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案例行政与征收
刘彩丽诉广东省英德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指导案例191号 · (2018)粤18行初42号 ·
行政行政复议工伤认定工伤保险责任
裁判要旨:建筑施工企业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自己承包的工程交由自然人实际施工,该自然人因工伤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有关规定认定建筑施工企业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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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建筑施工企业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自己承包的工程交由自然人实际施工,该自然人因工伤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有关规定认定建筑施工企业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相关法条
《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
基本案情
2016年3月31日,朱展雄与茂名市茂南建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安公司)就朱展雄商住楼工程签订施工合同,发包人为朱展雄,承包人为建安公司。补充协议约定由建安公司设立工人工资支付专用账户,户名为陆海峰。随后,朱展雄商住楼工程以建安公司为施工单位办理了工程报建手续。案涉工程由梁某某组织工人施工,陆海峰亦在现场参与管理。施工现场大门、施工标志牌等多处设施的醒目位置,均标注该工程的承建单位为建安公司。另查明,建安公司为案涉工程投保了施工人员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单载明被保险人30人,未附人员名单。2017年6月9日,梁某某与陆海峰接到英德市住建部门的检查通知,二人与工地其他人员在出租屋内等待检查。该出租屋系梁某某承租,用于工地开会布置工作和发放工资。当日15时许,梁某某被发现躺在出租屋内,死亡原因为猝死。
梁某某妻子刘彩丽向广东省英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英德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英德市人社局作出《关于梁某某视同工亡认定决定书》(以下简称《视同工亡认定书》),认定梁某某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视同因工死亡。建安公司不服,向广东省英德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英德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英德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英德市人社局作出的《视同工亡认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依据错误,程序违法为由,予以撤销。刘彩丽不服,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行政复议决定书》,恢复《视同工亡认定书》的效力。
裁判结果
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粤18行初42号行政判决:驳回刘彩丽的诉讼请求。刘彩丽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2019)粤行终390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彩丽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9日作出(2020)最高法行申5851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2021年4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21)最高法行再1号行政判决:一、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行终390号行政判决;二、撤销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18行初42号行政判决;三、撤销英德市政府作出的英府复决〔2018〕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四、恢复英德市人社局作出的英人社工认〔2017〕194号《视同工亡认定书》的效力。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一、建安公司应作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作为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既然享有承包单位的权利,也应当履行承包单位的义务。在工伤保险责任承担方面,建安公司与梁某某之间虽未直接签订转包合同,但其允许梁某某利用其资质并挂靠施工,参照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四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以下简称《人社部工伤保险条例意见》)第七点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精神,可由建安公司作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二、建安公司应承担梁某某的工伤保险责任
英德市政府和建安公司认为,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梁某某是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包工头”,并非其招用的劳动者或聘用的职工,梁某某因工伤亡不应由建安公司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将因工伤亡的“包工头”纳入工伤保险范围,赋予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符合工伤保险制度的建立初衷,也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立法目的。
首先,建设工程领域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其违法转包、分包项目上因工伤亡职工的工伤保险责任,并不以存在法律上劳动关系或事实上劳动关系为前提条件。根据《人社部工伤保险条例意见》第七点规定、《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规定》第三条规定,为保障建筑行业中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聘用的职工因工伤亡后的工伤保险待遇,加强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和对违法转包、分包单位的惩戒,现行工伤保险制度确立了因工伤亡职工与承包单位之间推定形成拟制劳动关系的规则,即直接将违法转包、分包的承包单位视为用工主体,并由其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其次,将“包工头”纳入工伤保险范围,符合建筑工程领域工伤保险发展方向。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7〕19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函〔2017〕53号)等规范性文件精神,要求完善符合建筑业特点的工伤保险参保政策,大力扩展建筑企业工伤保险参保覆盖面。即针对建筑行业的特点,建筑施工企业对相对固定的职工,应按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对不能按用人单位参保、建筑项目使用的建筑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因此,为包括“包工头”在内的所有劳动者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扩展建筑企业工伤保险参保覆盖面,符合建筑工程领域工伤保险制度发展方向。
再次,将“包工头”纳入工伤保险对象范围,符合“应保尽保”的工伤保险制度立法目的。《工伤保险条例》关于“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的规定,并未排除个体工商户、“包工头”等特殊的用工主体自身也应当参加工伤保险。易言之,无论是工伤保险制度的建立本意,还是工伤保险法规的具体规定,均没有也不宜将“包工头”排除在工伤保险范围之外。“包工头”作为劳动者,处于违法转包、分包等行为利益链条的最末端,参与并承担着施工现场的具体管理工作,有的还直接参与具体施工,其同样可能存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而伤亡的情形。“包工头”因工伤亡,与其聘用的施工人员因工伤亡,就工伤保险制度和工伤保险责任而言,并不存在本质区别。如人为限缩《工伤保险条例》的适用范围,不将“包工头”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将形成实质上的不平等;而将“包工头”等特殊主体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则有利于实现对全体劳动者的倾斜保护,彰显社会主义工伤保险制度的优越性。
最后,“包工头”违法承揽工程的法律责任,与其参加社会保险的权利之间并不冲突。根据社会保险法第一条、第三十三条规定,工伤保险作为社会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施,是国家对职工履行的社会责任,也是职工应该享受的基本权利。不能因为“包工头”违法承揽工程违反建筑领域法律规范,而否定其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承包单位以自己的名义和资质承包建设项目,又由不具备资质条件的主体实际施工,从违法转包、分包或者挂靠中获取利益,由其承担相应的工伤保险责任,符合公平正义理念。当然,承包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后,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依法另行要求相应责任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耿宝建、宋楚潇、刘艾涛)
指导案例行政与征收
罗元昌诉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地方海事处政府信息公开案
指导案例101号 · (2015)彭海处告字第006号 ·
行政政府信息公开信息不存在检索义务
裁判要旨:在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被告以政府信息不存在为由答复原告的,人民法院应审查被告是否已经尽到充分合理的查找、检索义务。原告提交了该政府信息系由被告制作或者保存的相关线索等初步证据后,若被告不能提供相反证据,并举证证明已尽到充分合理的查找、检索义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被告有关政府信息不存在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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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在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被告以政府信息不存在为由答复原告的,人民法院应审查被告是否已经尽到充分合理的查找、检索义务。原告提交了该政府信息系由被告制作或者保存的相关线索等初步证据后,若被告不能提供相反证据,并举证证明已尽到充分合理的查找、检索义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被告有关政府信息不存在的主张。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条、第13条
基本案情
原告罗元昌是兴运2号船的船主,在乌江流域从事航运、采砂等业务。2014年11月17日,罗元昌因诉重庆大唐国际彭水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需要,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向被告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地方海事处(以下简称“彭水县地方海事处”)邮寄书面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具体申请的内容为:1.公开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港航管理处(以下简称“彭水县港航处”)、彭水县地方海事处的设立、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文件。2.公开下列事故的海事调查报告等所有事故材料:兴运2号在2008年5月18日、2008年9月30日的2起安全事故及鑫源306号、鑫源308号、高谷6号、荣华号等船舶在2008年至2010年发生的安全事故。
彭水县地方海事处于2014年11月19日签收后,未在法定期限内对罗元昌进行答复,罗元昌向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彭水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15年1月23日,彭水县地方海事处作出(2015)彭海处告字第006号《政府信息告知书》,载明:一是对申请公开的彭水县港航处、彭水县地方海事处的内设机构名称等信息告知罗元昌获取的方式和途径;二是对申请公开的海事调查报告等所有事故材料经查该政府信息不存在。彭水县法院于2015年3月31日对该案作出(2015)彭法行初字第00008号行政判决,确认彭水县地方海事处在收到罗元昌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未在法定期限内进行答复的行为违法。
2015年4月22日,罗元昌以彭水县地方海事处作出的(2015)彭海处告字第006号《政府信息告知书》不符合法律规定,且与事实不符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彭水县地方海事处作出的(2015)彭海处告字第006号《政府信息告知书》,并由彭水县地方海事处向罗元昌公开海事调查报告等涉及兴运2号船的所有事故材料。
另查明,罗元昌提交了涉及兴运2号船于2008年5月18日在彭水高谷长滩子发生整船搁浅事故以及于2008年9月30日在彭水高谷煤炭沟发生沉没事故的《乌江彭水水电站断航碍航问题调查评估报告》《彭水县地方海事处关于近两年因乌江彭水万足电站不定时蓄水造成船舶搁浅事故的情况报告》《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委托开展乌江彭水水电站断航碍航问题调查评估的函(渝发改能函〔2009〕562号)》等材料。在案件二审审理期间,彭水县地方海事处主动撤销了其作出的(2015)彭海处告字第006号《政府信息告知书》,但罗元昌仍坚持诉讼。
裁判结果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5日作出(2015)彭法行初字第00039号行政判决,驳回罗元昌的诉讼请求。罗元昌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8日作出(2015)渝四中法行终字第00050号行政判决,撤销(2015)彭法行初字第00039号行政判决;确认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地方海事处于2015年1月23日作出的(2015)彭海处告字第006号《政府信息告知书》行政行为违法。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除本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彭水县地方海事处作为行政机关,负有对罗元昌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和提供政府信息的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的规定,罗元昌申请公开彭水县港航处、彭水县地方海事处的设立、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文件,属于彭水县地方海事处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当属政府信息。彭水县地方海事处已为罗元昌提供了彭水编发(2008)11号《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对县港航管理机构编制进行调整的通知》的复制件,明确载明了彭水县港航处、彭水县地方海事处的机构性质、人员编制、主要职责、内设机构等事项,罗元昌已知晓,予以确认。
罗元昌申请公开涉及兴运2号船等船舶发生事故的海事调查报告等所有事故材料的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规定》的相关规定,船舶在内河发生事故的调查处理属于海事管理机构的职责,其在事故调查处理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属于政府信息。彭水县地方海事处作为彭水县的海事管理机构,负有对彭水县行政区域内发生的内河交通事故进行立案调查处理的职责,其在事故调查处理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属于政府信息。罗元昌提交了兴运2号船于2008年5月18日在彭水高谷长滩子发生整船搁浅事故以及于2008年9月30日在彭水高谷煤炭沟发生沉没事故的相关线索,而彭水县地方海事处作出的(2015)彭海处告字第006号《政府信息告知书》第二项告知罗元昌申请公开的该项政府信息不存在,仅有彭水县地方海事处的自述,没有提供印证证据证明其尽到了查询、翻阅和搜索的义务。故彭水县地方海事处作出的(2015)彭海处告字第006号《政府信息告知书》违法,应当予以撤销。在案件二审审理期间,彭水县地方海事处主动撤销了其作出的(2015)彭海处告字第006号《政府信息告知书》,罗元昌仍坚持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确认彭水县地方海事处作出的政府信息告知行为违法。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张红梅、蒲开明、王宏)
指导案例行政与征收
沙明保等诉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房屋强制拆除行政赔偿案
指导案例91号 · (2015)马行赔初字第00004号 ·
行政行政赔偿强制拆除举证责任市场合理价值
裁判要旨:在房屋强制拆除引发的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提供了初步证据,但因行政机关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对房屋内物品损失举证,行政机关亦因未依法进行财产登记、公证等措施无法对房屋内物品损失举证的,人民法院对原告未超出市场价值的符合生活常理的房屋内物品的赔偿请求,应当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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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在房屋强制拆除引发的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提供了初步证据,但因行政机关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对房屋内物品损失举证,行政机关亦因未依法进行财产登记、公证等措施无法对房屋内物品损失举证的,人民法院对原告未超出市场价值的符合生活常理的房屋内物品的赔偿请求,应当予以支持。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38条第2款
基本案情
2011年12月5日,安徽省人民政府作出皖政地〔2011〕769号《关于马鞍山市2011年第35批次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批准征收马鞍山市花山区霍里街道范围内农民集体建设用地10.04公顷,用于城市建设。2011年12月23日,马鞍山市人民政府作出2011年37号《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将安徽省人民政府的批复内容予以公告,并载明征地方案由花山区人民政府实施。苏月华名下的花山区霍里镇丰收村丰收村民组B11-3房屋在本次征收范围内。苏月华于2011年9月13日去世,其生前将该房屋处置给四原告所有。原告古宏英系苏月华的女儿,原告沙明保、沙明虎、沙明莉系苏月华的外孙。在实施征迁过程中,征地单位分别制作了《马鞍山市国家建设用地征迁费用补偿表》、《马鞍山市征迁住房货币化安置(产权调换)备案表》,对苏月华户房屋及地上附着物予以登记补偿,原告古宏英的丈夫领取了安置补偿款。2012年年初,被告组织相关部门将苏月华户房屋及地上附着物拆除。原告沙明保等四人认为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非法将上述房屋拆除,侵犯了其合法财产权,故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赔偿房屋损失、装潢损失、房租损失共计282.7680万元;房屋内物品损失共计10万元,主要包括衣物、家具、家电、手机等5万元;实木雕花床5万元。
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沙明保等四人的赔偿请求。沙明保等四人不服,上诉称:1、2012年初,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对案涉农民集体土地进行征收,未征求公众意见,上诉人亦不知以何种标准予以补偿;2、2012年8月1日,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对上诉人的房屋进行拆除的行为违法,事前未达成协议,未告知何时拆迁,屋内财产未搬离、未清点,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应由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承担举证责任;3、2012年8月27日,上诉人沙明保、沙明虎、沙明莉的父亲沙开金受胁迫在补偿表上签字,但其父沙开金对房屋并不享有权益且该补偿表系房屋被拆后所签。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其赔偿请求。
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未作书面答辩。
裁判结果
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0日作出(2015)马行赔初字第00004号行政赔偿判决:驳回沙明保等四人的赔偿请求。宣判后,沙明保等四人提出上诉,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4日作出(2015)皖行赔终字第00011号行政赔偿判决:撤销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马行赔初字第00004号行政赔偿判决;判令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赔偿上诉人沙明保等四人房屋内物品损失8万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交出土地,被征收人拒不交出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自愿交出了被征土地上的房屋,其在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未作出责令交出土地决定亦未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对沙明保等四人的房屋组织实施拆除,行为违法。关于被拆房屋内物品损失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在行政赔偿、补偿的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组织拆除上诉人的房屋时,未依法对屋内物品登记保全,未制作物品清单并交上诉人签字确认,致使上诉人无法对物品受损情况举证,故该损失是否存在、具体损失情况等,依法应由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承担举证责任。上诉人主张的屋内物品5万元包括衣物、家具、家电、手机等,均系日常生活必需品,符合一般家庭实际情况,且被上诉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这些物品不存在,故对上诉人主张的屋内物品种类、数量及价值应予认定。上诉人主张实木雕花床价值为5万元,已超出市场正常价格范围,其又不能确定该床的材质、形成时间、与普通实木雕花床有何不同等,法院不予支持。但出于最大限度保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考虑,结合目前普通实木雕花床的市场价格,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综合酌定该实木雕花床价值为3万元。综上,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王新林、宋鑫、阮秀芳)
指导案例行政与征收
萍乡市亚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萍乡市国土资源局不履行行政协议案
指导案例76号 · (2006)第43750号 ·
行政行政协议合同解释司法审查法律效力
裁判要旨:行政机关在职权范围内对行政协议约定的条款进行的解释,对协议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人民法院经过审查,根据实际情况,可以作为审查行政协议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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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点
行政机关在职权范围内对行政协议约定的条款进行的解释,对协议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人民法院经过审查,根据实际情况,可以作为审查行政协议的依据。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
基本案情
2004年1月13日,萍乡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受萍乡市肉类联合加工厂委托,经被告萍乡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市国土局)批准,在萍乡日报上刊登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定于2004年1月30日至2004年2月12日在土地交易大厅公开挂牌出让TG-040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地块位于萍乡市安源区后埠街万公塘,土地出让面积为23173.3平方米,开发用地为商住综合用地,冷藏车间维持现状,容积率2.6,土地使用年限为50年。萍乡市亚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鹏公司)于2006年2月12日以投标竞拍方式并以人民币768万元取得了TG-040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于2006年2月21日与被告市国土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约定出让宗地的用途为商住综合用地,冷藏车间维持现状。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为每平方米331.42元,总额计人民币768万元。2006年3月2日,市国土局向亚鹏公司颁发了萍国用(2006)第43750号和萍国用(2006)第43751号两本国有土地使用证,其中萍国用(2006)第43750号土地证地类(用途)为工业,使用权类为出让,使用权面积为8359平方米,萍国字(2006)第43751号土地证地类为商住综合用地。对此,亚鹏公司认为约定的“冷藏车间维持现状”是维持冷藏库的使用功能,并非维持地类性质,要求将其中一证地类由“工业”更正为“商住综合”;但市国土局认为维持现状是指冷藏车间保留工业用地性质出让,且该公司也是按照冷藏车间为工业出让地缴纳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故不同意更正土地用途。2012年7月30日,萍乡市规划局向萍乡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作出《关于要求解释〈关于萍乡市肉类联合加工厂地块的函〉》中有关问题的复函,主要内容是:我局在2003年10月8日出具规划条件中已明确了该地块用地性质为商住综合用地(冷藏车间约7300平方米,下同)但冷藏车间维持现状。根据该地块控规,其用地性质为居住(兼容商业),但由于地块内的食品冷藏车间是目前我市唯一的农产品储备保鲜库,也是我市重要的民生工程项目,因此,暂时保留地块内约7300平方米冷藏库的使用功能,未经政府或相关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拆除。2013年2月21日,市国土局向亚鹏书面答复:一、根据市规划局出具的规划条件和宗地实际情况,同意贵公司申请TG-0403号地块中冷藏车间用地的土地用途由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住用地。二、由于贵公司取得该宗地中冷藏车间用地使用权是按工业用地价格出让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之规定,贵公司申请TG-0403号地块中冷藏车间用地的土地用途由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住用地,应补交土地出让金。补交的土地出让金可按该宗地出让时的综合用地(住宅、办公)评估价值减去的同等比例计算,即297.656万元*70%=208.36万元。三、冷藏车间用地的土地用途调整后,其使用功能未经市政府批准不得改变。亚鹏公司于2013年3月10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令被告将萍国用(2006)第4375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的地类用途由“工业”更正为商住综合用地(冷藏车间维持现状)。撤销被告“关于对市亚鹏房地产有限公司TG-0403号地块有关土地用途问题的答复”中第二项关于补交土地出让金208.36万元的决定。
裁判结果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3日作出(2014)安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一、被告萍乡市国土资源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天内对萍国用(2006)第4375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上的8359.1㎡的土地用途应依法予以更正。二、撤销被告萍乡市国土资源局于2013年2月21日作出的《关于对市亚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TG-0403号地块有关土地用途的答复》中第二项补交土地出让金208.36万元的决定。宣判后,萍乡市国土资源局提出上诉。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15日作出(2014)萍行终字第10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本案行政协议即是市国土局代表国家与亚鹏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行政协议强调诚实信用、平等自愿,一经签订,各方当事人必须严格遵守,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不得在约定之外附加另一方当事人义务或单方变更解除。本案中,TG-0403号地块出让时对外公布的土地用途是“开发用地为商住综合用地,冷藏车间维持现状”,出让合同中约定为“出让宗地的用途为商住综合用地,冷藏车间维持现状”。但市国土局与亚鹏公司就该约定的理解产生分歧,而萍乡市规划局对原萍乡市肉类联合加工厂复函确认TG-040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23173.3平方米(含冷藏车间)的用地性质是商住综合用地。萍乡市规划局的解释与挂牌出让公告明确的用地性质一致,且该解释是萍乡市规划局在职权范围内作出的,符合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有助于树立诚信政府形象,并无重大明显的违法情形,具有法律效力,并对市国土局关于土地使用性质的判断产生约束力。因此,对市国土局提出的冷藏车间占地为工业用地的主张不予支持。亚鹏公司要求市国土局对“萍国用(2006)第43750号”土地证(土地使用权面积8359.1平方米)地类更正为商住综合用地,具有正当理由,市国土局应予以更正。亚鹏公司作为土地受让方按约支付了全部价款,市国土局要求亚鹏公司如若变更土地用途则应补交土地出让金,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朱江红、李修贵、邹绍良)
公报案例行政与征收
夏秀英诉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再审案
公报案例 · (2018)最高法行再128号 ·
裁判要旨:若行政复议机关对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的处理,和对一并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的处理,载于同一行政复议决定中,彼此可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仅就行政复议决定中有关行政赔偿请求的处理提出起诉,人民法院应遵循不告不理原则,不就行政复议决定中有关行政行为的处理进行审理和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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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秀英诉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再审案
【裁判摘要】
若行政复议机关对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的处理,和对一并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的处理,载于同一行政复议决定中,彼此可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仅就行政复议决定中有关行政赔偿请求的处理提出起诉,人民法院应遵循不告不理原则,不就行政复议决定中有关行政行为的处理进行审理和裁判。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
(2018)最高法行再12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夏秀英,女,1953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威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勇,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鹏菲,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新威路1号。
法定代表人:张海波,该市人民政府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子临,该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东,山东时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二审第三人: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头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头镇。
法定代表人:王利辉,该镇人民政府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洪喜,该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存帅,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再审申请人夏秀英因诉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威海市政府)行政复议一案,不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2日作出的(2016)鲁行终34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2016)最高法行申4350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提审后,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黄永维、审判员王振宇、审判员李纬华参加的合议庭,于2018年12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夏秀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勇、龚鹏菲,再审被申请人威海市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子临、王卫东,原审第三人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头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桥头镇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洪喜、贾存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一)2003年2月8日,夏秀英与盘川夼村村民刘海静签订土地转包合同,约定刘海静将其在盘川夼村承包的50亩土地转包给夏秀英经营。2013年,桥头镇政府修建7号公路占用夏秀英在盘川夼村承包地4.44亩,该部分承包地栽种白蜡树2123棵。2013年3月29日,盘川夼村收到因修建7号公路的补偿款93624元,刘海静于4月3日支付给夏秀英补偿款7万元。2013年7月11日,威海市国土资源局作出威国土经监字〔2013〕第015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桥头镇政府修建公路占用盘川夼等村集体土地的行为违法,并给予罚款等处罚。2014年,桥头镇政府修建金鸡大道占用姚家圈村部分集体土地。(二)2014年10月30日,夏秀英以桥头镇政府为被申请人向威海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称桥头镇政府修建7号公路和金鸡大道分别占用其在盘川夼村、姚家圈村承包地并毁掉其栽种的树木,请求确认桥头镇政府占用其土地修建7号公路和金鸡大道的行为违法,责令桥头镇政府限期将违法占用的土地恢复原状,并赔偿因违法占用土地给其所造成的财产损失170.1999万元。2014年11月21日,威海市政府作出威政复受字〔2014〕第81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对夏秀英的行政复议申请予以受理。2015年1月20日,威海市政府作出威政复延字〔2014〕第81号《行政复议延期审理通知书》,告知夏秀英审理期限延长至2015年2月19日。2015年2月6日,威海市政府作出威政复决字〔2014〕第8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81号复议决定)。该复议决定认为:1.关于夏秀英是否具有申请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夏秀英虽不是涉案盘川夼村和姚家圈村土地的所有权人,但在经过盘川夼村村民委员会同意的情况下从刘海静处转包土地,是盘川夼村涉案土地的合法承包人,具有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夏秀英以其女儿刘晓杰的名义承包姚家圈村的土地,但实际上由夏秀英经营管理。故夏秀英因其涉案的承包土地被占用,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主体资格。2.关于桥头镇政府因修建道路占用夏秀英承包土地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农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本案中,桥头镇政府占用盘川夼村和姚家圈村的集体土地进行道路建设,威海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对桥头镇政府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确认属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该行政处罚决定已经生效。故对夏秀英关于桥头镇政府修建道路未办理用地手续,属于违法用地的主张,予以支持。3.关于夏秀英的行政赔偿请求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因具体行政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害的举证责任,应由夏秀英承担。本案中,夏秀英申请行政复议时仅提交了户口簿、土地承包合同书、信访户回访单、现场照片及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户口簿用于证明夏秀英与刘晓杰之间的亲属关系,土地承包合同书中只能确认夏秀英承包土地的亩数,信访户回访单用以证明威海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对桥头镇政府的建设道路行为进行了查处,现场照片用于反映道路修建情况,证人证言用于证明夏秀英实际经营管理姚家圈村的承包地。根据夏秀英提交的上述证据无法确认其被损坏果树的棵数、种类、状态、生长期和大小等具体情况,从而无法确认其是否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害及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而遭受损失的具体数额,夏秀英应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故对夏秀英要求行政赔偿的复议请求,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确认桥头镇政府的行为违法;驳回夏秀英要求行政赔偿的请求。(三)夏秀英不服81号复议决定,向该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复议决定的第二项复议决定,并判令威海市政府限期对其请求责令桥头镇政府恢复土地原状及赔偿损失部分重新审理,重新作出复议决定。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案中,桥头镇政府认可其修建7号公路占用夏秀英从盘川夼村村民刘海静处转包的承包地,故夏秀英对桥头镇政府修建7号公路占用土地的行为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桥头镇政府认可其修建金鸡大道占用姚家圈村部分集体土地,但否认占用夏秀英的承包地,并提交姚家圈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姚家圈村委会)与村民邹积东、夏元江、夏元波签订的土地补偿、地表附着物补偿协议书及姚家圈村村民领取补偿款的凭证,用以证实已将补偿款支付相关村民。夏秀英提交其女儿刘晓杰与姚家圈村委会分别于2001年12月9日、2002年2月8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两份及证人证言十份,用以证实该宗承包地由夏秀英实际经营,金鸡大道占用了该宗承包地。对此该院认为,上述土地承包合同书系刘晓杰与姚家圈村委会签订,刘晓杰本人并未出具证明证实夏秀英系实际经营人;夏秀英主张金鸡大道占用2002年2月8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所载明的南山及西山,但该合同并未载明承包土地的四至,无法说明承包地的具体位置。故综合夏秀英、桥头镇政府在行政复议程序中提交的证据,威海市政府认定夏秀英对桥头镇政府修建金鸡大道占用土地行为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证据不足,81号复议决定依法应予撤销。夏秀英在庭审中提交的用以证实其损失的证据及桥头镇政府提供的证人邹某的证言,在行政复议程序中均未提交,故不能作为审查81号复议决定是否合法的证据,不予审查认定。威海市政府应当根据夏秀英、桥头镇政府在行政复议程序及行政诉讼程序中提交的所有证据,正确运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对夏秀英的行政复议申请重新作出决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作出(2015)威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撤销威海市政府作出的81号复议决定;责令威海市政府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夏秀英和威海市政府均不服,提起上诉。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法院认为,夏秀英提起诉讼请求赔偿包括两个地块:桥头镇政府修建7号公路占用夏秀英从盘川夼村村民刘海静处转包的承包地,桥头镇政府修建金鸡大道占用夏秀英承包土地并毁损其承包土地上的附着物。针对桥头镇政府修建7号公路占用夏秀英承包土地的事实,桥头镇政府事实上予以认可,故夏秀英针对桥头镇政府修建7号公路占用其承包地提起行政复议,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夏秀英对桥头镇政府修建7号公路占用土地的行为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正确。关于桥头镇政府修建金鸡大道是否占用夏秀英承包土地的问题。在行政复议过程中,桥头镇政府否认占用夏秀英承包地,并提交姚家圈村委会与村民夏元江、夏元波、邹积东签订的土地补偿、地表附着物补偿协议书及姚家圈村村民领取补偿款的凭证,用以证实已将补偿款支付相关村民。夏秀英为证明桥头镇政府违法占地提交了其女儿刘晓杰与姚家圈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及证人证言,用以证实该宗承包地由夏秀英实际经营。综合分析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夏秀英提供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系刘晓杰与姚家圈村委会签订,且并未载明承包土地的四至,亦无法说明承包土地的具体位置,刘晓杰亦未出具证明证实夏秀英实际承包经营涉案土地。故一审法院认为威海市政府认定夏秀英对桥头镇政府修建金鸡大道占用夏秀英土地行为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证据不足,并无不当,予以确认。关于一审法院审判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是否合法正确应当进行全面审查,包括申请人复议资格、复议程序、复议决定的事实认定及结果。本案中,一审法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综合分析判断,认为威海市政府认定夏秀英对桥头镇政府修建金鸡大道占用土地行为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证据不足,并据此判决撤销威海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并责令威海市政府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至于夏秀英称一审法院中止审理,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因一审法院根据审理情况,中止审理后,又恢复审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审判程序合法。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再审申请人夏秀英向本院申请再审称,1.一审法院认定其对桥头镇政府修建金鸡大道占用土地的行为不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错误。其在原审诉讼过程中提供了其女儿刘晓杰与姚家圈村委会签订的承包合同,该村委会收取承包费的收款收据,及当地村民和帮助其种树、看山等知情人的证人证言,用以证明其是涉案地块的实际经营管理人,也是涉案地块所种树木的实际所有人。其提交的桥头镇政府工作人员参与数树及沟通补偿事宜的照片、录音资料也都可以证明,桥头镇政府、姚家圈村委会都认可在以刘晓杰名义承包的土地上所种的树木都是其栽种的。本案上诉过程中,其也提交了刘晓杰的证明,证实其就是姚家圈地块的实际承包人,也是涉案被毁树木的实际所有人。威海市政府向姚家圈村委会及涉案地块村民进行的实地了解,对其观点予以证实。其对涉案土地及地上树木具有经营权和所有权,对桥头镇政府修路造成的树木毁损存在利害关系,故具有申请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2.一审法院超出其诉讼请求范围进行越权审理,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错误。其提起本案诉讼,主要是基于威海市政府对其请求行政赔偿的部分未予支持。其诉讼请求已经明确,对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部分不存在争议,复议双方也未对该部分复议决定提起诉讼,该部分复议决定对其及桥头镇政府已生效。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与申请国家赔偿是两个程序和两个案件,其只是在复议过程中一并依法提出国家赔偿。其原本也可以根据复议决定已经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事实,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桥头镇政府给予国家赔偿。3.一审法院对其提交的证明损失的证据不予认定错误,二审法院对其申请行政赔偿应否得到支持未作分析及评判违法。其在复议程序中向威海市政府提交了视频及录音光盘,并在复议程序听证过程中进行了质证,用以证明桥头镇政府因违法占地给其树木造成的侵害与遭受的损失,但威海市政府在复议过程中遗漏了其提交的光盘证据。一审法院认定的威海市政府提交的证据14正是其在复议程序中所提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其未在行政复议阶段提交证明损失的证据材料,对其赔偿请求不予支持是未查清案件重要事实且认定事实错误。4.一审法院在当事人均未申请中止审理的情况下,擅自中止案件的审理,超期作出一审判决,程序违法,二审法院认定一审法院审理程序合法错误。故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撤销威海市政府所作行政复议决定的第二项,判令威海市政府限期对其提出的责令桥头镇政府恢复土地原状及赔偿损失的请求重新作出复议决定。
再审申请人夏秀英向本院提交了三种新证据:1.刘晓杰于2015年11月23日出具的《证明》、夏秀英缴纳土地承包费收据、谈话笔录;2.威海市政府现场勘察时的录音录像光盘一张及光盘内容说明;3.夏秀英方数次市长热线投诉电话、110报警电话及森林公安的报警电话记录。再审申请人以上述三种证据证明其与桥头镇政府修建金鸡大道的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及桥头镇政府违法修路对其造成的经济损失。
再审被申请人威海市政府辩称,1.一、二审法院认定夏秀英不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系事实认定错误。夏秀英在复议过程中提交的其女儿刘晓杰与姚家圈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信访户回访单、现场照片、十份证人证言、录音资料及整理的文字材料、桥头镇政府征地公告、户口本复印件等证据材料相互印证,证实刘晓杰在姚家圈村承包的土地实际上是由夏秀英栽植树木并经营管理,夏秀英才是涉案土地的实际承包人。桥头镇政府修建金鸡大道占用了夏秀英在姚家圈村的部分承包地,并毁损了夏秀英栽植的树木,影响到夏秀英的合法权益。夏秀英具有申请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其于2015年11月25日在姚家圈村对邹积东、夏元江、夏元波、邹磊等人的调查询问,夏秀英女儿出具的证明也能证实夏秀英具有申请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桥头镇政府提供的姚家圈村委会与邹积东、夏元江、夏元波签订的土地补偿协议书及姚家圈村村民领取补偿款的凭证,不能证明该三人应当领取地上附着物补偿,也不能以此否定夏秀英具有获取地上附着物补偿的主体资格。2.夏秀英的行政赔偿和恢复土地原状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因具体行政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害的举证责任,应由申请人承担。夏秀英在申请行政复议时提交的证据材料不能证明夏秀英在盘川夼村承包地上被损坏树木的棵数、种类、状态、生长期和大小,无法确认夏秀英因桥头镇政府修建7号公路占用承包地的情况,夏秀英应当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桥头镇政府修建7号公路系为了公共利益,将土地恢复原状将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故不宜将土地恢复原状。3.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故请求维持81号复议决定。
再审被申请人威海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两种新证据:1.刘晓杰于2015年11月23日出具的《证明》;2.威海市政府于2015年11月25日制作的《调查笔录》。再审被申请人以上述两种证据证明夏秀英具有对桥头镇政府修建金鸡大道的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
原审第三人桥头镇政府述称,1.夏秀英不具有行政复议主体资格和行政诉讼主体资格。其一直否认夏秀英的主体资格,从未认可。其修建7号公路需占用的盘川夼村部分集体土地中有刘海静承包的土地4.44亩。因刘海静转包给了夏秀英,刘海静主动协商夏秀英解除了转包合同关系,并由该村将地上树木全部移栽到另一地块。在其修路时,该地块上已经没有任何附着物。其将地上附着物全部补偿款拨到该村村委会,刘海静领取后将其中的7万元给付了夏秀英。苗木的移栽及款项的领取,夏秀英全部同意。夏秀英在苗木没有任何损失的情况下又领取了补偿费用。夏秀英在姚家圈村没有承包地,其修建金鸡大道也未占用夏秀英女儿刘晓杰承包的土地,其修建金鸡大道的行为与夏秀英没有任何利害关系。2.夏秀英无权要求其恢复土地原状及赔偿损失。其修路占用的土地均系村集体占有和使用,夏秀英不具有涉案地块的使用权,无权主张该地块恢复原状。其修路未给夏秀英造成任何损失,夏秀英无权要求赔偿。其及村委会从未承认刘晓杰承包的土地实际上由夏秀英经营,刘晓杰从未证明将该承包土地转包给夏秀英经营,且修路也未占用刘晓杰承包的土地。故请求驳回夏秀英的再审请求。
本院经审理对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再审申请人夏秀英和再审被申请人威海市政府向本院提交的新证据,经审查,再审申请人和再审被申请人提交上述证据材料所欲证明的事实与本再审案的裁判无关,故在本案中不予采纳。另查明:(一)在本案原审判决生效后,威海市政府对夏秀英的行政复议申请重新进行了审理,于2016年8月25日作出威政复决字〔2014〕第8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81-1号复议决定)。该复议决定确认桥头镇政府修建7号公路的行政行为违法;驳回夏秀英对桥头镇政府修建金鸡大道的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驳回夏秀英要求桥头镇政府限期将占用的土地恢复原状的行政复议请求;驳回夏秀英要求桥头镇政府赔偿170.1999万元的行政赔偿请求。(二)夏秀英不服81-1号复议决定,于2016年9月9日以桥头镇政府为被告向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桥头镇政府占用其土地修建7号公路和金鸡大道并毁坏其树木的行政行为违法,判令桥头镇政府限期将违法占用的其土地恢复原状,判令桥头镇政府赔偿因违法占用其土地并毁坏其树木给其造成的财产损失共计1701999元。该院于2016年10月8日对夏秀英的起诉,裁定不予立案。夏秀英上诉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3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对于夏秀英的再审申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3日裁定撤销该案一、二审裁定,指令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受理。(三)夏秀英不服81-1号复议决定,以威海市政府为被告向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复议决定的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判令威海市政府限期对其请求确认桥头镇政府修建金鸡大道的行政行为违法、责令桥头镇政府恢复土地原状及赔偿损失部分的复议请求重新审理,重新作出复议决定。该院于2017年4月19日决定立案审理,于2018年9月4日裁定该案中止诉讼。以上事实有81-1号复议决定,山东省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鲁1092行初10号行政裁定,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0行终25号行政裁定,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行申856号行政裁定,夏秀英向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的行政起诉书,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0行初11号行政裁定及就该案作出的受理案件通知书等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一、二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是否超出了法定审理范围是解决本案争议的首要问题。再审被申请人威海市政府所作81号复议决定有两项内容:一是确认桥头镇政府占用再审申请人夏秀英土地修建7号公路和金鸡大道的行为违法,二是驳回再审申请人要求行政赔偿的请求。再审申请人起诉时仅针对后者,并不包括前者。一审法院对前者进行审查,以再审被申请人认定再审申请人对桥头镇政府修建金鸡大道占用土地的行为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证据不足为由,对81号复议决定予以判决撤销,便产生是否超出法定审理范围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复议机关对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的处理和对一并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的处理虽可载明于同一行政复议决定中,但彼此可分,因为这两种处理引起的诉讼相互独立。按照不告不理原则,当事人仅挑战其中之一时,人民法院不宜主动审理另外一个并作出裁判。在再审申请人只对81号复议决定中有关行政赔偿请求的处理提出起诉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对该复议决定中有关行政行为的处理进行审查,并进而撤销了该复议决定,有违不告不理原则,超出了法定审理范围。另外,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处理,使再审申请人行使诉权的结果比不行使诉权更加不利,对诉权的充分行使和诉讼渠道的畅通产生阻碍效果,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宗旨显有不合。行政诉讼中的全面审查一般是指人民法院在行政案件审理中,应当对被诉行政行为的事实根据、法律依据、行政程序、职责权限等各方面进行合法性审查,不受诉讼请求和理由的拘束。全面审查原则通常适用于诉讼标的为行政行为的单一案件中,但81号复议决定对原行政行为的处理并非本案诉讼标的,故该原则不适用。二审法院以全面审查原则为据,对再审申请人就一审法院审判程序所提质疑不予采纳,判决理由显有不当。再审申请人主张一、二审法院超出其诉讼请求进行审理错误,该主张成立,依法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撤销81号复议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同样构成适用法律错误,依法亦应撤销。
就法律关系而言,在一、二审判决撤销81号复议决定并责令再审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复议决定的内容被撤销之后,再审被申请人所作81-1号复议决定随之失去法律基础,本案应回到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时的状态。此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再审申请人就81号复议决定对其行政赔偿请求所作处理不服提起的诉讼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对此本院认为,对于以获得行政赔偿为目的的诉讼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救济方式是直接起诉赔偿义务机关,并不包括起诉复议机关,即不包括要求人民法院判决复议机关就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赔偿问题作出处理或者重新处理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有关复议机关为被告的规定同样不包括该情形。从实践层面看,以起诉复议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方式解决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赔偿问题,与直接起诉赔偿义务机关相比,不仅程序更加繁琐,耗费更多的资源,而且难以直接解决行政赔偿问题,容易形成循环诉讼。从行政诉讼实质解决行政争议的立法宗旨看,上述法律在这一问题上未作规定表明,以解决赔偿义务机关行政赔偿问题为目的的诉讼不宜以复议机关为被告。故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要求判令再审被申请人通过行政复议解决桥头镇政府的行政赔偿问题,即属此种情形。一审法院于2015年3月19日受理本案。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起诉人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之情形适用驳回起诉裁定。该规定隐含着人民法院的释明义务。在撤销一、二审判决之后,对于再审申请人提出的起诉,本院本应按照该规定作出释明,并根据释明结果作出相应处理。但考虑到释明的目的在于将就行政赔偿争议提出的起诉导入正确的诉讼程序,而再审申请人事实上已另案起诉桥头镇政府,要求判令桥头镇政府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且该案正在审理中,故释明的目的已经达到。在此情况下,再审申请人提出的起诉为正在审理的相关行政赔偿案件所吸收,无进入实体审理的可能,故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
综上,再审申请人所提再审主张部分成立,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再审申请人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予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与桥头镇政府之间的行政赔偿争议可以适当方式通过正在审理的相关行政赔偿案件加以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鲁行终346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威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
三、驳回夏秀英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夏秀英和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黄永维
审判员 王振宇
审判员 李纬华
二○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薛 菁
公报案例行政与征收
许水云诉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
公报案例 · (2017)最高法行再101号 ·
裁判要旨: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过程中,只有市、县级人民政府及其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依法具有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被征收人合法房屋的行政职权。市、县级人民政府及房屋征收部门等不能举证证明被征收人合法房屋系其他主体拆除的,可以认定其为强制拆除的责任主体。市、县级人民政府及房屋征收部门等委托建设单位等民事主体实施强制拆除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及房屋征收部门等对强制拆除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建设单位等民事主体以自己名义违法强拆,侵害物权的,除应承担民事责任外,违反行政管理规定的应依法承担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市、县级人民政府在既未作出补偿决定又未通过补偿协议解决补偿问题的情况下,违法强制拆除被征收人房屋的,应当赔偿被征收人房屋价值损失、屋内物品损失、安置补偿等损失。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坚持全面赔偿原则,合理确定房屋等的评估时点,并综合协调适用《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方式、赔偿项目、赔偿标准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补偿方式、补偿项目、补偿标准,确保被征收人得到的赔偿不低于其依照征收补偿方案可以获得的征收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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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水云诉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
【裁判摘要】
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过程中,只有市、县级人民政府及其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依法具有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被征收人合法房屋的行政职权。市、县级人民政府及房屋征收部门等不能举证证明被征收人合法房屋系其他主体拆除的,可以认定其为强制拆除的责任主体。市、县级人民政府及房屋征收部门等委托建设单位等民事主体实施强制拆除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及房屋征收部门等对强制拆除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建设单位等民事主体以自己名义违法强拆,侵害物权的,除应承担民事责任外,违反行政管理规定的应依法承担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市、县级人民政府在既未作出补偿决定又未通过补偿协议解决补偿问题的情况下,违法强制拆除被征收人房屋的,应当赔偿被征收人房屋价值损失、屋内物品损失、安置补偿等损失。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坚持全面赔偿原则,合理确定房屋等的评估时点,并综合协调适用《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方式、赔偿项目、赔偿标准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补偿方式、补偿项目、补偿标准,确保被征收人得到的赔偿不低于其依照征收补偿方案可以获得的征收补偿。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17)最高法行再10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许水云,男,1954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二七路工电巷32号368幢101室。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金凤,女,1955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再审申请人许水云妻子。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在明,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宾虹西路2666号。
法定代表人:郭慧强,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见孙,金华市婺城区二七区块改造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颐丰,浙江丰畅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许水云诉被申请人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婺城区政府)房屋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一案,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7日作出(2015)浙金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确认婺城区政府强制拆除许水云位于金华市婺城区五一路迎宾巷8号、9号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责令婺城区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参照《婺城区二七区块旧城改造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以下简称《征收补偿方案》)对许水云作出赔偿。许水云不服提起上诉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日作出(2017)浙行终154号行政判决,维持(2015)浙金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第一项,撤销(2015)浙金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第二项,驳回许水云的其他诉讼请求。许水云仍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2017)最高法行申8183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31日,婺城区政府在《金华日报》上发布《婺城区人民政府关于二七区块旧城改造房屋征收范围的公告》,并公布了房屋征收范围图,明确对二七区块范围实施改造。2014年9月26日,案涉房屋由婺城区政府组织拆除。2014年10月25日,婺城区政府作出《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关于迎宾巷区块旧城改造建设项目房屋征收的决定》(以下简称《房屋征收决定》),载明:因旧城区改建的需要,决定对迎宾巷区块范围内房屋实行征收;房屋征收部门为金华市婺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金华市婺城区二七区块改造工程指挥部(以下简称改造工程指挥部);签约期限为45天,搬迁期限为30日,具体起止日期在房屋征收评估机构选定后,由房屋征收部门另行公告;附件为《征收补偿方案》。2014年10月26日,《房屋征收决定》《征收补偿方案》在《金华日报》上公布。许水云位于金华市婺城区五一路迎宾巷8号、9号的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被纳入本次房屋征收范围。
另查明,包括许水云案涉房屋在内的金华市婺城区迎宾巷区块房屋曾于2001年因金华市后溪街西区地块改造及“两街”整合区块改造被纳入拆迁范围,金华市城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开发公司)取得了房屋拆迁许可证,其载明的拆迁期限为2001年7月10日至2001年8月9日,后因故未实际完成拆迁。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房屋虽曾于2001年被纳入拆迁范围,但拆迁人金华开发公司在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一直未能对案涉房屋实施拆迁。根据当时有效的《浙江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拆迁人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实施拆迁的,房屋拆迁许可证自然失效。据此可以确认,案涉房屋已不能再按照2001年对金华市婺城区迎宾巷区块房屋进行拆迁时制定的规定和政策实施拆迁。婺城区政府在2014年10月26日公布的《房屋征收决定》将案涉房屋纳入征收范围后,即应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收与补偿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进行征收并实施补偿。《征收与补偿条例》明确规定,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照条例的规定,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许水云未与房屋征收部门达成补偿协议,也未明确同意将案涉房屋腾空并交付拆除。在此情形下,婺城区政府依法应对许水云作出补偿决定后,通过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方式强制执行,而不能直接将案涉房屋拆除。婺城区政府主张案涉房屋系案外人拆除缺乏充分的证据证明,且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婺城区政府将案涉房屋拆除的行为应确认为违法,并应对许水云因此受到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鉴于案涉房屋已纳入金华市婺城区迎宾巷区块旧城改造范围内,房屋已无恢复原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维护许水云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宜由婺城区政府参照《征收补偿方案》对许水云作出赔偿。因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婺城区政府强制拆除许水云位于金华市婺城区五一路迎宾巷8号、9号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二、责令婺城区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参照《征收补偿方案》对许水云作出赔偿。
二审法院认为,2001年7月,因金华市后溪街西区地块改造及“两街”整合区块改造项目建设需要,原金华市房地产管理局向金华开发公司颁发了拆许字(2001)第3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案涉房屋被纳入上述拆迁许可证的拆迁红线范围,但拆迁人在拆迁许可证规定的期限内一直未实施拆迁。形成于2004年8月20日的金华市旧城改造办公室的会议纪要(金旧城办〔2004〕1号)第九点载明:关于迎宾巷被拆迁户、迎宾巷1-48号……至今未拆除旧房等遗留问题,会议同意上述问题纳入“二七”新村拆迁时一并解决补偿问题,拆除工作由原拆除公司负责。2014年10月26日,婺城区政府公布《房屋征收决定》,将案涉房屋纳入征收范围,但该房屋在《房屋征收决定》公布前的2014年9月26日即被拆除,不符合《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先补偿、后搬迁”的原则。对案涉房屋实施拆除行为的法律责任,应当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婺城区政府承担。婺城区政府称其“未实施房屋强拆行为,造成案涉房屋被损毁的是案外第三人,属于民事侵权赔偿纠纷,不属于行政争议,亦与其无关”的理由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婺城区政府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并无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因违法行为造成财产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许水云的房屋已被《房屋征收决定》纳入征收范围,案涉的征收决定虽被生效的(2015)浙行终字第74号行政判决确认违法,但并未被撤销,该征收决定及其附件仍然具有效力。因此,许水云要求恢复原状的理由不能成立。许水云在二审时提出如果不能恢复原状,则要求依据周边房地产市场价格对其进行赔偿。案涉房屋虽被婺城区政府违法拆除,但该房屋因征收所应获得的相关权益,仍可以通过征收补偿程序获得补偿,现许水云主张通过国家赔偿程序解决案涉房屋被违法拆除的损失,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同理,一审法院直接责令婺城区政府参照《征收补偿方案》对许水云作出赔偿,也缺乏法律依据,且可能导致许水云对案涉房屋的补偿安置丧失救济权利。另,许水云提出要求赔偿每月2万元停产停业损失(截止到房屋恢复原状之日)的请求,属于房屋征收补偿范围,可通过征收补偿程序解决。至于许水云提出的赔偿财产损失6万元,因其并没有提供相关财产损失的证据,不予支持。因此,二审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维持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金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金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第二项;三、驳回许水云的其他诉讼请求。
许水云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浙行终154号行政判决第二项与第三项,改判婺城区政府将案涉房屋恢复原状,如不能恢复原状,则判令婺城区政府依据周边房地产市场价格赔偿,并判令婺城区政府赔偿停产停业损失每月2万元、房屋内物品等财产损失6万元。其申请再审的主要事实与理由为:1.二审法院判决未能正确区分行政赔偿与行政补偿之间的基本区别,认为赔偿问题可以通过征收补偿程序解决,主要证据不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再审申请人的赔偿请求,要求再审申请人另行通过征收补偿程序解决,缺乏法律依据,更不利于保护再审申请人的合法权益。3.被申请人婺城区政府对违法强拆行为给再审申请人造成的物品损失,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4.二审法院的判决使被申请人婺城区政府对违法行为免于承担法律责任,将使得再审申请人对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无从行使司法救济权利。综上,再审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婺城区政府应当对违法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承担恢复原状或者参照市场价格进行赔偿的法律责任。
婺城区政府答辩称,尊重法院裁判。1.案涉房屋系历史上形成的老房,作为拆迁遗留问题,被申请人同意作为合法建筑予以补偿。2.被申请人没有组织人员对案涉房屋进行强制拆除,由于案涉房屋年代久远且与其他待拆除房屋毗邻,改造工程指挥部委托金华市婺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婺城建筑公司)对已达成补偿安置协议的案外人的房屋进行拆除时,由于施工不当导致案涉房屋坍塌,此属于婺城建筑公司民事侵权引发的民事纠纷,被申请人对此不应承担法律责任。3.案涉房屋不能按照营业用房补偿。4.被申请人先后多次与再审申请人许水云协商,也愿意合法合理补偿,维护其合法权益,希望再审申请人许水云理解并配合。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关于强制拆除主体的认定问题;二、关于本案拆除行为是否违法的问题;三、关于本案通过行政赔偿还是行政补偿程序进行救济的问题;四、关于赔偿方式、赔偿项目、赔偿标准与赔偿数额的确定问题。
一、关于强制拆除主体的认定问题
《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第五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可以委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房屋征收部门对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委托范围内实施的房屋征收与补偿行为负责监督,并对其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根据上述规定,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过程中,有且仅有市、县级人民政府及其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才具有依法强制拆除合法建筑的职权,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等民事主体并无实施强制拆除他人合法房屋的权力。民事主体自行违法强制拆除他人合法房屋,涉嫌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权利人可以依法请求公安机关履行相应职责;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有犯罪行为的,应当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检察机关。因而,除非市、县级人民政府能举证证明房屋确系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由相关民事主体违法强拆的,则应推定强制拆除系市、县级人民政府委托实施,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为实施强制拆除的行政主体,并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案中,婺城区政府主张2014年9月26日改造工程指挥部委托婺城建筑公司对已达成补偿安置协议的案外人的房屋进行拆除时,因操作不慎导致案涉房屋坍塌;婺城建筑公司于2015年3月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也作了类似陈述。婺城区政府据此否认强拆行为系由政府组织实施,认为造成案涉房屋损毁的是案外人婺城建筑公司,并主张本案系民事侵权赔偿纠纷,与婺城区政府无关,不属于行政争议。但案涉房屋被强制拆除系在婺城区政府作为征收主体进行征收过程中发生的。案涉房屋被拆除前的2014年8月31日,婺城区政府即发布旧城改造房屋征收公告,将案涉房屋纳入征收范围。因此,对于房屋征收过程中发生的合法房屋被强制拆除行为,首先应推定系婺城区政府及其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实施的行政强制行为,并由其承担相应责任。本案虽然有婺城建筑公司主动承认“误拆”,但改造工程指挥部工作人员给许水云发送的短信记载有“我是金华市婺城区二七新村区块改造工程指挥部工作人员、将对房子进行公证检查、如不配合将破门进行安全检查及公证”等内容,且许水云提供的有行政执法人员在拆除现场的现场照片及当地有关新闻报道等,均能证实2014年9月26日强制拆除系政府主导下进行,故婺城区政府主张强拆系民事侵权的理由不能成立。婺城建筑公司拆除案涉房屋的行为,其法律责任应由委托其拆除的改造工程指挥部承担;改造工程指挥部系由婺城区政府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临时机构,婺城区政府应当作为被告,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关于本案拆除行为是否违法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第三款规定,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
许水云位于金华市婺城区迎宾巷8号、9号的房屋未依法办理相关建设手续,也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但案涉房屋确系在1990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施行前建造的历史老房。对此类未经登记的房屋,应综合考虑建造历史、使用现状、当地土地利用规划以及有关用地政策等因素,依法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应当给予补偿。改造工程指挥部与一审法院根据许水云提供的许宝贤、寿吉明缴纳土地登记费、房产登记费等相关收款收据以及寿吉明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等材料,已经认定案涉房屋为合法建筑,许水云通过继承和购买成为房屋所有权人,其对案涉房屋拥有所有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侵犯。国家因公共利益需要确需征收的,应当根据《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给予房屋所有权人公平补偿,并按照《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先给予补偿,后实施搬迁。房屋所有权人在签订补偿协议或者收到补偿决定确定的补偿内容后,也有主动配合并支持房屋征收的义务和责任。《征收与补偿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市、县级人民政府及房屋征收部门如何实施征收、如何进行补偿、如何强制搬迁以及如何保障被征收人获得以市场评估价格为基础的公平补偿的权利进行了系统、严密的规定。同时,为了确保因公共利益需要而进行的房屋征收顺利、高效实施,还专门规定对极少数不履行补偿决定、又不主动搬迁的被征收人可以依法进行强制搬迁。具体到本案中,根据《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婺城区政府应当先行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并公告,然后与许水云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等事项订立补偿协议;如双方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则应当依法单方作出补偿决定。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人民法院裁定准予执行后,一般由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执行。此即为一个合法的征收与补偿应当遵循的法定程序,也系法律对征收与补偿的基本要求。本院注意到,案涉房屋的征收拆迁,最早始于2001年7月金华开发公司取得拆迁许可证,在10多年时间内,如因房屋所有权人提出不合法的补偿请求,导致未能签署补偿安置协议,婺城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当依法行使法律法规赋予的行政职权,及时作出拆迁安置裁决或者补偿决定,给予许水云公平补偿,并及时强制搬迁以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和拆迁征收工作的顺利进行。但婺城区政府及相应职能部门既未及时依法履职,又未能保障被征收人合法权益,也未能正确理解《征收与补偿条例》有关强制搬迁制度的立法目的,还未能实现旧城区改造项目顺利实施;而是久拖不决,并以所谓民事“误拆”的方式违法拆除被征收人房屋,最终不得不承担赔偿责任。一、二审法院判决确认婺城区政府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三、关于本案通过行政赔偿还是行政补偿程序进行救济的问题
行政补偿是指行政机关实施合法的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失,由国家依法予以补偿的制度。行政赔偿是指行政机关实施违法的行政行为,侵犯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由国家依法予以赔偿的制度。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过程中,征收及与征收相关联的行政行为违法造成损失的赔偿问题,较为复杂。其中,既有因违法拆除给权利人物权造成损失的赔偿问题,也有因未依据《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和当地征收补偿政策进行征收补偿而给权利人造成的应补偿利益的损失问题,甚至还包括搬迁、临时安置以及应当给予的补助和奖励的损失问题。尤其是在因强制拆除引发的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人民法院应当结合违法行为类型与违法情节轻重,综合协调适用《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方式、赔偿项目、赔偿标准与《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补偿方式、补偿项目、补偿标准,依法、科学地确定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让被征收人得到的赔偿不低于其依照征收补偿方案可以获得的征收补偿,确保产权人得到公平合理的补偿。同时,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义务机关和赔偿数额时,要坚持有权必有责、违法须担责、侵权要赔偿、赔偿应全面的法治理念,对行政机关违法强制拆除被征收人房屋,侵犯房屋所有权人产权的,应当依法责令行政机关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而不能让产权人因侵权所得到的赔偿低于依法征收所应得到的补偿。
通常情况下,强制拆除被征收人房屋应当依据已经生效的补偿决定,而补偿决定应当已经解决了房屋本身的补偿问题。因此,即使强制拆除行为被认定为违法,通常也仅涉及对房屋内物品损失的赔偿问题,而不应涉及房屋本身的补偿或者赔偿问题。但本案在强制拆除前,既无征收决定,也无补偿决定,许水云也未同意先行拆除房屋,且至今双方仍未达成补偿安置协议,许水云至今未得到任何形式补偿,强制拆除已构成重大且明显违法,应当依法赔偿。对许水云房屋损失的赔偿,不应再依据《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所规定的《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即2014年10月26日的市场价格,为基准确定,而应按照有利于保障许水云房屋产权得到充分赔偿的原则,以婺城区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作出赔偿决定时点的案涉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为基准确定。同时,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有关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的规定,许水云在正常征收补偿程序中依法和依据当地征收补偿政策应当得到的利益损失,属于其所受到的直接损失,也应由婺城区政府参照补偿方案依法予以赔偿。因此,本案存在行政赔偿项目、标准与行政补偿项目、标准相互融合的情形,一审法院判决第二项责令婺城区政府参照《征收补偿方案》对许水云进行赔偿;二审法院判决认为应当通过后续的征收补偿程序获得救济,并据此驳回许水云的行政赔偿请求,均属对《国家赔偿法》《征收与补偿条例》等相关规定的错误理解,应予纠正。
四、关于赔偿方式、赔偿项目、赔偿标准与赔偿数额的确定问题
具体到本案中,根据许水云的诉讼请求,其主张的损失包括以下三个部分:一是房屋损失;二是停产停业损失;三是房屋内物品的损失。婺城区政府与许水云应就上述三项损失问题平等协商,并可通过签订和解协议的方式解决;如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婺城区政府应按照本判决确定的方法,及时作出行政赔偿决定。
(一)房屋损失的赔偿方式与赔偿标准问题
《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据此,返还财产、恢复原状是国家赔偿首选的赔偿方式,既符合赔偿请求人的要求也更为方便快捷;但其适用条件是原物未被处分或未发生毁损灭失,若相关财产客观上已无法返还或恢复原状时,则应支付相应的赔偿金或采取其他赔偿方式。本案中,案涉房屋已经被列入旧城区改造的征收范围,且已被婺城区政府拆除,因此,对许水云要求恢复房屋原状的赔偿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案涉房屋系因旧城区改建而被拆除,如系依法进行的征收与拆除,许水云既可以选择按征收决定公告之日的市场评估价进行货币补偿,也有权要求在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选择类似房屋予以产权调换。本案系因违法强制拆除引发的赔偿,《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项规定,行政机关违法征收,侵犯财产权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因此,为体现对违法征收和违法拆除行为的惩诫,并有效维护许水云合法权益,对许水云房屋的赔偿不应低于因依法征收所应得到的补偿,即对许水云房屋的赔偿,不应低于赔偿时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类似房屋的市场价值。结合《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诸项规定以及许水云申请再审的请求,婺城区政府既可以用在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提供类似房屋的方式予以赔偿,也可以根据作出赔偿决定时点有效的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为基准计付赔偿款。婺城区政府与许水云可以按照《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方式确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鉴于案涉房屋已被拆除,房地产评估机构可以参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方法,根据婺城区政府与许水云提供的原始资料,本着疑点利益归于产权人的原则,独立、客观、公正地出具评估报告。
(二)停产停业损失的赔偿标准问题
本案中,许水云主张因为房屋被拆除导致其停业,要求赔偿停产停业至今的损失每月2万元,婺城区政府对许水云存在经营行为的事实予以认可,但提出因为许水云的房屋属于无证建筑,只能按照一般住房进行补偿,不予计算停产停业的损失。本院认为,《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对因征收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根据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确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征收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应当根据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给予补偿。补偿的标准不低于被征收房屋价值的百分之五,具体标准由设区的市、县(市)人民政府规定。《金华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意见(试行)》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征收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按被征收房屋价值的百分之五计算。
《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应当给予补偿;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不予补偿。既然案涉房屋已被认定为合法建筑,则其与已发放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在补偿问题上拥有同等法律地位。如果许水云提供的营业执照、纳税证明等证据,能够证明其符合《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金华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意见(试行)》所确定的经营用房(非住宅房屋)条件,则婺城区政府应当依据上述规定,合理确定停产停业损失的金额并予以赔偿。但由于征收过程中的停产停业损失,只是补偿因征收给房屋所有权人经营造成的临时性经营困难,具有过渡费用性质,因而只能计算适当期间或者按照房屋补偿金额的适当比例计付。同时,房屋所有权人在征收或者侵权行为发生后的适当期间,也应当及时寻找合适地址重新经营,不能将因自身原因未开展经营的损失,全部由行政机关来承担。因此许水云主张按每月停产停业损失2万元标准赔偿至房屋恢复原状时的再审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屋内物品损失的赔偿金额确定方式问题
《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三项进一步规定,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就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也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因此,许水云应就其房屋内物品损失事实、损害大小、损害金额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同时,《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还规定,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原告应当对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提供证据。因被告的原因导致原告无法举证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因行政机关违反正当程序,不依法公证或者依法制作证据清单,给原告履行举证责任造成困难的,且被告也无法举证证明实际损失金额的,人民法院可在原告就损失金额所提供证据能够初步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依法作出不利于行政机关的损失金额认定。许水云向一审法院提供的相关照片与清单,可以判断案涉房屋内有鸟笼等物品,与其实际经营花鸟生意的情形相符;在许水云已经初步证明存在损失的情况下,其合情合理的赔偿请求应当得到支持。婺城区政府可以根据市场行情,结合许水云经营的实际情况以及所提供的现场照片、物品损失清单等,按照有利于许水云的原则酌情确定赔偿数额,对房屋内财产损失依法赔偿。
综上,一、二审法院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一、二审法院判决确认婺城区政府强制拆除许水云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的判项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但一审判决责令婺城区政府参照《征收补偿方案》对许水云进行赔偿,未能考虑到作出赔偿决定时点的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已经比《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补偿时点的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有了较大上涨,仅参照《征收补偿方案》进行赔偿,无法让许水云有关赔偿房屋的诉讼请求得到支持;二审判决认为应通过征收补偿程序解决本案赔偿问题,未能考虑到案涉房屋并非依法定程序进行的征收和强制搬迁,而是违法实施的强制拆除,婺城区政府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第二项与二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均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行终154号行政判决第一项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金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第一项,即确认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许水云位于金华市婺城区五一路迎宾巷8号、9号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
二、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行终154号行政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金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第二项。
三、责令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按照本判决对许水云依法予以行政赔偿。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由被申请人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耿宝建
审 判 员 周伦军
审 判 员 白雅丽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法 官 助 理 殷 勤
书 记 员 于 露
公报案例行政与征收
刘云务诉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晋源一大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案
公报案例 · (2016)最高法行再5号 ·
裁判要旨: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求行政机关既要严格执法以维护社会管理秩序,也要兼顾相对人实际情况。行政处理存在裁量余地时,应当尽可能选择对相对人合法权益损害最小的方式;实施扣留等暂时性控制措施不能代替对案件的实体处理,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长期不处理的,构成滥用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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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务诉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晋源一大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案
【裁判摘要】
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求行政机关既要严格执法以维护社会管理秩序,也要兼顾相对人实际情况。行政处理存在裁量余地时,应当尽可能选择对相对人合法权益损害最小的方式;实施扣留等暂时性控制措施不能代替对案件的实体处理,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长期不处理的,构成滥用职权。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16)最高法行再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云务,男,195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吕梁市。
委托代理人贺俊爱(系再审申请人刘云务之妻),女,1956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委托代理人刘翠(系再审申请人刘云务之女),女,1981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晋源一大队,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延盛街21号。
法定代表人阎晋生,该大队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王继军,山西新学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中庆,山西新学府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刘云务因诉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晋源一大队(以下简称晋源交警一大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强制一案,不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晋行终字第7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经听证审查后,本院作出(2015)行监字第156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提审后,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耿宝建、代理审判员李涛、代理审判员李纬华参加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一、二审法院查明以下主要事实:2001年7月,刘云务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在山西省威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购买了一辆东风EQ1208G1型运输汽车,发动机号码133040,车架号码11022219,合格证号0140721,最终上户车牌为晋A2XXXX号。刘云务依约付清车款后,车辆仍登记挂靠在该公司名下。2006年12月12日,刘云务雇佣的司机任治荣驾驶该车辆行驶至太原市和平路西峪乡路口时,晋源交警一大队的执勤民警以该车未经年审为由将该车扣留并于当日存入存车场。2006年12月14日,刘云务携带该车审验日期为2006年12月13日的行驶证去处理该起违法行为。晋源交警一大队执勤民警在核实过程中发现该车的发动机号码和车架号码看不到,遂以该车涉嫌套牌及发动机号码和车架号码无法查对为由对该车继续扣留,并口头告知刘云务提供其他合法有效手续。刘云务虽多次托人交涉并提供相关材料,但晋源交警一大队一直以其不能提供车辆合法来历证明为由扣留该车。刘云务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晋源交警一大队的扣留行为并返还该车。在法院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在法院组织下对该车车架号码的焊接处进行了切割查验,切割后显示的该车车架号码为GAGJBDK011022219,而刘云务提供的该车行驶证载明的车架号码为LGAGJBDK011022219。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晋源交警一大队口头通知刘云务提供其他合法有效手续后,刘云务一直没有提供相应的合法手续,故晋源交警一大队扣留涉案车辆于法有据。由于扣留涉案车辆的行为属于事实行为,故晋源交警一大队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程序瑕疵不能成为撤销扣留行为的法定事由。刘云务虽然提供了由山西吕梁东风汽车技术服务站出具的更换发动机缸体的相关证明,但未经批准擅自更换发动机、改变发动机号码的行为均为我国相应法律、法规所禁止。刘云务一直未提供该车的其他合法有效手续,故其要求撤销扣留行为,返还涉案车辆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据此,一审法院作出(2010)并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驳回刘云务的诉讼请求。刘云务不服,提起上诉。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刘云务对晋源交警一大队于2006年12月12日因涉案车辆未经审验而予扣留并无争议,争议在于刘云务是否提供了该车的合法来历证明,晋源交警一大队是否应及时返还车辆。对于该车的车架号码,切割查验后显示的号码与该车行驶证载明的号码不符。对于该车没有发动机号码,刘云务虽然提供了由山西吕梁东风汽车技术服务站出具的更换发动机缸体的相关证明,但未经批准擅自更换发动机、改变发动机号码的行为均为我国相应法律、法规所禁止。刘云务一直没有提供相应的合法手续,依据当时有效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晋源交警一大队扣留该车于法有据。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晋源交警一大队作为行政执法机关,对认为来历不明的车辆可以自行调查,但晋源交警一大队一直没有调查,也未及时作出处理,行为不当。据此,二审法院作出(2010)晋行终字第75号行政判决:一、撤销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并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二、晋源交警一大队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对扣留涉案车辆依法作出处理并答复刘云务;三、驳回刘云务的其他诉讼请求。
刘云务在向本院提出的再审申请中请求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判令再审被申请人返还涉案车辆,并请求判令再审被申请人赔偿涉案车辆损失、涉案车辆营运损失以及交通费、律师费、医疗费、精神损失费、误工费等。其事实与理由为:(一)再审申请人是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人。机动车车架号码由17位字符组成,包含了车辆生产厂家、年代、车型、车身型式及代码、发动机代码及组装地点等信息。机动车车架号码第一位是生产国家代码,“L”字母代表该机动车的产地为中国。“L”字母的缺失明显是由于对大梁进行切割时操作不慎所致。法律并不禁止更换发动机,机动车所有人只是在更换发动机之后,有义务申请对机动车行驶证上的发动机号码进行变更。原审法院认定再审申请人无法提供该车的合法来历,构成事实认定错误。(二)再审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告知义务,没有作出书面通知,构成不作为。原审法院在此情况下,认定再审申请人应自行主动提供该车的合法手续,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构成法律适用错误。(三)如果认定再审申请人没有提供该车的合法手续,扣留该车的时间则不受三十日的拘束,那么原审判决要求再审被申请人在三十日内答复再审申请人没有依据。同时,再审被申请人已经查验了该车的发动机号码、车架号码,原审法院认为再审被申请人“一直没有调查,也未及时作出处理”也不成立。(四)再审被申请人本来答应交4000元罚款后放车,但由于再审申请人托记者前往取车,再审被申请人便拒绝放车,将车辆一直扣留至今。这造成再审申请人长期诉讼,患上脑干出血,形成三级残疾。
再审被申请人晋源交警一大队提交答辩意见称:(一)涉案车辆被扣留之后,再审申请人虽然提供了该车的来历证明、机动车行驶证、检验合格证等相关材料,但发动机号码、车架号码等相关信息是确认车辆身份及车辆合格与否的唯一资料,同时也是该车的身份证明。再审申请人对涉案车辆未经批准擅自更换发动机、改变发动机号码、改装大梁焊装钢板,将车架号码焊死在新装钢板和大梁之间,造成证车不符无法发还。即使能够证明涉案车辆所有权和合法来历,也依法丧失涉案车辆所有权。(二)因涉案车辆在持续扣留过程中,故再审被申请人的执法行为针对未经年检上路行驶与已达到强制报废标准上路行驶两个违法行为,无需作出两个扣留决定。再审被申请人口头通知继续提供有效合法手续,但再审申请人一直没有前来处理。(三)因再审申请人多次涉访涉诉,为保留证据所需,涉案车辆目前仍由再审被申请人保存。目前属于强制拆解报废的机动车辆,依法不能返还。(四)对于再审申请人私自改装车辆的行为,应当严厉打击,严格依法处置。故再审被申请人扣留涉案车辆合法,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相对准确,请求本院驳回刘云务的再审申请。
在本院对刘云务的再审申请进行审查的听证中,双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再审申请人刘云务在原审期间提交的山西吕梁东风汽车技术服务站出具的更换发动机缸体、更换发动机缸体造成不显示发动机号码、车架用钢板铆钉加固致使车架号码被遮盖等三份证明,再审被申请人晋源交警一大队在本院听证中对上述三份证明的真实性未发表否定意见。本院再审期间依法到该服务站进行了核实,该服务站对该三份证明予以确认。本院要求晋源交警一大队对上述相关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晋源交警一大队表示不发表任何意见。本院认为上述三份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相关性,依法予以采信。
本院另查明,车架号码,即车辆识别代号,通常也称大架号,由字母和数字共17位字符组成,是车辆的重要身份证明。第1位字符是国家或者地区代码,中国的代码是“L”。最后8位即第10位至第17位字符代表车辆的年份、生产工厂、生产下线顺序号等信息。对于特定汽车生产厂家生产的特定汽车而言,车架号码最后8位字符组成的字符串具有唯一性。
本院审理期间曾组织当事人就赔偿问题进行调解,因双方分歧较大,调解未果。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再审被申请人晋源交警一大队扣留涉案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是否合法。具体涉及以下三个问题:
(一)决定扣留涉案车辆的程序是否合法。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3年10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及公安部于2004年4月30日发布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晋源交警一大队在行政执法中发现车辆涉嫌套牌的,有依法扣留的职权。在再审申请人刘云务提交合法年审手续后,晋源交警一大队又发现涉案车辆无发动机号码、无法识别车架号码而涉嫌套牌时,可依法继续扣留。但是,晋源交警一大队决定扣留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告知当事人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拟作出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制作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并送达当事人等行政程序。晋源交警一大队违反上述行政程序,始终未出具任何形式的书面扣留决定,违反法定程序。在刘云务提供合法年审手续后,晋源交警一大队初始以未经年审为由扣留车辆的行为应已结束,其关于以车辆涉嫌套牌为由继续扣留无需另行制作扣留决定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认定涉案车辆涉嫌套牌而持续扣留证据是否充分。比对切割查验后显示的涉案车辆车架号码和涉案车辆行驶证载明的车架号码,前者共16位字符,后者共17位字符,前者缺失了代表车辆生产国家或者地区的首字母。再审申请人刘云务主张缺失的首字母“L”系在切割查验时不慎损毁所致,再审被申请人对此未发表相反意见。鉴于涉案汽车确系中国生产,且对于该型号的东风运输汽车而言,切割查验后显示的车辆车架号码和涉案车辆行驶证载明的车架号码的最后8位字符均为“11022219”,可以认定被扣留的车辆即为刘云务所持行驶证载明的车辆。晋源交警一大队在刘云务先后提供购车手续、山西省威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山西吕梁东风汽车技术服务站出具的三份证明等相关证据材料后,认定涉案车辆涉嫌套牌而持续扣留,构成主要证据不足。
(三)既不调查核实又长期扣留涉案车辆是否构成滥用职权。车辆车体打刻的发动机号码、车架号码,是确认车辆身份的重要证明。根据公安部于2004年4月30日发布的《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刘云务在车辆生产厂家指定的维修站对涉案车辆的发动机、车架进行维修,并不违法。且仅为对涉案车辆更换发动机缸体而非更换发动机。但刘云务未及时请相关单位在相应部位重新打刻号码并履行相应手续不当。在涉案车辆发动机缸体未打刻发动机号码且车架号码被钢板铆钉遮盖无法目视确认的情况下,刘云务让所雇佣的司机驾驶车辆上路具有过错,晋源交警一大队认为涉嫌套牌依法有权扣留车辆,刘云务应承担相应责任。但扣留车辆属于暂时性的行政强制措施,不能将扣留行为作为代替实体处理的手段。晋源交警一大队扣留车辆后,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分别作出相应处理:如认为刘云务已经提供相应的合法证明,则应及时返还机动车;如对刘云务所提供的机动车来历证明仍有疑问,则应尽快调查核实;如认为刘云务需要补办相应手续,也应依法明确告知补办手续的具体方式方法并依法提供必要的协助。刘云务先后提供的车辆行驶证和相关年审手续、购车手续、山西省威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山西吕梁东风汽车技术服务站出具的三份证明,已经能够证明涉案车辆在生产厂家指定的维修站更换发动机缸体及用钢板铆钉加固车架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晋源交警一大队既不返还机动车,又不及时主动调查核实车辆相关来历证明,也不要求刘云务提供相应担保并解除扣留措施,以便车辆能够返回维修站整改或者返回原登记的车辆管理所在相应部位重新打刻号码并履行相应手续,而是反复要求刘云务提供客观上已无法提供的其他合法来历证明,滥用了法律法规赋予的职权。
行政机关进行社会管理的过程,也是服务社会公众和保护公民权利的过程。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求行政机关既要严格执法以维护社会管理秩序,也要兼顾相对人实际情况,对虽有过错但已作出合理说明的相对人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时,在足以实现行政目的的前提下,应尽量减少对相对人权益的损害。实施行政管理不能仅考虑行政机关单方管理需要,而应以既有利于查明事实,又不额外加重相对人负担为原则。实施扣留等暂时性控制措施,应以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便于查清事实等为限,不能长期扣留而不处理,给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因此,晋源交警一大队扣留涉案车辆后,既不积极调查核实车辆相关来历证明,又长期扣留涉案车辆不予处理,构成滥用职权。
综上,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应当依据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收集的证据、认定的事实、适用的法律和主张的理由来综合判断。本案涉案车辆是经过年审并正常行驶的车辆,晋源交警一大队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和原一、二审诉讼中均未以车辆系擅自改装而需要强制报废等作为扣留涉案车辆的理由,在本院审理中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车辆需要强制报废,故对晋源交警一大队有关涉案车辆需要强制报废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且其在再审期间又改变扣留理由,也有违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因此,晋源交警一大队在决定扣留涉案车辆时未遵循法定程序,认定涉案车辆涉嫌套牌而持续扣留主要证据不足,既不调查核实又长期扣留涉案车辆构成滥用职权。因晋源交警一大队未作出书面扣留决定,扣留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人民法院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确认扣留行为违法并判令返还违法扣留的车辆。一审判决驳回刘云务诉讼请求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二审判决对扣留行为是否合法未予裁判,判令晋源交警一大队作出处理并驳回刘云务其他诉讼请求错误,依法亦应予撤销。鉴于刘云务对晋源交警一大队扣留涉案车辆造成的停运损失、车辆损坏损失等已另案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故刘云务的赔偿请求应在行政赔偿案件中另行解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晋行终字第75号行政判决和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并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
二、确认再审被申请人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晋源一大队扣留晋A2XXXX号车辆的行为违法;
三、再审被申请人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晋源一大队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将晋A2XXXX号车辆返还再审申请人刘云务。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由再审被申请人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晋源一大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耿宝建
代理审判 员李涛
代理审判员 李纬华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刘 潋
公报案例行政与征收
寿光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诉寿光市人民政府、潍坊市人民政府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案
公报案例 · (2016)鲁07行初88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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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诉寿光市人民政府、潍坊市人民政府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案
【裁判摘要】
行政相对人迟延履行政府特许经营协议致使协议目的无法实现的,行政机关可以单方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行政机关据此强制收回特许经营权行为,应肯定其效力,但对于收回特许经营权过程中没有履行听证程序的做法应给予确认违法的评价。因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当程序正当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法官应运用利益衡量方法综合考量得出最优先保护的价值。在取消特许经营权行为实体正确、程序违法的情况下,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该行政行为,并要求行政机关采取补救措施,体现了人民法院在裁判过程中既要优先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又要依法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司法价值取向。
原告:寿光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寿光市建桥路。
法定代表人:李新岭,董事长。
被告:寿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山东省寿光市商务小区。
法定代表人:赵绪春,市长。
被告:潍坊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山东省潍坊市胜利东街。
法定代表人:刘曙光,市长。
原告寿光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仑燃气公司)因与被告寿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寿光市政府)发生政府特许经营协议纠纷,向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追加潍坊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潍坊市政府)为共同被告。
原告昆仑燃气公司诉称:2011年7月15日原告与被告寿光市政府授权的寿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署《山东省寿光市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寿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同意原告在寿光市从事城市天然气特许经营,特许经营范围为渤海化工园区(羊口镇)、侯镇化工园区、东城工业园,特许经营期限为30年。协议签署后,原告先后开展了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羊口镇中压管网及万隆华府小区、侯镇紫金花园小区、文家天然气门站等燃气项目的建设工作,累计投资1500余万元。项目建设过程中,寿光市各相关部门先后给原告批复了路由意见、门站选址意见、安全评价、环境影响评价等手续,对原告的工作给予了配合和认可。当原告正在积极进行项目建设时,寿光市政府于2016年4月6日作出《关于印发寿光市“镇村通”天然气工作推进方案的通知》(寿政办发[2016]47号),作出了“按照相关框架合作协议中有关违约责任,收回羊口镇、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和侯镇的经营区域授权,授权给寿光市城市基础建设投资管理中心经营管理”的决定。寿光市政府作出寿政办发[2016]47号文件收回原告全部燃气经营权区域授权的决定认定事实错误,原告不存在违约行为,且寿光市政府收回原告燃气经营权未履行听证程序,程序违法,系违法的行政行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1. 依法确认被告于2016年4月6日作出《关于印发寿光市“镇村通”天然气工作推进方案的通知》(寿政办发[2016]47号)收回原告全部燃气经营区域授权决定的行为违法;2. 依法撤销被告于2016年4月6日作出《关于印发寿光市“镇村通”天然气工作推进方案的通知》(寿政办发[2016]47号)收回原告全部燃气经营区域授权的决定。
被告寿光市政府答辩称:1. 寿光市政府2016年4月6日作出的寿政办发[2016]47号《关于印发寿光市“镇村通”天然气工作推进方案的通知》正确,2016年8月2日被告潍坊市政府作出潍政复议字[2016]第16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寿光市政府所作决定,足以证明寿光市政府作出的决定合法有效。原告昆仑燃气公司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成立。2. 根据国务院《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十五条、《山东省燃气管理条例》第十五条和《山东省燃气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八条等相关规定,燃气经营属于特种行业,国家对其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在寿光市政府管辖区域内,寿光市政府具有许可决定权。2011年7月15日原告取得寿光市政府辖区内的羊口镇、侯镇和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管道天然气经营区域授权后,怠于项目的审批和投资建设,蓄意圈占地盘,迟迟不开工建设,严重阻碍了寿光全市天然气“镇村通”工作的顺利推进,给寿光市政府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经济损失和负面社会影响,原告违约在先。2015年6月以来寿光市政府下属的相关部门先后四次召开燃气建设施工工作调度会议,督促原告及其他燃气企业全面履行双方签订的协议,并告知如不及时取得相关审批手续,加快投资建设进度,寿光市政府将依法收回其经营区域授权。2015年6月29日,针对寿光市政府的催促和要求,原告向寿光市政府写出了书面保证承诺在三个月内完成投资建设,但是,原告违背承诺直至2016年4月6日寿光市政府作出寿政办发[2016]47号文件仍一事无成。3. 2011年7月15日原告取得管道天然气经营区域授权后,寿光市政府下属的相关部门为了帮助原告尽快取得相关审批手续,多次派人与原告一起到省、市有关部门办理审批事宜,但是,由于原告投资不到位,燃气管道不符合规划要求,气源指标不落实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导致原告的申请事项达不到审批条件,其过错完全在原告一方。4. 原告在取得寿光市政府辖区内管道天然气经营区域授权后,长期“圈而不建”,消极怠工,严重影响了寿光市政府辖区内企业和居民生产、生活用气,制约了寿光市政府对环境治理目标的如期完成,寿光市政府保留对原告合同违约责任追究和损失赔偿的追偿权。综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潍坊市政府答辩称:1. 潍坊市政府的行政复议行为程序合法。2. 潍坊市政府作出维持的行政复议决定合法。3. 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由共同被告寿光市政府予以答辩举证。综上,原告昆仑燃气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11年7月15日, 被告寿光市政府授权的寿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甲方)与原告昆仑燃气公司(乙方)协商共同开发寿光市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双方签订《山东省寿光市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合作协议》,达成如下合作协议:“一、甲方、乙方同意就寿光市天然气利用项目进行合作;二、甲方同意乙方在寿光市从事城市天然气特许经营。特许经营范围包括渤海化工园区(羊口镇)、侯镇化工园区、东城工业园,特许经营期限为30年。三、甲方充分考虑天然气项目具有公共事业的特点,在国家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该项目在前期可行性研究阶段、建设和经营提供最大程度的支持。四、乙方应保证在中石油管网为寿光市争取足够的天然气指标,甲方应全力配合。如果乙方不能保证寿光市实际用气需求,则甲方有权依照山东省燃气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六、本协议正式签署后,乙方对寿光市燃气项目积极开展工作,甲方利用自身优势给予积极配合。签订协议八个月内,如因乙方原因工程不能开工建设,则本协议废止。……。”协议签署前后,原告陆续取得了寿光市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的立项批复、管线路由规划意见、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国有土地使用证、环评意见书、工业生产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审查意见书、固定资产投资工程项目合理用能评估审核意见书、项目核准意见、关于燃气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等手续。同时,原告对项目进行了部分开工建设。
2014年4月30日,潍坊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向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报送“关于昆仑燃气公司办理燃气工程项目批复的请示”,但未获批复。
2014年7月10日,寿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原告昆仑燃气公司作出催告通知,内容为:“……你公司的管道天然气经营许可手续至今未能办理,影响了经营区域内居民、工业、商业用户及时用气,……现通知你公司抓紧办理管道天然气经营许可手续,若收到本通知2个月内经营许可手续尚未批准,我市将收回你公司的管道天然气经营区域,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你公司自行承担。”
2015年6月25日,原告昆仑燃气公司参加了寿光市燃气工作会议,会议明确要求:“关于天然气镇村通工程建设。各燃气企业要明确管网铺设计划,加快推进工程建设,今年9月底前未完成燃气配套设施建设的,一律收回区域经营权。”
2015年6月29日,原告昆仑燃气公司向被告寿光市政府出具项目保证书,对文家门站及主管网项目、羊口镇燃气项目、侯镇燃气项目、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燃气项目作出承诺:在办理完成项目开工手续后三个月内完成以上工作,如不能按照完成,将自动退出政府所授予经营区域。
2016年4月6日,被告寿光市政府作出《关于印发寿光市“镇村通”天然气工作推进方案的通知》(寿政办发[2016]47号),决定按照相关框架合作协议中有关违约责任,收回原告昆仑燃气公司的羊口镇、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和侯镇的经营区域授权,授权给寿光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管理中心代表寿光市政府经营管理。
原告昆仑燃气公司不服上述决定,向被告潍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潍坊市政府收到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后,依法予以受理。2016年6月7日,潍坊市政府向被告寿光市政府作出并送达了《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同年6月21日,寿光市政府向潍坊市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2016年8月2日,潍坊市政府作出潍政复决字[2016]第16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寿光市政府作出的寿政办发[2016]47号文件中关于收回昆仑燃气公司燃气特许经营区域授权的决定,并送达了原告及寿光市政府。原告遂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三)、(四)项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或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被告寿光市政府授权的寿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原告昆仑燃气公司协商共同开发寿光市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双方签订《山东省寿光市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合作协议》,该协议系寿光市政府与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当依约履行。原告在依约取得羊口镇、侯镇化工园区、东城工业园区天然气经营区域授权后,因项目的审批、投资建设不到位,致使项目建设不能依约完成,也不能办理燃气经营许可证,在被告向原告发出催告通知、召开会议催促要求,且原告出具了书面项目建设保证书作出承诺后,至2016年4月6日原告仍未依约完成项目投资建设,影响了经营区域内用户及时用气,原告的行为属于迟延履行合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且该迟延履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寿光市政府有权依约解除合同。寿光市政府作出寿政办发[2016]47号文件,决定按照合作协议中有关违约责任收回原告的天然气经营区域授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理由正当。因寿光市政府系依据合作协议中有关违约责任收回原告的经营区域授权,非燃气经营许可的收回,故原告认为被告未履行听证程序违法的主张于法无据,法院不予采信。
被告潍坊市政府收到原告昆仑燃气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后,履行了受理、制作《提出行政复议答复书》并送达、审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等法定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作出行政复议行为的程序合法。
综上,原告昆仑燃气公司的起诉理由不成立,其要求确认被告寿光市政府作出寿政办发[2016]47号文件收回原告燃气经营区域授权决定的行为违法并请求撤销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于2016年11月21日作出判决:
驳回原告寿光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昆仑燃气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审法院判决并依法改判。理由如下:1.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昆仑燃气公司“因项目的审批、投资建设不到位,致使建设不能依约完成”错误。原审法院认为昆仑燃气公司不能依约完成项目建设构成违约,没有相应协议条款作为依据。昆仑燃气公司在签订合作协议后的八个月内进行了开工建设,没有产生违约。2. 被上诉人寿光市政府收回特许经营权的行为违反了《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昆仑燃气公司不存在应当被取消特许经营权的法定情形,不应被取消特许经营权。3.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寿光市政府解除合同错误。事实上,寿光市政府与昆仑燃气公司均未提出解除和废止合作协议。寿光市政府仅是要求收回羊口镇、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侯镇的燃气经营区域授权,仍给昆仑燃气公司保留了东城工业园区域授权。4. 原审法院判决认为寿光市政府的行为系“非燃气经营许可的收回,故可以不进行听证”,混淆了基本概念,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涉及特许经营权的收回,应适用《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建设部令126号)。该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对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取消特许经营权并实施临时接管的,应召开听证会,而寿光市政府取消特许经营权未进行听证。
被上诉人寿光市政府书面答辩称:燃气经营属于特种行业,国家对其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在被上诉人管辖区域内,许可决定权属于被上诉人。上诉人昆仑燃气公司取得燃气特许经营权后,怠于项目的审批和投资建设,严重阻碍了寿光市天然气“镇村通”工作的顺利推进,上诉人违约在先。被上诉人在作出47号通知之前,曾多次告知上诉人加大投资建设力度,否则将收回燃气经营区域授权,上诉人对此作出了书面承诺。但是由于上诉人投资不到位,燃气管道不符合规划要求,气源指标不落实等诸多原因,导致根本达不到审批条件,其过错在于上诉人一方。因此,被上诉人作出47号通知,决定收回上诉人的燃气特许经营权,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被上诉人潍坊市政府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寿光市政府作出47号通知,决定收回上诉人昆仑燃气公司燃气经营区域授权的行为是否合法。
《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是指政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通过市场竞争机制选择市政公用事业投资者或者经营者,明确其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经营某项市政公用事业产品或者提供某项服务的制度。城市供水、供气、供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行业,依法实施特许经营的,适用本办法。”因此本案涉及的燃气经营区域授权系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针对被上诉人寿光市政府取消特许经营权行为的合法性及合理性审查,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上诉人昆仑燃气公司主张其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
涉案合作协议系被上诉人寿光市政府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为实现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实施特许经营而与上诉人昆仑燃气公司进行的约定,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内容,属行政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按照约定履行协议或者单方变更、解除协议是否合法,在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的同时,可以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合同法》作为调整民事合同的法律规范,在不违反有关行政法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可以直接适用于行政协议。《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六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涉案合作协议系寿光市政府与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定履行各自义务。上诉人的义务为积极开展燃气项目建设,保证寿光市实际用气需求。因该协议对燃气项目建设未明确约定具体的履行期限,寿光市政府可以随时要求上诉人履行。案件事实表明,寿光市政府于2014年7月10日、2015年6月25日先后两次催促上诉人,要求其履行协议义务,并表示如不履约将收回燃气经营区域授权,故应认定寿光市政府已经给予上诉人足够的准备时间。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上诉人对燃气项目建设作出了保证和承诺,但仍未按照其承诺消除项目建设的障碍,亦未向寿光市政府提出不能履行相关义务的异议。上诉人取得燃气经营区域授权后,在长达五年的时间内,而且是在寿光市政府要求其履行义务的期限内,一直未完成全部授权经营区域内的燃气项目建设。该事实表明上诉人迟延履行义务,导致相关经营区域的供气目的不能实现,合同解除的法定条件成立。寿光市政府据此作出47号通知,决定按照合作协议中有关违约责任收回上诉人在羊口镇、侯镇的燃气经营区域授权,实质是解除上诉人在上述区域的燃气特许经营协议,并无不当。涉案合作协议虽未对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的燃气经营区域授权作出约定,但考虑到上诉人长期不能完成该经营区域的燃气项目建设,寿光市政府作出47号通知,一并收回该区域授权,亦无不当。
二、关于上诉人昆仑燃气公司主张被上诉人寿光市政府收回燃气经营区域授权不符合法定情形的问题。
《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在特许经营期间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主管部门应当依法终止特许经营协议,取消其特许经营权,并可以实施临时接管:(一)擅自转让、出租特许经营权的;(二)擅自将所经营的财产进行处置或者抵押的;(三)因管理不善,发生重大质量、生产安全事故的;(四)擅自停业、歇业,严重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和安全的;(五)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该条规定了主管部门取消特许经营权的法定情形,上诉人昆仑燃气公司认为其不存在上述取消特许经营权的法定情形,被上诉人寿光市政府收回燃气经营区域授权的行为违反上述规定。法院认为,迟延履行特许经营协议义务行为虽然未在《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前四项中明确列举,但该法条为弥补列举不全面所可能造成的遗漏规定了兜底性条款,即“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本案中由于上诉人长期不能完成经营区域内的燃气项目建设,无法满足居民的用气需要,足以影响社会公共利益,应为法律、法规所禁止。不能因为该条款未将上诉人迟延履行特许经营协议义务行为明确列为取消特许经营权的情形,就将其排除在法律规定之外,这并不符合该法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立法目的。因此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应予以支持。
三、关于上诉人昆仑燃气公司主张其仍享有东城工业园区域授权的问题。
本案合同的履行具有可分性,该合作协议实际是由羊口镇、侯镇化工园区、东城工业园三个区域的燃气特许经营协议组成,每个区域授权与整个协议虽有关联,却相对独立,取消任一区域授权并不影响上诉人昆仑燃气公司在其他区域的权利义务。本案中,被上诉人寿光市政府未提出收回上诉人在东城工业园的燃气经营区域授权,涉案合作协议关于东城工业园的燃气特许经营协议尚未解除。原审法院判决对此没有加以区分,应予纠正。上诉人关于寿光市政府为其保留了东城工业园区域授权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以支持。
四、关于被上诉人寿光市政府收回燃气经营区域授权未进行听证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
《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对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取消特许经营权并实施临时接管的,必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并召开听证会。上诉人昆仑燃气公司认为被上诉人寿光市政府收回其燃气经营区域授权未进行听证,违反上述规定。法院认为,寿光市政府对供气行业依法实施特许经营,决定收回上诉人燃气经营区域授权,应当告知上诉人享有听证的权利,听取上诉人的陈述和申辩。上诉人要求举行听证的,寿光市政府应当组织听证。而寿光市政府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相应义务,其取消特许经营权的行为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属于程序违法。原审法院判决认为寿光市政府的行为系“非燃气经营许可的收回,故可以不进行听证”理由不当,应予纠正。对于上诉人的该项主张,应予支持。
综上,被上诉人寿光市政府作出47号通知收回上诉人昆仑燃气公司燃气经营区域授权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违反法定程序,应当确认该被诉行政行为违法。因本案涉及寿光市供气公共事业,上诉人长期不能完成燃气项目建设,无法实现经营区域内的供气目的,达到了解除特许经营协议的法定条件,且经营区域内燃气项目特许经营权已经实际授予他人,行政行为一旦撤销不仅会影响他人已获得的合法权益,而且会影响居民用气,损害区域内公共利益,故对上诉人提出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从合理性角度考量,因上诉人燃气项目已经开工建设,如果寿光市政府收回上诉人燃气经营区域授权的行为给其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失,在该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又不宜撤销的情况下,寿光市政府依法应当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被上诉人潍坊市政府作出161号复议决定的程序虽然并无不当,但未对寿光市政府收回上诉人燃气经营区域授权的程序违法问题进行审查认定,其复议决定维持被诉行政行为不当,应当予以撤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应当予以支持。原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存在错误,应予纠正。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于2017年5月5日作出判决:
一、撤销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7行初88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被上诉人潍坊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潍政复决字[2016]第161号行政复议决定;
三、确认被上诉人寿光市人民政府作出寿政办发[2016]47号《关于印发寿光市“镇村通”天然气工作推进方案的通知》收回上诉人寿光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燃气经营区域授权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但不撤销该行政行为;
四、驳回上诉人寿光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公报案例行政与征收
孙长荣诉吉林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案
公报案例 · (2015)行提字第19号 ·
裁判要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调整的“政府信息”是指现实存在的,并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申请了解文件效力,属于咨询性质,不属于该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予以提供”政府信息的情形。行政机关针对咨询申请作出的答复以及不予答复行为,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不会对咨询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起诉人缺乏诉的利益,则无原告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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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长荣诉吉林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案
【裁判摘要】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调整的“政府信息”是指现实存在的,并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申请了解文件效力,属于咨询性质,不属于该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予以提供”政府信息的情形。行政机关针对咨询申请作出的答复以及不予答复行为,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不会对咨询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起诉人缺乏诉的利益,则无原告资格,人民法院可以不予受理或者裁定驳回起诉。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15)行提字第1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孙长荣,男,1950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长春市。
再审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吉林省人民政府,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新发路329号。
法定代表人蒋超良,该省省长。
委托代理人闫敏,吉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闫春梅,吉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再审申请人孙长荣诉吉林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一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29日作出(2011)吉行终字第21号行政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孙长荣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4年9月26日作出(2012)行监字第682号行政裁定,对本案进行提审。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马永欣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梁凤云、代理审判员胡文利参加的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0年孙长荣向吉林省长春市房地产管理局提出将其房屋用途由“住宅”变更为“商用”。登记机关称,依据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以下简称吉林省住建厅)1999年11月17日公布的吉建房字〔1999〕27号《关于申请房屋用途变更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吉建房字〔1999〕27号通知),变更用途须经规划许可。在规划部门拒绝作出相应行政许可之后,2011年2月孙长荣向吉林省住建厅提交了关于查询吉建房字〔1999〕27号通知是否已过时效的申请,并要求给予书面答复。吉林省住建厅一直未予书面答复。2011年4月26日,孙长荣以吉林省住建厅对其申请推托未予书面答复为由向吉林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相关法律规定,责令吉林省住建厅依法给予书面答复。2011年4月28日,吉林省人民政府作出吉政复不字〔2011〕号不予受理决定,认为孙长荣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在行政复议范围之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2011年5月31日,吉林省住建厅在其网站上公布废止了吉建房字〔1999〕27号通知。2011年7月6日,孙长荣向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吉林省人民政府吉政复不字〔2011〕号不予受理决定,并责令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孙长荣以吉林省住建厅不依法履行查询吉建房字〔1999〕27号通知是否有效以及给予书面答复职责为由,向被告吉林省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要求被告吉林省人民政府责令吉林省住建厅依法给予明确书面答复。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的规定,原告孙长荣申请行政复议的事项,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所以,被告吉林省人民政府以原告孙长荣对吉林省住建厅未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其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在行政复议范围之内为由,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是正确的。原告孙长荣认为被告吉林省人民政府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吉政复不字〔2011〕号不予受理决定的理由不成立,对其诉讼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吉林省人民政府对原告孙长荣作出的不予受理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作出(2011)长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维持吉林省人民政府2011年4月28日作出的吉政复不字〔2011〕号不予受理决定。
孙长荣不服一审判决,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认为:孙长荣因为自身利害关系向吉林省住建厅提出申请,要求书面确认吉建房字〔1999〕27号通知是否有效,吉林省住建厅工作人员对其作出过口头答复(未给予书面答复)的行为,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吉林省人民政府以吉林省住建厅的行为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无明显违法、不当之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作出(2011)吉行终字第21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孙长荣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吉林省住建厅对其查询文件是否有效的申请,仅作出口头答复,未按申请要求给予书面答复,属于未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对吉林省住建厅未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提起行政复议,吉林省人民政府应予受理。一审法院以本案复议事项不属《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的受理范围为由,二审法院以吉林省住建厅口头答复(未给予书面答复)行为不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为由,认为吉林省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并不违法的观点,属于法律适用错误。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撤销被诉的不予受理决定,并责令被申请人依法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吉林省人民政府提交意见称:孙长荣向吉林省住建厅查询吉建房字〔1999〕27号通知是否有效,应属于咨询行为,与政府信息公开无关。因为法律没有规定必须给予书面答复的义务,所以其作为复议机关,作出被诉的不予受理决定并无不当。而且,行政机关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未依法履行义务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只能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举报途径进行救济。此外,吉建房字〔1999〕27号通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上位法依据,孙长荣在其诉吉林省长春市规划局不予变更原规划许可一案中败诉,故孙长荣查询的文件是否有效均不影响其实体权益。孙长荣申请再审目的在于通过法院施压,迫使住建、规划部门变更其房屋用途。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本案中孙长荣向吉林省住建厅提交的申请内容为:“1999年11月17日由贵厅下发的吉建房字〔1999〕27号《关于申请房屋用途变更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201号《吉林省规章规范性文件清理办法》相关规定,该文件已超时效。不知现是否仍然有效?敬请给以书面答复。”在孙长荣向吉林省住建厅申请了解吉建房字〔1999〕27号通知是否有效时,吉林省住建厅正在根据《关于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吉府法〔2010〕74号)要求,组织开展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清理范围包括了吉建房字〔1999〕27号通知。针对孙长荣的申请内容,吉林省住建厅向其作出了口头答复。以上事实有孙长荣于2011年2月20日向吉林省住建厅提交的申请、吉林省住建厅于2011年5月31日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目录公告、一审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据此,该条例所指的政府信息,应当是现有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为准确把握政府信息的适用范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号)第二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向申请人提供的政府信息,应该是现有的,一般不需要行政机关汇总、加工或者重新制作(作区分处理的除外)。”本案中,孙长荣向吉林省住建厅申请了解的是吉建房字〔1999〕27号通知的效力问题,并非申请公开“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政府文件本身,在性质上属于咨询,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调整的范畴,况且针对咨询作出答复以及答复与否,不会对咨询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因此,吉林省人民政府作出吉政复不字〔2011〕号不予受理决定,符合《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孙长荣认为吉林省人民政府违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相关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不予受理决定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一、二审法院维持吉林省人民政府作出的吉政复不字〔2011〕号不予受理决定,并无不当。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予以提供。本案中,孙长荣的申请既然属于咨询性质,就不属于该条所规定的“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予以提供”政府信息的情形。对于此类咨询申请,法律并无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书面答复的明确规定。在吉林省住建厅已以口头方式作出答复,尤其是在孙长荣提起本案诉讼前吉林省住建厅已经公布废止吉建房字〔1999〕27号通知的情况下,孙长荣仍然要求人民法院责令行政机关对该通知的效力问题作出答复,其起诉并无应受司法保护的现实利益,其请求被申请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已丧失诉的基础。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吉行终字第21号行政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永欣
审 判 员 梁凤云
代理审判员 胡文利
二 ○ 一 六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书 记 员 李林涛
〔审判长简介〕
马永欣高级法官,1966年出生,法律硕士,2006年起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公报案例行政与征收
魏淑英、齐帅与辽宁省新民市人民政府强制清除地上物并行政赔偿案
公报案例 · (2015)行监字第1921号 ·
裁判要旨:人民法院对于评估机构在诉讼中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行为,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对评估机构及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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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淑英、齐帅与辽宁省新民市人民政府强制清除地上物并行政赔偿案
【裁判摘要】
人民法院对于评估机构在诉讼中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行为,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对评估机构及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
(2015)行监字第192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辽宁省新民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新民市南郊路2号。
法定代表人邢鹏,市长。
委托代理人张浩,新民市交通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迟红英,辽宁申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魏淑英,女,汉族,住新民市新柳街。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齐帅,男,汉族,住新民市新柳街。
委托代理人张志强,辽宁毕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新民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新民市政府)因被申请人魏淑英、齐帅诉其强制清除地上物并行政赔偿一案,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4日作出的(2015)辽行终字第8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11月5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并于2015年12月16日下午在本院第二巡回法庭(沈阳)第三法庭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询问,再审申请人新民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张浩、迟红英,被申请人魏淑英、齐帅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志强,到庭参加询问活动;沈阳嘉森森林资源资产价格评估事务所(以下简称嘉森评估所)评估技术人员周士杰作为证人出庭接受质询。案件现已审查终结。
魏淑英、齐帅在新民市前营子村东侧有7.2亩承包地,2008年之前即开始在承包地上从事苗木、风景树繁育、销售活动。京沈铁路客运专线途经新民市七个乡、镇、街道,在新民市境内的线路长度为55.655公里,魏淑英、齐帅的承包土地在该工程用地范围之内。为配合京沈铁路客运专线工程建设,2009年6月25日和2013年12月18日,新民市政府两次发布公告,禁止在项目用地范围内抢栽抢建。2013年12月21日,新民市政府发布《京沈铁路客运专线(新民段)项目建设征地拆迁补偿实施方案》,附件中关于紫叶稠李的补偿标准为每株50元。2014年3月9日,新民市政府组织人员对魏淑英、齐帅承包地上的苗木进行核查,确认承包地上栽种有3年生紫叶稠李23 116株,嘉森评估所丛日健、裴海峰、张纪强三人参加了核查工作。2014年3月9日,新民市政府发布《关于清除京沈客专铁路沿线非法抢栽抢建地上物和设施的通知》,要求抢栽抢建的当事人自通告发布之日起3日内自行清除抢栽抢建的地上物和设施,逾期不自行清除的,公安机关及有关执法部门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强制清除。2014年3月13日,新民市政府对魏淑英、齐帅7.2亩承包地上的紫叶稠李实施了强制清除。魏淑英、齐帅不服,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强制清除行为违法,赔偿经济损失147万元。另查明,2014年10月17日,国土资源部下发国土资函〔2014〕528号《关于新建北京至沈阳铁路客运专线(沈阳、阜新、朝阳段)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同意将包括涉案承包地在内的共计1101.3334公顷集体所有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并办理征地手续。2014年11月7日,辽宁省国土资源厅作出辽国土资函〔2014〕218号《转发国土资源部关于新建北京至沈阳铁路客运专线(沈阳、阜新、朝阳段)工程建设用地批复的函》。还查明,本案二审判决生效后,新民市政府委托嘉森评估所对魏淑英、齐帅的紫叶稠李进行价格评估,嘉森评估所于2015年8月28日出具了沈嘉林评字〔2015〕第530号《京沈客专项目涉及齐帅所有紫叶稠李资产价值评估报告书》(以下简称530号《评估报告》),认定魏淑英、齐帅的紫叶稠李苗木价格为每株5元,评估技术人员为周士杰、张继亮。新民市政府将该评估报告作为新证据提交本院,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
一审判决认为,《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自征地公告发布之日起,突击栽种的树木、青苗和抢建的建筑物、构筑物等,不予补偿。”新民市政府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魏淑英、齐帅使用的土地在被强制清除时已经由有权机关批准征收,并发布了征地公告。同时,根据魏淑英、齐帅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2008年以前魏淑英、齐帅即一直从事繁育销售苗木的经营活动,在京沈客运专线征地拆迁前,魏淑英、齐帅并未改变原种植苗木的种类,未实施抢栽抢种行为,新民市政府以魏淑英、齐帅于2009年6月后抢栽抢种为由,实施强制清除行为,缺少事实依据,应当确认违法。魏淑英、齐帅对违法强制清除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失,有取得行政赔偿的权利。魏淑英、齐帅的紫叶稠李被强制清除,已经灭失,不具备评估条件,可参照涉案征地补偿方案规定的标准予以赔偿,故新民市政府应赔偿紫叶稠李苗木损失23 116株×50元/株=1 155 800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确认新民市政府强制清除行为违法;新民市政府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魏淑英、齐帅地上种植物损失1 155 800元。新民市政府不服上诉。
二审判决认为,新民市政府在未取得征地批复、未发布征地公告的情况下,迳行认定魏淑英、齐帅栽种的紫叶稠李苗木属于抢栽抢种的树木,明显违反《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的规定。新民市政府虽然在二审中提交了涉案土地获得征地批复的证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强制清除地上苗木的行为具备合法性。新民市政府主张应当按照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4〕238号《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第三条第(九)项的规定,认定魏淑英、齐帅栽种的紫叶稠李苗木属于抢栽抢种,但因新民市政府并未在征地依法报批前,将征地情况书面告知魏淑英、齐帅,故依此规定认定魏淑英、齐帅的行为属于抢栽抢种,仍缺乏事实依据。依照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新民市政府申请再审称: 1. 新民市政府确认魏淑英、齐帅承包地上有23 116株紫叶稠李,只是对客观事实的记载,不能显示植物密度的合理性。2. 补偿方案中紫叶稠李每株50元的补偿标准,是针对同类成树,不适用魏淑英、齐帅种植的树苗。3. 新民市政府委托嘉森评估所对魏淑英、齐帅的树苗进行评估,结论是种植树苗价格为每株5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二)、(三)项规定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补偿魏淑英、齐帅115 580元。
魏淑英、齐帅答辩称:1. 一、二审判决赔偿数额的证据都是来源于新民市政府,客观公正,应予支持。2. 作为京沈铁路客运专线(新民段)的土地被征收人,魏淑英、齐帅应享受与其他被征收人同等待遇。3. 2015年9月9日,新民市政府主动与魏淑英、齐帅达成协议,同意按照生效判决予以赔偿,现又提出再审申请,出尔反尔,不讲诚信。
本院经审查认为,新民市政府在未取得征地批复、未发布征地公告的情况下,认定魏淑英、齐帅栽种的紫叶稠李属于抢栽抢种,并予以强制清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二审判决确认违法,双方并无异议,本院亦予确认。新民市政府违法强制清除造成魏淑英、齐帅的财产损失,应当依法赔偿。
一、关于紫叶稠李的株数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判行政案件,应当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2014年9月16日嘉森评估所出具《关于齐帅所有紫叶稠李资产调查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紫叶稠李情况说明》),内容为:嘉森评估所接受新民市土地房屋征收办公室委托,2014年3月9日与新柳街道、前营子村委会派员共同进行调查,认定齐帅所有紫叶稠李苗龄3年,总株数为23 116株。该调查结果系苗木核查过程中形成的资料,新民市政府亦予认可,并作为己方证据向一审法院提交,一审庭审质证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提出质疑。一审采纳该证据,认定魏淑英、齐帅被强制清除的紫叶稠李株数,并无不当。新民市政府再审申请称,《紫叶稠李情况说明》不能显示植物密度的合理性,否定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但没有提供足以推翻该证据的反证,且在本院询问过程中新民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称,不再对紫叶稠李的株数提出异议。故对新民市政府有关紫叶稠李株数的申请再审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赔偿标准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八)项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所谓直接损失,是指受到损害财产的市场价值。新民市政府违法强制清除魏淑英、齐帅栽种的紫叶稠李,应当按照紫叶稠李的市场评估价格予以赔偿。在紫叶稠李已经被强制清除,无法根据现状进行评估的情况下,一、二审判决参照新民市政府征收补偿方案规定的每株50元的标准予以赔偿,体现了市场价格赔偿的基本原则,判决结果并无不当。新民市政府主张补偿方案中每株50元的补偿标准系针对紫叶稠李成树的补偿标准,但是,从补偿方案的表述看,并不能得出该结论,且新民市政府亦未提供其他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新民市政府将530号《评估报告》作为“新的证据”向本院提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再审“新证据”是指以下证据:(一)在一审程序中应当准予延期提供而未获准许的证据;(二)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依法申请调取而未获准许或者未取得,人民法院在第二审程序中调取的证据;(三)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本案中,新民市政府在一、二审程序中,均未对涉案的紫叶稠李价格申请评估,在二审判决生效后,委托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结论,明显不属于应当再审的“新证据”。
三、关于评估报告的真实性问题
嘉森评估所接受新民市政府的委托作出的530号《评估报告》,严重违反评估程序,评估结论没有事实依据,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认定涉案紫叶稠李赔偿价格的依据。主要理由如下:
(一)根据《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第十一条的规定,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首先明确评估目的。530号《评估报告》中确定的评估目的为:“核定齐帅所有的紫叶稠李资产总价值,客观、公正作出征收紫叶稠李的补偿标准,为委托方征收补偿提供依据”,该评估目的与客观事实存在冲突。首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于2015年4月24日作出二审判决,确认新民市政府强制清除紫叶稠李的行为违法,需进行赔偿而非补偿;其次,新民市政府已于2013年制定了京沈客专项目(新民段)征地拆迁补偿实施方案,明确了包括紫叶稠李在内的各种地上物的补偿标准。故530号《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目的不能成立。
(二)根据《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第六条的规定,现场调查属于基本评估程序,注册资产评估师不得随意删减基本评估程序。嘉森评估所称,涉案紫叶稠李的现场调查工作就是该所于2014年3月9日开展的调查工作。首先,2014年3月9日嘉森评估所进行的调查在其接受本次资产评估委托之前,且2014年的调查并非基于资产价值评估为目的开展的调查,新民市政府在二审及再审申请中均明确,2014年的调查仅系逐户普查的程序性资料,该调查不能替代本次评估中的调查程序;第二,2014年3月9日参与调查的人员系嘉森评估所的丛日健、裴海峰、张纪强三人,与完成本次评估的人员完全不同;第三,2014年3月9日的调查表,对于紫叶稠李仅有“树龄3年,树高1.2米”的描述,缺乏地径、胸径、冠幅、分枝数量等具体状态的陈述和记载;第四,2014年3月9日调查的影像资料只有数张现场照片,无拍摄地点、拍摄时间、比例尺等信息,无法准确还原涉案紫叶稠李的全貌。故530号《评估报告》缺少现场调查程序。
(三)530号《评估报告》中确定的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8月28日,该评估基准日并非涉案紫叶稠李被强制清除的时间。在本院询问中,嘉森评估所称自2013年以来,苗木市场价格逐年走低。评估报告以2015年8月作为评估基准日,涉案紫叶稠李在被强制清除时的价值难以准确体现。
(四)根据《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第十九条的规定,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调查,获取评估业务需要的基础资料,了解评估对象现状,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涉案紫叶稠李系3年生,在2012年春季经过一次平茬。嘉森评估所称在评估时系以1年生的苗条作为询价对象,未将涉案紫叶稠李按3年树龄的整树作为询价对象,询价对象严重失实。
(五)530号《评估报告》采用的评估方法是市价法。根据《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根据业务需要收集评估资料,并进行必要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的依据,其中评估资料应包括查询记录、询价结果、行业资讯、分析资料等形式。嘉森评估所在询问中称评估技术人员进行了市场询价,但不能提供准确的询价对象、询价方式、询价过程以及评估师如何通过具体的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初步评估结论及最终评估结论。评估结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六)根据《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的规定,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应当编制和管理工作底稿。工作底稿包括管理类工作底稿和操作类工作底稿,其中操作类工作底稿应当包括市场调查及数据分析资料、相关的历史和预测资料、询价记录、其他专家鉴定及专业人士报告等内容。嘉森评估所称开展了网络及电话询价、咨询行业专家等工作,但在询问中承认并未制作和保存任何工作底稿,无法证明其开展了相关询价、咨询专家等工作。
(七)根据《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第六条的规定,评估报告中应当提供必要信息,使评估报告使用者能够合理理解评估结论。530号《评估报告》的结论为,涉案紫叶稠李的现行市场价格为每株5元,但是在新民市政府2013年制定的征地拆迁补偿实施方案中紫叶稠李补偿价格为每株50元,二者价格存在十倍差距,但是评估报告中对此差距未作任何说明和分析。
嘉森评估所作出的530号《评估报告》违反评估程序,评估结论缺乏基本的事实根据,属于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以及第二款的规定,对嘉森评估所及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应当处以罚款处罚。
综上,新民市政府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二)、(三)项规定的情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新民市人民政府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郭修江
审 判 员 董 华
审 判 员 范向阳
二 〇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书 记 员 黄婷婷
公报案例行政与征收
中华环保联合会诉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环境保护局环境信息公开案
公报案例 · (2012)清环保行初字第1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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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环保联合会诉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环境保护局环境信息公开案
【裁判摘要】
依法获取环境信息,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一项重要权利,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监督环保法律实施的一项重要手段。具有维护公众环境权益和社会监督职责的公益组织,根据其他诉讼案件的特殊需要,可以依法向环保机关申请获取环保信息。在申请内容明确具体且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公开范围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14区青年沟东路。
法定代表人:曾晓东,该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被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环境保护局,住所地:贵州省贵州市修文县龙场镇人民南路。
法定代表人:朱国雄,该局局长。
中华环保联合会以被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环境保护局不予公开环境信息,向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诉称:2011年10月,原告向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环保法庭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起诉贵州好一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超标排放工业污水,基于该案件需要,需调取好一多公司的相关环保资料,便向被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环境保护局提出申请,要求被告向其公开好一多公司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环保设施竣工验收资料、排污许可证、排污费征收等有关环境信息。而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环保局在法定期限内既未向原告公开上述信息,也未对原告申请给予答复,违反了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保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规定,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求判决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环保局对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予以答复,并向原告公开相关信息。
被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环境保护局辩称:1.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确实于2011年10月28日以特快专递的方式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但申请表未附原告机构代码证等主体材料,也未明确需要好一多三个基地中具体哪一家基地的信息,其申请公开的信息内容不明确;2.原告要求公开信息的形式不具体、不清楚;3. 原告获取信息的方式不明确;4.原告申请信息公开时未提供相关的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且被告已于2011年10月31日电话告知了原告的联系人宋杰彬,要求原告对申请公开的信息内容进行补充说明,以方便被告履行信息公开的职责。故原告诉被告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11年10月,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向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环保法庭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起诉贵州好一多乳业有限公司超标排放工业污水。因案件需要好一多公司的相关环保资料,原告便向被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环境保护局提出申请,要求被告向其公开好一多公司的排污许可证、排污口数量和位置、排放污染物种类和数量情况、经环保部门确定的排污费标准、经环保部门监测所反映的情况及处罚情况、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文件、“三同时”验收文件等有关环境信息,并于2011年10月28日将信息公开申请表以公证邮寄的方式提交给被告。被告收到该信息公开申请表后,认为原告所申请公开的信息内容不明确、信息形式要求不具体、不清楚、获取信息的方式不明确,故一直未答复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也未向原告公开其所申请的信息。
本案一审争议的焦点是: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向被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环境保护局提交的信息公开申请是否明确具体。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依法获取环境信息,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一项重要权利,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监督环保法律实施的一项重要手段。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这一权利,相关法律法规对环境信息公开的范围、信息公开的程序和方式、监督和保障都作了详细的规定。环境信息应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所申请的好一多公司的环境信息资料并非相关法律法规所禁止公开的内容,被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环境保护局未向原告公开其所需信息的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为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需要向被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环境保护局通过邮政快递的方式提出了环境信息公开的书面申请,并在申请中载明了申请人的名称、联系方式、申请公开的具体内容、获取信息的方式等,其申请环境信息的内容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属于法定可以公开的政府环境信息,申请环境信息的程序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第十六条的规定。
关于被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环境保护局认为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在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时,应同时附上原告的身份证明的意见,因原告在信息公开申请表中已正确填写了单位名称、住所地、联系人及电话并加盖了公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条明确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当包括(一)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联系方式;(二)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内容描述;(三)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形式要求,其中并没有强制要求申请人提供身份证明,故被告所提意见没有法律依据。
关于被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环境保护局认为好一多公司在修文县有三个基地,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未明确申请公开哪一个基地的环境信息,原告所申请的内容不明确的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对于申请内容不明确的,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在本案中,原告在申请表中已经明确提出需要贵州好一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排污许可证、排污口数量和位置、排放污染物种类和数量情况、经环保部门确定的排污费标准、经环保部门监测所反映的情况及处罚情况、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文件,其申请内容的表述是明确具体的,至于好一多公司在修文县有几个基地,并不妨碍被告公开信息,被告应就其手中掌握的所有涉及到好一多公司的相关环境信息向原告公开。另外,《贵州省政府信息公开暂行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六)申请内容不明确或申请书形式要件不齐备的,行政机关应当出具《补正申请告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正、补充。”,即便被告认为原告申请内容不明确,应当按该规定向原告发出《补正申请告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正、补充,而被告显然没有按规定办理。故被告以申请内容不明确不公开信息,不符合规定。同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第十八条的规定,被告显然在法定期限内没有履行其答复的义务,故被告不予答复申请的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关于被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环境保护局认为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申请信息公开时,未提供相关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的意见,根据《贵州省政府信息公开暂行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可以收取实际发生的检索、复制、邮寄等成本费用,但被告并未向原告提出收费要求,原告也未向被告明示不支付相关费用,故被告以此理由不公开环境信息不符合法律规定。
据此,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三条和第二十六条、《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第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项、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2年1月10日判决如下:
被告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环境保护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原告中华环保联合会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进行答复,并按原告的要求向其公开贵州好一多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环境信息。
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环境保护局不服一审判决,向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环境保护局以“环保局向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是其义务和责任,自愿服从清镇市人民法院(2012)清环保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为由,于2012年3月9日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撤诉申请书申请撤回上诉。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环境保护局撤回上诉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十)项、第九十七条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之规定,于2012年3月12日裁定如下:
准许上诉人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环境保护局撤回上诉。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公报案例行政与征收
于栖楚诉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强制拆迁案
公报案例 · (2012)行提字第17号 ·
裁判要旨:一、生效的拆迁补偿安置裁决是实施强制拆迁的基础,拆迁补偿安置裁决被一审撤销后,强制拆迁不得再继续实施。
二、县级人民政府负责人签署的同意强制拆迁的意见,不能代替应经法定程序并应以书面形式作出的责令限期拆迁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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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栖楚诉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强制拆迁案
【裁判摘要】
一、生效的拆迁补偿安置裁决是实施强制拆迁的基础,拆迁补偿安置裁决被一审撤销后,强制拆迁不得再继续实施。
二、县级人民政府负责人签署的同意强制拆迁的意见,不能代替应经法定程序并应以书面形式作出的责令限期拆迁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12)行提字第17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于栖楚,男,汉族,1956年12月3日生,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省府东街2号1单元附4号。
委托代理人吴念平,男,汉族,1954年12月27日生,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省府北街46号附3号。
委托代理人桂艳,贵州合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贵阳市都司高架桥房地产大厦。
法定代表人任筑江,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章根香,贵州证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于栖楚因诉被申请人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贵阳市房地产管理局,以下简称贵阳市住建局)强制拆迁一案,不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黔行再终字第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原生效判决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以(2011)行监字第410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黔行再终字第2号行政判决查明:1993年贵州汉方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汉方公司)经贵阳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在贵阳市省府北街及其相邻地段修建商住楼。1995年6月该公司领取拆迁许可证。于栖楚私房位于拆迁范围。汉方公司因未能与于栖楚就安置补偿达成一致,向贵阳市住建局(当时为贵阳市房地产管理局)申请裁决。贵阳市住建局于1996年3月11日作出(1996)筑迁裁字第9号裁决,由汉方公司在贵阳市花溪大道北段730号“贵溪商住楼”安置被拆迁人于栖楚。于栖楚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向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裁决。同年3月22日,汉方公司申请强制执行该裁决。贵阳市房屋拆迁安置管理处(以下简称贵阳市拆迁处)、贵阳市住建局审核同意后上报贵阳市人民政府。经贵阳市人民政府审批决定后,贵阳市住建局以贵阳市拆迁处名义于6月18日张贴(1996)筑迁执告字第9号拆迁公告,称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贵阳市建设拆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限被拆迁人于同年6月20日前搬迁完毕,逾期不搬将强制搬迁。因于栖楚到期仍未搬迁,贵阳市拆迁处于6月24日对于栖楚的房屋进行了强制拆迁。于栖楚对强制拆迁行为不服,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形成本案。
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筑行初字第2号一审判决认为:贵阳市拆迁处以(1996)筑迁执告字第9号公告对于栖楚的房屋进行拆迁,违反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其辩称强拆行为系由政府授权的理由不能成立;贵阳市拆迁处系贵阳市住建局的内设机构,不具有行政执法主体的资格,其行为后果应由贵阳市住建局承担。该院遂判决撤销1996年6月24日对于栖楚所作的强制拆迁行为。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贵阳市住建局负担。
贵阳市住建局不服该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1998)黔行终字第12号行政判决认为:贵阳市拆迁处作为贵阳市住建局的内设机构,以拆迁公告方式对被拆迁人的房屋进行强制拆迁,其行为违反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基本正确,应予维持。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0元,由贵阳市住建局负担。
贵阳市住建局对该终审判决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2000)黔行再终字第2号再审行政判决认为:拆迁人汉方公司依据贵阳市住建局作出的(1996)筑迁裁字第9号裁决书,对未在裁决规定的拆迁期限内搬迁的被拆迁人于栖楚的房屋申请强制拆迁是正当合法的。按报批程序,该申请先后经贵阳市拆迁处、贵阳市住建局审查,并上报贵阳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对于栖楚位于省府北街的房屋进行强制拆迁。依照国务院关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贵阳市人民政府有权作出责令限期拆迁的决定,其所作决定具有法律效力。据此,贵阳市住建局执行贵阳市人民政府所作决定,对被拆迁人于栖楚强制拆迁也属合法。但贵阳市住建局在执行过程中,以贵阳市拆迁处名义张贴拆迁公告,要求被拆迁人在限定期限内搬迁完毕。因贵阳市拆迁处系贵阳市住建局的内设机构,以其名义对外张贴公告不符合要求,但不应因此否定对于栖楚的房屋进行强拆的合法性,故对于栖楚诉请确认贵阳市住建局对其房屋强制拆迁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二)项、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筑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黔行终字第12号行政判决。二、驳回于栖楚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于栖楚负担。
于栖楚不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黔行再终字第2号再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被申请人贵阳市住建局据以实施强制拆迁行为的(1996)筑迁裁字第9号裁决书已经被人民法院判决撤销,申请人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安置补偿。分管市长在《贵阳市建设拆迁强制执行的报告》上的签字同意,不能代替市政府应当作出的书面决定。且1998年5月21日贵阳市人民政府向一审法院提供的答辩材料也否定了以市长签字同意方式进行强制拆迁行为的合法性。请求撤销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黔行再终字第2号再审判决,并判决赔偿房屋及其他财产损失。
被申请人贵阳市住建局辩称:贵阳市人民政府采用审批表形式对强制拆迁行为进行审批并不违法。于栖楚房屋被强制拆除有分管副市长签字。此种责令方式虽然不规范,但分管副市长也是代表市政府的。请求维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黔行再终字第2号再审判决。
本院认为,根据1991年施行的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被拆迁人在拆迁裁决规定的拆迁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绝拆迁的,贵阳市人民政府可以进行强制拆迁。但作为申请和实施强制拆迁依据的(1996)筑迁裁字第9号裁决,此前已被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作出的(1996)云行初字第13号判决撤销,该判决书并已于1996年5月17日向双方当事人送达。因此,贵阳市住建局及贵阳市拆迁处于1996年6月24日强制拆迁于栖楚房屋,缺乏法律依据。
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强制拆迁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先行作出责令限期拆迁的决定;在责令限期拆迁决定所指定的期限内被拆迁人逾期仍不拆迁的,方可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且责令限期拆迁和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的决定,应当经法定程序并以书面形式作出,相关决定还应依法送达被拆迁人。本案贵阳市人民政府以分管副市长在相关申请报告上签署意见,并以此取代应以书面形式作出的责令限期拆迁决定和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决定及相应的送达程序,亦不符合上述规定要求。
因贵阳市拆迁处不具备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故违法责任应由贵阳市住建局承担。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黔行再终字第2号判决将该强制拆迁行为认定为合法显属不当,依法应予纠正。因违法强制拆迁行为已经实施完毕且不具备可撤销内容,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违法判决。申请再审人于栖楚历经多年诉讼仍未得到安置补偿,贵阳市住建局与拆迁人汉方公司应依法对于栖楚的房屋进行补偿或妥善安置;因违法实施强制拆迁给于栖楚造成的其他财产损失,亦应依法予以赔偿。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黔行再终字第2号行政判决、(1998)黔行终字第12号行政判决和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筑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
二、确认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实施的强制拆迁行为违法。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人民币200元,由被申请人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广宇
审 判 员 郭修江
代理审判员 耿宝建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日
书 记 员 徐 超
〔审判长简介〕
李广宇高级法官:1963年出生,法学硕士。2005年起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公报案例行政与征收
宋莉莉诉宿迁市建设局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裁决案
公报案例 · (2002)72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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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莉莉诉宿迁市建设局房屋
拆迁补偿安置裁决案
[裁判摘要]
行政机关在对房屋拆迁补偿纠纷作出裁决时,违反法规的规定,以拆迁人单方委托的评佑公司的评佑报告为依据,被拆迁人提出异议的,应认定行政裁决的主要证据不足。
原告:宋莉莉,女,江苏省宿迁市饮食服务公司经理,住江苏省宿迁市幸福中路。
被告:江苏省宿迁市建设局。
法定代表人:华志明,该局局长。
第三人:江苏省宿迁市万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简新显,该公司董事长。
2003年6月5日,宿迁市建设局作出宿建裁字[2003]26号房屋拆迁纠纷裁决,主要内容是:(一)被拆迁人宋莉莉应在裁决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拆迁完毕;(二)房屋安置补偿费(包括房屋补偿费、搬家费、附属设施及装饰装潢费、临时安置补助费及停业损失费)共计为685651.88元;(三)万兴公司在中贸百货商城项目完工后提供一处位于该商城项目的房屋(面积与被拆房屋面积相当),拆迁人调换房屋价格以市场评估价为准;(四)万兴公司安排过渡房一套供被拆迁人临时居住。宋莉莉对该裁决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于2003年9月4日向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该裁决。
原告诉称:被告以方元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元公司)的估价作为被拆房屋补偿价是错误的,拆迁人委托方元公司评估时违反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被告以此评估报告直接作为裁决的依据,剥夺了被拆迁人选择评估机构的权利,且评估结果未经双方质证,对房屋的估价不准,被告行政裁决中有关被拆迁房屋置换的内容也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此外,被拆迁房屋在拆迁前一直由他人承租,而对承租人的安置至今未达成任何协议。请求依法撤销被诉行政裁决。
原告提交的证据有:
1.宋莉莉与高虹、于桂军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用以证明原告房屋已租赁给他人,房屋被拆迁时拆迁人对承租人未做任何安置。
2.宋莉莉名下位于宿迁市幸福中路房产情况的录像带,以证明房屋拆迁前的坐落及出租他人等情况。
被告辩称:方元公司评估原告房产的程序及结果没有不妥之处,我局根据方元公司的评估报告进行裁决是合法的。原告以拆迁人万兴公司未与被拆迁房屋的租赁人签订协议为由,认为有关行政裁决违法,没有法律依据。拆迁人开发的房屋属期房,我局行政裁决时尚无法确定该项目房屋的具体数量、排列序号、房屋朝向等,裁决没有涉及有关内容并无不当,请求维持该裁决。
被告提交的证据有:
1.宿迁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批复)宿计发(2002)72号关于宿迁市中贸百货商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货公司)中贸百货商城项目立项的批复,用以证明该公司的中贸百货商城项目已经依法得到批准立项。
2.宿迁市规划局宿规用(2002)107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红线图、宿迁市国土局(2002)国土建字第126号建设用地批准书及拆许字(2003)第3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和房屋拆迁公告,用以证明建设局已依法取得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房屋拆迁许可证且原告的房屋在规定的拆迁红线图范围内,并依法发布了拆迁公告。
3.方元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证明该单位是具备法人资格的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4.方元公司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资格证书,用以证明该单位是具有法定资格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
5.江苏省建设厅房地产业处的证明,用以证实评估人胡中东、孙权为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6.方元公司的房地产评估报告,用以证明宿迁市建设局是依据法定机构的评估报告作出的裁决。
7.宋莉莉的房屋产权证,用以证明被拆迁房屋属宋莉莉所有。
第三人辩称,我公司作为拆迁人,实施的全部拆迁活动均是依法进行的。宿迁市建设局关于拆迁争议的行政裁决合法,应予维持。
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有:
1.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对被拆迁人宋莉莉房屋实施强制拆除的批复,用以证明强制拆迁是经过政府部门批准的。
2.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政府区长办公会议纪要,用以证明宿迁区政府领导对拆迁房屋形成了决议。
经过庭审质证认为,被告宿迁市建设局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拆迁人用地手续合法,评估机构具备评估资质,但拆迁人单方委托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结论,违反了《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宿迁市建设局及原告宋莉莉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被拆迁房屋所有人是被拆迁人宋莉莉,该房屋被拆迁时已对外承租;第三人万兴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拆迁行为的合法性。
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2年4月9日,拆迁人万兴公司的中贸百货商场建设项目由宿迁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批准立项。2002年9月28日,万兴公司取得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02年10月25日,万兴公司取得了国有土地批准书。2003年3月24日,万兴公司取得了房屋拆迁许可证,获得拆迁资格。2003年3月24日,宿迁市建设局发布拆迁公告,并在公告中载明了拆迁范围、搬迁期限、拆迁评估机构。原告宋莉莉的房屋建筑面积为637.07平方米,位于宿迁市幸福中路,在拆迁范围内。方元公司根据万兴公司的委托,对宋莉莉的拆迁房屋进行了估价,由于宋莉莉对被拆房屋补偿价有异议,且要求产权调换,双方未能达成协议。2003年5月28日,万兴公司申请宿迁市建设局对拆迁纠纷进行裁决。2003年6月5日,宿迁市建设局依据方元公司的评估价格对万兴公司与宋莉莉的拆迁纠纷作出裁决,宋莉莉对裁决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裁决。
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认为:
《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第十七条规定: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对被拆迁房屋进行价格评估时,没有征求被拆迁人的意见;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不能达成一致的,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符合条件的评估机构中抽签确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在抽签前三日在拆迁地点公告抽签的时间和地点的规定。
本案中,被告宿迁市建设局根据第三人万兴公司的申请,有权依照《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对原告宋莉莉与万兴公司之间的拆迁纠纷作出行政裁决。尽管《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对行政拆迁程序没有明确的规定,但行政机关在裁决时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允许双方当事人对争议问题进行申辩和陈述。但宿迁市建设局在裁决宋莉莉与万兴公司的拆迁纠纷时,未允许宋莉莉对争议问题予以陈述和申辩,有失公正,仅根据万兴公司的申请及万兴公司单方委托的评估公司的评估结果作为行政裁决的依据,违反了《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此外,该裁决虽然确定了以产权调换的方式对宋莉莉需要拆迁的房产予以补偿,但却未将调换给宋莉莉房屋的具体位置、楼层、房屋价格等内容予以明确表述,致使拆迁补偿的裁决内容无法执行。综上,该行政裁决程序上违反法律规定、内容上不具有执行效力,应重新予以裁决。鉴于宋莉莉的房屋现已被拆迁,故对裁决内容中的第(一)项予以维持,其余各项予以撤销。
据此,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3目的规定,于2003年9月28日作出判决:
一、维持宿迁市建设局宿建裁字(2003)26号裁决中的第(一)项;撤销裁决书中的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
二、宿迁市建设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宋莉莉与万兴公司房屋拆迁纠纷依法重新裁决。
宣判后,宿迁市建设局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宋莉莉表示服从一审法院的判决;万兴公司未作书面答辩。
宿迁市建设局上诉称:本案涉及的我局行政裁决程序合法,对需产权调换的房屋,因所建房屋施工图尚未绘制,故无法确定调换后房屋的排列、朝向等具体位置。请求依法改判。
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宋莉莉明确表示,对宿迁市建设局裁决中认定的搬家费为每平方米6元和安置费为每平方米20元没有异议。
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宿迁市建设局的裁决所依据的评估报告是否合法有效。
万兴公司的中贸百货商场建设项目经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定程序审批,并取得了对被告宋莉莉在幸福中路房产的拆迁许可,万兴公司在与被拆迁方无法达成拆迁协议的情况下,依法申请宿迁市建设局对需拆迁房屋强制拆迁,并无不当,宿迁市建设局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在本案的行政裁决第(一)项中决定限期对宋莉莉的房产予以拆迁,符合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依法应予维持。但宿迁市建设局在裁决被拆迁房屋补偿款时,仅以万兴公司单方委托的方元公司的评估结论为依据,违反了《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本案被拆迁房屋的评估,系万兴公司单方面委托方元公司所为,未经被拆迁人宋莉莉的同意。在万兴公司与宋莉莉无法对房屋拆迁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时,宿迁市建设局在行政裁决中以拆迁单位单方面委托的评估公司的评估报告为依据,而不是依照规定在符合条件的评估机构中抽签确定评估单位,对万兴公司与宋莉莉的房屋拆迁纠纷作出裁决不当,应认定为裁决的主要证据不足,程序违法。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对被告在行政程序中采纳的鉴定结论,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证据证明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由于宿迁市建设局没有提供证据证实采纳该评估结论的操作程序合法,故应依法对宿迁市建设局裁决中的第(二)项予以撤销。基于宋莉莉对宿迁市建设局按照有关规定认定的拆迁搬家、安置补偿标准没有异议,应予以确认。由于宿迁市建设局裁决中的第(三)项的内容不具有实际可操作性,故一审判决予以撤销并无不当。基于宋莉莉的房屋拆迁时已对外出租,在安排宋莉莉房屋拆迁后的过渡用房时,应尊重宋莉莉及承租人的选择权。宿迁市建设局在裁决中虽然对宋莉莉房屋拆迁后安排了过渡用房,但由于宋莉莉实际上并未使用,故一审判决对此内容予以撤销,亦无不当。
综上,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于2003年12月9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公报案例行政与征收
丰祥公司诉上海市盐务局行政强制措施案
公报案例 · (2001)第1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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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祥公司诉上海市盐务局行政强制措施案
原告:上海丰祥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柘林镇。
法定代表人:金雪才,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上海市盐务管理局,住所地:上海市石门二路。
法定代表人:唐清华,该局局长。
上海市盐务管理局(以下简称盐务局)于2001年5月21日作出(沪)盐政〔2001〕第9号盐业违法物品扣押强制措施,认定:上海丰祥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祥公司)违反《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在不具有经营工业盐资格的情况下,从外省市调人工业盐至本市。根据《盐业行政执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对丰祥公司作出了扣押工业盐共计300吨的行政强制措施。丰祥公司不服,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我公司经工商登记,具有工业盐的经营资格,于2001年5月11日从山东调入工业盐300吨。因运输在途时间,该批盐于5月16日抵沪。盐务局却以我公司违反尚未生效的《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为由进行扣押。因该规定没有溯及力,盐务局的行政扣押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故要求撤销盐务局作出的暂扣行为。
被告辩称:《上海市盐务管理若干规定》于2001年3月26日发布,5月15日施行。丰祥公司明知该规定的内容,却违反规定,在该规定施行后将工业盐调入上海。况且,丰祥公司已不具有工业盐的经营资格。我局对丰样公司违法调入的工业盐采取扣押措施,有执法依据,请求维持该扣押行政行为。
被告盐务局向法庭提供以下事实证据:
1.济南铁路局货物运单三份,证明从潍坊市寒亭区央子镇第一盐厂发往丰祥公司的工业盐重量总计为180吨,到站为上海金山卫西站,到达日期为5月16日。
2.上海铁路局货物运单两份,证明从安徽省定远县盐矿发往丰祥公司的工业盐重量总计为122吨,到站为上海金山卫西站,到达日期为5月16日。
盐务局以上述五份货物运单证明丰祥公司将工业盐从外地调入本市的违法行为。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丰祥公司分别从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央子镇第一盐厂、安徽省定远县盐矿调入工业盐共计302吨,于2001年5月16日到达上海铁路局金山卫西站。被告盐务局认定丰祥公司在不具备经营工业盐资格的情况下,擅自从外省市调入工业盐至本市,违反了《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遂于2001年5月21日对丰祥公司作出盐业违法物品扣押强制措施,并将(沪)盐政〔2001〕第9号《盐业违法物品封存、扣押通知书》送达丰祥公司。丰祥公司对该强制措施不服,向上海市商业委员会提起行政复议,上海市商业委员会于2001年8月21日作出沪商复决字(2001)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盐务局的扣押行为。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认为:
盐务局作为政府主管部门,依法具有查处盐业违法案件的职权。盐务局认定丰祥公司从外省市调入工业盐至本市,有货物运单为证,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丰祥公司认为其调盐行为发生在《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施行之前,不适用该规定的理由不足:因为丰祥公司将盐由外省调入本市,是一种持续行为,该行为应以货物运至本市后为完成。由于该行为完成时,《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已施行,盐务局适用该规定及《盐业行政执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对丰祥公司调入本市的工业盐予以扣押,并将扣押通知书送达丰祥公司,适用法律正确,执法程序亦符合规定,并无不当。
据此,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于2001年12月29日作出判决:
维持上海市盐务管理局2001年5月21日作出的(沪)盐政〔2001〕第9号盐业违法物品扣押行政强制措施。
宣判后,丰祥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丰祥公司上诉理由是: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与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相抵触;上诉人不是盐业违法案件当事人,不能适用《盐业行政执法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案不适用《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本案购盐合同的成立时间在《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实施之前,故该规定对本案没有溯及力,即便有溯及力,按照该规定,盐务局也不具有查处工业盐违法案件的职权。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撤销盐务局的行政扣押行为。
盐务局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我局具有查处工业盐违法案件的职权;丰祥公司将工业盐非法调人本市,是一种持续的行为,该行为的完成发生在《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实施之后,故该规定对上诉人的违法行为具有效力。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丰祥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其由外省市将工业盐计302吨调入本市的事实无异议。
庭审中,盐务局就其具有扣押违法经营工业盐的职权,向法院提供了以下法律依据:
1.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轻工业部是国务院盐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盐业工作。省及省级以下人民政府盐业行政主管部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盐业工作。”
2.轻工业部《盐业行政执法办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各级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立盐政执法机构,负责本辖区内的盐政执法工作。”
3.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上海市盐务局是市人民政府依据《食盐专营办法》授权的盐业主管机构,负责管理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食盐专营工作,组织本规定的实施,并接受市商委的领导。”
丰祥公司在质证意见中认为:《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盐务局只负责“食盐专营工作”,盐务局对工业盐经营没有执法主体资格;轻工业部《盐业行政执法办法》只是部门规章,没有授权执法主体资格的权力。
盐务局则认为,《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中规定了盐务局是市政府授权的盐业主管机构,盐务局对食盐、工业盐的专营工作均有权管理。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根据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第四条的规定:“轻工业部是国务院盐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盐业工作。省及省级以下人民政府盐业行政主管部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盐业工作。”轻工业部《盐业行政执法办法》第七条规定:“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立盐政执法机构,负责本辖区内的盐政执法工作。”根据以上国务院、轻工业部的法规、规章的规定,上海市人民政府制定了《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其中第四条规定:“上海市商业委员会是本市盐业行政主管部门。上海市盐务局是市人民政府依据《食盐专营办法》授权的盐业主管机构,负责管理本市行政区或内的食盐专营工作,组织本规定的实施,并接受市商委的领导。”因此,本市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是市商委,而非盐务局。盐务局只能负责管理食盐专营工作,并无对本市工业盐的经营、运输进行查处的职权,不具有作出封存、扣押违法经营工业盐行政强制措施的执法主体资格。
庭审中,盐务局就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提供以下法律依据:
1.轻工业部《盐业行政执法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在盐业违法案件当事人有隐匿、销毁证据可能的情况下,对违法物品,盐政执法机构可予以先行封存、扣押,并向当事人出具封存、扣押通知书。”
2.《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第一、二款的规定:“食盐和纯碱、烧碱工业用盐以外的其他用盐由市盐业公司统一经营”,“根据方便供应的原则,市盐业公司可以委托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的企业销售食盐和纯碱、烧碱工业用盐以外的其他用盐;未受委托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销售”。
二审庭审中,盐务局未能提供丰祥公司有“隐匿、销毁证据可能的情况”的事实证据。
丰祥公司认为,其有权经营工业盐,并且既非盐业违法案件的当事人,也没有隐匿、销毁证据的情况,《盐业行政执法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况不适用于该公司。根据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盐的批发业务,由各级盐业公司统一经营。未设盐业公司的地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授权的单位统一组织经营。《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与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相抵触。
盐务局则认为,《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与《盐业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并不抵触,根据国家轻工业局盐业管理办公室中盐政〔2000〕109号《关于对上海市盐务管理局〈关于请求解释“盐的批发业务由各级盐业公司统一经营”的请示〉函复函》的答复内容,市盐业公司统一经营包括工业盐在内的盐业产品,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统一经营盐产品的采购和经销。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盐务局未能提供丰祥公司有“隐匿、销毁证据可能的情况”的事实证据,故盐务局适用《盐业行政执法办法》第二十四条对丰祥公司作出扣押工业盐的强制措施,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不当。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食用盐,国家储备盐和国家指令性计划的纯碱、烧碱用盐,由国家统一分配调拨。”本案涉及的是工业盐,不属上述条文规定的由国家实行统一分配调拨的盐类范畴。《盐业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盐的批发业务,由各级盐业公司统一经营。未设盐业公司的地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授权的单位统一组织经营。”根据丰祥公司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丰祥公司具有经营工业盐的经营范围,属可经营工业盐的公司,有权经营工业盐。故盐务局根据《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属于适用法律、法规不当。依据《盐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本条例由轻工业部负责解释,盐务局提供的中盐政〔2000〕109号《关于对上海市盐务管理局〈关于请求解释“盐的批发业务由各级盐业公司统一经营”的请示〉函复函》系国家轻工业局内设机构盐业管理办公室的文件,国家轻工业局盐业管理办公室无权对《盐业管理条例》作出解释,且该复函亦未对外公布,故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
综上,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本案中盐务局未能提供丰祥公司有违反相关食盐管理的事实证据,且对工业盐不具有封存、扣押的执法主体资格。盐务局作出扣押丰祥公司工业盐的行政强制措施,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该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原审法院判决维持具体行政行为,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丰祥公司的上诉请求,应予支持。据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第2目和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于2002年5月24日判决:
一、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01)静行初字第71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上海市盐务管理局于2001年5月21日作出的(沪)盐政〔2001〕第9号盐业违法物品扣押行政强制措施。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人民币200元,由上海市盐务管理局负担。
公报案例行政与征收
罗边槽村一社不服重庆市人民政府林权争议复议决定行政纠纷上诉案
公报案例 · (2000)50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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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边槽村一社不服重庆市人民政府林权争议
复议决定行政纠纷上诉案
法公布(2000)50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1999)行终字第2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重庆市丰都县罗边槽村一社(现为重庆市丰都县罗边槽村五社)。
法定代表人:陈仕富,该社社长。
委托代理人:向定林,该社会计。
委托代理人:黄平,重庆市丰都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232号。
法定代表人:包叙定,该市代市长。
委托代理人:傅强,该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干部。
委托代理人:刘炳国,该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干部。
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重庆市丰都县罗边槽村四社。
法定代表人:张维贵,该社社长。
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罗边槽村一社(以下简称罗边槽村一社)不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该社诉重庆市人民政府林权争议复议一案作出的(1999)渝高法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周红耕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马永欣、杨临萍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孟凡平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经审理查明:1997年2月20日,重庆市丰都县林业局(以下简称丰都县林业局)收到丰都县人民政府转来的罗边槽村一、四社请求确定林地林木所有权的申请书,遂于同年6月29日,在丰都县林业局、高家镇人民政府、高家镇林业站、罗边槽村村民委员会的主持下,罗边槽村一、四社达成了“林地林木权属争议调解协议”。该协议书有一社社长谭洪银、四社社长张维民等人员签字;有丰都县林业局、高家镇人民政府、高家镇林业站、罗边槽村村民委员会等调解人员签字,但没有加盖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印章。同年7月9日,丰都县林业局以丰都林发(1997)46号文向丰都县人民政府呈报《关于高家镇罗边槽村一、四社林地林木权属争议的调解情况的报告》,该报告加盖了丰都县林业局印章,并附有调解协议书。同年12月7日,罗边槽村一、四社再次为山林权属发生纠纷。1998年6月,丰都县人民政府根据罗边槽村一社的申请,责成丰都县林业局、丰都县信访办、高家镇人民政府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该林权争议进行调查。此间,罗边槽村4组村民张德富与罗边槽村1组发生民事纠纷,1998年4月15日,丰都县人民法院作出(1998)丰民初字第127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罗边槽村1组与4组双方在县林业局和高家镇政府主持下达成的界线调解协议有效”;同年8月14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8)渝三中民终字第27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认定“罗边槽村1组与4组在丰都县林业局及有关部门调解下达成的界畔协议应为有效”。同年12月3日,丰都县人民政府以丰都府发(1998)157号作出《关于高家镇罗边槽村一、四社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罗边槽村四社不服,向重庆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1999年4月12日,重庆市人民政府作出渝府复(1999)2号行政复议决定,该决定认为,高家镇罗边槽村一、四社达成的调解协议具备《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的要件,丰都县林业局呈报给丰都县人民政府的“关于高家镇罗边槽村林地林木权属争议的调解情况的报告”和作为附件的调解协议书系主从关系,具有法律效力。为此,根据《行政复议条例》第四十二条第(四)项第5目的规定,撤销《丰都县人民政府关于高家镇罗边槽村一、四社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
罗边槽村一社不服重庆市人民政府渝府复(1999)2号行政复议决定,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罗边槽村一、四社为相邻的林木林地发生争议后,丰都县林业局、高家镇人民政府、高家镇林业站、罗边槽村村民委员会在调查了解的基础上,主持双方进行调解,并达成了“林地林木权属争议调解协议”,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符合《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具有法律效力。丰都县人民政府明知罗边槽村一、四社双方达成的“林地林木权属争议调解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其又对同一争议地作出处理决定,系重复处置行为,无法律依据。被告作出的渝府复(1999)2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维持重庆市人民政府1999年4月12日作出的渝府复(1999)2号行政复议决定;一审诉讼费1000元,由罗边槽村一社负担。
上诉人罗边槽村一社不服上述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罗边槽村一、四社达成的“林地林木权属争议调解协议”既未以林权证、土地证为依据,又未按照《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在调解协议书上加盖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印章,且丰都县林业局丰都林发(1997)46号报告上虽盖有丰都县林业局印章,但并不能以此印章来代替调解协议书上的印章,故该调解协议书不符合《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丰都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依法作出的丰都府发(1998)157号决定,是丰都县人民政府的第一次处理决定,不属于重复处置行为;丰都县林业局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违反《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处理机构的主体资格。一审法院认定该调解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并认定丰都县人民政府作出的(1998)157号决定系重复处置行为均是错误的。请求撤销(1999)渝高法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被上诉人重庆市人民政府辩称:根据国务院《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第二条、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丰都县林业局丰都林发(1997)46号《关于高家镇罗边槽村一、四社林地林木权属争议的调解情况的报告》是行政机关的正式公文,其与作为附件的罗边槽村一、四社达成的“林地林木权属争议调解协议”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且该调解协议书有两社社长、罗边槽村村长、村支书以及调解人员等签名或盖章,并报丰都县人民政府备案,该调解协议书符合《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丰都县林业局主持调解林权纠纷是规章赋予的职权,不需要丰都县人民政府批准,符合《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处理机构的主体资格;根据《森林法》第十七条的规定,重庆市人民政府有权处理罗边槽村一、四社之间的林地林木权属争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以上事实,有1997年2月20日罗边槽村一、四社请求确定林地林木所有权申请书、1997年6月29日罗边槽村一、四社达成的“林地林木权属争议调解协议”、1997年7月9日丰都县林业局丰都林发(1997)46号文《关于高家镇罗边槽村一、四社林地林木权属争议的调解情况的报告》、1998年4月15日丰都县人民法院(1998)丰民初字第127号民事判决书、1998年8月14日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1998)渝三中民终字第275号民事判决书、1998年12月3日丰都县人民政府丰都府发(1998)157号《关于高家镇罗边槽村一、四社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1999年4月12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渝府复(1999)2号《行政复议决定》、高家镇罗边槽村一、四社林权争议实地采界示意图、林业行政处罚案件询问笔录、林权证等证据为证。
本院认为,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罗边槽村一、四社之间的林地林木权属争议,在丰都县林业局、高家镇人民政府、高家镇林业站、罗边槽村村民委员会调解下,达成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协议”。虽然该调解协议书未加盖林权争议处理机构的印章,与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第十八条关于“林权争议经林权争议处理机构调解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应当在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并由调解人员署名,加盖林权争议处理机构印章,报同级人民政府或者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规定不尽一致,但丰都县林业局以丰都林发(1997)46号文向丰都县人民政府呈报的《关于高家镇罗边槽村一、四社林地林木权属争议的调解情况的报告》中盖有林业局的印章,附有调解协议书,可视为林业局对该调解协议书的认可;而且该调解协议书被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1998)渝三中民终字第275号民事判决认定为具有法律效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关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政府有权处理丰都县高家镇罗边槽村一、四社之间的林地林木权属争议。但是,在罗边槽村一、四社已经达成调解协议,并被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认定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情况下,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政府又作出丰都府发(1998)157号《关于高家镇罗边槽村一、四社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否定该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与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相抵触,属于超越职权。重庆市人民政府渝府复(199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撤销《丰都县人民政府关于高家镇罗边槽村一、四社林权争议的处理决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理程序合法。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1000元,由上诉人丰都县罗边槽村一社(现丰都县罗边槽村五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红耕
代理审判员 马永欣
代理审判员 杨临萍
二〇〇〇年八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孟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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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胜源公司诉上海市卫生局行政强制决定案
公报案例 · (2000)448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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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胜源公司诉上海市卫生局行政强制决定案
【裁判摘要】
根据献血法第八条和第十八条的规定,血站是国家法定的采集、提供临床用血机构,除卫生行政部门依法定职权批准的血站外,任何单位和机构从事采集、提供临床用血的都构成违法,卫生行政部门有权依法予以取缔。
原告:上海再胜源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郭守敬路。
法定代表人:仇志根,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上海市卫生局。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
法定代表人:刘俊,该局局长。
上海市卫生局(以下简称卫生局)于2004年1月16日作出第381号卫生行政强制决定,认定上海再胜源干细胞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再胜源公司)实施了未经许可擅自采集血液的行为,违反了卫生部《血站管理办法(暂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根据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对再胜源公司作出取缔、没收YSD-35-125液氮生物容器3只、YSD-35-200液氮生物容器1只的卫生行政强制决定。再胜源公司不服,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根据医学理论及卫生部文件的有关规定,脐带血不是管理办法所规定的全血或者成分血;我公司从事的是脐带血造血于细胞储存和相关产品的研究、开发,并非开设血站。卫生局适用管理办法作出行政强制决定依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
原告提交以下证据:
1.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向再胜源公司核发的营业执照,用以证明再胜源公司系经批准从事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储存业务,其没有非法经营行为。
2.世界卫生组织文件资料《安全血液和血液制品》,用以证明脐带血不属于临床用全血,并非管理办法中所定义的血液。
3.卫医发(2000)448号《卫生部关于印发〈血站基本标准〉的通知》,以证明脐带血造血干细胞不属于该文件所规定的成分血,因而亦非管理办法中所定义的血液。
4.《关于加快健全中国造血干细胞库的建议》,用以证明目前为止我国的行政法规所涉及的仅仅是公共库,为自体进行干细胞储存服务的行为不需要经过卫生行政许可。
被告辩称:被告的目的是为了采集脐带血、提取干细胞,并用于治疗。在医学上,脐带血即是血液,原告采集的脐带血是管理办法中的“用于临床的血液”。请求维持该行政强制决定。
被告提交以下证据:
1.原告制作的宣传资料一份,名称是《宝宝诞生的第一份礼物》,用以证明原告自认脐带血是血液,其目的是为了采集血液,并应用于临床。
2.2003年12月18日原告出具的《整改报告》,用以证明原告未经许可擅自采集血液。
3.原告与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签订的协议,用以证明原告采集血液系委托医院进行。
4.《新闻晨报》、《青年报》的新闻报道两篇,用以证明原告明知采集血液应当得到卫生行政部门的许可,但仍然实施了非法采集血液的行为。
5.2004年1月16日行政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用以证明原告经营场所内有非法采集脐带血的仪器和设备。
6.2003年8月29日行政执法人员制作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原告于2003年3月取得营业执照,但未获得采集血液的行政许可,原告自2003年7月起开始采集脐带血,与20多家医院存在业务关系,至调查询问时,原告已有18份脐带血造血干细胞样本。
7.2004年1月16日行政执法人员对原告法定代表人制作的询问笔录,用以证明原告开展的业务是收集、分离、储存脐带血。
经庭审质证,再胜源公司认为:被告证据1、2只能说明再胜源公司从事的是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储存的业务,而不能证明其从事采集血液的业务;证据3未说明该证据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还是之后取得的,且只能说明为产妇采集脐带血的是医院,并非再胜源公司;证据4是失实报道,不能证明再胜源公司实施了非法采集血液的行为;证据5中有“经现场检查未发现采集血液的行为”的表述,证明再胜源公司没有采集血液的行为;证据6、7中表述的收集和采集血液系不同概念,脐带血只能由医院在产房中、在分娩的两个小时内采集,只能说明再胜源公司是为产妇提供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储存服务的。
卫生局对再胜源公司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原告证据1不能证明上诉人从事脐带血相关业务已经得到卫生行政许可;证据2和证据3无证明力;证据4仅仅是建议,目前在脐带血库的管理上,对公共库和自体库未作区分,而再胜源公司自认系脐带血自体库的主张,承认了其存在采集血液的行为。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3年8月,上海市媒体对再胜源公司经营脐带血干细胞库业务的有关情况进行报道后,卫生局经调查取证,认定再胜源
公司实施了未经许可擅自采集血液的行为,于2004年1月16日作出第381号卫生行政强制决定,并于当日送达给再胜源公司。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以下简称献血法)和管理办法的规定,卫生行政管理机关是对采供血进行监督、管理的行政主管机关。再胜源公司委托医院采集脐带血,目的是分离干细胞后进行储存,以备用于储存人临床治疗血液性疾病。献血法和管理办法虽未对血液中全血的组成、成分血的种类予以详细列明,但从医学及法律规范的角度分析,脐带血应属于血液中全血的范畴,故再胜源公司采集血液的事实成立。同时,上述法律和规章均明确规定,采集血液须以取得卫生行政许可为前提,再胜源公司未得到卫生行政部门批准擅自采集脐带血,卫生局据此适用献血法和管理办法的规定,对其作出取缔的行政强制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卫生局在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之前,进行了调查取证,之后亦制作了强制决定书,并送达给再胜源公司,行政程序合法。但卫生局在取缔再胜源公司违法行为的同时,决定对再胜源公司液氮生物容器予以没收,而没收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措施,卫生局作出没收决定时,必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处罚程序,卫生局在决定没收再胜源公司液氮生物容器时,没有依法适用处罚程序,虽然该处罚尚未执行,但亦构成程序违法。
据此,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依照献血法第十八条第(一)项、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项之规定,于2004年7月8日判决:
一、确认上海市卫生局2004年1月16日第381号行政强制决定中对再胜源公司非法采集血液行为予以取缔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
二、确认上海市卫生局2004年1月
16日第381号行政强制决定中没收再胜源公司YSD-35-125液氮生物容器3只、YSD-35-200液氮生物容器1只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效。
宣判后,再胜源公司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再胜源公司上诉理由是: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脐带血不是管理办法所规定的血液(即用于临床的全血或成分血);上诉人并未采集脐带血,只是依照工商核准从事储存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的业务;未将储存的干细胞用于临床;自体干细胞储存与临床用血安全无关。请求撤销卫生局的第381号行政强制决定。
卫生局答辩意见是:献血法、管理办法不仅适用于对血站的管理,也适用于对血液采、供、用的管理,再胜源采集脐带血、提取干细胞并用于临床治疗的行为,属于献血法和管理办法的调整范围,被诉卫生行政强制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脐带血是否属于献血法及有关行政规章的调整范围,卫生局依照献血法及有关行政规章对再胜源公司采集、储存脐带血的行为是否有管理职权。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血液的采集、分离等环节关系到人的健康与生命。根据献血法第八条的规定,血站是国家法定的专门从事采集、提供临床用血的机构,设立血站向公民采集血液,必须经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管理
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未取得采供血许可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开展采供血业务。献血法第八条及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我国目前对血液的采集实行许可证管理制度。献血法第十八条规定,县级以上政府的卫生行政部门,有权处理非法采集血液的行为。这说明,除卫生行政部门依法定职权批准的血站外,任何单位和机构从事采集、提供临床用血的,都是法律所禁止的,卫生行政部门都有权依法予以查处,故本案中卫生局依法具有作出行政强制决定的主体资格。
脐带血的称谓是根据解剖部位而来。脐带血是采自胎盘的血液,其成分与新生儿的血液成分一致。本案中,采集脐带血是为了分离提取造血干细胞,造血干细胞的存储目的是用于临床治疗。所以,脐带血属于管理办法中所称的血液范畴,脐带血采集行为属于管理办法调整的范围。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的设置要求,高于一般的血库,需要具备相当的条件,应符合血液管理的技术规范。储存脐带血造血干细胞需要经过脐带血的采集、检测、分离等过程,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有关操作人员、条件、实验室等均有明确的资质要求。所以,采集脐带血需要得到卫生行政许可。
卫生局执法的目的,在于加强对血液的监督管理,防止血液性传染病的发生,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故对被上诉人执法目的的合法性应予以确认。本案中,卫生局提供的证据来源及形式合法,内容真实,符合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真实性要求。现场检查笔录反映当时在再胜源公司内发现了用于储存脐带血造血干细胞的液氮容器以及“脐血处理室”等。再胜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工作人员在卫生局的询问笔录中亦认可该公司通过医院采集脐带血样本。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其认
定上诉人有擅自采集血液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虽来源合法,具有真实性,但不能证明其不存在擅自采集血液的事实。再胜源公司所取得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只能证明其符合开办企业的条件,获得了工商许可,但不能证明其已获得开展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储存等业务的卫生行政许可,故对再胜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卫生局经调查取证,发现再胜源公司有擅自采集血液行为,遂作出取缔的行政强制决定,并将行政文书当场送达给上诉人,其行政执法程序合法。但卫生局在作出取缔的同时,对再胜源公司又课以没收液氮容器,具有行政制裁性质,属于我国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而卫生局在作出该没收决定时,未依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履行相关处罚程序,故该行政处罚依法不能成立。
综上,卫生局具有作出行政强制决定的执法主体资格。卫生局认定再胜源公司存在未经许可擅自采集血液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卫生局据此认定再胜源公司违反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并依据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对其违法行为作出取缔的行政强制决定,适用法律正确,执法目的合法。因卫生局作出没收决定时未履行法律规定的相关处罚程序,违反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确认该没收行为无效,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据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于2004年12月6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公报案例行政与征收
高留升诉新郑市人民政府等行政补偿纠纷案
公报案例
裁判要旨:行政机关对土地使用等作出的限制行为直接导致当事人财产权益明显减损,当事人要求行政机关予以行政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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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留升诉新郑市人民政府等行政补偿纠纷案
【案例要旨】
行政机关对土地使用等作出的限制行为直接导致当事人财产权益明显减损,当事人要求行政机关予以行政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原告:高留升,男,汉族,1957年11月14日出生,住河南省新郑市。
被告:新郑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河南省新郑市人民路。
法定代表人:马宏伟,该市市长。
被告:新郑市林业局,住所地:河南省新郑市中华北路。
法定代表人:郑彩霞,该局局长。
被告:新郑市具茨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具茨山景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河南省新郑市千户寨同源路。
法定代表人:郭微酬,该管理委员会主任。
第三人:新郑市具茨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委员会千户寨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河南省新郑市具茨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委员会千户寨村。
负责人:赵铭涛,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原告高留升因与被告新郑市人民政府、新郑市林业局、新郑市具茨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具茨山景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具茨山管委会)、第三人新郑市具茨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委员会千户寨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千户寨村委会)发生行政补偿纠纷,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高留升诉称:其系河南省新郑市辛店镇千户寨村村民,自1983年起与千户寨村委会签订承包荒山协议,约定其承包东至白庙地界、西至史垌、南至千户寨村地界、北至老七队八亩地约250亩荒山,承包期至2016年1月1日,承包期内一切附属物归原告所有,承包期内如果村集体或国家需用时,千户寨村委会有权终止合同收回荒山,但一切附属物归原告所有,承包到期后原告享有优先承包权。合同签订后,被告新郑市人民政府、新郑市林业局、具茨山管委会在未对原告进行任何补偿的情况下,擅自将原告承包的荒山纳入森林公园。原告的承包经营权应受法律保护,征收原告承包经营的荒山应履行法定程序,并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被告的征收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三被告对原告承包的250亩荒山上的所有森林及附属物划入新郑市具茨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及公益林的行为依法作出补偿决定。
被告新郑市人民政府辩称:1.新郑市人民政府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设立国家级森林公园不代表对森林公园内的土地进行了征收,新郑市人民政府也未对案涉森林公园内的土地进行征收,不存在行政补偿的前提,因此新郑市人民政府不是本案适格被告。2.高留升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案涉国家级森林公园的设立不影响原告的承包经营权。如果原告对森林公园内的林木享有所有权,可以依法办理采伐证后进行采伐,原告在权利没有受到损害的情况下提起诉讼缺乏法律依据。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新郑市林业局辩称:新郑市林业局不是适格被告,请求法院依法裁判。
被告具茨山管委会辩称:原告高留升承包的荒山未被征收,原告非征收补偿对象,具茨山管委会也无补偿义务。原告要求行政补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千户寨村委会述称:1.高留升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案涉荒山承包协议2016年1月1日到期后未续签,承包协议终止后,高留升对案涉荒山的权利自然终止。2.案涉荒山不存在征收问题,亦不存在行政补偿事宜。综上,原告所述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驳回原告起诉。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原告高留升系河南省新郑市辛店镇千户寨村村民。1988年3月,高留升与第三人千户寨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约定高留升承包案涉荒山林场,承包期15年。该合同签订后,高留升开始在荒山上种植和管护林木。1995年1月双方重新签订合同,明确高留升承包荒山250亩,承包期内一切附属物归高留升所有,税金、育林金等一切费用由高留升承担,合同期限10年,到期后高留升享有优先承包权,承包期内如果村集体或国家需要,村集体有权终止合同收回荒山,但一切附属物归高留升所有。该合同到期后,双方续签合同至2016年1月。之后,双方未再续签合同。
原国家林业局于2005年12月23日向“新郑市始祖山森林公园管理处”作出《关于准予设立始祖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的行政许可决定》,同意设立河南始祖山国家森林公园,行政区域位于河南省新郑市,期限为长期。原告高留升原承包的荒山位于该森林公园范围内,被划入国家森林公园后,其中的林木仅能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且审批程序严格,高留升无法就案涉林木再获得任何经济利益,故其向被告新郑市人民政府、新郑市林业局和具茨山管委会多次请求给予补偿,均无果,遂提起本案行政补偿诉讼。
根据新郑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的《关于组建新郑市具茨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具茨山景区)管委会的通知》可以确定,被告具茨山管委会根据被告新郑市政府的授权,在森林公园范围内行使有关职能部门的行政管理权。原国家林业局作出的案涉《关于准予设立始祖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的行政许可决定》抬头中显示的“新郑市始祖山森林公园管理处”后来更名为“具茨山森林公园管理处”,系具茨山管委会的内设机构。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本案首先面临的是适格被告的问题。原国家林业局于2005年12月23日下发《国家林业局关于准予设立始祖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的行政许可决定》(林场许准〔2005〕947号),原告高留升原承包的荒山被划入该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因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的实施,给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的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应予补偿。高留升原承包的荒山被划入国家级森林公园,因无法进行采伐,对其在荒山上种植的林木,高留升在行使所有权时受到了较大限制,依法应当对其进行补偿。但《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第十六条仅规定了“应予补偿”,却未规定由谁来进行补偿。《国家级森林公园设立、撤销、合并、改变经营范围或者变更隶属关系审批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可以申请设立国家级森林公园。从原国家林业局下发的《国家林业局关于准予设立始祖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的行政许可决定》(林场许准〔2005〕947号)来看,该森林公园是由“河南新郑市始祖山森林公园管理处”申请设立的。本案中,虽无证据证明“河南新郑市始祖山森林公园管理处”的成立主体,但新郑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于2010年5月21日下发的《关于组建新郑市具茨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具茨山景区)管理委员会的通知》(新编〔2010〕08号)载明了“将始祖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处……的职责、事业全供编制55名整合划入具茨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具茨山景区)管理委员会……”,同时该通知还明确了被告具茨山管委会的职能。可以看出,申请设立国家级森林公园的机构是“河南新郑市始祖山森林公园管理处”,该管理处从2010年《关于组建新郑市具茨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具茨山景区)管理委员会的通知》下发之后,就调整为具茨山管委会的内设机构。因此,新郑市始祖山森林公园管理处作为申请人申请设立国家级森林公园这一事项,最终应由具茨山管委会承担法律责任。此时需要考量的就是具茨山管委会是否可以做行政诉讼被告的问题。享有行政权,能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并能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法律责任的组织即拥有行政主体资格。本案中,具茨山管委会系事业单位法人,系由被告新郑市人民政府举办,其并非由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事业单位,故其不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故本案中,新郑市人民政府是本案适格的被告。除新郑市人民政府之外,新郑市林业局、具茨山管委会均非本案适格被告。
在确定适格被告之后,对原告高留升的诉讼请求能否予以支持的问题,《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因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的实施,给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的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应予补偿。本案中,高留升原承包的荒山被划入国家级森林公园,虽然没有行政决定确定征收该荒山及荒山上的林木,但划入国家级森林公园之后,对高留升行使林木所有权产生了管制,造成被管制一方的权益减损,这种减损即行政机关的管制造成了类似征收的财产损失,行政机关要采用处理征收造成的损失相类似的办法,对该管制行为产生的损害进行补偿。因此,高留升请求被告新郑市人民政府作出补偿决定,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新郑市人民政府在作出补偿决定的过程中,应当加强与原告的协商和沟通,早日解决案涉争议,协商不成的,应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查明案涉荒山范围内是否有公益林以及对公益林的补偿如何与森林公园的补偿相衔接的问题,以更有利于原告的标准作出补偿决定。
综上,本案存在裁定驳回起诉和判决分别处理的情形,为节约司法成本,采用判决形式一并处理。原告高留升起诉被告新郑市林业局、具茨山管委会缺乏法律依据,依法驳回高留升对该二被告的起诉。高留升请求判令被告新郑市人民政府对其作出补偿决定的理由成立。
据此,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之规定,于2021年8月27日判决如下:
被告新郑市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依法对原告高留升原承包的荒山上的附属物作出补偿决定。
新郑市人民政府不服一审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1.被上诉人高留升提起本案诉讼属于法律上的重复起诉。高留升曾以其承包的案涉荒地被划入国家级森林公园对上诉人新郑市人民政府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已被裁定驳回起诉且已经生效。现高留升以同样理由提出补偿之诉,属重复诉讼。2.案涉林地被划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并不引发政府对承包人采用类似征收方式进行补偿的责任。根据森林法的相关规定,承包人采伐其承包林地的树木,无论是否被划入森林公园,都是受到限制或管制的。政府未对案涉林木进行征收,其所有权未改变,政府亦未对高留升采取任何损害其权益的行为。高留升的承包经营权及林木权益可通过承包合同关系解决。3.案涉国家森林公园系国家林业局批准设立,新郑市人民政府不具有设立国家级森林公园的职权,亦不具有承担补偿责任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新郑市人民政府非本案适格被告。4.案涉国家森林公园的设立不影响高留升的承包经营权,其可以依法办理许可后进行采伐,故高留升作为本案原告不适格。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高留升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高留升辩称:因承包荒山上的林木被划入国家级森林公园和公益林范围内,高留升多次要求办理采伐证或给予补偿,政府均不予处理,导致高留升从1983年承包至2016年的林木不能得到任何补偿或收益,且没有处分权,给高留升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上诉人新郑市人民政府应给高留升相应补偿。高留升经济权益受到严重损害,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新郑市林业局述称:新郑市林业局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原审被告具茨山管委会述称:被上诉人高留升承包的荒地被划入国家级森林公园后,本村土地及地上附属物权属未发生变动,高留升无损失,无获得补偿事由,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原审第三人千户寨村委会述称:1.案涉林地是村集体的,尚未办理所有权证书。被上诉人高留升的承包费已全交,按照合同约定,案涉林木的所有权是高留升的,应该由高留升自行处理。2.目前没有收到案涉林地的征收公告,不存在征收补偿问题。3.千户寨村委会收到有公益林补贴,将公益林补贴作为村集体的收入在集体直接进行分配了,高留升也领取有公益林补贴。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决。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另查明,原审被告新郑市林业局根据被上诉人高留升的指界,经勘查比对,高留升指定的林地位置在省级公益林区划范围内,但具体面积尚未确定。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一、本案不属重复起诉。被上诉人高留升前诉的诉讼请求是“依法确认新郑市人民政府、具茨山管委会、千户寨村委会未履行征收安置补偿职责违法,并责令其按照法律标准限期对高留升予以安置补偿”,而本案诉讼请求为“判令三被告对其承包的250亩荒山上的所有森林及附属物划入新郑市具茨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及公益林依法作出补偿决定”。两诉被告不同,被诉行政行为不同,不符合重复起诉的相关规定。
二、新郑市人民政府系本案适格被告。从原国家林业局下发的《国家林业局关于准予设立始祖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的行政许可决定》(林场许准〔2005〕947号)来看,该森林公园是由“河南新郑市始祖山森林公园管理处”申请设立。新郑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于2010年5月21日下发《关于组建新郑市具茨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具茨山景区)管理委员会的通知》(新编〔2010〕08号)显示,将始祖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处、始祖山景区管理委员会的职责、事业全供编制55名整合划入具茨山管委会的内容,且具茨山管委会由新郑市人民政府组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关于“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关于“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新郑市人民政府为本案适格被告并无不当。
三、高留升是本案适格原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被上诉人高留升承包的林地及该林地上的林木被划入国家级森木公园及公益林的范围,高留升提起本案的诉讼,请求予以补偿,上诉人新郑市人民政府是否应予补偿与高留升具有利害关系,故新郑市人民政府认为高留升提起本案诉讼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四、上诉人新郑市人民政府应当对被上诉人高留升的损失作出补偿决定。为了规范森林公园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森林风景资源,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对于国家级森林公园的设立、管理与经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行政规章制度。《国家级森林公园设立、撤销、合并、改变经营范围或者变更隶属关系审批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可以申请设立国家级森林公园。1994年1月22日实施的《森林公园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森林公园经营管理机构负责森林公园的规划、建设、经营和管理。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国家级森林公园的总体规划设计,由森林公园经营管理机构组织具有规划设计资格的单位负责编制,报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并报林业部备案。《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是国家级森林公园建设经营和监督管理的依据。第十六条规定,因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的实施,给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的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应予补偿。本案中,案涉林地由高留升自1988年3月5日与所在村集体签订林场承包合同后,开始享有林地的承包经营权,从承包合同内容约定看,高留升签订合同的收益来自于对果树及成材林的经营管理。但河南新郑市始祖山森林公园管理处并非案涉林木、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却于2005年经国家林业局批准,申请设立了始祖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并进行经营管理。虽然新郑市人民政府认为案涉林地及林木的权属未发生变动,但批准成立国家级森林公园后,国家级森林公园内的经营管理,由森林公园经营管理机构进行,且必须根据森林公园经营管理机构组织编制的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进行;对于林木的采伐,亦只能因提高森林风景资源质量或者开展森林生态旅游的需要,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等,高留升对案涉林地承包经营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其承包经营权利的减损客观存在,新郑市人民政府作为河南新郑市始祖山森林公园管理处职权的承继者,应当对高留升的损失进行补偿,故原审法院依此认定行政机关要采用类似征收的办法,对该管制行为产生的损害进行补偿并无不当。
另外,对于被上诉人高留升的诉讼请求中关于案涉承包经营权划入公益林所造成损失的补偿,因公益林区划界定与是否成立国家级森林公园系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问题,经一审法院多次释明沟通,高留升本人未能作出明确意思表示,根据本案所查明的事实,原审法院从有利于原告的标准对案涉林地被划入国家级森林公园所受到的补偿予以处理,对公益林的问题未作处理并无不当,高留升可另行主张权利,但在处理公益林补偿问题时,应注意与国家级森林公园的补偿相衔接。
据此,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21年12月21日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公报案例行政与征收
陆红霞诉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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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红霞诉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
【裁判摘要】
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法定权利。公民必须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申请获取政府信息,并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程序和方式,符合立法宗旨,能够实现立法目的。如果公民提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违背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本意且不具有善意,就会构成知情权的滥用。当事人反复多次提起琐碎的、轻率的、相同的或者类似的诉讼请求,或者明知无正当理由而反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对其起诉严格依法审查,对于缺乏诉的利益、目的不当、有悖诚信的起诉行为,因违背了诉权行使的必要性,丧失了权利行使的正当性,应认定构成滥用诉权行为。
原告:陆红霞,女,38岁,住南通市港闸区。
被告: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所地:南通市世纪大道6号。
原告陆红霞因不服被告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向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陆红霞诉称:原告向被告南通市发改委申请公开“长平路西延绿化工程的立项批文”,被告作出被诉答复并提供了通发改投资〔2010〕67号《市发改委关于长平路西延工程的批复》。原告认为自己申请公开的是“长平路西延绿化工程”,而被告公开的却是“长平路西延工程”,虽只有两字之差,但内容完全不同。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通发改信复〔2013〕14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并责令重新作出答复。
被告南通市发改委辩称:1.被诉答复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符合法律规定。被诉答复公开的《市发改委关于长平路西延工程的批复》包括长平路西延工程的道路、桥涵、管线、绿化及附属设施等建设内容,包含了原告陆红霞申请公开的内容。2. 原告及其家人存在明显滥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的行为,违背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目的和宗旨,其行为不具有正当性。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3年11月26日,原告陆红霞向被告南通市发改委申请公开“长平路西延绿化工程的立项批文”。同年11月28日,被告作出通发改信复〔2013〕14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并提供了通发改投资〔2010〕67号《市发改委关于长平路西延工程的批复》。
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依职权向南通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如东县人民法院调查,查明以下事实: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至2015年1月期间,原告陆红霞及其父亲陆富国、伯母张兰三人以生活需要为由,分别向南通市人民政府、南通市城乡建设局、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南通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南通市规划局、南通市国土资源局、南通市公安局、南通市公安局港闸分局等共提起至少94次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南通市人民政府财政预算报告、所拥有公车的数量、牌照号码及公车品牌、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南通市拘留所被拘留人员2013年度伙食费标准、拘留人员权利和义务告知书、城北大道工程征地的供地方案、农用地转用方案、城北大道拆迁工程是否由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政府出资、南通市港闸区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是否由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政府出资成立、港闸区人民政府2007年度财政预算决算报告、城北大道工程前期征地拆迁费用1.5亿元资金的来源、使用情况及资金列入哪一年财政预算、港闸区人民政府以何种形式授权南通市港闸区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实施城北大道工程中征地拆迁等前期工作、陆红霞通过短信、电话向南通市城乡建设局顾队长及举报平台举报违法施工后有无按照《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规定责令违法施工单位停止施工、拆迁安置房屋所有权人的认定依据、长平路西延绿化工程的建设项目规划选址意见书、南通市港闸区天生港镇街道国庆村15组登记在陆富(付)相名下的土地使用证所记载的地籍号地块是否征用、2014年3月8日21时44分唐闸派出所调查过程中具体是哪位天生港镇街道干部多次用什么号码的电话要求派出所将哪些参与稳控的人员放回、唐闸派出所在该所询问室对弘祥拆迁公司员工刘彬进行询问的监控录像、2014年7月12日收到陆红霞《刑事控告书》后是否受案等政府信息。
在以上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中,原告陆红霞、张兰分别向南通市人民政府、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政府申请公开“南通市人民政府2013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政府2007年度《财政预算决算报告》”等内容相同的信息;陆富国、张兰分别向南通市人民政府、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南通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南通市港闸区审计局等单位申请公开“城北大道工程征地的供地方案、农用地转用方案、征收土地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城北大道的立项批文、城北大道工程的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房屋拆迁公告、房屋拆迁许可证、城北大道工程拆迁管理费的审计内容及该工程拆迁管理费的总额”等内容相同的信息。
原告陆红霞及其父亲陆富国、伯母张兰在收到行政机关作出的相关《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后,分别向江苏省人民政府、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南通市人民政府、南通市审计局等复议机关共提起至少39次行政复议。在经过行政复议程序之后,三人又分别以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没有发文机关标志、标题不完整、发文字号形式错误,违反《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的规定,属形式违法;未注明救济途径,属程序违法”等为由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如东县人民法院、港闸区人民法院提起政府信息公开之诉至少36次。
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获取政府信息和提起诉讼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为了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实现,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以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三条还进一步明确,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为了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依法获取政府信息,公民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而需要指出的是: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公民在行使权利时,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程序进行,接受法律及其内在价值的合理规制。
《条例》第一条规定,制定本条例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因此,保障社会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的知情权是《条例》的最主要的立法目的之一。而有关“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规定,表明申请获取政府信息也必须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行使,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程序和方式进行,必须符合立法宗旨,能够实现立法目的。
本案原告陆红霞所提出的众多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一是申请次数众多。仅据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开始原告及其家人向南通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至少提出94次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014年1月2日当天就向南通市人民政府提出了10件申请。二是家庭成员分别提出相同或类似申请,内容多有重复。如原告与其父亲陆富国、伯母张兰多次分别申请市、区两级人民政府年度财政预算报告、数十次申请城北大道工程相关审批手续等信息。三是申请公开的内容包罗万象。诸如政府公车数量、牌照、品牌,刑事立案,接警处置中使用的电话号码及监控录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且有诸多咨询性质的提问,原告对部分信息也明知不属于《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范畴。四是部分申请目的明显不符合《条例》的规定。原告申请政府信息和提起诉讼的目的是为了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施加压力,以引起对自身拆迁补偿安置问题的重视和解决。
上述特征表明,原告陆红霞不间断地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申请获取所谓政府信息,真实目的并非为了获取和了解所申请的信息,而是借此表达不满情绪,并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施加答复、行政复议和诉讼的压力,以实现拆迁补偿安置利益的最大化。对于拆迁利益和政府信息之间没有法律上关联性的问题,行政机关已经反复进行了释明和引导,且本案中被告南通市发改委已向原告提供了其所申请的政府信息。原告这种背离《条例》立法目的,任凭个人主观意愿执意不断提出申请的做法,显然已经构成了获取政府信息权利的滥用。
保障当事人的诉权与制约恶意诉讼、无理缠诉均是审判权的应有之义。对于个别当事人反复多次提起轻率的、相同的或者类似的诉讼请求,或者明知无正当理由而反复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对其起诉应严格依法审查。本案原告陆红霞所提起的相关诉讼因明显缺乏诉的利益、目的不当、有悖诚信,违背了诉权行使的必要性,因而也就失去了权利行使的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
首先,原告陆红霞的起诉明显缺乏诉的利益。诉的利益是原告存在司法救济的客观需要,没有诉讼利益或仅仅是为了借助诉讼攻击对方当事人的不应受到保护。本案原告的起诉源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为一项服务于实体权利的程序性权利,由于对获取政府信息权利的滥用,原告在客观上并不具有此类诉讼所值得保护的合法的、现实的利益。
其次,原告陆红霞的起诉不具有正当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显然,行政诉讼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制度,原告陆红霞不断将诉讼作为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施加压力、谋求私利的手段,此种起诉已经背离了对受到侵害的合法权益进行救济的诉讼本旨。
再次,原告陆红霞起诉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实施诉讼行为、行使诉讼权利必须遵守伦理道德,诚实守诺,并在不损害对方合法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维护自身利益。骚扰、泄愤、盲目、重复、琐碎性质的起诉显然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原告本已滥用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所提起的数十起诉讼要么起诉理由高度雷同,要么是在已经获取、知悉所申请政府信息的情形下仍坚持提起诉讼,这种对诉讼权利任意行使的方式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针对原告陆红霞所提起的频繁诉讼,人民法院也多次向其释明《条例》的立法目的、政府信息的涵义,并多次未支持其不合法的申请和起诉,原告对法律的规定显然明知,也应当知道如何正确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原告在明知其申请和诉讼不会得到支持,仍然一再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不论政府及相关部门如何答复,均执意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只能满足当事人有效的行政和司法需求。原告的申请行为和诉讼行为,已经使行政和司法资源在维护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有所失衡,《条例》的立法宗旨也在此种申请-答复-复议-诉讼的程序中被异化。原告所为已经背离了权利正当行使的本旨,超越了权利不得损害他人的界限。纵观本案及相关联的一系列案件,无论是原告所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还是向该院所提起的诉讼均构成明显的权利滥用。
在现行法律规范尚未对滥用获取政府信息权、滥用诉权行为进行明确规制的情形下,该院根据审判权的应有之义,结合立法精神,决定对原告陆红霞的起诉不作实体审理。为了兼顾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有效利用公共资源和保障原告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起诉讼的权利,对于原告今后再次向行政机关申请类似的政府信息公开、向人民法院提起类似的行政诉讼,均应依据《条例》的现有规定进行严格审查,原告须举证说明其申请和诉讼是为了满足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
据此,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根据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九十七条、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之规定,于2015年2月27日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陆红霞的起诉。
陆红霞不服一审裁定,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审理本案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调查上诉人父亲陆富国、伯母张兰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行为超越法定职权;一审法院剥夺了上诉人陈述、辩论的权利,也剥夺了当庭举证、质证的权利。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滥用获取政府信息权和滥用诉权,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错误。上诉人与父亲陆富国、伯母张兰均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各自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一审法院将三人行为混同不当;上诉人与陆富国、张兰先后有五件行政案件胜诉,所提起的行政诉讼具有诉的利益、目的恰当,并不违背诚信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陆红霞的起诉符合行政诉讼的受理条件,法院应当实体审理。三、一审法院超越职权,没有权力对陆红霞今后的信息公开申请提出限制,亦无权要求行政机关和其他人民法院对陆红霞的信息公开申请、行政诉讼进行严格审查。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裁定,责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一、一审法院并未违反法定程序。
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对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认定的,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本案中,针对上诉人陆红霞是否存在滥用获取政府信息权、滥用诉权的行为,一审法院依职权调取陆红霞及其父亲、伯母有关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材料,符合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
一审法院在2015年2月27日庭审中,将调取的证据材料当庭向上诉人陆红霞出示,陆红霞亦发表了质证意见和诉讼主张,陆红霞认为一审法院剥夺其陈述、辩论的权利和当庭举证、质证的权利与事实不符。
二、一审法院认定陆红霞存在滥用获取政府信息权和滥用诉权行为依法有据,裁定驳回陆红霞的起诉并无不当。
上诉人陆红霞与陆富国是父女关系,陆富国申请信息公开、提起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均由陆红霞经手或作为委托代理人。张兰系陆红霞伯母,两人均住南通市港闸区怡园新苑,与港闸区政府均存在房屋拆迁补偿争议。陆红霞、张兰分别向南通市人民政府申请公开“南通市人民政府2013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申请表,以及陆富国、张兰分别向南通市人民政府、南通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申请公开“城北大道工程征地的供地方案”、“城北大道工程拆迁计划和方案、房屋拆迁公告、房屋拆迁许可证”申请表内容完全一致。2014年陆富国与张兰分别向法院提起的每起行政诉讼的诉状,除当事人不同外,其他内容高度雷同或者一致。三人基于共同目的,以各自名义分别实施申请信息公开、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行为,可视为陆红霞等三人的共同行为。
2012年底上诉人陆红霞与港闸区政府产生拆迁争议,2013年开始,陆红霞三人先后提起至少94次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014年1月2日当天就向南通市人民政府提出10件申请。其中,所提申请多有相同或类似,如重复申请市、区两级人民政府年度财政预算报告、二十余次申请城北大道相关审批手续等信息。申请公开的内容繁多、形式各异,如政府公车数量、牌照及品牌,接处警电话号码及监控录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且很多系以信息公开的名义进行咨询询问。陆红霞持续申请公开众多政府信息,借此表达自己不满情绪,通过重复、大量提起信息公开的方式给有关部门施压,从而达到实现拆迁补偿安置利益最大化目的。这种行为已经明显偏离了公民依法、理性、正当行使知情权和监督权的正常轨道,超过了正当行使知情权的合理限度,悖离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初衷与立法目的,故一审法院认定陆红霞滥用获取政府信息权是适当的。
公民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作为权利之一的获取政府信息公开权和诉权当然也不能滥用。上诉人陆红霞的起诉源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其起诉的理由多以被诉答复无发文机关标志、标题不完善、无发文字号、程序违法为由,反复多次提起相同或类似的诉讼请求。陆红霞不当的申请和起诉多次未获人民法院的支持,而其仍然频繁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已经使有限的公共资源在维护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公共利益之间有所失衡,超越了权利行使的界限,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已构成诉讼权利的滥用,一审法院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
三、一审法院对上诉人陆红霞今后的信息公开申请及行政诉讼进行适当限制是适当的。
《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条例》第二十条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应当包括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联系方式;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内容描述;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形式要求。《条例》没有规定申请人在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时要说明使用信息的用途、理由等,故政府信息主管部门和工作机构在实务中不得随意增设申请人的义务。但上诉人陆红霞持续、琐碎、轻率甚至带有骚扰性质的滥用获取政府信息权、滥用诉权的行为,超越了权利行使界限,应当对其设定一个限制反复的约束。一审法院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促进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出发,同时也为了保障诉讼权利平衡、保障陆红霞依法获取政府信息,对其今后再次申请类似信息公开、提起行政诉讼设定了一定的条件,符合《条例》的立法精神和目的。
据此,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于2015年7月6日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公报案例行政与征收
项红敏诉六盘水市人民政府改变原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决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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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红敏诉六盘水市人民政府改变原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决定案
【裁判摘要】
在车辆挂靠关系中,被挂靠人向挂靠人收取挂靠费,应与挂靠人共同承担经营运输风险,仅以协议约定不能免除其作为被挂靠人应承担的风险和责任。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被挂靠单位以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主张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复议决定改变原行政行为错误的,在判决撤销复议决定时,可以一并判决恢复原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
原告:项红敏,女,汉族,1992年2月17日生,住贵州省黔西县。
被告:六盘水市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钟山西路。
法定代表人:张定超,该市市长。
第三人:六盘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中路。
法定代表人:张锡钢,该局局长。
第三人:六盘水快易通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经济开发区金果建材城。
法定代表人:姚斐,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项红敏因与被告六盘水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六盘水市政府)及第三人六盘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六盘水市人社局)、六盘水快易通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快易通公司)发生改变原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决定纠纷,向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项红敏诉称:原告系死者周永鹏之妻,于2019年12月16日向第三人六盘水市人社局提交其丈夫周永鹏的工伤认定申请,该局于2020年1月7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六盘水工认字〔2020〕0100036号),认定周永鹏所受伤害为工伤,后因第三人快易通公司不服该决定,向被告六盘水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被告于2020年4月29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六盘水府行复决字〔2020〕4号),撤销《认定工伤决定书》,要求六盘水市人社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六盘水市人社局又于2020年6月15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六盘水工认字〔2020〕0100692号),认定周永鹏所受伤害为工伤,快易通公司再次就该决定书提起行政复议,被告于2020年10月16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六盘水府行复决字〔2020〕16号),撤销六盘水市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要求六盘水市人社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原告认为,原告丈夫周永鹏所受伤害,应予认定为工伤,六盘水市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理由如下:1.周永鹏与快易通公司之间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2.周永鹏所受伤害符合认定工伤之情形,六盘水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依法应当撤销。请求:1.撤销六盘水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六盘水府行复决字〔2020〕16号);2.本案诉讼费用由六盘水市政府承担。
被告六盘水市政府辩称:1.被告行政复议程序合法。第三人快易通公司不服第三人六盘水市人社局作出的10069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六盘水市政府受理后,向原告项红敏送达了《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第三人权利义务告知书》。经审查,六盘水市政府作出16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六盘水市人社局作出的100692号认定工伤决定,向项红敏送达了16号复议决定,并告知不服行政复议决定可提起行政诉讼。2.行政复议决定于法有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规定,确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是认定工伤的前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对单位依法承担的工伤保险条例责任的具体认定,这是对“责任”承担的规定,不适用对工伤的认定。本案中,在周永鹏与快易通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尚未查清的情况下,六盘水市人社局认定周永鹏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六盘水市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撤销100692号认定工伤决定并无不当。
第三人六盘水市人社局述称: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车辆挂靠其他单位经营车辆实际所有人聘用的司机工作中伤亡能否认定为工伤问题的答复》,罗某私人车辆挂靠在第三人快易通公司运营,其聘用的驾驶员周永鹏与快易通公司形成事实劳动关系;2.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周永鹏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所以应当认定为工伤。
第三人快易通公司述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挂靠单位的相关规定,车辆挂靠在我公司,但是没有以公司名义经营,公司也没有参与任何经营,也没有收取周永鹏任何费用。周永鹏是罗某自己找的驾驶员,公司完全不参与任何一方,所以责任不能全部由公司承担。
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原告项红敏系涉案事故被害人周永鹏妻子。罗某聘请周永鹏为案涉车辆贵BB1619油罐车驾驶员,案涉车辆登记所有人为第三人快易通公司。2017年9月29日,以罗某母亲作为乙方与快易通公司作为甲方就案涉车辆签订货运车代管协议,约定:乙方每年向甲方交纳管理费12000元,由甲方办理车辆的所有权年审及其他事务。案涉车辆使用公司营运资质、以甲方公司名义对外运营,驾驶员的安全责任由乙方负责。2019年11月19日18时30分,周永鹏驾驶案涉车辆行至人民路白鹤村独木冲砂场路段处时,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冲下路坎侧翻,造成燃油泄漏的交通事故,驾驶员周永鹏当场死亡。项红敏于2019年12月16日向第三人六盘水市人社局提交周永鹏工伤认定申请,该局于2020年1月7日作出100036号认定工伤决定,认定周永鹏所受伤害为工伤,快易通公司不服该决定,向被告六盘水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六盘水市政府于2020年4月29日作出4号复议决定,撤销100036号认定工伤决定,要求六盘水市人社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六盘水市人社局又于2020年6月15日作出100692号认定工伤决定,认定周永鹏所受伤害为工伤,快易通公司再次就该决定书提起行政复议,六盘水市政府于2020年10月16日作出16号复议决定,撤销六盘水市人社局作出的100692号认定工伤决定,并要求六盘水市人社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项红敏不服该行政复议决定,遂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六盘水市政府作出的16号复议决定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本案中,原告项红敏提交的《货运车辆代管协议》《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承包经营合同》及《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等证据能够证实,周永鹏在驾驶贵BB1619油罐车过程中受到伤害以及该车辆系挂靠第三人快易通公司且以快易通公司名义进行经营的事实。快易通公司主张该车辆未以其公司名义经营,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虽周永鹏系罗某个人聘用的贵BB1619油罐车的驾驶员,但因该车登记的所有人为快易通公司,快易通公司应为周永鹏法律上的雇主,快易通公司与周永鹏之间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第三人六盘水市人社局根据本案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及《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认定周永鹏所受伤害为工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被告六盘水市政府作出的16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并恢复100692号认定工伤决定的法律效力。
据此,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九条之规定,于2020年12月15日作出判决:
一、撤销六盘水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六盘水府行复决字〔2020〕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二、恢复六盘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六盘水工认字〔2020〕010069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法律效力。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六盘水市人民政府负担。
快易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项红敏提交的证据予以采信,违反了证据原则,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在周永鹏与快易通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形下,一审第三人六盘水市人社局直接认定周永鹏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认定为工伤,认定事实不清、无事实依据;2.该决定书中未对周永鹏受到的何种事故伤害及情形进行法律事实认定;3.代管协议中明确约定快易通公司不干预一方的经营活动,不参加利润分配,且不承担经营风险。至于项红敏称车辆是以公司名义对外经营,快易通公司不予承认,项红敏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罗某与上诉人快易通公司之间是否形成挂靠关系;2.一审第三人六盘水市人社局认定工伤是否需以周永鹏与快易通公司具有劳动关系为前提;3.本案举证责任分配是否正确。
一、关于罗某与上诉人快易通公司之间是否形成挂靠关系的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申请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经营,应当具备有5辆以上经检测合格的危险货物运输专用车辆、设备等条件。本案中,罗某因不具备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经营的资质,以其母亲的名义与快易通公司签订《货物车辆代管协议》《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承包经营合同》等协议,将其实际使用的车辆落户到快易通公司名下,委托快易通公司代管经营,快易通公司再以承包的形式,将涉案车辆交由罗某使用。上述协议中亦明确约定,罗某需向快易通公司支付一定的费用,遵守并执行快易通公司的规章制度,服从快易通公司的管理;快易通公司亦需向罗某提供运输市场信息,利用公司优势积极为其联系货源、协调运输物资等。由此可见,罗某和快易通公司之间实际形成了挂靠关系。
二、关于一审第三人六盘水市人社局认定工伤是否需以周永鹏与上诉人快易通公司之间具有劳动关系为前提的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申请工伤认定应当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因此,一般而言,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工伤,应当以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除非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另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明确规定,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该条规定遵照劳动者倾斜保护原则,对将劳动关系作为工伤认定前提的一般规定作了相应补充。只要存在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的情形时,被挂靠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不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工伤保险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保障,国家建立工伤保险制度,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强调对工伤劳动者及其家人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相较于用人单位而言,劳动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在车辆挂靠关系中,被挂靠人向挂靠人收取挂靠费,应与挂靠人共同承担经营运输的风险,仅以协议约定不能免除其同意挂靠后应承担的风险和责任。被挂靠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中“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本案中,六盘水市人社局依照该条规定认定由快易通公司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并无不当。
三、关于本案举证责任分配是否正确的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表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工伤认定申请表;(二)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三)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以及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之规定,劳动者对劳动关系和工伤事实负有初步举证责任,而用人单位认为不是工伤的,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被上诉人项红敏已经提供了《货运车辆代管协议》《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承包经营合同》《证明》等证据,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上诉人快易通公司主张案涉车辆不是以公司的名义进行经营,依照前述规定,应由快易通公司举证证明其主张,而快易通公司未能举证,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快易通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21年8月9日作出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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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银诉徐州市人民政府房屋登记行政复议决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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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银诉徐州市人民政府房屋登记行政复议决定案
【裁判摘要】
行政机关在行政复议中可能作出不利于他人的决定时,如没有采取适当的方式通知其本人参加行政复议即作出复议决定的,构成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应予撤销。
原告:张成银,女,69岁,住江苏省徐州市东苑小区。
被告: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李福全,该市市长。
第三人:曹春芳,女,70岁,退休职工,住江苏省徐州市福水小区,系原告丈夫之妹。
第三人:曹春义,男,73岁,退休职工,住江苏省徐州市东苑小区,系原告丈夫。
被告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政府2003年10月28日受理了第三人曹春芳的行政复议申请,于2004年4月29日作出徐政行决[2004]24号行政复议决定,以徐州市民安巷31号房屋使用者曹陈氏1986年死亡时,张成银不是该房产的合法继承人,原徐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以下简称房管局)认定张成银对民安巷31号房屋产权属原始取得与事实不符,为张成银颁发鼓房字第1741号房屋所有权证违反了《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暂行办法》第八条的规定,将民安巷31号房屋产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给张成银不当等为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1目、第5目之规定,确认徐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将民安巷31号房屋产权及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给张成银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张成银不服该复议决定,向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原徐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向其颁发《房屋所有权证》是1988年,曹春芳申请行政复议的时间是2004年,已超过法定的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复议机关受理无据;徐州市人民政府作为行政复议机关,认定曹陈氏死亡时,曹春芳和曹春义依法有权继承诉争房产,其本人不是该房屋的合法继承人,超出了职权范围;复议决定对于曹陈氏死亡时遗留多少房产未有认定,事实不清。请求撤销徐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徐政行决[2004]24号行政复议决定。
原告提供的证据有:
1.徐州市人民政府2004年4月29日作出的徐政行决[2004]2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用以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存在。
2.证人朱德荣、李瑞堂的证词,用以证明诉争的房屋是张成银自建,属原始取得。
3.1988年9月28日徐州市房管部门颁发给张成银鼓房字第1741号房屋所有权证的档案材料,用以证明该颁证行为合法。
4.徐州市房管部门1991年9月5日颁发给张成银第104027号房屋所有权证的档案材料、1994年6月1日颁发给张成银第112014号房产证的档案材料、1997年2月19日颁发给张成银市房字第97300783号房屋所有权证的档案材料和1998年12月8日颁发给张成银98301991号房屋所有权证,用以证明民安巷31号房地产及权属登记的演变情况,被告复议审查对象错误,曹春芳应当早已知道民安巷31号房地产权属已登记在张成银名下,申请复议超过了法定期限等。
被告辩称:市政府曾多次电话通知张成银参加复议,但均遭拒绝,故应认定其放弃权利;曹春芳过去一直不知道张成银在1988年办理了民安巷31号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故未超过申请复议期限;徐州市民安巷31号房屋使用者曹陈氏1986年死亡时,曹春芳、曹春义依法有权继承该处房产,张成银不是该房产的合法继承人,不应成为该房产的所有权人,原徐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却认定张成银对民安巷31号房屋产权属原始取得,错误地将上述房产登记到张成银名下,违反了《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暂行办法》第八条规定,属确权不当;徐政行决[2004]24号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
被告提交的证据有:
1.曹春芳2003年10月28日书写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及补充说明,徐州市房管局行政复议答复书及2004年2月26日通知张成银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用以证明作出被诉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
2.徐州市房管局提供的1988年9月28日颁发给张成银鼓房字第1741号房产证的档案材料、徐州市人民政府向徐州市公安局和平派出所调取的民安巷31号户籍证明和曹陈氏的死亡证明,用以证明原徐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于1988年认定张成银对民安巷31号房地产权属原始取得,而颁发的鼓房字第1741号房屋所有权证,证据不足。
第三人曹春芳提交的证据有:
证人朱振祥、邱玉兰、司学兰、季昌兰的证言,用以证明原徐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于1988年为张成银颁发的鼓房字第1741号房屋所有权证所登记的房屋属曹陈氏遗产。
第三人曹春义未提交证据。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曹春义、曹春芳系兄妹关系。二人之父早逝,一直随其母曹陈氏居住在徐州市民安巷31号,该住处原为3间东草房和1间南草房。1954年,张成银与曹春义结婚后迁人民安巷31号居住。1961年左右,曹春芳出嫁,搬出民安巷31号。1986年1月30日,曹陈氏去世。在曹陈氏与儿媳张成银及其家庭成员共同居住生活期间,民安巷31号的原住处经翻建和新建,先后形成了砖木结构、砖混结构的房屋计7间。其中砖混结构的3间东屋,是1981年12月以张成银的名字办理了第2268号建筑工程施工执照,在原3间东草房的基础上翻建而成。1988年5月31日,张成银向徐州市房产管理机关提出为其办理民安巷31号的上述7间房屋产权和土地使用权登记的书面申请。徐州市鼓楼区房地产登记发证办公室根据张成银提交的申请材料,经调查后于1988年9月28日为张成银填发了鼓房字第1741号房屋所有权证,并加盖徐州市人民政府的印章,将199.78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为张成银使用。
此后,民安巷31号的房屋又历经1991年的新建、1994年的扩建、1997年的赠与和1998年的新建,徐州市房产管理机关经公告征询无产权异议后,相应为张成银办理了产权登记,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徐州市土地管理局亦于1996年12月3日向张成银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2002年,张成银位于民安巷31号的房屋被依法拆迁。2003年10月28日,曹春芳向徐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1988年将民安巷31号房屋产权和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给张成银的具体行政行为。徐州市人民政府于2004年4月29日作出了徐政行决[2004]24号行政复议决定:确认徐州市房地产管理局(被申请人徐州市房产管理局前身)将民安巷31号房屋产权及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给张成银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1988年9月,徐州市人民政府根据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1987年4月21日颁布的《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暂行办法》,向原告张成银颁发了鼓房字第1741号房屋所有权证,而根据此后的行政规章和法律规定,徐州市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职权由现徐州市房产管理局行使,徐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给张成银的鼓房字第1741号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法律后果,应由现徐州市房产管理局承担责任,故徐州市人民政府对曹春芳的复议申请,有复议管辖权。
本案中,曹春芳之母曹陈氏于1986年1月30日去世后,徐州市民安巷31号的房产一直由张成银及家人居住使用;张成银及家人于90年代在此处又新建了房屋,并对原有房屋进行扩建,原徐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于1994年为张成银颁发该处房屋所有权证前也进行公告,征询有关当事人有无产权异议,曹春芳应当知道徐州市房地产管理机关已将民安巷31号的房地产确权登记给张成银。故徐州市人民政府受理曹春芳2003年10月28日提出的复议申请并作出复议决定超过了法定期限;曹春芳述称其于2003年10月才得知原徐州市房地产管理机关将民安巷31号房地产登记确权归张成银的主张,依法不予以支持。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复议时虽可以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张成银作为原徐州市房地产管理机关1988年颁发的鼓房字第1741号房屋所有权证的持证人,与徐州市人民政府对该证的复议审查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徐州市人民政府应当通知张成银参加行政复议,由于徐州市人民政府无法证明已采取适当的方式通知张成银参加行政复议,应属严重违反行政程序,且作出的徐政行决[2004]24号行政复议决定的结论中也有复议审查对象不具体的瑕疵。
综上,徐州市人民政府受理曹春芳的复议申请而作出的徐政行决[2004]24号行政复议决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依法应予撤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三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3目的规定,徐州市人民法院于2004年9月30日判决:
撤销徐州市人民政府于2004年4月29日作出的徐政行决[2004]24号行政复议决定。
宣判后,曹春芳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曹春芳的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审法院认定其在1994年就应当知道民安巷31号房屋已确权给张成银与事实不符,认定其于2003年10月28日申请行政复议超过法定期限有误。一审法院认定徐州市人民政府复议违反法定程序错误。徐州市人民政府复议期间多次通知张成银参加,但遭其拒绝,故徐州市人民政府在张成银故意不参加复议的情形下作出的复议决定不属于违反法定程序。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维持徐州市人民政府的复议决定。
张成银辩称:曹春芳早在1994年就已知道民安巷31号房屋登记在张成银名下,一审法院认定其申请行政复议超过法定期限是正确的。徐州市人民政府没有通过法定的方式通知其参加复议违反法定程序。徐州市民安巷31号现在的房屋均为其自己所盖,与上诉人曹春芳无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曹春义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庭审中表示同意张成银的答辩意见。
徐州市人民政府陈述称:行政复议法关于第三人的规定,属于弹性条款,第三人是否参加行政复议由复议机关视情况决定,本案张成银没有参加复议,不能以此认定复议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徐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徐政行决[2004]24号行政复议决定不违反行政复议法规定的程序。本案所涉及的行政复议受理没有超出法定的期限。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维持徐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徐政行决[2004]24号行政复议决定。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原审法院根据征询产权异议的公告存根,即认定徐州市房产管理局为张成银颁发房屋所有权证前进行过产权公告,并以此推定上诉人曹春芳1994年应当知道徐州市房产管理机关已将民安巷31号房屋确权给张成银的事实。该认定理由不充分,故不予确认。对其他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行政机关在依照行政复议法复议行政决定时,如果可能直接影响到他人的利益,是否必须以适当的方式通知其参加复议并听取意见?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一、本案所涉及的鼓房字第1741号房屋所有权证虽然是徐州市人民政府1988年9月颁发的,但依据此后相关法律和规章的规定,徐州市人民政府不再具有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职权。曹春芳申请复议时,徐州市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职权已由徐州市房产管理局行使,故徐州市人民政府以前颁发房屋权证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现在的颁证机关徐州市房产管理局承担。曹春芳不服颁发鼓房字第1741号房屋所有权证行为,提出的申请复议,徐州市房产管理局应作为被申请人,一审判决认定徐州市人民政府对曹春芳的复议申请有复议管辖权是正确的。
二、行政复议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必须通知第三人参加复议,但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行政机关在可能作出对他人不利的行政决定时,应当专门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本案中,复议机关审查的对象是颁发鼓房字第1741号房屋所有权证行为,复议的决定结果与现持证人张成银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故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时应正式通知张成银参加复议。本案中,徐州市人民政府虽声明曾采取了电话的方式口头通知张成银参加行政复议,但却无法予以证明,而利害关系人持有异议的,应认定其没有采取了适当的方式正式通知当事人参加行政复议,故徐州市人民政府认定张成银自动放弃参加行政复议的理由欠妥。在此情形下,徐州市人民政府未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即作出于其不利的行政复议决定,构成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三、根据行政复议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复议机关在行使行政复议职权时,应针对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适当性进行审查,有关民事权益的纠纷应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本案中,徐州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复议决定中,直接对有关当事人争议的民事权利予以确认的行为,超越了复议机关的职权范围,缺乏法律依据,应予以撤销。
综上,原审判决撤销徐州市人民政府徐政行决[2004]24号行政复议决定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曹春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于2004年12月10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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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国诉重庆市万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及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复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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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国诉重庆市万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及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复议案
【裁判摘要】
职工的家庭住所地与工作地相隔两城,法定节假日或约定休息日期间,职工为上下班在合理时间内跨越城际往返于两地的合理路线,应当认定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上下班途中”。
原告:王志国,男,1964年2月6日出生,住重庆市江北区。
被告:重庆市万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江南大道。
法定代表人:冉崇富,该局局长。
被告: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春华大道。
法定代表人:陈元春,该局局长。
第三人: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万州区申明北路。
法定代表人:韩鸣,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王志国因与被告重庆市万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万州区人社局)、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第三人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跨越公司)发生工伤认定及行政复议纠纷,向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王志国诉称:1.其从重庆主城返回万州是以上班为目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关于“上下班途中”的目的要素。原告家庭居住地与工作地距离200余公里,需要提前一天前往工作地,且原告与公司其他同事均提前一天从重庆主城返回万州宿舍,原告此行目的是上班,具有合理时间上班的正当性。2.原告从重庆主城到万州的上班路线属于合理路线,第三人公司是由重庆主城搬迁至万州,包括原告在内的大部分员工都居住在重庆主城,原告发生交通事故的地点位于沪渝高速出城方向1672千米处,属于重庆主城前往万州的合理路线。3.原告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属于上班途中的合理时间,原告从重庆主城居住地到万州公司上班约需3.5小时车程,原告于2018年4月7日下午18时30分左右从重庆主城居住地出发返回万州工作地,发生交通事故时间为当天下午19时55分,属于上班途中的合理时间。4.原告申请工伤认定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等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立法精神。5.二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程序不合法,被告万州区人社局没有如《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所记载依法向原告出具补正材料通知书,被告市人社局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工作人员已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因此,二被告作出的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程序不合法,请求法院撤销万州区人社局作出的万州人社伤险不认字〔2018〕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市人社局作出的渝人社复决字〔2018〕10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责令万州区人社局重新做出工伤认定决定。
被告万州区人社局辩称:1.2018年4月7日为休息日,原告王志国当天从重庆主城家中前往万州工作地,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6〕29号文件规定的上下班途中的“合理时间”。2.原告当天前往万州的目的是为了休息,而不是上班,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6〕29号文件规定的上下班途中的“上班目的”。至于第三人长安跨越公司发布的《关于对渝万往返乘车安排的通知》,主要是规范渝万往返员工的乘车安排及费用报销问题,其关于“返万时间原则上为假期最后一日”的表述,并不是要求员工于假期最后一日上班,而是提醒员工第二天按时上班。3.原告于2018年4月7日发生的交通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认定工伤的情形,本局作出的被诉不予认定工伤决定适用法律正确。4.本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符合工伤认定程序。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市人社局辩称:1.本局于2018年9月20日收到原告王志国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经初审后于次日受理,并分别向原告和被告万州区人社局制发了《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和《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万州区人社局答复后,本局于2018年11月6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于同月22日邮寄送达原告和第三人长安跨越公司。故本局行政复议程序合法。2.原告系第三人公司员工,任该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原告于2018年4月7日下午乘车从重庆返回万州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受伤,但根据第三人发布的《关于2018年“清明节”放假有关安排的通知》载明,事发当天该公司处于放假状态,且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当天返回万州是为了参加当天的公司级会议,故原告受到的此次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情形,经复议,决定维持万州区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综上,请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长安跨越公司未陈述意见。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第三人长安跨越公司是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地位于重庆万州区。原告王志国系该公司员工,任副总经理职务,分管质量部,其家庭住址位于重庆江北区,工作日期间其居住于第三人提供的位于万州区的单位宿舍。第三人为其配备了渝A2xxxx号小型客车。2018年4月5日至7日为清明节法定节假日,第三人下发连续放假三天的通知,告知2018年4月8日正常打卡上下班,并安排冉某某、唐某某、程某分别为假期值班领导。2018年4月7日18时许,由第三人员工陈某某驾驶渝A2xxxx号小型客车搭乘原告及第三人员工刘某从重庆市江北区原告家中出发,共同返回第三人所在的万州区。19时55分许,当车辆行驶至沪渝高速公路出城方向1672千米处时追尾撞击前方由驾驶人刘某某驾驶的渝GFxxxx号小型客车,致使原告受伤及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后经重庆三峡中心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治疗,原告被诊断为颈椎间盘突出症(C5/6、C6/7)、颈椎间盘突出(C3/4、C4/5)。2018年4月10日,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四支队一大队作出〔2018〕第207300009500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此次道路交通事故由驾驶人陈某某承担全部责任。
2018年4月28日,第三人长安跨越公司就原告王志国此次受伤事宜向被告万州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事故伤害报告表、王志国身份材料、营业执照、劳动合同书、病历材料、证人证言、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照片等材料,后又补充《关于对渝万往返乘车安排的通知》、《关于2018年“清明节”放假有关安排的通知》两份材料。在第三人《关于对渝万往返乘车安排的通知》第三条乘车规定的第(八)项载明:返万时间原则上为假期最后一日,但因工作需要需提前返回的必须提前告知行政管理部和人力资源部,登记时间、原因等信息,如未进行登记的,除按《考勤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给予考核外,往返的交通费用不予报销。万州区人社局于2018年5月16日受理该工伤认定申请,并于同月18日送达第三人。万州区人社局审查认为,2018年4月7日是清明节假期,不是工作日,而第三人《关于对渝万往返乘车安排的通知》主要是规范渝万往返员工的乘车安排及费用报销问题,对“返万时间原则上为假期最后一日”的表述,并不是要求员工于假期最后一日上班,而是提醒员工第二天按时上班,故原告于2018年4月7日前往万州的目的是为了休息,而不是上班,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上班途中。2018年7月4日,万州区人社局作出万州人社伤险不认字〔2018〕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原告此次受伤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认定工伤的规定,决定不予认定为工伤。同月26日,万州区人社局将上述文书送达原告和第三人。原告不服,向被告市人社局申请行政复议。市人社局于2018年9月21日受理,并告知万州区人社局答辩。后该局向市人社局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和证据材料。市人社局经审查于2018年11月6日作出渝人社复决字〔2018〕10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2018年4月7日为国家法定节假日,第三人单位处于放假状态,并未上班,且无证据证明王志国返回万州是为了参加当天的公司级会议,王志国的受伤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认定工伤的规定,故决定维持万州区人社局作出的万州人社伤险不认字〔2018〕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同月16日,市人社局向原告和第三人寄送了行政复议决定书。
原告王志国收到后不服,认为原告家住重庆江北区,距离第三人长安跨越公司经营地和职工宿舍约280公里,原告惯常往返居住地和工作地的方式是乘坐第三人配备的渝A2xxxx号小型客车,并在假期最后一日返回工作地,结合原告家庭与公司的距离、惯常往返两地的方式和时间、公司上下班时间安排等情况,原告于假期最后一日返回万州是为及时、正常开展工作,符合公司要求和常理,且原告分管的质量部在2018年4月7日正常开工,原告具有对当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监督的职责,故原告返回万州的目的是为上班,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认定工伤的规定。综上,原告提起本诉,请求撤销被告万州区人社局作出的万州人社伤险不认字〔2018〕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和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渝人社复决字〔2018〕10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故被告万州区人社局具有作出本案工伤认定决定的法定职责。被告市人社局作为被告万州区人社局的上一级主管部门,具有作出本案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定职责。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一)项、第(三)项规定,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或者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各方对原告王志国与第三人长安跨越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在从家中出发前往万州的路途上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且本人无责任等事实无异议。本案的争议问题是:原告于2018年4月7日18时左右返回万州是否属于上班途中。
首先,原告王志国主张其分管的质量部于2018年4月7日已开工,其须对当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监督,故其返回万州是为当日履行岗位职责,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主张,且在工伤认定阶段其亦未提出该主张,故法院不予采纳。
那么,对于原告王志国主张其于2018年4月7日18时左右返回万州是为第二天上班作准备,应属于“上下班途中”的问题。法院认为,对“上下班途中”的判断标准,需考量职工行程的意图是否为“上下班”及其在“上下班”意图之下实施了出行行为,同时兼顾考虑职工的出行时间是否属于“合理时间”,出行路线是否属于“合理路线”。
具体到本案,第三人长安跨越公司关于清明节的放假通知中载明了2018年4月8日职工应正常打卡上下班,第三人亦要求职工返万时间原则上为假期最后一日,结合原告王志国家庭住址距离万州工作地约280公里及原告惯常节假日最后一日返回万州上班等因素,表明原告2018年4月7日返回万州的目的是为次日上班,其出行意图明确。囿于出行路途较远、驾车亦需花费三至四小时左右时间这一情况,为避免迟到和为次日正常开展工作做好充分准备,原告于前一日18时左右返回工作地符合常理常情,也符合公司要求。如认为职工必须在工作日出行才属于“上下班途中”,而不考虑职工出行的意图和合理因素,则可能不利于保护如原告这类职工在《工伤保险条例》之下的合法权利。《工伤保险条例》本属于社会法范畴,其立法宗旨是为分担用工主体的用工风险和保障职工合法权利,在运用该条例考量具体案情时,普遍倾向作有利于职工权利的理解。故结合本案实际情况,考虑原告出行意图、路程、所需时间及原告公司考勤要求和原告在该要求下惯常通勤模式等因素,认定原告在2018年4月7日18时左右从家中出发返回工作地万州,其行程和时间符合上班途中“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要求为宜。因此,原告在该行程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应属于工伤。被告万州区人社局未考虑原告行程的合理性因素,认定原告受伤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而作出万州人社伤险不认字〔2018〕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不予认定原告受伤属于工伤,系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被告市人社局作出渝人社复决字〔2018〕10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万州区人社局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亦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一并予以撤销。
据此,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于2019年4月30日作出判决:
一、撤销被告重庆市万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7月4日作出的万州人社伤险不认字〔2018〕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二、撤销被告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8年11月6日作出的渝人社复决字〔2018〕10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三、责令被告重庆市万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万州区人社局不服一审判决,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被上诉人王志国于2018年4月7日16时55分,在沪渝高速出城方向1672千米处发生交通事故,4月7日是“清明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当天是休息日不是工作日,离第二天上班间隔15小时左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上下班途中”的情形。王志国于4月7日从重庆主城家中返回万州的目的是休息,并非上班,故不属于上班途中。因此,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维持上诉人作出的万州人社伤险不认字〔2018〕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被上诉人王志国与一审第三人长安跨越公司以及一审被告市人社局均未向法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上诉人万州区人社局作为该辖区的社会保险行政主管部门,具有作出万州人社伤险不认字〔2018〕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的法定职责,其受理一审第三人长安跨越公司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一审被告市人社局作为万州区人社局的上级主管部门,受理被上诉人王志国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作出渝人社复决字〔2018〕10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符合行政复议法的规定。
本案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王志国遭遇交通事故时是否属于上班的合理时间即是否符合“上下班途中”。《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一)项、(三)项规定,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或者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为“上下班途中”的,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根据上诉人万州区人社局举示的《劳动合同》、工伤认定调查笔录、《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等证据,结合庭审笔录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能够认定被上诉人王志国在一审第三人长安跨越公司工作,2018年4月7日18时许,乘坐公司为其配备的渝A2xxxx号小型客车,从居住地重庆市江北区出发前往公司所在地万州区,19时55分许车辆行驶至沪渝高速公路出城方向1672千米处与前车发生追尾交通事故致其受伤,王志国在此次交通事故中不承担事故责任的事实。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王志国是为了4月8日能准时上班而提前于4月7日16时许从距离万州280余公里的家中出发前往公司。虽然事发当日不是上班时间(“清明”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但因王志国属于异地工作,居家与工作地相距较远,放假回家后提前一天返回职工宿舍,既符合其平时的惯常往返方式也符合常理,同时亦符合公司《关于对渝万往返乘车安排的通知》第三条“乘车规定:(8)返万时间原则上为假期最后一日,……”的规定。王志国发生事故时是4月7日19时50分,已经是晚上,故其提前返回公司的时间处于合理范围内,并未过分提前超出必要限度。如果苛求王志国必须于4月8日当天工作日上班出行,才构成《工伤保险条例》“上下班途中”的要求,那么王志国须于当日凌晨3时左右就要出发前往万州才能按时到达工作岗位,显然既不符合人体生理条件也不符合常理,更不利于对异地工作劳动者的保护。因此,王志国事发当日提前返回公司宿舍休息,也是为了第二天能够正常上班不耽误,符合以“上下班为目的”基本条件,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应当认定其发生交通事故时处于上班的合理时间。因此,王志国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六)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一)项、(三)项之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上诉人作出的万州人社伤险不认字〔2018〕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同理,一审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渝人社复决字〔2018〕10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亦属适用法律错误,同样应予撤销。上诉人认为王志国不是正常上班时间而受伤不应认定工伤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万州区人社局作出的万州人社伤险不认字〔2018〕8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以及市人社局作出的渝人社复决字〔2018〕10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予以撤销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及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
据此,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于2019年7月1日作出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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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陆军等人不服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登记行政复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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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陆军等人不服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登记行政复议案
【裁判摘要】
买卖、租赁民事合同一方当事人,与合同相对方因公司设立、股权和名称改变而进行的相应工商登记一般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以合同相对方存在民事侵权行为为由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不予受理。
原告:黄陆军等18人。
被告: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双龙南街。
法定代表人:范寿山,该局局长。
第三人: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浙江省东阳市人民北路。
法定代表人:吕天宝,该局局长。
原告黄陆军等18人不服被告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9年12月18日作出的金工商复字〔2009〕7号行政复议决定,向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黄陆军等18人诉称:被告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金工商复字〔2009〕7号行政复议决定,以原告与第三人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的公司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由,决定驳回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告认为,被告驳回原告复议申请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原告是东阳世贸城2层部分摊位业主或经营户。第三人核准内衣公司、核准变更登记、白云公司注册的住所,涵盖了原告享有所有权或者租赁权的铺位。虽然核准内衣公司、白云公司登记行为发生在原告购买和租赁铺位之前,但工商登记行为具有持续性,通过年检持续着,因此原告有权请求撤销。第三人准许经营或者继续经营的地址包括了原告的铺位。被告认为该准许行为与原告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违背常识。第三人核准变更登记时间更是在原告购买或者租赁铺位之后。二、复议决定中也认为,如果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政企不分,经济实体在职能、财务、人员、名称等方面与机关没有彻底脱钩的话,是不合法的,有可能以权经商、强卖强买,侵害与之发生经营关系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原告与这些公司建立经营关系,合法权益就有可能受到侵害。这种可能性,既包括可能已经受到的侵害,也包括以后可能受到侵害,这就是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原告与申请复议的第三人核准注册登记、变更登记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被告应该对本案进行实体性审查。原告请求撤销被告金工商复字〔2009〕7号行政复议决定,判令其重新作出复议决定。
被告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辩称:一、被告对原告黄陆军等与第三人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东阳市开发总公司设立登记、东阳白云内衣城有限公司设立登记和变更登记、东阳白云商业运营管理公司设立登记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认定正确。原告和东阳白云内衣城有限公司(后为东阳世界贸易城有限公司)、东阳白云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因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铺位租赁合同产生民事合同关系。上述公司和原告之间没有因工商登记建立任何法律关系,东阳白云内衣城有限公司(后变更为东阳世界贸易城有限公司)、东阳白云商业运营管理公司作出设立(变更)登记行为在前,原告与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铺位租赁合同在后,该设立(变更)登记行为不可能对原告还没有因签署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而且,涉诉工商登记既未妨害原告原有的权利,也未增加原告原有的义务,未对原告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更未强迫原告必须与上述公司发生民事合同关系。涉诉公司设立(变更)登记行为,不会导致原告必须与上述公司发生民事合同关系。根据《企业年度检验办法》第三条“年检是企业登记机关依法按照年度根据企业提交的年检材料,对与企业登记事项有关的情况进行定期检查的监督管理制度”。年检不是工商登记行为的延续,一个完整的工商登记,自向工商登记机关提出申请开始,至向申请人颁发营业执照结束,不具有原告所述的持续性。东阳世贸大道188号为“东阳世界贸易城”、“浙江东阳中国木雕城”市场,有多幢多层建筑物,经营面积69.1万平米、经营户4000多户。原告仅是购买该市场里少部分商品房或者承租市场里少部分铺位,取得房屋所有权或铺位使用权。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12条规定,公司住所是指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作为市场业主和从事物业管理的东阳世界贸易城有限公司、东阳白云商业运营管理公司,住所登记为世贸大道188号,上述公司住所登记在世贸大道188号,不会给原告权利义务有实际影响。二、被告已对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进行实体性审查,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情形,驳回其申请正确。三、原告在与上述合法成立的公司交易过程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将要受到侵害,两者之间是民事纠纷,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救济,不能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上述公司的相关登记。退一步讲,就算上述公司登记中有问题不合法,原告可以通过向工商机关举报,请求查处或者撤销,而不能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述称:一、原告黄陆军等称第三人核准登记(变更登记)的涉案公司的住所,涵盖了原告享有的所有权或租赁权的铺位,没有事实依据。涉案公司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不包括原告享有的所有权或租赁权的铺位。二、原告称党政机关不能投资办企业,没有法律依据。东阳市开发总公司是根据需要,授权东阳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代表东阳市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而组建的企业,符合《企业国有资产法》及《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三、原告主张涉案公司登记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是涉案公司的民事合同关系人,双方之间因买卖、租赁产生民事法律关系,与合同一方公司的核准登记行为没有利害关系。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东阳市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是由东阳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1993年2月18日全额投资成立的一家企业,其投资经东阳市人民政府东政办发〔1992〕279号、东阳市人民政府东政办发〔2007〕211号、东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东国资办〔2007〕826号批复同意。东阳白云内衣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衣城公司)2006年3月15日由开发公司投资23%、蒋伟锋等4名自然人投资51%、浙江华厦百兴贸易有限公司等2家法人投资26%而设立,2007年4月18日申请变更为东阳市世界贸易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贸城公司)。2009年6月18日又申请变更登记,其他股东所持股份全部转让给开发公司,世贸城公司成为法人独资一人有限公司,登记住所为东阳市世贸大道188号,主要从事市场开发、管理、经营等。东阳白云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管公司)系由世贸城公司于2006年9月1日全额投资设立的一人有限公司,登记住所为东阳市世贸大道188号,主要从事企业管理咨询、物业服务等。
2006年11月至2009年9月,原告黄陆军等18人先后分别与内衣城公司、世贸城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世贸城商业用房,与商管公司签订业主商铺托管协议,或者与商管公司签订租赁协议,承租世贸城商铺。原告认为“世贸城采取种种软硬兼施手段,譬如停电、对一些商铺进行拆除改装,使业主无法经营”等,侵害原告合法权益。
2009年10月26日,黄陆军等18名原告向被告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对第三人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东阳市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设立登记、内衣城公司设立和变更为世贸城公司登记、商管公司设立登记的行政行为不服,请求撤销第三人对开发公司注册登记的行政行为,撤销第三人对内衣城公司注册登记和变更为世贸城公司的行政行为,撤销第三人对商管公司的注册登记行政行为。
被告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复议后认为,《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授权其他部门、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开发公司是东阳市人民政府根据需要授权东阳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代表东阳市人民政府对其履行出资人职责而组建的国有企业,其设立符合《企业国有资产法》及《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并不违法。开发公司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设立内衣城公司(后变更为世贸城公司),世贸城公司设立商管公司,其设立、变更均符合公司法规定。原告黄陆军等和有关公司发生民事合同关系。原告和三家公司登记之间没有行政法律关系,更没有强迫原告必须与上述公司发生民事合同关系。三家公司的设立(变更)登记行为不会导致原告必须与上述公司发生民事合同关系。原告称“世贸城采取种种软硬兼施手段,譬如停电、对一些商铺进行拆除改装,使业主无法经营”等,应受《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调整,与公司的设立(变更)登记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认为公司的设立(变更)登记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没有证据和依据。综上,原告与开发公司设立登记行为、内衣城公司设立和变更为世贸城公司登记行为、商管公司设立登记的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被告遂于同年12月18日作出金工商复字〔2009〕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决定驳回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原告黄陆军等18人与涉案公司的登记行为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被告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受理原告黄陆军等复议申请后进行了实体审查,根据查明的事实及相关规定,作出驳回原告复议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有相关事实及法律依据,并阐明了详细理由。原告与内衣城公司、世贸城公司的合同纠纷,应当通过协商或民事途径解决。第三人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本案所涉三公司设立或变更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与原告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原告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难以支持。对被告及第三人抗辩中合法有据部分,予以采纳。
据此,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等规定,于2010年4月2日判决:
驳回黄陆军等18原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人民币50元,由原告黄陆军等18人承担。
黄陆军等18人不服一审判决,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坚持原审诉讼请求,要求撤销被上诉人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金工商复字〔2009〕7号行政复议决定,判令其重新作出复议决定。主要上诉理由是:撤销核准工商登记,就意味着工商部门认为企业注册符合法定条件,允许企业进入市场和其他市场主体发生交易。与之发生交易关系的市场主体基于对工商登记行为的信赖,有理由相信经过工商核准登记的行为,没有不符合市场主体法定条件的因素存在,如果政府和企业是一体的,在交易过程中,企业就可能随时出现政府逻辑,利用政府的公权力违反市场规则,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自然有权就工商部门核准登记行为提出复议申请,要求工商部门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本案中,根据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材料,被上诉人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企业时,各企业法定代表人均是政府重要官员。而且在经营过程中,相关公司也确实利用公权力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本案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撤销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金工商复字〔2009〕7号行政复议决定。
被上诉人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辩称,一、上诉人黄陆军等在与上述合法成立的公司交易过程中,认为公司出现政府逻辑等使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将要受到侵害,属于民事纠纷,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救济,不能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上述公司的相关登记。二、上诉人的行政复议权利已得到保障,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已经受理并进行了实体审查,认为涉诉工商登记是正确的。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设立登记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驳回上诉人复议申请,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是正确的。综上,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决。
被上诉人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辩称:坚持一审意见,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黄陆军等与被上诉人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开发公司的设立登记、内衣城公司的设立登记及变更登记、商管公司的设立登记行政行为是否具有行政法律利害关系。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二)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判断构成利害关系的要素有二:一是申请人的权益受到损害或有受到损害的现实可能性;二是权益损害与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即具体行政行为是因,权益损害是果。在本案中,上诉人黄陆军等以“世贸城采取种种软硬兼施手段,譬如停电、对一些商铺进行拆除改装,使业主无法经营”等为由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涉诉公司的工商核准登记。对案件进行考量分析:第一、被上诉人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对涉诉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审查时,其按照公司法、企业登记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审查公司设立(变更)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第二、登记机关无法预见公司成立后作为市场主体,在与上诉人发生买卖、租赁民事合同后的侵权行为或侵权可能性;第三、登记机关没有对涉诉公司作为市场主体的民事侵权行为进行审查的法定义务;第四、本案上诉人主张的权益损害原因并不是涉诉公司工商登记行政行为,而是涉诉公司不履行合同或其他民事侵权行为;第五、撤销涉诉公司的工商核准登记,不能使上诉人的权益损害得到恢复。因此,上诉人所主张的权益损害与涉诉公司工商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与涉诉公司工商登记具体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故上诉人不具有申请复议的主体资格。涉诉公司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作为市场主体与上诉人因购买或租赁发生了民事合同法律关系,双方享有合同权利与承担合同义务。双方因合同权益产生民事纠纷,应受合同法及相关民事法律调整,上诉人应通过民事诉讼寻求救济。综上,被上诉人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受理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在实体审查中发现上诉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行政法律利害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于法有据。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金工商复字〔2009〕7号行政复议决定,从程序上驳回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但在该决定中又对本案所涉公司核准登记的合法性作出了结论性意见,存在不妥之处,予以指出。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的金工商复字〔2009〕7号行政复议决定结论正确。
综上,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于2010年5月21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黄陆军等18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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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某诉广东省茂名市某市公安局、广东省茂名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及行政复议案
2026-12-3-001-002 · (2019)粤0902行初70号 ·
行政行政处罚行政复议微信群发布信息寻衅滋事行政拘留
裁判要旨:公民在微信群等互联网平台发布或者转发信息、表达意见,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行为人在家庭等微信群发布或者转发信息、表达意见,主观上不具有虚构、误导、煽动的故意,客观上没有造成现实社会公共秩序混乱危害后果的,不宜认定为寻衅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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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处罚/行政复议/微信群发布信息/寻衅滋事/行政拘留
基本案情
2018年,有关部门拟在广东省茂名市建设某市政工程项目。在项目建设征询公众意见期间,董某于2018年11月8日晚上通过手机在“湖某村”(其所在村部分村民组成的群)、“如意顺利一家亲”(家庭群)等微信群转发了《7个真相》等文章,并附带发表了“本人坚决反对建设”的言论。经查,上述文章来源于网络,包含类似项目技术不成熟等内容,董某在转发文章前未对文章内容的真实性进行核实。
2018年11月10日,广东省茂名市某市公安局对董某进行立案调查处理,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以董某发表言论的行为属于寻衅滋事为由对其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履行相应告知程序。后董某被送往拘留所执行拘留。
董某不服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向广东省茂名市公安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茂名市公安局经过审查,作出维持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董某仍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某市公安局赔偿其损失。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8日作出(2019)粤0902行初70号行政判决:驳回董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董某提起上诉。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6日作出(2019)粤09行终164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宣判后,董某仍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30日作出(2021)粤行再13号行政判决:撤销原一、二审行政判决;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某市公安局赔偿董某被行政拘留十五日的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人民币6140.10元。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董某在微信群转发反对建造市政工程项目信息的行为是否属于寻衅滋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2012年修正)第二十六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一)结伙斗殴的;(二)追逐、拦截他人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构成上述寻衅滋事行为,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有扰乱公共秩序的故意,客观上造成现实社会公共秩序混乱或者影响现实社会公共秩序的安定。公民在微信群等互联网平台发表言论、转发相关信息,虽然存在未核实相关信息、言论带有一定情绪等情形,但是没有扰乱公共秩序的故意,未超出公民言论自由的合理限度,也没有造成现实社会公共秩序混乱的,不宜认定为寻衅滋事。
本案中,董某在市政项目征询公众意见期间,将该村其他村民在互联网搜索收集的相关信息转发至家庭微信群以及本村部分村民组成的微信群。虽然董某对发布的上述信息内容未经核实,但其主要目的是陈述个人意见,主观上不具有误导、煽动群众,扰乱公共秩序的故意,客观方面未造成现实社会公共秩序混乱这一危害后果,不应认定为构成寻衅滋事。因此,高州市公安局以董某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为由作出的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以及茂名市公安局作出的维持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被诉行政复议决定,均系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高州市公安局对董某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的行政处罚不当,侵害了董某的人身权利,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裁判要旨
公民在微信群等互联网平台发布或者转发信息、表达意见,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行为人在家庭等微信群发布或者转发信息、表达意见,主观上不具有虚构、误导、煽动的故意,客观上没有造成现实社会公共秩序混乱危害后果的,不宜认定为寻衅滋事。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0条(本案适用的是2012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条、第33条
一审: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9)粤0902行初70号行政判决(2019年8月8日)
二审: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行终164号行政判决(2020年5月26日)
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粤行再13号行政判决(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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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某权诉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人民政府、南宁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及行政复议案
2026-12-3-019-001 · (2024)桂71行初16号 ·
行政行政补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货币补偿房屋产权调换逾期未选择
裁判要旨:1.人民法院认定房屋征收中给予被征收人的补偿是否公平时,应当注意从补偿范围是否全面、补偿价值是否公允两个方面进行审查。 2.根据房屋征收公告,被征收人就补偿方式可以选择货币补偿或者房屋产权调换,但因无法达成补偿协议而由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补偿决定,其中明确被征收人在规定期限内未对补偿方式作出选择,将由行政机关直接决定补偿方式的,并不构成对被征收人补偿方式选择权的侵犯。被征收人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选择,又主张行政机关直接决定补偿方式侵犯其选择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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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补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货币补偿/房屋产权调换/逾期未选择
基本案情
因平陆运河(横州段)项目建设需要,2023年4月2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横州市政府)发布征收公告,对该项目所涉国有土地上房屋进行征收。征收公告所附安置方案载明,被征收房屋为私人自建住宅房屋的,可选择货币补偿或者产权调换方式。如选择后者,由征收人提供可用于建房的调换地,将被征收房屋用地与调换地进行产权调换,并对建筑物、构筑物进行补偿。调换地位于“平陆运河项目某镇安置区一区”,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类型为划拨。方某权案涉房屋位于征收公告范围内,其国有土地使用证记载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房屋产权证记载设计用途为住宅。经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方某权案涉房屋国有土地使用权、建筑物、构筑物及特殊装修总价为人民币1056865.00元(币种下同)。方某权以评估价值过低等问题提出异议、申请复核评估。
在签约期内,方某权未能与征收部门就补偿标准等达成协议,横州市政府遂作出被诉补偿决定并留置送达给方某权。该补偿决定载明:被征收人只能选择货币补偿、产权调换安置两种补偿安置方式中的一种。(一)货币补偿。补偿款总计1116433.54元。(二)产权调换安置。国有土地使用权、建筑物、构筑物及特殊装修总价1056865.00元,加上临时过渡补助费、停产停业补助费等59568.54元补偿,再扣减置换土地地价款80560.00元,补偿款总计1035873.54元。被征收人应在决定送达之日起5日内选择补偿方式,并将房屋腾空交付给征收人拆除,逾期未选择的,视为放弃选择权,将实行产权调换安置进行补偿安置。因方某权未在被诉补偿决定确定的期限内选择补偿方式,征收部门在复核评估结果作出之前,以产权调换安置方式进行补偿安置。其后评估机构作出复核意见,认为估价结果符合客观、合理的价格水平,维持了原评估结果。因方某权不履行被诉补偿决定,案涉房屋征收补偿款已提存至横州市某公证处。
方某权不服被诉补偿决定,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南宁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南宁市政府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载明:横州市政府在被征收人方某权向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期间作出补偿决定,程序违法。但因复核意见维持原评估结果,补偿决定以原评估报告作为补偿依据符合客观实际,故确认补偿决定程序违法但不予撤销。
方某权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补偿决定和复议决定。
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24年7月29日作出(2024)桂71行初16号行政判决,驳回方某权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方某权提起上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25日作出(2024)桂行终787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争议焦点是:被告以产权调换方式对原告方某权进行补偿安置是否合法。该问题实际包括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该补偿是否符合公平补偿的要求;二是以产权调换方式补偿是否侵害原告的选择权。
一、关于补偿是否符合公平补偿的要求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第八条规定:“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有下列情形之一,确需征收房屋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二)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第十九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对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根据上述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基于促进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公共利益的需要,有权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但是应当给予公平补偿。判断补偿是否符合公平要求,可以从以下方面判断:一是补偿范围是否全面,做到应当补偿的项目均依法予以补偿;二是补偿价值是否公允,即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本案中,为保障平陆运河(横州段)项目建设推进,横州市政府发布公告对项目所涉地域的房屋进行征收,符合《条例》的规定。安置方案确定的补偿项目也符合《条例》规定。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补偿价值是否公允。根据安置方案和补偿决定,方某权若选择货币补偿,补偿款总计1116433.54元,符合当地合理的价格水平。方某权若选择产权调换,扣减置换土地地价款后,补偿款为1035873.54元(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过渡补助费、停业停产补助费),方某权就由横州市政府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的安置房支付建设成本160600元后,将得到建筑面积约220㎡的安置房和剩余补偿款875273.54元(如果按照6000元/㎡计算,该剩余补偿款还可以购买约146㎡的商品房)。故经测算和依法评估,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方某权可得的补偿价值都能够充分弥补其补偿安置利益和实际居住利益,符合公平补偿的要求。
二、以产权调换方式补偿是否侵害原告的选择权
《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据此,在补偿方式上,征收人可以提供货币补偿或者房屋产权调换方案供被征收人选择。原则上该选择权由被征收人行使。但是,既然在无法达成补偿协议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直接作出补偿决定,则基于同样的考量,在有两种补偿安置可选择的情形下,行政机关亦可以在补偿决定中同时明确,如被征收人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选择的,行政机关可以直接决定补偿方式。
本案中,横州市政府在给方某权的补偿决定中明确,提供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两种方式供其选择,逾期未选择的,视为放弃选择权,将实行产权调换安置补偿方式。方某权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选择,横州市政府为推进拆迁工作,维护公共利益,决定以产权调换方式对房某权进行补偿安置,有客观原因和正当依据,符合法律规定,不构成对被征收人选择权的侵害。
裁判要旨
1.人民法院认定房屋征收中给予被征收人的补偿是否公平时,应当注意从补偿范围是否全面、补偿价值是否公允两个方面进行审查。
2.根据房屋征收公告,被征收人就补偿方式可以选择货币补偿或者房屋产权调换,但因无法达成补偿协议而由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补偿决定,其中明确被征收人在规定期限内未对补偿方式作出选择,将由行政机关直接决定补偿方式的,并不构成对被征收人补偿方式选择权的侵犯。被征收人未在规定期限内作出选择,又主张行政机关直接决定补偿方式侵犯其选择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12条、第69条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条、第17条第1款、第19条、第21条第1款
一审: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4)桂71行初16号行政判决(2024年7月29日)
二审: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4)桂行终787号行政判决(2024年12月2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陈某诉芜湖市繁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芜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撤销行政决定及行政复议案
2026-12-3-028-001 · (2022)皖0211行初29号 ·
行政不正当竞争相关行政案件行政决定产品广告虚假宣传引人误解名词注解
裁判要旨:认定是否构成虚假广告,应当以一般消费者的认知为标准,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对经营者宣传的产品、宣传用语、注解内容等进行综合考量,以判断广告是否存在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是否干扰消费者正常的判断和选择,对消费者构成欺骗或者造成误导。经综合判断,广告不存在虚假内容,按照一般消费者的认知,也不会令消费者产生误解的,不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或者误导,不应被认定为虚假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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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不正当竞争相关行政案件/行政决定/产品广告/虚假宣传/引人误解/名词注解
基本案情
陈某因认为某果园集团公司“某某梅旗舰店”在“某某梅天然6袋4味梅冻精选”产品页面中使用“天然”字样,涉嫌“虚假广告、天然果冻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于2022年4月22日通过全国12315平台向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繁昌区市监局)投诉,要求“赔偿损失、退赔费用、停止侵权、核定侵权责任、退货”。
繁昌区市监局经调查查明,涉诉产品在宣传的“天然”二字右上角标注了“*”号,并在页面及海报下方对该标注作出解释,说明“天然”系指产品所含青梅原浆、其他水果浆、魔芋粉、刺槐豆胶等主要原料源自或提取自天然植物,而非直接宣称产品为天然果冻。相关配料中青梅原浆已获天然来源认证,其他配料经验证亦符合“源自天然或提取自天然植物”的说明。故据此认定,某果园集团涉诉产品上的“天然”标注及解释已履行谨慎提醒义务,相关宣传与事实相符,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等相关规定,遂于2022年5月16日通过12315平台将上述调查结论反馈原告。
陈某不服,向芜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该局经审查决定维持繁昌区市监局的回复。陈某仍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9日作出(2022)皖0211行初29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陈某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陈某提起上诉。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30日作出(2023)皖02行终39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某果园集团公司的宣传行为是否构成虚假广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广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虚假广告:(一)商品或者服务不存在的;(二)商品的性能、功能、产地、用途、质量、规格、成分、价格、生产者、有效期限、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或者服务的内容、提供者、形式、质量、价格、销售状况、曾获荣誉等信息,以及与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允诺等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对购买行为有实质性影响的;(三)使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科研成果、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引用语等信息作证明材料的;(四)虚构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效果的;(五)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其他情形”。据此,认定是否构成虚假广告,关键在于判断广告内容是否虚假或者引人误解,是否构成欺骗、误导消费者。在具体判断上,要以一般消费者的认知为标准,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对经营者宣传的产品、宣传用语、注解内容等进行综合考量,以判断广告是否客观上存在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能否干扰消费者正常的判断和选择,构成欺骗或者造成误导。如果按照一般消费者的认知,根本不会产生误解,则不会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不应认为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或者误导。
本案中,陈某在向12315平台投诉时,提交的附件材料为案涉旗舰店产品链接图以及其他宣传图片。结合各方当事人举证,案涉产品的广告宣传中,产品详情页面及相应海报中均对所宣传的“天然”二字右上角加注了“*”号,并在较为明显处进行了解释,注解已明确表示被投诉产品中的青梅原浆及相应配料主要原料是源自天然或提取自天然植物,而非直接表明被投诉产品系天然果冻,且对“天然”的注解,有涉诉产品主要原料的检测报告、认证证书等予以佐证其注解内容的真实性。案涉旗舰店产品网页上也对“天然”作出注解,称系主要原材料为源于天然或摄取于自然。因此,客观上,不存在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另外,基于一般消费者的正常认知,现实中并不存在“天然”的、自然生长出来的果冻产品,故“天然果冻”的用法也不会使得一般消费者误认该“果冻”系天然生成。因此,“天然果冻”的用法不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也不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
综上,某果园集团公司关于“天然果冻”宣传标语,不构成虚假广告。繁昌区市监局和芜湖市市监局作出的案涉行政行为合法,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确认。陈某的诉讼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认定是否构成虚假广告,应当以一般消费者的认知为标准,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对经营者宣传的产品、宣传用语、注解内容等进行综合考量,以判断广告是否存在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是否干扰消费者正常的判断和选择,对消费者构成欺骗或者造成误导。经综合判断,广告不存在虚假内容,按照一般消费者的认知,也不会令消费者产生误解的,不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或者误导,不应被认定为虚假广告。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2021年修正)第28条第5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69条
一审: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人民法院(2022)皖0211行初29号行政判决(2022年12月29日)
二审: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皖02行终39号行政判决(2023年3月3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秦某公司诉国家知识产权局行政复议案
2026-13-3-024-001 · (2021)京73行初14331号 ·
行政专利相关行政案件行政复议分案申请形式要件实质要件视为未提出通知书视为撤回通知书
裁判要旨:根据《专利审查指南》(国家知识产权局令第七十八号,2023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对于实质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分案申请,应当以驳回分案申请的方式处理,并在作出驳回决定前给予申请人陈述意见及修改申请文件的机会;行政机关以作出分案申请视为未提出通知书或者视为撤回通知书的方式处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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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专利相关行政案件/行政复议/分案申请/形式要件/实质要件/视为未提出通知书/视为撤回通知书/驳回分案申请
基本案情
2020年3月7日,秦某公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专利申请号为20202232****.2、名称为“一种显示和背光用的LED封装片和LED晶片”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2020年10月11日,秦某公司以前述申请为基础,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分案申请。
2021年3月2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以分案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2010年修改,以下简称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为由,针对分案申请发出了分案申请视为未提出通知书。秦某公司对该分案申请视为未提出通知书不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经审查认定,原申请与分案申请的具体实施方式完全相同,原申请与分案申请的权利要求存在的区别均属于本领域的常用技术手段,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分案申请视为未提出通知书。秦某公司不服,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的复议决定,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22年12月28日作出(2021)京73行初14331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秦某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秦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7日作出(2023)最高法知行终382号行政判决,撤销一审判决、行政复议决定、分案申请视为未提出通知书,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秦某公司提出的分案申请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裁判理由
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对秦某公司作出的分案申请视为未提出通知书,依法是否应予撤销。
根据《专利审查指南》(国家知识产权局令第七十八号,2023年修订)第一部分第一章和第二部分第六章有关分案申请审查处理的规定,分案申请审查中,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分案申请,应当区分两种不同情况而作不同的处理:分案申请系因申请日、申请号、递交时间、申请人和发明人、申请文件、申请期限和费用等形式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以作出分案申请视为未提出通知书或者视为撤回通知书的方式处理;分案申请系在实质要件上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规定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应当以驳回分案申请的方式处理,作出驳回决定前还应当根据听证原则,将驳回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和证据通知申请人,并给其至少一次陈述意见和/或修改申请文件的机会。
本案中,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秦某公司的分案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分案申请条件,系认为该分案申请在实质要件上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以驳回分案申请的方式处理,并给予秦某公司至少一次陈述意见和/或修改申请文件的机会,但国家知识产权局却向秦某公司发出分案申请视为未提出通知书,违反了前述《专利审查指南》的规定,也在实质上剥夺了秦某公司陈述意见以及修改权利要求的程序权利,依法应予纠正。
综上,终审判决依法撤销分案申请视为未提出通知书,以及维持该通知书的行政复议决定和一审判决。
裁判要旨
根据《专利审查指南》(国家知识产权局令第七十八号,2023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对于实质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分案申请,应当以驳回分案申请的方式处理,并在作出驳回决定前给予申请人陈述意见及修改申请文件的机会;行政机关以作出分案申请视为未提出通知书或者视为撤回通知书的方式处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撤销。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26条第2款、第7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2023年修订)第48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42条)
一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1)京73行初14331号行政判决(2022年12月28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知行终382号行政判决(2024年6月2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李某平诉大同市人民政府征收房屋案
2025-12-3-005-001 · (2022)晋06行初20号 ·
行政行政征收或者征用未另行作出征收决定征收通告实际包含征收决定的内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裁判要旨:1.征收公告或通告一般因其仅具有通知、告知的属性,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如果行政机关未另行作出征收决定,征收通告实际包含了征收决定的内容,对被征收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的,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2.行政机关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履行了法定程序的,依法应当撤销征收通告,但案涉项目涉及大多数被征收人利益的,可以确认征收通告违法但不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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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征收或者征用/未另行作出征收决定/征收通告/实际包含征收决定的内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基本案情
2020年5月16日,山西省大同市人民政府在《大同日报》发布了《关于平城区西环路东侧城市棚户区房屋征收的通告》(以下简称《征收通告》),2021年9月25日,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政府发布了《大同市西环路东侧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补偿方案》,李某平位于大同市平城区永宁街XXX号1-2层XX号商铺在征收范围内。因征收补偿标准未达成一致意见,李某平一直未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李某平认为《征收通告》所涉及的房屋征收决定存在多处违法,大同市人民政府认为征收单位未对李某平本人作出任何征收决定文书,《征收通告》对李某平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李某平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大同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平城区西环路东侧城市棚户区房屋征收的通告》。
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日作出(2022)晋06行初20号行政判决:驳回李某平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李某平提起上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9日作出(2022)晋行终593号行政判决:一、撤销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晋06行初20号行政判决;二、确认大同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平城区西环路东侧城市棚户区房屋征收的通告》违法。
裁判理由
本案焦点为:征收通告能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以及案涉《征收通告》是否应当被撤销。
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五)对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鉴于征收公告或通告一般因其仅具有通知、告知的属性,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如果行政机关未另行作出征收决定,征收通告实际包含了征收决定的内容,对被征收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的,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本案中,根据案涉《征收通告》的内容,李某平所有的房屋在征收范围内,且大同市人民政府没有另行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故该《征收通告》实际包含了征收决定的内容,对李某平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其请求撤销案涉《征收通告》,符合上述规定。
其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照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确需征收房屋的各项建设活动,应当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旧城区改建,应当纳入市、县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第十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拟定征收补偿方案,报市、县级人民政府。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征收补偿方案进行论证并予以公布,征求公众意见。征求意见期限不得少于30日。”第十一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征求意见情况和根据公众意见修改的情况及时公布。”第十二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房屋征收决定涉及被征收人数量较多的,应当经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征收补偿费用应当足额到位、专户存储、专款专用。”第十五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对房屋征收范围内房屋的权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情况组织调查登记,被征收人应当予以配合。调查结果应当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据此,在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行政机关应履行就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征求公众意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征收范围内的房屋权属等情况组织调查登记等程序,同时应证明房屋征收决定符合“四规划一计划”,征收补偿费用应足额到位、专户存储、专款专用。
本案中,大同市人民政府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作出案涉《征收通告》前履行了上述法定程序。但案涉项目是为了加快城市改造建设步伐,涉及被征收人人数众多且大部分已经签订协议,如果撤销,势必会给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故确认案涉《征收通告》违法,但不宜撤销。
裁判结果
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日作出(2022)晋06行初20号行政判决:驳回李某平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李某平提起上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9日作出(2022)晋行终593号行政判决:一、撤销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晋06行初20号行政判决;二、确认大同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平城区西环路东侧城市棚户区房屋征收的通告》违法。
裁判要旨
1.征收公告或通告一般因其仅具有通知、告知的属性,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如果行政机关未另行作出征收决定,征收通告实际包含了征收决定的内容,对被征收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的,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2.行政机关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履行了法定程序的,依法应当撤销征收通告,但案涉项目涉及大多数被征收人利益的,可以确认征收通告违法但不撤销。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5项、第74条第1款第1项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9条、第10条、第11条、第12条、第15条
一审:山西省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晋06行初20号行政判决(2022年6月2日)
二审: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晋行终593号行政判决(202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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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某琴诉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不履行征收安置补偿职责案
2025-12-3-021-001 · (2023)吉01行初56号 ·
行政不履行征收安置补偿职责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户籍征收补偿职责长期居住土地
裁判要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是确定是否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权益的基础。征收部门在履行安置补偿职责过程中,应当全面考虑被征收人的户籍关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关系、对集体经济积累的贡献,并结合实际生产生活情况、当地村民委员会的意见等因素,综合作出判断认定,对照征收补偿方案规定,依法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不能仅以户籍迁出为由,将户籍关系作为判断是否具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唯一因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十一条“户籍在或者曾经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为基本生活保障的居民,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规定的,应当依法认定具有该成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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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不履行征收安置补偿职责/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户籍/征收补偿职责/长期居住/土地
基本案情
原告孙某琴位于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永春镇的房屋在“永春新区二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征收范围内。原告因房屋被拆除后未得到补偿安置,于2021年1月26日以邮寄方式向被告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政府递交安置补偿申请书,请求被告依法对其进行补偿,被告于2021年1月27日签收该邮件后将此件批转永春镇人民政府办理。永春镇人民政府接到申请书后由于时值本市发生疫情,所有机关、企业停止运转,未在法定期限内对原告作出相关答复。原告对被告不履行征收补偿安置职责向长春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期间,永春镇人民政府于2021年6月20日对原告作出答复意见书并留置送达,该答复意见书认为永春镇人民政府无征地补偿安置职责。
2022年6月29日,长春市人民政府作出长府复[2022]2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复议认为永春镇人民政府虽在行政复议期间于2022年6月20日向原告作出《答复意见书》,但答复中说明永春镇人民政府没有征收安置补偿职权,意味着被告朝阳区政府始终未履行征地补偿安置处理职责。依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的安置补偿问题,无论其房屋是否符合安置补偿条件,被告均应依法作出是否予以安置补偿的决定,从而保障原告依法行使行政救济的权利。责令被告朝阳区政府依法对原告的安置补偿申请予以处理。
2022年11月8日,被告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再次向原告孙某琴作出《答复意见书》,答复内容如下:1.《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关于新春新区二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土地及房屋等附着物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第六条第一项规定,有效证照的范围是:集体土地使用证、私有房屋产权所有证、宅基地使用证、建设用地审批表、建设用地缴费票据。依据孙某琴提供的现有材料以及朝阳区永春镇人民政府调取的你及配偶李某秋的房屋档案材料,未有上述有效证照,在规划部分也未查询到你在朝阳区永春镇义和村的登记、审批等相关土地档案。为此无法按照有证照住宅房屋对你进行补偿。2.《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关于新春新区二期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土地及房屋等附着物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第七条第一项规定,对无证照住宅房屋的认定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其中条件之一为:本村村民,已婚(结婚时间为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发布之前),有独立户口,夫妻双方在集体土地上唯一住房且长期居住(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村委会提供证明)。条件之二为:本村村民,已婚(结婚时间为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发布之前),无独立户口,但夫妻双方户口均在本村,在集体土地上唯一住房且长期居住(村委会提供证明)。依据你提供的身份证信息显示,住址为长春市南关区全安街道天乐胡同委141组,无法认定你为长春市朝阳区永春镇义和村村民,由此也无法按照认定房屋对你进行补偿。综上,由于你不符合安置补偿条件,无法与你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原告对被告作出的上述《答复意见书》不服,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予以撤销。
另查明,原告因孩子上学,于2005年将户口迁至长春市南关区全安街道天乐胡同委141组。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9日作出(2023)吉01行初56号行政判决:一、撤销被告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于2022年11月8日向原告孙某琴作出的《答复意见书》;二、责令被告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对原告孙某琴作出安置补偿处理决定。宣判后,被告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政府提出上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8日作出(2023)吉行终449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被告于2022年11月8日向原告作出的《答复意见书》对原告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具有可诉性。《答复意见书》事实依据不足、形式不正确,依法应予撤销。
(一)根据原告提供的长春市朝阳区永春镇义和村民委员会于出具的《情况说明》《朝阳县永春乡义和村第十一届村民委员会选举参选证(序号2732)》及其他相关证据,可以证实原告所在的义和村村委会认可原告是该村村民,且在该村五社分有土地并长期生活居住。被告答复意见认为原告不具有村民资格,与村委会证明内容相互矛盾。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并未授权政府部门可以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此外,关于村民资格的认定,中共吉林省委办公厅、吉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吉林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第三条第三项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认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按照尊重历史、兼顾现实、程序规范、群众认可的原则,统筹考虑户籍关系、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对集体积累的贡献等因素,协调平衡各方利益,全面开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工作,解决成员边界不清的问题。由此可见,原告是否具有村民资格,户籍所在地固然是考量的重要因素但并非唯一因素。因此,被告答复意见认为原告不具有村民资格,继而不符合征收安置补偿条件,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二)按照原告陈述,其房屋建设于1992年左右,原告全家一直生活居住且经查询无其他住房,在本村有承包地并获得征收“两费”补偿。因此,在对原告房屋征收过程中,对于此种因历史原因形成的没有建设审批手续和产权证照的房屋,行政机关应当在征收之前依法予以甄别,作出处理,不能简单将无证房屋一律视为违法建筑不予安置补偿,且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房屋系违法建筑。因此,在案涉房屋未被认定为违法建筑的情况下,被告答复认为其对原告房屋不具有安置补偿职责,缺乏事实判断依据。
(三)被告作出的案涉《答复意见书》形式不符合长春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长府复[2022]22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要求。根据市政府复议决定要求,原告的安置补偿问题,无论其房屋是否符合安置补偿条件,被告均应依法作出是否予以安置补偿的决定,从而保障原告依法行使行政救济的权利,并责令被告朝阳区政府依法对原告的安置补偿申请予以处理。因此,被告应当对原告的申请作出补偿处理决定,而非作出答复意见。综上,被告作出的案涉《答复意见书》事实依据不足,形式不正确,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裁判要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是确定是否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权益的基础。征收部门在履行安置补偿职责过程中,应当全面考虑被征收人的户籍关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关系、对集体经济积累的贡献,并结合实际生产生活情况、当地村民委员会的意见等因素,综合作出判断认定,对照征收补偿方案规定,依法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不能仅以户籍迁出为由,将户籍关系作为判断是否具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唯一因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十一条“户籍在或者曾经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为基本生活保障的居民,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规定的,应当依法认定具有该成员资格。
关联索引
《吉林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第3条第3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11条
一审: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吉01行初56号行政判决(2023年8月9日)
二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年12月28日行政判决(2023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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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某海诉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政府信息公开案
2025-12-3-013-001 · (2012)渝四中法民终字第00768号 ·
行政政府信息公开起诉条件滥用诉权利害关系反复大量起诉
裁判要旨:当事人违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立法目的,反复、大量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进而提起行政诉讼,或者当事人提起的诉讼与其自身合法权益没有关联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立案,或者在立案并查明事实后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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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政府信息公开/起诉条件/滥用诉权/利害关系/反复大量起诉
基本案情
原告冉某海诉称: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酉阳县规资局)针对冉某海作出的酉规资依复〔2023〕9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以下简称《答复书》)不合法且违背事实,故请求撤销该答复书并责令酉阳县规资局公开其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
被告酉阳县规资局辩称:冉某海申请公开“江阳大道和金沿海大道项目的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信息”是为了查明地名为“落底洞”争议之地的权属,而冉某海与该土地的权属无利害关系;同时,冉某海及其家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且滋扰了行政机关,扰乱了司法秩序。故请求驳回冉某海的起诉。
经审理查明:已生效的(2012)渝四中法民终字第00768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案涉“落底洞”争议之地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被国家征用后修建成防洪槽,后修建成公路。2015年5月18日,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酉阳县政府)作出酉阳府法〔2015〕4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该争议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5)渝四中法行初字第00100号行政判决驳回冉某海主张撤销该处理决定的请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渝行终169号行政判决维持该行政判决。
冉某海在本案一审庭审中明确表示,其申请公开“江阳大道和金沿海大道项目的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信息”,是为了查明“落底洞”争议之地的权属,“查实被告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土地违法行为,维护土地权益。”酉阳县规资局根据冉某海的该项申请于2023年4月24日作出《答复书》,答复其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不存在。冉某海不服该答复书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冉某海及其妻子、儿女为了查明“落底洞”争议之地的权属,多次向酉阳县政府、酉阳县规资局等行政机关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公开1964年修建“落底洞电站”、江阳大道和金沿海大道等建设项目有关征收土地方面的资料,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和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先后受理该政府信息公开案件100余件。该100余件案件中,存在部分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完全相同的情形。
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5日作出(2023)渝0241行初105号行政裁定:驳回冉某海的起诉。冉某海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30日作出(2023)渝04行终206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裁判理由
本案争议焦点为冉某海提起本案诉讼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生效法律文书已确定案涉“落底洞”争议之地属于国家所有,冉某海及其所在的农村承包经营户不享有承包经营权,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不享有所有权。虽然案涉建设项目经征收而占用了案涉“落底洞”争议之地,但该征收资料与冉某海及其所在的农村承包经营户无利害关系,该政府信息公开与否以及公开的内容、方式对冉某海及其所在的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并不产生实际影响。同时,该政府信息即使如冉某海所主张的对其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有利害关系,但冉某海未经授权也无权代表该集体经济组织主张权利,申请公开该政府信息。因此,冉某海就该答复提起行政诉讼,欠缺原告主体资格。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行政机关可以要求申请人说明理由。行政机关认为申请理由不合理的,告知申请人不予处理;行政机关认为申请理由合理,但是无法在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期限内答复申请人,可以确定延迟答复的合理期限并告知申请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第十六条规定:“要充分尊重和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知情权,依法及时审理当事人提起的涉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案件。但对于当事人明显违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立法目的,反复、大量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进而提起行政诉讼,或者当事人提起的诉讼明显没有值得保护的与其自身合法权益相关的实际利益,人民法院依法不予立案。”案涉建设项目征收土地的相关政府信息,与冉某海及其家人自身合法权益明显无关,冉某海及其家人数年来向酉阳县规资局等行政机关反复、大量申请公开该政府信息,进而对行政机关作出的答复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背离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宗旨,属于滥用诉权、恶意诉讼。
裁判要旨
当事人违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立法目的,反复、大量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进而提起行政诉讼,或者当事人提起的诉讼与其自身合法权益没有关联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立案,或者在立案并查明事实后依法裁定驳回其起诉。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5条
一审: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3)渝0241行初105号行政裁定(2023年9月25日)
二审: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3)渝04行终206号行政裁定(2023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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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某贸易公司诉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案
2025-12-3-001-005 · (2021)沪0106行初662号 ·
行政行政处罚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违法建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裁判要旨:判断建房行为是否合法应当以房屋建造时的法律规定为基准,结合案件实际情况,考虑是否存在信赖利益等情形进行综合判断,而不能一刀切地以未取得建设许可证为由进行简单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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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处罚/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违法建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某贸易公司诉称:本市某区潮洞坝X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建于20世纪70年代,系其于2000年向上海某村委会购得。2002年3月,原告与上海市某交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非居住房屋拆迁协议》,原告将涉案房屋位于道路工程建设红线范围内的部分交由其拆除后,由其一次性补偿原告人民币199500元(币种下同),经该次拆除后涉案建筑剩余面积272.25平方米。2021年2月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浦东城管局)作出(沪浦)责拆决字〔2021〕第04000X号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以下简称被诉限拆决定)。被诉限拆决定认定,涉案房屋总建筑面积为272.25平方米,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责令上海某贸易公司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原告认为被告浦东城管局作出的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以下简称被诉责令限拆决定)错误。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该被诉责令限拆决定及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行政复议决定)。
被告浦东城管局辩称,其有法定职权作出被诉责令限拆决定,因涉案建筑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故被诉责令限拆决定依据清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辩称,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请。
法院经审理查明,涉案房屋为一幢二层砖混结构建筑物。2000年5月30日,上海某村委会(甲方)与上海某贸易公司(乙方)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书》,乙方以186548元的价格购得甲方所有的涉案房屋,建筑面积共计396.46平方米。2020年12月25日,浦东城管局对涉案房屋涉嫌违法搭建问题予以立案。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执法协助书面意见,涉案房屋未查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浦东城管局于2021年2月2日作出被诉责令限拆决定,认定涉案房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违反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责令其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上海某贸易公司不服,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决定维持被诉责令限拆决定。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9日作出(2021)沪0106行初662号行政判决,驳回上海某贸易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上海某贸易公司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5日作出(2022)沪02行终60号行政判决:一、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1)沪0106行初662号行政判决;二、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于2021年2月2日作出的(沪浦)责拆决字〔2021〕第04000X号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三、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于2021年6月7日作出的浦府复决字(2021)第17X号行政复议决定。
裁判理由
判断建房行为是否合法应以房屋建造时的法律规定作为基准。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基于法的安定性以及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法律不应该对实施之前存在的行为进行规范。现实中,存在不少建筑先于乡村规划、城市规划而建,即先有建筑后有规划。在法律法规颁布实施之前建设的房屋,由于不存在相关部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规定,不宜以未取得许可证为由认定为违法建筑。1982年2月13日,国务院发布《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在此之前,并无对农村建房申请、审查、批准等手续的规定。之后,《城市规划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城乡规划法等法律陆续发布,房屋建造的规划、审批制度逐渐完善。
本案中,根据上海某村委会出具的“产权证明书”、某土地管理所出具的“关于西沟潮洞坝房屋产权的确认书”、房屋转让协议书等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系由当地村委会于上世纪70年代建造,且上海某贸易公司于2000年合法购得涉案房屋并支付对价,后由于行政区划的变更,致使涉案房屋无法申请办理或者补办房屋土地使用权证。鉴于涉案房屋建造时尚无建设规划管理方面的法律规定,现浦东城管局以上海某贸易公司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由认定涉案房屋系违法建筑,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此外,2002年3月20日,上海某贸易公司与上海市某交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非居住房屋拆迁协议》,将涉案房屋位于道路工程建设红线范围内的房屋拆除,而被拆迁房屋并未被认定为违法建筑,上海某贸易公司据此获得了一次性补偿款,但协议未明确红线范围内的拆除面积。浦东城管局未查清涉案房屋在2002年拆迁之后的拆建情况,而径行认定现存的房屋面积均为违法建筑,亦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浦东城管局依据城乡规划法的规定作出被诉责令限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浦东城管局所作被诉责令限拆决定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所作被诉行政复议决定均错误,依法应予撤销。
裁判结果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9日作出(2021)沪0106行初662号行政判决,驳回上海某贸易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上海某贸易公司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5日作出(2022)沪02行终60号行政判决:一、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1)沪0106行初662号行政判决;二、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于2021年2月2日作出的(沪浦)责拆决字〔2021〕第04000X号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三、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于2021年6月7日作出的浦府复决字(2021)第17X号行政复议决定。
裁判要旨
判断建房行为是否合法应当以房屋建造时的法律规定为基准,结合案件实际情况,考虑是否存在信赖利益等情形进行综合判断,而不能一刀切地以未取得建设许可证为由进行简单认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40条、第64条
一审: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1)沪0106行初662号行政判决(2021年11月29日)
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2)沪02行终60号行政判决(2023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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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某诉海南省万宁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2025-12-3-001-007 · (2021)琼96行初337号 ·
行政行政处罚行政复议和解法定情节酌定情节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
裁判要旨:当事人达成和解固然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可以作为不予处罚和减轻处罚的酌定情节。但即便当事人没有达成和解,行为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属于该法第十九条规定的不予处罚或减轻处罚的情形,依法应当不予处罚或减轻处罚,而不能以未达成和解为由予以处罚或不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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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处罚/行政复议/和解/法定情节/酌定情节/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
基本案情
2021年2月2日,在海南省万宁市某社区工作人员现场调解第三人杨某兴和原告杨某邻里建房纠纷期间,因无法达成合意,杨某兴及其家人拿来工具击打两家相邻小巷的公共围墙欲拆除该围墙。杨某也从自家拿出一把十字镐击打公共围墙处杨某兴家房屋地基脚外墙,造成两家公共围墙损坏、杨某兴家房屋地脚砖和外墙砖损坏、杨某兴的左手手背受伤和杨某家外墙砖损坏。经鉴定,杨某兴受伤程度达轻微伤(共支付医疗费人民币666.16元,币种下同),其家庭房屋外墙脚砖损失为210元;杨某家庭房屋外墙瓷砖损失为101元。
2021年4月6日,万宁市公安局作出万公(万城)不罚决字〔2021〕0013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13号不予处罚决定),认定杨某兴的手受伤不是杨某的故意行为,杨某故意损坏公私财物情节轻微,未造成较大后果,双方为宗族兄弟,为了不激化矛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对杨某的行为不予处罚。杨某兴不服,于2021年4月12日向万宁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21年5月18日,万宁市政府经审查后作出万府复决字〔2021〕3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35号复议决定),认为当事人的行为确实造成了双方财物损毁和杨某某轻微伤,双方也未对此达成和解,不适用治安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情节特别轻微的”情形,遂决定责令万宁市公安局重新作出处理,驳回杨某兴的其他复议请求。杨某不服,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撤销35号复议决定,并维持13号不予处罚决定。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日作出(2021)琼96行初337号行政判决:驳回杨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杨某不服,提起上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31日作出(2022)琼行终191号行政判决:一、撤销一审行政判决;二、撤销万宁市政府作出的35号复议决定;三、恢复万宁市公安局作出的13号不予处罚决定的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在行政处罚中,未达成和解是否必然影响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规定的适用。本案中,杨某涉及致使杨某兴身体受到伤害和财产受到损坏两个行为。
其一,关于致使杨某兴手背受伤的行为。根据包括杨某兴、杨某在内的现场人员在《询问笔录》中对现场情况的描述,虽然杨某兴手背受伤发生在阻拦杨某持十字镐击打其房屋外墙瓷砖过程中,且双方在此过程中有肢体接触,但明显不是由杨某故意实施伤害行为造成的。因此,致使杨某兴手背受伤的行为明显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殴打他人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万宁市公安局对该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并无不当。
其二,关于杨某兴财产受到损坏的行为。杨某实施击打杨某兴房屋外墙瓷砖的行为虽然是由杨某兴等人击打公共围墙引发,但该行为显然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行为,而不是杨某上诉所称的自助行为,具有违法性。由于杨某损坏杨某兴房屋瓷砖的行为造成损失仅为210元,数额较小,且由邻里纠纷引发,万宁市公安局调查后,依据事发起因、损害结果及从缓和邻里矛盾的角度出发,认定杨某损坏财物的行为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情节特别轻微的情形并决定对其不予行政处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处理程序和结果均无不当。当事人达成和解固然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可以作为不予处罚和减轻处罚的酌定情节,但即便当事人没有达成和解,行为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属于该法第十九条规定的不予处罚或减轻处罚的情形,应当依法不予处罚或减轻处罚,而不能以未达成和解为由予以处罚或不减轻处罚。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结果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日作出(2021)琼96行初337号行政判决:驳回杨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杨某不服,提起上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31日作出(2022)琼行终191号行政判决:一、撤销一审行政判决;二、撤销万宁市政府作出的35号复议决定;三、恢复万宁市公安局作出的13号不予处罚决定的效力。
裁判要旨
当事人达成和解固然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可以作为不予处罚和减轻处罚的酌定情节。但即便当事人没有达成和解,行为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属于该法第十九条规定的不予处罚或减轻处罚的情形,依法应当不予处罚或减轻处罚,而不能以未达成和解为由予以处罚或不减轻处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9条第1项、第43条第1款、第49条
一审: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琼96行初337号行政判决(2021年12月2日)
二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琼行终191号行政判决(2022年5月3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上海华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及行政复议决定案
2025-12-3-013-002 · (2023)第27号 ·
行政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过程性信息土地估价报告参考依据认定标准
裁判要旨:过程性信息公开应当平衡好保护公众知情权和保护行政机关内部充分交流的关系。过程性信息不因行政行为的作出而改变“过程性”的属性,亦不因行政行为的作出而必然应当公开。结合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工作流程以及出让底价评估的定义分析,《土地估价报告》系为出让方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提供参考依据,符合过程性信息“非公众参与”“行政决策依据”的特征。行政机关有证据证明涉案信息属于过程性信息且不属于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当公开的过程性信息的,对于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予公开告知,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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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过程性信息/土地估价报告/参考依据/认定标准
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华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诉称:原告为普陀区长寿路某街坊东地块的原土地使用权人及开发建设主体,投入巨额人力物力,完成了部分前期整理、开发、动拆迁工作。原告为了完成内部审计以及与政府之间的结算,需要了解原告前期开发成本有无纳入到土地评估中。原告于2022年11月21日依法向被告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普陀区规资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公开沪告字[2019]第144号《上海市普陀区规划与自然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以下简称144号挂牌出让公告)中备案号为3102519BA0***的《土地估价报告》。2022年12月13日,被告普陀区规资局作出编号为SQ00244246X120221121***的告知书(以下简称被诉告知书),以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属于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过程性信息为由,拒不公开原告所申请的信息。原告不服被诉告知书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后被告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普陀区政府)作出沪普府复字(2023)第2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维持被诉告知书。原告认为,原告申请公开的《土地估价报告》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六条及《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的“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四种过程性信息之一,《土地估价报告》确定了所涉地块的出让底价,原告认可《土地估价报告》是被告普陀区规资局的决策信息,但原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时所涉相关行政决策、土地出让行为已经完成,完全具备了“正式、准确、完整”可以公开的信息特征。原告虽然没有参加该次土地招拍挂活动,但被告普陀区规资局拒绝向原告公开《土地估价报告》可能会对原告后续的结算、审计造成影响。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撤销被诉告知书,并判令被告普陀区规资局重新作出答复,公开备案号为3102519BA0***的《土地估价报告》;2.撤销被诉复议决定。
被告普陀区规资局辩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土地估价结果和政府产业政策综合确定标底或者底价;标底或者底价不得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价标准。被告在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时,首先要通过集体决策确定底价,然后再依法进行出让程序。原告要求获取的《土地估价报告》系被告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制作,标有明确的底价决策建议及理由,是为被告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提供的参考依据。土地估价结果并非被告确定底价的唯一依据,被告还要结合政府产业政策、土地实际情况综合考量,公开《土地估价报告》不利于后续不同宗地之间的土地出让,影响正常工作秩序。因此《土地估价报告》属于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原告亦非参与涉案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的竞买人,《土地估价报告》未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任何影响。故被告依据《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三)项及《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三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于2022年12月13日作出被诉告知书,决定不予公开,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普陀区政府辩称:被告作为普陀区规资局的本级人民政府,有权受理原告不服被诉告知书而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告申请获取的《土地估价报告》标有明确的底价建议和理由,属于讨论性信息,具有主观性,即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已经完成,也仍然是过程性信息。故普陀区规资局作出被诉告知书并无不当。被告作出维持被诉告知书的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程序合法。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9月20日,被告普陀区规资局作出144号挂牌出让公告,挂牌出让涉案地块,载明宗地编号为201914***,宗地坐落为“东至西康路,南至新会路,西至恒达项目,北至长寿路”,估价报告备案号为3102519BA0***,挂牌开始时间为2019年10月23日09时30分,挂牌截止时间为2019年11月01日15时30分。2022年11月21日,被告普陀区规资局收到原告网上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获取“2019年9月20日,普陀区规资局发布的《上海市普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沪告字[2019]第144号)上估价报告备案号为3102519BA0***的《土地估价报告》”。2022年12月13日,被告普陀区规资局作出被诉告知书,答复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三)项,《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三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答复如下:经审查,您所申请公开信息属于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过程性信息,本机关决定不予公开。”同日,被告普陀区规资局向原告邮寄送达被诉告知书。原告收悉后不服,向被告普陀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普陀区政府于2023年2月3日收到原告邮寄的行政复议申请。2月6日,被告普陀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申请补正通知书》。2月15日,被告普陀区政府收到原告邮寄的补正材料。同日,被告普陀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分别向原告、被告普陀区规资局送达。2月23日,被告普陀区规资局向被告普陀区政府提交《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及相关证据材料。2023年4月11日,被告普陀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延长审理期限通知书》,决定延长审理期限,并向原告、被告普陀区规资局送达。2023年5月15日,被告普陀区政府作出被诉复议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维持被诉告知书。被告普陀区政府同日向原告、被告普陀区规资局送达被诉复议决定。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于2023年7月12日作出(2023)沪7101行初421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华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华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7日作出(2023)沪03行终638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申请公开的信息是否属于过程性信息,以及被告普陀区规资局是否应当向原告公开相关信息。
原告向被告普陀区规资局申请公开涉案地块的《土地估价报告》,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的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是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人,依照规定组织开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等活动,并应当根据土地估价结果和政府产业政策综合确定标底或者底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国土资厅发〔2018〕4号)明确:土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是指土地估价专业评估师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参照当地正常市场价格水平,评估拟出让宗地土地使用权价格或应当补缴的地价款。开展土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目的是为出让方通过集体决策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或核定应该补缴的地价款提供参考依据。故《土地估价报告》具有“非公众参与”“行政决策依据”等过程性信息的主要特征。
根据《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可以不予公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从其规定;第三款规定,前两款所列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如果已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并且作为行政机关行政管理依据的,应当公开。可见,过程性信息是否予以公开具有可选择性,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土地估价报告》属于“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公开的情形”,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土地估价报告》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故被告普陀区规资局辩称“《土地估价报告》系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有利于维护正常工作秩序”的主张应当予以采纳。
综上,被告普陀区规资局认定原告申请信息属于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过程性信息,依据《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三)项,《规定》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三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作出被诉告知书,决定不予公开,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被告普陀区政府作出维持的被诉复议决定合法。原告认为《土地估价报告》在拍卖挂牌出让活动结束后应当予以公开,以及不公开会对原告后续的结算、审计造成影响的主张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过程性信息公开应当平衡好保护公众知情权和保护行政机关内部充分交流的关系。过程性信息不因行政行为的作出而改变“过程性”的属性,亦不因行政行为的作出而必然应当公开。结合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工作流程以及出让底价评估的定义分析,《土地估价报告》系为出让方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提供参考依据,符合过程性信息“非公众参与”“行政决策依据”的特征。行政机关有证据证明涉案信息属于过程性信息且不属于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当公开的过程性信息的,对于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予公开告知,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2号,2019年修订)第16条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第10条
一审: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23)沪7101行初421号行政判决(2023年7月12日)
二审: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3)沪03行终638号行政判决(2023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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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某诉宜春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2025-12-3-016-001 · (2024)赣09行初7号 ·
行政行政复议调解军人抚恤优待履行法定职责实质化解
裁判要旨:1.对于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相关行政规范性文件,对优抚对象享受优抚措施增设前提条件或加重退役军人等优抚对象义务,不符合《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上位法的规定的,不应作为人民法院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 2.行政争议的实质化解不应局限于当事人的个案诉求。人民法院可以围绕纠纷成因、当事人的实质诉求等,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协同发力,依法调解,真正落实退役军人等优抚对象的权益保障,实现案结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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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复议/调解/军人抚恤优待/履行法定职责/实质化解
基本案情
原告林某系退役残疾军人。2023年9月30日,林某在江西省宜春市乘坐公交车时,认为其可以凭借《残疾军人证》免费乘坐但遭到公交车司机拒绝,林某遂支付了一元车费。2023年10月13日,林某向宜春市交通运输局邮寄了《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要求宜春市交通运输局落实《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19年修订)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和《退役军人事务部等20部门关于加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的意见》相关文件精神,保障残疾军人可以直接凭借《残疾军人证》免费乘坐市内公共交通,并退还违规收取林某的一元车费。2023年10月20日,宜春市交通运输局作出《关于〈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的回复》称:残疾军人可以在宜春市免费乘坐,但根据《江西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落实残疾退役人员和享受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凭有效证件乘坐市内公共汽车、地铁、轻轨等公共交通工具的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公交工具政策通知》)和《宜春市交通运输局等18部门关于公布某市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养对象优待证第一批政府类优待目录清单的通知》(以下简称《优待目录清单》)的规定,需提前办理免费乘车卡。
林某对宜春市交通运输局的回复不服,于2023年10月23日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1.确认宜春市交通运输局作出《关于〈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的回复》违法并予以撤销;2.责令宜春市交通运输局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答复;3.附带审查《公交工具政策通知》和《优待目录清单》的合法性。宜春市人民政府于2024年1月25日作出宜府复字〔2023〕9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宜春市交通运输局作出《关于〈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的回复》违法,停止执行《优待目录清单》中关于提前办理免费乘车卡的相关规定并责令宜春市交通运输局等18部门予以纠正。对此,林某仍不服,遂向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江西省交通运输厅已对《公交工具政策通知》启动废止程序。
裁判理由
案件审理过程中,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发现,林某的真实诉求并不仅仅在于市交通运输局的回复和市政府的复议决定是否被撤销,以及市交通运输局是否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其真正关注的是行政机关面对人民群众反映的民生问题能否得到积极回应,并对存在的问题立行立改。对此,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与市司法局、市交通运输局等政府部门沟通,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共同推动宜春市交通运输局等18个部门依法修改《优待目录清单》相关政策,市交通运输局对残疾军人免费乘坐公交事项进行整改,市公交集团组织公交车司机学习相关政策法规,以及市汽运公司在城际客运订票APP中增加残疾军人购票优待选项。案件开庭时,残疾军人已可以直接凭《残疾军人证》在宜春市免费乘坐公交车,市汽运订票APP上已提示和告知伤残军人等可享客票半价优待。一系列行为不仅推动了军人抚恤优待政策的落实落细,同时彰显了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公正高效维护军人地位、保障军人合法权益的责任担当,得到林某的高度认可,林某遂向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
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1日作出(2024)赣09行初7号行政裁定:准许原告林某撤回起诉。
裁判要旨
1.对于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相关行政规范性文件,对优抚对象享受优抚措施增设前提条件或加重退役军人等优抚对象义务,不符合《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上位法的规定的,不应作为人民法院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
2.行政争议的实质化解不应局限于当事人的个案诉求。人民法院可以围绕纠纷成因、当事人的实质诉求等,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协同发力,依法调解,真正落实退役军人等优抚对象的权益保障,实现案结事了。
关联索引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2019年修订)第3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60条、第62条
一审: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赣09行初7号行政裁定(2024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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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苏某彩钢有限公司诉随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2025-12-3-016-002 · (2024)鄂13行初9号 ·
行政行政复议撤回起诉同一事实同一理由不予受理决定撤销不予受理决定
裁判要旨:当事人经人民法院同意撤回行政起诉后,在法定复议期限内又以同一事实和理由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以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当事人就此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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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复议/撤回起诉/同一事实/同一理由/不予受理决定/撤销不予受理决定
基本案情
2024年4月7日,湖北省随州市应急管理局对随州苏某彩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随州某彩钢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随州某彩钢公司就该行政处罚决定向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又申请撤诉,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30日裁定准予其撤回起诉。2024年6月6日,随州某彩钢公司就同一处罚决定向随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随州市人民政府决定不予受理。随州某彩钢公司遂诉至法院,请求撤销随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
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5日作出(2024)鄂13行初9号行政裁定:对随州某彩钢公司的起诉不予立案。宣判后,随州某彩钢公司提起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19日作出(2024)鄂行终689号行政裁定:一、撤销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鄂13行初9号行政裁定;二、指令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予以立案。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随州某彩钢公司撤回起诉后,在复议期限内以同一事由申请行政复议的,复议机关是否应予受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已经依法受理的,不得申请行政复议。”该条款旨在明确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程序衔接规则,防止当事人同时启动两种程序造成资源浪费和程序冲突,进而维护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秩序与效率。但是,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后,经法院许可依法撤回起诉的,则不应当依据该条款否定其还可在法定复议期内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理由在于:当事人撤回行政起诉的,案涉争议事项仍处于未经任何法律程序作出实体处理的状态,允许当事人在法定复议期内申请行政复议,不会造成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间的冲突及资源浪费,也符合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为当事人提供充分有效权利救济保障的制度初衷。
本案中,随州某彩钢公司确已向法院提起过行政诉讼。但从程序上看,该公司已经法院同意撤回起诉,案涉争议事项未经法院审理,相应的行政诉讼程序已经终结,其向随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时,尚在法定复议期限内,故其提起行政复议并不违反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本案应裁定撤销原不予立案的行政裁定,指令原审法院立案审理。
裁判要旨
当事人经人民法院同意撤回行政起诉后,在法定复议期限内又以同一事实和理由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以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为由决定不予受理,当事人就此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29条
一审: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鄂13行初9号行政裁定(2024年7月15日)
二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4)鄂行终689号行政裁定(2024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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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诉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人民政府等行政机关强制拆除设施申请再审案
2025-12-3-003-001 · (2021)豫71行初93号 ·
行政行政强制执行拆除设施主体不明起诉期限诉权保护
裁判要旨: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六个月起诉期限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一年起诉期限,应当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且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为实施主体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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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强制执行/拆除设施/主体不明/起诉期限/诉权保护
基本案情
2015年11月26日,河南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农业科技公司)与郑州市黄河农场、郑州市水产技术推广站就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黄河桥村东黄河滩区土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后某农业科技公司将其中部分土地转包给案外人,剩余土地自行使用。某农业科技公司在涉案土地上建造板房、温室、大棚等相关设施,从事生产经营。2020年5月25日,郑州市惠济区林业和园林局经实地核查,认为某农业科技公司、案外人未经郑州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批准,擅自在保护区范围内进行违法活动,破坏了黄河湿地的生态环境和生态资源,要求相关方自通知书送达之日起7日内自行整改、恢复原貌。2020年7月12日至15日,某农业科技公司、案外人在涉案土地上的部分附着物被强制拆除。案外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因当时强制拆除实施者并未表明身份,直至进入诉讼程序,相关行政主体仍拒绝承认实施了强拆行为。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查明,于2021年10月13日作出(2021)豫71行初93号行政判决,确认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古荥镇政府)、郑州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示范区管委会)强制拆除设施行为违法。某农业科技公司至此知晓了强制拆除行为实施主体。2022年3月1日,某农业科技公司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确认古荥镇政府、示范区管委会强制拆除其农业生产设施的行为违法。
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22年4月15日作出(2022)豫71行初19号行政判决:确认古荥镇政府、示范区管委会强制拆除某农业科技公司涉案土地上部分地上附着物的行为违法。一审宣判后,古荥镇政府、示范区管委会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14日作出(2022)豫行终504号行政裁定:撤销一审行政判决,驳回某农业科技公司的起诉。二审宣判后,某农业科技公司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14日作出(2024)最高法行再40号行政判决:一、撤销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豫行终504号行政裁定;二、维持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2)豫71行初19号行政判决。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2022年3月1日,某农业科技公司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是否超过法定期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所谓“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指既要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也要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实践中,起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房屋、设施被强制拆除的事实,但在相关行政机关拒绝承认其为实施主体的情况下,起诉人在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实施主体可能存在困难。此种情形下,起诉人的起诉期限不能机械地从强制拆除行为发生之日起即开始计算,而应当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强制拆除行为的行政主体之日开始计算。本案中,被诉强制拆除设施行为于2020年7月12日至15日作出,某农业科技公司仅知道其部分设施被相关行政机关强制拆除,古荥镇政府、示范区管委会在再审答辩中仍不承认自己是强制拆除的实施主体,不能认定某农业科技公司当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其起诉期限不能从被诉强制拆除行为作出之日开始计算,而应当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被诉强制拆除设施行为的具体行政机关之日起计算。2021年10月13日,另案一审判决明确古荥镇政府、示范区管委会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某农业科技公司此时才知道被诉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其起诉期限应当从上述日期开始计算。至2022年3月1日某农业科技公司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起诉未超过法定期限。二审裁定认为某农业科技公司起诉超过法定期限,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
此外,根据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执行依法应当履行公告和催告、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强制执行等正当程序。本案中,古荥镇政府、示范区管委会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时履行了上述程序,依法应当被确认违法。
另需说明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14日作出再审判决后,于当年6月3日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正确确定强制拆除案件行政诉讼被告及起诉期限的批复》(法释〔2024〕8号),该司法解释于当年8月8日施行,明确了法定的计算起诉期限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规定包括了知道行政行为实施主体。
裁判要旨
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六个月起诉期限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一年起诉期限,应当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且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为实施主体之日起计算。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4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64条第1款
一审:河南省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2)豫71行初19号行政判决(2022年4月15日)
二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豫行终504号行政裁定(2022年5月14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4)最高法行再40号行政判决(2024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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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某诉潍坊市奎文区政府房屋征收决定案
2024-01-3-005-001 · (2018)鲁07行初146号 ·
行政房屋征收决定公房承租人原告资格
裁判要旨:直管公房租赁权是国家为了保障公民居住权而提供的一项具有重大财产利益的权利。不同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通过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而取得房屋的承租权,直管公房承租人通过向行政机关申请而获得直管公房租赁权。基于该项权利,直管公房承租人得以长期缴纳低房租居住该房屋,对该房屋享有长期的占有和使用权,其经济地位近似于房屋所有权人。因此,征收部门在征收直管公房的过程中,考虑到直管公房承租人的特殊地位,以及征收行为对直管公房承租人权益的直接且重大影响,应当对其合法权益予以充分保护。直管公房承租人与房屋征收决定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具有对房屋征收决定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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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房屋征收决定/公房承租人/原告资格
基本案情
李某某以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诉称:被告于2018年2月22日作出《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政府关于潍坊市老市府东院片区房屋征收决定》,决定征收潍坊市老市府原办公区以东、胜利东街以南、鸢飞路以西、行政街以北区域内的房屋及其他附属设施,并决定征收补偿按照《潍坊市老市府东院片区房屋征收补偿方案》执行。原告承租的由第三人管理的公房及其附属设施在征收决定确定的征收范围内。原告认为该征收决定违反法定公共利益原则,程序违法,严重侵犯原告合法权益。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潍坊市奎文区人民政府关于潍坊市老市府东院片区房屋征收决定》。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4日作出(2018)鲁07行初146号行政裁定,认为李某某所居住的房屋系承租第三人潍坊市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所管理的公房,故其与涉案行政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符合起诉条件,裁定对其起诉不予立案。李某某不服该裁定,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作出(2018)鲁行终2112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李某某仍不服该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0日作出(2019)最高法行申14483号行政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再审申请人李某某居住的房屋系承租潍坊市市级机关事务管理局所管理的公房,一般来讲,在房屋征收法律关系中,直管公房承租人具有特殊地位,其享有长期缴纳低房租而居住使用该公房的权利,对该公房享有长期占有和使用权,在经济地位上近似于房屋所有权人。政府征收必将对直管公房承租人的权益造成直接且重大的影响,故直管公房承租人与房屋征收决定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具有对房屋征收决定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本案中,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涉案房屋系承租公房为由认定李某某与被诉征收决定没有利害关系不当,最高人民法院予以纠正。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九项规定,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本案被诉征收决定的合法性已被另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行终2458号行政判决所认定,即李某某起诉的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李某某的起诉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故原审法院裁定不予立案的结果正确,本案不予再审。
裁判要旨
直管公房租赁权是国家为了保障公民居住权而提供的一项具有重大财产利益的权利。不同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通过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而取得房屋的承租权,直管公房承租人通过向行政机关申请而获得直管公房租赁权。基于该项权利,直管公房承租人得以长期缴纳低房租居住该房屋,对该房屋享有长期的占有和使用权,其经济地位近似于房屋所有权人。因此,征收部门在征收直管公房的过程中,考虑到直管公房承租人的特殊地位,以及征收行为对直管公房承租人权益的直接且重大影响,应当对其合法权益予以充分保护。直管公房承租人与房屋征收决定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具有对房屋征收决定提起诉讼的原告资格。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2条第1款、第25条第1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69条第1款第9项
一审: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7行初146号行政裁定(2018年8月24日)
二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行终2112号行政裁定(2018年12月27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申14483号行政裁定(2020年4月2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林某诉龙岩市新罗区住建局、龙岩市新罗区征收中心、某房屋征收公司行政协议案
2024-01-3-018-001 · (2022)闽0823行初13号 ·
行政诉讼行政协议驳回起诉委托代理人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主体资格
裁判要旨:委托代理人并非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其接受委托代理被征收人在补偿安置协议上签字属于委托代理行为,并不直接享有被征收房屋的征收补偿安置权益,不能取得被征收人身份。委托代理人与补偿安置协议并不具有利害关系,其以自己名义对补偿安置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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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诉讼/行政协议/驳回起诉/委托代理人/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主体资格
基本案情
龙岩市新罗区住建局、龙岩市新罗区征收中心、某房屋征收公司的工作人员与涉案房屋权利人的委托代理人林某,就涉案房屋征收事宜进行协商,并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协议被征收人栏,填写“林某兴、林某旺、林某和、林某海、林某木”,委托代理人处填写“林某”。协议签订后,某房屋征收公司向林某转账了部分补偿款项,其余补偿款项未再支付。涉案房屋被拆除后,龙岩市新罗区住建局、龙岩市新罗区征收中心、某房屋征收公司又分别与林某木和林某海的后裔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支付补偿款项。林某要求支付剩余补偿款,龙岩市新罗区住建局、龙岩市新罗区征收中心、某房屋征收公司认为应扣除已支付给林某木和林某海的后裔的补偿款项,剩余部分与林某兴(林某)结算。双方引发争议,林某诉至法院。
福建省上杭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30日作出(2022)闽0823行初13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林某的起诉。林某不服,提起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16日作出(2022)闽08行终136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林某并非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不是本案被征收房屋的被征收人,不直接享有本案被征收房屋的征收补偿安置权益,其系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在涉案《龙岩市新罗区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书》落款被征收人“乙方”处签名,其并不能据此取得被征收人的身份。林某所代理签订的涉案《龙岩市新罗区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书》的法律后果应由被代理人享有。林某并非涉案《龙岩市新罗区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书》所设定的权利义务的承受者,无权作为协议权利人请求协议相对方履行涉案行政协议确定的义务。因此,应当认定林某与涉案《龙岩市新罗区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书》不具有利害关系,不具有本案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其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
裁判要旨
委托代理人并非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其接受委托代理被征收人在补偿安置协议上签字属于委托代理行为,并不直接享有被征收房屋的征收补偿安置权益,不能取得被征收人身份。委托代理人与补偿安置协议并不具有利害关系,其以自己名义对补偿安置协议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订)第25条、第4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69条
一审:福建省上杭县人民法院(2022)闽0823行初13号行政裁定(2022年5月30日)
二审: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闽08行终136号行政裁定(2022年8月1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某村小组诉江西省龙南市人民政府土地征收补偿案
2024-18-3-019-001 · (2023)赣07行初25号 ·
行政行政补偿土地征收补偿集体土地祠堂
裁判要旨:祠堂占地属于农村集体土地的,根据土地管理法及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征收过程中产生的有关土地补偿费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依法应支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祠堂不同于一般房屋,在征收补偿过程中,应当注意区分祠堂共有人与其所在地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相关补偿权益,对属于农民集体组织的土地征收补偿权益,依法应予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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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补偿/土地征收补偿/集体土地/祠堂
基本案情
2021年10月,江西省龙南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龙南市政府)办公室发布《龙南市两江四岸城市更新改造项目集体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附着物、农村村民住宅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位于某村小组范围内的某老祠堂列入征收范围。该老祠堂为廖氏宗祠,归部分村民共有。2015年,因该祠堂门前道路、晒坪硬化公益事业,选举廖某等五人作为临时理事会成员。2021年11月24日,经祠堂共有人开会讨论,再次选举上述五人作为祠堂征收工作的理事会成员,并同意理事会成员作为签约代表,全权负责祠堂征收事宜。同日,理事会成员廖某代表祠堂所属宗亲与该市城市社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以及《建设项目产权房回购安置协议》,约定采取产权调换与货币安置相结合补偿安置方式。案涉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除了包括对案涉老祠堂的征收补偿安置外,还涉及对案涉老祠堂所占集体土地的征收补偿。祠堂征收补偿款到账以后,除预留部分补偿款作为商铺后续交房、装修等使用,剩余补偿款分别按照现有人口、修缮出资时人口进行发放,并全部发放完毕。2022年1月14日,案涉祠堂被拆除。该村小组认为老祠堂所占土地及祠堂周边土地归集体所有,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政府履行土地征收补偿安置职责。
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1日作出(2023)赣07行初25号行政判决:一、由龙南市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向某村小组支付土地补偿款141792.24元及支付相应的利息2074.44元,合计143866.68元;二、驳回某村小组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龙南市政府不服,提起上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3日作出(2024)赣行终105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应当制定公布区片综合地价,确定征收农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标准,并制定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分配办法。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归其所有权人所有。”《江西省征用土地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支付给被征地单位的各项征用土地补偿费应当按以下规定管理使用:(一)属于个人或者承包经营者所有的青苗、附着物以及房屋拆迁的补偿费,被征地单位应当如数付给个人或者承包经营者。(二)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主要用于土地开发和农田基本建设。其中安置补助费经村民会议同意,可以按安置补助费除以农业人口数,分别拨给自谋职业者作为就业的补助、拨给不能就业的人员作为生活补贴,或者按已安置人员数量转拨给吸纳安置人员的就业单位抵交劳动力就业费。”根据上述规定,农村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征收的有关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依法应支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依法归其所有权人所有。
本案中,老祠堂所占土地处于某村小组范围内,对此各方均无异议,且没有证据证明该土地系国有土地。虽老祠堂属于宗祠后人共同所有,某村小组并非老祠堂所有权人,但该老祠堂用地性质上属于集体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征收的有关土地补偿费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依法应支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即某村小组。龙南市政府依法应当对该村小组履行土地征收补偿职责,向该村小组支付老祠堂所占集体土地的征收补偿款。同时,龙南市政府因未对该村小组履行征收补偿职责,使得该村小组所有的集体土地未及时获得补偿造成利息损失,故还应当支付相应利息。故法院依法判决龙南市政府向某村小组支付土地征收补偿款及相应的利息。
裁判结果
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1日作出(2023)赣07行初25号行政判决:一、由龙南市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向某村小组支付土地补偿款141792.24元及支付相应的利息2074.44元,合计143866.68元;二、驳回某村小组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龙南市政府不服,提起上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3日作出(2024)赣行终105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
祠堂占地属于农村集体土地的,根据土地管理法及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征收过程中产生的有关土地补偿费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依法应支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祠堂不同于一般房屋,在征收补偿过程中,应当注意区分祠堂共有人与其所在地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相关补偿权益,对属于农民集体组织的土地征收补偿权益,依法应予维护。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32条
一审: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赣07行初25号行政判决(2023年12月21日)
二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4)赣行终105号行政判决(2024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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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某某诉四川省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案
2024-12-3-013-001 · (2022)川01行初156号 ·
行政政府信息公开更正范围自身相关信息识别合法性异议
裁判要旨:1.公民申请政府信息更正的信息事项应当与其自身相关,主要指可直接识别出姓名、性别、身份证件等特定公民个人身份的相关信息。公民申请更正的政府信息中并不包含或并不能直接识别出公民姓名、身份证号码等特定化的个人自身信息的,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与其个人自身相关政府信息更正的范畴。 2.公民以申请政府信息更正为名,实质是要对信息所指涉行政行为的主要事实与依据进行合法性审查的,不属于政府信息更正范畴,其应通过合法性审查的法定救济渠道主张权利。此时政府信息制作机关作出答复认为其制作的信息正确的,该答复并未对申请人产生新的权利义务影响,公民起诉该答复的,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驳回其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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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政府信息公开/更正范围/自身相关/信息识别/合法性异议
基本案情
2022年1月11日,廖某某向四川省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省政府)提出政府信息更正申请,其主要内容为:省政府公开的《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三台县2018年第1批城市建设用地的批复》(川府土〔2018〕1166号,以下简称1166号批复)中同意将三台县X镇X社区2.5365公顷集体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内容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勘测定界图,与所征地社区土地实际性质、面积、地理位置不符,严重失实,侵犯廖某某的合法权益,廖某某申请予以更正。省政府次日收到该申请材料后,于2022年2月14日作出延期答复告知,告知廖某某将延期至2022年3月14日前作出答复。2022年3月14日,省政府作出并向廖某某送达川府自然资公开告知〔2022〕67号《关于廖某某〈政府信息更正申请书〉的答复》(以下简称67号答复):经审查,1166号批复涉及的土地实际性质、面积、地理位置与三台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上报的三府〔2018〕43号《关于三台县2018年第1批城市建设用地的请示》和其对应的勘测定界图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廖某某反映的情况不属实。廖某某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67号答复。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14日作出(2022)川01行初156号行政判决:驳回廖某某的诉讼请求。廖某某提出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12日作出(2023)川行终423号行政判决: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川01行初156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人廖某某的起诉。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提供的与其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的,可以要求行政机关更正。前述规定明确了公民在有证据证明与其自身相关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时有权申请更正。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公民申请政府信息更正的信息事项应当与其自身相关,主要指可直接识别出姓名、性别、身份证件等特定公民个人身份的相关信息。本案中,廖某某申请更正的1166号批复中并不包含其姓名、身份证号码等特定化的个人自身信息,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与其个人自身相关政府信息更正的范畴。第二,公民申请政府信息更正,应当直接针对与其自身相关信息记录不准确的部分提出,例如对涉及其自身相关政府信息的部分细节事实记载、记录存在笔误、错漏、不准确等情形,而非针对该信息所指涉行政决定本身主要事实认定、性质、合法性等的质疑,后一种情形实际已不属于政府信息记录更正的范畴,而是属于对信息所指涉行政行为所认定的基本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等提出异议,属于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范畴。此时公民以政府信息更正申请为名,本质是为了借助更正程序实现重新进行行政确认、或否定政府信息所指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显然信息更正程序本身不具备重新进行行政确认或否定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救济功能,公民应当通过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救济途径实现其主张,否则将使任一行政行为都衍生出无尽的政府信息更正申请,从而架空原有的合法性审查之法定救济途径,并存在导致滥诉之风险。本案中,廖某某在其《政府信息更正申请书》中明确其提出本次更正申请,是认为1166号批复提及的相应村社并没有该批复所载面积大小的集体土地,省政府作出的1166号批复和相关勘测定界图与所征地社区土地实际性质、面积、地理位置不符,严重失实,侵犯廖某某的合法权益,请求更正1166号批复。其在起诉状中同时提出更正与撤销1166号批复两项诉请,并在一审法院向其释明时明确表示更正与撤销这两个诉求实质是一个意思,并要求对是否应予撤销也应在裁判文书中进行说明。廖某某申请更正及提起本案诉讼实质,是认为其本人房屋所在相应土地系国有而非集体土地,1166号批复将其房屋所在相应社区的土地错误划定为集体土地予以征收,省政府作出该批复系超越职权、事实认定错误,故该批复应予以更正、撤销。因此,从廖某某的更正申请、起诉状及其相关陈述等,均可以看出其实质上是对1166号批复所涉相应土地的性质、位置范围等主要事实不服,实际属于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而非政府信息更正申请之范畴,其应通过合法性审查的法定救济渠道主张权利,而非申请政府信息更正途径主张。因此,廖某某的申请不属于政府信息更正范畴,省政府作出67号答复认为1166号批复正确,实际并未对廖某某设定新的权利义务,对其合法权益未产生实际影响,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应驳回其起诉。
裁判要旨
1.公民申请政府信息更正的信息事项应当与其自身相关,主要指可直接识别出姓名、性别、身份证件等特定公民个人身份的相关信息。公民申请更正的政府信息中并不包含或并不能直接识别出公民姓名、身份证号码等特定化的个人自身信息的,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与其个人自身相关政府信息更正的范畴。
2.公民以申请政府信息更正为名,实质是要对信息所指涉行政行为的主要事实与依据进行合法性审查的,不属于政府信息更正范畴,其应通过合法性审查的法定救济渠道主张权利。此时政府信息制作机关作出答复认为其制作的信息正确的,该答复并未对申请人产生新的权利义务影响,公民起诉该答复的,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驳回其起诉。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4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69条第1款
一审: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川01行初156行政判决(2023年3月14日)
二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川行终423号行政判决(2024年1月1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韩某井诉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杭集镇人民政府信息公开案
2024-12-3-013-003 · (2019)苏1012行初16号 ·
行政政府信息公开个人隐私公共利益适当让渡撤销行政行为
裁判要旨:政府信息公开中个人隐私保护应适当让渡于公共利益。土地征收、房屋征收等方面的政府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属于政府应当主动公开的范畴,对于此类政府信息,政府应当作出相应的技术处理,比如对政府信息中涉及其他被拆迁人个人隐私的有关内容进行删减、遮隐后依法公开,而不能以所申请的政府信息涉及到第三方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为由一律不予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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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政府信息公开/个人隐私/公共利益/适当让渡/撤销行政行为
基本案情
原告韩某井为江苏省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杭集镇村民,因某道路东延工程,原告宅基地上合法房屋被拆迁,原告于2017年7月15日以邮寄方式向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杭集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杭集镇政府)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书面公开下列信息:(一)各分户调查结果,包括经确认的房屋权属、用途、建筑面积、初步评估结果等。(二)各分户补偿安置情况,包括安置房地点、面积、套数、补偿金额、困难照顾、拆迁最低住房保障情况等。(三)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杭集镇政府首次作出《信息公开告知书》后,韩某井向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广陵区人民政府复议撤销上述告知书并责令杭集镇政府在法定期限内依法重新作出答复。
2018年10月10日,杭集镇政府向韩某井邮寄发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补正通知书》,要求其就申请获取的信息内容范围进行明确。11月14日,韩某井向杭集镇政府提交《对杭集镇人民政府补正通知书的复函》,明确其申请获取的信息内容范围。11月19日,杭集镇政府向某村各被拆迁户发出《征求意见函(公告)》,就韩某井所申请公开的信息征求某道路东延工程某村各被拆迁户的意见。该《征求意见函(公告)》的主要内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征求你们的意见。请你们自本征求意见函发布之日起10日内书面告知我政府你们的意见。如果你们未在征求意见函发布之日起10日内书面我政府你们的意见,从保护你们个人隐私的方面考虑,你们的行为将被视为不同意公开涉及你们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12月10日,杭集镇政府向韩某井作出《关于韩某井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主要内容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本机关征求了第三方意见,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现本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对你答复如下:你所申请的政府信息涉及到第三方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经征询第三方意见,第三方不同意公开,故本机关对你所申请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并于当日以邮寄方式向原告送达。原告不服该答复,诉至法院,请求确认答复违法并撤销,责令杭集镇政府依法重新答复。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3日作出(2019)苏1012行初16号行政判决:一、撤销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杭集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的《关于韩某井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二、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杭集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韩某井依法重新作出答复。宣判后,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杭集镇人民政府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2019)苏10行终226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17号)第九条规定:“被告对依法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拒绝或者部分拒绝公开的,人民法院应当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被诉不予公开决定,并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公开。尚需被告调查、裁量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重新答复。”
本案中,韩某井向杭集镇政府申请书面公开因某道路东延工程某村村民在被安置过程中的相关政府信息,涉及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分户补偿安置情况等方面。杭集镇政府应当对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根据其是否制作或保存相关信息等不同情况分别进行处理,并依法向申请人公开作出答复。如果属于公开范围,即使韩某井所申请的政府信息涉及其他被拆迁人的隐私,杭集镇政府也应在将涉及其他被拆迁人的个人隐私有关内容进行删减后依法公开,而不能以韩某井所申请的政府信息涉及到第三方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为由不予公开。因此,杭集镇政府以第三方不同意公开为由,对韩某井申请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其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所作出的《关于韩某井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依法应予撤销。
裁判结果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3日作出(2019)苏1012行初16号行政判决:一、撤销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杭集镇人民政府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的《关于韩某井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二、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杭集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韩某井依法重新作出答复。宣判后,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杭集镇人民政府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3日作出(2019)苏10行终226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
政府信息公开中个人隐私保护应适当让渡于公共利益。土地征收、房屋征收等方面的政府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属于政府应当主动公开的范畴,对于此类政府信息,政府应当作出相应的技术处理,比如对政府信息中涉及其他被拆迁人个人隐私的有关内容进行删减、遮隐后依法公开,而不能以所申请的政府信息涉及到第三方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为由一律不予公开。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17号)第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1条、第37条
一审: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2019)苏1012行初16号行政判决(2019年5月23日)
二审: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10行终226号行政判决(2019年9月23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黄某敏诉宿州市民政局政府信息公开案
2024-12-3-013-004 · (2023)皖1302行初191号 ·
行政政府信息公开个人隐私不予公开程序正义区分处理
裁判要旨: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对于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政府信息,因涉及第三方合法权益保护,原则上不予公开。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机关以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为由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案件时,应当对行政机关作出不予公开行为是否具有明确的证据和依据、是否履行书面征求第三人意见的法定义务、是否对相关信息进行区分处理、是否对信息不予公开将造成公共利益重大影响作出认定等方面进行审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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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政府信息公开/个人隐私/不予公开/程序正义/区分处理
基本案情
黄某敏诉称,其在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汴河镇梅庵村拥有的合法房屋涉及拆迁,但实施单位未能说明拆迁主体以及补偿等情况。后黄某敏依法向宿州市民政局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而宿州市民政局以申请公开的信息涉及个人隐私为由不予公开。黄某敏认为宿州市民政局不予公开政府信息错误,遂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公开相关信息。
宿州市民政局辩称,黄某敏申请公开的内容是“宿州市民政局与宿州市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就接管原某庵农场事宜签订的相关协议”,实际上该局只是就某庵农场改制问题,协调配合宿州市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有限公司进行签订,涉及该公司与其他职工等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涉及个人隐私,属于不公开的范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4月23日,黄某敏向宿州市民政局申请公开关于该局与宿州市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就接管原某庵农场事宜签订的相关协议。2023年7月3日,宿州市民政局向黄某敏作出宿民依复〔2023〕第2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答复称黄某敏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安置人员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会损害原某庵农场安置人员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因《宿州市某庵安置农场改制方案》内容主要涉及人员安置和土地资产处置,黄某敏本人不属于某庵安置农场人员,故不对其公开,同时宿州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已电话与黄某敏沟通,告知原某庵农场“事改企”情况。
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12日作出(2023)皖1302行初191号行政判决,判决:一、撤销被告宿州市民政局对原告黄某敏作出的宿民依复〔2023〕第2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二、责令被告宿州市民政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在法定期限内对原告黄某敏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重新作出答复。宣判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含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派出机构、内设机构)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该条赋予了公民向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申请信息公开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不得公开。但是,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予以公开。”第三十二条规定:“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开会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行政机关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第三方应当自收到征求意见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提出意见。第三方逾期未提出意见的,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决定是否公开。第三方不同意公开且有合理理由的,行政机关不予公开。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可以决定予以公开,并将决定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告知第三方。”根据上述规定,本案中,宿州市民政局答复称黄某敏申请公开的信息涉及安置人员个人隐私,该政府信息公开后可能会损害原梅庵农场安置人员合法权益,因黄某敏不属于原梅庵农场安置人员,而《宿州市梅庵安置农场改制方案》内容涉及人员安置和土地资产安置,因此不予公开,但宿州市民政局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案涉信息涉及第三方个人隐私,亦没有提供证明相关信息不能进行区分处理的依据,且宿州市民政局在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前未履行上诉征求第三方意见的法定程序,便以黄某敏所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安置人员个人隐私且该政府信息公开后可能会损害原梅庵安置农场安置人员合法权益为由,决定不予公开,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故黄某敏撤销宿州市民政局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
裁判结果
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12日作出(2023)皖1302行初191号行政判决,判决:一、撤销被告宿州市民政局对原告黄某敏作出的宿民依复〔2023〕第2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二、责令被告宿州市民政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在法定期限内对原告黄某敏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重新作出答复。宣判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要旨
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对于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政府信息,因涉及第三方合法权益保护,原则上不予公开。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机关以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为由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案件时,应当对行政机关作出不予公开行为是否具有明确的证据和依据、是否履行书面征求第三人意见的法定义务、是否对相关信息进行区分处理、是否对信息不予公开将造成公共利益重大影响作出认定等方面进行审查判断。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70条第(3)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5条、第27条、第32条
一审: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2023)皖1302行初191号行政判决(2024年1月1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陈国某、陈芳某诉公安部行政复议案
2024-01-3-016-001 · (2019)京02行初217号 ·
行政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维持共同被告级别管辖
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复议机关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属于改变原行政行为,但复议机关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除外。本案系复议机关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此情况不属于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故本案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应是共同被告。又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案件,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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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维持/共同被告/级别管辖
基本案情
陈国某、陈芳某以公安部、湖南省公安厅为被告,以湖南省张家界市公安局永定区分局、湖南省张家界市公安局刑事技术鉴定室、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张家界市永定区教学垭镇人民政府为第三人,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诉称:其二人向湖南省公安厅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湖南省公安厅作出湘公政开(答)字[2018]46号《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答复》。陈国某、陈芳某不服该答复,向公安部申请行政复议。公安部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公复决字[2018]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湖南省公安厅所作答复的内容及提供相关附件材料符合规定,但程序上明显超过法定期限,决定确认湖南省公安厅作出的被复议答复书程序违法。陈国某、陈芳某认为湖南省公安厅作出湘公政开(答)字[2018]46号《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答复》及公安部所作公复决字[2018]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错误,故提起本案诉讼。诉讼请求为:1.请求撤销公安部所作公复决字[2018]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并责令公安部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2.请求撤销湖南省公安厅所作湘公政开(答)字[2018]46号《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答复》,确认该行政行为违法;3.依法判决公安部、湖南省公安厅不履行保护陈国某、陈芳某人身权、财产权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的行政行为违法,并责令公安部、湖北省公安厅限期履责。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4日作出(2019)京02行初217号行政裁定,认为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案件,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本案作出原行政行为机关系湖南省公安厅,由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裁定对其起诉不予立案。陈国某、陈芳某不服该裁定,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京行终8335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陆某某仍不服该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日作出(2020)最高法行申14259号行政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属于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复议机关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属于改变原行政行为,但复议机关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除外。该解释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案件,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本案中,公安部所作公复决字【2018】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湖南省公安厅所作湘公政开(答)字【2018】46号《信息依申请公开答复》的内容及提供相关附件材料符合规定,但程序上明显超过法定期限,确认湖南省公安厅作出的上述答复书程序违法。根据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公安部所作涉案复议决定属于复议维持情形,对于行政复议维持的案件,陈国某、陈芳某应列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本案应以湖南省公安厅的行政级别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故一审法院没有管辖权,陈国某、陈芳某本案行政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因此,一审法院裁定不予立案,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均无不当。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复议机关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属于改变原行政行为,但复议机关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除外。本案系复议机关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根据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此情况不属于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故本案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应是共同被告。又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案件,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49条第4项、第26条第2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22条第3款、第134条第3款
一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2行初217号行政裁定(2019年7月24日)
二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行终8335号行政裁定(2019年12月27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14259号行政裁定(2020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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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某诉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上海市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告知及行政复议案
2024-11-3-013-001 · (2022)沪7101行初638号 ·
行政政府信息公开调查生产安全事故
裁判要旨: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除依法应予保密的外,事故调查处理情况由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有关部门、机构向社会公布。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事故调查期间向职能部门申请公开相关事故信息的,其答复事故正在调查阶段并告知事故调查结束后事故信息将依法公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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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政府信息公开/调查/生产安全事故
基本案情
2022年6月22日,张某某向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申请公开某公司备案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某事故报告信息,环境污染公共监测预警机制,某事故预警信息、启动的应急措施,全部相关环境监测数据。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就前述第1项、第3项申请作出答复后,就第2项、第4项、第5项申请作出被诉告知,答复市应急管理局已开展事故调查工作,相关信息将会在事故调查结束后予以公布。张某某不服,提起行政复议。上海市人民政府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维持被诉告知。张某某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告知并责令重新处理;撤销行政复议决定。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于2022年12月26日作出(2022)沪7101行初638号行政判决:驳回张某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事故处理的情况由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有关部门、机构向社会公布,依法保密的除外。张某某申请获取的信息指向涉案事故相关信息数据,而在本案所涉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期间,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不具有公开张某某申请的前述信息的职责。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所作告知于法有据。上海市人民政府作出予以维持的决定,亦无不当。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除依法应予保密的外,事故调查处理情况由负责事故调查的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有关部门、机构向社会公布。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事故调查期间向职能部门申请公开相关事故信息的,其答复事故正在调查阶段并告知事故调查结束后事故信息将依法公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6条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28条、第34条
一审: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22)沪7101行初638号行政判决(2022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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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某诉江西省吉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吉安县人民政府责令改正、行政复议及规范性文件审查案
2024-11-3-015-001 · (2022)赣0803行初151号 ·
行政行政处理虚拟货币“挖矿”责令整改司法审查
裁判要旨:虚拟货币“挖矿”以电力资源、碳排放量为代价,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节能减排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符,亦与我国民法典第九条“绿色原则”相悖。行政机关在多次告知未果的情况下,责令相对人整改,符合法律规定和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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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处理/虚拟货币/“挖矿”/责令整改/司法审查
基本案情
江西省吉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吉安县发改委)因罗某利用家庭宽带在家中进行虚拟货币“挖矿”,多次联系罗某,告知其停止虚拟货币“挖矿”活动,但罗某不同意。2022年8月,吉安县发改委作出《关于责令罗某虚拟货币“挖矿”整改的通知》,要求尽快开展整改,拆除相关“采矿”设备,并附相关法律规定。罗某对该通知不服,向吉安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吉安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吉安县政府受理复议申请后,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关于责令罗某虚拟货币“挖矿”整改的通知》。罗某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案涉复议决定和整改通知,一并审查规范性文件。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2日作出(2022)赣0803行初151号行政判决:驳回罗某的诉讼请求。罗某不服,提起上诉。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2日作出(2023)赣08行终100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中,罗某对其在家中进行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事实并无异议,而虚拟货币“挖矿”以电力资源、碳排放量为代价,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节能减排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符,亦与民法典第九条“绿色原则”相悖。吉安县发改委在多次告知罗某停止虚拟货币“挖矿”活动未果的情况下,作出了《关于责令罗某虚拟货币“挖矿”整改的通知》,要求罗某拆除相关采矿设备予以整改,并无不当。吉安县政府对罗某的行政复议申请进行了受理、审查,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并依法送达,符合法律规定。罗某关于一并进行规范性文件审查的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虚拟货币“挖矿”以电力资源、碳排放量为代价,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节能减排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符,亦与我国民法典第九条“绿色原则”相悖。行政机关在多次告知未果的情况下,责令相对人整改,符合法律规定和国家政策。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9条
一审: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法院(2022)赣0803行初151号行政判决(2022年12月22日)
二审: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赣08行终100号行政判决(2023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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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家庭农场诉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自然资源局、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政府行政补偿及行政复议案
2024-11-3-019-001 · (2022)鲁1312行初15号 ·
行政行政补偿行政复议环资野生动物保护财产损失
裁判要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因保护法律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补偿。当事人因保护法律规定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损失,并向当地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补偿要求。经审理查明属实,依法需要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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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补偿/行政复议/环资/野生动物保护/财产损失
基本案情
某家庭农场2021年4月向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以下简称临沂市河东区)自然资源局提出“国家赔偿申请”称,其自2015年种植30亩莲藕,2019年开始有野鸭啃食莲藕,2020年秋季开始,大量野鸭在莲藕池啃食,经采取多方防范措施,莲藕及莲藕种苗依然损失严重,造成经济损失10余万元,请求依法作出补偿。临沂市河东区自然资源局所属公益事业单位临沂市河东区某发展中心作出《不予受理国家补偿申请的决定书》。某家庭农场申请行政复议,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政府于2021年6月7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临沂市河东区自然资源局作出《不予受理国家补偿申请的决定书》,责令限期重做。2021年6月25日,临沂市河东区自然资源局联合街道林业站、某村村委工作人员到某家庭农场莲藕种植地进行现场查看:到达藕塘时四周无人干扰,现场生态环境良好,在藕塘相邻苗圃地发现3只白鹭,茂密荷叶下发现1只成年野鸭,约6-7只未成年野鸭,经鉴定,该野鸭为绿头鸭,属于国家三级保护动物。2021年7月临沂市河东区自然资源局再次作出《不予受理国家补偿申请的决定书》,某家庭农场再次申请行政复议。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政府审理行政复议过程中,临沂市河东区自然资源局提交了某咨询服务中心作出的《关于绿头鸭对莲藕危害的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鉴定分析结论为:临沂市河东区境内存在的绿头鸭资源数量有限,对某家庭农场种植的莲藕及其种苗造成的损失微乎其微。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政府于2021年10月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临沂市河东区自然资源局作出的《不予受理国家补偿申请的决定书》的行政行为。某家庭农场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案涉复议决定及不予受理国家补偿申请决定,确认临沂市河东区自然资源局、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政府行为违法,判令依法作出补偿决定。
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5日作出(2022)鲁1312行初15号行政判决:驳回某家庭农场的诉讼请求。某家庭农场不服,提出上诉。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25日作出(2022)鲁13行终388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某家庭农场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30日作出(2023)鲁行申265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提审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0日作出(2023)鲁行再31号行政判决:一、撤销一审、二审行政判决;二、撤销临沂市河东人民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三、撤销临沂市河东区自然资源局作出的不予受理国家补偿申请决定;四、临沂市河东区自然资源局于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报请当地人民政府对某家庭农场作出补偿决定。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家庭农场申请国家补偿属于生态补偿范畴。本案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行政补偿,不存在行政主体因行政行为造成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损失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8年修正)第十九条规定,因保护本法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本案某家庭农场种植的莲藕因绿头鸭侵食而造成损失的事实清楚,因果关系明确,某家庭农场提供的各项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条予以证实。在食物匮乏期,某家庭农场的莲藕被大量绿头鸭啃食,藕塘成为绿头鸭的“食堂”。农场的经营者知晓绿头鸭为受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在发现种植的莲藕被野生动物侵食后,选择采取驱赶、设置假人、放鞭炮等不具有伤害性的措施减少损失,并未采取违法手段,体现了其较强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应当给予肯定和鼓励。某家庭农场因保护法律规定的野生动物而遭受的损害,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补偿。
在某家庭农场经营者向临沂市河东区某发展中心报告、提出现场调查申请后,该单位未及时组织现场调查,不符合行政程序合法性要求,致使后续作出的《不予受理国家补偿申请的决定书》没有准确查明事实,作出不予受理决定证据不足。被诉不予受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结果不当,应当一并予以撤销。
裁判要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因保护法律规定保护的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补偿。当事人因保护法律规定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损失,并向当地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补偿要求。经审理查明属实,依法需要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条、第19条(本案适用的是201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条、第19条)
一审: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22)鲁1312行初15号行政判决(2022年5月5日)
二审: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13行终388号行政判决(2022年8月25日)
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鲁行再31号行政判决(2023年8月2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西安某店诉某市某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款、没收非法财物及行政复议案
2024-12-3-001-009 · (2021)13号 ·
行政行政处罚行政复议司法审查过罚相当明显不当变更
裁判要旨:司法判断面临的是利益交织、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价值取向,从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路径出发,很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从理论上讲,将行政行为全面纳入司法审查是必要和可行的,司法机关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都应拥有最终的判断权。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应做到“听断以法”、“调处以情”。 食品药品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行政机关有义务“把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落到实处,确保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有效。”但在适用药品管理法的具体条文实施行政处罚时,仍应受到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约束,并参酌整个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行政实体法的立法宗旨以及做出行政行为的目的、内容和性质,从整体进行判断。仍须审酌全案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当事人生活状况、智识,违法手段及社会危害之程度,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和过罚相当原则,以达到纠正违法行为的目的。因此,在行政实体法没有对从轻、减轻情节做出特别规定时,则应当适用行政处罚法关于从轻、减轻处罚的相关规定,兼顾公平与效率,进行慎重的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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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处罚/行政复议/司法审查/过罚相当/明显不当/变更
基本案情
2020年4月30日,被告某某区市场监管局接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中心转《举报登记表》,被告执法人员于2020年5月6日进行了现场调查。经现场核查未发现任何食品、药品。2020年5月20日被告某某区市场监管局决定立案调查。被告某某区市场监管局持举报人提交的购买视频录像,经原告经营者辨认,举报人提供的“万艾可枸橼酸西地那非片”确为原告销售的产品,共计销售13盒、销售金额975元。2020年7月1日,被告某某区市场监管局向涉案产品外包装标明的生产企业所在市场监管部门发出协助调查函,辽宁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复函称证实涉案产品为假冒产品。经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检验,涉案产品含枸橼酸西地那非100.3%,属于药品。2020年8月19日,被告某某区市场监管局经部门负责人批准延期30日。9月30日经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二次延期至2020年12月20日。2020年12月4日,被告某某区市场监管局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听证处罚告知书》,在原告提出陈述、申辩及听证要求后,被告于2020年12月23日举行了听证。2020年12月30日,被告某某区市场监管局作出碑市监罚[2020]006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当事人在案发后能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积极向消费者退款,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且涉案产品未被服用,社会危害性较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对原告未经许可经营药品的行为,决定:没收违法销售的药品,并处以最低幅度的罚款150万元。对于原告的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行为,决定:没收侵权的药品,并处以罚款10000元。原告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于2021年3月3日向某市市场监管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某某区市场监管局作出的[2020]006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某市市场监管局于当日决定对上述复议申请予以受理并作出西市监复字[2021]13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要求某某区市场监管局对此行政复议申请进行书面答复,并提交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资料。2021年4月27日,某市市场监管局认为该案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决定将行政复议延期至2021年6月2日前作出,并依法将该通知送达了原告。2021年5月25日,某市市场监管局作出西市监复字(2021)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某某区市场监管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21年11月2日作出(2021)陕7102行初2135号行政判决:一、变更被告某某区市场监管局作出的某市监罚[2020]006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合计1510000元整”为“罚款人民币50000元整”;二、撤销被告某市市场监管局于2021年5月25日作出的某市监复字[2021]1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药品监督管理工作。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承担药品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以下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药品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与药品有关的监督管理工作。”被告某某区市场监管局作为某某区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其对辖区内药品经营行为具有监督、依法查处的法定职责。被告某市市场监管局作为某某区市场监管局的上级部门,具有受理原告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的法定职责。关于事实方面,经现场调查、经营者辨认、协助调查以及检验,原告某店确实存在未经许可经营药品和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行为。原、被告双方对该事实均无异议,本案事实清楚。关于行政处罚及复议的程序方面。被告某某区市场监管局于2020年5月20日立案调查后,告知了原告陈述、申辩权以及申请回避的相关权利,全面客观进行了调查、取证,依法办理延期后组织了听证,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罚决定,程序合法。被告某市市场监管局受理行政复议后,履行了审查、通知被申请人参加行政复议,经审理、决定延期、作出复议决定等程序,并于2021年5月25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关于法律适用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未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生产、销售药品的,责令关闭,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药品,下同)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不足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五年内实施两次以上商标侵权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从重处罚。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被告某某区市场监管局经审查查明,原告某店确实存在未经许可经营药品和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行为,因涉案货值金额不足十万元,按法律规定按十万元计算。遂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其处以总计151万元的罚款,适用法律正确。“食品药品安全关系每个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行政机关有义务“把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落到实处,确保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有效。”但“法禁于已然,教于未犯”。行政处罚的目的,决不单纯是为了惩罚。作为法律制裁的一种形式,行政处罚也兼具着教化的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在总则部分专门订立了“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这一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法律实施的最主要的保障,是人民对法的深刻理解和衷心支持。因此,要维护法律尊严,制止违法行为,必须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达到纠正违法行为的目的,起到教育违法者及其他公民自觉守法的作用。“判决是经过法官良心过滤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即行政处罚应遵循过罚相当原则,行政处罚所适用的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要与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相适应。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应当以合法性为前提,以合理性为指针,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慎重的权衡,这样的行政处罚行为符合公众的心理要求,也容易取得相对人的合作和支持。本案中,某某区市场监管局在调查后,即已认定原告经营者存在积极配合、退款,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后果,产品未被服用,社会危害性较小等情节,认为应当对其从轻处罚的情节,以及涉案销售金额仅有金额975元的客观情况。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的规定,审酌全案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当事人生活状况、智识,违法手段及违法义务之程度,违法后态度等一切情状,综合考量当事人具体利益、群体利益、制度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等各种利益,本院认为,对原告处151万元的罚款,超过了其违法行为本身应当受到的惩罚限度,违反了行政处罚的过罚相当原则,应予纠正。在兼顾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和过罚相当原则的基础上,变更处罚为“罚款人民币50000元整”。司法判断面临的是利益交织、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价值取向,从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路径出发,很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法官的智慧也需要长期的司法审判经验积累,思维方式和路径也受到经验理论和基本知识结构的制约。因此,本案合议庭虽力图使这样一件特殊的行政处罚案件的审理结果,能够“听断以法”、“调处以情”,但本判决的结果生效后,仍或将引起社会各界较大的争议乃至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探讨。本合议庭唯一可以确保的是,合议庭法官对本案作出的裁判是忠实于法律及法律精神的理解,忠实于法官的职业道德和良知,忠实于“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明确要求。
裁判要旨
司法判断面临的是利益交织、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价值取向,从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路径出发,很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从理论上讲,将行政行为全面纳入司法审查是必要和可行的,司法机关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都应拥有最终的判断权。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应做到“听断以法”、“调处以情”。
食品药品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行政机关有义务“把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落到实处,确保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有效。”但在适用药品管理法的具体条文实施行政处罚时,仍应受到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约束,并参酌整个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行政实体法的立法宗旨以及做出行政行为的目的、内容和性质,从整体进行判断。仍须审酌全案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当事人生活状况、智识,违法手段及社会危害之程度,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和过罚相当原则,以达到纠正违法行为的目的。因此,在行政实体法没有对从轻、减轻情节做出特别规定时,则应当适用行政处罚法关于从轻、减轻处罚的相关规定,兼顾公平与效率,进行慎重的权衡。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5条第2款、第6条、第32条、第33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4条第2款、第5条、第2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0条、第77条、第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11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60条第2款
一审:西安铁路运输法院(2021)陕7102行初2135号行政判决(2021年11月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施某平诉上海市崇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罚款、行政复议案
2024-12-3-001-030 · (2022)沪0115行初220号 ·
行政行政处罚罚款病历记录处罚幅度
裁判要旨:病历是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字、符号、图表、影像、切片等资料的总和。医务人员应当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规范的书写病历。医务人员违反规定,接诊时未及时书写病历或采取补正措施的,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其过错程度及给患者造成的损害后果等因素,依法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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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处罚/罚款/病历记录/处罚幅度
基本案情
原告施某平诉称:2021年2月10日17时45分许,患者任某英至上海市崇明区某乡卫生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某卫生中心)挂号就诊,施某平接诊后未及时书写门诊病历记录。任某英的亲属投诉后,上海市崇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崇明卫健委)于同年6月8日对其作出崇第222021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罚决定》),对施某平处以警告并罚款人民币10000元。施某平不服,申请复议。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崇明区政府)于2021年11月12日作出崇府复字〔2021〕第XX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复议决定》),维持了《处罚决定》。施某平遂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撤销上述《处罚决定》《复议决定》。
被告崇明卫健委、崇明区政府辩称:涉案《处罚决定》《复议决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裁量适当,请求依法驳回施某平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1年3月9日,市民任女士向崇明卫健委投诉举报称,同年2月10日某卫生中心接诊因牙痛而就医的其亲戚任某英时,医疗行为不规范,要求给予处罚。崇明卫健委经初查发现相关人员涉嫌违法,决定于当日立案受理。次日,崇明卫健委至某卫生中心现场检查,并分别对患者任某英、医生施某平及某卫生中心负责人倪某康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任某英在笔录中表示,其因牙痛于同年2月10日至某卫生室就诊,医生为其打针,其在回家途中晕倒,被送至某卫生中心,在该中心与某卫生室沟通后,其又回到某卫生室接受治疗。当日17时45分,其携带门急诊就医记录册(自管)至某卫生中心挂号就诊,护士为其测量了体温,当班医生询问了用药情况,但该医生并未书写其病历。施某平在笔录中表示,其曾接诊因牙痛问题在某卫生室治疗后出现昏厥的任某英,经询问发现任某英病情相对稳定,故未进一步处置。当时,任某英已挂号,其未书写病历和处置记录。倪某康在笔录中表示,单位建立了“病历书写管理”等制度,且已做过《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等相关培训。同年5月21日,施某平签收了崇明卫健委出具的听证告知书、责令改正通知书,并申请听证。崇明卫健委于5月25日向施某平送达了听证通知,并于6月3日举行了听证会,听取了施某平的申辩,于6月8日作出《处罚决定》,并于次日送达施某平。施某平不服,向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邮寄了复议申请材料。该委员会收到后移交给了崇明区政府行政复议机构。崇明区政府于同年10月14日延长审理期限30日,11月12日作出《复议决定》,并于11月12日、13日分别送达崇明卫健委及施某平。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9日作出(2022)沪0115行初220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施某平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根据国务院《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以下简称《处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崇明卫健委有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崇明卫健委接到医疗行为投诉举报后,经受理、调查、听证等程序作出《处罚决定》,并依法送达,其行政处罚程序并无不当。根据原卫生部《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三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及《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四)项等规定,病历是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字、符号、图表、影像、切片等资料的总和,医务人员应当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规范的书写病历,这既是对患者的生命健康负责,也是对其自身医疗行为负责。医务人员违反上述规定,在接诊时未及时、客观、规范书写病历的,行政主管部门可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本案中,患者任某英携带病历在某卫生中心挂号后,施某平作为接诊医生对其进行了查体和量血压等,此时施某平对任某英的诊疗活动已开始。但是,任某英就诊时,作为医生的施某平并未及时书写门诊病历记录;而且,在任某英离开医院后至崇明卫健委现场检查前,施某平亦未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其行为与上述医疗行为规范的要求明显不符。考虑到施某平的行为未对患者造成危害后果,情节较轻,且其积极配合调查,崇明卫健委据此适用《处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四)项等规定对其从轻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幅度亦无明显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2017年修正)第十二条的规定,崇明区政府具有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的法定职权,其收到施某平的复议申请后,经受理、延长审理期限、审查等程序作出《复议决定》并送达,其复议程序及适用法律亦无不当。
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9日作出(2022)沪0115行初220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施某平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要旨
病历是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字、符号、图表、影像、切片等资料的总和。医务人员应当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规范的书写病历。医务人员违反规定,接诊时未及时书写病历或采取补正措施的,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其过错程度及给患者造成的损害后果等因素,依法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69条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01号)第15条第1款、第47条第(4)项
《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卫医政发[2010]11号)第14条
一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2)沪0115行初220号行政判决(2022年8月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诉北京市东城区人力资源、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工伤认定、行政复议案
2024-12-3-007-006 · (2021)京0101行初862号 ·
行政行政确认工伤认定行政复议事实劳动关系工伤保险责任行政诉讼冒用他人身份
裁判要旨: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仍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用人单位应就劳动者所受伤害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劳动者冒用他人身份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不能阻却其与用人单位之间成立事实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不签订劳动合同,或合同形式、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时有发生,但认定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需审查双方是否具备劳动关系成立的实质要件,而不能拘泥于劳动合同是否签订及有效。双方如满足以下条件,则可认定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一是双方主体资格适格,二是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属于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满足上述条件的,即便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劳动者以他人身份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仍可认定事实劳动关系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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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确认/工伤认定/行政复议/事实劳动关系/工伤保险责任/行政诉讼/冒用他人身份
基本案情
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诉称,2021年2月15日,该公司员工孔某海在平谷区税务局金海湖税务所执勤时,在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同事将其送至医院,经抢救无效于同年2月17日死亡,死因为急性脑梗死。2021年3月16日,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接到北京市平谷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平谷区劳动仲裁委)的出庭通知书后,才知晓孔某才冒用其弟孔某海的身份于2015年2月与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2015年2月至2021年2月,孔某才一直用孔某海的身份在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工作。孔某才没有保安证,其通过欺骗手段,持其弟孔某海名字的保安证与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该劳动合同因违反《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孔某才与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不应当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为孔某才缴纳社会保险,也不需要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从孔某才的同事闫立新出具的《证明》和金海湖税务所出具的《情况说明》等可知,孔某才在法定节假日期间是两人轮流巡视,孔某才发病时间是在保安室休息而不是在巡视的工作岗位上,孔某才是在非工作时间,非因工作原因死亡,不应认定为工伤。故,请求法院判决撤销东城人社局作出的京东人社工伤认(1010T0428XXX)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和东城区政府作出的京政复字〔2021〕XXX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由东城人社局和东城区政府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东城人社局辩称,1.东城人社局具有作出被诉工伤决定书的法定职权。2.东城人社局作出被诉工伤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公伤亡的,能否认定工伤的答复》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的规定,超过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未办理退休手续的应按《工伤保险条例》进行工伤认定,东城人社局认定孔某才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视同工伤。3.东城人社局作出的被诉工伤决定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和《工伤认定办法》中有关工伤认定程序的规定,程序合法。综上,请求法院驳回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东城区政府辩称:被诉复议决定内容正确,理由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依据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孔某兴(第三人)述称:孔某兴系孔某才之子,作为直接利害关系人向东城人社局申请对孔某才进行工伤认定。事实劳动关系也是法律上的劳动关系,受法律保护,且孔某才与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已经平谷区劳动仲裁委作出裁决。孔某才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发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应视同工伤。被诉工伤决定书认定无误,依据正确,程序合法。东城区政府也予以认可。孔某兴请求法院驳回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孔某才于2015年2月4日冒用其弟孔某海的身份与某保安服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入职某保安服务公司,担任安保岗位工作。孔某才以孔某海的身份一直与某保安服务公司续签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合同约定终止期限为2022年2月1日。2021年2月15日10时许,孔某才在平谷区税务局金海湖税务所警卫室突发疾病,被同事闫某发现。2021年2月17日5时21分,孔某才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因为急性脑梗死。2021年6月2日,孔某才之子孔某兴向东城人社局申请工亡认定,并提交了《常住人口登记卡》《劳动合同》《裁决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北京院前病案记录》《急诊病历》《病程记录》《微信记录》《证明》等材料。东城人社局依法受理,后经调查,作出被诉工伤决定书,认定孔某才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予以视同工伤。某保安服务公司向东城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东城区政府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维持了被诉工伤决定书。另查,孔某兴曾就孔某才与某保安服务公司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申请平谷区劳动仲裁委进行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2021年5月11日作出京平劳人仲字[2021]第xxx号《裁决书》,裁决某保安服务公司与孔某才自2015年2月4日至2020年9月14日存在劳动关系。某保安服务公司与孔某兴均未就上述裁决提起诉讼,该《裁决书》已生效。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24日作出(2021)京0101行初862号行政判决:驳回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某保安服务公司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30日作出(2022)京02行终909号行政判决: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第一,孔某才冒用他人身份签订劳动合同,不能阻却其与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之间事实劳动关系的成立。实践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不签订劳动合同,或合同形式、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时有发生,但认定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需审查双方是否具备劳动关系成立的实质要件,而不能拘泥于劳动合同是否签订及有效。参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之规定,劳动关系成立需要同时具备以下情形:(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本案中,孔某才工作中接受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劳动管理,从事该公司安排的工作,从该公司领取劳动报酬,双方具备劳动关系成立的实质要件,故可以认定孔某才与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之间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尽管孔某才在与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冒用了孔某海的名义,但不影响孔某才本人作为劳动合同实际履行者的客观事实。据此,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所持因孔某才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劳动合同故二者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不能成立。第二,孔某才家属以事实劳动关系申请工伤认定,符合工伤认定的申请条件。《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二款关于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人员范围的规定中,并未将事实劳动关系排除在外,第十八条关于申请工伤认定材料的规定,更是将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列为申请工伤认定时所需提交的材料之一。故此,与用人单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可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申请及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此当无异议。第三,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应就孔某才所受伤害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的,应否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请示的答复》([2010]行他字第10号)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人社部发〔2016〕29号)规定精神,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仍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本案中,根据闫某、郭某出具的证言、东城人社局对闫某的调查笔录、《北京院前病案记录》《急诊病历》《病程记录》《微信记录》《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等材料可认定,孔某才发病时正在警卫室观看监控,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且系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应予视同工伤。故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仍需就孔某才在本案情形下发生的伤亡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关于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所主张的孔某才冒用他人身份入职存在过错,导致该公司投保的雇主责任险无法获得理赔所造成的损失,可通过其他途径予以解决。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聘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务工农民,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伤亡的,仍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工伤认定,用人单位应就劳动者所受伤害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劳动者冒用他人身份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不能阻却其与用人单位之间成立事实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不签订劳动合同,或合同形式、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时有发生,但认定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需审查双方是否具备劳动关系成立的实质要件,而不能拘泥于劳动合同是否签订及有效。双方如满足以下条件,则可认定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一是双方主体资格适格,二是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属于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满足上述条件的,即便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劳动者以他人身份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仍可认定事实劳动关系成立。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9条、第89条第1款第1项
《工伤保险条例》第2条、第15条
一审: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1行初862号行政判决(2022年5月24日)
二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2)京02行终909号行政判决(2022年9月3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上海市静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行政确认及行政复议案
2024-12-3-007-009 · (2021)沪0112行初530号 ·
行政行政确认行政复议工伤认定违法转包物业管理
裁判要旨: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对于物业管理领域工伤事故中违法转包对象的认定,人民法院应当对所涉物业管理业务是否具有专属性或资质要求作重点审查,并结合在案证据、举证责任分配进行综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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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确认/行政复议/工伤认定/违法转包/物业管理
基本案情
2017年11月,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物业公司)与某医院签订《物业维修服务合同》,由某物业公司承接两座大楼物业维修管理服务。2018年8月28日,姜某某在楼顶维修水箱过程中不慎触电跌落,后诊断为:颈部脊髓损伤,颈椎骨折,高位截瘫,头皮裂伤等。事故发生后,黄浦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进行调查,某物业公司提交了其与江西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建设公司)2017年1月签订的《物业工程管理合同》,合同约定某物业公司为某医院10号、12号楼的物业管理单位,某建设公司承接上述物业工程管理服务业务。某物业公司副总经理陆某某在笔录中陈述,某医院物业管理项目交给蔡某某负责管理,费用由公司与蔡某某按月结算;公司与蔡某某是业务合作关系;某医院物业人员都是蔡某某雇佣的。蔡某某在笔录中陈述,平时把老乡介绍给上海的物业公司做维护工作,赚点差价;姜某某是蔡某某老乡,因为上海需要劳务工,故把他叫来做临时工;蔡某某本人不具有做物业维修维护的资质;某物业公司将钱打到蔡某某账上,由蔡某某付给劳务工。
姜某某先后通过劳动仲裁、民事诉讼要求确认其与某物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均未获支持。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要求某物业公司陈述其与某建设公司签订和履行《物业工程管理合同》的情况及结算方式,在释明法律后果后,某物业公司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回答。
2020年12月,姜某某向上海市静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静安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静安人社局经调查作出认定工伤决定,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某物业公司系承担姜某某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姜某某所受到的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某物业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静安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前述认定工伤决定。某物业公司遂诉至法院,以其不存在违法转包行为,且与姜某某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请求撤销静安人社局、静安区政府所作的认定工伤决定和复议决定。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8日作出(2021)沪0112行初530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某物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某物业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2日作出(2022)沪01行终552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姜某某所受事故伤害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所规定的情形,应予认定工伤,理由如下:一、某物业公司将所承包的物业工程管理业务转包给自然人蔡某某。某物业公司虽主张其与某建设公司建立分包关系并提供了相关合同,但在另案民事诉讼、工伤认定调查以及本案审理过程中,某物业公司均拒绝进一步陈述和举证,结合事故发生后安监部门调查中陆某某、蔡某某、姜某某等人对业务管理、工作安排、报酬支付等的陈述,可以印证某物业公司将所承包的业务实际转包给自然人蔡某某。二、某物业公司存在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所承包的业务进行转包的情形。某物业公司将其所承接的包括电力维修在内的物业服务项目实际转包给不具有相关资质的蔡某某,有关劳务人员均由蔡某某聘请并支付报酬,而某物业公司陈述其仅负责“市场开发、承接项目”,有违《物业管理条例》关于限制委托外包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不得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资质者”的要求,应当认定属于违法转包。三、工伤保险责任承担。某物业公司应当作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此种情形并不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必要前提,是对双方不具有劳动关系时的例外和补充规定。综上,法院依法作出上述裁判。
裁判要旨
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对于物业管理领域工伤事故中违法转包对象的认定,人民法院应当对所涉物业管理业务是否具有专属性或资质要求作重点审查,并结合在案证据、举证责任分配进行综合判断。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3条第1款第4项
一审: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2行初530号行政判决(2022年7月28日)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沪01行终552号行政判决(2022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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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某生诉上海市黄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工伤保险资格认定及行政复议决定案
2024-12-3-007-015 · (2021)字第879号 ·
行政行政确认工伤认定上下班途中事故伤害
裁判要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中“视为上下班途中”,系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上下班途中”的规定进行合理的扩大解释。如何理解和适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是裁量当事人离开工作单位后开展其他活动,并在此后返回居住地路上受到事故伤害是否可以认定为工伤的关键。对于“合理时间”“合理路线”应当规范把握,不宜作过于宽泛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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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确认/工伤认定/上下班途中/事故伤害
基本案情
原告肖某生曾系用人单位北京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某人力资源公司)派遣至用工单位某上海分公司的从业人员,工作岗位为销售。肖某生从事的工作实行标准工时工作制,劳动合同期限自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3月止。肖某生日常办公地点位于黄浦区某路某银行大厦,居住地址为上海市徐汇区某路某弄某广场某座。2021年7月20日,肖某生于18时32分许下班打卡离开单位,后于18时40分至位于黄浦区某路的某健身会所,19时44分离开健身会所。当日20时12分许,肖某生骑共享单车回家途中,与一辆电动车发生碰撞。经交警认定,该事故中肖某生无违法行为,其不承担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肖某生在该起事故中受伤,经医院诊断为:头部及胸部多发外伤、左侧膝盖、左侧肩膀、右手中指可见皮肤擦伤、左足踇趾骨折、左侧肋骨骨折。2021年8月18日,北京某人力资源公司向被告上海市黄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黄浦区人社局)提出申请,要求对肖某生于2021年7月20日晚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伤害进行工伤认定。
2021年10月15日,黄浦区人社局作出黄浦人社认(2021)字第87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主要内容:肖某生受到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及《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应当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决定不予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肖某生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黄浦区政府)于2022年2月11日作出黄府复[2021]4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诉决定。肖某生仍不服,遂提起诉讼,请求:撤销黄浦区人社局作出的被诉决定及黄浦区政府的被诉复议决定,并责令黄浦区人社局重新作出处理。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18日作出(2022)沪0115行初454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肖某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肖某生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9日作出(2023)沪01行终217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当日,肖某生从公司下班打卡后前往健身房健身,是否出于履行工作职责或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的活动,以及其受到的事故伤害发生于健身完后回家途中,是否属于“上下班途中”。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等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规定,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视为上下班途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根据本案事实材料,肖某生在打卡下班离开单位之后,自行前往健身场所进行健身,在完成约一小时的健身活动后回家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从活动内容上看,健身是肖某生自发的形象管理行为,该行为并非单位安排的工作行程或工作要求,健身活动本身与其工作性质及内容不直接相关,并非出于履行工作职责或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的活动,故因其个人选择的非工作活动导致的伤害事故,不属于因工受伤。从活动时间及路线上看,肖某生从事的工作实行标准工时工作制,肖某生下班时间节点应以打卡时点为准,其在下班回家途中的健身场所活动约一小时,并非日常工作的延伸,亦非下班后生活所需活动的合理时间范围,因此,肖某生健身结束后回家途中,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上下班途中”,其该主张并无依据。
肖某生主张其健身是因为工作原因及下班后仍在微信群完成工作任务,应视作为上班时间的延续。但根据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合同、打卡记录及调查记录,均可以证明肖某生发生事故时已下班。仅凭其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无法证实肖某生在事故发生时仍在加班。据此,对于肖某生主张其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认定条件应被认定为工伤的诉请,不予支持。
据此,黄浦区人社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决定不予认定肖某生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并无不当,其履行了受理、调查等程序,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决定,执法程序合法。黄浦区政府对肖某生的行政复议申请,履行了受理、通知答复等程序,经审理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亦无不当。
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18日作出(2022)沪0115行初454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肖某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肖某生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9日作出(2023)沪01行终217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中“视为上下班途中”,系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上下班途中”的规定进行合理的扩大解释。如何理解和适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是裁量当事人离开工作单位后开展其他活动,并在此后返回居住地路上受到事故伤害是否可以认定为工伤的关键。对于“合理时间”“合理路线”应当规范把握,不宜作过于宽泛的理解。
关联索引
《工伤保险条例》(2010年修正)第14条、第15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人社部发〔2016〕29号)第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6条
一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2)沪0115行初454号行政判决(2023年1月18日)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3)沪01行终217号行政判决(2023年5月2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许某云诉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北京市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及行政复议案
2024-12-3-013-002 · (2019)京04行初1034号 ·
行政行政复议政府信息公开内部事务信息
裁判要旨:内部事务信息是行政机关履行内部监督管理职能、开展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信息,主要包括人事管理、后勤管理、内部工作流程等方面的信息。判断是否属于内部事务信息应从两个方面考量:从形式上而言,仅局限于行政机关内部之间;从效力上来说,仅为内部管理事项,对外部不具有约束力,不会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一旦内部形成的信息开始外化,所记载内容直接设定当事人权利义务且对外发生了法律效力,则认定该信息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了实际影响,不再属于内部事务信息的范畴,应当予以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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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复议/政府信息公开/内部事务信息
基本案情
原告许某云诉称:原告申请公开的“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集贤地区旧村改造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直接涉及原告合法权益,且《会议纪要》通过一定方式外化,并非属于内部管理信息等不能公开的信息。被告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大兴区政府)和被告北京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北京市政府)违反了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不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
被告大兴区政府辩称:原告许某云申请公开的《会议纪要》所记录的是大兴区政府为推进涉案项目建设,研究项目中住宅房屋拆迁问题所召开内部会议的信息,主要内容为决定给旧宫镇集贤地区旧村改造土地一级开发项目被拆迁人提供一定数额购房装修补贴,属于大兴区政府为研究工作而制作的内部管理信息,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直接影响。经属地镇政府反馈,为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其单独制定了该项目住宅房屋拆迁补贴发放的工作方案,该方案作为装修补贴的具体操作依据,直接对相对人的权益产生影响。因此,原告许某云所申请的《会议纪要》属于被告大兴区政府制作的内部管理信息,不属于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被告北京市政府辩称:大兴区政府作出的《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据此,北京市政府作出复议决定维持该告知书。
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12日,原告许某云向被告大兴区政府提交《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要求公开《会议纪要》。2019年4月18日,被告大兴区政府作出《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并于次日邮寄送达原告许某云,告知原告许某云其申请公开的《会议纪要》所记载的信息为大兴区政府为研究工作而制作的内部管理信息,不属于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原告许某云不服《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于2019年5月20日向被告北京市政府当面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请求被告北京市政府撤销《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责成被告大兴区政府依法履行公开职责。2019年6月27日,被告北京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原告许某云不服《行政复议决定书》,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2日作出(2019)京04行初1034号行政判决:一、撤销被告大兴区政府于二○一九年四月十八日作出的《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二、撤销被告北京市政府于二○一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三、责令被告大兴区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法定期限内对原告许某云的信息公开申请重新作出处理。宣判后,原告许某云和被告大兴区政府、北京市政府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原告许某云申请公开的《会议纪要》系对涉案项目被拆迁人提供购房装修补贴所作决议,并非涉及人事管理、后勤管理、内部工作流程等内部事务信息;其次,拆迁人北京某展置业有限公司为落实该《会议纪要》精神制定《关于旧宫镇集贤地区旧村改造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住宅房屋拆迁中给予被拆迁村民户装修补贴的实施方案》,并根据《会议纪要》的要求与被拆迁人签订《旧宫镇集贤地区旧村改造土地一级开发项目购房装修补贴发放协议》,可见,该《会议纪要》直接作为涉案项目拆迁人对被拆迁人进行装修补贴的依据,直接影响了被拆迁人的权利义务。《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认定《会议纪要》系为研究工作而制作的内部管理信息依据不充分。另,《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中认定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旧宫镇政府)已经制定相关方案具体落实该会议有关要求,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旧宫镇政府制定了相关方案。现有证据中《关于旧宫镇集贤地区旧村改造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住宅房屋拆迁中给予被拆迁村民户装修补贴的实施方案》系拆迁人北京某展置业有限公司制定,非旧宫镇政府制定。综上,被告大兴区政府作出的《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因大兴区政府作出的《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依法应予撤销,故对北京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亦应一并予以撤销。
裁判要旨
内部事务信息是行政机关履行内部监督管理职能、开展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信息,主要包括人事管理、后勤管理、内部工作流程等方面的信息。判断是否属于内部事务信息应从两个方面考量:从形式上而言,仅局限于行政机关内部之间;从效力上来说,仅为内部管理事项,对外部不具有约束力,不会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一旦内部形成的信息开始外化,所记载内容直接设定当事人权利义务且对外发生了法律效力,则认定该信息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产生了实际影响,不再属于内部事务信息的范畴,应当予以公开。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6条
一审: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9)京04行初1034号行政判决(2020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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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乙诉古蔺县人民政府等行政处理及行政复议案
2024-12-3-015-003 · (2022)川0525行初13号 ·
行政行政处理行政复议林地确权复议前置第三人原告资格
裁判要旨:法定复议前置案件中,当事人虽然未申请行政复议,但已经作为复议程序的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第三人对复议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应当认定第三人具备经过复议前置程序提起诉讼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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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处理/行政复议/林地确权/复议前置/第三人/原告资格
基本案情
姚甲与姚乙、刘某对林地权属产生争议。2021年4月,姚甲以姚乙、刘某作为被申请人,向四川省古蔺县二郎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二郎镇政府)申请依法确认涉案林地归其所有。2021年9月15日,二郎镇政府作出〔2021〕1号行政处理决定:涉案林地、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归姚甲所有。行政处理决定送达后,刘某不服,在法定期限内向古蔺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古蔺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姚乙未提出异议也未申请行政复议。古蔺县政府受理后,通知姚乙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姚乙按规定提交了部分证据。2021年12月24日,古蔺县政府作出〔2021〕39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二郎镇政府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该行政复议决定载明:第三人姚乙未提出书面答复,但提供了向二郎镇政府提交的申请、林权证复印件、林权登记勘验图复印件、林地现场图片等材料。该行政复议决定在“本机关认为”部分载明:申请人、第三人姚乙无80年代初相应的证据证明享有争议林地权属,2008年换发林权证是基于80年代初落实林业两制时的林地登记,申请人、第三人姚乙取得争议林地权属无权源依据,且2008年的林权登记操作不规范,四邻人未到现场核实签字,登记混乱,无法反映登记与现场情况,故不能采信该证据。收到行政复议决定后,姚乙不服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二郎镇政府作出的〔2021〕1号行政处理决定、古蔺县政府作出的〔2021〕39号行政复议决定,涉案林地归属姚乙所有。
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9日作出(2022)川0525行初13号行政裁定:驳回姚乙的起诉。宣判后,姚乙提起上诉。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27日作出(2022)川05行终64号行政裁定:一、撤销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2022)川0525行初13号行政裁定;二、本案指令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继续审理。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0日作出(2022)川0525行初66号行政判决:驳回姚乙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姚乙提起上诉。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8日作出(2023)川05行终46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是林地权属纠纷,属于行政复议前置案件。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姚乙是否完成了复议前置程序进而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
关于如何判断已经完成行政复议前置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申请复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申请复议直接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立案。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按照体系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具有连贯性与整体性,故前述规定应当做如下理解:未完成行政复议前置程序直接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换言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未申请复议,应当仅限于因未申请行政复议故而未完成行政复议前置程序的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判断已经完成行政复议前置程序的标准是行政复议机关对当事人的复议请求进行了实体判断并作出实体处理。如果行政复议机关仅对复议申请是否符合受理条件进行程序判断和处理,而未对复议请求中的实体问题进行判断和处理,则不能认为行政复议前置程序已经完成。即,在行政复议前置程序下,行政复议第三人的请求经过行政复议机关实体审查并作出实体处理的,应当认定其已完成行政复议前置程序,其作为复议决定所影响的利害关系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本案中,姚乙主张对涉案林地使用权及林木所有权享有权益,作为第三人参加了行政复议并提交证据材料证明其主张,复议机关亦对姚乙的主张予以实体处理,行政复议前置程序已经完成,姚乙作为利害关系人,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要旨
法定复议前置案件中,当事人虽然未申请行政复议,但已经作为复议程序的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第三人对复议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应当认定第三人具备经过复议前置程序提起诉讼的前提条件。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25条、第4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56条、第69条
一审: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2022)川0525行初13号行政裁定(2022年3月9日)
二审: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川05行终64号行政裁定(2022年5月27日)
一审: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2022)川0525行初66号行政判决(2022年9月20日)
二审: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川05行终46号行政判决(2023年3月2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郑某诉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及上海市政府行政复议案
2024-12-3-015-004 · (2021)沪0115行初689号 ·
行政行政处理法定年休假福利年休假劳动保障监察企业自主管理
裁判要旨:带薪年休假是劳动者享有的法定权利,但企业通过公司规章制度自主安排职工享受高于法定年休假标准的福利年休假,并非法定休假,两者不能混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机关基于尊重企业关于福利年休假安排的自主管理权,认定企业已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安排福利年休假而无须另行支付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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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处理/法定年休假/福利年休假/劳动保障监察/企业自主管理
基本案情
原告郑某系某公司的员工,其工龄满20年,法定带薪年休假为15天,另有5天福利年休假。根据该公司带薪年休假制度安排,法定年休假申请优先于其他休假申请(病假除外)。公司有权利根据具体情况安排员工的年休假,鼓励员工当年休完当年的年假,特殊情况可顺延至第二年,但不可超过第一季度。2018年,原告当年已休13天年休假,剩余7天。该公司通过邮件告知原告,剩余年假请安排在2019年第一季度前休完,到期仍未休的年假将清零。2019年第一季度原告休假5.5天。2020年6月23日,原告至被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管委会)投诉公司未按规定支付2018年2天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经调查,认为该公司不存在违法行为,故进行案件调查终结审批,决定按撤案处理。郑某不服,向被告上海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经审查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送达原告。郑某仍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自贸试验区管委会作出的上述答复及市政府作出的上述行政复议决定。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8日作出(2021)沪0115行初689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郑某的所有诉讼请求。宣判后,郑某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8日作出(2022)沪03行终236号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企业应当充分保障职工的带薪年休假权益,对于应休未休法定年休假,应按照规定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而对于企业自主安排的福利年休假,企业具有通过公司规章制度或与职工自行约定予以安排的权利,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应当充分尊重企业在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自主管理权。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某公司是否侵害原告带薪年休假权益。首先,某公司已经充分保障原告法定带薪年休假权益。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职工享受法定带薪年休假,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年休假可以在一个年度内集中安排,也可以根据生产、工作情况在必要时跨年度安排。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本案原告2018年度15天法定年休假在2018年当年完成休假13天,2019年第一季度休假2天,已经完成休假,法定年休假权益已经得到保障,不需要另行支付该部分的年休假工资。关于原告所述所休年假中未明确区分法定年休假与福利年休假的问题。因某公司的员工手册中已经明确法定年休假申请优先于其他休假申请,该安排不违反带薪年休假制度的法律规定,未侵犯原告2018年度法定年休假权益,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认定不存在违法行为并无不当,原告主张支付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缺乏事实根据。其次,某公司关于福利年休假的安排符合企业规章制度要求,且已经尽到提示、通知义务。某公司在法定年休假的基础上,安排职工享受高于法定年休假标准的年休假,该超出法定标准的年休假天数具有福利性质。对于福利年休假的安排、年休天数以及相关待遇等法律规范上没有明确规定,主要取决于企业的规章制度或者企业与职工之间的约定,该部分年假主要体现的是用人单位的自主管理权以及双方的意思自治,在不违反劳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应当予以认可并予充分尊重。结合本案劳动保障监察部门的调查情况,在原告郑某2018年年休假当年度未休完的情况下,某公司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安排了顺延,并已尽到提示、通知义务,该安排既不违反带薪年休假制度的法定要求,也未违反某公司自行制定的年休假规章制度,属于企业自主管理权行使范畴,应当得到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的尊重与认可。因此,自贸试验区管委会认定某公司不存在未支付原告2018年2天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违法行为,并无不当,市政府复议维持原行政行为亦无不当。
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8日作出(2021)沪0115行初689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郑某的所有诉讼请求。宣判后,郑某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8日作出(2022)沪03行终236号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
带薪年休假是劳动者享有的法定权利,但企业通过公司规章制度自主安排职工享受高于法定年休假标准的福利年休假,并非法定休假,两者不能混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机关基于尊重企业关于福利年休假安排的自主管理权,认定企业已按照公司规章制度安排福利年休假而无须另行支付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9条、第79条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3条、第5条
一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5行初689号行政判决(2022年2月8日)
二审: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2)沪03行终236号行政判决(2022年9月2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庐江县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诉庐江县工伤保险管理中心、庐江县人民政府等行政确认及行政复议案
2024-12-3-016-001 · (2023)皖0124行初33号 ·
行政行政复议工伤保险期限按项目参保工伤保险待遇支付
裁判要旨:开工令所载实际开工时间晚于合同约定开工时间的,建筑施工企业应提前向经办机构申报备案,并取得《建筑施工项目工期变更参保证明》。建筑施工企业未按照规定申报备案并取得工期变更参保证明的,经办机构应对实际开工和完工时间进行核实,劳动者工伤确发生在开工后、完工前,且工伤发生时实际工期未超过合同约定工期的,可予核付工伤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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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复议/工伤保险期限/按项目参保/工伤保险待遇支付
基本案情
2022年11月17日,庐江县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向安徽省庐江县工伤保险管理中心提交《关于申报工伤保险待遇的申请书》,请求庐江县工伤保险管理中心,对朱某海应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予依法予以核定、支付。庐江县工伤保险管理中心受理后,于2022年11月25日做出《关于庐江县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朱某海工伤待遇的答复》,认为:根据安徽省庐江县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管理中心出具的《建筑施工项目工伤保险参保证明》,庐江县某幼儿园工程项目工伤保险参保期限自2019年6月16日始至2020年3月25日止,而朱某海的工伤发生时间为2020年4月1日,工伤发生时间不在参保期限内。因此,根据《关于印发建筑业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人社险中心函〔2015〕38号)第二十一条“建筑施工企业没有为施工人员办理参保,施工人员发生工伤的或以建设项目参保,但施工人员在保险生效时间开始之前或保险终止时间之后发生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工伤待遇,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朱某海的工伤待遇由工伤基金承担,缺乏政策依据,故不予支持。
庐江县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对答复不服,申请行政复议。2023年2月24日,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庐江县工伤保险管理中心的答复。
庐江县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仍不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撤销庐江县工伤保险管理中心作出的答复及庐江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并依法责令庐江县工伤保险管理中心重新对朱某海的工伤保险待遇作出核定,履行向朱某海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法定义务。
法院经审理查明,庐江县某房产公司将庐江县某幼儿园发包给庐江县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承建,双方于2019年6月16日签订了施工合同,其中第一部分合同协议书中载明了计划开工日期为2019年6月16日,同时注明具体开工时间以业主开工令为准;计划竣工日期为2020年3月25日,工期总日历天数280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计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安徽省庐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9年7月1日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庐江县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向庐江县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出具工程开工令,载明庐江县某幼儿园开工日期为2019年7月2日。庐江县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10日为庐江县某幼儿园工程办理了工伤保险并缴费4776元。2022年11月17日,庐江县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管理中心出具《建筑施工项目工伤保险参保证明》,载明保险开始时间为2019年6月16日,保险结束时间为2020年3月25日。
2020年4月1日,朱某海在幼儿园工地上工作时,不慎从脚手架上摔伤,致L1\5腰椎骨折伴不全瘫。安徽省庐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1年2月4日作出庐江工认[2021]XXXX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对朱某海受到的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2022年9月9日,安徽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对朱某海的劳动功能障碍程度鉴定作出最终结论,鉴定为四级。
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4日作出(2023)皖0124行初33号行政判决:一、撤销被告庐江县人民政府于2023年2月24日作出的庐行复决字[2023]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二、撤销被告庐江县工伤保险管理中心于2022年11月25日作出的《关于庐江县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朱某海工伤待遇的答复》;三、责令被告庐江县工伤保险管理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重新作出答复;四、驳回原告庐江县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原、被告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条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庐江县工伤保险管理中心作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具有本行政区域内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的职权。
《建筑业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经办规程(试行)》(人社险中心函〔2015〕38号)第十一条明确:“经办机构审核建筑施工企业提交的材料,根据项目类型、工程总造价与缴费比例征收工伤保险费后,出具《参保证明》。《参保证明》一式三份,经办机构留一份,建筑施工企业留两份。”第十六条规定:“《参保证明》中的保险开始时间和保险终止时间以建筑施工企业提交的施工合同的开工时间、完工时间为准。办理《参保证明》时已经开工的,保险开始时间设定为办理《参保证明》的次日;晚于施工合同的开工时间开工的,经办机构可以根据企业提供的开工报告书上的开工时间为准,保险终止时间可以根据原来的工期向后顺延。经办机构审核建筑施工项目工期变更情况后,应向企业出具《建筑施工项目工期变更参保证明》。”据此,开工令实际开工时间晚于合同开工时间的,建筑施工企业应提前向经办机构申报备案,并取得《建筑施工项目工期变更参保证明》。
本案中,庐江县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10日办理工伤保险并缴费。根据案涉施工合同载明,计划开工日期为2019年6月16日,计划竣工日期为2020年3月25日,同时注明具体开工时间以业主开工令为准,而案涉工程开工令载明,开工日期为2019年7月2日,故案涉工伤保险的保险期限应为2019年7月2日至2020年4月10日。虽然本案中庐江县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未按上述规定申报备案并取得《建筑施工项目工期变更参保证明》,但庐江县工伤保险管理中心作为经办机构可以核实其实际的开工时间和完工时间,而非直接依据庐江县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管理中心出具的《建筑施工项目工伤保险参保证明》中界定的期限作为保险期限。且庐江县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管理中心是于2022年11月17日才向庐江县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出具上述参保证明,客观上导致了庐江县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不能及时知晓参保证明中对参保期限的界定,从而导致庐江县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未能及时办理申报备案并取得《建筑施工项目工期变更参保证明》。此外,没有法律法规规定工程延期未申报备案就不能获得工伤保险待遇。综上,庐江县工伤保险管理中心所作答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规错误;庐江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主要依据不足,对庐江县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要求撤销庐江县工伤保险管理中心作出的答复及庐江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裁判结果
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4日作出(2023)皖0124行初33号行政判决:一、撤销被告庐江县人民政府于2023年2月24日作出的庐行复决字[2023]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二、撤销被告庐江县工伤保险管理中心于2022年11月25日作出的《关于庐江县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朱某海工伤待遇的答复》;三、责令被告庐江县工伤保险管理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重新作出答复;四、驳回原告庐江县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原、被告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要旨
开工令所载实际开工时间晚于合同约定开工时间的,建筑施工企业应提前向经办机构申报备案,并取得《建筑施工项目工期变更参保证明》。建筑施工企业未按照规定申报备案并取得工期变更参保证明的,经办机构应对实际开工和完工时间进行核实,劳动者工伤确发生在开工后、完工前,且工伤发生时实际工期未超过合同约定工期的,可予核付工伤保险待遇。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0条、第7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8条
一审: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2023)皖0124行初33号行政判决(2023年9月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刘某诉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复议案
2024-12-3-016-002 · (2015)成行初字第834号 ·
行政行政复议工伤认定工作职责
裁判要旨: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认定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情形为工伤需要同时符合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和履行工作职责三个条件。关于履行工作职责中受到暴力伤害的能否认定工伤,关键在于判断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之间的关联性程度。《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旨在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是为了保护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后的救济。从制度价值的角度适用该条款认定是否属于工伤时,要从暴力伤害发生的时间、地点、起因等综合判断是否属于工作原因,工作纠纷处理不当不属于阻却认定工伤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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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复议/工伤认定/工作职责
基本案情
刘某在某建工总公司承建的某处施工现场工作。2014年12月19日刘某与刘某一在商议使用工地塔吊机吊运建筑材料过程中发生争执,刘某一用匕首将刘某眼部刺伤,经医院诊断为左眼球破裂伤。刘某向四川省成都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四川省市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建工总公司不服该决定书,向原四川省人社厅申请行政复议。原四川省人社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刘某受伤系与他人口角之争后产生的恩怨所致,其受伤不属于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的暴力伤害,决定撤销成都市人社局作出的决定书。刘某不服四川省人社厅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2日作出(2015)成行初字第834号行政判决:撤销原四川省人社厅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并责令四川省人社厅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原四川省人社厅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8日作出(2016)川行终665号行政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刘某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经最高人民法院提审,于2020年12月31日作出(2020)最高法行再68号行政判决: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裁判理由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认定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情形为工伤需要同时符合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和履行工作职责三个条件。本案中,认定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各方当事人无争议,但是否为“履行工作职责”是本案核心焦点。
一、本案情形是否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关键,不在于职工所受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在于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之间的关联性是否足以达到认定工伤的程度。根据刑事判决书及询问笔录等证据,二人之间并无个人恩怨,二人之间的争执打斗系因工作原因引起,发生争执后未能正确处理矛盾,刘某一心生怨气产生犯意致刘某受伤,故刘某的伤害后果是工作原因与刘某一的故意伤害行为共同导致,其中刘某一的故意伤害行为虽是直接原因,但刘某受伤与工作原因之间亦具有因果关系,不能将刘某一刺伤刘某归因于私人恩怨而否认刘某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
二、关于工作纠纷发生后处理不当是否属于阻却认定工伤的理由,需要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具体分析。首先,虽然《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并未就职工对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负有一定责任时如何认定工伤的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可以参考《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第十六条以及《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和原则进行认定。如果能够证明伤害后果系因职工故意或严重过失造成的,或者职工对伤害后果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的,即不属于意外伤害的范畴,不应认定为工伤。本案中,已生效的刑事判决书认定,刘某对于纠纷的发生并无明显过错。其次,二人因工作纠纷发生争执后双方均未能冷静处理,但刘某的不冷静并不应导致其受到暴力伤害,也不足以阻却对履行工作职责的认定。最后,从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应当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作适度从宽解释。《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旨在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是为了保护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后的救济。适用该条款认定是否属于工伤时,不能要求“纯洁的受害人”,即只有在暴力伤害中毫无过错的受害人才能够认定为“履行工作职责”,有违《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立法本意,故本案情形不能成为阻却认定工伤的理由。
裁判要旨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认定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情形为工伤需要同时符合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和履行工作职责三个条件。关于履行工作职责中受到暴力伤害的能否认定工伤,关键在于判断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之间的关联性程度。《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旨在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是为了保护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后的救济。从制度价值的角度适用该条款认定是否属于工伤时,要从暴力伤害发生的时间、地点、起因等综合判断是否属于工作原因,工作纠纷处理不当不属于阻却认定工伤的理由。
关联索引
《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1款第3项
一审: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行初字第834号行政判决(2016年4月12日)
二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行终665号行政判决(2016年11月18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再68号行政判决(2020年12月3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王某某诉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政府改变原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案
2024-12-3-016-004 · (2021)赣11行初80号 ·
行政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工伤认定履行工作职责暴力伤害因果关系
裁判要旨:1.工伤认定中,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应指的是受到的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而直接因果关系的认定应以原因力大小为判断依据,即应以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之间的关联性是否足以达到认定工伤的程度为标准。 2.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职工存在引发暴力侵害的其他个人因素情况下,不宜仅以暴力侵害没有当场发生即暴力侵害的发生具有滞后性为由,否定职工受到的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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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工伤认定/履行工作职责/暴力伤害/因果关系
基本案情
廖某某原系嵩峰乡某村路段的环卫工人。2020年6月廖某某在从事环卫工作时未完成任务,被作为嵩峰乡片区专管员的王某某发现。王某某将此上报公司,并导致廖某某工资被扣。廖某某遂对王某某心怀不满,于2020年11月2日对正在嵩峰乡某村巡查环卫工作的王某某实施殴打,导致王某某肋骨骨折。2020年11月3日,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公安局作出广公(嵩)决字〔2020〕XXX号行政处罚决定,廖某某因该殴打行为被处以行政拘留五日处罚。2021年3月15日,王某某以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以下简称升某公司)为工作单位向上饶市广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区人社局)申请认定工伤。2021年5月25日,区人社局作出广人社伤认字〔2021〕XXX号工伤认定决定,认定王某某在本次事故中造成的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同意认定为工伤。升某公司不服该工伤认定决定,向上饶市广丰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021年9月22日,区政府作出广府复决字〔2021〕XXX号行政复议决定,认为王某某肋骨骨折系原环卫工人廖某某因私人恩怨对其殴打,非因工作原因或履行工作职责导致,不能认定为工伤,决定撤销区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王某某不服该行政复议决定,向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综合案涉工伤认定决定、被诉行政复议决定、原审判决认定及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王某某被殴打受伤是否属于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对〈工伤保险条例〉有关条款释义的函》(劳社厅函〔2006〕497号)规定:“……‘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中的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是指受到的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因果关系。”按照上述规定,职工受到的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因果关系的,应当认定职工受到的暴力伤害属于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进而言之,因果关系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如果已认定职工受到的暴力伤害系因履行工作职责引起,在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其他引发暴力侵害因素的情况下,不能仅以暴力侵害发生的时间具有滞后性没有当场发生为由否定该因果关系的存在。简而言之,不能仅以暴力侵害行为具有滞后性而否定因果关系的客观存在。本案中,根据上饶市广丰区公安局对廖某某作出的广公(嵩)决字〔2020〕XXX号《行政处罚决定》等证据材料,廖某某系因2020年6月其在从事环卫工作时未完成任务被作为嵩峰乡片区专管员的王某某发现并上报公司导致其工资被扣一事对王某某怀恨在心,遂于2020年11月2日对正在嵩峰乡某村巡查环卫工作的王某某实施了殴打。据此,应认定王某某受到的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属于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因此,王某某在其负责的嵩峰乡某村巡查环卫工作时被廖某某殴打受伤,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区政府既已认定廖某某殴打王某某的原因是,王某某作为专管员在2020年6月的工作管理行为致廖某某工资被扣怀恨在心所致,但在没有证据证明王某某与廖某某存在其他私人恩怨的情况下,区政府仅以廖某某的暴力侵害没有于2020年6月当场发生而是发生在2020年11月2日为由,主张王某某被殴打受伤系因私人恩怨,不属于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进而认为王某某的受伤因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不能认定为工伤,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法院以区政府作出的广府复决字〔2021〕XXX号行政复议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撤销该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
裁判要旨
1.工伤认定中,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应指的是受到的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而直接因果关系的认定应以原因力大小为判断依据,即应以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之间的关联性是否足以达到认定工伤的程度为标准。
2.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职工存在引发暴力侵害的其他个人因素情况下,不宜仅以暴力侵害没有当场发生即暴力侵害的发生具有滞后性为由,否定职工受到的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89条第1款第1项
《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19条第2款
一审: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赣11行初80号行政判决(2022年10月20日)
二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赣行终268号行政判决(2022年10月2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项某诉六盘水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2024-12-3-016-005 · (2020)黔02行初135号 ·
行政行政复议挂靠关系工伤保险责任劳动关系劳动者倾斜保护
裁判要旨:在车辆挂靠关系中,对驾驶员劳动权益的保护应采取劳动者倾斜保护原则。被挂靠人向挂靠人收取挂靠费,应与挂靠人共同承担经营运输风险,仅以协议约定不能免除其作为被挂靠人应承担的风险和责任。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被挂靠单位以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主张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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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复议/挂靠关系/工伤保险责任/劳动关系/劳动者倾斜保护
基本案情
项某系涉案事故被害人周某妻子。罗某聘请周某为涉案油罐车驾驶员,涉案车辆登记所有人为第三人A公司。2017年9月29日,罗某母亲作为乙方与A公司作为甲方签订货运车代管协议,约定:乙方每年向甲方交纳管理费,由甲方办理车辆的所有权年审及其他事务。案涉车辆使用公司营运资质、以甲方公司名义对外运营,驾驶员的安全责任由乙方负责。2019年11月19日,周某驾驶涉案车辆时因操作不当发生交通事故,周某当场死亡。项某于12月16日向六盘水市人社局提交周某工伤认定申请,该局于2020年1月7日作出100036号认定工伤决定,认定周某所受伤害为工伤。A公司不服,向六盘水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六盘水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六盘水市政府于4月29日作出4号复议决定,撤销100036号认定工伤决定,要求六盘水市人社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六盘水市人社局又于6月15日作出100692号认定工伤决定,认定周某所受伤害为工伤,A公司再次就该决定书提起行政复议。六盘水市政府于10月16日作出16号复议决定,撤销六盘水市人社局作出的100692号认定工伤决定,并要求六盘水市人社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项某不服该行政复议决定,遂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六盘水市政府作出的16号复议决定。
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5日作出(2020)黔02行初135号行政判决:一、撤销六盘水市人民政府作出的16号复议决定;二、恢复六盘水市人社局作出的100692号认定工伤决定的法律效力。A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9日作出(2021)黔行终304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罗某与A公司之间是否形成挂靠关系;二、六盘水市人社局认定工伤是否需以周某与A公司具有劳动关系为前提。
罗某与A公司之间是否形成挂靠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申请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经营,应当具备有5辆以上经检测合格的危险货物运输专用车辆、设备等条件。本案中,罗某因不具备从事危险货物运输经营的资质,以其母名义与A公司签订《货物车辆代管协议》《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承包经营合同》等协议,将其实际使用的车辆落户到A公司名下,委托A公司代管经营,A公司再以承包的形式,将涉案车辆交由罗某使用。上述协议中亦明确约定,罗某需向A公司支付一定的费用,遵守并执行其规章制度,服从其管理;A公司亦需向罗某提供运输市场信息,利用公司优势积极为其联系货源、协调运输物资等。由此可见,罗某和A公司之间实际形成了挂靠关系。
六盘水市人社局认定工伤是否需以周某与A公司之间具有劳动关系为前提。《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申请工伤认定应当提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因此,一般而言,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工伤,应当以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除非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另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明确规定,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该条规定遵照劳动者倾斜保护原则,对将劳动关系作为工伤认定前提的一般规定作了相应补充。只要存在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的情形时,被挂靠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不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工伤保险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保障,国家建立工伤保险制度,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强调对工伤劳动者及其家人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相较于用人单位而言,劳动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在车辆挂靠关系中,被挂靠人向挂靠人收取挂靠费,应与挂靠人共同承担经营运输的风险,仅以协议约定不能免除其同意挂靠后应承担的风险和责任。
裁判要旨
在车辆挂靠关系中,对驾驶员劳动权益的保护应采取劳动者倾斜保护原则。被挂靠人向挂靠人收取挂靠费,应与挂靠人共同承担经营运输风险,仅以协议约定不能免除其作为被挂靠人应承担的风险和责任。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被挂靠单位以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主张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23条
《工伤保险条例》第18条、第1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89条
一审: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黔02行初135号行政判决(2020年12月5日)
二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黔行终304号行政判决(2021年8月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张某诉淄博市临淄区残疾人联合会、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及行政复议案
2024-12-3-016-006 · (2019)鲁0305行初47号 ·
行政行政复议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起诉期限
裁判要旨:1.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为行政复议申请人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后,在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决定的情形下,行政复议申请人作为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应当将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作为行政诉讼的共同被告。如果原告只起诉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复议机关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追加被告;若原告不同意追加,则人民法院应当将另一机关列为共同被告。 2. 经行政复议后再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应当为行政复议申请人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而并非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原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六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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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复议/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起诉期限
基本案情
张某于2018年11月向淄博市临淄区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临淄区残联)发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临淄区残联于2018年12月5日对其申请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张某认为该答复不符合法律规定,向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临淄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临淄区政府受理后于2019年1月17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临淄区残联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张某于2019年1月22日收到临淄区政府邮寄送达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后未在15日内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5月29日,张某以临淄区残联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临淄区残联于2018年12月5日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后法院依法追加临淄区政府为本案共同被告。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30日作出(2019)鲁0305行初47号行政裁定: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张某不服一审判决,以其起诉未超过起诉期限为由提出上诉。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2019)鲁03行终295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行政案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五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后,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的,应当以复议机关和原行为机关为共同被告,并以复议决定送达时间确定起诉期限。”《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原告只起诉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复议机关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追加被告。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另一机关列为共同被告。”
根据上述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先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不经行政复议而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法规规定应先复议后诉讼的除外)。其中经行政复议后再提起行政诉讼情形下的起诉期限为原告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不经行政复议而直接提起行政诉讼情形下的起诉期限则为自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为行政复议申请人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后,在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决定的情形下,行政复议申请人作为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应当将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作为行政诉讼的共同被告,而不能只起诉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复议机关。此时如果原告只起诉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复议机关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追加被告;若原告不同意追加,则人民法院应当将另一机关列为共同被告。且在此情形下,应当以复议决定送达时间确定起诉期限。亦即在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决定的情形下,原告若对此提起行政诉讼,则必须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作为行政诉讼的共同被告,而不能只选择上述两机关中的某一机关提起行政诉讼,且此情形下必须以复议决定送达时间确定起诉期限。
本案中,张某对于临淄区残联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不服,其可以先申请行政复议后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不经行政复议而直接提起行政诉讼。但本案中张某选择了先申请行政复议后提起行政诉讼,并且临淄区政府的行政复议系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此时张某在行政复议后提起行政诉讼,依法应当将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即临淄区残联和复议机关即临淄区政府作为共同被告,且起诉期限依法为张某收到临淄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而非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临淄区残联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因此,一审法院在张某只起诉临淄区残联的情况下应当告知其追加复议机关即临淄区政府为共同被告,并且在张某申请追加临淄区政府为共同被告后,应以张某收到临淄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的时间确定起诉期限,且起诉期限依法为张某收到临淄区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而张某于2019年1月22日收到临淄区政府邮寄送达的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其于2019年5月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显然已经超出十五日的法定起诉期限,且其在本案中亦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张某提起本案诉讼已超法定起诉期限并据此驳回其起诉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张某所提出的上诉主张系其对法律和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错误理解,依法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1.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为行政复议申请人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后,在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决定的情形下,行政复议申请人作为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应当将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作为行政诉讼的共同被告。如果原告只起诉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复议机关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追加被告;若原告不同意追加,则人民法院应当将另一机关列为共同被告。
2.经行政复议后再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应当为行政复议申请人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而并非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原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六个月内。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第44条、第45条、第46条第1款、第4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59条、第134条第1款
一审: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5行初47号行政裁定(2019年9月30日)
二审: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3行终295号行政裁定(2019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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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某诉南京市溧水区民政局、南京市民政局不履行行政登记职责及行政复议案
2024-12-3-016-008 · (2020)苏0191民初3138号 ·
行政行政复议行政登记数字政府建设婚姻登记信息法定职责更正
裁判要旨: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婚姻登记机关具有对公民婚姻登记信息进行归集、整合、共享的法定职责。当事人持生效裁判文书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更正婚姻登记信息,婚姻登记机关以当事人并非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为由,拒绝归集、整合的,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人民法院应当判决婚姻登记机关更正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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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复议/行政登记/数字政府建设/婚姻登记信息/法定职责/更正
基本案情
原告周某诉称:周某于2016年6月在被告南京市溧水区民政局(以下简称溧水区民政局)登记结婚,于2020年8月在江苏省江宁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开区法院)调解离婚。但目前婚姻登记信息系统(以下简称婚姻登记系统)显示原告婚姻状态仍为已婚,影响了原告通过线上办理任何同婚姻登记系统联网的其他事宜。原告为此多次通过南京12345政务热线请求溧水区民政局予以更新,溧水区民政局先称只要原告开具离婚生效证明后即可更新婚姻登记系统。之后又告知即使法院开具离婚生效证明,也没办法更新婚姻登记系统的信息,需要办理调解离婚的法院自行更新婚姻登记系统。原告多次请求无果,于2021年6月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南京市民政局于2021年8月2日驳回了原告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告认为,其已离婚,但二被告使用的婚姻登记系统仍对外推送其“结婚登记”信息,显示其为已婚状态,与实际情况不符;被告是主管婚姻登记事务的行政机关,对于原告不实的婚姻信息负有更正的职责。被告上述推诿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1.撤销南京市民政局作出的〔2021〕宁民行复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要求溧水区民政局据实登记原告婚姻状况,将婚姻登记系统中原告婚姻状态更正为离婚。
被告溧水区民政局辩称:原告的诉求不属于被告溧水区民政局的职责范围。原告的诉求涉及法院判处的离婚信息与其他部门共享的问题,不属于被告的职责范围。同时《婚姻登记条例》中也无由民政部门对法院调解离婚进行登记的规定。原告已经通过诉讼调解离婚,其要求被告据实登记其婚姻状况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也不属于被告职责范围。综上,请求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或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南京市民政局辩称:婚姻登记系统中的婚姻信息实质上是婚姻登记档案记载内容的呈现,并非当事人真实、客观的婚姻状态。婚姻登记信息可能与当事人实际信息不一致,民政部门在线下办理时,结合法院推送信息可以全面反映当事人的婚姻登记情况,但是民政部门仅对外共享其婚姻登记信息,并不包括法院判决调解离婚信息。因此,当事人在其他单位办理具体事务时,会出现婚姻状况不一致情况,此时则需要当事人携带法院生效文书或离婚证明去相关单位进行现场办理。故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行政复议程序合法。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6日,周某与案外人余某某在溧水区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手续。2020年8月7日,江开区法院立案受理周某起诉余某某离婚纠纷案。2020年8月10日,江开区法院作出(2020)苏0191民初3138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周某与余某某自愿离婚,并就子女抚养和探视、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等达成协议。该调解书已生效。
2020年11月25日,周某通过南京市人民政府统一组织搭建的“我的南京”手机APP办理公积金业务时,发现公积金系统显示其为已婚状态,导致其不能线上办理提取公积金事项,须本人现场带离婚资料才能办理。周某遂拨打南京12345政务热线反映情况,要求公积金账户可以联网查询到婚姻状况。2020年11月28日,南京市12345政务热线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南京12345平台)工作人员通过“我的南京”APP回访,答复周某称:经联系相关业务部门,反馈目前数据在各部门间无法共享,线上暂时无法查询和办理,但是其将记录下周某的意见,并向上级部门反映,以便以后能够解决。2021年初,周某通过手机支付宝APP查询“江苏政务婚姻登记信息”发现,其婚姻登记查询结果仍为“结婚登记”并有配偶身份信息,办理机关为溧水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并备注:所查询信息为在江苏省内婚姻登记机关登记的当前记录,不作婚姻记录证明用途;如对查询结果有异议,请与登记地婚姻登记机关联系。2021年4月28日,周某通过南京12345平台反映,经法院判处的离婚信息,婚姻登记系统数据没有更新,其仍然需要带着离婚调解书办理各项事宜等问题。溧水区民政局接到南京12345平台工单后,与周某进行电话沟通,认为周某是需要法院将离婚信息与其他部门共享,遂反馈至江开区法院办理。
2021年5月20日,周某向溧水区民政局投诉,要求更改婚姻登记系统信息。溧水区民政局接到投诉工单后,与周某联系并答复称:离婚判决书、离婚调解书、离婚证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即依法解除夫妻双方之间的婚姻关系,因此,法院判决、调解离婚后,当事人不需要再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手续,故该局婚姻登记机关无法满足其诉求;全国婚姻登记系统与其他部门共享的是婚姻登记信息,无法帮申请人通过直接更改婚姻状况的方式实现信息共享。2021年5月28日,周某再次向溧水区民政局提出要求调整婚姻登记系统的婚姻状况,如不同意则要求进行行政复议。溧水区民政局电话联系周某,答复对其诉求无法满足,并告知了周某申请行政复议的途径和方式。
2021年6月11日,南京市民政局立案受理周某的行政复议申请,经审查,于2021年8月2日作出〔2021〕宁民行复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驳回周某对溧水区民政局的行政复议申请。周某遂提起行政诉讼。
江苏省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7日作出(2021)苏0192行初1096号行政判决:撤销被告南京市民政局作出的〔2021〕宁民行复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被告溧水区民政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按照(2020)苏0191民初3138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对婚姻登记信息系统中原告周某的婚姻信息采取更正措施。南京市民政局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6日作出(2023)苏01行终101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溧水区民政局是否具有对周某的申请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婚姻登记工作规范》对档案信息的录入等作了进一步的规范,并未超出《婚姻登记条例》的范围。《婚姻登记工作规范》系民政部为加强婚姻登记规范化管理,维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婚姻登记条例》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婚姻登记机关在履职中应予执行。根据以上规定,周某与案外人余某某在江宁开发区法院诉讼形成的(2020)苏0191民初3138号民事调解书的内容,系婚姻登记档案的一部分。婚姻登记机关应将法院生效文书复印件存档并将相关信息录入婚姻登记信息系统。溧水区民政局作为县级政府的民政部门,也是婚姻登记机关,具有对周某的申请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
关于溧水区民政局是否应当对周某的婚姻信息进行更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条第一、二款规定,溧水区民政局将其掌握的周某的婚姻登记档案信息电子化,并提供给周某或者其他机关进行查阅,该信息属于周某的个人信息,依法应受法律保护。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自然人可以依法向信息处理者查阅或者复制其个人信息;发现信息有错误的,有权提出异议并请求及时采取更正等必要措施。该条理应包括个人发现其个人信息不准确或者不完整的,有权请求个人信息处理者更正、补充之义。据此,个人信息处理者负有保证个人信息准确、完整的义务,因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信息处理活动导致其个人信息不完整时,个人请求更正、补充其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对其个人信息予以核实,并及时更正、补充。
本案中,周某在电子平台查询的其个人婚姻登记信息,系由溧水区民政局提供。周某查询到的其个人婚姻信息,目前仍显示为其结婚登记信息,虽然该信息真实,但对周某的全部婚姻信息而言,该内容并不完整。周某于2020年8月经法院调解离婚,其个人婚姻信息已发生变化,其有权要求溧水区民政局对其个人婚姻信息予以更新。根据溧水区民政局当时使用的江苏省婚姻登记管理信息系统“法院记录查询”模块,以周某的身份证号码进行查询,显示在(2020)苏0191民初3138号案件中,周某与案外人余某某解除婚姻关系。审理中,溧水区民政局也认可,江开区法院已将该案件信息共享至溧水区民政局。(2020)苏0191民初3138号案件结果反映的内容是周某婚姻信息的一部分,如果不补充该部分婚姻信息,会导致周某的个人信息不完整。婚姻信息是个人信息的重要内容,在办理个人相关事务时,该信息为必须,如该信息不完整,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周某个人权益的实现。故溧水区民政局在接到周某的申请后,应及时对周某的婚姻登记信息采取更正措施,其对周某的申请未予处理,构成了不履行法定职责。南京市民政局作出的复议决定对溧水区民政局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未予纠正,依法应予撤销。
裁判要旨
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婚姻登记机关具有对公民婚姻登记信息进行归集、整合、共享的法定职责。当事人持生效裁判文书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更正婚姻登记信息,婚姻登记机关以当事人并非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为由,拒绝归集、整合的,构成不履行法定职责,人民法院应当判决婚姻登记机关更正相关信息。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37条
《婚姻登记条例》第2条、第16条
一审:江苏省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2021)苏0192行初1096号行政判决(2022年12月7日)
二审: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苏01行101号行政判决(2023年6月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郭某爱等364人诉陕西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2024-12-3-016-009 · (2019)陕71行初573号 ·
行政行政复议不履行法定职责复议中止恢复复议审理可诉性
裁判要旨:在直接针对复议中止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中,复议机关在中止事由消除后未及时恢复复议程序,会对当事人进一步寻求司法救济产生非正常的阻断,进而对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不法侵害,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当事人的起诉并判令复议机关履行复议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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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复议/不履行法定职责/复议中止/恢复复议审理/可诉性
基本案情
2018年5月25日,郭某爱等364人向陕西省人民政府邮寄《行政复议申请书》,请求撤销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莲湖区工某村友某村颜某堡村周家围墙村四村城中村改造涉及集体土地转为国家所有的确权决定》(市国土发〔2018〕28号,以下简称《28号确权决定》),陕西省人民政府收到该行政复议申请后,经审查决定受理。2018年6月1日,陕西省人民政府作出《提出答复通知书》,要求西安市人民政府对该行政复议申请作出书面答复并提交相关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2018年6月11日,西安市人民政府作出答复。2018年7月25日,陕西省人民政府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并依法向郭某爱等364人送达。2018年8月16日,陕西省人民政府作出《中止行政复议通知书》(陕政复中字〔2018〕9号),并依法向郭某爱等364人送达。中止期间,陕西省人民政府与西安市人民政府进行了沟通,但调解未能成功。2019年1月2日,郭某爱等364人因协调未成向陕西省人民政府递交恢复行政复议审理的申请,陕西省人民政府收到申请后未恢复复议审理。2019年7月,郭某爱等364人提起本案诉讼,要求陕西省省政府履行法定职责。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19年12月6日作出(2019)陕71行初573号行政裁定:驳回郭某爱等364人的起诉。郭某爱等364人不服,提起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5日作出(2020)陕行终284号行政裁定:一、撤销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9)陕71行初573号行政裁定;二、本案指令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继续审理。案件指令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继续审理后,陕西省人民政府恢复了复议审理程序,因经政府协调,相关诉求得到妥善处理,郭某爱等364人撤回了复议申请和起诉。陕西省人民政府于2020年9月1日作出陕政复终字〔2020〕7号行政复议终止决定;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21年6月7日作出(2021)陕71行初1175号行政裁定,准许郭某爱等364人撤回起诉。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郭某爱等364人起诉陕西省人民政府未就其复议申请及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不作为行为违法,该请求是起诉陕西省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诉讼理由之一。本案焦点问题涉及及时作出复议决定是否属于复议机关法定职责、未及时作出复议决定是否可诉、确认怠于履行复议职责违法是否等同于对复议中止行为合法性审查三个方面。
一、关于及时作出复议决定是否属于复议机关的法定职责
法定职责是指行政主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规章的规定或授权进行与其职权范围一致的某些行政管理活动,以实现行政主体具体行政管理职能所应承担的法定职责内容和责任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条对复议机关及其职责作出了具体规定,第三十一条亦对复议机关行政复议审理期限作出了规定。据此,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是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程序中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复议机关不受理复议申请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作出复议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立案。”据此,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复议决定属于复议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
二、关于未及时作出复议决定是否可诉
未及时作出复议决定存在逾期作出复议决定和怠于作出复议决定两种表现形式。逾期作出复议决定指的是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但违反了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的复议审理期限,属于程序性违法。怠于作出复议决定是指一直未作出复议决定、无正当理由不作出复议决定等一系列不作为行为,怠于作出复议决定与逾期作出复议决定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最终作出了复议决定。关于上述两种行为的审查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二款针对的是复议机关最终作出了复议决定但属于逾期作出,该合法性审查属于事后审查,而对未作出复议决定的审查,即对怠于作出复议决定行为的审查属于事中审查,可能存在司法审查过早干预行政机关复议程序的可能,因而人民法院一直采取审慎处理的态度,对怠于作出复议决定的行为提起的诉讼一般会裁定驳回起诉。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目的在于要求复议机关对复议申请人的复议申请及时作出复议决定,防止复议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因“久拖不决”而扩大复议申请人的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行政复议中止的原因消除后,应当及时恢复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上述规定是对未及时作出复议决定的否定性评价。结合行政复议法第三十一条“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规定可以看出,复议机关怠于作出复议决定的行为与该规定的精神相悖。为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复议机关怠于履行复议职责,故将其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符合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的立法宗旨。
三、确认怠于履行复议职责违法是否等同于对中止复议行为合法性审查
根据行政复议法及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复议机关在复议程序中可以依法中止复议程序,待中止事由消失后恢复复议程序。通常情况下,复议中止行为仅是复议程序中的过程性行为,并非最终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不会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最终发生法律效力和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系中止事由消失后复议机关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因此,复议机关中止复议程序的行为通常不被认为属于行政诉讼应当受理的“行政行为”的范畴。虽然单一的复议中止行为通常不构成怠于履行复议职责,但该未履职行为是由受理复议申请后中止复议审理、中止事由消除后不及时恢复复议审理、恢复审理后不及时作出复议决定等多个事实状态组成。可见,怠于履行复议职责行为与中止复议行为的构成要件并不相同,不能将当事人所诉的怠于履行复议职责行为违法等同于对中止复议行为不服,因而,对要求履行复议法定职责的诉讼应区别于直接针对复议中止行为提起的诉讼。复议机关在中止事由消除后不及时恢复复议程序,实际上会对当事人进一步寻求司法救济产生非正常的阻断,势必会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不法的侵害,特别是在复议中止时间已极为不合理的情况下,中止行为必将对复议申请人合法权利的保护造成延宕。因此,为有效保护复议申请人合法权利,复议申请人对怠于履行复议职责的行为依法提起诉讼。由此可见,及时作出复议决定属于复议机关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复议申请人不服复议机关未作出复议决定的行为提起的诉讼,不能断然认为不属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本案中,陕西省人民政府于2018年5月25日受理郭某爱等364人的复议申请后,于2018年8月16日以案情复杂需要协调化解为由,作出中止行政复议决定。2019年1月2日,郭某爱等364人因案件协调无果不再愿意协调,向陕西省人民政府提出恢复审理的申请,但陕西省人民政府一直未恢复审理。2019年7月郭某爱等364人提起本案诉讼直至本案二审的近一年时间里,陕西省人民政府迟迟未作出复议决定,该期限已经超过合理的限度,已构成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不作为,但对怠于履职的行为如何评判,需在案件进入实体审理后查明未恢复的原因才能作出判断。综上,上诉人郭某爱等364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一审裁定驳回起诉错误,依法应予撤销。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在直接针对复议中止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中,复议机关在中止事由消除后未及时恢复复议程序,会对当事人进一步寻求司法救济产生非正常的阻断,进而对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不法侵害,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当事人的起诉并判令复议机关履行复议职责。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3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4条、第62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3条、第3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41条第2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56条第2款
一审: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9)陕71行初573号行政裁定(2019年12月6日)
二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陕行终284号行政裁定(2020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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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某蓉诉泸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2024-12-3-016-010 · (2016)川05行初15号 ·
行政行政复议内部层级监督一级复议督促履职不可诉
裁判要旨:当事人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向行政复议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复议行为,该行为实际是要求上级机关履行层级监督的职责,上级机关不启动层级监督,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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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复议/内部层级监督/一级复议/督促履职/不可诉
基本案情
2015年7月30日,沈某蓉从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检察院获悉,其房屋被泸州市国土资源局和江阳区人民政府张坝景区办事处强制拆除。同年9月12日,沈某蓉向江阳区人民政府申请对张坝景区办事处的强制拆除行为进行行政复议,江阳区人民政府于同月20日作出泸江复决字〔2015〕第6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沈某蓉于同月30日向泸州市人民政府提起申请,请求确认江阳区人民政府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的行为违法,责令江阳区人民政府受理行政复议申请。泸州市人民政府作出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沈某蓉遂诉至法院,请求确认:江阳区人民政府、泸州市人民政府分别作出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的行政行为违法。
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1日作出(2016)川05行初15号行政裁定:驳回沈某蓉对四川省泸州市人民政府的起诉。后,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继续审理沈某蓉诉江阳区人民政府不履行复议职责过程中,因沈某蓉无正当理由拒绝宣读诉状或者陈述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5日作出(2016)川05行初15号之一行政裁定:本案按撤诉处理。宣判后,沈某蓉提出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4日作出(2016)川行终871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五条、第九条、第十九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除法律规定为最终裁决的外,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对行政复议机关决定不予受理不服的,应当在收到不予受理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行政诉讼。
本案中,江阳区人民政府作为沈某蓉申请复议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机关,其作出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若沈某蓉不服该复议决定,可依上述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的,上级行政机关应当责令其受理;必要时,上级行政机关也可以直接受理。沈某蓉对江阳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服,向泸州市人民政府请求确认江阳区人民政府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违法,并责令江阳区人民政府受理行政复议的申请,系请求上级行政机关对行政复议机关行政复议工作履行监督职能,但此种监督职能系基于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层级监督关系而形成。上级行政机关不改变或者不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及下级人民政府决定、命令的,一般并不直接设定当事人新的权利义务,并不直接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当事人可以通过直接起诉所属工作部门或者下级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来维护合法权益,即沈某蓉可以通过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江阳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寻求救济。在存在更为有效便捷的救济方式的情况下,当事人坚持起诉上级行政机关不履行层级监督职责,不具有权利保护的必要性和实效性,也不利于纠纷的及时解决,且易形成诉累。因此,泸州市人民政府是否受理当事人的申请、是否启动层级监督程序、是否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及下级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等,不属司法审查范畴。
此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是法律赋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但我国实行的是一级复议制度,法律并没有规定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还可以向其上一级行政机关再次申请行政复议。沈某蓉对行政复议机关江阳区人民政府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服,可就此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进行救济,其再次向泸州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显然违反了国家对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衔接的制度安排。对于明显违反一级复议制度的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可以口头释明,建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等法律规定维护自己权利;申请人对此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不予立案,或者在立案之后裁定驳回起诉。因此,沈某蓉对泸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驳回沈某蓉的起诉并无不当。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当事人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向行政复议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复议行为,该行为实际是要求上级机关履行层级监督的职责,上级机关不启动层级监督,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2023年修订)第10条、第20条、第34条、第35条(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5条、第9条、第19条、第20条)
一审: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川05行初15号行政裁定(2016年3月21日)
二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行终871号行政裁定(2016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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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诉江苏省宝应县国家税务局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案
2024-12-3-016-012 · (2017)苏1084行初123号 ·
行政行政复议内部行政行为外部化可复议性
裁判要旨:行政机关之间委托案件协查的内部通知、所附线索材料,属于过程性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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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复议/内部行政行为/外部化/可复议性
基本案情
第三人江苏省宝应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宝应国税稽查局)于2016年11月向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张店国税稽查局)发出《协查函》《案件协查基本情况表》《已证实虚开通知单》、510张发票的明细单等文书材料,其中《协查函》主要是就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实施犯罪行为请求张店国税稽查局开展协查取证工作;《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内容为:“经查证,现将已证实虚开的发票510份、涉案发票开票金额人民币49916528.47元(币种下同)、税额8485810.67元、价税合计58402339.14元告知你局,请按有关规定处理,并将有关情况及税务处理结果反馈我局。”另附发票明细清单。
张店国税稽查局收到上述材料后,于2016年12月5日立案,《税务稽查立案审批表》中载明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涉嫌税收违法”;并于同日向检查科下发《税务稽查任务通知书》,决定对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检查;于同日制作《税务稽查项目书》,分析意见栏载明“可能存在少缴增值税”;同日向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税务检查通知书》《询问通知书》,拟对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会计出纳、业务员、仓库保管员进行询问;并于2016年12月22日、2016年12月27日、2017年1月6日实际对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会计沈某、业务员刘某、经理范某某各作《询问笔录》1份;于2017年1月6日制作《税务稽查工作底稿(一)》,对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2016年1-3月的应交税费、进项税、凭证号码、抵扣增值税发票进项税、银行存款、借方金额作了记载;于2017年1月7日制作《税务稽查工作底稿(二)》,对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案涉510份发票涉及金额、进项税额、申报抵扣额等进行了阐述,并对经过查看账簿记载、询问法定代表人、会计、业务员后的情况亦作了阐述;于2017年8月31日制作《税务稽查审理报告》,“审理意见”部分就“检查人员查明的事实及相关证据”、“审理认定的事实及相关证据”作了详细阐述;于2017年9月4日向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作出张国税稽处[2017]4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决定追缴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已抵扣的增值税税款8485810.67元,同时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对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收到上述《税务处理决定书》后,于2017年9月30日向江苏省宝应县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宝应国税局)邮寄了《行政复议申请书》,请求撤销上述《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宝应国税局于2017年10月12日作出《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内容为:被申请人向张店国税稽查局发出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系被申请人依据《税收违法案件发票协查管理办法(试行)》(税总发[2013]66号)第九条之规定向张店国税稽查局发出的系统内部协查信息。该协查信息不属于《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国家税务总局令21号)第十四条规定的复议受案范围。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四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本机关决定不予受理。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不服宝应国税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提起诉讼。
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6日作出(2017)苏1084行初123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当事人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争议焦点为宝应国税稽查局作出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有无产生外部法律效力,即有无“外部化”。
第一,《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属于内部行政行为。《税收违法案件发票协查管理办法(试行)》(税总发[2013]66号)第九条规定:“已确定虚开发票案件的协查,委托方应当按照受托方一户一函的形式出具《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及相关证据资料,并在所附发票清单上逐页加盖公章,随同《税收违法案件协查函》寄送受托方。通过协查信息管理系统发起已确定虚开发票案件协查函的,委托方应当在发送委托协查信息后5个工作日内寄送《已证实虚开通知单》以及相关证据资料。”根据上述条款,从文书类型的角度看,《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属于异地税务机关之间的协查文件,仅供税务机关内部使用,并不直接送达行政相对人,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并不产生直接影响。受托方税务稽查局在收到《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后对下游企业展开调查,以调查下游企业是否存在税收违法行为。从形式上看,《已证实虚开通知单》仅作为税务机关的内部行政公文,是委托案件协查的内部文件,属于“内部行政行为”,原则上不属于法定的行政复议受案范围或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即不具有可复议性或可诉性。
第二,内部行政行为“外部化”后在特定条件下具有可复议性或可诉性。内部行政行为外部化是指内部行政行为作出的本意是不对外产生法律效力,但其实施对行政机关以外的行政相对人产生了实际影响,其效力超出了机关内部的范围。内部行政行为不可复议或诉讼,理论上的重要依据之一即内部行政行为并未对外产生法律效力,对行政相对人的实际权利义务没有产生实际影响。但内部行政行为外部化后,即内部行政行为对外被付诸实施、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内部行政行为就会发生法律性质的改变,转变为可复议或可诉的行政行为,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或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第三,本案《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并未产生外部法律效力,即内部行政行为并未“外部化”。根据《税收违法案件发票协查管理办法(试行)》(税总发[2013]66号)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托方应当按照《税务稽查工作规程》有关规定立案检查:(一)委托方已开具《已证实虚开通知单》的。”本案中,下游张店国税稽查局收到上游宝应国税稽查局发出的《协查函》《已证实虚开通知单》等文书材料后,根据上述规定进行立案检查,立案检查之初仅认定原告“涉嫌税收违法”“可能存在少缴增值税”,后经检查,即查看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账簿记载、询问该公司会计沈某、业务员刘某、经理范某某等,并根据案涉510张发票的明细单、进项税额抵扣证明、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银行存款交易明细报表等证据,经审理,最终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存在违法事实,少缴增值税进项税额8485810.67元,并决定予以追缴。综上,可知张店国税稽查局仅将宝应国税稽查局作出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作为线索,对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开展立案检查,然后根据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税务违法情况作出的处理,而非直接凭据《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向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即《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并未对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换言之,张店国税稽查局并非直接将《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对外付诸实施、实际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故《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并未由内部行政行为外化为外部行政行为。
综上,案涉《已证实虚开通知单》作为税务机关内部文书,属于内部行政行为,在本案中并未因张店国税稽查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而产生外部法律效力,便不具有可复议性或可诉性,故被告宝应国税局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并无不当。
裁判要旨
行政机关之间委托案件协查的内部通知、所附线索材料,属于过程性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1条第2款第5项
一审: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法院(2017)苏1084行初123号行政判决(2018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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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革诉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强制执行案
2024-01-3-003-001 · (2017)691号 ·
行政强制执行生效裁判执行受案范围
裁判要旨: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执行行为,是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性质上属于人民法院司法行为的延伸,当事人要求对行政机关协助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实质上系要求人民法院对已被生效裁判羁束的争议进行审查,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如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协助执行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应当以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对象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主张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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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强制执行/生效裁判/执行/受案范围
基本案情
因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申请强制执行津红政房征补(2017)691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津0106行审692号行政裁定,认为津红政房征补(2017)691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经诉讼审理,已被确认合法性,具有法定执行效力,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已向王某革进行了催告并提供了周转房,但王某革在限定期限内仍未履行搬迁义务,符合强制执行法定条件,裁定准予执行津红政房征补(2017)691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由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现王某革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强制拆迁房屋行为及执行方式违法。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6月17日作出(2019)津01行初190号行政裁定,认为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依据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裁定实施的准予执行的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裁定对其起诉不予立案。王某革不服,提出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8日作出(2019)津行终188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王某革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日作出(2020)最高法行申12321号行政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七项规定,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行政机关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实施的除外。本案中,因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申请强制执行津红政房征补(2017)691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津0106行审692号行政裁定,准予执行上述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由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故王某革所诉行为是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定作出的执行行为,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审裁定不予立案,二审裁定驳回上诉,均无不当。
裁判要旨
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执行行为,是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性质上属于人民法院司法行为的延伸,当事人要求对行政机关协助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实质上系要求人民法院对已被生效裁判羁束的争议进行审查,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如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协助执行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应当以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对象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主张救济。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49条第4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1条第2款第7项
一审: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津01行初190号行政裁定(2019年6月17日)
二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津行终188号行政裁定(2019年9月28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12321号行政裁定(2020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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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某某诉某交警大队行政强制措施案
2024-12-3-002-001 · (2022)鲁0102行初846号 ·
行政行政强制措施扣留车辆车辆所载货物处理权登记保管
裁判要旨:扣留车辆包括扣留违反一般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车辆和因收集证据需要扣留发生事故的车辆。车辆被扣留时车载物品的处理权并不当然属于交通管理部门,只有当客观上当事人无法自行处理或当事人放弃处理权时,才发生车载物品处理权的转移。准确判断车载物品处理权的归属可以帮助判断行政程序中相关的费用承担及赔偿主体。 1.车载货物第一顺位处理权主体系当事人。车载货物处于当事人能够自行处理的状态,当事人可能会有以下三种主观选择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完全处理,在此情形下,应当认为车载货物已经完全转移到当事人控制下,在当事人接管后,交通管理部门无需也无权对车载货物作出处理。第二种情形是完全不处理,在当事人存在处理可能性的情况下,当事人仍选择完全不处理,此时可以认为当事人放弃车载货物处理权,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接管,接管后应当对车载货物进行登记并妥善保管。第三种情形是部分处理,在交通管理部门告知其可以对车辆所载物品自行处理时,当事人同意处理,但仅取走部分物品。鉴于当事人对于车辆中所载物品的品类、数量以及状态是明知的,对于未取走的物品应当视为经当事人判断后无需再次处理,以及同意继续放置于车辆中。 2.对车载货物登记并妥善保管的前提系“当事人无法自行处理或者不自行处理”。此处对“无法自行处理”要做灵活认定,例如当事人为运载批量货物的司机或卖家,在车辆发生事故时,有部分货物因被挤压、卡住无法由当事人取出,即属于当事人无法自行处理的情形。或者货物虽可取出,但因没有适合运输的交通工具,实际无法及时运走,也属于当事人无法自行处理的情形。对于是否“无法自行处理”的认定,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把握合理行政及高效便民执法的原则。 3.从可行性及执法成本角度理解行政机关的变卖或拍卖义务。“法律不强人所难”,既包括不强相对人所难,也应当包括不强执法机关所难。对于被扣留的家用小轿车中的少量物品,相对人自行带走或处理,完全在其能力范围内。而在相对人拒绝带走或故意不处理的情况下,如要求交警部门必须履行组织变卖或拍卖程序,从现实可行性和执法成本等各方面考量,均达到了强人所难的程度。 4.车载货物的处理权移交至交通管理部门后,交通管理部门对其中达到一定数量规模的容易腐烂、损毁、灭失或者其他不具备保管条件的物品,经批准后,可以在拍照或者录像后变卖或者拍卖,变卖、拍卖所得按照有关规定处理。此处虽然法律条文中使用“可以”的表述,但应当认为该条款实际已经赋予了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和妥善处理的义务,仅是在处理方式上“可以”做多种选择,以实现妥处效果。未进行登记和妥善处理造成货物毁损、灭失的,仍构成程序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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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强制措施/扣留车辆/车辆所载货物/处理权/登记保管
基本案情
2022年2月14日22时许,某交警大队执勤人员在现场检查过程中发现卢某某存在酒后驾车、未随车携带行驶证、且在驾驶证被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在依法向卢某某告知违法行为的基本事实、拟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依据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并听取其陈述和申辩后,某交警大队依法作出扣留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并告知卢某某持相关证件在15日内到天桥大队接受处理。扣留车辆时,某交警大队依法告知卢某某取走车上贵重物品。卢某某妻子胡某某从车上取下一些物品后,与卢某某离开现场,车上衣服和食品等物品未被取走。卢某某一直未到某交警大队接受处理,后部分食品已过期或变质,衣服等物品未损坏。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13日作出(2022)鲁0102行初846号行政判决,驳回卢某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卢某某提出上诉。2023年8月30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30日作出(2023)鲁01行终671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交警大队对卢某某作出扣留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符合法律规定。关于赔偿问题,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被扣车辆上的物品,应以通知当事人自行处理为原则。对于当事人无法自行处理或者不自行处理的容易腐烂、损坏、灭失或者其他不具备保管条件的物品,需经过批准后进行变卖或者拍卖处理,但前提是货物本身具有实施变卖、拍卖的可能性和经济性。本案中,卢某某被扣留的车辆系家用小型汽车,不可能运载批量货物,其随车少量衣物及食品均可自行带走,且某交警大队已对其作出告知。车载物品除2桶大闸蟹、一桶鸡蛋和一提猪肉为生鲜食材外,其余物品都具有较长的保质期,不会在15天的处理期限内发生损毁。卢某某在明知车上有易变质食品、某交警大队已告知其取回、卢某某也具备当场取回的条件的情况下,仍未取走相关物品,放任部分食材损毁,其应对车内物品损失承担责任。
综上,某交警大队作出的扣留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卢某某明知车上有易变质的食品仍放任未取走,应自行承担责任,原审判决对卢某某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正确。
裁判要旨
扣留车辆包括扣留违反一般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车辆和因收集证据需要扣留发生事故的车辆。车辆被扣留时车载物品的处理权并不当然属于交通管理部门,只有当客观上当事人无法自行处理或当事人放弃处理权时,才发生车载物品处理权的转移。准确判断车载物品处理权的归属可以帮助判断行政程序中相关的费用承担及赔偿主体。
1.车载货物第一顺位处理权主体系当事人。车载货物处于当事人能够自行处理的状态,当事人可能会有以下三种主观选择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完全处理,在此情形下,应当认为车载货物已经完全转移到当事人控制下,在当事人接管后,交通管理部门无需也无权对车载货物作出处理。第二种情形是完全不处理,在当事人存在处理可能性的情况下,当事人仍选择完全不处理,此时可以认为当事人放弃车载货物处理权,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接管,接管后应当对车载货物进行登记并妥善保管。第三种情形是部分处理,在交通管理部门告知其可以对车辆所载物品自行处理时,当事人同意处理,但仅取走部分物品。鉴于当事人对于车辆中所载物品的品类、数量以及状态是明知的,对于未取走的物品应当视为经当事人判断后无需再次处理,以及同意继续放置于车辆中。
2.对车载货物登记并妥善保管的前提系“当事人无法自行处理或者不自行处理”。此处对“无法自行处理”要做灵活认定,例如当事人为运载批量货物的司机或卖家,在车辆发生事故时,有部分货物因被挤压、卡住无法由当事人取出,即属于当事人无法自行处理的情形。或者货物虽可取出,但因没有适合运输的交通工具,实际无法及时运走,也属于当事人无法自行处理的情形。对于是否“无法自行处理”的认定,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把握合理行政及高效便民执法的原则。
3.从可行性及执法成本角度理解行政机关的变卖或拍卖义务。“法律不强人所难”,既包括不强相对人所难,也应当包括不强执法机关所难。对于被扣留的家用小轿车中的少量物品,相对人自行带走或处理,完全在其能力范围内。而在相对人拒绝带走或故意不处理的情况下,如要求交警部门必须履行组织变卖或拍卖程序,从现实可行性和执法成本等各方面考量,均达到了强人所难的程度。
4.车载货物的处理权移交至交通管理部门后,交通管理部门对其中达到一定数量规模的容易腐烂、损毁、灭失或者其他不具备保管条件的物品,经批准后,可以在拍照或者录像后变卖或者拍卖,变卖、拍卖所得按照有关规定处理。此处虽然法律条文中使用“可以”的表述,但应当认为该条款实际已经赋予了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和妥善处理的义务,仅是在处理方式上“可以”做多种选择,以实现妥处效果。未进行登记和妥善处理造成货物毁损、灭失的,仍构成程序违法。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5条、第99条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24条、25条、28条
一审: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22)鲁0102行初846号行政判决(2023年4月13日)
二审: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鲁01行终671号行政判决(2023年8月3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陈某芳诉钦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钦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复议案
2024-12-3-002-003 · (2022)桂0703行初35号 ·
行政行政强制措施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逾期不作处理行政违法
裁判要旨:行政机关采取先行登记保存证据措施应严格在期限内作出处理,延续登记保存和变相超期保存行为,甚至长时间未进行处理没有法律依据,行政执法程序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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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强制措施/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逾期不作处理/行政违法
基本案情
2022年1月29日,被告钦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下称市城管执法局)下属市城管执法支队一大队对钦州市钦南区广沿路、城西一街、城西二街进行巡查发现,原告陈某芳在广沿路与城西一街交汇处占用公共场所摆卖家鸡,涉嫌违反《钦州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城管执法人员随即对原告进行口头教育,劝导其入室或入市场经营,不得乱摆卖影响市容。但原告未听从执法人员的教育劝导,在随后巡查中城管执法人员多次发现其继续占道经营。2022年2月15日,被告市城管执法局执法人员再次对前述区域开展市容整治,并由韦志伟、方国锋两名执法人员带领吴宁初、庞凤霞、符海、黄静等4名协管人员开展整治。当天,原告继续在原位置摆卖家鸡,执法人员两次对其劝导教育未果,随后执法人员依法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决定对原告摆卖使用的电子秤一把异地保存,并当场作出《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载明保存时间自2022年2月15日至2022年2月24日,保存方式为“异地保存”,保存地点“向阳街14号102室”。因原告拒绝签收文书,工作人员将《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放在原告摆卖鸡使用的笼子上。原告报警处理未果后,对被告市城管执法局对其采取先行登记措施异地保存电子秤一把的行政行为不服,于2022年4月8日向钦州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钦州市政府于2022年4月19日对原告作出《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要求原告补正行政复议申请材料后,于2022年5月10日受理,并向原告发出《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向被告市城管执法局发出《提出答复通知书》,向双方当事人发出《关于征求行政调解意愿的通知》。因案情复杂,被告钦州市政府决定延期审查,于2022年7月5日向双方当事人作出《行政复议案件延期通知书》,后于2022年8月3日作出49号《复议决定》,维持了被告市城管执法局作出的《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并依法通过邮政特快专递EMS向原告及被告市城管执法局送达相关法律文书。原告不服,诉至本院,请求:1.撤销被告市政府作出的49号行政复议决定,确认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违法;2.确认被告市城管局扣押原告的电子秤一把的行政行为违法;3.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损失2万元;4.诉讼费、诉讼成本费由被告共同承担。
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8日作出(2022)桂0703行初35号行政判决:一、确认被告钦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于2022年2月15日作出的编号G-2103645《行政执法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对原告陈某芳在钦州市钦南区广沿路与城西一街交汇处擅自占用公共用地摆卖鸡的电子秤一把作为证据进行登记保存长期未作处理的行政行为违法;二、撤销被告钦州市人民政府于2022年8月3日作出的钦政复决字〔2022〕4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三、责令被告钦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对上述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四、驳回原告陈某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一、被告市城管局对原告电子秤进行登记保存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以及是否可诉;二、被告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是否合法;三、原告诉请两被告共同赔偿的损失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关于先行登记保存行为是否合法及是否可诉的问题。根据查明事实,原告陈某芳占用公共场所摆卖家鸡,违反《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依照该条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可以责令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扣押经营的物品和与违法行为有关的工具,并可以予以行政处罚。因原告拒绝接受调查,被告市城管局对涉案电子秤先行登记保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被告市城管局适用法律正确。在执法程序方面,先行登记保存属于证据收集和保存行为,而非行政强制措施,其是一种执法手段,是行政行为中的一个环节,不是最终的处理结果,故一般情况下先行登记保存行为不具有可诉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法定的先行登记保存期限是七日,七日内行政机关应当作出具体处理。本案中,被告市城管局登记保存通知书上记载的保存时间明显超过法定的七日期限。而且,但被告市城管局采取先行登记保存证据后长时间未进行处理没有法律依据,明显不当,行政执法程序违法。原告作为涉案电子秤的实际权利人,因被告市城管局实施的超期先行登记保存行为对其权益已经产生了实际影响,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被告市城管局对原告电子秤的先行登记保存行为具有可诉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六)项规定,明显不当的行政行为,属于可撤销的行政行为。本案中,原告请求确认被告市城管局扣押电子秤一把的行政行为违法,未要求撤销,故原告要求确认该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市城管局还应当采取补救措施改变超期保存状态。二、关于被告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是否合法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市政府在受理原告行政复议申请过程中,对被告市城管局先行登记保存证据超期未作处理程序违法且无法律依据审查不细致,而作出维持先行登记保存证据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原告主张撤销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三、关于原告诉请两被告共同赔偿的损失2万元的问题。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受到损害的,行政相对人有权依法要求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国家赔偿实行法定原则,有关行政赔偿的范围、赔偿义务机关、方式和标准均由国家赔偿法明确规定。取得行政赔偿的前提是合法权益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害,其后果与违法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同时,对财产权侵害的赔偿范围仅限于造成合法权益损害的直接损失。所谓“直接损失”应是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现有财产的直接减少或灭失。本案中,原告要求两被告赔偿损失2万元,但未能提供造成其“直接损失”的证据,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行政机关采取先行登记保存证据措施应严格在期限内作出处理,延续登记保存和变相超期保存行为,甚至长时间未进行处理没有法律依据,行政执法程序违法。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56条
一审: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2022)桂0703行初35号判决(2022年11月2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上海某某家公寓管理有限公司诉上海市长宁区消防支队行政强制措施案
2024-12-3-002-004 · (2019)沪7101行初36号 ·
行政行政强制措施临时查封合法性审查行政强制措施
裁判要旨:消防临时查封措施作为行政强制措施的一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其执法程序、查封期限应当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制。消防临时查封期限届满后,行政机关未依法解除消防临时查封措施或未再次依法作出予以临时查封决定并依法送达的,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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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强制措施/临时查封/合法性审查/行政强制措施
基本案情
2017年7月27日,上海市长宁区消防支队(时名称为长宁公安消防支队,案件审理中因机构改革,更为上海市长宁区消防支队,以下简称长宁消防支队)对上海某某家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家公司)作出沪长公消封字〔2017〕第0037号临时查封决定,认定某某家公司存在擅自改变建筑物用途,将原来房屋性质为厂房的建筑改成规模性租赁式公寓使用,且未办理任何消防相关手续,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无证上岗;一到六楼的八人间的喷淋被遮挡无法正常使用;西侧封闭楼梯间未设置排烟设施等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行为,决定对上海市长宁区临新路XXX弄XX号楼某某家公司临新路分公司整幢楼(即涉诉房屋)临时查封,查封期限从2017年7月27日16时至2017年8月26日16时。因认为涉诉查封期满后长宁消防支队逾期未解涉诉查封违法,某某家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确认长宁消防支队逾期不解除涉诉查封的行为违法。
法院另查明,2017年10月,某某家公司向长宁消防支队提交申请书,表示因涉诉查封已期满,申请整改处理。庭审中,某某家公司提交一张照片复印件显示,长宁消防支队于2017年9月4日就涉诉房屋再行出具一临时查封决定,载明2017年8月30日长宁消防支队派员前往涉诉房屋进行消防监督检查后,再次查封涉诉房屋,查封期限2017年9月4日18时至2017年10月4日18时,但未前往涉诉房屋张贴封条。2017年10月23日,长宁消防支队以某某家公司在涉诉房屋存在改变建筑物用途不符合防火安全要求的行为,根据《上海市消防条例》的规定,对某某家公司作出二万元的行政处罚。
又查明,2018年3月,案外人上海某江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将某某家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其与某某家公司就涉诉房屋签订的租赁合同,并要求支付租金等。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于2019年8月27日作出(2019)沪7101行初36号行政判决,驳回某某家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某某家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3日作出(2019)沪03行终660号行政判决:一、撤销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19)沪7101行初36号行政判决;二、确认上海市长宁区消防支队对上海市长宁区临新路XXX弄XX号楼上海某某家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临新路分公司整幢楼作出沪长公消封字〔2017〕第0037号临时查封决定后逾期不解除查封的行为违法。长宁消防支队不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之后又申请撤回再审申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2日作出(2020)沪行申559号行政裁定,准许长宁消防支队撤回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某某家公司要求确认长宁消防支队逾期未解除查封行为违法,是否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一、查封期限届满后及时作出解除查封决定是消防部门的法定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及第二十八条的相关规定,行政机关决定实施查封的,应当制作并送达查封决定书。查封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可以延长。延长查封的决定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如不需要延长的,查封期限届满后,应当及时作出解除查封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临时查封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临时查封期限届满后,当事人仍未消除火灾隐患的,消防机构可以再次依法予以临时查封。
本案中,长宁消防支队作出涉诉查封决定,查封期限从2017年7月27日16时至2017年8月26日16时。但查封期限届满后,长宁消防支队并未延长该查封期限,其再次制作的查封期限为2017年9月4日18时至2017年10月4日18时的临时查封决定也未向当事人送达并张贴封条。因此,在没有延长涉诉查封期限、也未再次依法予以临时查封且已针对同样的违法行为作出人民币二万元罚款决定的情形下,长宁消防支队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及时作出解除查封决定。但涉诉查封期限届满后至提起诉讼,长宁消防支队仍未作出解除查封决定,违反了其法定义务,构成行政不作为。
二、长宁消防支队并无证据证实其已经作出解除查封决定。
长宁消防支队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并未规定解除查封决定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对此,法院认为,长宁消防支队认为其系以非书面方式作出解除查封决定的,应当进行举证,但本案中长宁消防支队并无相应证据提供。
三、某某家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起诉期限。
长宁消防支队认为,某某家公司知道且应当知道2017年8月27日长宁消防支队存在不出具解封法律文书的行为,但某某家公司直至2019年1月才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了法定的起诉期限。法院认为,本案中,长宁消防支队作出涉诉查封决定的主要理由之一是某某家公司擅自改变建筑物用途,将原来房屋性质为厂房的建筑改成规模性租赁式公寓使用,且未办理任何消防相关手续。该消防隐患并未在涉诉查封期限内消除,之后长宁消防支队也针对该消防违法行为作出罚款决定。因此,在涉诉临时查封期限届满后,长宁消防支队在未再次查封或延长查封期限的情形下,应当依职权主动作为,及时作出解除涉诉查封的决定。现长宁消防支队应当依职权作为而不作为,该不作为呈持续状态,故某某家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起诉期限。
四、本案判决履行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可以判决确认行政不作为行为违法。
需要指出,通过民事诉讼,某某家公司就涉案房屋签订的租赁合同已于2018年4月被法院判决解除,且该判决已生效,故法院再判决长宁消防支队对涉案房屋履行作为义务已无实际意义。长宁消防支队违反了其应当及时解除查封的法定义务,对某某家公司要求确认长宁消防支队逾期不作出解除查封行为违法的诉求,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某某家公司要求确认长宁消防支队逾期未解除查封行为违法,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将涉诉查封决定是否还具有查封效力作为审理的争议焦点,忽略了长宁消防支队应当在查封期限届满后依法积极作为的法定义务,原审判决驳回当事人诉讼请求错误,应予纠正。
裁判结果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于2019年8月27日作出(2019)沪7101行初36号行政判决,驳回某某家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某某家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3日作出(2019)沪03行终660号行政判决:一、撤销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19)沪7101行初36号行政判决;二、确认上海市长宁区消防支队对上海市长宁区临新路XXX弄XX号楼上海某某家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临新路分公司整幢楼作出沪长公消封字〔2017〕第0037号临时查封决定后逾期不解除查封的行为违法。长宁消防支队不服,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之后又申请撤回再审申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2日作出(2020)沪行申559号行政裁定,准许长宁消防支队撤回再审申请。
裁判要旨
消防临时查封措施作为行政强制措施的一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其执法程序、查封期限应当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制。消防临时查封期限届满后,行政机关未依法解除消防临时查封措施或未再次依法作出予以临时查封决定并依法送达的,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25条、第27条、第28条
二审: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3行终660号行政判决(2020年2月3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绵阳高新区某某饭店诉绵阳高新区普明街道办事处、第三人石某铺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三人田某某行政强制执行案
2024-12-3-003-001 · (2022)川0724行初1号 ·
行政行政强制执行主体资格强制拆除房屋或者设施房屋租赁
裁判要旨:涉征收拆迁类行政案件中,房屋承租人的原告主体资格认定问题。房屋作为涉及被征收人重大切身利益的重要财产,不仅具有居住功能,亦有出租收益功能。当被征收拆迁房屋已出租时,与房屋具有利益关系的不仅是房屋所有人,还包括承租人。此种情况下,判断征收房屋案件的利害关系,应当充分考虑房屋实际使用人的合法权益。若承租人在被征收的房屋上有不可分割的添附或依法独立在承租房屋开展经营活动,强制拆除房屋行为可能对承租人在房屋上的添附、承租人屋内物品或其正当行使的经营权造成不同于其他人的特别损害或实际影响,则应当认定其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确认其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 居民委员会是居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接受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政府及其派出机关的指导,亦协助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政府及其派出机关开展工作。居民委员会在进行居民事务管理服务的同时,许多事务或与行政管理相关联,或是在协助政府及其派出机关开展工作过程中,实际参与到部分行政行为。但应注意,居民委员会并不是行政机关,与政府也并非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了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行使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行政职权时可以作为被告。因此,社区居民委员会并无进行房屋征收与补偿及强制拆除房屋的法定职权,故也不应作为共同被告,进而确认其行为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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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强制执行/主体资格/强制拆除房屋或者设施/房屋租赁
基本案情
绵阳高新区某某饭店诉称:2014年7月,第三人石某铺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石某铺居委会)和第三人田某某签订场地租用协议,将某小学一处荒地租赁给田某某使用。后田某某在该场地上修建房屋,并租赁给李某某使用。李某某承租后,注册成立绵阳高新区某某饭店,一直经营至2021年8月。租赁期间,绵阳高新区某某饭店投入资金以维修房屋及场地。绵阳高新区普明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普明街道)于2021年11月18日非法强拆其合法使用的房屋及场地,故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确认案涉强制拆除行为违法无效;2.诉讼费用由普明街道和石某铺居委会、田某某负担。
普明街道辩称:1.绵阳高新区某某饭店不属于征收补偿对象,普明街道没有对其房屋及设施进行拆除;2.绵阳高新区某某饭店不具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故请求裁定驳回起诉。
石某铺居委会述称:社区是居民自治组织,不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请求裁定驳回起诉。
田某某述称:绵阳高新区某某饭店在承包田某某房屋场地期间,并没有告知其对房屋、场地进行添附和投资,故普明街道仅就田某某的财物进行了拆迁补偿。请求裁定驳回起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石某铺居委会和田某某签订场地租用协议,将涉案土地租赁给田某某使用。田某某在该场地修建房屋及设施后,又将房屋及设施出租给李某某,租期四年,后续租协议期至2021年6月30日。李某某承租房屋后注册成立了绵阳高新区某某饭店。2021年11月18日,案涉房屋及设施被强制拆除。
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9日作出(2022)川0724行初1号行政判决:确认拆迁绵阳高新区某某饭店的行为无效。普明街道、石某铺居委会提起上诉。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8日作出(2022)川07行终245号行政判决:一、撤销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人民法院(2022)川0724行初1号行政判决;二、确认普明街道强制拆除绵阳高新区某某饭店经营场所的房屋及设施行为违法。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只要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就具有原告资格。房屋征收案件中,若承租人在被征收的房屋上有不可分割的添附或依法独立在其承租房屋开展经营活动,强制拆除房屋行为就有可能对承租人在房屋上的添附、承租人屋内物品或其正当行使的经营权造成不同于其他人的特别损害或不利影响,应当认为承租人与该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具有原告资格。故绵阳高新区某某饭店与强制拆除房屋的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根据普明街道与田某某签订补偿协议的事实,可以认定某普明街道系案涉房屋征收及补偿的实施主体。而石某铺居委会虽然参与实施拆除行为,但其作为群众自治组织,不具有房屋征收及补偿、强制拆除房屋的法定职权,亦不具备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主体资格,故应认定案涉强制拆除房屋行为系其协助普明街道实施,而不应将石某铺居委会作为行政诉讼共同被告确认行为违法。普明街道陈述案涉房屋所属土地在1992年已经征收,属于国有土地。因此,本案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应当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之规定,普明街道既没有与实际经营的绵阳高新区某某饭店协商拆迁补偿事宜,又未给予绵阳高新区某某饭店合理的撤离搬迁时间,即由石某铺居委会协助普明街道实施了强制拆除房屋及设施设备行为,故普明街道的行为违法。
裁判要旨
涉征收拆迁类行政案件中,房屋承租人的原告主体资格认定问题。房屋作为涉及被征收人重大切身利益的重要财产,不仅具有居住功能,亦有出租收益功能。当被征收拆迁房屋已出租时,与房屋具有利益关系的不仅是房屋所有人,还包括承租人。此种情况下,判断征收房屋案件的利害关系,应当充分考虑房屋实际使用人的合法权益。若承租人在被征收的房屋上有不可分割的添附或依法独立在承租房屋开展经营活动,强制拆除房屋行为可能对承租人在房屋上的添附、承租人屋内物品或其正当行使的经营权造成不同于其他人的特别损害或实际影响,则应当认定其与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确认其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
居民委员会是居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接受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政府及其派出机关的指导,亦协助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政府及其派出机关开展工作。居民委员会在进行居民事务管理服务的同时,许多事务或与行政管理相关联,或是在协助政府及其派出机关开展工作过程中,实际参与到部分行政行为。但应注意,居民委员会并不是行政机关,与政府也并非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了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行使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行政职权时可以作为被告。因此,社区居民委员会并无进行房屋征收与补偿及强制拆除房屋的法定职权,故也不应作为共同被告,进而确认其行为违法。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1款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8条第1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24条第1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确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第2款
一审: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人民法院(2022)川0724行初1号行政判决(2022年6月29日)
二审: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川07行终245号行政判决(2022年11月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田某诉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外街道办事处行政强制执行案
2024-12-3-003-002 · (2021)京0101行初19号 ·
行政行政强制执行强制拆除房屋责令限期拆除违法性继承实质审查
裁判要旨:在对建成时间较早、存续期间规划等管理规范发生变化的建筑物或构筑物的性质进行认定时,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考虑建筑物或构筑物的形成年代、法律规范变更情况、行政管理状况、实际使用状况等因素,不能简单以审批手续不全为由,一律认定为违法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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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强制执行/强制拆除房屋/责令限期拆除/违法性继承/实质审查
基本案情
田某在北京市东城区某号院内有房屋5间(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其中北房3间,南房2间,均由田某之父田某海(已去世)于1984年之前建成。田某之姐田某香居住使用其中2间南房,田某居住使用北房西数第1间,另外2间北房自田某海去世后闲置。2020年6月12日,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外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永定门外街道办事处)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东城分局(以下简称规自委东城分局)致函,要求对涉案房屋是否取得规划许可予以认定。同年6月15日,规自委东城分局作出规划复函,认定涉案房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7月6日,永定门外街道办事处作出《限拆告知书》并张贴在涉案房屋门上,要求涉案房屋居民7月9日前自行拆除涉案房屋。田某及其他居住使用某号院内房屋的人员未自行拆除。7月10日,永定门外街道办事处对涉案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拆除前,某公证处进行了现场公证,对房屋内的物品进行了清点、封存及搬运,将物品搬运至周转房保存。田某不服,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永定门外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某号院内全部房屋的行为违法。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5日作出(2021)京0101行初19号行政判决:一、确认永定门外街道办事处于2020年7月10日对田某使用的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某号院内北房西数第1间(1间)房屋实施强制拆除的行为违法;二、驳回田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田某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3日作出(2021)京02行终1224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田某一审诉讼期间提交的证据《城市房地产税交款书》,结合其陈述,可以认定田某主张权利的涉案房屋建于1984年前。对认定此类建成时间较早、存续期间规划等管理规范发生变化的建筑物或构建物是否属于违法建设,以及决定如何处理时,行政机关应充分考虑建筑物或构建物的形成年代、法律规范变更情况、行政管理状况、实际使用状况等因素,不能以未满足当前法定许可条件为由,一律认定为违法建设。在作出处理决定时亦应充分考虑对该建筑物或构建物是否可以要求行政管理相对人依照现行法律规范补办手续、限期改正等因素。
本案中,永定门外街道办事处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认定涉案房屋属于违法建设的证据,仅有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复函。永定门外街道办事处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机关在对涉案房屋实施强制拆除行为之前,对涉案房屋的形成年代、法律规范变更情况、行政管理状况、实际使用状况等因素进行了调查,对能否采取强制拆除之外的处理方式(例如要求田某依照现行法律规范补办手续、限期改正等)进行过考量。永定门外街道办事处仅以“被拆除的房屋并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为由,认定涉案房屋“属于违法建设”,并予以强制拆除,属于事实认定不清、法律依据不足。
永定门外街道办事处于2020年7月10日对涉案房屋实施强制拆除前,未直接向田某或其他居住使用院内房屋的人员发送涉案建筑物被认定为违法建设的书面通知,亦没有直接向田某等相关人员送达责令改正通知书、限期拆除的行政决定或强制拆除的决定。虽然永定门外街道办事处在现场张贴了公告,但该公告并未明确拟强制拆除房屋的具体座落及间数,也没有通知田某等相关人员清理屋内有关物品,应当认定永定门外街道办事处对涉案房屋实施强制拆除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田某居住使用的房屋已被拆除,永定门外街道办事处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已不具备可撤销内容,应当确认其强制拆除行为违法。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在对建成时间较早、存续期间规划等管理规范发生变化的建筑物或构筑物的性质进行认定时,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考虑建筑物或构筑物的形成年代、法律规范变更情况、行政管理状况、实际使用状况等因素,不能简单以审批手续不全为由,一律认定为违法建筑。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44条
一审: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21)京0101行初19号行政判决(2021年7月5日)
二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2行终1224号行政判决(2021年11月3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夏某珍诉安吉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安吉县人民政府强制清除地上物、强制占用土地及湖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2024-12-3-016-003 · (2022)浙05行初27号 ·
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强制清表强制占用民事主体受案范围
裁判要旨:行政机关在土地交付、使用过程中具有双重身份的,即在交付土地中行使的是行政管理职责,作为受让方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在该土地行使的是民事主体的权利。行政机关在土地交付后实施的建设行为并非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及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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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强制清表/强制占用/民事主体/受案范围
基本案情
原告夏某珍诉称:1.案涉土地未被依法征收,涉案复议决定关于“被申请人对案涉土地的占有、使用行为合法有效,并不存在强占土地行为”的认定错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经开区管理委员会虽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不动产权证,施工建设也取得《建设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然上述证书并非法定的土地征收流程,不能证明涉案土地征收程序合法。本案中,安吉县政府提交的部分材料,原告既未看到,更未发表意见,不能证明安吉县政府依法履行了土地征收程序;安吉县政府于2021年7月9日作出《土地征收启动公告》,于7月20日作出《土地勘测定界表》,于7月29日作出《征地补偿安置公告》;浙江省人民政府于11月9日作出《浙江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施方案审批意见书》;征地补偿款于12月14日才支付给安吉县孝源街道某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某村委会),前期工作未完成,征收流程并未结束,安吉县政府无权申请征收土地,安吉经开区管委会取得土地使用权不合法。2.原告尚未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更未收取补偿款,复议决定关于“申请人已领取部分征地补偿款”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原告夏某珍未收到征地补偿款项,安吉县政府于2021年7月9日才作出土地征收启动公告,征地补偿款在12月14日才支付给某村委会,故原告不可能在2019年1月10日领取部分补偿款。安吉县政府提交的“申请人领取费用手续及打款凭证”系原告夏某珍领取的生产队收入,与征收无关。综上,请求撤销湖州市政府作出的涉案复议决定;确认安吉县政府、安吉经开区管委会强制清除苗木及强制占用土地行政行为违法。法院经审理查明:2020年6月10日,安吉县发展和改革局作出《关于安吉县椅艺小镇配套设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2021年7月9日,安吉县政府发布《土地征收启动公告》,拟征收孝源街道某第五村民组农民集体土地(2021-6号地块)。浙江省人民政府于2021年11月9日作出《浙江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施方案审批意见书》同意安吉县2021年跨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施方案。原告承包地位于该征收范围内。安吉经开区管委会于2022年5月18日签订《国有建设用地确认书》,以划拨方式获取上述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2022年5月24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于2022年6月1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于6月8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安吉经开区管委会委托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施工。2022年6月3日,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清除了原告承包地上苗木后,使用涉案土地进行施工作业。原告对上述强制清除苗木及占用土地行为不服,遂于2022年6月14日以安吉经开区管委会、安吉县政府为被申请人向湖州市政府申请复议,湖州市政府于6月21日受理该复议决定,于8月8日延长复议期限,于9月6日作出涉案复议决定,决定确认安吉经开区管委会强制清除原告承包地上苗木的行为违法,并驳回原告的其他复议申请。原告对该复议决定不服,遂向该院提起诉讼。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4日作出(2022)浙05行初27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夏某珍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夏某珍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4日作出(2023)浙行终166号行政裁定:一、撤销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浙05行初27号行政判决;二、驳回夏某珍的起诉。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安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2021年12月14日已将土地征收补偿费支付给某村委会,某村委会也已完成项目地块上青苗及附属物清理处置,某村委会将净地交付给安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并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管委会)代为管理。该交付单上安吉县孝丰街道某村民委员会作为交付方,安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作为接收方,安吉县政府孝源街道办事处作为管理方均盖章签字。2022年5月18日安吉经开区管委会同时以交地方和受让方的身份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确认书》,以划拨方式获取上述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5月24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6月1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6月8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从上述事实看,安吉经开区管委在土地交付及使用过程中具有双重身份,即其在交付土地中行使的是行政管理职责,作为受让方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在该土地行使的民事主体的权利。故上诉人所称案涉强制清除行为和实际占用行为,系案涉土地划拨给安吉经开区管委会后其作为土地使用权人对土地的建设行为,并非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及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一审法院对上诉人的起诉予以受理并作出实体认定存在不当。湖州市政府作出的案涉复议决定确认安吉经开区管委会强制清表行为违法,并以上诉人不具备就涉案占地行为申请复议的资格、安吉县政府非适格被申请人为由驳回上诉人的其他复议申请,故案涉复议决定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的“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情形。因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对案涉行为的性质及安吉县政府、湖州市政府是否可作为共同被告一并提起诉讼等事项未予以厘清,导致本院无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适用解释的相关规定,撤销一审判决并一并驳回上诉人对案涉行为及复议决定的起诉,也无法对湖州市政府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直接予以撤销,故湖州市政府应在本院裁判生效后对被诉的复议决定启动自纠程序进行纠正。
裁判要旨
行政机关在土地交付、使用过程中具有双重身份的,即在交付土地中行使的是行政管理职责,作为受让方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在该土地行使的是民事主体的权利。行政机关在土地交付后实施的建设行为并非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及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8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23条、第133条
一审: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浙05行初27号行政判决(2023年3月24日)
二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浙行终166号行政裁定(2023年8月2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赵某诉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新立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房屋案
2024-12-3-018-004 · (2023)津0110行初233号 ·
行政行政协议强制拆除强制执行确认违法
裁判要旨: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按照行政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行政机关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进行催告,作出要求履行协议的书面决定,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按照行政协议约定交付房屋等财产,行政机关径行强制拆除房屋的,该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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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协议/强制拆除/强制执行/确认违法
基本案情
赵某系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新立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新立街道办事处)下辖某村居民。1996年4月9日,赵某向该村村民委员会申请宅基地,经同意在该村建造了房屋。2020年9月23日,赵某与新立街道办事处、案外人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泥窝股份经济合作社就上述房屋签订《村民房拆迁补偿协议书》。协议约定:签订本协议后,赵某自行拆除房屋门窗及室内设施,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泥窝股份经济合作社统一拆除建(构)筑物设施。2023年6月21日,新立街道办事处在赵某房屋门口处张贴了《腾退房屋通知书》,通知赵某7日之内将房屋腾空。如果不在限定期限之内腾空房屋,街道办将依据《村民房拆迁补偿协议书》的约定自行腾空房屋。赵某于2023年6月23日看到张贴的通知。2023年7月13日,新立街道办事处将赵某房屋强制拆除。赵某对拆除房屋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新立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赵某房屋的行为违法。
经查,新立街道办事处、赵某及天津市东丽区新立街道泥窝股份经济合作社就涉案房屋签订《村民房拆迁补偿协议书》,双方当事人对于协议效力、约定补偿项目均无异议。现新立街道办事处主张其按约定提供了安置房源,但赵某拒绝选房、拒绝腾房,新立街道办事处拆除涉案房屋属于履行协议行为;而赵某主张其在新立街道办事处未按照协议约定提供安置房的情况下有权拒绝腾房,新立街道办事处拆除行为违法。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30日作出(2023)津0110行初233号行政判决:确认新立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赵某房屋的行为违法。宣判后,新立街道办事处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8日作出(2023)津03行终502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新立街道办事处是否具有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法定职权。
行政协议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协议,对于未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对方当事人应当按照行政协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寻求救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按照行政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经催告后不履行,行政机关可以作出要求其履行协议的书面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收到书面决定后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且仍不履行,协议内容具有可执行性的,行政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由于现行法律并未在行政协议领域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因此,当双方当事人对于协议履行发生争议时,即便新立街道办事处认为赵某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腾房义务,也只能按照法律及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综上,新立街道办事处不具有实施案涉强制拆除的法定职权,其径行强制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违法。故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结果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30日作出(2023)津0110行初233号行政判决:确认新立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赵某房屋的行为违法。宣判后,新立街道办事处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8日作出(2023)津03行终502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
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按照行政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行政机关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进行催告,作出要求履行协议的书面决定,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未按照行政协议约定交付房屋等财产,行政机关径行强制拆除房屋的,该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1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9〕17号)第24条
一审: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法院(2023)津0110行初233号行政判决(2023年10月30日)
二审: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3)津03行终502号行政判决(2023年12月2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胡某忠诉金沙县人民政府强制使用土地及行政赔偿案
2024-12-3-020-008 · (2023)黔05行初17号 ·
行政行政赔偿强制使用违法赔偿奖励
裁判要旨:征收集体土地,应当依法足额给予补偿。行政机关对于拟征收的集体土地未足额给予补偿便强制使用,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前述行为违法,依法判令赔偿。应当坚持赔偿不低于补偿的原则,将符合方案条件应当获得的奖励、利息等直接损失依法纳入赔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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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赔偿/强制使用/违法/赔偿/奖励
基本案情
因修建贵阳经金沙至古蔺(黔川界)高速公路所需,金沙县人民政府于2020年7月10日印发《金沙县人民政府关于贵金古高速金沙段预征收土地的公告》(金府公告[2020]7号),地上附着物执行经毕节市政府批准的《贵阳经金沙至古蔺高速公路(毕节境)建设项目征收安置补偿方案》(以下简称补偿方案)。补偿方案中明确对连片经济林移除给予0-20%的奖励。胡某忠位于金沙县的案涉集体土地在征收范围内。2020年9月,对胡某忠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进行了勘丈登记。其中,A地块的土地面积为1.1728亩,该地上有1.1728亩的初产期樱桃;B地块的三块土地面积分别为0.0736亩、0.9343亩、0.5272亩,其中0.0736亩的土地上有产前期樱桃。以上两幅土地共4块总面积为2.7079亩。
2020年10月,金沙县人民政府强制使用了胡某忠的案涉土地。2021年1月30日,贵金古高速公路(金沙段)建设工作指挥部与胡某忠签订了第097号《贵金古高速公路(金沙段)项目建设征地补偿协议》,协议约定金沙县人民政府征收胡某忠土地2.7079亩,需向胡某忠支付补偿款人民币120230.76元(币种下同);胡某忠在协议签订后10日内完成地上附着物的搬迁清理工作,并向指挥部交付土地。2021年8月10日,指挥部将协议约定的征地补偿款打在胡某忠的银行卡上。但对1.1728亩土地上的初产期樱桃树、0.0736亩土地上的产前期樱桃树未予补偿。
胡某忠认为,其土地上还有樱桃树,金沙县人民政府未补偿其地上附着物便强制使用其土地的行为违法,故提起行政诉讼,诉请法院判令:1.确认金沙县人民政府强制使用胡某忠案涉土地的行为违法;2.金沙县人民政府赔偿胡某忠各项损失共计270891.23元;3.诉讼费用由金沙县人民政府承担。
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31日作出(2023)黔05行初17号行政判决,确认金沙县人民政府强制使用胡某忠案涉土地行为违法,由金沙县人民政府赔偿胡某忠经济损失7331.2元及利息。宣判后,胡某忠不服,提起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8日作出(2023)黔行终392号行政判决,维持一审法院关于确认金沙县人民政府强制使用胡某忠案涉土地行为违法的判项,改判由金沙县人民政府赔偿胡某忠经济损失8797.44元及利息。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在补偿尚未足额到位时,能否强制使用被征收土地,以及在行政赔偿中,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奖励应否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征收土地应当依法及时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并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第六十二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收土地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即征收集体土地,首先要依法足额给予补偿,其次应由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责令其交出土地;再次拒不交出土地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本案中,由金沙县人民政府成立的贵金古高速公路(金沙段)建设工作指挥部在未足额支付胡某忠地上附着物补偿款的情况下,强制使用其土地,违反上述法定程序,故应当确认指挥部强制使用土地的行为属违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十六条第(八)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对指挥部强制使用胡某忠土地造成的直接损失应予赔偿,并计付利息。本案系征收集体土地引发的行政赔偿案件,其直接损失为合法征收应得的补偿,补偿方案经毕节市人民政府批准,现无相反证据否认补偿方案的合法性,故应当参照该方案确定本案赔偿数额。经审理查明,胡某忠被强制使用土地上有1.1728亩初产期樱桃、0.0736亩产前期樱桃未给予补偿。现胡某忠对使用土地面积与地上附着物并无异议。根据补偿方案,初产期樱桃5000-6000元/亩,产前期樱桃为3000-4000元/亩,应当按高标准对胡某忠所涉土地地上附着物予以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通过行政补偿程序依法应当获得的奖励等属直接损失。贵金故高速公路(金沙段)零星林木登记表(表一)记载,胡某忠成片经济林木调查记录1.1728亩初产期樱桃、0.0736亩产前期樱桃。补偿方案第六条第二项经济林木移植(除)奖励规定,奖励对象特指连片经济林。根据协议签订时间分别给予0%-20%的奖励。本案中,没有证据证实指挥部在强制使用案涉土地时与胡某忠就地上附着物的补偿进行协商,案涉土地被强制使用,胡某忠无任何过错,为充分保护胡某忠的合法权益,根据补偿方案对其所提奖励应予以支持,按总计赔偿金额给予20%的奖励,即:7331.2×20%=1446.24元。上述两项赔偿金共计8797.44元。综上,法院依法判决由金沙县人民政府赔偿胡某忠经济损失8797.44元及利息。
裁判结果
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31日作出(2023)黔05行初17号行政判决,确认金沙县人民政府强制使用胡某忠案涉土地行为违法,由金沙县人民政府赔偿胡某忠经济损失7331.2元及利息。宣判后,胡某忠不服,提起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8日作出(2023)黔行终392号行政判决,维持一审法院关于确认金沙县人民政府强制使用胡某忠案涉土地行为违法的判项,改判由金沙县人民政府赔偿胡某忠经济损失8797.44元及利息。
裁判要旨
征收集体土地,应当依法足额给予补偿。行政机关对于拟征收的集体土地未足额给予补偿便强制使用,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前述行为违法,依法判令赔偿。应当坚持赔偿不低于补偿的原则,将符合方案条件应当获得的奖励、利息等直接损失依法纳入赔偿范围。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第48条第2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2〕10号)第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2012年修正)第2条、第36条
一审: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黔05行初17号行政判决(2023年5月31日)
二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黔行终392号行政判决(2023年8月1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某鑫矿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诉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不履行行政协议案
2024-11-3-018-001 · (2021)沪0106行初751号 ·
行政行政协议协议管辖诉讼时效违约责任
裁判要旨:1.在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前提下,行政协议的当事人可以约定管辖的法院。当事人协议选择的管辖法院应为被告所在地、原告所在地、协议履行地、协议订立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 2. 行政协议兼具“行政性”与“协议性”。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另一方提起诉讼请求行政机关履行行政协议的,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时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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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协议/协议管辖/诉讼时效/违约责任
基本案情
原告某鑫矿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鑫矿业公司)诉称:其与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于2017年1月9日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以下简称系争协议),约定双方解除《探矿权出让合同》;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退还某鑫矿业公司已缴纳的探矿权出让价款1730万元。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仅于2018年5月4日退还1384万元,尚有346万元探矿权出让价款未退还。原告某鑫矿业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退还剩余价款346万元并赔偿自2017年1月16日起的相应利息损失。
被告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辩称:某鑫矿业公司的起诉已超过六个月的起诉期限;原告并未在签订系争协议三日内即提交全部材料,而是在2018年5月3日提交;按照“收缴退还同渠道”原则,不存在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不予退款问题;系争协议中无违约责任的条款,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原告某鑫矿业公司注册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其与原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后因机构改革组建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签订《探矿权出让合同》,约定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出让黑龙江省宝清县某林场锡铅矿普查探矿权,出让价款为1730万元。2014年4月,某鑫矿业公司向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缴纳探矿权出让价款1730万元。2015年6月,某鑫矿业公司收到某林业局出具的《关于停止某林场锡铅矿探矿工作的通知》,表示因勘查区域涉及国家级公益林及Ⅱ级保护林地,依法停止探矿工作。2015年7月,某鑫矿业公司向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提交申请,要求解除出让合同并退还相应费用。2017年1月,双方签订系争协议,约定解除《探矿权出让合同》,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于某鑫矿业公司提供全部材料后3日内,将探矿权出让价款1730万元退还,具体退款流程按照“收缴退还同渠道”的原则履行退款手续;对协议履行过程中出现的争议,双方若无法协调,任何一方均可向某鑫矿业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于2018年5月4日将1384万元支付给某鑫矿业公司,尚余346万元探矿权出让价款未退还。另查明,某鑫矿业公司曾于2020年10月20日向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书面提交探矿权价款退还申请,请求将余款346万元尽快退还。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29日作出(2021)沪0106行初751号行政判决: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某鑫矿业公司探矿权出让价款346万元并支付利息(以346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5月4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驳回某鑫矿业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5日作出(2022)沪03行终473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协议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当事人书面协议约定选择被告所在地、原告所在地、协议履行地、协议订立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的,人民法院从其约定,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除外。”本案系争协议约定,对协议履行过程中出现的争议,若无法协调,任何一方均可向某鑫矿业公司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某鑫矿业公司注册地在上海市黄浦区,上述约定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故依据上海市行政案件集中管辖的相关规定,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依法具有管辖权。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作为其主管行政区域内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的监督管理机关,依法具有签订系争协议的法定职权。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系争协议的诉讼期限应适用起诉期限抑或诉讼时效的规定;二、某鑫矿业公司要求退还探矿权出让价款346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的诉请应否得到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行政协议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参照民事法律规范确定。本案系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的行政纠纷,应当参照民事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系争协议签订于2017年1月,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于2018年5月4日支付给某鑫矿业公司1384万元,某鑫矿业公司于2020年提出退还剩余346万元出让价款的请求,上述情形均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故某鑫矿业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
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系争协议约定,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应于某鑫矿业公司提供全部材料后3日内,将1730万元退还,具体退款流程按照“收缴退还同渠道”的原则履行退款手续。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和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角度出发,应由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履行退款义务,“收缴退还同渠道”系行政机关内部管理事项,不能成为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不退还剩余价款的理由,故某鑫矿业公司要求退还剩余探矿权出让价款346万元的诉请应予支持。关于某鑫矿业公司要求赔偿的利息损失,其主张包含两部分,2017年1月16日至2018年5月3日以1730万元为本金计息和2018年5月4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以346万元为本金计息。在某鑫矿业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提交全部材料的具体日期的情形下,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某鑫矿业公司2018年5月3日提交全部材料的陈述具有合理性。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已按照系争协议的约定,在提交全部材料3日内履行退款义务,某鑫矿业公司主张的第一部分利息损失,法院不予支持。对于第二部分利息损失,《行政协议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被告未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结合原告诉讼请求,判决被告继续履行,并明确继续履行的具体内容;被告无法履行或者继续履行无实际意义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被告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给原告造成损失的,判决被告予以赔偿。”本案中,虽然系争协议没有约定违约责任,但鉴于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存在未按约全额退还探矿权出让价款的违约行为,应当赔偿某鑫矿业公司相应的利息损失。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1.在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前提下,行政协议的当事人可以约定管辖的法院。当事人协议选择的管辖法院应为被告所在地、原告所在地、协议履行地、协议订立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
2.行政协议兼具“行政性”与“协议性”。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另一方提起诉讼请求行政机关履行行政协议的,参照适用民事诉讼时效制度。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9〕17号)第7条、第19条、第25条
一审: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1)沪0106行初751号行政判决(2022年3月29日)
二审: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2)沪03行终473号行政判决(2023年1月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王某诉海原县海城镇人民政府行政协议案
2024-12-3-018-001 · (2022)10号 ·
行政行政协议土地征收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变更
裁判要旨:本案争议焦点是行政机关是否能单方变更行政协议。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为履行行政职责实现行政管理目标,与行政相对人经过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行政协议作为公共管理和服务的一种方式,具有鲜明的公权力属性,其特征之一就是具有行政优益性,即行政协议当事人的地位不完全平等,当继续履行协议会影响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实现时,行政机关可以单方行使合同变更权和解除权。本案中,王某抢种抢栽致使其与镇政府签订的协议标的发生变化,若镇政府继续履行案涉协议将导致国家财政多支出土地征收补偿款从而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故镇政府单方行使了合同变更权和解除权。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在履行行政协议过程中,可能出现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被告作出变更、解除协议的行政行为后,原告请求撤销该行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行为合法的,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之规定,法院判决驳回王某诉讼请求,支持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了国家利益及社会公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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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协议/土地征收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变更
基本案情
王某诉称,王某是海原县海城镇某行政村村民。王某承包村内土地共计24.76亩。2019年4月12日,某县人民政府给王某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海原县海城镇人民政府分两次对01093宗地的8.52亩土地进行征收。2020年4月21日,王某与海原县海城镇人民政府签订《土地征用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海原县海城镇人民政府征收涉案土地3.28亩;2021年5月25日,王某与海原县海城镇人民政府签订《土地征用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又征收3.4亩,征用土地补偿为37400元。地上附着物补偿为122400元,共计159800元。2022年3月11日,海原县海城镇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变更海原县海城镇人民政府与王某签订的“土地征用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的决定》,将2021年5月25日王某与海原县海城镇人民政府签订的《土地征用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内容第二项中“地上附着物补偿122400元”变更为“地上附着物补偿金额为0元”;《某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某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将该协议第三项第一条中征用土地补偿37400元变更为54672元。变更后的(2022)10号决定书没有给王某送达,王某也没有签字。2022年7月8日,某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某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某县人民政府关于S50公路建设项目王某土地征收补偿的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予以撤销。
海原县海城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镇政府)辩称,2021年5月25日,镇政府与王某签订的《土地征用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地上附着物系原告抢栽抢种,镇政府查明事实后与王某协商重新签订协议,但王某一直推诿,直至2022年3月11日镇政府在协商无果的情形下,作出《关于变更海原县海城镇人民政府与王某签订的“土地征用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的决定》,将该决定送达王某时,王某拒绝签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9〕17号)第十六条规定,“当行政协议的履行,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行政机关可以单方面变更、解除行政协议”。故请求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王某是海原县海城镇某行政村村民,承包位于海原县海城镇土地共计24.76亩。2019年4月12日,某县人民政府给王某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镇政府分两次对王某的01093宗地8.52亩土地进行征收并与其签订《土地征用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2020年4月21日,镇政府与王某签订《土地征用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征收3.28亩土地,共计补偿36080元。2021年5月25日,镇政府与王某签订《土地征用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又征收3.4亩土地,征用土地补偿37400元、地上附着物补偿122400元,共计159800元。后镇政府工作人员在对征收情况核查时发现涉案土地上无任何附着物,但在镇政府工作人员分解逐户丈量时,王某在涉案土地上抢栽抢种了松树苗,导致地上附着物补偿金额有误。2022年3月11日,镇政府作出《关于变更海原县海城镇人民政府与王某签订的“土地征用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的决定》,将2021年5月25日王某与镇政府签订的《土地征用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内容第二项中“地上附着物补偿122400元”变更为“地上附着物补偿金额为0元”;根据《某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某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将该协议第三项第一条中征用土地补偿37400元变更为54672元。
另查明,镇政府与王某签订的01093宗地中3.28亩的土地补偿款已领取,签订的3.4亩的土地补偿款未领取。
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1日作出(2022)宁0522行初29号行政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王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30日作出(2023)宁05行终28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镇政府在发现协议约定的内容不符合客观事实,且无法与王某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能否单方变更协议。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为履行行政职责实现行政管理目标,与行政相对人经过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行政协议作为公共管理和服务的一种方式,具有鲜明的公权力属性,其特征之一就是具有行政优益性,即行政协议当事人的地位不完全平等,行政主体享有合同履行的指挥权、监督权,当继续履行协议会影响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实现时,行政机关可以单方行使合同变更权和解除权。本案镇政府与王某于2021年5月25日签订的《土地征用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征收王某3.4亩土地,约定征用土地补偿款为37400元、地上附着物补偿为122400元,共计补偿159800元。后镇政府工作人员在对征收情况核查时发现涉案土地上无任何附着物,但在镇政府工作人员分解逐户丈量时,王某在涉案土地上抢栽抢种了松树苗,导致地上附着物补偿金额有误。镇政府遂作出《关于变更海原县海城镇人民政府与王某签订的“土地征用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的决定》对相关补偿数额进行了变更。镇政府与王某2021年5月25日签订的协议依据的基础事实发生重大变化,如果继续履行变更前的协议会导致国家财政多支出土地征收补偿款105128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在履行行政协议过程中,可能出现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被告作出变更、解除协议的行政行为后,原告请求撤销该行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行为合法的,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本案中,镇政府与王某2021年5月25日签订的《土地征用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出现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且影响行政机关实现土地征收的行政管理目标,镇政府依法可以依职权进行更正。因此镇政府作出的《关于变更海原县海城镇人民政府与王某签订的“土地征用及地上附着物补偿协议”的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应予维持。
裁判要旨
本案争议焦点是行政机关是否能单方变更行政协议。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为履行行政职责实现行政管理目标,与行政相对人经过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行政协议作为公共管理和服务的一种方式,具有鲜明的公权力属性,其特征之一就是具有行政优益性,即行政协议当事人的地位不完全平等,当继续履行协议会影响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实现时,行政机关可以单方行使合同变更权和解除权。本案中,王某抢种抢栽致使其与镇政府签订的协议标的发生变化,若镇政府继续履行案涉协议将导致国家财政多支出土地征收补偿款从而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故镇政府单方行使了合同变更权和解除权。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在履行行政协议过程中,可能出现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被告作出变更、解除协议的行政行为后,原告请求撤销该行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行为合法的,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之规定,法院判决驳回王某诉讼请求,支持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了国家利益及社会公众利益。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第1款
一审: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人民法院(2022)宁0522行初29号行政判决(2022年11月21日)
二审: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宁05行终28号行政判决(2023年3月3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中国某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诉某市人民政府行政协议案
2024-12-3-018-002 · (2018)湘07破6号 ·
行政行政协议法定解除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裁判要旨:1.在行政协议的订立、履行过程中,不仅行政机关应当恪守法定权限,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履行协议约定的各项义务,行政协议的相对方也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协议的约定,否则行政机关有依法依约解除协议的权利。在行政相对人明确表示无继续履约能力并表明解除合作开发合同的意向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依据民事法律规范行使法定解除权并依程序送达,符合法律规定。 2.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是国家公共财产,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享有的利益,并非政府可以随意处分的收益,任何地区、部门和单位都不得减免或以土地换项目、先征后返、补贴等形式变相减免。关于变相减免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约定因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而无效。 3.行政协议相对人主张因行政机关解除行政协议或协议部分条款无效导致相关损失,请求由行政机关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是否存在相关损失、该损失与行政机关解除行政协议的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是否系因行政机关的原因导致部分条款无效等问题进行审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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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协议/法定解除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基本案情
原告中国某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某水公司)诉称:中国某水公司与某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某市政府)于2010年签订《开发合同》,依约成立了项目公司即湖南某水公司,并按约定进行项目开发。但某市政府未全面履行《开发合同》,未按合同约定划付湖南某水公司土地价款的等额扶持资金,且还有270亩土地未向湖南某水公司提供。中国某水公司请求某市政府回购或进行合作,但双方协商一直没有达成协议。2017年,某市政府向中国某水公司、湖南某水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发出《关于解除〈开发合同〉的通知》。2018年,中国某水公司、湖南某水公司就解除通知的效力、返还经营管理权及返还经营管理收益等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同年,某市政府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2020年,人民法院以诉争的《开发合同》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性质为由,确认某市政府与中国某水公司、湖南某水公司的仲裁协议无效。随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据此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为维护中国某水公司与湖南某水公司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某市政府解除《开发合同》并将该合同项目转给某经投公司的行为违法;2、判令某市政府返还或者折价赔偿并退还项目资产使用收益32325.210675万元;3、判令某市政府向湖南某水公司划付项目用地土地出让金等额扶持款43807.79万元及逾期违约金10623.389075万元;4、判令某市政府向湖南某水公司补偿性提供270亩土地的折价利益11483.586万元及违约金3139万元;5、判令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某市政府负担。
被告某市政府辩称:合同的解除符合法律规定;中国某水公司对解除行为不服已超过起诉期限;中国某水公司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无诉的利益;其没有违法侵占中国某水公司的项目资产;《开发合同》中关于返还土地出让金价款的约定无效;中国某水公司主张的270亩土地折价款无事实依据。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第三人湖南某水公司管理人述称:湖南某水公司破产清算工作已接近尾声,中国某水公司在本次诉讼中主张的各项权利应当由湖南某水公司享有。
第三人某经投公司述称:某市政府应湖南某水公司的请求接手项目,其作为国有公司接手某市政府交予的项目并无不当;该项目是因湖南某水公司经营不力,为避免损失扩大,自己申请的政府接管;根据协议的规定中国某水公司已将全部权利义务移交湖南某水公司,中国某水公司在本案中不享有诉权;湖南某水公司破产清算已终结,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9月,某市政府(甲方)与中国某水公司(乙方)签订《开发合同》,约定:乙方投资人民币20亿元以上,用于建成和经营旅游城项目,总占地面积约1300亩。为方便项目实施,中国某水公司在当地全额出资成立湖南某水公司。甲方承诺按照挂牌出让旅游城项目用地所得的土地价款,划付等额资金给湖南某水公司,扶持湖南某水公司用于旅游城项目基础设施建设。2013年8月湖南某水公司递交《关于预借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报告》,同年9月某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某区管委会)财政局累计向湖南某水公司拨付基础设施建设资金41895万元。
2013年8月10日、9月13日,湖南某水公司与原某市国土资源局分别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缴纳了41895万元土地出让金,取得了约1030亩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自2013年开始,湖南某水公司对该项目第一期工程“水上乐园”进行投资建设。2014年8月,湖南某水公司递交报告称该公司已无资金及能力继续后续建设。此后,某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原则同意该报告,双方协商终止《开发合同》,该市审计局牵头对已建工程决算审计。2015年3月,湖南某水公司提出项目清算审计申请。同年6月,湖南某水公司向某经投公司移交项目资产,退出项目建设。
因某市政府多次与湖南某水公司协商解除《开发合同》未取得实质性进展。2017年9月,某市政府向中国某水公司、湖南某水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作出《关于解除〈开发合同〉的通知》。2017年12月,中国某水公司回函不同意解除。2019年10月23日,法院作出(2018)湘07破6号之一民事裁定,宣告湖南某水公司破产。
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4日作出(2020)湘07行初112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中国某水公司的诉讼请求。中国某水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29日作出(2021)湘行终1164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第一,关于某市政府解除《开发合同》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本案中,某市政府与中国某水公司签订案涉《开发合同》,约定由湖南某水公司享有该协议相关权益或履行该合同项下义务。协议履行过程中,湖南某水公司向某市政府递交《后续开发建设报告》,称该公司已无资金能力继续后续建设。后又向某市清算领导小组及某市审计局递交《关于请求对某文化产业园区我公司投资建设项目进行清算审计的报告》,再次表明该公司无资金及能力进行后续建设,并正式提出项目清算审计申请,以便回收投资及解除与某市政府签订的建设开发合同。后某市政府指定某经投公司接管了案涉项目,进行后续工程建设和经营管理。虽然某市政府与湖南某水公司未能就解除《开发合同》达成一致意见。但在湖南某水公司明确表示无继续履约能力,并表明解除《开发合同》意向的情况下,某市政府具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解除《开发合同》的权利。某市政府于2017年9月12日向中国某水公司、湖南某水公司作出《关于解除的通知》并送达,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湖南某水公司系因其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而导致破产,其所负债务与某市政府解除《开发合同》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亦无证据证明某市政府解除《开发合同》的行为给中国某水公司和湖南某水公司造成了其他损失。在湖南某水公司只完成了旅游城项目第一期“水上乐园”的建设,未完成后续项目建设的情况下,破产清算程序中仍将5000万元履约保证金及2648.19万元资金占用费作为湖南某水公司的资产进行分配,某市政府已充分保障了湖南某水公司的合法财产权益。中国某水公司关于某市政府解除合同造成其及湖南某水公司损失的理由不能成立。
第二,关于某市政府指定某经投公司接管案涉项目是否合法,以及是否应当退还或赔偿涉案项目资产及收益的问题。湖南某水公司在向某市政府递交《后续开发建设报告》中提出,因该公司已无资金及能力继续后续建设,案涉项目由某市政府回购项目或股份,组建新公司继续项目的建设和经营,或者共同合作开发建设管理。2015年6月,湖南某水公司向某经投公司移交了相关公司资产,此后湖南某水公司未再参与案涉项目的建设和经营管理,亦未就某经投公司接管案涉项目的行为提出异议,可以视为湖南某水公司同意由某市政府指定的某经投公司接管案涉项目。中国某水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某市政府存在强行接管、非法侵占案涉项目的行为,其请求确认某市政府强行非法接管案涉项目后转给某经投公司的行为违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国某水公司与湖南某水公司系两个独立的法人,其公司财产相互独立,中国某水公司并非湖南某水公司的股东,即使作为实际出资人也无权以自己的名义就湖南某水公司的项目资产及收益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并主张相关权利。中国某水公司亦无权依据《开发合同》对湖南某水公司涉案项目中的资产及收益主张权利。且接收湖南某水公司项目资产的是某经投公司,并非某市政府,在某经投公司接收项目资产的价款及相应资金占用费已作为湖南某水公司的资产在破产清算程序中进行分配的情况下,中国某水公司又在本案中主张要求某市政府退还或赔偿涉案项目资产及收益,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国某水公司提出关于破产清算程序中的问题不属于本案行政诉讼的审理范围。
第三,关于某市政府是否应当向湖南某水公司支付土地出让金等额扶持款、270亩土地折价利益及违约金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9年修正)第十九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应当全部上缴财政,列入预算,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开发。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上缴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号)第一条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是政府以出让等方式配置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全部土地价款,土地价款的具体范围包括以招标、拍卖、挂牌和协议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所确定的总成交价款等。任何地区、部门和单位都不得以“招商引资”“旧城改造”“国有企业改制”等各种名义减免土地出让收入,实行“零地价”,甚至“负地价”,或者以土地换项目、先征后返、补贴等形式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入。本案中,《开发合同》关于按照挂牌出让旅游城项目用地所得土地价款划付等额资金给湖南某水公司的内容实质上属于变相减免国有土地出让收入,违反了上述禁止性规定,导致国家土地出让收入减少,损害了国家和公共利益,该约定无效。故对中国某水公司关于某市政府应向湖南某水公司划付土地出让金等额扶持款及逾期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且某区管委会财政局共计向湖南某水公司拨付了与湖南某水公司取得的三宗土地出让价款相同数额的资金41895万元,中国某水公司在回函中亦认可某市政府当时已经履行了等额扶持款的给付义务,并未因《开发合同》中关于划付土地价款等额资金的约定无效而造成中国某水公司和湖南某水公司的相关损失。某区管委会就上述资金在破产清算程序中作为债权申报受偿的行为不属于本案行政诉讼审理范围。根据《开发合同》的约定,旅游城项目正式用地的准确位置、面积应当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为准。本案中,湖南某水公司与原某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了三宗土地约1030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湖南某水公司破产程序中已将该三宗土地按照评估价格转让,并将转让价款作为湖南某水公司的破产财产进行分配。某市政府已经履行了《开发合同》约定的供地义务,湖南某水公司并未就270亩土地另行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亦未支付相应的土地出让价款,中国某水公司主张某市政府应向湖南某水公司补偿270亩土地折价利益及违约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裁判要旨
1.在行政协议的订立、履行过程中,不仅行政机关应当恪守法定权限,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履行协议约定的各项义务,行政协议的相对方也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协议的约定,否则行政机关有依法依约解除协议的权利。在行政相对人明确表示无继续履约能力并表明解除合作开发合同的意向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依据民事法律规范行使法定解除权并依程序送达,符合法律规定。
2.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是国家公共财产,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享有的利益,并非政府可以随意处分的收益,任何地区、部门和单位都不得减免或以土地换项目、先征后返、补贴等形式变相减免。关于变相减免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约定因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而无效。
3.行政协议相对人主张因行政机关解除行政协议或协议部分条款无效导致相关损失,请求由行政机关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是否存在相关损失、该损失与行政机关解除行政协议的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是否系因行政机关的原因导致部分条款无效等问题进行审查认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3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年修正)第19条(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1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9〕17号)第27条第2款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号)第1条
一审: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湘07行初112号行政判决(2021年11月4日)
二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湘行终1164号行政判决(2023年1月2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潍坊市某置业有限公司诉安丘市人民政府履行行政协议案
2024-12-3-018-005 · (2015)潍行初字第35号 ·
行政行政协议行政协议行政优益权合同效力税收优惠
裁判要旨:1.行政优益权的行使必须符合法律规定,非因公共利益需要或国家法律政策发生重大调整,行政机关不得行使行政优益权单方变更、解除合同。对合同条款作限缩解释,减损相对人合同利益,属于不当行使行政优益权。 2.地方政府在地方建设开发和招商引资领域的优惠政策应保持持续性和连贯性,以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及其他合法权益。涉及地方财政收入的税款返还条款,地方政府享有自主支配权,不违反法律规定,亦应为有效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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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协议/行政协议/行政优益权/合同效力/税收优惠
基本案情
2005年9月13日,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安丘市政府)与莱芜某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钢铁公司)签订《安丘市长安路改造及沿街房屋开发建设项目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书》),以开展安丘市长安路改造及沿街房屋开发建设项目工作,《合同书》共九条,分别对规划和开发建设的基本要求、合作及投资建设方式、房屋拆迁及补偿安置工作、政策优惠、甲方(安丘市政府)的权利和义务、乙方(某钢铁公司)的权利和义务、违约责任、生效时间等事项作出了约定。根据《合同书》第二条的规定,甲方把该项目作为安丘市城市建设重点工程,并成立工程指挥部负责组织领导和协调,安排人员协助乙方,为乙方创造良好的开发建设环境;乙方依照《公司法》的要求,在安丘注册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乙方承建的长安路两侧沿街商铺和住宅的开发;甲方以招拍挂方式向乙方出让开发用地的使用权,乙方在支付土地出让金后,由甲方为乙方办妥土地证;土地出让金除集体用地补偿及手续费外,甲方返还乙方用于拆迁补偿安置及道路建设。根据《合同书》第四条的规定,甲方同意给乙方提供以下优惠政策,用于道路建设补偿:1.免收基础设施配套费、人防易地建设费、综合开发费、墙改基金、散装水泥费、劳保统筹基金、抗震、防雷检测费;2.免收土地契税、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税;3.营业税(含教育附加费、城市调节基金)、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用于项目市政设施投资补助,并于乙方交纳30日内返还乙方;4.长安路新增经营户三年内免交工商税收;5.乙方在领取《商品房销售许可证》后,可根据自己的经营模式对商品房进行预售、销售。在开发过程中,甲方协调有关部门协助乙方办理售房按揭贷款、产权手续等,免收购房人大修理基金。根据《合同书》第七条违约责任的规定,合同一经签订,双方必须严格遵守,一方违约必须赔偿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甲方安丘市政府、乙方某钢铁公司均在《合同书》上签字、盖章予以确认。
2005年10月26日,某钢铁公司与涂某注册成立了原告潍坊某置业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潍坊某置业公司按照《合同书》的要求,于2009年底完成了安丘市长安路商业街沿线的市政设施建设,并于2010年移交安丘市市政管理处运营管理。潍坊某置业公司还完成了沿街商铺和住宅的投资开发及拆迁补偿安置工作。
在长安路项目建设过程中,潍坊某置业公司提供的税单显示其缴纳了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税、营业税、教育附加费等多项税款。被告市政府返还了部分土地出让金,但尚未返还部分税款。2011年11月12日,潍坊某置业公司请求安丘市政府返还相应税款。安丘市政府相关领导批示请财政局、住建局按合同处理。
另查明,2006年6月27日,安丘市政府作出批复,向潍坊某置业公司出让位于安丘市永安路以东、长安路两侧的土地55987平方米。潍坊某置业公司与安丘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工程已竣工验收合格。2010年8月2日,潍坊某置业公司的股东变更为鲁某、涂某二人。
潍坊某置业公司认为其已按合同要求完成长安路基础设施建设和搬迁安置工作,安丘市政府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潍坊某置业公司以安丘市政府拒绝履行合同义务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确认涉案《合同书》有效;2.确认安丘市政府不履行《合同书》第四条第2、3项的行为违法;3.判令安丘市政府履行合同,向原告潍坊某置业公司支付人民币17435857元(币种下同)及延期支付的经济损失。诉讼中,原告变更第3项诉讼请求,改为要求安丘市政府按合同约定向其支付人民币17155718.85元,涉及的税款地方留成部分按县市级财政分享收入32%计算,延期支付经济损失自原告潍坊某置业公司起诉之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
在诉讼过程中,某钢铁公司向法院出具书面证明材料,确认某钢铁公司与安丘市政府签订的《合同书》由潍坊某置业公司履行,某钢铁公司不再享有或履行《合同书》的权利和义务,也不参与本案诉讼。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日作出(2015)潍行初字第35号行政判决:一、确认安丘市人民政府与莱芜某钢铁有限公司于2005年9月13日签订的《安丘市长安路改造及沿街房屋开发建设项目合同书》第四条第3项有效;二、安丘市人民政府向潍坊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返还缴纳营业税、教育附加费、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款项4556125.78元,并赔偿相应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损失;三、驳回潍坊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潍坊某置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8日做出(2017)鲁行终495号行政判决:一、维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潍行初字第35号行政判决第一项,即确认安丘市人民政府与山东莱芜某钢铁有限公司于2005年9月13日签订的《安丘市长安路改造及沿街房屋开发建设项目合同书》第四条第3项有效;第三项,即驳回潍坊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潍行初字第35号行政判决第二项为安丘市人民政府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潍坊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缴纳的营业税、教育附加费、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共计11160072.08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利息自2015年5月18日起计算至本判决履行之日止)。
二审宣判后,安丘市人民政府、潍坊某置业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2日做出(2017)最高法行申7679号行政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本案属于行政协议纠纷,争议焦点为涉案合同书是否为无效合同或其中的部分条款无效以及履行该合同是否侵害社会公共利益。
一、关于涉案合同书的效力问题
行政协议具有两面性,既有作为行政管理方式“行政性”的一面,也有作为公私合意产物“合同性”的一面,故行政协议既是一种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又是一种合同,体现合同制度的一般特征。因此,对于行政协议无效的判断,既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同时也适用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二审法院已经从上述两个层面分别对本案被诉行政协议是否无效作出评判。再审申请人安丘市政府主张涉案合同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整体无效,其理由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安丘市政府未按照招投标的法定程序选定建设单位,二是安丘市政府选定的建设单位并不具备相应的资质等级。然而,行政协议作为一类特殊类型的行政行为,对行政协议效力的判断首先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九十九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标准进行严格判定。脱离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属性,单纯援用民事法律合同无效事由条款否认行政行为的效力,动辄将双方经磋商达成合意的行政协议退回原点,既阻碍行政协议功能的发挥,又悖于协议订立之初的目的实现,也不利于协议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护。本案中,再审申请人安丘市政府的上述理由均不能从实质上否认涉案合同书的效力,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二、关于涉案合同书具体条款的效力问题
本案合同履行争议主要围绕合同书第四条第2项和第3项展开。合同书第四条第2项是关于免收土地契税、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税的约定,该约定是安丘市政府以税收优惠的形式为潍坊某置业公司道路建设进行的补偿,具有合同对价性质,且意思表示真实。国务院《国务院关于税收等优惠政策相关事项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各地与企业已签订合同中的优惠政策,继续有效;对已兑现的部分,不溯及既往。”安丘市政府的税收优惠约定条款符合上述规定,应为有效约定。一审法院认为合同书第四条第2项约定超越了安丘市政府的法定权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缺乏充分依据,二审法院纠正一审错误,应予肯定。合同书第四条第3项涉及营业税、所得税地方留成在潍坊某置业公司交纳后予以返还问题,上述费用属于地方政府财政性收入,安丘市政府享有自主支配权,在此基础上订立的合同条款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应为有效约定。
三、关于涉案合同的履行问题
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基于行政裁量权与行政相对人协商一致而形成的,在不存在无效情形时,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必须全面遵守和履行行政协议约定的各项义务。再审申请人安丘市政府主张行政协议无效,实际上是要通过行使行政优益权单方解除行政协议。但是,行政优益权的行使必须符合法律规定,非因公共利益需要或国家法律政策发生重大调整,行政机关不得行使行政优益权单方变更、解除合同。再审申请人安丘市政府主张涉诉合同书中的优惠政策应当以长安路道路建设成本为限,但安丘市政府的该项主张已经对于合同的具体条款作出了限缩解释,减损了协议相对人的合同项下应获得的利益,属于不当行使行政优益权。另外,安丘市政府也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税收优惠超出道路建设成本会导致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事实。故法院对再审申请人安丘市政府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再审申请人潍坊某置业公司主张返还土地增值税和土地使用税及利息,虽然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免交,但本案的实际情况是,潍坊某置业公司在已经交纳上述两项税费的情况下请求返还,且潍坊某置业公司自述上述税款是通过税务机关稽查征缴方式缴纳的,该缴纳税款行为已经超出合同约定的内容,且形成了新的行政法律关系,若潍坊某置业公司对此持有异议可以另行依法主张权利,法院对于此项主张不予支持。
裁判结果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日作出(2015)潍行初字第35号行政判决:一、确认安丘市人民政府与莱芜某钢铁有限公司于2005年9月13日签订的《安丘市长安路改造及沿街房屋开发建设项目合同书》第四条第3项有效;二、安丘市人民政府向潍坊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返还缴纳营业税、教育附加费、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款项4556125.78元,并赔偿相应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损失;三、驳回潍坊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潍坊某置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8日做出(2017)鲁行终495号行政判决:一、维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潍行初字第35号行政判决第一项,即确认安丘市人民政府与山东莱芜某钢铁有限公司于2005年9月13日签订的《安丘市长安路改造及沿街房屋开发建设项目合同书》第四条第3项有效;第三项,即驳回潍坊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变更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潍行初字第35号行政判决第二项为安丘市人民政府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潍坊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缴纳的营业税、教育附加费、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共计11160072.08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利息自2015年5月18日起计算至本判决履行之日止)。
二审宣判后,安丘市人民政府、潍坊某置业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2日做出(2017)最高法行申7679号行政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裁判要旨
1.行政优益权的行使必须符合法律规定,非因公共利益需要或国家法律政策发生重大调整,行政机关不得行使行政优益权单方变更、解除合同。对合同条款作限缩解释,减损相对人合同利益,属于不当行使行政优益权。
2.地方政府在地方建设开发和招商引资领域的优惠政策应保持持续性和连贯性,以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及其他合法权益。涉及地方财政收入的税款返还条款,地方政府享有自主支配权,不违反法律规定,亦应为有效约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第99条
一审: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潍行初字第35号行政判决(2016年11月2日)
二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鲁行终495号行政判决(2017年7月18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7679号行政裁定(2019年5月2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某刻章服务部诉如皋市行政审批局政府采购行政协议案
2024-12-3-018-006 · (2021)苏06行终838号 ·
裁判要旨:1.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政府采购合同在本质内容上体现的是行政机关利用行政职权提供的公共服务,属于行政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政府采购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可能会影响到市场主体的经营状况,进而对公平竞争权产生不利影响。市场主体在无法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八条所规定的质疑程序进行救济的情形下,不应受到行政先行处理规则的限制,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2.政府采购活动应当依法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有多种政府采购方式或者服务方式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增进公平竞争的方式,维护市场在公共服务领域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保障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如果被诉政府采购合同妨碍市场主体双向选择商品和服务的自由,限制市场主体确定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权利,剥夺市场主体竞争交易的机会,损害市场主体交易地位的平等,侵害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权,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依法应当确认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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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库编号:2024-12-3-018-006
某刻章服务部诉如皋市行政审批局政府采购行政协议案
侵犯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权的行政协议无效
关键词:行政、行政协议、政府采购、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权
案号:(2021)苏06行终838号
裁判日期:2022.07.07
【基本案情】
原告某刻章服务部诉称:2020年10月1日,如皋市行政审批局(以下简称如皋审批局)推出为新开办企业提供印章免费刻制服务。某县某文印社等三家单位获得采购资格,并分别与如皋审批局签订了政府采购合同。因绝大部分刻章业务来自于新开办企业,政府采购合同严重影响了原告的正常业务,导致市场竞争力丧失,无法生存。请求判决撤销如皋审批局分别与三家中标单位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责令如皋审批局立即停止三家单位在政务服务大厅从事印章刻制业务。
被告如皋审批局辩称:1.案涉政府采购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政府采购行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下简称《政府采购法》)的规定,适用合同法。2.原告应当申请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先行处理,不应迳行提起行政诉讼。3.某刻章服务部不具有原告资格。原告获得印章行业许可的时间为2021年1月7日,而被告采购时间为2020年10月,政府采购合同未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为压缩企业开办时间,降低企业开办成本,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如皋审批局决定由财政出资为新开办企业刻制一套印章。2020年9月18日,如皋审批局作为采购人与某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某交易中心)签订《委托代理协议书》,委托某交易中心对某市新开办企业印章刻制服务项目组织政府采购工作。9月21日-27日,某交易中心经发布、中止、再发布、更正,最终公告确定不超过3家印章刻制单位为新开办企业提供印章刻制服务,印章材质为光敏材质,印章价格不超过180元/套,同时允许中标单位在服务大厅承揽其他印章刻制业务,并明确如皋审批局有权根据印章刻制合规情况暂停执行合同或终止合同等。
9月30日,六家单位报名参加竞争性谈判。经评审小组认定,其中三家单位文件制作机器码一致,遂被取消参与资格,某县某文印社等三家单位获得采购资格。
2020年10月12日,如皋审批局通过政府采购方式分别与某县某文印社等三家单位签订政府采购合同,采购如皋市新开办企业印章刻制服务(包含光敏材质企业名称章1枚、法定代表人名章1枚、财务专用章1枚、发票专用章1枚,共4枚);合同金额为100元/套,根据实际刻制服务数量计算总价款;在服务大厅承揽其他自费印章刻制业务的,提供的印章质量必须符合相关技术参数,参照市场同类材质产品定价,所有收费项目必须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和收费处予以公示,并将服务价格提交相关主管部门备查;服务期限为2020年10月12日至2021年10月11日;因人为因素未能按合同规定完成印章刻制,或所刻印章不符合规定质量要求的,或不服从如皋审批局的管理和指导的,如皋审批局有权暂停执行合同或终止合同,并酌情扣除履约保证金;本次合同期满后,如皋审批局可结合履约考核情况,与考核优秀的供应商续签合同。2021年2月1日,经各方同意,对约定的印章型号、规格、品牌予以变更。2月3日,某交易中心公告变更后的政府采购合同。
另查明,某刻章服务部于2017年注册成立,2021年1月7日取得印章刻制《特种行业许可证》。
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3日作出(2021)苏0691行初910号行政判决:撤销如皋审批局与三家中标单位签订的三份政府采购合同,责令如皋审批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履行政府采购合同。宣判后,如皋审批局、某县某文印社等三家单位提出上诉。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7日作出(2021)苏06行终838号行政判决,认为政府采购合同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损害了原告某刻章服务部的经营自主权,依法应当确认无效。一审判决撤销并责令停止履行,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确认政府采购合同无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某刻章服务部的起诉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的问题。被诉政府采购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压缩企业开办时间,降低开办企业成本,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政府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本质上是行政机关利用行政职权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尽管某刻章服务部取得印章刻制许可的时间在政府采购合同订立之后,但政府采购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可能会影响到某刻章服务部的经营状况,某刻章服务部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八条主要规定的是供应商在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成交结果使其权益受到损害时,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并进一步向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提出投诉的程序性要求,该规定并不包括政府采购合同履行过程中公平竞争权受到不利影响的当事人的权利救济问题。市场主体在无法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八条所规定的质疑程序进行救济的情形下,不应受到行政先行处理规则的限制,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关于被诉政府采购合同是否合法、是否损害某刻章服务部公平竞争权的问题。《政府采购法》第三条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第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持续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着力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增强发展动力。上述规定表明,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应当恪守职权边界,不得损害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对于印章刻制服务,新开办企业有自主选择交易对象的权利,印章刻制单位需要通过公平竞争获得市场交易的机会。无论是新开办企业的自主选择,还是印章刻制单位之间的竞争,均应当通过市场因素自主调节。如皋审批局决定为新开办企业提供印章刻制服务无可厚非,但通过被诉政府采购合同的方式,将印章刻制的交易机会完全赋予特定单位,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精神,损害了包括某刻章服务部在内的其他印章刻制主体的公平竞争权。具体而言:
一是妨碍了市场主体双向选择商品和服务的权利。被诉政府采购合同对印章材质、品牌加以明确限定,使得新开办企业和印章刻制单位完全失去了自主决定的权利,不仅有违交易规律,而且使得交易标的固化,不利于激发印章刻制行业的发展活力。
二是限制了市场主体确定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权利。对于印章刻制价格,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中央和地方定价目录,均未涉及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依法应当实行市场调节定价。被诉政府采购合同明确约定了印章刻制的价格,干预了价格的形成机制,不符合由市场调节价格的内在规律。
三是剥夺了市场主体竞争交易的机会。如皋审批局通过竞争性谈判的方式介入市场供求关系,确定由特定主体在约定期限内提供印章刻制服务,固定和限制了本应由供求双方自主决定的交易机会,在客观上使得其他印章刻制主体在特定期限内失去了交易机会。
四是损害了市场主体交易地位的平等。如皋审批局同意作为合同对象的三家印章刻制单位在政务服务大厅开展其他印章刻制业务,使得公共资源被个别市场主体所享用,从而取得优越于他人的交易地位,有损同行业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秩序。
综上所述,被诉政府采购合同的订立、履行及合同内容均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事实上造成隐形垄断和限制、排除市场竞争,损害了某刻章服务部的公平竞争权,应当确认无效。
【裁判要旨】
1.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政府采购合同在本质内容上体现的是行政机关利用行政职权提供的公共服务,属于行政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政府采购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可能会影响到市场主体的经营状况,进而对公平竞争权产生不利影响。市场主体在无法根据《政府采购法》第五十八条所规定的质疑程序进行救济的情形下,不应受到行政先行处理规则的限制,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2.政府采购活动应当依法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有多种政府采购方式或者服务方式可供选择的,应当选择有利于增进公平竞争的方式,维护市场在公共服务领域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保障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如果被诉政府采购合同妨碍市场主体双向选择商品和服务的自由,限制市场主体确定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权利,剥夺市场主体竞争交易的机会,损害市场主体交易地位的平等,侵害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权,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依法应当确认无效。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2007年通过)第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
###### 一审: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1)苏0691行初910号行政判决(2021年9月23日)
二审: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06行终838号行政判决(2022年7月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诉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政府履行行政补偿法定职责案
2023-11-3-019-001 · (2021)甘95行初7号 ·
行政履行法定职责行政补偿采矿行政许可行政注销遗址保护区
裁判要旨:黑水国遗址坐落在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加强遗址保护,有利于遏制人为损伤和破坏,减轻或延缓自然力量的影响,使遗址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得以真实长久传递。行政机关负有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相关职责,但同时应依法履职、保障行政许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对许可相对人依法取得的许可实施注销但未予补偿,当事人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并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经审查是否以及如何补偿尚需行政机关首次判断的,判决行政机关针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履行相应法定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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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履行法定职责/行政补偿采矿行政许可行政注销/遗址保护区
基本案情
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材公司)取得采矿许可证,有效期为2015年7月1日至2020年7月1日,开采矿种为砖瓦用粘土矿,矿区位于黑水国遗址保护区范围内。2018年5月25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意见,规范全省各级各类保护地内矿业权有序退出。同年9月30日,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甘州区政府)依据该意见作出决定,对建材公司砖瓦用粘土矿进行关闭,并注销其采矿权。相关事宜公告期满后,行政主管部门采取了关闭措施。后建材公司先后三次向甘州区政府递交书面矿业权退出的行政补偿申请,均未获答复,遂提起行政诉讼。
甘肃矿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9日作出(2021)甘95行初7号行政判决:甘州区政府在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对建材公司砖瓦用粘土矿矿业权退出的方式及是否对建材公司给予行政补偿作出明确认定。甘州区政府提起上诉。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08月29日作出(2022)甘行终54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成立,被告违法拒绝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予答复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依法履行原告请求的法定职责;尚需被告调查或者裁量的,应当判决被告针对原告的请求重新作出处理。”本案中,建材公司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甘州区政府就案涉矿业权的退出给予其行政补偿,在作为裁判依据的案涉矿业权退出方式以及是否应当予以补偿不明确的情形下,甘州区政府作为有权主体,应当先行对建材公司砖瓦用黏土矿矿业权退出的方式以及应否就矿业权的退出对建材公司给予行政补偿进行明确。
裁判要旨
黑水国遗址坐落在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加强遗址保护,有利于遏制人为损伤和破坏,减轻或延缓自然力量的影响,使遗址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得以真实长久传递。行政机关负有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相关职责,但同时应依法履职、保障行政许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对许可相对人依法取得的许可实施注销但未予补偿,当事人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并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经审查是否以及如何补偿尚需行政机关首次判断的,判决行政机关针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履行相应法定职责。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2条、第91条
一审:甘肃矿区人民法院(2021)甘95行初7号行政判决(2021年12月29日)
二审: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甘行终54号行政判决(2022年08月2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蒋某某诉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补偿案
2023-11-3-019-002 · (2021)苏0981行初204号 ·
行政行政补偿野生动物致害财产损失
裁判要旨:根据《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当地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补偿要求。当事人在其种植水稻被野生鸟禽侵食、损坏的情况下,因保护湿地野生鸟禽遭受的种植水稻基本绝收等财产损失,行政机关应当给予补偿。人民法院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损失,根据公平补偿原则,依法认定行政机关承担相应的行政补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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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补偿/野生动物/致害/财产损失
基本案情
蒋某某承包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某某镇某某村土地从事水稻种植,该承包地块位于盐城国家珍禽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周边。2019年秋、冬季,国家野生保护动物野鸟经常至蒋某某种植的196亩水稻田觅食,致水稻基本绝收。蒋某某因知道野鸟为国家野生保护动物,试图用鞭炮声驱赶,但收效甚微,未能有效阻止野鸟对水稻的侵食。经测产评估,蒋某某损失为384317元,扣除蒋某某未进行收割、运输、晒烘等费用16660元后,损失为367657元。后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根据相关部门的书面请示意见,参照江苏省农业保险当地现行执行标准,给予蒋某某每亩550元的补偿,共计107800元。2020年12月,蒋某某领取补偿款107800元后,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补偿107800元的行为违法;2.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法补偿367657元。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6日作出(2021)苏0981行初204号行政判决:一、责令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向原告蒋某某支付补偿款257359.90元(扣除已支付的107800元,尚应支付149559.90元);二、驳回原告蒋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规定,因保护法定保护的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补偿。本案中,蒋某某种植的196亩水稻被珍禽保护区内野鸟侵食、损坏。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根据相关部门的意见,参照江苏省当地农业保险现行执行的每亩550元标准补偿107800元,明显偏低,未能体现行政补偿的公平补偿原则。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蒋某某的实际损失367657元,酌情由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按照70%进行补偿,即补偿257359.90元。蒋某某已领取的补偿款107800元从上述补偿款中予以扣减。
裁判要旨
根据《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当地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补偿要求。当事人在其种植水稻被野生鸟禽侵食、损坏的情况下,因保护湿地野生鸟禽遭受的种植水稻基本绝收等财产损失,行政机关应当给予补偿。人民法院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损失,根据公平补偿原则,依法认定行政机关承担相应的行政补偿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9条第1款(本案适用的是2018年10月26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9条第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10条
一审: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2021)苏0981行初204号行政判决(2022年4月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某矿业公司诉云南省镇康县人民政府行政补偿案
2023-11-3-019-003 · (2018)云09行初133号 ·
行政行政补偿探矿权直接损失延期
裁判要旨:行政机关基于饮用水水源地保护需要,不再为已取得矿业权许可企业申报矿业权延续登记的,应当对矿业权人的损失予以合理补偿。探矿权人主张挖矿权实现后的预期收益,依法不属于实际发生的损失,不属于行政补偿的范围。探矿权人为勘探支付的勘探成本等实际发生的损失,应当结合实际情况给予公平合理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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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补偿/探矿权/直接损失/延期
基本案情
某矿业公司系某铅锌矿详查探矿权人,其探矿权最后一次延续的有效期为2010年6月28日至2012年6月28日。2011年8月,云南省某省级单位批复同意某水库工程建设,该矿业公司探矿权所涉项目位于水库的水源保护区。镇康县人民政府先后两次函告矿业公司,勘查许可证到期后不再申报延期。2014年6月,双方委托鉴定机构对案涉探矿权进行评估,鉴定确定案涉详查探矿权价值3053.18万元。后因未能就相关事宜达成协议,某矿业公司提起诉讼,请求镇康县政府补偿其经济损失3053.18万元、勘探支出本息1363.42万元、员工工资86.5万元及鉴定费10万元。
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8日作出(2018)云09行初133号行政判决:镇康县人民政府补偿某矿业公司损失214.6万元;驳回某矿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1日作出(2019)云行终817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镇康县人民政府函告取消水源区内所有矿业权,对某矿业公司探矿权不再申报延期的行为,对某矿业公司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某矿业公司有权提起行政补偿诉讼。县人民政府为妥善解决水库建设与矿产资源开发之间的关系,告知某矿业公司按照探矿风险共担的原则协商解决相关事宜。某矿业公司主张的补偿项目中,探矿权实现后的预期收益不属于实际损失,不予支持;为勘探支付的勘探成本及利息、人工工资等损失,结合实际情况酌情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行政机关基于饮用水水源地保护需要,不再为已取得矿业权许可企业申报矿业权延续登记的,应当对矿业权人的损失予以合理补偿。探矿权人主张挖矿权实现后的预期收益,依法不属于实际发生的损失,不属于行政补偿的范围。探矿权人为勘探支付的勘探成本等实际发生的损失,应当结合实际情况给予公平合理补偿。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
一审: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云09行初133号行政判决(2019年6月18日)
二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云行终817号行政判决(2019年11月1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郭某诉大洼县人民政府行政征收案
2023-12-3-005-001 · (2012)盘中行初字第00004号 ·
行政行政征收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衔接选择适用驳回起诉
裁判要旨:行政复议为选择程序时,当事人可以行使选择权,既可以选择通过行政复议程序解决争议,也可以选择通过行政诉讼程序来解决争议,但两者只能选择其一,不能同时选择适用。在复议机关已经受理的情形下,对同一行政行为又提起行政诉讼的;或者在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情形下,对同一行政行为又申请复议的;在后收到起诉状或复议申请书的人民法院或复议机关均不应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或决定驳回复议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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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征收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衔接/选择适用驳回起诉
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28日,大洼县人民政府作出大政房征字[2011]07号《房屋征收决定》,郭某的房屋坐落于该《房屋征收决定》范围内。郭某于2012年3月14日向盘锦市人民政府提出复议申请,请求撤销大洼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盘锦市人民政府以郭某的复议申请已超出法定申请期限为由,于2012年3月20日作出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决定。郭某不服,于2012年3月26日向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决定。在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期间,盘锦市人民政府于2012年6月13日按照省人民政府的督促要求,对郭某的复议申请予以受理。2012年5月28日,郭某又对上述《房屋征收决定》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撤销(庭审中以复议机关业已受理为由变更诉请为确认房屋征收决定违法)。
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15日作出(2012)盘中行初字第00004号行政裁定:驳回郭某的起诉。郭某提出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日作出(2012)辽行终字第56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行政复议为选择程序时,行政相对人可自由选择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两者之一解决争议,但不能同时使用这两种救济途径。行政程序正在进行时,司法程序不应介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申请行政复议,在法定复议期间内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本案中,郭某以大洼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决定》违法为由向盘锦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该《房屋征收决定》。在盘锦市人民政府作出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决定后,已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决定,说明其仍然希望通过行政复议程序解决争议。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复议机关已自行撤销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决定,并受理郭某的复议申请,行政复议程序已重新启动。据此,郭某已先行选择行政复议程序,其又在起诉盘锦市人民政府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决定案件的审理期间,再次向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法院撤销《房屋征收决定》,显然是同时选择行政复议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解决同一行政纠纷,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应依法裁定驳回郭某的起诉。
裁判要旨
行政复议为选择程序时,当事人可以行使选择权,既可以选择通过行政复议程序解决争议,也可以选择通过行政诉讼程序来解决争议,但两者只能选择其一,不能同时选择适用。在复议机关已经受理的情形下,对同一行政行为又提起行政诉讼的;或者在人民法院已经受理的情形下,对同一行政行为又申请复议的;在后收到起诉状或复议申请书的人民法院或复议机关均不应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或决定驳回复议申请。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44条第1款(本案适用的是1990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37条第1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57条(本案适用的是2000年3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4条)
一审: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盘中行初字第00004号行政裁定(2012年10月15日)
二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辽行终字第56号行政裁定(2012年11月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汪某芳诉龙游县人民政府行政征收案
2023-12-3-005-002 · (2017)浙08行初9号 ·
行政行政征收房屋行政收购旧城改造
裁判要旨:1.当事人在收购方未能满足其收购要求的情况下,有权自愿选择不出售其房屋;收购方有义务尊重其不签订收购协议的权利。在当事人未签订收购协议并在涉案房屋居住的情况下,收购方破坏性拆除当事人相邻已被收购的房屋,对当事人房屋的居住或者经商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的,构成行政侵权。 2.收购方破坏性拆除当事人相邻已被收购的房屋,既严重影响当事人房屋的安全性、舒适性,也造成房屋周围居住环境或商业功能丧失的,市、县政府因自己的先行行为而产生了对当事人房屋进行征收并补偿的附随义务或者赔偿房屋价值的附随义务。在现行法律制度缺乏强制性收购规定的前提下,对旧城改造中未达成收购协议的房屋的拆除,只能通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征收程序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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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征收/房屋行政收购/旧城改造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汪某芳系龙游县龙洲街道居民,利用其位于龙××县××号的房屋经营沙发材料商店。2015年6月9日,龙游某城投公司与龙游县旧城改造征收指挥部办公室(以下简称龙游旧改办)签订《委托书》,由龙游某城投公司委托龙游旧改办实施龙游县大南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项目(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收购项目(以下简称大南门房屋收购项目),期限自项目调查摸底至收购项目实施完成。2015年12月9日,龙游某城投公司发布公告,公告该公司作为收购单位,收购灵山江以西,太平路以南,西湖沿巷一、二弄以东,巨龙路以北,保留房屋除外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并明确龙游旧改办为委托收购实施单位及收购时间、大南门房屋收购项目实施方案等。汪某芳位于龙××县××号的房屋位于收购范围内。2016年1月5日,龙游县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龙游征管办)分别与衢州市恒泰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临海市伟群拆迁有限公司针对龙游县城区大南门区域被收购房屋事项签订《房屋拆除工程合同》,合同约定大南门区域被收购的房屋由衢州市恒泰房屋征迁服务有限公司、临海市伟群拆迁有限公司负责拆除,并承担相应的行为责任。汪某芳未提出收购申请,也未签订房屋收购协议,其房屋也未被拆除。2016年5月21日,龙游某城投公司、龙游旧改办向汪某芳作出书面通知,告知“在2016年6月9日(含)前未提交收购申请,未签订房屋收购协议的,不再享受大南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项目(一期)房屋收购特别奖政策”,并于同月28日送达汪某芳。2016年9月27日,汪某芳楼上住户均已签订收购协议,被收购房屋腾空交付房屋拆除单位。汪某芳不服,以收购工作系由龙游县政府组织实施,强制收购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龙游县政府以收购代替征收的行政行为违法,判令龙游县政府按行政征收的法律规定依法进行征收工作。
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8日作出(2017)浙08行初9号行政判决,1.驳回汪某芳要求确认龙游县政府以收购代替征收的行政行为违法的起诉;2.驳回汪某芳要求判令龙游县政府按行政征收的法律规定依法进行征收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汪某芳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8日作出(2017)浙行终818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宣判后,汪某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6日作出(2018)最高法行申2624号行政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汪某芳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一、关于收购行为的性质认定与救济途径问题
根据一、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本案征购纠纷,并非因行政机关或者国有公司收购个别房屋引发,而系龙游县政府在旧城改造过程中,为实现公共利益和行政管理目标,以委托国有公司收购来代替应当依法进行的征收而引发。虽然该项收购协议名义上的签订主体是国有龙游某城投公司,但此种收购本身属于政府征收职能的委托,并服务和服从于旧城改造这一公共利益需要,因而此种收购协议也即具有了行政协议的属性。将该类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审查范畴,有利于加强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监督,防止行政机关滥用收购代替征收,规避司法审查监督。且建立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收购协议,因其在一定层面上有利于提高旧城改造效率,并有助于通过提高收购价格来对房屋所有权人给予更加充分的补偿安置,具有现实合理性和可行性,因而不宜完全否定此种收购模式的合法性。且不论市、县级人民政府委托国有公司还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实施收购并签订收购协议,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因履行协议发生的纠纷,并非都需以地方人民政府为被告;但在此过程中实施的违法强制拆除行为的法律责任则仍应由行政主体承担,且市、县级人民政府或者其委托的国有公司、征收办等部门在实施收购过程中,必须坚持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原则,与房屋所有权人签订相关收购协议,对房屋所有权人进行不低于市场评估价格的公平合理补偿安置。收购主体存在以欺诈、胁迫等手段签订收购协议情形的,人民法院可确认收购协议无效。因此,一审判决仅因为收购主体系国有公司即认定收购行为系平等主体间民事法律行为,认定不当。二审判决关于龙游某城投公司对涉案区域房屋收购行为不是民事行为的认定正确。
二、拆除他人房屋时未能保障汪某芳房屋正常使用条件是否构成侵权问题
本案中,龙游某城投公司、龙游旧改办认为汪某芳提出的收购方案不符合补偿安置政策规定,而汪某芳又不接受收购方提出的收购条件。2016年5月21日,龙游某城投公司、龙游旧改办向汪某芳作出书面通知,告知:在2016年6月9日(含)前未提交收购申请,未签订房屋收购协议的,不再享受大南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项目(一期)房屋收购特别奖政策,并于同月28日送达汪某芳。可见,双方因要约与反要约未能最终形成一致,已经终止了收购程序。
汪某芳在收购方未能满足其收购要求的情况下,依法有权自愿选择不出售其房屋;龙游县政府、龙游某城投公司、龙游旧改办均有义务尊重其不签订收购协议的权利。根据双方在本院组织的听证过程中的陈述以及汪某芳提供的现场照片等证据,足以证明在汪某芳未签订收购协议并在涉案房屋居住的情况下,龙游征管办委托的房屋拆除公司自2016年9月27日起已经开始破坏性拆除汪某芳楼上以及周边住户已被收购的房屋,对汪某芳房屋的居住以及经商环境已经造成严重影响。由于旧城改造项目系政府推动实施,相关拆除工作也系政府职能部门委托实施,此种侵权也即构成行政侵权。二审判决以龙游某城投公司对汪某芳涉案房屋的收购并未实现为由,认为龙游某城投公司对涉案区域其他房屋的收购行为与汪某芳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将对他人房屋收购行为与拆除房屋关系相割裂,未能顾及已实际发生的拆除行为对汪某芳房屋居住功能及经营环境造成的损害,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此虽与汪某芳原审诉讼请求不明确有关,也与原审法院忽略诉讼引导,不重视实质化解纠纷并从有利于原告角度解释诉讼请求有关。
三、收购与拆除等先行行为是否形成龙游县政府依法征收补偿的附随义务问题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由于龙游县政府已经收购了该街区的绝大部分房屋并正在进行成片的拆除改造,汪某芳户的居住环境和经营环境已经因为涉案收购和拆除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所从事的商业经营活动实际上已经停止;特别是龙游征管办委托的房屋拆除公司实施的破坏性拆除行为,既严重影响汪某芳房屋的安全性、舒适性,也造成房屋周围居住环境与商业功能基本丧失。在此情形下,龙游县政府因自己的先行行为而产生了对汪某芳房屋进行征收并补偿的附随义务或者赔偿房屋价值的附随义务。二审法院要求汪某芳对涉案拆除行为另寻救济,并以汪某芳未提供证据证明相关职能部门已经依法针对涉案项目启动征收程序为由,认为不宜直接判令龙游县政府履行征收职责,未能实质性回应汪某芳的诉求,也未考虑龙游县政府等相关单位因其先行行为而形成的必须依法征收或者赔偿的附随义务。2018年11月5日,龙游县政府作出的龙政房征字〔2018〕1号龙游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书,也印证了汪某芳有关要求征收诉讼请求的合法性,二审法院上述理由系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有关征收规定的错误理解。在现行法律制度缺乏强制性收购规定的前提下,对旧城改造中未达成收购协议的房屋的拆除,只能通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征收程序来解决。
综上,龙游县政府在与汪某芳未能就收购问题签署收购协议的情况下,应当及时启动征收程序;其不及时依法进行征收反而采用不适当拆除方式破坏汪某芳房屋的居住与经营环境,造成该房屋正常使用功能严重贬损,依法构成行政侵权,并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龙游县政府与相关单位因其先行行为,也即因此而负有依法征收补偿或者赔偿的附随义务;汪某芳依法具有选择征收补偿程序或者侵权赔偿程序的权利。鉴于汪某芳选择征收补偿程序且龙游县政府也已经在本院听证后主动启动征收补偿程序,并于2018年11月5日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汪某芳涉案房屋在征收范围内,本案汪某芳有关征收诉求已经得到支持,故一、二审法院判决存在的问题,无进一步纠正必要。为减少诉累,本案亦无启动再审程序必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无论是收购程序、征收程序还是赔偿程序,对房屋产权的保障,原则上均应以当时当地同区位同类房屋的市场评估价作为基准。如汪某芳房屋2018年度市场评估价因周边环境的巨大变化而受到影响,则龙游县政府应当以2016年启动收购以来的市场评估价就高确定标准。同时,对于因不恰当拆除本身造成的损失赔偿问题,龙游县政府在作出补偿决定时,应当一并予以考虑。汪某芳也应当理性评估房屋实际价格,尽可能通过协议方式解决本案的一系列问题。
裁判要旨
1.当事人在收购方未能满足其收购要求的情况下,有权自愿选择不出售其房屋;收购方有义务尊重其不签订收购协议的权利。在当事人未签订收购协议并在涉案房屋居住的情况下,收购方破坏性拆除当事人相邻已被收购的房屋,对当事人房屋的居住或者经商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的,构成行政侵权。
2.收购方破坏性拆除当事人相邻已被收购的房屋,既严重影响当事人房屋的安全性、舒适性,也造成房屋周围居住环境或商业功能丧失的,市、县政府因自己的先行行为而产生了对当事人房屋进行征收并补偿的附随义务或者赔偿房屋价值的附随义务。在现行法律制度缺乏强制性收购规定的前提下,对旧城改造中未达成收购协议的房屋的拆除,只能通过《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征收程序来解决。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1款
一审: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8行初9号行政判决(2017年6月28日)
二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行终818号行政判决(2017年10月18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2624号行政裁定(2018年12月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高某某诉朝阳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履行征收补偿协议案
2023-12-3-018-001 · (2017)京0105行初501号 ·
行政行政协议征收补偿履行不能裁判路径
裁判要旨:第一,行政协议被告的履行不能采取严格审查标准。可引入第三方中立标准考察行政权力的行使,根据相关证据认定是否存在确系非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履行不能的情形。第二,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可参照适用民事诉讼审查路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五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在法院已进行释明的情况下,当事人仍坚持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对此诉请应予以驳回,如果其提出的其他违约或损失赔偿的请求,是在要求继续履行的基础上要求被告承担填补相应损失的责任,亦应一并予以驳回。第三,可参照履责类案件的裁判思路分析此类案件裁判方式。当事人履责指向在客观上无法实施,也属于相对人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理由不能成立的情形,可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第四,法官需尽到基本释明的责任。法官通过释明可能存在的履行不能情况,让原告采取有目标但又留后路的“继续履行+如果不能继续履行则赔偿损失”诉讼策略以便充分保护当事人的诉权、提高诉讼效率,同时也有利于对同一问题的同一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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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协议/征收补偿/履行不能/裁判路径
基本案情
原告(上诉人)高某某诉称:2017年2月25日,被告朝阳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以下简称朝阳区房屋征收办)委托某区房屋征收事务中心(以下简称朝阳区征收事务中心)与高某某签订《某旧城区改建项目房屋征收补偿补充协议(一)》[以下简称《征补协议(一)》],该协议第一条第二项约定,朝阳区房屋征收办用于安置高某某的安置房中,其中一套位于北花园小区××号楼××单元××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结合朝阳区房屋征收办发放给高某某的《某旧城区改建项目产权调换房源宣传手册》(以下简称《房源宣传手册》)中对应的户型示意图,可知双方约定的涉案房屋具有两个卫生间。在朝阳区房屋征收办通知高某某交付涉案房屋后,高某某经现场查看发现房屋主卧并未建造卫生间,不符合双方的约定。高某某认为,双方签订协议时,朝阳区房屋征收办提供了《房源宣传手册》用于高某某选房,该手册中高某某选中房屋的户型示意图应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受双方签订的协议约束,朝阳区房屋征收办不能履行合同约定户型房屋,应在一定期限内进行更换,赔偿支付高某某临时安置补偿及房屋租金可得利益损失。诉讼请求为:(1)朝阳区房屋征收办依照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约定交付具有两个卫生间的房屋;(2)赔偿高某某临时安置补偿人民币139794元;(3)支付高某某诉争房屋违约、逾期修复期间房屋租金可得利益损失赔偿额人民币84111元;(4)支付高某某诉争房屋违约、逾期修复期间房屋物业费、供暖费损失人民币9600元。
被告(被上诉人)朝阳区房屋征收办辩称:高某某选择了涉案房屋,建设面积79.5平方米,一居室。该房屋作为现场户型示范房屋,后期没有任何改动,按示范情况交付。从房屋设计情况来看,储藏间设计功能为储藏,无上下水,不能改造成卫生间使用,对提出的可调配其他房屋方案高某某不予认可。高某某要求恢复卫生间使用功能,不符合设计要求,缺乏依据。关于高某某的诉讼请求,由于没有两个卫生间的两居室,原审二审法院也认定涉案房屋不具有改造现实可能性,补偿协议中也没有明确承诺房屋为两个卫生间,仅是宣传册标注错误,所以高某某第一项诉讼请求在客观不能实现。高某某的第二项和第三项诉讼请求是重复主张损失,如果认定朝阳区房屋征收办于2017年4月7日已向高某某交付房屋,就不存在安置补偿问题,即使安置补偿也不存在可得利益双倍,延期安置补偿费也不具有事实依据。物业费和供暖费是在房屋交付后高某某应交付的对价款,高某某不在涉案房屋中居住是其个人原因,不应当由朝阳区房屋征收办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高某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2月24日,某区政府发布《房屋征收决定》,决定对某旧城区改建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实施征收,房屋征收的实施单位为朝阳区征收事务中心。2016年12月12日,朝阳区征收事务中心与高某某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约定高某某同意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中确定的产权调换方案进行产权调换,协议中同时对被征收房屋情况、人口情况、补偿方式及内容、结算、搬迁期限、付款期限及方式、产权调换房屋的办理手续、争议解决方式、协议生效、变更或解除等事项进行约定。2017年3月14日,朝阳区征收事务中心与高某某签订了《征补协议(一)》,协议中,高某某自愿选择涉案房屋作为产权调换房屋之一,并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了选房确认工作,取得了《产权调换房源选房确认单》,并签署了产权调换房屋拟登记权利人确认声明。2017年4月7日,相关单位向高某某交付涉案房屋,交房时的《入住交房验收表》中载明“主卫设施不完善没有水管没有地漏坐便管道没有下水管道”等内容。朝阳区房屋征收办向高某某提供的涉案房屋的户型图显示,位于主卧室的小间为“卫生间”,规划设计图上载明的为“储藏”。涉案房屋的建设单位某置业公司及规划单位某工程设计公司分别出具了《说明》,认定涉案房屋不具备将储藏间改造为卫生间的条件。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曾于2018年3月30日作出(2017)京0105行初501号行政判决,判决:(1)判令朝阳区房屋征收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高某某违约金5000元;(2)驳回高某某要求朝阳区房屋征收办将涉案房屋南面卫生间进行修复,恢复到卫生间使用功能的诉讼请求。高某某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3日作出(2018)京03行终397号行政裁定,认为相关证据材料能够证明涉案房屋中位于主卧室的小间的卫生间不具有改造的现实可能性,高某某的该项诉讼请求事实上不能履行,高某某是否坚持该项诉讼请求或是否主张朝阳区房屋征收办承担其他形式的违约责任,原审法院对此未向高某某进行相关释明,最终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重审。本案庭审中,经向高某某当庭释明,高某某表示仍坚持要求朝阳区房屋征收办继续履行协议,涉案房屋主卧室的小间可以修复为卫生间,朝阳区房屋征收办应向其交付具有两个卫生间的房屋,并支付逾期修复期间的相应补偿和损失赔偿。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6日作出(2018)京0105行初675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高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高某某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3日作出(2019)京03行终898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高某某与朝阳区征收事务中心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与《征补协议(一)》合同的效力问题,朝阳区房屋征收办作为被告的适格问题,以及朝阳区房屋征收办未按照双方约定的内容履行交房义务,已经构成违反合同约定的问题,同意一审法院认定意见。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被告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的,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责任。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的除外。本案中,高某某要求被上诉人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修复涉案房屋主卧室的小卫生间的使用功能后,向其交付具有两个卫生间的房屋。根据现有证据及(2018)京03行终397号行政生效裁定,均已认定涉案房屋不具有改造的现实可能性,其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的诉讼请求事实上已不能实现。在一审法院明确释明的情况下,高某某仍坚持此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驳回并无不当,法院予以认可。高某某在本案中提出的临时安置补偿、租金可得利益损失赔偿及房屋物业费、供暖费损失的请求,二审法院同意一审法院认定意见。因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高某某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裁判要旨
第一,行政协议被告的履行不能采取严格审查标准。可引入第三方中立标准考察行政权力的行使,根据相关证据认定是否存在确系非被告的违约行为导致履行不能的情形。第二,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可参照适用民事诉讼审查路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五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在法院已进行释明的情况下,当事人仍坚持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对此诉请应予以驳回,如果其提出的其他违约或损失赔偿的请求,是在要求继续履行的基础上要求被告承担填补相应损失的责任,亦应一并予以驳回。第三,可参照履责类案件的裁判思路分析此类案件裁判方式。当事人履责指向在客观上无法实施,也属于相对人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理由不能成立的情形,可适用《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第四,法官需尽到基本释明的责任。法官通过释明可能存在的履行不能情况,让原告采取有目标但又留后路的“继续履行+如果不能继续履行则赔偿损失”诉讼策略以便充分保护当事人的诉权、提高诉讼效率,同时也有利于对同一问题的同一裁判。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9条、第78条第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80条第1款第1项(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0条第1项)
一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行初675号行政判决(2019年6月26日)
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行终898号行政判决(2019年9月3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云南某某公司诉嵩明县人民政府、第三人嵩明县人民政府嵩阳街道办事处行政补偿案
2023-12-3-019-001 · (2020)云71行初23号 ·
行政行政补偿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地上附着物所有权人
裁判要旨:人民政府在集体土地征收补偿中,应切实依法履职,保障地上附着物所有人的财产权益,对土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人给予补偿。征地补偿纠纷引发的行政争议矛盾激烈,化解难度大,妥善化解此类纠纷,是政府和法院共同面临的重要任务。此类附着物的所有权人在特定情形下可能是土地承包经营户之外的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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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补偿/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地上附着物/所有权人
基本案情
原告云南某某公司是一家以绿化苗木种植为主的民营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刘某永,刘某系刘某永的父亲。2010年6月30日,嵩明县某镇某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一居民小组居民刘某与某社区居民委员会某居民小组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某居民小组将其所有的坐落于昆曲高速公路下的水田42亩(以双方实际丈量的为准)出租给刘某,用作种植苗木。承包期限5年,自2010年6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承包金:头两年每年每亩1000元,后三年每年每亩1100元。临近承包期满,2015年4月1日,刘某又与某居民小组继续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某居民小组继续将上述土地出租给刘某,用作种植绿化苗木。承包期限5年,自2015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0日。承包费:每亩每年3500元,以后每年在前年的基础上以百分之五递增。双方还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上述刘某承包的土地实际上用于云南某某公司种植绿化苗木进行经营使用,土地使用的承包费由刘某按照合同约定直接支付给某居民小组。某居民小组知晓上述租用的土地作为云南某某公司绿化苗木种植用地的事实。
云南省人民政府于2016年1月14日作出云国土资复〔2015〕654号《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嵩昆路(嵩四路与哨关路连接线)一期项目建设用地的批复》,批准对嵩明县1个街道10个居委会39个居民小组的集体农用地43.0058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并办理征地手续,作为嵩昆路(嵩四路与哨关路连接线)一期项目建设用地。其中,刘某向某居民小组承包的部分水田就属于上述被批准征收的集体土地。2016年1月20日,嵩明县发布征地公告对上述集体土地实施征收。嵩明县人民政府已经将征地补偿款支付给了某居民小组,但没有对云南某某公司涉及被征收王家村集体土地上种植的绿化苗木进行补偿。
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20年12月16日作出(2020)云71行初23号行政判决:一、嵩明县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云南某某公司在嵩阳街道办某社区居民委员会某居民小组被征收集体土地上种植绿化苗木履行征收补偿职责,向云南某某公司作出征收补偿决定。二、驳回云南某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各方均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原告云南某某公司是案涉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人,享有对涉案土地上的附着物(种植的绿化苗木)获得补偿的权利。被告嵩明县人民政府有义务向所有者支付相应合理补偿。审理过程中,被告嵩明县政府亦认可就涉案土地地上附着物并未向任何主体进行过补偿。关于被告提出的原告的《土地承包合同》期限已于2020年5月30日到期,原告应当无条件搬走地上附着物,被告无须再给予征收搬迁补偿等的意见,法院认为,云南某某公司作为涉案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的所有者,行政征收补偿法律关系已然形成,并不因之后土地承包合同期限届满而消灭。嵩明县政府已经将征收某居民小组集体土地的征地补偿款支付给了居民小组,依法亦应当对被征收集体土地的地上附着物,也就是云南某某公司的绿化苗木进行合理补偿。
裁判要旨
人民政府在集体土地征收补偿中,应切实依法履职,保障地上附着物所有人的财产权益,对土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人给予补偿。征地补偿纠纷引发的行政争议矛盾激烈,化解难度大,妥善化解此类纠纷,是政府和法院共同面临的重要任务。此类附着物的所有权人在特定情形下可能是土地承包经营户之外的其他人。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
一审: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0)云71行初23号行政判决(2020年12月1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杨某某诉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政府行政补偿案
2023-12-3-019-002 · (2020)辽01行初298号 ·
行政行政补偿补偿数额生活实际酌定
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 1、征收补偿首先应是公平公正的补偿。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补偿数额与被征收物的价值相当,保证被征收人的财产权益;第二,在征收区域内,制定补偿方案及政策,对被征收人实行统一的补偿标准。 2、征收补偿应具有科学依据。征收决定的发布、补偿方案的制定、补偿标准的确定均应具有科学依据。审判实践中,针对损失无法鉴定的情况,补偿数额的酌定需要专家论证意见及一定的专业知识。 3、征收补偿还应符合生活实际。这一点体现为,当事人的主张及陈述能够符合生活实际,在损失无法鉴定的情况下,法官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对数额予以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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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补偿/补偿数额/生活实际/酌定
基本案情
原告诉称,原告系苏家屯区临湖街道办事处东谟家堡村村民,从2000年起承包本村土地,并利用其中31.2亩进行果树栽种。2008年9月开始,被告发布征收土地的公告,因建设污水处理厂对包括原告承包土地在内的东谟家堡村进行土地征收,并要求该村村民在2008年停耕停建。原告为配合被告的工作,于2008年停耕。在原告停耕的同时,拆迁工作人员到原告承包的31.2亩土地上对种植的各类果树以及地上附着物进行数量的核量登记。根据相关工作人员的记载,在停耕拆迁前,原告耕种的土地上共有葡萄苗18.4万棵、桃树9360棵、葡萄树3640棵,另外还有铁架大棚、房子、厕所、深水井、菜窖等地上附着物。核查完毕后,制作了地上物核查登记表,并由原告在地上物核查登记表上签字进行了确认,该表格由工作人员带走,而没有给原告留下任何复印件。2010年10月,被告单位的工作人员找到原告,说污水处理厂项目等待开工,让原告配合工作先进行拆迁。原告为了配合被告的工作,同意拆迁。拆迁后,原告多次找到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以及被告单位的工作人员,要求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但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告知原告,原告的地上物核查登记表丢失了,无法与原告核算补偿款并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从2010年10月至原告起诉时,原告的土地早已被被告征收并已建成污水处理厂,但原告的征地补偿问题却长达5年无法解决。被告的违法行为给原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原告作为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生活困难,现诉至法院,要求判决被告给付原告地上种植物补偿款4209952元、地上附着物补偿款786330元、停耕补偿费124800元,以上合计5121082元,并赔偿原告以上经济损失的利息。
被告辩称,经过双方协商一致拆除的地上物,请求法院合理确定补偿额,但应扣除先期支付给杨某某的60万元人民币借款。本案审理过程中,以“地上物补偿款已支付给插户农民”为由,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关于原告主张的停耕补偿费,2008年发放了停耕费,2009年和2010年以生活补助费的方式发放了停耕费,所以原告已经领取了2008年-2010年的停耕费,该地区停耕费只发放到2010年,之后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不涉及停耕费的问题。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系沈阳市苏家屯区临湖街道办事处东谟家堡村村民,承包位于该村土地31.2亩,该承包地于2009年12月被纳入征收范围,地上种植物及其他地上附着物于2010年被清除。原告于2017年4月诉至本院,要求对其地上种植的桃树、葡萄树、葡萄苗及其他地上附着物予以补偿。本院按照《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团工作办法》的规定,邀请了专家咨询团中的农业专家对原告主张其种植果树的种类、数量、树龄的科学性、客观性、合理性进行了论证,专家认为合理的桃树种植密度应为8平方米种植一棵,一亩种植83棵,葡萄树是2平方米种植一棵,一亩种植330棵,葡萄苗为一亩种植15000株。重审过程中,原告申请调取东馍村其他村民的核量登记及地上物补偿明细,要求参照该村民地上种植物平均数量认定其地上物种植数量。法院依申请调取了上述村民的征收补偿协议,综合专家意见以及原告陈述其种植的生活实际,共同作为确定原告地上物种植数量的依据。另查明,案涉土地存在村民插户情况。原告承包使用过程中,案涉土地被划入绿化带树地范畴,插户村民已按插户面积领取了插户补偿。又查明,原告于2015年2月和5月两次提出借款申请,至2015年5月末,其总计收到60万元借款,作为被告先行垫付的补偿款。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6日作出(2020)辽01行初298号行政判决:1.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给付原告征收补偿款3,128,186元;2.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给付原告征收补偿款3,728,186元自2010年4月23日起至2015年5月31日止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3.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给付原告征收补偿款3,128,186元自2015年6月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息;4.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民政府不服,提出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7日作出(2021)辽行终443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被告具有对原告征收范围内的地上物予以补偿的职责。被告在征地过程中,对原告地上物的核量情况未进行保存,导致原告无法举证,被告应承担举证责任,由于地上物已经被清除,造成目前无法进行评估鉴定,被告应对此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应参照《东谟村征地动迁实施方案》确定被征收地上物的补偿数额,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酌情确定补偿数额。关于地上种植物补偿的问题。首先是关于种植物数量的确定。因种植物已经灭失,原告关于参照同样种植果树的本村其他村民的地上种植物平均数量认定其地上种植物数量的主张具有合理性,故本案审理过程中依原告申请调取了相关村民的征收补偿协议。通过参照相关村民的果树种植种类、种植面积、种植数量及补偿金额,结合原告庭审中的陈述对原告主张的桃树、葡萄树及葡萄苗的数量分别予以审查认定,并采用该地区补偿方案中的补偿标准,综合以上计算原告地上种植物的补偿金额为:3,041,856元。关于地上建筑物补偿的问题。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拆除的地上物情况,故根据原告自述及相关证据予以认定,并采用该地区补偿方案中的补偿标准,对于补偿方案中没有规定的项目,结合原告提供的录像及生活常识予以酌定,以上共计686,330元。综上,被告给付原告补偿款总计为:3,041,856元(地上种植物补偿)+686,330元(地上建筑物补偿)-600,000(被告先行垫付的补偿款)=3,128,186元。并应支付利息。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的损失因客观原因无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主张和在案证据,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酌情确定赔偿数额。
1、征收补偿首先应是公平公正的补偿。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补偿数额与被征收物的价值相当,保证被征收人的财产权益;第二,在征收区域内,制定补偿方案及政策,对被征收人实行统一的补偿标准。
2、征收补偿应具有科学依据。征收决定的发布、补偿方案的制定、补偿标准的确定均应具有科学依据。审判实践中,针对损失无法鉴定的情况,补偿数额的酌定需要专家论证意见及一定的专业知识。
3、征收补偿还应符合生活实际。这一点体现为,当事人的主张及陈述能够符合生活实际,在损失无法鉴定的情况下,法官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生活常识等对数额予以酌定。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47条第3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3条
一审: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辽01行初298号行政判决(2021年1月6日)
二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辽行终443号行政判决(2021年5月2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宋某某诉某区人民政府、某镇人民政府行政补偿案
2023-12-3-019-003 · (2003)第032号 ·
行政行政补偿集体土地安置补偿补偿主体裁判方式裁判时机
裁判要旨:1.关于集体土地征收中补偿安置职责的主体问题。法律法规规章没有赋予乡镇一级政府征收集体土地的法定职责,即便其有自认行为,也不能因其自认而具备独立实施土地征收、承担安置补偿职责的资格,亦不能因此免除市、县级人民政府法定的安置补偿义务。故对镇政府实施的集体土地征收行为应当视为委托,镇政府作为受托主体,可以与被征收人协商或达成征收补偿协议,在与被征收人达不成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及时作出补偿安置决定并履行补偿安置职责。 2.关于履行安置补偿职责之诉的裁判方式及裁判时机。履行法定职责之诉及给付之诉中,对于行政机关不需要先行处理又明显怠于行使权力或履行义务,且能够确定具体金额的金钱给付类案件,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作出具有具体给付内容的实体判决,更有利于及时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的态度可以成为选择裁判方式的一个考量因素,行政机关明显存在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拒绝给付的情形,直接判令其作出特定行政行为更有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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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补偿/集体土地/安置补偿/补偿主体/裁判方式/裁判时机
基本案情
2003年3月10日,宋某某与某村村委会签订《承包合同》,承包某村黄渠东344.4亩土地。承包期限自2003年3月10日至2028年12月31日……2003年12月8日,某区林业局颁发的米林证字(2003)第032号林权证。2017年7月13日,乌鲁木齐市某区某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某镇政府)出具《关于解决西延干渠引水渠系配套工程征地问题的答复》载明:“卧龙岗村村民宋某某:西延干渠引水渠系配套工程项目于2015年9月开工,10月修到宋某某所承包的耕地段,由于该项目为自治区重点工程,工期较紧,经镇政府与宋某某协商,对于所征用的地会按照有关法律及条文规定进行合理补偿……现镇政府承诺会根据新国土资发〔2009〕131号文件、乌政办〔2011〕272号文件、新计价房〔2011〕500号文件及某区征收管理办公室对以上文件的解释等相关规定,在15个工作日内给出解决西延干渠引水渠系配套工程征地问题补偿协议及相关说明,并以合法的方式将补偿协议及现场认定书交给宋某某,希望宋某某能在5个工作日内给予签字认定。政府一定会按照所承诺的内容给予补偿。”宋某某称某镇政府未与其达成补偿协议,上述《答复》并未实际履行,故分别向乌鲁木齐市某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某区政府)及某镇政府邮寄履行安置职责申请书,某区政府及某镇政府均未答复,遂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二被告履行补偿安置职责。
庭审中某区政府、某区征收办称其均未发布征收补偿方案,未发布过任何征收相关文件、对涉案项目没有进行过征收。某镇政府在庭审中自认,某镇政府未与某村村委会签订过安置补偿协议,也未作出具体征收补偿方案,其对于宋某某的安置补偿方案如下:“15.6万元/亩中,3.6万元/亩是土地补偿费归村集体,9万元/亩是安置补偿费只给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田村民,宋某某被征收土地属于经营承包地故没有这9万/亩的补偿,3万元/亩系对青苗及地上附着物按照实际种植情况补偿,超过3万/亩的部分需要专业技术评估。”“该安置补偿方案系依据新国土资发〔2009〕131号文件、乌政办〔2011〕272号文件、新国土资发〔2011〕19号文件、新计价房〔2011〕500号文件执行。”宋某某不同意上述安置补偿方案,故双方至今未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某镇政府提供某镇国土资源所于2020年9月22日出具的《证明》载明:“经我镇国土所至某区国土分局现场调图,此块图斑权属单位为某乡直属,权属性质为国有土地,地类名称为其他林地、其他草地、坑塘水面。四至界限:东邻洪坝、南邻东方村稻地交界、西邻黄渠、北邻李作光稻地交界。”某区政府认可该证明内容,其陈述“涉案土地性质自一九八几年后属于国有土地,行政区划应属某乡,但因历史遗留问题,涉案土地一直由某镇某村作为集体土地管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30日作出(2020)新01行初33号行政判决:责令乌鲁木齐市某区某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60日内针对西延干渠引水渠系配套工程因占用宋某某林地、鱼塘作出安置补偿决定。宋某某提出上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9日作出(2021)新行终84号行政判决:一、撤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新01行初33号行政判决;二、责令被上诉人某区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诉人宋某某支付地上附着物、青苗补偿费及利息损失966004.5元;三、驳回上诉人宋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一、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是法定的公告和组织实施主体。
集体土地经有权机关批准征收后,市、县级人民政府及其土地管理部门具体负责实施征收与补偿工作,应当积极主动履行补偿安置义务。本案中,某区政府为本案涉案土地的补偿安置义务主体,委托某镇政府实施具体安置补偿工作,但不能因此认定某镇政府据此取得了独立实施补偿安置的行政主体资格,亦不能因此免除某区政府法定的安置补偿义务。某镇政府在与被征收人达不成补偿协议的情况下,某区政府应当依法及时作出补偿安置决定并履行补偿安置职责,故某区政府系本案法定补偿义务主体,原审认定某镇政府为补偿安置义务主体无法律依据。
二、本案应当适用履行判决还是给付判决。
行政机关优先判断及处理权与司法机关监督及救济权的选择,应当从更有利于当事人权益保障的角度出发。如案件涉及大量技术性、政策性的问题,需要行政机关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来解决,对于专业性问题应当尊重行政机关首次判断权,行政处理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专业知识可更好地解决相对人之间的行政纠纷。如不涉专业性问题,且行政机关明显怠于行使权力或履行义务引发诉讼,则应充分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判断争议案件是否具备司法裁决的条件,行政权力运行的机制及可能产生的后果,从而准确选择裁判类型,对于能够确定具体金额的金钱给付类案件,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作出具有具体给付内容的实体判决,而非在行政机关已经怠于履行的情况下,依然以行政机关优先处理权为由,以履行判决替代给付判决。
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于永久性占地补偿36000元/亩、安置补偿费9万元/亩、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3万元/亩、鱼池3万元/亩的补偿标准无异议,仅就被征收人应当享有的补偿项目及面积存有争议。补偿项目属于法律适用问题,故在确定被征地面积后,进行简单的数学计算即可确定补偿数额,对涉案诉求的准确判断,并不需要利用行政机关专业知识与经验的优越性,即案件现有证据满足直接进行裁判的条件。宋某某在本案诉讼前,多次要求某区政府履行补偿义务,某区政府均未予以答复,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及二审法院多次组织调解,双方均未达成一致意见,在调解过程中,某区政府已经充分表达其对涉案事务的处理结果,可以预判行政机关的最终决定,与相对人诉求差距较大,要求其进一步进行行政处理不利于司法审查或当事人权益保障,易造成当事人陷入循环诉讼,浪费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增加当事人诉累。
因此,基于宋某某诉讼请求为要求支付补偿款的金钱给付类请求,且本案满足直接进行司法判断的条件,应当适用给付类判决对补偿数额直接进行裁判,更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综合全案证据,该院依法确认被征收土地面积为30.74亩,判决某区政府依法履行安置补偿职责,向宋某某支付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922200元,利息损失43804.5元,共计966004.5元。
裁判要旨
1.关于集体土地征收中补偿安置职责的主体问题。法律法规规章没有赋予乡镇一级政府征收集体土地的法定职责,即便其有自认行为,也不能因其自认而具备独立实施土地征收、承担安置补偿职责的资格,亦不能因此免除市、县级人民政府法定的安置补偿义务。故对镇政府实施的集体土地征收行为应当视为委托,镇政府作为受托主体,可以与被征收人协商或达成征收补偿协议,在与被征收人达不成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及时作出补偿安置决定并履行补偿安置职责。
2.关于履行安置补偿职责之诉的裁判方式及裁判时机。履行法定职责之诉及给付之诉中,对于行政机关不需要先行处理又明显怠于行使权力或履行义务,且能够确定具体金额的金钱给付类案件,应当依照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作出具有具体给付内容的实体判决,更有利于及时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的态度可以成为选择裁判方式的一个考量因素,行政机关明显存在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拒绝给付的情形,直接判令其作出特定行政行为更有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第4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91条
一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新01行初33号行政判决(2021年6月30日)
二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1)新行终84号行政判决(2021年11月2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某弘煤业诉白水县政府行政补偿案
2023-12-3-019-004 · (2015)渭中行初字第00067号 ·
行政行政补偿行政许可采矿企业资源整合
裁判要旨:1.按照《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行政许可只要是依法取得就应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无论因法律规范废改,还是客观情况变化,抑或为了公共利益需要而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都应就由此造成的财产损失,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给予补偿。 2.政府行政命令下的采矿企业整合不同于平等主体间协商一致的企业兼并,政府在作出煤炭资源整合的行政命令后,应对因此丧失采矿许可的企业负有保证解决补偿问题的行政职责,而不能认为补偿仅仅是整合企业与被整合企业之间的民事行为,亦不能认为政府对有关补偿款确定和支付仅负有行政指导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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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补偿/行政许可/采矿企业/资源整合
基本案情
2010年11月11日,白水县整合领导小组上报《白水县2010-2011年煤矿整顿关闭和资源整合实施方案》,确定由某烽煤业整合某弘煤业,关闭某弘煤业。整合后的补偿原则是:按照“一托一”的原则进行补偿,其中被兼并重组和整合的煤矿由整合主体企业负责补偿。2011年1月24日,县整合办通知:某弘煤业为省政府公告关闭矿井。同年2月14日,县整合办向某弘煤业发出通知:“经县煤矿整顿关闭和资源整合评估小组综合评议,并报白水县煤矿整合领导小组同意,你矿应得补偿款3500万元,请于二月二十日之前到县整合办商谈领款及关闭等具体事宜。”后某烽煤业向县整合办账号汇资源整合款1200万元。2015年2月,县整合办分三次向某弘煤业投资人林某佑支付补偿款950万元。同年5月28日,陕西某律师事务所向白水县政府发函,要求支付某弘煤业剩余补偿金2550万元。某烽煤业已取得新的采矿许可证,其采矿许可证包含了原某弘煤业采矿许可证的范围,其核定生产能力由原9万吨增加至45万吨。某弘煤业的煤炭资源费未予退回。某烽煤业未缴纳相关的资源费。某弘煤业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白水县政府支付剩余补偿款2550万及利息6万元。
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8日作出(2015)渭中行初字第00067号行政判决:驳回某弘煤业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某弘煤业不服,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5日作出(2016)陕行终74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宣判后,某弘煤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6)最高法行申3344号行政裁定:(一)本案指令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4日作出(2018)陕行再5号行政裁定:撤销(2015)渭中行初字第00067号行政判决、撤销(2016)陕行终74号行政判决,该案发回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30日作出(2018)陕05行初99号行政判决:一、由白水县政府支付某弘煤业补偿款2550万元人民币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2550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6月3日起计算至给付之日止,2019年8月20日前的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利率按照,全国银行之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由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向某弘煤业退还资源费100万元;三、驳回某弘煤业要求陕西省自然资源厅承担连带补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四、驳回某弘煤业要求某源煤业承担连带补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五、驳回某弘煤业的其他诉讼请求。
某弘煤业、白水县政府不服,提起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19日作出(2021)陕行终877号行政判决: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二、变更原审判决第一项为白水县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某弘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补偿款2550万元人民币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以3500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2月20日起按本案判决作出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5年1月31日止;以2550万为基数,自2015年2月1日起按本案判决作出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人民币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三、驳回某弘煤业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行政机关无论因法律规范废改,还是客观情况变化,抑或为了公共利益需要而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都应就由此造成的财产损失,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给予补偿。某弘煤业因煤矿资源整合而丧失依法取得的许可,应当得到公平合理的补偿,而煤矿资源整合的实施者则负有落实相关补偿问题的职责。在煤炭资源整合工作中,白水县政府既具有在省政府统一领导下具体实施的职权,亦对因此丧失采矿许可的企业负有保证解决补偿问题的职责。白水县政府认为补偿仅仅是整合企业与被整合企业之间的民事行为,其对有关补偿款确定和支付仅属行政指导,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法律与相关政策规定。在某烽煤业与某弘煤业未签订相关协议、未就煤矿整顿关闭补偿金问题达成一致、煤矿整顿关闭补偿金也未补偿到位的情况下,白水县政府却进行了复产复工的验收,某烽煤业由此获得了包含原某弘煤业采矿许可证范围在内的新的采矿许可证,增加了某弘煤业主张补偿的难度。一、二审法院没有考虑白水县政府履责是否到位,仅以白水县政府的通知不能作为要求其支付补偿款的依据为由驳回诉讼请求,理由并不充分,应予纠正。某弘煤业补偿问题未获解决的原因,除了白水县政府可能存在履职不到位之外,陕西省国土厅注销某弘煤业的采矿许可证,并为某烽煤业颁发新的采矿许可证,也可能存在未尽相应义务的情形,某烽煤业作为整合主体也存在未履行相应义务情形,与本案的处理均有利害关系,应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一、二审法院未通知某烽煤业和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参与诉讼,构成程序违法。
综上,一、二审法院未充分考虑某烽煤业整合某弘煤业是政府主导下的煤矿资源整合,未准确界定各参与主体相应的权利义务,未明确相应行政机关与某烽煤业、某弘煤业的不同法律责任,完全否定白水县政府在补偿问题上的行政义务,属认定事实不清。将补偿问题完全作为民事争议,未能全面理解相关整合的规定,且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构成程序违法。
裁判要旨
1.按照《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行政许可只要是依法取得就应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无论因法律规范废改,还是客观情况变化,抑或为了公共利益需要而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都应就由此造成的财产损失,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给予补偿。
2.政府行政命令下的采矿企业整合不同于平等主体间协商一致的企业兼并,政府在作出煤炭资源整合的行政命令后,应对因此丧失采矿许可的企业负有保证解决补偿问题的行政职责,而不能认为补偿仅仅是整合企业与被整合企业之间的民事行为,亦不能认为政府对有关补偿款确定和支付仅负有行政指导义务。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8条
第一次一审: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渭中行初字第00067号行政判决(2015年11月18日)
第一次二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陕行终74号行政判决(2016年4月5日)
再审审查: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3344号行政裁定(2017年12月28日)
再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陕行再5号行政裁定(2018年8月24日)
第二次一审: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陕05行初99号行政判决(2020年12月30日)
第二次二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陕行终877号行政判决(2021年4月1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王某学诉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政府行政补偿案
2023-12-3-019-005 · (2015)徐行初字第00070号 ·
行政行政补偿房屋征收补偿补偿面积认定既判力
裁判要旨:1.通常情况下,前诉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仅限于裁判主文确定的范围,裁判主文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构成该裁判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后诉判断同一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受前诉生效裁判的羁束。 2.前诉裁判所列争议焦点在经过当事人充分辩论后,前诉对争议焦点所作的实质性判断也发生争点效,形成既判力。该裁判的当事人及相关权利、义务的承担人不得在后诉中对前诉裁判已经查明和认定的主要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提出争议;即使前诉裁判认定有误,也只能通过再审程序改判,而不能直接作出相反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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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补偿/房屋征收补偿/补偿面积认定/既判力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泉山区政府)启动金山东路东延(七里沟棚改)项目,并于2014年5月23日作出徐泉征字[2014]第5号《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并予以公告。因未与王某学达成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协议,泉山区政府于2014年9月12日作出泉房征补字[2014]第158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认定王某学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为228.20平方米。王某学不服158号补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3日作出(2015)徐行初字第00070号行政判决,驳回王某学的诉讼请求。王某学不服提起上诉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1日作出(2015)苏行终字第00746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2015)苏行终字第00746号案件过程中,王某学以泉山区政府未按照法律规定认定其房屋合法面积、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泉山区政府未依法认定其房屋合法面积行为违法。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4日作出(2015)徐行初字第00262号行政裁定,驳回王某学的起诉。
一审宣判后,王某学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8日作出(2016)苏行终939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二审宣判后,王某学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0日作出(2017)最高法行申244号行政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王某学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一般认为,已经生效的前诉裁判具有既判力,后诉不得作出与前诉相反的判断;已经前诉裁判羁束的内容,当事人不得再次诉请裁判;当事人坚持起诉的,法院应当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显然,并不是前诉裁判文书记载的所有内容均具有既判力,也不意味着当事人均不得另行起诉或者均要受到羁束。从现行裁判文书制作样式来看,裁判文书中记载的当事人诉辩主张、事实陈述和请求,不具有既判力;前诉裁判在审理查明部分所认定的一般性事实,或者说次要事实的认定,一般也不具有既判力。而前诉裁判中的诉讼标的,则当然具有既判力,生效裁判作出后各方当事人均不得另行提起诉讼。而对前诉裁判所依据的主要事实和列为争议焦点经质证辩论后认定的事实,一般也认为具有既判力。
通常情况下,前诉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仅限于裁判主文确定的范围,裁判主文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构成该裁判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后诉判断同一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受前诉生效裁判的羁束。而前诉的裁判理由,是建立在对主要法律事实和争议焦点问题判断的基础之上的,后者是前者的理由和根据,承认裁判主文的既判力,必然也要赋予裁判理由中对案件争议焦点和主要法律事实的判断以一定程度的既判力。据此,前诉裁判所列争议焦点在经过当事人充分辩论后,前诉对争议焦点所作的实质性判断即具有既判力,特别是前诉将案件的主要事实列为争议焦点时,更应如此。只要前诉已将权利发生、变更或消灭之法律效果中直接且必要的主要事实列为案件的争议焦点,并在经过当事人质证、辩论后作出了认定,那么,该直接且必要的主要事实,即发生争点效,形成既判力。该裁判的当事人及相关权利、义务的承担人不得在后诉中对前诉裁判已经查明和认定的主要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提出争议;即使前诉裁判认定有误,也只能通过再审程序改判,而不能直接作出相反的判断。
本案一、二审法院已经查明,泉山区政府于2014年5月23日作出5号征收决定时,已经公示了涉案房屋的调查结果和认定结果;相关评估公司于2014年5月26日作出“房屋征收估价报告”并公示,且于2014年7月9日送达,该报告对房屋面积有明确记载;泉山区政府于2014年9月12日作出158号补偿决定,载明王某学户房屋合法面积228.20平方米,房屋用途为住宅。王某学、周某娟提起行政诉讼,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5)徐行初字第00070号行政判决、(2015)苏行终字第00746号行政判决。在此诉讼中,当事人争议的焦点之一,即为涉案房屋面积认定是否合法的问题,一、二审法院也均将该问题作为争议焦点问题进行了审理。庭审中,与房屋面积直接有关的证据,如“被征收房屋现状测绘调查表”、“金山东路东延(七里沟棚改)项目住宅类房屋调查结果公示表”等,均经过当庭举证、质证,房屋面积认定方法也经各方辩论。由于涉案房屋没有房屋和用地权属证明,泉山区政府参照《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中关于低层居住建筑容积率规定(最高上限为1.1),以实际使用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为基数,按1.4容积率计算并确认了涉案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上述一、二审判决对此认定方法和具体面积的认定,均予以支持。可见,人民法院在前诉案件中对征收补偿决定合法性审查时,已经在当事人质证辩论基础上,对房屋面积认定问题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合法性认定。因此,有关房屋面积认定的合法性问题,已经受到前诉判决羁束;王某学在前诉中有关房屋面积认定违法的主张未得到支持后,又提起本案诉讼,构成重复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九项规定,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因此,一、二审法院裁定符合法律规定。
裁判要旨
1.通常情况下,前诉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仅限于裁判主文确定的范围,裁判主文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评价构成该裁判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后诉判断同一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受前诉生效裁判的羁束。
2.前诉裁判所列争议焦点在经过当事人充分辩论后,前诉对争议焦点所作的实质性判断也发生争点效,形成既判力。该裁判的当事人及相关权利、义务的承担人不得在后诉中对前诉裁判已经查明和认定的主要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提出争议;即使前诉裁判认定有误,也只能通过再审程序改判,而不能直接作出相反的判断。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69条第1款第9项
一审: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徐行初字第00262号行政裁定(2016年5月4日)
二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行终939号行政裁定(2016年8月18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244号行政裁定(2017年3月1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陈某永诉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政府行政补偿案
2023-12-3-019-007 · (2019)桂12行初4号 ·
行政诉讼行政补偿不履行法定职责撤销信访答复征地补偿安置受案范围信访答复
裁判要旨:当事人向行政机关主张安置补偿利益,行政机关以信访答复的形式认定当事人不符合安置条件,对其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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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诉讼/行政补偿/不履行法定职责/撤销信访答复/征地补偿安置/受案范围/信访答复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陈某永原系河池市金城江区六圩镇六圩村板立屯村民,后于2011年11月与河池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成为河池某公司的合同制工人。根据城市建设的需要,陈某永所在的板立三组的集体土地分三次被征收为河池市城市建设用地。2016年9月20日,河池市金城江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金城江区政府)设立的河池城区征地拆迁办作出《六圩社区板立三队生活安置用地分配方案公示》,公示内容为:根据《河池市城市规划建设征用土地补偿暂行办法》(河政发〔2005〕31号文)精神,为解决被征地农民今后的生活出路问题,经工作组核实,现将拟定《六圩社区板立三队生活安置用地分配方案》再次进行公示,公示期为2016年9月20日至22日。被安置人如对本方案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持个人身份证及户口本原件到六圩镇政府陈述。并附《六圩社区板立三队生活安置用地分配方案》。陈某永认为该公示没有将其作为被安置人侵犯了其应得的安置补偿利益,遂向河池城区征地拆迁办提出异议。河池城区征地拆迁办于2016年10月24日作出涉案信访答复意见,答复陈某永:“经查证,你于2011年11月被录用为河池某公司合同制工人,根据河池城区失地农民安置政策‘在被征收土地的村民小组安置截止时间前已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或国有、国有控股企业的合同制职工的不能列为失地农民安置对象’的规定,你不符合安置条件,故不能落实你的失地农民生活安置,请理解。”该答复意见于2016年10月25日送达给陈某永,陈某永不服,先后向金城江区政府和河池市人民政府申请复查、复核,两级政府分别作出《陈某永信访事项复查意见书》(金信查字〔2016〕8号)和《关于陈某永信访人反映信访事项的复核意见书》(河信核〔2017〕13号)维持了上述答复意见。河池市土地储备中心亦于2017年8月14日对陈某永的信访事项作出《关于信访人陈某永信访事项复核意见书》,认为陈某永不符合安置条件。陈某永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河池城区征地拆迁办作出的信访答复意见,判令金城江区政府重新作出对陈某永因土地行政征收补偿安置的行政行为。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6日作出(2019)桂12行初4号行政裁定:驳回陈某永的起诉。
一审宣判后,陈某永不服,提起上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日作出(2019)桂行终1086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二审宣判后,陈某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3日作出(2020)最高法行再433号行政裁定:1.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12行初4号行政裁定;2.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桂行终1086号行政裁定;3.指令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再审宣判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7日作出(2021)桂12行初36号行政判决:驳回陈某永的诉讼请求。
重审一审宣判后,陈某永不服,提起上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7日作出(2021)桂行终1160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重审二审宣判后,陈某永不服,申请再审,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10日作出(2022)桂行申694号行政裁定:驳回陈某永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九项、第十项规定,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行为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案中,再审申请人认为河池城区征地拆迁办作出的《六圩社区板立三队生活安置用地分配方案公示》未将其列为被安置人,侵犯其合法权益,继而向河池城区征地拆迁办提出异议,其实质是请求确认安置资格,获得安置补偿利益。河池城区征地拆迁办作出涉案信访答复意见明确认定再审申请人已被录用为国有企业合同制工人,不符合安置条件,对其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再审申请人就此提起的诉讼,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裁判要旨
当事人向行政机关主张安置补偿利益,行政机关以信访答复的形式认定当事人不符合安置条件,对其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1条第2款第9项、第10项
一审: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12行初4号行政裁定(2019年4月16日)
二审: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桂行终1086号行政裁定(2019年12月2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再433号行政裁定(2020年12月23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李某诉灵武市人民政府土地收回补偿案
2023-12-3-019-008 · (2020)宁01行初402号 ·
行政行政补偿国有农场收回补偿
裁判要旨:国有农场农用地收回时,虽然可能参照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所列项目进行补偿,但是,国有农场的土地和其他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农场土地的出让、转让、划拨等都是国有资产的处置行为。处置收入亦应属国家所有。因此,国有农用地收回与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所涉土地补偿费性质不同、权属不同,国有农用地收回时,不应按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时的补偿安置方式分配土地补偿费。国家在收回国有农场农用地时,土地补偿费应当支付给土地的长期使用者即国有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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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补偿/国有农场/收回补偿
基本案情
案涉土地为国有农场农用地。1998年11月20日,李某与灵武矿务局磁窑堡煤矿签订《果园承包合同书》,约定李某承包灵武矿务局磁窑堡煤矿的果园,承包期间为199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现李某以灵武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灵武市政府)于2008年修下白路占用其承包果园13.2亩、2009年修高架桥征占其承包果园2.39亩、2012年修快速通道征占其承包果园20.08亩、2014年推毁围墙占取其承包果园5.56亩的补偿中不包含土地补偿费为由,起诉请求灵武市政府支付征占其41.2亩承包果园的土地补偿费共873604.80元。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日作出(2020)宁01行初402号行政裁定:驳回李某的起诉。宣判后,李某提出上诉。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21日作出(2020)宁行终489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李某不服二审裁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8日作出(2021)最高法行申7934号行政裁定:驳回李某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国有农场,又称国营农场,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的全民所有制农业企业。根据一审时有效的原《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正)第8条、原《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4年修订)第2条以及《国营农场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第5条的规定,国有农场的土地、森林、水域等,以及其他一切生产资料和财产,属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国有农场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两类完全不同的组织形式,一般情况下,国有农场的农业从业人员属于国有农场的农业职工或者与国有农场签订承包合同的个人或组织,其因国有农场农用地收回所享有的补偿安置在本质上不同于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中对农民的补偿安置。关于国有农场农用地收回过程中涉及的土地补偿问题,《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收回国有农场农用地有关补偿问题的复函》中明确:国有农场土地归国家所有,但国有农场享有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土地补偿费应当给予国有农场。
申言之,集体土地征收时,因土地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土地补偿费由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取得。国有农场农用地收回时,虽然参照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所列项目进行补偿,但是,国有农场的土地和其他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农场土地的出让、转让、划拨等都是国有资产的处置行为,处置收入亦应属国家所有。因此,国有农用地收回与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所涉土地补偿费性质不同、权属不同,国有农用地收回时,不应按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时的补偿安置方式分配土地补偿费。国家在收回国有农场农用地时,土地补偿费应当支付给土地的长期使用者即国有农场。
就本案而言,李某并非案涉国有农用地的长期使用权人,不是土地补偿费的法定补偿对象,无权取得其所诉承包果园的土地补偿费。参考以上复函,长期承包国有农场农用地并将其作为生产生活主要来源的农业职工,失地后自谋职业并与农场解除劳动关系的,安置补助费给予个人;但由国有农场重新安排就业岗位的,安置补助费给予国有农场。李某如符合该规定则可依法定途径另行主张权利。
裁判要旨
国有农场农用地收回时,虽然可能参照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所列项目进行补偿,但是,国有农场的土地和其他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农场土地的出让、转让、划拨等都是国有资产的处置行为。处置收入亦应属国家所有。因此,国有农用地收回与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所涉土地补偿费性质不同、权属不同,国有农用地收回时,不应按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时的补偿安置方式分配土地补偿费。国家在收回国有农场农用地时,土地补偿费应当支付给土地的长期使用者即国有农场。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9条(本案适用的是2004年8月28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条(本案适用的是2014年7月29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条)
《国营农场工作条例(试行草案)》(1979年8月1日)第5条
一审: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宁01行初402号行政裁定(2020年11月2日)
二审: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0)宁行终489号行政裁定(2021年1月21日)
再审审查: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行申7934号行政裁定(2021年9月2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刘某思诉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案
2023-12-3-019-009 · (2020)鲁0203行审104号 ·
行政诉讼行政补偿房屋征收补偿生效裁判
裁判要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69条第1款第9项规定,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被诉征收补偿决定已被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定准予执行,属于为生效裁判所羁束,则在该准予强制执行裁定的效力被依法否定之前,不能诉请撤销被诉征收补偿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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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诉讼/行政补偿/房屋征收补偿/生效裁判
基本案情
原告刘某思在青岛市市北区某村拥有合法房屋一处。2018年8月18日,市北区人民政府作出《市北区郑州路两侧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刘某思的涉案房屋在上述房屋征收范围内。就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问题,房屋征收部门未与刘某思达成一致意见,市北区人民政府遂作出青北补决字〔2019〕319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因刘某思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经市北区人民政府申请,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鲁0203行审104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对涉案319号《补偿决定书》准予强制执行,并载明“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送达后,刘某思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诉征补决定。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日作出(2020)鲁02行初394号行政裁定:驳回刘某思的起诉。宣判后,刘某思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5日作出(2021)鲁行终153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刘某思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1日作出(2021)最高法行申7993号行政裁定,驳回刘某思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69条第1款第9项规定,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被诉征收补偿决定已被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定准予执行,属于为生效裁判所羁束,则在该准予强制执行裁定的效力被依法否定之前,不能诉请撤销被诉征收补偿决定。刘某思诉请撤销被诉征收补偿决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定起诉条件。一、二审法院分别裁定驳回刘某思的起诉及上诉,并无不当。
裁判要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69条第1款第9项规定,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被诉征收补偿决定已被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定准予执行,属于为生效裁判所羁束,则在该准予强制执行裁定的效力被依法否定之前,不能诉请撤销被诉征收补偿决定。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69条第1款第9项
一审: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2行初394号行政裁定(2020年11月2日)
一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鲁行终153号行政裁定(2021年3月15日)
再审审查: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行申7993号行政裁定(2021年11月1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居某等3人诉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
2023-12-3-019-010 · (2016)闽01行初216号 ·
行政行政补偿房屋征收补偿公平补偿评估时点
裁判要旨:市、县级人民政府因公共利益征收国有土地上被征收人房屋时,应当对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而公平补偿的基本要求即为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市、县级人民政府在以征收决定公告日作为评估时点后,应当尽可能快速通过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或者作出补偿决定的方式,及时对被征收人进行补偿,并固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确保补偿的实质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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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补偿/房屋征收补偿/公平补偿/评估时点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7月19日,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鼓楼区政府)作出《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书》(鼓房征〔2013〕32号)并公告,征收范围为:鼓二小以西、石井巷以南用地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所有房屋。《鼓楼第二中心小学以西地块旧屋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作为征收决定的附件于同日公布,补偿实行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征收活动的房屋征收部门为福州市鼓楼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征收实施单位为福州市鼓楼区城建房屋征收工程处。签约期限为2013年7月30日至9月7日。
鼓楼区某地77号1座504单元房屋在上述项目征收范围内,于1997年9月25日获发榕房S字第08121*号《房屋所有权证》,房屋所有权人为居某新,屋式结构为混合结构,产权面积为私有面积89.74㎡,共有面积8.30㎡。居某新于2014年6月15日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妻李某及其女居某、居某文共同居住使用。
鼓楼区房屋征收处分别于2015年4月15日、2015年7月27日向李某作出《约谈通知》并分别于2015年4月15日、2015年7月28日留置送达某地77号1座504单元;于2016年1月13日对李某作出《约谈通知》并于当日送达李某本人。李某于2016年1月20日至原东街街道办事处进行协商,但未与鼓楼区房管局达成协议。鼓楼区房屋征收处于2016年2月1日对居某文、居某作出《约谈通知》并于同日在军门社区工作人员的见证下进行送达,由李某代收但其未在送达回证上签字;鼓楼区房屋征收处于2016年3月31日对居某、居某文分别作出《约谈通知》并于同日送达,由李某代收但其未在送达回证上签字。2016年4月7日,居某、居某文至原东街街道办事处进行协商,但未与鼓楼区房管局达成协议。鼓楼区房管局在此过程中提出如下补偿方案与居某等3人协商:某地77号1座504单元房屋,产权面积98.06㎡,可安置135㎡某苑一套单元房,退还差价款41451元,如选择增房15㎡至150㎡,被征收人应缴纳差价款136040元。
另,2013年3月8日,鼓楼区房管局通过公开抽号方式,选定某评估公司为涉案项目房屋补偿价格评估机构。因居某等3人在征收补偿方案规定的签约期限内未与鼓楼区房管局达成征收补偿协议,某评估公司对居某等3人被征收房屋和产权调换房屋的房地产市场价格进行了评估,估价时点为2013年7月19日。某评估公司于2013年11月5日作出的君健房评字〔2013〕054宸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以下简称054宸号《估价报告》)确定被征收房屋房地产市场价格为1244814元,单价为12697元/㎡。2015年4月15日,鼓楼区房屋征收处的工作人员在军门社区工作人员见证下,将054宸号《估价报告》留置送达李某。2015年6月3日,鼓楼区房屋征收处的工作人员在军门社区工作人员见证下,将分户评估报告的说明函送达李某,但其拒绝签字。
2015年5月26日,福州市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根据鼓楼区房管局的申请作出榕房拆估鉴字〔2015〕第401号《鉴定意见》,认为评估报告存在部分技术问题,请评估机构修正错误,重新出具评估报告。某评估公司于2015年6月5日作出君健房评字〔2013〕54G1宸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以下简称54G1宸号《估价报告》),确定被征收房屋房地产市场价格为1244814元,单价为12697元/㎡。根据鼓楼区房管局的申请,福州市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于2015年6月5日作出榕房拆估鉴字[2015]第403号《鉴定意见》,维持54G1宸号《估价报告》。某评估公司于2015年9月15日作出君健房估字〔2015〕126号《房地产估价报告》,确定产权调换的位于鼓楼区杨桥××#楼××单元拟建安置房屋房地产市场价格为1381749元,单价为11364元/㎡。福州市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于2015年12月23日作出榕房拆估鉴字〔2015〕第1552号《鉴定报告》,维持君健房估字〔2015〕126号《房地产估价报告》。
2015年7月28日,鼓楼区房屋征收处的工作人员在军门社区工作人员见证下,将54G1宸号《估价报告》、榕房拆估鉴字[2015]第401号《鉴定意见》、榕房拆估鉴字〔2015〕第403号《鉴定意见》留置送达李某。2015年9月22日,鼓楼区房屋征收处的工作人员向李某留置送达君健房估字〔2015〕126号《房地产估价报告》。2016年1月13日,鼓楼区房屋征收处的工作人员将榕房拆估鉴字〔2015〕第1552号《鉴定报告》送达李某。2016年3月31日,鼓楼区房屋征收处的工作人员在军门社区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向居某、居某文分别进行送达榕房拆估鉴字〔2015〕第401号《鉴定意见》、榕房拆估鉴字〔2015〕第403号《鉴定意见》、榕房拆估鉴字〔2015〕第1552号《鉴定报告》《分户评估报告说明》、054宸号《估价报告》、54G1宸号《估价报告》、君健房估字〔2015〕126号《房地产估价报告》,相关材料由李某代收但其未在送达回证上签字。
2015年3月18日,鼓楼区政府作出鼓房征〔2015〕12号《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关于鼓楼第二中心小学以西地块旧屋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补充告知书》,增加杨桥新城(现房)作为该项目产权置换安置房源,该安置房源对接价格为10575元/㎡。福州市鼓楼区旧屋区旧村改造工作办公室于2015年3月19日作出鼓旧改〔2015〕28号《关于提供20套房源作为东街街道办事处周边和鼓二小以西地块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用房的通知》,其中将某苑11套房源作为前述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用房;于2015年9月9日作出鼓旧改〔2015〕118号《关于调整鼓二小以西地块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安置用房的函》,调整某苑2#楼3304单元,建筑面积121.59㎡作为该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安置用房。
2016年4月18日,鼓楼区房管局报请鼓楼区政府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2016年4月21日,鼓楼区政府向居某等3人作出鼓房征调字〔2016〕19号《房屋征收调查通知书》,并于同日在军门社区工作人员的见证下送达李某。2016年4月28日,居某至原××东街街道办事处接受调查、询问。
某评估公司于2013年11月5日作出并于2015年4月15日送达的054宸号《估价报告》对估价报告使用有效期的表述为:本估价报告为特定目的使用的有效期为一年,从报告出具之日开始计算,即从2013年11月5日至2014年11月4日。某评估公司于2015年6月5日作出并于2016年3月31日送达的54G1宸号《估价报告》对估价报告使用有效期的表述为:“本估价报告作为特定目的使用的期限从本报告出具之日算起,至该项目征收补偿工作结束之日。”
2016年5月23日,鼓楼区政府对居某等3人作出鼓房征偿字〔2016〕13号《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决定:一、区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对鼓楼区某地77号1座504单元房屋征收以产权调换方式安置现房鼓楼区杨桥××#楼××单元,建筑面积121.59㎡的住宅,产权调换差价款为136935元,安置房仍由你使用。同时,支付你搬迁补助费1470.6元,另给予增发3个月过渡费2941.2元。二、你应当在接到本征收补偿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位于鼓楼区某地77号1座504单元房屋腾空并交付区房屋征收部门。居某等3人不服,于2016年7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4日作出(2016)闽01行初216号行政判决,驳回居某等3人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居某等3人不服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30日作出(2017)闽行终158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宣判后,居某等3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9日作出(2018)最高法行再202号行政判决,1.撤销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闽行终158号行政判决和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1行初216号行政判决;2.驳回居某等3人要求撤销鼓房征偿字〔2016〕13号《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第一项中有关“对鼓楼区某地77号1座504单元房屋征收以产权调换方式安置现房鼓楼区某苑2#楼3304单元,建筑面积121.59㎡的住宅”等诉讼请求;3.撤销鼓房征偿字〔2016〕13号《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第一项中关于“产权调换差价款为136935元(计算方法:1381749元—1244814元)”的相关内容;4.责令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以征收补偿决定作出的2016年5月23日作为评估时点的市场评估价值为基准,依法确定被征收房屋与产权调换房屋之间的差价款。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结合一、二审法院判决与当事人在再审期间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征收人在原评估报告载明的一年应用有效期内,未与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也不及时作出补偿决定又无合理理由,作出补偿决定时点与征收决定公告时点明显不合理迟延,且同期被征收房屋价格上涨幅度明显高于产权调换房屋的,是否仍应以征收决定公告时点作为评估时点,并以此结算被征收房屋与产权调换房屋的差价款。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补条例》)第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第十三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应当及时公告;第十九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对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八条规定,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目的应当表述为“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确定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提供依据,评估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评估目的应当表述为“为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计算被征收房屋价值与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的差价提供依据,评估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价值”;第十条规定,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时点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评估时点应当与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时点一致。第十一条规定,被征收房屋价值是指被征收房屋及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在正常交易情况下,由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评估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但不考虑被征收房屋租赁、抵押、查封等因素的影响。第三十条规定,被征收房屋的类似房地产是指与被征收房屋的区位、用途、权利性质、档次、新旧程度、规模、建筑结构等相同或者相似的房地产。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是指被征收房屋的类似房地产在评估时点的平均交易价格。确定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应当剔除偶然的和不正常的因素。《房地产估价规范》5.7.3规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评估、开发程度、交通条件、周围环境和景观、外部配套设施、利用现状、规划条件、权属状况等。《房地产抵押估价指导意见》第二十六条规定,估价报告应用有效期从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不得超过一年;房地产估价师预计估价对象的市场价格将有较大变化的,应当缩短估价报告应用有效期。超过估价报告应用有效期使用估价报告的,相关责任由使用者承担。在估价报告应用有效期内使用估价报告的,相关责任由出具估价报告的估价机构承担,但使用者不当使用的除外。已经废止的《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拆迁估价时点一般为房屋拆迁许可证颁发之日。拆迁规模大、分期分段实施的,以当期(段)房屋拆迁实施之日为估价时点。
基于上述行政法规规章等一系列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因公共利益征收国有土地上被征收人房屋时,应当对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而公平补偿的基本要求即为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但近年来由于房屋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如果征收决定公告日、签订补偿协议日或者作出补偿决定日、强制搬迁日以及实际支付货币补偿金日之间差距较大,尤其是如果确定并支付货币补偿金时点明显迟延于房屋价值的评估时点(征收决定公告时点),则难以保障被征收人得到的货币补偿金能够购买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无法体现公平补偿原则。即使是以产权调换方式进行的补偿安置,由于被征收房屋通常位于中心城区而产权调换房屋可能位于次中心城区,而中心城区房屋价格上涨幅度一般而言要高于次中心城区房屋价格的上涨幅度。因此,市、县级人民政府在以征收决定公告日作为评估时点后,应当尽可能快速通过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或者作出补偿决定的方式,及时对被征收人进行补偿,并固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确保补偿的实质公平。因此,对上述法律规定中有关“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时点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的规定,就应当结合《征补条例》有关“公平补偿”条款,作统一的法律解释,而不能静止、孤立、机械地强调不论征收项目大小、征收项目实施日期、以及是否存在市、县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单方责任,也不考虑实际协议签订日或者补偿决定作出日甚至实际货币补偿款支付到位日的区别,均以征收决定公告之日作为评估时点。
显然,《征补条例》未明确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与其职能部门应当在征收决定公告后何期限内必须以补偿安置协议或者补偿决定方式解决补偿安置问题,《征补条例》等法律文件也未规定如何判断相应的“合理期限”。因此,人民法院也不宜动辄轻率否定以“征收决定公告之日”作为评估时点的合理性,也不宜简单以“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或者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的“一年”或者“两年”作为判断标准。但《征补条例》有关及时补偿的立法精神,第二十六条有关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即应当作出补偿决定的规定,以及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的剧烈性,仍然可以为人民法院确定相应的合理期限提供指引。人民法院对在“征收决定公告之日”或者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的一年后作出的补偿决定是否仍应继续坚持以“征收决定公告之日”为确定补偿的评估时点,应结合以下因素综合判断:一是注意当地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的幅度并考虑评估报告的“应用有效期”。要参考《房地产抵押估价指导意见》第二十六条规定,原则上应当在估价报告应用有效期内作出补偿决定,从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无正当理由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一般宜在一年内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或者作出补偿决定。二是市、县级人民政府未在一年内作出补偿决定,是否存在可归责于被征收人的原因。如被征收人以种种理由拒绝配合征收补偿工作致使征收与补偿程序延误的、被征收人拒绝入户调查致使评估工作延误的、被征收人依法对评估报告复核、鉴定致使补偿决定迟延的、被征收人要求继续就补偿安置问题协商致使补偿决定未及时作出的,等等,在此等情形下,人民法院不宜以补偿决定未在一年内作出而另行确定补偿评估时点。三是补偿决定时点明显迟延且主要归责于市、县级人民政府与其职能部门自身原因的,同时房地产市场价格发生剧烈波动,按照超过“应用有效期”的评估报告补偿,明显不利于被征收人得到公平补偿的,则不宜再坚持必须以“征收决定公告之日”为确定补偿的评估时点。四是坚持《征补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实施房屋征收应当先补偿、后搬迁。即“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偿后,被征收人应当在补偿协议约定或者补偿决定确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此处的“对被征收人给予补偿后”应当作限缩性理解,即不仅仅是签订协议或者作出补偿决定,而应理解为补偿协议约定或者补偿决定确定的款项已经交付(被征收人不接受的已经依法提存)、周转用房或者产权调换房屋已经交付(被征收人不接受的已经依法提存相关凭证与钥匙)。此时,市、县级人民政府申请强制搬迁的条件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五是征收房屋范围是否过大,难以在一年内实施完毕,并存在分期实施征收决定情形,且被征收房屋在强制搬迁前仍然继续由被征收人正常使用等因素。
对本案而言,鼓楼区政府于2013年7月19日作出32号《征收决定书》并于同日公告,此即应为确定涉案房屋市场价格的评估时点。32号《征收决定书》载明“签约期限为2013年7月30日至2013年9月7日”。而根据《征补条例》第二十六条有关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即应作出补偿决定的规定,鼓楼区政府在2013年9月7日签约期限届满后,即应立即启动作出补偿决定程序,并在合理的期限内作出补偿决定。然而,由于相关评估报告迟至2015年4月15日才向被征收人送达,从而导致鼓楼区政府因其自身原因未能在2013年9月7日签约期限届满后的合理期限内及时作出补偿决定。
具体而言:某评估公司虽于2013年11月5日作出054宸号《估价报告》,并确定被征收房屋房地产市场价格为1244814元,单价为12697元/㎡。但该报告有关“应用有效期”的表述为:本估价报告为特定目的使用的有效期为一年,从报告出具之日开始计算,即从2013年11月5日至2014年11月4日。而鼓楼区房屋征收处并未及时将该估价报告送达被征收人,而是在2015年4月15日、2016年3月31日才分别向各被征收人送达。对此种不符合情理的延迟,鼓楼区政府并未作出合理说明,只能视为系其与职能部门自身原因造成。而更为重要的是,福州市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根据鼓楼区房管局的申请于2015年5月26日作出的榕房拆估鉴字[2015]第401号《鉴定意见》又认为评估报告存在部分技术问题,请评估机构修正错误,重新出具评估报告。某评估公司于2015年6月5日作出54G1宸号《估价报告》,除了将054宸号《估价报告》载明的应用有效期一年删除后,对于评估时点与评估价格并未作出任何改变。鼓楼区房屋征收处于2015年7月28日、2016年3月31日才将54G1宸号《估价报告》分别送达各被征收人。而某评估公司迟至2015年9月15日才对用于产权调换的位于鼓楼区某苑2#楼3304单元房屋作出君健房估字〔2015〕126号《房地产估价报告》,确定产权调换房屋价格为1381749元,单价为11364元/㎡,鼓楼区房屋征收处于2015年9月22日、2016年3月31日才向被征收人送达。而迟至2016年3月31日,榕房拆估鉴字[2015]第401号《鉴定意见》、榕房拆估鉴字[2015]第403号《鉴定意见》、榕房拆估鉴字[2015]第1552号《鉴定报告》《分户评估报告说明》、君健房估字〔2015〕126号《房地产估价报告》,才送达被征收人居某、居某文。鼓楼区政府最终作出补偿决定时间已经迟延至2016年5月23日。
也即,2013年7月19日32号《征收决定书》公告后,鼓楼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在2015年9月才完成被征收房屋和产权调换房屋的估价报告,并迟延至2016年3月31日才最终完成相关评估报告的送达程序,2016年5月23日才作出补偿决定,固定补偿安置内容。鼓楼区政府对此种不合理的迟延未能作出合理说明。2016年5月23日,鼓楼区政府作出13号《补偿决定书》时,被征收房屋与产权调换房屋的价格已经发生较大变化,如再坚持以2013年7月19日32号《征收决定书》公告之日作为评估时点,将不利于实现公平补偿。事实上,现行法律制度下的征收与房屋强制赎买有一定的相似性,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房屋买卖在交付房屋与交付购买金时间间隔过长情况下的定价机制,以房屋实际交付时点确定的价格更为公平合理,即以一方交付房屋另一方交付购买金更为适宜;而房屋征收中的产权调换类似于以房换房,以双方同时交付房屋时点更为适宜。而对于以补偿决定而非补偿协议方式进行的产权调换而言,在补偿决定明显存在不合理迟延的情况下,以补偿决定作出时点作为确定房屋价值的评估时点,也更有利于实现公平补偿;此时的补偿决定书类似于以房换房的交割书,征收人与被征收人权利义务自补偿决定书作出之日起,始得固定;被征收人有异议的,只能通过复议或者诉讼渠道解决。因此,本案被征收房屋和产权调换房屋价值评估时点,不宜再确定为征收决定公告时点的2013年7月19日,而应当确定为补偿决定作出时点的2016年5月23日。鼓楼区政府虽辩称因被征收人不配合以及双方多次协商从而导致2016年始作出补偿决定,但鼓楼区政府作为征收主体在被征收人不配合征收补偿程序时,依法有权作出相应处置。当被征收人所提要求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而无法满足时,应当及时依法作出书面补偿决定,固定并提存相应补偿内容,而不能怠于履行补偿安置职责,以反复协商代替补偿决定,甚至以拖待变以致久拖不决,造成补偿安置纠纷经年得不到解决。
裁判要旨
市、县级人民政府因公共利益征收国有土地上被征收人房屋时,应当对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而公平补偿的基本要求即为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市、县级人民政府在以征收决定公告日作为评估时点后,应当尽可能快速通过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或者作出补偿决定的方式,及时对被征收人进行补偿,并固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确保补偿的实质公平。
关联索引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条、第13条、第19条、第26条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第8条、第10条、第11条、第30条
一审: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1行初216号行政判决(2016年12月14日)
二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闽行终158号行政判决(2017年8月30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再202号行政判决(2018年12月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某开发部诉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补偿法定职责案
2023-12-3-021-004 · (2017)沪01行初61号 ·
行政诉讼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补偿法定职责起诉条件补偿义务主体
裁判要旨:现行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本质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实施征收,并由国家依法给予公平合理补偿的制度,市、县人民政府是代表国家负责具体征收与补偿的法定行政主体。职权之所在,即义务之所在,也即责任之所在。市、县人民政府有权代表国家组织实施征收,也负有确保被征收人通过签订协议或者以补偿决定等方式取得公平补偿的义务。市、县人民政府可以结合实际需要,要求土地管理部门具体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工作,或者委托乡镇人民政府、区(县)征地事务机构等主体从事具体的补偿安置事宜,但市、县人民政府不因此即免除法定补偿安置义务,在被征收人未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市、县人民政府或其指定的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补偿安置决定,履行补偿安置义务。否则,被征收人可以依法请求市、县人民政府或其指定的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履行补偿安置职责,要求依法作出包含补偿安置内容的补偿安置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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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诉讼/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补偿法定职责/起诉条件/补偿义务主体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27日,某开发部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称:某开发部于2000年与上海市闵行区塘湾村委会、上海申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某公司)签订《房地产权转让合同》,由某开发部有偿取得上海市莲花南路*号两块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地上房屋等所有权。之后,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闵行区政府)作出沪闵府征告〔2011〕第73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征收包括上述集体建设用地在内的上海市吴泾镇莲花路西南潮浜南地块集体土地。因案涉地上房屋等建筑物于2013年5月被非法征收拆除未得到合理补偿,某开发部于2016年7月24日向闵行区政府申请履行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法定职责,闵行区政府未予答复。请求判令闵行区政府依法履行案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法定职责;采取补救措施,对上海市莲花南路*号两处建设用地上由某开发部经合同转让并独资建造的房屋、水泥场地等依法给予征收补偿。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6日作出(2017)沪01行初61号行政裁定,对某开发部的起诉不予立案。
一审宣判后,某开发部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7日作出(2017)沪行终177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二审宣判后,某开发部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9日作出(2018)最高法行再124号行政裁定:1.撤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沪行终177号行政裁定,撤销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行初61号行政裁定;2.指令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现行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本质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实施征收,并由国家依法给予公平合理补偿的制度,市、县人民政府是代表国家负责具体征收与补偿的法定行政主体。职权之所在,即义务之所在,也即责任之所在。市、县人民政府有权代表国家组织实施征收,也负有确保被征收人通过签订协议或者以补偿决定等方式取得公平补偿的义务。市、县人民政府可以结合实际需要,要求土地管理部门具体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工作,或者委托乡镇人民政府、区(县)征地事务机构等主体从事具体的补偿安置事宜,但市、县人民政府不因此即免除法定补偿安置义务,在被征收人未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市、县人民政府或其指定的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补偿安置决定,履行补偿安置义务。否则,被征收人可以依法请求市、县人民政府或其指定的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履行补偿安置职责,要求依法作出包含补偿安置内容的补偿安置等决定。
本案中,某开发部与塘湾村委会于2000年4月签订协议,由某开发部自塘湾村委会处受让1.32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两幢楼房及附属设施等地上建筑物产权,并约定由塘湾村委会负责办理房地产权过户手续。某开发部与塘湾村委会、申某公司还分别于2002年、2004年、2005年签订相关协议,就增加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及相关费用作出约定,还约定塘湾村委会及申某公司均认可某开发部拥有对涉案房屋和土地相当于产权证书的相应物权。结合原上海县人民政府于1990年12月27日核发的《上海县土地使用权申请登记表》,案涉协议转让的是塘湾村委会所属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上已经建成的房屋而非宅基地和耕地,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有关行政主体对申某公司未经批准建造上海某阀门厂而予行政处罚决定并批准补办土地使用手续及核发建设用地批准书等,表明协议主体对所涉土地已经依法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而现行法律法规并不禁止特定情形下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
塘湾村委会在案涉协议中均认可某开发部拥有对涉案房屋和土地的全部权利,且约定如遇拆迁由塘湾村委会负责某开发部依法应取得的全部的政策性补偿安置费用。某开发部未依约取得案涉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主要系塘湾村委会未依法及时履约所致。因长期以来案涉不动产均由某开发部占有、使用、收益及经许可自建部分房屋,某开发部是适格的被征收人和补偿安置相对人,而塘湾村委会、申某公司、吴泾镇规划办等相继与某开发部协商案涉补偿安置事宜。某开发部有权主张其依法应当获得的补偿安置权益,而闵行区政府作为案涉征收实施主体,依法也负有相应补偿安置义务。因某开发部先后提起过多起民事和行政诉讼,而其补偿安置争议问题仍未有效解决。且即便某开发部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与塘湾村委会、申某公司之间的返还补偿安置款纠纷,某开发部所实际获得的补偿,仍将受限于塘湾村委会、申某公司因无权处分签订的案涉补偿协议所确定的补偿,而仍无法直接、一次性解决案涉补偿安置纠纷,无法有效保障某开发部合法权益,无法充分体现公平合理补偿原则。因案涉房屋已经被实际拆除而闵行区政府并未依法对再审申请人作出任何补偿,此前提下,再审申请人依法既可以提起行政强制附带行政赔偿诉讼,也可以提起请求履行补偿安置法定职责诉讼,本案再审申请人起诉请求闵行区政府履行征收补偿法定职责,再审申请人对起诉权利、起诉对象、诉讼类型所进行的选择,人民法院应予尊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本案某开发部提供的相应的证据能够证明案涉房屋系在闵行区政府组织实施征收过程中被拆除,而闵行区政府及闵行区土地管理部门也分别为《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暂行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二款所规定的负责征地房屋补偿工作主体和组织实施征地房屋补偿工作主体。因此,某开发部诉请闵行区政府履行补偿安置职责,符合法定登记立案条件。一、二审法院认为尚无生效裁判和证据可以证明闵行区政府征收、拆除了本案所涉的房屋等建筑物,从而并非补偿安置义务主体的认定,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确立的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制度的错误理解,一、二审法院分别对某开发部的起诉不予立案及驳回上诉,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裁判要旨
现行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本质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实施征收,并由国家依法给予公平合理补偿的制度,市、县人民政府是代表国家负责具体征收与补偿的法定行政主体。职权之所在,即义务之所在,也即责任之所在。市、县人民政府有权代表国家组织实施征收,也负有确保被征收人通过签订协议或者以补偿决定等方式取得公平补偿的义务。市、县人民政府可以结合实际需要,要求土地管理部门具体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工作,或者委托乡镇人民政府、区(县)征地事务机构等主体从事具体的补偿安置事宜,但市、县人民政府不因此即免除法定补偿安置义务,在被征收人未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市、县人民政府或其指定的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补偿安置决定,履行补偿安置义务。否则,被征收人可以依法请求市、县人民政府或其指定的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履行补偿安置职责,要求依法作出包含补偿安置内容的补偿安置等决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1款第6项、第25条第1款、第26条第1款、第51条第1款
一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行初61号行政裁定(2017年3月16日)
二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沪行终177号行政裁定(2017年7月7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再124号行政裁定(2018年12月1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某房地产开发发展有限公司诉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等不履行行政补偿法定职责案
2023-12-3-021-008 · (2019)沪03行终447号 ·
行政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补偿行政允诺会议纪要可诉性
裁判要旨:1.行政机关的会议纪要是否具有可诉性。行政机关的会议纪要是否具有可诉性应以其议定事项是否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为判断标准。若会议纪要已转化为外部行政行为,并为行政相对人设定了权利义务,足以引起行政法律关系变动的,则具有可诉性,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2.行政相对人能否起诉要求行政机关履行会议纪要。起诉要求行政机关履行会议纪要确认的补偿职责的,在确定涉案会议纪要具有可诉性的前提下,人民法院应对议定事项进行实质审查。会议纪要议定的补偿事项符合行政允诺的特征,且属于行政机关职权范围,行政相对人又存在获得补偿的权利基础的,人民法院可以支持行政相对人的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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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补偿/行政允诺/会议纪要/可诉性
基本案情
原告某房地产开发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诉称: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嘉定区政府)作出《涉案公路改建涉及某商业广场项目相关事宜处置专题会议纪要》,承诺对原告因涉案公路改建过程中的损失予以补偿,且明确了补偿范围、确定了相关职能部门,有明确具体的履职内容;该会议纪要内容经政府工作人员向原告口头传达,已经外部化,是可诉的行政行为。故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嘉定区政府、上海市嘉定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嘉定建管委)、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马陆镇政府)、上海市嘉定区土地储备中心(以下简称嘉定土储中心)未履行涉案会议纪要确定职责的行为违法;责令四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涉案会议纪要确定的职责。
嘉定区政府、嘉定建管委、马陆镇政府、嘉定土储中心辩称:涉案会议纪要系内部文件,不对外产生法律效力,不具有可诉性;涉案公路改建未涉及原告土地使用权,嘉定区政府对原告没有法定补偿义务;根据涉案会议纪要,在原告配合施工、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可对其进行补偿,但原告两个条件均未满足,依据该会议纪要嘉定区政府亦无补偿义务。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4月12日,嘉定区政府批复同意上海市嘉定区规划管理局(以下简称嘉定规划局)关于某商业广场修建性详细规划及建筑方案设计的请示,其中记载:涉案公路保留向西改道的可能性,将调整为城市道路,目前由于涉案公路调整要求不确定,仍然按照现有红线(35米)绿线(10米)控制。2006年7月21日,嘉定规划局向某公司作出《关于核发建造商业配套用房(某商业广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通知》,该项目建设完成后,某商业广场开始营业,某公司对商铺进行了出售和出租。
2014年7月29日,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市规划局)作出沪规土资许方[2014]***号《关于审定涉案公路改建工程的决定》,确定“涉案公路甲段规划红线标准宽度为45m,涉案公路乙段规划红线标准宽度为40m”。
因涉案公路改建工程涉及某商业广场原先使用的部分市政及绿化用地,嘉定区政府于2016年6月13日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专题会议,并形成涉案会议纪要,主要内容为:涉案公路改建按照规划红线实施,没有涉及某商业广场项目出让土地及房屋建筑。但项目经营方某公司认为涉案公路改建工程影响项目经营等事宜,提出需要协调给予补偿。鉴于某公司在改建过程中能够给予配合,在纠纷事宜处理推进中社会不稳定因素可控,同时原定的涉案公路改线成为城市支路不能实现,而且涉案公路改建工程确实对某商业广场项目经营带来了一些影响,因此会议原则同意对某公司有关诉求给予一定补偿。对某公司的补偿范围为:一是涉案公路改建工程直接涉及某商业广场项目设置的地坪、绿化等附属设施补偿;二是因为涉案公路改建工程路面标高抬升引起的某商业广场项目出入口通道、排水系统调整改造补偿;三是涉案公路改建工程涉及某商业广场路段的施工期间,给予某公司一定的租金补贴。补偿工作实施方式:一是由嘉定土储中心负责落实专业第三方公司对补偿范围内容进行资金评估。二是由马陆镇政府牵头,会同嘉定建管委、嘉定土储中心依据第三方公司评估结果,与某公司进行协商确定补偿金额,同时某公司做出相关书面承诺。三是补偿金额由嘉定土储中心支付并列入涉案公路改建工程前期费用,嘉定区财政局、嘉定区审计局做好业务指导,具体由嘉定土储中心会同马陆镇政府联合专报嘉定区政府审定。
2016年11月1日,嘉定区政府决定对该路段采取保护性施工措施。2016年12月26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以下简称嘉定区信访办)就某商业广场损失补偿问题组织某公司、某商业广场业主代表及相关部门召开专题会议,会上口头向某公司宣读了涉案会议纪要的内容。嗣后,嘉定区政府、嘉定建管委、马陆镇政府及嘉定土储中心未就涉案会议纪要确定的补偿事项进行评估,亦未对某公司作出任何补偿。
2018年4月3日,某公司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令市规划局补偿其因涉案公路改建造成的广场场地、绿化、地下管线等设施设备损失、租金损失、广场部分沿街物业价值贬损共计24,953.3256万元,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了某公司的起诉。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沪03行终447号行政裁定,认为市规划局同意核发涉案公路改建工程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的决定对某公司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质影响,鉴于嘉定区政府以涉案会议纪要形式明确了具体负责协商补偿的主体为马陆镇政府、嘉定建管委及嘉定土储中心的事实,某公司以市规划局为被告提出行政补偿申请于法无据,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该案诉讼中,某公司取得了书面形式的涉案会议纪要。
2019年12月4日,某公司委托律师向嘉定区政府发出《律师函》,要求嘉定区政府及时责成有关工作部门执行涉案会议纪要确定的行政职责,落实会议纪要内容,确保某公司得到公平合理的补偿。嘉定区政府收到《律师函》后未作回复。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2日作出(2020)沪02行初99号行政判决:责令被告嘉定区政府依法履行涉案会议纪要所确定的对原告实施补偿的职责。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涉案会议纪要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二、涉案会议纪要议定的事项是否构成四被告履行职责的依据;三、是否应判令四被告履行涉案会议纪要确定的职责。
关于争议焦点一:涉案会议纪要是否可诉,应以其是否实际影响原告的权利义务为标准,根据其是否外部化、是否引起行政法律关系的变动,以及相关行政机关是否可直接依照实施进行认定。涉案会议纪要作出后,嘉定区信访办在组织原告召开的专题会上已将会议纪要所确定的事项口头告知原告,该行为不再是行政机关内部正在讨论、尚不具备确定性的过程性行为或内部行政行为,已经转化为外部行政行为。在原告诉市规划局的行政诉讼中,二审法院也正是基于嘉定区政府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了具体负责协商补偿主体的事实,裁定驳回了原告的起诉。涉案会议纪要明确同意对原告给予一定补偿,并确定了补偿范围、计算补偿数额的方法、具体实施补偿工作的主体与步骤以及补偿金额的列支方式,虽因未进行评估而无具体补偿金额,但并不意味着被告同意对原告予以补偿的意思表示处于不确定状态,该会议纪要直接设定了原告取得行政补偿的权利,足以引起原告与四被告之间行政法律关系的变动。相关工作部门按涉案会议纪要确定的工作程序即可直接实施对原告的补偿工作,无须另行作出行政法律行为。故涉案会议纪要对原告这一特定对象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关于争议焦点二:涉案会议纪要议定的事项是否构成四被告履行职责的依据。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既包括法律、法规及规章所规定的职责,也包括行政机关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基于行政允诺、行政协议等行为,为本机关及下属部门自行设定的职责。会议纪要作为行政机关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一种法定公文样式,其内容具有法定效力,如该会议纪要议定的事项符合行政允诺的特征,则能够成为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依据。
首先,涉案公路改建工程对原告就某商业广场项目所享有的信赖利益产生一定影响。原告依据嘉定区政府批准同意的某商业广场修建性详细规划进行施工建设,建成并投入经营后,原告因此而享有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此后因涉案公路改建拓宽,导致某商业广场的出入口通道、排水系统以及地坪、绿化等附属设施均受到一定影响,涉案会议纪要对涉案公路改建造成的原告损失范围亦予以了确认,故原告就其信赖利益的损失享有获得补偿的权利。
第二,涉案会议纪要议定的事项未超越嘉定区政府的权限范围。根据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嘉定区政府作为县级地方人民政府,具有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工作,管理其行政区域内经济、城乡建设、财政等行政工作的法定职权。某商业广场段的涉案公路改建工程位于嘉定区政府管辖区域,嘉定区政府针对该工程涉及原告的损失问题,组织有关工作部门及下级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对原告的补偿范围和补偿工作作出决议,安排部署其下属工作部门具体实施补偿工作,所形成的会议纪要未超越嘉定区政府的职权范围。
第三,根据涉案会议纪要内容,嘉定区政府决定给予原告一定补偿系基于原告在涉案公路改建过程中能够给予配合,且原定涉案公路改线成为城市支路不能实现,该工程确对某商业广场项目经营带来一定影响,并未以原告履行一定义务作为补偿的前提条件,嘉定区政府对原告实施补偿具有单方性特征,构成行政允诺,能够作为四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三,是否应判令四被告履行涉案会议纪要确定的职责。嘉定区政府自2016年12月直至本案诉讼期间,未积极主动与原告进行实质性协商,并否认会议纪要确定的补偿职责,拒绝对原告实施补偿,诉讼中又将未履行补偿职责的原因归于原告,怠于履行涉案会议纪要确定的职责,导致原告应得的补偿权益一直未能实现,造成了原告实际损失,对此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故应依据涉案会议纪要内容履行补偿职责。
至于履行职责的具体方式,因嘉定区政府系涉案会议纪要的制作主体,且作为地方人民政府具有协调和组织所属相关职能部门实施行政补偿工作、决定财政列支补偿款项的职能,故对原告的补偿工作应由嘉定区政府组织实施。马陆镇政府、嘉定建管委及嘉定土储中心应在各自行政职责范围内,根据嘉定区政府的统一安排和部署,完成相关评估工作,依据评估结果与原告进行协商、确定补偿金额,对原告予以补偿。如评估后经协商仍无法与原告就补偿金额达成一致意见,嘉定区政府则应在合理期限内及时就原告的补偿事宜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同时,原告也应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评估和协商工作,主动提供涉及某商业广场实际损失的相应证据材料,以理性客观的态度提出合理诉求,积极与被告方磋商,以利于双方尽早达成协议。
裁判要旨
1.行政机关的会议纪要是否具有可诉性。行政机关的会议纪要是否具有可诉性应以其议定事项是否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为判断标准。若会议纪要已转化为外部行政行为,并为行政相对人设定了权利义务,足以引起行政法律关系变动的,则具有可诉性,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2.行政相对人能否起诉要求行政机关履行会议纪要。起诉要求行政机关履行会议纪要确认的补偿职责的,在确定涉案会议纪要具有可诉性的前提下,人民法院应对议定事项进行实质审查。会议纪要议定的补偿事项符合行政允诺的特征,且属于行政机关职权范围,行政相对人又存在获得补偿的权利基础的,人民法院可以支持行政相对人的诉请。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条
一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2行初99号行政判决(2021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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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某诉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委员会政府信息公开案
2023-12-3-013-002 · (2022)津0116行初305号 ·
行政政府信息公开第三方合法权益利益衡量审查
裁判要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开会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行政机关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第三方不同意公开且有合理理由的,行政机关不予公开。人民法院审理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公开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合法权益的,主要应从公共利益和第三方利益平衡角度审查行政机关是否对第三方合法权益依法进行了审查判断。公开相关信息可能侵害第三方合法权益时,行政机关履行上述规定的法定程序,并根据比例原则对第三方利益与公共利益进行比较和衡量,不予公开相关政府信息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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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政府信息公开/第三方合法权益/利益衡量/审查
基本案情
李某某向中新天津生态城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生态城管委会)下设建设局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公开某建设项目所在楼栋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前置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附图附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前置文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及各层平面图、建设工程验线证明文件、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测量报告、建筑工程竣工图的信息。生态城管委会认为其申请公开的上述项目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附图附件、建设工程验线证明文件、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测量报告”的信息属于测绘成果,并分别向天津中新生态城某置业公司、某测绘公司、某勘测公司作出《关于征求是否公开星光汇项目的相关测绘材料的函》,征求上述单位是否同意公开上述三项信息。某测绘公司、某勘测公司复函称,经与天津中新生态城某置业公司沟通,其无权公开相关测绘成果。某置业公司复函称,上述三项信息均为该公司所有,其作为上述信息的成果所有者,不同意向第三方提供。后生态城管委会下设建设局对李某某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内容为:1.李某某申请公开的“建设工程验线证明文件、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测量报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附图附件”信息,属于汇交测绘成果,依据《天津市测绘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未经成果所有者和著作权人同意不得向第三人提供,因该信息所有者及著作权人不同意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对上述信息不予公开;2.关于李某某申请公开的“建设工程竣工图”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项规定,告知李某某于工作时间携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到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局,由工作人员陪同前往中新天津生态城图书档案馆进行调阅;3.关于李某某申请公开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前置文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前置文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及各层平面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将该信息的复印件以邮寄的形式发给李某某。李某某对上述《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的第一项答复内容不服,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撤销生态城管委会对李某某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中就李某某申请公开的“建设工程验线证明文件、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测量报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附图附件”信息作出的答复内容,并责令生态城管委会公开上述三项信息。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12日作出(2022)津0116行初305号行政判决:被诉《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的第一项答复内容合法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驳回李某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李某某向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8日作出(2023)津03行终68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李某某申请公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附图附件、建设工程验线证明文件、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测量报告”三项政府信息是否属于应予公开范围。
对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附图附件、建设工程验线证明文件、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测量报告”,被李某某提交的相关证据及其在庭审中所作说明能够证实上述文件系天津市中新生态城某测绘公司、某勘测公司就中新天津生态城某商业地块项目通过测绘形成的相关数据、信息、图件资料,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测绘成果。《天津市测绘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对汇交的测绘成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和保管单位未经成果所有者和著作权人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提供。”李某某向生态城管委会申请公开的上述信息涉及到测绘成果的著作权保护和管理,经生态城管委会书面征求相关第三方意见,该测绘成果的所有者天津中新生态城某置业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公开。故生态城管委会按照《天津市测绘管理条例》的规定未公开上述文件,并向李某某说明了不予公开的理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并无不当。
李某某提出其作为涉案项目业主与涉案信息具有利害关系,公开涉案信息不会危害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通常来讲,一般公众享有的信息公开知情权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李某某申请公开的信息涉及到该测绘成果所有者依照法律和合同约定享有的相关著作权,若行政机关未经测绘成果所有者同意擅自公开该信息将危害测绘成果所有者的相关著作权。故李某某该主张不成立,不予采信。综上,被诉《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具有合法性。
裁判要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开会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行政机关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第三方不同意公开且有合理理由的,行政机关不予公开。人民法院审理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公开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合法权益的,主要应从公共利益和第三方利益平衡角度审查行政机关是否对第三方合法权益依法进行了审查判断。公开相关信息可能侵害第三方合法权益时,行政机关履行上述规定的法定程序,并根据比例原则对第三方利益与公共利益进行比较和衡量,不予公开相关政府信息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5条、第3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第2条
《天津市测绘管理条例》第21条
一审: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22)津0116行初305号行政判决(2022年12月12日)
二审: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3)津03行终68号行政判决(2023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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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某诉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案
2023-12-3-021-012 · (2019)京04行初1177号 ·
行政诉讼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村务公开调查核实职责村民知情权村民自治范围合法性审查全面审查
裁判要旨:村务公开行政监督案件属于典型的履行法定职责之诉。该类诉讼的实质目的是要求行政机关履行监督村民委员会公开相关村务的职责。该类案件的诉讼请求在司法实践中主要以撤销之诉的形式表现,即当事人请求撤销行政机关对其作出的答复。但是,在审查内容上不能仅局限对行政答复的合法性审查,而应当全面审查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请求能否成立,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行政机关在接到村民村务公开行政监督申请后是否尽到了调查核实职责。二是行政机关在调查核实后是否作出了相应的答复或决定。三是履责请求在实体法上能否成立。四是行政机关履行职责是否还有判断裁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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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诉讼/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村务公开/调查核实职责/村民知情权/村民自治范围/合法性审查/全面审查
基本案情
马某诉称:2019年4月10日,原告向某某村民委员会提出村务公开,申请公开某某4s店与某某村委会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起始年至2019年的租赁合同和收益发票;某某4s店与某某村委会签订合同解约赔付款明细,以纸质文本书面回复并盖章。28天之后,某某村委会仍未作出答复。故2019年5月9日,原告向被告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提出《履责申请》,要求某某村委会公开原告申请的村务事项。2019年6月13日,被告作出《关于马某、顾某清的的回复》。原告认为信息内容不真实,某某4s店与某某村委会签订的合同以及合同解约的约定不公平,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属于变相侵吞集体资产,据为己有。综上,原告认为,某某村委会未按原告要求公开村务事项,被告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未依法履行监督村务公开的法定职责。故原告请求撤销被告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的被诉答复。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辩称:1.被告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严格按照相关程序性规定作出被诉答复,程序合法。被告于2019年5月10日收到原告的《履责申请》后,于2019年5月22日向原告作出《告知》,告知其未到法定答复期限,请原告耐心等待。2019年6月28日,被告作出被诉答复,原告于次日签收。2.被诉答复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告收到《履责申请》后于2019年5月22日通过函件形式要求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人民政府认真组织调查。2019年5月24日,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人民政府向某某村委会下发《关于要求某某村委会对村务公开相关内容进行公示的通知》,要求某某村委会就原告申请事项进行调查核实。2019年6月11日,某某村委会召开会议,对原告申请公开事项进行讨论、表决。2019年6月12日,某某村委会将原告申请内容张贴于社区居民委员会正门前公示栏。2019年6月28日,被告作出被诉答复。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10日,马某向某某村委会提起村务公开申请,要求公开涉案村务事项。2019年5月9日,马某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申请责令某某村委会公开马某申请的村务事项。2019年5月22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向马某作出《告知》,告知马某:由于目前还未到法定答复期限,还请马某耐心等待。同日,丰台区信访办公室向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人民政府作出《关于顾某清、马某“履责申请”的转送函》(丰信办函〔2019〕63号),要求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人民政府认真组织调查。2019年5月24日,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人民政府作出《关于要求某某村委会对村务公开相关内容进行公示的通知》,要求某某村委会就马某申请公开的村务事项予以查找核实,并于2019年6月13日前公布。2019年6月11日,某某村委会就马某的村务公开申请召开会议,决定公示:“一、从2011-2019年,某某村委会与钓鱼公园签署的房屋租金情况。二、起始年至2019年,某某4s店与某某村委会签订的土地租赁情况。三、某某4s店合同解约赔付款情况……”某某村委会将公示村务事项予以张贴公布。2019年6月28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作出《关于顾某清、马某申请村务公开有关事项的答复》(以下简称被诉答复),主要内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一条“村民委员会不及时公布应当公布的事项或者公布的事项不真实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反映”之规定,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人民政府已要求某某村委会在村委会公示栏对村务事项进行公开,请前往查看。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2019)京04行初1177号行政判决,驳回马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马某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8日作出(2020)京行终1391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1.关于法定职责的依据问题。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马某作为槐房村村民,有权向县级人民政府反映该村村民委员会村务公开问题。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作为一级人民政府,负有调查核实,并在确认村民委员会存在不及时公布应当公布的事项或者公布的事项不真实的情况下责令其公开的职责。
2.关于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是否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履行了调查核实及监督职责的问题。马某认为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并未按照其要求履行调查核实职责。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应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务公开制度及管理监督方式的规定进行审查。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条以及《北京市实施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北京市实施村委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以及第二十九的规定,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作为一级人民政府,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履行调查核实监督职责,既不能不作为,亦不能超越法律授权范围作为。纵观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履行职责的情况,收到申请后首先要求属地乡政府进行核实、调查和处理。在乡政府反馈情况后,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经审查判断认为某某村委会已公开相关信息,并作出被诉答复。一审法院认为,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履行职责的前述行为符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北京市实施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
3.关于村务公开监督职责履行的范围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内容是否公平、合理以及合同履行情况是否存在侵吞集体资产、侵害集体利益的情形不属于区政府履行调查核实村务公开的职责范围。村民如认为村民委员会不及时公布应当公布的事项或者公布的事项不真实的,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反映。村民如认为村民委员会的决定不适当的,可以通过村民会议的方式行使撤销或变更的权力。也就是说,应当充分尊重村民自治,鼓励村民通过村民会议等形式充分行使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权利。
裁判要旨
村务公开行政监督案件属于典型的履行法定职责之诉。该类诉讼的实质目的是要求行政机关履行监督村民委员会公开相关村务的职责。该类案件的诉讼请求在司法实践中主要以撤销之诉的形式表现,即当事人请求撤销行政机关对其作出的答复。但是,在审查内容上不能仅局限对行政答复的合法性审查,而应当全面审查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请求能否成立,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行政机关在接到村民村务公开行政监督申请后是否尽到了调查核实职责。二是行政机关在调查核实后是否作出了相应的答复或决定。三是履责请求在实体法上能否成立。四是行政机关履行职责是否还有判断裁量空间。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3条、第30条、第3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9条
一审: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4行初1177号行政判决(2019年12月23日)
二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行终1391号行政判决(2020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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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某、张某诉原环境保护部行政批复及行政复议案
2023-11-3-014-001 · (2014)一中行初字第10172号 ·
行政行政批复行政复议环境影响评价审理范围审查思路
裁判要旨:人民法院在环评批复行政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通过对评价单位编制环评报告和行政许可的程序进行审查,对环评内容、环评采用的标准是否符合国家强制性规定等进行审查,保障公众的参与权与知情权,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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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批复/行政复议/环境影响评价/审理范围/审查思路
基本案情
京沈铁路某公司筹备组、京沈铁路某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某勘察设计院负责京沈客运专线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某勘察设计院二次进行环评公示,征求公众意见,还采取发放公众参与调查表等方式征求公众意见。后京沈铁路某公司筹备组、京沈铁路某有限责任公司向原环境保护部(以下简称原环保部)提交《关于报送〈新建北京至沈阳铁路客运专线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函》。原环保部受理该申请,并委托某环境工程评估中心进行技术评估。原环保部在网站公示其已经受理该项目环评文件,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单位、受理时间,同时提供京沈客运专线环评报告书简本的链接。根据某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的建议,京沈铁路某公司筹备组、京沈铁路某有限责任公司对环评报告进行修改,并再次上报报告书。某环境工程评估中心进行现场踏勘,召开技术评估会并形成专家审查意见。京沈铁路某公司筹备组、京沈铁路某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专家审查意见修改报告后,某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召开技术复核会,作出技术评估报告。原环保部在其网站上公示拟审批意见,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要求听证。根据利害关系人申请,原环保部组织听证。后原环保部作出被诉批复并在其网站上予以公示。
周某、张某所有的房屋位于京沈客运专线工程某路段。周某、张某与该路段小区其他4位居民针对被诉批复向原环保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原环保部于2014年6月23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被诉批复。周某、张某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批复。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9日作出(2014)一中行初字第10172号行政判决:驳回周某、张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在京沈客运专线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中,建设单位与评价单位采用在现场张贴环评公告、在《中国环境报》上进行公示、发放公众参与调查表、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征求公众意见,亦在某勘察设计院的网站上公示了京沈客运专线环评报告书简本。在京沈客运专线环评报告书中设公众参与专章,记载了征求公众意见的情况、公众意见的分析、处理情况等内容。被告受理环评申请后,亦在网站上公示受理信息,同时提供京沈客运专线环评报告书简本的链接。在技术评估后,举行听证会,听取有关公众的意见。在作出批准决定前以及作出被诉批复后,均在政府网站上予以公示。被告作出被诉批复符合法定程序。京沈客运专线工程评价单位选用的标准符合要求。评价单位综合考虑评价范围内环境噪声现状调查情况,声环境功能区确认以及铁路噪声分析、声传播路径分析等内容,确定的噪声防治原则未违反相关导则的评价要求,确定的环境振动评价范围并无不当。
裁判要旨
人民法院在环评批复行政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通过对评价单位编制环评报告和行政许可的程序进行审查,对环评内容、环评采用的标准是否符合国家强制性规定等进行审查,保障公众的参与权与知情权,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9条(本案适用的是2000年3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6条)
一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一中行初字第10172号行政判决(2014年12月1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某人力资源服务公司诉北京市门头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确认及行政复议案
2023-12-3-007-003 · (2019)京0102行初779号 ·
行政行政确认行政复议工伤认定新兴业态从业人员工作时间工作场所
裁判要旨:在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2项对新兴业态从业人员所受伤害进行工伤认定时,对“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及“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工作”的认定,应充分结合该行业的自身特点进行综合考虑。 1.关于“工作时间”的认定。“工作时间”的概念应延伸至职工从事与工作有关的准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所需的时间、确因工作需要而加班加点的时间以及其他因工作需要的必要工间休息时间等。较传统行业而言,送餐员的工作时间更加弹性、灵活,劳动保障部门对于实际工作时间的认定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2.关于“工作场所”的认定。一般而言,职工为完成其本职工作或特定工作所涉及的必要相关区域,均可视为“工作场所”。此外,对“工作场所”的理解,还应根据职工的工作职责、工作性质、工作需要等方面综合考虑认定。 3.关于“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工作”的认定。实践中基于送餐员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的特殊性,宜结合实际对职工“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工作”作合理把握,将确有证据证明关联高的情形纳入工伤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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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确认/行政复议/工伤认定/新兴业态/从业人员/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工作
基本案情
某人力资源服务公司诉称:2018年8月8日早上6点45分,公司职员高某在家中给电动车充电的过程中,因电池故障导致火灾,经抢救无效死亡。高某每日的工作流程为使用手机接单APP点击接单后才开始工作。事发时,高某并未接单,且事发地不在接单范围内。涉事电动车非该公司提供的交通工具,而是高某的私有财产,且并非工作所必要的工具。根据以上事实,某人力资源服务公司认为,该事故发生并非出于工作原因,而是高某电动车电池故障及其自身无安全意识所造成的,责任应当自负。综上,门头沟区人社局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撤销被诉认定工伤决定及被诉复议决定。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门头沟区人社局)辩称:经调查,高某系某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员工。2018年8月8日早上6点45分,高某准备上班送餐工作,因电池故障导致火灾,并引起90%重度烧伤,于同日送医抢救,经抢救无效于2018年8月12日死亡。上述事实有高某甲工伤认定申请及陈述、证人证言、裁决书、门头沟区人社局相关调查材料及北京朝阳急诊抢救中心病历予以佐证。高某工亡是在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受到的事故伤害,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应认定为工伤。某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主张高某工亡不在工作时间及工作场所内,且涉案电动车的电池经过高某改装,但未就此主张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予以证明。综上所述,我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结果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某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的诉讼请求。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北京市人社局)辩称,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结论正确,并无不当之处。某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提出的事故发生的时间不在考勤时间内,事故发生的地点不在其规定的工作地点及电池经过改装等主张,不足以撤销被诉认定工伤决定。该机关依法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某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高某系某人力资源服务公司职工。2018年8月8日早上6点45分左右,高某准备上班送餐工作,因电池故障导致火灾并引起90%的重度烧伤。经送医抢救无效,高某于2018年8月12日死亡。2019年3月25日,高某之父高某甲向门头沟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门头沟区人社局受理后,于2019年6月5日作出京门人社工伤认1090T0381070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主要内容为:我局认为,高某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
某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不服,向北京市人社局申请行政复议。2019年9月30日,北京市人社局作出京人社复决字〔2019〕1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维持了门头沟区人社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5日作出(2019)京0102行初779号行政判决,驳回某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某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2日作出(2020)京02行终545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中,依据查明的事实可知,高某系于2018年8月8日早上6点45分在其居住场所为电动车充电过程中,因电池故障导致火灾,经抢救无效死亡。作为为某团互联网公司提供送餐快递服务的送餐员,高某日常使用的工作工具为电动车。故其在正式工作开始之前为电动车充电的行为,应视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中的“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工作”。又,基于生活常识,电动车充电需要延续一定时间,高某为电动车充电的时间延续至事发当日早上6:45左右,并未超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中“工作时间前后”的合理范围。再,由于送餐员工作内容的特殊性,其工作场所的认定与其他企业存在显著差异,受伤职工履行工作职责的地点,或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收尾性工作的合理区域,均应视为工作场所及工作场所的延伸。
本案中,高某事发时正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工作,故事发地点,即高某的居住地,应视为其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综合以上,高某所受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故门头沟区人社局对其作出被诉认定工伤决定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予以认可。北京市人社局所作被诉复议决定亦无不当,亦予认可。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某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应予维持。某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所持上诉意见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裁判要旨
在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2项对新兴业态从业人员所受伤害进行工伤认定时,对“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及“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工作”的认定,应充分结合该行业的自身特点进行综合考虑。
1.关于“工作时间”的认定。“工作时间”的概念应延伸至职工从事与工作有关的准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所需的时间、确因工作需要而加班加点的时间以及其他因工作需要的必要工间休息时间等。较传统行业而言,送餐员的工作时间更加弹性、灵活,劳动保障部门对于实际工作时间的认定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2.关于“工作场所”的认定。一般而言,职工为完成其本职工作或特定工作所涉及的必要相关区域,均可视为“工作场所”。此外,对“工作场所”的理解,还应根据职工的工作职责、工作性质、工作需要等方面综合考虑认定。
3.关于“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工作”的认定。实践中基于送餐员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的特殊性,宜结合实际对职工“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工作”作合理把握,将确有证据证明关联高的情形纳入工伤保护范围。
关联索引
《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2项
一审: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行初779号行政判决(2020年2月25日)
二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2行终545号行政判决(2020年5月1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唐某洲诉海南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海南省人民政府行政奖励及行政复议案
2023-12-3-011-001 · (2017)67号 ·
行政行政奖励行政复议法律适用信赖保护
裁判要旨: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相同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适用:(1)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授权部门规章作出实施性规定的,其规定优先适用;(2)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部门规章对于国务院决定、命令授权的事项,或者对属于中央宏观调控的事项、需要全国统一的市场活动规则及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等事项作出的规定,应当优先适用;(3)地方政府规章根据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授权,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具体规定,应当优先适用;(4)地方政府规章对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作出的规定,应当优先适用;(5)能够直接适用的其他情形。 2.“从新兼有利原则”是行政法律适用基本原则之一,即新旧实体法对当事人权益保障不一致时,原则上按新法执行,但旧法对相对人更为有利的除外。行政机关按照“从新兼有利原则”选择适用法律规范时,只要不存在选择性执法、不损害当事人重大权益、不存在明显不公正等情形,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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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奖励/行政复议/法律适用/信赖保护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0月29日,唐某洲向原三亚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三亚某超市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该局经调查,认定该超市经营的“协成牌盐焗鸡翅”食品已超过保质期限,遂于2019年1月3日作出(三亚)食药监食罚〔2018〕10-2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该超市作出罚没款50009.5元的行政处罚。该局于同年1月17日根据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财政部公布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食药监稽〔2017〕67号)第九条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向海南省食安办提出将唐某洲的举报行为奖励标准认定为一级并奖励2000.38元的建议。海南省食安办据此于4月28日对唐某洲作出编号201900009号《海南省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奖励通知书》载明:根据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财政部《关于印发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的通知》(食药监稽(2017)67号,以下简称67号《办法》)有关规定,认定唐某洲举报有功,决定奖励人民币2000.38元。唐某洲5月28日收到该通知后不服,于6月28日向海南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海南省政府7月1日受理后,于10月22日作出琼府复决〔2019〕18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予以维持,并于10月24日依法送达。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8日作出(2020)琼01行初231号行政判决:1.确认琼府复决〔2019〕18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违法,2.驳回唐某洲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唐某洲不服,提起上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据此于2021年3月24日作出(2021)琼行终53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宣判后,唐某洲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22日作出(2021)最高法行申8524号行政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唐某洲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一、关于系争《奖励通知》适用67号《办法》是否合法问题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67号《办法》与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琼府办(2015)118号《海南省食品药品安全有奖举报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118号《办法》)均属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且不违反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原则上均可以作为行政执法与行政诉讼审查的依据。67号《办法》属国务院部门行政规范性文件,118号《办法》属地方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二者之间非上位法与下位法关系,对于二者之间规定不一致时如何确定位阶与选择适用,现行法律并无明确规定;但立法法等确立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以及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则仍应遵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中,有关部门规章与政府规章不一致时的选择适用精神亦可参考,即: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相同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适用:(1)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授权部门规章作出实施性规定的,其规定优先适用;(2)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部门规章对于国务院决定、命令授权的事项,或者对属于中央宏观调控的事项、需要全国统一的市场活动规则及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等事项作出的规定,应当优先适用;(3)地方政府规章根据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授权,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具体规定,应当优先适用;(4)地方政府规章对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作出的规定,应当优先适用;(5)能够直接适用的其他情形。
本案之所以出现国务院部门与地方政府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定不一致问题,根源在于海南省相关职能部门在118号《办法》的制定依据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财政部公布实施国食监办(2013)13号《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以下简称13号《办法》)已被67号《办法》取代的情况下,既未及时修订地方规定,又未及时公告118号《办法》不一致的相关条款暂时停止执行,从而给当事人维权、行政执法造成困扰。对此原审判决已予指正。在此情况下,为解决新的总局办法已经出台而旧的省办法仍有效的过渡期法律适用问题,海南省食安办根据海南省政府办公厅要求征询相关业务厅局意见,海南省政府财政厅于2017年11月4日作出《关于对征求食品药品安全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适用问题意见的复函》,明确在修订本省食品药品安全有奖举报实施办法前,统一执行67号《办法》。该复函作为过渡期内法律适用的全省统一安排,应予支持。因此,海南省食安办于2019年4月28日依据67号《办法》作出本案系争《奖励通知》,并不违法。
首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财政部先后制定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即13号《办法》和67号《办法》,系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授权而制定的实施性规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及投诉举报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标准,需要制定全国统一的市场规则,中央统一事项属性比地方管理事项属性更强。《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第六条更是明确授权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机构负责全国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的具体工作,并制定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工作程序、标准和规范。因此,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财政部是举报奖励事项归口管理与指导部门,有权在被授权领域制定立法性规范、创制性规范,其制定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即为该领域的最高位阶的实施性规定,应当得到一体遵循。
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的精神,当规范性文件对具体事项规定不一致导致行政行为结果出现较大差别时,应优先适用作为制定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根据海南省政府办公厅制定的海南省的食品药品安全有奖举报实施办法(即118号《办法》和《2019年省办法》)的第一条所列的制定依据,可以明显得出结论:总局办法是省办法的制定依据,省办法是总局办法的实施性规定。仅就本案争议事项与争议条款而言,总局办法相应条款与省办法对应条款的关系,类似于立法性规范与解释性规范、创制性规范与实施性规范、高级规范与次级规范的关系。因此,在118号《办法》与67号《办法》不抵触或者不存在不一致情形时,应当优先按照就近适用原则选择适用省办法;而在118号《办法》与67号《办法》的相应条款存在不一致时,则应优先适用作为制定依据的67号《办法》的相应条款。
再次,67号《办法》与118号《办法》两者虽然制定机关不同,不能简单适用新法优先旧法的原则;且效力优先也不等于适用优先。然而,67号《办法》作为后法,正是为了因应已经变化了的食品药品投诉举报奖励领域的社会实际,为鼓励社会公众积极举报食品药品违法行为,而放宽了前法(13号《办法》)规定的举报奖励条件并提高了最低奖励标准。因此,从后法优先于前法原则来看,67号《办法》的新规定精神应当优先适用。尤其重要的是,在67号《办法》废止13号《办法》后,118号《办法》关于举报奖励标准等规定,已经失去了原有立法性规范、创制性规范作为依据,存在合法性瑕疵,且已经处于修改废止过程中。正是由于67号《办法》与118号《办法》存在明显的不一致,海南省食安办根据海南省政府办公厅要求征询作为主管部门的海南省政府财政厅意见,后者以内部文件形式明确在过渡期内统一适用67号《办法》。该复函未由有权机关对外正式公开与发布,有违依法行政要求。但鉴于该文件2017年11月4日后已经在全省得以实施,并在海南省行政执法中形成较为稳定的行政惯例;在不违反上位法规定也不会造成显失公正情形时,人民法院对行政执法机关形成的法律适用方面的行政惯例,应当予以尊重,不宜以司法判断代替行政判断甚至否定行政惯例。
二、关于未适用118号《办法》是否违反信赖利益保护原则问题
行政奖励是行政机关实施的授益性行政行为。新法与旧法、后法与前法变动后,相对人主张适用旧法、前法以保护信赖利益的,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要件:一是存在信赖基础,二是相对人实施了信赖行为,三是相对人所形成的信赖利益值得保护。
本案中,唐某洲主张其对按照118号《办法》规定获得奖励有合理信赖而实施了举报行为,故应适用118号《办法》。诚然,在该省办法未被废止的情况下,普通的相对人对适用该办法获得奖励存在合理预期。然而,与普通举报人投诉举报后请求奖励不同,唐某洲在67号《办法》实施后获得的多份奖励均是依据67号《办法》而非118号《办法》,因此唐某洲对必须适用118号《办法》获得奖励并未形成稳定的信赖基础,进而其主张存在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因此,对于唐某洲而言,本案系争《奖励通知》未适用118号《办法》并不违反信赖利益保护原则。
三、关于有利于相对人的法律规范的判断与选择适用问题
“从新兼有利原则”是行政法律适用基本原则之一,即新旧实体法对当事人权益保障不一致时,原则上按新法执行,但旧法对相对人更为有利的除外。本案所涉食品药品安全领域,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为鼓励社会公众积极举报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严厉打击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推动食品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财政部颁布67号《办法》并废止了13号《办法》,其目的之一是放宽举报奖励条件和提高最低奖励标准,因而总体上更有利于举报人的权益保护。然而,与刑法适用中的“从旧兼从轻原则”类似,行政实体法中的“从新兼有利原则”,同样会在实践中产生类似于刑罚实施中的“法定刑轻重比较”抑或“处断刑轻重比较”结果的不一致。对比分析系争《奖励通知》作出当日海南省食安办对唐某洲作出的另外3份奖励通知,适用67号《办法》较适用118号《办法》,唐某洲实际多得奖金4248.42元;但就系争《奖励通知》而言,适用67号《办法》较适用118号《办法》,唐某洲少得5501.05元。唐某洲在三起奖励中认可适用67号《办法》,在系争《奖励通知》中请求适用118号《办法》,实则是请求行政机关结合其不同个案举报先分别依据67号《办法》与118号《办法》计算其可能获得的奖励金额多少,然后再选择奖励金额较多的规范性文件作为执法依据。此种请求对依法行政与合理行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旧法律规范规定不可能完全一致,新旧法律规范的不一致既可能有利也可能不利于特定当事人,甚至总体判断与个案判断、法律体系判断与个别法条判断的有利与不利会互相冲突。行政执法强调统一、高效、便捷与公平。行政执法与刑法执行不论是在执法主体、执法能力、执法数量和效率上,都有较大不同;且无论是坚持类似于“法定刑轻重比较”原则,还是坚持“处断刑轻重比较”原则,得出的结论均可能不同;何况对不同诉求的相对人而言,除数额大小可以衡量之外,其他行政处分的有利抑或不利的判断标准更难统一。因此,要求行政机关分别适用不同法律规范计算后,再选择适用对相对人有利的法律规范,可能严重影响行政执法的统一、高效、便捷与公平。尤其是本案所谓的新旧规范性文件还非同一制定机关制定,更是加剧了行政执法有利或不利判断上的困难。因此,行政机关在按照“从新兼有利原则”选择适用法律规范时,只要不存在选择性执法、不损害当事人重大权益、不存在明显不公正等情形,人民法院应予尊重。故唐某洲请求适用对其更有利的118号《办法》重新作出奖励通知,不应支持。
裁判要旨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相同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适用:(1)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授权部门规章作出实施性规定的,其规定优先适用;(2)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部门规章对于国务院决定、命令授权的事项,或者对属于中央宏观调控的事项、需要全国统一的市场活动规则及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等事项作出的规定,应当优先适用;(3)地方政府规章根据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授权,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具体规定,应当优先适用;(4)地方政府规章对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作出的规定,应当优先适用;(5)能够直接适用的其他情形。
2.“从新兼有利原则”是行政法律适用基本原则之一,即新旧实体法对当事人权益保障不一致时,原则上按新法执行,但旧法对相对人更为有利的除外。行政机关按照“从新兼有利原则”选择适用法律规范时,只要不存在选择性执法、不损害当事人重大权益、不存在明显不公正等情形,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持。
关联索引
《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2条
一审: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琼01行初231号行政判决(2020年11月18日)
二审: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琼行终53号行政判决(2021年3月24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行申8524号行政裁定(2022年3月2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齐某喜诉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及行政复议案
2023-12-3-013-001 · (2013)第39号 ·
行政政府信息公开依申请公开个人隐私第三方权益利益衡量
裁判要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依法获取政府信息。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根政府信息公开与利益衡量据相关规定作出答复。在公开相关信息可能侵害第三方合法权益时,行政机关应根据比例原则,作出适当处理,以取得与同样受法律保护的其他权利之间的平衡。如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息只有一部分或非主要内容及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行政机关可以在依法作出区分处理后直接作出答复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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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政府信息公开依申请公开个人隐私第三方权益/利益衡量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5日,齐某喜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松江区政府)提出申请,要求获取沪松府强拆决字(2013)第39号文件。同月25日,松江区政府作出延期告知书并于次日寄送齐某喜,告知齐某喜:根据《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经本机关信息公开机构负责人同意,延期到2015年4月17日前予以答复。松江区政府于2015年4月16日作出编号为松信公开(2015)48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告知齐某喜,“您要求获取的信息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现提供给您查收。”松江区政府提供给齐某喜的涉案信息中,保留当事人姓氏,隐去其名字,隐去其住所及违法建筑的具体地址(即隐去具体路名及门牌号,表述为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其余内容不变。
齐某喜不服被诉告知,于2015年5月8日向上海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上海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松江区政府在行政复议答复书中称,涉案信息中部分内容涉及个人隐私,因此在向齐某喜提供政府信息时,隐去了相关当事人的名字及具体地址。2015年7月7日,上海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延长审理期限通知书并寄送齐某喜。2015年7月30日,上海市政府作出沪府复字(2015)第274号行政复议决定,认为:松江区政府告知齐某喜相关信息属于公开范围,并在隐去个人隐私内容后向齐某喜作了提供,符合政府信息公开相关规定,维持了被诉告知。齐某喜收到复议决定书后不服,提起诉讼,要求撤销松江区政府作出的被诉告知及上海市政府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并判令松江区政府限期公开完整信息。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16日作出(2015)沪三中行初字第168号行政判决,驳回齐某喜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齐某喜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30日作出(2016)沪行终425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宣判后,齐某喜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6日作出(2017)最高法行申312号行政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齐某喜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依法获取政府信息。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根据相关规定作出答复。在公开相关信息可能侵害第三方合法权益时,行政机关应根据比例原则,作出适当处理,以取得与同样受法律保护的其他权利之间的平衡。具体到本案中,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强制执行决定是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不履行义务的,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机关依照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作出的行政行为。齐某喜要求获取行政机关针对第三方作出强制执行决定的文件。首先,涉案信息所涉行政行为不涉及齐某喜,并未侵害齐某喜的个人合法权益。其次,公开涉案信息中隐去的内容,可能会给相关权利人造成潜在的损害,并且隐去部分信息,未侵害齐某喜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亦与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不存在关联性。所以,松江区政府把涉案信息作出区分,将涉案违法建筑地址等与相关个人存在紧密联系的部分作为个人隐私隐去,公开涉案信息其余部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对隐私权范围的界定与区分处理,属行政机关基于行政管理实践与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综合判断,属于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范畴,除非行政判断明显不当,否则人民法院应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
当时有效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征求第三方的意见”,一般是指,申请公开的信息全部或主要内容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情形。鉴于行政机关既要保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的知情权,也要保护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因此,被申请公开的信息是否应予公开,行政机关应征求第三方意见。如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息只有一部分或非主要内容涉及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作出区分处理后,径行作出告知,而无需征求第三方意见后再予答复。如此,既能够保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有效信息,又有效保护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还节约了行政资源。本案中,松江区政府将涉案信息直接作区分处理后公开,不违反相关规定。
裁判要旨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依法获取政府信息。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根政府信息公开与利益衡量据相关规定作出答复。在公开相关信息可能侵害第三方合法权益时,行政机关应根据比例原则,作出适当处理,以取得与同样受法律保护的其他权利之间的平衡。如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息只有一部分或非主要内容及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行政机关可以在依法作出区分处理后直接作出答复告知。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5条、第37条
一审: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三中行初字第168号行政判决(2016年2月16日)
二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沪行终425号行政判决(2016年6月30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312号行政裁定(2017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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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某等四人诉广州市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及行政复议案
2023-12-3-015-003 · (2020)粤71行初54号 ·
行政诉讼行政处理历史遗留建(构)筑物违章建筑原状维修违法建设
裁判要旨:有关城市规划区内建筑物的合法性认定,要尊重历史,同时还须结合不同时期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认定。对建设年代久远、属于历史遗留的建(构)筑物,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不宜适用现行的法律、法规认定为违章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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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诉讼/行政处理/历史遗留建(构)筑物/违章建筑/原状维修/违法建设
基本案情
广州市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荔湾区城管局)于2019年7月26日向暨某等4人作出被诉《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认为涉案简易石棉瓦上盖房屋无合法产权记载,暨某等4人于2018年11月未经规划许可将上述房屋拆除后,在第2层阳台天面和第2层天面位置搭建简易棚架面积7.2076平方米,在第3层天面位置搭建简易房屋面积12.92平方米,该建(构)筑物属于违建,并责令限期拆除。2019年10月9日,暨某等4人向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荔湾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荔湾区政府于2019年12月24日作出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上述处理决定。暨某等4人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撤销被诉《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以及《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判决涉案建筑保留使用。
根据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复制的涉案房屋档案资料显示,因居住困难,涉案房屋产权人于20世纪80年代申请改建,获得批准。暨某等4人陈述、维修视频、《房地产平面图》及邻居证人证言显示,涉案房屋在改建当时已有第2层阳台天面和第2层天面位置搭建的简易棚架及在第3层天面位置搭建的简易房屋。广州某某公司接受暨某等4人委托,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房屋年代鉴定报告》,鉴定结论为:1.根据现场的调查、检查及检测结果,推断该房屋4层墙体与首层、2层及3层建造年代基本相同,均建造于20世纪;2.根据现场的调查及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可推断原3层、4层简易屋面(目前已经拆除部分)的建造年代与首层、2层及3层建造年代基本相同,均建造于20世纪。暨某等4人主张,涉案房屋在改建当时已有第2层阳台天面和第2层天面位置搭建的简易棚架及在第3层天面位置搭建的简易房屋,因台风毁坏简易房屋石棉瓦上盖,为消除房屋安全隐患,对历史形成的简易建筑物进行原状维修。
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20年7月6日作出(2020)粤71行初54号行政判决:一、撤销被诉《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二、撤销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书》。宣判后,荔湾区城管局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14日作出(2020)粤行终1677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系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及行政复议纠纷,二审焦点问题是荔湾区城管局作出的涉案《违法建设行政处理决定书》及荔湾区政府作出的涉案《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否合法。《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2015年修正)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条例施行前已建成的建筑物、构筑物,是否属于违法建设,依照建设当时施行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认定。”尽管处理决定涉及的建(构)筑物未登记在产权证中,但根据已查明事实,涉案房屋建成于20世纪初时,相关建(构)筑物已经存在。当时未有城市规划方面的法律、法规对此类建设行为作出规定,亦未有相关法律文书认定该建设行为属于违法建设,故可认定涉案建(构)筑物属于历史遗留的建(构)筑物。根据涉案房屋维修前视频录像、维修合同等证据,结合本院现场勘查情况,维修后在第2层阳台天面、第2层天面位置搭建的简易棚架以及在第3层天面搭建的简易房与维修前大小、高度、围蔽程度等基本一致,维修仅是将原破旧的建筑材料进行了更换升级,并不涉及相关建筑外立面、结构及使用功能的改变,基本可以认定为原状维修。而且,从相关在案证据及本院勘查情况看,暨某等4人原有居住环境较差,部分墙体墙面年久失修,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暨某等4人基于保障基本生活条件、改善生活环境、消除房屋安全隐患等需要所进行的原状维修行为,不应认定为违法建设行为。据此,荔湾区城管局作出被诉处理决定,荔湾区政府复议维持该处理决定,均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
有关城市规划区内建筑物的合法性认定,要尊重历史,同时还须结合不同时期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认定。对建设年代久远、属于历史遗留的建(构)筑物,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不宜适用现行的法律、法规认定为违章建筑。
关联索引
《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2015年修正)第2条第3款
一审: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0)粤71行初54号行政判决(2020年7月6日)
二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粤行终1677号行政判决(2022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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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开发区某公司诉天津市人民政府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案
2023-12-3-016-001 · (2020)津02行初73号 ·
行政行政复议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控制性详细规划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裁判要旨:城乡规划部门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报经原批准机关,也就是本级政府批准后,才可以修改方案;方案修改完成后,再次报本级政府审批,方案方可发生法律效力。其中,报送本级政府审批行为和本级政府作出的审批行为,均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过程性层报、审批行为,不对外发生法律效力,明显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对于明显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明显不符合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其他法定条件的案件,复议机关作出不予受理或驳回复议申请决定,当事人仍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不予受理或驳回复议申请决定实质是对其请求事项作出信访处理意见,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其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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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复议/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控制性详细规划/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基本案情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于2010年4月20日作出津滨政函〔2010〕26号《关于对滨海新区北片区、核心区、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批复》(以下简称26号《批复》)。原告天津开发区某公司认为上述26号《批复》违法,向天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作出的26号《批复》。天津市人民政府于2020年3月13日收到天津开发区某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经审查,于2020年3月16日作出津政复不受字〔2020〕2-246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以下简称246号复议决定),并邮寄送达天津开发区某公司。天津开发区某公司不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1)撤销天津市人民政府作出的246号复议决定;(2)判决天津市人民政府重新处理天津开发区某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16日作出(2020)津02行初73号行政裁定,驳回天津开发区某公司的起诉。天津开发区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30日作出(2020)津行终238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天津开发区某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13日作出(2021)最高法行申6519号行政裁定,驳回天津开发区某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订)第十九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组织编制城市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第四十八条规定,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修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照本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
根据上述规定,城乡规划部门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报经原批准机关,也就是本级政府批准后,才可以修改方案;方案修改完成后,再次报本级政府审批,方案方可发生法律效力。其中,报送本级政府审批行为和本级政府作出的审批行为,均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过程性层报、审批行为,不对外发生法律效力,明显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对于明显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明显不符合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其他法定条件的案件,复议机关作出不予受理或驳回复议申请决定,当事人仍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不予受理或驳回复议申请决定实质是对其请求事项作出信访处理意见,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其起诉。本案中,26号批复是滨海新区政府对新区规划管理部门就相关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方案的审批行为,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过程性审批行为,对天津开发区某公司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影响,明显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为此,246号复议决定不予受理天津开发区某公司的复议申请,符合法律规定。246号复议决定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实质是对天津开发区某公司以申请复议方式请求审核26号批复信访事项的处理,且未对天津开发区某公司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二审裁定驳回天津开发区某公司的起诉,并无不当。
天津开发区某公司主张,26号批复属于规划的修改行为,对再审申请人天津开发区某公司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是可诉讼、可复议的行政行为。但是,按照城乡规划法相关规定和本案事实,本案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应当是最终对外公布的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26号批复系滨海新区政府对其下属单位改变相关区域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的内部、过程性审批行为,明显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以此为由申请再审,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城乡规划部门修改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报经原批准机关,也就是本级政府批准后,才可以修改方案;方案修改完成后,再次报本级政府审批,方案方可发生法律效力。其中,报送本级政府审批行为和本级政府作出的审批行为,均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过程性层报、审批行为,不对外发生法律效力,明显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对于明显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明显不符合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其他法定条件的案件,复议机关作出不予受理或驳回复议申请决定,当事人仍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不予受理或驳回复议申请决定实质是对其请求事项作出信访处理意见,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其起诉。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2条、第19条、第20条、第21条、第4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1条、第2条第2款
一审: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津02行初73号行政裁定(2020年6月16日)
二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津行终238号行政裁定(2020年7月30日)
再审审查: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行申6519号行政裁定(2021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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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某蝶诉某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案
2023-12-3-016-002 · (2020)沪01行初58号 ·
行政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利害关系调查核实
裁判要旨:司法机关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某些事项需要行政机关进一步调查核实并出具相关说明材料,这些行为并不直接对当事人产生影响,即便司法机关采信了行政机关的意见,并让当事人承担了不利的诉讼后果,也是司法裁判所致,并非行政机关的调查核实行为所致,故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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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利害关系/调查核实
基本案情
陈某蝶向上海市某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确认某区某镇人民政府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提供其房屋情况的行为违法”。上海市某区政府收到申请后,认为请求事项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遂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书。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8日作出(2020)沪01行初58号行政裁定,驳回陈某蝶的起诉。陈某蝶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8日作出(2020)沪行终315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上诉人陈某蝶向原审起诉,请求撤销被上海市某区人民政府所作《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经查,上诉人申请行政复议事项为:某镇政府向检察院提供《情况》的行为违法。因该事项明显不属行政行为,且涉及有关诉讼事项,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亦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因此,原审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正确,应予维持。
裁判要旨
司法机关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某些事项需要行政机关进一步调查核实并出具相关说明材料,这些行为并不直接对当事人产生影响,即便司法机关采信了行政机关的意见,并让当事人承担了不利的诉讼后果,也是司法裁判所致,并非行政机关的调查核实行为所致,故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2023年修正)第11条
一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1行初58号行政裁定(2020年6月8日)
二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沪行终315号行政裁定(2020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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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某利诉某市人民政府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案
2023-12-3-016-003 · (2020)浙01行初113号 ·
行政行政复议受理范围受案范围强制拆除
裁判要旨:《行政复议法》第1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已经依法受理的,不得申请行政复议。由此可见,法律确立了司法最终裁判原则。当事人如果针对诉争问题已经提起过行政诉讼,不得因对法院的判决结果不服而重新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变相申请行政复议,否则就相当于要求行政机关推翻法院的生效判决,明显违背司法终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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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复议/受理范围/受案范围/强制拆除
基本案情
宋某利认为某街道办事处2015年11月28日强制拆除其承包地上建筑物的行为违法,向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并进行赔偿。生效判决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并判决赔偿宋某利50万元及利息42158元,合计542158元。判决生效后,宋某利又向杭州市某区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某区政府责令当地街道办对强制拆除的损失进行赔偿。某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书。本案庭审中,宋某利自认其在本案中要求街道办事处赔偿的事项范围与生效裁判处理过的事项范围一致。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8日作出(2020)浙01行初113号行政裁定:驳回原告宋某利的起诉。宋某利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1日作出(2020)浙行终1352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申请人请求某区政府指令某街道办事处对2015年拆除上诉人户养殖场予以补偿的事项,向被上诉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是否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五)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七)其他行政复议机关尚未受理同一行政复议申请,人民法院尚未受理同一主体就同一事实提起的行政诉讼。”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二)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规定的受理条件的。”本案中,根据查明事实,上诉人要求某区政府指令某街道办事处对2015年拆除上诉人户养殖场予以补偿的事项范围,与上诉人诉某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和行政赔偿一案的赔偿请求的范围一致,且生效的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8)浙0108行初56号行政判决,已经判令某街道办事处赔偿宋某利损失合计542158元。故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以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决定驳回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并无不当。
裁判要旨
《行政复议法》第1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已经依法受理的,不得申请行政复议。由此可见,法律确立了司法最终裁判原则。当事人如果针对诉争问题已经提起过行政诉讼,不得因对法院的判决结果不服而重新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变相申请行政复议,否则就相当于要求行政机关推翻法院的生效判决,明显违背司法终局原则。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16条
一审: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1行初113号行政裁定(2020年6月28日)
二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浙行终1352号行政裁定(2020年8月2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某公司诉某区人民政府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案
2023-12-3-016-004 · (2022)青02行初9号 ·
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劳动保障监察外部性权利义务影响性受案范围
裁判要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限期责令行政相对人向有关劳动者改正所存在的违法行为,意味着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定行政相对人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基于劳动关系指令用人单位改正违法行为,同时告知行政相对人若拒不履行限期整改的内容,将对其进行行政处罚。从涉案《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内容来看,被约束对象是特定的,并指出不履行的后果,对某公司设定了义务,对其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可以认定涉案《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对某公司直接产生了法律效果。涉案《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呈外部性和最终性,是具有权利义务影响性和成熟性的行政行为,不符合内部性、非正式性、未完成性等过程性行政行为的特点,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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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劳动保障监察/外部性/权利义务影响性/受案范围
基本案情
因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之规定,现责令你单位接到本单位通知之日起3日内改正:核发丰某、马某等22名农民工工资405906元,整改情况以书面形式报本机构。你单位拒不履行本指令书的,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之规定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依据《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办法》《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第一款的,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某公司在接到上述限期整改指令书后不服,于2022年2月24日向某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某区人民政府收到复议申请后,经审查认为,申请事项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十七条之规定,决定不予受理,并于2022年2月28日作出《某区人民政府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8日作出(2022)青02行初9号行政判决:驳回某公司的诉讼请求。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17日作出(2022)青行终114号行政判决:撤销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行政判决和《某区人民政府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责令某区人民政府对某公司的申请事项依法受理并作出处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对行政复议受理范围进行了列举式规定,其中第十一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根据调查、检查的结果,作出以下处理:(一)对依法应当受到行政处罚的,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二)对应当改正未改正的,依法责令改正或者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理决定;(三)对情节轻微且已改正的,撤销立案。该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最长办案期限为自立案之日起90个工作日。本案中,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某公司作出限期整改指令书后,在执法期限内未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理决定或者撤销立案决定,即没有对外作出具有终结行政程序功能、消灭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的行政行为。基于限期整改指令书在本次行政程序中表现出的外部性和最终性,其是具有权利义务影响性和成熟性的行政行为,不符合内部性、非正式性、未完成性等过程性行政行为特点。且从限期整改指令书内容来看,被约束对象是特定的,其已对某公司设立了义务,对某公司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且已送达某公司,亦足以认定该限期整改指令书对某公司直接产生了法律效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十一项规定,属于可复议的行政行为。不予受理决定认为某公司申请撤销限期整改指令书的申请事项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裁判要旨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限期责令行政相对人向有关劳动者改正所存在的违法行为,意味着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定行政相对人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基于劳动关系指令用人单位改正违法行为,同时告知行政相对人若拒不履行限期整改的内容,将对其进行行政处罚。从涉案《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内容来看,被约束对象是特定的,并指出不履行的后果,对某公司设定了义务,对其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可以认定涉案《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对某公司直接产生了法律效果。涉案《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呈外部性和最终性,是具有权利义务影响性和成熟性的行政行为,不符合内部性、非正式性、未完成性等过程性行政行为的特点,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6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18条
一审:青海省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青02行初9号行政判决(2022年6月28日)
二审: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青行终114号行政判决(2022年10月1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蔡某诉万宁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2023-12-3-016-005 · (2021)琼96行初249号 ·
行政行政复议农民工工资清偿责任主体行政处罚
裁判要旨:为了切实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侵犯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的,有权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法律规定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投诉,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也有责任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依法给予相应的处罚。根据相关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否则应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和拖欠工资的清偿责任,无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形成劳动关系对此均不构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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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复议/农民工工资/清偿责任/主体/行政处罚
基本案情
2019年9月10日,海南某商品调剂公司(甲方)与蔡某(乙方)就万宁市东关农贸市场一楼装修工程签订合同,将案涉工程发包给蔡某施工。蔡某随后组织37名农民工进场施工,并于同年10月中旬竣工,但海南某商品调剂公司以该装修工程未经结算为由未向蔡某等人支付劳动报酬。2020年1月8日,海南某商品调剂公司原负责人陈某代表海南某商品调剂公司向蔡某等37名农民工出具《欠条》,承认拖欠工资共计46万元,并承诺2020年1月20日之前先解决部分工资问题。但海南某商品调剂公司并未兑现承诺。2020年6月29日,蔡某等37名农民工向万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万宁市执法局)投诉。万宁市执法局立案后,经调查,海南某商品调剂公司时任负责人陈某承诺在2020年9月10日前向蔡某等农民工全额支付劳动报酬46万元。据此,万宁市执法局于同年9月7日向海南某商品调剂公司送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指令书)》,责令该公司在5个工作日内向蔡某等37名农民工全额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46万元,并告知逾期不履行该《通知》将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海南某商品调剂公司并未按照该《通知》履行给付义务。万宁市执法局经过法定程序,于2020年12月4日作出万综执决字[2020]95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952号《处罚决定》),主要内容为:1.海南某商品调剂公司必须于2020年12月11日前向蔡某等37名劳动者全额支付拖欠的工资46万元,并加倍赔偿蔡某等37名劳动者46万元;2.对海南某商品调剂公司处以罚款2万元。海南某商品调剂公司不服,向万宁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万宁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952号《处罚决定》。万宁市政府经复议,于2021年4月1日作出万府复决字[2021]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29号《复议决定》),撤销万宁市执法局作出的952号《处罚决定》。蔡某不服,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万宁市政府作出的29号《复议决定》。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8日作出(2021)琼96行初249号行政判决:一、撤销万宁市政府于2021年4月1日作出的29号《复议决定》;二、恢复万宁市执法局于2020年12月4日作出的952号《处罚决定》的法律效力。海南某商品调剂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7日作出(2021)琼行终822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案件查明的事实,为建设案涉工程,海南某商品调剂公司于2019年9月10日将该工程发包给蔡某后,蔡某组织了其他农民工进场施工,并于2019年10月中旬竣工。此后,双方虽未进行工程结算,但海南某商品调剂公司于2020年1月8日出具《欠条》,认可其拖欠蔡某等37名农民工劳动报酬共计46万元。自此之后,海南某商品调剂公司先后承诺在2020年1月20日前、2020年9月10日前支付上述欠款,但最终均未兑现承诺。在收到万宁市执法局发出的整改通知后,海南某商品调剂公司仍未在指定期限内向蔡某等37名农民工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分别责令限期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劳动者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照应付金额50%以上1倍以下的标准计算,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一)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报酬的。”第三十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有第(一)项、第(二)项或者第(三)项规定的行为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三)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拒不履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万宁市执法局依据上述规定,针对海南某商品调剂公司的违法行为,作出952号《处罚决定》,责令该公司限期向蔡某等37名农民工全额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加倍支付赔偿金,并处以罚款,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万宁市政府以海南某商品调剂公司和蔡某等37名农民工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万宁市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不清为由,作出29号《复议决定》,撤销了万宁市执法局作出的952号《处罚决定》。然而,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建设单位或者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发包或者分包给个人或者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单位,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建设单位或者施工总承包单位清偿”、《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工程总承包企业不得将工程违反规定发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个人,否则应承担清偿拖欠工资连带责任”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的“四、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等法律规定,海南某商品调剂公司虽然将案涉工程发包给了蔡某,由蔡某组织其他36名农民工与其一同实际施工完成案涉工程建设,但因蔡某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故无论海南某商品调剂公司是否与蔡某等37名农民工之间形成了劳动关系,均不影响海南某商品调剂公司作为案涉工程总承包单位应担负的清偿农民工工资的责任。因海南某商品调剂公司未及时履行其法定职责且拒不改正,故万宁市执法局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万宁市政府作出29号《复议决定》,错误撤销了万宁市执法局作出的952号《处罚决定》,其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依法予以纠正,撤销万宁市政府作出的29号《复议决定》,并恢复万宁市执法局作出的952号《处罚决定》的法律效力,并无不当。
裁判要旨
为了切实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侵犯其劳动保障合法权益的,有权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法律规定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投诉,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也有责任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依法给予相应的处罚。根据相关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否则应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和拖欠工资的清偿责任,无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形成劳动关系对此均不构成影响。
关联索引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4条
《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第12条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36条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6条
一审: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琼96行初249号行政判决(2021年10月28日)
二审: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琼行终822号行政判决(2022年3月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海南某公司诉海南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2023-12-3-016-006 · (2018)琼01行初297号 ·
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起诉期限知道应当知道
裁判要旨: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所谓“知道”,是指有充分证据证明,申请人知道作出行政行为的时间;所谓“应当知道”,是指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根据相关证据,推定申请人知道作出行政行为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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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起诉期限/知道/应当知道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5年3月14日,海南某公司取得海南省海口市海榆西线南侧的海口市国用(籍)字第Q11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土地使用权,用途为煤场用地,来源为划拨。1998年5月8日,海南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海口市分行签订《抵押合同》,以Q116*号土地证项下土地抵押贷款。2001年,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与中国华某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以下简称华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该债权转让给华某公司。2004年6月22日,某公司以成交价431万元购得该债权,包括贷款本金2700万元和利息2202万元。2004年7月1日,华某公司向海南某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告知海南某公司债权转让的事实。
2004年9月6日,海南省商贸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向海南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琼商贸企改办字〔2004〕07号《关于请求同意职工持股公司收购改制企业省燃料总公司的请示》。2004年9月28日,海南省国资委作出琼国资函〔2004〕274号《关于海南某公司整体转让的批复》,内容为:1.海南某公司职工安置工作已经完成,且经审计目前公司严重资不抵债,原则同意将海南某公司整体转让,企业债权债务和其他遗留问题全部一并转让。2.整体转让前,必须聘请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资产评估,如经评估核准公司净资产为负值,同意海南省商改组与海南某公司最大债权人某公司达成整体转让和偿债协议,协议必须明确约定某公司受让海南某公司全部资产连同债务和其他经济责任,妥善处理好职工安置工作的遗留问题,保障职工合法权益。3.如经评估核准公司净资产为正值,则应对公司进行公开转让,具体方案由海南省商改组制订并报海南省国资委审批。4.企业改制的相关手续和应享受的政策按有关规定办理。5.改制完成情况要及时向海南省国资委报告。2004年12月10日,海南省国资委作出琼国资函〔2004〕350号《关于海南某公司整体资产评估结果的复函》,确认本次评估项目所对应的经济行为,符合有关部门规定。2005年6月28日,海南省商改组向海口市国土局发出琼商贸企改办函〔2005〕3号《关于请予办理土地过户手续的函》,同意海南某公司将涉案土地的煤场用地使用权评估后按仓储用地性质转让给职工重组的某公司。2005年6月30日,海南某公司与某公司共同向海口市国土局提交《关于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的申请书》,主要内容为:海南省商改组同意海南某公司将涉案土地的煤场按仓储用地过户给下岗职工持股组建的某公司,用以抵偿职工安置费用及清偿银行债务,请海口市国土局将涉案土地使用权按原仓储用地性质办理过户给某公司。2005年11月8日,海口市国土局向海口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海口市政府)作出市土环资用字〔2005〕2号《关于海南某公司企业改制划拨土地处置问题的请示》,就海南某公司与某公司的申请事项向海口市政府请示。2006年6月7日,海口市政府向海南省政府作出海府报〔2006〕61号《关于海南某公司企业改制划拨土地处置问题的请示》,拟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海南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给某公司补办土地出让手续,补签土地出让合同,按评估价162.9元/平方米的40%收取土地出让金,总价5912943元。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年期为50年。
2006年8月17日,海南省国土厅向海口市政府作出369号复函称,经审核并报省政府同意,现函复如下:“鉴于位于海口市海榆西线南侧原作为海南某公司煤场用地的90744.98平方米国有划拨土地,已被华某公司通过拍卖偿还银行债务,并由某公司竞得了该宗地的土地使用权,故同意某公司与市国土局补签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办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由某公司按经确认的土地评估价的40%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用途为仓储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50年。”2006年8月21日,海口市国土局向海南某公司和某公司发出《划拨地补办出让缴交出让金通知书》《关于办理纳税手续的通知》,要求海南某公司及某公司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办理完税手续。2006年12月18日,海口市国土局向海南某公司和某公司作出市土环资用字〔2006〕1165号《关于海南某公司改制划拨土地处置问题的复函》,载明“海南某公司改制申请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问题,经市政府以海府报〔2006〕61号文报省政府批准,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复函我市,现函复如下:一、同意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有关法规规定,将海南某公司位于海榆西线南侧、Q11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90744.98平方米(实际测量面积)划拨土地直接给海南新高贸易有限公司补办土地出让手续,按评估地价162.9元/平方米的40%收取土地出让金,共计5912943元,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年期为50年。二、用地坐标及四至范围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附图所示。三、海南新高贸易有限公司在使用土地时必须严格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条款执行。”2006年12月27日,海口市政府经地籍调查、权属调查、审批等程序后,为某公司颁发海口市国用第0085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证记载:土地座落于海口市海榆西线南侧,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地类(用途)为工业用地,四至为东至港澳国际海南投资有限公司、南至海南佳宁娜食品有限公司、西至海南运航船务有限公司、北至海榆西线,使用权面积为90597.10平方米。
2017年8月30日,海南某公司向海南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369号复函。2018年8月7日,海南省政府作出136号复议决定认为:作出369号复函与颁发00852*号土地证属于两个不同的行政行为;拍卖取得债权与拍卖取得土地使用权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369号复函以涉案土地被华某公司通过拍卖偿还银行债务,并由某公司竞得该宗地的土地使用权为由,同意某公司与海口市国土局补签土地使用权合同,补办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由某公司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1目规定,决定撤销369号复函。2018年8月27日,某公司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撤销136号复议决定。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5日作出(2018)琼01行初297号行政判决:撤销海南省人民政府作出的琼府复决〔2017〕13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恢复原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作出的琼土环资函〔2006〕369号《关于海南某公司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手续的复函》的法律效力。
一审宣判后,海南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2019)琼行终34号行政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宣判后,某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5日作出(2020)最高法行再374号行政判决,1.撤销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琼行终34号行政判决;2.撤销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琼01行初297号行政判决;3.撤销海南省人民政府琼府复决〔2017〕136号行政复议决定。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海南某公司向海南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369号复函的时间为2017年8月30日,按照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行政复议法及相关规定未明确规定行政行为作出后未告知申请复议权利或期限的情况下复议申请期限问题,本着保护复议申请人权益原则,可以自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2年计算申请复议期限(与2023年修正的行政复议法第20条不一致。新复议法规定为1年了)。所谓“知道”,应当是指有充分证据证明,申请人知道作出行政行为的时间;所谓“应当知道”,是指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根据相关证据,推定申请人知道作出行政行为的时间。本案中,尽管无直接证据证明369号复函作出后,海南某公司即“知道”该复函内容。但是本案系海南某公司和某公司于2005年共同向海口市国土局提交申请书,申请将涉案土地过户给某公司。海南某公司对于土地使用权过户给某公司是其真实意愿的表示,对此事实海南某公司亦无法否认。而海口市国土局也正是依据海南某公司和某公司的共同申请,才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层报海口市政府、海南省国土厅直至海南省政府审批。海南省国土厅在收到层报的海南某公司和某公司共同申请以及相关下级机关层报的审批材料后,随即作出369号复函予以同意。因369号复函仅在行政系统上下级之间内部流转,各方当事人也确未能提供确凿证据证明369号复函曾向海南某公司送达。然而,海南省国土厅于2006年8月17日作出369号复函后,海口市国土局于同年8月21日即向海南某公司和某公司发出《划拨地补办出让缴交出让金通知书》《关于办理纳税手续的通知》,要求海南某公司及某公司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办理完税手续。海口市土地储备整理中心于2006年9月3日出具的《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存根)》载明,付款人为海南某公司,项目系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此即表明海南某公司此时即应当知道其申请已经得到批准,且其并未提出异议而是积极按照369号复函精神,办理涉案土地过户给某公司,以实现涉案土地的转移登记。2006年12月18日,海口市国土局向海南某公司和某公司作出1165号复函载明,“海南某公司改制申请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问题,经市政府以海府报(2006)61号文报省政府批准,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复函我市,现函复如下:一、同意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有关法规规定,将海南某公司位于海榆西线南侧、Q11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90744.98平方米(实际测量面积)划拨土地直接给海南新高贸易有限公司补办土地出让手续……”2006年12月27日,海口市政府经地籍调查、权属调查、审批等程序后,将海南某公司所持有的Q116*号土地证收回并办理注销手续,为某公司颁发00852*号土地证。因此,至迟在1165号复函作出、海南某公司以其名义交纳相关款项并交出其持有的Q116*号土地证时,海南某公司即应当知道369号复函内容。
某公司于2006年取得涉案《国有土地使用证》并实际控制使用长达10年的时间内,海南某公司均未就涉案土地通过行政复议或诉讼积极行使过任何权利,不存在因正当理由耽误行政复议期限的情形。海南某公司在自愿申请办理过户登记并实际交出涉案土地控制权10年后,又于2017年8月30日向海南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369号复函,已经明显超过申请复议的两年期限,且无正当理由。海南省政府在收到海南某公司明显超过复议期限的复议申请后,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海南某公司;但其受理该复议申请并作出136号复议决定,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一、二审判决对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有关“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审批。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准予转让的,应当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规定的含义、人民政府及其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审批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审批性质、审批标准以及369号复函的性质、作用与合法性审查标准方面的认定亦不准确,亦应予以纠正。海南某公司如认为企业改制存在争议,可另循途径解决。
裁判要旨
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所谓“知道”,是指有充分证据证明,申请人知道作出行政行为的时间;所谓“应当知道”,是指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根据相关证据,推定申请人知道作出行政行为的时间。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64条
一审: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琼01行初297号行政判决(2018年12月25日)
二审: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琼行终34号行政判决(2019年3月26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再374号行政判决(2020年10月1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施某炮诉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不予立案决定及行政复议案
2023-12-3-016-007 · (2021)第78号 ·
行政行政复议不予立案不履行法定职责网络游戏APP文化产品特殊电子商务法律适用规则
裁判要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的规定,金融类产品和服务,利用信息网络提供新闻信息、音视频节目、出版以及文化产品等内容方面的服务,不适用该法。在手机互联网应用商店下载的游戏类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属于文化产品范畴,作为特殊电子商务,根据《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2016年8月1日起施行)的相关规定,应当由地方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内容的监督管理执法工作,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为一般电子商务的监管部门对此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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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复议/不予立案/不履行法定职责/网络游戏APP/文化产品/特殊电子商务/法律适用规则/行政主管部门
基本案情
原告施某炮诉称:原告于2018年4月29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购买下载了一款“皇家牛牛金花”的游戏,后发现这款游戏涉嫌欺骗,实质上是一款赌博违法游戏。原告认为某某公司销售的手机自带应用商店里上架违法违规的游戏软件,使原告下载后深受其害,被骗120多万元,故于2021年1月5日在全国12315平台上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投诉举报,要求给予该公司严厉处罚。被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自贸区市场监管局)于2021年1月25日告知原告不予立案。原告认为被告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向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浦东新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浦东新区政府作出维持的行政复议决定。原告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App应用商品作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管辖。原告仍不服,请求法院判决撤销不予立案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
被告自贸区市场监管局辩称:原告在全国12315平台上向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投诉举报某某公司,因该公司住所地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故由被告负责处理投诉举报事项。经查,涉案游戏为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并非一般商品和服务,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的有关规定,而应当根据《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制定,自2016年8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应用程序信息服务规定》)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通过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信息服务,从事互联网应用商店服务,应当遵守该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全国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内容的监督管理执法工作。地方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内容的监督管理执法工作。被告所作不予立案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浦东新区政府辩称:其同意被告自贸区市场监管局的意见。被诉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施某炮在App应用商店里下载了一款名为“皇家牛牛金花”的游戏(以下简称涉案APP)。施某炮认为这款游戏涉嫌欺骗,某某公司销售的手机自带的App应用商店里违规上架游戏软件,造成其严重损失。施某炮于2021年1月5日在全国12315平台上向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投诉举报,要求给予该公司严厉处罚。因被投诉公司的住所地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故由自贸区市场监管局负责处理。自贸区市场监管局经查,因App应用商店为互联网应用商店,涉案APP为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并非一般商品和服务。根据《应用程序信息服务规定》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由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委员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区委网信办)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内容的监督管理执法工作。自贸区市场监管局于2021年1月23日决定不予立案,将案件移送区委网信办,后于同月25日在全国12315平台上告知施某炮不立案决定(以下简称被诉不予立案决定)。施某炮不服,以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为被申请人,于2021年1月28日向浦东新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浦东新区政府收到后于同年2月2日通知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作出行政复议答复,自贸区市场监管局于同年2月18日提交书面答复意见。同年3月29日,浦东新区政府作出延长行政复议审理期限通知书,决定对案件延长审理期限,延长期限不超过30日。浦东新区政府经审查,因被诉不予立案决定系自贸区市场监管局作出,将被申请人变更为自贸区市场监管局。浦东新区政府认为自贸区市场监管局对施某炮所作被诉不予立案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于2021年4月25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浦府复决字(2021)第78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维持自贸区市场监管局所作被诉不予立案决定。
另查明,某某公司住所地位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根据沪编〔2015〕503号《关于调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驻区机构管理体制和机构编制的通知》的有关规定,自贸区市场监管局统一负责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食品药品监管等有关行政管理和监管执法事务。
另查明,上诉人于2021年1月5日提出的举报事项为“其在手机里自带的App应用商店下载购买了一款皇家牛牛金花游戏,因某某公司手机自带的App应用商店违规上架游戏软件,使其下载后被骗120多万元,造成严重损失,特向监管部门举报要求给予严重处罚”。被上诉人自贸区市场监管局于2021年1月25日通过全国12315平台告知上诉人不立案并告知不立案原因:经查,因App应用商店为互联网应用商店,依据《应用程序信息服务规定》,我局将案件移送网信办,我局不予立案。投诉部分经调解,某某公司反馈无法满足消费者的赔偿要求,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终止调解。
再查明,2021年9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告知上诉人:区委网信办经询市委网信办后获知,如其诉求是要求处罚App应用商店,因App应用商店的运营主体是某某(北京)公司,不在上海管辖范围内,建议其向北京市有关部门投诉反映,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当庭陈述,其在下载涉案APP时支付的对价为0元,其被骗钱款系通过第三方支付软件支付。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29日作出(2021)沪0106行初396号行政判决,驳回施某炮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已预交),由施某炮负担。施某炮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3日作出(2021)沪03行终517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被上诉人自贸区市场监管局对上诉人施某炮投诉举报具有处理的法定职权。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对自贸区市场监管局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被上诉人浦东新区政府具有依法审查并作出处理的职权和职责。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在App应用商店中下载涉案APP,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上诉人施某炮投诉举报的涉案APP是否属于被上诉人自贸区市场监管局职责范围,即自贸区市场监管局作出被诉不予立案决定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电子商务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电子商务活动,适用本法。本法所称电子商务,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法律、行政法规对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金融类产品和服务,利用信息网络提供新闻信息、音视频节目、出版以及文化产品等内容方面的服务,不适用本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及第八十三条进而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或者对平台内经营者未尽到资质资格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履行行政管理职责。根据《应用程序信息服务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是指通过预装、下载等方式获取并运行在移动智能终端上、向用户提供信息服务的应用软件,互联网应用商店是指通过互联网提供应用软件浏览、搜索、下载或开发工具和产品发布服务的平台。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全国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内容的监督管理执法工作。地方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内容的监督管理执法工作。
对于上述条文规定的理解适用,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投诉举报内容涉及《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三条规定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网络交易行为,应当属于被上诉人自贸区市场监管局职责范围。被上诉人自贸区市场监管局则认为,App应用商店向用户提供APP的下载服务,符合《应用程序信息服务规定》第二条第四款对互联网应用商店的定义,属于《电子商务法》第二条规定不适用该法的文化产品方面的服务,故本案不属于自贸区市场监管局职责范围。对此,评判如下:《电子商务法》是调整电子商务经营者、平台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法律,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一般的电子商务行为具有行政管理职责,但该法第二条第三款特别规定金融类产品和服务,利用信息网络提供新闻信息、音视频节目、出版以及文化产品等内容方面的服务不适用该法,因此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特别规定的电子商务行为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责。《应用程序信息服务规定》规范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是互联网应用商店提供用户浏览、下载并运行在移动智能终端上的应用软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此具有监督管理执法的职责。原文化部在解读涉网络游戏相关规定时提出,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游戏已成为新的网络文化业态,是广大人民群众在互联网上消费娱乐的重要文化产品。本案中,涉案APP作为App应用商店向用户提供免费下载的应用软件,从形式上属于《应用程序信息服务规定》第二条规定的APP,从内容上看为一款名为“皇家牛牛金花”的网络游戏。自贸区市场监管局经调查,认为涉案APP作为文化产品,属于《电子商务法》第二条第三款特别规定范围,不属于其职权范围,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自贸区市场监管局所作被诉不予立案决定,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执法程序并无不当。被上诉人浦东新区政府经延期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维持的被诉复议决定,执法程序合法。上诉人将其在App应用商店下载涉案APP的行为理解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一般电子商务活动,并以此为由提出其投诉举报事项属于自贸区市场监管局职权范围的诉讼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上诉人还主张,依据《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其下载涉案APP的行为性质为网络交易,亦属于市场监管局职权范围。因《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自2021年5月1日起施行,上诉人下载涉案APP以及投诉举报时间均早于2021年5月1日,因此本案不适用《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需要指出,其他机关对上诉人投诉举报事项所作处理不属于本案的审查范围,上诉人可以另觅法律途径解决。原审判决驳回施某炮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施某炮负担。
裁判要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的规定,金融类产品和服务,利用信息网络提供新闻信息、音视频节目、出版以及文化产品等内容方面的服务,不适用该法。在手机互联网应用商店下载的游戏类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属于文化产品范畴,作为特殊电子商务,根据《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2016年8月1日起施行)的相关规定,应当由地方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内容的监督管理执法工作,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为一般电子商务的监管部门对此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责。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2条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3条
一审: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1)沪0106行初396号行政判决(2021年7月29日)
二审: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3行终517号行政判决(2021年12月23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时某诉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2023-12-3-016-008 · (2019)京04行初1555号 ·
行政行政复议违法建筑物违法构筑物主体责任履责事项合法性审查义务
裁判要旨:在违法建筑物、构筑物的认定和查处中,城管执法部门应及时履职,对于不能认定,或不能确认建筑合法性的应及时与相关管理信息部门进行沟通共享,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的认定作出及时处理,而不宜要求相对人对建筑物性质另行申请认定,从而弱化乃至不履行其日常监管、认定、处理的职责。复议机关对上述履责不到位事项未审查清楚的,属于未尽到合法性审查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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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复议/违法建筑物/违法构筑物/主体责任/履责事项/合法性审查义务
基本案情
原告时某诉称,被诉复议决定确认东城区城管局未在法定期限内对夕照寺西里X号楼X单元西侧铁皮构筑物履行查处职责违法,却不责令东城区城管局拆除其全部的违法建设,履行法定职责。对于夕照寺西里西侧违法建设(构筑物)的违建主体,东城区城管局有着难辞其咎的责任。北京市东城区龙潭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5月28日在本小区内违法建墙,后根据2019年9月29日东政复字[2018]6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被告责令东城区城管局在法定期限内对夕照寺西里X号楼X单元西侧围墙履行查处职责,龙潭办事处于2019年1月14日把围墙拆除后,又改建成带有地基的铁栅栏,导致叶家在铁栅栏上安装铁皮、吊顶,综上,原告请求法院:1.撤销被诉复议决定;2.判令被告重新作出复议决定,责令东城区城管局拆除本案所涉及的违法建设,履行法律职责。
被告东城区政府辩称,被告所作被诉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3月8日,原告时某通过北京城管信访管理系统,向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反映“夕照寺西里X楼X门西侧叶某家原围墙被拆除后,龙潭办事处又给他家建铁栅栏并贴铁皮、吊顶子,构成违法构筑物,要求城管执法机关履行法定职责”。2019年3月11日,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告知原告其反映的问题已导入行政事项进行处理。2019年4月1日,规自委东城分局认定夕照寺西里X号楼X单元西侧的1处铁皮构筑物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9年6月24日,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更名为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其他保持不变。2019年7月3日,原告时某以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东城区城管局)为被申请人向被告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复议请求为拆除违法建设,履行法定职责。
2019年9月27日,在被诉复议决定案件审理期间,东城区城管局协助违法建设人将夕照寺西里X号楼X单元西侧围栏上的铁皮拆除。
2019年9月29日,东城区政府作出被诉复议决定,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确认东城区城管局未在法定期限内对夕照寺西里X号楼X单元西侧铁皮构筑物履行查处职责违法,并依法送达给原告和东城区城管局。原告于2019年10月9日收到后不服,于同年10月17日提起行政诉讼。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4日作出(2019)京04行初1555号行政判决:撤销被告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的东政复字[2019]1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被告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针对原告时某的行政复议申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宣判后,被告东城区政府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15日作出(2020)京行终694号行政判决,驳回东城区政府的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告东城区政府作为行政复议机关,在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围绕行政复议申请的请求内容,对被复议行为是否属于行政复议范围以及该行为是否合法、适当进行全面审查,并根据《行政复议法》及《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作出相应的行政复议决定。本案中,原告时某的行政复议请求为要求东城区城管局拆除违法建设,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中具体反映“龙潭办事处给叶某家用铁栅栏肆意圈地,本小区消防通道封死、堵死,百姓的公共通道封死,造成叶某家理直气壮的贴铁皮、吊顶,属‘违法建设构筑物’”。原告庭审中亦坚持其复议要求拆除的是铁皮和铁栅栏,他们均属于违法构筑物。被诉复议决定将涉案违法构筑物认定为不包括围栏的铁皮构筑物。其主要理由在于,规自委东城分局对时某的答复意见中表明,对于搭建台阶、柱子、护栏、花架等此类构筑物的行为不需要取得规划许可,故规划部门并未确认铁艺围栏属于违法建筑。然而,涉案违法构筑物是指围栏及外包铁皮之整体,抑或仅指不包括围栏的铁皮结构;二者能否截然区分,并分别考量是否需要办理规划许可,是否构成违法建设;规划部门答复意见中所称护栏、花架是否与涉案围栏等同。上述问题均系被诉复议决定相关认定之前提,并需要事实与法律依据的支持。而东城区政府仅以规划部门答复意见为依据,并未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及相关法律依据的说明,即作出涉案违法构筑物的认定,并据此认为东城区城管局已完全履行法定职责,进而作出责令履行查处职责已无必要的确认违法复议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律依据亦不充分,依法应予撤销。
裁判要旨
在违法建筑物、构筑物的认定和查处中,城管执法部门应及时履职,对于不能认定,或不能确认建筑合法性的应及时与相关管理信息部门进行沟通共享,对违法建筑物、构筑物的认定作出及时处理,而不宜要求相对人对建筑物性质另行申请认定,从而弱化乃至不履行其日常监管、认定、处理的职责。复议机关对上述履责不到位事项未审查清楚的,属于未尽到合法性审查义务。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64条
一审: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4行初1555号行政判决(2019年12月4日)
二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行终694号行政判决(2020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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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某明诉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
2023-12-3-016-009 · (2016)苏05行初59号 ·
行政行政复议起诉条件利害关系规范保护理论
裁判要旨:只有主观公权利,即公法领域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存在受到损害的可能性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才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具体应当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关系的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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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复议/起诉条件/利害关系/规范保护理论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1月24日,张家港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江苏金某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出张发改许备〔2015〕823号《关于江苏金某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某地生态农业旅游观光项目备案的通知》。该通知内容涉及项目名称、主要功能及建设内容、项目选址、项目总投资及资金筹措、有效期等五个方面。刘某明于2016年1月通过信息公开的方式取得了上述通知,认为该通知将其位于江苏省张家港市锦某镇福某村某地一、二组拥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纳入其中,该通知存在重大违法情形,遂向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张家港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要求确认违法并予以撤销。张家港市政府经审查认为,刘某明与823号通知不具有利害关系,遂于2016年3月21日作出〔2016〕张行复第2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并于2016年3月22日送达刘某明。刘某明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上述行政复议决定。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3日作出(2016)苏05行初59号行政判决,驳回刘某明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刘某明不服提起上诉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苏行终1415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宣判后,刘某明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6日作出(2017)最高法行申169号行政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刘某明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行政诉讼乃公法上之诉讼,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一般也仅指公法上的利害关系;除特殊情形或法律另有规定,一般不包括私法上的利害关系。只有主观公权利,即公法领域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存在受到损害的可能性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才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
根据《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中央预算内直接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江苏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暂行办法》等规定,发展改革部门对政府投资项目的审批行为和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和备案行为,主要是从维护经济安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优化重大布局、保障公共利益、防止出现垄断等方面,判断某一项目是否应予审批、核准或备案。考察上述一系列规定,并无任何条文要求发展改革部门必须保护或者考量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人权益保障问题,相关立法宗旨也不可能要求必须考虑类似于刘某明等个别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障问题。发展改革部门在作出项目审批行为时,也就无需审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事宜,无需考虑项目用地范围内单个土地、房屋等权利人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保护问题。因此,项目建设涉及的土地使用权人或房屋所有权人与项目审批行为不具有利害关系,也不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以项目审批行为侵犯其土地使用权或者房屋所有权为由,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并不具有申请人或者原告主体资格。具体到本案中,张家港市发改委作出823号通知即使涉及刘某明依法使用的土地,刘某明也不能仅以影响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由申请行政复议。张家港市政府以再审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为由,作出驳回其申请之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一、二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当。再审申请人刘某明如认为项目建设过程中行政机关的土地征收与补偿等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应当通过其他法定途径解决。
裁判要旨
只有主观公权利,即公法领域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存在受到损害的可能性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才形成了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关系,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才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具体应当以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行政实体法和所适用的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尊重和保护原告诉请保护的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作为判断是否存在公法上利害关系的重要标准。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
一审: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5行初59号行政判决(2016年9月13日)
二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行终1415号行政判决(2016年12月21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169号行政裁定(2017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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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公司诉国土资源部行政复议案
2023-12-3-016-010 · (2015)一中行初字第839号 ·
行政行政复议矿业权行政许可理由说明义务
裁判要旨:复议机关应当审慎选择适用复议决定的种类,权衡撤销对法秩序的维护与撤销对权利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程度以及采取补救措施的成本等诸相关因素;认为撤销存在不符合公共利益等情形时,可以决定不予撤销而选择确认违法等复议结果;确需撤销的,还需指明因撤销许可而给被许可人造成的损失如何给予以及给予何种程度的补偿或者赔偿问题。如此,方能构成一个合法的撤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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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复议/矿业权行政许可/理由说明义务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1月16日,湖南省国土厅向郴州市某矿业公司颁发《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为2006年1月至2010年1月,并于2010年变更采矿权人为中某公司。2010年11月和2011年10月,中某公司在国土资源部办理了采矿许可延续登记手续,该采矿证的有效期为2011年10月7日至2012年10月7日,发证日期为2011年12月26日。同时,国土资源部在该采矿许可证上标注“请在本证有效期内解决重叠问题,重叠问题解决后,再申请办理延续登记。否则不再予以延续”。
2006年3月24日,郴州市国土局颁发2006年《采矿许可证》,采矿权人为“苏仙区饭垄堆北段有色金属矿”,有效期限为2006年3月至2011年3月。2011年该证到期后,由湖南省国土厅办理采矿权延续登记手续,矿山重新登记成立某公司作为新的采矿权人,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即2011年《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为2011年9月1日至2014年9月1日。
因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内无法解决重叠问题,中某公司于2012年11月向国土资源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以湖南省国土厅授权郴州市国土局向某公司颁发《采矿许可证》违法、湖南省国土厅在该公司矿业权坐标范围内重叠、交叉向某公司设置采矿权侵权、湖南省国土厅授权郴州市国土局向某公司颁发《采矿许可证》违反法定程序等为由,请求:撤销湖南省国土厅授权郴州市国土局于2006年向某公司颁发、于2011年又经湖南省国土厅延续的2011年《采矿许可证》的具体行政行为。2012年12月12日,国土资源部决定受理中某公司提出的复议申请,并通知某公司参加行政复议。因认为需要进一步查明有关事实和依据,国土资源部于2013年1月30日中止该案的审理。
2014年7月14日,国土资源部恢复该案审理,并于同日作出国土资复议〔2014〕455号行政复议决定,主要内容如下:第一,湖南省国土资源厅授权郴州市国土资源局颁发本案采矿许可证不符合有关规定。按照《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关于授权颁发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规定》(地发〔1998〕48号)以及国土资源部《关于规范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5〕200号)的规定,本案涉及的小规模铅、锌、银等矿种由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授权省级国土资源部门审批发证,并且不得再行授权。湖南省国土厅根据原湖南省地质矿产厅《关于委托审批登记颁发采矿许可证的通知》(湘地行发〔1998〕6号,以下简称湘地行发〔1998〕6号文件)规定,将小规模铅、锌、银等矿种的审批发证权限下放至市级国土资源部门。本案中2006年431000061004*号《采矿许可证》由郴州市国土局颁发,湖南省国土厅认可该发证行为。湘地行发〔1998〕6号文件和湖南省国土厅的该授权行为与上述文件规定不符。第二,本案采矿许可证不符合采矿权审批发证的有关规定。根据有关地质资料,本案红旗岭矿、饭垄堆矿等存在矿权范围垂直投影重叠,尽管在立体空间上采矿权没有重叠与交叉,但垂直投影重叠已经实质构成了矿产资源管理中的矿业权重叠。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矿产资源管理秩序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85号)第二条“一个矿山原则上只能审批一个采矿主体。不能违法重叠和交叉设置探矿权、采矿权”的规定,湖南省国土厅在2006年3月24日授权郴州市国土局向某公司颁发2006年《采矿许可证》时,中某公司的采矿权已经合法存在,湖南省国土厅该发证行为违反了有关矿业权重叠与交叉的禁止性规定。决定撤销湖南省国土厅向某公司颁发的《采矿许可证》。
某公司不服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国土资源部作出的国土资复议〔2014〕455号行政复议决定。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1日作出(2015)一中行初字第839号行政判决,驳回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日作出(2015)高行终字第3209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宣判后,某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7日作出(2018)最高法行再6号行政判决,1.撤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高行终字第3209号行政判决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行初字第839号行政判决;2.撤销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复议〔2014〕455号行政复议决定;3.责令国土资源部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规定,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应当在行政决定中说明理由。行政复议决定是复议机关居中行使准司法权进行的裁决,且行使着上级行政机关专业判断权,人民法院对行政复议决定判断与裁量及理由说明,应当给予充分尊重。与此相对应,行政复议决定和复议卷宗也应当依法说明理由,以此表明复议机关已经全面客观地查清了事实,综合衡量了与案情相关的全部因素,而非轻率或者武断地作出决定。因为只有借助书面决定和卷宗记载的理由说明,人民法院才能知晓决定考虑了哪些相关因素以及是否考虑了不相关因素,才能有效地审查和评价决定的合法性。不说明裁量过程和没有充分说明理由的决定,既不能说服行政相对人,也难以有效控制行政裁量权,还会给嗣后司法审查带来障碍。
对本案而言,颁发采矿许可证属于典型的许可类授益性行政行为,撤销采矿许可必须考虑被许可人的信赖利益保护,衡量撤销许可对国家、他人和权利人造成的利益损失大小问题。确需撤销的,还应当坚持比例原则,衡量全部撤销与部分撤销的关系问题。同时,被复议撤销的2011年《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自2011年至2014年9月;国土资源部2014年7月14日作出被诉复议决定时,该《采矿许可证》的有效期已经临近届满。在许可期限即将届满,双方均已经因整合需要停产且不存在安全生产问题的情况下,被诉复议决定也未能说明撤销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反而使某公司在可能的整合中处于明显不利地位,加大整合并购的难度。
坚持依法行政和有错必纠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但法治并不要求硬性地、概无例外地撤销已经存续的、存在瑕疵甚至是违法情形的行政行为,而是要求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处理。复议机关对违法的行政行为,依法可以作出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等行政复议决定,对此,应当审慎选择适用复议决定的种类,权衡撤销对法秩序的维护与撤销对权利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程度以及采取补救措施的成本等诸相关因素;认为撤销存在不符合公共利益等情形时,可以决定不予撤销而选择确认违法等复议结果;确需撤销的,还需指明因撤销许可而给被许可人造成的损失如何给予以及给予何种程度的补偿或者赔偿问题。如此,方能构成一个合法的撤销决定。在对案涉采矿权重叠问题有多种处理方式以及可能存在多种复议结论的情况下,国土资源部选择作出撤销决定,更应充分说明理由。但是,从复议机关所提供的证据与全案卷宗情况来看,被诉复议决定并未体现相应的衡量因素,也未进行充分说理,仅简单以构成重叠即作出撤销决定,难以得到人民法院支持。人民法院认为复议机关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能满足司法审查需要,复议机关未完全履行说明理由义务的,可以要求复议机关重新调查处理,并提供可以进行审查的证据、依据以及相应的理由说明。
当然,国土资源部在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时,如经相应专业机构认定某公司与中某公司的《采矿许可证》矿区范围和各自的开采工艺存在确属不能重叠的情形,或者某公司非重叠部分不能独立设立采矿权,或者重叠部分已经影响到中某公司的安全生产且无法通过采取其他防范措施的方法予以解决,又无法通过整合、并购等方式实现采矿权主体同一的,国土资源部仍可依据所查明事实和相应鉴定意见,在衡量全案各种因素和处理结果且充分说明理由的情况下,正确援引法律规范,依法作出撤销行政许可的复议决定;某公司对其合法产权受到的损失则可依法申请国家赔偿。
裁判要旨
复议机关应当审慎选择适用复议决定的种类,权衡撤销对法秩序的维护与撤销对权利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程度以及采取补救措施的成本等诸相关因素;认为撤销存在不符合公共利益等情形时,可以决定不予撤销而选择确认违法等复议结果;确需撤销的,还需指明因撤销许可而给被许可人造成的损失如何给予以及给予何种程度的补偿或者赔偿问题。如此,方能构成一个合法的撤销决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0条
一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行初字第839号行政判决(2015年7月1日)
二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高行终字第3209号行政判决(2016年3月2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再6号行政判决(2018年3月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某出租汽车公司诉北京市东城区社保基金管理中心社保稽核行为及北京市东城区人社局行政复议案
2023-12-3-016-011 · (2018)京0101行初224号 ·
行政行政复议复议维持双被告复议改变原行为主要事实但未改变结果裁判标准
裁判要旨: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认定的主要事实但未改变处理结果的复议维持双被告案件中,以复议决定形式体现出来的原行政行即为该类型案件的实体审理对象。复议机关可以在复议过程中根据自己调查的事实和对法律适用的理解,对原行政行为进行瑕疵修正。在原行政行为和复议维持决定程序均合法的前提下,应一并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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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复议/复议维持/双被告/复议改变原行为主要事实但未改变结果/裁判标准
基本案情
原告(上诉人)某出租汽车公司诉称:北京市东城区人社局作出的被诉复议决定已确定了北京市东城区社保基金管理中心作出的被诉责缴通知书存在两处错误,即滞纳金应自2011年7月1日开始计算和基本医疗保险费的欠缴期间应是2006年6月至2007年3月及2011年7月至2011年9月,但却以文书撰写瑕疵为由不撤销被诉责缴通知书。如果原告按照被诉责缴通知书以9233.3元的每日万分之五缴纳滞纳金会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上述损失不是文书撰写瑕疵所能掩盖的。故请求依法判决撤销被诉责缴通知和被诉复议决定。
被告(被上诉人)北京市东城区社保基金管理中心辩称:经查询系统,原告未为第三人焦某缴纳2006年5月至2007年2月以及2011年7月至2011年9月的社会保险费共计9233.3元。根据《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要求原告就漏缴的社会保险费缴纳滞纳金。针对原告提出的基本医疗保险欠缴时间段问题,被告认为因在2001年4月至2009年4月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征缴时间早于其他四险1个月,焦某漏缴时间段为2006年6月至2007年3月,为防止焦某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出现医疗保险断缴情形,2006年5月至2007年2月的医疗保险实际补缴时间相较于其他四险向后推迟了1个月。综上,请求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被上诉人)北京市东城区社局辩称:被诉责缴通知书虽未标明计算滞纳金的时间应在2011年7月1日后开始以及未对基本医疗保险费欠缴期间单独予以列明,但是也标明了应依据《社会保险法》征收滞纳金,且欠缴的基本医疗保险费是根据实际欠缴期间进行计算,故上述两个问题系文书撰写瑕疵,并不影响北京市东城区社保基金管理中心依据相关事实和法律法规确定原告欠缴的社会保险费的数额和滞纳金,不足以导致被诉责缴通知书被撤销。综上,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焦某述称,按期缴纳五险是公司的法定义务,同意两被告的答辩意见,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8月30日,焦某向北京市东城区社保基金管理中心投诉,要求某出租汽车公司为其补缴2006年5月至2007年2月和2011年7月至2011年9月的社会保险费。2017年10月26日,北京市东城区社保基金管理中心作出被诉责缴通知书并于当日直接送达原告,要求原告在收到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欠缴的2006年5月至2007年2月及2011年7月至2011年9月的各项社会保险费9233.3元及滞纳金交至某区社保基金管理中心。2017年12月25日,某出租汽车公司向北京市东城区人社局提起复议,要求撤销被诉责缴通知书。2018年2月14日,北京市东城区人社局作出被诉复议决定,将基本医疗保险的欠缴时间修正为2006年6月至2007年3月和2011年7月至2011年9月,同时明确计算滞纳金的时间应在2011年7月1日后开始,但是认为上述两个问题均系文书撰写瑕疵,并不影响北京市东城区社保基金管理中心依据《社会保险法》确定滞纳金,也不影响所确定的缴费基数及在此基础上核算的补缴数额的准确性,故决定维持被诉责缴通知书。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2018)京0101行初224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某出租汽车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某出租汽车公司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2018)京02行终1081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被诉复议决定将被诉责缴通知书中存在的基本医疗保险责缴时间段与事实不符、滞纳金起算点与法规相悖的问题进行了正确的修正,且原行政行为与复议行为的程序均合法,核心争议焦点在于,被诉复议决定对被诉责缴通知书的修正是否足以弥补责缴通知书之瑕疵进而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从行政复议程序功能定位来看,行政复议功能有二:一是监督下级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确保行政系统对外执法的一致性和合法性;二是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使行政争议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尽可能在行政系统内部得到一次性解决。由此,行政复议行为与原行政行为在外部效力上具有一体性,面对原行政行为无须撤销但又有纠正必要的错误,作为行政机关且为上级机关的复议机关,有权对原行政行为进行纠正和弥补,以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自我纠错功能和实质性化解争议功能。从原行政行为与复议行为的关系来看,复议机关作为一级行政机关,虽然在复议决定中就自己的行政意思进行了独立表达,但其所表达意思的本质内容系对原行政机关的意志加以肯定,即使复议维持行为改变了原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主要事实和所适用的依据,但因处理结果与原行政行为一致,并未对当事人附加任何利益或者新的负担,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第一次实际影响和拘束力的仍然是原行政行为。因复议决定就原行政行为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及证据方面的瑕疵予以了修正,其所认定的事实、证据及规范依据即成为原行政行为合法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行政行为的实体合法性与复议决定的实体合法性合二为一。故而,以复议决定形式体现出来的原行政行为实体内容,系行政系统对外行为的最终呈现,也是法院在复议维持双被告案件中的实体审理内容,应秉承行政一体性原则,无需将原行政行为的实体合法性与复议决定的实体合法性割裂开来分别审查。
本案中,虽然原告的诉讼请求系要求判决撤销被诉复议决定和被诉责缴通知,但其诉讼目的实际上是要求排除原行政行为和复议维持行为所形成的共同法律效果。根据原行政行为与行政复议行为的一体性原则,本案的审查对象为以被诉复议决定体现出来的合法性。基于本案被诉复议决定对原行政行为实体内容所进行了全面正确合法的修正,因此本院依法判决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裁判要旨
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认定的主要事实但未改变处理结果的复议维持双被告案件中,以复议决定形式体现出来的原行政行即为该类型案件的实体审理对象。复议机关可以在复议过程中根据自己调查的事实和对法律适用的理解,对原行政行为进行瑕疵修正。在原行政行为和复议维持决定程序均合法的前提下,应一并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2款、第7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22条第1款、第135条、第136条第1款
一审: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1行初224号(2018年6月11日)
二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行终1081号(2018年7月3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杨某诉郑州市人民政府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案
2023-12-3-016-012 · (2019)豫01行初371号 ·
行政行政复议驳回规避起诉期限
裁判要旨:对于曾向行政机关提出的请求事项,当事人在超过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后重新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针对行政机关的答复再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这种行为存在通过行政复议重获诉权、达到重启行政诉讼程序的可能,实质上是对起诉期限的规避,对此人民法院应当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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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复议/驳回/规避/起诉期限
基本案情
原告杨某诉称:因被冒名、错误登记为公司股东,2019年3月,其向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邮寄《撤销公司登记申请书》,申请撤销河南省某公司2010年8月11日将其登记为公司股东、监事的设立登记;撤销河南省某公司2012年11月8日将其登记为公司股东的变更登记。其于2019年5月收到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邮寄的《关于杨某〈撤销公司登记的申请书〉的回复》(以下简称《回复》),认为其申请事项事实不成立,依法不予撤销。2019年6月,其向郑州市人民政府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请求撤销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5月作出的《回复》;撤销河南省某公司2010年8月11日将其登记为公司股东、监事的设立登记;撤销河南省某公司2012年11月8日将其登记为公司股东的变更登记。2019年8月,杨某收到郑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郑政(行复驳决)〔2019〕496号驳回行政复议决定书,驳回其复议申请。杨某认为郑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驳回行政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理由为:(1)郑州市人民政府处理行政复议案件时不应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行政复议不应涉及起诉期限的审查。(2)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回复是一项新的行政行为,并非重复处理行为,其有权就该行政行为提起行政复议。因此,杨某起诉请求撤销郑州市人民政府郑政(行复驳决)〔2019〕496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被告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辩称:其所作496号复议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河南省某公司2010年8月11日设立登记和2012年11月8日变更登记,均为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截至2018年5月14日,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杨某第一次举报时,该设立、登记行为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杨某对涉案设立、登记行为的第一次举报后,以办理信访举报的形式,经调查处理后作出回复,是对杨某超出该设立、登记行为法定起诉期限后的信访救济行为。针对杨某第二次举报,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并未因涉案设立、登记行为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而驳回其申请,而是在对其第一次举报调查处理的基础上,再次作出回复,实际是对杨某申诉举报事项的重复处理。如果在该设立、登记行为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后,仍将杨某不服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涉案设立、登记行为的处理,纳入行政复议救济渠道,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且杨某本次提出申请实际是以信访途径寻求救济,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所作涉案回复系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杨某的行政复议事项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其受到杨某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已按照法定程序在法定时间内作出了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程序合法。因此,请求驳回杨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8月11日,河南省某公司经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设立,杨某为该公司股东之一;2012年11月8日,河南省某公司变更杨某的持股比例,并在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变更登记。杨某曾于2017年4月向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撤销其被登记为河南省某公司的股东身份,后在审理过程中其申请撤诉。杨某就设立登记及变更登记,于2018年5月向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举报,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案调查后,于2018年8月在信访举报反馈意见书中作出答复称,杨某举报的事实不成立,后杨某又于2019年3月向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撤销公司登记申请书》,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5月作出《回复》,告知杨某申请撤销河南省某公司2010年8月11日设立登记和2012年11月8日变更登记,因不符合《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依法不予撤销。杨某不服该《回复》,于2019年6月向郑州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郑州市人民政府受理该申请后,于2019年7月作出郑政(行复驳决)〔2019〕496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驳回杨某的行政复议申请。杨某对该行政复议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郑州市人民政府郑政(行复驳决)〔2019〕496号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3日作出(2019)豫01行初371号行政判决,驳回杨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杨某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日作出(2019)豫行终4053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一)杨某就涉案设立登记和变更登记事项不服,曾经向登记机关举报反映,此次杨某就同样的申请事项向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邮寄《撤销公司登记申请书》,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了《回复》。杨某不认可该《回复》向郑州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郑州市人民政府认为其向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申请,实际是以信访途径寻求救济,该局的回复对杨某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其之后行政复议事项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故作出驳回杨某复议申请的复议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支持。(二)需要指出的是,杨某曾经就申请事项起诉后又撤诉及举报反映等情况,其在超过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后,又以申请行政机关处理,继而申请行政复议,然后对复议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形式,存在利用一个新的诉讼种类规避起诉期限的可能,造成不断的行政复议及对复议决定不服诉讼的情形,对此人民法院应当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即可。综上,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行政判决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
对于曾向行政机关提出的请求事项,当事人在超过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后重新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针对行政机关的答复再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而提起行政诉讼,这种行为存在通过行政复议重获诉权、达到重启行政诉讼程序的可能,实质上是对起诉期限的规避,对此人民法院应当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4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1条第2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48条第1款
一审: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行初371号行政判决(2019年11月13日)
二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行终4053号行政判决(2020年3月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尹某帅、张某甲、尹某苒诉山东省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山东省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袁桥镇人民政府拆迁安置补偿行政复议案
2023-12-3-016-013 · (2007)9号批复(以下简称9号 ·
行政行政复议拆迁安置补偿合法有效规范性文件村民资格标准
裁判要旨:对于村庄改造和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缺乏上位法的统一、明确规定时,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结合地方的具体实际情况,依法制定规章或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合法、有效且合理、适当的,应当承认其效力,并作为判断被诉拆迁安置补偿行为是否合法的根据。合法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确定的村民资格标准,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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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复议/拆迁安置补偿/合法有效/规范性文件/村民资格标准
基本案情
尹某帅原籍为袁桥乡西尹庄村,2004年10月考入济南大学读书,将户口迁至学校。2007年大学毕业,尹某帅将户口迁至袁桥乡袁桥街621号(集体户)。2011年10月26日,尹某帅将户口迁回原籍袁桥乡西尹庄村,与父母尹某金、张某乙登记于一个户口簿上。2012年1月11日,尹某帅与张某甲登记结婚。同年3月14日,张某甲将户口迁至尹某帅处。2014年12月1日,尹某帅与张某甲之女尹某苒出生,亦落户登记于该户口簿。尹某帅系山东某进出口有限公司员工,自2011年2月份起,缴纳工伤保险,2016年7月开始缴纳养老、失业、生育、医疗保险。
2007年3月17日,山东省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德州管委会)办公室作出德经开发(2007)9号批复(以下简称9号批复),同意规划建设局呈报的《德州经济开发区村庄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以下简称9号安置办法)。9号安置办法第6条规定:“以户为单位户口在本村的常住村民(常住村民指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本人有合法住宅,每人按40平方米予以房屋安置。”第10条规定:“原户口在本村但已经迁出,在本村确有合法住宅的,视同本村村民(居民)给予补偿安置,其家庭成员在二口以下(含二口人)的每户给予80平方米安置,三口人以上(含三口人)的每户给予120平方米安置。”第15条规定:“符合本办法第六、七、八、九条规定的村民,以户为单位,两代以上(含两代)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在应安置面积总和之外每户照顾40平方米。”2016年8月,袁桥镇西尹庄村开始进行村庄改造。2016年12月22日,山东省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袁桥镇人民政府向德州管委会提交德经开袁政发(2016)88号《关于牟庄、大王等村全家非农业搬迁安置有关问题的请示》(以下简称88号请示),其中第2条规定:“原籍在本村后迁出转为非农业人口或原农转非后又转回本村的,在本村有合法住宅。本人及子女等家庭成员合并计算,在两口人以下(含两口人),在三口人以上(含三口人)的每户给予120平方米安置。”2017年1月23日,德州管委会作出德经开发(2017)10号《关于对袁桥镇牟庄、大王等村全家非农业搬迁安置有关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10号批复),同意88号请示作为9号批复的补充,在全区城市规划范围内执行。
2016年8月11日,尹某帅的父母尹某金、张某乙与袁桥镇人民政府、山东省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袁桥镇尹庄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尹庄村委会)、山东某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和旧房残值处理协议,获得一套84.69平方米的安置楼房。同时,袁桥镇人民政府同意按照9号安置办法第10条规定,给原告尹某帅、张某甲、尹某苒(以下简称尹某帅等3人)120平方米的安置房屋(以下简称补偿安置行为)。尹某帅等3人认为,其3人属于本村村民,应当适用9号安置办法第6条和第15条规定,在120平方米基础上再照顾40平方米,总计应当安置160平方米的房屋,遂于2017年5月12日,申请行政复议。2017年8月14日,德州管委会作出德经复决字(2017)16号行政复议决定(以下简称16号复议决定),认为9号安置办法第6条规定的适用条件是本村常住村民,即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根据《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6条规定,尹某帅的户口迁出本村后不被认为是本村村民,其妻子张某甲也不符合成为本村村民的条件,请求照顾40平方米不符合政策要求。补偿安置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28条规定,决定维持袁桥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补偿安置行为。2017年8月30日,尹某帅等3人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撤销16号复议决定,责令其重新作出决定。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9日作出(2017)鲁14行初142号行政判决,驳回尹某帅等3人的诉讼请求。尹某帅等3人不服,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6日作出(2018)鲁行终2033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尹某帅等3人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3日作出(2020)最高法行申1241号行政裁定,驳回尹某帅等3人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一、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规章。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法(2004)96号《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规定,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行政行为依据的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并合理、适当的,在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时应承认其效力。实践中,对于村庄改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缺乏上位法的统一、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结合地方实际,依法制定规章或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合法、有效并合理、适当的,应当承认其效力,并作为判断被诉拆迁补偿安置行为是否合法的根据。本案中,德州管委会为规范辖区内村庄改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工作,制定发布9号安置办法,批准88号请示作为9号安置办法的补充。9号安置办法第十条规定,原户口在本村但已经迁出,在本村确有合法住宅的,视同本村村民(居民)给予补偿安置,三口人以上(含三口人)的每户给予120平方米安置。对于迁出后又迁回的,9号安置办法未作规定,88号请示明确“三口人以上(含三口人)的每户给予120平方米安置”。上述规定符合德州管委会辖区实际,与上位法规定不抵触,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尹某帅原户口在尹庄村,因上学迁出后又迁回,符合前述规定的安置条件。袁桥镇人民政府按照9号安置办法第十条规定给予尹某帅等3人120平方米的安置房,补偿安置行为合法有效。16号复议决定维持该补偿安置行为,亦无不当。一、二审判决驳回尹某帅等3人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
尹某帅等3人主张,3人是尹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二审判决否定其尹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错误。法院认为,《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六条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为几类情形进行判断:一是本村出生且户口未迁出的,原始取得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二是与本村村民结婚或通过依法收养且户口迁入本村的,通过户籍迁移取得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三是其他将户口依法迁入本村并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接纳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通过多数成员承认方式取得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尹某帅原本系原始取得尹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但因上学将户口迁出后,不再具有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之后,尹某帅再次将户口迁回,属于第三种取得尹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情形。但是从本案现有事实看,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尹某帅在安置补偿时经过三分之二村民或村民代表同意,其提供的所谓“新证据”也只能证明2020年7月1日经村民代表会议一致同意公示其为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此,二审判决否定尹某帅在安置补偿时系尹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并无不当。尹某帅还主张,88号请示与9号安置办法相关规定相抵触,对尹某帅等3人不适用。但是,如前所述,88号请示第二条填补了户口迁出又迁回情形下的规则空白,并不存在与9号安置办法规定相抵触的问题。尹某帅户口迁出又迁回,恰恰符合适用该规定的适用条件。9号安置办法第六条是一般情形下“常住村民”的安置规则,在有更符合尹某帅户口迁出又迁回情形的特别安置规则时,袁桥镇人民政府适用特别规则对其进行安置并无不当。尹某帅的该项再审申请亦不能成立。
裁判要旨
对于村庄改造和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缺乏上位法的统一、明确规定时,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结合地方的具体实际情况,依法制定规章或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合法、有效且合理、适当的,应当承认其效力,并作为判断被诉拆迁安置补偿行为是否合法的根据。合法有效的规范性文件确定的村民资格标准,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尊重。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3条第1款、第3款
一审: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4行初142号行政判决(2018年1月29日)
二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鲁行终2033号行政判决(2019年7月26日)
再审审查: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1241号行政裁定(2021年6月23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贵某玲、贵某温诉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行政补偿及行政复议案
2023-12-3-019-006 · (2015)37号 ·
行政行政补偿行政复议房屋征收补偿居住权就近安置
裁判要旨:1.由于公共利益属于典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建设项目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一方面应主要由立法判断,即只有立法明确列举的建设项目才属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尊重绝大多数被征收人通过正当程序而形成的意思表示,对绝大多数被征收居民同意的建设项目,应当认为符合公共利益需要。 2.对因旧城区改建征收的,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有选择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房屋安置的权利。就近地段的范围,一般应考虑城市规模、交通状况、安置房源数量和户型面积等实际因素,由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在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过程中确定。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未在改建地段或者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就近地段选择安置、未能达成补偿安置协议的,房屋征收部门根据房屋征收补偿法律规定,可以结合被征收房屋套型、面积和价值,被征收房屋与安置房屋匹配程度,当地对居住困难户优先保障安置方案等具体因素,选择确定更有利于保障被征收人居住权的安置房屋。 3.实施旧城区改建时,由于种种原因,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的房源无法全部满足补偿安置需求的,补偿义务主体在征收补偿程序中已经充分保障被征收人就近地段房屋安置选择权且多数人支持异地安置的,只要补偿义务主体提供了市场价值明显高于被征收房屋价值的房屋供被征收人选择,且更有利于保障被征收人居住权利,就符合《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条关于“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的规定,也不违反《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有关“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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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补偿/行政复议/房屋征收补偿/居住权/就近安置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5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于作出静府房征(2013)2号房屋征收决定并公布《静安区59街坊(一期)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该征收地块签约期限为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2月28日,在签约期内总体签约率超过了85%协议生效的签约率。上海市某地565弄172号房屋位于征收范围,房屋性质为公房,公有房屋承租人为贵某玲,房屋类型旧里,房屋用途居住,核定居住面积11.7平方米,建筑面积18.02平方米。经上海房地产估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被征收房屋以2013年9月5日为估价时点的房地产市场评估单价30672元/平方米,征收地块居住房屋评估均价31600元/平方米。征收部门于2014年7月12日向贵某玲送达了被征收房屋的评估分户报告单。因上海市房地产估价师协会房地产估价专家委员会实地查勘时贵某玲户拒绝鉴定,决定终止鉴定。因双方未能达成协议,静安区政府经延长期限后于2015年5月13日作出沪静府房征补(2015)37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并向贵某玲邮寄送达。被诉征补决定主文为:1.以房屋产权调换的方式补偿公有房屋承租人贵某玲,产权调换房屋地址为:上海市某地478弄22号703室,建筑面积82.52平方米,房屋总价724507.6元,优惠后房屋总价551631.6元;上海市某地478弄22号1001室,建筑面积为104.58平方米,房屋总价924879.75元,优惠后房价为704908.35元。两套房屋合计总价1256539.95元。2.支付贵某玲差价款82845.25元。3.支付贵某玲搬家、家用设施移装费补贴2800元,按实结算,过渡费补贴9000元。4.贵某玲应当自收到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搬迁至上述产权调换房屋内,并将被征收房屋腾空,办理移交手续。贵某玲、贵某温、浦某华、黄某聿、黄某不服被诉征补决定,向上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上海市政府于2015年9月25日作出沪府复征(2015)第215号行政复议决定,并向贵某玲等邮寄送达了被诉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
贵某玲、贵某温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上海安静安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沪静府房征补〔2015〕37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撤销上海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沪府复征〔2015〕第2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3日作出(2016)沪02行初259号行政判决,驳回贵某玲、贵某温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贵某玲、贵某温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31日作出(2017)沪行终4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宣判后,贵某玲、贵某温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9日作出(2017)最高法行申4162号行政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贵某玲、贵某温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一、关于被诉补偿决定确定安置房屋是否合法,是否充分保障被征收人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安置选择权问题
由于公共利益属于典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建设项目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一方面应主要由立法判断,即只有立法明确列举的建设项目才属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尊重绝大多数被征收人通过正当程序而形成的意思表示,对绝大多数被征收居民同意的建设项目,应当认为符合公共利益需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补条例》)第八条第五项规定:“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确需征收房屋的,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以下简称《上海市征补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规定:“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征收房屋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在征收决定作出后,组织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根据征收补偿方案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补偿协议。在签约期限内达到规定签约比例的,补偿协议生效;在签约期限内未达到规定签约比例的,征收决定终止执行。签约比例由区(县)人民政府规定,但不得低于80%。”本案系上海市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改建地段内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补偿协议签约比例超过85%,符合上述公共利益征收规定及相应征收补偿协议签约比例要求。
因房屋征收部门与再审申请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未达成补偿协议,静安区政府有权作出补偿决定。《征补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因旧城区改建征收个人住宅,被征收人选择在改建地段进行房屋产权调换的,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提供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的房屋。”《上海市征补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进一步规定:“因旧城区改建征收居住房屋的,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提供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的房源,供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选择,并按照房地产市场价结清差价。就近地段的范围,具体由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在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过程中确定。”据此,对因旧城区改建征收的,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有选择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房屋安置的权利。就近地段的范围,一般应考虑城市规模、交通状况、安置房源数量和户型面积等实际因素,由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在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过程中确定。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未在改建地段或者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就近地段选择安置、未能达成补偿安置协议的,房屋征收部门根据房屋征收补偿法律规定,可以结合被征收房屋套型、面积和价值,被征收房屋与安置房屋匹配程度,当地对居住困难户优先保障安置方案等具体因素,选择确定更有利于保障被征收人居住权的安置房屋。本案中,房屋征收部门根据征收补偿方案,已经公告《静安区59街坊(一期)旧城区改建产权调换房屋选购办法》,再审申请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内未选择就近地段安置;在房屋征收部门已经依法公告案涉产权调换房评估报告等相关文件资料,并经静安区政府组织行政调解后,也未能与房屋征收部门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因再审申请人户被征收公有承租房屋居住面积仅11.7平方米,核定建筑面积18.02平方米,难以在就近地段安置相匹配的房屋,静安区政府根据上海市有关对居住困难户优先保障和增加保障补贴的规定,并经上海市静安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报请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作出沪建交联〔2014〕24号《关于安排静安区59街坊旧区改造项目居民安置房源的批复》,在计算被征收房屋价格、价格补贴、套型面积补贴等补偿、补贴后,未将再审申请人户安置于就近地段,而选择上海市奉贤区专门房源进行安置,更加有利于保障被征收人居住权。且该安置房源均为商品房,安置再审申请人户两套房屋面积分别为82.52平方米、104.58平方米,再审申请人户虽为公有房屋承租人,但被诉补偿决定亦明确上述房屋归“公有房屋承租人及其共同居住人共有”,亦可依法上市交易。因此,静安区政府将上海市奉贤区房源作为安置房源,虽然不属于提供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房源,但静安区政府在征收补偿程序中已经充分保障了再审申请人就近地段房屋安置选择权,因再审申请人在行政征收程序中未能达成补偿安置协议,静安区政府结合被征收房屋实际状况,选择市场价值明显高于被征收房屋价值、更有利于保障再审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居住权的异地房源实施安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条有关“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的规定,也不违反《征补条例》第二条有关“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的规定,依法应予支持。
二、关于被诉补偿决定确定被征收房屋价值是否合法问题
根据《上海市征补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应当考虑被征收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结构、新旧程序、建筑面积以及占地面积、土地使用权等因素,被征收房屋和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价值评估时点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有关房地产估价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本案中,上海市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静安区房管局)于2013年9月11日发布《静安区59街坊(一期)旧城区改建项目推选评估机构实施细则》《关于静安区59街坊(一期)旧城区改建项目评估机构选定办法的公告》《关于确定静安区59街坊(一期)旧城区改建项目评估机构的公告》,经公开接受评估机构报名和资格审核,确定上海市房地产估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上海八达国瑞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上海信衡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为候选单位,公告同时载明上述评估机构资质等级、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号、资质证书编号等;静安区房管局并于2013年9月15日发布《关于确定静安区59街坊(一期)旧城区改建项目评估机构的公告》,载明:经公开接受评估机构报名并通过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投票选举,按照简单多数原则确定上海市房地产估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静安区59街坊(一期)旧城区改建项目评估机构。上海市房地产估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经评估,形成房屋征收评估分户报告单并依法送达,评估分户报告以2013年9月5日为估价时点,确认被征收房屋的房地产市场评估单价为30672元/平方米,该征收地块居住房屋评估均价为31600元/平方米。再审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未书面申请复核评估和鉴定。因此,被诉补偿决定以上述被征收房屋市场评估单价、被征收地块房地产市场评估均价为基准,确定被征收房屋补偿价值,不违反法律规定。
三、关于被诉补偿决定是否遗漏补偿内容问题
根据《上海市征补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征收执行政府规定租金标准的公有出租居住房屋,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租赁关系终止,对被征收人的补偿金额计算公式为:评估价格×20%;对公有房屋承租人的补偿金额计算公式为:评估价格×80%+价格补贴,被征收房屋属于旧式里弄房屋、简屋以及其他非成套独用居住房屋的,按照本细则规定增加套型面积补贴。本案中,被诉补偿决定结合被征收房屋《公房租赁凭证》记载内容,依照《静安区59(一期)街坊旧城区改建单位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确定的具体补偿标准,确定被征收房屋评估价格、价格补贴、套型面积补贴等各项补偿价值,并对天井、晒台、走廊、楼梯等不计入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部分,确定按照建筑面积外的使用面积补贴8万元,符合法律规定。
裁判要旨
1.由于公共利益属于典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建设项目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一方面应主要由立法判断,即只有立法明确列举的建设项目才属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尊重绝大多数被征收人通过正当程序而形成的意思表示,对绝大多数被征收居民同意的建设项目,应当认为符合公共利益需要。
2.对因旧城区改建征收的,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有选择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房屋安置的权利。就近地段的范围,一般应考虑城市规模、交通状况、安置房源数量和户型面积等实际因素,由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在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过程中确定。被征收人、公有房屋承租人未在改建地段或者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就近地段选择安置、未能达成补偿安置协议的,房屋征收部门根据房屋征收补偿法律规定,可以结合被征收房屋套型、面积和价值,被征收房屋与安置房屋匹配程度,当地对居住困难户优先保障安置方案等具体因素,选择确定更有利于保障被征收人居住权的安置房屋。
3.实施旧城区改建时,由于种种原因,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的房源无法全部满足补偿安置需求的,补偿义务主体在征收补偿程序中已经充分保障被征收人就近地段房屋安置选择权且多数人支持异地安置的,只要补偿义务主体提供了市场价值明显高于被征收房屋价值的房屋供被征收人选择,且更有利于保障被征收人居住权利,就符合《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条关于“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的规定,也不违反《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有关“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的规定。
关联索引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1条第3款
一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2行初259号行政判决(2016年11月23日)
二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沪行终4号行政判决(2017年3月31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申4162号行政裁定(2018年12月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陈某安诉榆树市黑林镇人民政府、榆树市人民政府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及行政复议案
2023-12-3-021-001 · (2019)吉0182行再1号 ·
行政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行政复议村民自治村民合法权益必要法定程序法定义务
裁判要旨:关于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如何履行对村民委员会的监督管理职责在法律上并无明确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村民委员会作出的决议如果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侵犯村民合法权益,村民有权向乡镇人民政府控告、检举,请求予以监督,乡镇人民政府依法负有监督并责令改正的法定职责义务。我国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乡镇人民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并非上下级行政管理关系,无权直接干预村民自治事项。但是,对于侵犯村民合法权益的决定或不履职行为,乡镇人民政府可以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责令村民委员会及时予以纠正,促使村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依法保障。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方面没有明确规定和判断标准,某些乡镇人民政府在履职时作村民委员会答复意见的“搬运工”,未发挥出应有的监督管理作用,导致乡镇人民政府监管职责的虚化。为避免此种现象的发生,乡镇人民政府不能简单以村民委员会是否作出答复或决定来判断,而应当围绕村民自治程序性事项进行监督,督促村民委员会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依法开展各项工作,保障村民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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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行政复议/村民自治/村民合法权益/必要法定程序/法定义务
基本案情
原告陈某安诉称,原告原系榆树市谢家乡景阳村村民,在1983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间在景阳村取得承包土地。1991年原告全家将户口迁移至榆树市环城乡靳家村,并在该村六组居住。1996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在环城乡靳家村未分得承包土地,在景阳村亦未取得承包土地。经过多轮诉讼,原告认为黑林镇政府(2005年榆树市谢家乡并入榆树市黑林镇)对榆树市人民法院(2019)吉0182行再1号判决书的说明处理结论不当,榆树市人民政府据此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亦不正确。故请求判令:1.撤销被告黑林镇人民政府关于对陈某安上诉案件要求作出履行监管职责的情况说明;2.撤销被告榆树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榆府复(2021)4号行政复议决定;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被告榆树市黑林镇人民政府辩称,我们按照当时的分地政策严格执行,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1996年11月29日0时,原告陈某安户口没迁回原处。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大包干时分到土地的农户及大包干以后出生的人口迁入本市市区及小城镇居住的人口,由于现居住地人多地少,没有能力分得土地,可以迁回原居住地享有土地承包资格,原告没有按时回迁,所以原告不享有土地承包资格。
被告榆树市人民政府辩称,榆树市黑林镇政府实际上已经依据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履行了相应的监督职责。榆树市政府作出的榆府复〔2021〕4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陈某安原系榆树市谢家乡景阳村村民,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间在景阳村取得承包土地。1991年陈某安全家将户口迁移至榆树市环城乡靳家村,并在该村六组居住。1996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陈某安在环城乡靳家村未分得承包土地,陈某安为分得土地,于1999年将户口迁回原居住地景阳村。原榆树市谢家乡景阳村未分给陈某安全家承包的土地。2000年1月陈某安向原榆树市谢家乡人民政府送交书面申请,主要内容为:“……按照市委有关文件落实我的土地耕种权,我家四口人至今没有落实土地,申请人连要三年有余,没有给我解决。农民不可没有地种,农民无土地耕种就无法安居生存。请求乡政府及时解决,以使申请人为明春生产确立经济物质基础。”原榆树市谢家乡人民政府未予以答复。2000年3月1日陈某安以榆树市谢家乡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榆树市人民法院于2000年4月24日作出(2000)某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判决谢家乡人民政府十日内作出对原告陈某安落实承包土地的具体行政行为。2017年本院以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此案,于2018年1月24日作出(2017)吉0182行再1号行政裁定,裁定撤销本院(2000)某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审原告陈某安的起诉。陈某安不服提出上诉,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8日作出(2018)吉01行再6号行政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陈某安不服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9年8月15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吉行再17号行政裁定,裁定撤销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吉01行再6号行政裁定;撤销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2017)吉0182行再1号行政裁定;指令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2月10日作出(2019)吉0182行再1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本院(2000)某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责令榆树市黑林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对陈某安在第三人榆树市黑林镇景阳村应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驳回陈某安其他诉讼请求。黑林镇人民政府不服提出上诉,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7日作出(2020)吉01行再1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被告黑林镇人民政府未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原告陈某安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被告黑林镇人民政府履行(2019)吉0182行再1号行政判决所确定的义务。2020年8月19日,榆树市黑林镇人民政府向榆树市黑林镇景阳村村民委员会下发了《榆树市黑林镇人民政府关于榆树市人民法院(2020)吉0182执1292号执行案件的意见》,要求榆树市黑林镇景阳村村民委员会“对于陈某安在你单位是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作出相应处理意见。”榆树市黑林镇景阳村村民委员会于2020年8月20日作出《榆树市黑林镇景阳村关于陈某安要求落实承包地的答复意见》,主要内容为“……陈某安在我村不享有土地承包资格,因此未分给其土地”。榆树市黑林镇人民政府于2020年8月26日作出《黑林镇政府关于对陈某安上诉案件要求做出履行监管职责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明确“原告陈某安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其已将户口迁入榆树市环城乡靳家村,即1991年迁入靳家村至1996年11月29日零时户籍未迁回第三人黑林镇景阳村村民委员会,根据当时分地政策原告(陈某安)在第三人黑林镇景阳村村集体是无土地承包资格的,故其未分得土地合理合法。”原告陈某安对该情况说明不服,向被告榆树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榆树市人民政府于2021年4月26日作出榆府复〔2021〕4号行政复议决定,决定维持榆树市黑林镇人民政府作出的《黑林镇政府关于对陈某安上诉案件要求做出履行监管职责的情况说明》。原告陈某安对榆树市黑林镇人民政府作出的《黑林镇政府关于对陈某安上诉案件要求做出履行监管职责的情况说明》及榆树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榆府复〔2021〕4号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2005年榆树市谢家乡并入榆树市黑林镇。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9日作出(2021)吉0182行初56号判决,驳回原告陈某安的诉讼请求。宣判后,陈某安以黑林镇政府未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为由提起上诉。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0日作出(2021)吉01行终302号判决,撤销榆树市人民法院(2021)吉0182行初56号行政判决;撤销被上诉人榆树市黑林镇人民政府作出《黑林镇政府关于对陈某安上诉案件要求做出履行监管职责的情况说明》的行政行为;撤销被上诉人榆树市人民政府作出榆府复〔2021〕4号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责令被上诉人榆树市黑林镇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新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自主决定自治范围内事项的权利,但是必须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合法有效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根据该法第二十七条和第三十六条规定,如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出的决议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侵犯村民合法权益,村民有权向基层政府控告、检举,请求予以监督,基层政府依法负有监督并责令改正的法定职责义务。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及本案生效裁判文书——榆树市人民法院(2019)吉0182行再1号判决第二项:“责令黑林镇政府于判决生效后二个月内对陈某安在景阳村应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本案的审查重点应是黑林镇政府是否按照法律规定,对陈某安是否应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充分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结合本案证据,黑林镇政府在榆树市人民法院(2019)吉0182行再1号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向景阳村村委会发出了《榆树市黑林镇人民政府关于榆树市人民法院(2020)吉0182执1292号执行案件的意见》,要求景阳村村委会对于陈某安在景阳村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作出相应处理意见,后黑林镇政府依据景阳村村委会的答复意见作出了《黑林镇政府关于对陈某安上诉案件要求做出履行监管职责的情况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规定:“土地承包应当按照以下程序进行:(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选举产生承包工作小组;(二)承包工作小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拟订并公布承包方案;(三)依法召开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讨论通过承包方案;(四)公开组织实施承包方案;(五)签订承包合同。”据此可知,农民是否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应严格依照法定程序作出。但在本案中,黑林镇政府仅依据景阳村村委会出具的《答复意见》作出《说明》,未就答复意见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政策作出认定,且对于陈某安是否具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村委会是否组织召开村民会议研究、景阳村闲置地现状等均未进行调查,应当视为未在其权责范围内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故《黑林镇政府关于对陈某安上诉案件要求做出履行监管职责的情况说明》并无充分证据和必要程序支撑,应当予以撤销。榆树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榆府复〔2021〕4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黑林镇人民政府作出的《黑林镇政府关于对陈某安上诉案件要求做出履行监管职责的情况说明》,依据不足,亦应予以撤销。
裁判要旨
关于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如何履行对村民委员会的监督管理职责在法律上并无明确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村民委员会作出的决议如果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侵犯村民合法权益,村民有权向乡镇人民政府控告、检举,请求予以监督,乡镇人民政府依法负有监督并责令改正的法定职责义务。我国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乡镇人民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并非上下级行政管理关系,无权直接干预村民自治事项。但是,对于侵犯村民合法权益的决定或不履职行为,乡镇人民政府可以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责令村民委员会及时予以纠正,促使村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依法保障。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方面没有明确规定和判断标准,某些乡镇人民政府在履职时作村民委员会答复意见的“搬运工”,未发挥出应有的监督管理作用,导致乡镇人民政府监管职责的虚化。为避免此种现象的发生,乡镇人民政府不能简单以村民委员会是否作出答复或决定来判断,而应当围绕村民自治程序性事项进行监督,督促村民委员会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依法开展各项工作,保障村民合法权益。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7条、第36条
一审: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2021)吉0182行初56号行政判决(2021年8月9日)
二审: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吉01行终302号行政判决(2021年12月2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陈某东诉浙江省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复议法定职责案
2023-12-3-021-003 · (2015)浙杭行初字第288号 ·
行政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复议受理条件诉的利益权利滥用
裁判要旨:1.复议机关有关复议申请“明显”不成立的告知行为,一般不具有可诉性;除非复议机关对复议申请不成立的认定错误。同时,复议机关此类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决定书、告知书错误交代诉权的,人民法院亦不受其约束。 2.行政机关明显不具有相应的事务、地域或者层级管辖职权,则行政相对人的履职申请明显不成立,相应履行法定职责之诉亦不能成立,依法均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可以径行裁定驳回起诉甚至不予登记立案。 3.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必须符合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条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诉讼明显不成立或者滥用起诉权利的,人民法院有权不予登记立案。人民法院对已经认定为滥用诉权的起诉,可以退回诉状并记录在册。坚持起诉造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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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复议/受理条件/诉的利益/权利滥用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陈某东曾与瑞安市塘下镇人民政府签订聘用合同,塘下镇政府聘用其为塘下镇联合执法指挥中心临时工作人员,聘用期2004年12月至2005年12月。合同到期后,双方未办理续聘或解聘手续。陈某东仍继续在塘下镇联合执法指挥中心工作。2012年3月6日,塘下镇政府作出《辞退通知书》,认为陈某东长期旷工和迟到,严重违反塘下镇联合执法中心考勤制度,根据劳动法规和相关规章制度,对其作出辞退处理,双方终止劳动关系,工资和保险计算至2012年3月31日。后双方曾就劳动合同关系问题提起过相应诉讼。
同时,陈某东对塘下镇政府作出的《辞退通知书》不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向塘下镇政府提出复核申请。2012年4月9日,塘下镇政府作出《回函》,认定陈某东不是公务员,无权依据《公务员法》第九十条规定提出复核申请,故对其申请不予答复。陈某东不服上述《回函》,先后向瑞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瑞安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诉。瑞安市政府于2012年9月19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告知陈某东:“你提交的针对瑞安市人社局瑞人社法〔2012〕1号复核申请不予受理决定的《申诉状》及所附材料已经收悉。经审查核实,没有发现关于你已被录用为公务员或事业编制工作人员的信息。据此,你不具备依据《公务员法》第九十条规定提出人事处理申诉申请的主体资格。为此,特通知你,对你提出的申诉申请,不予受理。”
陈某东不服瑞安市政府及瑞安市人社局上述处理,以瑞安市政府为被申诉人、以瑞安市人社局为第三人,向温州市人民政府提出再申诉状,请求撤销瑞安市政府作出的《不予受理通知书》,责令其依法重新作出申诉处理决定并撤销瑞安市人社局复核申请不予受理决定。2013年3月22日,温州市政府作出温政人申〔2013〕1号《不受理再申诉通知书》,告知陈某东其并无通过公开考试被录用为公务员的记录,不符合《公务员申诉规定(试行)》第十九条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其再申诉申请。
陈某东不服上述《不受理再申诉通知书》,向浙江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该通知书,并责令温州市政府履行再申诉处理职责。浙江省政府于2013年2月4日作出浙政复〔2013〕40号《行政复议告知书》,告知陈某东其复议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不符合行政复议条件,对该申请不予受理。陈某东不服,以浙江省政府为被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日作出(2015)浙杭行初字第288号行政判决,驳回陈某东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陈某东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9日作出(2016)浙行终193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宣判后,陈某东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18日作出(2018)最高法行申6453号行政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陈某东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一、复议机关对明显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复议申请告知不受理行为的可诉性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分或者其他人事处理决定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提出申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三项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提起的诉讼。可见,即使陈某东有关其是公务员的主张成立,其与塘下镇政府之间的辞退纠纷,亦不应当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方式解决,而应通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专门的救济渠道解决。诚然,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应当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但是,不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人对有关国家机关的调查处理是否满意,其并不必然因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行为本身而取得行政复议申请人或者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行政复议的申请人资格与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仍应遵循保护规范理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人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与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仍应符合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条件。然而,浙江省相关复议机关以及人民法院,明知陈某东与塘下镇政府之间的辞退纠纷无法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渠道解决,仍然许可并放任该争议经历为数众多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造成有限行政与司法资源的浪费;此既与陈某东滥用行政复议申请权和行政诉讼起诉权有关,也与相关复议机关、人民法院对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受理条件和行政诉讼登记立案条件认识模糊有关;更表明相关复议机关、人民法院,对履行法定职责救济问题认识不清晰,对履行法定职责之诉的起诉条件审查不准确,对滥用复议申请权和诉权的规制不力。
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通常,针对上述情形,行政复议机关以《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形式作出处理,并交代诉权与起诉期限。但是,对于行政复议申请存在申请人明显不具备主体资格、申请复议事项明显不属于受理范围、复议被申请机关明显不具备被申请人资格等情形的,复议机关可以书面告知申请人其复议申请不成立,并无须作出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决定,且无须交代诉权。复议机关有关复议申请“明显”不成立的告知行为,一般不具有可诉性;除非复议机关对复议申请不成立的认定错误。同时,复议机关此类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决定书、告知书错误交代诉权的,人民法院亦不受其约束。因为,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由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定;且与刑事、民事诉讼不同,行政诉讼由于涉及相对人、行政主体与司法机关三者的权力配置的平衡,关系保护权利、监督行政和解决争议三重功能定位,以及权利的高效保护、行政效率的有效支持和行政纠纷实质化解三重目标的实现,因而人民法院是否受理案件,除取决于是否属于可诉行政行为,还必须考虑行政行为是否成熟、起诉时机是否过早或过晚、起诉是否具有必要性和实效性、是否更适宜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是否有更便捷高效的诉可以代替、诉请保护的利益是否符合保护规范原理、起诉是否有违禁止反言规则、是否曾明确抛弃过诉权等因素。因而,既不能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所有行为均系行政行为,也不能认为所有行政行为均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更不能认为人民法院对所有可诉行政行为的起诉均须立案受理。
二、关于履行职责之诉成立的判断标准问题
一般而言,履行法定职责(包括给付)之诉成立的前提条件之一,在于被申请履职的行政机关具有相应的职责。即被申请履职的行政机关对履职申请具有相应的事务、地域和层级管辖职权。如果行政机关明显不具有相应的事务、地域或者层级管辖职权,则行政相对人的履职申请明显不成立,相应履行法定职责之诉亦不能成立,也更谈不上是否应当履职、是否已经依法履职等实体法问题。此情况下,无论行政机关对申请人履职申请不予答复或者答复不予处理或者答复无法让申请人满意,依法均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同时,即使上级行政机关基于组织法上的监督权能,具有相应对下监督、查处、督促职责,也有权以自己名义启动相应的调查并履行相应的职能;但是相较于申请人直接向依法具有事务、地域、层级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寻求直接、便捷、有效的救济而言,即申请人本来可以通过其他更为简捷、完整、迅速或者便宜等更符合事实需要的途径,达到请求保护目的的,其舍近求远而针对上级行政机关提起的履行职责之诉,属于无效率的权利保护,因而一般也不应许可。也即对于以上级行政机关为被告而提起的实质为要求履行对下监督查处职责的履职之诉,一般不具有通过行政诉讼予以救济的必要性和实际效果,原则上人民法院可以径行裁定驳回起诉,而无须进入实体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即进一步作出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所请求履行的职责或者给付义务明显不属于行政机关权限范围的,可以裁定驳回起诉。进而言之,人民法院在立案登记审查时,如果被诉行政机关因事务、层级、地域原因明显不具有起诉人诉请履行的职责,明显不具有诉请实施的职权权限,根本不可能履行诉请的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的,则履行法定职责之诉也即不能成立,人民法院可以径行裁定驳回起诉甚至不予登记立案。当然,为防止将诉权与胜诉权相混同,避免动辄不经实体审理即驳回履行法定职责之诉,否定履行法定职责之诉成立的前提条件,必须严格加以限制:即行政机关不具有相应职权权限的事实是如此之“明显”,以至于不可能再提出其他任何合理怀疑,任何具有法律知识或者虽无法律知识但一经释明即应知晓该行政机关“明显”不具有相应的职责。在此前提条件下,人民法院方可径行裁定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起诉,或者依据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退回诉状并记录在册,以避免形成缠讼,浪费行政与司法资源。
三、关于滥用诉讼权利的规制问题
权利之明显滥用,不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保护和规范当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诉权的若干意见》(法发〔2017〕25号,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要求,正确引导当事人依法行使诉权,严格规制恶意诉讼和无理缠诉等滥诉行为。同时,根据意见第十五条规定,对于极个别当事人不以保护合法权益为目的,长期、反复提起大量诉讼,滋扰行政机关,扰乱诉讼秩序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立案。第十七条规定,要从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数量、周期、目的以及是否具有正当利益等角度,审查其是否具有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主观故意。对于属于滥用诉权、恶意诉讼的当事人,要探索建立有效机制,依法及时有效制止。
考察本案相关联的一系列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可知陈某东的实质诉求是要求相关行政机关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处理其在塘下镇联合执法指挥中心工作期间的矛盾纠纷,其一再选择不同的事由,提出复核、申诉、再申诉、控告检举、信访、监督等申请,其中明显包含重复申请、循环申请和重叠申请,继而就有关人民政府和其他行政机关对这些申请的答复或不予答复行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并提起行政诉讼。上述一系列诉求明显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也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此,复议机关法律文书、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均多次、反复释明,而陈某东在完全知晓的情况下,仍然反复、大量申请行政复议并提起行政诉讼,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法发〔2015〕6号)规定,要加强诉讼诚信建设,规范行使诉权行为,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等滥用诉权行为,要依法加大惩治力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法发〔2016〕21号)第二十二条规定,加大对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非诚信诉讼行为的打击力度,充分发挥诉讼费用、律师费用调节当事人诉讼行为的杠杆作用,促使当事人选择适当方式解决纠纷。当事人存在滥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明显不当行为,造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由此可见,立案登记制并不是取消立案条件审查,而是从依法保障人民法院行使职权和依法保护当事人诉权的角度,要求人民法院在立案时就要针对法定起诉条件等事项,进行更加精细、准确、妥当的审查,并防止不必要和过度审查。因此,在坚持立案登记制的同时,人民法院仍应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六章起诉和受理的整体规定,全面把握行政诉讼的立案条件,对立案条件的审查,原则上应在立案环节解决,而尽可能减少在审理环节裁定驳回起诉。参照上述一系列规定精神,根据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五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已经认定为滥用诉权的起诉,可以退回诉状并记录在册。坚持起诉造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
诉最终能否获得审理判决取决于诉的内容,即当事人的请求是否足以具有利用国家审判制度加以解决的实际价值或者必要性。陈某东对其与塘下镇政府的案涉争议,有权向温州市、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申诉反映并请求调查处理,也可依法向瑞安市政府、温州市政府以至浙江省政府申诉反映情况。但是,陈某东对上述行政机关的答复、告知以及案涉其他形式的作为、不作为等,即便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介入,也不能获得更有实际效果的救济,故依法仍不能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对以明显不具有相应职责和权限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的行政诉讼,可以径行裁定驳回起诉。一审法院在查清本案明显不属于行政复议管辖范围后,应当退回诉状并记录在册,或者径行裁定不予登记立案或驳回起诉,而不应以判决方式驳回陈某东的诉讼请求。鉴于本案已进入申请再审审查程序,为避免进一步浪费行政与司法资源,法院对原审错误选择裁判方式问题不予提审后再行裁定驳回起诉,但对原审存在的上述适用法律错误问题,仍予明确指正。今后,对于陈某东另行提起的涉及本案相关争议的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在登记立案前应当依法严格审查;对明显滥用诉权的,退回诉状并记录在册;无理缠讼,造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1.复议机关有关复议申请“明显”不成立的告知行为,一般不具有可诉性;除非复议机关对复议申请不成立的认定错误。同时,复议机关此类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决定书、告知书错误交代诉权的,人民法院亦不受其约束。
2.行政机关明显不具有相应的事务、地域或者层级管辖职权,则行政相对人的履职申请明显不成立,相应履行法定职责之诉亦不能成立,依法均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可以径行裁定驳回起诉甚至不予登记立案。
3.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必须符合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条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诉讼明显不成立或者滥用起诉权利的,人民法院有权不予登记立案。人民法院对已经认定为滥用诉权的起诉,可以退回诉状并记录在册。坚持起诉造成诉讼对方或第三人直接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3条第3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93条第2款
一审: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行初字第288号行政判决(2015年12月2日)
二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行终193号行政判决(2016年4月19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6453号行政裁定(2018年10月1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沈某诉北京市西城区税务局、北京市税务局不履行退税职责及行政复议案
2023-12-3-021-009 · (2017)京0102行初812号 ·
行政诉讼不履行退税职责行政复议纳税义务多缴税款
裁判要旨:依法负有纳税义务的纳税人多缴税款后,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对多缴纳的税款予以退还。在税收征缴过程中,当事人缴纳了相关款项,但经查明实际上其不负有纳税义务的,其以缴纳税款名义实际缴纳的款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对该款项的退还,亦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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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诉讼/不履行退税职责/行政复议/纳税义务/多缴税款
基本案情
2009年3月3日,刘某甲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购买案涉房屋。2009年3月6日,刘某甲与刘某乙登记结婚。2010年1月26日,刘某甲与刘某乙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约定涉案房屋归刘某乙所有,所欠贷款由刘某乙偿还。后因刘某甲与范某产生民间借贷纠纷,人民法院作出强制执行裁定书,将涉案房屋过户给范某指定的第三人沈某。2011年9月5日,刘某甲到北京市西城区税务局下属税务所代理沈某申报缴纳了契税25500元。2012年,刘某乙将刘某甲诉至人民法院,要求人民法院判令将涉案房屋过户到刘某乙名下,生效判决责令刘某甲协助刘某乙办理将涉案房屋所有权证登记至刘某乙名下的手续。后涉案房屋实际登记至刘某乙名下。2016年12月13日,刘某甲代沈某向税务所提出退税申请,请求退还25500元。西城区税务局于2016年12月19日作出《税务事项通知书》,以退税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为由,决定不予审批。沈某不服,向北京市税务局申请复议。北京市税务局于2017年7月31日作出《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上述《税务事项通知书》。沈某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西城区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和北京市税务局《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判令西城区税务局向沈某退契税25500元。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2017)京0102行初812号行政判决:一、撤销西城区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二、撤销北京市税务局《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三、西城区税务局于本判决生效后,对沈某2016年12月13日提出的退契税申请重新进行处理。西城区税务局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8日作出(2019)京02行终963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第五十一条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三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涉及从国库中退库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退还。”根据前述规定,依法负有纳税义务的纳税人多缴税款后,应适用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对多缴纳的税款予以退还。在税收征缴过程中,当事人缴纳了相关款项,但经查明实际上不负有纳税义务的,该种情形不属于第五十一条规定的“超过应纳税额缴纳”问题,对其以缴纳税款名义实际缴纳的款项的退还,亦不应适用前述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本案中,沈某2011年9月5日缴纳契税的基础法律原因已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予以否定,其已不负有纳税义务,其实际缴纳的款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超过应纳税额缴纳”情形。沈某申请退还实际缴纳的款项,不受三年时限限制。西城区税务局作出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及北京市税务局《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对沈某请求判令西城区税务局退还契税25500元的主张,应由西城区税务局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对其申请重新予以处理。
裁判要旨
依法负有纳税义务的纳税人多缴税款后,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对多缴纳的税款予以退还。在税收征缴过程中,当事人缴纳了相关款项,但经查明实际上其不负有纳税义务的,其以缴纳税款名义实际缴纳的款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对该款项的退还,亦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
一审: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2行初812号行政判决(2018年12月26日)
二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2行终963号行政判决(2020年4月2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陈某诉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行政强制案
2023-12-3-002-002 · (2016)渝0102行初153号 ·
行政行政强制行政强制措施公安口头传唤
裁判要旨: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我国将行政强制分为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口头传唤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合法的行政强制措施至少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行政性,即行政强制措施是有权的行政主体依法定程序作出的行政行为;第二,控制性,即具有强制性,能够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或财产权益进行一定的强制控制;第三,暂时性,即该措施是并非对行政相对人相关权利的最终处分;第四,限制性,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进行限制,其适用条件必须是“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判断口头传唤是否违法,要同时具备上述四个特点,防止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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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强制/行政强制措施/公安/口头传唤
基本案情
陈某系丰都县双路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2016年5月30日中午,陈某在丰都县双路镇楠木村村委活动室因工作琐事与同事曾某发生纠纷。丰都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接警后,派民警吴某和三名辅警前往纠纷现场进行调查,城东派出所双路警务室社区民警文某也接到通知赶到纠纷现场协同调查。民警到达纠纷现场后,因陈某已离开,经调查得知陈某已下乡扶贫。办案民警经电话请示派出所负责人后,决定将陈某口头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办案民警遂驾车下乡寻找陈某,在楠木村9组的乡村道路上与陈某乘坐的车辆相遇。民警吴某与三名辅警下车走到陈某车外,向陈某表明身份,并告知陈某现在是口头传唤,如不配合,将采取强制传唤。陈某下车后称:“曾某不去,我就不去。”此时,有手机响了,陈某摸了下裤兜,后转身拉开车门,办案民警遂对陈某使用手铐约束并强制传唤至某派出所进行调查。在此过程中,民警文某在不远处的车上未下车。调查时,丰都县公安局告知了陈某依法享有的权利义务,并对陈某随身携带的物品进行了安全检查、登记和保管。陈某于2016年5月31日0时许回家。后陈某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被告对原告采取使用警械的强制传唤措施、限制人身自由、非法搜查原告身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2016)渝0102行初153号行政判决:确认被告丰都县公安局于2016年5月30日对原告陈某实施的强制传唤措施违法。宣判后,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1日作出(2017)渝03行终22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强制传唤系丰都县公安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对违法行为人采取的程序性调查取证措施,陈某对该传唤措施不服,以丰都县公安局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亦无不当。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需要传唤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人,可以强制传唤。本案中,办案民警对案件进行调查时,所涉纠纷已经结束,陈某已下乡扶贫不在案发现场,丰都县公安局需要传唤陈某接受调查,应按照上述法律规定,经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本案不属于可适用口头传唤的情形,故缺乏强制传唤的前提。且丰都县公安局在对陈某进行传唤时没有出示工作证件,也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程序要求。因此,丰都县公安局实施的强制传唤措施不合法,应予撤销,但因该传唤措施已经实施完毕,不具有可撤销内容,一审判决确认违法的裁判结果正确,法院予以维持。
裁判要旨
根据《行政强制法》的规定,我国将行政强制分为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口头传唤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
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合法的行政强制措施至少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行政性,即行政强制措施是有权的行政主体依法定程序作出的行政行为;第二,控制性,即具有强制性,能够对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或财产权益进行一定的强制控制;第三,暂时性,即该措施是并非对行政相对人相关权利的最终处分;第四,限制性,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应当进行限制,其适用条件必须是“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判断口头传唤是否违法,要同时具备上述四个特点,防止偏颇。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2条
一审: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2行初153号行政判决(2016年12月26日)
二审: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3行终22号行政判决(2017年4月2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刘某务诉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晋源一大队行政强制措施案
2023-12-3-002-003 · (2010)并行初字第3号 ·
行政行政强制措施扣留车辆行政调查滥用职权
裁判要旨: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求行政机关既要严格执法以维护社会管理秩序,也要兼顾相对人实际情况。行政处理存在裁量余地时,应当尽可能选择对相对人合法权益损害最小的方式;实施扣留等暂时性控制措施不能代替对案件的实体处理,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长期不处理的,构成滥用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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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强制措施/扣留车辆/行政调查/滥用职权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7月,刘某务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在山西某公司购买了一辆东风EQ1208G1型运输汽车,发动机号码13××40,车架号码110××××2219,合格证号01××721,最终上户车牌为晋A×××××号。刘某务依约付清车款后,车辆仍登记挂靠在该公司名下。2006年12月12日,刘某务雇佣的司机任某荣驾驶该车辆行驶至太原市和平路西峪乡路口时,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晋源一大队(以下简称晋源交警一大队)的执勤民警以该车未经年审为由将该车扣留并于当日存入存车场。2006年12月14日,刘某务携带该车审验日期为2006年12月13日的行驶证去处理该起违法行为。晋源交警一大队执勤民警在核实过程中发现该车的发动机号码和车架号码看不到,遂以该车涉嫌套牌及发动机号码和车架号码无法查对为由对该车继续扣留,并口头告知刘某务提供其他合法有效手续。刘某务虽多次托人交涉并提供相关材料,但晋源交警一大队一直以其不能提供车辆合法来历证明为由扣留该车。刘某务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晋源交警一大队的扣留行为并返还该车。
在法院审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在法院组织下对该车车架号码的焊接处进行了切割查验,切割后显示的该车车架号码为GAGJBDK0110××××2219,而刘某务提供的该车行驶证载明的车架号码为LGAGJBDK0110××××2219。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2日作出(2010)并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驳回刘某务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刘某务不服,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10日作出(2010)晋行终字第75号行政判决:一、撤销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并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二、晋源交警一大队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对扣留涉案车辆依法作出处理并答复刘某务;三、驳回刘某务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宣判后,刘某务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29日作出(2016)最高法行再5号行政判决:1.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晋行终字第75号行政判决和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并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2.确认晋源交警一大队扣留晋A×××××号车辆的行为违法;3.晋源交警一大队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将晋A×××××号车辆返还刘某务。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扣留车辆属于暂时性的行政强制措施,不能将扣留行为作为代替实体处理的手段。晋源交警一大队扣留车辆后,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分别作出相应处理:如认为刘某务已经提供相应的合法证明,则应及时返还机动车;如对刘某务所提供的机动车来历证明仍有疑问,则应尽快调查核实;如认为刘某务需要补办相应手续,也应依法明确告知补办手续的具体方式方法并依法提供必要的协助。刘某务先后提供的车辆行驶证和相关年审手续、购车手续、山西某公司出具的说明、山西某汽车技术服务站出具的三份证明,已经能够证明涉案车辆在生产厂家指定的维修站更换发动机缸体及用钢板铆钉加固车架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晋源交警一大队既不返还机动车,又不及时主动调查核实车辆相关来历证明,也不要求刘某务提供相应担保并解除扣留措施,以便车辆能够返回维修站整改或者返回原登记的车辆管理所在相应部位重新打刻号码并履行相应手续,而是反复要求刘某务提供客观上已无法提供的其他合法来历证明,滥用了法律法规赋予的职权。
行政机关进行社会管理的过程,也是服务社会公众和保护公民权利的过程。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求行政机关既要严格执法以维护社会管理秩序,也要兼顾相对人实际情况,对虽有过错但已作出合理说明的相对人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时,在足以实现行政目的的前提下,应尽量减少对相对人权益的损害。实施行政管理不能仅考虑行政机关单方管理需要,而应以既有利于查明事实,又不额外加重相对人负担为原则。实施扣留等暂时性控制措施,应以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便于查清事实等为限,不能长期扣留而不处理,给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因此,晋源交警一大队扣留涉案车辆后,既不积极调查核实车辆相关来历证明,又长期扣留涉案车辆不予处理,构成滥用职权。
因晋源交警一大队未作出书面扣留决定,扣留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人民法院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确认扣留行为违法并判令返还违法扣留的车辆。一审判决驳回刘某务诉讼请求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二审判决对扣留行为是否合法未予裁判,判令晋源交警一大队作出处理并驳回刘某务其他诉讼请求错误,依法亦应予撤销。
裁判要旨
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求行政机关既要严格执法以维护社会管理秩序,也要兼顾相对人实际情况。行政处理存在裁量余地时,应当尽可能选择对相对人合法权益损害最小的方式;实施扣留等暂时性控制措施不能代替对案件的实体处理,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长期不处理的,构成滥用职权。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6条第4款、第112条第1款
一审: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并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2010年7月2日)
二审: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晋行终字第75号行政判决(2010年11月10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再5号行政判决(2016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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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房地产公司诉文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强制措施案
2023-12-3-002-004 · (2021)云2601行初8号 ·
行政行政强制措施实施主体房地产主管部门法律法规规定行政权限授权
裁判要旨: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系统是用于管理房地产企业的商品房预售、现售过程,便于房地产企业在商品房合同签订前、后进行房屋状态的核查,对于房屋已销售、查封、抵押、冻结、已预告登记等状态予以提示,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切实保护购房人的合法权益,可以有效遏制一房多卖、违规销售等行为,维护房地产市场运营秩序和健康发展。现行的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及授权给房地产主管部门可以行使冻结房地产企业商品房网签备案系统的权限,房地产主管部门不能因其他因素直接采取冻结措施予以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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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强制措施/实施主体/房地产主管部门/法律、法规规定/行政权限/授权
基本案情
某房地产公司诉称:2018年7月30日,其向文山市委、市政府递交《文山某房地产公司关于请求暂缓缴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外挂资金”的情况汇报》,请求暂缓缴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外挂资金,并自愿以某泉居一期1/2#楼第三层建筑面积为5432.53㎡的商业,作为政府外挂资金的抵押物,并承诺在1年期限内缴清外挂资金,若逾期未缴纳可由政府处置抵押物。2020年6月18日,原告公司在进入网签备案系统后发现,原告公司的某泉居一期项目的网签备案功能被冻结,原告所有预售商品房包括商铺和车位都不能正常的进行商品房的销售及备案。2020年11月29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了《解冻申请》,请求解除对原告网签系统的冻结,让原告能够正常销售商品房包括商铺和车位。2020年12月1日,被告向原告作出《文山市住房中心关于锁定文山某房地产公司网签备案系统的函》,告知原告,被告的行为是根据文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文不动产函〔2018〕23号)《文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关于协助办理文山某房地产不动产抵押的函》对原告公司的网签系统进行冻结。政府机关建立网签备案系统是为了更好的保障房地产企业正常交易,依法履行备案义务,保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的服务平台,我方与文山市自然资源局因为外挂资金的纠纷,文山市自然资源局已通过诉讼方式提请人民法院解决。现在,被告全然不顾网签平台的服务性质,在法律法规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仅以平级性质机关的函为依据,擅用公权力冻结原告的网签系统,导致原告不能正常进行房地产交易,违法干涉原告的经营,给原告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故请求判令:撤销文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文山市住建局)对文山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网签备案系统的冻结。
被告文山市住建局辩称:一、被告在网签备案系统限制原告网签交易备案系统的行为合法。2018年9月12日,文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就原告的情况汇报作出了回复(文不动产函【2018】23号),同意原告暂缓缴纳外挂资金,原告自愿以某泉居1/2#楼第二、三层全部商铺作为对政府外挂资金的抵押物,在原告未缴清欠款前,房管中心和不动产中心冻结质押商铺一切相关出售、登记的手续,待原告全额缴清欠款后,才给予解冻。原告接收该函后并未对内容事项提出任何异议,认可了该函作出的处理方式。二、2020年,文山市住房管理中心发现,原告对某泉居1/2#楼第二、三层商铺进行销售备案,经核查,1幢2楼37套商铺已被销售备案完,已不能满足当时作出承诺的面积及评估价值,为了避免更多的产权纠纷,才对原告某泉居项目进行交易限制。因此,被告的行为不具有违法性。综上所述,被告在网签备案系统限制原告交易被告的行为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应当予以驳回。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7月30日,原告向文山市委、市政府递交《文山某房地产公司关于请求暂缓缴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外挂资金”的情况汇报》,请求暂缓缴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外挂资金,并自愿以原告开发的某泉居一期1/2#楼第三层建筑面积为5432.53㎡的商业,作为政府外挂资金的抵押物,并承诺在1年期限内缴清外挂资金,若逾期未缴纳可由政府处置抵押物。2018年9月12日,经文山市政府批准,文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向文山市房管中心作出《文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关于协助办理文山某典房地产不动产抵押的函》,内容为“在该公司未缴清欠款前,房管中心和不动产中心冻结质押商铺一切相关出售、登记的手续。待该公司全额缴清欠款后,才给予解冻。如公司在承诺期限内不缴清外挂资金,将按程序拍卖后缴清。其余产权部分请贵中心协助我中心给予文山某典房地产办理相关销售、抵押事宜”。后原告继续对该楼盘的商铺予以对外出售,被告在得知原告销售行为后,将原告开发的某泉居一期楼盘在“新建商品房网上签约备案管理系统”中的网签备案予以冻结。2020年6月18日,原告发现被告对其网签备案系统予以冻结后,2020年11月29日,原告向被告提交解冻申请。2020年12月1日,被告向原告作出《文山市住房管理中心关于锁定文山某典房地产公司网签备案系统的函》,告知原告因其未按期缴纳外挂资金以及擅自出售自愿作为抵押的商铺,故对该楼盘予以锁定。原告不服被告的冻结行为,诉至法院。
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2日作出(2021)云2601行初8号行政判决:判决撤销被告文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原告某房地产公司某泉居一期项目网签备案系统的冻结行政行为。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被告冻结原告网签备案系统,该行为系被告在房地产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发生、避免国有资产流失,从而对原告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具有行政强制措施的特征,故被告冻结原告网签备案系统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是否具有冻结原告的网签备案系统的权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条“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尚未制定法律,且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本法第九条第一项、第四项和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外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且属于地方性事务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本法第九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行政强制措施”,第十六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责,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及第十七条第一款“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权不得委托。”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必须由法律、法规设定,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必须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主体必须是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具有行政权限的行政机关。结合本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出台的《房屋交易合同网签备案业务规范》(试行)相关规定,网签备案系统的行政管理主体为各地房产主管部门,也明确了不得进行房屋网签备案的情形,但目前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均未对网签备案系统冻结相关事项作出法律规定,也未就该冻结事项予以明确授权于房地产主管部门。被告依据文山市不动产中心的协助函,认定原告未缴纳外挂资金以及出售承诺抵押的商铺从而锁定原告开发的楼盘,冻结网签备案系统,该行政强制措施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授权,于法无据,属于超越职权的行政行为,该冻结行政行为违法,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系统是用于管理房地产企业的商品房预售、现售过程,便于房地产企业在商品房合同签订前、后进行房屋状态的核查,对于房屋已销售、查封、抵押、冻结、已预告登记等状态予以提示,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切实保护购房人的合法权益,可以有效遏制一房多卖、违规销售等行为,维护房地产市场运营秩序和健康发展。现行的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及授权给房地产主管部门可以行使冻结房地产企业商品房网签备案系统的权限,房地产主管部门不能因其他因素直接采取冻结措施予以冻结。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10条、第16条、第1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0条第4项
一审:云南省文山市人民法院(2021)云2601行初8号行政判决(2021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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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某存诉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强制执行案
2023-12-3-003-001 · (2016)闽05行初118号 ·
行政行政强制执行强制拆除房屋起诉条件适格被告
裁判要旨:确定行政案件的适格被告,既要根据作出行政行为时的名义和身份,也要依据其权力的来源,并结合所依据的实体法律规范,综合判定。街道办事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的,应当以街道办事处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起诉人否定街道办事处的被告主体资格,而主张以设立的人民政府为被告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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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强制执行/强制拆除房屋/起诉条件/适格被告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5月3日,严某存户的房屋被原步文镇人民政府强制拆除。2016年,原步文镇人民政府经批准撤销,并在原行政区域设立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政府步文街道办事处。严某存以龙文区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龙文区人民政府于2012年5月3日强制拆除严某存户房屋的行为违法。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3日作出(2016)闽05行初118号行政裁定,驳回严某存的起诉。
一审宣判后,严某存不服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2017)闽行终435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二审宣判后,严某存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8日作出(2018)最高法行申3299号行政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严某存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由于行政权行使过程的多样性以及行政组织系统内部关系的复杂性,准确理解行政主体、行政机关以及行政机关与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职能部门的关系,并依法确定行政诉讼的被告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并辅之以作出行政行为时的名义。确定行政案件的适格被告,既要根据作出行政行为时的名义和身份,也要依据其权力的来源,并结合所依据的实体法律规范,综合判定。本案中,严某存诉请确认龙文街道办事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当事人双方对涉案房屋系被原步文镇政府于2012年5月3日强制拆除以及原步文镇政府于2016年经批准撤销,并在原行政区域设立步文街道办事处的事实无异议。分歧仅在于谁是最终的责任主体并以此确定适格被告。具体而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六款规定,行政机关被撤销或者职权变更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由于原步文镇政府已经被撤销,其相应的职权已由步文街道办事处承继,故对原步文镇政府实施强制拆除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不应再由原步文镇政府承担,且步文街道办事处作为龙文区政府的派出机关可以以自己名义独立作出行政行为并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国务院批准,可以设立若干派出机关。县、自治县的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区公所,作为它的派出机关。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因此,否定街道办事处的被告主体资格,而主张一律以设立的人民政府为被告的观点,不符合上述规定精神,也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范目的落空,也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严某存在一审法院释明变更被告后,拒绝变更,仍坚持以人民政府为被告,无法律依据。
裁判要旨
确定行政案件的适格被告,既要根据作出行政行为时的名义和身份,也要依据其权力的来源,并结合所依据的实体法律规范,综合判定。街道办事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的,应当以街道办事处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起诉人否定街道办事处的被告主体资格,而主张以设立的人民政府为被告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1款、第6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20条
一审: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5行初118号行政裁定(2017年5月3日)
二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闽行终435号行政裁定(2017年12月22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3299号行政裁定(2018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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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某诉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宋营镇人民政府行政强制执行案
2023-12-3-003-002 · (2018)冀01行初6号 ·
行政行政强制强制拆除房屋起诉条件适格被告村民自治
裁判要旨:征收拆迁与征收补偿事宜均属公权力职权范畴,职权之所在,即义务之所在,也即责任之所在,并不宜假村民自治形式进行。在现行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法律法规框架内,基于“旧城改造”“村改居”或者“新城镇建设”等实际需要,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可以在符合上位法规定前提下,通过村民自治方式决定建设项目和补偿事项,并可通过签订协议等方式解决补偿安置问题;但在未经协商一致情况下村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即单方采取强制拆除等方式则涉嫌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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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强制强制拆除房屋起诉条件适格被告/村民自治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贾某系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宋营镇东仰陵村村民。2017年8月,石家庄市南二环东延工程建设项目启动,该项目经裕华区宋营镇东仰陵村,该村位于南二环东延工程范围内的房屋需要拆除,贾某涉案房屋在拆除范围之内。2017年8月14日,裕华区宋营镇东仰陵村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石家庄市高新区宋营镇东仰陵村拆迁补偿安置方案》,该方案第三条规定:“东仰陵村委会为改造范围内的拆迁人,改造范围内的房屋所有人为被拆迁人。”第六条规定:“根据拆迁工作需要,成立东仰陵村拆迁改造工作领导小组,设立指挥部及各种相关机构”。2017年11月1日,东仰陵村委会对贾某下达了拆迁通知,通知的基本内容为:“贾某逾期未签订拆迁协议,限期2天内自行拆除,否则依法予以强制拆除。”在此期间,贾某的房屋被强行拆除。贾某认为其房屋是河北省石家庄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开发区管委会)、宋营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宋营镇政府)共同组织、实施拆除的,诉请确认强制拆除房屋行为违法。贾某还一并提供了一审被告工作人员在拆除现场的照片。一审被告认为其工作人员在场是履行监督职责,并主张拆除贾某房屋并非其所为,而是东仰陵村委会组织实施的。东仰陵村委会在一、二审期间也承认其是拆迁主体。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8日作出(2018)冀01行初6号行政裁定,驳回贾某的起诉。
一审宣判后,贾某不服提起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19日作出(2018)冀行终473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二审宣判后,贾某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最高法行申3784号行政裁定:1.本案指令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2.再审期间,中止原裁定的执行。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对贾某房屋的拆迁系石家庄市南二环东延工程建设项目需要,贾某房屋所占土地也被用于南二环东延工程建设。此类项目的用地与征收拆迁工作应当根据土地性质的不同,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征收拆迁与征收补偿事宜均属公权力职权范畴,职权之所在,即义务之所在,也即责任之所在,并不宜假村民自治形式进行。即使对因历史原因形成的城中村的改造,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议决涉及村民利益的相关事项,村民也应遵照执行;但是,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不得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申言之,在现行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法律法规框架内,基于“旧城改造”“村改居”或者“新城镇建设”等实际需要,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可以在符合上位法规定前提下,通过村民自治方式决定建设项目和补偿事项,并可通过签订协议等方式解决补偿安置问题;但在未经协商一致情况下村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即单方采取强制拆除等方式则涉嫌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对强制搬迁合法房屋的步骤、程序和方式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并未规定村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有权实施强制搬迁和强制拆除。东仰陵村委会在原审期间虽承认系其自行实施强制拆除,但各方对高新开发区管委会主要领导主持召开拆迁动员大会,参与组织南二环东延东仰陵村段拆迁工作的事实并无异议;高新开发区管委会还曾就限期完成该地段征地拆迁工作,专门向宋营镇政府下达《督办函》;东仰陵村委会在房屋于2017年10月31日被强拆后送达的落款为2017年11月1日的《通知》也明确,拆迁系为保障南二环东延工程顺利进行,要求贾某自行拆除并到村委会办理拆迁补偿手续,否则将按照法律程序依法予以强制拆除;宋营镇政府工作人员也曾在强制拆除前到贾某家中做说服动员工作;且高新开发区管委会、宋营镇政府工作人员也出现在强制拆除现场。因此,结合法律规定和全部在案证据以及土地的最终用途等情况综合判断,对贾某房屋的强制拆除,不应当认定系东仰陵村委会自主实施,而应当认定系职权主体与非职权主体在市政项目征收拆迁中基于共同意思联络、共同参与下实施的强制拆除。被诉强制拆除行为虽然形式上表现为东仰陵村委会实施,但村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仅系行政机关的行政助手和行政辅助者,犹如其“延长之手”。一、二审法院在贾某已经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强制拆除行为虽以东仰陵村委会名义实施,但显然系法定的职权主体基于征收职权组织、命令实施的情况下,仅以东仰陵村委会自认实施强制拆除为由,否定高新开发区管委会、宋营镇政府为适格被告,系对法律规定的错误理解,也有违职权法定原则,依法应予纠正。鉴于双方至今未能通过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方式解决贾某被拆除房屋的补偿安置问题,本案应以高新开发区管委会、宋营镇政府和东仰陵村委会为共同被告,共同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
征收拆迁与征收补偿事宜均属公权力职权范畴,职权之所在,即义务之所在,也即责任之所在,并不宜假村民自治形式进行。在现行土地和房屋征收补偿法律法规框架内,基于“旧城改造”“村改居”或者“新城镇建设”等实际需要,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可以在符合上位法规定前提下,通过村民自治方式决定建设项目和补偿事项,并可通过签订协议等方式解决补偿安置问题;但在未经协商一致情况下村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即单方采取强制拆除等方式则涉嫌违法。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1款、第5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24条第2款
一审: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1行初6号行政裁定(2018年4月8日)
二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冀行终473号行政裁定(2018年9月19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申3784号行政裁定(2019年12月2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恒某开发有限公司诉宝鸡市人民政府行政强制执行案
2023-12-3-003-003 · (2001)字第089号 ·
行政行政强制执行强制拆除房屋起诉条件利害关系
裁判要旨: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时有义务举证证明其与被诉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此种证明责任仅应是初步的、表面成立的;无需起诉人在起诉阶段即要提供确切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合法权益以及合法权益被侵犯,更不能以起诉人的权益可能并不合法等实体理由否定起诉人提起诉讼的权利,起诉人是否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或者说是否存在某项权益在立案阶段难以判断的,可以登记立案待案件审理阶段再作判断,而不应迳行裁定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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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强制执行/强制拆除房屋/起诉条件/利害关系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3月,恒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提交的宝鸡市商品房屋注册登记申请书中交验证件包括:申请书、委托书、规划许可证、预售许可证、宝市国用(2001)字第089号国有土地使用、宗地平面图等资料。嘉园住宅楼业主已办理了房产证。某公司以宝鸡市政府为被告,请求确认宝鸡市政府强制拆除房屋、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违法。
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9日作出(2015)咸中行初字第00084号行政裁定,驳回某公司的起诉。
一审宣判后,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14日作出(2016)陕行终184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二审宣判后,某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4日作出(2019)最高法行再104号行政裁定:1.撤销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陕行终184号行政裁定;2.撤销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咸中行初字第00084号行政裁定;3.指令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时有义务举证证明其与被诉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此种证明责任仅应是初步的、表面成立的;无需起诉人在起诉阶段即要提供确切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合法权益以及合法权益被侵犯,更不能以起诉人的权益可能并不合法等实体理由否定起诉人提起诉讼的权利,起诉人是否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或者说是否存在某项权益在立案阶段难以判断的,可以登记立案待案件审理阶段再作判断,而不应径行裁定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
本案中,某公司起诉时提供了其与原陕西省宝鸡市城乡建设规划局于2006年7月7日签订的“东新社区办公用房代建协议”,该协议对涉案三层楼房的一层、三层房屋的产权归属并未涉及。某公司已经举证证明其长期实际占有使用争议房屋,且从无权利人提出异议,因此其与强制拆除争议房屋的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也即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同时,宝鸡市人民政府宝市地市复字〔2004〕16号审批土地件显示,在89号土地证被作为嘉园住宅楼交验证件被提交后,宝鸡市政府又于2004年9月6日批准同意某公司将该证项下363.6㎡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宝鸡市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二审法院在未对嘉园住宅楼所占用的土地权属以及某公司2004年土地转让行为进行全面分析和认定的情况下,即认定某公司对89号土地证项下的土地不享有使用权,主要证据不足。
裁判要旨
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时有义务举证证明其与被诉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此种证明责任仅应是初步的、表面成立的;无需起诉人在起诉阶段即要提供确切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合法权益以及合法权益被侵犯,更不能以起诉人的权益可能并不合法等实体理由否定起诉人提起诉讼的权利,起诉人是否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或者说是否存在某项权益在立案阶段难以判断的,可以登记立案待案件审理阶段再作判断,而不应迳行裁定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1款
一审: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咸中行初字第00084号行政裁定(2015年12月29日)
二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陕行终184号行政裁定(2016年6月14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再104号行政裁定(2020年9月1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刘某贵诉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政府等行政强制案
2023-12-3-003-004 · (2015)盐行初字第00070号 ·
行政诉讼行政强制起诉条件适格被告起诉期限
裁判要旨:1.在经依法批准的征地过程中,因合法房屋被强制拆除引发的行政案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首先被推定为适格被告;除非有相反证据或者生效裁判足以推翻上述认定。 2.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最长不得超过2年起诉期限规定的前提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机关实施了相关行政行为,相关行政机关也认可被诉行为系行政行为。 3.行政主体违法强制拆除被征收人合法房屋后,应及时通过协商方式妥善解决房屋与房屋内物品损失;如认为被征收人诉求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及时依法作出书面决定,及时交付或者提存相应补偿(赔偿)内容,而不能怠于履行补偿安置职责,以反复协商代替书面决定,甚至以拖待变造成安置问题长期无法通过法治化渠道解决。违法强制拆除后不积极补救且久拖不决,既损害被征收人补偿安置权益,又提高补偿安置成本,还扩大国家赔偿责任,损害政府依法行政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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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诉讼/行政强制/起诉条件/适格被告/起诉期限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阜宁县某甲公司受阜宁县某乙公司委托,于2009年12月组织实施了对刘某贵位于江苏省阜宁县阜城镇崔湾村房屋的拆除。阜宁县某乙公司拆除刘某贵案涉房屋前,未与刘某贵达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也未申请有权部门作出房屋行政裁决。
刘某贵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阜宁县政府)、阜宁县国土资源局、阜宁县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局强制拆除其房屋的行为违法。
刘某贵提交的阜告字〔2010〕10号《阜宁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以下简称10号《公告》)中载明:“七、土地交付条件:本次挂牌宗地以现状条件挂牌出让,No.2010-37、38、39号宗地范围内杆线、建筑物等相关附着物由阜宁县阜宁县某乙公司负责在宗地挂牌成交后3个月内迁移、拆除结束;No.2010-40号宗地范围内的建筑物等相关附着物由阜宁县阜宁县某乙公司负责在宗地挂牌成交后1个月内拆除结束。所有宗地外部条件(水、电、路)均以现状为准。”
刘某贵提交的阜宁县国土局关于注销土地登记的公告载明:“经苏政地〔2010〕245号批准,阜城镇南方花苑东侧、崔湾路西侧地块(宗地编号:20100419-*),面积为5.6086公顷土地收征为国有,根据《土地登记办法》第五十条、五十六条的规定,注销该地块范围内所有集体土地使用权,并注销土地证书,具体名单见附表。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请原集体土地使用权人将土地证书缴至阜宁县国土局,逾期不缴的,自动废止。”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16日作出(2015)盐行初字第00070号行政裁定,驳回刘某贵的起诉。
一审宣判后,刘某贵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8日作出(2016)苏行终451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二审宣判后,刘某贵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2018)最高法行再119号行政裁定:1.撤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行终451号行政裁定,撤销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盐行初字第00070号行政裁定;2.指令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一、关于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合法建筑拆除的法定职权与适格被告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当地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收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诸项规定也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其作出的责令交出土地决定。此外,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还依法具有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按照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组织实施、拨付征地补偿安置费用给相关权利主体等一系列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法定职权。上述法律规范均表明,在当地市、县人民政府未对补偿安置主体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拆除征收范围内合法建筑的行政职权归属于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职权之所在,即义务之所在,也即责任之所在。实施强制拆除既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必须行使的法定职权,也是其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更是其应尽的责任;在法律没有相应授权性规范的前提下,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无权将法律已经明确规定的行政强制职权再行赋予其他主体行使。
考虑到征收与补偿程序的多阶段性、具体组织实施的多样性以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行政效能的有限性,市、县人民政府或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可在规范性文件或者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等公告中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以及相关建设单位等主体实际从事并分担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部分具体征收补偿事务。但并不能认为此类主体因此即取得了独立地实施征地补偿安置的行政主体资格,更不能认为此类主体因此还取得了以自己名义实施强制拆除的法定职权;而是应遵循职权法定原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将此类主体视为接受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委托,作为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补偿安置过程中的行政助手与行政辅助者,犹如其“延长之手”。且不论此类主体在实际拆除中是否以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名义实施相应行为,法律责任仍应由拥有相应法定职权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承担;除非该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当地征地组织实施工作、强制拆除工作依法系其他行政主体承担,其也不参与征地组织实施工作,或者有之前的生效裁判已经认定乡镇人民政府等主体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总而言之,在经依法批准的征地过程中,因合法房屋被强制拆除引发的行政案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首先被推定为适格被告;除非有相反证据或者生效裁判足以推翻上述认定。此种认定是依法组织实施征地补偿的必然要求,有助于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统一实施,也有助于强化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监督职责,还有助于解决强制拆除无人担责的乱象。同时,因民事主体或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并无实施强制拆除的权力,如果其作为民事主体擅自以自己的名义违法强拆,侵害物权的,除承担民事责任外,违反行政管理规定的,依法承担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关于阜宁县某乙公司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性质与责任主体问题
由于刘某贵至今未收到书面征收决定、限期拆除决定或者责令交出土地决定等行政法律文书,因而无法通过行政行为的署名认定强制拆除的责任主体。虽然阜宁县某乙公司自认案涉房屋系由其委托安居拆迁公司拆除,刘某贵也陈述案涉房屋被强制拆除前,阜宁县某乙公司与阜宁县某甲公司向其发出了《搬迁通知书》;但上述事实,并不表明阜宁县某乙公司应当以民事主体身份承担强制拆除的法律责任,也不能因此就将行政性质的征收法律关系转化为民事侵权法律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诸项规定,按照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组织实施的行为,均为有权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而非用地单位等的民事行为;被征收人所得到的补偿,也是市、县人民政府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进行的补偿,而非用地单位私法上的补偿;相关集体土地权属证书的收回和注销以及其后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取等,也均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等的法定职权。具体到本案,江苏省人民政府作出苏政地〔2010〕245号《关于批准阜宁县2010年度第1批次城镇建设用地的通知》,将包括案涉房屋涉及的集体土地在内的18.1661公顷的集体土地批准征收,说明案涉房屋系在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被拆除。阜宁县国土局发布的10号《公告》以及注销土地登记公告等文件,能够证明阜宁县国土局组织实施了具体的补偿安置工作。10号《公告》还明确载明,案涉宗地范围内的建筑物等相关附属物,由阜宁县某乙公司在宗地挂牌成交后1个月内拆除结束。此即进一步证明被诉强制拆除行为系阜宁县国土局通过一系列相应的文件委托阜宁县某乙公司具体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行政机关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因此,本案被诉强制拆除行为应当视为阜宁县某乙公司受阜宁县国土局委托实施,阜宁县国土局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关于本案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问题
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适用最长不得超过2年起诉期限规定的前提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机关实施了相关行政行为,相关行政机关也认可被诉行为系行政行为。但直至本院审查期间,相关行政机关均不承认案涉行为是行政职权介入下的强制拆除,均否认实施过强制拆除行为。刘某贵虽然自2009年12月即知道案涉房屋被拆除的事实,但是由于没有任何行政主体承认实施拆除行为,也无任何行政机关直接或者间接承认是行政行为,因此,适用前述最长不得超过2年起诉期限规定的前提条件并不具备。实际上,刘某贵在强制拆除行为发生后,曾积极通过诉讼途径主张权利,曾以阜宁县某乙公司、安居拆迁公司为被告提起过民事侵权诉讼,人民法院生效民事裁定以该案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为由,不予受理;刘某贵还曾多次提起过行政诉讼,例如其曾以阜宁县住建局为被告提起撤销房屋拆迁许可证之诉,也均未得到支持。因此,即使认为本案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之诉存在超过起诉期限的情形,也应当结合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认定刘某贵超期起诉具有正当理由。同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的相关规定,不论是责令交出土地还是行政强制拆除,均以被征收人已经依法得到补偿安置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补偿安置为前提;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还规定,征用土地的各项费用应当自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之日起3个月内全额支付。由于有权部门至今既未与刘某贵签署补偿安置协议,也未作出任何补偿安置决定(裁决),故刘某贵如起诉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履行补偿安置职责之诉,并不存在起诉期限障碍问题。综合以上因素,在刘某贵已经无法通过民事途径寻求救济,且其依法具有获得补偿安置的权利但至今未得到任何补偿安置的情况下,从实质解决行政争议和减少诉累等方面考量,本案亦有进入实体审理的必要性,不宜以超过法定期限为由裁定驳回起诉。
四、关于违法强拆行为发生后行政机关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的义务问题
2009年强制拆除刘某贵房屋时,有权部门既未与刘某贵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也未作出补偿安置决定(裁决)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确刘某贵依法享有的补偿安置内容,明显违反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有关责令交出土地的规定。案涉房屋被违法强制拆除后,虽然相关政府部门和有关公司曾多次与刘某贵协商解决征收补偿安置问题,但双方因在具体补偿项目和标准方面分歧较大,明显无法通过签订协议方式解决补偿安置与强制拆除造成的赔偿问题。对此,阜宁县国土局等行政机关应当亡羊补牢,依法尽快作出包含具体补偿安置内容的补偿性质决定,依法提供安置房屋或者提存相应款项,并明示救济权利和救济期限,以妥善解决补偿安置与强制拆除的遗留问题,将纠纷尽快引导进入法治化解决渠道,方为违法强拆后的合法、有效和正确的补救措施。总而言之,行政主体违法强制拆除被征收人合法房屋后,应及时通过协商方式妥善解决房屋与房屋内物品损失;如认为被征收人诉求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及时依法作出书面决定,及时交付或者提存相应补偿(赔偿)内容,而不能怠于履行补偿安置职责,以反复协商代替书面决定,甚至以拖待变造成安置问题长期无法通过法治化渠道解决。违法强制拆除后不积极补救且久拖不决,既损害被征收人补偿安置权益,又提高补偿安置成本,还扩大国家赔偿责任,损害政府依法行政形象。
裁判要旨
1.在经依法批准的征地过程中,因合法房屋被强制拆除引发的行政案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首先被推定为适格被告;除非有相反证据或者生效裁判足以推翻上述认定。
2.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最长不得超过2年起诉期限规定的前提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机关实施了相关行政行为,相关行政机关也认可被诉行为系行政行为。
3.行政主体违法强制拆除被征收人合法房屋后,应及时通过协商方式妥善解决房屋与房屋内物品损失;如认为被征收人诉求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及时依法作出书面决定,及时交付或者提存相应补偿(赔偿)内容,而不能怠于履行补偿安置职责,以反复协商代替书面决定,甚至以拖待变造成安置问题长期无法通过法治化渠道解决。违法强制拆除后不积极补救且久拖不决,既损害被征收人补偿安置权益,又提高补偿安置成本,还扩大国家赔偿责任,损害政府依法行政形象。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1款、第5款、第65条
一审: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盐行初字第00070号行政裁定(2016年2月16日)
二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行终451号行政裁定(2016年12月8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再119号行政裁定(2018年12月2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某公司诉湖南省衡阳市珠晖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执行及行政赔偿案
2023-12-3-003-005 · (2018)湘04行初153号 ·
行政行政强制执行行政赔偿强制拆除房屋起诉条件适格被告
裁判要旨:1.违法强拆行为适格责任主体应结合法律规定、全部在案证据及土地最终用途等情况综合判断,而不能仅凭民事主体自认。在房屋的强制拆除与项目建设存在高度关联的情况下,除非行政机关能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其与拆除行为完全无关,否则可以推定涉案强制拆除行为在其主导下实施,其系涉案强拆行为的责任主体,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违法强拆行为发生后,行政机关具有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的义务。在双方未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应及时作出相应的书面决定,将纠纷尽快引导进入法治化解决渠道,以便妥善解决强制拆除与补偿安置的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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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强制执行/行政赔偿/强制拆除房屋/起诉条件/适格被告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公司在衡阳市茶山坳镇金甲岭街上有两处房产,房产使用性质为商服,国土使用权证号为衡国用(2010A)第05—0641x号,土地使用权面积为727.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国有出让。2015年初,珠晖区政府为推进金甲岭小城镇建设,打造湖南美丽乡镇和全国宜居乡镇,成立了珠晖区茶山坳镇金甲岭小城镇建设项目协调指挥部,下设办公室,要求以衡阳市珠晖区茶山坳镇人民政府为主体,在征拆工作、规划设计、招投标、工程质量等方面规范运作,并要求其在2015年年底前有明显的成效。2015年9月19日,茶山坳镇下辖的金甲村、樟木村、复兴村18个组的村民自发成立了一个庙会,由庙会的负责人报请茶山坳镇政府同意,组织村民强行拆除了某公司上述的二处房产,珠晖区政府随后将其建成居民文化生活广场。
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4日作出(2018)湘04行初153号行政判决:1.确认珠晖区政府强拆某公司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2.责令珠晖区政府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某公司财产损失1382440元。
一审宣判后,某公司、珠晖区政府均不服,提起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2日作出(2019)湘行终1298号行政裁定:1.撤销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4行初153号行政判决;2.驳回某公司的起诉。
二审宣判后,某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8日作出(2020)最高法行再456号行政判决:1.撤销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湘行终1298号行政裁定;2.维持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4行初153号行政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一、关于涉案强制拆除责任主体及本案适格被告的认定问题
某公司被强制拆除的房屋,系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商服性质房屋,对该房屋的征收与强制拆除应当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五条、第八条的规定,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过程中,若未有当地规范性文件或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补偿安置主体进行特殊规定的情况,拆除征收范围内合法建筑的行政职权应归属于市、县级人民政府及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民事主体并无实施强制拆除他人合法房屋的权力。本案中,由于某公司未收到书面征收决定、限期拆除决定或者责令交出土地决定等行政法律文书,因此无法通过文书署名情况认定强制拆除的责任主体。但某公司在金甲岭小城镇建设范围内的合法房屋被强制拆除,珠晖区政府作为负责该项目的行政机关,未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征收,未依法定程序对涉案房屋实施强制搬迁,是造成涉案房屋被违法拆除的主要原因。涉案房屋被拆除后,珠晖区政府将涉案土地开发建设成居民文化生活广场,并多次与某公司协商处理赔偿事宜。因此,结合法律规定和全部在案证据以及土地的最终用途等情况综合判断,涉案房屋虽然系房屋所在地的庙会成员拆除,但并不表明庙会成员个人应当以民事主体身份承担强制拆除的法律责任;而应当认定系职权主体与非职权主体在征收拆迁中基于共同意思联络、共同参与下实施的强制拆除。村民委员会、庙会等组织仅系行政机关的行政助手和行政辅助者,犹如其“延长之手”。
在涉案房屋的强制拆除与金甲岭小城镇建设存在高度关联的情况下,除非珠晖区政府能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其与拆除行为完全无关,否则可以推定涉案强制拆除行为在珠晖区政府主导下实施,其系涉案强拆行为的责任主体,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原告起诉状基于初步证据确定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具体、特定、可识别的行政机关,即可视为“有明确的被告”;至于起诉状载明的被告是否正确、是否适格,则是人民法院需要进一步审查确定的问题。即使人民法院认为某公司错列被告,亦应当协助某公司准确确定被告,加以释明引导,而不能迳行驳回某公司的起诉。因此,二审法院仅以没有证据证明珠晖区政府强行拆除涉案房屋以及庙会成员自认实施强制拆除为由,驳回某公司的起诉,系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
二、关于违法强拆行为发生后行政机关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的义务问题
涉案房屋被违法拆除,但行政主体相应的补偿(赔偿)义务并不能免除。珠晖区政府在强制拆除后确曾多次与某公司协商处理相关善后事宜,但在双方未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应及时作出相应的书面决定,将纠纷尽快引导进入法治化解决渠道,以便妥善解决强制拆除与补偿安置的遗留问题。违法强制拆除后行政机关不积极补救且久拖不决,或者以反复协商代替书面决定,既损害被征收人补偿安置权益,又提高补偿安置成本,还扩大国家赔偿责任,损害其依法行政形象。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在案证据,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结合涉案房屋以及土地的情况,参照衡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衡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市城区基准地价的通知》附件2中涉案房屋的地段,酌定按每平方米1900元予以确定赔偿,并无不当。
裁判要旨
1.违法强拆行为适格责任主体应结合法律规定、全部在案证据及土地最终用途等情况综合判断,而不能仅凭民事主体自认。在房屋的强制拆除与项目建设存在高度关联的情况下,除非行政机关能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其与拆除行为完全无关,否则可以推定涉案强制拆除行为在其主导下实施,其系涉案强拆行为的责任主体,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违法强拆行为发生后,行政机关具有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的义务。在双方未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应及时作出相应的书面决定,将纠纷尽快引导进入法治化解决渠道,以便妥善解决强制拆除与补偿安置的遗留问题。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1款、第5款、第76条
一审: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4行初153号行政判决(2019年4月24日)
二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湘行终1298号行政裁定(2019年11月12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再456号行政判决(2021年5月2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涞源县某养殖场诉河北省涞源县人民政府等行政强制执行案
2023-12-3-003-006 · (2019)冀06行初263号 ·
行政行政强制执行强制拆除房屋代履行
裁判要旨:代履行是当事人因拒绝或者没有能力导致其逾期不履行义务时,行政机关决定由其或者第三人代替当事人履行义务的一种强制执行方式。代履行的前提是行政机关已经依法作出要求当事人履行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义务的行政决定,适用范围应限于后果已经或者将危害交通安全、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的情形。行政机关未对案涉房屋及其他地上附属物等作出强制拆除、恢复原状行政决定即实施拆除的,系直接强制执行行为,不符合《行政强制法》第50条规定的代履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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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强制执行/强制拆除房屋/代履行
基本案情
河北省涞源县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两次向原告涞源县某养殖场(以下简称养殖场)发出责令停产搬迁告知书,责令其停止经营、立即搬迁;涞源县生态环境局作出环境监察现场通知书,要求其禁养殖区域内停止违法行为;涞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其立即停止在涞源县施工建设的违法行为。后养殖场因环境问题被多次信访举报;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中指出仍在经营的养殖场位于禁养区内。2019年7月12日,养殖场被强制拆除。养殖场遂以其养殖场的房屋被强制拆除,树木、室内物品、地上附属物和家禽均被破坏殆尽为由提起本案诉讼。
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8日作出(2019)冀06行初263号行政裁定:驳回涞源县某养殖场的起诉。养殖场不服,提出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8日作出(2020)冀行终236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养殖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5日作出(2020)最高法行申15297号行政裁定:本案指令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养殖场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2019年7月12日被申请人强制拆除其房屋及地上附属物、清理其树木和室内物品的行为违法。二审法院以被诉行为系代履行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争议焦点为被诉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五十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要求当事人履行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经催告仍不履行,其后果已经或者将危害交通安全、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的,行政机关可以代履行,或者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履行。据此,代履行是当事人因拒绝或者没有能力导致其逾期不履行义务时,行政机关决定由其或者第三人代替当事人履行义务的一种强制执行方式。代履行的前提是行政机关已经依法作出要求当事人履行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义务的行政决定,适用范围应限于后果已经或者将危害交通安全、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的情形。代履行是一种非强制性的替代性执行方式,其是与执行罚、直接强制执行并列的一种行政强制执行方式。
一审法院查明,2019年4月至5月,河北省涞源县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河北省涞源县生态环境局、河北省涞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分别向养殖场作出责令停产搬迁告知书、环境监察现场通知书和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前述告知书或通知书的内容为要求养殖场停业搬迁或停止违法行为。根据查明的事实,行政机关并未对养殖场房屋及其他地上附属物等作出强制拆除、恢复原状的行政决定,因此被诉拆除行为不符合行政强制法第五十条规定的代履行情形,而是由行政机关对养殖场房屋及其他地上附属物实施的直接强制执行行为。二审法院以案涉强制拆除行为系代履行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裁定驳回起诉,适用法律错误。
裁判要旨
代履行是当事人因拒绝或者没有能力导致其逾期不履行义务时,行政机关决定由其或者第三人代替当事人履行义务的一种强制执行方式。代履行的前提是行政机关已经依法作出要求当事人履行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义务的行政决定,适用范围应限于后果已经或者将危害交通安全、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的情形。行政机关未对案涉房屋及其他地上附属物等作出强制拆除、恢复原状行政决定即实施拆除的,系直接强制执行行为,不符合《行政强制法》第50条规定的代履行情形。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50条
一审: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6行初263号行政裁定(2019年12月18日)
二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冀行终236号行政裁定(2020年5月8日)
再审审查: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15297号行政裁定(2021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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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刚诉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执行案
2023-12-3-003-007 · (2018)鲁01行初860号 ·
行政行政强制执行强制拆除房屋被告资格临时机构委托
裁判要旨:负有法定职责的行政主体可以依法委托有关组织实施特定的行政行为,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该行政主体承担,并在由此引发的行政诉讼中作为适格被告。区级人民政府组建的临时机构委托民事主体实施拆除行为,区级人民政府应当作为适格被告并依法对拆除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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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强制执行/强制拆除房屋/被告资格/临时机构/委托
基本案情
原告王某刚诉称:其拥有的合法房屋位于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吴家堡镇西吴家堡村,因济南某医学科学中心项目被征收,被告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槐荫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5月4日在未经法定程序的情形下强制拆除原告所有的涉诉房屋,被告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确认被告拆除行为违法,将涉诉房屋恢复原状并退还原告或赔偿原告损失,并将原告所有的被填埋在被拆除房屋下面的财产恢复原状或赔偿原告损失。
槐荫区人民政府辩称:1.被告未实施原告所诉的强制拆除行为;2.涉案房屋被拆除对原告的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原告已于2018年4月25日与济南市槐荫区吴家堡街道办事处西吴家堡村民委员会,济南市槐荫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政府吴家堡街道办事处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了该三单位拆除原告西吴家堡庄的住宅房屋,也就是本案的涉案房屋,原告选择按人口数量进行货币安置补偿,原告在签订补偿协议之后,设定在该房屋的权利义务随之转移,涉案房屋后续的拆除等行为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再产生实际影响,原告不存在可实际保护的利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12月19日,吴家堡村委会出具证明一份,载明“兹证明我村村民张某荣同志,经村委会批准同意,于2005年新建宅基院落一处,东西30.20米,南北25.10米…”王某刚提交的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王某刚系张某荣次子。王某刚当庭陈述称,其母亲张某荣将涉案房屋分配给其,其拥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2018年4月25日,王某刚与济南市槐萌区吴家堡街道办事处西吴家堡村民委员会、济南市槐荫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政府吴家堡街道办事处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约定:“一、甲方需拆除归乙方所有的位于吴家堡办事处西堡庄×××号的住宅房屋。”2018年5月4日,涉案房屋被强制拆除。王某刚对强制拆除上述房屋的行为不服,诉至法院。
另查明,2018年7月30日,槐荫区人民政府于济南市房屋征收信息网发布房屋征收决定公告,载明:“济南某医学科学中心项目一期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已经本区人民政府依法作出,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征收范围东至京合高速,西至济西编组站,南至经十路,北至小清河......”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5日作出(2018)鲁01行初860号行政裁定,驳回起诉。宣判后,王某刚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2019)鲁行终100号行政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王某刚遂提起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20日作出(2021)最高法行再240号行政裁定:一、撤销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行初860号行政裁定;二、撤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行终100号行政裁定;三、指令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的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根据被诉行政行为作出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的有关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组织实施征地拆迁工作的法定职责。根据上述规定,负有法定职责的行政主体可以委托有关组织实施特定的行政行为,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该行政主体承担,并在由此引发的行政诉讼中作为适格被告。
本案中,依原审已查明的事实以及在案相关证据材料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济南某医学科学中心建设指挥部委托山东某公司济南槐荫分公司实施济南某医学科学中心片区范围内集体土地上住宅及非住宅的拆迁工作,其中包括本案所涉王某刚的房屋。由于济南某医学科学中心建设指挥部系槐荫区人民政府组建的临时机构,故槐荫区人民政府应当作为本案的适格被告并依法对山东某公司济南槐荫分公司拆除涉案房屋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王某刚虽然与济南市槐萌区吴家堡街道办事处西吴家堡村民委员会、济南市槐荫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政府吴家堡街道办事处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但并无有效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系依法或依约交拆。原审法院以本案被诉的房屋强制拆除行为发生在2018年5月4日,早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的5月15日,且征收公告仅针对该区域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并不涉及集体性质土地征收为由,认为无法认定王某刚房屋的强制拆除行为系槐荫区人民政府组织或者实施,并据此裁定驳回王某刚的起诉,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存在错误。即使山东某公司济南槐荫分公司对王某刚涉案房屋拆除行为属于误拆,并不能由此免除槐荫区人民政府依法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故槐荫区人民政府主张涉案房屋系山东某公司济南槐荫分公司误拆等答辩理由,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负有法定职责的行政主体可以依法委托有关组织实施特定的行政行为,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该行政主体承担,并在由此引发的行政诉讼中作为适格被告。区级人民政府组建的临时机构委托民事主体实施拆除行为,区级人民政府应当作为适格被告并依法对拆除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5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20条第1款
一审: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行初860号行政裁定(2018年12月5日)
二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鲁行终100号行政裁定(2019年5月20日)
再审审查: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行再240号行政裁定(202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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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市某公司诉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政府、双桥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强制拆除房屋案
2023-12-3-003-008 · (2019)冀08行初90号 ·
行政诉讼行政强制执行强制拆除房屋责成行为可诉性
裁判要旨: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68条的规定作出的责成相关部门实施拆除行为,一般可视为内部职权分配行为,不直接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责成”行为是审查“被责成”行为的程序合法性时应考量的因素之一,但“责成”行为本身具有内部性,通常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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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诉讼/行政强制执行/强制拆除房屋/责成行为/可诉性
基本案情
2019年3月19日,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城管局对原告承德市某公司作出承双桥城管提通字〔2019〕第0000184号《责令限期提供审批证件通知书》,通知该公司加油站提供在双峰寺上窝铺村建设房屋的相关审批手续。2019年3月20日双桥区城管局对该公司作出承双桥城管责改字〔2019〕第0001076号《责令改正通知书》,因该加油站在双峰寺镇上窝铺村口建设砖泥结构一层房屋未取得规划部门有效审批手续,责令该加油站于2019年3月25日17时前将擅自建设的违法建设自行拆除并恢复原貌,逾期仍不改正的,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处罚。2019年4月4日、5日,双桥区城管局对该加油站进行拆除。承德市某公司对双桥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以该局名义实施被诉强制拆除行为并无异议,但认为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人民政府曾“责成”该局实施行政强制,故将双桥区人民政府诉至人民法院。
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2019)冀08行初90号行政裁定:驳回承德市某公司的起诉。宣判后,承德市某公司提出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3日作出(2020)冀行终187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承德市某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8日作出(2020)最高法行申12197号行政裁定,驳回承德市某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68条的规定作出的责成相关部门实施拆除行为,一般可视为内部职权分配行为,不直接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责成”行为是审查“被责成”行为的程序合法性时应考量的因素之一,但“责成”行为本身具有内部性,通常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当事人保有对其后相关行政行为的诉权。但“责成”行为一旦通过某种形式外化并由当事人以正当方式获知,且直接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则在特殊情形下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中承德市某公司以双桥区人民政府、双桥区城管局为共同被告提起本案诉讼,因双桥区城管局是作出本案被诉强制拆除行为的行政主体,将双桥区人民政府列为本案被告存在不适格,经一审法院释明后,承德市某公司当庭坚持将双桥区人民政府列为被告,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之情形,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故维持一审裁定驳回起诉,二审裁定驳回上诉,均无不当。
裁判要旨
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68条的规定作出的责成相关部门实施拆除行为,一般可视为内部职权分配行为,不直接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责成”行为是审查“被责成”行为的程序合法性时应考量的因素之一,但“责成”行为本身具有内部性,通常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49条第4项
一审: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8行初90号行政裁定(2019年12月23日)
二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冀行终187号行政裁定(2020年6月3日)
再审审查: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12197号行政裁定(2021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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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某某诉某县水利局行政强制执行案
2023-12-3-003-009 · (2020)晋0928行初16号 ·
行政诉讼行政强制执行法定职责违法建筑责令限期拆除
裁判要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据此,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必须获得法律的明确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恢复原状;逾期不拆除、不恢复原状的,强行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或者个人负担,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根据上述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利部门作为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管理和监督的行政机关,具有对河道内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的法定职权。本案中,某县水利局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胡某某处于河道内的违法建筑依法定程序予以强制拆除有法律的明确授权。基于当事人违法建设的事实,某县水利局在遵循了作出行政决定、催告、听取陈述申辩、作出强制拆除决定、送达等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其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即为合法的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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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诉讼/行政强制执行/法定职责/违法建筑/责令限期拆除
基本案情
2009年4月26日,胡某某的丈夫张某某与某县支持重点工程和移民安置办公室签订《关于龙口水利枢纽库底清理的协议》,协议中约定“……待关河口村移民全部迁出后,该地块使用权归张某某”。后胡某某实际占用该土地建设农家乐一处。某县水利局于2020年8月5日作出《责令限期拆除河道违法建筑物决定书》,认为胡某某在黄河龙口库区关河口段范围内违法修建农家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之规定,责令胡某某于2020年8月7日前拆除河道违法建筑物;于8月8日作出《催告书》。在送达上述文书时,胡某某均拒绝签字。某县水利局于2020年8月11日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决定于2020年8月15日前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农家乐一处;后于2020年10月10日至10月14日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胡某某不服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上述《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并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山西省忻州市五寨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5日作出(2020)晋0928行初16号行政判决:驳回胡某某的诉讼请求。胡某某提出上诉,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5日作出(2022)晋09行终11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县水利局作为本辖区的水利行政主管部门,有对涉水资源违法行为查处的行政权力。根据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有限公司库区管理中心《关于龙口库区涉河违建情况说明的函》:“一处农家乐,是在水库蓄水后开始建设,处于龙口水库淹没征地范围内,……按照水库、河道管理相关法规,属于涉河违建,属于‘清四乱’清理拆除范围”。案涉被拆除建筑物处于河道之内。某县水利局依法向胡某某送达《责令限期拆除河道违法建筑物决定书》《催告书》,胡某某拒绝签字,后将《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向胡某某留置送达,胡某某在期限内未主动拆除,故某县水利局作出的强制执行决定书及实施强制拆除的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
裁判要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三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据此,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必须获得法律的明确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恢复原状;逾期不拆除、不恢复原状的,强行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或者个人负担,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根据上述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利部门作为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管理和监督的行政机关,具有对河道内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的法定职权。本案中,某县水利局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胡某某处于河道内的违法建筑依法定程序予以强制拆除有法律的明确授权。基于当事人违法建设的事实,某县水利局在遵循了作出行政决定、催告、听取陈述申辩、作出强制拆除决定、送达等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其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即为合法的行政行为。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12条第4款、第37条、第38条、第65条第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9条
一审:山西省忻州市五寨县人民法院(2020)晋0928行初16号行政判决(2021年12月15日)
二审: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晋09行终11号行政判决(2022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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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某某诉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强制执行案
2023-12-3-003-010 · (1996)筑迁裁字第9号 ·
行政行政强制执行拆迁裁决责成强制拆除
裁判要旨:1.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公定力、确定力与执行力,行政机关即应当采取措施保证执行,相对人也有履行的义务。行政行为事后被行政机关自行撤销或者司法机关判决撤销的,在撤销前已经依据该行政行为实施的强制行为,虽然强制执行的时点具有执行依据,也符合法律规定,但仍应通过执行回转,或者引导对被撤销的行政行为赔偿程序来解决相对人权利保护问题。如果强制执行前,撤销该行政行为的裁判文书已经生效并且送达,强制执行行为应当立即终止。即便相关裁判文书尚未生效,由于行政行为效力处于待定状态,强制执行行为一般也宜中止。拆迁补偿安置裁决是实施强制拆迁的基础;拆迁补偿安置裁决被撤销后,强制拆迁不得继续实施。 2.行政机关内部的公文流程与审批程序完结后,仅意味着对行政机关而言,相应行政行为内容已经形成意思表示并产生既决力,未经集体决策或者启动变更程序,对内容不得随意变更或者废止。但是,对相对人而言,仍需要作出书面决定,载明所依据的事实与法律,加盖单位公章并有效送达后始产生既决力。行政机关作出限制相对人权利的行政行为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县级人民政府负责人签署的同意强制拆迁意见,不能代替应经法定程序并以书面形式作出的责令限期拆迁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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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强制执行/拆迁裁决/责成强制拆除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3年贵州某方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某方公司)经贵阳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在贵阳市省府北街及其相邻地段修建商住楼。1995年6月该公司领取拆迁许可证。于某某私房位于拆迁范围。某方公司因未能与于某某就安置补偿达成一致,向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贵阳市住建局)申请裁决。贵阳市住建局于1996年3月11日作出(1996)筑迁裁字第9号裁决,由某方公司在贵阳市花溪大道北段7**号“贵溪商住楼”安置被拆迁人于某某。于某某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向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裁决。同年3月22日,某方公司申请强制执行该裁决。贵阳市房屋拆迁安置管理处(以下简称贵阳市拆迁处)、贵阳市住建局审核同意后上报贵阳市人民政府。经贵阳市人民政府审批决定后,贵阳市住建局以贵阳市拆迁处名义于6月18日张贴(1996)筑迁执告字第9号拆迁公告,称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贵阳市建设拆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限被拆迁人于同年6月20日前搬迁完毕,逾期不搬将强制搬迁。因于某某到期仍未搬迁,贵阳市拆迁处于6月24日对于某某的房屋进行了强制拆迁。于某某对强制拆迁行为不服,向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贵阳市住建局实施的拆迁行为,判决赔偿房屋及其他财产损失。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9月1日作出(1998)筑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撤销贵阳市住建局于1996年6月24日对于某某所作的强制拆迁行为。一审宣判后,贵阳市住建局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12月20日作出(1998)黔行终字第12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宣判后,贵阳市住建局仍不服,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11月24日作出(2000)黔行再终字第2号再审行政判决: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筑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黔行终字第12号行政判决。二、驳回于某某的诉讼请求。
再审宣判后,于某某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2日作出(2012)行提字第17号再审行政判决:1.撤销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黔行再终字第2号行政判决、(1998)黔行终字第12号行政判决和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筑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2.确认贵阳市住建局实施的强制拆迁行为违法。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1991年施行的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被拆迁人在拆迁裁决规定的拆迁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绝拆迁的,贵阳市人民政府可以进行强制拆迁。但作为申请和实施强制拆迁依据的(1996)筑迁裁字第9号裁决,此前已被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作出的(1996)云行初字第13号判决撤销,该判决书已于1996年5月17日向双方当事人送达。因此,贵阳市住建局及贵阳市拆迁处于1996年6月24日强制拆迁于某某房屋,缺乏法律依据。
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强制拆迁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先行作出责令限期拆迁的决定;在责令限期拆迁决定所指定的期限内被拆迁人逾期仍不拆迁的,方可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且责令限期拆迁和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的决定,应当经法定程序并以书面形式作出,相关决定还应依法送达被拆迁人。本案贵阳市人民政府以分管副市长在相关申请报告上签署意见,并以此取代应以书面形式作出的责令限期拆迁决定和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决定及相应的送达程序,亦不符合上述规定要求。
因贵阳市拆迁处不具备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故违法责任应由贵阳市住建局承担。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黔行再终字第2号判决将该强制拆迁行为认定为合法显属不当,依法应予纠正。因违法强制拆迁行为已经实施完毕且不具备可撤销内容,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违法判决。申请再审人于某某历经多年诉讼仍未得到安置补偿,贵阳市住建局与拆迁人某方公司应依法对于某某的房屋进行补偿或妥善安置;因违法实施强制拆迁给于某某造成的其他财产损失,亦应依法予以赔偿。
裁判要旨
1.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公定力、确定力与执行力,行政机关即应当采取措施保证执行,相对人也有履行的义务。行政行为事后被行政机关自行撤销或者司法机关判决撤销的,在撤销前已经依据该行政行为实施的强制行为,虽然强制执行的时点具有执行依据,也符合法律规定,但仍应通过执行回转,或者引导对被撤销的行政行为赔偿程序来解决相对人权利保护问题。如果强制执行前,撤销该行政行为的裁判文书已经生效并且送达,强制执行行为应当立即终止。即便相关裁判文书尚未生效,由于行政行为效力处于待定状态,强制执行行为一般也宜中止。拆迁补偿安置裁决是实施强制拆迁的基础;拆迁补偿安置裁决被撤销后,强制拆迁不得继续实施。
2.行政机关内部的公文流程与审批程序完结后,仅意味着对行政机关而言,相应行政行为内容已经形成意思表示并产生既决力,未经集体决策或者启动变更程序,对内容不得随意变更或者废止。但是,对相对人而言,仍需要作出书面决定,载明所依据的事实与法律,加盖单位公章并有效送达后始产生既决力。行政机关作出限制相对人权利的行政行为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县级人民政府负责人签署的同意强制拆迁意见,不能代替应经法定程序并以书面形式作出的责令限期拆迁决定。
关联索引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7条
一审: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筑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1998年9月1日)
二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黔行终字第12号行政判决(1998年12月20日)
第一次再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黔行再终字第2号行政判决(2000年11月24日)
第二次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2)行提字第17号行政判决(2012年7月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某煤矿诉湖南省永兴县人民政府行政强制执行及行政补偿案
2023-12-3-003-013 · (2017)湘10行初53号 ·
行政行政强制执行行政赔偿正当程序合理补偿
裁判要旨:现行立法虽然未对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标准与程序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仍应遵守正当程序与法治的基本要求。落后小煤矿因公共利益而被关闭退出,其有权利主张公平合理的补偿,但该补偿应仅限于因关闭退出造成的直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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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强制执行/行政赔偿/正当程序/合理补偿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煤矿位于湖南省永兴县马田镇忠和村二十组,主要经营范围为煤炭开采、销售。2010年,湖南省人民政府、郴州市人民政府分别作出文件、批复,确定某煤矿为煤矿整顿重组整合后保留的煤矿,煤矿开采证照齐全。2011年3月,经郴州市煤炭局批复,同意某煤矿进行技术改造,技改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投产。2011年6月14日,某煤矿制定股份内部转让方案,决定将其现有股份5118万元在股东内部进行竞标转让。2011年6月21日,取得竞标资格的原股东在永兴县马田镇人民政府安监站进行竞标,李某海以3680万元的报价中标。2011年6月26日,李某海与李某签订《合伙协议》,双方约定:李某认缴出资款2576万元,占股份总额70%。2011年8月,永兴县人民政府向湖南省国土资源厅承诺解决全县8家煤矿采矿权平面重叠问题。通过投资技术改造,经验收合格,永兴县人民政府准许某煤矿于2012年12月12日起恢复生产。2013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99号),对9万吨/年及以下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矿依法重点关闭,到2015年底全国关闭2000处以上小煤矿,各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小煤矿关闭工作,要制定关闭规划,明确关闭目标并确保近期完成。2014年5月12日,国家安监总局等十二部门下发《关于加快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工作的通知》(安监总煤监〔2014〕44号)也作出相应部署,明确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关闭煤矿决定。2014年5月30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湘政办发〔2014〕38号)《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意见》,对加强湖南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要求依法关闭9万吨/年及以下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煤矿。并明确全省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工作由省人民政府领导,市州人民政府负责,县市区人民政府落实。湖南省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关于印发《湖南省落后小煤矿关闭工作总体方案》(湘煤关退办〔2014〕1号),明确由有关市、县人民政府对关闭矿井作出关闭决定,并将应关闭矿井依法关闭到位。2014年7月23日,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煤炭管理局作出关于印发《湖南省小煤矿关闭退出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湘财企〔2014〕54号),明确湖南省财政厅按标准将省本级专项资金拨付至相关市州,有关市州可以结合关闭退出煤矿的生产(建设)规模、建设进度、职工安置人数、厂地关系处理等因素对专项资金实行再分配。
永兴县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14年7月21日作出《永兴县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评分标准(讨论稿)》,于2014年7月23日召集相关煤矿召开永兴县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评分标准讨论会,某煤矿董事长梁某福参加了此次讨论会。2014年8月7日,永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制定《永兴县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评分办法》及《永兴县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评分标准》,组织人员对小煤矿进行评分,按评分排序,完成关闭落后小煤矿工作。2014年9月16日至18日,评分结果公示,某煤矿评分550分,排名第八。2014年9月9日,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关于印发《郴州市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郴政办函〔2014〕163号)、《郴州市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坚持依法办矿、依法关矿,对照标准、政策引导,积极引导小煤矿选择关闭退出。2014年9月18日,永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关于印发《永兴县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及《永兴县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工作实施方案》,按评分结果由低分到高分顺序确定关闭退出煤矿,明确永兴县直接关闭煤矿的煤与瓦斯突出煤矿按900万元/矿的标准予以奖补(省政府该项奖补资金为600万元/矿)。2014年9月,湖南第一工业设计研究院作出《湖南省永兴县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实施(规划)方案》,认为:某煤矿的设计生产能力、核定生产能力均为6万t/a,现状条件不满足保留矿井要求;该矿全部重叠于芝兰冲煤矿之上,无扩界范围,也无法就近整合,且煤矿主动申请关闭,故该矿不再保留;工作方案:该矿井直接关闭退出。2014年9月30日,湖南省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关于郴州市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总体方案的复函》,原则上同意郴州市上报的《关于审批郴州市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工作实施方案的请示》,同意该方案确定的总体思路和工作目标、关闭退出和保留矿井条件。2014年10月14日,永兴县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对马田镇井岗二矿等13个煤矿企业实施关闭的决定》(永政发〔2014〕18号),决定直接关闭某煤矿。该决定于2014年10月17日至10月22日在永兴县电视台公告播出,未直接送达某煤矿。随后,永兴县相关职能部门对决定关闭煤矿的有关证照提请注销。与此同时,永兴县人民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与某煤矿股东之间就关闭煤矿的时间及奖补金额问题进行多次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2014年11月4日,永兴县人民政府组织人员对某煤矿进行强制拆除、关闭矿井。某煤矿被强制关闭以后,永兴县人民政府与某煤矿仍然就奖补金问题继续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
某煤矿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确认永兴县人民政府决定关闭并强制拆除某煤矿的行政行为违法;2.判令永兴县人民政府赔偿损失63,916,425元及相应利息;3.判令永兴县人民政府承担诉讼费、鉴定费、律师费等。
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2017)湘10行初53号行政判决:1.确认永兴县人民政府强制关闭某煤矿的行政行为违法;2.永兴县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赔偿某煤矿10117100元;3.永兴县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赔偿某煤矿鉴定费200000元;4.驳回某煤矿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某煤矿、永兴县人民政府均不服提起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9日作出(2019)湘行终63号行政判决:1.撤销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10行初53号行政判决;2.永兴县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支付某煤矿政策性关闭奖补资金1060万元;3.驳回某煤矿的诉讼请求。
二审宣判后,某煤矿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4日作出(2020)最高法行申1472号行政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某煤矿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落后煤矿关闭退出,是执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99号)等文件要求,事关安全生产、生态保护和环境资源有效利用的专项工作,应依法开展并注重矿业权人的权益保护。虽然现行立法未对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标准与程序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仍应遵守正当程序与法治的基本要求。根据国办发〔2013〕99号文件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等十二部门下发的《关于加快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工作的通知》(安监总煤监〔2014〕44号)的要求,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意见》(湘政办发〔2014〕38号)、湖南省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关于印发〈湖南省落后小煤矿关闭工作总体方案〉的通知》(湘煤关退办〔2014〕1号)等文件,对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条件、程序和步骤作了明确规定。上述文件可以作为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判断标准。
本案中,依照上述规定,某煤矿为生产能力6万吨/年的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属于直接关闭煤矿之列,某煤矿对此亦予以认可。永兴县政府作出18号关闭决定前,制定并公示了永兴县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评分标准(讨论稿),征求了各家煤矿的意见,某煤矿亦参加了评分标准的讨论。永兴县政府根据正式公布的《永兴县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评分办法》及《永兴县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工作实施方案》,通过对小煤矿进行评分确定某煤矿属于被关闭之列并予以公示。某煤矿并未在公示期间对结果提出异议。而后湖南省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出《关于郴州市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总体方案的复函》(湘煤关退办函〔2014〕22号),同意关闭郴州市人民政府上报的包括某煤矿在内69处煤矿;永兴县政府根据该复函精神,于2014年10月14日作出18号关闭决定并在该县电视台予以公示;随后,永兴县政府多次与某煤矿就有关补偿问题进行协商;在协商未果、催告督促无效且政策规定的关闭验收时间将至之际,永兴县政府根据省、市、县三级政府关于县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工作实施方案中所规定的程序和方式,实施了封闭矿井行为。因此,某煤矿的整个关闭退出过程是多环节的综合过程,涉及不同主体不同行为,历经不同程序不同阶段,总体上符合国务院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相关文件的规定。某煤矿主张永兴县政府在整个关闭退出程序中未充分听取其陈述和申辩意见,迳行关闭煤矿,造成其财产损失,但永兴县政府已在实施关闭行为之前与某煤矿多次协商,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仅对矿井地下设施采取封闭措施,尚未超出必要的限度。整个关闭退出行为总体上符合法律和相关政策性文件规定的精神,不宜认定违法。
某煤矿因公共利益而被关闭退出,其有权利主张公平合理的补偿,但该补偿应仅限于因关闭退出造成的直接损失。根据本案资产评估报告显示,关闭退出时某煤矿的实物资产共计2538.84万元,其中井下资产为1011.71万元,井上资产为1527.13万元。由于某煤矿的井上资产并未因关闭退出而毁损,其实物价值仍然存在,某煤矿可自行搬迁或另行处置,因此不宜纳入直接损失范围。因关闭行为而对井上资产等造成的间接损失,湘应急联〔2019〕7号文等相关文件已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即通过产能置换和存量土地利用政策,支持被关闭矿区土地再开发再利用,鼓励煤矿转型发展。永兴县政府亦允诺某煤矿可在一定年限内继续按原用途和土地权利类型使用土地,并支持其利用井上资产发展现代农业、休闲产业等项目。因此,二审法院依据涉案政策性关闭奖补资金的文件,判决永兴县政府支付某煤矿奖补资金1060万元,已经可以弥补其因关闭退出造成井下资产1011.71万元的直接损失。对于某煤矿主张合伙份额转让价款、技改负债本息以及评估费、鉴定费、诉讼费等损失问题,已经包含在井上、井下等资产评估价格之中。就采矿权价值补偿的问题,某煤矿可根据《湖南省关闭煤矿采矿权价款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备用金退付和处置商业性煤炭探矿权补助方案》(湘国土资函〔2014〕307号)的规定,依法申请退付;永兴县政府业已承诺将积极配合、支持申报。
当然,永兴县政府在下一步对某煤矿剩余资产处置工作、转型发展以及申请采矿权价款退付、矿区土地与附属设施再利用再开发时,应当充分考虑某煤矿因维护公共利益配合关闭退出而客观存在的间接损失,积极落实关闭煤矿后存量土地和企业转产政策,促进产业优化转型,多措并举,最大限度减少某煤矿的间接损失。
裁判要旨
现行立法虽然未对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标准与程序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仍应遵守正当程序与法治的基本要求。落后小煤矿因公共利益而被关闭退出,其有权利主张公平合理的补偿,但该补偿应仅限于因关闭退出造成的直接损失。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8条、第35条、第36条、第37条、第38条、第39条
一审: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湘10行初53号行政判决(2018年11月29日)
二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湘行终63号行政判决(2019年4月29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1472号行政裁定(2020年9月1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徐某等4人诉上城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
2023-12-3-020-004 · (2017)浙01行初260号 ·
行政诉讼行政赔偿强制拆除房屋起诉条件适格被告
裁判要旨:街道办事处在有关人民政府未进行委托的情况下,其以自己的名义单独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街道办事处是适格被告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而不宜以相应的人民政府为被告。街道办事处作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委托范围内所从事的行为,由委托人房屋征收部门承担其后果,由此引发的诉讼,亦由房屋征收部门作为适格被告并承担相应责任。街道办事处超出房屋征收部门委托范围,违法以拆除危房名义实施的房屋拆除行为,应当由其自己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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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诉讼/行政赔偿/强制拆除房屋/起诉条件/适格被告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徐某等4人居住的杭州市上城区南兴加儿巷X号房屋被列入杭州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侯潮路站二期项目征收红线范围内。2015年12月29日,实施单位拆除涉案房屋部分屋顶、东墙、西墙、东墙的公共进出门。徐某等4人以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确认2015年12月29日上城区政府强行拆除杭州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侯潮路站二期项目征收红线范围内南兴加儿巷X号房屋的行为违法;2.判令上城区政府赔偿南兴加儿巷X室之2陆某娣户因2015年12月29日上述强拆行为导致陆某娣个人财物灭失经济损失人民币50万元,居住损失人民币50万元,精神损害费人民币100万元;3.判令上城区政府赔偿南兴加儿巷X号204室之1姚某程户因上城区政府上述强拆行为导致姚某程、徐某、徐某个人财物灭失经济损失人民币100万元,居住损失人民币100万元,精神损害费人民币300万元;4.判令上城区政府赔偿徐某人民币219.73万元;5.判令上城区政府赔偿徐某因上述强拆行为导致工作财物灭失,致使徐某至今无法从事母婴类电商微商工作的经济损失人民币500万元。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1日作出(2017)浙01行初260号行政裁定,驳回徐某等4人的起诉。
一审宣判后,徐某等4人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7日作出(2017)浙行终1470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二审宣判后,徐某等4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3日作出(2018)最高法行申1954号行政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徐某等4人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中,各方对街道办事处以拆除危房的名义实施拆除的事实,并无异议,分歧仅在于谁是最终的责任主体并以此确定适格被告。
首先,街道办事处作为派出机关可以自己名义独立作出行政行为并承担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可以设立行署,县、自治县的人民政府可以设立区公所,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设立街道办事处,分别作为同级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与行政机关设立的行使该行政机关部分行政职权的派出机构不同,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派出机关是独立的行政主体,能够以自己名义独立作出行政行为并独立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街道办事处在有关人民政府未进行委托的情况下,其以自己的名义单独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对由此产生的诉讼,街道办事处是适格被告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而不宜以派出机关即相应的人民政府为被告。因此,否定街道办事处的被告主体资格,而主张一律以设立的人民政府为被告的观点,不符合上述规定精神,也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范目的落空,也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
其次,即使认定街道办事处实施的强制拆除,系以房屋征收部门委托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名义而实施,对相应的法律后果也应由房屋征收部门承担,而不应由作为征收主体的市、县级人民政府承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征补条例》)第四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第五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可以委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房屋征收部门对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委托范围内实施的房屋征收与补偿行为负责监督,并对其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进一步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过程中作出行政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征收实施单位受房屋征收部门委托,在委托范围内从事的行为,被征收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房屋征收部门为被告。据此,街道办事处既非征收主体,也非组织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房屋征收部门,而只可能是按照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分工,接受房屋征收部门的委托,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具体工作的被委托单位。因此,街道办事处作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委托范围内所从事的行为,由委托人房屋征收部门承担其后果,由此引发的诉讼,亦由房屋征收部门作为适格被告并承担相应责任。再审申请人坚持以上城区政府为被告,亦不符合上述规定情形。
最后,街道办事处超出房屋征收部门委托范围,违法以拆除危房名义实施的房屋拆除行为,应当由其自己承担法律责任。本案更为特殊之处在于,强制拆除行为虽然形成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过程中,本应受《征补条例》调整,并应当以《征补条例》有关征收补偿具体职权规定确定适格被告。但是,由于涉案房屋被拆除并非因征收而进行,而是以拆除危房的名义而实施。在此情形下并不宜仅依《征补条例》规定的相应行政主体的行政职权,判断行为主体、诉讼主体和责任主体,也不能仅以涉案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确定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适格被告。就本案而言,房屋征收部门虽委托紫阳街道办事处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具体工作,但紫阳街道办事处以自己名义实施的危房拆除行为,并非适用《征补条例》的规定对国有土地上的合法房屋所具体实施的征收补偿,而是适用《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的危房拆除行为,而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紫阳街道办事处系受房屋征收部门的委托实施的危房拆除行为。因此,对紫阳街道办事处明显超出房屋征收部门委托范围而自己独立实施的行为,应当由其自己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有关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超出法定授权范围实施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实施该行为的机构或者组织为被告的规定,亦体现了“谁行为,谁负责,谁为被告”的基本理念。再审申请人如对涉案强制拆除行为不服,应以紫阳街道办事处为被告提起诉讼,而不应以人民政府为被告。再审申请人在一审法院释明变更被告后,拒绝变更,仍坚持以人民政府为被告,无法律依据。
需要强调的是,否定涉案房屋系因征收而拆除,是基于本案的证据和事实,并非认可市、县级人民政府、以及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甚至房屋征收部门委托的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可以违法以拆除危房的名义进行合法的征收搬迁。行政主体在征收拆迁过程中,违反《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的立法目的和法定条件,采取违法拆危的方式进行征收拆迁,人民法院不应予以支持;造成物权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裁判要旨
街道办事处在有关人民政府未进行委托的情况下,其以自己的名义单独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街道办事处是适格被告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而不宜以相应的人民政府为被告。街道办事处作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委托范围内所从事的行为,由委托人房屋征收部门承担其后果,由此引发的诉讼,亦由房屋征收部门作为适格被告并承担相应责任。街道办事处超出房屋征收部门委托范围,违法以拆除危房名义实施的房屋拆除行为,应当由其自己承担法律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1款、第5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20条
一审: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1行初260号行政裁定(2017年10月11日)
二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行终1470号行政裁定(2017年12月27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1954号行政裁定(2018年6月13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李某霞诉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政府行政强制及行政赔偿案
2023-12-3-020-005 · (2018)湘11行初76号 ·
行政行政赔偿强制拆除房屋危房改造滥用职权
裁判要旨:征收程序启动后,行政机关在对征收范围内大部分房屋已经完成征收的情况下,又对案涉房屋进行危房鉴定,并以案涉房屋属于危房为由组织强制拆除,属于滥用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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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赔偿/强制拆除房屋/危房改造/滥用职权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8月17日,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政府公布《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政府关于永州市湘永路建湘大厦房屋征收的通告》,决定征收永州市冷水滩区湘永路建湘大楼房屋及建(构)筑物。李某霞在建湘大楼一楼自有一套私有房产,房产证号为永房权证冷水滩字第00**4518号,建筑面积20㎡,用途为商业,与他人在建湘大楼三楼共有一套私有房产,房产证号为永房权证冷水滩字第00**0018号,建筑面积618.36㎡,李某霞占五分之一123.672㎡,用途为商业,均在征收范围内。
2015年9月2日,永州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在建湘大楼拆迁范围内张贴了《关于协商产生评估机构的公告》,2015年9月15日张贴《关于投票抽签选择房地产评估机构的公告》,大部分建湘大楼被征收户参加了抽签选定评估机构。2016年8月15日,永州金典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受永州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委托,对李某霞的房屋进行了评估,价值时点为2015年8月17日。其中,永房权证冷水滩字第00**4518号房屋,评估建筑面积38.04㎡,房地产价值(不含室内装饰装修、附属物价值)单价13640元/平方米,总计518866元。永房权证冷水滩字第00**0018号房屋,评估建筑面积123.672㎡,房地产价值(不包含室内装饰装修、附属物价值)单价5845元/平方米,总计722863元。评估结果以《湘永路建湘大楼房屋征收分户评估结果一览表》的形式,张贴在拆迁范围内。
2018年3月25日,冷水滩区人民政府书面委托永州市房产局对建湘大楼进行危房鉴定。湖南昌衡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受湘永西路改造征地拆迁指挥部的委托,对建湘大楼进行了结构安全性检测鉴定,并于2018年4月12日出具鉴定报告,依据《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2015,评定房屋现有主体结构的安全性鉴定等级为Dsu级,建议停止使用并进行拆除处理。2018年5月14日,永州市房产局向冷水滩区人民政府出具《危险房屋通知书》、永房危[2018]05号《永州市危险房屋紧急避险通知书》。2018年7月2日,冷水滩区政府作出冷政函[2018]52号《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政府关于对建湘大楼D级危房业主及租赁户实施紧急安全避险搬迁的通告》,以建湘大楼经湖南昌衡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鉴定为D级危房,为及时消除公共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由,通告业主及租赁户10日内紧急搬迁撤离,对原D级危房所有权人将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政策予以补偿。2018年8月3日上午,冷水滩区人民政府对李某霞的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在强拆之前,李某霞腾空了房屋。
李某霞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确认冷水滩区人民政府强拆建湘大楼的行为违法;2.责令冷水滩区人民政府公开书面道歉;3.由冷水滩区人民政府赔偿损失4720619元。
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31日作出(2018)湘11行初76号行政判决,1.确认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政府于2018年8月3日对永房权证冷水滩字第00**4518号房屋和永房权证冷水滩字第00**0018号房屋所有权证中李某霞所有的123.672㎡房屋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2.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政府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李某霞支付赔偿金1639349.8元;3.驳回李某霞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李某霞不服提起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2日作出(2018)湘行终1991号行政判决,1.维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11行初76号行政判决的第1项;2.撤销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11行初76号行政判决的第2项、第3项;3.责令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作出行政赔偿决定;4.驳回李某霞要求公开书面道歉的诉讼请求。
二审宣判后,李某霞、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政府分别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7日作出(2019)最高法行申11659号行政裁定:驳回再审申请人李某霞、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政府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冷水滩区政府在对包括李某霞房屋在内的建湘大楼启动征收程序后,应当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程序,与李某霞户签订安置补偿协议或者作出安置补偿决定,并在给予补偿后要求李某霞搬迁。如李某霞在法定期限内拒绝搬迁,冷水滩区政府可在人民法院裁定准予强制执行后依法实施强制搬迁。此既体现依法行政要求,也能快速地完成公共利益建设。但本案征收项目自2015年启动后,虽进行了评估等程序,但在未能与李某霞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况下,未及时作出安置补偿决定,从而造成征收拆迁工作的拖延。冷水滩区政府在对建湘大楼的大部分房屋已经完成征收,又于2018年对建湘大楼进行危房鉴定,并以案涉房屋属于危房为由组织强制拆除,有滥用职权之嫌;且在实施过程中未依据《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所规定的程序和步骤进行。因此一、二审法院判决确认强制拆除行为违法,符合法律规定。二审法院基于被强制拆除房屋的评估报告缺乏合法性,直接确定赔偿金额的条件尚不具备等原因,要求按照有利于保障李某霞房屋产权得到充分赔偿的原则,以作出赔偿时案涉房屋的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为基准来确定赔偿金额,进而判令冷水滩区政府在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作出行政赔偿决定,符合法律规定。
裁判要旨
征收程序启动后,行政机关在对征收范围内大部分房屋已经完成征收的情况下,又对案涉房屋进行危房鉴定,并以案涉房屋属于危房为由组织强制拆除,属于滥用职权。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4条、第3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6条
一审: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11行初76号行政判决(2018年10月31日)
二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湘行终1991号行政判决(2019年4月22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申11659号行政裁定(2020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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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某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诉甘肃省夏河县人民政府单方解除行政协议案
2023-11-3-018-001 · (2019)甘95行初1号 ·
行政单方解除行政协议公共利益政策调整行政优益权
裁判要旨: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行政协议一经订立,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包括行政机关均应当依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但是,在国家法律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协议履行的基础发生变化,继续履行协议可能出现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依法享有行政优益权,可以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造成协议相对人合法权益受损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予以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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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单方解除行政协议/公共利益/政策调整/行政优益权
基本案情
2007年,甘肃省夏河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夏河县政府)与甘肃某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签订水电站开发建设项目合同(以下简称水电站项目合同),约定由某公司在黄河一级支流大夏河开发建设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3500千瓦。某公司做了前期准备工作,但项目一直未进入开工建设阶段。2013年10月颁布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已修正,以下简称《甘南州条例》)规定,自治州辖区内禁止开发建设五万千瓦及以下水电建设项目。2016年4月,县水务水电局通知某公司,决定禁止开发案涉水电站。同年12月,县发展和改革局、水务水电局、原环境保护局、原国土资源局下发情况说明,取消案涉水电站开发建设项目计划。2017年2月,夏河县政府向某公司发函,收回与其签订的案涉水电站项目建设开发权,取消相关开发建设项目计划。某公司诉至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夏河县政府解除案涉水电站项目合同的行为违法。
甘肃矿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2019)甘95行初1号行政判决:驳回某公司确认夏河县政府解除水电站项目合同行为违法的诉讼请求。某公司提起上诉,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甘行终434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系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引发的行政案件。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因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需要,或遇法律政策有重大调整时,行政机关依法享有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权利,但因此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受损的,应当依法予以补偿。夏河县政府与某公司签订水电站项目合同。案涉水电站位于夏河县王格尔塘镇境内,是大夏河干流水能梯级开发规划的第10级电站,总装机容量13500千瓦,设计年度发电量5400万度。案涉协议于2007年6月签订后,至2013年10月《甘南州条例》颁布施行,案涉水电站项目未实际开工建设,某公司所做工作为项目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项目并未进入开工建设阶段,应当受上述条例约束。行政协议约定拟建水电站发电量为13500千瓦,在甘南藏族自治州辖区内不符合开工建设条件,应当予以禁止。夏河县政府作为行政管理者在本案中享有优益权,可以根据上述条例规定,为实现其对辖区生态环境保护的职能,维护公众环境权益,解除案涉协议。
裁判要旨
行政协议是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行政协议一经订立,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包括行政机关均应当依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但是,在国家法律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协议履行的基础发生变化,继续履行协议可能出现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行政机关依法享有行政优益权,可以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造成协议相对人合法权益受损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予以补偿。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63条、第69条、第89条
一审:甘肃矿区人民法院(2019)甘95行初1号行政判决(2019年7月12日)
二审: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甘行终434号行政判决(2019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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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诉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济南市历城区华山街道姬家庄村民委员会行政协议案
2023-12-3-018-002 · (2022)鲁7101行初328号 ·
行政行政协议无权处分调查核实职责可撤销无效
裁判要旨:行政协议兼具“行政性”与“协议性”。对于无权处分的民事合同,民事法律规范中不否认其效力。对于无权处分的行政协议的效力,行政法律法规中并无明确规定,但不能直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认定其有效,因为民事合同中无权处分规定的目的是为保护善意第三人,但行政协议是侧重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相反,应根据行政协议“行政性”的属性来判断。行政协议的“行政性”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如需履行在协议签订前对权利主体和合同标的进行调查核实等职责,以确保所签协议符合客观实际和法律法规的规定。行政机关未严格依法行政履行调查核实职责,导致无权处分协议出现的,此时若认定协议有效,则实际权利人无法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或确认无效之诉,纠正错误,对其而言显失公平,故此时应对协议效力进行否定性评价。对于无权处分的行政协议到底是可撤销还是无效,并不局限于当事人诉求,虑及可撤销的行政行为存在起诉期限的限制,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实际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应以确认无效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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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协议/无权处分/调查核实职责/可撤销/无效
基本案情
济南市历城区华山街道姬家庄村民委员会在该村拥有国有出让土地一宗,并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1996年,济南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租赁上述土地后建设生产和办公用房,开展生产经营活动。2000年,中国某方车辆公司山东分公司与济南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承租上述土地上房屋及院落,租期二十年,其中,济南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所建的部分房屋予以保留,部分房屋在补偿后可以拆除,租期内中国某方车辆公司山东分公司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建造地上建筑物;合同期满地上建筑物无偿归济南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所有;在租赁期内,如国家征用占用,国家支付的补偿费应由双方各自投资建设拥有的不动产的价值分别享受。2003年8月,济南市历城区华山街道姬家庄村民委员会出具《房产证明》,载明济南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租用本村建设用地4.5市亩,建筑物是该公司自己所建。
2018年2月,济南市土地储备中心(甲方)与济南市历城区华山街道姬家庄村民委员会(乙方)与华山建设指挥部(丙方)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合同》,合同载明:甲方收回乙方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对土地及其地上建(构)筑物按照评估价格进行补偿,其中建构筑物按照1号报告评估确定的价格补偿。同日,华山建设指挥部(甲方)与济南市历城区华山街道姬家庄村民委员会(乙方)签订《国有土地附着物补充合同》(以下简称《补充合同》),载明:由于2号评估报告中的地上建构筑物未在主合同中体现,经协商同意,甲乙双方签订此补充合同,甲方同意按照2号评估报告的价格给付乙方。
2020年,中国某方车辆公司山东分公司以济南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为被告、以济南市历城区华山街道姬家庄村民委员会为第三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对应权益的50%及全部地上附着物对应的所有权益归中国某方车辆公司山东分公司所有。2020年5月,上述三方签订《和解协议书》,对《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合同》中载明的土地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达成了和解协议。后中国某方车辆公司山东分公司撤回起诉。但该民事诉讼未涉及《补充合同》中2号评估报告中的地上建构筑物的处理问题。济南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不服《补充合同》,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该合同。
济南铁路运输法院于2022年10月17日作出(2022)鲁7101行初328号行政判决:一、驳回济南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对济南市历城区华山街道姬家庄村民委员会的起诉;二、确认《国有土地附着物补充合同》中涉及地上建(构)筑物的内容无效;三、驳回济南某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提出上诉。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22年12月29日作出(2022)鲁71行终447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行政协议存在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行政协议无效。”行政机关作为行政协议的发起方、监督方,对协议的订立、履行起主导作用,其本身亦负有严格依法行政的责任。当时有效的《济南市国有土地收购储备办法》第七条规定:“土地收购一般按照下列程序进行:……(三)对拟收购的土地及其地上建(构)筑物的权属、权利等有关情况进行调查和审核;”第十条规定:“土地收购应当签订合同。土地收购合同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被收购土地使用权人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土地位置、四至范围、等级、面积、用途,地上建(构)筑物状况及房地产权属情况;”本案中,济南市历城区华山街道姬家庄村民委员会明知其只享有案涉土地使用权,不享有地上物所有权,却对该地上物进行无权处分。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政府在对案涉国有土地进行收储时,未按照当时有效的相关法规的规定,对案涉地上物权属、权利等有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即与济南市历城区华山街道姬家庄村民委员会签订协议,一方面,违反了依法行政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另一方面,严重损害了实际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应当被确认无效。
裁判要旨
行政协议兼具“行政性”与“协议性”。对于无权处分的民事合同,民事法律规范中不否认其效力。对于无权处分的行政协议的效力,行政法律法规中并无明确规定,但不能直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认定其有效,因为民事合同中无权处分规定的目的是为保护善意第三人,但行政协议是侧重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相反,应根据行政协议“行政性”的属性来判断。行政协议的“行政性”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如需履行在协议签订前对权利主体和合同标的进行调查核实等职责,以确保所签协议符合客观实际和法律法规的规定。行政机关未严格依法行政履行调查核实职责,导致无权处分协议出现的,此时若认定协议有效,则实际权利人无法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或确认无效之诉,纠正错误,对其而言显失公平,故此时应对协议效力进行否定性评价。对于无权处分的行政协议到底是可撤销还是无效,并不局限于当事人诉求,虑及可撤销的行政行为存在起诉期限的限制,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实际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应以确认无效为宜。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9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
一审:济南铁路运输法院(2022)鲁7101行初328号行政判决(2022年10月17日)
二审: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2)鲁71行终447号行政判决(2022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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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公司诉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政府行政协议案
2023-12-3-018-003 · (2018)粤09行初40号 ·
行政行政协议民事合同行政优益权
裁判要旨: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目标而签订的具有招商引资协议性质的协议,虽有部分条款具有民事权利义务性质,但总体上是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为基础的综合性招商引资协议;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并非行政机关民法上的权利义务,而系其履行行政管理职责过程中所行使的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因此具有明显的行政协议属性。基于合同约定形成的行政机关违约责任以至赔偿责任,与行政机关因行政行为违法而产生的国家赔偿责任并不完全相同,不以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被撤销或者确认违法为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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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协议/民事合同/行政优益权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20日,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政府下属的综合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与某公司签订《关于解除投资合同的协议》。该协议约定:“一、甲、乙双方同意,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2008年3月17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二、具体的解除条件,按甲方出具的《承诺书》项下的条款,投资协议解除后,关于乙方的经济损失赔偿事宜,双方另行协商,如协商不成,乙方可向项目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三、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某公司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茂南区人民政府继续履行投资协议并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7日作出(2018)粤09行初40号行政判决:驳回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2019)粤行终804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二审宣判后,某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6日作出(2020)最高法行再360号行政裁定,1.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行终804号行政判决;2.撤销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9行初40号行政判决;3.本案发回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再审宣判后,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7日作出(2021)粤09行初54号行政调解书,以调解方式结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一、关于案涉《投资协议》《补充协议书》及《解除协议》的性质问题。
《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行政协议。”本案中,案涉《投资协议》《补充协议书》是茂南区政府及其委托的下属机构为实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目标而签订的具有招商引资协议性质的系列协议。协议的如约履行,将相应提高茂南区经济生产总量,提高茂南区政府财税收入。协议约定了包括项目立项、土地征收拆迁、规划管理、招拍挂程序和土地出让、政府配套政策与资金支持、企业投资规模和纳税要求、相关配套证照办理以及相关优惠政策落实等一揽子事项。上述系列协议虽有部分条款具有民事权利义务性质,但总体上是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为基础的综合性招商引资协议;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并非茂南区政府及其下属机构以机关法人身份而具有的民法上的权利义务,而系其履行行政管理职责过程中所行使的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因此案涉系列协议具有明显的行政协议属性,签订的《解除协议》也当然具有行政协议属性。合同当事人与一、二审法院对案涉《解除协议》的行政协议属性均予以认可,因此,合同当事人在履行《解除协议》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也宜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二、关于《解除协议》约定的解决赔偿的诉讼类型问题。
《解除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投资协议解除后,关于乙方的经济损失赔偿事宜,双方另行协商,如协商不成,乙方可向项目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自2017年签订《解除协议》后,双方虽曾就经济损失赔偿进行协商,但终因差距太大而未能达成一致。因此,某公司在经过合理的协商期限后,选择通过诉讼方式请求人民法院确定赔偿范围及赔偿金额,是依法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权利,也是《解除协议》约定的诉讼权利。此种基于《合同法》和合同约定形成的行政机关违约责任以至赔偿责任,与行政机关因行政行为违法而产生的国家赔偿责任并不完全相同。一审法院认为因不存在被确认违法或无效的行政行为,认定某公司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缺乏依据,属于错误理解行政协议案件中违约赔偿责任与行政行为违法案件中违法赔偿责任。二审法院认为案涉经济损失赔偿纠纷应循民事诉讼途径解决,更是与其认定案涉协议系行政协议的裁判结论自相矛盾。与民事诉讼程序相比,行政诉讼程序更有利于一次性解决案涉系列协议所引发的纠纷。
本案中,根据《补充协议书》的约定,茂南区政府不能解决征地、“三通一平”、交付土地等义务,应在30天内退还某公司所有征地预付款项并计付利息,以及其已支付的费用损失。《解除协议》亦约定“投资协议解除后,关于乙方的经济损失赔偿事宜,双方另行协商,如协商不成乙方可向项目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解除协议》签订后,虽然茂南区政府已于2017年12月29日将某公司先前垫付的投资本金56129600元全额返还,但并不足以弥补对某公司造成的损失。由于系列协议履行不能对某公司造成的损失客观存在,茂南区政府对投资本金利息与已支付的费用等损失亦予以认可,因此在双方无法在合理期限内就赔偿问题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某公司有权依据《解除协议》的约定和《合同法》等规定,诉请违约方承担包括投资本金利息与已支付费用损失等在内的违约赔偿责任。一、二审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和系列协议约定并结合某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确定某公司在缔约、履约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损失、为履行合同而产生的各项费用、已付金钱的利息损失以及其他合法损失等;同时参照《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条等规定,根据双方过错确定具体的责任分担,以保障行政协议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不应要求某公司另行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行政协议纠纷。
裁判要旨
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目标而签订的具有招商引资协议性质的协议,虽有部分条款具有民事权利义务性质,但总体上是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为基础的综合性招商引资协议;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并非行政机关民法上的权利义务,而系其履行行政管理职责过程中所行使的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因此具有明显的行政协议属性。基于合同约定形成的行政机关违约责任以至赔偿责任,与行政机关因行政行为违法而产生的国家赔偿责任并不完全相同,不以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被撤销或者确认违法为前提条件。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1款第11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
一审: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9行初40号行政判决(2018年12月7日)
二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粤行终804号行政判决(2019年10月22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再360号行政裁定(2020年9月1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行政与征收
某公司诉青海省玛沁县政府未按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案
2023-12-3-018-005 · (2019)青26行初4号 ·
行政行政协议擅自变更协议内容未按约定履行行政协议违约责任
裁判要旨: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签订行政协议,应当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及协议约定的权利,并诚信履行协议义务。行政协议因其具有行政性的特征,行政机关在订立、履行行政协议时,享有对合同履行指挥权和监督权、单方变更和解除合同、制裁权等优益权利,但行政机关不得滥用优益权。因客观情况发生变化,行政机关行使优益权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行政机关签订协议后违约行为明显,给相对方造成重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可视情况判决行政机关支付一定比例的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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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行政协议/擅自变更协议内容/未按约定履行行政协议/违约责任
基本案情
2013年9月,青海省玛沁县政府与某公司签订了《文化广场建设协议书》,约定某公司建设文化广场一期、二期所有项目,并约定由青海省玛沁县政府完成一期用地范围内的拆迁安置工作,并做到“三通一平”;如一方违约,造成项目不能正常实施或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应赔偿相应损失,由违约方向守约方按项目投资总额的1%承担违约金。2014年6月,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项目计划投资4.2亿元,资金由某公司自筹。协议签订后,某公司通过出让方式取得一期建设项目用地133亩土地使用权,土地出让价格为9万元/亩。因青海省玛沁县政府未按照协议约定完成一期用地范围内的拆迁安置工作,并做到“三通一平”,某公司实施拆迁安置工作,向被拆迁户支付拆迁安置费共计600万元。在文化广场建设规划中有酒店、影剧院、幼儿园等公共项目,占地面积为约50亩。某公司在建设过程中,青海省玛沁县政府将规划中的酒店未经与某公司协商一致改为建设孵化基地,并将孵化基地、影剧院、幼儿园等公共项目的建设交由其他公司开发建设。青海省玛沁县政府将二期用地交由其他公司开发建设,建设内容为牧民安置房。某公司以物抵债方式向某运输公司支付了土方外运工程款272万元。某公司将文化广场一期室外配套工程分包给其他公司,共支付工程款820万元。青海省玛沁县旅游局购买某公司建设的毛坯房用于建设旅游服务中心,价款为289万元。协议签订后支付了购房款100万元,剩余尾款尚未支付。青海省玛沁县政府以23万元的价格购买了某公司120㎡房屋作为换热站设备间;同时又以7万元的价格购买一部分房屋作为环卫工人休息室和卫生间。上述购房款共计30万元尚未支付。某公司诉讼请求为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3935万元。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2日作出(2019)青26行初4号行政判决:青海省玛沁县政府向某公司赔偿1015万元。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13日作出(2020)青行终23号行政判决:青海省玛沁县政府共支付赔偿金及违约金共计1997万元。
裁判理由
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是某公司主张的文化广场一期室外管网配套建设工程款、侵占土地使用权的损失及违约金应否支持。1.文化广场一期室外管网配套建设工程款。青海省玛沁县政府与某公司签订的《文化广场建设协议书》约定,某公司作为乙方负责文化广场一期、二期建设,其中,一期建设中包含幼儿园、游客服务中心、全面健身活动中心等项目。某公司通过出让方式取得了该建设项目一期133亩土地使用权。但在建设过程中,青海省玛沁县政府将电影院、孵化基地、幼儿园等发包他人建设,占用某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50亩。某公司请求青海省玛沁县政府赔偿文化广场一期室外配套设施费用873万元的一半。从某公司提交的民事调解书来看,实际支付工程款820万元。鉴于青海省玛沁县政府在占用某公司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上述配套工程费用无法准确划定,青海省玛沁县政府应当按占用土地比例承担配套工程费用,即青海省玛沁县政府承担50亩÷133亩×820万元=308万元。2.关于侵占土地使用权的损失问题。青海省玛沁县政府将电影院、孵化基地、幼儿园等发包他人建设,占用某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面积50亩。某公司受让土地使用权的价格为9万元/亩。某公司已经获得“三通一平”费用赔偿的情况下,以土地已改良为净地从而利用价值更大的理由不能成立。侵占土地使用权的损失以某公司受让时的价格计算适当,即50亩×9万元/亩=450万元。3.关于违约金。违约金条款具有补偿性和惩罚性特征。某公司与青海省玛沁县政府签订的《文化广场建设协议书》约定投资总额1%的违约金,该条款系以增加违约方的违约成本,阻止违约行为发生,保证合同顺利履行为目的。当事人在签订协议时应当预见到违约行为将会产生的法律后果,应诚信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但青海省玛沁县政府未完成约定的“三通一平”义务,擅自将规划中的酒店改为孵化基地,将某公司已经取得使用权的土地50亩及二期建设项目交由其他公司开发建设。青海省玛沁县政府应当对上述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应当依据协议约定支付计划投资总额1%的违约金,即支付违约金420万元(4.2亿元×1%)。
裁判要旨
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签订行政协议,应当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及协议约定的权利,并诚信履行协议义务。行政协议因其具有行政性的特征,行政机关在订立、履行行政协议时,享有对合同履行指挥权和监督权、单方变更和解除合同、制裁权等优益权利,但行政机关不得滥用优益权。因客观情况发生变化,行政机关行使优益权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行政机关签订协议后违约行为明显,给相对方造成重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可视情况判决行政机关支付一定比例的违约金。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7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第15条
一审: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青26行初4号行政判决(2019年12月12日)
二审: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青行终23号行政判决(2021年7月13日)
行政与征收 ·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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