2025)京民申2181号
裁判日期:2025.06.23
【基本案情】
2022年7月28日,朱某平入职北京荣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某保安公司)任保安员,工作地点被安排在某单位,月基本工资为当年度北京市最低标准工资。此外,双方还签署一份《声明》称,朱某平自愿请求荣某保安公司不再为朱某平办理本市社会保险参保,相关社会保险费随补助支付给朱某平。在职期间,荣某保安公司未为朱某平缴纳社会保险费。同年8月29日,朱某平以荣某保安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提出辞职。离职后,朱某平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荣某保安公司支付工资、加班工资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等。该仲裁委作出京西劳人仲字[2022]第XXX号裁决书,裁决荣某保安公司支付朱某平工资人民币3862元(币种下同),驳回朱某平其他仲裁请求。朱某平不服该裁决,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荣某保安公司支付加班工资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等。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30日作出(2023)京0102民初3877号民事判决:一、荣某保安公司支付朱某平工资3862元(已执行);二、驳回朱某平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朱某平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1日作出(2024)京02民终3111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3)京0102民初387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3)京0102民初387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自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荣某保安公司支付朱某平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2409.63元;四、驳回朱某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朱某平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23日作出(2025)京民申2181号民事裁定:驳回朱某平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朱某平与荣某保安公司之间签订的《声明》是否有效,以及荣某保安公司是否应当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2018年修正)第七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年修正)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据此,国家发展社会保险事业,设立社会保险基金,是为了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该约定或者承诺免除了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排除了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的权利,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同时,考虑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过程中,劳动者因自身条件、谈判能力等所限,对工资报酬、社会保险费等的议价地位处于弱势,放弃社会保险并非均出于真实自愿,往往是为了获得该工作岗位,而被迫作出的“无奈之举”。故此,无论有无放弃社会保障的约定或者承诺,只要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就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并请求支付经济补偿。
本案中,朱某平签署《声明》,同意荣某保安公司不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相关社会保险费随补助支付,实质上是双方达成了荣某保安公司无需为朱某平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合意。荣某保安公司与朱某平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声明》违反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关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强制性规定,应当依法认定为无效。朱某平以荣某保安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荣某保安公司应当依法承担向朱某平支付经济补偿的民事责任。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该约定或者承诺无效。在此情况下,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请求解除劳动合同并由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2018年修正)第7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年修正)第38条、第4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8年修正)第2条
###### 一审: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3)京0102民初3877号判决(2023年11月30日)
二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4)京02民终3111号判决(2024年6月11日)
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5)京民申2181号裁定(2025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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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良某食品有限公司诉余某劳动争议纠纷案
2026-07-2-533-002 · (2025)粤0115民初6558号 · 2026
民事 劳动争议 短暂休息 规章制度 解除劳动合同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以劳动者在岗期间短暂休息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主张解除劳动合同违法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劳动者工作时长、休息时长,该休息是否属于正常的生理需要,以及劳动者是否造成用人单位严重损失等因素,综合判断劳动者在岗期间短暂休息是否属于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进而判断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是否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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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短暂休息/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合同
基本案情
2021年3月19日,余某入职广东省良某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某公司)任店长,负责管理该公司位于某商场的门店。该门店有余某和店员共2名员工。余某与良某公司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24年4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合同约定余某的工作岗位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制度,工作时间分早晚班,早班为9:00至16:30,晚班为15:30至22:30,由余某和店员轮流担任,每月休息4天。2024年9月26日,良某公司区域经理汤某通过微信告知余某,其工号将于当日删除。主要理由之一为,2024年9月17日,余某在其工作时间,店内尚有顾客购物的情况下,公然坐于收银台位睡觉,被商场工作人员发现投诉至良某公司微信对接群。良某公司与余某均确认劳动关系于当日解除。
余某认为良某公司解除劳动关系违法,遂提起劳动仲裁,某仲裁委员会裁决:良某公司向余某支付工资差额人民币217.20元(币种下同)、住房补贴3000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49572.24元。良某公司不服该裁决,认为余某违反了《良某公司责罚规定》和某商场制定的《某商场商户手册》,导致良某公司无法向某商场续租店面的后果,良某公司解除与余某的劳动合同合法,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无须向余某支付2023年6月至10月住房补贴3000元;2.无须支付赔偿金49572.24元。
另查明,《良某公司责罚规定》中有关于工作管理失职的规定,其中内容为:(1)未遵守本职岗位工作职责,遇事躲避、不作为或履职不到位;(2)未按照公司制度或流程执行,或执行不到位......还载明:“严重损失的定义是最终造成经济损失金额80万元及以上/公司经营活动中断、暂停或延误24至48小时及以内造成当前和未来收入减少80万元及以上。”《某商场商户手册》中“商户员工日常营运管理规则条例”规定:营业时间店内无人或在营业时间内闭店做与营业无关的工作,罚款100元;另有其他违规事项的,违规处罚均是罚款或抄写员工手册。良某公司提供的证据为约2秒的录像视频,显示余某坐在收银台前,手扶着头闭着眼靠在背板上,店铺中有两名顾客正在选购商品。
余某庭审中辩称:2024年9月17日,从早上9:30开始上班至晚上22:30下班,当天门店所有工作均由其一人完成。晚上8点多的时候,当天上班已超过8小时,出现生理性疲惫,因为工作太累,坐在凳子上歇了一会,实际没有睡着。客人进来时自己有接待,只是在客人挑选商品时感觉太累就坐了一下,闭眼休息了3分钟。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5月19日作出(2025)粤0115民初6558号民事判决:良某公司应向余某支付工资差额217.2元、住房补贴3000元、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共49572.24元。本案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余某在店铺营业时间内闭眼休息是否严重违反良某公司的规章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据此,用人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不仅要对劳动者的日常行为进行管理,监督劳动者履行劳动义务,还要切实保障劳动者享有的劳动权利,不得随意加重对劳动者的惩罚,损害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等合法权益。用人单位只有在劳动者严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形下,才可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对于劳动者在岗期间短暂休息是否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应当结合劳动者工作时长、休息时长,该休息是否属于正常的生理需要,以及劳动者是否造成用人单位严重损失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以此合理平衡用人单位的管理权与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之间的关系。
本案中,余某事发当日在店铺已连续工作超过8小时,在此期间,良某公司并未安排人员临时顶岗和替岗,给予余某合理休息时间。在连续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的情况下,余某身体出现疲惫并短暂闭眼休息是正常生理现象,不应予以苛责。良某公司虽提供了视频,但该视频仅显示余某手扶着头闭着眼靠在背板上,不足以证明余某处于长时间睡眠状态,也未能显示影响正常的销售工作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良某公司主张因余某上述行为严重影响公司品牌形象,致使良某公司不能顺利在某商场继续租赁,带来经济损失,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且根据良某公司提供的《某商场商户手册》关于营业员违规的处罚,仅是罚款或抄写员工手册,前述惩罚显然与良某公司陈述的导致无法续租的后果差距甚远。
综上,余某上述行为并不属于严重违反《良某公司责罚规定》的行为,本案不具备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良某公司解除与余某的劳动合同,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向余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以劳动者在岗期间短暂休息属于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主张解除劳动合同违法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劳动者工作时长、休息时长,该休息是否属于正常的生理需要,以及劳动者是否造成用人单位严重损失等因素,综合判断劳动者在岗期间短暂休息是否属于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进而判断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是否违法。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2018年修正)第3条、第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年修正)第39条
一审: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25)粤0115民初6558号民事判决(202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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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诉深圳市某宝销售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2026-07-2-533-003 · (2022)渝0112民初3508号 · 2026
民事 劳动争议 违法解除 孕期职工 生育津贴损失 赔偿金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违法解除与生育女职工之间的劳动合同并停缴社会保险费,导致后者无法领取产假期间生育津贴的,用人单位在依法承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责任的同时,还应依法承担赔偿生育津贴损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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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违法解除/孕期职工/生育津贴损失/赔偿金
基本案情
张某于2015年4月1日入职重庆某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宝科技公司)。2021年1月6日,某宝科技公司作为全资股东设立深圳市某宝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宝销售公司)。张某于同日被调至某宝销售公司,并与该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张某工作期间,某宝销售公司为其办理了社会保险。同年3月,张某怀孕,并于2022年1月28日分娩顺利生产。2021年12月16日,某宝销售公司作出《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称张某因违纪被公司辞退,并已按公司规定办理完毕离职手续,双方劳动关系于该日解除。某宝销售公司作出前述证明书后,未继续为张某缴纳社会保险费,社保机构因此未向张某支付产假期间生育津贴。张某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某宝销售公司支付其工资、销售佣金、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及生育津贴损失等。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超期未受理决定证明书。张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九条“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或者逾期未作出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规定,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宝销售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及生育津贴损失等。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30日作出(2022)渝0112民初3508号民事判决:一、某宝销售公司支付张某工资人民币6766.5元(币种下同);二、某宝销售公司支付张某房屋销售佣金45102元;三、某宝销售公司支付张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46160元;四、驳回张某的其余诉讼请求。宣判后,张某提起上诉称,某宝销售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停缴社会保险费致其遭受生育津贴损失,应予一并赔偿。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0日作出(2023)渝01民终7708号民事判决:一、维持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22)渝0112民初350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二、撤销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22)渝0112民初3508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三、由某宝销售公司向张某支付生育津贴损失57856元;四、驳回张某的其余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宝销售公司违法解除与张某的劳动合同后,张某能否一并主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和生育津贴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经济补偿标准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及工资标准予以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妇女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第八条规定:“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支付。”据此可知,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有权主张赔偿金,且不因劳动者性别不同而有所区别;妇女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等原因非法解除劳动合同,且女职工依法可以获得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女职工获得生育津贴的权利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请求权系两种性质不同的权利,前者重在保护女职工的生育权益,后者则是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益。故用人单位违法解除与女职工之间的劳动合同,并停缴社会保险费,由此造成女职工生育津贴损失的,用人单位在承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责任的同时,也应当承担赔偿生育津贴损失的责任,后者不能为前者所吸收。
本案中,某宝销售公司称张某怀孕期间违纪,但其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事实,故某宝销售公司对张某予以辞退,构成违法解除,张某有权主张某宝销售公司支付赔偿金。某宝销售公司违法解除与张某之间的劳动合同后,未继续为张某缴纳社会保险费,导致张某无法从社保机构领取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该生育津贴损失,某宝销售公司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违法解除与生育女职工之间的劳动合同并停缴社会保险费,导致后者无法领取产假期间生育津贴的,用人单位在依法承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责任的同时,还应依法承担赔偿生育津贴损失的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修正)第87条、第4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2022年修正)第47条第2款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19号)第5条、第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0号)第29条
一审: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22)渝0112民初3508号判决(2023年1月30日)
二审: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23)渝01民终7708号判决(2023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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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银某广告有限公司诉周某劳动争议案
2026-07-2-533-004 · (2024)苏0105民初8193号 · 2026
民事 劳动争议 病假 弄虚作假 诚信原则 解除劳动合同
裁判要旨: 劳动者虚构病情或者隐瞒关键信息向用人单位申请病假,拒不履行工作职责,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用人单位据此解除劳动合同,主张无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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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病假/弄虚作假/诚信原则/解除劳动合同
基本案情
2023年8月1日,周某与南京银某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某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23年8月1日至2024年7月31日,岗位为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工作地点在上海。银某公司经民主程序制定《员工手册》,周某入职当天签署了入职须知,认可收到并阅读、学习了《员工手册》,且承诺遵守。银某公司《员工手册》考勤制度第三条“考勤处罚”规定:员工存在申请假期依据的理由和材料被证实属于伪造或存在瑕疵的,视为旷工;休假制度第三条“病假”规定:三天及以上病假需提供二级及以上医院证明,公司有权要求员工至指定的三甲医院复查,若员工申请病假的行为或材料存在弄虚作假的,视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关系并不支付任何经济补偿金。
2023年12月8日起,周某向银某公司提交某三甲医院病假证明单,以“腰椎间盘突出,需卧床休养”为由连续申请病假至2023年12月29日,银某公司均准假。2024 年1月2日,周某再次以相同理由申请病假至2024年1月6日,银某公司通过审查周某提交的病历等材料对此次病假产生疑问,遂未予批准,并书面通知周某自2024年1月3日起返岗工作,承诺为周某减少工作量、提供专人陪护等保障措施,但周某并未返岗上班。后周某又陆续提供11张病假证明单,连续申请病假至2024年4月2日。期间,银某公司多次派员工陪同周某就诊,医生诊断周某为轻度腰椎间盘突出,建议避免久坐,基本可恢复正常生活。银某公司结合陪诊情况,对周某病情严重程度、申请病假时长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对后续病假申请均未予批准,并多次书面要求周某返岗,但周某均以“腰疼只能平卧”为由拒绝。此外,银某公司询问周某在病假期间有无外出,周某称仅因家事从上海赴南京两天,其余时间一直在家卧床。
2024年4月2日,银某公司在通知工会后,向周某发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通知书》,以其病假申请弄虚作假、拒绝返岗构成旷工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关系。
2024年4月11日,周某向上海市静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银某公司支付病假工资、医疗补助、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等费用。该委于2024年7月1日作出仲裁裁决,银某公司支付周某病假工资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银某公司不服该裁决,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确认银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合法,无需向周某支付经济补偿金和病假工资。
法院结合查明的周某在病假期间住宿及交通信息,以及其自认情况,确认周某在2023年12月8日至2024年4月1日期间多次乘坐高铁往返上海、杭州、南京、溧阳、滁州等地,且于2024年3月17日赴外省参加演唱会,未如实告知银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12日作出(2024)苏0105民初8193号民事判决:确认银某公司与周某的劳动合同于2024年4月2日合法解除,无需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和病假工资。宣判后,周某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20日作出(2024)苏01民终1676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银某公司以周某弄虚作假申请病假、构成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提高职业技能,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申言之,诚实信用原则是劳动者应当恪守的基本原则,也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劳动关系存续的重要基础,忠实勤勉、正常提供劳动,完成用人单位安排的合理劳动任务,亦是劳动者的基本义务。因此,劳动者在依法享有休息休假权利时,不得违背诚实信用原则,通过弄虚作假骗取休息休假的方式逃避劳动义务的履行。实践中,用人单位为了确保劳动者完成劳动任务,会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对此,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四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据此,劳动者应当遵守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完成用人单位安排的合理劳动任务。劳动者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构成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事由。故如果劳动者虚构病情或者隐瞒关键信息向用人单位申请病假,拒不履行工作职责,构成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主张。
本案中,银某公司的《员工手册》经民主程序制定并已告知周某,对周某具有约束力。根据《员工手册》的规定,病假申请弄虚作假的,视为旷工,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关系。周某以需要长期卧床休养、无法工作为由向银某公司申请休病假,其虽提供了医院开具的病休建议,但其在病假期间多次乘坐高铁出行及跨省参加演唱会,足以认定其身体状况未达需长期停工休假的程度。周某在银某公司询问其出行状况时隐瞒出行事实,坚称其卧床在家,有违诚信原则,构成弄虚作假。在银某公司不予准假并要求其返岗后,周某无正当理由拒绝到岗,构成旷工。故银某公司在履行通知工会的义务后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对银某公司关于无需向周某支付病假工资及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劳动者虚构病情或者隐瞒关键信息向用人单位申请病假,拒不履行工作职责,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用人单位据此解除劳动合同,主张无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条、第4条、第39条、第43条
一审: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2024)苏0105民初8193号民事判决(2024年11月12日)
二审: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苏01民终16767号民事判决(2025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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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人民检察院诉易县某产品服务有限公司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6-07-2-505-001 · (2025)冀06民初54号 · 2026
民事 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肖像 商业广告 社会公共利益 法律责任
裁判要旨: 1.绘画、雕塑、影像作品反映的人物形象,在一般人心目中形成与特定英雄烈士的稳定对应关系、具有可识别性的,构成英雄烈士的肖像。他人在这些作品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形成的作品,即使在人物具体造型上有所变化,但一般公众仍然会将其表现的人物形象认作特定英雄烈士肖像的,该二度创作作品也不得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否则将构成对英雄烈士肖像权的侵害。 2.将英雄烈士肖像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的,应当依法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法律责任。公益诉讼起诉人对于此类行为依法提起诉讼,主张由侵权人对英烈精神和英雄烈士保护法进行正向宣传以消除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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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肖像/商业广告/社会公共利益/法律责任
基本案情
2024年,易县某产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产品公司)为销售产品,委托他人设计了“红根儿”品牌包装。该品牌包装的图片标识为田园、易水湖、狼牙山和五个人物造型的组合。其中,五个人物造型系在参考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著名画家詹建俊1959年油画作品《狼牙山五壮士》的基础上二次创作形成。2024年12月至2025年8月,该公司将“红根儿”品牌包装用于饮用水和农产品等商品,通过实体店铺展示,在微信视频号、抖音号发布视频等方式对外推广、销售。经鉴定,该公司系列产品外包装中的五个人物造型,与詹建俊1959年油画作品《狼牙山五壮士》中的人物造型,虽然在细节上略有不同,但人物的立体形状、结构的分布、动作的搭配等基本相同,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在视觉上差别较小。
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向英雄烈士近亲属葛某生、宋某保征询了意见,二人均支持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保定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公告程序后向法院提起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以被告某产品公司将英雄烈士肖像用于商业广告的行为,侵害了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为由,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弥补社会公共利益损失等。
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1月17日作出(2025)冀06民初54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某产品公司立即停止使用“狼牙山五壮士”肖像的行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销毁印有“狼牙山五壮士”肖像的商品包装箱、标签、宣传册等物品;二、被告某产品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通过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内容需经本院审核);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在国家级媒体刊登本判决书的主要内容,费用由某产品公司负担;三、被告某产品公司对“狼牙山五壮士”英雄烈士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中不得将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的规定宣传六个月(内容及途径需经本院审核)。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案涉行为是否属于将英雄烈士肖像用于商业广告的行为;二是某产品公司应承担何种民事责任。
一、关于案涉行为是否属于将英雄烈士肖像用于商业广告的行为
英雄烈士保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将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损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现实生活中,出于对英雄烈士的敬仰、尊重和缅怀,人们会以了解到的英雄烈士的外貌特征、英雄事迹经过以及自己对英烈精神的理解为基础,创作出反映英雄烈士形象的绘画、雕塑、影像作品等。这些作品反映出的英雄烈士形象,经过广泛传播,赢得公众普遍认同,在一般人心目中形成与特定英雄烈士的稳定对应关系、具有可识别性的,属于民法典前述规定保护的肖像范畴。他人在这些作品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形成的作品,即使在人物具体造型上有所变化,但一般公众仍然会将其表现的人物形象认作特定英雄烈士肖像的,该二度创作作品也不得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狼牙山五壮士”是抗战英烈群体,其英勇事迹和牺牲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凝聚着全民族的共同情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詹建俊油画作品《狼牙山五壮士》在国家博物馆收藏,亦为各大媒体、平台宣传“狼牙山五壮士”英雄事迹时作为配图广泛使用,多年来也作为小学语文教材《狼牙山五壮士》课文的配图使用。该作品所反映的“狼牙山五壮士”的形象,具有广泛影响和普遍的公众认同,已具备明显的可识别性,属于英雄烈士的肖像,受法律保护。案涉“红根儿”品牌包装所使用的图片标识,尽管已经经过著作权版权登记,但该图片标识中的五个人物造型形象,经鉴定,在一般公众的认知范围内,与前述“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烈士肖像并无实质差异,足以让人产生混淆,因此,该图片标识不得用于商标、商业广告。结合品牌名称“红根儿”及广告语“喝红根儿水,做爱国人”,可以认定某产品公司使用案涉图片标识的目的,就是将“狼牙山五壮士”英雄烈士肖像用于商业广告,在英雄烈士精神与产品推广、销售之间建立联系。故应当认定某产品公司违反英雄烈士保护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侵害了“狼牙山五壮士”英雄烈士群体的肖像,损害了英烈的名誉、荣誉和社会公共利益,需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二、关于某产品公司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一千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侵害人格权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应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实践中,侵害英雄烈士的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造成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侵权人通常须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具体方式可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行为人侵权方式及造成的影响范围等因素确定。
本案中,公益诉讼起诉人除主张侵权人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外,还主张“弥补社会公共利益损失”,具体为:由某产品公司对“狼牙山五壮士”英烈精神和英雄烈士保护法有关“不得将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的规定进行宣传。法院经审理认为,该项“弥补社会公共利益损失”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属于消除影响的积极举措。鉴于某产品公司违法使用“狼牙山五壮士”肖像的行为持续时间超过七个月,已经影响了不特定的公众;同时,庭审中,某产品公司表示侵权行为发生的原因系自己对相关法律规定不了解,现已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愿意积极整改,为了使受到影响的不特定公众正确理解“狼牙山五壮士”英烈精神和法律保护英雄烈士肖像的具体规定,消除案涉侵权行为对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不良影响,法院支持了公益诉讼起诉人的前述诉请,并明确某产品公司进行宣传的时间为六个月,宣传内容及途径需经法院审核。
裁判要旨
1.绘画、雕塑、影像作品反映的人物形象,在一般人心目中形成与特定英雄烈士的稳定对应关系、具有可识别性的,构成英雄烈士的肖像。他人在这些作品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形成的作品,即使在人物具体造型上有所变化,但一般公众仍然会将其表现的人物形象认作特定英雄烈士肖像的,该二度创作作品也不得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否则将构成对英雄烈士肖像权的侵害。
2.将英雄烈士肖像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的,应当依法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法律责任。公益诉讼起诉人对于此类行为依法提起诉讼,主张由侵权人对英烈精神和英雄烈士保护法进行正向宣传以消除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9条、第185条、第1000条、第101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2条第2款
一审: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冀06民初54号民事判决(2025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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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生态环境局与泰兴市某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申请司法确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案
2026-11-2-556-001 · (2024)苏01民特22号 · 2026
民事 确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案件 司法确认 全面审查 不予确认
裁判要旨: 赔偿权利人和赔偿义务人经磋商达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协议,双方就此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的,人民法院不能仅就达成协议的自愿性和合法性作形式审查,还应当从协议就生态环境损害事实认定是否清楚、约定的赔偿数额是否充分、赔偿责任分担是否恰当等方面作全面审查,经审查无法判断协议是否实现了生态环境修复目的,是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依法裁定驳回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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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确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案件/司法确认/全面审查/不予确认
基本案情
2023年10月24日,经泰州市生态环境局指定,泰州市泰兴生态环境局与泰兴市某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丽农业公司)经磋商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协议书载明:1.生态环境损害事实。2019年8月至2021年7月期间,某丽农业公司接受泰兴市某丰污泥处置有限公司污泥17700余吨,直接抛洒或填埋在黄桥镇某地块,未采取防流失、防扬散、防渗漏等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对土壤和地下水环境造成了损害,某丽农业公司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2.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认定。根据评估机构2022年出具的《江苏省泰州市泰兴市黄桥镇某目标地块环境损害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该地块(因抛洒部分泥土已被翻耕无法评估损害费用,故此处仅指填埋污泥地块,转运量计1054.63吨)生态环境损害费用合计人民币834382.4元(币种下同)。3.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承担、履行方式和期限。按照上述损害事实和《环境损害评估咨询意见》,经双方磋商,某丽农业公司同意以货币赔偿的方式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赔付生态环境损害费用83430元。该款项于2023年11月20日前汇至泰州市环境公益诉讼资金账户。
2024年1月12日,泰州市生态环境局、某丽农业公司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司法确认申请,请求确认协议书的效力,并提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磋商会议记录及签到表、评估报告为证。
南京中院于2024年4月10日作出(2024)苏01民特22号民事裁定,驳回申请人泰州市生态环境局、某丽农业公司司法确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申请。该裁定已生效。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对案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书是否应予司法确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2020年修正)第二十条规定:“经磋商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确认协议有效……”根据上述规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是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进行磋商的产物,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但是,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协议中当事人可依法、自愿处分自身权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是为了解决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问题,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人民法院不能仅就达成协议的自愿性和合法性作形式审查,还应当从协议就生态环境损害事实认定是否清楚、约定的损害赔偿数额是否充分、赔偿责任分担是否恰当等方面作全面审查。经审查无法判断协议是否实现了生态环境修复目的,是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依法裁定驳回申请。
本案中,南京中院对案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书作全面审查后认为,协议书存在如下问题:1.对生态环境损害的事实认定不清。协议书对案涉污泥的来源、成分以及倾倒、填埋的数量,是否存在其他共同侵权人等事实,均未作出明确认定;相关证据主要是申请人制作的告知书、磋商会议记录等,缺乏其他证据印证。2.对损害赔偿数额的认定缺乏可靠依据。协议书依据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报告,认定生态环境损害费用为834382.4元,但评估报告载明,其核算损害费用的依据是“委托方提供的费用证明,委托方没有提供相应支出费用的会计审计报告,费用真实性的解释权在委托方”;为作出评估报告而开展的调查“没有采集污泥处置厂的污泥样品,没有采集潜在污染源的样品,没有开展受体端和潜在污染源的同源性分析”,且仅能确认案涉地块的土壤受到影响与所填埋的污泥有关,但无法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总体来看,评估报告对损失费用的真实性未作审查,对污染物同源性未作分析,对案涉倾倒、填埋污泥行为与环境所受损害之间的原因力大小未作认定,不能作为认定案涉损害赔偿数额的可靠依据。3.某丽农业公司承担的责任份额是否恰当,无法评判。评估报告载明损害费用为834382.4元,双方协定某丽农业公司仅需承担83430元,对于剩余费用的承担主体,协议书并未明确。在无法确定是否存在其他侵权人及其责任性质、责任大小的情况下,无法对某丽农业公司承担的责任份额是否合理作出评判。
综上,南京中院认为,尽管申请人双方已就案涉生态环境损坏赔偿达成协议,但鉴于存在上述问题,无法判断协议是否实现了生态环境修复目的,是否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故裁定驳回确认申请。
裁判要旨
赔偿权利人和赔偿义务人经磋商达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协议,双方就此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的,人民法院不能仅就达成协议的自愿性和合法性作形式审查,还应当从协议就生态环境损害事实认定是否清楚、约定的赔偿数额是否充分、赔偿责任分担是否恰当等方面作全面审查,经审查无法判断协议是否实现了生态环境修复目的,是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依法裁定驳回申请。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20条
一审: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苏01民特22号民事裁定(2024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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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市人民检察院诉破某桌游吧未成年人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6-14-2-507-001 · (2024)皖05民初35号 · 2026
民事 未成年人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剧本娱乐经营场所 未成年人群体合法权益 停止侵害 消除危险 赔礼道歉
裁判要旨: 剧本娱乐经营场所向未成年人提供剧本娱乐活动,不仅负有一般安全保障义务,而且还应当严格遵守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相关规定。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提供剧本娱乐活动,侵害了未成年人群体合法权益,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益诉讼,请求该场所经营者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危险、赔礼道歉等民事公益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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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未成年人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未成年人群体合法权益/停止侵害/消除危险/赔礼道歉
基本案情
2024年2月,黄某某(时年14岁)等人在破某桌游吧玩耍“开学悸”剧本游戏(恐怖系数5颗星)过程中,因受到NPC(Non Player Character,中文译为“非玩家角色”)追逐惊吓,撞到室内玻璃镜面磕断门牙受伤。经调解,破某桌游吧与黄某某监护人达成民事调解协议,由破某桌游吧一次性赔偿黄某某医药费等人民币6000元(币种下同)。因破某桌游吧的行为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侵害,损害未成年人群体公共利益,马鞍山市人民检察院遂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1.破某桌游吧立即停止侵害,准确标注剧本年龄提示,对于不适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剧本禁止未成年人消费,并增设、完善安全保障设施;2.破某桌游吧在市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3.破某桌游吧印制、发放密室逃脱、剧本杀行业合法经营宣传单1000份。
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9日作出(2024)皖05民初35号民事判决:一、破某桌游吧立即停止向未成年人提供不适宜其身心健康成长的剧本游戏,准确标注剧本游戏年龄提示,并增设、完善安全保障设施。二、破某桌游吧在市级以上媒体向社会公众书面赔礼道歉;如破某桌游吧未在上述期限内履行义务,法院将在相关媒体刊登判决书主要内容,所需费用由破某桌游吧负担。三、破某桌游吧印制、发放密室逃脱、剧本杀行业合法经营宣传单1000份。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破某桌游吧经营者应否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公益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条规定:“保护未成年人,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二)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三)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四)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工作指引》(高检发办字〔2025〕308号)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诉讼请求。”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应急管理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管理的通知》(文旅市场发〔2022〕70号)中明确:“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使用的剧本脚本应当设置适龄提示,标明适龄范围;设置的场景不适宜未成年人的,应当在显著位置予以提示,并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剧本娱乐经营场所应当采取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沉迷。除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外,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剧本娱乐活动。”据此,从事剧本杀、密室逃脱等新兴娱乐活动的经营者,不仅负有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安全保障义务,而且还应当履行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特殊义务,如设置适龄提示,标明适龄范围;不适宜未成年人的场景在显著位置提示并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采取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等。剧本娱乐经营场所违反上述规定的,除向受到侵害的未年人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外,还因侵害了未成年人群体合法权益,应当依法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危险、赔礼道歉等民事公益责任。
本案中,破某桌游吧经营的“开学悸”(恐怖系数5颗星)密室逃脱娱乐活动,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活动名称容易误导未成年人,不适合传播采用;二是活动恐怖系数高,内容血腥,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三是破某桌游吧在明知服务对象含未成年人的情况下,未作剧本适宜年龄提示,将包含惊悚、恐怖等元素的剧本提供给未成年人消费,且未在游戏环节和设备设施上设置明显、充分的警示或安全提示标志,未做好场地安保防护,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导致未成年人受伤;四是破某桌游吧的娱乐活动向社会公众开放,在经营过程中面向的是不特定的消费者,大量未成年人可能成为其潜在的客户和消费者,众多未成年人群体和家庭的合法权益存在被侵害的风险,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性质。综上,破某桌游吧经营不适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剧本并提供给未成年人消费的行为,损害了未成年人群体的合法权益,进而有损公共利益,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危险、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等民事公益责任。
裁判要旨
剧本娱乐经营场所向未成年人提供剧本娱乐活动,不仅负有一般安全保障义务,而且还应当严格遵守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相关规定。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提供剧本娱乐活动,侵害了未成年人群体合法权益,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益诉讼,请求该场所经营者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危险、赔礼道歉等民事公益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第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4年修正)第4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工作指引》(高检发办字〔2025〕308号)第27条第2款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应急管理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管理的通知》(文旅市场发〔2022〕7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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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某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诉华某劳动合同纠纷案
2025-07-2-186-001 · (2023)492号 · 2025
民事 劳动合同 赔偿金 临近下班时间 劳动规章制度 解除劳动合同
裁判要旨: 对于用人单位以劳动者在临近下班时间之际离开工位属于严重违反劳动规章制度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主张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遵循公序良俗、公平等基本原则,综合考虑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是否明确早退等具体标准,是否通过提示、处罚等方式对劳动者相关行为进行纠正等因素,依法作出相应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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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合同/赔偿金/临近下班时间/劳动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合同
基本案情
2022年2月21日,被告华某与原告深圳市某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某脉公司)签订为期3年的书面劳动合同。同日,华某签署《〈员工手册V10.3〉阅读申明书》,确认其已详细阅读并理解《员工手册V10.3》及《奖惩制度》,并愿意按照该制度贯彻执行,如有违反同意接受处罚。《员工手册V10.3》及《奖惩制度》载明:“工作日公司实施固定考勤管理,上班时间为9:00-12:00,13:30-18:00。”“未经审批同意,在下班时间结束前离岗的人员属于早退。在一个考勤周期内累计早退达3次以上者,属于严重违反公司纪律规定,并按照公司奖惩制度进行处理。”“年度累计迟到、早退达6次及以上者属于严重违反公司劳动纪律,经人力调查核实后,将给予开除处理。”2022年12月6日,深圳某脉公司通过邮件向华某发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函》,载明:“华某未经公司审批同意,在2022年9月3日至2022年12月5日期间无故早退6次,9月3日早退11分钟、10月22日早退1分钟、10月27日早退1分钟、11月18日早退1分钟、11月22日早退1分钟、12月5日早退1分钟,以上行为属于‘单个考勤周期内出现迟到或者早退达到3次及以上者或年度内累计迟到、早退达到6次及以上者’,按照公司《奖惩制度》相关规定,属于严重违反公司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公司依法解除与华某的劳动合同。”之后,华某未再到深圳某脉公司上班。
经深圳某脉公司监控显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函》中载明的五次早退1分钟行为,均为华某在12点前1分钟左右离开工位等待电梯。2022年12月8日,华某向湖北省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确认其与深圳某脉公司在2022年2月21日至2022年12月7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要求深圳某脉公司出具离职证明,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未休年休假工资、休息日加班工资、调休未休工资、工作日延时加班工资、第四季度绩效奖金等。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3年4月19日作出武劳人仲东办裁字(2023)49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确认华某与深圳某脉公司自2022年2月21日至2022年12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深圳某脉公司应向华某出具离职证明,并依法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休息日加班工资、工作日延时加班工资、第四季度绩效奖金。深圳某脉公司不服,遂向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其无需支付华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及有关加班工资、绩效奖金。
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5日作出(2023)鄂0192民初7160号民事判决:原告深圳某脉公司与被告华某在2022年2月21日至2022年12月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深圳某脉公司向被告华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7587元,以及休息日加班工资4413.80元、2022年第四季度绩效奖金3300元。宣判后,深圳某脉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23日作出(2024)鄂01民终1212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华某是否严重违反劳动规章制度,深圳某脉公司是否有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据此,如果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用人单位有权依法解除劳动合同。鉴于解除劳动合同是较为严厉的处罚,认定劳动者是否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除应审查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合法性外,还应考量制度规则及具体执行的合理性,同时遵循公序良俗、公平等基本原则,妥善处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
实践中,用人单位的劳动规章制度一般将早退的标准进行了细化,认定是否构成早退需结合考勤记录、审查、通报、处罚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具体到本案,首先,深圳某脉公司虽然在《员工手册V10.3》及《奖惩制度》中规定了具体的上下班时间,并规定年度累计迟到、早退达6次及以上者将给予开除处理,而华某确实存在五次中午下班前1分钟左右离开工位的情形,但深圳某脉公司并未通过劳动规章制度明确早退的具体标准,劳动者对该标准可能存在离开工位、离开公司等不同理解,故以提前1分钟离开工位认定为早退缺乏依据。其次,深圳某脉公司每月发放工资时均需审查劳动者的出勤情况,华某提前1分钟离开工位分别发生在2022年10月、11月和12月,但深圳某脉公司从未向华某提及早退事宜,亦未提出整改或者进行处罚,仅在最后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时一次性提出,并据此认定华某严重违反劳动规章制度,明显缺乏合理性。
综上,深圳某脉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缺乏依据且不合常理,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依法向华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及其他法定加班工资、绩效奖金。
裁判要旨
对于用人单位以劳动者在临近下班时间之际离开工位属于严重违反劳动规章制度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主张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遵循公序良俗、公平等基本原则,综合考虑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是否明确早退等具体标准,是否通过提示、处罚等方式对劳动者相关行为进行纠正等因素,依法作出相应认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年修正)第4条、第39条、第47条、第48条、第87条
一审: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3)鄂0192民初7160号民事判决(2024年4月25日)
二审: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鄂01民终12126号民事判决(2024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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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旭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诉刘某亮竞业限制纠纷案
2025-07-2-186-002 · (2023)第2553号 · 2025
民事 竞业限制 普通劳动者 商业秘密 竞业限制人员
裁判要旨: 竞业限制导致劳动者在约定时间内不能从事擅长或者熟悉的工作,对劳动者的生存、就业造成显著影响,其适用范围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予以确定。实践中,认定劳动者是否属于竞业限制人员,应当重点考量劳动者是否掌握商业秘密或者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不掌握商业秘密或者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的劳动者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竞业限制人员,用人单位以与上述劳动者签订竞业限制协议且其未履行竞业限制义务为由,主张劳动者承担竞业限制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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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竞业限制/普通劳动者/商业秘密/竞业限制人员
基本案情
原告南京旭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旭某餐饮公司)诉称:被告刘某亮原系南京旭某餐饮公司员工,在职期间从事冷菜厨师工作,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及竞业限制协议,同时刘某亮向该公司提交放弃缴纳社保申请书。刘某亮离职后,违反竞业限制的约定,入职其他餐饮公司从事与南京旭某餐饮公司有业务冲突的工作,并且向社保部门投诉,导致南京旭某餐饮公司为其补缴了在职期间的社会保险金,刘某亮应当返还在职期间每月已收取的人民币1000元(币种下同)社保补贴的50%。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刘某亮返还原告南京旭某餐饮公司缴纳的社会保险补贴49000元(1000×98×50%);2.被告刘某亮支付原告南京旭某餐饮公司竞业限制违约金10000元;3.被告刘某亮赔偿原告南京旭某餐饮公司经济损失91753元。
被告刘某亮辩称:1.南京旭某餐饮公司从未向刘某亮支付过社保补贴,故无需返还。2.刘某亮离职后未在南京旭某餐饮公司附近上班,且离职后从事的菜品制作与在该公司从事的菜品制作不一样,未给其造成任何损害。3.南京旭某餐饮公司未对刘某亮进行过培训,也从未支付竞业限制经济补偿。故请求驳回南京旭某餐饮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2月22日,刘某亮入职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南京旭某餐饮公司并从事凉拌黄瓜、水煮毛豆等冷菜制作工作,其于2022年5月13日离职。刘某亮在职期间,双方签订了数份劳动合同,最后一期劳动合同期限为2022年3月14日至2023年3月13日。
其间,刘某亮多次向南京旭某餐饮公司出具载明自愿放弃单位为其申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申请书。双方分别于2019年2月22日、2020年2月23日签订《保密及竞业禁止协议》,载明:“一、1.对南京旭某餐饮公司(甲方)提供给刘某亮(乙方)或乙方在受雇期间以其它方式直接或间接接触的技术信息(诸如烹调方法、配方、技术诀窍、管理文件、管理流程、研发项目或类似项目),以及其它任何方面的秘密或专有的信息或数据(下称“保密资料”),乙方承诺仅将该等保密资料用于完成其甲方分配的工作任务,并在甲方要求时立即将保密资料及所有复制品交还甲方。乙方进一步同意,未经甲方事先书面授权,不直接或间接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传播、公布、发表、传授、转让、交换或传送任何保密资料;2.乙方在此同意就上述保密义务应由甲方向其支付的补偿金已经包括于支付给乙方的工资;3.乙方在本条款项下的义务为乙方在甲方任职期间以及甲方与乙方的雇用关系终止后2年内继续有效。二、乙方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进行或牵涉进任何在任何方面与甲方业务相竞争或相似的业务;三、乙方如违反本协议,乙方因此所取得的利益将归甲方所有,且乙方应向甲方赔偿5000-10000元的违约赔偿金,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所赔偿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的实际损失,则甲方将有权就其间的差额向乙方追偿等。”
刘某亮于2022年5月13日离职后,2022年7月至2023年2月在南京市玄武区的一家酒店从事配菜等工作,2023年2月至本案一审时在南京市雨花台区的一家酒店从事冷菜厨师工作。南京旭某餐饮公司未向刘某亮支付过竞业限制经济补偿。
2023年4月13日,南京旭某餐饮公司向南京市江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裁决刘某亮返还社会保险补贴49000元,支付竞业限制违约金10000元及赔偿损失91753元。南京市江宁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申请后45日未结束,根据南京旭某餐饮公司的申请,该仲裁委员会于2023年7月6日作出宁劳人仲案字(2023)第2553号仲裁决定书,决定终结审理该案。南京旭某餐饮公司遂提起本案诉讼。
江苏省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4日作出(2023)苏0191民初7212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南京旭某餐饮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南京旭某餐饮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0日作出(2024)苏01 民终147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某亮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竞业限制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限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的约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据此,竞业限制的人员应当是确实或者有条件知悉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人员,一般包括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研究开发人员及技术员工、管理部门人员、财会、秘书人员、重要岗位的工人等。鉴于竞业限制导致劳动者在约定时间内不能从事擅长或者熟悉的工作,对劳动者的生存、就业造成显著影响,其适用范围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予以确定。实践中,认定劳动者是否属于竞业限制人员范围,应当重点考量劳动者是否掌握商业秘密或者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如果劳动者“无密可保”,即使签订了竞业限制协议,也不负有竞业限制义务。
本案中,虽然刘某亮与南京旭某餐饮公司签订竞业限制协议,但刘某亮仅是一名从事凉拌黄瓜、水煮毛豆等普通冷菜制作的厨师,不足以证明其接触用人单位的保密信息,南京旭某餐饮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刘某亮在工作期间获取了菜品制作技术秘密。南京旭某餐饮公司将刘某亮纳入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不当限制了刘某亮的权利,协议应属无效。故对南京旭某餐饮公司主张刘某亮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关于刘某亮应否返还南京旭某餐饮公司社会保险补贴49000元。本案中,南京旭某餐饮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向刘某亮支付过社保补贴,且刘某亮明确表示不予认可,故对其主张刘某亮返还社保补贴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竞业限制导致劳动者在约定时间内不能从事擅长或者熟悉的工作,对劳动者的生存、就业造成显著影响,其适用范围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予以确定。实践中,认定劳动者是否属于竞业限制人员,应当重点考量劳动者是否掌握商业秘密或者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不掌握商业秘密或者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的劳动者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竞业限制人员,用人单位以与上述劳动者签订竞业限制协议且其未履行竞业限制义务为由,主张劳动者承担竞业限制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年修正)第23条、第24条
一审:江苏省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3)苏0191民初7212号民事判决(2023年12月14日)
二审: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苏01民终1476号民事判决(2024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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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某霞诉太原富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生育保险待遇纠纷案
2025-07-2-187-001 · (2023)晋0108民初1052号 · 2025
民事 社会保险 生育保险待遇 生育医疗费用 生育津贴 产假工资
裁判要旨: 女职工依法享受产假期间,视为其提供了正常劳动,用人单位应当支付产假工资。已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依法享受的生育津贴为产假期间工资的替代,生育保险基金支付的生育津贴高于本人工资的,用人单位应当全额发放。用人单位批准女职工超出法定产假天数休假的,超出期间的工资按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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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社会保险/生育保险待遇/生育医疗费用/生育津贴/产假工资
基本案情
2018年10月,原告靖某霞入职太原富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原某房地产公司),2022年3月顺产生育单胎后休产假128天,太原某房地产公司批准其休假天数,并在其产假期间向其支付工资人民币3991.42元(币种下同)。因太原某房地产公司向其支付的产假期间工资低于其依法应享受的生育津贴,靖某霞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太原某房地产公司向原告靖某霞支付产假期间工资差额23556.76元、生育医疗费1300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靖某霞在职期间太原某房地产公司持续为其缴纳社会保险,靖某霞生育后社保机构已向太原某房地产公司支付靖某霞的生育医疗费1300元、生育津贴23344.83元。2021年靖某霞月平均工资为6911.52元。靖某霞休产假128天,太原某房地产公司已批准该休假时长。
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9日作出(2023)晋0108民初1052号民事判决:被告太原某房地产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靖某霞产假工资差额23556.76元、生育医疗费1300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靖某霞是否有权要求太原某房地产公司支付其享受的生育保险待遇及其数额的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劳动者在生育时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劳动者享受的社会保险金必须按时足额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已经缴纳生育保险费的,其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因此,用人单位应当按时足额支付给劳动者生育保险待遇,不得截留。在用人单位为职工缴纳生育保险费后,职工可依法享受生育保险待遇。本案中,太原某房地产公司在靖某霞在职期间持续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故靖某霞生育后依法有权享受生育保险待遇。太原某房地产公司在收到社保机构发放的靖某霞生育津贴及生育医疗费后未予足额支付,靖某霞有权要求太原某房地产公司足额支付其依法享受的生育保险待遇。
关于生育医疗费。社保机构已将靖某霞生育医疗费1300元发放至太原某房地产公司,太原某房地产公司应当向靖某霞支付该笔生育医疗费1300元。
关于生育津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津贴:(一)女职工生育享受产假……生育津贴按照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发。”《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最低工资规定》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本规定所称正常劳动,是指劳动者按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在法定工作时间或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从事的劳动。劳动者依法享受带薪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生育(产)假、节育手术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间,以及法定工作时间内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视为提供了正常劳动。”因此,用人单位不得在劳动者享受产假期间降低其工资,劳动者在依法享受产假期间视为提供了正常劳动,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劳动者产假工资,劳动者依法享受的生育津贴即为产假期间工资的替代,生育津贴高于本人工资的用人单位应当全额计发。本案中,靖某霞顺产生育单胎依法享受98天的生育津贴补助,因其享受的生育津贴标准高于其本人上一年度的月平均工资(23344.83元÷98天×30天=7146.37元),太原某房地产公司应当全额支付靖某霞98天的生育津贴23344.83元(即98天的产假替代工资)。
关于产假工资。在扣除靖某霞98天产假替代工资后,太原某房地产公司还应按照靖某霞2021年年度月平均工资标准支付靖某霞30天的产假工资6911.52元。太原某房地产公司在靖某霞休产假之后共向其支付工资3991.42元,还应支付产假期间的工资差额23344.83元+6911.52元-3991.42元=26264.93元。因靖某霞仅主张产假工资差额23556.76元,对其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女职工依法享受产假期间,视为其提供了正常劳动,用人单位应当支付产假工资。已参加生育保险的女职工依法享受的生育津贴为产假期间工资的替代,生育保险基金支付的生育津贴高于本人工资的,用人单位应当全额发放。用人单位批准女职工超出法定产假天数休假的,超出期间的工资按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支付。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2018年修正)第7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8年修正)第54条、第55条、第56条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19号)第5条、第7条、第8条
《最低工资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1号)第3条
《山西省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办法》第10条、第11条、第12条
一审: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人民法院(2023)晋0108民初1052号民事判决(2023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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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诉陈某振劳动争议案
2025-07-2-490-001 · (2024)大劳人裁76号 · 2025
民事 劳动争议 上一休一 不定时工作制 加班费 公平原则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的“上一休一”工作模式能否认定为不定时工作制,应当严格依照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审查。对于用人单位未将“上一休一”特殊工作制向劳动行政部门办理审批手续的,即使符合不定时工作制的表面特征,人民法院亦不予认定。在此情形下,对于劳动者加班费数额的认定,应当根据证据体现的加班频率、工作内容、工作时间等因素予以综合考虑,以平衡好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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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上一休一/不定时工作制/加班费/公平原则
基本案情
原告辽宁某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某公司)诉称:其终止与被告陈某振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后,陈某振向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大洼区仲裁委)提起仲裁申请,大洼区仲裁委作出仲裁裁决。辽宁某公司对仲裁裁决不服,认为未休年休假工资具有社会福利性质,不能认定为劳动报酬范围,且超过仲裁时效。此外,休息日、法定休假日加班费存在重复计算问题。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辽宁某公司无须支付陈某振2019年9月至2023年8月未休年休假工资人民币54022.99元(币种下同);2.辽宁某公司无须支付陈某振休息日、法定休假日加班费292321.70元。
被告陈某振辩称:1.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未休年休假工资不是劳动报酬,陈某振在离职后一年内主张,并未超过仲裁时效;2.仲裁裁决的工资金额正确,故请求驳回辽宁某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9月2日,辽宁某公司与陈某振签订《劳动合同书》,其中约定:工作内容为营业岗位,实行标准工时工作制。陈某振工作期间曾担任电工部主管、消防暖通部门经理等职务。据考勤表显示,其工作期间存在休息日及法定休假日加班事实,且于2023年8月、10月、11月及2024年系“上一休一”的工作模式,即:工作24小时(夜间处于待岗值班状态)后休息24小时,后续一直延续该模式工作、休息。2024年8月31日,辽宁某公司为陈某振出具《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载明“劳动合同期限自2019年9月2日至2024年8月31日,因劳动合同到期不再续约终止”。陈某振以劳动报酬等争议事由,于2024年9月3日向大洼区仲裁委申请仲裁。大洼区仲裁委作出(2024)大劳人裁76号裁决:一、辽宁某公司一次性支付陈某振工资8000元;二、辽宁某公司一次性支付陈某振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40000元;三、辽宁某公司一次支付陈某振未休年假的工资65057.47元;四、辽宁某公司一次支付陈某振休息日和法定休假日加班费292321.70元。上列四项合计405379.17元。辽宁某公司对仲裁裁决的第三、四项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30日作出(2024)辽1104民初3150号民事判决:一、辽宁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陈某振未休年休假工资23448.27元;二、辽宁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陈某振法定休假日、休息日加班工资139954.02元。宣判后,陈某振不服,提起上诉。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4月18日作出(2025)辽11民终123号民事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二、变更一审判决第二项为“辽宁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陈某振法定休假日、休息日加班工资181517.24元”;三、辽宁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陈某振工资8000元;四、辽宁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陈某振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40000元。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陈某振“上一休一”的情况下能否认定为不定时工作制;二是案涉休息日加班费应当如何计算。
其一,关于陈某振“上一休一”的情况下能否认定为不定时工作制,即应否支持其休息日及法定休假日加班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企业因生产特点不能实行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规定的,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可以实行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每日工作时间不超8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不超40小时的标准工时工作制系法律规定的主要用工模式,在此用工模式之外,企业经审批可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等特殊工时制度。“不定时工作制”指针对因生产特点、工作特殊需要或职责范围的关系,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或需要机动作业的职工所采用的工时制度。本案中,陈某振在2023年8月、10月、11月及2024年系“上一休一”的工作模式。“上一休一”的工作模式是实践中部分企业降低用工成本和提升组织灵活性的一种选择,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员工标准工作时长的限制,保证企业连续的生产工作流程,但员工在值班待命期间亦有活动时间和休息场所,工作状态较为灵活机动,休息休假权利亦通过弹性的上班制度得以保障。陈某振的工作模式虽符合不定时工作制的特征,但辽宁某公司未向劳动行政部门办理不定时工作制的审批手续,且双方《劳动合同书》中明确约定实行标准工时工作制,后续亦未发生变更,若认定其“上一休一”期间系不定时工作制,不仅有违劳动法的规定,也易导致企业不规范用工的现象愈加突出。故陈某振“上一休一”期间不应当认定为不定时工作制。
其二,关于案涉休息日加班费应当如何计算。鉴于陈某振“上一休一”期间不应当认定为不定时工作制,根据劳动法第四十四条关于“用人单位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的规定,陈某振在上述期间存在休息日、法定休假日加班事实的,辽宁某公司应当按照实际工作情况支付其加班费。具体而言,陈某振部分月份按照“上一休一”的模式工作,虽不认定该种工作方式系不定时工作制,但双方在实践中已按照弹性的时间安排工作,若认为陈某振“上一休一”的休息权利已通过弹性的工作时间得到保障而不予认定为加班,对陈某振有失公平;但陈某振“上一休一”的情况下,其中午及晚上有一定的用餐、休息时间,商场歇业后亦有夜间休息时间,该种工作模式并未对其休息权利造成重大影响,若严格依照标准工时工作制计算其每周的加班时长,则对辽宁某公司有失公平,也有悖于劳动法的立法意旨。综上,法院在注重法律利益平衡的基础上,依照公平原则,合理分配各方的权利义务,对陈某振在“上一休一”时间段内休息日(即周六、周日)的加班费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的“上一休一”工作模式能否认定为不定时工作制,应当严格依照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审查。对于用人单位未将“上一休一”特殊工作制向劳动行政部门办理审批手续的,即使符合不定时工作制的表面特征,人民法院亦不予认定。在此情形下,对于劳动者加班费数额的认定,应当根据证据体现的加班频率、工作内容、工作时间等因素予以综合考虑,以平衡好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利益。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2018年修正)第39条、第44条
一审: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区人民法院(2024)辽1104民初3150号民事判决(2024年12月30日)
二审: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辽11民终123号民事判决(2025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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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某红诉某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劳动争议案
2025-07-2-490-002 · (2024)京0105民初56106号 · 2025
民事 劳动争议 工作量饱和 拒绝新增工作 工作安排合理性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不得违反劳动定额标准的规定,违背劳动者的意愿,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将离职劳动者的工作安排给工作量本已饱和的其他劳动者而被拒绝,用人单位因此单方解除其与该其他劳动者的劳动合同的,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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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工作量饱和/拒绝新增工作/工作安排合理性/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基本案情
高某红于2017年4月21日入职某食品有限公司。2020年9月1日,高某红在该公司安排下与该公司的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某食品北京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2020年9月1日起至2025年7月31日止。劳动合同约定:“乙方(高某红)担任华北地区订单员,乙方的工作内容和劳动定额标准由甲方(某食品北京分公司)决定,甲方有权依据需要对乙方的工作和劳动定额进行合理调整。乙方根据甲方规章制度,以及工作内容和职责要求,应按时、按质、按量,保证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并完成甲方临时交办的其他任务”。对于违纪行为的处理,劳动合同约定:“乙方在甲方或用工单位工作期间犯有以下错误或存在以下情形的,均为严重违纪行为,甲方可立即与乙方解除劳动合同并不支付任何补偿:......4.工作行为:......(7)拒绝正常工作交接、工作安排、出差、培训、调动等”。
2023年3月,因负责电商订单业务的员工刘某离职,某食品北京分公司计划将刘某的工作内容分配给高某红。高某红以工作量已饱和为由,多次拒绝该项工作安排。该公司以高某红“拒绝正常工作交接、工作安排构成严重违纪”为由,接连发出两份书面警告,并于6月21日发出《辞退通知书》,将其开除,且未支付任何经济补偿金。高某红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人民币9238元(币种下同)。
高某红向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请求裁决某食品北京分公司与高某红2020年9月1日至2023年6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某食品北京分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9332元。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京朝劳人仲字〔2023〕第25530号裁决:一、某食品北京分公司与高某红2020年9月1日至2023年6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高某红的其他仲裁请求。
高某红不服上述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高某红诉称,2023年3月9日,因公司人事调整,高某红根据安排接手一位同事的餐饮订单工作,此后工作量骤增,对接的销售人员从18名增至52名。同年3月22日,某食品北京分公司通知高某红再接手另一名离职同事刘某的工作。因高某红的工作与刘某负责的电商订单工作性质不同,工作方法亦有差异,其已没有多余时间完成新增工作,故以公司的安排构成对劳动合同约定内容的实质性变更为由,拒绝接手刘某的工作。该公司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故请求法院判令某食品北京分公司与高某红2020年9月1日至2023年6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某食品北京分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9332元。
某食品北京分公司辩称,公司在考虑订单系统优化及整体业务量下降等因素后,对高某红的工作安排是合理的;公司根据劳动合司关于“工作行为违纪”的约定,即“受到一次书面警告后,再犯或再次受书面警告的行为,为严重违纪行为,甲方可立即与乙方解除劳动合同并不支付任何补偿”,解除与高某红之间的劳动合同属于合法解除劳动合同,无需支付经济赔偿金。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月23日作出(2024)京0105民初56106号民事判决:一、确认高某红与某食品北京分公司2020年9月1日至2023年6月2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某食品北京分公司支付高某红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0094元;三、驳回高某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某食品北京分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5月29日作出(2025)京03民终508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食品北京分公司以“拒绝正常工作交接、工作安排”为由解除与高某红的劳动合同是否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其一,某食品北京分公司的工作安排系不合理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据此,虽然用人单位有自主用工管理权,劳动者对用人单位合理的工作安排有义务服从,但用人单位工作安排应当合理,不得违反劳动定额标准的规定,违背劳动者的意愿,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判断相关工作安排是否合理,需综合权衡诸多因素,例如,工作强度变化、新增工作与原工作内容是否存在差异、是否安排合理培训或者其他优化条件等。本案中,从工作内容来看,高某红原本负责的线下订单录入工作,与刘某的电商订单业务存在差异,可能存在工作内容的重大转变。从工作量来看,高某红之前已经接手了一位同事的工作,对接销售人员数量大幅增加,且已存在加班情形,这表明高某红的工作量已经饱和,公司在未充分评估高某红承受能力和未提供有效支持的情况下,强行要求其接手新工作,属于不合理工作安排。尽管某食品北京分公司主张,基于订单系统优化和业务量下降的原因,让高某红接手刘某的工作属于合理的工作安排。但是,系统优化并不必然等同于高某红个人工作量的减少,并且,该公司未能充分证明公司总体业务量下降对高某红本职工作的具体影响程度,结合高某红提交的加班情况等证据,法院对于该公司关于工作量安排合理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其二,高某红拒绝接手新增工作不属于“拒绝正常工作交接”。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拒绝正常工作交接”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且无需支付补偿,但高某红的拒绝行为并不属于“拒绝正常工作交接”的情形。主要理由:(1)高某红此前已接手过一位同事的工作,并导致经常加班,且高某红已多次向某食品北京分公司明确表示接手刘某工作会产生大量加班,故无法接受公司该项工作安排。因此,高某红并非无故拒绝,而是由于工作量已经饱和而用人单位却未考虑其实际情况和合理反馈。(2)高某红的拒绝行为并未给公司业务的正常运转造成实质性阻碍,尚未达到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程度。综合社会一般评价标准和可接受程度,高某红的拒绝行为具有一定合理性,不能认定为“不服从工作安排”或者“拒绝正常工作交接”。
其三,某食品北京分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须符合比例原则。用人单位依据劳动合同约定解除劳动合同时,须确保具备充分的事实依据和合理性,体现“过罚相当”。比例原则要求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与劳动者违纪行为的程度相匹配。本案中,某食品北京分公司以高某红“拒绝正常工作交接、工作安排”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而高某红已经接手过一位同事的工作且工作量已经饱和,其拒绝并非对抗企业管理秩序。高某红已有公司安排的日常工作,不存在无法胜任工作或者失职情形,其拒绝行为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后果明显不成比例。因此,某食品北京分公司解除其与高某红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某食品北京分公司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向高某红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不得违反劳动定额标准的规定,违背劳动者的意愿,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将离职劳动者的工作安排给工作量本已饱和的其他劳动者而被拒绝,用人单位因此单方解除其与该其他劳动者的劳动合同的,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1条、第47条、第87条
一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4)京0105民初56106号民事判决(2025年1月23日)
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5)京03民终5083号民事判决(2025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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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某诉重庆某农旅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石柱县某宾馆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2025-07-2-490-003 · (2024)渝0240民初3949号 · 2025
民事 劳动争议 书面劳动合同 劳动者拒签 二倍工资 诚信原则
裁判要旨: 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继续在用人单位工作但是拒绝用人单位提出的续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要求,后又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为由,主张用人单位支付二倍工资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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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拒签/二倍工资/诚信原则
基本案情
2018年12月11日,原告冉某与重庆某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某旅游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2018年12月11日至2023年12月10日,职务为财务部负责人。合同期满后,重庆某旅游公司多次通过口头、微信方式向冉某提出续订书面劳动合同,冉某以“公司要解散,不签合同可以拿二倍工资”为由拒绝续订。2024年4月30日,冉某与重庆某旅游公司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于当日解除劳动合同,并确认重庆某旅游公司不拖欠冉某合同解除之前的工资及其他报酬。重庆某旅游公司为冉某缴纳社会保险费至2024年4月,发放经济补偿计算截至2024年4月30日止。同年5月,重庆某旅游公司注销登记,其权利义务由石柱县某宾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宾馆)承继。重庆某农旅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农旅公司)系重庆某旅游公司股东。冉某向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某宾馆、某农旅公司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不予受理通知。冉某不服,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某宾馆、某农旅公司支付原告冉某2024年1月至4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人民币41000元(币种下同)。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5日作出(2024)渝0240民初3949号号民事判决:驳回冉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宾馆、某农旅公司是否应当支付冉某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据此,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书面形式便于明确双方权利义务,有利于构建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更好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续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支付未续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二倍工资。
本案中,劳动合同期满后,冉某继续在重庆某旅游公司工作,该公司仍按照原劳动合同约定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继续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重庆某旅游公司曾多次与冉某沟通续订书面劳动合同事宜,但冉某始终拒绝签署。冉某执意拒绝续订的行为,旨在通过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行为主张二倍工资,将法律对劳动者的保护机制,异化为谋取额外利益的工具,偏离了法律设定二倍工资罚则旨在督促用人单位规范用工、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初衷。
因此,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原因在于冉某本人,其自己拒绝续订书面劳动合同却要求用人单位支付二倍工资,有违诚信原则。某宾馆作为重庆某旅游公司权利义务承继人、某农旅公司作为重庆某旅游公司的股东均无需承担支付二倍工资的责任。
裁判要旨
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继续在用人单位工作但是拒绝用人单位提出的续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要求,后又以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为由,主张用人单位支付二倍工资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年修正)第8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6号)第34条
一审: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4)渝0240民初3949号民事判决(202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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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马山某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于某飞劳动合同纠纷案
2025-07-2-490-004 · (2023)第XXX号 · 2025
民事 劳动合同 解除劳动关系 抓阄 协商一致 规避法定责任 违法解除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经征得劳动者“同意”,组织劳动者“抓阄”并以“抓阄”结果解除劳动关系的,不属于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而属于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因不具备法定解除事由、未遵循法定程序构成违法解除的,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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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关系/抓阄/协商一致/规避法定责任/违法解除
基本案情
于某飞于2021年12月入职无锡市马山某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园物业公司),担任救护车驾驶员,双方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2023年7月31日,某园物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生告知于某飞与樊某辉、宗某法,因现只需两名救护车驾驶员,三人需通过“抓阄”形式决定一人离职。于某飞因抽到离开的签,被要求自2023年8月1日起不再上班。后于某飞就案涉争议申请劳动仲裁主张相关赔偿,无锡市滨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3年11月30日作出锡滨劳人仲案字(2023)第XXX号仲裁裁决:某园物业公司支付于某飞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49500元(币种下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8000元。某园物业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无需支付二倍工资差额49500元;2.无需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8000元。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4日作出(2024)苏0211民初10738号民事判决:一、某园物业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于某飞支付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49500元;二、某园物业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于某飞支付赔偿金18000元;三、驳回某园物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某园物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3月25日作出(2025)苏02民终75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园物业公司以“抓阄”方式决定于某飞去留是否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应当协商一致或依法定事由、法定程序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年修正)第三十六条就协商一致解除作了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该法第三十九条至第四十一条分别规定了过失性辞退、非过失性辞退和经济性裁员三种法定事由,第四十三条还就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依法告知并听取工会意见等法定程序作了规定。故除协商一致解除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需符合法定事由并遵循法定程序,否则构成违法解除。
本案中,从表面上看,某园物业公司已与于某飞、樊某辉、宗某法等,就以“抓阄”方式决定该三名驾驶员的去留达成“共识”,但是,将劳动关系存续问题交由纯粹的偶然性决定,而不考虑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工作年限、绩效表现、岗位适配性以及不得解除劳动合同情形等相关因素,实质上是用人单位利用优势地位强迫劳动者接受不合理行为,侵害了劳动者权利,规避了用人单位法定责任,不能视为是双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不属于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而属于用人单位单方解除。某园物业公司单方解除与于某非的劳动合同不具备法定事由、未遵循法定程序,故构成违法解除,依法应承担支付二倍工资差额和赔偿金等责任。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经征得劳动者“同意”,组织劳动者“抓阄”并以“抓阄”结果解除劳动关系的,不属于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而属于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因不具备法定解除事由、未遵循法定程序构成违法解除的,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年修正)第48条
一审: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2024)苏0211民初10738号民事判决(2024年11月4日)
二审: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苏02民终753号民事判决(2025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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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平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
2025-10-2-444-002 · (2023)粤01民特185号 · 2025
民事 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 非劳动争议 财产纠纷 商事仲裁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与聘用人员所签订的协议,既包括劳动合同内容,也包括平等主体之间关于民商事活动权利义务的内容;双方约定以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不能以协议中有劳动合同内容,一概认为因协议产生的所有争议均不得进行仲裁。司法审查仲裁协议效力时应甄别争议类型,对于当事人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其他民商事争议,应当尊重当事人的仲裁意愿,认定该仲裁条款关于其他民商事争议的部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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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非劳动争议/财产纠纷/商事仲裁
基本案情
申请人连平某公司申请称:1.依法确认申请人连平某公司与被申请人黄某星签订的《连平某公司职业经理人2017年度经济责任书》(以下简称《经济责任书》)所达成的仲裁条款合法有效;2.申请费由被申请人黄某星承担。
被申请人黄某星辩称:黄某星与连平某公司在履行《经济责任书》过程中形成劳动关系,由此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案涉仲裁条款因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而无效。
法院经审查查明:2017年4月11日,连平某公司(甲方)与黄某星(乙方)签订《经济责任书》,约定:“1.乙方工作职责:按《连平某公司职业经理人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之规定履行职责;执行董事会决议;全面完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2017年度各项工作任务。2.2017年度经营目标……3.考核管理:乙方遵守《管理办法》,同意甲方按《考核细则》对乙方进行考核。4.薪酬待遇与激励:乙方2017年度年薪为税前30万元,其中50%为基本工资,在每个月工资发放中,50%为绩效工资,在年底考核后发放;按《管理办法》《考核细则》,经董事会、监事会考核,超额完成2017年度目标500万元以上部分,乙方自行分配,未完成年度目标利润500万元部分,由乙方负责补足。聘任期间,乙方违反《管理办法》《考核细则》以及董事会决议、决定,甲方有权依据有关规定立即解除与乙方的聘任书和劳动合同,不予任何经济补偿;乙方造成甲方第三方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6.争议解决:对执行本责任书时发生的一切争议,双方均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职业经理人全面负责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对企业履行企业法定责任、履行安全生产企业主体责任、维护企业安全稳定、确保企业生产经营正常进行。”第十二条规定:“职业经理人应遵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对公司董事会负责,执行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议,依法履职。”第十四条规定:“职业经理人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东会、董事会决议,行使公司生产经营管理权。”《考核细则》规定:“董事会聘请黄某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期自2017年4月1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任期责任目标一年一定;职业经理人应严格按《管理办法》履行应尽的职责和行使董事会赋予的生产经营管理权限。”
2022年11月24日,连平某公司以黄明星违反《经济责任书》《管理办法》《考核细则规定》,造成矿难事故,导致公司遭受经济损失为由,向连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请求裁决黄某星向连平某公司支付2017年违约金责任损失、逾期付款违约金、聘任期内违约经济责任损失、停产停业经济损失。2022年12月1日,连平县劳动仲裁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以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处理范围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2023年1月13日,连平某公司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申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19日立案受理。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16日作出(2023)粤01民特185号民事裁定:确认《经济责任书》仲裁条款中关于双方因黄某星职务行为造成连平某公司损失产生的争议可向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内容有效。
裁判理由
本案是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进行审查。案涉《经济责任书》约定:“对执行本责任书时发生的一切争议,双方均应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对仲裁事项、仲裁范围均有明确约定,并选定广州仲裁委员会为仲裁机构,具备了法律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的内容。
双方约定的仲裁事项为“执行本责任书时发生的一切争议”。黄某星是连平某公司的职业经理人,《经济责任书》对黄某星的工作职责、2017年度经营目标、薪酬待遇以及考核管理、约束机制进行了约定。为此,执行《经济责任书》产生的争议,既有因薪酬待遇而产生的劳动争议,也有因黄某星在履行职业经理人职务过程中对公司造成损失而产生的争议。劳动争议不属于商事仲裁范围,但双方因非劳动争议而产生的纠纷,可向商事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因此,《经济责任书》仲裁条款中关于双方因黄某星职务行为造成连平某公司损失产生的争议,可向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内容,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依法应认定为有效。
裁判结果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16日作出(2023)粤01民特185号民事裁定:确认《经济责任书》仲裁条款中关于双方因黄某星职务行为造成连平某公司损失产生的争议可向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的内容有效。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与聘用人员所签订的协议,既包括劳动合同内容,也包括平等主体之间关于民商事活动权利义务的内容;双方约定以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不能以协议中有劳动合同内容,一概认为因协议产生的所有争议均不得进行仲裁。司法审查仲裁协议效力时应甄别争议类型,对于当事人不属于劳动争议的其他民商事争议,应当尊重当事人的仲裁意愿,认定该仲裁条款关于其他民商事争议的部分有效。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2017年修正)第16条、第17条
其他: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粤01民特185号民事裁定(2023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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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诉虞某龙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5-07-2-525-001 · (2023)浙0192民初4563号 · 2025
民事 公益诉讼 个人信息 AI换脸 深度伪造技术 公共利益
裁判要旨: 未经信息主体许可,利用“AI换脸”技术伪造淫秽色情视频、图片的,构成对他人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综合考量侵害行为对象的数量和不特定性、潜在传播者的数量和风险的扩散性等因素,侵权行为侵害众多个人的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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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个人信息/AI换脸/深度伪造技术/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
虞某龙通过互联网学习掌握了“AI换脸”软件的使用方法,并从互联网等渠道收集百余人的人脸信息,在未取得这些人同意的情况下,利用“AI换脸”软件,将上述人脸信息与部分淫秽视频中主体的人脸信息进行替换,伪造生成淫秽视频、图片。2021年至2022年8月期间,虞某龙在网络社交软件中创建6个社交群组,群组成员人数合计2000余人,其中5个社交群组的入群成员需向虞某龙支付人民币198元(币种下同)、298元、498元等金额的入群费用。虞某龙在上述群组中发布其通过“AI换脸”软件伪造的淫秽视频、图片各1000余段(张)。此外,虞某龙还对外销售“AI换脸”软件,传授使用教程,提供换脸所需个人面部模型素材,并为他人提供换脸视频定制服务,从中收取每件90余元到近千元不等的出售费、服务费,共计牟利数千元。
2023年3月,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以虞某龙在案涉网络社交软件群组中发布、定制淫秽视频、图片,牟取利益,涉嫌构成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为由,向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3年4月14日,公益诉讼起诉人发布《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对虞某龙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公告》,公告期满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组织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以虞某龙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请求法院判令:虞某龙停止侵权,删除持有的所有涉案个人信息;公开赔礼道歉;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60000元。
杭州互联网法院于2023年8月4日作出(2023)浙0192民初4563号民事判决:一、被告虞某龙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停止侵权,删除其在某社交软件群组中留存的所有案涉个人信息;二、被告虞某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在《法治日报》向社会公众刊发赔礼道歉声明,以消除影响、进行警示;三、被告虞某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赔偿款人民币60000元。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虞某龙的行为是否侵害不特定主体个人信息权益,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人脸信息属于生物识别信息,而生物识别信息属于个人敏感信息,处理人脸类的生物识别信息除必须获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外,还需要遵守行政法规的特别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1〕15号)第一条规定,对人脸信息的处理行为包括人脸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本案所涉人脸信息的处理行为,主要是指围绕“AI换脸”软件(技术)的应用而产生的相关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虞某龙存在侵害他人个人信息权益的多种行为。
其一,虞某龙使用“AI换脸”软件(技术)深度合成伪造视频和图片,其对人脸敏感信息等个人信息的处理行为均未获得相关信息主体同意,构成对他人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同时,虞某龙将上述含有他人人脸信息的视频、图片,在网络社交软件中进行发布、提供,该行为亦侵害了他人个人信息权益。
其二,虞某龙在未对“客户”进行基本身份核验,且明知“客户”要求的人脸合成伪造行为存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有违社会公序良俗情形,仍为“客户”提供不特定主体的人脸替换定制服务,制作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内容的换脸视频、图片,侵害了不特定主体的个人信息权益。
其三,虞某龙以制作换脸淫秽色情的视频、图片为噱头,在其创建的发布淫秽色情内容的特定群组中,为牟利而对外销售“AI换脸”软件、传授“AI换脸”技术教程。虞某龙应当知道“AI换脸”软件(技术)极有可能被上述“客户”用于非法行为,明显违反了对敏感个人信息或生物识别信息处理的基本安全保障义务,显著增加了社会不特定主体人脸生物识别敏感个人信息被侵害的风险。
综上,从虞某龙侵害行为对象的数量和不特定性、潜在传播者的数量和风险的扩散性等方面考虑,可以认定虞某龙案涉行为侵害众多社会主体个人信息权益,损害相关领域的社会公共利益。
裁判要旨
未经信息主体许可,利用“AI换脸”技术伪造淫秽色情视频、图片的,构成对他人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综合考量侵害行为对象的数量和不特定性、潜在传播者的数量和风险的扩散性等因素,侵权行为侵害众多个人的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8条、第29条、第7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1〕15号)第1条、第2条、第8条、第14条
一审:杭州互联网法院(2023)浙0192民初4563号判决(2023年8月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合规与综合
北京某环境保护促进中心诉南京某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5-11-2-466-001 · (2023)苏01民初425号 · 2025
民事 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生态环境风险 公共安全风险 产品召回
裁判要旨: 1.对于产品投入流通后发现存在危及生态环境、公共安全重大风险,生产者未按照国家规定及时采取停止销售、警示、召回等补救措施,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生产者承担消除危险等民事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受理。 2.根据产品的危险特性、损害后果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结合国家规定生产者所应承担的风险防范法律责任具体内容,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令其采取产品召回等方式消除产品所引发的生态环境和公共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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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风险/公共安全风险/产品召回
基本案情
南京某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某阳生化公司)成立于2002年11月27日,为农药生产商。该公司取得了百草枯农药的生产许可,其生产的百草枯农药在国内市场具有较高的占有率。百草枯是一种快速灭生性除草剂,具有触杀作用和一定内吸作用,能迅速被植物绿色组织吸收,使其枯死,对家禽、鱼、蜜蜂低毒,但对人毒性极高,且无特效解毒药,皮肤长期暴露百草枯溶液中也可致死,是人类急性中毒死亡率最高的除草剂。故而,国家自2016年7月1日起禁止百草枯水剂在境内销售、使用,自2020年9月26日起禁止百草枯可溶胶剂在境内销售、使用。
自百草枯被禁止在境内销售、使用后,南京某阳生化公司停止百草枯产品的销售,并书面通知经销商不再销售百草枯,但未对其此前已售出的百草枯产品实施召回。该公司生产的百草枯仍流通于国内市场,存在较高的环境污染和公共安全风险。
南京某阳生化公司于2017年9月因实施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2018年11月因未采取措施防止恶臭气体排放、2021年8月因未对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进行收集处理的环境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南京某阳生化公司的上述行为导致废气被无组织排放、超标排放至外环境,造成生态环境实际受损。
2023年2月13日,北京某环境保护促进中心以南京某阳生化公司生产的百草枯造成生态环境风险、违法排放大气污染物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等为由,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南京某阳生化公司停止销售并回收此前已投入国内市场的百草枯、承担环境修复费用并赔礼道歉等。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1日作出(2023)苏01民初425号民事判决,判令南京某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对其此前生产并在国内市场销售的百草枯实施召回,以及交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款人民币26.6万元、赔礼道歉等。宣判后,南京某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但未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2日作出(2024)苏民终554号民事裁定:按南京某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本案是否属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南京某阳生化公司应采取何种方式消除其产品引发的生态环境和公共安全风险。
第一,本案属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承担修复责任……”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下列损失和费用……”根据上述规定,“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七条规定:“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据此,对于农药生产企业发现其生产的农药有公共安全风险,应召回而未召回的,可以由人民法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依法判令农药生产企业承担召回等消除危险的民事侵权责任。
本案中,对于南京某阳生化公司应召回而未召回百草枯产品引发的公共安全风险,北京某环境保护促进中心作为原告提起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南京某阳生化公司承担召回等消除危险的民事侵权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二,百草枯对生态环境、公共安全构成重大风险。百草枯是一种高效能的非选择性接触型除草剂,对人具有极高毒性。百草枯经消化道、皮肤和呼吸道吸收,毒性累及全身多脏器,严重时可导致多器官功能不全综合征,肺是主要靶器官,可导致“百草枯肺”,病死率极高。虽然我国已禁止百草枯在境内销售、使用,但因误服或者自服百草枯引起的急性中毒致人死亡事件并未因此绝迹,此前已售出的散落在农村地区的百草枯仍然对生态环境、公众生命健康构成潜在威胁,具有重大风险。
第三,南京某阳生化公司未按国家规定防范风险,构成环境侵权。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规定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生态环境损害,以相关侵权人“违反国家规定”为前提。作为环保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第三款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作为行政法规,《农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77号,2022年修订)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进一步规定:“国家建立农药召回制度。农药生产企业发现其生产的农药对农业、林业、人畜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环境等有严重危害或者较大风险的,应当立即停止生产,通知有关经营者和使用者,向所在地农业主管部门报告,主动召回产品,并记录通知和召回情况。”根据上述国家规定,农药生产企业对其生产、销售的存在环境污染、公共安全风险的产品应当承担风险防范的主体责任。
本案中,在国家禁止销售、使用百草枯后,南京某阳生化公司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全面防范该产品所引发的生态环境和公共安全风险,但其仅停止销售百草枯,并未对其生产的百草枯产品实施召回,相关产品仍流通于国内市场。南京某阳生化公司应当召回而未召回百草枯的消极行为,危害了不特定主体的权益,构成环境侵权,应当承担消除危险的民事侵权责任。
第四,南京某阳生化公司应当采取农药召回的方式消除其产品引发的生态环境和公共安全风险。生产者采取何种举措消除危险,应当根据所涉产品的危害程度及风险大小,结合国家规定生产者所应承担的风险防范法律责任具体内容予以确定。对于风险较大、危害程度较高的产品,仅通过停止销售、警示等措施不足以防范风险的,生产者应当对其产品实施召回,以彻底有效消除风险。本案中,南京某阳生化公司在国家禁售百草枯后,仅停止销售、通知经销商不再销售并不能真正有效防范风险。鉴于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对召回已有明确规定,故人民法院判令南京某阳生化公司按照农药召回的方式具体承担消除危险的民事侵权责任。
应当注意的是,对于农药生产企业发现其生产的农药有公共安全风险,应召回而未召回的,既可以由行政主管部门依照行政法规责令农药生产企业实施召回,也可以由人民法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依法判令农药生产企业承担召回等消除危险的民事侵权责任。可以说,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执法在保护手段和路径上存在部分重合。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人民法院,都负有最大限度地防范风险发生的职责和义务。基于此,本案中人民法院判令南京某阳生化公司承担召回等消除危险的民事侵权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契合防范风险的现实需要。
裁判要旨
1.对于产品投入流通后发现存在危及生态环境、公共安全重大风险,生产者未按照国家规定及时采取停止销售、警示、召回等补救措施,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生产者承担消除危险等民事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受理。
2.根据产品的危险特性、损害后果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结合国家规定生产者所应承担的风险防范法律责任具体内容,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令其采取产品召回等方式消除产品所引发的生态环境和公共安全风险。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7条、第1206条、第1234条、第123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2条、第58条
《农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77号,2022年修订)第4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1条、第18条
一审: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苏01民初425号民事判决(2024年2月1日)
二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4)苏民终554号民事裁定(2024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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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某等诉范某俭排除妨害纠纷案
2025-18-2-039-001 · (2021)苏02民终3340号 · 2025
裁判要旨: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改善人居环境的民生工程。加装电梯已经依法履行法定程序,充分考虑并采取措施减轻对相邻不动产权利人的通风、采光和日照等方面影响,且实际影响轻微,未超过合理限度的,相邻人应负有相应的容忍义务。相邻人违反该义务擅自阻挠电梯施工,妨害房屋所有权人对其不动产合理使用的,相关权利人可以依法请求排除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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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库编号:2025-18-2-039-001
徐某等诉范某俭排除妨害纠纷案
加装电梯对相邻楼栋业主的采光等影响未超出合理限度的,相邻权利人负有容忍义务
关键词:民事、排除妨害、相邻关系、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容忍义务
案号:(2021)苏02民终3340号
裁判日期:2021.08.26
【基本案情】
江苏省无锡市某小区甲楼栋系未安装电梯的7层楼梯房,徐某等六人系甲楼栋2至7楼业主。2019年,甲楼栋全体业主签署相关文件,一致同意本单元增设电梯,依法履行公示、审批程序并经主管部门备案同意。2020年4月,甲楼栋增设电梯项目正式开工。范某俭系位于甲楼栋北面的乙楼栋5楼业主,其认为甲楼栋增设电梯将影响乙楼栋的日照采光,多次在加装电梯施工现场阻碍施工,导致项目被迫停工。徐某等六人认为范某俭多次阻挠、破坏、中断加装电梯工程的行为严重侵害其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范某俭立即停止对甲楼栋加装电梯工程的妨害行为。
另查明,案涉电梯井道设计采用透光良好的玻璃幕墙材质,电梯安装位置经过合理规划,位于甲楼栋东北侧,与乙楼栋之间保持了合理间距。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7日作出(2020)苏0213民初8699号民事判决:范某俭停止对无锡市某花园小区甲楼栋加装电梯工程的阻挠行为,不得阻止、妨碍、破坏加装电梯工程的正常施工。宣判后,范某俭提起上诉。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26日作出(2021)苏02民终334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徐某等是否有权请求排除范某俭的阻挠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法律针对不动产相邻关系的处理作出规定,目的是尽可能确保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之间的和睦关系,解决相邻的两个或者多个不动产权利人因行使权利而发生的冲突,维护不动产相邻各方利益的平衡。一方面,业主在行使自身权利时不得影响相邻业主的通风、采光、日照等权益;另一方面,业主也负有适当容忍义务,应当方便相邻业主行使权利。本案中,甲楼栋增设电梯系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工程,可以显著改善该楼业主的居住条件及生活便利程度,同时也已经依法履行了民主决策程序、完成了报建审批手续,加装的电梯采用玻璃幕墙设计,安装位置经过合理规划并与乙楼栋保持合理间距,已充分考虑并尽量减少对相邻乙楼栋日照采光方面的影响,且影响轻微,未超出合理限度,相邻人应当给予必要的容忍。
民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相邻权利人如未尽容忍义务,阻挠相邻人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其不动产的,相关权利人可依法行使排除妨害等物权请求权。本案中,范某俭实施阻碍加装电梯的行为,侵犯了徐某等业主对不动产合理利用的权益,徐某等业主有权请求排除妨害。
【裁判要旨】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改善人居环境的民生工程。加装电梯已经依法履行法定程序,充分考虑并采取措施减轻对相邻不动产权利人的通风、采光和日照等方面影响,且实际影响轻微,未超过合理限度的,相邻人应负有相应的容忍义务。相邻人违反该义务擅自阻挠电梯施工,妨害房屋所有权人对其不动产合理使用的,相关权利人可以依法请求排除妨害。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36条、第278条、第288条
###### 一审: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20)苏0213民初8699号民事判决(2021年5月7日)
二审: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02民终3340号民事判决(2021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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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某惠、许某仙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5-18-2-466-001 · (2015)常环公民初字第1号 · 2025
民事 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 生态环境修复 虚拟治理成本法
裁判要旨: 1.污染环境的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已经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其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罚款或罚金均不属于民事侵权责任范畴,不能抵销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侵权损害赔偿金额。 2.环境污染导致生态环境损害无法通过恢复工程完全恢复的,恢复成本远远大于其收益的或者缺乏生态环境损害恢复评价指标的,可以参考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修复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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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修复/虚拟治理成本法
基本案情
2010年上半年至2014年9月,许某惠、许某仙在江苏省常州市某村租用他人厂房,在无营业执照、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从事废树脂桶和废油桶的清洗业务。洗桶产生的废水通过排污沟排向无防渗漏措施的露天污水池,产生的残渣被堆放在污水池周围。2014年9月1日,公安机关在许某惠、许某仙洗桶现场查获废桶7789只,其中6289只尚未清洗。经鉴定,未清洗的桶及桶内物质均属于危险废物,现场地下水、污水池内废水以及污水池四周堆放的残渣、污水池底部沉积物中均检出铬、锌等多种重金属和总石油烃、氯代烷烃、苯系物等多种有机物。
2015年6月17日,许某惠、许某仙因犯污染环境罪被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四年,有期徒刑二年、缓刑四年,并分别判处罚金。许某惠、许某仙虽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现场尚留存130只未清洗的废桶、残渣、污水和污泥尚未清除,对土壤和地下水持续造成污染。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许某惠、许某仙为被告提起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4日作出(2015)常环公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一、许某惠、许某仙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将江苏省常州市某村洗桶场地内留存的130只废桶、两个污水池中蓄积的污水及池底污泥以及厂区内堆放的残渣委托有处理资质的单位全部清理处置,消除继续污染环境危险。二、许某惠、许某仙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委托有土壤处理资质的单位制定土壤修复方案,提交江苏省常州市环保局审核通过后,六十日内实施。三、许某惠、许某仙赔偿对环境造成的其他损失150万元,该款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至江苏省常州市环境公益基金专用账户。宣判后,公益诉讼起诉人及被告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中,案涉地下水及洗桶厂周边环境已难以通过工程予以恢复,恢复成本远大于其收益并缺乏环境损害评价指标体系。根据《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办法》第二版,恢复成本远大于其收益或缺乏生态环境损害评价指标的情形,可以适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修复费用。两被告长期排污对地下水和周边环境造成的污染,符合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的情形。根据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环境调查技术报告》,一般洗桶废水处置费用为600元每吨。本案两被告洗桶产生废水500吨,洗桶废水虚拟治理成本为3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关于“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被告因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并可以参考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意见、专家意见等,予以合理确定”的规定,考虑到本案污染者的过错程度、污染物性质、周边环境敏感度等因素,酌情确定本案以虚拟治理成本5倍计算赔偿数额为150万元。
裁判要旨
1.污染环境的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已经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其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罚款或罚金均不属于民事侵权责任范畴,不能抵销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侵权损害赔偿金额。
2.环境污染导致生态环境损害无法通过恢复工程完全恢复的,恢复成本远远大于其收益的或者缺乏生态环境损害恢复评价指标的,可以参考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修复费用。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7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5条(本案适用的是2013年6月29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1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20条、第23条(本案适用的是2015年1月7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第23条)
一审: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常环公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2016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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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阿克苏分院诉某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拜城分公司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5-18-2-466-006 · (2023)12号 · 2025
民事 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破坏文物遗址 发掘性保护 修复费用
裁判要旨: 文物遗址的保护属于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院在审理破坏文物遗址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基于文物保护和科学研究的目的,可依据专业机构的鉴定评估意见,采取发掘性保护措施。鉴于文物修复保护专业性强、技术难度大,一般应确定专业机构开展发掘性保护工作,并由侵权责任人承担相关保护性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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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破坏文物遗址/发掘性保护/修复费用
基本案情
2005年6月20日以来,位于新疆拜城县境内的沙拉依塔木烽火台遗址先后被确定为县级、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明确保护范围为烽火台主体四周向外延伸100米,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向外延伸200米,同时设立了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的公示牌等标志。2010年,某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拜城分公司(以下简称某电信公司拜城分公司)未经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踏勘、核准,在烽火台遗址核心保护区内擅自搭建信号发射塔,造成烽火台历史风貌遭到破坏。后虽主动拆除通信设施,但施工时打入地下的水泥基座仍未清除,烽火台遗址处于持续受侵害状态。2023年8月23日,受法院委托,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作出新文物考鉴字(2023)12号《关于对拜城县沙拉依塔木烽火台遗址的评估认定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认定某电信公司拜城分公司的施工行为,对烽燧本体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烽体内部结构严重受损,并提出文物保护建议:1.对烽燧遗址进行加固维修保护,增设保护标志和保护标语;2.对烽燧遗址南侧架设增强设备位置进行考古发掘性保护,根据现场情况,确定发掘解剖面积36平方米,考古发掘经费预算包括人工费及其他发掘费用共计人民币136021.5元(币种下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阿克苏分院提起公益诉讼,请求依法判令:1.某电信公司拜城分公司停止对文物保护单位的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2.由某电信公司拜城分公司对已经侵害的文物保护单位在文物部门的指导下进行修复,并承担修复所需的全部费用,直至恢复原状,由文物主管部门出具验收评估意见;3.由某电信公司拜城分公司翻修界桩说明牌、警示牌、保护栏等基础设施,以示惩戒;4.由某电信公司拜城分公司对文物保护单位的侵害行为,在《阿克苏日报》上登报公开道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5日作出(2023)新29民初10号民事判决:一、某电信公司拜城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沙拉依塔木烽火台遗址核心区考古发掘保护费用136021.54元,由专业的考古研究机构对烽火台遗址核心区进行保护性考古修复;二、某电信公司拜城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在《阿克苏日报》等地级以上媒体公开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三、驳回公益诉讼起诉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阿克苏分院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公益诉讼起诉人、某电信公司拜城分公司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某电信公司拜城分公司在未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在文物遗址核心区范围内施工,对烽燧本体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烽体内部结构严重受损。某电信公司拜城分公司的行为已对案涉文物遗址造成破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参照适用环境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十八条的规定,某电信公司拜城分公司应当承担文物遗址破坏的侵权责任,赔偿考古发掘保护费用,并公开赔礼道歉。
公益诉讼起诉人提交的《报告》中,依据调查数据,初步测算发掘面积36平方米,考古发掘经费预算包括人工费及其他发掘费用。《报告》所采用的计算方法科学合理,计算结果亦符合文物遗址实际损害情况。因沙拉依塔木烽火台遗址核心区的保护工作专业性强,某电信公司拜城分公司不具备自行修复保护文物遗址的技术条件,应当依据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提出的考古发掘保护措施建议,由专业的考古研究机构进行保护性考古发掘,尽最大可能为遗址提供保护条件。公益诉讼起诉人关于请求判令某电信公司拜城分公司赔偿考古发掘保护费用136021.5元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
裁判结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5日作出(2023)新29民初10号民事判决:一、某电信公司拜城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沙拉依塔木烽火台遗址核心区考古发掘保护费用136021.54元,由专业的考古研究机构对烽火台遗址核心区进行保护性考古修复;二、某电信公司拜城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在《阿克苏日报》等地级以上媒体公开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三、驳回公益诉讼起诉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阿克苏分院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公益诉讼起诉人、某电信公司拜城分公司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要旨
文物遗址的保护属于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院在审理破坏文物遗址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基于文物保护和科学研究的目的,可依据专业机构的鉴定评估意见,采取发掘性保护措施。鉴于文物修复保护专业性强、技术难度大,一般应确定专业机构开展发掘性保护工作,并由侵权责任人承担相关保护性费用。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6条、第1234条、第123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1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2020年修正)第18条、第20条
一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23)新29民初10号民事判决(2023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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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人民检察院诉曾某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5-18-2-467-001 · (2018)苏08民公初1号 · 2025
民事 民事公益诉讼 英雄烈士保护 网络社交平台 英烈名誉 社会公共利益
裁判要旨: 通过网络平台公开发表侮辱性言论、歪曲英雄烈士事迹的行为,侵害了烈士名誉,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对于所涉行为,检察机关在英雄烈士近亲属不提起诉讼时,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法院应当综合考虑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不当言论被阅读数及转发量、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程度等因素,依法判令侵权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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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民事公益诉讼/英雄烈士保护/网络社交平台/英烈名誉/社会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
2018年5月12日下午,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支队水上大队城南中队副班长谢某在实施灭火救援行动中不幸牺牲。5月13日,公安部批准谢某同志为烈士并颁发献身国防金质纪念章;5月14日,中共江苏省公安厅委员会、淮安市人民政府对谢某进行表彰。5月14日,曾某因就职受挫、生活不顺等原因,饮酒后为发泄情绪,在131人的微信群聊中发表一系列侮辱性言论,歪曲谢某烈士英勇牺牲的事实。该微信群多人阅看了曾某的言论后转发。曾某歪曲事实、侮辱英烈的行为,侵害了烈士的名誉,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指派检察官就是否对曾某侵害烈士名誉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当面征求了烈士近亲属的意见。烈士近亲属声明不提起民事诉讼,并签署支持检察机关追究曾某侵权责任的书面意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行公益诉讼公告程序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判令被告曾某通过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2日作出(2018)苏08民公初1号民事判决:被告曾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在本地市级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如曾某拒不履行,法院将在淮安市级报纸上公布判决的主要内容,相应费用由曾某负担。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行为,英雄烈士的近亲属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依法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因谢某烈士的近亲属已经出具声明表示对曾某的侵权行为不提起民事诉讼,并签署支持检察机关追究曾某侵权责任的书面意见,检察机关履行法定程序,有权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向法院提起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
英烈精神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全社会都有责任维护英雄烈士的名誉和荣誉等民事权益。被告曾某利用微信群,发表带有侮辱性质的不实言论,歪曲烈士谢某英勇牺牲的事实。因该微信群成员较多且易于传播,被告的此种行为对谢某烈士不畏艰难、不惧牺牲、无私奉献的精神造成了负面影响,已经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畴,构成了对谢某烈士名誉的侵害,侵犯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裁判要旨
通过网络平台公开发表侮辱性言论、歪曲英雄烈士事迹的行为,侵害了烈士名誉,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对于所涉行为,检察机关在英雄烈士近亲属不提起诉讼时,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法院应当综合考虑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不当言论被阅读数及转发量、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程度等因素,依法判令侵权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2条、第25条、第26条
一审: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8民公初1号民事判决(2018年6月1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合规与综合
张某诉德城区某幼儿园、德州某幼儿教育公司名誉权纠纷案
2024-07-2-006-002 · (2021)鲁1402民初5034号 · 2024
民事 名誉权 用人单位 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不当职业道德评价
裁判要旨: 1.劳动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用人单位的理由系基于用人单位在《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陈述的理由对其名誉权造成损害,而非对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存在异议,不涉及劳动争议的范畴,故案件符合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因人身关系或财产关系产生的纠纷,属于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 2.用人单位在《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陈述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理由是否构成对劳动者名誉权的侵害,应当审查用人单位是否确有名誉侵权行为、劳动者是否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用人单位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用人单位在向劳动者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陈述的事实涉及对劳动者存在严重不良职业行为的评价,造成劳动者社会信用受损,信誉度降低,可能妨碍劳动者再就业顺利进行的,应当认定用人单位的行为造成劳动者的名誉被损害,构成对劳动者的名誉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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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名誉权/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当职业道德评价
基本案情
张某诉称,其系被告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某幼儿园、德州某幼儿教育公司员工,从事会计工作。2021年5月20日,被告以原告侵占单位财产200元及在工作中存在延误投保行为的理由辞退原告,并以通知书的名义对原告进行无端指责,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名誉,对原告社会名誉及家庭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故请求:1.责令被告停止侵犯原告名誉的行为,公开赔礼道歉并撤回内容不实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2.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5000元。
德城区某幼儿园辩称,被告不存在侵犯原告名誉权行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求。
德州某幼儿教育公司辩称,被告客观上不存在污辱诽谤等侵害原告名誉权的行为,主观上不存在侵害原告名誉权的故意,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诉求。
法院审理查明:原告张某系被告德城区某幼儿园职员,2019年9月1日与德城区某幼儿园签订固定期限为2年的劳动合同。2021年5月20日,两被告向原告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称:“您作为财务人员,在工作中存在利用职务便利擅自增加个人工资,侵占单位财产200元;且在工作中存在延误幼儿入保为单位带来潜在的经济风险等行为,所以单位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决定从2021年5月21日起与您解除劳动合同”,该《通知书》加盖两被告公章。
2021年5月25日,张某与德城区某幼儿园形成工作《交接表》,其中第十一条确定:已交纳13日入学保险,保险公司赵经理个人垫付,财务人员发现保险合同、发票(德州某幼儿教育公司)与单位名称(德城区某幼儿园)不符,主管领导还未答复,财务暂时未付款;该表由接收人李某君、园长苏某某签名,并加盖德城区某幼儿园公章。《德城区某幼儿园2021年3月份工资表》记载:2-3月工龄工资,张某工龄工资为200元;该工资表制表人为张某,园长签字为苏某某,总院长签字为陈某;张某三月份实发工资中,包含了上述工资表中该200元工龄工资。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7日作出(2021)鲁1402民初5034号民事判决:一、被告德城区某幼儿园、德州某幼儿教育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停止侵权行为,并在德城区某幼儿园范围内以书面张贴形式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致歉内容需经一审法院审核,逾期不履行,一审法院将在全国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判决书内容,费用由两被告承担);二、驳回原告张某对被告其德城区某幼儿园、德州某幼儿教育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德城区某幼儿园、德州某幼儿教育公司提出上诉。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31日作出(2022)鲁14民终112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本案是否属于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二)德城区某幼儿园、德州某幼儿教育公司的行为是否侵害被上诉人张某的名誉权。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即本案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的问题。本案张某系因名誉权问题提起的诉讼,其起诉请求并未涉及劳动争议的范畴。张某起诉的理由系基于德城区某幼儿园、德州某幼儿教育公司在《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陈述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理由对其名誉权造成损害,而非对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存在异议。本案符合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因人身关系或财产关系产生的纠纷,属于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即德城区某幼儿园、德州某幼儿教育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名誉侵权的问题。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应当根据侵权人确有名誉侵权行为、民事主体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等方面分析论证。首先,《德城区某幼儿园2021年3月份工资表》能够证明张某自2021年3月每月增加的200元工龄工资是经过园长苏某某及总园长陈某签字批准的事实。幼儿推迟入保的原因是保险合同、发票与单位名称不符导致的。德城区某幼儿园及德州某幼儿教育公司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的事实没有充分依据,两上诉人确有名誉侵权的行为。第二,关于是否存在名誉受损的事实。德城区某幼儿园及德州某幼儿教育公司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系明确向张某出具的,符合侵害名誉权需有特定指向的特征。张某系从事财务工作的专业人员,这一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对个人诚信、信誉、职业评价的要求更高,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而用人单位在考量职业道德及个人信誉的时候,原工作单位的评价及退职的原因至关重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明确载明的“利用职务之便擅自增加个人工资,侵占单位财产”等事实属于非常严重的不良职业行为,虽然仅向张某出具,但必然会导致张某的信誉和职业评价在一定范围内受到影响。《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没有事实依据的不当描述造成张某的社会信用受损,信誉度降低,存在名誉被损害的事实,且有可能妨碍张某再就业的顺利进行,从而对其生产生活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第三,德城区某幼儿园、德州某幼儿教育公司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载明的事实使张某的名誉和职业评价造成损害,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第四,德城区某幼儿园及德州某幼儿教育公司没有充分的证据,即在《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载明张某利用职务之便擅自增加个人工资和侵占单位财产,并以没有充分依据的事实为理由辞退张某,德城区某幼儿园及德州某幼儿教育公司主观上存在过错。综合以上事实和分析,德城区某幼儿园、德州某幼儿教育公司的行为构成名誉侵权。
裁判要旨
1.劳动者向人民法院起诉用人单位的理由系基于用人单位在《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陈述的理由对其名誉权造成损害,而非对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存在异议,不涉及劳动争议的范畴,故案件符合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因人身关系或财产关系产生的纠纷,属于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
2.用人单位在《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陈述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理由是否构成对劳动者名誉权的侵害,应当审查用人单位是否确有名誉侵权行为、劳动者是否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用人单位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用人单位在向劳动者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中陈述的事实涉及对劳动者存在严重不良职业行为的评价,造成劳动者社会信用受损,信誉度降低,可能妨碍劳动者再就业顺利进行的,应当认定用人单位的行为造成劳动者的名誉被损害,构成对劳动者的名誉侵权。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2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条
一审: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人民法院(2021)鲁1402民初5034号民事判决(2021年12月27日)
二审: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14民终1126号民事判决(2022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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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某权诉沈某香、周某章、第三人陈某兴劳务合同纠纷案
2024-07-2-139-001 · (2011)奉民一(民)初字第1898号 · 2024
民事 劳务合同 雇主认定 实质性构成 农民自建房 选任过错
裁判要旨: 1.判断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应当从如下实质要件进行考察:一是要看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否是一方提供劳务,另一方支付报酬;二是要看是否存在隶属关系即雇员是否受雇主控制、指挥和监督;三是要看雇员是否为雇主或其委托的人所选任。 2.农村自建房工程中,房主与承包人系承揽关系。根据《建筑法》《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规定》的规定,自建低层住宅不需要建筑从业资质,该房主将工程交给没有取得资质的包工队承建的,通常不宜认定存在选任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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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务合同/雇主认定/实质性构成/农民自建房/选任过错
基本案情
原告陈某权诉称:周某章系奉贤区奉城镇洪庙社区协新村x号住房的房主。2009年10月,周某章在未取得任何行政审批手续的情况下,私自翻建住房,并发包给沈某香承包施工。沈某香雇佣陈某权等人为其工作。2009年10月4日下午,陈某权站立的脚手架钢管断裂,陈某权跌落造成右踝开放粉碎性骨折。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判令沈某香、周某章共同赔偿陈某权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合计19万余元。
被告沈某香辩称,其没有雇佣陈某权,系第三人陈某兴雇佣陈某权。
被告周某章辩称,其修房子合法,工程以双包形式发包给陈某兴和沈某香。该工程双包后,钱由陈某兴进行结算。陈某权系持残疾证的残疾人,目前受伤是老伤引起还是本次受伤引发需要调查。
第三人陈某兴辩称,工人是按照沈某香要求寻找。陈某兴没有参与工程承包,仅为沈某香管理、派工,其他工人的工资系陈某兴代理沈某香发放。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9月15日,周某章与其他两位案外人共计三人作为甲方与沈某香签订《修房协议书》,其中甲方为周某章等三人,乙方为“沈某香、陈某兴”。该协议主要约定:甲方以双包方式让乙方承包修房的工程。甲方三人与沈某香在协议上签名确认,陈某兴并未签名。嗣后,陈某权、陈某兴、陈某明等人参与修房工程,由陈某兴负责安排工作,发放工资。10月4日下午,陈某权在工作时,因脚手架钢管断裂,从高处坠下,致受伤。经司法鉴定,陈某权因高处坠落致右胫腓骨远端开放性骨折,评定十级伤残等。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15日作出(2011)奉民一(民)初字第1898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沈某香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182621.67元。二、驳回原告陈某权其余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雇主的确定及责任承担。
第一,本案陈某权的雇主是沈某香还是陈某兴。表面上,陈某权等受陈某兴邀请提供劳务,在工作过程中,听从陈某兴安排,并由陈某兴发放工资。然而,庭审中,陈某兴及沈某香一致确认之前陈某兴一直作为沈某香雇佣的管理人员,帮助沈某香管理工程、工人。沈某香虽辩称,此次承包的工程由陈某兴作为承包人身份,而非其工程管理人员,陈某权也由陈某兴雇佣,为陈某兴工作。但是,陈某兴并未在《修房协议书》上以承包人身份签字,而且沈某香、周某章均确认,在陈某兴向周某章领取钱款时,需经沈某香同意确认,沈某香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陈某兴系陈某权的雇主。因此,法院认定系沈某香承包了本案修房工程,且陈某权为其提供劳务并领取工资,沈某香系陈某权的雇主。
第二,周某章作为发包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因周某章修建的系农村二层以下房屋,并无证据证明周某章在发包过程中存在选任过错。周某章辩称,因陈某权自身存在残疾,故不应对案涉鉴定意见予以采信。法院认为,案涉鉴定结论系参照陈某权本次受伤入院治疗情况及实际恢复情况所作结论,且周某章亦未提供陈某权自身残疾影响了鉴定结论的相关证据,故对该辩解不予采信。
最后,法院依法认定本案沈某香系陈某权的雇主并判决沈某香赔偿陈某权损失18万余元。
裁判结果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15日作出(2011)奉民一(民)初字第1898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沈某香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182621.67元。二、驳回原告陈某权其余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要旨
1.判断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应当从如下实质要件进行考察:一是要看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否是一方提供劳务,另一方支付报酬;二是要看是否存在隶属关系即雇员是否受雇主控制、指挥和监督;三是要看雇员是否为雇主或其委托的人所选任。
2.农村自建房工程中,房主与承包人系承揽关系。根据《建筑法》《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规定》的规定,自建低层住宅不需要建筑从业资质,该房主将工程交给没有取得资质的包工队承建的,通常不宜认定存在选任过错。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2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5条)
一审: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1)奉民一(民)初字第1898号民事判决(2011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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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某诉北京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
2024-07-2-186-001 · (2021)京0101民初12408号 · 2024
民事 劳动争议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离职 拒付年终奖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致使劳动者不满足年终奖发放条件,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劳动者存在其他不应享有年终奖情形的,应认定劳动者满足年终奖发放条件。用人单位以其年终奖发放的限制性规定拒绝支付劳动者年终奖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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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离职/拒付年终奖
基本案情
原告刘某诉称:刘某于2019年9月9日入职北京某公司,双方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2020年12月10日,北京某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导致刘某未拿到年终奖,并致使刘某于2021年2月18日在网上进行失业登记时无法申领失业保障。经仲裁支持了刘某2月18日之后的损失赔偿,但1月1日至2月17日期间的损失未处理。故请求判令:一、北京某公司支付2020年年终奖金月工资4倍26000元;二、北京某公司支付2020年团队建设费、补充医疗保险报销费用、未休年休假工资等,合计16521.21元;三、北京某公司支付2021年1月1日至2月17日期间失业保险金损失3034.6元;四、案件诉讼费由北京某公司承担。
被告北京某公司辩称:北京某公司有权自主决定年终奖是否发放。双方就年终奖没有约定,北京某公司没有支付义务。同时员工手册明确规定了对年终奖发放前以任何形式离职的员工不发放奖金,刘某已离职,不符合年终奖发放情形。领取失业保障金是个人行为,刘某在离职后未第一时间去申领,属于个人失误造成的损失,北京某公司无需承担刘某2021年2月18日之前的失业金费用。
法院经审理查明,北京某公司《员工手册》第6.14条规定,公司依据当年的业绩和盈利状况考虑为员工发放奖金,当年度的奖金发放方案以公司的公布内容为准。员工的工作表现和出勤情况将作为奖金计算的参考。在奖金发放之日(含当日)前以任何形式离职的员工都不予发放本年度的奖金,另外,处于辞职通知期内的员工同样不予发放年度奖金。正常退休人员按实际出勤天数发放本年度奖金。奖金政策每年会有调整,具体情况请向人力资源经理/总监咨询。
2020年12月11日,北京某公司与刘某解除劳动合同,后经仲裁机构裁决,北京某公司属违法解除与刘某的劳动合同,为此北京某公司向刘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9500元。
北京某公司在2021年1月29日向员工发放了2020年的年度奖金。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19日作出(2021)京0101民初12408号民事判决:一、北京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某支付失业金损失1264.67元;二、北京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某失业保险金损失2971.91元;三、驳回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刘某以劳动合同系北京某公司违法解除为由提起上诉,北京某公司以公司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发放年终奖为由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5日作出(2021)京02民终13615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1民初12408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二、变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1民初1240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北京某公司支付刘某失业金损失1264.67元(已履行);三、北京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某2020年年终奖金26000元;四、驳回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北京某公司不支付已离职员工刘某年终奖是否具有正当性;二是北京某公司是否应当赔偿刘某2021年1月1日至2月17日期间的失业保险金损失。
一、关于北京某公司不支付已离职员工刘某年终奖是否具有正当性。依据《员工手册》“在奖金发放之日(含当日)前以任何形式离职的员工都不予发放本年度的奖金”的规定,北京某公司以刘某在发放奖金时已经离职,且在2020年度存在多次迟到和数次违纪行为为由,不予发放其2020年奖金。但刘某离职原因系北京某公司违法解除与刘某的劳动合同,未提供劳动的原因并非刘某导致,北京某公司依据《员工手册》的规定不予发放刘某2020年年终奖金不合理,且北京某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经考核认定刘某不应享有年终奖,故北京某公司应发放刘某2020年度年终奖。
二、关于北京某公司是否应当赔偿刘某2021年1月1日至2月17日期间的失业保险金损失。刘某系城镇户口,其进行失业登记时间为2021年2月18日,刘某依法应自该日起按月领取失业保险金,该日之前的失业保险金损失并未产生,故北京某公司无需赔偿刘某2021年2月18日之前的失业保险金损失。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致使劳动者不满足年终奖发放条件,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劳动者存在其他不应享有年终奖情形的,应认定劳动者满足年终奖发放条件。用人单位以其年终奖发放的限制性规定拒绝支付劳动者年终奖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7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45条
一审: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1民初12408号民事判决(2021年7月19日)
二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2民终13615号民事判决(2021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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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诉李某劳动合同纠纷案
2024-07-2-186-002 · (2022)苏0303民初9107号 · 2024
民事 劳动合同 竞业限制 竞业限制人员 商业秘密
裁判要旨: 竞业限制协议不能限制非负有保密义务劳动者的自主择业权。用人单位不区分劳动者是否属于掌握本单位商业秘密、与知识产权相关保密事项的人员,无差别地与劳动者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并约定高额违约金,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离职后进入有竞争关系的新用人单位,原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承担高额违约金,依法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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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合同/竞业限制/竞业限制人员/商业秘密
基本案情
2017年1月10日,李某入职江苏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科技公司)从事推拿师工作,双方签订员工保密协议,约定李某离职后两年内不得从事同类产品生产或同类企业的相关服务,否则应当一次性向某科技公司支付不低于50000元的违约金。2017年11月,李某取得高级小儿推拿职业培训师证书。2021年5月,李某从该公司离职,7月入职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药房。某科技公司主张李某掌握该公司的客户资料、产品报价方案、培训课程等信息,属于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遂向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李某支付违反竞业限制义务违约金50000元。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未予支持。某科技公司不服,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李某给付某科技公司竞业限制违约金50000元。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2日作出(2022)苏0303民初9107号民事判决:驳回某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某科技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4日作出(2023)苏03民终627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李某系某科技公司的推拿师、培训师,不属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李某掌握的客户资料是提供服务过程中必然接触到的基本信息,例如客户名称、联系方式等;李某接触到的产品报价方案对服务的客户公开,潜在的客户经过咨询即可获得;某科技公司提供的培训课程虽然为自己制作的课件,但课件内容多为行业内中医小儿推拿的常识性知识。此外,李某在公司工作期间通过培训获取的按摩推拿知识、技能,也是该行业通用的专业知识、技能。某科技公司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李某在日常工作中接触到该公司的一般经营信息,而非核心经营信息。李某在正常履职期间仅接触用人单位一般经营信息,不属于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负有保密义务人员”。某科技公司主张李某属于负有保密义务的竞业限制人员,证据不足。故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结果
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2日作出(2022)苏0303民初9107号民事判决:驳回某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某科技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4日作出(2023)苏03民终627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
竞业限制协议不能限制非负有保密义务劳动者的自主择业权。用人单位不区分劳动者是否属于掌握本单位商业秘密、与知识产权相关保密事项的人员,无差别地与劳动者签订竞业限制协议,并约定高额违约金,侵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离职后进入有竞争关系的新用人单位,原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承担高额违约金,依法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年修正)第23条、第24条
一审: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2022)苏0303民初9107号民事判决(2023年5月12日)
二审: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苏03民终6278号民事判决(2023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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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诉福州市某公交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2024-07-2-186-003 · (2021)闽0111民初7262号 · 2024
民事 劳动合同 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选择权
裁判要旨: 劳动者投诉用人单位,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过失性辞退情形,亦不符合因劳动者自身原因用人单位可以不续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无过失性辞退情形。劳动者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续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依法享有单方选择权,用人单位无权拒绝续订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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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合同/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选择权
基本案情
原告张某与被告福州市某公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交公司)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其中第二次订立的劳动合同期限至2020年7月31日止。2020年6月10日,某公交公司通知张某等人续订劳动合同。2020年6月12日,张某在某平台实名投诉某公交公司不按规定配发口罩。同日,某公交公司通知张某劳动合同到期终止,要求其办理离职手续并交接工作。张某则多次要求某公交公司与其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20年7月,某公交公司通知张某,双方于2020年7月31日终止劳动合同,并通过转账方式向张某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张某在某公交公司工作至2020年7月31日。随后,张某向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某公交公司于2020年8月1日起依法与其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张某的仲裁请求。张某不服,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某公交公司与其签订自2020年8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5日作出(2021)闽0111民初7262号民事判决:某公交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与张某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宣判后,某公交公司以用人单位对于是否与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具有选择权为由,提起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22日作出(2022)闽01民终116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张某与某公交公司已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张某不存在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的过失性辞退情形,亦不存在第四十条第一项规定的“因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及第二项规定的“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情形,张某提出与某公交公司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符合法定条件,某公交公司应依法与张某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某公交公司单方作出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判令某公交公司与张某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裁判结果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5日作出(2021)闽0111民初7262号民事判决:某公交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与张某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宣判后,某公交公司以用人单位对于是否与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具有选择权为由,提起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22日作出(2022)闽01民终116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
劳动者投诉用人单位,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过失性辞退情形,亦不符合因劳动者自身原因用人单位可以不续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无过失性辞退情形。劳动者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续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依法享有单方选择权,用人单位无权拒绝续订劳动合同。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年修正)第14条、第39条、第40条
一审: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2021)闽0111民初7262号民事判决(2021年12月15日)
二审: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闽01民终1168号民事判决(2022年3月2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合规与综合
安徽某高纤公司诉崔某平劳动合同纠纷案
2024-07-2-490-001 · (2022)皖1821民初3294号 · 2024
民事 劳动争议 承包协议 劳动关系认定 工伤
裁判要旨: 在判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时,不仅要审查双方签订合同的名称,更要通过合同的内容和实际履行情况实质性审查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具备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特征,准确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能仅因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签订的是内部承包合同而否认二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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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承包协议/劳动关系认定/工伤
基本案情
2022年2月,崔某平到安徽某高纤公司的车间工作。2022年3月,安徽某高纤公司与该车间包括崔某平在内的全体人员签订车间承包协议。承包协议约定,崔某平等要遵守公司的各项安全制度、本协议视为公司与该车间全体人员签订的集体劳动合同等。安徽某高纤公司于2022年3月、4月、5月分别向崔某平支付报酬。2022年6月,崔某平在工作中受伤。崔某平向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其与安徽某高纤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予以支持。安徽某高纤公司不服,诉至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其与崔某平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安徽省郎溪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0日作出(2022)皖1821民初3294号民事判决:安徽某高纤公司与崔某平存在劳动关系。宣判后,安徽某高纤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2日作出(2023)皖18民终52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崔某平具备劳动者主体资格,安徽某高纤公司具备用工主体资格。崔某平自2022年2月至6月一直在安徽某高纤公司的生产线工作,所从事的工作是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按月领取劳动报酬。双方签订的承包协议载明该协议视为公司与崔某平等人签订的集体劳动合同,崔某平需遵守公司各项安全制度等约定亦证实安徽某高纤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适用于崔某平,崔某平接受公司的劳动管理,应当认定崔某平与安徽某高纤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裁判结果
安徽省郎溪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0日作出(2022)皖1821民初3294号民事判决:安徽某高纤公司与崔某平存在劳动关系。宣判后,安徽某高纤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2日作出(2023)皖18民终52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
在判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时,不仅要审查双方签订合同的名称,更要通过合同的内容和实际履行情况实质性审查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否具备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特征,准确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能仅因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签订的是内部承包合同而否认二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年修正)第7条、第51条
一审:郎溪县人民法院(2022)皖1821民初3294号民事判决(2022年12月20日)
二审: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皖18民终526号民事判决(2023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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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途教育公司诉王某华劳动争议案
2024-07-2-490-002 · (2019)京0108民初44374号 · 2024
民事 劳动争议 延长试用期 法定最长试用期 二次约定试用期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在法定最长试用期内延长试用期的,违反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的法律规定,属于二次约定试用期。对此,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支付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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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延长试用期/法定最长试用期/二次约定试用期
基本案情
原告某途教育公司诉称:某途教育公司与王某华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了3个月的试用期,在此期间王某华的销售业绩为零,与简历中自我介绍的优秀销售能力严重不符,故某途教育公司延长3个月的试用期,王某华也予以认可。延长后总计为6个月的试用期,符合法律规定。故请求法院判令:某途教育公司无需支付王某华2018年6月26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和相应期间的工资差额。
被告王某华辩称:其与某途教育公司订立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自2018年3月26日至2018年6月25日止,但再次约定的试用期至2018年9月30日才结束。某途教育公司属于违法约定试用期,应当支付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及工资差额。
法院经审理查明:王某华于2018年3月26日入职某途教育公司,任渠道总监一职,双方订立期限自2018年3月26日起至2021年3月25日止的三年期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至2018年6月25日,试用期月基本工资2400元、岗位工资4800元,转正后月基本工资3000元、岗位工资5000元、绩效工资可至4000元、通联费200元及交通费1000元。2018年6月25日,某途教育公司向王某华发出延期考察通知书,其内容显示:“王先生……在三个月试用期间没有签单,按照公司《营销人员绩效激励办法》,不予转正……现经公司决议,将王某华的考察期延长三个月,日期为2018年6月26日至2018年9月25日……”某途教育公司人事部门工作人员赵某发给王某华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早!你的转正还是想等你有了第一份合同回来再说哈,觉得你快了!加油!合同签了就第一时间告诉我。”王某华回复:“嗯嗯,好!谢谢!”落款时间为2018年9月30日的《试用期转正通知书》载有:“王某华……经过试用期的综合考评,您已经顺利地通过了公司的转正审核,自2018年10月1日起成为公司的一名正式员工。”王某华正常工作至2018年12月27日。某途教育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向王某华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王某华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某途教育公司支付2018年6月26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工资差额等。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支持王某华请求。某途教育公司不服,提起诉讼。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7日作出(2019)京0108民初44374号民事判决:某途教育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王某华2018年6月26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的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42027.59元、工资差额6480.04元等。宣判后,某途教育公司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7日作出(2020)京01民终519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本案中,某途教育公司与王某华订立自2018年3月26日起至2021年3月25日止的三年期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其中约定试用期为2018年3月26日至2018年6月25日。后某途教育公司以王某华在三个月试用期间没有签单为由将试用期延长至2018年9月25日,属于二次约定试用期。某途教育公司虽主张王某华对延长试用期表示认可,但二次约定试用期行为已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且,某途教育公司出具的《试用期转正通知书》显示,王某华自2018年10月1日成为正式员工。结合2018年9月26日至2018年10月25日期间的工资发放情况,及其他在案证据,可以认定某途教育公司将王某华的试用期实际延长至2018年9月30日,亦实际违反了试用期最长期限的规定。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据此,法院判决某途教育公司支付王某华2018年6月26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及相应期间的工资差额。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在法定最长试用期内延长试用期的,违反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的法律规定,属于二次约定试用期。对此,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支付违法约定试用期的赔偿金。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9条、第83条
一审: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44374号民事判决(2020年4月27日)
二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1民终5195号民事判决(2020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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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某诉南京某人力资源公司劳动争议案
2024-07-2-490-003 · (2022)苏0105民初20778号 · 2024
民事 劳动争议 社会保险待遇 违规代缴 劳动关系认定 司法建议
裁判要旨: 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以具有劳动者的合法身份为前提。双方未建立真实劳动关系,一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应予否定性评价。此外,人民法院应当主动与行政主管部门沟通,以司法建议等形式督促依法追回被骗取的保险待遇,保障国家社保基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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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社会保险待遇/违规代缴/劳动关系认定/司法建议
基本案情
原告费某诉称:费某与南京某人力资源公司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劳务合同,公司为费某缴纳了社会保险费。后费某生育分娩,生育保险部门将生育津贴汇至南京某人力资源公司账户,但公司未将上述金额支付给费某,费某经仲裁前置程序后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南京某人力资源公司退还生育津贴13747元。
被告南京某人力资源公司辩称:原告不在被告公司上班,其以私人名义让被告交保险,所有合同都是假的,故不应支付生育津贴。
法院经审理查明:费某的丈夫张某系南京某人力资源公司员工,双方签订了自2020年7月6日起至2021年7月5日止的劳动合同。2020年7月6日,张某向公司书写了一份声明,内容为:“本人入职公司,自愿将缴纳社保的权益转给本人妻子费某,应缴纳的社保费用由公司从本人的工资中代扣代缴,日后不得以公司未给本人缴纳社保为由要求公司为本人补缴社保,由此产生的一切不利后果,由本人承担,与公司无关。”2020年8月,南京某人力资源公司开始为费某缴纳社会保险。后费某生育子女,社会保险机构将费某的生育津贴转款到南京某人力资源公司账户,该公司未支付给费某。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9日作出(2022)苏0105民初20778号民事判决:驳回费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此外,本案判决后,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向南京市医疗保障局发送了司法建议。南京市医疗保障局回函表示,用人单位已将领取的生育保险费退还基金。根据调查结果,该案符合《关于加强查处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案件行刑衔接工作的通知》(宁医发〔2023〕45号)中“骗取医疗保障基金金额在6000元以上(含6000元),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同级公安机关”的规定,南京市医疗保障局已将案件移送同级公安机关处理。南京市医疗保障局同步进行了行政立案处罚。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费某与南京某人力资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二是南京某人力资源公司是否应该向费某支付生育津贴。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劳动关系的成立,应当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达成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并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和安排、用人单位按期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等要素予以综合考虑。费某与南京某人力资源公司虽然签有劳务合同,但费某未提供其向该公司提供劳动的证据,亦未提供该公司向其支付工资的有效凭证,结合费某的丈夫张某向该公司出具的声明,应当认定费某与南京某人力资源公司之间签订的劳务合同属于虚假意思表示,费某与南京某人力资源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用人单位应当为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费某与南京某人力资源公司之间并未建立真实的劳动关系,费某也未向公司提供任何劳动,费某与该公司通过签订劳务合同等材料虚构社会保险参保条件,该公司为费某违规代缴社会保险,从而使费某生育时获得生育津贴,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属于欺诈骗保的行为,南京某人力资源公司应当将社保基金支付的生育津贴归还给社保机构,故法院对费某要求支付生育津贴的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以具有劳动者的合法身份为前提。双方未建立真实劳动关系,一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应予否定性评价。此外,人民法院应当主动与行政主管部门沟通,以司法建议等形式督促依法追回被骗取的保险待遇,保障国家社保基金安全。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58条、第88条
一审: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2022)苏0105民初20778号民事判决(2023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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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诉马某劳动争议案
2024-07-2-490-004 · (2023)津0101民初789号 · 2024
民事 劳动争议 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民主制定程序 工会
裁判要旨: 劳动报酬、工作时间等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并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规章制度实施过程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提出修改意见。未经民主程序制定,仅经工会事后同意的规章制度,用人单位以此作为用工管理依据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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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民主制定程序/工会
基本案情
2006年8月,被告马某入职某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保险公司)。某保险公司依据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的《绩效考核管理办法(2021版)》(以下简称《考核办法》)对马某进行考核。马某对该文件制定程序提出异议,并于2022年向天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某保险公司支付2021年度绩效奖金人民币77000元(币种下同)。2022年11月7日,天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裁决: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某保险公司支付申请人马某2021年度绩效工资64655.22元。某保险公司不服前述劳动仲裁,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不予支付马某2021年度绩效奖金64655.22元。
被告马某辩称:某保险公司的考核违反法定程序,人为设定为考核不合格,故某保险公司的诉请应依法驳回。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保险公司提交的2021年6月30日公司工会决议,证实《考核办法》已履行员工讨论程序。《考核办法》规定根据管理对象不同分为组织和个人,其中组织考核等级分为优、良、中、差;个人考核等级分为杰出、优秀、胜任、待改进和不合格五档;满分10分,6分以上为胜任,4分为待改进,2分为不合格。若对被考核人评价低于6分的,需要逐一说明情况;如考核结果为待改进的,公司予以调减薪资或调整职务职级;连续两年为待改进或当年度为不合格的,公司直接与其解除劳动关系。经最后评定,马某绩效总得分为5.589分,在部门35人中排名34位。部门绩效为中,其中胜任、待改进及不合格数量合计50%,马某考核等级为不合格。
某保险公司制定的《2021年总公司年终奖金方案》,设组织绩效系数和个人绩效系数,负债端核定公式为:年度奖金=奖金基数×年度绩效系数×组织绩效系数×个人绩效系数。优、良、中、差对应系数1.2、1.1、1.0和0.5-0.8。个人绩效系数胜任、待改进、不合格分别对应1.0、0.8、0-0.5。当庭双方认可,如奖金对应个人绩效系数为1,则奖金数额为64655.22元。
马某提交2022年1月5日会议录音,其中有:“有些人不认识不太熟,商量如何打分”“决定要分流的咱怎么打,别回头把留下的打走了”“先把明确和公司站在对立面的人咱先争取清掉,主要是李某松,还有马某。马某和李某松肯定是要分流的,这是第一步”“马某和李某松就是待改进或者不合格”“把马某二人干掉”等内容。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8日作出(2023)津0101民初789号民事判决:一、驳回某保险公司不予支付的请求;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某保险公司支付马某2021年奖金64655.22元。宣判后,某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8日作出(2023)津01民终464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争议焦点是:某保险公司依据《考核办法》和《2021年总公司年终奖金方案》,确定马某个人绩效系数为0是否违反了法律规定。
用人单位有权根据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制定考核的内容、方式、标准以及据此确定奖金分配比例,但应当遵守法定的程序,防止用人单位滥用权利,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根据该条规定,劳动者作为劳动管理的亲历者,对涉及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最有发言权,目的就是保障劳动者适当参与规章制度制定程序的权利。工会的事后同意,与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并非相同程序,不能保障劳动者参与协商的权利,不符合法定程序的要求。
某保险公司制定的《考核办法》和《2021年总公司年终奖金方案》涉及劳动报酬,特别是设定了如绩效不合格,某保险公司可解除劳动关系的条款。因该条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某保险公司在制定两项制度时,应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现某保险公司提交的2021年6月30日工会通过的决议,不能证明在制定时已经职工讨论,是在与工会或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的情况下确定的。另马某提供的录音也可以证明给马某的打分系人为因素导致其分数为非正常分数,该分值有违公正公平的考核评价标准。在确定马某低于6分时,某保险公司也未按制度规定向其说明情况。
某保险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违反了法定程序,其确定马某的个人绩效系数为0,违反公平公正原则,因此其要求不予支付马某奖金的请求不能成立。考虑到2006年8月马某即入职,根据马某长期履行劳动合同的实际情况,酌定按个人绩效系数1确定某保险公司应付奖金数额。
裁判结果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8日作出(2023)津0101民初789号民事判决:一、驳回某保险公司不予支付的请求;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某保险公司支付马某2021年奖金64655.22元。宣判后,某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8日作出(2023)津01民终464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
劳动报酬、工作时间等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并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规章制度实施过程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提出修改意见。未经民主程序制定,仅经工会事后同意的规章制度,用人单位以此作为用工管理依据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年修正)第4条
一审: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23)津0101民初789号民事判决(2022年2月28日)
二审: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3)津01民终4642号民事判决(2023年6月2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合规与综合
重庆某科技有限公司诉李某兵劳动争议案
2024-07-2-490-005 · (2022)渝0116民初12139号 · 2024
民事 劳动争议 恶意离职 工作交接 赔偿损失
裁判要旨: 研发人员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提前通知用人单位,并办理交接手续,便于用人单位继续开展研发工作。研发人员拒不履行工作交接义务,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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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恶意离职/工作交接/赔偿损失
基本案情
2020年12月1日,重庆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科技公司)与李某兵订立劳动合同,约定李某兵承担研发工作,合同期限3年;离职应当办理工作交接手续,交还工具、技术资料等,造成损失应当据实赔偿等内容。2022年2月15日,李某兵向某科技公司提出辞职后随即离开,且拒不办理工作交接手续。某科技公司通过启动备用方案、招聘人员、委托设计等措施补救研发项目,但因研发设计进度延误、迟延交付样机,向第三方承担了违约责任。某科技公司向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李某兵赔偿损失等。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某科技公司遂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李某兵赔偿公司相应损失,并返还其在公司工作期间完成的全套研发设计资料。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4日作出(2022)渝0116民初12139号民事判决:一、李某兵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某科技公司损失50000元;二、驳回某科技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李某兵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1日作出(2023)渝05民终876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劳动者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办理工作交接手续。劳动者未履行前述义务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李某兵作为某科技公司的研发人员,未提前三十日通知某科技公司即自行离职,且拒绝办理交接手续,其行为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应当按照第九十条有关劳动者赔偿责任的规定对某公司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审理法院综合考量李某兵参与研发的时间、离职的时间、本人工资水平等因素,酌定李某兵赔偿某科技公司损失50000元。
裁判结果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4日作出(2022)渝0116民初12139号民事判决:一、李某兵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某科技公司损失50000元;二、驳回某科技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李某兵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1日作出(2023)渝05民终876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
研发人员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提前通知用人单位,并办理交接手续,便于用人单位继续开展研发工作。研发人员拒不履行工作交接义务,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年修正)第37条、第50条
一审: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22)渝0116民初12139号民事判决(2023年7月24日)
二审: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23)渝05民终8769号民事判决(2024年1月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合规与综合
张某雷诉北京某国际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2024-07-2-490-006 · (2022)京0105民初71326号 · 2024
民事 劳动争议 竞业限制 配偶 违约责任 权利平衡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可以通过约定竞业限制等方式,约束劳动者再就业方向,保护企业经济利益和竞争优势。企业高级管理人员通过配偶通投资经营与原用人单位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违反了竞业限制的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在认定劳动者承担的竞业限制违约责任时,应当秉持适当惩戒与维持劳动者生存并重原则,衡平劳动者自主择业权与市场公平竞争之间的关系,合理确定违约金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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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竞业限制/配偶/违约责任/权利平衡
基本案情
2018年7月31日,张某雷入职北京某国际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体育公司),任教学研发中心总经理,负责教学教研管理。双方签订竞业限制协议,约定张某雷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及两年的竞业限制期间,不得实施违反竞业限制的相关行为,同时约定竞业限制期间某体育公司向张某雷支付经济补偿,如果张某雷违约应当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金额为双方劳动关系终止或解除前12个月张某雷自某体育公司及关联公司取得收入的10倍。张某雷于2021年7月31日离职,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34097.44元。某体育公司向张某雷支付了5个月的竞业限制经济补偿。张某雷之妻于2021年12月变更为天津某冠公司的投资人(持有95%的股份),经营业务与某体育公司存在竞争关系。张某雷之妻投资的天津某冠公司的关联公司为张某雷缴纳社会保险金。某体育公司认为张某雷违反竞业限制约定,应返还竞业经济补偿并承担违约责任,向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张某雷返还某体育公司竞业经济补偿、支付违约金。张某雷不服,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无需返还竞业经济补偿金及支付违约金。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09月27日作出(2022)京0105民初71326号民事判决:一、张某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某体育公司竞业限制补偿金34038.04元;二、张某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某体育公司违反竞业限制违约金240000元;三、驳回张某雷的其他诉讼请求。张某雷与其体育公司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02月04日作出(2024)京03民终68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张某雷任教学研发中心总经理,负责管理工作,对某体育公司的经营管理有决策权,应按照竞业限制协议等约定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张某雷之妻作为投资人的天津某冠公司,在经营业务上与某体育公司存在竞争关系,属于竞业限制单位。考虑到张某雷与配偶之间具有紧密的人身和财产关系,经济利益上具有一致性,且其配偶的投资行为发生在张某雷从某体育公司离职后,故认定张某雷违反了竞业限制约定。综合考量劳动者给用人单位造成的损害、劳动者的主观过错程度、工资收入水平、职务、在职时间、违约期间、用人单位应支付的经济补偿数额以及当地的经济水平等因素,法院酌定张某雷支付某体育公司违反竞业限制违约金的数额,并判令返还竞业限制经济补偿金。
裁判结果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09月27日作出(2022)京0105民初71326号民事判决:一、张某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某体育公司竞业限制补偿金34038.04元;二、张某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某体育公司违反竞业限制违约金240000元;三、驳回张某雷的其他诉讼请求。张某雷与其体育公司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02月04日作出(2024)京03民终68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可以通过约定竞业限制等方式,约束劳动者再就业方向,保护企业经济利益和竞争优势。企业高级管理人员通过配偶通投资经营与原用人单位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违反了竞业限制的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在认定劳动者承担的竞业限制违约责任时,应当秉持适当惩戒与维持劳动者生存并重原则,衡平劳动者自主择业权与市场公平竞争之间的关系,合理确定违约金的数额。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23条、第90条
一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2)京0105民初71326号民事判决(2023年9月27日)
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4)京03民终683号民事判决(2024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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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山诉苏州某服饰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2024-07-2-490-007 · (2022)苏0581民初4587号 · 2024
民事 劳动争议 男职工 护理假
裁判要旨: 陪产护理假是男职工在妻子生育期间享受的一定时间看护、照料妻子与子女的权利。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授权,地方性法规规定了男职工具体护理假期间的,护理假期间视为出勤,用人单位应当照发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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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男职工/护理假
基本案情
2021年5月5日,李某山应聘到苏州某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服饰公司)从事摄影工作。因妻子待产,李某山于同年7月2日回家陪产后未再出勤。
李某山之子于2021年7月3日出生。7月20日李某山回到某服饰公司继续工作至11月17日。11月18日,李某山致电某服饰公司结算工资时发生冲突。李某山向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某服饰公司支付护理假工资等请求。仲裁期间,李某山提出终结案件审理申请,某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终结案件审理。李某山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某服饰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53680元;2某服饰公司支付陪产假工资9230元;3.某服饰公司支付未缴纳社保补偿金10000元并补缴社保;4.某服饰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20000元。
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16日作出(2022)苏0581民初4587号民事判决:一、某服饰公司向李某山支付陪产护理假工资4000元、未签订劳动合同两倍工资49680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897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驳回李某山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国家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父母育儿假。”《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 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的基础上,延长产假不少于三十天,男方享受护理假不少于十五天。推动实行父母育儿假制度。产假、护理假和育儿假的具体实施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前两款规定的假期视为出勤,在规定假期内照发工资,不影响福利待遇,国家法定休假日不计入前两款规定的假期。 ”根据上述规定,陪产护理假是男职工在妻子生育期间享受的有一定时间看护、照料妻子,为女性分担生育责任的权利,在护理假期间视为出勤,应当照发工资。本案中,李某山在规定的护理假期间视为出勤,某服饰公司应当发放工资,故李某山要求某服饰公司支付十五天护理假工资等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裁判结果
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16日作出(2022)苏0581民初4587号民事判决:一、某服饰公司向李某山支付陪产护理假工资4000元、未签订劳动合同两倍工资49680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897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驳回李某山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要旨
陪产护理假是男职工在妻子生育期间享受的一定时间看护、照料妻子与子女的权利。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授权,地方性法规规定了男职工具体护理假期间的,护理假期间视为出勤,用人单位应当照发工资。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年修正)第46条、第47条、第8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21年修正)第25条
《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21年修正)第24条
一审: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22)苏0581民初4587号民事判决(2022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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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发展公司北京分公司与李某劳动争议案
2024-07-2-490-008 · (2022)京0101民初14533号 · 2024
民事 劳动争议 事假 敬老 违法解除
裁判要旨: 1.人民法院在审查和认定劳动者请休事假行为是否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时,应当综合考量劳动者请假事由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事假时长的合理性及用人单位审批流程和审批结果的合法性、合理性等因素。 2.事假并非法定假期,劳动者申请事假,用人单位有审查批准的权利。但是,用人单位应当审慎行使审批权,秉持“以人为本”理念,遵循友善、宽容、合理原则,避免机械适用规章制度。尤其当劳动者因处理突发家庭事务需紧急请假时,用人单位应当给予劳动者事后补正请假手续和进行合理解释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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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事假/敬老/违法解除
基本案情
李某于2021年1月12日入职天津某公司,于2021年2月26日转入某发展公司北京分公司。李某与某发展公司北京分公司签订了期限自2021年2月26日至2024年3月31日的《劳动合同书》,约定李某职务为高级工程师,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和绩效工资。入职后,双方签订了《集团自带电脑工作协议》,约定公司每月发放补助人民币100元(币种下同)。2021年12月,某发展公司北京分公司对李某的考核结果为C,因此扣除其50%的绩效工资,李某不认可考核结果,并就绩效事宜进行了申诉。
2022年1月21日,李某因父亲患癌症晚期,通过微信向其直属领导张某请假,并通过邮件告知领导“因父亲病重需紧急返乡,特提出请假申请”,请假时间为2022年1月24日至1月30日。当日,李某便回家照顾重病父亲。期间,某发展公司北京分公司要求李某提供有效请假材料,李某亦通过微信提交了其父亲的病历照片。1月28日,李某父亲不幸病逝。当日,某发展北京分公司向李某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李某请假未批不到岗,构成旷工解除了劳动合同。1月29日,某发展公司北京分公司向李某发送了电子邮件,表示公司得知李某父亲去世,决定向其发放丧葬慰问金,并在1月份工资中实际发放了该笔慰问金。
李某不服前述解除劳动合同决定,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认定某发展公司北京分公司解除违法。某发展公司北京分公司不认可裁决结果,诉至法院。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14日作出(2022)京0101民初14533号民事判决:一、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原告某发展公司北京分公司支付被告李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13520元;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原告某发展公司北京分公司支付被告李某2021年12月扣除的绩效工资5250元;三、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原告某发展公司北京分公司支付被告李某2021年12月26日至2022年1月23日期间工资38137.9元;四、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原告某发展公司北京分公司支付被告李某2022年1月份电脑补贴100元;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原告某发展公司北京分公司支付被告李某丧葬慰问金5800元;六、驳回原告某发展公司北京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劳动者有自觉维护用人单位劳动秩序、遵守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义务;用人单位用工管理权的行使方式亦应善意、宽容、合理。本案中,李某因父亲病重需要陪护,向公司申请事假,既是处理突发家庭事务,亦属尽人子孝道。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父母生病需子女服侍,父母去世需子女料理后事。员工为尽人子孝道,提出请假,符合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和善良风俗。李某父亲患重病病危,在事发紧急的情况下,李某已经口头向公司请假,在照顾患病父亲期间也将其父患病的相关资料传给了公司。公司在明知其父亲重病的情况下,仍以请假材料不全,未经审批为由,要求李某到岗,未尽到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照顾义务,在执行管理制度时机械管理,未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符,亦有悖中华民族的传统孝文化,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因此,李某事假成立,不构成旷工,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故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1.人民法院在审查和认定劳动者请休事假行为是否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时,应当综合考量劳动者请假事由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事假时长的合理性及用人单位审批流程和审批结果的合法性、合理性等因素。
2.事假并非法定假期,劳动者申请事假,用人单位有审查批准的权利。但是,用人单位应当审慎行使审批权,秉持“以人为本”理念,遵循友善、宽容、合理原则,避免机械适用规章制度。尤其当劳动者因处理突发家庭事务需紧急请假时,用人单位应当给予劳动者事后补正请假手续和进行合理解释的机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9条
一审: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2)京0101民初14533号民事判决(2022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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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某诉天津某云商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2024-07-2-490-009 · (2014)和民二初字第0948号 · 2024
民事 劳动争议 不定时 工时制 加班费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因生产特点不能实行标准工时工作制的,必须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方可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等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对于虽经批准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或者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等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但双方并未实际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标准工时工作制依法向劳动者支付加班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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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不定时/工时制/加班费
基本案情
原告孟某诉称:2003年,孟某入职天津某云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某公司),约定工作时间实行不定时工时制。2013年9月,孟某申请补休年假及尚未休息的假期,天津某公司批准年假。9月24日,孟某休完年假,天津某公司通知其到岗工作,孟某未到岗。天津某公司向孟某发出旷工通知书,后又向孟某发出解除劳动通知书,解除与孟某的劳动合同。孟某认为,其有170天补假未休,且天津某公司未支付加班费工资,其要求休假调养身体符合规定;天津某公司将孟某辞退,且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双方发生纠纷后,已经劳动仲裁。因对仲裁裁决不服,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天津某公司支付孟某经济赔偿金844115.5元及休息日加班费123535元。
被告天津某公司辩称:孟某的旷工行为严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故天津某公司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孟某实行的是不定时工时,且经过审批,所以不应支付孟某休息日加班费。
经审理查明:孟某提交2009年6月11日的行政许可决定书,对天津某公司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共48个岗位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孟某属于店长,属于企业管理人员。孟某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7.5个小时,天津某公司的员工系统中显示有孟某补假的天数。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20日作出(2014)和民二初字第0948号民事判决: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天津某公司给付孟某167.7天的补休的休息日加班费68454.62元;二、驳回孟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天津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8日作出(2015)一中民一终字第068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孟某的工作是否属于不定时工时,应否享受休息日加班费;二、天津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是否违法。
第一,不定时工作制适用于因企业生产经营特点而无法按标准时间衡量的员工,对于不定时工作制的实施不仅要进行审批,在审批之后还应按审批的内容予以实际履行才可认定为不定时工作制。天津某公司提供的孟某考勤及双方认可的实际履行的情况显示,孟某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7.5个小时,该工作时间不符合不定时工作制的集中工作、集中休息、轮休调休及弹性工作特点。天津某公司在员工系统中亦显示有孟某补假的天数。对于孟某实际加班天数,孟某已经提交员工考勤截图证明其加班的事实,如天津某公司予以否认,应当提交相反证据证明。现天津某公司以孟某离职账户注销,相关数据无法查看为由拒不提供证据,不利后果应当由天津某公司自行承担。对于孟某主张存在加班167.7天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第二,孟某作为劳动者享有休息休假的权利,但应当提交相应的请假证明并履行规定的请假手续,用人单位在收到劳动者的申请后,应当充分保障劳动者休病假的权利,不得缩短其病假期或拒绝批准。劳动者亦不得滥用其生病休假的权利。本案中,孟某无正当理由且未经用人单位批准,未到岗工作,连续旷工三天以上,天津某公司依据规章制度解除与孟某的劳动合同并无不当。对于孟某主张违法解除合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裁判结果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20日作出(2014)和民二初字第0948号民事判决: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天津某公司给付孟某167.7天的补休的休息日加班费68454.62元;二、驳回孟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天津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8日作出(2015)一中民一终字第068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因生产特点不能实行标准工时工作制的,必须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方可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或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等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对于虽经批准实行不定时工作制或者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等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但双方并未实际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标准工时工作制依法向劳动者支付加班工资。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1条、第39条第2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6号 )第42条
一审: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4)和民二初字第0948号民事判决(2015年3月20日)
二审: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一终字第0686号民事判决(2015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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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某诉重庆某公司劳动争议案
2024-07-2-490-010 · (2023)渝0101民初12337号 · 2024
民事 劳动争议 性骚扰 人格权益 违反规章制度 解除劳动合同 经济赔偿
裁判要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禁止违背妇女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其实施性骚扰;企业应当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对女职工的性骚扰。对于劳动者利用与女职工的上下从属关系,采用摸手、挨擦、撩衣服、揪脸和言语等方式进行骚扰,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有权解除劳动合同,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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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性骚扰/人格权益/违反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
基本案情
原告黄某诉称:黄某于2020年3月与重庆某公司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担任该公司副总经理,平均月工资11068.65元。劳动合同到期后于2023年3月1日又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职务和待遇均延续之前职务和待遇。2023年4月24日,重庆某公司以黄某违反公司规定为由,向黄某发出通知,启动对黄某的处理程序。2023年4月26日,重庆某公司以黄某违反用人单位劳动纪律及规章制度为由,向黄某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解除了与黄某的劳动合同关系。双方发生纠纷后,已经劳动争议仲裁。现对仲裁裁决不服,请求判令:由重庆某公司支付黄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77480.55元。
重庆某公司辩称:黄某在解除前的一年平均工资是10830元。黄某在工作期间及利用部门岗位领导职务之便对其部门的女职工实施骚扰行为,导致相关女职工不能忍受而离职。经公司工会进行相关调查后,根据黄某的行为、公司的制度及劳动合同的约定,于2023年4月26日以黄某严重违反劳动合同及违章制度为由解除其的劳动关系。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0年3月,黄某入职重庆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一职。在工作期间,黄某利用职务便利,经常以不雅言语和不良肢体行为对部门的女职工进行骚扰,导致多名女职工离职。2020年12月11日,重庆某公司制定《员工行为准则及奖惩制度》。2023年2月9日,重庆某公司组织职工和工会代表协商制定《员工手册》,黄某作为公司代表参与协商,各方均同意将《员工基本职规》《奖惩条例》《同事关系法则》《员工轮岗管理制度》相关内容,纳入《员工手册》,黄某在会议纪要上签字。同时,重庆某公司公开张贴上述规定。《员工行为准则及奖惩制度》规定:尊重他人名誉、人格和隐私,严禁危害职工人身安全或骚扰女职工;骚扰女职工的,予以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并保留追究经济赔偿责任的权利。《奖惩条例》规定:滋扰或骚扰女职工的予以开除。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作出于2023年12月7日作出(2023)渝0101民初12337号民事判决:驳回黄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五十条第一款,《重庆市职工权益保障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用人单位只有在符合法定实体条件的情形下,经过法定程序解除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才构成合法解除。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对是否符合法定的实体条件和法定的程序要件负有举证的责任。同时,用人单位依照其制定的规章制度,已向劳动者公示的,才能作为人民法院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因此,企业的规章制度必须同时符合“民主程序制定、合法、公示或告知劳动者”三个条件,方可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另外,用人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否则,用人单位以此作出的决定无效,并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禁止违背妇女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其实施性骚扰。企业应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对女职工的性骚扰。
结合本案,首先,重庆某公司已组织职工代表、资方代表和该公司工会对《员工行为准则及奖惩制度》《员工基本职规》《奖惩条例》和《同事关系法则》等规章制度进行讨论,并已向员工公示。故,上述规定应当作为确定黄某与重庆某公司之间权利义务的依据。其次,重庆某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黄某利用与女职工的从属关系、工作便利,采用摸手、挨擦、撩衣服、揪脸和言语等方式实施职场骚扰。黄某对女职工进行骚扰具有隐蔽性,女职工因难以启齿而未向重庆某公司反映或者报警亦属常情。因此,黄某抗辩被骚扰女职工未报警,认为重庆某公司认定其骚扰女职工事实不成立的意见,不予采纳。黄某的行为已严重违反重庆某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该公司据此解除其劳动合同合法。因此,对黄某要求重庆某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禁止违背妇女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其实施性骚扰;企业应当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对女职工的性骚扰。对于劳动者利用与女职工的上下从属关系,采用摸手、挨擦、撩衣服、揪脸和言语等方式进行骚扰,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有权解除劳动合同,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年修正)第4条、第39条、第4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6号)第5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2022年修订)第23条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11条
一审: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23)渝0101民初12337号民事判决(2023年12月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合规与综合
赵某诉大庆某公司劳动争议案
2024-16-2-490-001 · (2020)黑0602民初1883号 · 2024
民事 劳动争议 改判 审理范围 未提出申诉一方 合法权益
裁判要旨: 民事再审案件,在检察机关抗诉意见及当事人申诉请求有理应予支持、原判金额应予减少的情形下,依法应对案件全面予以审查,包括对未申诉一方当事人的抗辩意见依法予以审查,以防止仅针对申诉请求审查,忽视未申诉方意见而导致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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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改判/审理范围/未提出申诉一方/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原告赵某于2020年5月向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大庆某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未付工资、无法领取失业金造成的损失、加班费差额与赔偿金、年假工资差额与赔偿金等合计约308,410元。被告大庆某公司辩称:赵某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双方劳动合同属于法定自动终止,大庆某公司未无故解除劳动合同,故没有为赵某继续支付工资、缴纳五险一金的义务,也不应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加班费差额与赔偿金、年假工资差额与赔偿金等费用。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9月30日,赵某与大庆某公司签订雇佣合同,约定期限自2017年9月20日至2019年9月19日,月薪为税前12,000元。合同履行到期续签至2022年9月19日。续签合同约定赵某担任财务经理,月薪税前12,000元,另每月通讯费250元。同时约定雇员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合同终止。《团队成员手册》第22页4.4超时工作/加班:在工作任务繁忙的情况下,团队成员可能会被要求超时工作。赵某签字确认同意将员工手册内容作为其劳动合同的基础,并受员工手册规章制度制约。2018年12月18日,财务部加班及值班串休申请,载明赵某加班及值班天数16天,公司总监作出批复,赵某串休截止2019年2月15日清零,后公司财务部多次以电子邮件通知赵某向相关领导提出异议或者作出申请,并通知若未作出申请,将以总监批复为准。赵某未对上述事项作出相应的回复。2020年2月7日,大庆某公司向其工会委员会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工会委员会函,内容为:因公司持续经营亏损,且赵某至2020年2月23日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0周岁并符合退休要求,公司决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确定最后工作日为2020年3月19日。2020年2月19日,大庆某公司向赵某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称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公司决定将提前解除与赵某的劳动合同,支付赵某工资7321.84元,经济补偿金30665元,包括假期工资与加班费。赵某不同意该方案申请仲裁,大庆市萨尔图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赵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赵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赵某在二审判决生效后,持本案二审判决书于2021年5月在大庆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申请领取失业保险金,2021年6月28日开始在大庆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每个月领取失业金1512元。
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2日作出(2020)黑0602民初1883号民事判决:一、大庆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给付赵某加班费19,483.46元;二、驳回赵某其他诉讼请求。赵某不服,以劳动合同依法有效并未终止,大庆某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与法律适用错误为由提起上诉。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30日作出(2021)黑06民终23号民事判决:一、撤销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2020)黑0602民初188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2020)黑0602民初188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大庆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赵某加班费及未休年休假工资39,196元;三、大庆某公司向赵某给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61,250元;四、驳回赵某其他诉讼请求。判后,大庆某公司向检察机关申诉,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10日作出(2023)黑民再648号民事判决:维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黑06民终23号民事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检察机关抗诉提出大庆某公司支付赵某30,665元补偿金应予返还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向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第四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综合上述法律规定,经济补偿金与赔偿金适用情形及目的原则均不同,前者系针对劳动者、用人单位依法解除或是终止劳动合同情形下,用人单位应给予劳动者的补偿金;后者则系针对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情形下,用人单位应给予劳动者的赔偿金。本案中,大庆某公司系违法解除与赵某的劳动合同,故在判令大庆某公司支付赔偿金同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关于“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了赔偿金的,不再支付经济补偿,赔偿金的计算年限自用工之日起计算”的规定,不应再判令大庆某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原审判决在判令大庆某公司支付赵某赔偿金同时,未对30,665元经济补偿金予以扣减不当,再审予以纠正。但同时,本案系再审案件,在检察机关抗诉意见及当事人申诉请求有理应予支持的情形下,还应顾求到未提出申诉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即应对未申诉一方当事人的抗辩意见依法予以审查,以防止仅针对申诉请求审查予以改判而造成双方当事人利益失衡。本案中,赵某认可经济补偿金应予扣减,但明确提出二审判决支付赔偿金数额错误。经查,依据赵某与大庆某公司2017年9月30日签订雇佣合同,应认定双方系2017年9月20日建立劳动关系。原审此节认定有误,予以纠正。依据大庆某公司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记载,大庆某公司系2020年3月19日与赵某解除劳动合同,赵某亦认可大庆某公司于该日向其送达该通知,故依法应认定赵某与大庆某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时间为2020年3月19日,故赵某在大庆某公司工作时间为2年零6个月。对劳动合同解除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数额,赵某主张大庆某公司应发而未发的加班费及未休年休假工资应计入其工资总额之中,该主张符合法律规定。即使不计算大庆某公司应发而未发放给赵某的加班费及未休年休假工资,大庆某公司应支付赵某违法解除案涉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数额应为73,500元(12,250元×3×2),原审判决对此认定为61,250元有误,亦予纠正。此外,对赵某还主张大庆某公司应赔偿无法领取失业金造成的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的规定,第八十九条关于“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未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因大庆某公司向赵某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后,未按规定期限为赵某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侵害了赵某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权利,致使赵某在本案二审判决生效后,于2021年6月才领取到失业保险金。2020年5月至2021年5月期间,赵某应领取而未能领取的失业保险金为19,656元(1512元/月×13个月),该款为大庆某公司对赵某造成的损害,大庆某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虽然大庆某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赵某取得赔偿金后不能再取得经济补偿金,30,665元经济补偿金应予返还,但如上所述,原审判决对大庆某公司应支付赵某的赔偿金数额计算有误,少计算金额31,906元(12,250元+19,656元)已超过30,665元。鉴于赵某二审判决作出后未申诉,视为其对二审判决数额认可,为避免当事人诉累,维护各方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原审判决结果依法应予维持。
裁判要旨
民事再审案件,在检察机关抗诉意见及当事人申诉请求有理应予支持、原判金额应予减少的情形下,依法应对案件全面予以审查,包括对未申诉一方当事人的抗辩意见依法予以审查,以防止仅针对申诉请求审查,忽视未申诉方意见而导致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5条
一审: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2020)黑0602民初1883号民事判决书(2020年11月12日)
二审: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黑06民终23号民事判决书(2021年4月30日)
再审: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黑民再648号民事判决书(2024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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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艳诉北京某科技公司劳动争议案
2024-18-2-490-002 · (2021)京0105民初67920号 · 2024
民事 劳动争议 隐形加班 社交媒体 提供实质工作
裁判要旨: 1.关于“隐形加班”的认定标准。对于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以外利用微信等社交媒体开展工作,劳动者能够证明自己付出了实质性劳动且明显占用休息时间,并请求用人单位支付加班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关于加班费数额。利用社交媒体加班的工作时长、工作状态等难以客观量化,用人单位亦无法客观掌握,若以全部时长作为加班时长,对用人单位而言有失公平。因此,在无法准确衡量劳动者“隐形加班”时长与集中度的情况下,对于加班费数额,应当根据证据体现的加班频率、工作内容、在线工作时间等予以酌定,以平衡好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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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隐形加班/社交媒体/提供实质工作
基本案情
李某艳于2019年4月1日入职北京某科技公司担任产品运营,双方签订了期限至2022年3月31日的劳动合同。李某艳主张北京某科技公司应向其支付2019年12月21日至2020年12月11日加班费、2020年2月1日至12月11日工资差额、未休年休假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关于加班情况,劳动合同中约定执行不定时工作制,北京某科技公司认可未进行不定时工作制审批。李某艳主张其下班后存在延时加班共计140.6小时,未调休的休息日加班397.9小时,法定节假日加班57.3小时,公司未向其支付加班费。李某艳就此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假期社群官方账号值班表》等证据。
经查,李某艳主张的加班系在微信或者钉钉等软件中与客户或者同事的沟通交流,李某艳表示自己系运营岗位,岗位职责是搭建运营组织构架、程序整体运营、管理内容团队、投放计划制定和实施、研究产品优劣并做跟踪、商务拓展等。北京某科技公司则表示,李某艳是运营部门负责人,在下班之后,如果公司有事,其他员工给李某艳打电话咨询不应属于加班。对于李某艳主张的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值班的情况,北京某科技公司表示,微信群里有客户也有公司其他员工,客户会在群里发问,只是需要员工回复客户信息,北京某科技公司认为这不属于加班的范畴。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17日作出(2021)京0105民初67920号民事判决:驳回李某艳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李某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17日作出(2022)京03民终9602号民事判决,改判: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5民初67920号民事判决;二、北京某科技公司支付李某艳2020年1月21日至2020年12月11日期间加班费30 000元;三、驳回李某艳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虽然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但北京某科技公司未进行“不定时工作制”审批。李某艳的工作岗位为“产品运营”,李某艳主张的加班为利用微信、钉钉等社交媒体与客户及员工的沟通,从在案证据来看,李某艳往往以微信等作为工作媒介进行沟通,从李某艳提供的微信记录等证据特别是李某艳提交的《假期社群官方账号值班表》分析,北京某科技公司在部分工作日下班时间及休息日安排李某艳工作。
随着经济发展及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劳动者工作模式越来越灵活,可以通过电脑、手机随时随地提供劳动,不再拘束于用人单位提供的工作地点、办公工位,特别是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以外利用微信等社交媒体开展工作等情况并不少见,对于此类劳动者“隐形加班”问题,不能仅因劳动者未在用人单位工作场所进行工作来否定加班,而应虚化工作场所概念,综合考虑劳动者是否提供了实质工作内容认定加班情况。对于利用微信等社交媒体开展工作的情形,如果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使用社交媒体开展工作已经超出一般简单沟通的范畴,劳动者付出了实质性劳动内容或者使用社交媒体工作具有周期性和固定性特点,明显占用了劳动者休息时间的,应当认定为加班。本案中,虽然北京某科技公司称值班内容就是负责休息日客户群中客户偶尔提出问题的回复,并非加班,但根据聊天记录内容及李某艳的工作职责可知,李某艳在部分工作日下班时间、休息日等利用社交媒体工作已经超出了简单沟通的范畴,且《假期社群官方账号值班表》能够证明北京某科技公司在休息日安排李某艳利用社交媒体工作的事实。该工作内容具有周期性和固定性的特点,有别于临时性、偶发性的一般沟通,体现了用人单位管理用工的特点,应当认定为加班,北京某科技公司应支付加班费。
对于加班费数额,法院综合考虑李某艳加班的频率、时长、内容及其薪资标准,酌定北京某科技公司支付李某艳加班费3万元。
裁判要旨
1.关于“隐形加班”的认定标准。对于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以外利用微信等社交媒体开展工作,劳动者能够证明自己付出了实质性劳动且明显占用休息时间,并请求用人单位支付加班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关于加班费数额。利用社交媒体加班的工作时长、工作状态等难以客观量化,用人单位亦无法客观掌握,若以全部时长作为加班时长,对用人单位而言有失公平。因此,在无法准确衡量劳动者“隐形加班”时长与集中度的情况下,对于加班费数额,应当根据证据体现的加班频率、工作内容、在线工作时间等予以酌定,以平衡好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利益。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9条、第44条
一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5民初67920号民事判决(2022年3月17日)
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2)京03民终9602号民事判决(2022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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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仙诉某幼儿园、陈某劳动争议案
2024-18-2-490-003 · (2023)渝0107民初29151号 · 2024
民事 劳动争议 廉洁从教 小额零食 过罚相当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裁判要旨: 教师应当自觉抵制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不正之风,提高廉洁从教的意识,同时,教育机构对教师行为管理应当秉持善意理念,遵循比例原则,体现过罚相当。教师公开接受幼儿表达喜爱和敬意的小额零食,不宜认定为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幼儿园仅以此为由开除教师的,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依法应当支付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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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廉洁从教/小额零食/过罚相当/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基本案情
原告王某仙自2009年5月18日起到被告某幼儿园上班。2023年9月8日上午8时许,王某仙及其他教师在某幼儿园门口晨检时,一名小朋友手提塑料食品袋(巧克力,价值6.16元)送给王某仙并主动与王某仙拥抱。当天,王某仙将该巧克力分享给其他小朋友和教师。2023年9月15日,某幼儿园作出《关于王某仙同志处分公告》,载明:王某仙作为某幼儿园管理人员在2023年教师节前夕收受家长和幼儿的礼品,违反相关规定,导致某幼儿园在2023年度幼儿园督导评估中关键指标被否决。某幼儿园举办者陈某向王某仙表达了理事会将其调岗到分园担任园长职务或者继续留在某幼儿园担任小班教师职务的处理意见,但遭到王某仙拒绝。此后,理事会开会决定:1.根据《劳动合同》第8.7条对王某仙予以开除处理;2.某幼儿园对王某仙在全国教师系统2023年度考核中,评定为不合格,理由为收受家长幼儿礼品。
2023年9月21日,王某仙以某幼儿园、陈某为被申请人,就解除劳动关系、工资提成、二倍工资差额及赔偿金争议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在法定期限内未受理,王某仙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王某仙与某幼儿园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23年9月15日解除;2.某幼儿园向王某仙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等;3.某幼儿园举办者陈某对前述某幼儿园赔付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另查明,某幼儿园是经核准登记依法取得法人资格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性质为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举办者为陈某,设立了5人理事会。事发时,王某仙为某幼儿园园长。王某仙(乙方)与某幼儿园(甲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第8.7条约定:“乙方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甲方造成重大损害的,甲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给甲方造成了重大损害:(1)乙方行为导致甲方被客户投诉或被媒体曝光;(2)乙方行为过错、过失导致甲方被行政机关处罚或被上级单位处罚的;(3)乙方个人原因造成甲方的客户信息外露或丢失;(4)使甲方失去商业机会或使甲方的声誉、行业地位、社会评价等无形财产受到损失等;(5)造成价值达人民币5000元及以上金额的设备、产品报废或维修损失;(6)直接经济损失满5000元及以上的。”某幼儿园分别于2014年3月至2016年3月、2017年4月至2023年9月期间为王某仙参保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及工伤保险。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8日作出(2023)渝0107民初29151号民事判决:一、王某仙与某幼儿园之间的劳动合同于2023年9月15日解除;二、某幼儿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某仙工资差额5626元、招生提成5000元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71500元;三、驳回王某仙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王某仙与某幼儿园均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6日作出(2024)渝05民终551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某幼儿园解除与王某仙的劳动合同是否系违法解除行为。某幼儿园向王某仙出具的处分公告载明,其解除劳动合同是因王某仙存在收受学生礼品行为,违反《劳动合同》第8.7条约定,即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且经过某幼儿园理事会讨论决定。因此,判断某幼儿园是否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评判:一是王某仙是否存在严重失职或营私舞弊的行为;二是王某仙的严重失职或营私舞弊是否给单位造成重大损害;三是某幼儿园的解除程序是否合法。
首先,王某仙不存在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的行为。本案中,王某仙作为某幼儿园园长,负有管理职责。教育部印发的《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教监〔2014〕4号)明确要求:“严禁以任何方式索要或接受学生及家长赠送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财物……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给予开除处分,并撤销其教师资格。”该规定旨在对教师利用职务便利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不正之风进行治理。毋庸置疑,该项规定对于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尊师重教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优良传统。经查,本案中,小朋友是在某幼儿园门口这一公共场所将巧克力送给王某仙,随后双方互相拥抱表达感激。可见,该幼儿园小朋友是通过分享零食表达对老师的喜爱和尊敬,也展示了老师与小朋友之间爱的传递。对幼儿园小朋友而言,送一块巧克力的心理是简单而纯真的,并无利益交换的主观意愿,有别于赠送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或支付凭证等财物,不宜将该行为定性为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也无法认定王某仙系利用其职务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私利。即使某幼儿园认为王某仙收取小朋友零食存在不当之处,结合零食的价值、王某仙将零食分享给其他小朋友的情况看,其行为并未达到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的程度,亦未超过公众正常容忍范围。
其次,某幼儿园并未举证证明王某仙给该幼儿园造成重大损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6号)第四十四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某幼儿园向王某仙解除劳动合同,主要依据王某仙违反《劳动合同》第8.7条约定,造成重大损害。而根据《劳动合同》第8.7条,“重大损害”的情形包括:幼儿园被客户投诉或被媒体曝光、被行政机关处罚或被上级单位处罚、客户信息外露或丢失、失去商业机会或使声誉行业地位社会评价等无形财产受到损失、造成5000元以上的损失等情形。审理过程中,某幼儿园主张教育部的督导评估中有对近一年保教人员无索取或收受财物等行为进行考核,教育部门对某幼儿园进行了口头警告整改,但某幼儿园并未就前述主张提供相应证据。
最后,某幼儿园解除与王某仙的劳动合同存在程序瑕疵。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该规定旨在防止用人单位随意解除劳动合同。对于尚未建立基层工会的,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也应当通过告知并听取职工代表意见或向当地总工会征求意见的变通方式来履行告知义务。本案中,某幼儿园虽尚未成立工会,但解除案涉劳动合同仍应采取变通方式履行告知义务,其直接通过公告方式开除王某仙并解除案涉劳动合同的行为违反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规定。
综上,广大教师应当自觉抵制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不正之风,提高廉洁从教的意识,自觉把清正廉洁的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教育机构行使其用工管理权的方式应当善意且合理,在解除合同上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对员工的管理处罚应与其违纪行为程度相当。本案中,某幼儿园仅以王某仙公开接受幼儿表达喜爱和敬意的小额节日赠礼即认定其属于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的行为,在双方就调岗协商未达一致的情况下,直接公告开除并解除与王某仙的案涉劳动合同,应当认定属于违法解除并向王某仙支付相应赔偿。故一、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教师应当自觉抵制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不正之风,提高廉洁从教的意识,同时,教育机构对教师行为管理应当秉持善意理念,遵循比例原则,体现过罚相当。教师公开接受幼儿表达喜爱和敬意的小额零食,不宜认定为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幼儿园仅以此为由开除教师的,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依法应当支付赔偿金。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年修正)第39条、第43条、第4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6号)第44条
一审: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23)渝0107民初29151号民事判决(2024年3月28日)
二审: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24)渝05民终5515号民事判决(2024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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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某某诉某公交公司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
2024-07-2-001-003 · (2022)闽0211民初29号 · 2024
民事 生命权 身体权 健康权 健康权 人身损害 侵权责任 文明出行
裁判要旨: 树立文明出行意识,是构建安全畅通、文明和谐交通环境的重要条件。在乘客违反乘车规则的情况下,公交公司若无过错,不应对乘客受到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而应由乘客对其违规行为自行担责。人民法院对违反上下客乘车规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有利于发挥司法裁判的指引效果,引导公众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有效维护社会公共交通文明出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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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健康权/人身损害/侵权责任/文明出行
基本案情
林某某起诉请求:1.某公交公司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54366.9元;2.由某公交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某公交公司辩称:林某某违反了2005年12月2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119号公布的《厦门市城市公共交通车、船乘坐规定》第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无视乘车规则,小跑突然从下客门(后门)上车,出乎驾驶员的意料之外,是本次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对不遵守及无视乘车安全规则者,是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的人,依法依理应得到法律的负面评价。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0年8月21日,某公交公司的954路公交车靠站停车后,林某某因看到前车门(上客门)排队等候上车的乘客较多,担心无法上车耽误行程,遂从前车门小跑至后车门(下客门)上车。因在该站点恰好无乘客下车,驾驶员在按下关闭后车门的按钮时,林某某右脚刚好踏上公交车被车门夹住,整个身体未完全进入公交车。驾驶员发现林某某被夹后立即打开后车门,林某某随即摔倒在地,随后自行站立并改从前车门上车。林某某于次日因右肩袖等损伤到医院手术治疗,伤情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
2005年12月2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119号公布的《厦门市城市公共交通车、船乘坐规定》第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乘客必须遵守下列规定:(一)在站台、码头或者指定地点依次候乘,待车、船停稳后依次上下车、船;不得强行上下车、船和在车行道候车。公共汽车的铰接车(通道车)实行前后门上、中门下,单车实行前门上、后门下,单门车实行先下后上。上车后乘客应向下车门移动”。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6日作出(2022)闽0211民初29号民事判决:驳回林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作出后,各方均未上诉,判决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等相关规定,林某某要求某公交公司赔偿损失,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林某某违反厦门市人民政府颁布的规章——《厦门市城市公共交通车、船乘坐规定》所规定的“前门上车,后门下车”的乘车规则,应认定其存在过错(重大过失),依法可以减轻或免除公交公司的赔偿责任。公交车驾驶员进站停车后正常打开、关闭车门,并将主要精力用于关注乘客在前车门上车的情况,未及时发现林某某欲违规从后车门上车,应属于正常情况,不存在违规操作或操作不当问题,不宜认定其存在过错。对林某某违反上下客乘车规则之行为理应予以否定性评价,否则,若该行为被其他乘客效仿,将会破坏前述乘车规定和规则,可能造成公共交通乘车秩序的混乱。故判决驳回林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裁判要旨
树立文明出行意识,是构建安全畅通、文明和谐交通环境的重要条件。在乘客违反乘车规则的情况下,公交公司若无过错,不应对乘客受到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而应由乘客对其违规行为自行担责。人民法院对违反上下客乘车规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有利于发挥司法裁判的指引效果,引导公众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有效维护社会公共交通文明出行秩序。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3条(本案适用的是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
一审: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22)闽0211民初29号民事判决(2022年4月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合规与综合
康某等人诉刘某等人排除妨害纠纷案
2024-07-2-039-001 · (2021)川0107民初5769号 · 2024
民事 排除妨害纠纷 加装电梯 占用公共绿地 停止阻挠 有利生产 方便生活
裁判要旨: 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政策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重要措施,是保障残疾人、老年人权益的重要抓手。当既有住宅有必要加装电梯且需占用公共绿地时,在占地的位置、面积合理的情况下,若加装行为不会导致他人采光、通行、安全等方面受到明显不利影响,相关业主应当秉持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给予电梯加装活动便利。本案充分践行了文明、和谐、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构建自由平等、和谐友善邻里关系具有积极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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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排除妨害纠纷/加装电梯/占用公共绿地/停止阻挠/有利生产/方便生活
基本案情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某小区某栋某单元共有6楼12户住户。2019年10月,该单元业主拟增设电梯,获得全部12户业主“同意”表态。之后,该小区所在社区居委会根据成都市既有住宅自主增设电梯的相关政策,委托小区物业公司将与增设电梯相关的政策文件及电梯安装示意图等材料在该小区物业公告板以及该单元入口处张贴公示。公示期间没有其他业主提出异议。其后居委会根据成都市相关政策对该单元电梯加装活动进行了备案,该单元业主便委托有资质的安装企业进行电梯安装。安装企业按照政策向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报备后入场施工。根据施工方案,需在该单元门口的公共绿地挖基坑。施工活动招致该单元相邻楼栋及非相邻楼栋的业主不满,部分业主以增设电梯未取得小区全部业主同意、施工违法、占用公共绿地等理由,采取随意进入施工工地等方式阻扰施工,致使案涉电梯增设工程停工。经当地居委会和派出所调解无果后,加装电梯单元业主提起诉讼,要求停止阻拦、妨害电梯正常施工并赔偿相应损失。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24日作出(2021)川0107民初5769号民事判决:一、刘某等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停止对成都市武侯区某小区某单元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工程的施工阻扰和妨碍;二、驳回康某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刘某等人的反诉诉讼请求。刘某等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15日作出(2022)川01民终1126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在增设电梯方案公示期间,其他楼栋的业主未提出异议,增设电梯的程序符合政策要求。增设电梯需占用的公共绿地虽属全体业主共有,但电梯加装占用的绿地面积较小,对该单元以外的其他业主影响较低,其他业主应给予便利。故判决阻挠施工的业主停止对该小区某栋某单元增设电梯施工活动的阻扰和妨碍。
裁判要旨
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政策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重要措施,是保障残疾人、老年人权益的重要抓手。当既有住宅有必要加装电梯且需占用公共绿地时,在占地的位置、面积合理的情况下,若加装行为不会导致他人采光、通行、安全等方面受到明显不利影响,相关业主应当秉持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给予电梯加装活动便利。本案充分践行了文明、和谐、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构建自由平等、和谐友善邻里关系具有积极示范作用。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36条、第274条、第278条、第288条、第291条、第292条
一审: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21)川0107民初5769号民事判决(2022年1月24日)
二审: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川01民终11265(2022年8月1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合规与综合
江西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陈某珍等5人借款合同纠纷案
2024-11-2-103-001 · (2020)赣1026民初822号 · 2024
民事 借款合同纠纷 森林资源 林权抵押 担保合同 生态产品价值
裁判要旨: 法院探索司法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确认对案涉借款合同、抵押登记的效力,依法保护债权人的优先受偿权,有效促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将林农手中的林地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通过抵押变为信贷资本,打通森林资源生态价值转化渠道,也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有序开展绿色信贷业务,服务保障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将“青山绿水”转变成“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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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借款合同纠纷/森林资源/林权抵押/担保合同/生态产品价值
基本案情
2017年5月27日,被告陈某珍与原告某农商银行签订一份编号为(19127)20170527个借字第10020002号《个人借款合同》,向原告贷款2,60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7年5月27日起至2019年5月26日止,用途为借新还旧,年利率7.2﹪,结息方式为利随本清,逾期贷款罚息利率加收50﹪,挪用贷款罚息利率加收70%。被告黄某海、邹某、辛某、陈某红与原告签订02号《抵押合同》,约定被告黄某海、邹某用名下坐落于宜黄县某村的林权(01号、02号),被告辛某、陈某红用名下坐落于宜黄县某村的林权(03号)作抵押担保,并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08号)。同日,被告辛某、陈某红二人与原告签订02号《保证合同》,约定由被告辛某、陈某红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次日起两年止。《个人借款合同》签订后,原告某农商银行依约于2017年5月27日向被告陈某珍的银行账户发放贷款2,600,000元。2019年5月26日,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被告陈某珍仅支付利息189.27元,未完全履行还款义务。被告陈某珍在贷款合同期限内结欠原告某农商银行借款本金2,600,000元,利息378,890.73元。贷款合同到期后,截至2020年1月10日被告陈某珍仍结欠某农商行逾期利息178620元(2019年5月27日至2020年1月10日以本金2,6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7.2%上浮50%计算),原告经催收未果,遂提起本案诉讼。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陈某珍归还原告借款本金260万元,利息557510.373元(利息计算至2020年1月10日,之后利息计算以实际清偿日为准);2.判令原告对黄某海、邹某、辛某、陈某红的抵押物具有优先受偿权;3.判令被告辛某、陈某红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4.判令上述被告承担因本合同的订定和履行所发生的费用,以及原告为实现本合同项下债权已付和应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律师费、执行费、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公告费等。
江西省宜黄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6日作出(2020)赣1026民初822号判决:一、被告陈某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向原告某农商行归还借款本金2600000元及利息557510.73元(自2020年1月11日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以26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7.2%上浮50%计算)。二、原告某农商行对被告黄某海、邹某、辛某、陈某红提供担保的抵押物在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范围内具有优先受偿权。三、被告辛某、陈某红对被告陈某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宣判后,原、被告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1.被告陈某珍与原告某农商行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原告依约向被告陈某珍发放2,600,000元贷款,目前,贷款已经逾期,借款人陈某珍应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承担按期支付利息和偿还借款的义务。为此,对于原告要求被告陈某珍归还原告借款本金2,600,000元以及截至2020年1月10日的利息557,510.73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2.借款时,原告某农商行与被告黄某海、邹某、辛某、陈某红签订了抵押合同,并且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合法有效,依照《担保法》的规定,原告某农商行对抵押物在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为此,对于原告要求在本金及利息范围内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3.被告陈某珍与原告某农商行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借款期限为自2017年5月27日至2019年5月26日止,被告辛某、陈某红与原告约定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次日起两年止。故在保证期间内,某农商行向被告辛某、陈某红主张保证责任,要求被告辛某、陈某红对上述债务计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原告某农商行还向法院主张要求因诉讼产生的相关费用由被告负担。虽然原、被告双方合同有约定,该类费用由被告承担,但截至目前,尚未有拍卖、评估、公告产生的费用发生,原告的该项请求也不具体明确,暂不予支持,如后续实现债权的阶段实际确有发生,双方可依照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另行解决。
裁判要旨
法院探索司法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确认对案涉借款合同、抵押登记的效力,依法保护债权人的优先受偿权,有效促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将林农手中的林地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通过抵押变为信贷资本,打通森林资源生态价值转化渠道,也有利于促进金融机构有序开展绿色信贷业务,服务保障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将“青山绿水”转变成“金山银山”。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92条、第509条、第577条、第674条、第675条、第676条、第688条、第691条、第700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第107条、第205条、第206条、第207条;2007年10月1日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76条;1995年10月1日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18条、第21条、第31条)
一审:江西省宜黄县人民法院(2020)赣1026民初822号民事判决(2020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