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李某诉茌平某氧化铝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2024-11-2-377-001 · (2021)鲁1523民初123号 ·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水污染举证责任因果关系
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本案适用的是法释〔2020〕17号)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请求赔偿,应当就侵权人排放了污染物及侵权人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破坏生态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提供初步的证据材料。只有在被侵权人完成了上述举证责任之后,才应当由侵权人就损害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在水污染侵权责任纠纷中,侵权人排污口在河道下游,而污染场地在上游的,侵权人应当就污染物到达污染场地的可能性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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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水污染/举证责任/因果关系
基本案情
原告李某诉称:原告村庄的土地位于山东省茌平区境内的茌新河西岸。长期以来,我村村民都是使用茌新河水灌溉浇地。2014年原告流转了部分村民的土地40.15亩(其中包括自己的承包地)投资200多万元,建池种植了优质雪莲藕。2016年像往常一样用茌新河水灌溉了藕田。谁料,藕苗出现大量死亡。至当年秋季前藕苗基本死光。原告曾请山东泉林嘉某肥料公司对茌新河水污染的藕田进行检测,结果显示重金属超标。证明茌新河水有“毒”,是造成藕苗死亡的直接原因。此水污染给原告造成植藕损失。为此要求判令被告赔偿因其污染水源给原告造成的作物种植损失296.2万元,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
被告茌平某氧化铝公司辩称: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法院经审理查明:李某于2014年流转了部分村民的40.15亩承包地。开始着手建设藕田并种植了优质雪莲藕,种植过程中,李某抽取茌新河的水进行灌溉,2016年开始藕田出现了减产、绝产的情况。茌新河起源于韩集乡蒋庄南,自南向北最终流入徒骇河,李某种植藕田的位置位于茌新河的上游信源蓄水闸以南,某氧化铝公司的排污口在茌新河下游,信源蓄水闸以北约100米处,该排污口距离李某种植藕田的位置大约2.1公里。根据李某提交的藕池施工现场照片、施工建设相关费用花费,结合证人王某甲、王某乙的证人证言,可以确定李某在2016年前后种植莲藕和藕苗受损的情况属实;结合茌平某氧化铝公司所提供的《取水许可证》和对高户村支部书记于某所做的调查笔录,可以确认李某主张的“排污口”并非茌平某氧化铝公司所有,而是归聊城某公司所有,且通过法院组织现场勘查可以证实,茌平某氧化铝公司的排污口在信源蓄水闸北100米处,属于茌新河的下游,李某种植藕田的位置位于茌新河的上游,排污口距离李某种植藕田的位置约2.1公里;同时,通过核查,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在《关于“请求与申请”的答复》中载明的是“茌平某氧化铝公司排放循环冷却水属‘某集团3个自备电厂循环冷却水未按环评批复要求循环利用,加药处理后直排茌新河’之一”,并未明确指明具体的排放地点是在李某取水灌溉的茌新河上游暨信源蓄水闸以南;山东泉林嘉某肥料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有机无机肥料等生产、销售,农产品的销售、装卸搬运服务等”,从经营范围看该公司没有相应的土壤化验业务,且原告也并未提交该公司有土壤化验资质的证据,其出具的土壤化验单也仅是对李某藕田土壤中的有机质、碱解氮、全氮、速效磷、速效钾及有效(铁、锰、锌、铜)和PH值等含量数据进行了化检分析,进而对如何改良土壤的理化性质,以增加藕产量和提供品质提出建议,并未说明李某化验时的土壤现状是由于取用茌新河河水进行灌溉所致。投资损失统计表为李某本人所出具,除李某提供的个人借条和相关出借人的证明尚可以证实其借款55万元的事实外,李某未能提交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其借款用于藕田生产投资,不能以此来证明其主张的具体损失。
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6日作出(2021)鲁1523民初123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李某提起上诉。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23日作出(2021)鲁15民终200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某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年1月17日作出(2021)鲁民申11347号民事裁定,驳回李某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上诉人李某主张其种植的藕苗因使用了被上诉人排放进茌新河的污水而死亡,上诉人应就被上诉人有排放污染物行为和上诉人的藕苗损害的基础事实及被上诉人排放的污染物或者次生污染物与藕苗死亡存在初步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上诉人李某的藕苗死亡之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对藕苗的死因进行专门鉴定,亦没有报请相关单位对被上诉人排放的生产废水及河道内的其他排污口所排废水进行监测。(1)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藕苗死亡的原因与被上诉人排放的何种污染物有关。上诉人一审中为证明其藕田被污染的情况,提交了山东泉林嘉某肥料公司出具的土壤化验单,但山东泉林嘉某肥料公司经营范围并不具有司法鉴定资质,该化验单并未对藕苗减产或死亡的原因作出分析认定,更关键的是该化验单上的数据也不能证明藕田土壤存在上诉人所称的处于重金属污染状态。一审法院对同样在茌新河信源闸以南河段取水灌溉的茌平区某街道高户村支部书记于某进行调查时其称“没有明显发现水有损害农作物和土地的情况”。(2)茌新河水由南向北流淌,上诉人李某的取水口位于河流上游,双方认可的某公司的排水口位于河流下游,中间间隔一定的距离并有信源闸阻隔,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某公司排出的水能够到达上诉人的取水口。且从现场情况来看,上诉人藕田附近有多个企业,其取水口附近亦存在其他支流汇入茌新河,不能排除其他企业向茌新河排污的情形。二审中,上诉人又称被上诉人污染大气及电石渣是藕苗死亡的原因,但均未提交有效的证据对关联性进行证明。综上,上诉人未完成对污染行为和损害结果的举证责任,也没有完成对上诉人藕田死亡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初步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故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本案适用的是法释〔2020〕17号)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请求赔偿,应当就侵权人排放了污染物及侵权人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破坏生态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提供初步的证据材料。只有在被侵权人完成了上述举证责任之后,才应当由侵权人就损害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在水污染侵权责任纠纷中,侵权人排污口在河道下游,而污染场地在上游的,侵权人应当就污染物到达污染场地的可能性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98条
一审: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法院(2021)鲁1523民初123号民事判决(2021年3月26日)
二审: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15民终2007号民事判决(2021年7月23日)
再审审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鲁民申11347号民事裁定(2022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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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诉临沂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2024-11-2-377-002 · (2022)鲁1327民初633号 ·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环资噪声污染安宁权
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23〕6号)第二十五条规定,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所属或者委托的监测机构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监测数据、形成的事件调查报告、检验检测报告、评估报告等材料,以及公安机关单独或者会同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提取样品进行检测获取的数据,经当事人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在认定当事人的生产行为产生的声音是否超出了一般人的容忍度、侵害了相邻人的安宁权时,可以从环境侵权举证责任分配角度分析,并结合行政机关行政执法调查时委托检测的数值来综合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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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环资/噪声污染/安宁权
基本案情
原告王某诉称:1.判决被告停止制造噪音、排放空气污染物等侵害,排除对原告正常居住和生活的妨碍;2.判决被告支付双方协议规定的每年赔偿款20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临沂某公司辩称:对于原告诉讼请求均不予认可,且原告的事实与理由也与事实严重不符。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合法经营,并没有原告所称的噪音与环境污染,也没有与原告签订任何所谓的赔偿协议。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王某系莒南县壮岗镇某村村民。在本村村外建设养殖设施一处,后在该养殖设施处建设房屋并居住。2019年10月25日,被告临沂某公司成立,并在原告居住地东邻建设耐火材料生产车间等。被告未批先建、未验先投,被临沂市生态环境局处罚,原告也多次投诉。但在被告申请环境影响行政审批时,原告作为相邻关系人签字同意。2020年10月20日,原告收到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王某宁银行转账20000元。2020年11月3日,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印发《关于临沂某公司年产耐火材料36000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主要内容:“……在全面落实报告表及评估报告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后,污染物可达标排放,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临沂市生态环境局核定的总量控制要求。二、项目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三)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采用低噪音设备,采取隔声、消音、减振、增距、绿化等降噪措施后,厂界噪声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原告到临沂市生态环境局临港经济开发区分局投诉被告时,该局组织检测机构对噪音等进行检测。一审法院从该局调取了一份山东冠嘉(检)字[2021]年第XXX号检测报告,主要内容为:“项目名称:临沂某公司噪音检测 委托单位:临沂某公司检测类别:委托检测采样日期:2021年4月9日项目类别:厂界噪音检测点位:厂界四周检测项目:噪音检测频次:昼夜各1次,共4个点位,检测一天采样方法: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检测结果(db(A))厂界东昼间54.5 夜间46.5 厂界南昼间53.8 夜间47.1 厂界西昼间54 夜间47.3 厂界北昼间54.4 夜间47.5。”原告在起诉时提交委托检测报告两份。其中一份主要内容:“样品名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音委托单位:王某检测机构:山东国某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检测日期:2020年6月13日……结论:检测点位1、2、4判定为不合格……”另一份临沂和某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检测报告,主要内容:“项目名称:噪音 委托单位:王某 采样地址:莒南县某村(备注:王某家中)检测日期:2021年12月7日……测点编号:1#测点位置:院内昼间等效连续A声级:59.2夜间等效连续A声级:55.6测点编号:2#测点位置:卧室昼间等效连续A声级:47.6夜间等效连续A声级:43.7噪音源:工业生产。”被告在庭审中亦提交委托检测报告。报告日期为2020年12月17日的山东某衡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检测报告主要内容:“……厂界噪声检测结果一览表单位:db(A)1#东厂界昼间53.2 夜间47.1 2#南厂界昼间53.9 夜间50.6 3#车间西侧昼间61.1 夜间52.4 4#北厂界昼间57 夜间51.9 备注:1.检测期间企业24h连续生产,无法检测背景噪声。2.以上结果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三类限值要求(昼间≤65夜间≤55)。”报告日期为2021年4月11日的山东某衡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检测报告主要内容:“项目名称:临沂某公司噪声检测……检测时间2021-04-09单位:db(A)厂界东昼间54.5 夜间46.5 厂界南昼间53.8 夜间47.1 厂界西昼间54 夜间47.3 厂界北昼间54.4 夜间47.5 备注:检测结果仅对本次采样负责。”报告日期为2021年4月22日的山东某一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检测报告主要内容:“……噪声检测结果一览表单位:db(A)1#厂界东1m处昼间等级声级2021-04-1755.22021-04-1858.9 2#厂界南1m处昼间等级声级2021-04-1752.92021-04-1855.13#厂界西1m处昼间等级声级2021-04-1751.22021-04-1857.44#厂界北1m处昼间等级声级2021-04-1756.32021-04-1855.6……3.企业夜间不生产。”报告日期为2021年12月27日的山东某衡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检测报告主要内容:“厂界噪声检测结果一览表单位:db(A)1#东厂界昼间55.3夜间44.92#南厂界昼间56.7夜间41.33#西厂界昼间57.5夜间454#北厂界昼间58.2夜间47.5备注:检测期间企业24h连续生产,无法检测背景噪声。”
山东省莒南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9日作出(2022)鲁1327民初633号民事判决:一、被告临沂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原告王某2022年度精神损害赔偿金3600元;二、被告临沂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从2023年始至被告停止当前生产行为或者改进生产工艺,重新获得行政机关环境影响批复文件止,于每年12月31日前支付原告王某当年度精神损害赔偿金3600元;三、驳回原告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王某提起上诉。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13日作出(2023)鲁13民终151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某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5日作出(2023)鲁民申8890号民事裁定:驳回王某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环境噪声是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声音。环境噪声污染,是指所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在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件中,受害人对其所受损害及侵害人实施侵害行为承担举证责任,而侵害人对于不承担责任或减轻责任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双方当事人争议焦点:(一)被告的生产行为是否构成噪声环境污染;(二)被告的生产行为如造成噪声污染,给原告造成的损失的范围及大小。
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主张被告的生产行为构成噪声污染,并提供了委托检测报告作为证据,被告辩称并不构成噪声污染,亦提供了多份委托检测报告作为证据,并对是否构成噪声污染申请进行司法鉴定,但法院委托进行司法鉴定未果。噪声在客观上存在不稳定性和不规律性,在原被告委托及法院委托检测时,一方面存在检测的具体位置并不一致,另一方面存在检测时环境并不一致等客观现实,再加上客观上可能存在人为干扰现象,难以保证检测结果的客观性、真实性、准确性。但从举证责任分配角度来看,被告申请重新检测,经过合法程序后仍不能得出鉴定结论,相关不利的后果应由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即被告承担,且被告委托鉴定的噪音检测结果均系是否符合工厂企业厂界的噪声限值标准。一审法院依职权在行政机关调取的检测报告中载明“厂界西昼间54,夜间47.3”,虽然目前农村地区居住区域的环境噪声没有具体限值标准,但可以参照城市居住区域环境噪声昼间55分贝,夜间45分贝的最高限值的规定,甚至应该采用更高限值要求与标准,尤其原告作为被告厂区相邻关系人,在被告建设生产车间之前即在此居住,结合双方当事人委托鉴定结果以及一审法院调取的行政机关调查时委托检测结果,可以认定被告生产行为产生的噪声给原告正常生活造成一定的困扰,侵害了原告的安宁权。原告还主张被告承担大气污染侵权责任,被告提供的相关证据中亦存在大气排放物排放的检测数据,但大气排放物是否对原告造成侵害,还与天气、风向等诸多客观因素存在关联性,被告的大气排放物是否超标以及是否对原告造成损害及范围与大小,双方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无法认定被告排放气体的行为是否对原告构成损害及损害范围与大小。
关于争议焦点二。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要求,可能产生环境污染的工业企业新建、改建及扩建项目,必须在建设前申请相关行政机关进行环境影响审批,否则不得建设并投入生产。本案中,被告在进行环境影响行政审批时,原告作为相邻关系人,应该对被告的生产行为是否存在环境污染进行监督,但原告在获得被告20000元现金后,在行政机关审批时并未提出异议。相邻当事人之间一方正当行使权利时,另一方负有一定程度的容忍义务,但该容忍限度不能超过一般人可容忍的限度。按照环境侵权责任纠纷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原告仍应对被告侵权行为给自己造成的损失后果即范围及大小负有举证责任。原告主张被告每年赔偿损失20000元,其依据主要是原告同意被告获得环境影响行政审批被告给予20000元的事实,而对于是否系每年给予赔偿20000元证据不足,且本案是侵权责任纠纷,原告要求被告承担的是环境侵权责任,而不是违约责任。环境污染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综合被告获得环境影响批复文件时原告签字同意,被告法定代表人支付原告20000元现金,原告现居住的原本是养殖区而非宅基地上房屋等事实和因素,本着衡平双方利益,促进相邻关系和睦的基本原则,酌情认定被告每年给予原告一定精神损害赔偿金,从2022年开始,于每年12月31日前支付原告当年度精神损害赔偿金3600元,直至被告停止当前生产行为或者改进生产工艺,重新获得行政机关环境影响批复文件为止。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23〕6号)第二十五条规定,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所属或者委托的监测机构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监测数据、形成的事件调查报告、检验检测报告、评估报告等材料,以及公安机关单独或者会同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提取样品进行检测获取的数据,经当事人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在认定当事人的生产行为产生的声音是否超出了一般人的容忍度、侵害了相邻人的安宁权时,可以从环境侵权举证责任分配角度分析,并结合行政机关行政执法调查时委托检测的数值来综合评判。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条、第1166条、第1229条、第123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23〕6号)第25条
一审:山东省莒南县人民法院(2022)鲁1327民初633号民事判决(2022年12月9日)
二审: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鲁13民终1516号民事判决(2023年3月13日)
再审审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鲁民申8890号民事裁定(2023年8月1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宁某诉泰安某化工公司、山东某化工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2024-11-2-377-003 · (2023)鲁0921民初3350号 ·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被侵权人举证责任赔偿
裁判要旨:环境污染案件中,被侵权人请求赔偿的,应当就侵权人排放了污染物或者破坏了生态、被侵权人的损害、侵权人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破坏生态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承担证明责任。侵权人系合法排污的,应当适当提高关联性证明标准。被侵权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关联性的,对于其请求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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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被侵权人/举证责任/赔偿
基本案情
泰安某化工公司成立于2004年7月29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者控股),经营范围为: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有毒化学品进出口、劳务派遣服务;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非居住地房地产租赁、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被告山东某化工公司成立于2020年11月24日,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宁某提供照片一张主张泰安某化工公司与山东某化工公司为关联公司。泰安某化工公司不予认可,主张两被告是独立的企业,不是关联企业,被告泰安某化工公司未在原告提供照片显示的场所内进行生产,且被告泰安某化工公司的排污许可证已经到期,并未进行生产;山东某化工公司主张两被告是独立的企业,不是关联企业,山东某化工公司在原告提供照片显示的场所内进行生产,但其有排污许可证,生产过程中的排放符合排放标准。
宁某主张泰安某化工公司与山东某化工公司排放的污染物有毒,提供了2023年3月8日在被告厂区附近录制的视频及照片一宗予以证明。被告山东某化工公司质证意见为:原告录像时距离较远,采用了拉近的方式录像,不能证明该排放气体的单位是我公司;原告称在附近荒沟放羊,说明原告放羊具有流动性,说明原告在化工园区流动放羊,并非固定在某个地方,而化工园区并非我公司一家化工企业;即使证据中显示的是我公司排放的气体,也不能证明排放的气体导致了原告受到伤害。被告泰安某化工公司的质证意见同被告山东某化工公司的质证意见。原告宁某主张受到损害提供了宁阳县第二人民医院诊断证明书、病例及票据一宗予以证明。泰安某化工公司与山东某化工公司认为原告的以上治疗与其没有关联性。2023年3月15日,原告宁某拨打政府热线电话,反映情况。接到上述情况反映后,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与原告宁某取得联系。2023年3月16日,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到被告山东某化工公司厂区进行检查,做出《污染源现场监察记录表》,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常生产,治污设施正常运行,现场异味轻微。经调阅企业氯气报警系统记录,近期未出现厂区氯气浓度超过最高现值。2023年3月23日,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就宁某诊断证明相关情况到宁阳县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核实,并与宁某就诊科室的主任医师进行了对接了解,落实宁某所做的医学检查结果能否作为诊断其为刺激性气体中毒的依据。2023年3月24日,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向宁阳县第二人民医院发出《关于就诊断证明相关情况进行核实的函》,2023年3月29日,宁阳县第二人民医院做出了《关于诊断为“刺激性气体中毒”的情况说明》,患者的诊断证明等病例资料是从医疗角度书写的,只是诊治患者的依据,不能作为其他用途。2023年3月23日,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再次到山东某化工公司进行检查,并作出《污染源现场监察记录表》,现场监察结论为:“现场检查时企业正常生产,氯化钙干燥车间未生产,该车间配套建设2台湿式除尘器,经查看该车间生产设施及运行设施运行正常,未发现环境违法行为”。针对原告宁某的举报,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经调查于2023年3月24日作出《12345政务服务热线结案单》,2023年3月25日作出《山东某化工有限公司信访件调查报告》,该两份材料载明的主要内容为:接到信访来件后,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与信访人电话联系,针对信访人反映的情况,执法人员立即前往宁阳县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核实,经与信访人就诊科室的主任医师对接了解,诊断证明为依据信访人就诊时自主描述出具的,信访人所做的医学检查无法证明其症状为吸入有毒气体所致。同时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于3月23日对信访反映的山东某化工有限公司进行了检查,该公司环保手续齐全,目前正常生产。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治污设施正常运行,现场无明显异味。执法人员现场检查该企业氯化钙干燥车间时该车间未生产,执法人员查看了该车间生产及治污设施运行台账,未发现环境违法行为。该企业厂区设置有氯气报警系统,经调阅氯气报警系统记录,近期未出现厂区氯气浓度超过最高限制的情况。原告宁某对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做出的以上材料均不予认可,主张两张《污染源现场监察记录表》载明的不是2023年3月8日的检测数据,与本案无关;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向宁阳县第二人民医院进行调查取证是违法的,其做出的山东某化工公司不存在违法行为及近期内未出现厂区氯气浓度超过最高限制的结论也是不真实的。
山东省宁阳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7日作出(2023)鲁0921民初3350号民事判决:驳回宁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当事人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因环境污染、破坏生态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环境污染,既包括对生活环境的污染,也包括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环境污染责任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其特殊性首先表现在其采用了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依无过错责任原则,在受害人有损害,污染者的行为与损害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不论污染者有无过错,都应对其污染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对于适用无过错责任的环境侵权,其责任并非绝对责任,侵权人可以依据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提出抗辩,从而免除或者减轻自己的侵权责任。本案原告主张两被告排放污染气体给自己的身体造成损害,给自己的羊群造成损失。被告一泰安某化工公司抗辩称与被告二山东某化工公司并非关联企业,两被告均为独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原告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被告泰安某化工公司生产、排放污染物并造成损害;被告二山东某化工公司抗辩有排污许可证,且经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作出的《山东某化工有限公司信访件调查报告》证明被告山东某化工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水、废气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同时该报告也说明原告提交的宁阳县第二人民医院诊断证明中作出的“刺激性气体中毒”是根据原告宁某在就诊是自主描述,从医疗角度书写的,无法查明是原告吸入有毒气体导致。综合以上分析,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宁阳县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治疗与两被告公司在生产中排放的污染物具有关联性,因此原告宁某要求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不足,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环境污染案件中,被侵权人请求赔偿的,应当就侵权人排放了污染物或者破坏了生态、被侵权人的损害、侵权人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破坏生态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承担证明责任。侵权人系合法排污的,应当适当提高关联性证明标准。被侵权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关联性的,对于其请求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10条、第2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8条、第29条、第3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23〕6号)第5条(本案适用的是2021年1月1日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
一审:山东省宁阳县人民法院(2023)鲁0921民初3350号民事判决(2023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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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伟诉泗阳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泗阳某环保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2024-11-2-377-004 · (2020)苏0724民初1734号 ·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养殖鱼死亡法律上因果关系
裁判要旨:1.生态环境侵权中,被侵权人是否达到关联性举证证明责任,应当综合侵权人的过错及其程度、污染物的性质、时间空间距离、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等多个因素判断。在侵权人系合法排污的情况下,被侵权人仅能提交相关报告说明其养殖鱼死亡系因缺氧所致,而水体缺氧可能存在多种原因,且人民法院已查明损害发生前后一段时期内上游排污口附近水体污染物显著低于下游损害发生地污染物浓度的情况下,尚不足以达到关联性证明标准,不能形成侵权人污染水流造成被侵权人养殖鱼缺氧死亡的因果关系推定。 2.被侵权人明知上游存在企业排污,却仍然在下游养殖鱼造成损害后果的,应当认定被侵权人对损害具有重大过错。侵权人合法排污的,不应就被侵权人的损失承担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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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养殖鱼死亡/法律上因果关系
基本案情
2012年7月,污水处理公司正式运行,接纳开发区境内企业污水进行处理,尾水排入葛东河。2013年5月,污水处理公司的污水处理项目以特许经营的方式交给环保公司经营管理。环保公司的一期排污口设置于葛东河,所排放的污水经葛东河流入徐大泓河,之后进入淮泗河,进而汇入六塘河。
2017年起,张某伟自江苏省在淮安市淮阴区六塘河董渡渡口段经营网箱养鱼,但未取得该河段的养殖许可。除张某伟外,该河段另有其他人经营水产养殖。环保公司的排污口距张某伟养鱼地点约20公里,淮泗河入六塘河口距离张某伟养鱼地点约3、4公里。2019年9月10日上午4时左右,张某伟发现六塘河内鱼虾等生物大量死亡,并与区环保局工作人员沿六塘河向上游寻找污染源,直至在环保公司附近找到排污口。
2019年9月12日,泗阳县环境监测站出具的《六塘河水污染调查监测统计报告》显示:2019年9月10日六塘河养殖户网箱处溶解氧为3.02mg/L,化学需氧量为28mg/L,水质类别Ⅳ类;淮泗河入六塘河口处溶解氧为1.23mg/L,化学需氧量为48mg/L,水质类别劣Ⅴ类。2019年9月25日,淮阴区环境保护局出具了《关于肖某林反映泗阳某污水处理厂污水导致鱼死亡信访事项办理情况的汇报》。该情况汇报载明,9月10日经现场采样、检测,淮泗河入六塘河口处高锰酸盐和总磷分别为9.4mg/L、0.23mg/L,水产养殖处附近高锰酸盐和总磷分别为5.8mg/L,0.12mg/L。2019年11月5日,江苏省水产协会出具了《淮阴区徐溜镇六塘河内网箱养殖鱼类死亡原因总体分析》,认为:2019年9月10日前后鱼死亡,应该是六塘河水体受到污染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剧烈的水质变化,河道水体溶氧严重不足,鱼类严重缺氧所致。
根据相关排污数据显示,环保公司2019年9月8日至9月10日COD排放浓度均未超过30mg/L。另宿迁市泗阳生态环境局复函表示,经查阅行政处罚记录,环保公司2019年未曾因废水超标排放违法行为被该局行政处罚。
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8日作出(2020)苏0724民初1734号民事判决:环保公司赔偿张某伟损失合计204480元,并驳回张某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张某伟、环保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3日作出(2023)苏01民终4521号民事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张某伟全部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环保公司实施了排污行为,张某伟的养殖鱼因缺氧而死亡,其财产受到了损害,环保公司排污行为与张某伟养殖鱼死亡之间具有关联性,但环保公司排污行为与张某伟财产损害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应就张某伟的损失承担侵权责任。理由如下:
1.环保公司正常达标排放污水的行为不会导致张某伟养殖鱼死亡。环保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达标排放的尾水中鱼类可以正常存活。该公司排放口距张某伟养鱼地点约20公里,其间水体的自净功能将使得所排放的有机物的量逐步减少,环保公司正常达标排放的尾水不会造成张某伟养殖鱼死亡。环保公司作为实施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排污单位,根据管理要求,须安装在线监测仪,并与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联网。环保公司主张其在案涉事故发生前后并未超标排污,并提供了其排污数据为证。法院经调查核实,环保公司确未在2019年因废水超标排放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据此,能够认定环保公司在案涉事故发生前后不存在超标排污行为。张某伟自2017年起就在六塘河从事网箱养鱼,环保公司也一直在其上游进行排污,期间并未出现养殖鱼异常死亡的情况,这表明环保公司正常达标排污不会直接造成张某伟养殖鱼的死亡。
2.水质急剧变差系导致养殖鱼因缺氧而死亡的直接原因,正常排污与养殖鱼死亡之间无因果关系。造成水体溶解氧含量不足的原因系短期内水质剧烈变化。江苏省水产协会出具的原因分析表明,张某伟养殖鱼死亡系六塘河水体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剧烈水质变化,鱼缺氧所致;河道因外源排污有机物增多或水体搅动河底淤积物翻腾等情况均有可能引起短期内水质发生剧烈变化,从而导致水体溶解氧含量不足。虽然环保公司所排污水含有有机污染物,但就排污数据看,案涉事故发生前后,环保公司排放污水的化学需氧量浓度均稳定在30mg/L左右,未出现大幅波动,明显不足以导致鱼类缺氧死亡。而事发当天,经检测,在环保公司排污口下游十几公里外的靠近张某伟养殖地点的淮泗河入六塘河口处,化学需氧量浓度高达48mg/L。正常情况下,环保公司所排污水中的有机物会随着河水流动逐步被稀释,如无其他因素影响,下游的化学需氧量浓度应低于上游。据此,能够认定张某伟养殖处水体溶解氧含量急剧下降并非环保公司正常排污行为所致。
3.合法合规排放污染物构成排放区域的环境背景,排污企业对其合法排污造成的他人养殖损失并不当然承担侵权责任。环保公司葛东河排污口的设置系依法设置,其排放污水行为得到了国家的行政许可。接纳达标排放的污水系葛东河及其下游河流的功能之一,环保公司正常排污后的河流水质系该河流正常情况下的水质。案涉污水处理项目于2012年7月正式运行,而张某伟在该河段从事网箱养殖的起始时间为2017年,张某伟养殖区域位于污水处理厂排污口的下游为其开始从事养殖即面临的客观环境背景。张某伟在六塘河进行养殖应考虑水体水质对养殖产生的影响。此时防范企业合法排污行为对养殖造成不利影响的责任在于养殖人而非污水处理厂。即使环保公司合法排污导致了养殖损失,也是因为养殖者未尽到污染防护义务而引发。因自身过错而导致的损失,不能要求他人承担侵权责任。
4.张某伟在六塘河从事网箱水产养殖并未取得养殖许可,不能因其非法养殖的需要阻止企业合法合规排污。张某伟在六塘河从事网箱水产养殖并未取得养殖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家对水域利用进行统一规划,确定可以用于养殖业的水域和滩涂。单位和个人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的,使用者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许可其使用该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张某伟在六塘河水域内从事网箱水产养殖,但并未取得养殖许可,张某伟无权因其在下游从事养殖活动从而要求上游污水处理厂不再排污或改变排污方式。在污水处理厂合法合规排污的前提下,张某伟无权要求污水处理厂对其非法养殖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
1.生态环境侵权中,被侵权人是否达到关联性举证证明责任,应当综合侵权人的过错及其程度、污染物的性质、时间空间距离、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等多个因素判断。在侵权人系合法排污的情况下,被侵权人仅能提交相关报告说明其养殖鱼死亡系因缺氧所致,而水体缺氧可能存在多种原因,且人民法院已查明损害发生前后一段时期内上游排污口附近水体污染物显著低于下游损害发生地污染物浓度的情况下,尚不足以达到关联性证明标准,不能形成侵权人污染水流造成被侵权人养殖鱼缺氧死亡的因果关系推定。
2.被侵权人明知上游存在企业排污,却仍然在下游养殖鱼造成损害后果的,应当认定被侵权人对损害具有重大过错。侵权人合法排污的,不应就被侵权人的损失承担侵权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9条、第1230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第6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11条
一审: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2020)苏0724民初1734号民事判决(2022年6月28日)
二审: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苏01民终4521号民事判决(2023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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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某诉江苏省某公路管理处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2024-11-2-377-005 · (2019)苏0981民初2057号 ·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噪声污染道路噪声精神损害抚慰金
裁判要旨:1.道路噪声污染具有集中性、持续性等特征,对道路两侧居住者生活环境影响较大。此类案件的审理,应当综合道路噪声是否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危害的公共性、正常人所能忍受的必要限度等因素综合分析判断。道路的管理者,对在道路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噪音超标等问题,应当采取积极措施予以解决。 2.噪声污染会让人产生精神痛苦,此点已为公众所普遍认可,且具有科学的理论基础。因此,噪声明显超标构成污染的,虽受害人未出现明显的损害后果,也应当认定损害已经发生。在此基础上,根据一般日常经验法则,综合考量当地居民收入情况、房屋距离等因素,酌定一定数额的损害赔偿金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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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噪声污染/道路噪声/精神损害抚慰金
基本案情
周某居住的房屋位于江苏省东台市境内的新204国道20米建筑控制区内,属于2011年国道建筑控制区划定前已经存在的合法建筑物。东台市环境监测站对周某房屋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监测,结果为:昼间65.7分贝;夜间64.9分贝。根据2008年10月起施行的《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规定,昼间标准值为:≤70分贝;夜间标准值为:≤55分贝。江苏省某公路管理处负责204国道(某段)的建设、养护、路政、调度管理和公路服务与应急处置等工作。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9日作出(2019)苏0981民初2057号民事判决:江苏省某公路管理处在判决生效后90日内在204国道(某段)与周某住房之间设置隔音设施,使周某住宅的噪声达到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程度;并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赔偿周某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江苏省某公路管理处不服,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8日作出(2020)苏01民终168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江苏省某公路管理处作为204国道(某段)的管理人,在该公路营运过程中发现噪声超标情况,应采取积极措施进行处理,即在204国道(某段)与周某住房之间设置隔音设施,使周某住宅的噪声达到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程度。同时,周某因噪声影响休息致精神受到伤害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结合204国道(某段)噪声污染的时间和强度、周某房屋与204国道(某段)的距离等因素,酌定江苏省某公路管理处赔偿周某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
裁判要旨
1.道路噪声污染具有集中性、持续性等特征,对道路两侧居住者生活环境影响较大。此类案件的审理,应当综合道路噪声是否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危害的公共性、正常人所能忍受的必要限度等因素综合分析判断。道路的管理者,对在道路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噪音超标等问题,应当采取积极措施予以解决。
2.噪声污染会让人产生精神痛苦,此点已为公众所普遍认可,且具有科学的理论基础。因此,噪声明显超标构成污染的,虽受害人未出现明显的损害后果,也应当认定损害已经发生。在此基础上,根据一般日常经验法则,综合考量当地居民收入情况、房屋距离等因素,酌定一定数额的损害赔偿金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7条、第1229条、第1230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15条、第65条、第6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2条、第86条(本案适用的是2018年12月29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2条、第61条)
一审: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2019)苏0981民初2057号民事判决(2019年12月19日)
二审: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1民终1686号民事判决(2020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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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家庭农场诉某县自然资源与规划局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2024-11-2-377-006 · (2022)冀0525民初1495号 ·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政府部门组织飞机喷洒农药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认定
裁判要旨:环境污染侵权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有别于一般的侵权行为,依法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被侵权人就污染事实的关联性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后,侵权人应就污染事实与损害结果不具有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败诉的不利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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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政府部门组织飞机喷洒农药/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认定
基本案情
2022年4月17日某县自然资源与规划局(以下简某自规局)与某航空飞行服务有限公司签订《邢台市2022年度飞机喷药防治春尺蠖(宁晋片区)飞机租赁服务项目合同》,由某航空飞行服务有限公司实施飞防作业,并约定了项目概况、服务期限、项目实施、违约责任等。2022年3月30日某自规局在其公众号上发布“某县飞机施药防治春尺蠖害虫的通告”,对飞防时间(2022年4月5日-2022年4月15日)、飞防区域、注意事项等予以告知。2022年4月23日某自规局在其公众号上发布“某县飞机施药防治春尺蠖害虫的通告”,同日在乡镇林业微信群中转发该通告。本次飞防作业范围包括327省道、京港澳高速等,涉及12个乡镇、132个村等,当日天气实况是晴转多云,北风。原告某家庭农场的池塘位于京港澳高速西侧约100米,327省道南侧约500米。原告池塘位置在飞防通告发放乡、村范围内。2022年4月24日上午,某航空飞行服务有限公司在飞防区域内实施了飞防作业,同日下午,原告池塘内鲈鱼出现吃食异常现象,此后便出现渐进大批量死亡现象。诉讼中,原告某家庭农场申请对其鲈鱼损失情况进行鉴定,法院依法委托某农业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23年4月5日某农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涉案池塘的鲈鱼在正常养殖管理情况下可获得全部产量的价值为803520元。原告某家庭农场为此支出鉴定费55000元。
河北省隆尧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1日作出(2022)冀0525民初1495号民事判决:一、某自规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某家庭农场损失803520元;二、某自规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某家庭农场鉴定费55000元。宣判后,被告某自规局不服,提起上诉。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日作出(2023)冀05民终279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一)本案是民事案件,不属于行政诉讼案件。首先,原告选择了以民事侵权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予以审理并无不当。其次,隆尧县自规局将病虫害防治工作委托他人飞防作业,破坏成群家庭农场水体生态,影响鲈鱼生长并导致大量死亡的事实,属于民事行为,不是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规定的行政行为的特征;不属于该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二)本案案由是环境污染责任纠纷。首先,环境污染责任是特殊的侵权责任。行为人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以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方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环境污染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无过错责任。本案,某自规局通过签订合同,将林木春尺蠖防治工作委托给某航空飞行服务有限公司采用飞防形式实施。某航空飞行服务有限公司按照某自规局提供的路线、要求使用的药剂,于2022年4月24日上午进行飞防作业,当日下午原告池塘内鲈鱼出现吃食异常现象,此后便出现渐进大批量死亡现象。某自规局提交的证据亦能证实,飞防作业区域在某家庭家庭农场北,飞机喷洒灭幼脲会对环境产生一定影响,可能会对鱼、土元、蜜蜂等造成危害。该事实符合我国民事法律规定的环境污染责任的概念、特征、构成要件,是一起典型的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应依法适用我国民事法律法规进行审理裁判。
(三)某自规局没有依法完成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一千二百三十条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发生纠纷,行为人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某家庭农场提供了农场养殖人员、本村党支部书记、本村村民、畜牧兽医师的证明材料,农业部关于慎行飞机喷洒农药的回复,某县农业农村局的情况说明等证据,对鲈鱼损失进行了鉴定,申请畜牧兽医师、本村党支部书记出庭作证。成群家庭农场完成了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规定的证明责任。在此情况下,某县自规局应当承担成群家庭农场鲈鱼大量死亡与某自规局组织实施的飞防作业不存在因果关系或者减轻其责任的证据。某自规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某自规局组织实施的飞防行为存在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不能证明案涉飞防行为与成群家庭农场鲈鱼死亡的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相反从其提交证据中可以看出某自规局对飞防会对环境造成损害、会影响到鱼类养殖是明知的。根据双方对本案事实的举证证明情况,某自规局关于其组织实施飞防行为不存在过错、飞防所用药物不会造成鲈鱼大量死亡后果、飞防目的是保护环境不会破坏环境、飞防行为与鲈鱼死亡没有因果关系等理由,无证据支持,与我国民法典关于环境污染责任纠纷的法律规定相悖,不能成立。
(四)某自规局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首先,某自规局属于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某自规局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的特别法人中的机关法人资格,其地位和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平等。其次,某自规局是飞防作业的组织、实施者。某自规局承担本行政区内森林病虫害防治的工作职责,委托某航空飞行服务有限公司进行飞防作业。某航空飞行服务有限公司按某自规局规划的路线、提供的药剂、确定的时段落实执行,双方系委托关系。受托人某航空飞行服务有限公司实施的法律行为后果均应由委托人承担。双方的委托合同只能约束合同相对方,不能对第三方产生约束力。某自规局没有提出某航空飞行服务有限公司存在过错的主张,没有提交某航空飞行服务有限公司存在过错的证据。故某家庭农场诉请某自规局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加之案涉飞防作业中,某自规局在路线规划、药剂使用、通知防护等方面存在过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某自规局应对案涉飞防作业给某家庭农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第三,即使行政机关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从事行政执法行为,我国法律亦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如何依法行政、切实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明确规定。这是我国行政机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宗旨所决定的。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无论某自规局从事的是民事活动还是行政行为,只要给公民、法人、非法人组织造成损害,就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裁判要旨
环境污染侵权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有别于一般的侵权行为,依法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被侵权人就污染事实的关联性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后,侵权人应就污染事实与损害结果不具有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败诉的不利结果。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9条、第1230条
一审:河北省隆尧县人民法院(2022)冀0525民初1495号民事判决(2023年5月11日)
二审: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冀05民终2798号民事判决(2023年11月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张某等12户农户诉某运输公司、李某、罗某、某盐矿、某保险公司等盐卤水泄露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2024-11-2-377-007 · (2023)川0322民初2589号 ·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举证责任因果关系直接损失合理性确认专家咨询
裁判要旨:1.因第三人的过错引发交通事故污染环境造成损失的,被侵权人同时起诉侵权人、第三人及相应的保险公司,法院可就环境侵权法律关系及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一并审理,并依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处理规则确定赔偿主体和赔偿范围。 2.在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件中,损害事实成立,但人身、财产损害赔偿数额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侵权行为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程度、过错大小、历年赔偿标准、市场价格等因素,参考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意见等,合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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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举证责任/因果关系/直接损失/合理性确认/专家咨询
基本案情
原告张某等12户农户诉称:罗某驾驶车牌号为川C*****号重型货车,在荣县来牟镇某商贸有限公司内倒车时,因未查明车后情况,碰撞并损坏厂内盐卤水管道,致使盐卤水流进张某等12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田地里,造成农田内水稻、菜地、果树、水井、鱼塘等污染受损。经荣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罗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系事故车辆的实际所有人,某运输公司系挂靠公司,应当对此次事故承担连带责任。某保险公司系事故车辆的承保公司,依法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事故发生后,各方当事人就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诉至法院请求罗某、李某、某运输公司、某保险公司赔偿各项损失。
被告某运输公司辩称:其对事故发生的过程以及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没有异议,案涉盐卤水流出的范围、后果跟本案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还需调查核实。此外,张某等12户农户主张的损失金额没有经过鉴定也没有证据证明,《农户损失核算表》是单方制作,受损面积计算方法和标准均不合理,所主张稻谷损失,因未收获也未举示稻谷长势的证据,属于可得利益的间接损失,不应当支持。案涉车辆实际所有人和掌控人都是被告李某,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且公司未向投保人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所造成的损失应由被告李某和保险公司承担。被告罗某受雇于被告李某从事驾驶工作,由此产生的赔偿责任应由雇主被告李某承担。张某等12户农户与被告某盐矿在事故发生后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存在过错也应承担责任。故,请求法院判令驳回张某等12户农户的诉讼请求。
被告李某辩称:对事故发生的过程以及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没有异议,案涉车辆现登记的车主仍是被告某运输公司,本次事故与被告李某无关。张某等12户农户仅仅提交了一份《农户损失核算表》,主张的损失金额没有充分依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也不能代表损失范围。本次事故泄漏的盐卤水并非淹没了农户所有田土,因此按照产权面积计算也不合理。张某等12户农户的统计方式有问题,受损面积是三个月后统计的,统计数据不真实。张某等12户农户主张的损失中,稻谷没有收获是可得利益的间接损失,不应赔偿。案涉车辆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如原告主张的损失成立,应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某保险公司的免责理由不能成立,保险公司没有对格式条款的免责事由进行明确说明。
被告罗某未作答辩。
被告某保险公司辩称:对事故发生的过程以及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没有异议,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张某等12户农户主张的损失范围及金额均没有证据证明系盐卤水泄漏所致,没有经过科学鉴定,不能反映真实的受损情况。张某等12户农户提交的《农户损失核算表》是单方制作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保险公司只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盐卤水管道损坏的直接损失,不赔偿因盐卤水泄漏造成环境污染的间接损失。保险合同条款中明确约定了环境污染造成损失的免责条款,同时保险公司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某盐矿辩称:损害后果系交通事故引起的,盐矿也是本次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对张某等12户农户的损害没有过错,也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事故发生后,盐矿及时对事故现场进行处置,与各农户达成了一致意见,对农户主张的赔偿标准基本认可,应由农户直接找实际车主进行赔付,盐矿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张某等12户农户均是荣县来牟镇某村某农业合作社组员,其承包的田土、栽种的树木、水井、鱼塘、果树等位于某盐矿盐卤水管道下方地域范围。2020年08月07日06时00分,罗某(系李某雇请的驾驶员)驾驶川C*****号重型货车在荣县来牟镇某商贸有限公司内倒车时,与某盐矿的盐卤水管道发生碰撞,致使盐卤水流进某村2组12户农户田地里,造成水稻、菜地、水井、鱼塘、树木、果树等污染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村组干部组织农户对受损现场进行核对,依照某盐矿之前的赔偿标准,制作农户损失核算表并由12户农户签字确认。同时,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某盐矿《长山盐矿2020-2022年污染赔偿统计表》,载明了历年执行的稻谷、菜地、桉树、水井等赔偿单价。
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就盐卤水泄漏造成的环境污染、鉴定事项等向某县土肥站专家进行咨询,咨询意见为:盐卤水泄露会造成地下水位变化,地表浅层土壤的盐渍化,导致土壤板结与肥力下降,抑制作物生长,导致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具体的损害后果要通过科学的鉴定才能确定。
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30日作出(2023)川0322民初2589号判决:一、限某保险公司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12户农户400元至12516.80元数额不等的损失;二、驳回12户农户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各方当事人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原告的损失与交通事故是否具有关联性;二、原告的损失如何确定;三、原告损失的赔偿义务主体如何确定。
一、12户农户的损失与交通事故的关联性问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原告起诉请求被告承担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责任的,应当提交被告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结合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方式、污染物的性质、环境介质的类型、生态因素的特征、时间顺序、空间距离等因素,综合判断被告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关联性是否成立”之规定,原告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能够证实因交通事故撞坏盐卤水管道导致盐卤水泄漏这一事实。原告提交的《现场照片》和法院现场查看的情况一致,能够认定原告的田土、树木等位于被撞盐卤水管道位置下方这一客观事实。根据“水往低处流”的自然法则,盐卤水泄漏后必然会流进管道下方区域,对原告田土、树木等造成污染,因此,原告的损失与案涉交通事故具有关联性。
二、12户农户的损失确定的问题。12户农户的受损范围和种类来源于《农户损失核算表》,该《核算表》系事发后当地村组干部组织依职权进行反复核实、统计后最终形成的,在没有其他证据推翻的情况下,应当确认其真实性和合理性。但由于案涉盐卤水泄漏事故发生距今已超过三年时间,受污染的田土、农作物等与损害发生时的情况已发生客观变化,已不具备启动司法鉴定的可能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条“在环境污染责任纠纷、生态破坏责任纠纷案件中,损害事实成立,但人身、财产损害赔偿数额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侵权行为对原告造成损害的程度、被告因侵权行为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并可以参考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意见等,合理确定”之规定,法院只能结合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和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损失的计算标准和金额应参照某盐矿历年赔偿标准、市场价格合理确定:农户主张的赔偿标准,如相同或高于某盐矿历年赔偿标准的,以某盐矿历年赔偿标准为准;如低于某盐矿历年赔偿标准的,以农户主张的赔偿标准为准;如农户主张的赔偿标准不能与某盐矿历年赔偿标准相比较的,结合案件情况并参考市场价格予以确认。
三、12户农户损失的赔偿义务主体的确定问题。本案系因第三人过错污染环境的侵权案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三条“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侵权人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侵权人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之规定,某盐矿系环境污染的直接侵权人,而盐卤水泄漏系因交通事故所致,因此,交通事故的责任人系环境侵权的第三人,12户农户明确表示选择向第三人请求赔偿,故某盐矿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环境侵权系因交通事故所引发,其赔偿事宜应参照交通事故处理原则,就环境侵权法律关系和保险合同法律关系进行合并审理。罗某系李某雇请驾驶川C*****号重型货车的驾驶员,李某作为车辆的实际使用控制人应当承担车辆运行风险,对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川C*****号重型货车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赔偿责任应由某保险公司承担。道路交通事故的直接财产损失是指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利益的直接减损,而间接损失是指交通事故给受害人造成的可得利益的损失。12户农户主张的因盐卤水泄露导致稻谷减产、菜地受损、鱼类死亡、树木和果树死亡、进水污染等损失后果,系交通事故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而非可得利益损失。
裁判要旨
1.因第三人的过错引发交通事故污染环境造成损失的,被侵权人同时起诉侵权人、第三人及相应的保险公司,法院可就环境侵权法律关系及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一并审理,并依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处理规则确定赔偿主体和赔偿范围。
2.在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件中,损害事实成立,但人身、财产损害赔偿数额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侵权行为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程度、过错大小、历年赔偿标准、市场价格等因素,参考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意见等,合理确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9条、第1230条、第123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6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23〕6号)第5条、第3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1条
一审:富顺县人民法院(2023)川0322民初2589号民事判决(2023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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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蓟州区生态环境局诉高某、弭某伦、王某昌、王某升、郑某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
2024-11-2-377-008 · (2019)津01民初601号 ·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共同侵权侵权责任先诉判决污染环境罪
裁判要旨:受刑事关联案件侦查和审理进程影响,如在先审理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已判决部分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该判决对在后审理的就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对其他共同侵权人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具有拘束力,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在先判决,依法认定后诉侵权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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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共同侵权/侵权责任/先诉判决/污染环境罪
基本案情
2017年8至9月,李某从郑某来处租用位于天津市某酒厂内的部分厂房建立炼铅厂。郑某来明知李某等人租用场地用于非法炼铅,仍将涉诉厂房租赁给李某等人使用。该炼铅厂由李某、郑某港、王某昌、王某升、弭某伦共同出资,分别组建拆解废旧电瓶、粉碎废旧电瓶壳、熔炼铅块的三个加工车间非法处置废旧电瓶。其中,王某昌出资人民币150万元(币种下同),郑某港出资170万元,王某升出资60万元,弭某伦出资65万元,李某出资10万元。2018年5月,高某入股该炼铅厂。
2018年6月,该炼铅厂被环保部门发现并予以取缔。环保部门依法扣押了王某昌等人从事非法拆解的工具及材料设备,经天津市J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对粉碎废旧电瓶壳车间、排水沟等12处取样监测,结果为含铅、镉最高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157倍、165倍。
天津市环境保护技术开发中心于2019年4月就案涉污染情况出具《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该报告确定:1.拆解和废物堆存区受损害土壤为1605m3;熔炼区受损害土壤为3240m3;粉碎区和废水排放区受损害土壤为1260m3;土壤受损害体积共计约6105m3。2.拆解和废物堆存区浅层地下水受损害面积约1070㎡;熔炼区浅层地下水受损害面积约1080㎡;粉碎区和废水排放区浅层地下水受损害面积约450㎡。3.污染清除费用及损害恢复费用2298012元,事务性费用265014.5元,共计2563026.5元。
根据另案生效的(2019)津01民初601号民事判决,天津市蓟州区生态环境局曾就本案相关污染环境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提起诉讼,要求案外人李某、郑某港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最终该案判决:一、李某、郑某港赔偿天津市蓟州区生态环境局污染清除费用及损害恢复费用2298012元,事务性费用265014.5元,共计2563026.5元;二、李某、郑某港就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赔偿款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另案生效的多份刑事判决书,王某昌、弭某伦、王某升、高某、郑某来已因案涉相关行为被法院认定犯污染环境罪,分别被判处四年十个月至九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处45万至40万不等的罚金。随着刑事案件的进展,确定了五名被告高某、弭某伦、王某昌、王某升、郑某来与李某、郑某港共同参与了废旧电瓶的非法加工。故原告天津市蓟州区生态环境局将高某、弭某某、王某昌、王某升、郑某来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高某、弭某某、王某昌、王某升、郑某来对(2019)津01民初60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确定的污染清除费用及损害恢复费用、事务性费用共计2563026.5元承担连带给付责任;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3日作出(2021)津01民初28号民事判决:一、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高某、弭某伦、王某昌、王某升、郑某来按(2019)津01民初601号民事判决确定的数额,赔偿天津市蓟州区生态环境局污染清除费用及损害恢复费用2298012元,事务性费用265014.5元,共计2563026.5元(郑某来已交纳50万元);二、被告高某、弭某伦、王某昌、王某升、郑某来就判决第一项确定的赔偿款,与(2019)津01民初601号民事判决被告李某、郑某港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宣判后,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二:一是五被告是否共同实施了侵害涉案生态环境的行为;二是如何认定五被告连带赔偿污染损害数额。
其一,五被告共同实施侵害涉案生态环境行为,应承担连带责任。高某、弭某伦、王某昌、王某升共同出资成立并管理炼铅厂,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处置和排放有毒物质,严重污染环境。郑某来明知他人处置有毒物质、仍提供场地的行为与污染环境的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上述事实有生效的刑事判决予以证实。故五被告共同实施了侵害生态环境的行为,造成了涉案生态环境损害的后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五被告应依法承担连带侵权责任。
其二,关于五被告连带赔偿污染损害数额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以及计算方式。就原告请求的赔偿金额,原告提交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作出该报告的机构系天津市环境保护技术开发中心,该中心是国家环保部推荐的评估机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在诉前委托国务院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相关主管部门推荐的机构出具的监测报告、评估报告,经当事人质证并符合证据标准的,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上述评估报告符合相关规定,故法院对该鉴定评估意见依法予以采信,原告主张的污染清除费用及损害恢复费用、事务性费用2563026.5元,均是修复因五被告非法行为造成土壤与浅层地下水环境损害结果所需费用,应由该五被告共同承担。关于本案损害赔偿事项与前述另案生效的民事判决衔接问题,因本案与前案系基于同一侵权行为及事实所发生的,损害赔偿针对的亦为同一区域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故本案判令五被告承担的赔偿事项与前案的判决内容应一并履行,不应重复执行。郑某来已交纳的50万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应在待执行的费用中扣除。
裁判要旨
受刑事关联案件侦查和审理进程影响,如在先审理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已判决部分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该判决对在后审理的就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对其他共同侵权人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具有拘束力,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在先判决,依法认定后诉侵权人的责任。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法释〔2019〕8号,2020年修正)第10条、第11条、第12条、第1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 )第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8条、第179条、第1229条、第1230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78、179条以及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66条)
一审: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津01民初28号民事判决(2021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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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某诉某采油厂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2024-11-2-377-009 · (2021)鲁0126民初2131号 ·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举证责任因果关系重大过失
裁判要旨: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中,被侵权人对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造成损害的发生有重大过失,侵权人请求减轻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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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举证责任/因果关系/重大过失
基本案情
原告孟某诉称:被告某采油厂因S8-X站到S8-Y站水干线损坏,部分洗井水流入灌溉水渠,导致孟某种植的树苗1/3死亡,土地大面积污损。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赔偿原告损失200634元、预期收益114718元;二、本案诉讼费及鉴定费11000元由被告承担。
被告某采油厂辩称:一、原告没有充足证据证明被告排出去的水是污染物。是否为污染物,应当由权威机构来确定,其工作人员出具的情况证明不能证明被告排出去的水是污染物。二、被告管道泄漏没有造成任何损害事实,原告并无任何损失发生。三、即使原告存在损失,其损失与被告管道泄漏水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也没有任何关联性。涉事当天被告工作人员及时采取措施封堵,实际泄漏洗井水只有1立方米左右,且涉案泄漏点距离原告承包的种植地距离一千多米远。被告管道中的水已经过严格水处理,达到油田采出水处理标准,即使排放也不会造成土壤及环境污染。综上,被告管道泄漏水不可能造成原告种植树苗死亡,也不会导致其土壤污染。原告树苗死亡与被告管道泄漏水无任何关系,两者之间不存在侵权法律关系上的因果关系和关联性。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0年4月25日下午四、五点左右,被告某采油厂水干线损坏,部分洗井水流入原告孟某所在村外的灌溉水渠。4月25日至27日上午,原告从以上灌溉渠中抽水浇灌其从本村流转的用于插扦培育垂柳树苗的四块承包地,造成共计44.34亩土地污染。经司法鉴定:1.2020年4月25日评估基准日的损失为200634元(插扦培育垂柳树苗44.34亩第一年出苗前投入成本共计149184元;4.2亩315棵垂柳树死亡损失51450元);2.2020年4月至2022年4月的预期收益为114718元。据原告自述,其浇灌上述地块的时间系在被告洗井水发生泄漏流入灌溉水渠之后且其看到被洗井水污染后水的颜色,无论从沟渠里看还是抽到地里看,与正常水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原告申请对案涉水污染所造成的承包地损失进行司法鉴定。被告申请对原告的树苗死亡原因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机构对现场进行了勘察后,要求当事人补充相关材料,法院依法通知了双方当事人。后被告又申请对原告的树苗死亡原因以及被申请人的树苗死亡与申请人输水管道漏水之间是否存在必然因果关系进行补充司法鉴定。鉴定机构以“补充的材料不完整、不充分,导致我所无法完成鉴定”为由出具了终止鉴定通知书。
山东省商河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25日作出(2021)鲁0126民初2131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某采油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孟某水污染所造成的损失131951元(263902元/2);二、被告某采油厂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孟某损失价格评估费5500元(11000元/2);三、驳回原告孟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孟某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7日作出(2022)鲁01民终426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及原告的财产损失数额如何确定。
一、被告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侵权责任纠纷解释》)第一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不论污染者有无过错,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污染者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以上规定,我国对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被告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不考虑侵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只要其污染环境造成损害,就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而造成损害的污染者主张免责的,应当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环境侵权责任纠纷解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本案中,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用被告输水管线所漏洗井水流入灌溉水渠后,致其44.34亩承包地受到污染损害,原告依法完成了该条规定的举证证明责任。被告以某田质量监督检验所出具的某采油厂2020年4月份水质检测数据,证明采油厂漏的水指标属于合格的中性水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依照《环境侵权责任纠纷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对此不予支持。被告虽对原告树苗死亡原因以及原告树苗死亡与被告输水管道漏水之间是否存在必然因果关系申请司法鉴定,但鉴定机构最终以当事人“补充的材料不完整、不充分,导致我所无法完成鉴定”为由出具了终止鉴定通知书,据此应当认定被告未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的主张免责的举证责任,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二、原告的财产损失数额如何确定。山东某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受法院委托出具了价格评估报告书。因法院认可该评估报告载明的10日异议期限,故向当事人送达时未再单独另行指定异议期间。被告于2021年9月28日收到法院送达的评估报告书后,于2021年10月11日向法院邮寄异议及重新鉴定申请书,但因已超出评估报告明确载明的10日异议期限,故对其异议不予审查,对其重新鉴定申请不予准许。2022年1月17日,被告又以“该价格评估报告书所依据的检材与实际情况不符,鉴定结论缺乏公正性”为由申请通知鉴定人出庭,法庭经审查认为,因对被告超出该评估报告异议期限后向法院所提异议及重新鉴定申请,法庭已依法未予审查和准许,其再次以同样理由申请通知鉴定人出庭,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之规定精神,依法不予准许。针对被告关于“该价格评估报告书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答辩意见,经审查认为,原告虽主张大树地块中4.2亩死亡315棵垂柳树,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且被告亦不认可,对此不予认定,故对该评估报告中相应部分的损失评估数额51450予以剔除,确认案涉损失数额为263902元(44.34亩插扦培育垂柳树苗第一年出苗前投入成本149184元+2020年4月至2022年4月的预期收益114718元)。本案水污染损害的发生并非系被告所漏洗井水直接流入原告承包地所致,而是洗井水流入灌溉水渠后原告抽水浇灌其承包地间接所致。据原告自述,四块承包地基本是同一时间段(4月25日至4月27日上午)浇灌完成的,因双方均认可被告管道漏水发生在2020年4月25日下午四、五点左右,且原告亦认可被洗井水污染后水的颜色,无论从沟渠里看还是抽到地里看,与正常水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再结合原告用手机拍摄的显示浇地及灌溉水渠污染现场的若干张照片(自2020年4月24日10:47插扦垂柳树种段后准备灌溉到2020年4月27日上午灌溉结束),可以推定被告输水管线漏水后,原告对从灌溉水渠抽到承包地里的水已被洗井水污染的状况是知道的。此时,原告理应及时停止抽水浇灌,以避免污染损害的发生或者减少损害后果的扩大,但其却继续将以上四块承包地浇灌完毕,并全程拍照取证,有违生产生活之常理,故原告对案涉水污染损害的发生也具有过错。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之规定,据情酌定减轻被告一半的侵权赔偿责任;同理,对原告申请司法鉴定所支付的评估费11000元亦应由双方分担。
裁判要旨
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中,被侵权人对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造成损害的发生有重大过失,侵权人请求减轻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3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6条)
一审:山东省商河县人民法院(2021)鲁0126民初2131号民事判决(2022年1月25日)
二审: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01民终4261号民事判决(2022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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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某村民委员会诉张某、龙某祥、徐某忠固体废物污染责任纠纷案
2024-11-2-377-010 · (2019)沪0151民初1584号 ·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危险废物代为处置合理费用
裁判要旨:当危险废物产生者不履行危险废物处置义务时,被侵权人代为处置所产生的合理费用应当由危险废物产生者承担。危险废物产生者以其已承担刑事责任为由对民事责任的承担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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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危险废物/代为处置/合理费用
基本案情
从2000年开始,徐某忠从上海某村民委员会处承租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某老窑厂地块用于窑厂经营。2015年12月30日,徐某忠将部分房屋转租给张某用于加工五金机械及铝材加工。2016年1月起,张某在未办理环保审批、无任何环保设备的情况下,利用租用的崇明区长兴镇某老窑厂厂房开办加工厂,采用分拣原料后煤炉火法冶炼生产铝锭。其间,张某购入废电子元件作为原料堆放于该厂及附近土地上,继续使用前述方法进行生产,并将炼铝产生炉渣与他人炼铝炉渣一并堆放于此。2017年4月,龙某祥从徐某忠处转租约200平方米厂房用于生产,原从事空调散热片铜铝分解,后也搭建土炉,火化空调散热片铝片成铝锭出卖。2017年10月19日,张某、龙某祥因老窑厂失火被上海市公安局崇明分局行政处罚,予以行政拘留。拘留结束后,龙某祥停止火化炼铝生产。张某停止生产一段时间后,于2017年底在崇明区长兴镇某老窑厂东北角私自搭建厂房,继续从事非法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火法炼铝生产,并继续随意露天倾倒危险废物。
2018年3月29日,环保部门会同公安机关至上述地址检查,查获大量废电子元件及炉渣灰。经认定,该废电子元件、炼铝产生的炉渣均属于危险废物,即有毒物质,废物代码分别为900-045-49、321-024-48。后经对危险废物堆放处周边土壤进行检测,受污染土壤中铜、镉、锌等元素超过《上海市场地土壤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筛选值(试行)》中的相应标准。
2018年12月6日,张某因犯污染环境罪被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币种下同)。
案发后,上海某村民委员会委托某固体废物处理公司处置危废,危废处置单位从张某、龙某祥厂房所在的原窑厂区域内称重转运出废电子元件55.05吨、炉渣481.79吨,其中废电子元件装车5车,炉渣灰装车35车。后某固体废物处理公司与上海某村民委员会就处置费用发生争议,经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2019)沪0151民初1584号民事判决,上海某村民委员会应支付该公司3103493元,该款已于2019年5月7日全额支付。上海某村民委员会负责某固体废物处理公司处置前的危废收集和装车,因此上海某村民委员会另行支出挖机台班费、人工费共计32134元。
除张某、龙某祥,未有其他人员同期在老窑厂地区从事生产作业。审理中,案外人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人民政府委托上海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窑厂场地土壤进行鉴定,经过鉴定,危废处理后涉案老窑厂地块土壤指标已经恢复正常。
另查明:张某在2018年5月22日公安讯问笔录中陈述,龙某祥生产原料是空调散热片(空调水箱铝),案发后原料已经没有,且自2017年10月老窑厂厂房失火后没有从事生产行为。张某在2018年6月15日公安讯问笔录中陈述,龙某祥生产化铝原料是空调水箱铝一种,生产时间是2017年3月至10月,失火后将原料全部运走。再查明,上海某村民委员会与某固体废物处理公司签订的《工业废弃物收集、处置、运输合同》第一条约定,废电子元件收集、贮存处置费6500元每吨,二次运输费1250元每吨;炉渣灰收集、贮存处置费4900元每吨,二次运输费550元每吨;吨袋70元每个。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2019)沪0151民初1584号民事判决认定某固体废物处理公司共处置炉渣灰481.79吨、废电子元件55.05吨,使用吨袋730个,废电子元件装车5车,炉渣灰装车35车。
上海某村民委员会向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张某、龙某祥、徐某忠等三被告共同承担长兴镇某窑厂地块因环境污染而产生的危废处理费用3103493元;2.要求三被告支付2018年4月至7月期间上海某村民委员会为处理窑厂污染一案中的挖机台班费、人工费共计32134元。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沪0151民初3894号民事判决:一、张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海某村民委员会危废处理、土壤修复费用人民币437024.25元;二、张某、龙某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上海某村民委员会危废处理费用人民币2698602.75元;三、上海某村民委员会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根据法律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被告张某非法处置废电子元件、倾倒炉渣灰,被告龙某祥倾倒炉渣灰,对老窑厂地块土壤造成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现该受损害土壤经原告处理、修复,指标已经恢复正常,被告张某、龙某祥应当承担危废处理费用及修复费用。根据法律规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对被告张某关于其已承担刑事责任而不同意承担民事责任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因被告徐某忠并非污染行为实施者,不存在加害行为,故原告要求被告徐某忠承担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以及被告龙某祥要求原告承担一定责任的抗辩理由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责任承担,因废电子元件由被告张某个人采购、处置,处理费用应当由被告张某个人承担,而炉渣灰481.79吨,系被告张某、龙某祥共同倾倒、堆放,共同实施污染行为,导致了土壤污染,因此应当由被告张某、龙某祥承担连带责任。关于吨袋费用,共使用730个,70元每个,废电子元件装车5车,炉渣灰装车35车,法院酌定废电子元件用吨袋91个,炉渣灰用吨袋639个,故废电子元件使用吨袋费用6370元,炉渣灰使用吨袋费用44730元。关于废电子元件处理费用,废电子元件收集、贮存处置费6500元每吨,二次运输费1250元每吨,以及吨袋费用6370元,故废电子电子元件处理费用共计433007.5元,由被告张某个人承担。关于炉渣灰处理费用,炉渣灰收集、贮存处置费4900元每吨,二次运输费550元每吨,以及炉渣灰使用吨袋费用44730元,故炉渣灰处理费用总计2670485.5元,由被告张某、龙某祥共同承担。关于挖机台班费、人工费32134元,结合废电子元件、炉渣灰使用车次,酌定用于废电子元件挖机台班费、人工费4016.75元,用于炉渣灰挖机台班费、人工费28117.25元,故废电子元件处理、土壤修复费用共计437024.25元由被告张某负担;炉渣灰处理、土壤修复费用共计2698602.75元,由被告张某、龙某祥共同负担。故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当危险废物产生者不履行危险废物处置义务时,被侵权人代为处置所产生的合理费用应当由危险废物产生者承担。危险废物产生者以其已承担刑事责任为由对民事责任的承担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7条、第1229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4条、第6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第6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79条(本案适用的是2016年11月7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55条)
一审: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2019)沪0151民初3894号民事判决(2019年12月2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王某琼等诉重庆市江津区杨某砂石厂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2024-11-2-377-011 · (2017)渝0116民初4321号 ·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粉尘污染专家咨询意见因果关联性损害救济侵权责任
裁判要旨:1.生态环境侵权案件中,受害人以行为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对其人身健康造成损害为由主张权利,依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与专家咨询意见可确定污染行为可能导致损害后果发生或增加损害后果发生可能性的,人民法院可认定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具有关联性。 2.生态环境侵权责任成立,但受害人因环境侵权的长期性、潜伏性对医疗费用损失等具体损害后果举证不能的,人民法院可综合侵权行为严重程度、侵权持续时间、原因力大小和损害程度等因素酌定损害赔偿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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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粉尘污染/专家咨询意见/因果关联性/损害救济/侵权责任
基本案情
原告王某琼、杨某星诉称:重庆市江津区杨某砂石厂(以下简称杨某砂石厂)与王某琼、杨某星住房相距约50米,杨某砂石厂的碎石机(粉碎机)和铲车噪声、粉尘超标,严重影响王某琼、杨某星家人的生活和身体健康。2016年8月1日王某琼、杨某星申请江津区环保局解决未果,致王某琼、杨某星多次在北京等地上访,花费人民币20000元(币种下同),但杨某砂石厂仍然不停止对王某琼、杨某星的侵害。为此,王某琼、杨某星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杨某砂石厂停止侵害,把粉尘和噪音降到国家规定的标准以下;2.杨某砂石厂向王某琼、杨某星按每年医疗费用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标准赔偿(2017年以前损失170000元,从2018年起每年赔偿医疗费用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至停止侵害时止,即把粉尘和噪音降到国家规定的标准以下时止),并赔偿房屋损失100000元等。
被告重庆市江津区杨某砂石厂辩称:杨某砂石厂合法经营,且依据江津区环保局鉴定结果,杨某砂石厂的噪声、粉尘均达标。王某琼、杨某星生病是自然规律,与杨某砂石厂的经营行为没有因果关系。同时,王某琼、杨某星也没有证据证明损害赔偿的组成。对于王某琼、杨某星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亦不存在损害事实,王某琼、杨某星也没有任何依据证明杨某砂石厂对王某琼、杨某星的房屋造成损害。请求依法驳回王某琼、杨某星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王某琼、杨某星于2010年7月登记结婚后共同居住于某村二社,紧临原白沙机砖厂。杨某砂石厂于2006年10月搬迁至该机砖厂生产经营。其在生产初期存在一定的粉尘污染和噪音扰民问题。2013年4月、2014年7月,江津区环保局以杨某砂石厂未取得排污许可(临时许可)证排污为由,对其处以罚款二万元。后经整改,江津区环保局向杨某砂石厂发放《排放污染物许可证》,有效期限为2015年8月24日至2018年8月23日。杨某砂石厂应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为:厂(场)界点噪声限值昼间60分贝、夜间50分贝;粉尘(其他颗粒物)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1.0mg/m3。2016年4月,因江习高速建设需要,杨某砂石厂在原有生产线的基础上增设一条新生产线,两条生产线之间的距离约为100米。该新生产线距离王某琼、杨某星家最近的传输带与厂区外围墙的距离为20.05米、分筛机与厂区外围墙的距离为42.6米;前述外围墙与王某琼、杨某星家外围墙的距离为36米;新生产线附近厂区堆料处外围墙2(彩钢板)与王某琼、杨某星家外围墙的距离为29.2米。2017年7月,新增的生产线因大风被刮倒后至诉前未重新启用。因杨某砂石厂噪音扰民、环境污染等问题,王某琼、杨某星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审理过程中,王某琼、杨某星到重庆市江津区第二人民医院检查,王某琼的《门诊诊断证明》载明的诊断及意见为肺部感染;杨某星的《门诊诊断证明》载明的诊断及意见为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法院依法委托重庆市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监测,监测点位为王某琼、杨某星家围墙外1米处,废气无组织监测结果为颗粒物1.40mg/m3、1.78mg/m3、1.32mg/m3;噪声监测结果为昼间58分贝。就案件审理中的专业性问题,法院于2017年11月14日向重庆法院参与环境资源审判专家库专家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程某副教授、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安全与监测所向某所长作了咨询,并制作《专家访谈咨询笔录》。专家程某表示:慢性支气管炎是由肺部感染长期反复引起,还有吸烟等都可能引起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是由于终末细支气管的气道弹性减退,过度膨胀、肺容积增大或气道壁破坏的病理状态,主要有老年性肺气肿、阻塞性肺气肿等不同类型。临床上肺气肿病人常伴有慢性支气管炎。肺部感染原因很多,不分年龄阶段,有病毒性感染、细菌性感染、支原体感染,结核感染和其他细菌等。感冒、空气污染都可能诱发肺部感染。从学术上来讲,颗粒物对呼吸系统的影响是肯定的。有研究表明,PM10,PM2.5和儿童的呼吸道炎症,哮喘的患病率有正相关性。专家向某表示:慢性支气管炎的病因不明,影响因素很多,可能有病毒、细菌、吸烟、大气污染等原因。肺气肿可能和年龄有关,随着年龄增大,器官功能和身体抵抗力都会相应减弱。颗粒物是有害的,如果一个人本身患有肺部疾病,颗粒物会加重其病情。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7)渝0116民初4321号民事判决:一、杨某砂石厂将其排放的粉尘值降低至国家规定标准以下,即颗粒物无组织排放不得超过1.0mg/m3。二、杨某砂石厂赔偿王某琼2008年至2017年的医疗费1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三、杨某砂石厂赔偿杨某星2008年至2017年的医疗费2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四、驳回王某琼、杨某星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杨某砂石厂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5日作出(2018)渝05民终字第86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杨某砂石厂排放的粉尘超标与王某琼、杨某星患肺部疾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二是王某琼、杨某星的损失如何确定。
其一,关于杨某砂石厂排放的粉尘超标与王某琼、杨某星患肺部疾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规定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吸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2号,已废止)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该规定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23〕6号)第五条吸收]本案中,王某琼、杨某星已举证证明杨某砂石厂排放的粉尘超标以及王某琼、杨某星都患有肺部疾病的事实,杨某砂石厂对此事实无异议。杨某砂石厂的生产线与王某琼、杨某星房屋的最近距离仅为20米左右,即使按照日常经验法则,也可得知空气污染有可能会引发肺部疾病。根据法院咨询的专家意见可以证实,粉尘超标与肺病的发病率之间成正比,二者之间存在量与效果的对等关系,即使粉尘超标并不必然导致肺病发生,但粉尘超标是导致肺部疾病发生的风险因子。据此,可确认王某琼、杨某星所患疾病与杨某砂石厂排放的粉尘超标之间存在关联性。杨某砂石厂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排放粉尘的行为与王某琼、杨某星患上肺部疾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法院对涉案粉尘污染与王某琼、杨某星患肺部疾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予以确认。
其二,关于王某琼、杨某星的损失如何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年修正)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被侵权人应就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结果承担举证责任。王某琼请求杨某砂石厂赔偿2008年至2017年的医疗费共计50000元,杨某星请求杨某砂石厂赔偿2010年至2017年的医疗费共计35000元,但王某琼、杨某星均未向法院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费用的具体组成及损失的具体数额。由于王某琼、杨某星患有肺病已得到确认,而且也证实所患肺病与杨某砂石厂排放的粉尘超标之间具有关联性,损害结果已经发生。考虑到疾病的治疗必然会产生相应费用,综合杨某砂石厂生产线的变化情况、生产线与王某琼、杨某星住所的实际距离、王某琼、杨某星在杨某砂石厂附近实际居住的时间、杨某砂石厂的实际生产时间、粉尘超标的数值大小、王某琼、杨某星自身体质及各自所患疾病的具体情况、杨某砂石厂生产行为在王某琼、杨某星所患疾病中的原因力大小等因素,酌情确定杨某砂石厂赔偿王某琼2008年至2017年的医疗费共计12000元,赔偿杨某星2011年至2017年的医疗费共计22000元。由于王某琼、杨某星长期生活在杨某砂石厂生产排放粉尘的环境中,因粉尘影响其身体受损导致精神受到伤害符合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故对王某琼、杨某星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予以支持。王某琼请求江津区杨某砂石厂赔偿2008年至2017年的精神损害共计50000元,杨某星请求杨某砂石厂赔偿2011年至2017年的精神损害共计35000元,结合本案实际,综合考虑王某琼、杨某星受到的损害程度、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杨某砂石厂赔偿王某琼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赔偿杨某星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此外,王某琼、杨某星要求杨某砂石厂从2018年起每年赔偿医疗费用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至停止侵害时止(即把粉尘和噪音降到国家规定的标准以下时止),但从2018年起杨某砂石厂是否存在超标排污行为及王某琼、杨某星是否存在损害均未确定,故对王某琼、杨某星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1.生态环境侵权案件中,受害人以行为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对其人身健康造成损害为由主张权利,依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与专家咨询意见可确定污染行为可能导致损害后果发生或增加损害后果发生可能性的,人民法院可认定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具有关联性。
2.生态环境侵权责任成立,但受害人因环境侵权的长期性、潜伏性对医疗费用损失等具体损害后果举证不能的,人民法院可综合侵权行为严重程度、侵权持续时间、原因力大小和损害程度等因素酌定损害赔偿金额。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9条、第1230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第6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6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2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23〕6号)第5条[本案适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2号)第6条]
一审: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6民初4321号民事判决(2017年12月28日)
二审: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5民终字第867号民事判决(2018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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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生态环境局、某陆生物化工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案
2024-11-2-409-001 · (2021)浙0113民特786号 ·
民事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赔偿金分期支付
裁判要旨:人民法院在确认生态损害赔偿协议时,可以综合赔偿义务人已发生火灾、赔偿能力受限等因素,在未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依法确认磋商协议约定的分期支付赔偿金的履行方式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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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赔偿金分期支付
基本案情
2021年4月6日,某陆生物化工公司发生火灾。该公司厂区仓库内存放有盐酸、醋酸乙烯、聚乙烯醇、浆料成品等。事故发生后,仓库存放的化工产品混同灭火过程中产生的消防水溢流至厂区外沟渠并流入外环境,造成周边生态环境损害。截至2021年4月12日,经相关部门持续开展应急处置和应急监测,事故周边沟渠内消防废水、受污泥土收集处理完毕,事故现场及周边水环境和大气环境质量均已回复正常。2021年4月14日,浙江省环科院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所受托对上述生态环境损害进行鉴定,明确:确定土壤、地下水、地表水、沉积物生态环境损害,该企业火灾事故发生与土壤、地下水、地表水、沉积物损害间具有因果关系,该火灾事故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费用为556486元、修复效果后评估费用为150000元,生态环境损害调查与鉴定评估费用合计198000元。清除污染费用以实际发生为准。
2021年11月30日,由杭州市人民政府作为赔偿权利人,由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作为赔偿权利人指定的部门或机构,由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临平分局作为赔偿权利人代表,与赔偿义务人某陆生物化工公司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事宜进行磋商,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主要内容如下:(一)责任承担赔偿义务人承担火灾事故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费用556486元、修复效果评估费用150000元、生态环境损害调查与鉴定评估费用198000元、清除污染费用1400000元。(二)履行方式和期限生态环境损害费用556486元、修复效果评估费用150000元、生态环境损害调查与鉴定评估费用198000元、清除污染费用1400000元,由赔偿义务人在本赔偿磋商协议签订生效后分期缴纳。分期缴纳时间及金额为:2022年2月28日前缴纳304486元、2022年5月31日前缴纳300000元、2022年8月31日前缴纳300000元、2022年11月30日前缴纳300000元、2023年2月28日前缴纳300000元、2023年5月31日前缴纳300000元、2023年8月31日前缴纳300000元、2023年11月30日前缴纳200000元。分期缴纳方式按每期《缴费通知书》要求。(三)违约责任若赔偿义务人未按上述要求履行赔偿责任(包括未按期履行和未足额履行其中任何一期赔偿款项),则未到期债权视为到期,赔偿权利人指定的部门有权按未支付总金额(即赔偿费用总金额扣除已支付部分),一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杭州市生态环境局与某陆生物化工公司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19日作出(2021)浙0113民特786号民事裁定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予以确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二十条:“经磋商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公告协议内容,公告期间不少于三十日。公告期满后,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确认协议有效。裁定书应当写明案件的基本事实和协议内容,并向社会公开”之规定,一审法院依法履行了公告程序,公告期内,无相关权利人或社会公众提出异议。故确认申请人出于实现受损生态环境修复目的自愿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有效。
裁判要旨
人民法院在确认生态损害赔偿协议时,可以综合赔偿义务人已发生火灾、赔偿能力受限等因素,在未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依法确认磋商协议约定的分期支付赔偿金的履行方式有效。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2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5条、第206条(本案适用的是2022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1条、第202条)
一审: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人民法院(2021)浙0113民特786号民事裁定(2022年1月1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贵州省生态环境厅、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与贵州省某煤焦化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
2024-11-2-409-002 · (2023)黔02民特69号 ·
民事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生态修复
裁判要旨:1.对同一赔偿义务人的行为造成的跨区域生态环境损害,各赔偿权利人可以与赔偿义务人一并磋商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共同申请司法确认的,应予支持。 2.法院审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时,应将生态环境修复目标作为重要考量因素,综合审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是否符合司法确认的条件。经审查协议存在不符合确认的情形的,法院应积极为当事人创造重新磋商的机会,指导当事人通过磋商使协议符合确认的条件,并予以确认,推动实现生态环境及时有效修复和矛盾纠纷的实质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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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生态修复
基本案情
2021年11月,贵州省某煤焦化公司洗脱苯工段贫油冷却器出现破裂,导致洗油进入循环冷却水系统,并渗漏至土壤,后随地下水进行迁移,最终流入小黄泥河,造成上下游的贵州省、云南省河段受到污染。经鉴定,洗油中含有毒物质2-甲基萘和联苯。2023年4月14日,生态环境部公布调查结果,认定此次事件为某煤焦化公司洗油泄漏次生重大突发环境事件,洗油泄漏总量约96.15吨,小黄泥河、黄泥河共约123公里河道水质受到影响,此次突发环境事件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6029万元。本案涉及的刑事犯罪另案处理。因污染跨省域涉及贵州省、云南省,故贵州省生态环境厅、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作为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某煤焦化公司就洗油泄露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进行磋商,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并共同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法院经审查认为,三方达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存在生态修复费用表述错误、申请强制执行标的不明确等不符合司法确认的情形,不应直接予以确认。为了促使生态环境及时有效修复,法院听证会,促使三方磋商再次弥补了前述协议中问题,符合司法确认的条件。
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4日作出(2023)黔02民特69号民事裁定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予以确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申请人贵州省生态环境厅、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与申请人某煤焦化公司达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合法有效。
裁判要旨
1.对同一赔偿义务人的行为造成的跨区域生态环境损害,各赔偿权利人可以与赔偿义务人一并磋商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共同申请司法确认的,应予支持。
2.法院审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时,应将生态环境修复目标作为重要考量因素,综合审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是否符合司法确认的条件。经审查协议存在不符合确认的情形的,法院应积极为当事人创造重新磋商的机会,指导当事人通过磋商使协议符合确认的条件,并予以确认,推动实现生态环境及时有效修复和矛盾纠纷的实质化解。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5条、第20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20条、第21条
一审: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黔02民特69号民事裁定(2023年11月1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邯郸市生态环境局、邯郸市生态环境局丛台分局与邯郸某排水公司、邯郸某污水处理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
2024-11-2-409-003 · (2022)冀0403诉前调确1号 ·
民事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
裁判要旨:生态环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作为依法设立的专门负责调解生态环境纠纷的调解组织,参与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磋商过程,促成各方达成调解协议,赔偿权利人、赔偿义务人共同申请司法确认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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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
基本案情
2022年1月1日、2022年1月27日及2022年2月25日,邯郸市生态环境局丛台区分局执法人员对邯郸某污水处理公司现场检查时,发现其多次出水中总氮排放浓度均超过《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及修改单一级A标准排放限值(15mg/L)。邯郸市生态环境局、邯郸市生态环境局丛台区分局与邯郸某排水公司、邯郸某污水处理公司开展磋商并达成协议,两公司认可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并将投资约1534万元实施各污水处理厂管网互通,提升区域污水应急处理能力,降低滏阳河污染风险;厂区污水处理设施设备升级改造,增加部分备用设备,增强应急保障能力,持续改善滏阳河地表水生态环境。该协议由邯郸市生态环境局进行公告,期满未有异议。为了加强公众参与,邯郸市生态环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就前述磋商协议召开听证会,进行了公开听证,参与听证代表对该协议未提出异议。邯郸市生态环境局、邯郸市生态环境局丛台区分局、邯郸某排水公司、邯郸某污水处理公司签订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调解协议:一、经申请人共同委托评估鉴定邯郸某污水处理公司超标排放水污染物造成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1191793.21元(大写:壹佰壹拾玖万壹仟柒佰玖拾叁元贰角壹分),邯郸市生态环境局、邯郸市生态环境局丛台区分局、邯郸某排水公司及邯郸某污水处理公司四方自愿达成一致,其中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100万元(大写:壹佰万元整)按规定缴纳至邯郸市丛台区生态赔偿专户;二、协议签订并经司法确认之日起30日内,邯郸某污水处理公司缴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100万元(大写:壹佰万元整),由邯郸某污水处理公司按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试行)》(财资环[2020]6号)规定缴纳至邯郸市丛台区生态赔偿专户,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政府按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使用有关规定用于辖区内超标排水流经的邯临沟、军亓沟及滏阳河河段,开展生态环境功能性建设及环境治理(包括但不限于控源截污、污染底泥清理整治、岸坡防护、水质监测等),提升河流净化能力、环境承载能力。邯郸市生态环境局丛台区分局负责选取生态环境治理实施地点及监督落实。后各方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8日作出(2022)冀0403诉前调确1号民事裁定:确认调解协议有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各申请人在调解组织参与下达成协议,申请司法确认,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不侵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及案外人合法权益,不损害社会公序良俗,内容明确,符合申请司法确认的相关法律规定。
裁判要旨
生态环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作为依法设立的专门负责调解生态环境纠纷的调解组织,参与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磋商过程,促成各方达成调解协议,赔偿权利人、赔偿义务人共同申请司法确认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4条、第123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5条、第206条(本案适用的是2022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1条、第202条)
《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1条、第2条、第7条
一审: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法院(2022)冀0403诉前调确1号民事裁定(2022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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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镇江市金山地区人民检察院诉马某华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4-11-2-466-001 · (2018)苏1102民初4322号 ·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刑事附带民事非法占用农用地生态修复
裁判要旨:人民法院可以根据非法占用农地行为对环境资源影响程度区别化处理:对于非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养殖设施的,应当拆除并复垦;对于占用设施农用地建设养殖设施的,如果能够与永久基本农田上的养殖设施区分使用,可不予拆除、复垦;对于占用其他农用地建设养殖设施,并不破坏耕地及农地周边资源环境的,且可以通过一定程序依法建设养殖设施的,由当事人或者有关主管机关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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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刑事附带民事/非法占用农用地/生态修复
基本案情
2013年5月,马某华租赁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上党镇某村民小组农用地33.98亩,在未办理用地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在该地块建设猪舍、道路等设施从事养殖业,造成土地毁坏。经鉴定评估,马某华已固化占地面积10925平方米(合16.39亩),其中包括永久基本农田7108平方米(合10.66亩),耕作条件已被破坏。江苏省镇江市金山地区人民检察院向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提起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请求:1.判令马某华修复被破坏的耕地16.39亩,如不能自行修复,承担耕地修复费用31.96万元;2.判令马某华在市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对马某华非法占用基本农田10.66亩的行为,另案刑事判决被告人马某华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4日作出(2018)苏1102民初4322号判决:一、马某华在判决生效后六个月内自行修复被破坏的土地16.39亩;如不能自行修复,应承担破坏土地的修复费用31.96万元。二、马某华在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在市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宣判后,马某华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5日作出(2019)苏11民终2045号民事判决:一、马某华在判决生效后六个月内自行修复被破坏的永久基本农田10.66亩;如不能自行修复,应承担破坏永久基本农田的修复费用人民币207891元。二、马某华在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在市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马某华违反土地管理法规,破坏土地资源,应当承担土地修复责任。马某华非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10.66亩建设养殖设施,应当拆除有关永久基本农田上的违法建设并依法复垦,如果马某华不能自行实施,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拆除和修复费用共计207891元。对马某华占用设施农用地、园地、沟渠、田坎共计5.73亩建设养殖设施、道路,由于相关土地并非耕地,不属于破坏耕地的情形。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非法占用农地行为对环境资源影响程度区别化处理:对于非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养殖设施的,应当拆除并复垦;对于占用设施农用地建设养殖设施的,如果能够与永久基本农田上的养殖设施区分使用,可不予拆除、复垦;对于占用其他农用地建设养殖设施,并不破坏耕地及农地周边资源环境的,且可以通过一定程序依法建设养殖设施的,由当事人或者有关主管机关依法处理。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条、第179条、第187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4条、第6条、第1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2条
一审: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2018)苏1102民初4322号民事判决(2019年5月14日)
二审: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11民终2045号民事判决(2019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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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人民检察院诉王某清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4-11-2-466-002 · (2020)浙0182刑初156号 ·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滥伐林木碳汇认购替代修复等量修复生态价值损失确定
裁判要旨:在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当存在“原位同质”直接修复可能时,应当优先采取直接修复措施。对于难以采取直接修复措施的,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请,采用认购碳汇的方式替代修复生态环境,以实现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等量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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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滥伐林木/碳汇认购/替代修复/等量修复/生态价值损失确定
基本案情
2018年8月至10月期间,王某清从浙江省建德市下涯镇某村生产队十余名农户处受让位于该村北坞“池堰堪”山上林木的采伐经营权,并于2018年11月1日获得编号为021323*号林木采伐许可证。2018年11月上旬,王某清明知从农户处受让的林木不在采伐证范围之内,且未申请过采伐许可证,仍雇工将上述林木采伐。2020年8月4日,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浙0182刑初156号刑事判决,被告王某清因滥伐林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2022年4月10日,浙江省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与固碳减排重点实验室作出《滥伐造成杉木林生态系统生态价值损失核算鉴定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认定“在只考虑滥伐20.76亩杉木林固碳量、水源涵养、水土保持三部分的价值损失情况下,经过核算,采伐的20.76亩杉木林造成的生态价值损失总额为35187.096元”。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王某清赔偿生态损失共计人民币35187元(款项用于购买碳汇);2.王某清在省级以上新闻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9日作出(2022)浙01民初638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王某清赔偿生态损失费用共计人民币35187元(款项用于购买碳汇);二、王某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媒体上刊登声明,公开赔礼道歉(声明内容需经本院审核,逾期未履行的,本院将选择媒体刊登本案判决主要内容,费用由被告王复清负担)。宣判后,公益诉讼起诉人、王某清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被告王某清超出林木采伐许可证范围砍伐杉木林,造成生态公益林大量减损。王某清虽然主张未超范围砍伐,但对在先刑事判决并未提起上诉,而是对其认定的事实予以认可,该刑事判决现已生效,故对王某清未超范围砍伐的抗辩主张不予采信。王某清的行为已对案涉地域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等规定,王某清应当承担破坏生态环境的侵权责任,赔偿生态损失费用,并公开赔礼道歉。
公益诉讼起诉人提交的《报告》中,根据案涉地域生态环境破坏的实际情况,主要围绕杉木林固碳量、水源涵养、水土保持三项生态指标的服务功能价值损失予以核算。《报告》所采用的计算方法科学合理,计算结果亦符合生态环境实际损害情况。公益诉讼起诉人关于请求判令被告王某清赔偿生态损失费用35187元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经查,我国已有依法设立的网上碳交易平台,通过该平台可以实现碳汇购买需求,故公益诉讼起诉人通过直接支付赔偿款购买碳汇的方式进行替代性修复,具有可操作性。对于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该项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在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当存在“原位同质”直接修复可能时,应当优先采取直接修复措施。对于难以采取直接修复措施的,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请,采用认购碳汇的方式替代修复生态环境,以实现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等量恢复。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7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年修正)第5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 ,2020年修正)第18条、第21条、第24条
一审: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浙01民初638号民事判决(2022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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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环某研究中心诉缙云县表某精饰厂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4-11-2-466-003 · (2019)浙11民初171号 ·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行政处罚
裁判要旨:环保组织作为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应当对被告实施违反国家规定的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行为及生态环境受到损害或者有遭受损害的重大风险承担举证责任。行为人因违反环境保护法管理性规定受到行政处罚后已进行整改并完成验收,环保组织仅以该行为人曾受到行政处罚为由提起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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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行政处罚
基本案情
2013年4月25日缙云县表某精饰厂因存在不正常使用大气污染处理设施、超标排放污水环境违法行为被责令限期治理整改,并被行政机关分别罚款50000元和55000元。经过整改,该厂于2013年6月14日通过环保局的验收,恢复生产。2016年5月20日,该厂因污泥堆放场地不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标准,行政机关责令其立即停止随意堆放污泥行为,及时清运库存污泥,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并处罚款60000元。2016年6月28日,行政机关进行环境执法后督察,发现该厂已经整改到位。2017年8月18日该厂因涉嫌违反环评制度和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被责令停止生产或使用,罚款105000元,后该厂缴纳罚款并拆除了超规模生产线。2017年8月9日,行政机关对该厂涉嫌未按规定进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行为立案调查,被行政机关罚款10000元。2017年8月9日,该厂因涉嫌随意堆放危险废物行为被立案调查,被行政机关罚款80000元。2019年6月13日,该厂因涉嫌违反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行为和涉嫌违反环评制度行为被立案调查,分别被罚款21300元和259200元。2019年6月20日,行政机关作出查封(扣押)决定书,对该厂203车间、206车间和镀镍铬车间3个配电箱予以查封(扣押)。2019年10月12日,行政机关执法后督查认为该厂目前正在委托第三方重新进行核查并编制核查报告,并已于2019年8月30日缴纳罚款28.05万元。2015年9月至2020年期间,保护监测站对该厂废水污染源监测的15份报告结论均为废水监测项目中化学需氧量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其余监测项目均符合《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
北京市朝阳区环某研究中心系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其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提供的初步证据为上述行政处罚决定,请求判令:1.缙云县表某精饰厂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消除危险、赔偿损失150万元(最终以评估确定的数额为准);2.承担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差旅费及全部诉讼费用。
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7日作出(2019)浙11民初171号民事判决:驳回北京市朝阳区环某研究中心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北京市朝阳区环某研究中心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24日作出(2020)浙民终84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争议焦点为北京市朝阳区环某研究中心提供的初步证据能否证明缙云县表某精饰厂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行为,缙云县表某精饰厂应否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
一、关于缙云县表某精饰厂是否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污染环境行为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根据民法典第七编第七章的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侵权人排放了污染物或者破坏了生态;(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侵权人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破坏生态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据此,北京市朝阳区环某研究中心代表公共利益提起诉讼,仍须承担初步举证责任。北京市朝阳区环某研究中心提供的初步证据即相关行政处罚决定,可以证明缙云县表某精饰厂确实曾经存在未经环评审批或验收即擅自扩大生产线等环境违法行为,然该违法行为是否造成社会公共利益损害后果,北京市朝阳区环某研究中心未提供初步证据予以证明。根据法院调取的废水污染源监测报告,可以证明缙云县表某精饰厂排放的废水均符合国家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未对环境造成损害。涉及的随意堆放污泥及随意堆放危险废物的行为,缙云县表某精饰厂已经提供其自行监测的地下水、土壤检测报告,可以反驳存在地下水、土壤污染的事实推定。在此情况下,北京市朝阳区环某研究中心仍然负有环境公共利益损害事实存在的初步证明责任,其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损害事实存在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北京市朝阳区环某研究中心就侵害事实和侵害结果等提出的鉴定申请,并无不当。北京市朝阳区环某研究中心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二、对于缙云县表某精饰厂是否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行为问题。缙云县表某精饰厂在生产经营期间存在随意堆放污泥,违反环评制度和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超规模生产、未按规定进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等行为,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风险。但在上述行为发生后,缙云县表某精饰厂立即做出整改,已停止随意堆放污泥,及时清运库存污泥,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停止生产并已拆除超规模生产线,委托第三方制定环境应急预案。特别是行政处罚涉及的更换镀镍铬生产线和增加电解槽容积的行为,行政机关已及时查封了超过环评规模生产的机器设备,责令缙云县表某精饰厂补办环保验收手续,缙云县表某精饰厂也已委托第三方重新编制核查报告并缴纳罚款,完成了整改工作,消除了对环境公共利益的危险。北京市朝阳区环某研究中心主张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缺乏事实依据。
裁判要旨
环保组织作为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应当对被告实施违反国家规定的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行为及生态环境受到损害或者有遭受损害的重大风险承担举证责任。行为人因违反环境保护法管理性规定受到行政处罚后已进行整改并完成验收,环保组织仅以该行为人曾受到行政处罚为由提起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0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23〕6号)第3条(本案适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2号)第6条)
一审: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11民初171号民事判决(2020年7月27日)
二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浙民终847号民事判决(2021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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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滨州市人民检察院诉杨某义、山东省某实业有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4-11-2-466-004 · (2022)鲁71民初10号 ·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非法占用耕地生态修复
裁判要旨:行为人因非法占用农用地被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在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情形下,应同时依法承担拆除违法建筑物、修复涉案耕地的民事责任。人民法院统筹协调行政、刑事、民事法律手段,有效衔接对同一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刑事制裁和民事赔偿三种责任,严厉惩治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对实现受损耕地的有效修复,形成耕地资源保护整体合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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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非法占用耕地/生态修复
基本案情
2011年1月10日,杨某义(山东省某实业有限公司的出资人及经营管理人)与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古城镇某村村民委员会就村内45.21亩集体土地签订租赁合同,用于厂房及其他项目的建设。2017年8月7日,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沾化区国土局)因山东省某实业有限公司、杨某楠(系杨某义之子、山东省某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非法占地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其拆除违法占地上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恢复土地原貌,并给予罚款,同时将该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2018年2月7日,沾化区国土局又向山东省某实业有限公司作出《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山东省某实业有限公司仍未履行。在法定期限内,沾化区国土局未申请强制执行。2018年5月2日,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杨某义、山东省某实业有限公司均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之后,山东省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杨某义、山东省某实业有限公司停止侵害,排除非法占用涉案耕地上的建筑物及设施,恢复土地原状。
山东省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23年6月6日作出(2022)鲁71民初10号民事判决:一、杨某义、山东省某实业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对涉案耕地的非法占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自行拆除涉案耕地上的建筑物及设施并对涉案耕地进行修复,修复完成后应经当地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二、上述第一项义务逾期未完成的,杨某义、山东省某实业有限公司应当交纳生态环境修复费用223633.65元;三、杨某义、山东省某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山东省滨州市人民检察院支付鉴定费28400元。宣判后,杨某义、山东省某实业有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5日作出(2023)鲁民终102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杨某义、山东省某实业有限公司未经批准,以租赁形式长期非法占用涉案耕地建造厂房、污水处理设施等用于生产经营,造成涉案耕地大量毁坏,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本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不受行政机关是否先期作出行政处罚、采取行政措施的制约。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行为人因非法占用农用地被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在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情形下,应同时依法承担拆除违法建筑物、修复涉案耕地的民事责任。人民法院统筹协调行政、刑事、民事法律手段,有效衔接对同一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刑事制裁和民事赔偿三种责任,严厉惩治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对实现受损耕地的有效修复,形成耕地资源保护整体合力具有重要意义。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8条、第1234条、第123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77条
一审:济南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2)鲁71民初10号民事判决(2023年6月6日)
二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鲁民终1020号民事判决(2023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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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协会、杭州市某会诉浙江某公司、浙江某皮革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4-11-2-466-005 · (2015)浙嘉民初字第7号 ·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环境污染社会组织工业固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共同侵权企业改制
裁判要旨:1.固体废物填埋处理应符合相关法律和环保技术标准,采取“防水、防渗漏、防流失”等保护措施,对于历史遗留的填埋场所,填埋单位应根据现行有关规定和环境保护标准,履行限期改造义务,或者将已填埋的固体废物移至其他符合条件的贮存、处置设施、场所,否则造成损害或存在污染环境重大风险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企业改制不免除当事人的污染防治义务,改制后的企业仍应依法对未处理的固废和固废处置设施、场所负责,并承担相应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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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环境污染/社会组织/工业固废/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共同侵权/企业改制/生态服务功能损失
基本案情
某制革厂是由上某村成立的村办集体企业,主要从事猪皮、绵羊皮鞣制和后整理生产,生产过程中主要排放废水及处理废水产生的污泥等污染物。1991年起,某制革厂先后向上某村委会租用该村三处集体土地(用途为农业用地)约30亩,用于该厂工业固废(包括烂皮、烂肉、下脚料、污泥等)集中填埋。1993年4月,浙江某皮革公司成立后,继续使用上述土地填埋制革污泥。填埋行为至1997年全部结束。2001年12月31日,浙江某皮革公司与上某村委会签订协议,将堆放污泥地块交由上某村进行土地复垦,浙江某皮革公司一次性补偿复垦费10万元后,一切事宜与浙江某皮革公司无涉。后相关地块已复垦种植桑苗、树苗等作物。
1993年4月,某制革厂以生产设备、部分厂房、办公设施等出资,与香港某公司共同设立浙江某皮革公司。2013年,浙江某皮革公司的股东某制革厂变更为浙江某公司。1996年8月,某制革厂整体改组为具有法人资格的浙江某公司,上某合作社、某制革厂职工劳动保障基金协会为浙江某公司股东。1996年12月,某制革厂注销工商登记,注销登记注册书中载明相关债权债务等划转给新设立的浙江某公司。2000年6月,浙江某公司的集体资产以股权转让的形式转让给许某坤个人。上某合作社与许某坤签订了《产权转让合同》,约定企业原债权、债务由转制后新企业承继。后上某合作社、某制革厂职工劳动保障基金协会与浙江某公司签订《关于债权、债务及损益移交协议》,约定改制前的债权、债务及损益由改制后的公司延续承担和处理。
2017年8月,海宁市环境保护局委托上海某公司和某大学对涉案污泥填埋场地进行详细调查、风险评估及完善治理方案。2018年5月底,某大学出具了关于海宁市周王庙镇上某村三处制革污泥堆场污染场地环境详细调查报告、健康风险评估报告以及修复和风险管控实施方案。
某协会、杭州市某会诉请:1.浙江某公司停止侵害,即对其在某村违法填埋的制革污泥进行无害化处理,停止对生态环境的持续性污染危害;2.浙江某公司恢复原状、消除危险,即对其填埋污泥造成的周边污染土壤进行生态修复,消除污染地下水的重大危险;3.浙江某公司承担因本案诉讼发生的合理费用,包括诉讼费、鉴定费、聘请专家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等(均按实际支出为准);4.浙江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5.浙江某皮革公司对上述诉请承担连带责任。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7日作出(2015)浙嘉民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一、浙江某公司、浙江某皮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环境修复相关费用29985193元(款项专用于本案三处污泥填埋场地的环境修复);二、浙江某公司、浙江某皮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594270元(款项专用于生态环境保护);三、浙江某公司、浙江某皮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某协会为本案支出的公告费2005元、邮寄费110元、差旅费7406元、律师代理费200000元,合计209521元;四、浙江某公司、浙江某皮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杭州市某会为本案支出的律师代理费50000元;五、驳回某协会、杭州市某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某协会、浙江某公司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5日作出(2018)浙民终101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案涉填埋制革污泥的行为是否造成环境污染,是否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或构成重大风险;(二)案涉填埋制革污泥的行为是否属于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三)浙江某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应否承担法律责任;(四)是否存在生态服务功能损失,以及损失如何确定;(五)某协会主张的律师代理费和其他费用数额是否合理。
一、关于是否存在环境污染及损害公共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社会组织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根据某大学对本案三处污泥填埋场地的初步调查和详细调查结果,三个污泥填埋地块的土壤、地下水污染范围虽没有明显扩散,但场地内的土壤和地下水已受到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其中土壤污染最为严重,尤其是总铬和六价铬,超标情况明显。土壤中总铬和六价铬的高积累指数是由制革污泥填埋直接导致。而铬的毒性与存在形式有关,其中六价铬毒性最大,对生物存在广泛的毒害作用,风险最为突出。根据某大学作出的健康风险评估报告,在农业情景下,两处污泥填埋土地土壤存在的六价铬致癌风险以及总铬、六价铬的非致癌风险均超过了可接受水平,一处地块土壤中存在砷的致癌风险以及总铬、砷的非致癌风险超过了可接受水平。故某制革厂、浙江某皮革公司在1991年至1997年填埋制革污泥的行为已使场地内土壤受到严重的重金属污染,且因长年堆放,土壤中的污染物对场地内的地下水、地表水也造成了一定污染,存在环境损害的事实。如果不采取相应的环境治理措施,将使相邻的土壤、地下水、地表水等生态系统继续受到污染,导致耕地的减少和水质的恶化。而且,污染土壤中的六价铬具有较强的致癌性,如污染土壤直接暴露在外,或其上种植可食用农产品,可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因此,虽然受污染的三处土地为上某村集体所有,但已经对地下水等周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损害,且仍在扩散,存在危害公共健康的风险,显然有损社会公共利益。
二、关于浙江某公司、浙江某皮革公司填埋制革污泥是否属于侵权行为
本案填埋制革污泥的行为发生在1991年至1997年间,其中1993年以前由某制革厂实施填埋,1993年浙江某皮革公司成立后,由浙江某皮革公司进行填埋。浙江某公司、浙江某皮革公司辩称集中填埋制革污泥不属于违法侵权行为的理由不成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不论污染者有无过错,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污染者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环境污染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不以违法性为必要条件。即使某制革厂、浙江某皮革公司填埋制革污泥不违反当时的法律规定,在已经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情况下,其仍应承担环境侵权责任。故浙江某公司、浙江某皮革公司以填埋当时不违法为由主张免责,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二)1989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产生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单位,必须把环境保护工作纳入计划,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在生产建设或者其他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渣、粉尘、恶臭气体、放射性物质以及噪声、振动、电磁波辐射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某制革厂、浙江某皮革公司作为皮革生产企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制革污水和污泥对环境造成污染。制革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和污泥含有重金属铬,难以完全回收或清除,这一直是制革行业环保治理的难题。填埋是制革企业处理污泥的常用方式之一。租用土地集中填埋相较于直接投海或乱填、乱倒,在污染物的有迹可循和控制方面更有优势。但是,填埋应当选择合适的地点、采取合理的防护措施。根据查明的事实,一是某制革厂、浙江某皮革公司在企业附近的三处农田填埋污泥,且周边多数地块也是农业用地;二是其中两处填埋土地紧邻河流,容易引起污染物的扩散、流失;更为重要的是,某制革厂、浙江某皮革公司将未经处理的制革污泥直接挖坑埋入地下,没有对填埋场地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其直接结果必然是土壤被污染导致农田的减少,土壤中的重金属铬等污染物通过雨水冲刷、渗透等传播到附近水体,这也与本案的环境损害后果相一致。而1984年1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禁止将含有汞、镉、砷、铬、铅、氰化物、黄磷等的可溶性剧毒废渣向水体排放、倾倒或者直接埋入地下;存放可溶性剧毒废渣的场所,必须采取防水、防渗漏、防流失的措施。”因此,某制革厂、浙江某皮革公司在没有采取任何防水、防渗漏、防流失措施的情况下,将制革污泥直接填埋于附近的农田中,在填埋地点选择和填埋方式上,都没有尽到合理的污染防治义务。
(三)即使如浙江某公司、浙江某皮革公司所言,囿于当时的经济、技术条件和认知水平,集中填埋制革污泥是其能采取的经济合理的处置方式,但填埋结束并不意味着污染防治义务的终结。对污泥填埋场地,某制革厂、浙江某皮革公司仍具有管理维护义务,并应随着经济技术发展、环保法律要求的更新进步,及时履行自身的环境保护义务。1996年4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对其产生的不能利用或者暂时不利用的工业固体废物,必须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建设贮存或者处置的设施、场所。”第三十四条规定:“建设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必须符合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环境保护标准。本法施行前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没有依照本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建设工业固体废物贮存或者处置的设施、场所,或者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不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的,必须限期建成或者改造;在限期内,对新产生的污染环境的工业固体废物,应当缴纳排污费或者采取其他措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施行前填埋的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和处理责任有关问题的复函》(环函〔2003〕326号)中也明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施行前已经填埋的工业固体废物,如果其填埋场所不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和环境保护标准,该填埋单位必须限期改造,或者将已经填埋的工业固体废物移至其他符合条件的贮存、处置设施、场所。可见,对历史遗留的固体废物填埋场所如何处理,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施行后已经有了明确规定。但是,浙江某公司、浙江某皮革公司并没有按照该法规定对本案三处污泥填埋场地进行改造,反而继续将制革污泥直接埋入地下,显然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污染防治义务。
综上,某制革厂、浙江某皮革公司先是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直接将制革污泥填埋于地下,后又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的限期改造义务,导致本案环境污染损害的产生和扩大,应当承担污染环境的侵权责任。
三、关于浙江某公司应否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涉及的制革污泥填埋行为在1993年以前由某制革厂实施,1993年4月后由浙江某皮革公司实施。某制革厂和浙江某皮革公司作为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某制革厂原为集体企业,1996年整体改组为浙江某公司,2000年又进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通过资产转让的方式由集体企业转变为私营企业。从改制过程来看,1996年的股份合作制或者公司制改造,以及2000年的产权改造,仅是企业法人在名称、投资人、组织形式、企业性质等方面发生了变更,某制革厂的法人主体资格一直延续至今,且两次改制的相关资料中均约定改制前的债权债务由改制后的公司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企业通过增资扩股或者转让部分产权,实现他人对企业的参股,将企业整体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原企业债务由改造后的新设公司承担。”第九条规定:“企业向其职工转让部分产权,由企业与职工共同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原企业的债务由改造后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亦规定:“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发生变更的,变更后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对未处置的工业固体废物及其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进行安全处置或者采取措施保证该设施、场所安全运行。变更前当事人对工业固体废物及其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的污染防治责任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不得免除当事人的污染防治义务。”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浙江某公司作为某制革厂改制后存续的法人主体,应当对外承担某制革厂的权利和义务,包括污染防治义务。两浙江某公司辩称不应承担改制前的环境侵权责任,以及应由某制革厂的股东上某合作社承担责任的意见,不能成立。
浙江某皮革公司2001年一次性补偿上某村委会10万元复垦费,并约定以后一切事宜与浙江某皮革公司无涉的协议,仅是对污泥填埋土地复垦作出的约定,并未解决本案涉及的三处污泥填埋场地的环境污染问题。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基本原则,该协议当然不能免除浙江某公司、浙江某皮革公司应承担的治理修复责任。
关于浙江某公司、浙江某皮革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某制革厂先租用土地填埋制革污泥,浙江某皮革公司成立后使用原某制革厂厂房和设备继续产生并填埋污泥,二者在主体和污泥填埋行为上具有关联性和延续性,对使用涉案三处土地填埋制革污泥具有共同的认识。同时,浙江某公司、浙江某皮革公司并无证据证明某制革厂、浙江某皮革公司各自填埋制革污泥的具体数量和填埋范围,难以查明二者各自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特别是地下水污染损害的具体份额或比例,也应当认定二者填埋制革污泥的行为相互结合造成了同一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共同实施污染行为造成损害,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请求污染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某协会、杭州市某会主张浙江某公司、浙江某皮革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
四、关于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生态系统服务指人类或其他生态系统直接或间接地从生态系统获取的收益,主要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支持服务、文化服务和存在价值等,应当根据被污染的具体环境要素进行分析。
本案被污染的环境要素主要是30亩农用土地,在填埋制革污泥后,上述土地已不能作为农田使用,存在服务功能损失。因三处土地至今仍是集体所有,土地用途也未发生变更,浙江某公司、浙江某皮革公司称三处土地是正式的废物填埋场,不存在生态服务功能损失,显然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虽然场地内的地下水也有一定污染,但地下水具有流动性,难以界定损害后果,单独鉴定并不经济,且根据某大学的调查报告,场地内地下水污染物无暴露途径。故本案主要考虑赔偿土壤污染造成的服务功能损失。农用土地最主要和最直接的服务功能是通过种植农作物,为人类提供农产品,同时在气候调节、水土涵养等方面发挥作用,其服务功能损失当然可以按照农作物产值确定。至于杭州市某会所称农田的调节功能损失,因农田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大,相较于其主要功能,其土壤本身对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并不明显,且难以量化,故不再单独计算。
服务功能损失的确定与采取的环境修复方案密切相关。本案采用某大学建议的公园绿地背景下的风险管控方案项目建设周期约为30周,竣工验收后的营运期为5~10年。故改变土地用途,禁止种植农产品,是实施风险管控方案的基本要求。三处农田为农村集体组织所有,自损害发生至改变土地用途期间的土地产出,属于私益范围,在公益诉讼中不作处理。但采用风险管控方案后,三处被污染土地实际上无法恢复至农田状态,完全丧失了农田对社会公众的服务功能,该损失浙江某公司、浙江某皮革公司应当予以赔偿。关于赔偿年限,根据管控方案的建设和运行时间,确定为10年。因此,参照2017年嘉兴地区主要粮食平均亩产值1728元,以每年递增3%(参考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的推荐系数范围),按30亩土地计算10年,本案服务功能损失为594270元。
五、关于原告因本案支出的合理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承担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某协会在本案中支出的公告费2005元、邮寄费110元,杭州市某会为本案支出的律师代理费50000元,当事人没有异议,尚属合理,予以确认。某协会还主张差旅费7900.60元、调研费46455.10元,并提供了发票一组。经审查,2016年8月5日因证据交换产生的差旅费1559元、2017年7月10日因调解产生的差旅费5847元,系某协会因本案诉讼直接支出的合理费用,应当予以认定,合计为7406元。某协会提供的其余发票为加油费发票、餐饮费发票、北京市政一卡通发票等,并无调研费发票,因以上票据载明的费用无法确定与本案诉讼具有关联,且发生时间与本案诉讼活动也不一致,均不予认定。对于某协会主张的律师代理费688700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张的律师费应以合理为限。某协会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中约定采用计时收费,但没有明确具体的收费标准,工作量清单又系其代理人单方制作,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律师费的依据。鉴于某协会在诉前准备阶段付出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结合其在诉讼中发挥的作用,同时考虑本案的公益性质,参考杭州市某会支付的律师费,酌定某协会的律师费为200000元。因此,浙江某公司、浙江某皮革公司应当承担的合理费用包括:某协会支出的公告费2005元、邮寄费110元、差旅费7406元、律师费200000元,以及杭州市某会支出的律师费50000元。
综上所述,某制革厂、浙江某皮革公司向上某村三处农田填埋制革污泥的行为已经造成环境污染,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某协会、杭州市某会关于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并赔偿服务功能损失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海宁市环境保护局委托某大学制作的《海宁市周王庙镇上某村三处制革污泥堆场污染场地修复及风险管控实施方案》中选定的修复技术方案(即对场地污染土壤采取阻隔墙技术管控方案,对于场地地下水污染选用监测自然衰减技术修复),能够有效控制污染源,经济可行,也与浙江某公司、浙江某皮革公司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相适应,可以实现本次公益诉讼的目的,依法可以作为本案环境修复的依据。虽然当地政府已组织实施上述风险管控方案,无须浙江某公司、浙江某皮革公司自行修复,但相应费用仍应由浙江某公司、浙江某皮革公司承担。根据某大学出具的修复和风险管控实施方案,相关费用包括工程直接费用18181593元、其他相关费用3571000元及竣工验收后每年的运行费用。对于运行费用,根据修复方案及补充说明,管控方案竣工验收后营运期为5~10年,方案确定的年运行费用823260元是以最大处理费用计算(前2~3年),随着时间推移,该费用会逐年减少,但没有明确费用减少的比例。为保证风险管控方案的实施和正常运行,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均按最高值计算,即按每年823260元计算10年,确定竣工验收后的运行费用为8232600元。因此,浙江某公司、浙江某皮革公司应承担的修复和运行费用合计为29985193元。该款项将专门用于本案被污染场地的环境修复。
裁判要旨
1.固体废物填埋处理应符合相关法律和环保技术标准,采取“防水、防渗漏、防流失”等保护措施,对于历史遗留的填埋场所,填埋单位应根据现行有关规定和环境保护标准,履行限期改造义务,或者将已填埋的固体废物移至其他符合条件的贮存、处置设施、场所,否则造成损害或存在污染环境重大风险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企业改制不免除当事人的污染防治义务,改制后的企业仍应依法对未处理的固废和固废处置设施、场所负责,并承担相应侵权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8条、第1229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条、第6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5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41条(本案适用的是2005年4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3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第20条第2款、第21条、第22条
一审: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嘉民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2018年9月27日)
二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浙民终1015号民事判决(2019年4月2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诉林某民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4-11-2-466-006 · (2022)浙01民初2105号 ·
民事诉讼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检察公益诉讼生态破坏非法采矿财产保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裁判要旨:人民检察院虽然具有法律监督职能,但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以检察申请方式启动财产保全程序更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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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诉讼/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检察公益诉讼/生态破坏/非法采矿/财产保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基本案情
2018年8月至2020年6月,林某民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在花某村、樟某村后坞石灰山非法开采矿石并销售。
2022年11月10日,公益诉讼起诉人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经委托调查评估,林某民非法采矿行为造成石灰山区域内生态环境受损面积合计26546平方米,其中林地面积20603平方米,旱地面积3568平方米,草地面积2375平方米。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请求判令林某民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3303715元及修复方案编制费用95000元,承担生态服务功能期间损害费用555938元及鉴定评估费用80000元,并在新闻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2023年4月11日,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财产保全申请,申请保全生态服务功能期间损害费用与鉴定评估费用合计635938元。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14日作出(2022)浙01民初2105号民事裁定:裁定冻结林某民存款635938元或查封、扣押其他相应价值财产。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定认为:公益诉讼起诉人浙江省某市人民检察院的保全申请符合法律的规定。
裁判要旨
人民检察院虽然具有法律监督职能,但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以检察申请方式启动财产保全程序更为适宜。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年修正)第58条第2款、第103条第1款、第105条、第106条(本案适用的是202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8条第2款、第103条第1款、第105条、第10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71条
一审: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浙01民初2105号民事裁定(2023年4月1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诉重庆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4-11-2-466-007 · (2017)渝0112刑初573号 ·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检察公益诉讼水污染排污量确定
裁判要旨:1.污染物排放的精确实际数量因客观证据所限已无法查明时,可根据生产量、单位产量污染物产出量,或单次排污量、排污频次推定污染物排放数量。 2.为充分实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事后救济与事前预防的功能,人民法院应从诉讼请求能否救济社会公共利益受到的现实损害,以及能否消除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风险两方面综合进行审查,判断诉讼请求是否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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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检察公益诉讼/水污染/排污量确定
基本案情
公益诉讼起诉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诉称:2013年至2014年期间,重庆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某为减少企业污染治理成本,指使他人在厂区外修建应急池,在厂区内修建一条暗管从对硝基苯乙酮车间连接至应急池,并设置阀门。应急池与观察井相连,观察井系重庆某公司排放经处理达标废水的装备,观察井与长江直接连接。2015年4月至8月14日期间,重庆某公司在未通过环境影响评估的情况下进行对硝基苯乙酮的生产,并将产生的废液通过暗管偷排,并于2015年8月14日晚偷排时被公安机关查获。经检测,该废液中含有有毒物质硝基苯类、总氰化物、锰等,含量严重超标。经委托评估,重庆某公司外排对硝基苯乙酮母液中硝基苯类浓度超过基线水平584倍,导致暗管排放口附近长江水域生态环境受到损害,以最低违法排放废液量1542.5吨、单位虚拟治理成本40.22元/吨、环境功能区敏感系数7,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量化数额为434275.45元。公益诉讼起诉人认为,重庆某公司的行为对长江水域造成严重污染,破坏了长江生态环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公益诉讼起诉人在依法履行诉前公告程序后,无适格主体提起诉讼,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判令重庆某公司赔偿因违法排放工业有毒废水产生的生态环境损害费434275.45元;2.判令重庆某公司承担评估费74000元、公告费750元;3.判令重庆某公司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重庆某公司辩称:虽然重庆某公司有排放污水到长江的行为,但所排放到长江的污水经过自然净化后,水质并未受到影响,现损失已不复存在,不应按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损失赔偿;若法院认定应赔偿,望考虑目前重庆某公司的实际困难情况,在赔偿金额上予以减少或在支付期限上、支付方式上予以考虑,如分期付款、栽种等值金额林木等。
法院经审理查明:重庆某公司为减少污染治理成本,在公司厂区外修建应急池,并在公司厂区内修建一条暗管从对硝基苯乙酮车间连接至应急池,并设置阀门。该应急池与观察井相连,观察井是某公司排放经过处理达标废水的装备,该观察井与长江直接连接。2015年4月至8月14日期间,重庆某公司在未通过环境影响评估的情况下进行对硝基苯乙酮的生产,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液通过暗管排放到应急池暂存,并多次将应急池内的废液直接排入长江,直至2015年8月14日夜间被查获。该公司共生产对硝基苯乙酮154.25吨,因生产工艺中用水量不恒定,故产生的废液总量准确数值现已无法查明,综合在案证据,废液总量至少1542.5吨,至多2313.75吨。经监测,该废液内含有有毒物质硝基苯类、总氰化物、锰、锌、铅、镍等,其中硝基苯类含量3.38×103mg/L、总氰化物含量15mg/L、锰含量117mg/L,分别超过“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标准1690倍、30倍、58.5倍。
2018年3月27日,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以(2017)渝0112刑初573号刑事判决,认定原法定代表人王某、安全环保部部长胡某、设备能源部部长白某、基建部工人邓某构成污染环境罪并判处刑罚,并认定重庆某公司构成单位犯罪。
受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委托,重庆市某环境科学研究院于2018年6月作出《鉴定评估报告》。该报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总纲》《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等法律与技术规范为依据,以环境价值评估方法中的虚拟治理成本法为鉴定评估方法,以委托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认定的数量确定污染物排放量为1542.5吨,以重庆某公司治污设施实际运行成本及实际排放量确定单位虚拟治理成本为40.22元/吨,以受纳水体系Ⅱ类水域功能区确定环境功能区敏感系数为7,作出鉴定评估结论:“重庆某公司外排对硝基苯乙酮母液中硝基苯类浓度超过基线水平584倍,导致暗管排放口附近长江水域生态环境受到损害,造成的环境损害量化数额共计434275.45元。”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重庆市某环境科学研究院支付鉴定评估费74000元。
2018年7月17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就重庆某公司污染环境的行为在《重庆晨报》上予以公告,至公告期满,未有相关机关或组织提起诉讼。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支出公告费750元。
另查明:重庆某公司于2016年6月增加新的股东,注册资本由238万元增至1000万元,2016年12月公司注册资本增至2000万元;2017年7月,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王某变更为魏某。在此期间,重庆某公司陆续投入1592万余元用于生产线升级改造,其中包括对硝基苯乙酮生产线的升级改造,并通过了环境影响评价及安全条件审查。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2018)渝01民初669号民事判决:一、重庆某公司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434275.45元,此款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至法院指定账户,用于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二、重庆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省级或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发表经法院审核认可的赔礼道歉声明;三、重庆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公益诉讼起诉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支付鉴定评估费用74000元、公告费750元。宣判后,双方未提起上诉、抗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针对其辖区内发生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依法履行相应诉前程序后,未有适格主体提起诉讼,其提起本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适格。
一、关于重庆某公司是否应承担因污染环境侵害公共利益的侵权责任
重庆某公司违反法律规定,通过暗管向长江水域直接排放含有毒物质的废水,严重危及人体健康和其他生物的生存,加重长江流域负荷,对周边不特定公众的身体健康造成潜在危险,也可能造成水域内生物的死亡,其行为已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依法承担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责任。
二、关于重庆某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和范围
(一)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重庆某公司修复生态环境的同时,确定重庆某公司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也可以直接判决重庆某公司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在本案中,受损生态环境主要是长江水体,因其具有流动性,符合进行替代性修复的情形,加之重庆某公司本身并不具备生态环境修复的专业能力,故直接判决重庆某公司承担修复费用更为恰当。
《鉴定评估报告》委托程序、鉴定依据合法,鉴定人员及机构具有相应资质,采用的损害评估方法具有客观性、科学性;排污量系依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认定的1542.5吨而确定,由于排污量的精确实际数量因客观证据所限已无法查明,根据在案证据,对排放量的认定有两种路径:一是证据显示生产1吨对硝基苯乙酮会产生10-15吨废液,重庆某公司共生产154.25吨对硝基苯乙酮,由此认定排放的废液量为1542.5吨-2313.75吨;二是证据显示暂存废液的应急池容积为317.1m³,容量达80%时即排放,共排放七次或八次,共约1775.76m³-2029.44m³,且被查处当天应急池中尚有不明数量的废液尚未排出。无论依何种路径计算,重庆某公司实际排污量均应不少于1542.5吨,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认定污染物排放量为1542.5吨证据充分,有相应事实依据,应予认定。故对鉴定意见应予采纳。
该鉴定意见运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按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治理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所需要的支出,故依据《鉴定评估报告》确认的生态环境损害费实质为拟修复环境所支出的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认为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其释明变更。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对污染物排放量就低予以认定,并以此评估损害后果,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亦对该诉讼请求是否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予以关注。法院认为虽生产154.25吨对硝基苯乙酮,产生的废液数量在1542.5吨-2313.75吨之间均有可能,但除最低数值外,在该范围内认定其他数量均具有或然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环境公益诉讼不仅为弥补当前损失,也需着眼于生态环境的未来。重庆某公司积极投入资金用于其对硝基苯乙酮生产线的升级改造,并通过了环境影响评价及安全条件审查,在继续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已消除了其生产经营行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风险。故本案中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诉讼请求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重庆某公司关于污染已通过水体自净,并无损害后果,《鉴定评估报告》不应采信的意见不能成立。重庆某公司另提出其在污染行为发生后投入资金进行环保设备升级改造,目前经营困难,应减轻其赔偿责任及变更责任承担方式,法院认为,重庆某公司的污染行为已造成相应损害后果,以上事实均旨在消除今后生产经营对生态环境破坏的风险,而非对已造成的损害后果进行填补,不能减轻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本案所确定的赔偿金额相对重庆某公司的注册资金及生产经营规模而言亦非巨大,并无分期履行或以其他方式履行赔偿义务的必要性。
(二)评估鉴定费用及公告费用。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为进行本案诉讼,实际支出了鉴定评估费74000元、公告费750元,应予支持。
(三)赔礼道歉。重庆某公司违法排放并污染环境的行为,在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也侵害了社会公众享有美好生态环境的精神利益,理应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综合考量重庆某公司违法排污的具体情节、破坏生态环境的程度和范围以及社会影响,法院确定重庆某公司应在省级或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裁判要旨
1.污染物排放的精确实际数量因客观证据所限已无法查明时,可根据生产量、单位产量污染物产出量,或单次排污量、排污频次推定污染物排放数量。
2.为充分实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事后救济与事前预防的功能,人民法院应从诉讼请求能否救济社会公共利益受到的现实损害,以及能否消除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风险两方面综合进行审查,判断诉讼请求是否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4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5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7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2条第4款、第6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第20条、第22条、第24条
一审: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1民初669号民事判决(2018年12月2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某环境研究所诉某新能源公司、某环境研究院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4-11-2-466-008 · (2020)宁05民初108号 ·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社会组织野生动物生态环境高水平环境保护高质量经济发展
裁判要旨:在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中,法院要综合考虑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对当地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及影响程度、能否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或消除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等因素,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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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社会组织/野生动物/生态环境/高水平环境保护/高质量经济发展
基本案情
某环境研究所诉称:2019年,某新能源公司开发建设某风电项目,但该项目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就开工建设,严重损害了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重大损害风险,尤其是威胁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黄羊的生存环境,必须立即停止其违法行为,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故请求判令:1.某新能源公司立即停止风电项目建设,依法完成环境影响评价,并对黄羊生存环境等采取有效保护措施;2.某新能源公司消除危险,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后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黄羊活动范围等生态环境的风险,某环境研究院重新补充进行环境影响评价;3.某新能源公司、某环境研究院在全国主流媒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4.某新能源公司、某环境研究院连带赔偿环境受到的损失以及环境受损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
某新能源公司、某环境研究院辩称:案涉项目是依法审批的项目,项目所在地也不属于黄羊保护区,也不在黄羊栖息地名录中,案涉项目的施工不影响黄羊的生存环境。
法院经审理查明: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卫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批复,某新能源公司在中卫市某地区建设某风电项目。同时,中卫市生态环境局复函同意某新能源公司按照其提交的报告表所列的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项目建设。2020年8月24日,中卫市自然资源局就案涉项目向某新能源公司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20年9月23日,中卫市人民政府就案涉项目作出《关于划拨某风电项目建设用地的批复》,同意以划拨方式将相关土地供给某新能源公司作为案涉风电项目建设用地。2021年5月21日,中卫市自然资源局就案涉风电项目向某新能源公司颁发《不动产权证书》,确认某新能源公司以划拨方式取得相关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2021年6月,某新能源公司就案涉项目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表》(迁建项目)(以下简称《评价表》)。《评价表》第三章《生态环境现状、保护目标及评价标准》第一节《生态环境》第7项《动物》项下记载如下内容:根据现场调查和访问,项目选址区域内未发现国家级及自治区级保护的珍稀濒危动物栖息地和繁殖地。但在风电场附近区域发现了一种国家级二级保护动物(鹅喉羚)偶尔在项目所在区域活动。鹅喉羚别名长尾黄羊,属于国家级二级保护动物。《评价表》第四章《生态环境影响分析》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小结记载:本项目施工期对该区域的大气环境、声环境及生态环境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些影响是临时性的,随着施工期的结束将逐渐消失。不会对项目所在区域生态功能造成不良影响。运营期环境影响分析对鹅喉羚影响分析记载:项目施工和运行会对周边动物、包括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鹅喉羚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本项目将采取各项防治措施,减缓对鹅喉羚产生的影响。除此之外,根据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对本项目所在区域大中型哺乳动物多样性研究表明:“风电项目对鹅喉羚生存构成威胁的因素主要是植被(食物资源)、水源地和人为干扰。首先通过建设道路围栏、作业道路洒水降尘以及工程结束后植被恢复等措施确保对鹅喉羚食物资源的影响降到最低。其次,项目地对鹅喉羚水源地未产生任何影响。最后,通过树立宣传标语,加强宣传引导限制影响鹅喉羚的人为干扰,且工程带来的人为干扰将会随工程结束而消除,届时对鹅喉羚的影响也基本消除。此外,作为鹅喉羚连片栖息地的边缘部分,风电项目属于完全开放的鹅喉羚栖息地,并不会限制鹅喉羚的活动,鹅喉羚也会像鸟类、蝙蝠、藏羚羊等野生动物一样,通过调整自身行为模式,适应新的环境”。本案审理中,经一审法院向当地相关职能部门调查了解,在中卫北山地区确实出现过黄羊,经沙坡头区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监测到7-8只黄羊,林场护林员在巡视过程中,曾发现4-5只黄羊。
2021年12月,某新能源公司在通过现场踏勘、收集技术资料分析、调查、监测等方式开展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工作的基础上,并结合专家组意见,编制了《某风电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调查表》与《某风电项目110kV升压站-凯歌330kV变电站送出线路工程竣工环保设施验收调查表》,就项目是否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是否按环评报告表及环评批复要求建成落实环境保护设施及其他措施,噪声、电磁、废气、废水、固体废物、生态环境等进行验收调查并作出结论。调查结论为:项目在施工期和运营期采取了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环保措施,基本上落实了环评报告表及批复文件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符合竣工验收的条件,建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2021年12月10日,某新能源公司组织召开竣工验收会,验收结论为: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的要求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履行了环境影响审批手续,有关档案齐全,在实施过程中基本按照环评文件及其批复要求配套建设了相应的环境保护设施,落实了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噪声、辐射等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生态环境恢复良好,基本符合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验收组一致同意通过本项目竣工环保验收。2021年12月15日,验收报告按专家意见修改后,专家作出复审意见,认定验收报告已修改完善,同意上报。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日作出(2020)宁05民初108号民事判决:驳回某环境研究所的诉讼请求。某环境研究所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29日作出(2021)宁民终66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一)案涉项目建设区域是否系黄羊或鹅喉羚的重要栖息地;(二)案涉项目的建设是否会对区域内的黄羊或鹅喉羚生存环境造成难以逆转的损害。
一、关于案涉项目建设区域是否系黄羊或鹅喉羚的重要栖息地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二条规定,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状况的调查、检测和评估结果,确定并发布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但案涉项目所在地并未被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为黄羊或鹅喉羚重要栖息地。同时,案涉项目所在区域虽然发现了少量黄羊或鹅喉羚,但数量不足以认定该区域系黄羊或鹅喉羚生息繁衍的重要区域,不能因项目所在地内出现过黄羊或鹅喉羚就认定项目所在地系黄羊或鹅喉羚的重要栖息地。
二、关于案涉项目的建设是否会对区域内的黄羊或鹅喉羚生存环境造成难以逆转的损害的问题
案涉项目所在地不属于黄羊或鹅喉羚的重要栖息地,法院依职权就辖区内的黄羊活动情况向相关职能部门调查,经了解在中卫北山地区确实存在黄羊,因案涉项目位于中卫北山地区,假设所发现的黄羊全部生活于案涉项目范围内,案涉项目所在区域已发现的黄羊或鹅喉羚数量不足以认定该区域系黄羊或鹅喉羚的栖息地。依据法院调查的监测数据和观测数据,黄羊的数量在10只左右,某环境研究院为案涉项目所作的《评价表》中记载鹅喉羚偶在项目区域活动。依据上述黄羊和鹅喉羚在案涉区域的活动情况,结合案涉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风力发电机系点状排布,风机运行所产生的噪音在允许范围内,项目的建设未对所在区域的环境造成根本性改变,且项目建成后可以采用设置围栏、人工植草的方法恢复植被,项目的建设未对项目范围内的黄羊或鹅喉羚的生存环境产生难以逆转的损害。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某环境研究所基于维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提起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该正当性不能确保其诉讼请求一定得到法院的支持。众所周知,人类的任何生活生产活动均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在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中,尤其是涉及环境保护和企业及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一定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法院要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既要保持环境保护的力度不减,又要兼顾企业正当的发展权益,综合考虑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其对当地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及影响程度以及能否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或消除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等因素,以决定对公益诉讼之诉请是否予以支持。本案中,某新能源公司建设风电项目,其利用当地丰富且洁净的可再生风能资源进行发电,符合国家绿色转型的产业政策及规划要求,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表》的记载以及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对本项目所在区域大中型哺乳动物多样性的研究,虽然案涉风电项目对当地生态环境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该影响是有限的、临时的,而且在建设过程中可以通过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将环境影响降低到最低,事实上,通过项目竣工验收情况也反映出该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采取了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和生态环保措施。综上,案涉风电项目建设未对生态环境产生重大不良影响,亦未对黄羊或鹅喉羚等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造成难以逆转的损害。
裁判要旨
在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中,法院要综合考虑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对当地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及影响程度、能否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或消除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等因素,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5条、第12条
一审: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宁05民初108号民事判决(2021年12月2日)
二审: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1)宁民终660号民事判决(2023年1月2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河北省唐山市人民检察院诉某航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4-11-2-466-009 · (2022)津72民初226号 ·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预防性公益诉讼沉船消除危险举证责任分配
裁判要旨:对以消除危险为诉讼请求的海洋环境保护预防性公益诉讼,针对可能发生的重大生态环境风险,根据环境保护法所明确的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原则,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下,法院探索提出了针对预防性公益诉讼的“两段式”审理路径及相配套举证责任分配标准:第一,由公益诉讼起诉人举证证明“存在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因素”,即诉请事项存在何种风险因素,该风险因素可能会导致何种重大损害;第二,由被告举证证明“可以排除诉请事项的危险性”,即前述的风险因素可以被证明不会发生,或存在诉请方式以外的其他更优方式可以排除该种风险因素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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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预防性公益诉讼/沉船/消除危险/举证责任分配
基本案情
2016年7月2日,某航运公司所属的涉案船舶在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海域装海砂作业,后于曹妃甸东锚地北侧沉没,有部分轻油泄漏。根据唐山曹妃甸海事局出具的调查报告记载,船舶存轻油约2.6吨,机油约200公斤。通过现场勘验、调查询问,并经油膜法估算入海溢油量约为5升(不排除溢油量超出此估算范围的可能)。事故发生后,某航运公司与案外人签订沉船打捞合同,但未完成打捞工作。
河北省唐山市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唐山市人民检察院)基于沉船存在造成海洋生态环境重大污染损害和危害周边海域航行安全及作业的风险,而某航运公司作为船舶登记所有人怠于打捞所属沉船,其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遂提起本案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某航运公司恢复相关海域原状并消除环境污染危险,即打捞沉船。
天津海事法院于2022年12月13日作出(2022)津72民初226号民事判决:某航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内完成打捞涉案船舶沉船的全部作业。某航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31日作出(2023)津民终15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并非针对已发生的现实损害提起的公益诉讼,而是针对可能发生的重大风险提起的预防性公益诉讼。判断是否应当以打捞方式消除沉船的危险,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审查。第一,应当确定涉案船舶是否存在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因素,即涉案船舶存在何种风险因素,该风险因素可能会导致何种重大损害。第二,在此基础上,需进一步确定能否排除涉案船舶的危险性,即前述的风险因素是否可以被证明不会发生,或通过打捞以外的其他更优方式是否可以排除该种风险因素的发生。
因唐山市人民检察院基于涉案船舶沉没的事实,提出存在海洋生态环境污染损害风险与航行安全风险及因航运安全风险所产生的次生危害,对此分析认定如下:
(一)是否存在海洋生态环境污染损害风险
第一,关于是否存在导致海洋生态环境污染的重大风险因素。存在导致海洋生态环境污染的重大风险因素系唐山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本案诉讼的基础,故其应就此承担举证责任。根据唐山市人民检察院所提交的证据可知,涉案船舶沉没前装载有轻油约2.6吨,机油约200公斤,沉没导致溢油量约为5升,据此可推知涉案船舶沉没时应装载有大量轻油及机油。结合唐山市人民检察院调查情况,自涉案船舶沉没至一审作出裁判其周边海域未再次监测到发生溢油事故,故可推知涉案船舶内具有较高可能性现仍有大量轻油及机油。涉案船舶船体为钢制材料,长期在海水环境中浸泡存在锈蚀可能性。船体锈蚀作为风险因素,如锈蚀达到一定程度则有较高可能性会导致泄漏的发生。依据唐山市人民检察院提交的专家咨询意见及唐山曹妃甸海事局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上述轻油及机油系危险废物,如泄漏至海洋中将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因此,在某航运公司未能提供充分相反证据对唐山市人民检察院所举证据予以否定的情况下,本案存在导致海洋生态环境污染的重大风险因素。
第二,关于能否排除涉案船舶会导致海洋生态环境污染的危险性。存在重大风险因素系消除危险请求权成立的初步事实基础,仍需考量是否能排除该种风险因素的危险性,如该风险因素可以被排除发生的可能性,或者存在其他更优方式可以完全排除风险因素发生的可能性的,则可形成对消除危险请求权的有效抗辩,进而达到不实施诉请的特定方式而实现消除危险的结果。对于该事项的举证责任问题,因证明该事项的诉讼利益在于某航运公司,且其为消除危险的实际履行主体,故应由其来承担举证责任。对于证明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条所确立的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环境保护原则,同时鉴于生态环境损害具有不可逆性,且生态环境一旦损害后将产生巨大的修复成本,因此应避免一切已发现风险因素转化为环境现实损害的可能性,故其举证应达到完全排除危险性的标准。根据现有证据,某航运公司不能证明船体存在不会发生锈蚀的可能性,也无法证明即使船体锈蚀也不会发生轻油及机油泄漏的可能性。虽其主张可以通过抽油方式排除漏油的危险性,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种方式可以完全排除漏油的发生。因其未能证明存在除打捞涉案船舶以外的更优方式能够完全避免船舶锈蚀及泄漏发生,故某航运公司所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能够完全排除该种危险性。
综上,涉案船舶存在锈蚀风险,因锈蚀可能会出现轻油及机油泄漏,进而出现危害海洋生态环境的重大风险,故唐山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某航运公司应以打捞涉案船舶方式消除海洋生态环境污染危险的主张予以支持。
(二)是否存在航行安全风险及由此产生的次生危害
第一,关于是否存在导致航行安全风险及其次生危害的重大风险因素。经唐山市人民检察院勘查,涉案船舶船体涨潮时仍有部分船头露出海面,该情形应为风险因素,如其他船舶未及时发现涉案船舶,存在与涉案船舶触碰的可能,进而可能会发生航行安全事故及其次生危害。故导致航行安全及其次生危害的重大风险因素存在。
第二,关于能否排除涉案船舶会导致航行、渔业生产安全的危险性。根据现有证据,通过海事行政部门发布标记沉船位置海图和航行警告以及设置物理标志物等方式可以一定程度降低或避免航行安全危险的发生。但上述方式并非长久性措施,且该种措施亦会增加涉案船舶沉没所产生的负外部性。在前述海洋生态环境污染损害风险问题中已明确应当采取打捞方式消除危险的情况下,为彻底避免航行安全重大风险的出现,亦应以打捞方式一并消除因涉案船舶船体外露海面所带来的航行安全危险。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对以消除危险为诉讼请求的海洋环境保护预防性公益诉讼,针对可能发生的重大生态环境风险,根据环境保护法所明确的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原则,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下,法院探索提出了针对预防性公益诉讼的“两段式”审理路径及相配套举证责任分配标准:第一,由公益诉讼起诉人举证证明“存在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因素”,即诉请事项存在何种风险因素,该风险因素可能会导致何种重大损害;第二,由被告举证证明“可以排除诉请事项的危险性”,即前述的风险因素可以被证明不会发生,或存在诉请方式以外的其他更优方式可以排除该种风险因素的发生。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5条
一审:天津海事法院(2022)津72民初226号民事判决(2022年12月13日)
二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23)津民终156号民事判决(2023年7月3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察院诉高某某等10人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4-11-2-466-010 · (2019)苏01民初2644号 ·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非法捕捞水产品捕捞-销售-收购明知连带责任
裁判要旨:非法捕捞过程中,协助者明知非法捕捞仍然提供协助,收购者明知渔获物系通过采用非法捕捞的方式捕获仍然予以收购,形成固定的“捕捞-销售-收购”链条的,应当认定协助行为、收购行为与生态资源损害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协助者及收购者应在各自责任承担范围内,与非法捕捞者连带承担生态损害赔偿责任。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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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非法捕捞水产品/捕捞-销售-收购/明知/连带责任
基本案情
“电捕鱼”系法律规定的禁止捕捞方式。高某某等人在禁渔期内,使用电瓶、逆变器、电渔网等工具,采用快艇拉网的方式,在包括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在内的水域多次电捕鱼,造成生态资源破坏。高某某等人作为电捕鱼组织实施者,组织策划或直接实施电捕行为,李某某作为协助者,利用职务之便,在明知相关被告驾驶快艇在禁渔期夜间自高邮湖通过庄台闸前往邵伯湖,存在非法捕捞可能性的情况下,多次违规开闸协助快艇通行,行为与本案生态资源损害结果之间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王某某作为收购者,长期与高某某联系收鱼,形成固定的“捕捞-销售-收购”链条,其作为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明知禁渔期的情况下,多次在高邮湖畔码头等地点大量收购高某某向其贩卖的鲤鱼等渔获物。
公益诉讼起诉人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高某某等10人的非法电捕鱼、非法收购行为,破坏了高邮湖、邵伯湖生态资源,造成湖域生态链和食物链的中断及渔业资源的严重损害,致使生物多样性减少,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请求判令各被告承担侵权责任。
受江苏省某某邵伯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委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出具《损失评估报告》,对某某邵伯湖鱼类组成和产量、电捕鱼造成的渔业资源损失等方面做出了详细分析。庭审中,报告的出具人接受了各被告方及法庭询问,对电捕鱼行为导致包括渔业资源损失在内的水域生态环境危害、鱼类繁殖损失计算方法、生态资源损失估算方法等问题作出详细解释。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8日作出(2019)苏01民初2644号民事判决:(一)高某某等10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就其非法捕捞、买卖水产品造成渔业资源损失及生态破坏行为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二)高某某、谈某某、陈某某、潘某某对其非法捕捞水产品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152.442万元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王某某、蒋某、陈某福对其非法捕捞水产品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145.48万元与高某某、谈某某、陈某某、潘某某在判决第二项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唐某某对其非法捕捞水产品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52.67万元承担赔偿责任,高某某、谈某某、陈某某、潘某某、王某某、蒋某、陈某福分别在其承担的赔偿总额范围内与唐某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李某某对其协助非法捕捞水产品造成的直接渔业资源损失6.61万元承担赔偿责任,高某某、谈某某、陈某某、潘某某、王某某、蒋某、陈某福分别在其承担的赔偿总额范围内与李某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六)王某早对其非法收购水产品造成的直接渔业资源损失3.95万元承担赔偿责任,高某某、谈某某、陈某某、潘某某、王某某、蒋某、陈某福分别在其承担的赔偿总额范围内与王某早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七)各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赔偿款项,赔偿款项在论证后拟定方案用于高邮湖、邵伯湖地区生态修复;(八)高某某等10人就本案渔业资源损失咨询费5万元承担给付责任,该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至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察院。宣判后,没有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生态资源损失赔偿责任如何承担,各被告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
1. 高某某、谈某某、陈某某、潘某某、王某某、蒋某、陈某福、唐某某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多次实施电捕行为,应当在其各自参与非法捕捞范围内对生态资源损失承担相应的连带赔偿责任。(1)高某某、谈某某、陈某某、潘某某组织策划、参与实施高邮湖、邵伯湖电捕鱼8次,造成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湖域生态资源破坏,应当就其实施的非法捕捞行为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152.442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王某某、蒋某、陈某福系与高某某、谈某某、陈某某、潘某某共同在邵伯湖参与实施电捕鱼5次,应当对其参与电捕鱼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145.48万元(计算方式为:全案渔获物数量13140斤-高邮湖渔获物数量600斤=四人涉案渔获物数量12540斤,12540斤÷13140斤×152.442万元)与高某某、谈某某、陈某某、潘某某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唐某某在邵伯湖参与电捕鱼一次,应当对其参与电捕鱼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52.67万元(计算方式为:全案渔获物数量13140斤-1月份渔获物总量8600斤=唐某某涉案渔获物数量4540斤,4540斤÷13140斤×152.442万元)承担赔偿责任。鉴于其系与高某某等7人共同实施电捕鱼行为,故高某某等7人应当分别在其承担的赔偿总额范围内与唐某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因无明确证据证明李某某知晓高某某等人系采用电捕方式非法捕捞,故对公益诉讼起诉人关于李某某应当对其协助开闸行为造成的直接渔业资源损失6.61万元(计算方式为:全案渔获物数量13140斤-高邮湖渔获物数量600斤= 12540斤,12540斤÷13140斤×案涉渔获物的估算市场价值6.93万元)与高某某等7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依法予以支持。
3.鉴于亦无证据证明王某早知晓高某某等人系采用电捕方式非法捕捞,故对公益诉讼起诉人关于王某早应当对其非法收购行为造成的直接渔业资源损失3.95万元(计算方式为:全案渔获物数量13140斤—高邮湖渔获物数量600斤= 12540斤,12540斤÷13140斤×渔获物中鲤鱼估算市场价值41400元)与高某某等7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亦予支持。
4.高某某等10人分别或共同实施的行为造成了本案生态损害发生,《损失评估报告》系当地渔业监督管理机关江苏省某某邵伯湖渔业管理委员会依据其执法职能,委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作出,该委托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评估结论准确,咨询费用数额亦不违反《国家计委、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计价格〔2002〕125号关于规范环境影响咨询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对公益诉讼起诉人关于高某某等10人给付渔业资源损失咨询费5万元的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非法捕捞过程中,协助者明知非法捕捞仍然提供协助,收购者明知渔获物系通过采用非法捕捞的方式捕获仍然予以收购,形成固定的“捕捞-销售-收购”链条的,应当认定协助行为、收购行为与生态资源损害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协助者及收购者应在各自责任承担范围内,与非法捕捞者连带承担生态损害赔偿责任。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168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条),第1229条(本案适用的是2015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4条),第1235条(本案适用的是2015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第2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30条
一审: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1民初2644号民事判决(2019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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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环保基金会诉梁某茂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4-11-2-466-011 · (2020)粤03民初3362号 ·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社会组织固体废物倾倒废物的处置费受污染周边物质的处置费
裁判要旨:非法倾倒具有危险废物特征的固体废物对倾倒地点的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的,处置费不仅包括实际倾倒废物的处置费,还包括倾倒废物所接触和渗透的土壤等受污染的周边物质的处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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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社会组织/固体废物/倾倒废物的处置费/受污染周边物质的处置费
基本案情
梁某茂是某清洁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于2019年4月7日、4月10日两次指使该公司司机驾驶厢式五十铃货车,从广东省东莞市共运载6吨装修垃圾,倾倒至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沥林镇英光村。某环保基金会以梁某茂为被告提起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检察院支持某环保基金会的起诉。法院审理认为,梁某茂倾倒的装修垃圾存在危险废物特征,对周围土壤及物体造成污染,应承担被污染环境的清理处置义务。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2日作出(2020)粤03民初3362号民事判决:一、梁某茂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处理处置费120000元,汇入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沥林镇人民政府财政专账;二、梁某茂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个月内在《惠州日报》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赔礼道歉内容应经法院审定);三、梁某茂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某环保基金会律师费13000元及差旅费2000元。宣判后,梁某茂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31日作出(2021)粤民终218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被告非法倾倒具有危险废物特征的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费金额应如何确定的问题,双方均认可被告非法倾倒的具有危险废物特征的固体废物对倾倒地点的周边环境造成污染,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沥林镇人民政府委托某环境服务公司对涉案两堆工业废物垃圾进行清理处理并进行无害化处置,既清除了被告造成的污染,亦防止了损害的扩大,为此支出的费用依法应由被告承担。被告主张以其倾倒的废物重量计算处理处置费,但被告该主张显然忽略其倾倒的废物所接触和渗透的土壤等周边物体亦应当得到处理处置的问题,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2019)粤1302刑初1663号刑事判决、(2020)粤13刑终77号刑事裁定及发票,足以证明处理处置的应急废物为16.78吨,以及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沥林镇人民政府支付的费用为120000元的事实,该120000元处理处置费亦符合正常的收费标准,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反驳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原告关于被告支付处理处置费120000元,汇入政府财政专账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非法倾倒具有危险废物特征的固体废物对倾倒地点的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的,处置费不仅包括实际倾倒废物的处置费,还包括倾倒废物所接触和渗透的土壤等受污染的周边物质的处置费。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9条、第1230条、第1235条第1款第4项、第5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1条第3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第18条、第22条
一审: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3民初3362号民事判决(2021年4月22日)
二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粤民终2185号民事判决(2021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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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环境研究所诉某电力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4-11-2-466-012 · (2022)黔27民初127号 ·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社会组织水电站建设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
裁判要旨:法院在审理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时,应当综合考量经济社会发展、生态修复效果、企业生存发展等因素选择最优的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原位恢复不具经济性的情况下,评估鉴定机构出具专业意见建议采取在受损区域异位恢复与受损生态环境基线同等类型和质量的生境并补偿期间损失的修复方案,有利于提升受损区域整体保护效果,能够实现受损区域保护目标的的,法院可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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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社会组织/水电站建设/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
基本案情
某电力公司在贵州省罗甸县蒙江坝王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斑鳠)建设水电站,并于2021年5月建成发电。2021年12月,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问题,水电站停止发电进行整改。2022年9月,经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调查评估,水电站建设导致保护区蒙江段核心区5.66㎞流水型河流生态环境完全丧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数额为2715.25万元。评估报告建议:生态环境修复采取在异位恢复与受损生态环境同等类型和质量的河流生境并补偿期间损失的恢复方式,即在保护区坝王河实施斑鱯栖息地重建恢复工程,替代修复水电站对保护区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根据上述调查情况,黔南州农业农村局与某电力公司经磋商达成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并经人民法院司法确认。某环境研究所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要求某电力公司拆除水电站、恢复生态环境、赔偿经济损失、赔礼道歉并承担律师费等合理费用。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30日作出(2022)黔27民初127号民事判决:某电力公司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支付环境研究所合理费用3642.30元和律师代理费2万元,驳回某环境研究所的其他诉讼请求。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6日作出(2023)黔民终557号民事判决,将律师代理费调整为4万元,其余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所采用的生态环境修复方案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经论证后提出,湖北省某某水生态保护研究院在《贵州省罗甸县上立亭水电站对蒙江坝王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影响专题论证报告》中予以认可,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在《评估报告》中予以采纳,相关修复方案已经报有关部门同意后实施。修复方案立足提高“保护区”整体保护效果,采用在受损区域异位恢复与受损生态环境基线同等类型和质量的生态服务功能,即在保护区坝王河恢复同等长度的自然流水型生境河流长度,并补偿生态系统服务的期间损失。经评估,某电力公司须承担坝王河斑鱯栖息地重建恢复费用、斑鱯产卵场重建修复费用,人工增殖放流费用,监管、监测、修复效果评估费用,同时承担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该损失主要评价自然流水型生境丧失导致的生态服务功能的损失,与本案恢复自然流水型生境的修复思路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某环境研究所主张某电力公司应当赔偿水电站造成斑鱯以外的其他物种的损失,该损失计算以评价生物资源量的损失为基础,与本案恢复自然流水型生境的修复思路不相匹配。法院认为,采取不同的生态环境修复方案,生态环境修复等费用及生态环境损害的计算会存在不同。本案立足于“保护区”设立初衷,对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斑鱯进行重点保护,从而采取在保护区坝王河恢复同等长度的自然流水型生境河流的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在确定修复方案的基础上确定修复费用和赔偿损失的金额。《评估报告》关于上述费用和损失的承担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和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并无不当。
裁判要旨
法院在审理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时,应当综合考量经济社会发展、生态修复效果、企业生存发展等因素选择最优的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原位恢复不具经济性的情况下,评估鉴定机构出具专业意见建议采取在受损区域异位恢复与受损生态环境基线同等类型和质量的生境并补偿期间损失的修复方案,有利于提升受损区域整体保护效果,能够实现受损区域保护目标的的,法院可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4条、第1235条
一审: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2)黔27民初127号民事判决(2023年6月30日)
二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黔民终557号民事判决(2023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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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平谷分局诉王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
2024-11-2-466-013 · (2022)京03民初572号 ·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非法采矿生态破坏
裁判要旨:非法采矿行为导致涉案地块的土壤肥力、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功能等生态功能受到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赔偿义务人承担修复涉案地块受损生态环境、赔偿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等责任的,应予支持。支持起诉人为支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委托有关机构出具的签定评估意见在诉讼中被采信,请求赔偿义务人向支持起诉人支付相关签定评估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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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非法采矿/生态破坏
基本案情
2015年5月份至2016年六七月份间,王某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在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洙水村东北泃河河道南侧进行非法采矿活动。后王某犯非法采矿罪于2019年被判决追究刑事责任。
2021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委托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对王某非法采矿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进行鉴定评估,出具《北京平谷区王某非法采矿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认定王某非法采矿行为导致一般农用地破坏,属于破坏生态类型。受损害区域的生态修复方案为:先地形整治后进行农作物种植,如玉米种植等。生态修复费用包括地形整治费286980元、复垦绿化工程费201416元,共计488396元。根据恢复费用法计算,致损人非法采矿导致生态环境损害价值为:488396元(清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费用)+54339.7元(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合计542735.7元。除此之外,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费用为135000元(已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支付)。
2021年12月21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平谷分局与王某就案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事宜进行了磋商未果,后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王某于判决生效后一年内,按鉴定评估报告确定的方案及标准完成对案涉地块受损生态环境的修复义务;若未履行修复义务的,则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计488396元;2.判令王某赔偿案涉地块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计54339.7元;3.判令王某对其非法采矿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在北京市级媒体上向公众赔礼道歉;4.判令本案诉讼费,鉴定评估费135000元、律师费20000元均由王某承担。以上共计697735.7元。其中,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服务功能损失、本案诉讼费、律师费支付给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平谷分局,鉴定评估费支付给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支持起诉。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5日作出(2022)京03民初572号民事判决:1.王某于判决生效后一年内,按《北京市平谷区王某非法采矿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确定的方案及标准完成对案涉地块受损生态环境的修复义务;如未履行该修复义务,则应于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平谷分局支付生态环境修复费用488396元;2.王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平谷分局支付案涉地块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生态服务功能损失54339.7元;3.王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就其非法采矿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在北京市级媒体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4.王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支付鉴定评估费135000元;5.王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平谷分局支付律师费2000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7刑初19号刑事判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刑终658号刑事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上述刑事裁判已确认王某实施了非法采矿的行为。根据《北京市平谷区王某非法采矿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可以认定王某的非法采矿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于鉴定评估认定的涉案生态修复费用共计488396元,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54339.7元,法院予以采纳。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平谷分局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十四条,针对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平谷分局请求王某承担的鉴定评估费、合理的律师费,法院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非法采矿行为导致涉案地块的土壤肥力、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功能等生态功能受到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赔偿义务人承担修复涉案地块受损生态环境、赔偿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等责任的,应予支持。支持起诉人为支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委托有关机构出具的签定评估意见在诉讼中被采信,请求赔偿义务人向支持起诉人支付相关签定评估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4条、第123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8条第2款、第67条第1款、第147条
一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2)京03民初572号民事判决(2023年7月2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贵州省生态环境厅诉某发电公司、某物流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
2024-11-2-466-014 · (2019)黔05民初104号 ·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产生者防治义务
裁判要旨:固体废物产生者明知相对方无处置固体废物资质,仍通过销售形式,将应当依法处置的固体废物交由无处置资质的公司堆放、处置导致生态环境损害,国家规定的机关请求固体废物生产者与处置者承担连带责任的,应予支持。固体废物产生者以其签订了买卖合同应由买受人承担赔偿责任抗辩的,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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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产生者防治义务
基本案情
某发电公司建设装机容量2×66万千瓦火力发电厂。原环境保护部作出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要求固体废物实施分类处理、处置。灰、渣和脱硫石膏综合利用,综合利用不畅时,送至灰场贮存场分区贮存,灰渣场采用土工膜防渗。某发电公司同步建设灰场,但在灰场未通过验收之前就开始生产发电,发电产生粉煤灰、炉渣、脱硫石膏等固体废物。2015年11月12日、2017年1月4日,某物流公司与某发电公司先后签订《粉煤灰、炉渣、脱硫石膏整包销售合同书》及补充协议,约定某发电公司向某物流公司整包销售,并对合同期限、标的物、单价等进行约定。补充协议同时约定,某物流公司不得以市场销售不畅为由停止运输影响某发电公司安全生产。2017年6月1日,某发电公司和某物流公司签订《粉煤灰、炉渣、脱硫石膏整包销售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货物价格。一阶段报价细灰、炉渣、脱硫石膏出厂价为0元每吨;二阶段报价细灰15元每吨、粗灰5元每吨、炉渣1.5元每吨、脱硫石膏2元每吨。后某物流公司在不同地点违法堆放前述混合物。因其违法堆放被行政机关处罚并要求清运,进行安全处置。某电力公司收到行政机关通知要求加强环境监管,开展清运工作。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委托贵州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对前述生态环境污染进行评估,处置不当造成损失分别为178.48万元、1761.31万元。
因某物流公司、某发电公司之后未继续清运、处置违法堆放的前述固体废物,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组织某发电公司、某物流公司对环境损害赔偿进行磋商未能达成一致。贵州省生态环境厅起诉请求判令:1.某发电公司、某物流公司共同修复受损害的生态环境,逾期未修复则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人民币1568.57万元;2.某发电公司、某物流公司支付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律师费2万元;3.诉讼费由某发电公司、某物流公司承担。
某发电公司辩称:案涉标的物并非纯废物,属于可循环利用、可交易的固体废物资源,并非危险废物。其与某物流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买卖合同关系,并非委托处置关系。标的物所有权已转移至某物流公司。某物流公司寻找违法堆放地点、实施违法堆放污染行为故该公司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某物流公司辩称:某发电公司未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提供固定场所处置固体废物,其在要求某物流公司处置固体废物,应由该公司承担责任。
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1日作出(2019)黔05民初104号民事判决:1.限某发电公司、某物流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六个月内按贵州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出具的两份评估报告的要求处置违法堆放于二处的粉煤灰、炉渣、脱硫石膏等固体废物混合物,修复混合物堆放场生态环境;由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对修复过程进行监管,并组织专家组进行验收;2.如超过上述期限未履行义务,则由某发电公司、某物流公司连带赔偿人民币15461872元;3.由某发电公司、某物流公司连带支付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律师费人民币20000元;4.驳回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的其他诉讼请求。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0日作出(2020)黔民终89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第一,某发电公司作为固体废物的产生者,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规定,对发电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采取防治污染环境的措施,并按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案涉固体废物种类、产生量、流向等有关资料,进行申报登记。某发电公司未依法履行上述污染防治义务。某发电公司与某物流公司签订销售合同书后,即由某物流公司外运案涉固体废物,某发电公司未采取防治案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措施,亦未进行申报登记,未尽到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导致案涉固体废物大量堆放,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第二,某发电公司与某物流公司存在违法处置固体废物的故意。一是某发电公司未落实“三同时”制度。按照“三同时”制度要求,配套建设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使用。本案中,某发电公司在配套火力发电厂建设的灰场验收合格前,就开始生产发电,并将发电产生的灰渣等固体废物,通过签订销售合同形式,交由某物流公司处置,某物流公司即违法堆放灰渣等固体废物。在将固体废物出售给某物流公司后,某发电公司持续生产,而在某物流公司利用能力不足或固体废物本身不能被回收利用,又无扩容灰场满足使用情形下,势必造成违法堆放、污染环境的后果。二是某发电公司参与协调堆放场地。三是某发电公司明知某物流公司实施违法堆放行为。堆放场距电厂北面直线距离约1.2公里,从电厂厂门及办公楼处可清楚看见灰渣等固体废物的运输过程。四是某发电公司放任某物流公司实施违法堆放行为。某发电公司在工业固体废物市场行情低落,甚至在扩容灰场未建成,案涉固体废物降到0元每吨的情况下,为保证其正常生产,仍要求某物流公司外运案涉固体废物,对某物流公司是否有处置能力在所不问。第三,某发电公司作为固体废物的产生者,其应承担污染防治主体责任,其污染防治义务为法定义务。某发电公司虽将案涉固体废物销售给某物流公司,但其未采取防治污染措施,而是放任某物流公司大量违法堆放,未依法履行污染防治义务,该义务并不因其转让固体废物的所有权而免除。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固体废物产生者明知相对方无处置固体废物资质,仍通过销售形式,将应当依法处置的固体废物交由无处置资质的公司堆放、处置导致生态环境损害,国家规定的机关请求固体废物生产者与处置者承担连带责任的,应予支持。固体废物产生者以其签订了买卖合同应由买受人承担赔偿责任抗辩的,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5条、第36条、第39条(本案适用的是2016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5条、第30条、第3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8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条)
一审: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5民初104号民事判决(2020年5月21日)
二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黔民终893号民事判决(2020年11月1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汕头市生态环境局诉陈某标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
2024-11-2-466-015 · (2023)粤05民初167号 ·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鉴定意见
裁判要旨:在办理被告人涉嫌污染环境犯罪案件时,为查明生态环境损害程度和损害事实,有关机关委托相关机构对案涉固体废物危险特性进行签定出具的鉴定意见,并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由此产生的鉴定费用依法应在刑事案件中处理。省级、市地级政府及其指定的部门、机构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主张由赔偿义务人支付该笔费用的,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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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鉴定意见
基本案情
陈某标系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鸥汀街道龙美经济联合社龙美渡口渡船经营者。2021年4月17日晚上11时许,陈某标对该渡口周边和渡口下游十几米的堤坝进行冲洗,导致梅溪河堤上黑色废油渣的油污流入梅溪河,造成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体污染。汕头市生态环境局龙湖分局联合多部门前往梅溪河龙美渡口查找污染源,并对陈某标进行调查询问。2021年4月19日上午10时许,陈某标在明知汕头市生态环境局龙湖分局工作人员已对梅溪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体污染进行调查,仍将更换渡船发动机的废机油(约6L左右)倾倒在梅溪河龙美渡口上游约5米处的堤顶处,废弃机油桶则丢弃在附近的垃圾桶中。同日上午11时许,汕头市公安局龙湖分局根据汕头市生态环境局龙湖分局通报到上述渡口找陈某标调查时,发现堤顶处有倾倒的废机油,即将陈某标传唤到案。
2021年4月21日上午,汕头市生态环境局龙湖分局组织执法人员到现场调查取证。经调查,现场发现的黑色废油渣符合废机油的外观和气味特征,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废物类别“HW08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中代码为“900-249-08”的危险废物,且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汕头市部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批复》(粤府函〔2018〕425号)的划定,倾倒范围属于梅溪河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2021年4月30日,汕头市生态环境局龙湖分局委托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对汕头市龙湖区梅溪河水源保护区龙美渡口非法倾倒固废危险特性进行鉴定。2021年5月,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出具《汕头市龙湖区梅溪河水源保护区龙美渡口涉嫌非法倾倒固废案固废危险特性鉴别》报告,鉴别结论为:汕头市龙湖区梅溪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龙美渡口两处涉嫌非法倾倒固废及清理收集的沾有倾倒固废的土壤混合物为危险废物,废物代码为:900-000-08,危险特性:“T”。2021年5月17日、5月18日,汕头市生态环境局龙湖分局分别向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支付委托业务费73260元、26740元,合共100000元。
2022年8月19日,汕头市生态环境局龙湖分局委托广东某某司法鉴定中心对汕头市龙湖区梅溪河水源保护区龙美渡口非法倾倒固废案环境损害(地表水环境损害鉴定、固体废物处置费用)进行鉴定。广东某某司法鉴定中心于2022年10月20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鉴定涉及固废倾倒点两处。倾倒点1位于梅溪河水源一级保护区内龙美渡口下游约10米处河岸上,倾倒物为黑色废矿物油及油渣;倾倒点2位于梅溪河龙美渡口东岸涵洞上方约5米处堤顶,倾倒物为废机油。2.2021年4月17日晚上11时许冲洗堤坝致倾倒点1油污进入梅溪河,2021年4月18日梅溪河各断面石油类浓度均未超过基线,未对月浦水厂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2021年4月19日上午10时许于梅溪河龙美渡口东岸涵洞上方约5米处堤顶(倾倒点2)倾倒废机油,粘染有废机油的土壤混合物为危险废物,总量为10.8kg。4.本次鉴定计入的生态环境损害价值量化内容包括固体废物处置费用和事务性费用,合计134000元,其中固体废物处置费用4000元,固体废物危险特性鉴别费用100000元,本次司法鉴定服务费30000元。
2023年1月,汕头市人民政府指定汕头市生态环境局代表市政府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工作,如磋商不能达成协议,则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23年2月17日,汕头市生态环境局指定汕头市生态环境局龙湖分局与陈某标就陈某标在梅溪河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倾倒危险废物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事项进行磋商,经磋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另查明,陈某标因涉嫌犯污染环境罪于2021年4月19日被羁押,2021年4月20日被刑事拘留,2021年4月28日被逮捕
。2021年7月1日,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粤0507刑初375 号刑事判决,认定陈某标构成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该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5日作出(2023)粤05民初167号民事判决:一、陈某标赔偿固体废物处置费用4000元和司法鉴定服务费30000元;二、驳回汕头市生态环境局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原、被告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汕头市生态环境局提起本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一条规定的提起诉讼的条件和程序,诉讼主体适格。经审查,陈某标在经营渡船过程中,将更换渡船发动机的废机油倾倒在汕头市龙湖区梅溪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龙美渡口的堤顶处,严重污染土壤环境,该行为已经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2021)粤0507刑初375号刑事判决认定,陈某标亦无异议,依法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陈某标是否应承担固体废物处置费用、固体废物危险特性鉴别费用及环境损害鉴定服务费的问题。
关于汕头市生态环境局请求陈某标赔偿固体废物处置费用4000元及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服务费30000元的问题。本案中,陈某标在经营渡船过程中,将更换渡船发动机的废机油倾倒在汕头市龙湖区梅溪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龙美渡口的堤顶处,造成土壤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经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鉴定,沾有倾倒固废的土壤混合物为危险废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陈某标应承担污染环境的侵权责任。经广东某某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梅溪河龙美渡口受污染土壤的固体废物处置费用4000元,司法鉴定服务费30000元,上述费用属于清除污染及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和诉讼支出的鉴定费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的规定,汕头市生态环境局请求判令陈某标承担固体废物处置费用4000元和司法鉴定服务费30000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支持。
关于汕头市生态环境局请求陈某标赔偿固体废物危险特性鉴别费用100000元的问题。本案中,陈某标因涉嫌犯污染环境罪于2021年4月19日被羁押,2021年4月20日被刑事拘留,2021年4月28日被逮捕。汕头市生态环境局龙湖分局于2021年4月30日委托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对汕头市龙湖区梅溪河水源保护区龙美渡口非法倾倒固废危险特性进行鉴定,属于公安机关在办理陈某标涉嫌污染环境犯罪案件时,为查明生态环境损害程度和损害事实,委托相关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根据《公安机关执法细则(第三版)》第二十三章有关规定,由此产生的鉴定费用依法应由公安机关承担,汕头市生态环境局请求判令陈某标承担固体废物危险特性鉴别费用100000元,缺乏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陈某标辩称其本人已经受到刑事处罚,也缴纳了罚金,现在还要求其支付赔偿款不合理的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陈某标已经承担刑事责任并不影响其承担本案侵害生态环境行为造成的民事责任,故该辩解意见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汕头市生态环境局提出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符合法律规定部分,依法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在办理被告人涉嫌污染环境犯罪案件时,为查明生态环境损害程度和损害事实,有关机关委托相关机构对案涉固体废物危险特性进行签定出具的鉴定意见,并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由此产生的鉴定费用依法应在刑事案件中处理。省级、市地级政府及其指定的部门、机构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主张由赔偿义务人支付该笔费用的,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9条、第123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11条、第14条
《公安机关执法细则(第三版)》第23章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第19条
一审: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粤05民初167号民事判决(2023年9月2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某基金会诉深圳某美环保公司、浙江某宝网络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4-11-2-466-016 · (2016)浙01民初1269号 ·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弄虚作假侵权责任连带责任
裁判要旨:行为人售卖帮助尾气不合格车辆规避年度检测相关设备的,属于以弄虚作假的方式教唆或协助机动车主实施大气污染行为。符合规定的社会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作为部分连带责任人的行为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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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弄虚作假/侵权责任/连带责任
基本案情
原告某基金会起诉称:深圳某美环保公司在浙江某宝网络公司开办网上商铺销售使得机动车尾气年检得以蒙混过关的所谓“年检神器”系列产品,以弄虚作假的方式帮助尾气不合格的车辆规避汽车尾气年度检测,对大气污染防控工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害和持续的环境风险。浙江某网络公司作为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未能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或执行有效的检查监控制度,导致深圳某环保公司通过浙江某网络公司所设立的第三方交易平台将大量非法产品销入市场,致使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及社会公共利益遭受严重损害。综上,请求法院判令:1.两被告在全国性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2.深圳某环保公司停止生产三元催化器火莲花金属软载体汽车尾气超标治理净化器、年检包过通用改装小三元催化器金属软载体汽车尾气超标治理净化器、年检包过柴油车三元催化器汽车尾气净化器DPF颗粒捕集器等非法产品;3.浙江某网络公司对深圳某环保公司停止提供第三方交易平台服务;4.两被告以连带责任方式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51765000元(具体数额以评估鉴定报告为准)。
被告深圳某环保公司答辩称:1.其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不是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责任主体。2.案涉产品不属于非法产品。且至目前,没有任何事实或行政处罚证实有相关单位使用案涉产品受到行政处罚或有增加大气污染的事实。故请求在主体上驳回原告的起诉,在实体上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浙江某网络公司答辩称:其仅是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的服务提供商,并不参与会员用户的交易行为,已尽到身份审查、事前提醒等审查义务。本案涉及的并非法定的明显违法信息,在原告起诉后,其及时采取删除措施,因而不存在原告主张的帮助侵权行为,无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请求驳回原告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深圳某环保公司于2015年9月起在某宝网开办网上商铺,销售各类汽车尾气治理、净化产品以及汽车保险杠等各类汽车用品。其中主要销售的产品为使得机动车尾气年检得以蒙混过关的所谓“年检神器”系列产品,已售出3万余件,销售金额约为300余万元,部分买家收货地址为汽车修理厂。 某宝网系由浙江某网络公司开办和负责运行的网络交易平台,在某宝网上注册为用户均需同意浙江某网络公司制定的服务协议。服务协议有如下约定,浙江某网络公司仅向用户提供平台服务,某宝网平台上的信息系由用户自行发布,且可能存在风险和瑕疵。鉴于该平台具备存在海量信息及信息网络环境下信息与实物相分离的特点,某宝网无法逐一审查商品及/或服务的信息,无法逐一审查交易所涉及的商品及/或服务的质量、安全以及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对此用户应谨慎判断。某宝网仅是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的服务商,并不参与会员用户的交易行为,已尽到身份审查、事前提醒等审查义务。浙江某网络公司在收到本案诉状后,已下架“年检神器”系列产品,停止对深圳某环保公司提供平台服务。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3日作出(2016)浙01民初1269号民事判决:一、深圳某环保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国家级媒体上向社会公众道歉(内容需经法院审核)。二、深圳某环保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某基金会支付律师费、差旅费、相关工作人员必要开支等150000元。三、深圳某环保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大气污染环境修复费用3500000元(款项专用于我国大气污染环境治理)。四、驳回中国某基金会的其他诉讼请求。中国某基金会不服,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4日作出(2019)浙民终86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一、关于深圳某环保公司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五条第三款虽然是对机动车所有人的禁止性规定,违反该条规定造成环境损害的机动车所有人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因深圳某环保公司在某宝网上销售案涉三款产品时,宣传上述产品能通过弄虚作假的方式规避机动车年检,教唆或协助部分机动车主实施侵权行为,根据法律规定,深圳某环保公司应与前述机动车所有人承担连带责任,原告有权请求部分连带责任人即深圳某环保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二、关于浙江某网络公司是否应当与深圳某环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本案所涉三款产品虽然未经有权机关审批或备案,不符合相关产品标准要求,但从其设计原理及实际使用效果看,仍属于机动车尾气净化或治理类产品范畴,本身不当然属于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的产品。因深圳某环保公司不当的宣传、诱导,使得该三款产品可能被用于法律禁止的范围,深圳某环保公司发布的相关信息,并非法定的明显违法信息,也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故某宝网作为提供信息发布平台,其本身并不参与会员用户的交易行为,尽到身份审查、事前提醒等审查义务,并在发现上述情形后及时采取删除措施,无法认定其帮助深圳某环保公司实施了侵权行为,故对于某基金会要求浙江某网络公司与深圳某环保公司共同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另外,鉴于浙江某网络公司在知晓中国某基金会提起本案诉讼后,已经将案涉产品下架,停止了相关平台服务,故某基金会的第三项请求实已履行,法院不再予以裁判。需要指出的是,浙江某网络公司对于卖家在其平台销售的类似上述本身不属于禁售品,但产品可能用于违法目的的行为,应加强检索、监管,有效履行网络运营服务商的法定职责,尽到应尽的社会责任。
三、关于深圳某环保公司是否应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问题。本案深圳某环保公司行为构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其中,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深圳某环保公司在全国性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的诉请,因深圳某环保公司的行为导致社会公众对于生活环境的满足感、获得感减低,造成社会公众精神利益上的损失,故深圳某环保公司应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关于某基金会要求深圳某环保公司停止生产案涉三款产品的诉请。虽然深圳某环保公司辩称其并不生产案涉产品,系其委托他人生产,现已无法联系生产者,但该说法不符常理且无任何证据支持,案涉产品在其店铺内销售时均冠以该公司名称字样,其抗辩不予采纳,认定上述产品均系由深圳某环保公司生产,故对于某基金会要求深圳某环保公司停止生产案涉三款产品的诉请予以支持。
四、关于本案环境污染危害结果是否存在、环境污染程度以及修复费用如何计算的问题。浙江某网络公司及时删除相关产品后,深圳某环保公司在某宝网上销售的三款产品的数量约为3万余件,但对于实际将该产品用于“临时更换机动车污染控制装置等弄虚作假的方式通过机动车排放检验”的具体数量,仅以现有证据无法查清。且法院依法委托两家相关鉴定机构,对案涉三款产品是否为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机动车尾气净化设施进行鉴定,但均因无相关国家标准或样品数量不足而无法完成鉴定,进而导致无法对每辆机动车每年因超标排放而对大气造成的污染损害的数量程度,以及对上述大气污染损害程度进行替代性修复的经济成本作出科学判定。但即便如此,鉴于案涉产品造成不特定地区大气污染物的增加导致环境污染的事实客观存在,某基金会要求被告深圳某环保公司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诉请有法律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污染环境、破坏环境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被告因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及其过程程度等因素,并可以参考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部门的意见、专家意见等,予以合理确定。结合本案实际,酌情确定深圳某环保公司赔偿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为3500000元。
裁判要旨
行为人售卖帮助尾气不合格车辆规避年度检测相关设备的,属于以弄虚作假的方式教唆或协助机动车主实施大气污染行为。符合规定的社会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作为部分连带责任人的行为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8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7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0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55条
一审: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浙01民初1269号民事判决(2019年6月13日)
二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终863号民事判决(2019年10月1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李某诉北京市某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
2024-11-2-504-001 · (2022)京0118民初6997号 ·
民事侵权责任纠纷土壤污染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土地修复主动履行效果评估
裁判要旨:法院判决环境污染责任人承担土壤修复责任时,可以要求侵权人采取相关措施自行修复受损土地,也可以于环境污染责任人未按期履行修复责任时由被侵权人实施修复,被侵权人凭发票由环境污染责任人承担修复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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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侵权责任纠纷/土壤污染/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土地修复/主动履行/效果评估
基本案情
李某系北京市密云区太师屯镇某某园村村民。自2014年承包使用该村某各庄西队在“清水河”高架桥东约5亩撂荒地一块。2009年“京承高速”建成通车。该高速路途经北京市密云区太师屯镇某某园村某各庄西队域内,建有“清水河”高架桥。北京市某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发集团)系“京承高速”的建设方并负责对“京承高速”进行日常维护。 某发集团在“京承高速”冬季道路维护中使用融雪剂,因高架桥的排水设施封闭不严等原因,高架桥上撒的融雪剂浸入李某土地,造成相应地块内树苗枯死、农作物减产,土地无法耕种。为此李某同某发集团多次协商未果,李某以土壤污染责任纠纷将某发集团诉至法院,要求某发集团赔偿农作物玉米损失、松树苗木损失及土地检测费损失并对其受损土壤进行修复或承担13万元修复费。李某为此提交了《荒地整理与使用协议》、土地现场照片、雨后高架桥漏水情况及某发集团维修的视频等证据,证明其具有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农作物生长等情况。本案审理中李某申请对案涉土地土壤进行检测,经检测提取的土壤钠离子、氯离子等含量严重超标。经法院现场勘察,可见“清水河”高架桥桥板衔接处及排水管衔接处有多处漏水痕迹,且部分水泥桥体因漏水侵蚀发生腐蚀。可见部分漏水点下方李某承包的土地成“点状”散开的面积内无农作物生长。经现场确认,“清水河”高架桥东侧李某承包地内有六处土地无农作物生长,西侧有一处无农作物生长。
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5日作出(2022)京0118民初6997号民事判决:一、某发集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某农作物玉米的损失、松树苗木损失、土地检测费共计一万元。二、某发集团于二○二三年四月十五日前对李某受损土地进行修复,恢复至李某案涉承包地内未受损土地水平,由某发集团负责对已修复土地是否达标进行检测;若某发集团未按期履行修复责任,李某自行修复的费用及检测土地是否达标的费用,凭发票由某发集团承担,于李某向某发集团送达发票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本案一审判决已经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中,李某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李某土地内部分地块确实呈现出无农作物生长的损害后果、李某受损土地的土壤中“水溶性盐”物质含量超出了未受损土壤及李某土地存在受污染的事实。关于某发集团是否排放了污染物以及李某土地所受损害与某发集团排放行为是否具有关联性,李某认为自己承包的土地受损害是土地上方经过的某发集团所管理维护的高架桥冬季排放含融雪剂雪水所致,某发集团对此不予认可,并否认使用融雪剂清雪。关于某发集团是否排放了污染物,污染物来源是否系融雪剂一事,法院认为,经现场勘查,案涉高架桥桥板衔接处以及排水管衔接处有多处漏水痕迹,且部分水泥桥体因被漏水侵蚀已发生腐蚀,现虽无法证实污染物来源系融雪剂,但可以证实,案涉高架桥向外漏洒的液体中部分液体是具有腐蚀性的,同时,现场可见案涉高架桥部分漏水点下方李某承包的土地成“点状”散开的面积内无农作物生长,结合李某提交的视频资料反映出的案涉高架桥多处排水管向李某土地漏洒液体的事实,可以证实李某受污染的土地与案涉高架桥向外漏洒液体具有关联性,亦可证实某发集团对其负责管护的案涉高架桥存在管护、维修不及时的情况。综上,某发集团作为案涉高架桥的建设和管护单位,因管护、维修不及时导致高架桥桥板衔接处与排水管衔接处存在向外排放液体的情形,该液体中存在具有腐蚀性的污染物导致高架桥下方李某所承包的土地内部分土壤受到污染,对于上述事实,李某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法院予以认定。某发集团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行为与李某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亦无法证明某发集团存在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故对于某发集团的答辩意见,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李某主张的农作物玉米的损失、松树苗木损失、土地检测费损失1万元的数额,某发集团不持异议,故法院按照此数额予以支持。李某主张由某发集团对其受损土壤进行修复,亦属于合法请求,法院予以支持,考虑到冬季土壤条件,某发集团履行期限法院适当予以延长。李某主张若某发集团不履行修复责任,要求某发集团承担13万元的修复费用一项,因李某提交的《复垦预算工程报价单》无出具机构盖章,无证明效力,13万元的修复费用无相关依据,故法院不予支持。对此,某发集团同意若其不履行修复责任,李某可自行修复,修复费用凭票由某发集团负担,法院认为,此种方式既可监督某发集团履行修复责任,又具有可执行性,故法院采纳某发集团意见。
裁判要旨
法院判决环境污染责任人承担土壤修复责任时,可以要求侵权人采取相关措施自行修复受损土地,也可以于环境污染责任人未按期履行修复责任时由被侵权人实施修复,被侵权人凭发票由环境污染责任人承担修复费用。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9条、第123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12条第2款
一审: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2022)京0118民初6997号民事判决(2023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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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某生等与江西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万年分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2024-16-2-186-001 · (2018)28号 ·
民事劳动合同劳务关系法定退休年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裁判要旨:1.区分自然人与用人单位的劳务承包合同是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应从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来看。如果自然人在承包期内享受生产管理权、人事管理权和经费分配权,自行解决承包期间发生的各项责任事故和纠纷,且在人事安排、工作安排、报酬分配等主要事务上不受用人单位支配的,双方不存在隶属关系,不属于劳动关系。 2.自然人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务承包合同时,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在此之前与用人单位也不存在劳动关系,应认定双方签订劳务承包合同书的合意是建立劳务承包关系,而非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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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合同/劳务关系/法定退休年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基本案情
原告侯某生、余某锋、侯某荣向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周某珍与江西某生态科技有限公司万年分公司(以下简称万年分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法院经审理查明:侯某生之妻、余某锋、侯某荣之母周某珍于2017年8月20日与万年县环境卫生管理所签订了一份《万年县环卫所道路清扫、保洁权劳务承包合同书》,约定由周某珍承包万年县陈营镇正大街道路清扫、保洁劳务,期限为2017年8月20日至2018年8月20日,承包经费为96000元,周某珍在承包期内有生产管理权、人事管理权、经费分配权,但必须严格遵守环卫所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领导;环卫所按照道路清扫、保洁检查与考核办法对周某珍定期与不定期检查,对其工作质量差,经多次教育不改的,可以解除合同,并没收保证金。合同签订后,周某珍在万年县城街道所承包清扫、保洁的路段从事环卫工作。2018年1月,万年分公司中标取得万年县环卫经营权,2018年3月15日正式接管万年县环境卫生管理所的县城街道清扫、保洁业务,并开始运营。从此,周某珍继续从事环卫工作,工资报酬由被告支付,但双方未重新签订合同。万年分公司分别于2018年5月21日、6月17日向周某珍发放了四、五月份的工资。2018年5月21日19时30分许,周某珍在万年县陈营镇正大街保育院门口路段从事环卫作业时,被案外人驾驶的摩托车撞伤,后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2018年5月28日死亡。周某珍死亡后,侯某生、余某锋、侯某荣作为周某珍的亲属,多次与万年分公司就周某珍死亡赔偿协商事宜未果。侯某生等三人就周某珍与万年分公司是否构成劳动关系向万年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万年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0月9日作出万劳人仲字(2018)2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周某珍与万年分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对此,侯某生、余某锋、侯某荣不服,起诉请求确认周某珍与万年分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另查明,侯某生、余某锋、侯某荣的亲属周某珍于1954年5月6日出生,没有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江西省万年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2018)赣1129民初1838号民事判决:驳回侯某生、余某锋、侯某荣的诉讼请求。侯某生、余某锋、侯某荣不服,提起上诉。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0日作出(2019)赣11民终336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二、侯某生、余某锋、侯某荣亲属周某珍与万年分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万年分公司不服,申请再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25日作出(2020)赣民再2号民事判决: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能否确立周某珍与万年分公司劳动关系的基础在于万年县环卫所与周某珍于2017年8月20日签订《万年县环卫所道路清扫、保洁权劳务承包合同书》后,双方是形成劳动关系还是劳务承包关系。首先,从该合同书的名称来看,双方明确约定为“劳务承包合同书”;其次,从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来看,周某珍在承包期内享受生产管理权、人事管理权和经费分配权,其自主聘用清扫保洁人员,自主分配劳务报酬,自行解决承包期间发生的各项责任事故和纠纷,在人事安排、工作安排、报酬分配等主要事务上周某珍并不受万年县环卫所的支配,双方不存在隶属关系;再次,签订上述合同书时,周某珍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在此之前与万年县环卫所也不存在劳动关系,故双方签订劳务承包合同书的合意应该是建立劳务承包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最后,周某珍与万年县环卫所签订合同时,不符合办理工伤保险等各项社会统筹保险的条件。桑德公司接手经营后,为弥补社保机构不能办理工伤保险的情形,为周某珍投保了雇主责任保险。因此,认定双方属劳务承包关系,更符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和客观事实。桑德公司承继万年县环卫所的权利义务后取得该县环卫经营权,但其与周某珍并未签订劳动合同,周某珍与桑德公司的关系仍应根据前述合同书来确认,即为劳务承包关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达到或者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含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劳动关系终止的确定标准问题的答复》确有错误,应予纠正。
裁判要旨
1.区分自然人与用人单位的劳务承包合同是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应从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来看。如果自然人在承包期内享受生产管理权、人事管理权和经费分配权,自行解决承包期间发生的各项责任事故和纠纷,且在人事安排、工作安排、报酬分配等主要事务上不受用人单位支配的,双方不存在隶属关系,不属于劳动关系。
2.自然人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务承包合同时,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在此之前与用人单位也不存在劳动关系,应认定双方签订劳务承包合同书的合意是建立劳务承包关系,而非劳动关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1条
一审:江西省万年县人民法院(2018)赣1129民初1838号判决(2018年12月24日)
二审: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赣11民终336判决(2019年3月20日)
再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赣民再2号判决(2020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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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某与陕西某煤田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2024-16-2-377-001 · (2013)榆中民二初字第00002号 ·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损害赔偿因果关系经济损失
裁判要旨:环境侵权具有侵害方式的复合性、侵害过程的复杂性、侵害后果的隐蔽性和长期性等特征,故在环境侵权中,侵权行为人应对可预见的、持续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不仅包括现有损失,还应包括应有损失,以修复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在侵权行为人已采取向政府有关管理部门缴纳环境治理补偿费等补救措施的情况下,并不影响向被侵权人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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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损害赔偿/因果关系/经济损失
基本案情
陈某诉请陕西某煤田公司赔偿因该公司采矿导致地下水位下降造成其所种树木旱死的直接经济损失12542600元,树木长势不良、接近死亡的直接经济损失6410100元,两项合计18952700元。法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3月,陈某在榆阳区小纪汗乡昌汗界村创办了名为“大漠之星”的苗木基地。其中的5块苗圃(106亩)种植侧柏、樟子松、红花槐、沙地柏、金丝柳、漳河柳等树苗。从2008年以来,陈某的5块苗圃的苗木大量死亡,陈某认为是由于陕西某煤田公司的开采,地下水下降,多管井无法抽水,致使苗圃的苗木大量死亡。据此,陈某诉请由陕西某煤田公司赔偿各项损失18952700元,诉讼费用由陕西某煤田公司负担。而陕西某煤田公司认为,陈某的苗圃苗木死亡是由于自己管理不善造成的,与陕西某煤田公司的采矿行为无关。2013年10月14日,一审法院根据陈某的申请,委托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要求:1.对陈某的5块苗圃中苗木死亡是否与陕西某煤田公司的采矿行为有因果关系作出鉴定;2.对陈某的5块苗圃中死亡苗木和长势不良接近死亡苗木的经济损失进行鉴定。2014年5月8日,河北农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冀农司〔2013〕农鉴字第12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造成陈某苗圃苗木死亡或生长不良的主要原因是由干旱所致;其次,在栽培管理过程中种植密度较大、病虫害防治等管理措施不到位也是造成案涉苗木死亡或长势不良的诱因。2.陈某的五块苗圃现有苗木的损失约为2843216.2-3892129.8元;3.陈某的五块苗圃推测应有苗木的损失约为:9708560.2-13430504.8元。该损失包含死亡、濒临死亡、现有长势不良但有一定价值(长势较好和长势中等的现有苗木)和陈某已起苗销售等苗木的总损失。
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28日作出(2013)榆中民二初字第00002号民事判决:驳回陈某的诉讼请求。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4日作出(2015)陕民一终字第00039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榆中民二初字第00002号民事判决;二、陕西某煤田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陈某支付赔偿款180万元;三、驳回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14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再287号民事判决:一、撤销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榆中民二初字第00002号民事判决、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陕民一终字第00039号民事判决;二、陕西中能煤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陈某支付赔偿款人民币1100万元;三、驳回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陕西某煤田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及赔偿数额的认定问题。一、关于陕西某煤田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首先,关于本案案由。本案中,昌汗界地下水位下降主要系陕西某煤田公司采矿所致,因陕西某煤田公司采煤导致地下水位下降而造成的损害,属于生态破坏行为造成的损害,根据当时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应将本案确定为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其次,关于因果关系判定。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及榆林市水务局2012年《地下水通报》显示,昌汗界地下水位数据下降主要由于中能煤田开采导致,大量地下水被排泄入沙漠,几乎造成全部农灌井枯竭。因此,案涉5块苗圃的苗木死亡与陕西某煤田公司采煤具有因果关系,陕西某煤田公司应对陈某的苗木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二、关于赔偿数额的认定。首先,关于干旱和地下水问题。陕西某煤田公司主张陈某自行放弃对苗木的浇灌造成苗木死亡,但陈某灌溉苗圃主要依靠地下水,因陕西某煤田公司采煤致地下水位下降,取水受限,陈某陈述称2008年后两次打井,均因地下水位下降未果。虽然2003年、2008年陕西某煤田公司分别修建了两条排水渠,但结合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陕民一终字第00031号民事判决内容,陈某主张陕西某煤田公司水渠中的水为污水不能用以灌溉,再审对此予以采信。陕西某煤田公司以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不予支持。其次,关于陈某管理措施是否到位问题。鉴定意见虽认为,在栽培管理过程中种植密度较大、病虫害防治等管理措施不到位也是造成案涉苗木死亡或长势不良的诱因。但病虫害仅在2号地个别树木上出现,且为树苗死亡后的虫害。故再审将陕西某煤田公司采煤导致地下水位下降认定为造成陈某所受损失的主要原因力,将陈某管理措施不到位的诱因因素认定为造成其所受损失的次要原因力,在具体赔偿数额中予以考量。再次,陈某种植苗木死亡是一个持续的、渐进的过程。原审中,鉴定人员出庭作证时就“现有损失”含义释明称,是指“现有苗木的数量的损失”;应有损失,是指“苗圃在正常管理、正常生长情况下的价值损失,参考了陈某阐述与现场测量,由此做的价值评估。”鉴定人员采纳的鉴定方法、鉴定标准符合合同约定,符合五块苗圃地苗木实际情况,测定苗木损失方法科学,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陈某之损失,应不限于鉴定意见所列之现有苗木的损失。即在现有苗木损失基础上,仍应采用该鉴定意见中的“应有苗木损失”,对陈某的苗木损失给予应有的赔偿,能够有效填补因陕西某煤田公司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综上,再审酌定陕西某煤田公司赔偿陈某现有和应有的苗木损失共计1100万元。至于陕西某煤田公司所主张的已向榆阳区煤炭计量票据结算中心缴纳环境治理补偿费等补救措施,并不影响其向陈某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裁判要旨
环境侵权具有侵害方式的复合性、侵害过程的复杂性、侵害后果的隐蔽性和长期性等特征,故在环境侵权中,侵权行为人应对可预见的、持续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不仅包括现有损失,还应包括应有损失,以修复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在侵权行为人已采取向政府有关管理部门缴纳环境治理补偿费等补救措施的情况下,并不影响向被侵权人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9条、第1230条(本案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第6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
一审: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榆中民二初字第00002号民事判决(2014年11月28日)
二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陕民一终字第00039号民事判决(2015年10月24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再287号民事判决(2022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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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诉杨某鹏等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4-18-2-369-003 · (2024)浙0192民初3671号 ·
民事网络侵权责任民事公益诉讼传播网络虚假信息社会公共利益损害赔偿
裁判要旨:网络安全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利用网络……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行为人以营利为目的,组织、操纵“网络水军”进行“转评赞”“直发”“投诉举报删帖”等活动,属于流量造假和干预信息呈现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利用网络传播虚假信息的违法行为。针对侵害包括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在内的社会公共利益的上述行为,检察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并请求判令行为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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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网络侵权责任/民事公益诉讼/传播网络虚假信息/社会公共利益/损害赔偿
基本案情
2019年9月至2022年5月间,杨某鹏利用其注册的某固传媒公司、某意科技公司、某固科技公司等公司研发的平台,招募数量庞大的兼职人员充当“网络水军”,并通过组织、操纵“网络水军”“养号”等方式,开展有偿“转评赞”“直发”“投诉举报”等业务,即在未核实信息真实性的情况下,实施包括对客户指定的影视作品、网络视频、游戏作品、商品的宣发等正面点赞、转发、评论,按客户要求在相关网络平台发布关于特定作品、商品的具体内容等提升热度的业务,以及通过在信息发布平台进行投诉举报等方式删帖以降低针对特定作品、商品的负面信息热度的业务。经调查,杨某鹏等共“养号”1294个,完成“转评赞”“直发”任务24万余条,任务金额合计896万余元;完成“投诉举报”任务1200余条,任务金额合计19万余元。另,杨某鹏、某固传媒公司等以营利为目的,有偿提供删帖服务的行为已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构成犯罪。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行公益诉讼公告程序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杨某鹏、某固传媒公司、某意科技公司、某固科技公司等四被告共同承担公益损害赔偿金100万元,删除已发布的虚假信息并注销相关网络账号,以及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杭州互联网法院于2024年7月4日作出(2024)浙0192民初3671号民事判决:一、杨某鹏等四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100万元;二、杨某鹏等四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删除已发布的虚假信息并注销相关网络账号1294个;三、杨某鹏等四被告在国家级媒体上向社会公众刊发赔礼道歉声明。宣判后,双方均没有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网络安全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利用网络……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杨某鹏等四被告以营利为目的,组织、操纵“网络水军”有偿提供“转评赞”“直发”“投诉举报删帖”“养号”等行为违法,扰乱了网络舆论环境和互联网信用管理秩序,破坏了相关行业、市场的正常经营秩序,损害了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第一,案涉行为属于破坏网络信息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杨某鹏等在未核实信息真实性的情况下,通过招募兼职人员或自养网络账号充当“网络水军”,以操纵“网络水军”的方式对指定的作品、商品进行有偿“转评赞”“直发”“投诉举报删帖”,其宣发或删除的信息均非网络用户的真实体验,却达到虚增客户指定作品或产品的影响力、曝光度、好评度,随意控制正当差评的负面影响等效果,破坏了健康、良性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环境。该行为违反了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属于破坏网络信息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
第二,案涉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首先,案涉行为破坏了网络信息内容生态秩序,降低了社会公众对网络信息的整体信任度,加重了行政机关、平台、社会组织等各方社会主体的监管、治理的负担,耗费了大量社会公共资源。其次,案涉行为扰乱了市场正常经营秩序,违背了诚信经营原则,使诚实经营的市场参与者在不公平的网络信息环境中处于劣势,催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扭曲了市场竞争的公正性,使得市场规则形同虚设,更会影响行业的创新与发展动力。最后,案涉行为侵害了社会公众的知情权、选择权。针对社会公众而言,虚假信息扰乱其基于真实、全面信息做出合理判断的前提条件。社会公众因虚假信息误导而形成的认知、决策,还影响其价值判断和生活、工作的抉择,虽单个损失看似较小,但累积起的社会公益损失巨大。
第三,杨某鹏等具有为牟利实施流量造假、传播虚假信息行为的故意。杨某鹏等对客户指定的信息真实性不予甄别,组织、操纵的“网络水军”对接单的宣发或删除信息亦不核对其真实性,主观上具有流量造假、传播虚假信息的故意,且杨某鹏等通过专业化的商业模式设计,形成分工合作的“组织架构”模式,在认识到案涉行为已被列为整治对象的情况下,仍为谋求不法利益,从事网络虚假信息的黑灰产。
综上,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主张侵权行为人删除虚假信息、注销相关网络账号,赔礼道歉,并赔偿公益损害赔偿金,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其中,针对损害赔偿部分,由于行为人造成的损失和获益金额难以直接量化计算,经综合考虑侵权行为特点、侵权持续时间、社会影响、获利情况、主观过错和恶意程度、治理和修复费用等因素,以及部分行为已被追究刑事责任等具体情况,酌情确定赔偿金额一百万元。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网络安全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利用网络……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行为人以营利为目的,组织、操纵“网络水军”进行“转评赞”“直发”“投诉举报删帖”等活动,属于流量造假和干预信息呈现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利用网络传播虚假信息的违法行为。针对侵害包括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在内的社会公共利益的上述行为,检察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并请求判令行为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118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12条第2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年修正)第58条第2款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6号,2020年修正)第13条
一审:杭州互联网法院(2024)浙0192民初3671号民事判决(2024年7月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检察院诉浙江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4-18-2-466-001 · (2020)赣0222民初796号 ·
民事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民法典惩罚性赔偿溯及力
裁判要旨:1.行为人随意排放、倾倒、处置大量危险废物,造成较大范围环境污染、大量群众饮水困难、财产损失数额巨大、生态环境服务功能减损等多种损害后果,或者因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造成严重后果”。 2.人民法院可以按照过罚相当原则,采取“基数+倍数”的计算方式,根据具体案情选择以环境功能性损失费用或者人身财产实际损失数额等作为计算基数,综合考虑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侵权后果的严重程度、侵权人的经济能力、赔偿态度、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等调节因素确定倍数,决定惩罚性赔偿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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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民法典/惩罚性赔偿/溯及力
基本案情
2018年3月初,被告浙江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某化工公司)生产叠氮化钠的蒸馏系统设备损坏,导致大量硫酸钠废液无法正常处理。该公司生产部经理吴某民向公司法定代表人叶某生请示后,叶某生遂将硫酸钠废液处置一事交吴某民处理。2018年3月3日至同年7月31日期间,吴某民将被告生产的硫酸钠废液交由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吴某良处理。在范某野部分押运、董某春和周某毛负责带路的配合下,吴某良雇请李某贤将30车共计1124.1吨硫酸钠废液运输到江西省浮梁县寿安镇八角井、浮梁县湘湖镇洞口村的山上倾倒,造成了浮梁县寿安镇八角井周边约8.08亩范围内的环境和浮梁县湘湖镇洞口村洞口组、江村组地表水、地下水受到了污染,影响了浮梁县湘湖镇洞口村约6.6平方公里流域的环境,妨碍了当地1000余名居民饮用水安全。被告浙江某化工公司为吴某民报销了两次运输费。浮梁县湘湖镇洞口村村民委员会为防止侵害,雇请吴某春等17位村民晚上值守,于2018年7月31日支付工资等费用共计人民币4700元(币种下同)。事故发生后,浮梁县湘湖镇洞口村村民委员会为解决饮用水问题,经过招投标紧急新建了洞口组饮水工程、江村组饮水工程和洗衣码头工程,支付工程款共计528160.11元。
2018年8月1日,浮梁县湘湖镇人民政府委托江西某江安全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江环保公司)对槽罐车排口和洞口村洞口组下游的水样进行检测,支付检测费5500元。原浮梁县环境保护局于2018年9月4日、2018年10月24日委托某江环保公司对浮梁县湘湖镇洞口村、浮梁县寿安镇八角井倾倒点的水质、土壤进行了检测,支付检测费13170元。2018年9月,原浮梁县环境保护局委托景德镇某景环境监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景检测公司)对浮梁县湘湖镇洞口村、浮梁县寿安镇八角井进行环境监测,支付检测费17000元。同年9月13日,某景检测公司委托的江西某某联检测公司对自送废水样品进行了检测,并出具了检测报告。江西某实司法鉴定中心于2019年1月16日、4月10日作出鉴定意见,认定浮梁县寿安镇八角井倾倒点的水体中存在叠氮化钠,且含量超标,对周边约8.08亩范围内环境造成污染。根据《国家危险废物规定》,检测水体中叠氮化钠为危险废物,类别为HW02医药废物,废物代码为271-002-02。原浮梁县环境保护局支付鉴定费60000元。
2019年7月15日,江西某实司法鉴定中心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鉴定,评定浮梁县湘湖镇洞口村洞口组和寿安镇八角井倾倒点表层土壤均存在叠氮化钠污染,两部分环境损害已经发生,按照案发当时土壤修复所需花费,两处地块修复总费用为2168000元。2020年11月12日,该鉴定中心对涉案倾倒点环境功能性损失费用进行补充鉴定,评定吴某良、吴某民、李某贤、范某野、周某毛、董某春六人在浮梁县湘湖镇洞口村洞口组和寿安镇八角井倾倒废液造成环境功能性损失费用共计57135.45元。
2020年7月2日,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浮梁县检察院)公告了案件相关情况,公告期内未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2021年1月3日,浮梁县检察院决定变更诉讼请求,在请求判令被告浙江某化工公司赔偿倾倒硫酸钠废液造成的环境污染修复费用2168000元、环境功能性损失费用57135.45元、应急处置费用532860.11元、检测鉴定费用95670元,并判令其对本次违法倾倒硫酸钠废液的行为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的基础上增加要求其承担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171406.35元的诉讼请求。
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4日作出(2020)赣0222民初796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某化工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环境修复费用2168000元、环境功能性损失费用57135.45元、应急处置费用532860.11元、检测鉴定费95670元,并承担环境污染惩罚性赔偿171406.35元,以上共计3025071.91元;二、被告某化工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对违法倾倒硫酸钠废液污染环境的行为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宣判后,公益诉讼起诉人、被告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焦点为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如何适用惩罚性赔偿。
一、关于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时间效力问题。至本案审理期间,涉案倾倒废液行为所致的环境污染并未得到修复,损害后果仍在持续,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规定的溯及情形。公益诉讼起诉人浮梁县检察院增加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准许。
被告浙江某化工公司的生产部经理吴某民将公司生产的硫酸钠废液交由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吴某良处理,放任污染环境危害结果的发生,主观上存在故意,客观上违反了法律规定,已被另案生效判决认定为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涉案倾倒废液行为造成了浮梁县寿安镇八角井周边约8.08亩范围内的环境受到污染,影响到浮梁县湘湖镇洞口村约6.6平方公里流域的环境,妨碍了当地1000余名居民饮用水安全,浮梁县寿安镇八角井、湘湖镇洞口村两处倾倒点的环境修复费用、环境功能性损失等达数百万元,该行为直接污染了环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严重后果,符合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被告浙江某化工公司亦同意承担环境污染修复、环境功能性损失、惩罚性赔偿等费用。
二、关于被告承担环境惩罚性赔偿的标准问题。浮梁县湘湖镇洞口村洞口组的废液倾倒点紧邻洞口村水源地,该倾倒处的山体承担着水源涵养等重要生态功能。因污染环境事故发生,导致当地水体、土壤等环境向公众或者其他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功能减损,损害了社会公众本应享有的环境权益,将环境功能性损失费用作为确定惩罚性赔偿的标准,更能体现民事公益诉讼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旨。被告浙江某化工公司对于环境污染的发生虽有责任,但事后认错态度好并积极赔偿,参照环境功能性损失费用确定惩罚性赔偿更为符合过罚相当的法律原则。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规定,以所受损失的一至三倍确定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公共环境与消费者权益、食品安全、产品责任等均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故环境惩罚性赔偿在该幅度内不会超出当事人的合理预期。为了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来保护公共环境,并综合被告浙江某化工公司的过失程度、赔偿态度、损害后果、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到行政处罚等因素,被告浙江某化工公司按照环境功能性损失费用的三倍承担环境污染惩罚性赔偿171406.35元,于法有据,与理相合,予以支持。
被告浙江某化工公司生产叠氮化钠的蒸馏系统设备损坏后,该公司生产部经理吴某民为了生产需要处理硫酸钠废液。在处理前,经向公司法定代表人叶某生请示,叶某生同意将硫酸钠废液处置一事交由其处理。在处理该废液的过程中,被告浙江某化工公司为其报销了两次运输费用。吴某民处理硫酸钠废液的行为应认定为执行工作任务的行为。该职务行为与吴某良、李某贤、范某野、董某春、周某毛的行为直接结合,导致1124.1吨硫酸钠废液被运输到浮梁县寿安镇八角井、浮梁县湘湖镇洞口村的山上倾倒,造成当地水体、土壤等环境受到污染的严重后果。涉案倾倒污染环境事故发生后,环境损害鉴定机构作出鉴定意见,评定浮梁县湘湖镇洞口村洞口组和寿安镇八角井倾倒点两处地块修复总费用2168000元、环境功能性损失费用57135.45元。另环境检测鉴定机构对浮梁县湘湖镇洞口村、寿安镇八角井倾倒点周边的水质、土壤等进行了相关检测鉴定,产生了检测鉴定费用95670元。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以下简称《民事公益诉讼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对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赔偿生态环境功能性损失及承担检测、鉴定费用的规定,被告浙江某化工公司应承担上述损失和费用。在发现涉案倾倒废液后,浮梁县湘湖镇洞口村村民委员会雇请村民晚上值守,支付工资等费用4700元。为解决当地村民饮用水问题,紧急新建了饮水工程、洗衣码头工程,支付工程款528160.11元。以上两项合计532860.11元。浮梁县湘湖镇洞口村村民委员会为防止生态环境损害再发生、排除环境污染造成的妨碍,采取人工值守、异地代替等预防、处置措施合理,被告浙江某化工公司同意赔偿。该费用的承担亦符合《民事公益诉讼解释》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为避免当事人诉累,在被告浙江某化工公司赔偿到位后依法支付给浮梁县湘湖镇洞口村村民委员会。
同时,被告浙江某化工公司工作人员污染环境的行为,侵害了社会公众的生态环境权益,应当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依照《民事公益诉讼解释》第十八条承担污染环境民事责任的规定,赔偿损失与赔礼道歉两种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可以合并适用,对公益诉讼起诉人浮梁县检察院要求被告浙江某化工公司对本次违法倾倒硫酸钠废液的行为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1.行为人随意排放、倾倒、处置大量危险废物,造成较大范围环境污染、大量群众饮水困难、财产损失数额巨大、生态环境服务功能减损等多种损害后果,或者因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造成严重后果”。
2.人民法院可以按照过罚相当原则,采取“基数+倍数”的计算方式,根据具体案情选择以环境功能性损失费用或者人身财产实际损失数额等作为计算基数,综合考虑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侵权后果的严重程度、侵权人的经济能力、赔偿态度、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等调节因素确定倍数,决定惩罚性赔偿数额。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第19条、第20条、第21条、第22条
一审: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法院(2020)赣0222民初796号民事判决(2021年1月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检察院诉海南中某疏浚工程 有限公司、陈某、海口浏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海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4-18-2-466-002 · (2019)琼72民初227号 ·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海洋环境污染非法倾废举证责任再分配事实推定运用共同侵权
裁判要旨:1.人民法院审理海洋环境污染案件时,公益诉讼起诉人提交的证据证明侵权人的倾倒数量等侵权事实,而侵权人予以否认,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第十三条的规定,再分配举证责任后,侵权人未提交证据的,应当认定上述倾废数量等相关侵权事实。 2.海上倾倒废弃物侵权行为的组织、策划、实施者有多人,相互有共同侵权意思联络,或者共同实施侵权行为的,均构成共同侵权,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建筑垃圾去向负有管理责任者放任倾废行为发生,配合倾废行为人完成倾废行为的,人民法院依法认定构成共同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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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海洋环境污染/非法倾废/举证责任再分配/事实推定运用/共同侵权
基本案情
海口浏某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浏某公司)承揽了海南省海口市美丽沙恒某公司项目土石方工程施工项目。其后,浏某公司将其承包的上述工程的土方外运和垃圾处置分包给海南中某疏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某公司),约定由中某公司使用船舶运输土石方到政府指定的抛泥区域,并约定浏某公司委派职员管理现场。后中某公司与陈某通过伪造退塘还林合同,谎称将开挖的土石方用船运到广东省湛江市某荒地进行处置,以此向有关部门申请临时海域使用权,并申请在美丽沙海域搭建临时靠泊平台并获准。
但实际运行中,浏某公司、中某公司、陈某均未取得废弃物海洋倾倒许可证。但中某公司、陈某依旧组织人员并调度船舶将69360立方米工程固废倾倒于海口市美丽沙海域。浏某公司通过组织车辆同步运输等方式积极配合中某公司的海上倾废活动。
诉讼中,各方对浏某公司共计开挖土方30万立方米,中某公司将其中4090车次土方运往他地处理,11286车次回填于本地恒某美丽沙其他项目的事实无争议。但三被告辩解一共倾倒入海土方1192车,土方卡车容量为13.2立方米,因此倾倒入海的土方至多为15797.6立方米(1192车×13.2立方米)。经实际抽样测量,用以倾废的土方运输车辆满载量为15立方米。
另查明,中某公司在涉案分包合同的签订、履行中,从合同的签订、临时泊位环境影响评价的对外委托、海域使用权的申办到倾废船舶的调度,均由陈某具体经办。实施倾废船中的其中两艘船舶“粤珠海浚2322”和“粤珠海浚2323”系陈某个人所有。浏某公司共计向中某公司支付工程款人民币184.6万元(币种下同),而陈某本人获取了169.2万元。
因市民多次举报有船舶向海口市美丽沙音乐广场附近海域倾倒建筑垃圾。2018年11月至12月,检察机关通过无人机多次拍摄到有运泥船在美丽沙海域开出一海里后即倾倒垃圾并调头返航,用时半小时左右。2018年12月14日,渔业执法人员在上述海域 当场截获倾废后返程的“粤珠海浚2322”。当日无人机拍摄到的另一倾废船,经技术鉴定为“粤珠海浚2323”。
又查明,从海口恒某美丽沙临时码头到海口市政府指定的海洋倾倒区,海上直线距离约为4.6海里即8.5公里;到湛江市沙头村坐标点的海上直线距离约为64.3海里即118.9公里。2019年12月“粤珠海浚2323”最大航速约为6节即6海里/小时,普遍航速为4-5节。
经鉴定,三被告倾倒入海的建筑垃圾含有镉、汞、镍、铅、砷、铜等有毒有害物质,所需环境修复费用为860.064万元。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检察院经公告督促有关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无相关机关和组织提起诉讼,遂提起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中某公司、陈某、浏某公司连带赔偿环境污染损害860.064万元,公开赔礼道歉,并支付鉴定费、诉讼费用等费用。
海口海事法院于2020年3月26日作出(2019)琼72民初227号民事判决:一、被告中某公司、陈某、浏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环境污染损害860.064万元。该款项上交国库用于修复被损害的海洋生态环境;二、被告中某公司、陈某、浏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全国发行的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三、被告中某公司、陈某、浏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向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支付鉴定费47.5万元,公告费800元。宣判后,陈某、浏某公司提出上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3日作出(2020)琼民终27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焦点问题为三被告的在海洋中倾倒建筑垃圾的地点和数量。
一、关于倾废地点和数量的认定。中某公司未为案涉建筑垃圾办理废弃物海洋倾倒许可证,其往海里倾倒,构成违法。公益诉讼起诉人提交的民众举报材料初步证明建筑垃圾倾倒入海点在恒某美丽沙周边海域,无人机拍摄到“粤珠海浚2323”驶离恒某美丽沙临时码头约半小时即倾废完毕并返航,以及海洋执法人员在同海域当场截获倾废返程中的“粤珠海浚2322”等证据,足以证明被告在恒某美丽沙海域有非法倾废的行为。根据船讯网上显示的海上直线距离,结合“粤珠海浚2323”的通常航速,可以推算无论从恒某美丽沙临时码头到湛江或者到海口市政府指定的海洋倾倒区,“粤珠海浚2323”半个小时均不足以抵达并返程。因此,陈某关于将建筑垃圾或倾倒于湛江,或倾倒于海口市政府指定的海洋倾倒区的辩解不成立。
关于倾废数量。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被告倾倒入海的建筑垃圾达69630立方米,三被告辩解至多为15797.6立方米(1192车×13.2立方米/每车)。诉讼中各方对浏某公司共计开挖土方30万立方米,其中4090车次土方运往他地,11286车次回填于本地恒某美丽沙其他项目的事实无争议。经证人证言证实和执法部门对案涉卡车进行容积实测,均证明运输土方车满载系15立方米,法院最终认定案涉车载容积为15立方米。三被告又以浏某公司单方制作的装船单证明倾废数量仅1192车次,但装船单系单方制作,且数量记载与市民投诉及无人机拍摄情况不符,法院不予采纳。公益诉讼起诉人基于已查明浏某公司共计开挖土方30万立方米等事实,主张中某公司倾倒入海的建筑垃圾达69630立方米(300000-4090×15-11286×15),并无不妥,法院予以认定。
二、关于三被告是否构成共同侵权
1.陈某是否系案涉倾废行为组织实施者之一,应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问题。经审理查明,陈某除了参与中某公司案涉分包合同的签订,具体实施伪造退塘还林合同,还是海域使用权的经办人和案涉建筑垃圾运输、倾倒的组织协调者,并且派遣自己所有的两条船舶亲自参与倾废,直接或间接收取了绝大部分工程款,是倾废行为的直接受益人之一。故陈某与中某公司从一开始即具有共同侵权之故意,并且二者的行为紧密结合为一个侵权整体,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浏某公司是否参与海上建筑垃圾倾倒,应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问题。浏某公司系案涉建筑垃圾的直接产生单位,负有合法处置建筑垃圾的法定义务,该义务不因其将垃圾运输和处理分包给中某公司而解除。其次,浏某公司在项目现场设有监管人,却未履行监管之实。案涉非法倾废事件发生后,众多周边居民多次进行投诉、举报,相关主管部门多次警示业主,浏某公司对此知情,过错显而易见。再次,中某公司和陈某处理的土方数量巨大。运输车辆由浏某公司提供,土方外运首先由浏某公司的车队将土方运至中某公司指定的船舶,再由船舶倾倒入海。浏某公司、中某公司和陈某合作两月余,完成上述土方的处置,需要车船两方高度协调配合,应当认定浏某公司也是非法倾废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其行为构成共同侵权,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1.人民法院审理海洋环境污染案件时,公益诉讼起诉人提交的证据证明侵权人的倾倒数量等侵权事实,而侵权人予以否认,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第十三条的规定,再分配举证责任后,侵权人未提交证据的,应当认定上述倾废数量等相关侵权事实。
2.海上倾倒废弃物侵权行为的组织、策划、实施者有多人,相互有共同侵权意思联络,或者共同实施侵权行为的,均构成共同侵权,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建筑垃圾去向负有管理责任者放任倾废行为发生,配合倾废行为人完成倾废行为的,人民法院依法认定构成共同侵权。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9条、第1168条、第1229条(本案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条、第15条、第6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第1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7〕23号)第7条
一审:海口海事法院(2019)琼72民初227号民事判决(2020年3月26日)
二审: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琼民终276号民事判决(2020年11月23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沈阳市人民检察院诉曾某鑫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4-18-2-467-001 · (2021)辽01民初3024号 ·
民事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网络社交平台社会公共利益法律责任
裁判要旨:在人数众多的网络社交平台发表侮辱、诽谤英雄烈士的言论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对于所涉行为,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行为人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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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网络社交平台/社会公共利益/法律责任
基本案情
2021年2月19日,中央军委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某边防团官兵在中印加勒万河谷边境誓死捍卫祖国领土的事迹进行表彰。当日晚,曾某鑫在二百多人的微信群聊中多次就该事件发布带有侮辱性的不实、不当言论。有群众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检察机关发现上述案件线索。某边防团团长祁某宝本人及四位烈士的近亲属均同意由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在履行公益诉讼公告程序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曾某鑫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2日作出(2021)辽01民初3024号民事判决:被告曾某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辽宁省省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内容需经法院审查。如曾某鑫拒不履行,法院将在辽宁省省级报纸上公布判决的主要内容,相关费用由曾某鑫负担。宣判后,曾某鑫主动履行了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检察机关履行法定程序,有权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向法院提起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受国家所褒扬,承载着民族的共同记忆和共同情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英雄烈士的名誉和荣誉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部分,依法受法律保护。卫国戍边英雄践行使命、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矢志不渝,誓死保卫祖国和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祖国的领土完整。全社会都应当尊重英雄、缅怀烈士、弘扬英雄烈士精神,自觉维护英雄烈士的名誉和荣誉。
本案中,被告在人数众多的微信群中多次针对中印边境冲突事件发布不实和不当言论,歪曲卫国戍边官兵的英雄事迹,诋毁卫国戍边官兵的英雄精神,降低英雄烈士的英勇形象和精神价值。被告的行为方式符合以贬损、丑化的方式损害英雄烈士名誉和荣誉权益的特征。被告所发布的言论被群内多人所见,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不但损害了英雄烈士个人的人格权益,而且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被告应当承担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民事侵权责任。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在人数众多的网络社交平台发表侮辱、诽谤英雄烈士的言论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对于所涉行为,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行为人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民事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2条、第25条、第26条
一审: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辽01民初3024号民事判决(2021年9月2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江苏省宿迁市人民检察院诉章某未成年人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4-18-2-468-001 · (2021)苏13民初303号 ·
民事未成年人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文身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损害公共利益
裁判要旨: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应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利益,不得从事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经营行为。经营者向不特定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消费服务,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社会交往、就学就业产生不利影响,不仅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益诉讼,请求经营者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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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未成年人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文身/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损害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
被告章某自2017年6月1日开始从事文身经营,但未办理营业执照,未取得卫生许可证、健康证,同时文身服务的消费者中包括未成年人。其间,章某累计提供文身服务的消费者有数百人,未成年人占比约70%。2018年至2019年,曾有未成年人家长反对章某为子女文身并发生纠纷,后由公安机关介入处理。此后,章某仍然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本案中,章某确认为案涉40余名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并为7名未成年人清除文身,分别收取数十元至数百元不等的费用。案涉文身未成年人陈述,章某在提供文身服务时不核实年龄及身份;部分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陈述,因文身导致就学、就业受阻。经检测,章某文身时使用的颜料中游离甲醛超标1.2倍,证明其使用的文身颜料中含有毒有害成分。
就章某向不特定多数未成年人提供有偿文身服务的行为,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12月25日立案调查,同日履行公告程序。公告期满后,无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公益诉讼。江苏省宿迁市人民检察院认为,章某的行为侵害不特定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遂提起公益诉讼。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1日作出(2021)苏13民初303号民事判决:一、被告章某立即停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的行为;二、被告章某在国家级公开媒体向社会公众书面赔礼道歉。宣判后,公益诉讼起诉人及被告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21年6月3日,章某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公开道歉书》,向文身的未成年人、家人以及社会各界公开赔礼道歉,并表示今后不再为未成年人文身。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章某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是否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以及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一,章某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文身属于有创行为,通过用针刺破皮肤后将颜料渗入的方式形成永久性色素沉着,产生长期留存的图案,可能导致未成年人皮肤发炎,并伴随感染风险。文身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逆的特征,文身未成年人一旦后悔,悔恨感将长期伴随,造成持久的精神伤害。未成年人文身易遭受社会公众负面评价,并在入学、参军、就业等过程中受阻,影响其成长和发展。章某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社会交往、就学就业产生了不利影响,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优先保护的规定,侵害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形”。
第二,章某向不特定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服务的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未成年人的发展与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紧密关联,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条规定未成年人保护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突出了国家、社会、学校、家庭等对未成年人的多层次保护。章某虽未办理经营执照但实际从事文身经营服务,且已具备一定规模。作为实际运行的市场主体,章某在经营活动中未尽到审核筛选义务,其主要服务对象是未成年消费者,且侵害不特定未成年人利益的因素始终存在,属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为防止损害行为的持续与反复,使损害结果和范围不再继续扩大,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综上,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应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利益,不得从事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经营行为。经营者向不特定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消费服务,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社会交往、就学就业产生不利影响,不仅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益诉讼,请求经营者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5条、第110条、第179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35条、第110条、第17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条、第4条、第5条、第6条、第100条、第10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10号)第1条、第1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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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诉大连某建设公司、中建某建设公司劳务合同纠纷案
2023-01-2-139-001 · (2020)鲁0211民初559号 ·
民事劳务合同案由法律关系管辖
裁判要旨:在民事案件起诉与受理阶段,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诉讼请求涉及的法律关系性质,确定案由,并根据民事案件的案由确定人民法院的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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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务合同/案由/法律关系/管辖
基本案情
原告李某起诉称,中建某建设公司承建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的某科学院青岛工程,将其中部分工程分包给大连某建设公司,大连某建设公司于2017年7月17日与李某签订劳务施工合同,约定将该工程电气工程分包给李某,合同约定每平方米单价27.5元,结算平方量以竣工图为准。后因大连某建设公司退场,李某实际施工2#地块10栋楼,大连某建设公司拒不支付工程款,特提起诉讼,请求支付劳务费。
大连某建设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本案系劳务合同纠纷,双方已约定管辖,约定内容为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纠纷,可以起诉至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解决。2020年5月25日,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鲁0211民初559号民事裁定:驳回大连某建设公司的管辖权异议。大连某建设公司不服上诉,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3日作出(2020)鲁02民辖终306号民事裁定:撤销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20)鲁0211民初559号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处理。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认为移送不当,遂层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商未果,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5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辖56号民事裁定:本案由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在民事案件起诉与受理阶段,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诉讼请求涉及的法律关系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本案中,李某以与大连某建设公司存在劳务施工合同纠纷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支付工程款。从李某起诉提供的案涉合同内容看,李某以包清工的形式承包施工,预埋安装某科学院青岛工程部分地块的电气工程,案涉合同约定“大连某建设公司对工程质量、技术、进度、环境、职业健康、安全、文明施工及成本进行全面控制”,“随时检查工程进度、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及文明施工,对工程施工进行全过程控制;组织生产例会,协调安排整个工程生产;组织对工程对施工验收和工程技术资料的收集、汇总;组织安排工程移交的维修保修工作;在乙方进场一周内,对乙方进行职业健康、安全教育、技术及现场文明施工教育、成品保护教育”。从上述合同约定来看,大连某建设公司对李某的工作有管理、监督、教育等职责,而建设工程通常具有资金投入量大、工程复杂、技术含量高、专业性强的特点,尤其是建设工程的质量不仅涉及发包人的利益,而且更关系到社会上不特定第三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甚至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因此,法律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包人的主体资格有特殊要求,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故本案不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而应确定为劳务合同纠纷。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裁判要旨
在民事案件起诉与受理阶段,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原告诉讼请求涉及的法律关系性质,确定案由,并根据民事案件的案由确定人民法院的管辖权。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5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6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4条)
管辖权异议: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2020)鲁0211民初559号民事裁定(2020年5月25日)
移送管辖: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2民辖终306号民事裁定(2020年9月3日)
指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辖56号民事裁定(2022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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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诉韩某某劳动合同纠纷案
2023-07-2-186-001 · (2020)沪0116民初9577号 ·
民事劳动合同竞业限制配偶持股隐蔽竞业行为
裁判要旨:审查劳动者配偶持股行为是否构成该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义务,应综合考虑行为发生时间、业务重合性、夫妻财产独立状况、劳动者本人技术条件等。在原用人单位已提供初步证据使法官产生劳动者存在隐蔽竞业行为的合理怀疑时,可根据具体案情将举证责任适当分配给劳动者。若配偶行为与劳动者存在实质牵连关系,行为间接与劳动者自身技术有关,在无其他相反证据情况下,可认定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协议。劳动者主张违约金过高的,可综合考察违反竞业限制的行为与用人单位损失的关联度等因素予以合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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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合同/竞业限制/配偶持股/隐蔽竞业行为
基本案情
上海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业公司)诉称:韩某某于2015年6月1日进入实业公司工作,从事石英加工环节最为关键的旋盘加工。旋盘加工生产的产品单价价值高,工艺流程复杂,对实际负责的员工技术性和熟练性较高。实业公司是一家主营石英制品的公司,具有独特加工工艺,故对从事石英加工生产的员工具有高度保密性的要求。实业公司在韩某某入职期间,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培训,并与韩某某签署了《保密协议书》、《上海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竞业限制合同》。韩某某作为公司的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而纳入实业公司股权激励范围,认购了4万股股份并实际缴纳了股款。实业公司在员工持股平台中对韩某某的身份进行了注册登记。2019年9月30日,韩某某离职后,实业公司根据竞业限制合同的约定向韩某某按时足额发放了竞业限制补偿费用。韩某某作为王某的丈夫,参与设立与经营江苏某石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英公司),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与实业公司的经营范围完全一致,该公司的股东之一是韩某某之妻王某。韩某某存在违约行为严重导致实业公司在同行业的竞争力下降、潜在客户流失,给实业公司带来了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故请求判令:韩某某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至2021年9月30日、支付违约金1,617,966.2元、返还违约期间取得竞业限制补偿金24,560元(2019年10月至2020年7月)、返还因违约行为所获得的收益100,000元(估算)。
韩某某辩称:同意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至2021年9月30日,韩某某不存在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行为,无须支付违约金、返还收益。
法院经审理查明,实业公司、韩某某订有二份劳动合同,期限分别自2015年6月1日起至2018年5月31日止及自2018年6月1日起至2021年5月31日止,约定韩某某从事旋盘岗位工作。双方于2018年3月28日签订一份竞业限制合同,约定韩某某在离职后三年内不得到与实业公司具有竞争关系的单位就职,竞业限制自离职后开始计算。实业公司支付的竞业限制补偿金额为韩某某前一年的当地最低月工资,韩某某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违约金额为其离职前一年所得薪资的10倍,并应返还因违约行为获得的收益。同日,双方签订一份保密协议书、股份认购协议。韩某某于2019年9月30日离职。
2019年10月至2020年6月期间,实业公司支付韩某某竞业限制补偿每月为2420元,2020年7月支付2480元。
韩某某2012年3月至2014年6月期间的社保缴费单位为石英公司。
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期间,实业公司支付韩某某工资共计161,796.62元。
韩某某前妻王某与实业公司签订有二份劳动合同,期限分别自2015年6月1日起至2018年5月31日止及自2018年6月1日起至2021年5月31日止,分别约定从事外贸销售岗位工作及采购主管岗位工作。王某于2019年10月31日离职。
实业公司经营范围是:从事电子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石英玻璃制品生产加工及销售,仪器仪表,光学材料,电子材料,日用百货,电子设备销售,环保工程,绿化工程,商务信息咨询,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道路货物运输(普通货物,除危险化学品),自有房屋租赁。
石英公司成立于2020年1月16日,法定代表人祁某某,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石英玻璃制品制造、销售,石英制品、五金产品、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仪器仪表、橡胶制品、塑料制品……该公司原股东为王某。2020年5月6日,王某退出该公司。
2020年5月7日,韩某某与王某签订离婚协议书,其中内容载有“……婚姻存续期间,女方与祁某某共同投资了石英公司,公司未实际经营,目前正在办理退出手续。男方对此投资既不知情也不同意,此投资前期成本、后期退出产生的任何负担和可能的收益由女方承担和享有,均与男方无涉……”
2020年4月8日,实业公司向上海市金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韩某某:1.继续履行竞业限制合同;2.支付违约金1,617,966.20元;3.返还2019年10月至2020年4月取得竞业限制补偿金16,940元;4.返还违约获得的收益100,000元。该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6月4日作出裁决:1.对实业公司要求韩某某继续履行竞业限制合同的请求予以支持;2.对实业公司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仲裁裁决书下达后,实业公司对裁决书不服,提起诉讼。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30日作出(2020)沪0116民初9577号民事判决:1.韩某某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至2021年9月30日止;2.韩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实业公司违反竞业限制义务违约金120,000元;3.韩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实业公司竞业限制经济补偿17,273.79元;四、驳回实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韩某某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21年1月11日作出(2020)沪01民终1370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实业公司与韩某某对继续履行约定竞业限制义务未持异议,故对韩某某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至2021年9月30日之诉请予以支持。
一、韩某某是否属于竞业限制适用人员。韩某某在实业公司处从事旋盘技术岗位,接受实业公司培训,工作中有接触技术秘密或经营秘密的便利,且基于其核心业务(技术)人员身份获得股份,故系竞业限制适用人员。
二、韩某某是否违反竞业限制义务。本案涉及韩某某近亲属行为是否可认定为韩某某存在违反竞业限制的行为。根据实业公司提供的石英公司工商登记所载经营范围,两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石英公司设立时股东之一为韩某某前妻王某,韩某某不可能对大额家庭投资毫不知情,韩某某亦无证据证明该期间夫妻财产各自独立。在无证据证明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认定系夫妻共同行为;其次,王某作为配偶,对签订竞业限制合同及保密合同事实应当明确知晓。二人于2019年9月及10月底相继从实业公司离职,石英公司成立于次年1月,故实业公司有理由相信韩某某离职是为创立石英公司;再次,王某并不知晓石英加工技术,虽其认缴出资额250万元,但未有实际出资,且其以0元价格转让其股份,故基于韩某某技术入股的可能性较高。实业公司已提供初步证据证明韩某某存在隐蔽竞业行为。对于韩某某是否直接参与公司设立及生产经营等确有取证难度,而韩某某未有合理解释并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综合认定韩某某存在竞业行为。
三、竞业限制违约金金额。韩某某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法院结合其原职务、收入情况及过错程度、未履约期限不长、石英公司成立时间较短对实业公司造成损失不大、实业公司支付韩某某的补偿金标准仅为最低工资,且实业公司并未就违约金约定数额合理性及特定商业秘密的经济价值进行充分举证等情况,酌情调整竞业限制义务违约金为120,000元。
裁判要旨
审查劳动者配偶持股行为是否构成该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义务,应综合考虑行为发生时间、业务重合性、夫妻财产独立状况、劳动者本人技术条件等。在原用人单位已提供初步证据使法官产生劳动者存在隐蔽竞业行为的合理怀疑时,可根据具体案情将举证责任适当分配给劳动者。若配偶行为与劳动者存在实质牵连关系,行为间接与劳动者自身技术有关,在无其他相反证据情况下,可认定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协议。劳动者主张违约金过高的,可综合考察违反竞业限制的行为与用人单位损失的关联度等因素予以合理调整。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23条第2款
一审: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6民初9577号民事判决(2020年9月30日)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1民终13707号民事判决(2021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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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某公司诉王某劳动合同纠纷案
2023-07-2-186-002 · (2020)沪0118民初14509号 ·
民事劳动合同用工管理权合理边界公序良俗休息休假权事假丧假
裁判要旨:劳动者有自觉遵守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义务,而用人单位用工管理权的边界和行使方式亦应善意、宽容及合理,尊重法律法规及公序良俗。用工管理权合理边界审查应遵循合法性、正当性及合理性限度。劳动者因直系亲属死亡等紧迫事由向用人单位请事假,且未超过合理期间的,符合公序良俗,用人单位行使管理权时应秉持“普通善良人”之衡量标准,予以理解和尊重。劳动者已履行请假申报程序,用人单位未予准假,事后以劳动者擅自离岗、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径行解雇,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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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合同/用工管理权/合理边界/公序良俗/休息休假权/事假/丧假
基本案情
王某系上海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保安,做二休一。公司的考勤管理细则规定,员工请事假一天由主管领导审批,……连续三天以上(含三天)由公司总裁(总经理)审批;累计旷工三天以上(含三天)者,视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公司有权辞退,提前解除劳动合同并依法不予支付经济补偿。王某学习并签收了上述文件。
2020年1月6日,王某因父亲生病向主管提交请假单后回安徽老家,请假时间为1月6日至13日。次日,因公司告知未准假而返回,途中得知父亲去世,王某向主管汇报,主管让其安心回家料理后事,王某便再次回家。后公司未再联系王某,王某于1月14日返回上海,次日上班。2020年1月6日至14日期间,王某应出勤日期为6日、8日、9日、11日、12日、14日。2020年1月31日,公司向王某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旷工累计达三天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王某于2020年3月27日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予以支持。公司不服该判决,诉至法院。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0日作出(2020)沪0118民初14509号民事判决:公司支付王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5,269.04元等。
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对村委会出具的其父死亡及火化下葬证明存合理质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5日作出(2020)沪02民终1069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劳动合同履行期间,用人单位及劳动者均负有切实、充分、妥善履行合同的义务。劳动者有自觉维护用人单位劳动秩序,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义务;用人单位管理权的边界和行使方式亦应善意、宽容及合理。
公司以王某旷工累计达三天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是否构成违法解除,应审视王某是否存在相应违纪事实。王某工作做二休一,2020年1月6日至14日,其请假日期为6日至13日,应出勤日期为6日、8日、9日、11日、12日、14日。
对于6日,王某于该日早上提交请假手续,其主管签字同意,但迟至下午才报公司审批,次日才告知未获批准,因公司未及时行使审批权,6日不应认定为旷工。对于7日至13日,7日王某因公司未准假返回上海,途中得知父亲去世便再次回家办理丧事,至此,事假性质发生改变,转化为丧假事假并存,扣除三天丧假,王某实际事假天数为两天。王某请假事出有因,回老家为父亲操办丧事,符合中华民族传统人伦道德和善良风俗,无可厚非,且并未超过合理期限,公司应以普通善良人的宽容心、同理心加以对待。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亦显示王某之父从去世到火化下葬尚在合理期间,尊重民俗,体恤员工的具体困难与不幸亦是用人单位应有之义。至于14日,不在请假期间范围,王某未到岗,公司可认定旷工。综上,王某旷工未达三天,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裁判要旨
劳动者有自觉遵守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义务,而用人单位用工管理权的边界和行使方式亦应善意、宽容及合理,尊重法律法规及公序良俗。用工管理权合理边界审查应遵循合法性、正当性及合理性限度。劳动者因直系亲属死亡等紧迫事由向用人单位请事假,且未超过合理期间的,符合公序良俗,用人单位行使管理权时应秉持“普通善良人”之衡量标准,予以理解和尊重。劳动者已履行请假申报程序,用人单位未予准假,事后以劳动者擅自离岗、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径行解雇,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7条、第87条
一审: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8民初14509号(2020年10月10日)
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2民终10692号(2020年12月1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北京某制药公司诉李某某劳动合同纠纷案
2023-07-2-186-003 · (2017)京0114民初502号 ·
民事劳动合同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合同
裁判要旨: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应审查劳动者的行为是否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给用人单位业务造成严重影响或损失,或者对他人造成严重人身、财产损失。在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设置了纪律处分类别的情况下,应判断劳动者的行为属于规章制度中的哪一具体情形及其行为后果,同时考量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和职责要求,判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性。如果劳动者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并未达到规章制度规定的应予解除劳动关系的严重程度,用人单位不能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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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合同/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合同
基本案情
北京某制药公司诉称:判令北京某制药公司无需向李某某支付1995年7月21日至2016年1月15日期间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20001.9元。北京某制药公司系药品生产企业,需要严格按照《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俗称“GMP”)进行生产。根据GMP的要求,数据完整性是制药质量体系确保药品质量的基石。保证记录的准确性,可靠性,可追溯性都属于数据完整性的范畴。北京某制药公司《员工劳动纪律管理细则》规定,篡改公司文件记录;虚报工作、个人资料(如:雇佣申请表、考勤记录、病假证明、学历证明等)的,属于严重违反工厂规章制度,公司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关系。李某某作为生产流水部门长期从事相关工作的药品包装操作员,已经充分知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对于数据完整性的要求,但2015年12月16日其在昌平工厂A-730包装操作间进行LAM X0190的批文件结算过程中,在批文件中故意伪造说明书的废品数量,以保证物料平衡计算结果满足批文件设置的限度要求。李某某的篡改批文件记录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北京某制药公司的规章制度,北京某制药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
李某某辩称:其行为属于违反工厂相关标准操作流程及安全行为,未达到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度,借用说明书的数量只体现在废品中,对诺华制药公司未产生实际损失。北京某制药公司违法辞退李某某,应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李某某于1995年7月21日入职北京某制药公司,担任生产流水部门的包装操作员。双方共签订三次劳动合同,自2007年1月1日起,劳动合同期限变更为无固定期限合同。李某某的月工资标准为5853.75元。双方于2016年1月15日解除劳动关系。李某某就此提起劳动仲裁申请,要求北京某制药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北京某制药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20001.9元。北京某制药公司不服仲裁裁决,提起诉讼。
北京某制药公司提交的《违纪处理函》显示:2015年12月16日,李某某在A-730包装操作间进行LAM X0191的批文件结算过程中,没有按照批文件的要求计算说明书物料平衡相关数据,而是伪造说明书废品数量,以保证物料平衡计算结果满足批文件设置的最低限度要求。进而影响到后续批次LAM X0191说明书物料平衡计算结果异常。该行为违反了良好文件记录与数据完整性的要求。为了严肃操作纪律,提高全员的数据完整性意识,给予解除劳动关系的处分。李某某收到该函,但不接受处理结果。诉讼中,北京某制药公司称,解除原因是李某某在进行LAM X0190的批文件结算过程中,在批文件中故意伪造说明书的废品数量,以保证物料平衡计算结果满足批文件设置的限度要求,该行为违反了《员工手册》4.1.1解除劳动关系项下 “直接或间接篡改公司文件或记录”等内容,构成严重违纪,应当解除劳动合同。李某某称其借用说明书的行为只是违反了批次药品整体中的一个操作流程,是符合员工守则所规定的警告的一个行为。
北京某制药公司《员工劳动纪律管理细则》第3条内容为:“纪律处分类别。对违反劳动纪律的处分分为下列四种:口头警告、书面警告、最后书面警告、解除劳动关系。违反本细则未明示的其它纪律,经调查核实,并经工厂管委会讨论决定,依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罚。(1)口头警告。有下列情况之一,经调查核实,给予口头警告:……违反工厂相关标准操作流程及安全行为规定,但尚未对公司造成损失的行为……(2)书面警告。有下列情况之一,经调查核实,给予书面警告:……违反工厂相关标准操作流程及安全行为规定,造成实际损失,但情节较轻……(3)最后书面警告。有下列情况之一,经调查核实,给予最后书面警告:……违反工厂相关标准操作流程及安全行为规定,造成实际损失,情节较重……(4)解除劳动关系。有下列情况之一,经调查核实,属严重违纪行为并构成严重违反工厂规章制度,公司有权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关系:……玩忽职守、违反工厂相关标准操作流程,且给公司业务造成严重影响或损失,或对他人造成严重人身、财产损失的;……篡改公司文件记录;虚报工作、个人资料(如:雇佣申请表、考勤记录、病假证明、学历证明等)……”。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1日作出(2017)京0114民初502号民事判决:一、北京某制药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李某某1995年7月21日至2016年1月15日期间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20001.88元;二、驳回北京某制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北京某制药公司不服,以李某某的行为属于《员工手册》4.1.1规定的“直接或间接篡改公司文件或记录”,该行为导致所涉批次产品延误放行,已经给北京某制药公司造成重大影响为由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4日作出(2017)京01民终443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某某未如实记录LAM X0190批文件中说明书废品数量、其自行按照物料平衡计算要求填写说明书废品数量的行为是否属于篡改公司文件记录,并达到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应当遵守劳动纪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本案中,北京某制药公司的《员工手册》和《员工劳动纪律管理细则》经过民主程序且已告知李某某,故可以作为本案审理依据。根据北京某制药公司提交的培训记录,北京某制药公司亦对李某某进行了良好文件规范培训,可见李某某知悉正确、及时记录批文件的工作要求。根据庭审中当事人陈述,李某某认可其应当遵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相关要求。其中《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所有药品的生产和包装均应当按照批准的工艺规程和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并有相关记录,以确保药品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并符合药品生产许可和注册批准的要求。对员工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北京某制药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区分严重程度设定了口头警告、书面警告、最后书面警告、解除劳动关系四种处分形式,在四种形式下均规定了不同程度违反工厂相关标准操作流程导致的后果。
本案中,要判断李某某的行为属于北京某制药公司规章制度中的哪一具体情形及其行为后果,必须考量李某某的工作岗位和职责要求。首先,李某某的行为属于北京某制药公司规章制度中的哪一具体情形。李某某为包装操作员,根据北京某制药公司提供的工作描述,李某某的主要职责要求包括产品知识、工艺知识、操作技能、生产协调、设备维护、设备故障处理、质量合规、偏差处理、工艺/清洁/设备验证、安全等方面的内容。根据李某某的工作岗位及工作职责要求,结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法院认为,李某某作为包装操作员应当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并如实记录,其如实记录义务应属于操作规程的必然要求。故其未如实记录废品说明书数量、自行按照物料平衡计算要求填写说明书废品数量的行为应当属于违反工厂相关标准操作流程,而不属于直接或间接篡改公司文件记录。其次,李某某的行为造成的后果是否达到解除劳动关系的程度。法院认为,《员工劳动纪律管理细则》规定违反工厂相关标准操作流程,且给公司业务造成严重影响或损失,或对他人造成严重人身、财产损失的,北京某制药公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根据《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第二百一十五条的规定,在物料平衡检查中,发现待包装产品、印刷包装材料以及成品数量有显著差异时,应当进行调查,未得出结论前,成品不得放行。北京某制药公司主张因李某某未如实记录废品说明书数量的行为导致本案所涉批次产品迟延放行,法院予以采信。法院认为,李某某的行为所造成的产品迟延放行并未达到给公司业务造成严重影响或损失,或对他人造成严重人身、财产损失的程度,对北京某制药公司所持李某某直接或间接篡改公司文件记录,构成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主张不予采信。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违反规章制度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应审查劳动者的行为是否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给用人单位业务造成严重影响或损失,或者对他人造成严重人身、财产损失。在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设置了纪律处分类别的情况下,应判断劳动者的行为属于规章制度中的哪一具体情形及其行为后果,同时考量劳动者的工作岗位和职责要求,判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性。如果劳动者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并未达到规章制度规定的应予解除劳动关系的严重程度,用人单位不能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条
一审: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4民初502号民事判决(2017年4月11日)
二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1民终4436号民事判决(2017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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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某贸易有限公司诉王某劳动合同纠纷案
2023-07-2-186-004 · (2020)京0115民初19879号 ·
民事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经济补偿金支付附条件竞业限制
裁判要旨:1.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是用人单位在非因劳动者主观过错的情况下解除劳动合同时,为保障劳动者在离职后一段时间内的生活,依法需一次性支付给劳动者的补偿。在用人单位、劳动者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已经解除劳动关系且协议目的已经达成的情况下,经济补偿金的给付具有必要性和确定性,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协议约定向劳动者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2.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离职协议中约定经济补偿金的支付附条件,但该条件应以达成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为目的,限于对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之前已发生的工作或者行为成就与否的约定,同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 3.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后,竞业限制主要约束劳动者离职后的行为,在经济补偿金支付时间到来时劳动者能否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具有不确定性。劳动者竞业限制义务的承担通常由保密及竞业禁止协议规制,法律亦对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义务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作出规定。用人单位主张以劳动者离职后履行保密、竞业限制等义务作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条件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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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经济补偿金支付/附条件/竞业限制
基本案情
北京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贸易公司)诉称:某贸易公司与王某签订了合同期限为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劳动合同》,约定岗位为招商。2019年9月17日,双方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后王某未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及保密义务,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某贸易公司有权不支付经济补偿金70500元。故请求判令:1.某贸易公司不向王某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0500元;2.本案诉讼费由王某承担。
王某辩称:不同意某贸易公司的诉讼请求及所陈述的理由,解除劳动合同由某贸易公司提出,支付经济补偿是其义务,不应附带其他条件。
法院经审理查明,王某于2013年8月入职某贸易公司,担任招商岗位,其工资标准为21000元/月。2017年9月,某贸易公司(甲方)与王某(乙方)签订《保密及竞业禁止协议》,其中约定“乙方应承担竞业限制义务,承担竞业限制义务的竞业限制期限为甲乙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及甲乙双方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后12个月”“甲方的竞争方包括但不限于……某购物公司”。
2019年9月,王某(乙方)与某贸易公司(甲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其中载明:在乙方履行本协议各项义务的基础上,甲方同意,2019年10月31日前一次性给付乙方经济补偿金70500元;乙方妥善办理工作交接、离职手续,移送并归还办公用品、各类资料、财务借款等。解除日后,乙方同意继续依据双方已签订的《保密协议》(如有)及《竞业限制协议》(如履行)之约定,就“保密信息”的范围继续履行保密义务。后某贸易公司未支付70500元给王某。
2019年10月,某贸易公司发现王某违反离职协议及竞业限制,在某购物公司工作。
2020年7月,某贸易公司申请仲裁,要求王某支付某贸易公司违反竞业限制违约金、返还竞业限制补偿金、支付违反竞业限制义务所获得收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 王某支付某贸易公司违反竞业限制违约金281168.1元。王某不服上述裁决,已诉至法院另案处理。
2020年9月,王某申请仲裁,要求某贸易公司支付王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0500元。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某贸易公司支付王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0500元。王某同意仲裁裁决,某贸易公司不同意上述裁决,遂提起本案诉讼。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9日作出(2020)京0115民初19879号民事判决:一、某贸易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70500元;二、驳回某贸易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某贸易公司以双方所签《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第二条明确约定了支付补偿金的条件,包括王某应当履行关于竞业限制的相关义务,但王某在竞业限制期限内违反《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约定为由,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6日作出(2021)京02民终1208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系王某履行保密及竞业限制义务是否系某贸易公司向王某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前提条件。
其一,《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就解除劳动关系事宜达成的一致意见,其目的和结果是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具有补偿性和救济性特征,在案涉劳动关系已解除且《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目的已经达成的情况下,经济补偿金的给付具有必要性和确定性。
其二,根据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约定,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9月17日解除且某贸易公司于2019年10月31日之前向王某支付经济补偿金,该支付时间节点系经双方协商一致,明确而具体,并不能就此成为约束除达到解除劳动关系之目的以外其他事项的时间标准。
其三,《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第五条明确约定,解除日后王某同意继续依据《保密协议》、《竞业限制协议》之约定以及原劳动合同中保密条款之约定,履行保密及竞业限制义务;而其中有关保密期以及竞业限制期终止日的约定,均晚于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时间。即在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时间到来之时,王某是否能够完全履行保密义务及竞业限制义务尚存在不确定性。故某贸易公司主张以王某履行保密义务及竞业限制义务制约经济补偿金的支付,缺乏逻辑。
其四,从《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订立目的来看,该协议第二条约定的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前提应理解为,王某应履行“办理工作交接、离职手续,移送并归还办公用品、各类材料、财务借款等”为达成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以及支付经济补偿金之目的的义务。
综上,本案的审理不以王某是否违反保密及竞业限制义务的相关认定为前提,某贸易公司以王某违反保密及竞业限制义务为由上诉主张不予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依据不足。
裁判要旨
1.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是用人单位在非因劳动者主观过错的情况下解除劳动合同时,为保障劳动者在离职后一段时间内的生活,依法需一次性支付给劳动者的补偿。在用人单位、劳动者签订《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已经解除劳动关系且协议目的已经达成的情况下,经济补偿金的给付具有必要性和确定性,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协议约定向劳动者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2.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离职协议中约定经济补偿金的支付附条件,但该条件应以达成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为目的,限于对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之前已发生的工作或者行为成就与否的约定,同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
3.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后,竞业限制主要约束劳动者离职后的行为,在经济补偿金支付时间到来时劳动者能否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具有不确定性。劳动者竞业限制义务的承担通常由保密及竞业禁止协议规制,法律亦对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义务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作出规定。用人单位主张以劳动者离职后履行保密、竞业限制等义务作为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条件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6条、第5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35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9月13 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10条)
一审: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5民初19879号民事判决(2021年6月29日)
二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2民终12085号民事判决(2021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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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诉上海某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2023-07-2-186-005 · (2021)沪0115民初9755号 ·
民事劳动合同到期终止经济补偿金免除
裁判要旨:劳动合同到期终止后,用人单位主张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应就其以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的条件续订劳动合同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承担举证责任。续订条件是否相对维持或提高的识别应以原合同终止前所达成的约定条件为基准。劳动者因不满降薪决定而拒绝续订合同,用人单位需举证证明双方就此达成一致或者降薪具备合理性,否则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不同意续订为由主张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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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合同/到期终止/经济补偿金/免除
基本案情
张某诉请:1.判令上海某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支付张某2017年4月1日至2020年5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人民币27,300元;2.判令某公司支付张某2020年6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5,200元;3.判令某公司支付张某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04,500元。张某于2009年11月9日入职某公司,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15年8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2020年7月2日,某公司通过微信向张某发送《劳动合同续签通知书》,但未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予张某。某公司未足额发放张某工资,应予补足。某公司应当支付张某相应的经济补偿金。
某公司辩称,张某的工资组成为基本工资+绩效的浮动工资制,某公司已经足额发放了张某上述期间的工资,不存在差额。某公司不同意支付张某主张的工龄工资。某公司在2020年7月2日即通知张某劳动合同将于2020年7月31日期满,要求其到公司办公室续签,但张某并未前往续签,而且在合同期满后自行离岗,应视为张某不同意续签劳动合同,故某公司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综上,不同意张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张某于2009年11月9日进入某公司工作。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15年8月1日起至2020年7月31日止,劳动合同约定工资计发形式为基本工资2,020元/月+其他。2020年7月2日,某公司代理人成某通过微信向张某发送了落款日期为2020年4月30日的《通知》,载明“张某:因公司受物流行业大环境和疫情影响,公司原有业务萎缩,公司变更业务模式,调整了管理模式,自2020年4月开始你以不愿意接受其他公司人员管理为由拒绝履行工作职责,公司决定取消你的岗位工资”;以及落款日期为2020年7月1日的《劳动合同续签通知书》,载明“张某你好,公司与你的《劳动合同》的期限将于2020年7月31日到期,现通知你于2020年7月20日前至公司办公室办理续签劳动合同”。当日,张某通过微信回复某公司“一、愿意续签合同;二、不同意取消工资”。某公司按照3,500元/月的标准支付了张某2020年6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期间的工资,双方劳动合同于2020年7月31日到期终止。张某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7,000元/月。2020年9月8日,张某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9月14日依法受理,张某申请仲裁要求某公司支付:1、2017年4月1日至2020年5月30日期间工资差额27,300元;2、2020年6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13,504元;3、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04,500元;4、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13,080元。在仲裁审理阶段,仲裁员询问“申请人是否不同意续签劳动合同?”张某回答“合同终止原因是被申请人取消岗位工资,故申请人不愿意续订”。仲裁员询问“被申请人,与申请人续签劳动合同时候,新合同里是否取消了岗位工资?”某公司回答“没有取消,且申请人从未就岗位工资事宜与我方进行沟通。之前不发放岗位工资是因为申请人没有履行理货的岗位职责”。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11月12日作出仲裁裁决,裁令某公司支付张某2020年2月至2020年5月的工资差额7,750元、2020年6月至2020年7月的工资差额4,500元、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7,356.32元,对张某的其他请求不予支持。张某不服该裁决结果,遂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1.2020年6月30日,某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了张某2020年4月的税后工资2,742.20元以及2020年5月的税后工资2,742.20元;2.2020年7月1日,张某通过微信向某公司实际控人李某发送消息“李总成总你们好我工资发的不对希望尽快给我补齐”,李某未予回复。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7日作出(2021)沪0115民初9755号民事判决:一、上海某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支付张某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7,750元;二、上海某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支付张某2020年6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期间的工资差额4,500元;三、上海某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支付张某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期间的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7,356.32元;四、驳回张某的其余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张某不服,提起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某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77,000元。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5日作出(2021)沪01民终10455号民事判决:一、维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5民初9755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项;二、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5民初9755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三、上海某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某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77,000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其一,劳动合同因期满而终止的情况下,如用人单位主张其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应当举证证明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规定的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本案中,从某公司于2020年7月1日发送给张某的《劳动合同续签通知书》的内容来看,并未明确是否维持或提高原劳动合同条件。
其二,某公司于同日向张某发送了续订劳动合同通知与取消岗位工资通知,张某据此而将其理解为某公司的意思表示为以取消岗位工资为条件续签劳动合同,亦符合通常逻辑。在张某明确回复“一、愿意续签合同;二、不同意取消工资”的情况下,某公司也未再进一步与张某解释或沟通确认,故有理由认为某公司的实际意思表示确为以取消岗位工资为条件续签劳动合同。
其三,就某公司取消张某岗位工资事宜,某公司虽称其此前已经跟张某口头沟通过,但对此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反之,其公司于2020年6月30日方才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张某2020年4月及5月的税后工资,张某次日即对工资金额提出异议,可见2020年7月1日某公司通知张某续签劳动合同时,双方对于取消岗位工资事宜并未达成一致,亦即双方对于原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的降低尚未达成一致。而就岗位工资的取消,某公司所举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该降薪行为充分合理。在此前提下,其提出取消岗位工资并续订劳动合同,难谓以维持原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
综上,本案不符合用人单位以维持或提高原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合同而劳动者不同意续签的情形,某公司应支付张某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裁判要旨
劳动合同到期终止后,用人单位主张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应就其以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的条件续订劳动合同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承担举证责任。续订条件是否相对维持或提高的识别应以原合同终止前所达成的约定条件为基准。劳动者因不满降薪决定而拒绝续订合同,用人单位需举证证明双方就此达成一致或者降薪具备合理性,否则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不同意续订为由主张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6条
一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5民初9755号民事判决(2021年4月27日)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1民终10455号民事判决(2021年10月2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张某诉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某工业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2023-07-2-186-006 ·
民事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关系职业病恢复劳动关系
裁判要旨:1.用人单位安排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进行离岗职业健康检查是其法定义务,劳动者未明确已经知晓并放弃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权利的,该项义务并不因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而免除。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解除协议应认定无效。 2.在劳动者职业病鉴定结论未作出之前,双方的劳动关系并不因协议解除或者劳动合同到期终止。在经过职业病认定及劳动能力鉴定后,如妨碍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的情形均已消失,而用人单位亦无继续履行或者续订的意思表示,在符合终止劳动合同条件的情况下,双方的劳动关系可于劳动者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结果出具之日依法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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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关系/职业病/恢复劳动关系
基本案情
张某诉称:其于2014年1月13日与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时曾提出做离职前职业健康检查,公司法定代表人承诺签订协议后安排其体检,但第二天即反悔。张某向有关部门举报投诉后,某劳务服务公司才让其做相关体检。张某认为,对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不得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故提起仲裁、诉讼,要求与某劳务服务公司自2014年1月13日起恢复劳动关系。
某劳务服务公司、某工业有限公司共同辩称:张某与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13日已经达成解除劳动关系的协议,并支付补偿金。现张某已离职一年多,故不同意恢复劳动关系。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月,张某与某劳务服务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后被派遣至某工业有限公司担任电焊工,双方签订的最后一期劳动合同的期限系自2010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2014年1月13日,某劳务服务公司(甲方)与张某(乙方)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劳动关系于2014年1月13日解除,双方的劳动权利义务终止;二、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48,160元,以上款项包括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其他应得劳动报酬及福利待遇等……某劳务服务公司于2014年1月21日向张某支付48,160元。2014年4月,张某经上海市肺科医院诊断为电焊工尘肺壹期。2014年12月10日,张某经上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职业病致残程度柒级。后张某于2014年11月27日向上海市崇明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自2014年1月13日起恢复与某劳务服务公司的劳动关系。该仲裁委员会裁决对张某的请求事项不予支持。张某不服仲裁裁决,提起诉讼。
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4日作出(2015)崇民一(民)初字第1021号民事判决:驳回张某要求与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自2014年1月13日起恢复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张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2日作出(2015)沪二中民三(民)终字第962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2015)崇民一(民)初字第1021 号民事判决;二、张某与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自2014年1月13日起恢复劳动关系至2014年12月10日止。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当然有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该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此款规定虽然没有排除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对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不得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因此,用人单位安排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进行离岗职业健康检查是其法定义务,该项义务并不因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而当然免除。
本案中,某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与张某于2014年1月13日签订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并未明确张某已经知晓并放弃了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权利,且张某于事后亦通过各种途径积极要求某劳务服务公司为其安排离岗职业健康检查。因此,张某并未放弃对该项权利的主张,某劳务服务公司应当为其安排离岗职业健康检查。在张某的职业病鉴定结论未出之前,双方的劳动关系不能当然解除。2014年12月10日,张某被鉴定为“职业病致残程度柒级”。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因此,鉴于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原应于2014年6月30日到期,而张某2014年12月10日被鉴定为“职业病致残程度柒级”,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人单位可以终止到期合同,故张某与某劳动服务公司的劳动关系应于2014年12月10日终止。
裁判要旨
1.用人单位安排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进行离岗职业健康检查是其法定义务,劳动者未明确已经知晓并放弃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权利的,该项义务并不因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而免除。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的,解除协议应认定无效。
2.在劳动者职业病鉴定结论未作出之前,双方的劳动关系并不因协议解除或者劳动合同到期终止。在经过职业病认定及劳动能力鉴定后,如妨碍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的情形均已消失,而用人单位亦无继续履行或者续订的意思表示,在符合终止劳动合同条件的情况下,双方的劳动关系可于劳动者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结果出具之日依法终止。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36条
《工伤保险条例》第37条
一审: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2015)崇民一(民)初字第1021号民事判决(2015年6月24日)
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2015)沪二中民三(民)终字第962号民事判决(2015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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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某诉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2023-07-2-186-007 · (2017)沪0113民初19141号 ·
民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终止职业病危害作业员工的离岗前健康检查职业病患者的权利保障
裁判要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明确,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并对本单位产生的职业病危害承担责任。用人单位的保障义务包括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对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不得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对用人单位在劳动者离职前拖延履行相应的义务,在劳动者离职后被认定职业病时,又以双方劳动合同已经终止或者劳动者在外有过就业行为为由逃避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上相关义务的,应结合过错程度,分析职业病认定结论的时间先后、劳动合同终止的原因以及劳动者在外就业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处理结果应既能保障职业病患者的生存和康复,又能起到惩戒用人单位违法行为、引导规范用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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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终止/职业病危害作业员工的离岗前健康检查/职业病患者的权利保障
基本案情
陆某诉称:其于2009年1月1日起与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工作岗位属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岗位。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对员工没有采取必要的健康防护措施。因工作中长时间接触苯,陆某患上白血病,自2011年1月1日起住院治疗。2013年12月30日,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在未为陆某进行职业病检查的情况下,与陆某终止了劳动关系。2015年,经职业病鉴定委员会鉴定,陆某所患之病确认为苯中毒所致职业病,2016年经工伤鉴定为伤残六级。陆某曾提起仲裁要求恢复同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但未获支持,其不服仲裁裁决起诉至法院,要求判决:1.自2014年1月1日起恢复同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并要求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按3,902.4元/月的标准向陆某支付自2014年1月1日起至实际恢复之日止的工资;2.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支付陆某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0日期间因病假扣除的应付工资44,000元;3.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支付陆某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0日期间护理费339,000元(护工护理费216,000元、家属护理费123,000元)、交通费7,800元;4.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支付陆某因职业病造成的营养费(含精神损失费)200,000元,其余同意仲裁裁决。
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辩称:当时公司因劳动合同期满与陆某协商终止了劳动关系,陆某亦签收了到期终止的通知,该行为合法,故不同意与陆某恢复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关系终止后,不存在劳动关系,故不同意支付陆某2014年1月1日之后的工资。陆某要求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支付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0日期间的工资差额,但当时未作出职业病认定,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按病假工资的标准向陆某发放工资符合规定,且陆某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仲裁申请时效。陆某要求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支付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均不合理。综上,要求驳回陆某全部诉讼请求,维持仲裁裁决。
法院经审理查明,陆某曾系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员工,工作岗位为涂漆岗位。2011年1月1日起陆某因病休假。陆某、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签有两份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自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劳动合同到期后双方未续签,双方劳动关系于劳动合同到期当日终止。2015年5月8日,上海市肺科医院为陆某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诊断结论为苯所致白血病。陆某自该日起向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要求恢复劳动关系。2015年10月21日,上海市宝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陆某所患职业病为工伤。2016年1月4日,上海市劳动能力鉴定中心出具鉴定结论,结论为陆某完全丧失劳动能力。2016年4月19日,上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鉴定结论,结论为陆某因职业病致残程度六级。陆某2010年度正常出勤的工资为29,591.78元。自2011年1月1日起,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每月按病假工资标准向陆某支付工资。2011年1月至12月,陆某所得工资共计22,411.98元,2012年1月至12月,陆某所得工资共计19,784.1元。 2017年8月9日,陆某提起仲裁,要求裁决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自2014年1月1日起恢复同陆某之间的劳动关系,并向陆某支付自2014年1月1日起至实际恢复之日止的工资;要求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支付陆某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0日期间因病假扣除的应付工资44,000元、医疗费107,774.5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600元;要求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支付陆某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0日期间护理费339,000元(护工护理费216,000元、家属护理费123,000元)、家属往返医院交通费3,000元、就医交通费4,800元和营养费100,000元,劳动能力鉴定费700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48,000元、辅助器具费5,386元、律师费30,000元和后续治疗费200,000元。2017年9月19日,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裁决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支付陆某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医疗费107,774.58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720元、劳动能力鉴定费700元,对陆某其余申诉请求不予支持。 陆某不服,提起诉讼。庭审中,陆某称其于2015年10月至2016年4月期间,在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工作;2016年10月至2017年4月期间,在上海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工作。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3日作出(2017)沪0113民初19141号民事判决: 一、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陆某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差额16,983.48元;二、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陆某就医交通费2,000元;三、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陆某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医疗费107,774.58元;四、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陆某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住院期间伙食费4,720元;五、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陆某劳动能力鉴定费700元;六、驳回陆某其余诉讼请求。陆某不服,以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未对其进行职业病健康检查就以劳动合同到期为由终止与其之间的劳动合同,在得知职业病认定及伤残等级鉴定结论后仍拒绝恢复劳动关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强制性规定为由,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8日作出(2018)沪02民终2013号民事判决:一、维持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3民初191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第一项、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项; 二、撤销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3民初191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第六项;三、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应于2014年1月1日起与陆某恢复劳动关系;四、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陆某2014年1月1日至本判决之日的工资人民币79,047.7元;五、陆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为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保障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国家专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明确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并对本单位产生的职业病危害承担责任。职业病是指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而引起的疾病。对于预防职业病,用人单位除了积极采取防护措施外,平时还应当为劳动者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应当按规定组织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用人单位不得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不得安排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其所禁忌的作业;对在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有与所从事的职业相关的健康损害的劳动者,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对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不得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陆某在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从事涂漆工作,工作中与挥发性有毒有害气体接触,其属于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应当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给予陆某相应的保护、上岗前健康检查以及离岗时健康检查,对其要求进行职业病检查亦应当积极配合。根据查明的事实,首先,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没有证据证明陆某在进入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前即已患有该职业病,其将陆某患职业病的责任推给他人,缺乏依据。其次,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未对陆某进行定期检查、未配合陆某进行职业病检查亦存在过错。用人单位对本单位有毒有害岗位可能产生的职业危害应当有一定的认识并应积极采取防范和救治的措施。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在法院审理期间并未提供证据证实陆某在职期间公司曾对其进行定期健康检查,其在陆某患病并提出职业病检查时又予以拒绝,显然未尽法定义务。最后,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未安排陆某做离岗前检查即终止劳动合同亦属违法。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主张合同到期终止是一种事实状况,无需协商。对此,法院认为,合同期限届满是劳动合同终止的法定事由之一,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亦同时明确,劳动合同期满,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其劳动合同的终止,按照国家有关工伤保险的规定执行。而《工伤保险条例》明确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六级伤残的,应当保留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由用人单位安排适当工作。对于该类人员的合同关系,《工伤保险条例》同时亦明确,只有经工伤职工本人提出,可以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显然,对于被鉴定为五级、六级伤残的工伤职工,其劳动合同的终止应当以劳动者的意愿为准。因此,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主张其与陆某的合同可以到期终止缺乏依据。至于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提出的陆某签收了合同到期终止通知书以及收取了经济补偿金,法院认为,根据陆某提供的证据,陆某在劳动合同到期前已经向相关医院提出了职业病检查的要求,显然其并不认可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终止合同的行为。用人单位违法终止劳动合同时,劳动者签收退工单的行为并不能改变该终止劳动合同行为的违法性质。从查明的事实看,陆某系六级伤残的职工,其劳动合同虽然到期,但该劳动合同的终止并非陆某提出。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终止双方劳动合同属于违法,陆某要求恢复劳动合同理由正当。陆某在被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终止劳动合同后一直在申请职业病认定、工伤认定,在相关结论出来后其请求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恢复劳动关系又遭拒绝。陆某在此情况下虽曾去他处工作,但确为生计所迫,且时间短暂,不能将此认定为阻断双方劳动关系恢复的合法理由。故法院对陆某要求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与其恢复劳动关系的请求予以支持。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对于伤残五级、六级的工伤职工,难以安排工作的,由用人单位按月发给伤残津贴,六级伤残的发放标准为本人工资的60%,并由用人单位按照规定为其缴纳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伤残津贴实际金额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由用人单位补足差额。其中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本人工资低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60%的,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60%计算。陆某经鉴定为6级伤残,在2014年1月1日至双方恢复劳动关系期间,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应按上述规定支付陆某伤残津贴。根据查明事实,陆某患职业病前正常出勤期间其月平均收入为2,465.98元,经计算后陆某应得的伤残津贴均低于同期最低工资,故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应按同期最低工资标准支付陆某2014年1月1日至本判决之日的工资。此后,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应安排陆某适当工作,不能安排陆某工作的,仍应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继续支付陆某伤残津贴。在法院审理期间,陆某表示不再向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主张其在外短暂工作期间的工资,与法无悖,予以准许。陆某另同意在本判决履行过程中在某轧钢作业服务有限公司给付的款项中抵扣已拿到的经济补偿金,亦无不可。
裁判要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明确,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并对本单位产生的职业病危害承担责任。用人单位的保障义务包括对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对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不得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对用人单位在劳动者离职前拖延履行相应的义务,在劳动者离职后被认定职业病时,又以双方劳动合同已经终止或者劳动者在外有过就业行为为由逃避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上相关义务的,应结合过错程度,分析职业病认定结论的时间先后、劳动合同终止的原因以及劳动者在外就业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处理结果应既能保障职业病患者的生存和康复,又能起到惩戒用人单位违法行为、引导规范用工的作用。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35条(本案适用的是2011年12月3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36条)
《工伤保险条例》第36条、第6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7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
一审: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3民初19141号民事判决(2018年1月3日)
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2民终2013号民事判决(2018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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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某某诉上海某物流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2023-07-2-186-008 · (2020)沪0115民初92996号 ·
民事劳动合同知情权隐私权披露义务
裁判要旨: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享有知情权,可以了解劳动者的学历、履历、薪酬要求、劳动技能等,以保障劳动成果,提高经营效益。但用人单位知情权的范围限于“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通常包括工作岗位相匹配的信息,如教育经历、工作经验、技术技能等。与岗位、工作能力不直接相关的信息,不属于用人单位知情权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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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合同/知情权/隐私权/披露义务
基本案情
牛某某诉称:其在上海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流公司)担任叉车工。某日上班与领导的车辆碰擦,对方全责,领导要求私了,因其未同意而被物流公司开除。物流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应当支付赔偿金。
物流公司辩称:物流公司要求劳动者“健康”,牛某某持有残疾证,影响其从事叉车工作。牛某某入职前故意隐瞒身体残疾的情况,有违诚信,入职后以此为由索要优待未果,辱骂领导。物流公司并非因牛某某身体残疾而解除,而是因其隐瞒持有残疾证及威胁领导,解除劳动合同合法。
法院经审理查明,牛某某左手大拇指部分缺失,其于2019年10月10日到物流公司工作,担任叉车工。牛某某入职时提交了在有效期内的叉车证,并参加了入职体检,体检合格。物流公司要求填写员工登记表,登记表上列明有无大病病史、家族病史、工伤史、传染病史,并列了“其他”栏。牛某某均勾选了“无”。牛某某正常完成了工作。2020年7月4日,物流公司以牛某某隐瞒持有残疾证,且威胁领导恐吓上级,属于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合同。2020年7月10日,牛某某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物流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000元。审理中牛某某表示,其可以正常工作,并不要求物流公司额外支付残疾人的福利待遇,所以没有告知物流公司其身有残疾。2020年10月13日,该仲裁委员会按牛某某工资2,930元为标准裁决物流公司支付牛某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860元。牛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物流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30,000元。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27日作出(2020)沪0115民初92996号民事判决:物流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牛某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860元。物流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14日作出(2021)沪01民终619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物流公司向牛某某出具的处罚通告中载明的一项解除理由为隐瞒持有残疾证及威胁领导。为此,物流公司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并提交了视频证据,但牛某某对证人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人与物流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并表示视频内容并无牛某某威胁领导恐吓上级的内容。鉴于物流公司未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证明牛某某存在威胁领导恐吓上级的行为,物流公司该项解除理由不能成立。物流公司的另一项解除理由为牛某某隐瞒残疾证。法院认为,虽然用人单位为了保障人尽其用、提高劳动效率、保障劳动成果,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需要了解劳动者的学历、履历、薪酬要求等详细信息,但用人单位的知情权应有合理边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依照该规定,对于不属于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不负有如实说明的义务。通常而言,“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信息应当是指与工作岗位相匹配的信息,比如教育经历、工作经验、技术技能、研究成果等,而婚姻状况、生育情况与意愿、家庭条件、个人爱好等通常与岗位、工作能力不直接相关的信息,则不属于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的范围。
本案中,物流公司招用牛某某系从事叉车工作,而牛某某亦提供了有效期内的叉车证,入职时体检合格。从牛某某近9个月的工作情况来看,其都能顺利完成工作任务,这也印证本案中其拇指残疾不属于“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信息。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在职工的招用、聘用、转正、晋级、职称评定、劳动报酬、生活福利、劳动保险等方面,不得歧视残疾人。”牛某某作为一名残疾人,其享有的权利不应停留于基本的社会保障,还应包括平等就业机会。鼓励帮助残疾人体面地融入工作与生活,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无差别、非歧视的对待,以自己的劳动获取报酬,自立于社会,这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因此用人单位对残疾员工应有必要的包容而非歧视,应尊重、关爱、帮助他们,使他们拥有和正常人一样的平等就业机会。本案中,物流公司以牛某某隐瞒残疾证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不仅是对残疾人的歧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系违法解除,应支付牛某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860元。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享有知情权,可以了解劳动者的学历、履历、薪酬要求、劳动技能等,以保障劳动成果,提高经营效益。但用人单位知情权的范围限于“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通常包括工作岗位相匹配的信息,如教育经历、工作经验、技术技能等。与岗位、工作能力不直接相关的信息,不属于用人单位知情权的范围。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条、第8条、第26条
一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92996号民事判决(2021年1月27日)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1民终6197号民事判决(2021年9月1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曹某诉苏州某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2023-07-2-186-009 · (2020)办字第795号 ·
民事劳动合同军令状解除劳动合同意思自治约束效力
裁判要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工作内容、工作目标订立“军令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应当认定有效。以解除劳动关系作为惩戒措施的“军令状”中,若约定的解除条件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应当认定约定无效。用人单位以“军令状”约定目标未完成为由主张依据约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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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合同/军令状/解除劳动合同/意思自治/约束效力
基本案情
曹某诉称:曹某虽在销售人员“军令状”上签字,但不是曹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曹某是被迫签字。苏州某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通信公司)违法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故请求判令:1.某通信公司支付曹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人民币122,641.83元;2.某通信公司支付曹某未提前三十日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的一个月工资12,139.5元等。
某通信公司辩称,曹某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未经仲裁前置,而且曹某是基于承诺自行离职,并非某通信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故不同意曹某的第一、二项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曹某于2015年11月12日入职某通信公司,双方的最近一份劳动合同期限为2018年11月13日至2021年11月13日。某通信公司支付曹某2020年2月工资2,020元。
曹某于2019年1月19日签订销售人员“军令状”,承诺曹某自愿选择2019年的业绩目标为2,700万元,完成率低于30%则自动离职。曹某实际2019年度完成业绩264万元。
2020年3月17日,某通信公司向曹某出具通知书,上载:“曹某先生:因您于2019年销售业绩未能完成《销售人员军令状》的销售承诺,且销售业绩完成率低于业绩目标的30%。该情形触发了‘您将在业绩未达到目标30%时则自动离职’的许诺,现公司根据上述约定,通知您:自2020年3月17日起,公司与您的劳动合同即告终止。请于2020年3月20日以前办理好工作交接及其他离职手续……”。曹某、某通信公司于当日进行交接。
2020年3月26日,曹某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某通信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54,627.5元、未提前三十日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的一个月工资12,139.5元等。该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5月19日作出闵劳人仲(2020)办字第795号裁决书,对曹某上述两项仲裁请求不予支持。曹某不服裁决,提起诉讼。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4日作出(2020)沪0112民初22927号民事判决:一、某通信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曹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2,641.83元;二、某通信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曹某提成6,060元;三、某通信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曹某工资差额6,980元;四、驳回曹某的其余诉讼请求。宣判后,某通信公司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6日作出(2020)沪01民终1138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合同的解除及终止的情形已作出明确规定。某通信公司主张曹某未达到销售人员“军令状”的销售业绩自动离职,但曹某从未向某通信公司作出过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某通信公司表示双方系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但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主张。此外,曹某虽在销售人员“军令状”上签字,但在曹某的销售业绩达不到预期目标时,某通信公司应对其进行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某通信公司方可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现某通信公司直接以曹某销售业绩未达到目标30%为由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确属违法,应当依法向曹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裁判要旨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工作内容、工作目标订立“军令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应当认定有效。以解除劳动关系作为惩戒措施的“军令状”中,若约定的解除条件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应当认定约定无效。用人单位以“军令状”约定目标未完成为由主张依据约定解除劳动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2条、第30条、第48条、第87条
一审: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2民初22927号民事判决(2020年8月14日)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1民终11389号民事判决(2020年12月1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李某诉某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
2023-07-2-186-010 · (2021)内0102民初3000号 ·
民事劳动报酬纠纷工资欠条受案范围
裁判要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规定的可仲裁纠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劳动争议排除在体育仲裁范围之外,明晰了体育仲裁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劳动者持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直接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无需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因此,运动员追索劳动报酬纠纷应纳入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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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报酬纠纷/工资欠条/受案范围
基本案情
2019年1月11日,某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给李某某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某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尚欠一线运动员李某某2018赛季绩效工资及中甲联赛赢球奖金共计295200元(大写:贰拾玖万伍仟贰佰整),我俱乐部承诺于2019年2月28日之前向李某某支付上述所欠款项。某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在欠条上加盖公章。因某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未向李某某支付,李某某遂起诉请求其返还欠条所载的工资奖金295200元。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4日作出(2021)内0102民初3000号民事判决:某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李晨光欠付工资、奖金295200元。宣判后,某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21日作出(2021)内01民终624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应当按时发放。某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拖欠李某某工资及奖金未予发放,并为李某某出具欠条,对李某某要求某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支付295200元工资奖金的诉请,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人民法院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李某某以《欠条》为证据直接提起诉讼,一审法院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无需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同时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即“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故李某某的起诉未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
裁判要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规定的可仲裁纠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劳动争议排除在体育仲裁范围之外,明晰了体育仲裁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五条规定,劳动者持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直接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无需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因此,运动员追索劳动报酬纠纷应纳入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9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15条
一审: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21)内0102民初3000号民事判决(2021年9月24日)
二审: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内01民终6248号民事判决(2022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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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诉姚某劳动合同纠纷案
2023-07-2-186-011 · (2019)沪0112民初24465号 ·
民事劳动合同单方变更工作地点协商不一致旷工认定
裁判要旨:1.用人单位为了用工便利,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作地点为全国或服从公司安排等。对此类情形,应结合实际用工岗位和工作内容等要素进行综合判断,如劳动者为总经理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因其负责的公司业务范围广,可以将工作地点约定的范围适当扩大。如劳动者仅为普通工作人员,则应当对工作地点的范围作适当限制。 2.用人单位变更劳动者工作地点超出劳动合同约定范围的,属于变更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变更劳动合同应当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判断用人单位异地变更劳动者的工作地点是否属于合理变更时,应以符合用人单位生产经营的合理需要、对劳动者劳动报酬、其他劳动条件未作不利变更等作为判断标准。 3.在用人单位单方变更劳动者工作地点对劳动者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劳动者拒绝去新的工作地点上班,用人单位以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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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合同/单方变更工作地点/协商不一致/旷工认定
基本案情
上海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管理公司)诉称:姚某在某管理公司处担任专柜导购。某管理公司某商城专柜撤销后,湖南地区已无专柜。某管理公司按合同约定上调工资后调动姚某至上海专柜工作,没有变更合同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姚某未按时至上海专柜报到,擅自离岗,连续旷工超过三天,某管理公司与姚某其解除劳动合同符合劳动合同约定,某管理公司无须支付经济补偿。姚某对所有店铺的货品负有保管之责,姚某擅自将撤柜时尚存的货品及电脑一台交于未经某管理公司确认并授权的长沙鸿某服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某公司),造成某管理公司损失,姚某应根据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某管理公司应支付姚某工资3,669.19元,某管理公司已经分两次支付了708.62元及1,800元,剩余工资已抵扣姚某对某管理公司造成的损失。现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某管理公司无须支付姚某工资差额1,896.19元;2.某管理公司无须支付姚某经济赔偿7,242.53元;3.姚某赔偿某管理公司库存商品赔偿款39,307元。
姚某辩称:不同意某管理公司的全部诉请。姚某于2017年1月13日担任某管理公司旗下品牌的位于某商城处的营业员一职,2019年4月3日,某管理公司突然宣布撤柜。某管理公司应分别支付姚某2019年3月和同年4月的工资2,997元、993元,现某管理公司仅分别支付了1,800元、708.62元,尚有工资差额1,481元未支付。某管理公司将姚某调到远离其经常居住地的上海就职,属不合理调岗,某管理公司以姚某三天未到岗为由违法解除与姚某的劳动合同,姚某亦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某管理公司支付姚某2019年3月1日至同年4月8日期间的工资差额1,481元;2.某管理公司支付姚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4,485.05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13日,姚某入职芝某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芝某公司),担任导购(营业员),双方签有期限自2017年1月13日至2020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2018年3月1日,某管理公司、姚某与芝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约定自2018年4月1日起,用人单位变更为某管理公司,其他劳动合同条款不变。劳动合同第五条约定:“姚某的工作地点为服从公司安排。”2019年4月2日,某管理公司通过钉钉工作群向姚某送达员工调岗通知书,通知自2019年4月12日起将姚某从长沙专柜导购岗位调往上海专柜导购岗位,调岗后岗位不变,基本工资由1,800元调整到2,050元,如超期未报到者,视为旷工。姚某当即向某管理公司提出不接受该调动,某管理公司后通过快递方式将该书面通知送达姚某,姚某于2019年4月7日签收。2019年4月8日,某管理公司从某商城撤柜,姚某实际工作至该日。2019年4月17日,某管理公司通过快递向姚某寄送《因连续旷工超过三天解除劳动合同函》,称因姚某自2019年4月12日起未办理任何手续擅自离岗,已连续旷工超过三天,与姚某解除劳动合同。姚某于2019年4月20日收到该函。某管理公司与鸿某公司之间签有期限自2019年1月1日至同年8月31日的品牌托管经营合同,约定某管理公司委托鸿某公司负责湖南省长沙市商场某管理公司专柜的品牌托管,主要包括店铺人员管理、货品管理等。2019年4月8日,某管理公司从某商城撤柜,姚某将货物交由鸿某公司托管。2019年5月9日,某管理公司发函至鸿某公司要求将2019年4月8日撤柜后的所有商品及物料归还某管理公司。同年5月15日,鸿某公司函复某管理公司,货品物料在鸿某公司处,后又出具证明函称货品和物料均由长沙托管公司暂时保管,与店铺员工无关。某管理公司、姚某双方均确认姚某2019年3月实际应发工资应为2,997.43元、2019年4月应发工资为900.03元,某管理公司已实际向姚某支付2019年3月至4月工资2,508.62元。某管理公司、姚某均确认计算赔偿金的基数为2,897.01元。2019年4月,姚某向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某管理公司支付姚某2019年3月1日至同年4月8日期间的工资3,990.5元、经济补偿11,811元(含代通知金3,374.81)。后某管理公司向该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姚某赔偿某管理公司库存商品赔款39,307元。
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9年6月4日作出仲裁裁决:一、某管理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姚某工资差额1896.19元;二、某管理公司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姚某经济补偿7242.53元;三、对姚某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四、对某管理公司的仲裁反请求不予支持。某管理公司、姚某均不服上述仲裁裁决,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2019)沪0112民初24465号民事判决:一、某管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姚某工资差额1,388.84元;二、某管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姚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4,485.05元;三、驳回某管理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宣判后,某管理公司以事实认定不清等为由,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2019)沪01民终1576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一、某管理公司与姚某的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作地点无效
某管理公司出于用工便利角度,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作地点为“服从公司安排”,属于工作地点约定不明,系无效约定。姚某的工作岗位系普通营业员,应当认定以劳动合同实际履行地长沙为姚某的工作地点。
二、某管理公司不可单方变更姚某的工作地点
劳动合同实际履行地为长沙,姚某的工作地点变更范围应当以长沙市为限,超出长沙市变更姚某的工作地点,属于变更劳动合同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某管理公司若变更劳动合同内容需与姚某协商一致,否则不可单方变更。
三、某管理公司异地调动姚某的工作地点缺乏合理性
某管理公司在某商城专柜撤柜后,将姚某调至上海专柜工作,但姚某的职位系营业员,又是湖南本地人,长期工作生活均在长沙。某管理公司在未与其协商一致的前提下,要求姚某至远离其经常居住地的上海工作,且未对姚某来沪后的工作生活进行妥善安排,某管理公司异地变更姚某工作地点缺乏合理性。
四、双方就工作地点变更未达成一致,姚某拒绝去新的工作地点上班,不构成旷工
本案中,某管理公司与姚某就变更工作地点未达成一致,本质为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未达成一致。在某管理公司异地变更姚某工作地点明显不合理的前提下,姚某拒绝去新的工作地点上海工作,并不存在旷工的主观恶意。某管理公司未能妥善安排姚某新的合理工作地点,某管理公司由此认定姚某旷工显然不合理,据此解除与姚某之间的劳动合同之行为欠妥。故法院判决支持姚某要求某管理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
裁判要旨
1.用人单位为了用工便利,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作地点为全国或服从公司安排等。对此类情形,应结合实际用工岗位和工作内容等要素进行综合判断,如劳动者为总经理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因其负责的公司业务范围广,可以将工作地点约定的范围适当扩大。如劳动者仅为普通工作人员,则应当对工作地点的范围作适当限制。
2.用人单位变更劳动者工作地点超出劳动合同约定范围的,属于变更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变更劳动合同应当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判断用人单位异地变更劳动者的工作地点是否属于合理变更时,应以符合用人单位生产经营的合理需要、对劳动者劳动报酬、其他劳动条件未作不利变更等作为判断标准。
3.在用人单位单方变更劳动者工作地点对劳动者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劳动者拒绝去新的工作地点上班,用人单位以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2条、第47条、第48条、第87条
一审: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2民初24465号民事判决(2019年9月27日)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1民终15760号民事判决(2019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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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诉某文化传播公司劳动争议案
2023-07-2-490-001 · (2018)渝0105民初8250号 ·
民事劳动争议网络主播合作协议经济补偿
裁判要旨:网络主播与合作公司签订艺人独家合作协议,通过合作公司包装推荐,自行在第三方直播平台上注册,从事网络直播活动,并按合作协议获取直播收入。因合作公司没有对网络主播实施劳动管理行为,网络主播从事的直播活动并非合作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其基于合作协议获得的直播收入亦非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报酬。因此,二者不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网络主播基于劳动关系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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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网络主播/合作协议/经济补偿
基本案情
李某与某文化传播公司订立《艺人独家合作协议》,约定:李某聘请某文化传播公司为其经纪人,某文化传播公司为李某提供网络主播培训及推广宣传,将其培养成为知名的网络主播;李某有权参与某文化传播公司安排的商业活动的策划过程、了解直播收支情况,并对个人形象定位等事项提出建议;李某直播内容和时间均由其自行确定,其每月获得各直播平台后台礼物由公司和李某进行分成。从事直播活动后,李某按照某文化传播公司要求入驻直播平台,双方均严格履行协议约定的权利义务。后李某因直播收入较低,单方解除《艺人独家合作协议》,并以公司未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要求某文化传播公司向其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某文化传播公司以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支付。李某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后诉至人民法院,请求确认与某文化传播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某文化传播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7日作出(2018)渝0105民初8250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李某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9)渝01民终191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从管理方式上看,某文化传播公司没有对李某进行劳动管理,李某直播地点、直播内容、直播时长、直播时间段并不固定,亦无需遵守某公司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从收入分配上看,公司没有向李某支付劳动报酬,李某的直播收入主要是通过网络直播打赏所得,公司仅是按照约定比例进行收益分配,无法掌控和决定李某的收入金额。从工作内容上看,李某从事的网络直播活动并非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直播平台由第三方所有和提供,网络直播本身不属于公司的经营范围,无法认定李某从事直播活动系履行职务行为。因此,李某与某文化传播公司之间不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对李某基于劳动关系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网络主播与合作公司签订艺人独家合作协议,通过合作公司包装推荐,自行在第三方直播平台上注册,从事网络直播活动,并按合作协议获取直播收入。因合作公司没有对网络主播实施劳动管理行为,网络主播从事的直播活动并非合作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其基于合作协议获得的直播收入亦非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报酬。因此,二者不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网络主播基于劳动关系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7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1条
一审: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5民初8250号民事判决(2018年12月7日)
二审: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1民终1910号民事判决(2019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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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某某诉辽源市某物流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2023-07-2-490-002 · (2020)19号 ·
民事劳动争议劳动关系新业态劳动争议灵活就业人员快递员
裁判要旨: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与工作岗位之间关于工资报酬、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等内容的约定更加灵活,该部分人员多数属于依赖于平台、企业的“灵活就业人员”。就劳动关系确定而言,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发生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关系,具有组织、业务和经济上的从属性,如果具备以上劳动关系属性,应当对劳动关系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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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劳动关系/新业态劳动争议/灵活就业人员/快递员
基本案情
某物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确认某物流公司与陈某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某物流公司不需要向陈某某支付2020年3月8日至10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另一倍4万元;三、由陈某某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陈某某辩称:其于2020年2月1日通过微信看到某物流公司招录快递员,明确标明可缴纳社保,本人经过公司负责人鲍经理面试合格,鲍经理当面并且承诺待疫情稍缓解后公司办理缴纳社会保险,并告之(疫情期间人员流失严重)派费暂定2元/件,平时派送件每件 1元/件,无揽收邮件任务,并告知工作内容是每天早上5点到场地做分拣快件工作,8点后到公司安排指定区域派送快件。公司每月28日发放上一个月工资(有工资表为证),但当时处于疫情严重时期,只有不到十名员工在坚守岗位,导致货物邮件大量积压,陈某某当时认定过些时日公司会给予缴纳社保,于是勤勤恳恳每天天未亮就到公司场地打卡报到,并且把每个快递员的邮件分拣好片区并装入邮政快递专用笼车,到8点后下片区派送邮件,派送过程中公司明确要求派送率达到97%到100%,并且不允许出现投诉。对于公司给予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之事,经与鲍经理多次当面沟通,其语言含糊,经过频繁的沟通无果,陈某某不得已诉诸法律。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0年2月,鲍某某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招聘广告,内容为:“邮政快递招聘投递人员三至四人,可缴社保,有工作经验者优先,需自带车辆(面包车)联系人:鲍经理156********”。鲍某某在“邮政快递”微信群及与陈某某私信聊天记录中相关内容均与某物流公司的邮政快递业务相关。2020年2月8日,陈某某通过广告招聘到某物流公司从事快递投递业务,报酬为按日投递件、收件数量计件,按月发放,没有保底工资。此外,陈某某从事投递快递的交通工具由其自备,自担经营风险。2020年7月2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辽源市分公司与某物流公司签订了《业务外包合同》将部分区域的邮件揽投业务外包给某物流公司,某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闫某某签字,合同第十一条第2项乙方(某物流公司)收件人为“鲍某某”。后陈某某因某物流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保费,陈某某于2020年10月20日,到辽源市龙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某物流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50,000.00元并按照社保规定为陈某某补交2020年8月至10月10日期间各项社会保险费。2020年11月10日,辽源市龙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辽龙劳人仲裁字(2020)19号裁决书,裁决某物流公司支付陈某某2020年3月8日至10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另一倍40,192.00元。某物流公司对裁决不服诉至一审法院。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8日作出(2020)吉0402民初1823号民事判决:一、辽源市某物流有限公司与陈某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辽源市某物流有限公司不需要向被告陈某某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另一倍40,192.00元。陈某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3日作出(2021)吉04民终63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法院(2020)吉0402民初1823号民事判决;二、辽源市某物流有限公司给付陈某某2020年3月9日至2020年10月20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的差额37,680.00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一、陈某某与某物流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发生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关系,兼有平等性与从属性与财产性的特征。其平等性表现在劳动关系建立阶段,即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双方平等协商,对建立劳动关系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本案中,2020年2月,鲍某某在其微信朋友圈中发出的招聘快递员的广告能否代表某物流公司的意思表示。某物流公司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辽源市分公司之间的《业务外包合同》第十一条第2项乙方(某物流公司)收件人为“鲍某某”。鲍某某在“邮政快递”微信群中及其与陈某某的私信聊天记录多为某物流公司的物流投递、分拣等物流管理工作内容。由此可见,鲍某某确为某物流公司的管理人员,负责全面具体工作。鲍某某所发布的招聘广告的行为应为职务行为,代表某物流公司招聘快递员的意思表示,其承诺“可办社保”,应理解为欲与被招聘人建立劳动关系,因为,只有建立劳动关系才能办理社保关系。另外,在劳动关系存续运行期间也具有从属性、人身性和财产性的特点。陈某某应聘到某物流公司工作,负责确定片区快件分拣、投送及揽收工作,但其工作片区、分拣投递及揽收快件的数量均有某物流公司分配制定和管理,每月28日按完成任务量多少计算报酬,虽然自带面包车作为交通工具,某物流公司也按投递片区远近给予加油补助。每日的工作时间及工作量完成情况均由单位控制和管理,完全具有三性特征。虽然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劳动关系和承揽关系的不同观点的争议,但本案中,陈某某系应某物流公司的招聘广告来应聘的,应聘广告中有“可办社保”的劳动关系建立的要约内容,陈某某也有与某物流建立劳动关系的承诺,双方法律关系的性质已经明确即建立劳动关系,只是没有通过书面劳动合同固定下来而已,综合考量,无论从双方招聘应聘时的意思表示,还是实际工作中双方之间从属性、人身性和财产性特征,均能认定陈某某与某物流公司之间系劳动关系而非承揽合同关系。某物流公司辩称双方为承揽合同关系,是对其招聘承诺的否定。不应予支持。
二、某物流公司应向陈某某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二倍工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某物流公司招聘时承诺交纳社保建立劳动关系,2020年2月8日,陈某某经面试合格之后,一直工作至2020年10月20日申请仲裁之日,没有与陈某某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按照上述法律规定,自2020年3月9日起,至2020年10月20日止,这一期间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的差额应予给付,因某物流公司未提供此期间的工资收入明细,故按2019年辽源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5,024.00元计算,7个月12天为37,680.00元。
裁判要旨
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与工作岗位之间关于工资报酬、工作时间、工作地点等内容的约定更加灵活,该部分人员多数属于依赖于平台、企业的“灵活就业人员”。就劳动关系确定而言,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为实现劳动过程而发生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社会关系,具有组织、业务和经济上的从属性,如果具备以上劳动关系属性,应当对劳动关系予以确认。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2条
一审: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人民法院(2020)吉0402民初1823号民事判决(2020年12月28日)
二审: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吉04民终63号民事判决(2021年0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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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某诉某网络科技公司劳动争议案
2023-07-2-490-003 · (2019)京0108民初45800号 ·
民事劳动争议绩效考核年终绩效奖金事先明示原则
裁判要旨:劳动者的年终奖与可量化的业绩挂钩,虽然在形式上被称为“年底三薪”或者“年终奖”,但实质上属于“绩效工资”的范畴,即根据绩效考核薪酬制度的规定将工资中绩效部分在年终结合用人单位效益予以发放。用人单位对员工进行内容恰当、过程完备、结果透明的绩效考核的,考核结果可以作为年终绩效奖金是否发放以及发放数额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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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绩效考核/年终绩效奖金/事先明示原则
基本案情
曾某诉称:年终奖是其享有的固定收入,某网络科技公司给曾某D的年终评价不符合其真实表现,年终奖的评定依据掌握在网络科技公司手中,网络科技公司应就其不予支付年终奖的依据进行举证。曾某并非主动离职,而是某网络科技公司提出要求其离职后,其同意离职,双方属于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仅就赔偿金额未达成一致。曾某要求某网络科技公司确认解除时间以及依据法律规定提出赔偿金额的行为,不应被认定为主动提出辞职,而是其依法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故要求某网络科技公司支付其年底三薪71199元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03190.5元。
某网络科技公司辩称:曾某的绩效不符合年终奖发放条件,从一审期间提交的劳动合同、录用通知书、员工手册可以看出,员工的奖金与绩效相关。曾某2018年绩效考核成绩为D,根据规定奖金可以为0,某网络科技公司不应支付其年终奖。
法院查明事实:曾某于2018年10月8日入职某网络科技公司,双方约定曾某的工龄自2017年1月13日起计算,工作岗位为研发,曾某的月工资标准为23000元。曾某正常工作至2019年1月28日。某网络科技公司向曾某出具的录用通知书中载明:目标年终奖金为税前人民币69000元。员工获得绩效奖金的前提和条件是在奖金所对应考核期的最后一天在职(季度考核的要求在当季的最后一天在职;年度考核的要求12月31日在职),根据组织/个人绩效确定奖金系数(绩效D、E奖金系数可以为0)。如为项目奖金,则员工在该项目完结时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需在职。
曾某主张,某网络科技公司告知其不能胜任工作,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但双方就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金额未达成一致意见。双方的劳动关系是在2019年1月28日由某网络科技公司提出,双方协商一致后解除的。就其主张,曾某提交录音予以证明,录音中对话人为曾某与某网络科技公司人事部门工作人员王某,内容为某网络科技公司向曾某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方案,曾某对相关内容提出异议,并未签订解除协议。某网络科技公司认可该录音的真实性。
某网络科技公司主张,其公司发现曾某不能胜任工作,与曾某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或在其公司内部对曾某转岗,曾某要求解除劳动合同,所以双方就解除补偿金的金额进行协商但是并未达成一致。某网络科技公司并未明确提出与曾某解除劳动合同,仍为其保留转岗的机会。此后曾某自行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就其主张,某网络科技公司提交电子邮件予以证明。电子邮件为2019年1月24日曾某向王某发送的离职声明,内容为:“之前公司让我签订的补偿协议不合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入职时签订的三方协议中有条款说明,计算法定福利和公司福利,要求承认我的工作年限,但是在赔偿协议里面没有对我应得的股票给予赔偿。2.不承认公司给我(已经被迫申请休)的年假,并强制休加班假来抵销法律要求的‘加一’(一个月工资)中剩余部分补偿。3.没有之前公司规定中的年底三薪福利。所以我已经向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合理赔偿并解除劳动合同的申请。要求在我休完已经申请的年假(2019年1月28日)之后,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相关事宜参照仲裁结果。特此声明。”某网络科技公司于2019年1月28日回复曾某,内容为:“曾某,您好!您于2019年1月24日通过邮件书面向公司提交了主动离职声明。公司同意您的离职申请,确定您的结薪日为2019年1月28日。基于您提交的离职声明,公司将尽快配合您完成离职交接,并开具离职证明。”曾某认可电子邮件的真实性,不认可其证明目的。
就年底三薪一节,曾某主张其享有年底三薪,某网络科技公司应当予以支付。某网络科技公司对此不予认可,称曾某的绩效考核结果为D,不享有目标年终奖金(即年底三薪)。对此某网络科技公司提交绩效考核截屏,其中员工自我评估中显示:因入职较晚,甘愿被离职。曾某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
曾某以要求某网络科技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年底三薪为由向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该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曾某的全部仲裁请求。曾某不服仲裁裁决,提起诉讼。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6日作出(2019)京0108民初45800号民事判决:驳回曾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曾某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3日作出(2020)京01民终421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曾某上诉主张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系由某网络科技公司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但曾某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双方曾就劳动合同的解除进行协商,不能证明在其申请仲裁前双方已就劳动合同解除的时间等具体内容达成一致。在某网络科技公司并未向曾某送达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的情况下,曾某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仲裁请求并向某网络科技公司发送离职声明,应认定双方之间的劳动合同最终由曾某提出解除。因曾某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法定情形,对曾某要求某网络科技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曾某上诉主张年终奖是其固定收入,但对此其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某网络科技公司向曾某出具的录用通知书显示,根据个人绩效确定奖金系数,故年终奖并非曾某的固定收入,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信。曾某上诉主张某网络科技公司给其D的年终评价不符合其真实表现,年终奖的评定依据掌握在某网络科技公司手中,某网络科技公司应就其不予支付年终奖的依据进行举证。某网络科技公司提交的绩效考核管理截屏显示其考核体系较为完备,某网络科技公司结合其细化的考核标准对曾某作出的考核评价,属于其行使用工管理权的范畴。在考核结果D对应的奖金系数为0的情况下,法院对曾某要求网络科技公司支付年底三薪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劳动者的年终奖与可量化的业绩挂钩,虽然在形式上被称为“年底三薪”或者“年终奖”,但实质上属于“绩效工资”的范畴,即根据绩效考核薪酬制度的规定将工资中绩效部分在年终结合用人单位效益予以发放。用人单位对员工进行内容恰当、过程完备、结果透明的绩效考核的,考核结果可以作为年终绩效奖金是否发放以及发放数额的依据。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47条
原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3条
一审: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8民初45800号民事判决(2020年2月26日)
二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1民终4210号民事判决(2020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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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某诉某装饰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
2023-07-2-490-004 · (2022)辽0212民初3706号 ·
民事劳动争议劳动关系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裁判要旨:尚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及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自主择业退役军人,具有成立劳动关系的法定主体资格。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定义务不因其对劳动者身份的认知混淆而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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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劳动关系/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基本案情
孙某系自主择业退役军人,于2021年3月30日入职某装饰公司。2021年5月17日,某装饰公司法定代表人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孙某支付4月工资加报销5175.5元。某装饰公司分别于2021年6月至2022年3月期间每月向孙某的银行账户转入相应款项。2021年1月至2022年7月,大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为孙某缴纳医疗保险。孙某自认每月享受退役金9300元。2022年5月31日,孙某申请劳动仲裁,请求某装饰公司支付2022年3月工资及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同年9月30日,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孙某的仲裁请求。孙某不服,诉至人民法院。
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日作出(2022)辽0212民初3706号民事判决:某装饰公司支付孙某2022年3月工资3500元;驳回孙某其他诉讼请求。孙某及某装饰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8日作出(2023)辽02民终2394号民事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某装饰公司支付孙某2022年3月工资4565.22元及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58855.22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孙某是自主择业退役军人,尚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也尚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关于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安置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国转联[2006]1号)相关规定,自主择业退役军人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亦能参加当地社会保险。某装饰公司以孙某已享受退休待遇以及用人单位不能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为由,主张孙某不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于法无据。孙某自2021年3月30日入职某装饰公司,根据时任法定代表人的指示从事公司工程施工现场的监管工作,工作内容属于某装饰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孙某接受某装饰公司的考勤、工作管理;某装饰公司每月中旬左右向孙某支付上月工资,双方成立事实劳动关系。对于工资标准,某装饰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未能提供其应掌握管理的员工工资清单和考勤记录,对每月支付孙某款项的具体组成无法作出解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结合工资支付转账记录及孙某相关陈述,认定双方约定月工资为6000元,按照经公司考勤核对2022年3月出勤天数17.5天,计算某装饰公司应支付孙某该月工资4828元。
在有法律明确规定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的情况下,某装饰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在与孙某建立用工关系时应依法履行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定义务,该义务不因其主观认知混淆而免除。某装饰公司二审自认同期也未与其他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亦未举证证明系孙某个人原因所致,故孙某诉请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于法有据。
裁判要旨
尚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及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自主择业退役军人,具有成立劳动关系的法定主体资格。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定义务不因其对劳动者身份的认知混淆而免除。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7条、第10条、第30条、第8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第22条、第38条、第39条、第47条
一审: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法院(2022)辽0212民初3706号民事判决(2023年2月2日)
二审: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辽02民终2394号民事判决(2023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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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某某诉广西某某船务有限公司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
2023-10-2-139-001 · (2022)桂72民初141号 ·
民事海事诉讼船员劳务合同工伤保险待遇双重赔偿
裁判要旨:1.法律、司法解释不禁止劳动者可以同时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及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购买的商业保险的双重赔偿,但双重赔偿的适用不应突破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将雇主责任险视同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作为保险理赔款赔付给劳动者。 2.法律不禁止用人单位及劳动者基于平等、自愿的原则就工伤保险待遇赔偿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司法裁判认可双方之间达成的、未显失公平的和解协议,从而鼓励与引导纠纷当事人积极促成和解、减少诉累。 3.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工伤保险待遇的案件中,应当注意避免混淆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应向劳动者承担的民事责任与用人单位应承担的行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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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海事诉讼/船员劳务合同/工伤保险待遇/双重赔偿
基本案情
原告郭某某诉称:郭某某于2019年4月19日入职广西某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在“新鸿翔38号”轮上担任值班水手兼G证通讯员,某某公司未为郭某某参加社会保险。同年6月5日,郭某某按照工作安排在集装箱上放置桥锁时不慎滑落摔伤,当即被送到医院救治。2020年5月6日,郭某某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2020年12月31日,郭某某经钦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八级伤残,停工留薪期8个月。综上,郭某某因工受伤,依法应享受我国工伤保险的相关待遇,为了维护合法权益,郭某某起诉请求:1.判令某某公司支付郭某某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15500元、一次性医疗补助金136500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15500元、停工留薪期间工资84000元;2.判令某某公司支付郭某某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0500元。
被告某某公司辩称:一、某某公司与郭某某达成的《和解协议书》是双方在平等自愿情况下签订,该协议并没有显失公平、重大误解,双方达成的赔偿额也是保险公司依据广西工伤保险条例标准核算的赔偿额。郭某某签订协议后,也没有向法院或仲裁机构申请撤销,该《和解协议书》合法有效,某某公司已按协议履行,故郭某某再起诉要求另行支付赔偿款明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二、某某公司投保的保险公司将赔偿款中的36万元代某某公司支付到郭某某的账户,并非系保险公司赔偿给郭某某。1.某某公司向保险公司购买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保险、远洋船舶一切险等保险,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是某某公司,出险后,保险公司赔偿款是赔偿给某某公司。2.保险公司支付的36万元是某某公司要求保险公司代某某公司支付到原告名下,转账凭证已注明“广西某某船务有限公司赔偿”。3.经保险公司理赔计算后确认涉案保单需要支付赔款为455812.65元,因某某公司前期垫付原告医药费和赔偿款95812.65元,故保险公司将95812.65元及36万元分别支付给某某公司与郭某某。三、某某公司所购买的保险是责任保险,与为船员购买的人身意外保险是两种不同的保险。综上,请法院驳回郭某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4月19日,某某公司与郭某某签订《上岗合同书》并登船工作,合同约定由某某公司招聘郭某某为“新鸿翔38”轮水手兼船员,在船服务时间原则上合同期不少于6个月,郭某某在船工作期间,某某公司负责办理船员雇主责任险或人身意外险等其他类型保险(甲乙双方共同认可:投保费用由某某公司承担,被保险人为某某公司)等内容。2019年6月5日,郭某某在工作过程中不慎从梯子上滑倒落地造成受伤,随后被送往医院治疗,某某公司为此垫付医疗费。2020年5月6日,钦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郭某某为工伤。2020年12月31日,钦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认定郭某某劳动功能障碍等级为伤残八级。
某某公司未依法为郭某某缴纳工伤保险费。郭某某受伤后,某某公司与郭某某协商因工受伤的赔偿事宜。2020年9月3日,某某公司与郭某某签订《和解协议书》,约定:自郭某某受伤之日起截止协议签订之日所实际发生的和其他应当由某某公司支付的医疗费、交通费等各项费用在协议签订之前已经由某某公司全部付清;经双方协商同意,某某公司愿再向郭某某支付一次性伤残赔偿金、解除劳动关系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等依法应由某某公司支付的全部费用共计40万元,扣除案外人代某某公司已支付的4万元,某某公司还应支付郭某某36万元;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于2019年4月19日签订的《上岗合同书》视为履行完毕等内容。
2018年5月28日,某某公司作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投保《沿海内河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保险保险单》(2010版),保单号为PCAG201835050000000111,保险期间自2018年6月30日0时起至2019年6月29日24时止。2020年9月11日,某某公司向保险公司出具《说明》,请保险公司将理赔款中的95812.65元汇入某某公司银行账户,36万元汇入郭某某银行账户。后保险公司根据某某公司《说明》分别将两笔款项汇入指定账户。2022年3月29日,郭某某以其未获得工伤保险待遇为由起诉某某公司,要求某某公司按照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及标准向其赔偿,并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
北海海事法院于2022年8月3日作出(2022)桂72民初141号民事判决:一、某某公司向郭某某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15500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136500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15500元、停工留薪工资84000元;二、某某公司向郭某某支付经济补偿金10500元;三、驳回郭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某某公司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9日作出(2022)桂民终1100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北海海事法院(2022)桂72民初14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北海海事法院(2022)桂72民初14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三、驳回郭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第一,某某公司投保的商业保险系为了分散其作为用人单位在船舶工作期间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而进行投保,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均是某某公司,属于以其对船员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责任保险,而非以船员的生命或身体作为保险标的的人身保险。因郭某某与保险公司之间并无保险合同关系且郭某某不是某某公司投保的商业保险的被保险人。保险公司向郭某某支付的36万元,系某某公司获得其责任保险赔付后,由保险公司代其向郭某某支付的赔偿款。故郭某某主张其应获得某某公司投保的商业保险理赔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二,对于某某公司因未参加工伤保险向郭某某承担的民事责任,应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由用人单位赔偿劳动者工伤保险待遇。本案中,某某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就工伤保险赔付问题,通过平等、自愿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已承担其民事赔偿责任。郭某某在《和解协议书》中约定的款项支付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后,再起诉主张某某公司应赔偿其工伤保险待遇,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1.法律、司法解释不禁止劳动者可以同时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及用人单位为劳动者购买的商业保险的双重赔偿,但双重赔偿的适用不应突破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将雇主责任险视同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作为保险理赔款赔付给劳动者。
2.法律不禁止用人单位及劳动者基于平等、自愿的原则就工伤保险待遇赔偿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司法裁判认可双方之间达成的、未显失公平的和解协议,从而鼓励与引导纠纷当事人积极促成和解、减少诉累。
3.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工伤保险待遇的案件中,应当注意避免混淆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应向劳动者承担的民事责任与用人单位应承担的行政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65条第4款
《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
一审:北海海事法院(2022)桂72民初141号民事判决(2022年8月3日)
二审: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2)桂民终1100号民事判决(2022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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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某诉A公司船员劳动合同纠纷案
2023-10-2-226-001 · (2020)鄂民终314号 ·
民事船员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同一船舶
裁判要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的规定,若两家公司系独立企业法人,船员在先后归属两家公司的同一船舶上工作,但并未与前一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且与后一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非受前一公司安排,此种情形不能认定为劳动者属于“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其工作年限不应合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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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船员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同一船舶
基本案情
张某某诉称:2015年3月9日,张某某到A公司所有的某898(原名某858)货船上工作。2019年2月到A公司999货船工作,一直任船长职务。2018年前未签订劳动合同。2019年3月下旬A公司突然将张某某解雇,未支付经济补偿金。故请求判令:1.A公司向张某某支付双倍工资93500元;2.A公司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9500元;3.A公司支付赔偿金82125元;4.A公司支付养老保险费22363元;5.A公司支付少付的工资2558元;6.A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由。
A公司辩称: 2017年11月24日,A公司向B公司购买某858轮后将该轮更名为某898轮并办理登记,原船上所有人员均下船,换为A公司的船员。2017年底,张某某找到A公司要求上船,A公司同意其上船,并与之签订劳动合同,张某某称其快要退休,故放弃缴纳社保。2019年1月,张某某离开898轮并转到首翔999轮任职。2019年3月23日,A公司将首翔999轮出售,并通知首翔999轮的船员下船并另行安排工作。之后,A公司数次通知张某某到其他轮船任职,张某某均拒绝。张某某与A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时间应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5月3日。张某某因自身原因离开A公司,A公司已经为其购买了社会保险,不应承担责任,请求驳回张某某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9日,张某某到B公司所属某858轮上任职船长。2017年11月24日,B公司将某858轮转让给A公司。A公司进行了所有权登记,并将船名更名为某898。2018年1月1日,张某某与A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A公司雇请张某某担任某898轮的船长,工资总额为8000元/月,合同的期限为从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2019年1月1日,双方续签劳动合同,约定大致如上。同年2月3日,A公司安排张某某到首翔999轮上任职船长。3月23日,A公司的股东赖贵安上船指示:让首翔999轮的全体船员下船,让某898轮的船员到首翔999轮,并将首翔999轮船员的工资发到3月31日。7月5日,重庆市万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准予张某某退休。
武汉海事法院于2019年12月14日作出(2019)鄂72民初1446民事判决:一、A公司支付张某某赔偿金25125元;二、驳回张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张某某以A公司与B公司为关联公司,其在B公司工作年限应与其在A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等为由,提起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4日作出(2020)鄂民终31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张某某在A、B两家公司的工作年限是否应当连续计算。本案中,张某某认为用工主体从B公司变为A公司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从而要求将其在B公司工作的年限合并计算到在A公司工作的年限。本案中,张某某与A公司分别于2018年及2019年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就工资组成、职务等进行了约定。从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B公司与A公司系两家独立的企业法人,张某某与B公司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其提交的个人转账记录及船员服务簿不足以证明其与B公司建立了劳动合同关系,且并无证据表明其与A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系受B公司安排。张某某与A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并非一直在某898轮工作,而是根据A公司安排,先后在某898轮及某999轮上任职。张某某主张B公司与A公司系关联企业,但未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故其要求合并计算工作年限的请求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的规定,若两家公司系独立企业法人,船员在先后归属两家公司的同一船舶上工作,但并未与前一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且与后一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非受前一公司安排,此种情形不能认定为劳动者属于“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其工作年限不应合并计算。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5条
一审:武汉海事法院(2019)鄂72民初1446号民事判决(2019年12月14日)
二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鄂民终314号民事判决(2020年10月1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陈某诉广州某某船务公司船员劳动争议案
2023-10-2-490-001 · (2021)粤72民初55号 ·
民事劳动争议船舶挂靠经营船员劳动关系劳动合同事实劳动关系举证责任
裁判要旨:挂靠行为违法不能成为船员与被挂靠公司劳动合同关系成立的依据。在船员与被挂靠公司不存在劳动合同的情况下,需判断双方是否成立事实劳动关系。事实劳动关系的成立,可以通过事实劳动关系存在的相关凭证、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从属关系、劳动者从事劳动的性质以及劳动报酬领取等多个层面进行认定。一是证明事实劳动关系存在的相关凭证包括招工登记表、报名表、工资单、社保记录、考勤表、工作证、服务证等。在挂靠经营中,若劳动者的上述凭证由被挂靠公司发放,可认定其与被挂靠公司具有事实劳动关系。案涉船员服务簿上加盖的被挂靠公司名下船章和船员服务部签证章系船舶实际经营人私自刻制加盖的,不能成为可以证明事实劳动关系的文件材料。二是判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管理上的从属关系。船员与船舶实际经营人双方商定从事劳务工作的岗位及报酬、在船期间船员根据船舶实际经营人的安排提供相关劳务、船员所得的劳务报酬由船舶实际经营人支付、劳务报酬的调整亦由船舶实际经营人作出,且船舶实际经营人并非被挂靠公司的员工的,应当认定船员并非被挂靠公司的员工,与被挂靠公司不存在管理上的从属关系。三是确定劳动者从事劳动的性质,是否为用人单位安排并属于用人单位业务组成部分,以及劳动者劳动报酬领取情况,是否根据用人单位的工资分配原则领取劳动报酬。船员从事的劳务并非被挂靠公司业务的直接组成部分,获取报酬与被挂靠公司无关的,不宜认定两者之间成立事实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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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船舶挂靠经营/船员/劳动关系/劳动合同/事实劳动关系/举证责任
基本案情
原告陈某诉称:陈某于2020年3月经赵某聘用于“某288轮”任职轮机长兼职厨师。提供劳务期间,陈某工作范围扩大,节假日加班无加班费。2020年10月27日,陈某作业时扭伤腰部,无法正常从事劳务,后赵某与之争执并将其开除。赵某经营的“某288轮”在广州某某船务公司名下挂靠经营,陈某与该船务公司之间成立事实劳动关系,广州某某船务公司应当依法承担用人单位的责任。赵某挂靠经营的行为属违法行为,其与广州某某船务公司签订的船舶挂靠协议对陈某不产生效力。故请求判令陈某与广州某某船务公司成立劳动关系,广州某某船务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赔偿、加班费、违约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等。
广州某某船务公司辩称:陈某提供劳务的船舶系挂靠经营,广州某某船务公司与陈某之间既无劳动合同关系,也无劳务合同关系。
第三人赵某述称:陈某与广州某某船务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陈某与赵某成立劳务合同关系,赵某已足额向陈某支付了劳务报酬。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288”轮实际所有人为赵某。登记的船舶经营人为广州某某船务公司,登记的船舶共有情况为:广州某某船务公司占51%股份,赵某占49%股份。双方于2019年1月1日约定赵某将该船挂靠于广州某某船务公司名下经营。2020年3月,经中介介绍,赵某聘请持有海员证的陈某上船提供劳务,工作岗位是轮机员兼职厨师,每月工资8000元。同年3月7日,陈某登上“某288”轮提供劳务。陈某在船期间根据赵某安排提供相应劳务,每月劳务报酬由赵某支付。2020年11月4日,陈某以其腰部有伤等为由申请离船。赵某与陈某进行劳务报酬结算并为陈某办理离职手续,在其船员服务簿上加盖了广州某某船务公司名下的船章和广州某某船务公司船员服务部签证章。前述两个印章均未备案,系赵某为便于经营和管理船舶自行制作。
2020年11月23日,陈某以广州某某船务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黄埔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11月24日以案件属于海事法院管辖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陈某遂提起本案诉讼。
广州海事法院于2021年3月19日作出(2021)粤72民初55号民事判决:一、驳回陈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受理费5元,由陈某负担。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船舶挂靠经营时船员是否与被挂靠公司成立劳动关系,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陈某应当对其与广州某某船务公司成立劳动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陈某与广州某某船务公司之间并无书面劳动合同,故重点审查是否成立事实劳动关系。陈某与广州某某船务公司是否成立事实劳动关系,关键在于是否符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劳动关系成立的认定标准。陈某船员服务簿上虽然加盖了载明广州某某船务公司名称的船章和船员服务部签证章,但是该签证章只是基于经营和管理涉案船舶之便,由赵某私自刻制加盖,而非由广州某某船务公司使用所备案的签证章加盖,该服务簿无法成为可以证明事实劳动关系的文件材料。同时,陈某系经中介机构介绍与赵某取得联系。双方商定从事劳务工作的岗位及报酬、在船期间陈某根据赵某的安排提供相关劳务、陈某所得的劳务报酬由赵某支付、劳务报酬的调整亦由赵某作出。而赵某并非广州某某船务公司的员工,其将“某288”轮挂靠在广州某某船务公司名下经营,系“某288”轮的实际经营人和管理人。因此,受赵某管理的陈某并非广州某某船务公司的员工,与广州某某船务公司不存在管理上的从属关系,从事的劳务并非广州某某船务公司业务的直接组成部分,获取报酬与广州某某船务公司无关。通过上述事实,陈某与广州某某船务公司之间不符合事实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特征,不宜认定两者之间成立事实劳动关系,而应认定陈某与赵某形成了平等主体之间的劳务合同关系。
其次,虽然赵某将“某288”轮挂靠在广州某某船务公司名下经营的挂靠行为违反相关规范性文件,属于违法行为,会对正常的运营秩序产生一定不良影响,但是,无论从立法精神还是社会效果来看,对挂靠现象的整治,属于行政管理层面的问题。认定陈某与广州某某船务公司之间是否形成劳动关系,属于劳动争议。两者即使因挂靠事实发生关联,但是权利义务边界仍应保持清晰明确,仅仅因为挂靠行为违反行政管理规定并不足以认定与赵某成立劳务合同关系的陈某与作为被挂靠人的广州某某船务公司成立劳动关系。
裁判要旨
挂靠行为违法不能成为船员与被挂靠公司劳动合同关系成立的依据。在船员与被挂靠公司不存在劳动合同的情况下,需判断双方是否成立事实劳动关系。事实劳动关系的成立,可以通过事实劳动关系存在的相关凭证、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从属关系、劳动者从事劳动的性质以及劳动报酬领取等多个层面进行认定。一是证明事实劳动关系存在的相关凭证包括招工登记表、报名表、工资单、社保记录、考勤表、工作证、服务证等。在挂靠经营中,若劳动者的上述凭证由被挂靠公司发放,可认定其与被挂靠公司具有事实劳动关系。案涉船员服务簿上加盖的被挂靠公司名下船章和船员服务部签证章系船舶实际经营人私自刻制加盖的,不能成为可以证明事实劳动关系的文件材料。二是判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管理上的从属关系。船员与船舶实际经营人双方商定从事劳务工作的岗位及报酬、在船期间船员根据船舶实际经营人的安排提供相关劳务、船员所得的劳务报酬由船舶实际经营人支付、劳务报酬的调整亦由船舶实际经营人作出,且船舶实际经营人并非被挂靠公司的员工的,应当认定船员并非被挂靠公司的员工,与被挂靠公司不存在管理上的从属关系。三是确定劳动者从事劳动的性质,是否为用人单位安排并属于用人单位业务组成部分,以及劳动者劳动报酬领取情况,是否根据用人单位的工资分配原则领取劳动报酬。船员从事的劳务并非被挂靠公司业务的直接组成部分,获取报酬与被挂靠公司无关的,不宜认定两者之间成立事实劳动关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第91条(本案适用的是2021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第91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1条、第2条
一审:广州海事法院(2021)粤72民初55号民事判决(2021年3月1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何某诉某商务服务公司、某商务服务公司广州分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
2023-11-2-490-001 · (2021)粤0115民初17045号 ·
民事确认劳动关系从属性互联网平台用工
裁判要旨:劳动者人格及经济从属性是认定劳动关系最核心的标准。判断互联网平台用工是否构成劳动关系,应以事实为基础,审查双方是否符合劳动关系核心特征;对于适格主体之间,平台企业的指挥、管理与监督权具有决定作用,从业者无实质自主决定权,从业者获得的报酬为其主要经济来源且具有持续稳定特点,其提供的劳动是平台企业的业务组成部分的,应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从业者应平台企业要求注册个体工商户、自备部分生产资料、薪酬由其他主体代发、双方事先对身份关系性质进行约定等均不影响劳动关系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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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确认劳动关系/从属性/互联网平台用工
基本案情
原告何某诉称:与某商务服务公司、某商务服务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分公司)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且已形成管理与被管理为特征的人身依附关系,具有极强的人格与经济从属性,双方自2020年10月23日至2020年11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故请求判令:一、确认何某与某商务服务公司、广州分公司于2020年10月23日至2020年11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某商务服务公司与广州分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某商务服务公司与广州分公司辩称:何某自愿注册个人工作室,自己配备用于完成配送业务的交通工具,与某商务服务公司签署的《承揽合作协议》,并承担了完成业务的车辆费用,在承揽业务期间,何某是否接单由其自由支配,因此双方并不存在类似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用人关系。何某在工作室及业务方面具有更高的业务自主权,事前事后何某均清楚其签署协议的内容与法律后果。故何某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商务服务公司系外卖配送服务商,经营范围包括货运代理、为居民家庭提供有偿帮助服务等,该司承接“饿了么”平台在广州某站点的外卖配送业务。
2020年8月,某商务服务公司与某网络科技公司(以下简称某网络科技公司)签订《某商务服务公司与某网络科技公司平台服务协议》(以下简称《某平台服务协议》),约定某商务服务公司将业务发包给某网络科技公司,某网络科技公司承包业务后发包给具有经营资质的商事主体(即接活方),包括但不限于个体工商户,相关费用当天即可到达接活方自己的账户。
2020年10月23日,何某注册个体工商户“某工作室”,经营范围包括“外卖递送服务等”。同日,某工作室作为乙方,分别与甲方某网络科技公司签订《项目转包协议》与甲方某商务服务公司签订《承揽合作协议》。其中,《项目转包协议》约定乙方自主选择承揽甲方的相应业务或订单,乙方承揽的所有标的业务营收均归乙方所有,甲方按月将服务费结算到乙方指定的平台账户或银行账户中;《承揽合作协议》约定甲方负责提供同城配送业务接单平台,乙方业务人员通过甲方建立的个人饿了么ID号上线后,饿了么系统会自动发布订单信息,乙方业务人员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抢单,抢单后负责送至指定客户手中,视为完成每一单的配送业务。乙方在南沙金洲站从事配送蜂鸟业务。乙方按照甲方要求,按时完成规定的服务数量,达到规定的服务标准。乙方在服务期间,应接受甲方的监督检验。甲方根据乙方从事的服务,基于双方是承揽合作关系,及甲方配送业务的特殊性,确定乙方的提供承揽服务价格方式按接单情况结算,配送订单的具体数量按单量提成,甲方按照乙方完成配送业务的成果通过某平台支付乙方外卖配送承揽服务费,乙方无固定外卖配送承揽服务费。该协议明确双方无劳动关系,只是业务合作关系,双方无人身依附性,甲方只求乙方按质按量完成承揽业务,不对乙方进行考勤,乙方对其合理的配送时间可自由支配,甲方不作强制性规定。该协议尾部有“何某”签名。
日常工作中,某商务服务公司通过钉钉软件、微信群对何某进行排班、考勤等用工管理,何某按排班时间在蜂鸟团队APP上线接单,对外提供配送服务,休假、预支工资需提前申请;若不上线、接单会承担罚款等不利后果,上班期间须穿着统一工作服。何某的工资薪酬按接单数量计算,并视距离、天气状况等有一定补贴,通过某平台于每月25日发放.何某2020年11月份取得的工资为2277.5元,其中因交通事故于2020年11月4日预支2000元,余下277.5元于12月25日发放。
2020年10月31日,某商务服务公司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为何某投保雇主责任险。2020年11月4日,何某在送单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受伤,被送往广州市某医院住院治疗至2020年11月26日,出院诊断为右髋臼粉碎骨折,右髋关节脱位。住院期间产生的医疗费共计61018.79元,由何某以现金方式支付。后经司法鉴定,何某为十级伤残。何某以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广州分公司、某商务服务公司为被告提起责任保险合同纠纷诉讼。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27日作出(2021)粤0115民初1704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何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何某负担。宣判后,何某不服而提出上诉。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31日作出(2022)粤01民终6300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21)粤0115民初17045号民事判决;二、确认何某与某商务服务公司于2020年10月23日至2020年11月26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参照上述规定,劳动者人格及经济从属性是认定劳动关系的最核心标准。互联网平台用工虽然与传统劳动用工,在管理方式和生产资料配置方式等方面存在不同,但判断平台用工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仍应以案件具体事实为基础,从双方是否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来进行合理判断。
第一,关于人格从属性。首先,何某在某商务服务公司担任全职骑手。某商务服务公司通过钉钉软件、微信群对何某进行排班、考勤等用工管理。何某按排班时间在蜂鸟团队APP上线,接受某商务服务公司的派单,对外提供配送服务。何某休假需要提前申请,如果不上线、接单,则某商务服务公司会作为旷工处理或予以罚款。工作时需统一着装,其配送过程始终处于平台的监控状态下。以上事实反映,某商务服务公司对于何某的工作时间、工作任务、工作数量及休息休假等基本劳动要素具有决定权,何某不上线、不接单均会承担处罚等不利后果,足以说明何某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并无实质的自主决定权。在双方的劳动用工过程中,均体现某商务服务公司的意志,并通过惩戒机制予以保障。因此,某商务服务公司实际行使了对何某劳动全过程的指挥、管理和监督权,而非其抗辩的仅对服务质量后果进行监督管理。其次,蜂鸟平台APP 本身的信息和技术手段系平台从业者进行工作的重要生产资料,系由某商务服务公司向何某提供。虽然何某自备车辆从事配送业务,但是合理利用自有的生产工具是共享经济下优化资源配置的体现,相较于市场信息等核心生产资料而言,何某自备车辆的事实不足以成为否定劳动关系的独立要素。综上,可认定的双方劳动用工关系具有较强的人格从属性。
第二,关于经济从属性。首先,何某的工资薪酬按接单数量计算,并视距离、天气状况等有一定的补贴,由某平台以“薪资”名义每月定期发放。既非某网络科技公司与何某在《项目转包协议》约定的“服务费”,亦非某商务服务公司和某网络科技公司在《某平台服务协议》约定的当日结算方式。可见,何某劳动报酬的发放具有持续稳定的特点。其次,双方关于“未经某商务服务公司同意,何某同时与其他单位建立合作等关系,对完成某商务服务公司项目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某商务服务公司有权终止合作关系”之约定,具有排他性质,限制了何某为其他平台提供服务从而获得报酬。再次,虽然本案中《某平台服务协议》约定某商务服务公司将配送业务发包给某网络科技公司,某网络科技公司再转包给有关商事主体,《项目转包协议》约定何某承接某网络科技公司的配送业务并结算相应的服务费,但某商务服务公司与何某工作室签署的《承揽合作协议》又约定何某工作室承揽某商务服务公司的配送业务,与前述两份协议的约定内容不一致。且从实际配送业务的履行情况来看,某商务服务公司向何某派单,由何某接单对外提供配送服务,结合何某预支工资需向某商务服务公司申请的事实,可认定某网络科技公司并未参与配送业务的承包或转包,而仅系工资薪酬的代付主体。这与在平台用工模式下,部分劳动要素被拆分至其他主体的普遍做法一致,不足以否认何某与某商务服务公司之间的经济从属性特征。综上,何某作为某商务服务公司的全职骑手,对于交易价格和劳动对价均无决定权,且其从某商务服务公司处领取的工资报酬为其主要生活来源。因此,可认定双方的劳动用工关系具有相当的经济从属性。
此外,关于某商务服务公司提出双方已约定排除劳动关系的抗辩。某商务服务公司主张双方签署《承揽合作协议》约定某商务服务公司与何某注册的个人工作室建立承揽合作关系,不构成任何劳动关系,故双方并无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本院认为,劳动关系属于身份关系,不仅涉及劳动者劳动权益的保护,也事关劳动用工秩序的维护。对于双方之间真实的法律关系性质,关键应从案件法律事实出发,审查是否符合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特征,而不能仅因双方在协议中对身份关系性质存在事先约定而排除劳动法律法规的适用,否则容易导致用人单位利用优势地位规避其应负的法律责任。在本案中,何某入职时应某商务服务公司的要求注册个体工商户,该个体工商户亦未实际经营。因此,某商务服务公司依据上述协议提出的抗辩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何某和某商务服务公司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关系主体资格。何某从事的外卖配送业务与某商务服务公司的经营范围相符,其提供的劳动是某商务服务公司业务组成部分;在双方劳动用工全过程中,某商务服务公司的指挥、管理与监督权具有决定性作用,何某并无相应自主权,双方之间劳动用工关系具有较强的人格从属性及经济从属性,故可确认何某与某商务服务公司于2020年10月23日入职时起建立劳动关系。另外,虽然双方并无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但何某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住院至2020年11月26日,依据相关劳动法律法规,无论职工是否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而接受医疗,在医疗期间内均不得解除劳动合同。何某现主张双方劳动关系持续至2020年11月26日,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平台用工这一新就业形态,相对于传统劳动用工,实现了管理方式由线下到线上的转变,显著降低了招工用工和管理成本,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激发社会创造力、促进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但新业态用工企业不能因采用了新的技术手段与管理方式,一概排斥劳动关系情形,从而规避本应由其承担的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具体判断经营者与从业人员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为劳动关系、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型用工关系还是其他民事关系,仍须结合实际用工情况考察是否符合劳动关系核心特征予以认定。新业态行业经营者应在法律框架内,更好地规范自身经营管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进而促进新业态经济健康长远发展。
裁判要旨
劳动者人格及经济从属性是认定劳动关系最核心的标准。判断互联网平台用工是否构成劳动关系,应以事实为基础,审查双方是否符合劳动关系核心特征;对于适格主体之间,平台企业的指挥、管理与监督权具有决定作用,从业者无实质自主决定权,从业者获得的报酬为其主要经济来源且具有持续稳定特点,其提供的劳动是平台企业的业务组成部分的,应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从业者应平台企业要求注册个体工商户、自备部分生产资料、薪酬由其他主体代发、双方事先对身份关系性质进行约定等均不影响劳动关系的认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2条、第7条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1条
一审: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2021)粤0115民初17045号民事判决(2022年1月17日)
二审: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01民终6300号民事判决(2022年8月3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邹某某诉林某某、赵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
2023-14-2-139-001 ·
民事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未成年人帮工学徒工接受劳务方注意义务安全监管义务
裁判要旨:在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中,对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劳务者,尤其是对领取少量生活费的学徒工,更应对其整个提供劳务的行为及过程进行全程指导、监督,并提供相当的安全保障措施,以确保学徒工正确、安全地提供劳务,未尽到这种对于未成年人的安全监管义务的,接受劳务一方应当对提供劳务一方出现的伤害承担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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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未成年人/帮工/学徒工/接受劳务方/注意义务/安全监管义务
基本案情
邹某某诉请:一、林某某、赵某向邹某某共同支付各项赔偿款合计224119.34元(已扣减两被告合计支付的2.4万元住院医疗费);二、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两被告负担。
林某某辩称:一、原告所陈述事实完全是虚假的,实际上被告赵某是雇主、被告林某某与原告是雇员。二、原告主张费用过高。三、原告自己在本次事故中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分摊60%以上的赔偿款。四、被告林某某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对原告的摔伤,被告林某某没有任何责任,原告起诉的理由不能成立,应依法驳回对被告林某某的起诉。五、被告林某某已为原告支付了1.4万元医疗费,对于按责任比例应由被告林某某承担费用以外的多余费用,要求由原告返还给被告林某某。
赵某辩称:一、被告赵某与被告林某某之间系承揽关系,被告赵某无选任过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告在施工作业过程中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其对自身受害应承担主要责任。三、原告主张费用部分过高。四、被告赵某已为原告支付了1.4万元医疗费,对于按责任比例应由被告赵某承担费用以外的多余费用,若超出2000元则要求由原告返还给被告林某某,若未超出2000元则不要求原告返还。
法院经审理查明:林某某自2015年起开店从事空调拆装业务,在开店前林某某已在其哥哥处学习了四年的拆装空调业务。邹某某自2016年3月起在林某某处当学徒工学习拆装空调,双方约定,林某某包吃、不包住,此外林某某向邹某某每月支付一定金额的生活费,自2016年8月起邹某某的生活费金额为每月固定600元。2017年1月10日,赵某要求林某某为其将某某家园一处租住房屋内的两台挂式空调拆下来,将其中一台安装至某某花苑赵某的新房主卧室内,另一台则安装至赵某新房对面赵某弟弟的房屋内,林某某表示同意。对于拆装费用,双方约定,拆装一台空调费用为150元,两台费用合计为300元,在拆装完毕后支付拆装费。后林某某与邹某某共同将赵某在某某家园租住房屋内的两台挂式空调拆下来,将其中的一台运至赵某在某某花苑D栋305室的房屋内,另一台则放于某某花苑D栋305室房屋对面的房屋处。在为赵某安装主卧室的挂式空调前,为便于安装空调,林某某决定将主卧室内待安装空调旁的窗户玻璃取下,其后,林某某与邹某某共同将赵某主卧室内的挂式空调安装完毕。安装该台空调期间,林某某与邹某某均系上了安全绳,但均未戴安全帽。在安装好该台空调后,林某某将包括邹某某所系安全绳在内的所有安装工具收拾好,放至某某花苑D栋305室房屋对面的房屋处,准备在某某花苑D栋305室房屋对面的房屋处安装第二台空调,并让邹某某与赵某共同将拆下的玻璃装回窗户原处。在林某某离开赵某主卧室去其他房间收拾工具期间,邹某某在赵某协助下共同将拆下的玻璃装回窗户原处,并准备用螺丝固定玻璃。在安装玻璃时,为便于操作,邹某某从该主卧室的窗户处钻出去站在窗台外托住玻璃,赵某则站在主卧室内的窗户旁拧螺丝。因林某某已将安全绳收走,故在安装玻璃时邹某某并未系安全绳。在赵某拧螺丝的过程中,因赵某拧螺丝的时间略长、邹某某无力长时间托举住玻璃而不慎从该窗户外摔落至地面受伤。
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一、被告林某某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邹某某支付赔偿款25115.26元;二、原告邹某某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被告赵某返还赔偿款5814.12元;三、驳回原告邹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邹某某不服,提出上诉。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一、撤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林某某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邹某某支付赔偿款人民币68416.4元;三、被上诉人赵某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邹某某支付赔偿款人民币371.75元;四、驳回上诉人邹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邹某某在林某某处当学徒工提供劳务听从林某某安排,并每月从林某某处获得600元生活费,双方之间具有支配与服从的关系,邹某某与林某某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林某某作为接受劳务一方,仅为邹某某提供安全绳而未提供安全帽,且安排邹某某进行玻璃安装时将安全绳收回,亦未在现场指挥、监管,未尽到安全监管责任。尤其邹某某当时系刚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未成年人,且仍为领少量生活费的学徒工,林某某作为师父且系成年人,应当尽到更详尽的注意义务。因此林某某应当承担主要责任。邹某某在被安排安装玻璃时,明知应当系安全绳却过分自信可以避免事故发生,存在一定过错,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裁判要旨
在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中,对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劳务者,尤其是对领取少量生活费的学徒工,更应对其整个提供劳务的行为及过程进行全程指导、监督,并提供相当的安全保障措施,以确保学徒工正确、安全地提供劳务,未尽到这种对于未成年人的安全监管义务的,接受劳务一方应当对提供劳务一方出现的伤害承担主要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70条、第771条、第772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51条、第252条、第25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9条、1183条、1192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16条、第22条、第35条)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张某诉北京某公司、四川某公司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
2023-16-2-001-001 · (2022)兵0103民初6号 ·
民事健康权安全生产事故违法分包民事侵权共同危险行为
裁判要旨:由于民法和劳动法从人身损害和社会保险的角度对工伤事故加以规范,从而使工伤事故具有民事侵权赔偿和社会保险赔偿双重性质。基于此,工伤的劳动者就存在两个请求权:一个是基于工伤保险关系而享有的工伤保险待遇请求权,另一个是基于人身损害而享有的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二者不具有相互排斥性,生命健康权属于法律优先保护的法益,具有一定的优先性,在失去行政救济途径后,依法主张民事赔偿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无论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还是《民法典》第一百七十八条的规定,受害人有权向部分侵权人主张权利,可要求部分或所有的连带责任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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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健康权/安全生产事故/违法分包/民事侵权/共同危险行为
基本案情
原告张某诉称:2019年8月17日凌晨,张某在新疆阿拉尔市塔里木河特大桥桥梁钢箱内喷漆时,由于被告员工电焊作业引起油漆闪爆,致全身94%特重度烧伤。住院治疗196天,被评为四级伤残。第三人垫付部分医疗费,对其他损失赔偿协商未果。原告在工作中因被告的侵权行为受伤,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法院判令:1.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后期治疗费等共计3809866元;2.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北京某公司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1.本案不存在原告所诉的侵权事实,北京某公司不是侵权主体。2019年8月17日凌晨闪爆发生时,北京某公司和四川某公司均未施工,原告起诉主体错误。2.原告不能举证证明北京某公司在施工过程中致张某受伤,证据不足以证明侵权事实成立。3.原告与第三人新疆某钢结构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或与第三人肖某之间是劳务关系,原告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主张权利。原告受伤后第三人负责后续处理,且第三人已经对原告进行了赔偿。
被告四川某公司辩称:建议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1.闪爆现场与四川某公司电焊作业区距离十几米,事发时四川某公司的工人正在吃饭和休息,未进行电焊作业,无侵权行为。2.本案事故的成因存在多种可能:封闭空间油漆挥发浓度高、静电、工人操作不当、喷漆工具电线短路、吸烟等都可引发爆炸。3.从举证责任角度看,原告提供的三名工友证词和新疆某路桥公司作出的《8.17事故调查报告》不足以证实闪爆系四川某公司侵权行为所致。4.本案系安全生产事故,应当由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成立调查组调查。本案第三人未及时上报相关职能部门,导致事故原因无法查清,应当由该三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总承包方新疆某路桥公司无权出具调查报告。5.原告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企图逃避事故责任。
第三人新疆某路桥公司述称,对原告的诉求无异议,本案属于侵权案件,应由侵权人北京某公司承担责任,我公司不是实际施工及侵权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人新疆某钢结构公司述称,原告受伤系北京某公司焊接人员操作不当造成的,我公司将桥面油漆工程分包给上海某公司符合法律规定。发生事故后我公司派人进行事故调查并积极救治。被告北京某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将剩余500万元工程款领走,不配合取证调查,也未对原告进行任何救治。
第三人上海某公司述称,同意其他第三人的意见,本案证人案发时施工人员,受疫情影响对证言进行公证。新疆某路桥公司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查明事故原因系北京某公司工作人员焊接引发,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人肖某述称,同意原告及其他第三人的意见。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第三人新疆某路桥公司中标承建阿拉尔市特大桥建设项目后,与新疆某钢结构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将大桥建设项目钢箱梁加工制作、安装工程分包给了新疆某钢结构公司。后新疆某钢结构公司又将大桥防腐涂装工程分包给上海某公司,双方签订《专业工程施工合同》;上海某公司与第三人肖某签订《涂装施工分包合同》,第三人肖某找来原告张某等人共同进行防腐喷漆作业。2019年6月10日,新疆某路桥公司将大桥路面工程STC铺装分包给了北京某公司,双方签订《建设工程专业分包合同》。同日,北京某公司将大桥路面焊钉焊接项目分包给了四川某公司,双方签订《特大桥主桥钢桥面铺装喷砂除锈、防腐涂装等技术服务合同》。2019年8月17日凌晨00:05许,新疆某钢结构公司、上海某公司分包的大桥防腐涂装工程中,施工人员张某、许某某在大桥北岸主桥钢箱梁左幅的LD2节段边舱内进行油漆施工,许某某在桥面更换稀料,张某在舱内喷漆作业,舱内突然发生闪爆,致其衣物及喷漆设备燃烧,张某全身94%特重度烧伤。2019年12月30日,总承包人新疆某路桥公司作出《8.17事故调查报告》,认为闪爆的直接原因系北京某公司施工队在进行剪力钉焊接过程中,施工人员冒险蛮干、违规操作,焊星掉入舱内引起。2020年5月29日,新疆某路桥公司向北京某公司发出《关于“8·17”安全事故的联系函》,认为北京某公司的作业班组在主桥钢箱梁左幅的LD2节段未覆盖入孔进行剪力钉焊接,导致焊渣掉入舱内,产生明火,引起舱体闪爆,造成油漆工张某全身大面积烧伤,要求北京某公司对事故进行处理。北京某公司于2020年6月8日作出《关于“8·17”安全事故的联系函的复函》,认为北京某公司的焊接工作与张某油漆工作的作业面之间存在物理隔断,且距离较远,两者无关联性,对事故原因不予认可。后双方又通过联系函、电话、微信等方式多次协商未果。事故发生后,本案当事人均未向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行政部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进行报告,相关职能部门未成立调查组调查事故成因。阿拉尔特大桥总施工人新疆某路桥公司自行组织各分包方对事故进行调查,在新疆某路桥公司调查过程中,各方均未对此提出异议,也未依照《安全生产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向相关部门进行举报。鉴于各方在事故发生后,均未向有关部门上报安全事故,新疆某路桥公司作为总承包方组织各方调查后,作出《事故调查报告》,查明事故经过、救援措施、现场实际情况、分析成因、经验教训等方面的认定,针对本次纠纷的解决和审理具有现实的,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
张某受伤后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被诊断为:特重度烧伤(94%)、重度吸入性损伤、呼吸衰竭、烧伤脓毒症、全身大面积烧伤后广泛疤痕增生等症。产生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212360.51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拉尔垦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31日作出(2022)兵0103民初6号民事判决: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张某不服以一审程序违法、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为由,提起上诉,请求支持一审诉讼请求。2023年1月28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兵01民终192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北京某公司、四川某公司连带赔偿张某各项损失3,212,360.51元;三、驳回张某的其他诉讼请求。2023年9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作出(2023)兵民申452号民事裁定,驳回北京某公司、四川某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1.关于本案事故责任调查报告的问题。
本案属于典型的安全生产事故,依照《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按照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统筹负责全面安全生产,确保工作人员生命及财产安全;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报告本单位负责人,并立即如实报告当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在60日(或延长60日)内出具事故调查报告,15日内人民政府对事故调查报告作出批复。
本起事故发生后,因各种原因,一审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未向有关职能部门申报该起事故。阿拉尔特大桥总施工人新疆某路桥公司自行组织各分包方对事故进行调查,各方均未对此提出异议,也未依照《安全生产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向相关部门进行举报。新疆某路桥公司作为总承包方,作出《事故调查报告》,查明事故经过、救援措施、现场实际情况、分析成因、经验教训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性,对其作出责任认定的法律效力不予采信。对二被上诉人提出的因调查主体不符,程序违法的抗辩理由予以支持,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不能转嫁由受伤者承担。
2.工伤职工是否有权就侵权提起民事赔偿。
依照人社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关于印发建筑业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经办规程(施行)的通知》第十二条规定,建筑施工企业在办理《参保证明》后,又将工程转包、分包或者劳务分包的,应及时向经办机构备案。对全部施工人员实行动态实名管理,将人员增减情况及时报送经办机构。依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发生事故后的一个月内向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如新疆某路桥公司严格按照上述法规办理相关手续,阿拉尔特大桥施工期间发生的伤亡事故产生的费用即可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从而避免后续民事侵权诉讼的产生。
由于民法和劳动法各自从人身损害和社会保险的角度对工伤事故加以规范,从而使工伤事故具有民事侵权赔偿和社会保险赔偿双重性质。基于此,工伤的劳动者就存在两个请求权:一个是基于工伤保险关系而享有的工伤保险待遇请求权,另一个是基于人身损害而享有的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依法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当受到侵害时,有权主张赔偿;二者的请求权不具有法律意义的相互排斥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了申请工伤的权限为:用工单位申请期限一个月、工伤职工或家属申请期限为一年。超过该法定期限,行政机关不再受理,工伤职工即丧失行政救济途径。生命健康权属于法律优先保护的法益,具有一定的优先性。当公民的某项权利在失去行政救济途径后,依法主张民事赔偿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故张某提起民事救济途径主张权利时,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3.关于本案焊接火星引发闪爆是否具有高度盖然性。
依据历史天气查询,2019年8月16日、8月17日阿拉尔市的风力情况均为:东北风4级;在4级风力情况下,风速可达8米/秒。因施工地点系阿拉尔特大桥,该地段系塔里木河床的垂直上方,四周空旷,无任何建筑物、树木等遮挡,故现场风力应更大些。该特大桥走向系南北朝向,张某在桥面靠十二团方向(南侧),而焊接作业点在大桥阿拉尔市区方向(北侧),尽管双方作业面相隔一段距离,但在当晚自然条件下,焊接作业的火星点可随着当夜的东北风飘至更远,张某陈述因焊接火星点引起爆燃具有客观性与盖然性。
4.关于本案责任主体的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就分包工程对建设单位承担连带责任。禁止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建设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总责。总承包单位依法将建设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分包合同中应当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义务。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的安全生产承担连带责任。新疆某路桥公司系阿拉尔特大桥建设的总承包单位,上海某公司和北京某公司系分包单位,二个分包单位均违反建筑法将工程再次违法分包(或转包)。上海某公司作为二次违法分包(或转包)单位违法将工程分包给不具有用工主体资质的自然人应当承担责任。建筑法明确规定,安全生产责任不以签订《安全生产协议》约定安全责任的转移,从而发生转移。
5.受害人是否有权向部分的共同危险行为人主张全部民事赔偿。
本案系典型的共同危险行为,(1)各主体之间对加害行为没有共同的意思联络,而是各自独立实施了危及他人人身或财产安全的行为,对损害后果也没有共同的预见。(2)共同实施了危险行为,所谓各行为人“共同实施”,即非主观意思联络的共同,也非客观行为结合的共同,而是各行为人都实施了危险程度和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违法行为,这些行为虽然相互独立,但却并列发生。(3)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已造成损害后果。损害事实已经发生,且能够确定行为人实施的危险行为与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可能是部分行为人的原因导致实际的损害结果,而另一部分人虽然实施了危险行为,但客观上没有造成损害后果,是否系所有行为人的共同原因造成无法查明。(4)行为人不能够证明谁是真正的侵权人。在共同危险行为中,往往很难认定究竟是一人还是数人的行为实际造成损害结果,危险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是法律推定的因果关系,法律要求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是为了缓和受害人的举证困难,给受害人充分的救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条对共同危险行为予以明确,只有其中的一人或者数人能够证明谁是真正的加害人,即证明损害后果与何人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才能免责。在行为人无法举证证明谁是真正侵权人的情况下,应当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因果关系明确,现场发生闪爆导致张某身体严重受伤。
北京某公司、四川某公司提出“当夜没有施工、两处工地相距较远、物理隔离,不存在相互影响,”主张损害后果不是由其行为造成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并不能据此免责。尽管本案北京某公司和四川某公司对新疆某路桥公司出具的事故调查报告不予认可,认为事故具体责任不清,没有法定的《事故调查报告》确定二被上诉人的事故责任,并不等同于其即具备不予赔偿义务的法定理由,其责任无法明确查清的法律后果不能转嫁由受害人承担,对二被上诉人无责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
受害人有权向部分侵权人主张全部赔偿,无论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或者《民法典》第一百七十八条,受害人均可要求部分或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既然法律规定已明确,在连带责任中,权利人有权只向部分责任人提出主张,要求该部分责任人承担全部责任,本案中如共同危险责任人认为承担了超出自己应当承担的部分,可依据法律的规定另行主张自己的权利。
裁判要旨
由于民法和劳动法从人身损害和社会保险的角度对工伤事故加以规范,从而使工伤事故具有民事侵权赔偿和社会保险赔偿双重性质。基于此,工伤的劳动者就存在两个请求权:一个是基于工伤保险关系而享有的工伤保险待遇请求权,另一个是基于人身损害而享有的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二者不具有相互排斥性,生命健康权属于法律优先保护的法益,具有一定的优先性,在失去行政救济途径后,依法主张民事赔偿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无论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三条还是《民法典》第一百七十八条的规定,受害人有权向部分侵权人主张权利,可要求部分或所有的连带责任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8条、第1170条、第1171条、第1179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10条、第11条、第13条、第1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29条、第44条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2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83条、第84条(本案适用的是2014年12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80条、第81条)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9条、第19条、第32条
一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拉尔垦区人民法院(2022)兵0103民初6号民事判决(2022年3月31日)
二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中级人民法院(2022)兵01民终192号民事判决(2023年1月28日)
再审审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2023)兵民申452号民事裁定(2023年9月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王某诉某信用社劳务合同纠纷案
2023-16-2-139-001 · (2008)西民三初字第00107号 ·
民事劳务合同原告主体适格直接利害关系
裁判要旨:判断原告是否与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在立案审查阶段无须考量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否获得实体上的支持,仅需审查原告与诉争的民事权益是否具有直接关联,且符合其他起诉要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原告的起诉,允许其进入诉讼程序。在审理阶段则需要对原告主张的事实和理由是否成立作出实体判断,其中,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要件应判断原告是否为争议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亦或原告对争议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民事权益是否享有一定的管理权或者支配权,符合上述两种情形之一,即应认定原告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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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务合同/原告/主体适格/直接利害关系
基本案情
原告(上诉人、申诉人)王某(王某已于2022年2月25日死亡,王某的妻子张某某作为本案申诉人参加本案诉讼)申诉称:王某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在委托人某信用社与王某执业的某正律所签订具有风险代理性质的《委托代理合同》后,王某作为某正律所指派律师取得某信用社《授权委托书》,并积极从事委托代理事项,且垫付一定费用,最终使已经生效的申诉案件被人民法院裁定启动再审程序。在此过程中王某付出大量劳动,理应取得合理报酬,并且从权利义务的主体来看,王某虽不是《委托代理合同》的主体,但其为《委托代理合同》中权利义务的直接承受者和履行者,在王某获得《授权委托书》,已经履行主要受托诉讼事项、案件取得实质进展、其执业的某正律所被注销、其带案迁入新的某人律所执业情形下,某信用社作为委托人不再与王某新执业的某人律所续签委托代理合同,致使王某取得报酬的民事权益不能得以实现。故其请求法院判令:某信用社赔偿因其违约、解除合同给王某造成的损失187207.59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王某转所执业的某人律所于2008年6月30日提出《追加共同诉讼人申请书》,申请以共同原告参加本案诉讼。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关于王某是否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根据审判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的规定,原告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即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法律基础来源于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本案中,2000年5月22日某信用社(甲方)与某正律所(乙方)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该合同中明确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王某律师作为甲方与高邑县某燃料公司借款担保纠纷案申诉的代理人;乙方律师必须认真负责,竭力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王某持有某信用社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负责具体代理受托案件。首先,从社会公平角度看,王某接受委托后,积极从事了委托代理事项,且取得阶段性成果,其付出了劳动,应该取得报酬。其次,从权利义务的主体看,虽受律师执业制度设计的限制,但王某才是委托合同中权利的实际享有者,义务的直接承担者。某信用社是否依约履行《委托代理合同》,与王某是否能够继续代理案件、是否能获取代理费用休戚相关。因此,王某是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应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终审法院认为王某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属适用法律错误。
申诉人张某某申诉称,同意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某信用社答辩称:一、张某某不是本案适格原告。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某正律所接受某信用社委托后,指派王某律师作为代理人参与诉讼程序,说明与某信用社形成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的是某正律所,王某律师是某正律所指派参与的诉讼活动,王某律师直接向某信用社主张权利突破了合同相对性的基本原则,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支持。二、某人律所不是本案适格原告。(一)本案诉求的是违约解除合同后的损失问题,某信用社与某人律所没有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不存在合同关系不可能有违约问题,某人律所与本案毫无关系。(二)某正律所没有将《委托代理合同》收费的权利转让给某人律所,某信用社也没有同意某正律所将某信用社与某正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给某人律所,某人律所向某信用社主张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审上诉人(一审原告)某人律所陈述称:同意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5月22日某信用社与王某所执业的某正律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该合同约定:某正律所指派本所律师王某作为某信用社的代理人打某信用社与高邑某库担保高邑县某燃料公司借款担保纠纷一案的申诉官司。该案的诉讼标的是40.1082万元。2003年7月某正律所被河北省司法厅批准注销,王某转入某人律所。其间原被告双方向省人大提交了再审申请书,省人大给省法院发了转办函。在某正律所注销后,2004年7月省法院裁定中院再审该案。2004年某人律所拟定了补充协议,2005年1月10日某人律所向某信用社发出通知函要求继续履行原合同且签订补充协议,但该函及补充协议未得到某信用社认同。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于2008年11月17日作出(2008)西民三初字第00107号民事裁定,认为王某与某人律所均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二原告起诉的诉讼主体不适格,裁定驳回原告王某、某人律所的起诉。
王某、某人律所不服一审裁定,向二审法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判决某信用社因违约赔偿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并承担诉讼费用。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是因某信用社与某正律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而起,签订该合同的某正律所现已注销,某人律所要求代替某正律所行使诉权,因其不是《委托代理合同》的任何一方,不是《委托代理合同》的利害关系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故一审法院依法驳回某人律所的起诉,并无不妥。王某是《委托代理合同》的执行者,发生纠纷王某只能代表签订合同的某正律所提起诉讼,现以其个人名义起诉,其原告的主体资格不成立。原审法院以此为由,裁定驳回王某、某人律所提起诉讼,并无不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2月12日作出(2009)石民立终字第00058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王某、某人律所不服二审裁定,向检察机关申诉。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于2021年10月18日作出冀检民监[2020]13000000149号民事抗诉书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原申诉人王某于2022年2月25日死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通知王某的妻子张某等继承人参加本案诉讼,张某提交《参加诉讼申请书》,书面申请作为申诉人参加本案诉讼,其他继承人表示不再参加本案诉讼。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5日作出(2023)冀民再35号民事裁定:一、撤销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石民立终字第00058号民事裁定及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08)西民三初字第00107号民事裁定;二、指令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一审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以及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均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申诉人王某的起诉符合上述法律第二项至第四项的规定,判断王某是否为适格原告的关键,是其与本案是否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从本案事实分析,2000年5月22日,某信用社与某正律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其中第一条约定:“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王某律师作为甲方与高邑县某燃料公司借款担保纠纷案申诉的代理人”。王某虽不是《委托代理合同》的签约主体,但其持有某信用社于1998年12月17日所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该委托书明确载明王某为某信用社的诉讼代理人,委托书有效期自双方签订之日起至再审终止。按照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在王某向人民法院提供《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手续情形下,其有权代表某信用社进行民事诉讼。事实上,王某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书等方式,进行了相关诉讼活动,履行了代为诉讼的义务,付出了相应的劳动。按照《委托代理合同》之约定和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其对本案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中涉及的民事权益享有一定支配权,系该委托代理关系中民事义务的最终承担者和民事权利的实际享有者。在某信用社出具《授权委托书》、所代理的案件被人民法院裁定指令再审、某正律所被注销、王某提出签订补充协议等特殊情形之下,某信用社是否按照《委托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中关于委托期限等约定履行其义务,与王某能否继续代理案件并获取劳务报酬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王某提起诉讼并主张某信用社赔偿因违约、解除合同给其造成的损失,符合上述法律第一项“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规定。故,王某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在王某去世后,其配偶张某某申请参加诉讼,亦符合法律规定。原审以王某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具有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为由,裁定驳回其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裁判要旨
判断原告是否与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在立案审查阶段无须考量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否获得实体上的支持,仅需审查原告与诉争的民事权益是否具有直接关联,且符合其他起诉要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原告的起诉,允许其进入诉讼程序。在审理阶段则需要对原告主张的事实和理由是否成立作出实体判断,其中,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要件应判断原告是否为争议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亦或原告对争议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民事权益是否享有一定的管理权或者支配权,符合上述两种情形之一,即应认定原告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2条
一审: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2008)西民三初字第00107号民事裁定(2008年11月17日)
二审: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石民立终字第00058号民事裁定(2009年2月12日)
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冀民再35号民事裁定(2023年6月1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唐某诉重庆某工业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2023-16-2-186-002 · (2017)渝0115民初8399号 ·
民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实施前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计算年限
裁判要旨: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只要当时有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规定,用人单位就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若用人单位存在劳动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情形,除非劳动者是在试用期内解除合同,否则用人单位应支付自入职之日起至劳动合同法实施之日止的经济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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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实施前/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计算年限
基本案情
原告肖某诉称:肖某(再审申请人唐某之配偶,因肖某在再审审查期间死亡,故再审申请人由肖某变更为唐某)于1998年2月4日在重庆某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某集团公司)从事质检工作,该公司于2012年2月4日将肖某安排到其子公司重庆某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工业公司)依然从事质检工作。肖某与某工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为2012年2月4日至2015年2月3日,该合同约定将肖某在某集团公司的工作年限计入某工业公司。因某工业公司未依法给肖某缴纳社会保险费,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未支付高温津贴,且在肖某每天上班11小时的情况下,未足额支付加班工资,故肖某被迫于2017年7月31日向某工业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合同时间为2017年8月1日。肖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工业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4,400元,并由某集团公司承担连带付款责任。
某工业公司辩称,该公司与原告肖某于2012年2月4日签订劳动合同书,建立劳动关系。在此之前,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也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原告在2012年2月4日以前是否参加社会保险与被告某工业公司无关。从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之日起,被告按照社会保险法规定为原告肖某办理了包括失业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从未欠缴,且已足额支付了劳动报酬,没有给原告肖某造成损失。原告肖某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故不应支付其经济补偿金。
某集团公司辩称,其不应承担连带付款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肖某与唐某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一子,肖某于2019年7月19日死亡,唐某于2019年12月7日向法院递交《变更申请书》,要求将再审申请人肖某变更为唐某,二人之子向法院出具承诺书载明其放弃继承权。
1998年2月4日至2012年2月3日,肖某在某集团公司从事检验工作,后肖某被某集团公司安排在其子公司某工业公司继续从事检验工作。2012年2月4日,肖某(乙方)与某工业公司(甲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合同期限为三年,即2012年2月4日至2015年2月3日;工作岗位为从事检验工作;实行标准工时制度,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每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每周休息日为周六、周日。乙方在公司入职的时间是1998年2月。2015年2月4日,肖某与某工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2015年2月4日至2018年2月3日,月工资标准为1,250元,其他合同内容与2012年2月4日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一致。
肖某的工资支付方式是当月工资次月发放。某工业公司已足额支付了肖某自2016年1月至2017年6月期间的工资,肖某予以签字确认;对于2017年7月份的工资表,肖某未签字确认。该工资表显示:扣减绩效工资211元、缺勤扣减工资80元,实发工资1,568元。2017年9月27日,某工业公司支付肖某2017年7月份工资1,576元。2017年7月29日,肖某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未安排年休假且未支付年休假工资,未支付高温津贴等理由向某工业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该公司称收到了该通知。庭审中,肖某、某工业公司均认可解除劳动合同时间为2017年7月31日,肖某和某集团公司、某工业公司均确认肖某在解除劳动合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为每月2,720元。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7日作出(2017)渝0115民初8399号民事判决:一、某工业公司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支付肖某经济补偿金27,200元;二、驳回肖某对某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三、驳回肖某的其他诉讼请求。肖某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3月5日作出(2019)渝01民终56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肖某不服,申请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审后作出(2020)渝民再92号民事判决:一、撤销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1民终564号及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5民初8399号民事判决;二、某工业公司支付唐某经济补偿金53,040元;三、驳回唐某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是肖某要求某工业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原审法院已经确认某工业公司存在未足额支付肖某工资、未休年休假工资情形,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某工业公司应当支付解除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对于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双方并无异议,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即自肖某入职的1998年2月至2008年1月1日前某工业公司应否支付经济补偿金的问题。
第一,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施行之日存续的劳动合同在本法施行后解除或者终止,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经济补偿年限自本法施行之日起计算;本法施行前按照当时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按照当时有关规定执行”。依照该规定,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只要当时有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规定,用人单位就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一)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二)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三)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四)解除劳动合同后,未依照本法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按照该规定,用人单位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用人单位要支付经济补偿金。
第三,1995年8月4日劳动部发出了《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1995〕309号),该意见第40条规定:“劳动者依据劳动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但应按照劳动者的实际工作天数支付工资。”劳动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内的。”按照该条规定,劳动者只要不是在试用期内解除合同,用人单位即应支付经济补偿金。
综上,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劳动者因用人单位拖欠劳动报酬而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支付经济补偿金。原二审判决未支持肖某1998年2月起至2008年1月1日止的经济补偿金系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
裁判要旨
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只要当时有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规定,用人单位就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若用人单位存在劳动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情形,除非劳动者是在试用期内解除合同,否则用人单位应支付自入职之日起至劳动合同法实施之日止的经济补偿金。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2条、第9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46条、第47条、第97条
一审: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院(2017)渝0115民初8399号民事判决(2018年12月7日)
二审: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渝01民终564号民事判决(2019年3月5日)
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渝民再92号民事判决(2021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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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某某诉重庆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案
2023-16-2-186-003 · (2014)万法民初字第01627号 ·
民事劳动合同违法解除赔偿金劳动者入职之日连续计算
裁判要旨: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已经成立并存续至实施后的劳动合同关系,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应自实际用工之日(入职之日)起向劳动者支付二倍赔偿金,不应对该法实施前后的赔偿金进行分段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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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合同/违法解除/赔偿金/劳动者/入职之日/连续计算
基本案情
杨某某以重庆某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起诉请求:1.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2,447元;2.支付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工资13,800元;3.支付住院伙食补助费120元;4.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5,301元;5.支付护理费4,560元;6.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20428.20元;7.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15,132元;8.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4,047元;9.支付失业赔偿金11,025元。
重庆某公司辩称,双方系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其也愿意支付经济补偿,不是违法解除。杨某某主张的失业保险待遇请求没有经过仲裁前置程序,不是人民法院受案范围。重庆某公司每月支付的工资高于最低工资,不存在支付最低工资差额的问题。杨某某住院只有15天,其主张的护理费标准过高。重庆某公司为杨某某缴纳了工伤保险,对于住院伙食补助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工伤医疗补助金等应由社保机构支付。杨某某主张的停工留薪期工资过高,停工留薪期也不到两个月。综上,请法院依法判决。
法院经审理查明,杨某某于1993年9月20日到重庆某公司从事炊事员工作。2012年1月1日,杨某某与重庆某公司签订了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2012年11月26日,杨某某打扫食堂卫生时从梯子摔下受伤,被认定为工伤,经鉴定伤残等级为9级。2013年11月28日,重庆某公司向杨某某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内容为:“经公司董事会研究,为节约成本,减少开支,对后勤人员裁员,特通知杨某某,解除你与我公司于2012年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请你接通知后来我公司办理交接手续。”后重庆某公司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并欲按1,610.85元的工资标准支付12个月经济补偿。杨某某不服,经申请仲裁后向法院提起诉讼。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日作出(2014)万法民初字第01627号民事判决:一、由重庆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杨某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72,447元;二、由重庆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杨某某住院伙食补助费120元;三、由重庆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杨某某停工留薪期工资3,980元;四、由重庆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杨某某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8,018元;五、由重庆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杨某某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15,132元;六、由重庆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杨某某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4,047元;七、由重庆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杨某某护理费1,200元。宣判后,双方未上诉,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重庆某公司申请再审。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3日作出(2015)渝二中法民提字第00009号民事判决:维持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4)万法民初字第01627号民事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重庆某公司以节约成本、减少开支为由提前解除杨某某劳动合同,不符合法律可以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再审中重庆某公司称其解除劳动合同的事由为杨某某不适合原工种。虽然杨某某因工受伤经鉴定为九级伤残,但不会当然导致其无法从事原工作。即使杨某某不能胜任原工作,重庆某公司也未能根据相关程序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关系。重庆某公司作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系单方解除与杨某某的劳动合同,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按照规定事先已将解除理由通知工会。重庆某公司称双方系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重庆某公司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旨在通过提高用人单位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从立法目的、条文的本意,均应解释为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应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应从用工之日起计算。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只规定了经济补偿金的分段计算,并未规定赔偿金亦应分段计算。重庆某公司据以主张的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三款规定,该法条规定的是该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经济补偿金,但重庆某公司向杨某某支付赔偿金的事由并不符合该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且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是用人单位无错性解除或终止合同,而重庆某公司系违法解除,属用人单位有过错性解除劳动合同,相对于无过错性的经济补偿,用人单位应对劳动者予以更高的赔偿。本案并不涉及“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适用,重庆某公司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发生在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实施后,该行为当然适用劳动合同法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而不是分段适用劳动合同法施行前的相关法律、法规。故重庆某公司主张二倍赔偿金分段计算的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要旨
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已经成立并存续至实施后的劳动合同关系,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应自实际用工之日(入职之日)起向劳动者支付二倍赔偿金,不应对该法实施前后的赔偿金进行分段计算。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87条
一审: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4)万法民初字第01627号民事判决(2014年4月2日)
再审: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渝二中法民提字第00009号民事判决(2015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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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某诉某劳务派遣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
2023-16-2-490-001 · (2010)自流民一初字第1266号 ·
民事确认劳动关系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提供证据
裁判要旨:劳动者已提供证人证言、出勤记录、施工记录等证据证明存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相反证据的,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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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确认劳动关系/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提供证据
基本案情
原告廖某诉称:2009年4月,原告进入被告某劳务派遣公司承建的某宾馆改造项目(一期工程)从事木工工作,未签订劳动合同。2009年6月15日,原告在下班途中驾驶摩托车并搭乘同在该工地上班的妻子,与一轿车相撞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原告廖某就与被告某劳务派遣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问题,于2010年4月向劳动部门申请仲裁,劳动部门作出的仲裁裁决书与客观事实不符。原告诉请人民法院确认原告自2009年4月至2009年6月15日(原告受伤时)期间与被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被告某劳务派遣公司辩称,原、被告之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初,中铁某公司承建某宾馆改造项目(一期工程)。2008年12月22日,中铁某公司与某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劳务承包合同》,约定由某劳务派遣公司承包“某宾馆改造项目(一期工程)1号楼的模板制作安装工程(其具体施工范围以甲方根据现场实际安排的施工范围为准)”,该合同劳务定于2008年12月28日开始,2009年1月21日结束。2009年3月15日,双方又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签订《劳务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二),约定由某劳务派遣公司承包“某宾馆改造项目(一期工程)3、4、5号楼的模板制作安装工程及1、2、3、4、5号楼的垂直封闭脚手架工程”,该合同劳务定于2009年3月25日开始,2009年5月25日结束。2009年4月,廖某到该宾馆从事3、4、5号楼的模板加工制作工作。2009年6月15日18时40分,廖某驾驶二轮摩托车与一轿车相撞,致廖某受伤。2009年12月16日,廖某向自贡市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其与中铁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自贡市仲裁委于2010年3月2日裁决廖某与中铁某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后廖某于2010年5月5日又向自贡市仲裁委申诉,自贡市仲裁委于2010年7月22日作出自劳仲案字〔2010〕第210号仲裁裁决,裁决廖某与某劳务派遣公司在2009年4月至2009年5月25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后廖某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一、二审期间,某劳务派遣公司均未向法院提交2009年3月15日《劳务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二)实际履行情况的证据。
自贡市自流井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16日作出(2010)自流民一初字第1266号民事判决:廖某在2009年6月15日发生交通事故时与某劳务派遣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宣判后,廖某以自贡市仲裁委裁决廖某与某劳务派遣公司在2009年4月至2009年5月25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实际工期至2009年7月31日才基本完工以及廖某工作卡、证人证言、出勤记录、施工记录、监理施工记录能相互印证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为由,提起上诉。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19日作出(2011)自民一终字第53号民事判决:一、撤销自贡市自流井区人民法院(2010)自流民一初字第1266号民事判决;二、廖某与某劳务派遣公司自2009年4月至2009年6月15日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2009年4月,廖某到某劳务派遣公司承包的某宾馆改造项目工程从事3、4、5号楼模板加工制作工作,虽然某劳务派遣公司与中铁某公司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二)约定,某劳务派遣公司改造项目工程工期至2009年5月25日结束,但廖某提供的证人证言、出勤记录、施工记录等证据证明该工程在2009年6月15日尚未竣工,某劳务派遣公司应就其与中铁某公司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二)的履行情况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某劳务派遣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工程系在其与中铁某公司签订的《劳务承包合同补充协议》(二)中约定的工期内竣工,故某劳务派遣公司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关于“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应认定廖某与某劳务派遣公司之间自2009年4月至2009年6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不当,予以纠正。廖某的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劳动者已提供证人证言、出勤记录、施工记录等证据证明存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相反证据的,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5条(本案适用的是2002年4月1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
一审:自贡市自流井区人民法院(2010)自流民一初字第1266号民事判决(2010年11月16日)
二审: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自民一终字第53号民事判决(2011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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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某某诉某出版社劳动争议纠纷案
2023-16-2-490-002 · (2002)东民初字第3023号 ·
民事劳动争议人事争议受案范围事业单位转企
裁判要旨:1.人事争议纠纷解决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与司法程序接轨后,人事争议案件受案范围、程序亦有明确规范,判断一个案件是劳动争议还是人事争议,应结合当事人的诉求及案件客观情况进行。 2.事业单位转企后,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聘用合同或劳动合同的纠纷宜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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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人事争议/受案范围/事业单位转企
基本案情
原告某出版社以董某某已辞职,双方已解除人事关系,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为由起诉请求:确认董某某1989年辞职行为有效,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董某某辩称,某出版社至今没有向其送达解除劳动关系的书面决定,档案仍在该社,故同意劳动仲裁裁决,不同意某出版社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原为国家新闻出版署所属的事业单位。某出版社于1998年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实行自收自支,独立核算。2002年1月9日,某出版社同时取得《事业单位法人证书》。2009年2月24日,某出版社注销《事业单位法人证书》。2011年2月18日,某出版社名称变更为某出版公司。
董某某自1975年开始在某出版社工作,1989年2月,董某某以借调形式至海南某公司工作,借聘期为三年。1989年8月4日,董某某向某出版社递交了辞职报告,在报告中表示想获得高级职称证明。同年,某出版社负责人在该辞职报告上批示人事部门按规定办理。董某某主张自己在提交辞职报告后,时隔几日又分别给社长和人事处打电话,表示自己不辞职了。1990年1月,某出版社给董某某开具了高级职称证明。时隔6年后,董某某于1996年找到某出版社,要求安排工作。某出版社以董某某已于1989年辞职为由未给董某某安排工作。此后,董某某一直向某出版社的上级机构某出版总社反映情况。2001年1月,某出版总社出具书面意见,同意某出版社对董某某辞职一事的处理。随后,董某某于2001年2月向人事部人事仲裁公正厅仲裁办公室提交了仲裁申请书,因得知某出版社已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董某某撤回上述仲裁申请。2002年3月,董某某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撤销《关于董某某同志辞职的处理意见》,恢复与某出版社的劳动关系。仲裁机构支持了董某某的申诉请求,裁决维持某出版社与董某某之间的劳动关系。某出版社不服而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董某某1989年辞职行为有效,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02年9月20日作出(2002)东民初字第3023号民事判决:一、确认董某某于一九八九年八月四日已从某出版社辞职,某出版社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董某某人民币一万四千八百零七元整。二、驳回董某某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董某某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12月13日作出(2002)二中民终字第966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董某某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就本案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6日作出(2015)二中民再终字第09289号民事判决,维持该院(2002)二中民终字第9666号民事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本案是否为劳动争议纠纷,二是董某某的辞职行为是否成立。
关于本案是否为劳动争议纠纷的问题。根据某出版社提交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与事业单位法人证书,1998年至2009年期间,某出版社性质上应属于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组织。根据《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组织与职工发生劳动争议有关问题的复函》的规定,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组织的全体职工应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与所在单位通过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本案中,董某某的仲裁请求是维持与某出版社的劳动关系,某出版社起诉要求确认董某某于1989年已经辞职。某出版社与董某某之间的纠纷从1989年递交辞职报告起至2002年申请劳动仲裁,时间跨度较长,加之1998年某出版社开始实行企业化管理,本案涉及人事关系与劳动关系的衔接和变更问题。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8月27日下发《人事争议司法解释》首次将部分人事争议纳入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本案董某某申请仲裁、某出版社起诉的时间为2002年,结合当时的法律政策,双方无法就人事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且本案二审终审后,董某某于2005年、2007年两次向相关部门申请人事仲裁,但均未被受理。综合某出版社性质变更情况及本案纠纷发生的背景,原审以劳动争议纠纷受理并作出判决并无不妥。
关于董某某的辞职行为是否成立的问题。1990年9月8日,人事部发布《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辞职暂行规定》,对事业单位人员辞职的流程作出具体规定,该规定自发布之日起试行。董某某于1989年8月4日递交辞职报告,某出版社未能及时办理辞职手续。因《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辞职暂行规定》实施于1990年9月8日,并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故董某某主张某出版社违反人事部相关规定,依据不足。本案中,董某某于1989年8月4日向某出版社递交书面辞职报告并由时任社长批示按规定办理。董某某虽主张撤回辞职继续借调,但未能提交确实充分的依据,同时结合3年借调期满后,董某某长期未和某出版社联系的实际情况,可以认为董某某的辞职行为已经生效。
裁判要旨
1.人事争议纠纷解决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与司法程序接轨后,人事争议案件受案范围、程序亦有明确规范,判断一个案件是劳动争议还是人事争议,应结合当事人的诉求及案件客观情况进行。
2.事业单位转企后,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聘用合同或劳动合同的纠纷宜作为劳动争议案件受理。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
一审: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02)东民初字第3023号民事判决(2002年9月20日)
二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2)二中民终字第9666号民事判决(2002年12月13日)
再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二中民再终字第09289号民事判决(2015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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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某甲等诉浙江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
2023-16-2-490-003 · (2016)豫0882民初5号 ·
民事劳动争议工伤保险赔偿侵权赔偿第三人侵权和工伤保险责任竞合
裁判要旨:1.劳动者发生交通事故因工死亡的,产生第三人侵权和工伤保险责任竞合,受害人亲属有权分别起诉,既有权向侵权第三人请求民事损害赔偿,也有权向用人单位请求工伤保险赔偿。 2.劳动者一方因第三人侵权已经获得赔偿的,受害人亲属起诉用人单位要求赔偿工伤保险款项时,其已获得的第三人侵权赔偿不应从用人单位应赔付的工伤保险中予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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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工伤保险赔偿/侵权赔偿/第三人侵权和工伤保险责任竞合
基本案情
原告蒋某甲、邓某某、田某、蒋某丙以蒋某乙因公死亡为由,就其工亡保险待遇起诉请求:判令浙江某公司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76880元、丧葬补助金19860元、供养亲属抚恤金202572元,共计799312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浙江某公司承建了沁阳市锦绣江南三期工程、南阳市唐河县和谐广场工程,李某分包了两工地的部分工程。2013年6月,李某招用蒋某乙等人在其分包的工地干活。李某没有建筑资质和劳务资质。2013年10月6日,李某带领蒋某乙等人到南阳市唐河县和谐广场工地干活。10月7日凌晨3时24分左右,李某驾车带领蒋某乙等人返回沁阳市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蒋某乙经“120”现场抢救无效死亡。2013年12月25日,南召县人民检察院以李某犯交通肇事罪向南召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法院审理过程中,蒋某甲、邓某某、田某、蒋某丙向南召县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经南召县人民法院调解,李某赔偿四原告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损失共计28万元。2014年4月10日,四原告向沁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认定蒋某乙与被告浙江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014年7月2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沁劳仲案字[2014]第14号仲裁裁决书,裁定确认蒋某乙与浙江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2014年9月22日,田某向温州市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蒋某乙的工伤认定申请。2014年10月31日,该人社局作出温鹿人社认字[2014]143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蒋某乙属于因工死亡。2015年5月5日,四原告向沁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工伤保险待遇。2015年5月5日,该仲裁委作出沁劳人仲案字[2015]2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称因蒋某乙《认定工伤决定书》由温州市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根据属地管理原则,沁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2016年1月4日,四原告就蒋某乙的工亡保险待遇向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田某与蒋某乙系夫妻关系,两人生育一女蒋某丙,原告田某、蒋某丙与蒋某乙的经常居住地在沁阳市。原告蒋某甲、邓某某系蒋某乙父母,二人生育三个儿子,分别是蒋某丁、蒋某戊、蒋某乙,原告蒋某甲、邓某某的经常居住地在重庆市永川区。2014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844元,2014年焦作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9717元。
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15日作出(2016)豫0882民初5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浙江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蒋某甲、邓某某、田某、蒋某丙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共计388231元。二、驳回原告蒋某甲、邓某某、田某、蒋某丙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发生法效力。之后,蒋某甲、邓某某、田某、蒋某丙向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7年6月29日作出(2017)豫08民再31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2016)豫0882民初5号民事判决;二、浙江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蒋某甲、邓某某、田某、蒋某丙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共计781613元;三、驳回蒋某甲、邓某某、田某、蒋某丙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四再审申请人因蒋某乙的死亡有权获得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供养亲属抚恤金。再审诉讼中,浙江某公司对原审判决计算的丧葬补助金19860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76880元、蒋某丙的抚恤金71491元均无异议,故再审予以确认。关于蒋某甲、邓某某的抚恤金,四再审申请人请求按照焦作地区2013年度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37794元的30%计算五年,要求支付113382元;因蒋某乙对其父母负有扶养义务,且蒋某乙死亡时,其父母均已超过70周岁,已丧失劳动能力;故浙江某公司除了应向再审申请人蒋某甲、邓某某、田某、蒋某丙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576880元、丧葬补助金19860元、蒋某丙抚恤金71491元之外,还应支付蒋某甲、邓某某二人的抚恤金113382元,以上合计781613元。(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三款规定:“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导致工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讼为由,拒绝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第三人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除外。”因此,四再审申请人有权对侵权人提起民事诉讼,也有权要求浙江某公司赔偿工伤保险待遇。四再审申请人从李某处获得的赔偿款28万元,不应从浙江某公司的工伤保险赔偿中扣除。
裁判要旨
1.劳动者发生交通事故因工死亡的,产生第三人侵权和工伤保险责任竞合,受害人亲属有权分别起诉,既有权向侵权第三人请求民事损害赔偿,也有权向用人单位请求工伤保险赔偿。
2.劳动者一方因第三人侵权已经获得赔偿的,受害人亲属起诉用人单位要求赔偿工伤保险款项时,其已获得的第三人侵权赔偿不应从用人单位应赔付的工伤保险中予以扣除。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4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
一审: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2016)豫0882民初5号民事判决(2016年6月15日)
再审: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8民再31号民事判决(2017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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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某景诉新疆某建设公司劳动争议案
2023-16-2-490-004 · (2021)兵0401民初794号 ·
民事劳动争议违法转包分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
裁判要旨:建设单位将工程发包给承包人,承包人又非法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给实际施工人,实际施工人招用的劳动者请求确认与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不予支持。通常情况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职工工伤,应以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在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情况下,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即使不存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也会成为工伤保险责任的承担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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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违法转包/分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
基本案情
薛某景以在新疆某建设公司承包工地工作并受伤为由起诉请求:1.判令新疆某建设公司与薛某景解除劳动关系;2.新疆某建设公司支付薛某景工资3000元、垫付的工资4600元、垫付的吊篮运费1200元,合计8800元;3.2019年8月3日至解除劳动关系的3个月经济补偿21750元(500元/天×21.75天/月×2个月);4.薛某景垫付的暂按医疗费7960.36元的25%的赔偿费用5608.75元;5.补缴薛某景2019年8月3日至今的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以及期间利息;6.住院期间的医疗费7960.36元、轮椅费550元、伙食补助费5273.5元,交通费200元、合计13983.86元;7.停工留薪期间的原工资待遇164625元(15个月×500元/天×21.75天/月×2个月+3天×500元/天);8.陪护费用5803元(5738元+21.75元/月×22天);9.一次性伤残补助金59372元(11个月×5392元/月);10.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暂按45904元(8个月×5738元/月)、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暂按103284元(18个月×5738元/月),新标准颁布后庭审时确定为准;11.依法驳回新疆某建设公司要求薛某景返还费用的请求;12.新疆某建设公司承担诉讼费。
诉讼中,薛某景自愿放弃第二、三项诉讼请求,分别变更诉讼请求为第四项医疗费10000元、第六项医疗费10023.5元、第九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19652元、第十项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52248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117557元。
新疆某建设公司提出反诉请求:1.薛某景返还新疆某建设公司垫付的各项费用37507.01元;2.反诉费用由薛某景承担。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8月5日,薛某景与新疆某建设公司项目经理宋某国签订《外墙外保温一体板施工合同》,约定由薛某景分包新疆某建设公司承建的昭苏垦区公安局业务用房及办证大厅的墙面打底,墙面排版放线、线条金属龙骨制作安装、粘贴10CM岩棉一体板、撕保护膜、打胶、板面清理、电动吊篮租赁运输等工程,承包方式为“清包人工费”。
2019年8月8日,薛某景在工地被吊篮砸伤,送往昭苏县人民医院治疗,新疆某建设公司垫付急诊费用5550.31元(含救护车费用)。当日下午被送往兵团四师医院住院治疗,经医院诊断造成薛某景右侧肋骨骨折、右侧血气胸、创伤性湿肺、右侧横突骨折、骨盆骨折、膀胱破裂、肠系膜破裂、左胫腓骨开放性骨折、阴囊血肿受损。经兵团四师医院救治,薛某景逐渐康复出院。其于2019年8月9日-2019年10月14日期间因骨折住院治疗66天,支出治疗费用243741.14元;于2019年10月14日-2020年1月20日期间因关节脱位、骨折等原因住院治疗98天、支出治疗费用39709.69元;于2020年6月4日-2020年6月12日因肺炎等原因治疗8天,支出治疗费用及2020年6月18日体检费用合计9565.77元;于2020年7月7日-2020年7月14日因肺炎等原因治疗7天,支出治疗费用10643.06元;于2020年7月28日-2020年8月4日期间因尿道等原因治疗7天,支出医疗费3135.47元和救护车费用120元;于2020年9月27日-2020年10月10日期间因骨折等原因住院治疗13天,支出治疗费用12016.05元;
2020年7月10日,薛某景的伤情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受伤害部位为:1.右侧2-11肋骨骨折;2.右侧血气胸;3.创伤性湿肺;4.T8-9右侧横突;5.L1-5右侧横突;6.盆骨骨折;7.膀胱破裂;8.肠系膜破裂;9.右胫腓骨开放性骨折;10.阴囊血肿。
新疆某建设公司给薛某景购买人血白蛋白24480元、养老院费用21210元、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6010元、房租费、生活费11500元、自购药品529.2元、超市购买日用品、卫生用品、食品共计1025.6元、被褥费用300元、肢具费用1900元、护工费用54870元。
2020年12月14日,经第四师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工伤保险待遇审核,其中包含2019年8月8日-2019年8月9日昭苏县人民医院急诊费用5550.31元(含救护车费用),2019年8月9日-2019年10月14日治疗费用243741.14元、2019年10月14日-2020年1月20日住院治疗费用39709.69元、2020年6月4日-2020年6月12日住院治疗费用及2020年6月18日体检费用两项合计9565.77元、2020年7月7日-2020年7月14日住院治疗费用10643.06元、2020年9月27日-2020年10月10日住院治疗费用12016.05元,以上共计321226.02元,第四师社保经办机构给薛某景报销了工伤医疗费288171.01元、伙食费3458元,共计291629.01元。
2021年1月4日,薛某景的伤情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四师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认定薛某景的工伤级别为八级伤残。
2021年1月14日,薛某景就要求新疆某建设公司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143000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赔偿金103284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45904元、停工留薪期工资195283元、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4975元、交通费2300元、护理费86141元、住院医疗费10579.65元向第四师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2021年5月9日作出的四师人劳仲案字[2021]第2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新疆某建设公司于裁决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薛某景的停工留薪期工资32352元、支付住院期间护理人员工资45615元、两项合计77967元;二、新疆某建设公司应于裁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协助薛某景办理在第四师社保经办机构办理按工伤待遇核定金额领取一次性工伤伤残补助金待遇;三、薛某景应于裁决生效后一个月内返还新疆某建设公司117062.83元;四、驳回薛某景的其他申诉请求。薛某景不服该裁决,于2021年5月2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201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64705元(5392元/月)。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霍城垦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25日作出(2021)兵0401民初794号民事判决:一、新疆某建设公司支付薛某景停工留薪期工资32352元、住院期间的护理费用45615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97056元,扣减新疆某建设公司已支付的护理费54870元、养老院费用36102.6元、非因工伤产生的医疗费用24225.23元后,新疆某建设公司还应向薛某景支付59825.17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付清;二、驳回薛某景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新疆某建设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宣判后,薛某景不服提起上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12日作出(2022)兵04民终16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薛某景不服申请再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于2023年11月13日作出(2023)兵民申938号民事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薛某景与新疆某建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2.薛某景上诉主张的各项费用是否成立;3.薛某景是否应返还新疆某建设公司垫付的相关费用。
关于焦点一薛某景与新疆某建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根据上述规定,通常情况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职工工伤,应以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在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情况下,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即使不存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也会成为工伤保险责任的承担主体。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与是否形成劳动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承担了用工主体责任的组织与个人不必然形成劳动关系。本案中,新疆某建设公司将承建的涉案工程中的部分工程中劳务部分发包给薛某景,双方之间是施工合同关系。双方之间不具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更没有人身依附性,一审判决认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新疆某建设公司虽与薛某景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对薛某景受伤依法承担用工主体责任。薛某景以认定工伤的前提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为由,要求解除双方劳动关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二薛某景上诉主张的各项费用是否成立的问题。新疆某建设公司为涉案工程项目投保了建设施工项目工伤保险,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也认定薛某景为工伤,故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薛某景因工伤住院所产生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一次性工伤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属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项目,薛某景向新疆某建设公司主张上述费用依据不足,不予支持,薛某景虽与新疆某建设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新疆某建设公司对薛某景受伤依法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应当支付薛某景停工留薪期工资32352元、住院期间的护理费用45615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97056元。一审法院对上述三项费用认定的标准及金额说理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薛某景上诉主张的各项费用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薛某景是否应返还新疆某建设公司垫付的相关费用的问题。二审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薛某景受伤后,新疆某建设公司为薛某景垫付了医疗费用、住院伙食补助费。后经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核定,薛某景于2020年6月4日至12日、7月7日至14日的两次住院,属于非因工伤住院,对这两次住院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未予核定报销。因新疆某建设公司已先行垫付了薛某景这两次住院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一审判决薛某景返还上述费用24225.23元并无不当。新疆某建设公司已先行支付的护理费54870元应予扣减;新疆某建设公司还支付了薛某景的养老院费用、房租费、生活费等费用,其中36102.6元费用新疆某建设公司承担无法律依据,应予扣减。综上,薛某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裁判要旨
建设单位将工程发包给承包人,承包人又非法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给实际施工人,实际施工人招用的劳动者请求确认与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不予支持。通常情况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职工工伤,应以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但在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情况下,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即使不存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也会成为工伤保险责任的承担主体。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
一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霍城垦区人民法院(2021)兵0401民初794号民事判决(2022年5月25日)
二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中级人民法院(2022)兵04民终162号民事判决(2022年12月12日)
再审审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2023)兵民申938号民事裁定(2023年11月13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杨某诉某科技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
2023-16-2-490-005 · (2016)粤1972民初10075号 ·
民事劳动争议违法解除医疗期病假工资医疗补助费医疗保险差额
裁判要旨:1.残疾人劳动者医疗期内的合法权益应依法保护。用人单位在医疗期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已支付赔偿金,劳动者主张医疗期内的病假工资及医疗补助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劳动者自行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并主张用人单位补足医疗费报销差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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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违法解除/医疗期/病假工资/医疗补助费/医疗保险差额
基本案情
杨某于2009年11月27日进入某科技公司工作,担任清洁工一职。双方未签劳动合同,某科技公司也未为杨某参加社会保险,杨某于2013年1月起在河南省南阳市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杨某患病前的月平均工资为2801.67元/月。2015年6月29日,杨某称因膝盖疾病导致下肢瘫痪,向科技公司请假至同年7月20日。因需住院治疗,2015年7月18日杨某向部门主管发短信请求继续请假,科技公司确认收到短信,并于同年7月24日以杨某“自离”为由解除劳动关系。杨某自2015年7月8日至2016年2月16日在东莞市人民医院等多个医疗机构治疗,产生医疗费共计65632.08元。双方确认杨某上班至2015年6月28日。
杨某曾向某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某仲裁庭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裁决:确认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某科技公司支付杨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3620.04元、2015年6月29日至2015年7月24日期间病假工资1047元等,驳回杨某其他请求。
杨某诉至法院,请求:某科技公司支付杨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9223.38元、2015年6月29日至2016年5月30日期间的病假工资30908.37元、不低于九个月医疗补助费25215.03元及医疗费用等。
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粤1972民初10075号民事判决:一、确认杨某与某科技公司之间劳动关系已经解除;……四、限某科技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杨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3620.04元;五、限某科技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杨某支付2015年6月29日至2015年7月24日期间病假工资1047元;六、驳回杨某其他诉讼请求。杨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4日作出(2017)粤19民终313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判决生效后,杨某向检察机关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以杨某主张的医疗期内病假工资及医疗补助费应予支持,终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广东高院提出抗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本案并于2021年5月10日作出(2020)粤民再330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9民终3131号民事判决和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6)粤1972民初10075号民事判决第六项;二、维持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6)粤1972民初10075号民事判决第一、二、三、四项;三、变更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6)粤1972民初10075号民事判决第五项为:限某科技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杨某支付2015年6月29日至2016年3月28日期间病假工资10872元;四、限某科技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杨某支付医疗补助费16810.02元及鉴定费用2212元;五、限某科技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杨某支付医疗费报销差额损失9954.77元;六、驳回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综合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和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再审的主要争议是:一、杨某主张的2015年7月24日以后剩余医疗期内的病假工资是否应予支持;二、杨某主张的医疗补助费等是否应予支持;三、杨某主张的医疗保险报销差额是否应予支持。
一、关于杨某主张的2015年7月24日以后剩余医疗期内的病假工资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劳动合同法并未明确用人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后是否还需支付病假工资。首先,病假工资属于劳动者保护性给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属于惩罚性的法律责任。其次,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等规定,病假工资是劳动者应当获得的工资待遇,用人单位在医疗期内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病假工资,劳动合同合法终止的情况下,劳动者尚可获得病假工资,对于用人单位在医疗期内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导致劳动合同提前终止的,用人单位亦应对劳动者因此丧失的病假工资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企业职工因病或非因公负伤医疗期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杨某享有九个月的医疗期,再审改判某科技公司向杨某支付2015年6月29日至2016年3月28日共九个月的医疗期内病假工资10872元。
二、关于杨某主张的医疗补助费等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劳动合同法对于医疗补助费并无相关规定,该项费用是为保障劳动者继续治疗疾病而赋予单位的一项社会责任和法定责任。司法实践中,适用医疗补助费的情形主要是劳动合同解除时或者劳动合同终止时。依照现有的关于适用医疗补助费的规定,用人单位在无过错解除劳动关系以及劳动合同期满终止的情况下尚需支付医疗补助费,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原则,在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亦不应免除其支付医疗补助费的责任。且赔偿金与医疗补助费的性质和功能不同,现有法律规定亦未明确赔偿金可覆盖医疗补助费。结合杨某患病的具体情况及大部分劳动能力丧失的司法鉴定意见,再审改判酌定某科技公司向杨某支付相当于六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
三、关于杨某主张的医疗保险报销差额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依照社会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等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医疗保险,缴纳医疗保险费,否则用人单位应向劳动者赔偿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而遭受的损失。杨某主张的本可在东莞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其已享受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之间的报销差额,属于因某科技公司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所遭受的损失,再审予以支持。再审经向广东省某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调查并经该中心核算,改判某科技公司向杨某补足两种类型医疗保险报销差额损失9954.77元。
裁判要旨
1.残疾人劳动者医疗期内的合法权益应依法保护。用人单位在医疗期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已支付赔偿金,劳动者主张医疗期内的病假工资及医疗补助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用人单位未为劳动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劳动者自行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并主张用人单位补足医疗费报销差额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2条、第45条、第47条、第48条、第8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23条第1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1条
《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24条
一审: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6)粤1972民初10075号民事判决(2016年12月21日)
二审: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粤19民终3131号民事判决(2018年1月4日)
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粤民再330号民事判决(2021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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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县某物流公司诉王某劳动争议案
2023-16-2-490-006 · (2018)冀0223民初862号 ·
民事劳动争议劳动关系事实挂靠
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宗旨在于更加有效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非改变认定劳动关系存在的实质要件,也不能作为反向推定劳动者与被挂靠企业存在劳动关系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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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劳动关系/事实/挂靠
基本案情
原告滦县某物流公司诉称,其和第三人张某之间是车辆买卖合同关系,车辆登记在其名下但实际使用者是第三人。第三人在营运过程中雇佣了王某,王某由第三人管理、发放劳动报酬等,滦县某物流公司和王某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请求法院依法确认滦县某物流公司和王某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被告王某辩称,第三人张某租赁滦县某物流公司车辆,以滦县某物流公司的名义从事道路运输,对于张某招聘的王某所受伤害,应当由滦县某物流公司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应判决滦县某物流公司和王某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法院经审理查明,滦县某物流公司于2013年9月25日成立,经营范围为普通货运、普通货物装卸、仓储服务;九座以上商用车、卸货车、农机车销售。2015年9月1日,第三人张某的父亲张某某与滦县某物流公司签订车辆租赁协议,张某某租赁滦县某物流公司的21台车辆,包括冀BU44**号车辆。合同约定:1、租赁方法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由张某某承担该21辆车日后需交由庞大汽贸的全部月租;2、双方约定:月租交清后,经见证人同意,张某某对租赁物拥有100%的股权,有权对租赁物进行处置。在未交清月租之前,租赁物所有权归滦县某物流公司方所有;3、权利与义务: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张某某负责对车辆进行维修、保养、加气,并交纳月租及保险,在租赁物期间所有的债权、债务、事故及责任全部由张某某负责,滦县某物流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滦县某物流公司负责为张某某提供车辆出车前的所有相关手续。王某于2016年11月经人介绍认识了第三人张某,并由张某安排其成为冀BU44**号重型自卸货车的司机,从事运输工作,由第三人张某为王某发放劳动报酬并负责对王某的日常工作进行管理。王某在事故发生前不知道滦县某物流公司。第三人张某不是滦县某物流公司的工作人员。2016年12月2日3时,王某驾驶冀BU44**号重型自卸货车与他人相撞,造成王某受伤。滦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作出滦劳人仲案【2017】147号仲裁裁决书,认为滦县某物流公司是依法成立的用人单位,滦县某物流公司将车辆租赁给自然人张某,张某以滦县某物流公司的名义对外从事经营活动,王某平时受张某管理,从事其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应认定为张某招用的劳动者,认定滦县某物流公司应依法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王某在受伤时与滦县某物流公司之间事实劳动关系成立,裁定确认王某与滦县某物流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滦县某物流公司不服该仲裁裁决,遂向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河北省滦县人民法院2018年4月11日作出(2018)冀0223民初862号民事判决:滦县某物流公司与王某之间事实劳动关系不成立。宣判后,王某不服提起上诉。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31日作出(2018)冀02民终5614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河北省滦县人民法院(2018)冀0223民初862号民事判决;二、王某与滦县某物流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滦县某物流公司不服,申请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20年3月2日作出(2019)冀民再191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2民终5614号民事判决;二、维持河北省滦县人民法院(2018)冀0223民初862号民事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中,王某经人介绍被张某安排从事驾驶车辆的工作,日常工作受张某的管理,从张某处领取报酬,至事故发生前王某均不知道存在滦县某物流公司。张某并非滦县某物流公司的职工,张某之父张某军与滦县某物流公司之间签订有租赁合同,张某进行的经营活动不受滦县某物流公司的支配。张某安排王某驾驶的车辆的行车手续虽在滦县某物流公司的名下,但滦县某物流公司是从张某处收取租赁费,张某使用车辆的所得利益与滦县某物流公司无关。故滦县某物流公司与王某之间不具备事实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本案亦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车辆实际所有人聘用的司机与挂靠单位之间是否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答复》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该条确定的是工伤保险责任承担的问题,并非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二审依据该条款,确认王某与滦县某物流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错误,应予纠正。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宗旨在于更加有效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非改变认定劳动关系存在的实质要件,也不能作为反向推定劳动者与被挂靠企业存在劳动关系的法律依据。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
一审:河北省滦县人民法院(2018)冀0223民初862号民事判决(2018年4月11日)
二审: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2民终5614号民事判决(2018年8月31日)
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冀民再191号民事判决(2020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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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某诉大连某公司北京研发中心劳动争议案
2023-16-2-490-007 · (2017)京0105民初28978号 ·
民事劳动争议社会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工伤保险
裁判要旨:用人单位未按照相关规定为劳动者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其向有关部门补缴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费、滞纳金后,工伤保险基金按照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相应费用,其有证据证明工伤保险待遇仍然降低,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承担差额损失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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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劳动争议/社会保险/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工伤保险
基本案情
原告冯某诉称,其于2012年7月26日入职大连某公司北京研发中心,2015年3月17日发生工伤并鉴定为八级伤残。因大连某公司北京研发中心长达16个月不协助我报销医疗费、未发病假工资,未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冯某诉至法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105民初28978号判决,判令大连某公司北京研发中心支付病假工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但仍有以下问题没有解决:1.因工伤产生的医疗费共计15854.6元,医保核准报销3172.94元,余下12681.7元应由大连某公司北京研发中心承担;2.上述判决书认定冯某发生工伤前12个月缴费基数为12500元,而大连某公司北京研发中心按3878元缴费,致使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产生94842元[(12500元-3878元)×11]的差额,根据《北京市工伤保险条例实施细则》第27条,此差额应由大连某公司北京研发中心承担;3.发生工伤后,大连某公司北京研发中心委派冯某母亲在半年停工留薪期间进行护理,并承诺每月支付6000元,合计36000元。请求:判令大连某公司北京研发中心支付2015年3月17日至2016年7月11日期间的医药费12681.7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94842元[(12500元-3878元)×11];2015年3月18日至2015年9月17日期间的护理费36000元。
被告大连某公司北京研发中心辩称,本案系重复诉讼,且冯某诉请的各项费用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由其承担。
法院经审理查明:冯某于2012年7月26日入职大连某公司北京研发中心,双方签订《劳动合同》,合同约定双方按照国家和北京市的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办理有关社会保险手续等内容。2013年3月17日,冯某在工作中受伤,经鉴定已达到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标准捌级。后冯某申请仲裁,要求大连某公司北京研发中心支付病假工资、医疗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等。仲裁裁决作出后,冯某不服诉至法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7)京0105民初28978号民事判决,认定冯某月工资标准为12500元,并判令大连某公司北京研发中心支付冯某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3月24日期间病假工资21462.99元、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50000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63774元。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2018年3月26日,北京市朝阳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社保管理中心)出具《北京市一至十级工伤职工待遇核准表》,载明:冯某受伤前十二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3878元,…伤残程度鉴定等级:伤残八级,一次性伤残补助金:3878×11个月=42658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7086×9个月=63774元等内容。2019年5月7日,大连某公司北京研发中心与冯某共同完成社会保险费稽核补缴372660元。
本案二审期间,冯某请求社保管理中心补发单位补缴社保后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朝阳社保管理中心明确回复,用人单位进行补缴后,新发生的费用不包含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0日作出(2018)京0105民初47689号民事判决:驳回冯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冯某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9)京03民终622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冯某不服,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20年8月25日作出(2020)京民再84号民事判决:撤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终6229号民事判决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47689号民事判决;大连某公司北京研发中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冯某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94842元;驳回冯某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冯某主张应由大连某公司北京研发中心支付医疗费以及停工留薪期护理费,因大连某公司北京研发中心为冯某缴纳了工伤保险,医疗费和护理费属于按照国家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的项目,且已经社保机构核准、处理,故原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未予支持,并无不当。有关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问题,朝阳社保管理中心2017年12月11日核付冯某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为42658元,是依据大连某公司北京研发中心每月缴纳社会保险费3878元的基数计算的。经生效判决确认冯某月工资标准为12500元,冯某请求大连某公司北京研发中心补缴社会保险,并要求朝阳社保管理中心补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朝阳社保管理中心明确回复,用人单位进行补缴后,新发生的费用不包含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据此,因大连某公司北京研发中心未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用,事实上导致冯某工伤保险待遇降低,且无法通过行政途径予以救济,原审法院对此项诉讼请求未予支持欠妥,冯某主张由大连某公司北京研发中心承担其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94842元,应予支持。
裁判要旨
用人单位未按照相关规定为劳动者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其向有关部门补缴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费、滞纳金后,工伤保险基金按照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相应费用,其有证据证明工伤保险待遇仍然降低,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承担差额损失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38条、第86条
《工伤保险条例》第37条、第62条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3条
一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5民初47689民事判决(2019年2月20日)
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终6229号民事判决(2019年6月28日)
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民再84号民事判决(2020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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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某诉上海某有限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
2023-07-2-001-002 · (2019)沪0104民初2553号 ·
民事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VR游戏消费者人身损害不作为侵权
裁判要旨:身处VR环境中,玩家身体和意识的原有连接被打破,导致玩家大脑对身体的控制受到较大影响,较其在现实世界中玩游戏更加容易遭受人身损害。因此,经营者负有以积极行为防免危险、保护玩家人身安全的义务,即经营者应当事先询问玩家的身体状况,并告知其体验时的具体注意事项;当玩家体验时,经营者应当在现场派员工全程保护;经营者应当确保体验区域满足地面平整、可视可控、硬物软包等硬件安全要求。否则,经营者对消费者的人身损害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不作为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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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VR游戏/消费者/人身损害/不作为侵权
基本案情
原告周某诉称:2018年8月19日晚,原告周某到“某某VR虚拟现实游艺馆”体验VR游戏。体验前,原告周某明确告知被告上海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员工,这是其第一次体验VR游戏。然而,整个游戏过程中,被告某公司并未告知原告周某注意事项,且除原告周某按门铃让被告某公司员工进场调换游戏场景外,被告某公司没有任何员工陪同。原告周某一再要求被告某公司派员工陪同,但被告某公司对此置之不理。后原告周某在游戏中因受到惊吓而摔倒受伤,遭受各项损失。因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原告周某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某公司赔偿医疗费2602.7元、交通费356元、营养费180元、护理费450元、误工费61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后续治疗费1800元;(2)被告某公司赔偿律师费5000元。
被告某公司辩称:其对原告周某摔倒受伤的事实予以确认,但对原告周某诉称的摔倒原因不予认可。原告周某体验的是一款在国外正规平台STEAM上发售的恐怖VR游戏。游戏中,原告周某需要头戴VR眼镜从停在高空的电梯中走出,然后跳下。由于原告周某恐高而迟迟不敢往前走,其同行的朋友为了好玩,就推原告周某往前走,结果将原告周某推倒受伤。涉案游戏是恐怖游戏,并非危险游戏。而且,某公司员工一直在原告周某身旁进行游戏指导。因此,原告周某摔倒受伤与被告某公司无关,被告某公司不同意原告周某的诉讼请求。同时,被告某公司表示,鉴于原告周某系其顾客,其愿意补偿原告周某医疗费2602.70元、交通费356元、营养费90元、护理费120元、误工费615元,合计3783.70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8月19日,原告周某与其朋友到被告某公司经营的某某VR游戏体验馆,体验VR游戏。原告周某体验的VR游戏场景为:游戏者在游戏中乘坐电梯至楼房高层,电梯门打开后,直接连接高空,游戏者沿一根木板走入空中,然后跳下。原告周某在体验该游戏时摔倒受伤。事发后,被告某公司的员工陪同原告周某至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治疗。经治疗,医生开具病情证明单,建议休息3日。原告周某在受伤后,已支出医疗费2598.70元、交通费358元以及律师费5000元。因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原告周某提起诉讼。被告某公司表示,原告周某系被其同行的朋友在游戏中推倒受伤。为此,被告某公司提供了录音证据。同时,被告某公司表示,虽然原告周某摔倒受伤与该公司无关,但因原告周某系本公司顾客,本公司愿意出于人道主义补偿原告周某医疗费2602.70元、交通费356元、营养费90元、护理费120元、误工费615元,合计3783.7元。原告周某表示,被告某公司提供的录音仅是片段,不能证明其系被朋友推倒。原告周某的朋友推周某,是因为原告周某头戴VR眼镜无法观察外部环境,在原告周某将要撞到墙壁的时候,其朋友才推了一下,防止原告周某撞到墙壁。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2日作出(2019)沪0104民初2553号民事判决:一、驳回原告周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二、被告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补偿原告周某3783.7元。一审宣判后,原告周某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6日作出(2019)沪01民终7689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2553号民事判决;二、被上诉人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上诉人周某赔偿款项共计4454.7元(包含医疗费2598.7元、交通费356元以及律师费1500元);三、驳回上诉人周某的一审其余诉讼请求;四、被上诉人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上诉人周某自愿补偿款项共计829元(包含医疗费4元、营养费90元、护理费120元以及误工费615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第一,关于VR游戏的特性及其对经营者的要求。VR是借助特殊设备把人的意识带入到一个由多种技术所生成的集视觉、听觉、触觉为一体的逼真虚拟环境中。沉浸性是VR最主要的特点,临境感是VR体验的核心。VR游戏中所显示的虚拟环境使玩家沉浸在计算机的虚拟世界中,玩家可以体验各种形式的恐怖、惊悚场景从而产生紧张情绪和行为。由于身处VR世界中,人的认知能力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全新环境的影响,即玩家的身体和意识的原有连接已被打破,其自我认知、空间感、距离感和记忆受到虚拟世界的较大影响,导致其大脑对身体的控制必然受到较大影响。VR游戏的玩家较其在现实世界中玩游戏更加容易遭受人身损害。因此,玩家在体验VR游戏时,需要游戏经营者履行人身安全保障义务。第二,关于侵权责任的认定。某公司在客观上未对周某履行人身安全保障义务,造成周某人身损害,某公司不履行人身安全保障义务与周某遭受人身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且某公司在主观上存在过错。因此,某公司应当对周某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不作为侵权责任。第三,关于赔偿项目及其金额的认定。根据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并结合现有证据,某公司应当向上诉人周某赔偿医疗费2598.7元、交通费356元以及律师费1500元(共计金额4454.7元),并向周某补偿医疗费4元、营养费90元、护理费120元以及误工费615元(共计金额829元)。需要指出的是,某公司在一审期间自愿向周某补偿医疗费2602.7元、交通费356元。鉴于民法中的填平原则以及侵权法的补偿功能,周某就医疗费2598.7元和交通费356元不应当获得双倍填补。
裁判要旨
身处VR环境中,玩家身体和意识的原有连接被打破,导致玩家大脑对身体的控制受到较大影响,较其在现实世界中玩游戏更加容易遭受人身损害。因此,经营者负有以积极行为防免危险、保护玩家人身安全的义务,即经营者应当事先询问玩家的身体状况,并告知其体验时的具体注意事项;当玩家体验时,经营者应当在现场派员工全程保护;经营者应当确保体验区域满足地面平整、可视可控、硬物软包等硬件安全要求。否则,经营者对消费者的人身损害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不作为侵权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条、1165条、1179条、1183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3条、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6条、第2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第1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第20条、第22条、第24条
一审: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2553号民事判决(2019年4月12日)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1民终7689号民事判决(2019年8月2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诉某网络科技公司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07-2-467-001 · (2021)浙0192民初1521号 ·
民事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姓名权人格利益商业宣传社会公共利益
裁判要旨:本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后首例保护英烈姓名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依据民法典第185条、第1000条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且应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雷锋同志的姓名不仅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格利益受法律保护,还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本案裁判明确,将雷锋同志的姓名用于商业广告和营利宣传的行为,侵害英雄烈士人格利益。同时,将商业运作模式假“雷锋精神”之名推广,既曲解雷锋精神,与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相背离,也损害承载于其上人民群众的特定感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通过司法手段,为网络空间注入缅怀英烈、敬仰英烈的法治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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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姓名权/人格利益/商业宣传/社会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要求某网络科技公司立即停止在其经营的项目中以雷锋名义进行的宣传,并在浙江省省级媒体赔礼道歉。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网络科技公司于2015年6月5日注册成立,经营范围系为电商企业提供信息中介、资源共享平台。该公司将付费会员称为“雷锋会员”、平台称为“雷锋社群”、微信公众号称为“雷锋哥”并发布有“雷锋会员”等文字的宣传海报和文章,在公司住所地悬挂“雷锋社群”文字标识等。2018年5月至2020年4月期间,该公司以“雷锋社群”名义多次举办“创业广交会”、“电商供应链大会”等商业活动,并以“雷锋社群会费”等名目收取客户费用共计30万余元。
杭州互联网法院于2021年3月5日作出(2021)浙0192民初1521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某网络科技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停止使用雷锋同志姓名的行为(包括停止使用“雷锋哥”微信公众号名称、“雷锋社群”名称、“雷锋会员”名称等);二、被告某网络科技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浙江省内省级报刊向社会公众发表赔礼道歉的声明,(声明内容须经本院审核,如不履行前述判决内容,本院可将本判决主要内容在浙江省内省级报刊刊登,相关费用由被告某网络科技公司负担)。宣判后,各方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杭州互联网法院认为,某网络科技公司使用的“雷锋”文字确系社会公众所广泛认知的雷锋同志之姓名,其明知雷锋同志的姓名具有特定意义,仍擅自用于开展网络商业宣传,构成对雷锋同志姓名的侵害,曲解了真正的雷锋精神,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裁判要旨
本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后首例保护英烈姓名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依据民法典第185条、第1000条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且应当与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雷锋同志的姓名不仅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格利益受法律保护,还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本案裁判明确,将雷锋同志的姓名用于商业广告和营利宣传的行为,侵害英雄烈士人格利益。同时,将商业运作模式假“雷锋精神”之名推广,既曲解雷锋精神,与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相背离,也损害承载于其上人民群众的特定感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通过司法手段,为网络空间注入缅怀英烈、敬仰英烈的法治正能量。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5条、第1000条
一审:浙江省杭州互联网法院(2021)浙0192民初1521号(2021年3月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贵州省六盘水市人民检察院诉赵某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07-2-467-002 · (2019)黔02民初121号 ·
民事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名誉权英烈权益社会公共利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裁判要旨:缉毒英雄英勇无畏、无私奉献的精神不容亵渎。本案侵权人通过互联网媒体,诋毁、侮辱、诽谤英雄人物,丑化英雄人物形象,贬损英雄人物名誉,削弱英烈精神价值,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通过民事公益诉讼加大对英雄烈士名誉的保护力度,充分体现人民法院弘扬英烈精神、保护英烈权益的坚定立场,有助于引导社会公众自觉维护和弘扬英烈精神,推动全社会形成学习英烈革命气节、崇尚英烈、捍卫英烈的良好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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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名誉权/英烈权益/社会公共利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基本案情
贵州省六盘水市人民检察院就赵某侵害马某涛烈士名誉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赵某通过贵州省省级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赵某辩称对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诉讼请求没有异议,由于知识文化的欠缺,当时无心地发表了本案言论,没有想过会有这样的后果,后悔当初所说的话对马警官的亲属及广大市民造成了伤害。
法院经审理查明:马某涛同志系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花溪分局贵筑派出所民警。2018年,马某涛同志在执行抓捕毒犯任务中牺牲,年仅30岁。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追授马某涛同志“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马某涛同志因公殉职次日,赵某在人数众多的微信群中对此发表侮辱性言论。
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黔02民初121号民事判决:被告赵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贵州省省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公告刊登媒体及内容需经本院审核)。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在贵州省省级媒体刊登本判决书的主要内容,所需费用由被告赵某承担。宣判后,各方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马某涛烈士在缉毒工作中献出年轻的生命,他英勇无畏、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全社会学习、弘扬、传承和捍卫。赵某在人数众多的微信群中公然发表不当言论亵渎英烈事迹和精神,贬损英烈名誉,伤害烈属情感,同时也给一线缉毒民警带来心理上伤害,已经超出言论自由范畴,是对社会公德的严重挑战,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依法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裁判要旨
缉毒英雄英勇无畏、无私奉献的精神不容亵渎。本案侵权人通过互联网媒体,诋毁、侮辱、诽谤英雄人物,丑化英雄人物形象,贬损英雄人物名誉,削弱英烈精神价值,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通过民事公益诉讼加大对英雄烈士名誉的保护力度,充分体现人民法院弘扬英烈精神、保护英烈权益的坚定立场,有助于引导社会公众自觉维护和弘扬英烈精神,推动全社会形成学习英烈革命气节、崇尚英烈、捍卫英烈的良好社会风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第26条
一审: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02民初121号民事判决(2019年12月2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李某、吴某侵害英雄烈士荣誉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07-2-467-003 · (2019)浙01民初1126号 ·
民事民事公益诉讼英雄烈士纪念设施英烈荣誉
裁判要旨:烈士陵园作为向公众开放的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供公众瞻仰、悼念英雄烈士,开展纪念教育活动,告慰先烈英灵。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有损纪念英雄烈士环境和氛围的活动,否则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案的依法审理,对此类侵害英烈荣誉行为起到有效的教育、警示和震慑作用。本案审理过程中还邀请百余名学生到庭旁听,并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进行全程直播,让庭审成为全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和爱国主义教育公开课,有助于引起社会公众警醒,推动在全社会真正形成尊重英雄、保护英雄的共识,进一步传承英烈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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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民事公益诉讼/英雄烈士纪念设施/英烈荣誉
基本案情
2018年,李某、吴某身着仿纳粹军服,前往萧山烈士陵园拍摄大量照片,后李某将身着仿纳粹军服的照片发布在其好友数1940人的QQ空间中,被多人转发扩散,引发广大网民热议,社会影响恶劣,相关内容相继被各大新闻网站转载,短时间内即达3万余条。2019年,公安机关调查后,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对李某、吴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4日和7日的行政处罚。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本案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李某、吴某在浙江省省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5月21日作出(2019)浙01民初1126号民事判决:被告李某、吴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浙江省省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内容需经本院审核)。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在浙江省省级(以上)媒体公布判决书的主要内容,费用由李某、吴某承担。一审宣判后,当事人未提出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李某、吴某对英雄烈士以及烈士陵园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应具有一般民众的认知和觉悟。李某、吴某的行为轻视英雄烈士,无视公众情感,蔑视法律尊严,侮辱和亵渎英雄烈士荣誉,侵害烈士亲属及社会公众情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评价秩序,后果严重,依法应当承担相应民事法律责任。判决李某、吴某在浙江省省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裁判要旨
烈士陵园作为向公众开放的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供公众瞻仰、悼念英雄烈士,开展纪念教育活动,告慰先烈英灵。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有损纪念英雄烈士环境和氛围的活动,否则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案的依法审理,对此类侵害英烈荣誉行为起到有效的教育、警示和震慑作用。本案审理过程中还邀请百余名学生到庭旁听,并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进行全程直播,让庭审成为全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和爱国主义教育公开课,有助于引起社会公众警醒,推动在全社会真正形成尊重英雄、保护英雄的共识,进一步传承英烈精神。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4条、第1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第26条
一审: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初1126号民事判决(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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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诉瞿某侵害英雄烈士董存瑞、黄继光名誉权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07-2-467-004 · (2019)浙0192民初9762号 ·
民事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名誉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侵权英雄烈士民事公益诉讼
裁判要旨:以文字恶搞等方式亵渎英雄烈士事迹,不仅侵害英雄烈士本人的名誉权,给英雄烈士亲属造成精神痛苦,也伤害社会公众的民族和历史感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英雄烈士的名誉神圣不可侵犯。对侵害英雄烈士名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检察机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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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英雄烈士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名誉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网络侵权/英雄烈士/民事公益诉讼
基本案情
瞿某在其经营的网络店铺中出售两款贴画,该贴画所印内容含有涉董存瑞、黄继光形象的不当文字。杭州市某居民在该店购买了上述印有董存瑞、黄继光宣传形象及配文的贴画后,认为案涉网店经营者侵害了董存瑞、黄继光的名誉并伤害了其爱国情感,遂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举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就瞿某侵害英雄烈士董存瑞、黄继光名誉权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瞿某停止侵害英雄烈士董存瑞、黄继光名誉的行为;被告瞿某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瞿某辩称:该贴画销量极少,网上显示的库存系其随意填写,同时表示其已经认识到自身错误,愿意当庭赔礼道歉,希望得到英雄烈士家属和社会各界的谅解。
杭州互联网法院于2019年11月19日作出(2019)浙0192民初9762号、9763号民事判决:一、被告瞿某立即停止侵害英雄烈士董存瑞、黄继光名誉权的行为,即销毁库存、不得再继续销售案涉贴画;二、被告瞿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公告刊登的媒体及内容需经本院审核)。逾期不履行,本院将在国家级媒体刊登判决书的主要内容,所需费用由被告瞿某承担。一审判决作出后,瞿某未提起上诉,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未提出抗诉,一审判决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英雄烈士董存瑞在“解放战争”中舍身炸碉堡,英雄烈士黄继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舍身堵枪眼,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惊天动地的壮歌,体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和伟大的爱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任何人都不得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被告瞿某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当崇尚、铭记、学习、捍卫英雄烈士,不得侮辱、诽谤英雄烈士的名誉。其通过网络平台销售亵渎英雄烈士形象贴画的行为,已对英雄烈士名誉造成贬损,且主观上属明知,构成对董存瑞、黄继光的名誉侵权。同时,被告瞿某多年从事网店销售活动,应知图片一经发布即可能被不特定人群查看,商品一经上线便可能扩散到全国各地,但其仍然在网络平台发布、销售上述贴画,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当承担民事法律责任。英雄烈士的名誉神圣不可侵犯。对侵犯英雄烈士名誉的行为,英雄烈士的近亲属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的,检察机关依法对侵害英雄烈士名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两案中,董存瑞、黄继光均无近亲属提起诉讼,且两案系瞿某通过网络平台销售案涉贴画,属于互联网法院有权管辖的互联网公益诉讼案件,故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向法院提起两案诉讼,主体适格,程序合法。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要求瞿某停止侵权,并在国家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以文字恶搞等方式亵渎英雄烈士事迹,不仅侵害英雄烈士本人的名誉权,给英雄烈士亲属造成精神痛苦,也伤害社会公众的民族和历史感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英雄烈士的名誉神圣不可侵犯。对侵害英雄烈士名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英雄烈士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提起诉讼,检察机关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5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2条、第25条、第26条
一审:杭州互联网法院(2019)浙0192民初9762号、9763号民事判决(2019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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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检察院诉孙某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07-2-525-001 · (2020)浙0192民初10605号 ·
民事公益诉讼个人信息非法买卖
裁判要旨:非法获取不特定主体个人信息并大规模出售获利,侵害了承载在不特定主体的个人信息之上的公共信息安全利益,检察机关有权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侵权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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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个人信息/非法买卖
基本案情
2019年2月起,被告孙某以34000元的价格,将自己从网络购买、互换得到的4万余条含自然人姓名、电话号码、电子邮箱等的个人信息,通过微信、QQ等方式贩卖给案外人刘某。案外人刘某在获取相关信息后用于虚假的外汇业务推广。被告孙某未经他人许可,在互联网上公然非法买卖、提供个人信息,造成4万余条自然人个人信息被非法买卖、使用,导致众多不特定人员的信息长期面临受侵害的风险,严重侵害社会众多不特定主体的个人信息权益,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公益诉讼起诉人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检察院据此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孙某支付赔偿款人民币34000元;2、被告孙某在省级新闻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杭州互联网法院于2021年1月8日作出(2020)浙0192民初10605号民事判决,判令:一、被告孙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赔偿款人民币34000元(此款暂由公益诉讼起诉人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检察院代领,将来专门用于个人信息保护或信息安全等公益事项);二、被告孙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浙江法制报》向社会公众刊发赔礼道歉声明(道歉声明的内容须经本院审核),相关费用由被告孙浩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0元,由被告孙某负担。
一审宣判后,孙某与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检察院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焦点问题为:一、本案是否属于民事公益诉讼范围,公益诉讼起诉人主体身份是否适格;二、孙某是否构成对众多不特定自然人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若构成侵害应承担何种民事责任。
一、关于本案是否属于民事公益诉讼范围以及公益诉讼起诉人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社会生活已高度数字化,个人信息被大规模、自动化地收集和存储的情形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与此同时,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对海量数据的分析与使用变得异常简单,自然人个人信息被滥用甚至侵害的可能性也大幅上升。围绕个人信息的非法获取、非法出售、非法提供、非法利用,俨然已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非法产业链。其中,侵犯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居于上游,而中游、下游滋生出如电信诈骗、金融诈骗、敲诈勒索等犯罪行为,以及信息骚扰、网络暴力等社会现象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本案中,公益诉讼起诉人依法对孙某侵害众多不特定自然人个人信息的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是人民检察院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体现。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经公益诉讼起诉人履行法定的公告程序,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可由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本案诉讼。
二、关于孙某是否构成对众多不特定自然人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及承担何种民事责任问题
本案适用民法典更能体现法律对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不特定民事主体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的保护和尊重,不存在适用民法典会“减损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增加当事人的法定义务或者背离当事人的合理预期”的情形。因此,本案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该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本案中,孙某在未取得相关主体同意的情况下,非法获取含有自然人姓名、电话号码、电子邮箱的个人信息,并以牟利为目的将获取的4万余条个人信息进行非法出售。孙某的行为属于非法收集、买卖个人信息的大规模侵权行为,侵害了承载在不特定社会主体个人信息之上的公共信息安全这一公共利益,构成对公共信息安全领域的社会公共利益侵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九百九十五条、第一千条的规定,本案孙某在未取得众多不特定自然人同意的情况下,非法获取不特定主体个人信息,又非法出售给他人获利的行为,极大地伤害了社会公众的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孙某应当通过公开赔礼道歉的方式就其行为向社会公众表达歉意。公益诉讼起诉人请求判令孙某在省级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理由正当,应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赔偿;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以及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本案中,孙某非法获取和出售众多不特定自然人个人信息,对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实质损害,应当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孙浩侵害的是众多不特定自然人个人信息,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失难以界定。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按孙浩涉案行为的获益即34000元,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非法获取不特定主体个人信息并大规模出售获利,侵害了承载在不特定主体的个人信息之上的公共信息安全利益,检察机关有权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侵权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1条、第1182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
一审:杭州互联网法院(2020)浙0192民初10605号(2021年1月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诉凌某某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2023-08-2-369-001 · (2021)京0491民初51722号 ·
民事网络侵权责任行为保全企业名誉
裁判要旨:关于在网络环境中,企业名誉受损申请行为保全的法律适用问题。能否在该类案件适用诉中行为保全制度,主要考虑两个要件。一方面要注意判断被诉行为存在侵害申请人名誉权可能性的高低。判断该可能性的高低,人民法院要注意审查被诉行为是否对申请人具有明确的指向,且是否存在明显贬损性质。另一方面要注意判断如不采取措施是否可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相较于传统媒体,网络自媒体传播速度更快,受众人群更广,其针对企业发布的言论对于企业经营发展影响更大,负面贬损评价则易使得该主体处于劣势地位,从而丧失投资、交易等机会。因此人民法院在该类案件中应当要结合网络环境的特点,判断被诉行为在网络传播中的持续性是否会对企业正常经营产生严重不良影响。在被诉行为构成较高侵权可能性,如不采取措施可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况下,应当及时适用诉讼救济制度,限制言论的发酵和损害后果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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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网络侵权责任/行为保全/企业名誉
基本案情
原告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诉称:其系由知名企业家雷某创建,并由雷某担任其法定代表人,其名下某商标是驰名商标,手机产品等多次获奖,所代表的某系企业是中国知名科技创新企业。被告凌某某是专业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从事科技类公司资本市场研究,在行业内具有一定影响力。被告在微信公众号、凤凰网、腾讯新闻等多个平台发布了多篇关于原告及“雷某”的评论文章,称原告为“垃圾货”“垃圾专利”“伪科技”“……”“利润主要来自互联网金融贷款”“交易所排查某产业链公司”“捧高某这样的没核心技术的平台公司……”等,称“雷某”为“……”“……”等。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其名誉权,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被告凌某某辩称:一方面原告并非提起诉讼的适格主体,另一方面对某集团进行报道是其日常工作,其发表的关于某集团的文章均根据公开信息撰写,并未侮辱或诽谤雷某和某集团,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诉讼期间,原告向法院提出行为保全申请,请求法院裁定被申请人凌某某立即删除被诉侵权文章及视频。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申请人凌某某为微信公众号“xxxx研究报告”、大风号“xxxx研究报告”、腾讯新闻帐号“xxxx报告”(以下简称涉案帐号)的运营者,其运营的上述帐号发布的涉案文章及视频主要是对申请人的经营模式、企业风险、企业价值观等方面的评论以及对其法定代表人雷某的评论。雷某为申请人法定代表人,针对其职务行为的言辞直接影响原告。
北京互联网法院于2022年4月25日作出(2021)京0491民初51722号民事裁定:被申请人凌某某立即删除被诉侵权文章及视频。本裁定送达后立即执行。凌某某未对上述裁定提出复议。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第一,涉案文章及视频存在侵害申请人名誉权的较高可能。被诉侵权文章及视频主要是对申请人的经营模式、企业风险、企业价值观等方面的评论以及对其法定代表人雷某的评论。雷某为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针对其职务行为的言辞直接影响申请人,故可认定上述言辞对申请人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在被申请人凌某某发布的涉案文章和视频中,含有“……”“……”等涉贬损性言辞,已经引发了广泛社会舆论关注,可能造成申请人社会评价降低,故涉案文章及视频存在侵害申请人名誉权的可能性。
第二,如不采取措施可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涉案文章和视频发布于互联网上,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等特征,且被申请人在诉讼中仍针对申请人持续发文,关注度进一步提高,如不立即停止涉案文章和视频的传播行为,可能会影响申请人从事正常的企业经营活动,从而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
第三,申请人已提供了100万元的担保,担保条件已满足。
裁判要旨
关于在网络环境中,企业名誉受损申请行为保全的法律适用问题。能否在该类案件适用诉中行为保全制度,主要考虑两个要件。一方面要注意判断被诉行为存在侵害申请人名誉权可能性的高低。判断该可能性的高低,人民法院要注意审查被诉行为是否对申请人具有明确的指向,且是否存在明显贬损性质。另一方面要注意判断如不采取措施是否可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相较于传统媒体,网络自媒体传播速度更快,受众人群更广,其针对企业发布的言论对于企业经营发展影响更大,负面贬损评价则易使得该主体处于劣势地位,从而丧失投资、交易等机会。因此人民法院在该类案件中应当要结合网络环境的特点,判断被诉行为在网络传播中的持续性是否会对企业正常经营产生严重不良影响。在被诉行为构成较高侵权可能性,如不采取措施可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况下,应当及时适用诉讼救济制度,限制言论的发酵和损害后果的扩大。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3条、105条
一审:北京互联网法院(2021)京0491民初51722号民事裁定(2022年4月2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某环境公司诉某保险公司保险纠纷案
2023-08-2-500-002 · (2019)京0102民初18394号 ·
民事保险雇主责任险格式条款实质性变更
裁判要旨:保险合同多采用格式条款,认定保险合同中格式条款的效力,不应当拘泥于文本内容,而应当探究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确定合同对当事人发生何种法律效力,充分关注于合同订立的背景、合同签署的细节、合同表现的形式、合同具体的履行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判断合同内容是否已发生实质性变更,以确保裁判结果的公平。保险公司于同日出具了两份保险单,保险销售人员和经办人员均相同,保险单内容除被保险人信息外均相同。保险公司事后以不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雇员定义为由拒绝理赔,有违公平诚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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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保险/雇主责任险/格式条款/实质性变更
基本案情
2018年9月,某环境公司向某保险公司投保雇主责任保险,投保单尾部载明,业务员为赵某,主介绍人为张某,某环境公司以公司账户汇款的方式交纳了保险费82500元。2018年9月6日,某保险公司出具雇主责任险保险单,被保险人为某环境公司,保险期间为2018年9月8日至2019年9月7日,投保员工人数为110人,水面、河道作业工人每人死亡赔偿限额为50万元;每人保费为750元;每次事故医疗费用绝对免赔额为300元;总保费为82500元。该保险单上手写有“赵某”两字。该保险单附有人员清单明细,列明了投保的110名员工的姓名、身份证号,廖某甲在该名单中。
同日,某保险公司出具了另一份被保险人为某工程公司的雇主责任险保险单。该保险单的内容以及所附的人员清单明细与被保险人为某环境公司的保险单均一致。该保险单上也手写有“赵某”,廖某甲亦出现在该保险单所附的人员清单明细中。
某环境公司与某工程公司所投保的雇主责任险保险A条款载明了如下内容:“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雇员在其雇佣期间因从事保险单所载明的被保险人的工作而遭受意外事故致伤、残、死亡,可认定为工伤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负责赔偿,具体包括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医疗费用等;被保险人对其承包商所雇佣的员工的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雇员是指与被保险人签订有劳动合同或存在事实劳动合同关系,接受被保险人给付薪金、工资的人员,包括正式在册职工、短期工、临时工、季节工等,但因委托代理、行纪、居间等其他合同为被保险人提供服务或工作的人员不属于本保险合同所称的雇员。”
2018年3月,廖某甲与某工程公司签订《农民工劳动合同》,某工程公司于2018年4月起向廖某甲发放工资。2018年10月,廖某甲在某环境公司承包、某工程公司分包的清淤工程项目进行水面清理工作时溺水身亡。同月,某环境公司、某工程公司与廖某甲的妻子白某、独生子廖某乙签订《赔偿协议书》,约定某环境公司、某工程公司共同向白某、廖某乙赔偿100万元,该笔赔偿金包含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亲属抚恤金、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所有费用,上述赔偿金已由某环境公司支付完毕。
2018年11月,某环境公司向某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某保险公司出具《拒赔通知书》,载明:“死者廖某甲与某环境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承包合同显示,出险时该员工为签订劳动合同的某工程公司工作,故与某环境公司无劳动关系,不属于本保单的保险责任;本次事故保险责任不成立,保险公司无法赔付。”
2018年12月,某工程公司向某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随后,某保险公司向某工程公司赔付499700元。某工程公司收到保险赔偿金当日即向某环境公司转账499700元。
某环境公司提起诉讼,主张其与某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有效,要求某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及利息损失。某保险公司认为死者廖某甲的赔付已经向某工程公司支付完毕,虽然某环境公司在保险公司投保了雇主责任险,廖某甲也在名单中,但廖某甲不属于保险条款中约定的“雇员”,因此不同意某环境公司的诉讼请求。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15日作出(2019)京0102民初18394号民事判决:某保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某环境公司保险金500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宣判后,某保险公司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8日作出(2020)京02民终361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廖某甲的死亡是否属于雇主责任险的保险责任范围。死者廖某甲生前与某工程公司签署劳动合同,并未与某环境公司产生有直接的劳动合同关系,确与保险条款约定的“雇员”定义不符,但探究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确定合同对当事人发生何种法律效力,除应参照合同条款内容外,还应结合合同订立的背景、合同签订的经办人员、合同表现的形式、合同具体的履行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进行判断。
本案某环境公司与某工程公司于同一日期在某保险公司的同一保险代理机构办理雇主责任险,两份保险均由某保险公司的销售人员张某办理,两份保险单均手写有保险公司的员工“赵某”的姓名,同时,两份保险单除被保险人信息以外的全部内容均完全相同,均注明雇员总人数为110,附带的两份人员清单明细亦完全相同。据此,某保险公司在核保并签发保险单时,有能力也有义务发现两份雇主责任险的内容一致、承保的雇员名单一致。作为商业性的保险公司,某保险公司应当意识到,从事商业活动必然会面临商业风险。因此,在核保时,某保险公司应当可以形成这样一种预期,即若对两份雇主责任险均同意承保,收取双份保险费,在可能赚取更多利润的同时,一旦发生保险事故,需承担双份的保险责任。某保险公司在收取了分别来自某环境公司与某工程公司的双份保险费后,即选择了承担相应的商业风险。其出具两张雇主责任险保险单的行为,在事实上变更了合同条款中关于保险责任和雇员定义的约定。综上所述,廖某甲的死亡属于雇主责任险的保险责任范围,某保险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保险金并赔偿损失。
裁判要旨
保险合同多采用格式条款,认定保险合同中格式条款的效力,不应当拘泥于文本内容,而应当探究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确定合同对当事人发生何种法律效力,充分关注于合同订立的背景、合同签署的细节、合同表现的形式、合同具体的履行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判断合同内容是否已发生实质性变更,以确保裁判结果的公平。保险公司于同日出具了两份保险单,保险销售人员和经办人员均相同,保险单内容除被保险人信息外均相同。保险公司事后以不符合保险条款约定的雇员定义为由拒绝理赔,有违公平诚信原则。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23条
一审: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2民初18394号民事判决(2020年1月15日)
二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2民终3611号民事判决(2020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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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某海公司诉大连市某种苗管理站海域使用权纠纷案
2023-10-2-055-001 · (2020)辽72民初450号 ·
民事海域使用权海洋生态保护海洋功能区划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无效绿色原则
裁判要旨:海域使用权人不得擅自改变海洋功能区划内的海域用途。法院应从严审查侵害海洋生态环境行为的效力。对于违反海洋功能区划和用海秩序等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法在海洋自然保护区内进行捕捞等行为,应认定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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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海域使用权/海洋生态保护/海洋功能区划/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无效/绿色原则
基本案情
原告(上诉人)大连某海公司(以下简称某海公司)诉称:自2003年起承包大连市某种苗管理站(以下简称种苗管理站)的大连三山岛海珍品原种基地水域海底,为此双方签订了具有托管性质和承包性质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某海公司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按期缴纳承包费。2020年2月20日,种苗管理站以某海公司拖欠费用为由,单方通知解除《协议书》。2020年5月15日,某海公司向大连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解除合同行为无效。
被告(被上诉人)种苗管理站辩称,不同意某海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1.某海公司累计拖欠承包费430万元,构成严重违约,解除合同行为合法有效。2.《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是托管合同而不是海域承包合同,种苗管理站将涉案海域的管护职责和增殖职责托管给某海公司行使。3.《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合法有效,涉案海域是农业部批准设立的三山岛海域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一部分,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以下简称《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的自然保护区。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10月,某海公司与种苗管理站签订《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约定:种苗管理站将其管辖的三山岛海珍品原种基地所使用的海底托管某海公司经营使用;允许某海公司增殖海参、海胆等海珍品,投放人工鱼礁开发利用海域,并进行捕捞生产。国家海洋局对该海域的用途规划为“海底管护”,建设皱纹盘鲍原种场,特别保护期为全年。该海域属于“非经营性公益事业用海”,其范围内包含大连三山岛海珍品资源增殖保护区。2010年11月25日,农业部在该海域设立三山岛海域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合同履行过程中,种苗管理站于2020年2月20日向某海公司发出律师函,称由于某海公司拖欠支付保种基金,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
大连海事法院于2020年8月25日作出(2020)辽72民初450号民事判决:驳回大连某海公司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某海公司提起上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5日作出(2021)辽民终9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是否无效。《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是种苗管理站将大连市三山岛海珍品保护区的海底托管给某海公司经营使用。而当事人明知该海域为“非经营性公益事业用海”,种苗管理站对其海底只有保护与管理的职责,没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明知该保护区的特别保护期为全年,即全年不应以经营为目的进行捕捞。在这种情形下,双方仍然签订改变海域用途、允许某海公司在该海域经营使用的协议,显然有违国家机关、地方政府设立该海域为海珍品原种基地、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初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和第五项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以下简称《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海域使用权人不得擅自改变经批准的海域用途;确需改变的,应当在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前提下,报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批准。”《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禁止在自然保护区进行捕捞等活动。据此,法院从保护国家珍稀水产品种质资源的角度,认定《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均属于无效合同。
裁判要旨
海域使用权人不得擅自改变海洋功能区划内的海域用途。法院应从严审查侵害海洋生态环境行为的效力。对于违反海洋功能区划和用海秩序等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法在海洋自然保护区内进行捕捞等行为,应认定为无效。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2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6条
一审:大连海事法院(2020)辽72民初450号民事判决(2020年8月25日)
二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辽民终90号民事判决(2021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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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坪某铜业公司诉兰坪某矿业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2023-11-2-043-003 · (2018)云3325民初813号 ·
民事财产损害赔偿环境污染财产损失调查报告
裁判要旨: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土部门出具的环境污染事件调查报告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人民法院结合双方当事人举证情况,依法采信调查报告作出事实认定,并综合过错程度和原因力的大小合理划分责任范围,在事实查明方法和法律适用的逻辑、论证等方面对类案审理具有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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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财产损害赔偿/环境污染/财产损失/调查报告
基本案情
兰坪某铜业公司诉称:兰坪某矿业公司的不当开采引发泥石流给其财产造成损害,应当赔偿其经济损失。故请求判令:1.被告赔偿原告直接经济损失233.91万元;二、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兰坪某矿业公司辩称:本次泥石流灾害是强降雨造成的,原告的损失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因为原告在探矿洞口及设备靠近沟谷,选址不当才造成了直接损害。根据河道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未经批准在河道旁边开采、堆放材料等是违法的,其开采并未违法,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6月,兰坪县营盘镇清水河发生泥石流灾害。兰坪县国土资源局形成《兰坪县国土资源局关于上报兰坪县营盘镇清水河“6.07”泥石流灾害调查的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认定兰坪某铜业公司直接经济损失为233.91万元。调查报告同时指出,本次泥石流灾害为强降雨为主引发,兰坪某矿业公司大板登铜矿等不当工程活动是加剧地质灾害灾损形成的直接因素,灾损各方应共同委托具有资质条件的技术单位开展专项调查工作,经责任认定后按照责任大小协商解决。
云南省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2018)云3325民初813号民事判决:限兰坪某矿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兰坪某铜业公司灾害财产损失1111000.00元。兰坪某矿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2019)云33民终126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云3325民初813号民事判决;二、由兰坪某矿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给兰坪某铜业公司70.62万元;三、驳回兰坪某铜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调查报告证明,涉案泥石流灾害与兰坪某矿业公司的不当工程活动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兰坪某矿业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存在免责事由或者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应承担环境侵权责任。兰坪某铜业公司修建构筑物时挤占沟道,选址不当,在生产中对可能爆发的泥石流等灾害缺乏防范意识,本身存在一定的过错。鉴于各方未进行责任认定,亦不同意进行灾损司法鉴定,依据调查报告统计的灾损数据,结合财产折旧情况,确认兰坪某铜业公司损失为222.2万元。根据双方过错程度,确定兰坪某矿业公司承担50%的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
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土部门出具的环境污染事件调查报告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人民法院结合双方当事人举证情况,依法采信调查报告作出事实认定,并综合过错程度和原因力的大小合理划分责任范围,在事实查明方法和法律适用的逻辑、论证等方面对类案审理具有示范意义。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1172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2条)
一审:云南省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云3325民初813号民事判决(2019年6月12日)
二审: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33民终126号民事判决(2019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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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遂川县生态环境局诉某和财保荆门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2023-11-2-374-001 · (2022)赣0827民初234号 ·
民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危险货物运输交通事故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1.危险货物运输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生态环境部门等单位在应急处置涉案安全事故过程中所产生的事故应急环境监测等相关应急救援费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即属于危险货物运输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应由交通事故的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生态环境部门等单位有权向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主张赔偿,案涉机动车保险人应当按保险合同约定承担保险理赔责任。 2.保险合同载明的免责条款中的“污染”与地震等事由并列,应当解释为与地震等同一级别的不可抗力情形而导致损害后果的污染事件。如果“污染”系因投保车辆交通事故等人为因素导致,明显非“污染”免责条款中表述的具有不可抗力性质的“污染”情形。保险合同同时将该“污染”解释为非不可抗力性质的污染,与投保人的投保目的相悖,在保险人与投保人存在理解分歧的情况下,保险人以此主张免责的,依法不予支持。 3.投保人先后向不同的保险人投保车辆综合商业险,其中成立在后的保险合同约定了绝对免赔条款的,因该约定符合投保人的保险利益需求,且既未加重成立在前保险合同保险人的保险义务,也未约定由其先行赔付,故未损害其合法权益,成立在前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按照其与投保人的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成立在后保险合同中的绝对免赔条款的风险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故应当认定免赔条款系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未加重、损害第三人的权益,合法有效。 4.投保人投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同时,向两个以上保险人投保不同车辆综合商业险的,保险事故发生后,机动车强制保险优先赔偿,强制保险赔偿不足部分,应当由商业保险按各自保险限额比例赔偿。保险人主张特定商业保险先予赔偿的,依法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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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危险货物运输/交通事故/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江西省遂川县生态环境局诉称:2021年5月12日,忽某山驾驶涉案重型罐式半挂车,在宜遂高速遂川县五斗江车坳村路段侧翻,造成一人死亡,车载32.36吨柴油泄漏、道路设施受损的事故。事故发生后,为了控制环境污染,防止柴油泄漏沿河污染,造成更大损失,遂川县委县政府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原告作为救援单位之一参与了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为此支出了费用。故诉请:1.被告赔偿应急环境监测费11.8万元、车辆租赁调配费用3.1万元、应急物资采购费1.95万元、吸污车租赁费0.35万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忽某山辩称:本案事故车实际所有人是魏某,其是雇员履职行为,无需承担本案赔偿责任。
魏某未答辩。
荆门某燃气公司辩称:案涉事故车辆在某和财保荆门公司、某民财保荆门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危险货物承运人责任险等,足以赔付损失。某和财保荆门支公司未按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根据保险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认定某和财保荆门支公司的保险免责条款无效。商业三者险和承运人责任保险均是机动车保险,应当各半负担。
某和财保荆门公司辩称,应急环境监测系原告的法定职能,不应收取费用。本公司已向投保人履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原告诉请的各项费用属于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所载货物泄漏造成污染的损失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情形,应当免责。道路危险货物承运人责任保险投保单中约定了每次事故的绝对免赔额,本公司只应承担超过免赔金额的赔偿责任。
某民财保荆门公司辩称:江西省遂川县生态环境局在法定职责内执行公务不应向纳税人再收取费用。本案中某和财保荆门支公司与荆门某燃气公司之间约定免赔金额,明显损害了某民财保荆门分公司的合法权益,该约定应无效。应先由某和财保荆门公司在承保车辆的交强险和机动车三者险责任范围承担赔偿责任,对交强险及机动车三者险限额不足以赔偿的部分,再由道路危险货物承运人责任险赔偿。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1年5月12日,忽某山驾驶涉案重型半挂牵引车牵引涉案重型罐式半挂车载32.36吨柴油,行驶至遂川县五斗江车坳村鹅湾组路段时冲下山谷侧翻,造成副驾驶室乘坐人李某死亡,忽某山受伤,车载柴油泄漏,水泥护墩和车辆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遂川县人民政府组织江西省遂川县生态环境局等单位及时进行应急处置。江西省遂川县生态环境局参与事故施救和环境监测支出的费用有:环境应急监测费117957元,车辆租赁费24400元,应急物资18400元,共计160757元。后遂川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忽某山驾驶安全设施不全的机动车在道路上行经下坡路段时未确保安全,发生交通事故,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忽某山驾驶的涉案重型半挂牵引车、重型罐式半挂车登记所有人为荆门某燃气公司,实际车主是魏某。
2020年12月3日,荆门某燃气公司为涉案重型半挂牵引车和重型罐式半挂车投保了某民财保荆门公司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该保单载明:保障内容为货物责任和第三者责任,其中第三者责任为每人责任限额40万,每次事故除污费用责任限额100万,每次事故施救费用责任限额100万,第三者累计赔偿限额500万。
2020年12月17日,荆门某燃气公司为涉案重型半挂牵引车投保了某和财保荆门公司的道路危险货物承运人责任保险,该保单载明:第三者责任每次事故责任限额800万,第十二条特别约定中第3点内容为“车辆投保的‘交强险’‘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和非本保单承保的‘道路危险货物承运责任保险’(运管处统保)等其他保险应承担的保险责任属于免赔范围,且该绝对免赔金额以每次事故120万元作为下限”。
2020年12月28日,荆门某燃气公司为涉案重型半挂牵引车投保某和财保荆门支公司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该保单载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为100万元。同日,荆门某燃气公司为涉案重型罐式半挂车投保某和财保荆门支公司特种车综合商业保险,该保单载明承保特种车第三者责任保险10万元。某和财保荆门支公司提供的《特种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载明:特种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免责条款内容为“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一)战争、军事冲突、恐怖活动、暴乱、污染(含放射性污染)、核反应、核辐射” ;第五部分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有关名词释义中“污染(含放射性污染)”指被保险机动车正常使用过程中或发生事故时,由于油料、尾气、货物或其他污染物的泄漏、飞溅、排放、散落等造成的被保险机动车和第三方财产的污损、状况恶化或人身伤亡。荆门某燃气公司在该《特种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上签写了“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的字样并加盖了公章。
本案事故发生在上述各保险保险期间内。
江西省遂川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25日作出(2022)赣0827民初234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某和财保荆门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江西省遂川县生态环境局财产损失2000元,在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内赔偿江西省遂川县生态环境局各项损失82553.64元,共计84553.64元;二、某民财保荆门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保险限额内赔偿江西省遂川县生态环境局各项损失76203.36元;三、驳回原告江西省遂川县生态环境局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某和财保荆门公司、某民财保荆门公司提出上诉。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30日作出(2022)赣08民终131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七条规定,突发事件发生后,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应急救援队伍根据救援命令参加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所耗费用,由事故责任单位承担。涉案交通事故导致车载柴油泄漏,造成环境污染损害,江西省遂川县生态环境局因处理柴油泄漏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而支出的相关费用,是江西省遂川县生态环境局在应急处置案涉油罐车倾翻车载柴油泄漏安全事故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即本案应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江西省遂川县生态环境局因处理涉案车辆柴油泄漏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而支出的相关费用属于该起交通事故中的财产损失,应由交通事故的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江西省遂川县生态环境局有权向事故责任单位荆门某燃气公司等主张赔偿。某和财保荆门公司、某民财保荆门公司作为案涉机动车的保险机构,应按保险合同约定承担保险理赔责任。
关于某和财保荆门公司能否依据合同约定免责问题。某和财保荆门公司与荆门某燃气公司签署的《特种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载明的免责条款中的“污染”与地震及其次生灾难、战争、军事冲突、恐怖活动、暴乱、核反应、核辐射并列,系指与地震、战争、军事冲突、恐怖活动、暴乱、核反应、核辐射同一级别的不可抗力情形而导致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害后果的污染事件。本案中的“污染”系因交通事故导致投保车辆所载原油泄露产生的,明显非“污染”免责条款中表述的具有不可抗力性质的“污染”情形。某和财保荆门支公司在《特种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中将“污染(含放射性污染)”解释为“被保险机动车正常使用过程中或发生事故时,由于油料、尾气、货物或其他污染物的泄漏、飞溅、排放、散落等造成的被保险机动车和第三方财产的污损、状况恶化或人身伤亡”,并在本案中以该免责条款主张免责限制了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与投保人的投保目的相悖。投保人荆门某燃气公司对该解释亦不予认可,理解分歧明显,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某和财保荆门支公司和荆门某燃气公司道路危险货物承运人责任保险单中关于绝对免赔金额的约定是否有效的问题。荆门某燃气公司购买某民财保荆门分公司的道路危险货物承运人责任险在前,荆门某燃气公司是在购买某民财保荆门分公司100万道路危险货物承运人责任险后,再向某和财保荆门公司购买道路危险货物承运人责任险,并约定绝对免赔120万元。该约定符合荆门某燃气公司的保险利益需求,且未损害某民财保荆门公司的合法权益。因为,荆门某燃气公司与某和财保荆门公司约定的是“其他保险应承担的保险责任属于免赔范围”,并未加重某民财保荆门公司的保险义务,也未约定由某民财保荆门公司先行赔付。即某民财保荆门公司需承担的保险责任是按双方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与荆门某燃气公司是否再购买保险无关,该绝对免赔条款的风险也是由荆门某燃气公司承担。因而,该绝对免赔条款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当合法有效。
关于某和财保荆门公司、某民财保荆门公司赔偿比例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规定,机动车强制保险优先赔偿,强制保险赔偿不足部分,由商业保险赔偿。荆门某燃气公司在某民财保荆门公司投保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和某民财保荆门分公司投保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特种车综合商业保险、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保险均属于商业保险。因而,应当根据某和财保荆门公司与荆门某燃气公司的绝对免赔金额特别约定,判决江西省遂川县生态环境局的损失先在交强险财产损失限额2000元内赔偿,超出交强险以外的部分,按照某和财保荆门公司商业三者险110万元限额与某民财保荆门分公司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承运人责任险100万元限额的限额总和比例确定。即某和财保荆门公司承担110/210(0.52)的赔偿责任,某民财保荆门公司承担100/210(0.48)的赔偿责任。经核算为,由某和财保荆门公司承担82553.64元,由某民财保荆门分公司承担76203.36元。
裁判要旨
1.危险货物运输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生态环境部门等单位在应急处置涉案安全事故过程中所产生的事故应急环境监测等相关应急救援费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即属于危险货物运输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应由交通事故的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生态环境部门等单位有权向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主张赔偿,案涉机动车保险人应当按保险合同约定承担保险理赔责任。
2.保险合同载明的免责条款中的“污染”与地震等事由并列,应当解释为与地震等同一级别的不可抗力情形而导致损害后果的污染事件。如果“污染”系因投保车辆交通事故等人为因素导致,明显非“污染”免责条款中表述的具有不可抗力性质的“污染”情形。保险合同同时将该“污染”解释为非不可抗力性质的污染,与投保人的投保目的相悖,在保险人与投保人存在理解分歧的情况下,保险人以此主张免责的,依法不予支持。
3.投保人先后向不同的保险人投保车辆综合商业险,其中成立在后的保险合同约定了绝对免赔条款的,因该约定符合投保人的保险利益需求,且既未加重成立在前保险合同保险人的保险义务,也未约定由其先行赔付,故未损害其合法权益,成立在前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按照其与投保人的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成立在后保险合同中的绝对免赔条款的风险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故应当认定免赔条款系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未加重、损害第三人的权益,合法有效。
4.投保人投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同时,向两个以上保险人投保不同车辆综合商业险的,保险事故发生后,机动车强制保险优先赔偿,强制保险赔偿不足部分,应当由商业保险按各自保险限额比例赔偿。保险人主张特定商业保险先予赔偿的,依法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第1184条、第121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
一审:江西省遂川县人民法院(2022)赣0827民初234号判决(2022年4月25日)
二审: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赣08民终1314号判决(2022年9月3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某生态环境局诉金某、某物流公司等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2023-11-2-377-001 · (2019)鲁1121民初1095号 ·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商业三者险行政机关代履行环境污染处置费用免责事项
裁判要旨:1.道路交通事故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依法应当由交通事故中造成污染的侵权一方承担。环保行政部门对此环境污染依法进行处置后所产生的处置费用实际即为此环境污染损失。环保行政部门在对该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处置费用代履行后,有权对该环境污染处置费用即代履行费用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侵权方承担,但该处置费用作为代履行费用依法应当按照合理成本确定。 2.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处置费用即环境污染损失依法属于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中的第三者的财产损失范畴,故即使是在环保行政部门将其作为代履行费用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情况下,对该费用的赔偿仍然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所规定的道路交通事故的侵权赔偿规则进行处理。即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依法属于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中的第三者的财产损失范畴,且该污染并不属于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中的“污染”的范畴,保险公司对此不能免责而应予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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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商业三者险/行政机关代履行/环境污染处置费用/免责事项
基本案情
原告某生态环境局诉称:被告金某系涉案货车的驾驶人,被告某物流公司系该货车的所有权人。2019年1月31日10时左右,被告金某驾驶涉案货车沿某高速公路行驶时与某运输公司的罐车相撞,致罐车所载柴油发生泄漏,致使道路路面损坏,造成环境污染。事发后,原告对泄漏原油进行了处置,共造成处置费用损失797500元。该次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金某负事故全部责任。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环境污染处置费用7975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金某辩称:其系车主潘某雇用,系职务行为,应由车主潘某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某物流公司辩称:本案系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纠纷,应依据交通事故案件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审理。本案肇事车辆已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应由承保的某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其只是登记名义车主,并非车辆所有权人,应由实际车主潘某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其既不能实际支配车辆的行驶和运营,也不能从车辆的运营中获得利益,不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被告潘某辩称,其是肇事车辆实际车主,认可某物流公司的答辩意见,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被告某保险公司辩称:本案是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不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原告申请追加某保险公司为被告并要求某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内进行赔偿没有法律依据。对于原告主张的损失不予认可,要求法院委托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评估。按照商业险保险条款第25条的约定:污染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1月31日,金某驾驶涉案货车沿某高速公路行驶时与某运输公司的罐车相刮,致罐车所载柴油发生泄漏,致使道路路面损坏,造成环境污染。该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金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某运输公司驾驶员不承担责任。金某驾驶的涉案货车系潘某所有,挂靠某物流公司经营,该车在某保险公司分别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保额共计1550000元。
事故发生后,由某环境公司编制了环境损害评估及应急处置方案,某生态环境局会同有关部门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处置,并与某建设公司签订《污染场地环境修复项目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为797500元。合同签订后,某建设公司对涉案事故污染进行了环境修复。某生态环境局因此起诉要求被告支付环境污染处置费用797500元。各被告对某生态环境局主张的处置损失797500元均不认可,一审中某保险公司申请对涉案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损失进行重新评估。经一审法院委托重新评估,评估报告认定涉案事故应急处置及土壤修复等费用为615600元。
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0日作出(2019)鲁1121民初1095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某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某生态环境局4000元;二、被告某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某生态环境局611500元;三、驳回原告某生态环境局的其他诉讼请求。某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3日作出(2020)鲁11民终100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某保险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29日作出(2021)鲁民申196号民事裁定:驳回某保险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系因交通事故致柴油泄露造成环境污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金某所驾涉案货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且本案系因投保车辆原因造成的第三者财产损失,属于法律规定的机动车第三者保险的承保范围,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行政机关代履行清除道路、河道、航道或者公共场所的遗洒物、障碍物或者污染物等行为后,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向相关责任主体追偿。故本案中某生态环境局对于其依法处理肇事车辆发生柴油泄漏污染环境产生的费用,其有权向肇事车辆及车主投保的保险公司追究民事责任。《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第25条:“下列原因导致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一)地震及其次生灾害、战争、军事冲突、恐怖活动、暴乱、污染(含放射性污染)、核反应、核辐射;……”某保险公司据此主张根据商业险保险条款第25条的约定,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这属于格式条款中的责任免除条款,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处虽加盖了某物流公司的公章,但并无公司负责人或相关经办人的签字,某保险公司未能进一步提供证据证实签订合同时已向投保人交付保险条款,并于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向投保人尽到了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某保险公司主张的责任免除条款不产生效力。另外,本案中污染系肇事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车载柴油泄漏产生,与某保险公司提交的《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第25条中规定的“污染”并非同一概念,条款中约定的“污染”并不适用于本案情形。某保险公司将肇事车辆柴油泄漏界定为免责事项中的“污染”,系对格式条款的扩大解释,限制了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某保险公司的该项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裁判要旨
1.道路交通事故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依法应当由交通事故中造成污染的侵权一方承担。环保行政部门对此环境污染依法进行处置后所产生的处置费用实际即为此环境污染损失。环保行政部门在对该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处置费用代履行后,有权对该环境污染处置费用即代履行费用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侵权方承担,但该处置费用作为代履行费用依法应当按照合理成本确定。
2.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处置费用即环境污染损失依法属于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中的第三者的财产损失范畴,故即使是在环保行政部门将其作为代履行费用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情况下,对该费用的赔偿仍然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所规定的道路交通事故的侵权赔偿规则进行处理。即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依法属于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中的第三者的财产损失范畴,且该污染并不属于机动车商业保险免责事项中的“污染”的范畴,保险公司对此不能免责而应予赔偿。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1款、第1208条、第1229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第6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3条(本案适用的是2012年12月2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第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50条、第51条第2款、第52条
一审: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人民法院(2019)鲁1121民初1095号民事判决(2019年11月20日)
二审: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11民终1005号民事判决(2020年7月23日)
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鲁民申196号民事裁定(2021年1月2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韩某诉某油田分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2023-11-2-377-002 · (2015)白民重字第1号 ·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损失赔偿污染行为不作为原因力
裁判要旨:“排放污染物行为”,不限于积极的投放或导入污染物质的行为,还包括伴随企业生产活动的消极污染行为。根据预防优先及污染者负担原则,废弃油井的所有者或控制者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采取措施对污染源进行有效的控制和风险防范,对因污染行为造成他人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及环境损害,应当予以赔偿,进行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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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损失赔偿/污染行为/不作为/原因力
基本案情
韩某诉称:其于1997年至2017年承包某村养鱼水面170公顷,一直用于各种鱼的养殖。2010年9月9日,某油田分公司)位于鱼塘附近的大-119号油井发生泄漏,大量原油流入韩某养鱼池,整个鱼塘受到污染,经有关部门化验因污染水质有害物质含量严重超标,大量鱼发生死亡。为防止再次污染,经协调,某油田分公司对鱼塘原油进行了打捞,并对鱼塘水进行了排泄,使韩某整个鱼塘水被排入江中,全部鱼流失或死亡,给韩某造成了经济损失。故请求判令:某油田分公司立即赔偿韩某的经济损失3015040.36元,并承担诉讼中的一切费用。
某油田分公司辩称:1.本案是一般侵权,不是环境污染纠纷。2.韩某养鱼是根据与某村签订的合同,按照法律规定,事发地紧挨嫩江边,属于泄洪区,该合同无效。韩某修筑堤坝的行为违法,河道管理条例、防洪法、水法等都明令禁止在泄洪区和河道从事修筑堤坝阻拦河道,所以无论所谓修筑围坝损失是否真实都不应予以保护。韩某没有养鱼许可证擅自养鱼,不应得到保护。3.韩某的损失是因为嫩江涨水造成,与原油泄漏没有关系。4.鉴定结论不能采信。5.原油外泄是外力造成的,不是主动泄漏,且原油已经清理。
法院经审理查明:韩某与某村委会于1997年签订《承包草沟子合同书》后,取得案涉鱼塘的承包经营权,从事渔业养殖。2010年9月9日,某油田分公司位于韩某鱼塘约一公里的大-119号油井发生泄漏,泄漏的部分原油随洪水下泄流进韩某的鱼塘。某油田分公司于9月14日至9月19日在污染现场进行了清理油污作业。某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委托环境监测站作出的水质监测报告表明,鱼塘石油含量严重超标,水质环境不适合渔业养殖。
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6日作出(2015)白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驳回韩某的诉讼请求。韩某不服,提起上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4日作出(2016)吉民终460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某油田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赔偿韩某经济损失共计1058796.25元;三、驳回韩某的其他诉讼请求。韩某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31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申3076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18年12月29日作出(2018)最高法民再415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一、二审民事判决;二、某油田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韩某经济损失共计1678391.25元;三、驳回韩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本案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纠纷;第二,2010年养鱼损失责任承担及数额认定问题;第三,2011年未养鱼损失责任承担及数额认定问题;第四,是否产生了鱼塘围坝修复、注水排污费用及责任承担问题。
一、关于本案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纠纷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六十六条规定,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侵权司法解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依据上述规定,韩某主张环境侵权污染责任纠纷,应就某油田分公司存在污染行为、自己遭受了损害承担举证责任,此外还应举出初步证据证明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某油田分公司应就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第一,根据韩某提供的证据及相关事实,足以认定某油田分公司存在污染行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某油田分公司认可其大-119号油井发生原油泄漏,泄漏的部分原油随嫩江洪水下泄流进韩某的鱼塘,即某油田分公司对于存在污染行为并无异议。某油田分公司抗辩大-119号油井系在嫩江涨水后被人为破坏从而发生原油泄漏,其本身没有实施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不符合环境污染侵权构成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污染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同时,排放污染物行为,不限于积极的投放或导入污染物质的行为,还包括伴随企业生产活动的消极污染行为。废弃油井是油气勘探开发作业中的必然产物,由于技术、自然风险或者人为因素,废弃油井可能发生井喷、溢油、爆炸燃烧以及缓慢外泄、污染地下水层等情形,可能造成他人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环境损害风险或实质损害。根据预防优先及污染者负担原则,废弃油井的所有者或控制者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采取措施对污染源进行有效的控制和风险防范,对因污染行为造成他人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及环境损害,应当予以赔偿,进行环境治理。某油田分公司是废弃油井的所有者,无论是否因其过错导致废弃油井原油泄漏流入韩某的鱼塘,其均应对污染行为造成的损失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根据韩某提供的证据,查明其鱼塘因原油污染而遭受损害。综合韩某提交的某市环境监测站2010年9月21日出具的(2010-177)号水质监测报告、捞油清单、鱼塘照片、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认定鱼塘被原油污染、鱼塘中的鱼大量死亡的事实。韩某的鱼塘因原油污染遭受损害的事实客观存在。
第三,根据韩某提供的证据及相关事实,足以认定原油泄漏造成的污染与韩某鱼塘遭受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2010-177)号水质监测报告表明,鱼塘石油含量严重超标,水质环境不适合渔业养殖。综合韩某提交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认定原油泄漏与其鱼塘中的鱼死亡之间具有一定关联性。某油田分公司主张(2010-177)号水质监测报告不具有证据效力,理由有二:一是水质样品并非取自污染发生时的现场,二是某油田分公司并未参与监测。关于水质样品一致性问题,根据某油田分公司一审提供的回收原油记录、法院询问时某油田分公司安全科长刘某的证人证言等,某油田分公司曾于2010年9月14日至9月19日在污染现场乘船打捞清理油污。2010年9月19日,某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送样至松原市环境监测站检测。依常理推断,即使9月19日送检水质样品与9月9日刚泄漏时的样品不一致,在不存在新增污染的前提下,清理后的水质也应优于原油泄漏发生时的水质。某油田分公司主张不排除同时期有其他污染发生,但是某油田分公司每日乘船打捞清理,期间若有其他污染,某油田分公司应了解情况,却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关于监测程序问题,某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送样检测,系其依法履行渔政管理工作职责的行为,并非受一方当事人委托的行为。依据《渔业水域污染事故调查处理程序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渔业环境监测站出具的监测数据、鉴定结论或其它具备资格的有关单位出具的鉴定证明是主管机构处理污染事故的依据”之规定,某市环境监测站出具的水质监测报告,可以作为渔政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污染事故的依据。某油田分公司主张因其未参与监测故而水质监测报告无效,缺乏法律依据。
第四,某油田分公司未能证明其排污行为与韩某所受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依据环境侵权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污染者举证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一)排放的污染物没有造成该损害可能的;(二)排放的可造成该损害的污染物未到达该损害发生地的;(三)该损害于排放污染物之前已发生的;(四)其他可以认定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石油飘浮在水面上会隔绝氧气导致水体缺氧,且石油中所含有毒物质亦会对水中生物造成影响,导致鱼类死亡。由于嫩江洪水下泄,将泄漏原油带至韩某鱼塘,鱼塘中的鱼死亡亦发生于原油泄漏之后,这是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的事实,故本案损害与污染行为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时间关联性。某油田分公司主张韩某2010年养鱼损失并非原油泄漏造成,而是由于嫩江涨水超过堤坝导致全部鱼流失。但某油田分公司对其主张仅提供了由某石油技术公司出具的一份《证明》,主要内容为“我公司于2010年9月……在河道管理区域内打捞漂浮在水面的泄漏原油……由于嫩江洪水上涨,当时在区域的河道管理范围内已全部被洪水淹没,嫩江江道已和全部河道管理区域的洪水连成一片,在水面上已看不到在河道管理区域内的鱼塘及鱼塘堤坝……公司捞油人员是乘船进入到河道管理区域内实施的捞油作业”。从《证明》内容来看,并不能充分证明鱼塘中的鱼系全部被嫩江洪水冲走这一主张,亦无法排除所泄漏的原油造成鱼塘中的鱼死亡的可能性,也无法排除韩某为清理油污挖坝注水导致鱼塘中的鱼被冲走的可能性。因此,某油田分公司并未完成法定的举证责任,其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综上,韩某完成了举证责任,举证证明了某油田分公司存在污染行为,鱼塘因污染而遭受损害的事实及原油污染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某油田分公司未能证明其排污行为与韩某所受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本案系因原油泄漏使鱼塘遭受污染引发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纠纷。某油田分公司大-119号油井泄漏原油造成韩某财产损失,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二、关于2010年养鱼损失责任承担及数额认定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承担举证责任。对于韩某主张的2010年养鱼损失,某油田分公司提出若干抗辩事由,但这些理由不能成为其免责事由,仅洪水的作用力可作为减轻其责任的考量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某油田分公司主张大-119号油井系在嫩江涨水后被人为破坏从而发生原油泄漏,其不应承担责任。对此,法院认为,某油田分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所有的大-119号油井系被人为破坏,且即使确系因第三人破坏而发生井喷,依据环境侵权司法解释第五条第三款“污染者以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之规定,即使污染系因第三人过错导致,污染者亦应承担责任。泄漏原油随洪水下泄流进韩某鱼塘造成环境污染损害,某油田分公司亦应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某油田分公司一审提供的《D119井基本情况说明》中自述“2010年6月13日准备迎接汛期前检查发现井口被破坏”,但某油田分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采取了应对自然灾害的合理措施,故不适用不可抗力的免责规定。
第三,某油田分公司主张韩某在泄洪区内筑坝养鱼属于违法行为,其养鱼损失不应得到保护。韩某与某村委会于1997年签订承包合同,韩某取得案涉鱼塘的承包经营权,并实际经营养鱼。2009年7月7日,韩某获得渔业捕捞许可证和船舶登记。2009年12月30日,市政府下发《通知》,明确嫩江、洮儿河滩涂的管理、开发及利用的权利由水利局行使。2011年8月1日,市政府为韩某颁发《水域滩涂养殖证》。颁证行为和《通知》均由市政府作出,《水域滩涂养殖证》是市政府对韩某具备养殖资格的确认,与《通知》内容并无冲突和矛盾。《水域滩涂养殖证》上亦明确备注“该养殖水面属于养殖者在嫩江滩涂开发水面,养殖者建设的生产设施不能影响嫩江防洪泄洪,因嫩江防洪泄洪需要养殖者应无条件拆除养殖设施”。结合某村东嫩江水域滩涂界至图、渔业捕捞许可证及船舶登记等证据,可以认定韩某具备渔业养殖资格。退一步而言,韩某的养鱼行为是否违法,并非某油田分公司免除侵权责任的法定事由。
第四,经现场勘查,大-119号油井距离韩某鱼塘近一公里,如果没有洪水的作用力,所泄漏原油短期内不会流入韩某的鱼塘。韩某提供的鱼塘照片等证据亦能证明当时存在洪水。法院询问时,韩某亦认可一部分鱼塘中的鱼系被洪水冲走。综合本案事实,可以认定造成韩某2010年养鱼损失的原因除某油田分公司大-119号油井泄漏原油污染鱼塘外,客观上还与洪水漫进韩某鱼塘冲走部分鱼等因素有关。因此,洪水系本案污染事件发生的重要媒介以及造成韩某2010年养鱼损失的重要原因,可以作为某油田分公司减轻责任的考虑因素。综合考虑上述多种因素和本案具体情况,某油田分公司应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关于2010年养鱼损失数额认定问题。某油田分公司主张二审判决根据价格鉴定结论书确定赔偿数额错误。法院认为,价格鉴定结论书可以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参考依据。第一,诉讼中,依据韩某的申请,一审法院委托某市价格认证中心对韩某位于某村的鱼塘围坝修复及注水费用、2010年养鱼损失、2011年未养鱼损失进行价格鉴定。韩某2010年养鱼损失经鉴定为1058796.25元。经审查,某市价格认证中心具备鉴定资质。价格鉴定结论书作出后,某油田分公司提出异议,某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庭接受了质询。某油田分公司虽要求重新鉴定,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价格鉴定结论书具有重新鉴定的法定情形或其他鉴定程序不合法的情形。第二,某油田分公司提出韩某提交的购买鱼苗的收据虚假,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不予支持。第三,某油田分公司主张韩某鱼塘的实际面积应为10公顷,二审法院以某油田分公司提交的《示意图》系单方委托为由不予认定存在错误,价格鉴定结论书未以《示意图》作为计算基础错误。经查,《示意图》系于2012年2月出具,未能完全反映2010年9月事发时状况,且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因韩某提供的《水域滩涂养殖证》核准水域、滩涂面积明确记载为100.358公顷,且经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加盖政府公章,故以《水域滩涂养殖证》上载明的鱼塘面积作为计算损失的基础,并无不当。价格鉴定结论书可以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参考依据。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韩某2010年养鱼损失,并非单纯因某油田分公司原油泄漏的原因所致。综合本案情况,韩某2010年养鱼损失由某油田分公司赔偿50%较为妥当。即韩某2010年养鱼损失由某油田分公司承担529400元。
三、关于2011年未养鱼损失责任承担及数额认定问题
关于2011年未养鱼的原因,韩某主张系渔政监督管理部门因鱼塘水质不合格不允许其养鱼。某油田分公司称油污已经清理完毕,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法院询问时,某油田分公司工作人员陈述系乘船打捞漂浮泄漏原油,对沉底石油类物质基本没有进行清理,且其清理完毕的标准是“肉眼基本看不到(油污)”。某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执法检查员闫某出庭作证证实,其与时任站长纪某某于2011年4月到现场调查时发现韩某的鱼塘依然不具备养殖条件。结合一审期间郑某、高某、吴某、于某等证人证言,可以确认2011年4月韩某鱼塘水面和池内水质仍有污染。某油田分公司一审提供的某石油技术公司于2010年10月9日出具的沾油杂草等混合物311袋、处理后的净化油约102公斤的回收原油记录等证据,仅能证明其曾进行过油污清理工作,不能证明其已将所泄漏原油彻底清理干净,也不能证明清理后的鱼塘水质符合养鱼条件。退一步而言,即使漂浮水面或者附着植物上的油污已经清理干净,但沉降至塘底的油污是否已经清理干净,以及鱼塘水质是否达到适宜养殖的标准,某油田分公司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因此,某油田分公司关于油污已全部清理完毕的主张难以令人信服,不予支持。
法院认为,2011年虽无新的原油泄漏,但考虑到原油不易被降解、油污影响时间长等特点,结合双方当事人所认可的当地江河封冻期自当年十月下旬至次年四月中旬的水文特征,依常理可以推断2011年韩某鱼塘污染处于持续状态,客观上导致韩某2011年无法正常养鱼。
综上,韩某2011年未养鱼损失的原因力明确,某油田分公司未能就韩某2011年未养鱼损失与其污染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亦未举证证明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某油田分公司应承担韩某2011年未养鱼损失。
关于2011年未养鱼损失数额认定问题。经审查,价格鉴定结论书对于韩某2010年投入鱼苗养鱼损失系按接近于稀养的标准算得1058796.25元;对于2011年不能养鱼损失系在除承包费外没有任何投入的情况下,按中等放养密度的标准算得1866049.11元,远高于2010年投入鱼苗正常养鱼年度的损失,不尽合理。且从韩某在变更一审诉讼请求前所主张的全部损失为50万元来看,价格鉴定结论书的结论不宜直接采用。因此,酌情判令某油田分公司参照2010年养鱼损失,赔偿韩某2011年未养鱼损失1058796.25元。
四、关于是否产生了鱼塘围坝修复、注水排污费用及责任承担问题
关于是否产生了鱼塘围坝修复及注水排污费用的问题。某油田分公司主张其已清理完毕所有流进韩某鱼塘的原油,没有进一步挖坝注水清理油污的必要,其不应承担相应费用。但如前所述,某油田分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将油污全部清理完毕,渔政监督管理部门亦认为2011年尚不具备养鱼条件。在法院询问时,某油田分公司工作人员对于为何分别在2010年、2011年向韩某支付清理油污费用未能给出合理解释,结合其他相关证据,足以推定韩某在2011年为清理鱼塘油污,挖坝注水清理油污事实的存在。韩某一审期间提交了4份证人证言及某村委会出具的证明材料,其中李某、王某、任某以及某村委会委员吴某出庭作证。结合某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渔政执法检查员闫某的证言,可以认定韩某挖坝注水清理油污系消除污染、排除妨害、修复鱼塘生态环境的必要措施,依据环境侵权司法解释第十五条规定,由此产生的合理费用应予支持。价格鉴定结论书测算鱼塘围坝修复费用为33135元,注水排污费用为57060元,应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排放污染物行为”,不限于积极的投放或导入污染物质的行为,还包括伴随企业生产活动的消极污染行为。根据预防优先及污染者负担原则,废弃油井的所有者或控制者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采取措施对污染源进行有效的控制和风险防范,对因污染行为造成他人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及环境损害,应当予以赔偿,进行环境治理。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9条、第1230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第6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15条
一审: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白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2015年11月26日)
二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吉民终460号民事判决(2016年11月24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415号民事判决(2018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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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诉格尔木某发展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2023-11-2-377-003 · (2019)格尔木市不动产权第000433*号 ·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固体废物污染防止污染扩大消除危险合理费用不作为损害结果扩大
裁判要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具有私害性和公害性的双重特点,民事主体在订立、履行涉环境资源合同法律关系时,应尽到合理的监督提醒和注意义务。被侵权人长期不作为致使污染或破坏状态持续扩大的,应综合侵权行为隐蔽状态、持续时间及损害结果的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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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固体废物污染/防止污染扩大/消除危险/合理费用/不作为/损害结果扩大
基本案情
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诉称:2006年2月23日,其与格尔木某发展公司签订一份《租地合同书》,约定格尔木某发展公司租赁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的场地用于建设选矿厂、放置选矿设备及进行选矿加工;期限自2006年3月1日至2016年3月1日。租赁之前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的场地是自然空地,格尔木某发展公司在使用场地期间遗留数万吨尾矿渣未处理。2013年1月,格尔木某发展公司因负第三人1000万元债务,向第三人出具一份《还款协议》(复印件),将上述租赁场地上的选矿厂及设备抵押给第三人。2016年7月1日格尔木某发展公司与第三人签订一份《场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复印件),亦认可第三人提交2016年7月1日与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子公司与河西某公司签订的《场地租赁合同》,认可第三人租赁案涉土地用于仓储、停放车辆,没有生产及堆存矿渣的行为。2019年4月4日,河西某公司与第三人签订《场地租赁合同》,将上述土地租赁给第三人,期限自2019年3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2019年12月青海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作出《格尔木市历史遗留尾矿渣堆存地块调查及安全处置项目(鉴别及处置方案编制)》,其中对格尔木某发展公司尾矿渣性质进行判别。2020年10月 22日第三人向河西某公司出具《承诺书》,称其对格尔木某发展公司遗留的尾矿无能力处置,同意由政府或河西某公司处置。青(2019)格尔木市不动产权第000433*号《不动产权利证书》载明格尔木某发展公司堆存尾矿渣的场地权属于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所有。因政府职能部门联系不到格尔木某发展公司,认为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作为土地权属人应对地上堆存尾款渣进行治理,格尔木市生态环境局于2021年4月14日、17日陆续向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下发督办通知,要求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妥善解决金鑫历史遗留尾矿渣堆处置工作。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对案涉租地存在的尾矿拍摄了现场照片,并委托河西某公司于2022年1月7日与格尔木某环保公司签订《一般固体废物处置合同》,约定由格尔木某环保公司对案涉尾矿渣进行处置,每吨108元,预估治理2.5万吨,实际治理24188.91吨,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共支付格尔木某环保公司2612402.28元治理费,因该尾矿为格尔木某发展公司租赁期间进行选矿所遗留的废物,按照原、格尔木某发展公司签订《租地合同书》及环保法律、法规要求,格尔木某发展公司有义务将该尾矿渣清理干净。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格尔木某发展公司支付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尾矿渣处置费 27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格尔木某发展公司承担。
格尔木某发展公司未提出答辩意见。
第三人述称,对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提交的《不动产权证书》及《租地合同书》的真实性不确定,认为与第三人无关。对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提交的《还款承诺书》真实性认可,但格尔木某发展公司并未实际履行。2016年7月1日第三人与河西某公司签订一份《场地租赁合同》(复印件),同日,应河西某公司要求格尔木某发展公司与第三人签订一份《场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在2019年4月4日第三人与河西某公司续签一份《场地租赁合同》。第三人租用场地只是用于仓储,没有从事过选矿等活动,也没有让其他人使用,场地上的尾矿渣在第三人承租前就已经存在。后政府部门要求处理场地上的尾矿渣,第三人应河西某公司要求向其出具《承诺书》,第三人认为系处理尾矿可能会有一些收益。第三人对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情况均不知情,认为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主张格尔木某发展公司承担270万元治理费用有失公允,所主张的数额没有相关依据。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年2月23日,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格尔木某发展公司签订《租地合同书》,约定格尔木某发展公司租赁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位于河西农场八队至九队自然沟以西格茫公路以北的30亩土地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期限自2006年3月1日至2016年3月1日;约定格尔木某发展公司负保护好当地的生态环境、不能破坏植被、不能造成土地及环境污染的义务;约定合同终止时,格尔木某发展公司负清理干净地面上建筑物、垃圾并将土地恢复原样的义务。
格尔木某发展公司2001年1月8日成立,2005年3月29日至2009年3月28日经营范围为:铅矿、锌矿、铜矿加工、销售;2009年3月29日变更登记至2020年3月28日经营范围为:铅矿、锌矿、铜矿销售。
2016年7月1日,格尔木某发展公司与第三人签订一份《场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载明:格尔木某发展公司租赁案涉30亩场地使用权到期,不再续签,拟将该场地使用权转让给第三人用于仓储,期限为一年。同日,河西某公司与第三人签订一份《场地租赁合同》,约定第三人租用河西某公司50亩场地用于仓储,期限自2016年3月1日起至2019年2月28日止。2019年4月4日,河西某公司与第三人签订一份《场地租赁合同》,约定第三人租用河西某公司50亩场地用于仓储,租赁期限自2019年3月1日至2022年2月 28日。
2019年12月青海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出具《格尔木市历史遗留尾矿渣堆存地块调查及安全处置项目》报告,其中载明尾矿渣遗留地位于格尔木市区西30公里的S303道路旁,尾矿渣遗留地周边有枸杞种地耕地和地表水流经,尾矿渣遗留地遗留工业固废为铅锌选矿尾矿渣,尾矿渣堆存于空旷地,地面积约为113500平方米;通过技术测量,得出尾矿渣堆存量为8338.3立方米,判定为第Ⅱ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并提出三种处理方案,分别为清运至格尔木市工业废渣集中处置中心进行安全填埋、新建废渣填埋场进行安全填埋及资源化再选处置。
2020年1月9日,格尔木市自然资源局作出格自然资函﹝2020﹞13号《关于确认格尔木历史遗留尾矿渣堆存地块用地归属函的复函》,其中载明:金鑫尾矿渣堆存地块权属于农垦集团,位于河西农场。
2021年4月14日,格尔木市生态环境局向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作出格生督﹝2021﹞5号《督办通知》,其中载明:2020年6月2日,市政府召开第十四届人民政府第39次常务会议,会议决定按照属地化管理要求,将金鑫历史遗留尾矿渣堆存地块交由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处置。
2022年1月7日河西某公司与格尔木某环保公司签订《一般固体废物处置合同》,约定由格尔木某环保公司安全处置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辖区历史遗留尾矿,处置量按照实际清运量核算,处置单价每吨108元,备注含运输费、机械费、清运费、二次倒运费、职防费、处置费、现场平整(清运点)、三防费、批次检验检测费及税费等;合同预估一般固废二类2.5万吨。2022年1月21日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显示:2022年1月21日河西某公司向格尔木某环保公司转款612402.28元,附言为固废处置费。格尔木某环保公司向河西某公司开具金额共计2612402.28元的青海增值税普通发票二十七张,其中载明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一般固废尾矿渣处理费。
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11日作出(2022)青2801民初5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格尔木某发展公司返还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支出的治理费2220541.94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2.驳回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当事人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侵权行为发生在民法典实施前,但损害结果持续至民法典施行后,应适用民法典的规定。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是指行为人因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民事权益损害而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原、格尔木某发展公司签订的《租地合同书》约定格尔木某发展公司租赁场地用于建设选矿厂、放置选矿设备及进行选矿加工,结合格尔木某发展公司的经营范围可见其至此之前在案涉场地存在选矿行为;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自认第三人在租赁期间没有生产及堆存矿渣的行为,综上,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主张格尔木某发展公司在案涉场地中存在堆存尾矿渣的行为,法院予以采信。
格尔木某发展公司向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返还场地时依法依约均应将堆存的尾矿进行合理、合法的处置。2021年4月14日,格尔木市生态环境局向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作出格生督﹝2021﹞5号《督办通知》,将格尔木某发展公司历史遗留尾矿渣堆存地块交由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处置,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亦因无法与格尔木某发展公司取得联系,与格尔木某环保公司签订《一般固体废物处置合同》,对格尔木某发展公司堆存尾矿渣中的24188.91吨已进行治理,对此提供证据证实,故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主张其产生治理费2612402.28元法院予以确认。
双方《租地合同书》明确约定格尔木某发展公司负不能造成环境污染及合同终止时将土地恢复原样的义务,由此可见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明知环保政策,对格尔木某发展公司在履行合同过程时可能存在环境污染有预测性。双方自2006年起存在合同关系,根据《格尔木市历史遗留尾矿渣堆存地块调查及安全处置项目》证实格尔木某发展公司在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场地堆存的尾矿量巨大,期间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作为出租方对格尔木某发展公司持续多年堆存尾矿渣的行为未制止亦未要求及时处置,在合同关系终止后继而又与第三人签订出租协议,直至政府决定按照属地化管理要求,格尔木市生态环境局向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作出《督办通知》后,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才实施救济行为,其不作为的态度对损害结果的扩大产生影响,根据双方对损害结果所起的作用,酌情确定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承担15%的责任,即其中391860.34元治理费用由青海省格尔木某集团公司自行承担,以此警示企业重视权属区域内环境保护问题。
裁判要旨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具有私害性和公害性的双重特点,民事主体在订立、履行涉环境资源合同法律关系时,应尽到合理的监督提醒和注意义务。被侵权人长期不作为致使污染或破坏状态持续扩大的,应综合侵权行为隐蔽状态、持续时间及损害结果的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9条、第1234条
一审:青海省格尔木市人民法院(2022)青2801民初545号民事判决(2022年8月1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重庆市荣昌区梁某国水产养殖场诉重庆某泉农牧有限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案
2023-11-2-377-004 · (2019)渝0116民初11194号 ·
民事水污染责任纠纷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损失金额鉴定意见不予采信市场估价
裁判要旨:1.关于水污染责任纠纷中侵权人侵权责任的认定。由于水污染具有间接性、长期性、潜伏性、滞后性等特点,其造成的环境损害是动态的、系统性的,并非简单的、一次性的短期过程。认定水污染责任纠纷中侵权人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可以根据鉴定意见或专业人员意见,综合考虑侵权人是否具有明确的排污行为、污染物传输路径是否具有合理性、监测提取的污染物因子是否与被侵权人的损害后果具有牵连性等因素,并结合双方举证责任分配予以认定。 2.关于水污染责任纠纷案件审理中对于鉴定结论的司法审查。对水污染的鉴定结论进行司法审查时,应当遵循逻辑性、合理性、科学常识和经验法则的审查标准,结合专家意见及具体案情来进行审查判断。因被侵权人向鉴定人提交的证明自身损失的证据不完整,鉴定人系根据其自身专业经验通过理论模型进行推算得出鉴定意见,其中对被侵权人经营期间应当投入的生产成本未予确定,且与市场估价相差悬殊的,可以认定鉴定意见确定的损失金额与被侵权人实际损失不符,对鉴定意见中超出实际损失的部分不应予以采信。 3.关于水污染责任纠纷中被侵权人实际损失的认定。水污染责任纠纷中,在被侵权人的客观损失难以查清,也无法采信鉴定意见的情况下,可结合专家意见,根据被侵权人的经营面积、同类规模经营主体的平均产值,考虑扣除经营成本支出、经营收益等因素,酌情确定其损失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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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水污染责任纠纷/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损失金额/鉴定意见/不予采信/市场估价
基本案情
原告(上诉人)重庆市荣昌区梁某国水产养殖场(以下简称梁某国养殖场)诉称:自2015年下半年开始,被告重庆某泉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泉公司)将其猪场污水直接排放于重庆市荣昌区白某溪河内,导致梁某国养殖场数年的鱼苗全部死亡。故请求法院判令:1.某泉公司赔偿因水污染导致梁某国养殖场2017-2019年鱼苗死亡损失共计188230元;2.本案的案件受理费由某泉公司承担。
被告(上诉人)某泉公司辩称:某泉公司没有排放污染物,不存在污染环境的行为。梁某国养殖场所称的其有鱼苗死亡以及死亡造成的损失金额,某泉公司与其鱼苗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等,某泉公司均不予认可。
经法院审理查明,梁某国养殖场场位于重庆市荣昌区白某溪河下游,其生产养殖需从白某溪河取水。2017年起,梁某国养殖场养殖的鱼苗因白某溪河水质受到污染出现死亡情况。某泉公司的生猪养殖场位于白某溪河上游,2017年5月、2018年3月、2019年4月,某泉公司三次因生产废水通过雨水沟直排至白某溪河、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等原因被重庆市荣昌区(以下简称荣昌区)环保部门行政处罚。2018年4月至2019年5月,荣昌区生态环境检测站受荣昌区环保局委托对白某溪河水质进行监督性监测,并出具三份监测报告。
针对梁某国养殖场2017-2019年的损失,司法鉴定意见是:梁某国养殖场2017年-2019年最大限度损失为3366508元,考虑到2016年已经有部分损失,同时应扣除生产性投入,且生产投入应大于鱼苗繁育,建议损失按最大限度损失的60%计算为2188230元。鉴定人当庭陈述,因梁某国养殖场提供的损失方面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因此损失鉴定结论是以目前我国西南地区淡水水产苗种场的产值及自身经验按8-12万元/亩/年的产值进行参考后扣除生产性投入得出。
针对前述3份监测报告反映的水质情况与梁某国养殖场养殖鱼类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司法鉴定意见是:(1)某泉公司是造成白某溪河流公共水域污染的污染源之一;(2)梁某国养殖场直接从白某溪河流抽取水用于鱼苗养殖,在未经专业处理的情况下长期采用上述河水直接养鱼,会导致鱼苗死亡;(3)3份监测报告反映的水质与梁某国养殖场鱼苗死亡之间存在间接因果关系。该鉴定意见书载明:监测报告结果显示,白某溪河流经夏某桥、王某桥、双某桥,水质指标氨氮浓度、化学需氧量(COD)浓度均随河道水流流向总体呈递增趋势,表明夏某桥至双某桥段河流断面有新的污染源汇入,某泉公司经营的生猪梁某国养殖场是其污染源之一;双某桥氨氮浓度高于《淡水水生生物水质基准-氨氮》(2020年版)中给定的鱼苗养殖长期水质氨氮浓度。
因双方对鉴定意见分歧较大,一审法院走访了三家不同规模、经验丰富的水产养殖场,确定从事鱼苗繁殖养育的养殖场每亩每年的产值大概在1-3万元左右。
一审中,有具有环境科学领域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参加案件审理。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30日作出(2019)渝0116民初11194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某泉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梁某国养殖场2017年至2019年的损失270000元。二、驳回原告梁某国养殖场的其余诉讼请求。梁某国养殖场以鱼苗养殖损失应该采信鉴定意见等为由,提起上诉;某泉公司以一审酌定其承担60%的损失明显偏高等为由,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21年10月28日作出(2021)渝05民终7166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某泉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环境侵权责任;2.梁某国养殖场损失金额应当如何确定。
一、某泉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环境侵权责任
由于水污染具有间接性、长期性、潜伏性、滞后性等特点,其造成的环境损害是动态的、系统性的,并非简单的、一次性的短期过程。水产养殖周期较长,养殖用水中是否含有污染物质,污染物质成分、含量大小对养殖生产的具体危害、危害发生机理等,难以长期持续观测并作出精确结论,且随着水流对污染物的稀释及时间变化,污染物质的含量、致害性等也可能发生改变,被侵权人一方难以举示充分证据或运用专业知识证明水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长期存在。故在水污染责任纠纷中侵权人是否应当承担环境侵权责任,应当综合侵权人是否具有明确的排污行为、污染物传输路径是否具有合理性、监测提取的污染物因子是否与被侵权人的损害后果具有牵连性,并结合双方举证责任分配、专业人员意见等予以综合认定。
首先,从侵权人是否具有明确的排污行为看,根据梁某国养殖场举示的证据,结合某泉公司被环境行政机关处罚情况、多次水质监测情况等,可以认定某泉公司具有排放污染物至白某溪河的环境污染行为。
其次,从污染物传输路径是否具有合理性看,根据河流走向、双方当事人所处位置并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可知,梁某国养殖场养殖用水中含有某泉公司排放的污染物质具有传输路径的合理性。
第三,从监测提取的污染物因子是否与被侵权人的损害后果具有牵连性看,参考多次监测数据,某泉公司排放白某溪河水中的污染物氨氮超标,而根据相关鉴定意见,梁某国养殖场鱼苗死亡或减产的重要原因系氨氮浓度超标,据此可以认定二者具有一定的牵连性。
第四,从环境侵权的举证责任分配看,某泉公司在2017-2019年间3次受到环境行政处罚,对白某溪河水质的抽样监测也经多次随机进行,现某泉公司并未举示证据证明其未实施排污行为或其实施的排污行为与本案环境损害没有因果关系,应承担环境侵权举证责任倒置的不利后果。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及专业人士意见,可以认定某泉公司的排污行为对梁某国养殖场造成持续性损害,二者具有因果关系。
综上,本案对某泉公司在2017-2019年向白某溪河排放污染物导致梁某国养殖场鱼苗死亡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某泉公司应当承担环境侵权责任。
二、梁某国养殖场损失金额应当如何确定
梁某国养殖场长期使用白某溪河的河水养殖鱼苗,损害事实必然客观存在。
首先,关于损失的鉴定意见是否采信问题。本案中,虽然司法鉴定机构系由一审法院委托,具有相应资质,鉴定程序合法,但因梁某国养殖场向鉴定人提交的证明自身损失的证据不完整,鉴定人只能根据其自身专业经验通过一种理论模型进行推算。此外,该鉴定意见中仅对梁某国养殖场因水污染遭受的损失进行计算,对其养殖期间应当投入的人力、物力等生产成本未予确定。该鉴定结论意见与一审法院调查走访的多家不同规模养殖场的平均年产值相差悬殊。可以认定鉴定意见确定的损失金额与梁某国养殖场实际损失不符,对鉴定意见中超出实际损失的部分不应予以采信。
其次,对同类水产养殖产值的市场估价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四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方式计算”之规定,为查清本案事实,一审法院走访了位于重庆市江津区不同规模的三家水产养殖场,对其经营收入等情况进行调查了解,确定从事鱼苗繁育和鱼苗养殖的养殖场每亩每年的产值大概在1-3万元左右。
第三,对梁某国养殖场损失的酌定问题。梁某国养殖场在养殖过程中并非每年都是绝收,而是有部分收益,但未提供其具体收益多少的证据,故在认定其损失时应当对该收益予以扣减。再者,一审中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民陪审员提出的损失评估意见对于本案的处理具有参考价值。
综合上述事实,梁某国养殖场的客观损失在本案中难以查清,在无法采信鉴定意见的前提下,应当结合专家陪审员意见,根据梁某国养殖场鱼塘面积、同类规模养殖场产值的平均市场价格,考虑扣除养殖成本支出、鱼塘仍有部分收入等因素,酌情确定其年损失金额为150000元。
裁判要旨
1.关于水污染责任纠纷中侵权人侵权责任的认定。由于水污染具有间接性、长期性、潜伏性、滞后性等特点,其造成的环境损害是动态的、系统性的,并非简单的、一次性的短期过程。认定水污染责任纠纷中侵权人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可以根据鉴定意见或专业人员意见,综合考虑侵权人是否具有明确的排污行为、污染物传输路径是否具有合理性、监测提取的污染物因子是否与被侵权人的损害后果具有牵连性等因素,并结合双方举证责任分配予以认定。
2.关于水污染责任纠纷案件审理中对于鉴定结论的司法审查。对水污染的鉴定结论进行司法审查时,应当遵循逻辑性、合理性、科学常识和经验法则的审查标准,结合专家意见及具体案情来进行审查判断。因被侵权人向鉴定人提交的证明自身损失的证据不完整,鉴定人系根据其自身专业经验通过理论模型进行推算得出鉴定意见,其中对被侵权人经营期间应当投入的生产成本未予确定,且与市场估价相差悬殊的,可以认定鉴定意见确定的损失金额与被侵权人实际损失不符,对鉴定意见中超出实际损失的部分不应予以采信。
3.关于水污染责任纠纷中被侵权人实际损失的认定。水污染责任纠纷中,在被侵权人的客观损失难以查清,也无法采信鉴定意见的情况下,可结合专家意见,根据被侵权人的经营面积、同类规模经营主体的平均产值,考虑扣除经营成本支出、经营收益等因素,酌情确定其损失金额。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0条、118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2条第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9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
一审: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9)渝0116民初11194号民事判决(2021年6月30日)
二审: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21)渝05民终7166号民事判决(2021年10月2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诉重庆某盐业公司等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2023-11-2-377-005 · (2012)鉴字第26号 ·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土壤污染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单次污染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
裁判要旨:在无意思联络数人环境侵权案件中,存在多个污染源头和多次污染行为时,可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入手,结合自然规律、地域区位等因素认定单次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当事人之间就单次环境污染的损害后果达成的赔偿协议并不免除侵权人应当承担的修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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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土壤污染/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单次污染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
基本案情
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诉称:2011年3月15日,四川某钻井大队与重庆某盐业公司签订钻井施工合同,负责“长平三井”钻前及钻井施工工作。期间,四川某钻井大队在长平三井钻井过程中产生的含盐特征等污水给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农业基地造成了污染,尤其是受2011年11月下雨等因素影响,该含盐特征的污染物流入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农业基地,致使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遭受损失。2012年2月14日,经长寿区双龙镇人民政府主持调解,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与四川某钻井大队签订《协议书》,由四川某钻井大队一次性支付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50万元作为补偿。2012年4月至5月,即长平三井场地验收前,因四川某钻井大队处理、填埋钻井产生的污染物的措施不当,以及下雨等原因,再次对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等数家农业基地造成污染。同年4月,重庆某盐业公司的长平二井配套管道发生泄漏,也对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在内的农业基地造成严重污染。故请求判令:一、四川某钻井大队、重庆某盐业公司立即停止侵害,恢复被污染土地原状;二、赔偿原告2012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1日止的农产品损失129.92万元、土壤修复期间损失6.494万元;三、本案诉讼费由四川某钻井大队、重庆某盐业公司负担。
重庆某盐业公司辩称:一、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并非是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其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二、长平三井的污染、非法掩埋污染物等行为均发生在四川某钻井大队施工期间,并非案件的污染主体,且四川某钻井大队已赔偿原告损失,同时,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赔偿协议后遭受了新的污染,故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原状的请求不能成立;三、根据司法鉴定,重庆某盐业公司所管理的长平二井与原告农业基地之间的木子洋公司未受到污染,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的农业基地距离长平二井距离更远,不应受到污染;四、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未采取措施治理、恢复,造成了损失的扩大,不应该主张赔偿。
四川某钻井大队辩称:一、在污染发生之后,其已与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并已经足额支付,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在修复方法确定后没有采取合理措施导致损害扩大,应当自行承担责任;二、2012年3月至5月期间,四川某钻井大队已经离开长平三井施工现场,并没有对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造成新的污染和损失;三、双方达成的赔偿金额高于司法鉴定意见认定的损失,超出数额,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不应主张。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9月,赵某某(系韩某某母亲)分别与重庆市长寿区双龙镇连丰村民委员会、重庆市长寿区双龙镇龙滩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租赁合同》,约定赵某某租赁连丰村4组土地27.29亩及龙滩村2组、3组土地26.83亩建设蔬菜基地。后韩某某成立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并利用赵某某租赁的土地建设蔬菜基地,于2011年3月种植大棚蔬菜。
重庆某盐业公司系生产销售工业盐及其化工产品的公司,经相关部门批准,在长寿区双龙镇建立采液体盐基地及其配套设施,主要有采液体盐矿井、输卤管线等,矿井包括长平一井、长平二井、长平三井,其中长平一井、长平二井于2010已投入生产,并将所采液体盐通过管线向外运输至长寿区晏家化工厂园区。
2011年3月15日,重庆某盐业公司与四川某钻井大队签订《重庆某盐业公司20万吨/年液体盐采输项目长平三井钻井施工合同》,约定由四川某钻井大队负责“长平三井”钻前及钻井施工,建设工期为2011年3月16日至2011年10月16日,四川某钻井大队承担该工程进场、施工、撤离过程中发生的相关机械、人身、井内外及其它一切安全、环保事故的处理责任并承担相应的经济、法律责任等。长平三井的建设地点位于长寿区双龙镇连丰村,位于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农业基地西侧,距离约30米。四川某钻井大队在长平三井钻井过程中产生的含盐特征等污水给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农业基地造成污染,特别是2011年11月后,因下雨等因素,钻井产生的含盐特征的污染物流入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农业基地,致使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遭受损失。经长寿区双龙镇人民政府主持调解,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与四川某钻井大队于2012年2月14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四川某钻井大队一次性支付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50万元,作为对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当年和今后涉及一切损失的补偿。四川某钻井大队于2012年2月18日、2月27日分两次共支付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50万元。
2012年1月15日,四川某钻井大队将长平三井地下部分交付重庆某盐业公司生产使用,继续对该井地面工程进行施工,并固化处理钻井施工中产生的岩屑、泥浆等残留物、排干污水池内含油雨水。2012年6月13日,四川某钻井大队与重庆某盐业公司进行了长平三井场地验收与交接。
2012年4月至5月,因四川某钻井大队处理、填埋钻井产生的污染物的措施不当,以及下雨等原因,致使包括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在内的数家农业基地受到污染。重庆某盐业公司所有的长平二井位于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农业基地西北侧,距离约100米。2012年4月,长平二井配套管道发生泄漏,导致包括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在农业基地受到污染。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等5家企业向长寿区双龙镇人民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反映,有关部门接到反映后,先后多次组织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等企业与进行调解,并共同协商选定鉴定机构对受污染的土地的污染情况、损害程度、损害费用等进行鉴定和评估。2012年7月4日,长寿区农业委员会委托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长寿区农业委员会支付鉴定费76 350元,重庆某盐业公司支付鉴定费81 880元。2013年1月5日,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作出西大司鉴(2012)鉴字第2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在鉴定期内所采集长寿区现代农业园区基地土壤(主要包括长平三井、长平二井附近农田,面积151.56亩)与对照相比,存在一定的污染,主要污染物指标为氯、全盐量、钠、硫等;2、与对照相比,长平三井、长平二井附近面积151.56亩污染农田中,极重污染、严重污染、中度污染、轻度污染面积分别为40.57亩、28.66亩、74.13亩、8.20亩;3、本案鉴定范围内的环境污染损害包括财产损害和污染修复所需费用两部分,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财产损害为27.67万元,污染修复所需费用为9.848万元。
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对鉴定方法、鉴定过程、样品采集、对比数据等作了详细说明,并载明: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农业基地离长平三井最近,受污染面积为37.12亩,其中极重污染14.848亩,严重污染11.136亩,中度污染11.136亩;木子洋公司(位于长2井与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农业基地之间)受影响面积位于X342乡道涵洞下方的3.91亩;各采样点盐污染指数表明土壤的超标情况随着与长平三井、长平二井距离的增加其周边土壤污染程度呈现出递减趋势,各采样点地表水水质指数表明距离长平三井、长平二井越近,水质越差;污染损害数额包含农产品减产损害费用、土壤修复期间的产出损害费用、土壤污染修复方案编制费用、土壤污染修复工程建设费用、土壤污染修复监测监管费用,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的前述费用分别为21.19万元、6.494万元、4.898万元、4.31万元、0.64万元;关于农产品减产损害费用,大棚蔬菜1年的减产损失按每亩1万元标准,分别按极重污染、严重污染、中度污染的损失系数95%、43.16%、20.39%计算;关于土壤修复期间的产出损失费用,将盐污染土壤修复一般需耗时1年,大棚蔬菜1年的修复期间产出损失按每亩7000元标准,分别按损失系数43.16%、20.39%、5.37%计算;土壤修复编制费用是指编制耕地修复的可研报告、初设方案、专家评审等所发生的费用;关于土壤污染修复工程建设费用,盐污染土壤一般采取异位客土修复与原位淋洗修复两种,异位客土修复费用为19.53万元,原位淋洗修复费用为4.31万元,本案修复方案推荐采用原位淋洗技术;土壤修复监测监管费用是指为了保障原址土壤修复的质量,对土壤修复过程进行监测监管所发生的费用,一般需要持续1-2年(按2年计算)。
2012年4月,重庆市长寿区环境保护局对四川某钻井大队在承建的长平三井进行检查,发现其施工中产生的含油、盐泥浆及含盐废水等危险废物未按照环评要求进行规范暂存,并擅自交由无危废经营许可证的村民进行处置,导致部分危废被村民外运并露天倾倒,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并于2012年7月5日作出长环罚字[2012]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立即改正环境违法行为、罚款20万元。2012年5月,四川某钻井大队对该污染物采取固化及就地掩埋等方式进行处理。2013年7月23日,长寿区环保局作出同意重庆某盐业公司采输100万吨/年液体盐工程(一期20万吨/年)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意见。
另查明,2013年1月,重庆某盐业公司受四川某钻井大队委托,多次参与调解,均无果。受盐污染土地的自然恢复周期很长。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农业基地内地势平坦,在审理过程中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陈述因减产严重于2015年停止蔬菜种植。
二审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均对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关于涉案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在内土地的污染情况、损害程度、损害费用的鉴定报告无异议。同时,各方当事人一致认可,在鉴定机构于2012年7月对涉案土地采样鉴定后,无新的侵权事实发生。二审中,重庆某盐业公司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长平二井是否污染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土地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法院未准许。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19日作出(2016)渝0112民初3377号民事判决,判令:一、重庆某盐业公司、四川某钻井大队对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的37.12亩土地采取恢复原状的措施,若被告重庆某盐业公司、四川某钻井大队未采取恢复措施,由原告在期限届满30日内采取措施,并由被告重庆某盐业公司、四川某钻井大队支付9.848万元;二、重庆某盐业公司、四川某钻井大队连带赔偿原告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土壤修复期间产出损害6.494万元及农产品减产损失;三、驳回原告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重庆某盐业公司、四川某钻井大队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1日作出(2016)渝01民终8972号民事判决,判令:一、撤销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2号民事判决;二、重庆某盐业公司和四川某钻井大队针对被污染土地进行修复,如未修复,则由重庆某盐业公司承担3.94万元,四川某钻井大队承担5.908万元;三、重庆某盐业公司支付土壤修复期间产出损害2.597万元及农产品减产损失,四川某钻井大队支付土壤修复期间产出损害2.597万元及农产品减产损失;四、驳回原告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二、涉案土地受污染损害的原因及损害后果认定;三、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及其责任承担方式。
一、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是否本案适格原告
涉案土地虽由赵某某出面分别与重庆市长寿区双龙镇连丰村民委员会、双龙镇龙滩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租赁合同》,但签订合同后,该土地一直由其子韩某某成立的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用于农业开发,在该租赁土地种植大棚蔬菜。审理中,各方对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耕种该土地的事实无异议,赵某某作为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的诉讼代理人也表示租赁涉案土地就是为其子韩某某成立公司进行农业开发。现该土地受到污染,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作为土地的实际使用人遭受财产损失,其作为受害人,有权提起侵权赔偿。故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在本案中作为原告起诉,主体适格。
二、涉案土地受污染损害的原因及损害后果认定
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重庆某盐业公司、四川某钻井大队对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关于涉案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在内土地的污染情况、损害程度、损害费用的鉴定报告无异议。根据该鉴定报告,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土地存在一定污染,其中受污染面积为37.12亩,土壤和地表水水质受污染程度随距离长平三井、长平二井越近,污染指数越高。结合该鉴定报告、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与长平二井、长平三井的相对地理位置以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法院认定,涉案土地受污染原因,一是四川某钻井大队在对长平三井施工钻井工程中产生的污染;二是四川某钻井大队处理、填埋长平三井产生的污染物过程中措施不当所产生的污染;三是重庆某盐业公司已建成并使用中的长平二井管道泄漏造成污染。通过对本案现有证据的分析,足以认定长平二井管道泄漏与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涉案土地的受污染后果具有因果关系,再另行鉴定已无此必要。
根据鉴定报告,涉案土地被污染造成损失有:1.农产品减产损害费用每年21.19万元以及土壤修复期间(鉴定耗时需一年)产出损失6.494万元;2.污染修复费用(含土壤污染修复方案编制费用、土壤污染修复工程建设费用、土壤污染修复监测监管费用)9.848万元。对以上损害后果,法院予以确认。
三、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及其责任承担方式
1.关于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
根据前述土地受污染原因认定,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的涉案土地受污染系长平二井及长平三井两个污染源共同作用所致。长平二井发生管道泄漏时,系由重庆某盐业公司所有及管理、使用,该公司应对长平二井导致的污染后果承担赔偿责任;长平三井虽系重庆某盐业公司所有,但长平三井的两次污染均发生在四川某钻井大队施工管理和实际控制期间,且发生污染的原因也是四川某钻井大队的施工行为所致,故四川某钻井大队应对长平三井导致的污染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2.关于长平二井及长平三井对涉案土地现有污染后果各自原因力的确定
本案中,二上诉人分别实施了侵权行为,通过长平二井、长平三井造成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土地受到污染,二者主观上无侵权意思联络,虽然无法详细区分各自排放污染物数量及污染范围,但单就长平三井、长平二井各自的侵权行为尚不足以造成本案全部损害后果。
本案采信的鉴定报告载明:“土壤和地表水水质受污染程度随距离长平三井、长平二井越近,污染指数越高”。而长平三井位于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农业基地西侧,距离约30米,长平二井位于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农业基地西北侧,距离约100米,再加上长平三井共发生过两次污染事实,由此可加以判断,造成涉案土地现有损害后果的两个污染源中,长平三井的原因力较大,长平二井的原因较小。酌定长平三井的原因力为60%;长平二井的原因力为40%。故对涉案土地的损害后果,由四川某钻井大队承担60%赔偿责任,重庆某盐业公司承担40%赔偿责任。
3.关于长平三井两次污染行为对涉案土地现有污染后果各自原因力的确定
四川某钻井大队在对长平三井施工过程中共发生过两次污染行为,两次污染行为均对涉案土地造成污染,共同构成了长平三井对涉案土地的污染事实。因就第一次污染行为,即四川某钻井大队在长平三井钻井过程中造成的污染,已由四川某钻井大队与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达成协议,进行了赔偿并实际给付,故对该次污染行为所产生的损害后果赔偿责任应在本案中予以剔除。因此,对四川某钻井大队两次污染行为在长平三井污染所致损害中各自原因力大小有必要加以区分确定。
鉴定报告对该两次污染行为分别对损害后果的参与度并未予以区分,就两次污染行为分别产生污染物数量的多少现亦无证据予以证实。但土地遭受污染,是污染物长期累积的过程,同时,污染程度又会随着土地的自我修复功能不断衰减。因此,在确定两次污染行为对损害后果各自原因力大小时,应着重考虑两次污染行为发生时间的先后因素。本案中两次污染行为,一是2012年2月14日协议书签订前,钻井工程中有含盐特征的污染物流入基地;二是2012年4、5月,四川某钻井大队处理填埋钻井产生的污染物不当,污染基地。第一次污染行为在前,与鉴定报告确定损害后果的时间间距较长,其对损害后果的作用力应相对较弱;第二次污染行为在后,与鉴定报告确定损害后果的时间间距较短,其对损害后果的作用力应相对较强。因此,对于长平三井污染造成的损害后果,酌定第一次污染行为原因力占40%,第二次污染行为原因力占60%。
如前所述,长平三井污染导致的损害占涉案土地总的损害后果的60%,因对长平三井第一次污染行为产生的损失已由四川某钻井大队赔付,现四川某钻井大队在本案中尚应就长平三井第二次污染行为产生的损失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其责任比例占涉案土地总损害后果的60%×60%,即为36%。但在针对第一次污染行为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中,仅包括对当年及今后涉及一切损失的补偿,并未载明由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进行土地修复。根据“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四川某钻井大队仍应对第一次污染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修复责任。
重庆某农业开发公司在土地遭受污染损害后,一直采取积极措施向相关部门反映要求解决,其对损害发生并无过错,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
裁判要旨
在无意思联络数人环境侵权案件中,存在多个污染源头和多次污染行为时,可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入手,结合自然规律、地域区位等因素认定单次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当事人之间就单次环境污染的损害后果达成的赔偿协议并不免除侵权人应当承担的修复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9条、第1230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12条、第65条、第6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
一审: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2民初3377号民事判决(2016年9月19日)
二审: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1民终8972号民事判决(2017年6月2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周某诉重庆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等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2023-11-2-377-006 · (2013)渝北法环民初字第00008号 ·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水污染应急预案应急措施损失扩大
裁判要旨:1.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由行为人承担,行为人以外的单位或个人对环境污染损害后果的扩大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适应的侵权责任,是否具有过错及过错程度可从是否具有防止损害发生或者扩大的义务、采取防范措施情况等因素进行判断。 2. 交通意外事故的责任认定只是表明驾驶人员在事故中没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不当驾驶行为,该责任认定是否构成不可抗力应从驾驶人员在主观上能否预见、客观上能否采取防范或避免措施、结果上能否克服该次事故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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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水污染/应急预案/应急措施/损失扩大
基本案情
周某诉称:荆门市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物流公司)、荆门市某物流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以下简称某重庆分公司)所有的重型半挂货车行驶在重庆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高速公路公司)经营管理的某高速公路上发生单车事故,致使运载的12余吨变压器油流入原告鱼塘,后相关部门进行应急处置,费用由原告垫付。故请求判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打捞死鱼的人工费44,400元、处理油污所用谷草20,780.70元、处理油污的人工费73,040元、死鱼损失653,420.64元、公证费2000元、鉴定费22,000元。
某物流公司、某重庆分公司辩称:1.某高速公路的设计存在瑕疵,该路面有安全障碍导致发生事故,事故地与原告鱼塘相距1公里,鱼塘受污染是二次污染扩大的损失,某高速公司没有尽到管理义务,作为直接侵权人应承担赔偿责任;2.该事故属于不能预见的原因引起的交通意外事故,属于不可抗力,某物流公司、某重庆分公司也没有直接向周某的鱼塘排放污染物,故不应承担责任。
某高速公司辩称:1.该事故成因为某明祥物流公司、某重庆分公司运输的变压器油因油罐发生碰撞而泄漏,其系直接侵权人,应承担侵权责任;2.该司也是该次事故的受害者,案发时路况良好、标志齐全、有隔离措施,已在职责范围内尽到管理义务,对于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重庆分公司驾驶员运输25号变压器油行驶至某高速公路出城方向时,半挂牵引车至半挂车的跨接制动软管受帆布带意外搭缠而断裂致使车辆紧急制动,所载油罐向前滑移与该车驾驶室后部相撞,造成变压器油泄漏。经认定,该次交通事故属于不能预见的原因引起的交通意外事故。某高速公路公司当晚10时13分到达现场处理路面交通,次日2时向油污路段撒沙处理油污。经环保部门勘察,该公路长约1公里、宽约10米的路面被污染,变压器油沿该公路边坡流入下方雨水沟后经1公里外的涵洞流入原告鱼塘,水面有油层漂浮。当晚,应急部门雇请村民应急抢险,用谷草裹油集中燃烧的方式清理油污,费用由周某垫付。经鉴定,该次事故导致渔业损失357,172.80元,周某支付鉴定费22,000元。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24日作出(2013)渝北法环民初字第00008号民事判决:一、某物流公司赔偿周某损失288,029.04元;二、某高速公路公司赔偿周某损失127,298.16;三、驳回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款项,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宣判后,某物流公司以该次事故属于不可抗力、某高速公路公司以其已及时进行应急处置等为由,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21日作出(2014)渝一中法民终字第0312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包括:一是发生突发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水污染事故时,行为人未按规定采取应急措施导致损失扩大的责任认定;二是交通意外事故的责任认定是否免除环境侵权人的责任。
一、发生突发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水污染事故时,行为人未按规定采取应急措施导致损失扩大的责任认定
实施环境污染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案涉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发生单车事故导致所运输的变压器油泄漏后流入周某鱼塘,致其遭受渔业损失,该次事故中泄漏的变压器油系污染源。虽然该车辆驾驶人占有、控制该变压器油,驾驶该车系执行职务行为,应由某物流公司承担侵权责任。
环境污染行为人以外的单位或个人对损害后果的扩大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适应的侵权责任,其是否具有过错及过错程度可从是否具有防止损害发生或者扩大的义务、采取防范措施情况等因素进行判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的单位在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水污染事故的情况下,应当立即启动本单位的应急方案,采取应急措施,控制污染源,防止二次污染的发生、损害的扩大,而某高速公路公司作为事故路段的管理者,应充分了解其控制、管理路产的周边情况,在该路段发生事故导致油类泄漏并溢流的情况下,仅应急处理路面交通秩序,在事发4个小时后才撒沙处理路面油污,没有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和方法避免路面上的油污流向边坡、涵洞或对已流向边坡、涵洞的油污进行清理,致使油污流入周某的鱼塘造成环境污染和损失的扩大,由于某高速公路公司不是本次环境污染的直接侵权人,故应在其职责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即次要责任。遂判决某物流公司承担70%的责任,某高速公路公司承担30%的责任。
二、交通意外事故的责任认定是否免除环境侵权人的责任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与民事侵权责任认定的标准不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交通管理部门确定当事人在事故中所起作用以及过错程度的技术认定,适用过错认定原则,以当事人在该事故中是否违反交通法律法规为标准进行判断。而民事侵权责任对过错的认定则以“一般理性人”的注意义务为标准。
交通意外事故除因不可抗力引起外,还存在驾驶人员主观上没有故意或过失、客观上没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驾驶行为,但因车辆自身或车辆以外的其他原因导致交通事故的情形。交通意外事故的责任认定只是表明案涉车辆的驾驶人员在事故中没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不当驾驶行为,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环境污染责任的归责原则为无过错责任原则,即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不论行为人是否具有过错均应承担侵权责任。本次事故系牵引车至半挂车的跨接制动软管受帆布带意外搭缠而断裂致使车辆紧急制动导致,但驾驶人员在驾驶机动车前,应当认真检查机动车的车况、安全技术性能,采取防范措施以确保行车安全,但该车驾驶人员未采取安全防范措施而发生事故导致环境污染,故该事故不属于驾驶人员在主观上不能预见、在客观上不能采取防范或避免措施、在结果上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对某物流公司主张该交通意外事故属于不可抗力的主张,不予采信。
裁判要旨
1.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由行为人承担,行为人以外的单位或个人对环境污染损害后果的扩大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适应的侵权责任,是否具有过错及过错程度可从是否具有防止损害发生或者扩大的义务、采取防范措施情况等因素进行判断。
2. 交通意外事故的责任认定只是表明驾驶人员在事故中没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不当驾驶行为,该责任认定是否构成不可抗力应从驾驶人员在主观上能否预见、客观上能否采取防范或避免措施、结果上能否克服该次事故进行判断。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9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78条第1款
一审: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2013)渝北法环民初字第00008号民事判决(2014年1月24日)
二审: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渝一中法民终字第03125号民事判决(2014年5月2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纪某某等三十三户果农诉青岛某化工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2023-11-2-377-007 · (2014)胶民初字第4032号 ·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因果关系鉴定结论公平原则
裁判要旨:1.由于环境侵权行为的影响具有累积性、滞后性,致害物质、致害途径复杂多样,对人身、财产的损害证明科学技术性强,污染行为与危害后果间的关系难以理清,若强调直接证明,往往会陷入不可知论,对保护受害人极为不利。基于这种实体法上因果关系的特殊性,理论和实务中大多主张以因果关系的推定原则代替因果关系的直接、严格认定。即在环境侵权责任中,只要证明行为人已经排放了可能危及人身健康或者造成财产损害的物质,或者实施了相关破坏生态的行为,而当事人的人身或者财产或者环境本身受到损害,即可推定这种危害是由该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所致。 需要注意的是,被侵权人对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仅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侵权人就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的则是高度盖然性的证明责任。被侵权人提供证据证明侵权人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或者实施的生态破坏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即推定因果关系成立。有关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事项,则由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人负责举证;如其举证不能,则认定因果关系成立。 2.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是人民法院审理环境侵权纠纷案件的重要辅助手段,但不能过度依赖鉴定意见,需要综合判断各种证据,实现公正裁判。如机械采用鉴定结论,则很容易出现“以鉴代审”情况的出现,尤其对于一些鉴定现场被破坏或时效性滞后的情况下,鉴定模拟或复制的现场可能无法还原污染现场的真实情况,应当正确分析论证鉴定意见,作出合理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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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因果关系/鉴定结论/公平原则
基本案情
2013年6月2日,青岛某化工公司发生火灾。2013年6月8日,胶州市农业局组织相关专家对胶州市胶北镇逄家庄、秋连庄果园果树落叶落果情况进行了现场调查测产,发现果树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落叶、落果、叶片边缘焦黄现象,果园桃、梨、杏果实受损率达80%-90%。原告纪某某在内的33户果农分别对被告青岛某化工公司提起诉讼,称被告火灾导致其生产销售的聚四氟乙烯热解产生的氟化氢对果园造成污染导致果树减产,要求被告按照其承包面积赔偿其损失。青岛某化工公司辩称本案是一般侵权案件,原告不能证明火灾造成其果园环境污染导致果树减产。庭审中,青岛某化工公司申请法院对该公司火灾事故与受损果园果木减产因果关系进行鉴定,结论为:火灾产生的氟化物最大影响距离不超过500米,而受损果园与火灾最近距离为700余米,故受损果园果木减产与青岛某化工公司的火灾事故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
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5日作出(2014)胶民初字第4032号民事判决:一、被告青岛某化工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纪某某经济补偿8550元。二、鉴定费3333.3元及鉴定人员出庭费用212元由被告青岛某化工公司承担。三、驳回原告纪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被告提起上诉,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7日作出(2016)鲁02民终4430号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青岛某化工公司撤回上诉。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属环境污染责任纠纷,被告应对自己的行为与原告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关于《青岛某化工公司火灾事故与厂址北向1.5公里附近果木减产因果关系鉴定报告》是否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的问题。本院对鉴定报告分析如下:1、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评估报告只对2015年5月12日至28日期间鉴定评估组现场勘验调查得出的鉴定结论负责,而发生火灾的时间是2013年6月2日,与鉴定机构鉴定时间相差近两年的时间,该鉴定报告并没有明确在这近两年时间是否也适用该鉴定结论。2、根据鉴定机构的鉴定过程,由于原始现场不复存在,烧结层厚度约为1mm和聚四氟乙烯烧结量1.632kg的量均是通过保险公司的存货查勘明细、定损明细,同时根据现场遗留的照片实际情况确定的。本院从鉴定报告中并没有找到聚四氟乙烯烧结量为1.632kg的计算方式和依据。而通过聚四氟乙烯的数量及烧结层物质的厚度从而推算出聚四氟乙烯的量直接影响到热解产生的氟化氢的量,从而影响最大浓度结果。本院对鉴定评估中心计算得出的氟化氢的量、最大浓度结果是否准确难以确认,该最大浓度范围是否可以作为鉴定结论的依据,本院难以确认。3、鉴定报告中称聚四氟乙烯热解产生的各种热裂解气在明火情况下进一步燃烧,遇湿会生成少量氟化氢类气体,该氟化氢对植物是有害的。而鉴定报告中通过上述本院无法确认的氟化氢的量从而计算得出超标最远距离为500米。鉴定人员称根据涉案果园最近距离超过500米的国家标准范围从而得出,氟化氢对果树基本不会产生影响。但涉案果园处于火灾发生工厂下风向740米,该位置是否会有部分氟化氢的影响,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是多少,本院难以通过该鉴定报告确认。4、被告火灾持续2个小时且火势很大,鉴定的模拟试验仅燃烧20分钟,无法还原火灾现场的浓烟状况,鉴定仅以模拟试验的目标“聚四氟乙烯是否热解”已经实现得出氟化物量少的数据,从而得出对追踪植物没有影响的结论,本院难以确认。
综上,至此被告除该份鉴定报告外,未能提出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其火灾事故与原告果木减产不存在因果关系,本院认为,通过对该份鉴定报告的鉴定程序和依据分析,本院难以将报告结果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
根据被告提交的气象证明,火灾发生前一周内我市出现九级大风,欲证明天气因素一定程度对果树落叶、落果会造成影响,但该证据并非证明被告火灾事故与原告果树减产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直接证据,而仅能证明原告果树出现落果、减产存在其他因素影响,本院对该项影响在判决时予以参考。
综合上述分析,本院虽对鉴定报告的鉴定结论不予采信,但对鉴定过程中的部分鉴定意见及鉴定内容予以充分参考。综合本案的事实及举证责任的分配,考虑到涉案果树的树龄及被告发生火灾并非其故意造成的浓烟污染,结合原告果木确实减产的客观事实,根据公平原则,应以青岛某化工公司给予原告适当经济补偿为宜,本院酌情按照每亩1500元判决由被告补偿原告经济损失。
裁判要旨
1.由于环境侵权行为的影响具有累积性、滞后性,致害物质、致害途径复杂多样,对人身、财产的损害证明科学技术性强,污染行为与危害后果间的关系难以理清,若强调直接证明,往往会陷入不可知论,对保护受害人极为不利。基于这种实体法上因果关系的特殊性,理论和实务中大多主张以因果关系的推定原则代替因果关系的直接、严格认定。即在环境侵权责任中,只要证明行为人已经排放了可能危及人身健康或者造成财产损害的物质,或者实施了相关破坏生态的行为,而当事人的人身或者财产或者环境本身受到损害,即可推定这种危害是由该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所致。
需要注意的是,被侵权人对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仅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侵权人就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的则是高度盖然性的证明责任。被侵权人提供证据证明侵权人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或者实施的生态破坏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即推定因果关系成立。有关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事项,则由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人负责举证;如其举证不能,则认定因果关系成立。
2.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是人民法院审理环境侵权纠纷案件的重要辅助手段,但不能过度依赖鉴定意见,需要综合判断各种证据,实现公正裁判。如机械采用鉴定结论,则很容易出现“以鉴代审”情况的出现,尤其对于一些鉴定现场被破坏或时效性滞后的情况下,鉴定模拟或复制的现场可能无法还原污染现场的真实情况,应当正确分析论证鉴定意见,作出合理裁判。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9条、第1230条(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4条,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第6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本案适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1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第5条、第6条(本案适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5条)
一审: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2014)胶民初字第4032号民事判决(2016年2月25日)
二审: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2民终4430号民事裁定(2016年6月2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上海市松江区某人民政府诉蒋某等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2023-11-2-377-008 ·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危险废物连带赔偿责任分担责任
裁判要旨:1.政府作为水污染责任纠纷案件原告的主体适格问题。以水污染责任纠纷为代表的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污染行为影响的不仅仅是污染范围内特定人员的民事权利,更多的是对具有公益属性的环境资源的危害。作为被污染河道的主管单位,政府有权对河道进行治理,基于该主管责任,政府出资对于被污染河道进行了治理,支出了案涉费用,故有权作为原告主体进行诉讼。 2.危险废物生产者的责任认定。我国对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实行污染者依法负责的原则。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进口者、使用者对其产生的危险废物依法承担污染防治责任,应向环保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以及处置等资料,同时应按照国家规定交由有相应处理危险废物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危险废物产生者未依法申报危险废物的具体情况,擅自委托不具备处理危险废物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处理危险废物的,属于违反污染防治责任的行为。因上述违法行为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危险废物的产生者对于相关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放任的故意,不能以其并非直接的环境污染侵权人为由免除法律责任,又由于危险废物产生者的擅自委托行为系环境污染事故的必要条件,故应与危险废物的实际处理者承担连带责任。存在多个生产者的,可结合各自违法处理危险废物的数量以及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等因素分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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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危险废物/连带赔偿责任/分担责任
基本案情
上海市松江区某人民政府诉称:2011年2月,原告发现某红先河周边水质、土壤、植被受严重污染,红先河河水有异味、水质变黄、河道旁小动物无故死亡,生态环境受到破坏。2011年3月27日晚某派出所发现被告董某正将其驾驶的号牌为豫XX槽罐车中的工业废酸排放至红先河南侧100米处的雨水井中,并将董某抓获。经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11年2月至3月期间,被告蒋某指派其驾驶员董某将从被告某公司、某公司、某公司收集的六车废酸倾倒在某红先河内,造成红先河严重污染。为此,被告蒋某、董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和一年三个月。被告某化学公司、某车料公司、某镀锌公司分别被上海市环境保护局罚款人民币46万元(以下币种同)、16万元、16万元。本次污染事故发生后,原告为及时妥善处置各类污染物,避免造成二次污染,恢复河道原有的功能和生态,原告拨款并委托某水务管理部门负责对污染河道进行了治理。治理工程完毕后,经审价确认治理河道污染原告共实际共支出887,266元。综上,原告认为被告蒋某、董某违法将工业废酸倾倒至红先河内,造成本次污染事故,应当对原告由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某化学公司、某车料公司、某镀锌公司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将危险废物提供或委托无经营许可证的被告蒋某处置,依法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要求判令被告蒋某、董某、某化学公司、某车料公司、某镀锌公司连带赔偿原告为治理红先河污染而产生的经济损失887,266元、律师费74,981元,合计962,247元。
蒋某辩称:被告董某系其雇佣的驾驶员,董某是根据其指定的地点倾倒废酸,对本起污染事故其负有一定的责任,对原告为此产生的损失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其实际无经济赔偿能力。
董某辩称:其系被告蒋某雇佣的驾驶员,从被告某公司、某公司、某公司收集的六车废酸是按照蒋某的要求倾倒在红先河南侧100米处的雨水井中。对于本案纠纷希望法院依法处理。
上海某化工有限公司辩称:其与被告蒋某间存有盐酸买卖关系,蒋某称有单位需要废酸,故将其公司的废酸委托蒋某处理。对于蒋某实际将废酸随意倾倒的行为,其既不知情也无法掌控,其未直接参与倾倒废酸,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某车料(上海)有限公司辩称:从诉讼主体上看,河道的管理者应当是水务部门,上海市松江区某人民政府作为原告起诉不当;同时刑事判决书已经明确污染者是被告蒋某、董某,故其他人也不应作为被告。从实体上看,其与被告某化学公司系盐酸买卖关系,某化学公司同时承诺负责处理废酸,当时某化学公司还向其提供了上海浦东解放化工厂的危险物经营许可证,故其同意将废酸交付某化学公司处理并无不当;被告某化学公司实际将废酸交付被告蒋某处理与其无关,故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上海某镀锌有限公司辩称:其与被告蒋某、董某之间无直接关系,其与某化学公司间存有盐酸买卖关系,某化学公司同时回购其生产而产生的废酸,某化学公司如何处理废酸与其无关,故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某化学公司与被告某车料公司、某镀锌公司存有盐酸买卖关系,同时被告某车料公司、某镀锌公司委托被告某化学公司处理生产后产生的废酸,被告某化学公司委托没有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被告蒋某从上述被告公司运输和处理废酸,被告蒋某从上述被告公司获得给予每车每吨一定金额的费用。
2011年2月至3月期间,被告蒋某多次指派其雇佣的驾驶员被告董某将从某公司收集的1车、从某公司收集的4车、从某公司收集的1车,共计六车废酸倾倒至某叶兴路红先河桥南侧100米处西侧的雨水井中,导致废酸经雨水井流入红先河,造成红先河严重污染。
本次污染事故发生后,原告为治理污染,拨款并委托松江区叶榭水务管理站对污染河道进行治理。
治理完毕后又委托了上海市云某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治理污染的费用进行了审计,经审计确认红先河河道污染治理工程款为714,066元、清理管道污染淤泥工程款为25,000元、土地征用及迁移补偿费为75,800元、勘察设计费为35,000元、合同公证及工程质量监理费为27,700元、审计费9,700元,合计887,266元。
其中勘察设计费为35,000元系由上海市松江区水务局垫付,但该局明确该费用应由原告承担,对此原告不持异议。
另查明,因本次污染事故,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对被告某公司处以行政罚款46万元、对某公司、某公司各处以行政罚款16万元。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28日作出(2012)松民一(民)初字第4022号民事判决:一、被告蒋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上海市松江区某人民政府各项经济损失887,266元;二、被告董某对上述判决中被告蒋某应当赔偿的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被告上海某化工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判决中被告蒋某应当赔偿的款项承担20%的连带赔偿责任;四、被告某车料(上海)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判决中被告蒋某应当赔偿的款项承担65%的连带赔偿责任;五、被告上海某镀锌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判决中被告蒋某应当赔偿的款项承担15%的连带赔偿责任。六、驳回原告上海市松江区某人民政府要求五被告赔偿律师费74,981元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裁判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的主体是否适格;二、被告蒋某、董某应承担的责任;三、被告某公司、某公司、某公司是否应就本案发生的污染事故所产生的损失承担相应连带赔偿责任。
一、关于原告的主体适格问题
根据《上海市河道管理条列》第五条第三款的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和乡(镇)水利机构按照职责权限,负责乡(镇)管河道的管理;……。”,故本案中原告作为被污染镇管河道的主管单位,有权对污染河道进行治理,也有权作为原告主体进行诉讼,故原告的主体资格是适格的。
二、关于被告蒋某、董某应承担的责任问题
根据本院确认的事实,本案系环境污染侵权纠纷,审理中被告蒋某、董某对他们的违法行为不持异议,在民事赔偿方面希望法院依法处理。
被告蒋某以营利为目的,在没有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指派其雇佣的驾驶员被告董某将废酸倾倒至原告境内通向红先河的雨水井中,造成红先河严重污染,其行为已构成违法,在其承担了刑事责任的同时,还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被告蒋某应当赔偿原告因治理污染而产生的经济损失887,266元。
被告董某虽为蒋某雇佣的驾驶员,但其对未经处理的废酸倾倒至雨水井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应当具有明显的预见能力,然其并未能对此不法行为及时予以提醒或制止,而是盲目的听从被告蒋某的指派,故意将废酸倒入雨水井中导致红先河严重污染,因此,董某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应当与其雇主蒋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关于被告某化学公司、某车料公司、某镀锌公司应承担的责任
本院认为,被告某化学公司、某车料公司、某镀锌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废酸属于危险废物,上述三公司在处理该危险废物时,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相关规定,向当地的环保主管部门申报上述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以及处置等的资料,同时应按照国家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并经有权审批的环保主管部门批准同意转移的情况下,交由有相应处理危险废物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而上述三公司均没有如实向当地环保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具体情况,亦未按照国家规定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并取得有权审批的环保主管部门批准转移的同意,擅自处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酸。
其中被告某车料公司、某镀锌公司明知被告某化学公司不具备处理危险废物的经营资格而委托其处理废酸,某化学公司未审查被告蒋某是否具备运输、排放以及处理危险废物的经营资格,擅自将其公司以及被告某车料公司、某镀锌公司的废酸委托被告蒋某个人处理的行为,使国家对上述三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失去监管和控制,与此后被告蒋某指派董某将未经处理的废酸倒入雨水井而导致红先河严重污染的行为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被告某化学公司、某车料公司、某镀锌公司对本次污染事故具有重大过错,理应与被告蒋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同时本院综合上述三公司运出倾倒在原告境内的废酸数量及被告某化学公司在本次事故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酌情确定对损害后果由被告某化学公司承担65%的连带赔偿责任,被告某车料公司承担20%的连带赔偿责任、某镀锌公司承担15%的连带赔偿责任。
另对于原告要求五被告承担律师费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1.政府作为水污染责任纠纷案件原告的主体适格问题。以水污染责任纠纷为代表的环境污染责任纠纷中,污染行为影响的不仅仅是污染范围内特定人员的民事权利,更多的是对具有公益属性的环境资源的危害。作为被污染河道的主管单位,政府有权对河道进行治理,基于该主管责任,政府出资对于被污染河道进行了治理,支出了案涉费用,故有权作为原告主体进行诉讼。
2.危险废物生产者的责任认定。我国对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实行污染者依法负责的原则。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进口者、使用者对其产生的危险废物依法承担污染防治责任,应向环保主管部门申报危险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以及处置等资料,同时应按照国家规定交由有相应处理危险废物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危险废物产生者未依法申报危险废物的具体情况,擅自委托不具备处理危险废物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处理危险废物的,属于违反污染防治责任的行为。因上述违法行为造成环境污染事故的,危险废物的产生者对于相关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放任的故意,不能以其并非直接的环境污染侵权人为由免除法律责任,又由于危险废物产生者的擅自委托行为系环境污染事故的必要条件,故应与危险废物的实际处理者承担连带责任。存在多个生产者的,可结合各自违法处理危险废物的数量以及对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等因素分担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9条、第1230条、1231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第66条、第67条)
一审: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2)松民一(民)初字第4022号民事判决(2012年6月2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滨州市生态环境局无棣分局诉某世纪公司、某博特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2023-11-2-377-009 · (2021)鲁1623民初3202号 ·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应急处置费用鉴定侵权责任损害赔偿
裁判要旨:应急处置费用服务于消除环境污染、恢复生态的最终目标,但是又以行政机关、环保组织等费用的实际支付人对污染最终责任人提出财产损失赔偿为直接和具体目标,因此环境污染案件中应急处置费用呈现“过程性”特征。应急处置费用请求权不同于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引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为填补已经发生的费用提起的诉求,费用发生之后,才能起诉请求赔偿,无费用则无诉权,所以应当自处置费发生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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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应急处置费用/鉴定/侵权责任/损害赔偿
基本案情
2009年12月18日到2012年4月12日、2012年4月16日到2013年12月25日,某世纪公司与某博特公司以签订《技术生产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的方式两次开展合作,但两次合作因种种原因解除。2013年某世纪公司与某博特公司合作期间,由某世纪公司总经理负责组织将生产中产生的化工废料填埋至厂区南首西侧。2018年11月15日,无棣县环境保护局(2020年6月16日后更名为滨州市生态环境局无棣分局)在接受举报情况调查中,在某世纪公司东南角空地内挖出疑似化工废料。2018年12月10日无棣环保局委托鉴定机构采样分析,认定废料属于危险废物,确认土壤环境受到重金属、有机物污染损害,污染源与土壤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支付检测费76000元;2019年11月13日委托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公司处置危险废物,并支付处置费用325000元。后无棣生态环境局以某世纪公司和某博特公司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为由诉至法院,请求两公司支付应急处置费用和鉴定评估费用。
山东省无棣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7日作出(2021)鲁1623民初3202号判决,判决:被告某世纪公司、某博特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滨州市生态环境局无棣分局应急处置费用和鉴定评估费用共计40.1万元。某世纪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年3月24日作出(2022)鲁16民终34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世纪公司与爱博特合作经营期间,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化工废料属于危险废物,未办理法定手续,擅自处理上述危险废物并擅自填埋于公司院内,给周围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无棣环保局为了履行环境保护的工作职责,支出费用处置了污染物,该费用应最终由生产者即二被告共同负担。某世纪公司提出该案已经过了三年诉讼时效的答辩意见,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期间应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无棣环保局诉求支付应急处置费用和鉴定费,在无棣环保局支出应急处置费用和鉴定费之后,其权利才受到了侵害,故本案诉讼时效应自无棣环保局知道上述费用支出后即2018年12月开始计算,并未过诉讼时效。
裁判要旨
应急处置费用服务于消除环境污染、恢复生态的最终目标,但是又以行政机关、环保组织等费用的实际支付人对污染最终责任人提出财产损失赔偿为直接和具体目标,因此环境污染案件中应急处置费用呈现“过程性”特征。应急处置费用请求权不同于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引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为填补已经发生的费用提起的诉求,费用发生之后,才能起诉请求赔偿,无费用则无诉权,所以应当自处置费发生之日起计算。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条、第9条、第1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19条
一审:山东省无棣县人民法院(2021)鲁1623民初3202号判决(2021年12月27日)
二审: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16民终346号民事判决(2022年3月2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山东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某集团有限公司等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2023-11-2-377-010 · (2020)鲁0881民初3398号 ·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举证责任分配生态文明绿水青山金山银山
裁判要旨:1.保护环境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在生产经营中要坚持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保护理念。 2.环境污染责任是一种特殊侵权责任,为了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负担,让受害人更容易获得救济,应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加害人未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承担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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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举证责任分配/生态文明/绿水青山/金山银山
基本案情
山东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诉称,2016年12月30日,山东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包了位于曲阜市息陬镇某村西北,京台高速路东面积为321.65亩的蔬菜种植园。2019年8月至10月,某集团有限公司等正在实施京台高速路的拓宽工程及曲阜南高铁站工程。某集团有限公司等露天施工,未采取任何防尘措施,且施工正值多风的秋冬季节,施工产生大量扬尘。2019年10月,山东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发现蔬菜大棚棚膜之上积累的扬尘越来越厚,便组织人员进行清理,可扬尘黏性很大不好清理,导致棚膜上的扬尘根本无法完全清除。由于蔬菜大棚棚膜上覆盖着厚厚的扬尘,导致棚膜透光率极低。由于棚内蔬菜采光不足,山东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发现蔬菜大棚内蔬菜不能正常生长,蔬菜产量及质量严重下滑,造成巨大损失。山东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多次找某集团有限公司等索赔,双方对赔偿事宜多次协商未果。
某集团有限公司等辩称,施工现场并未产生扬尘污染,在施工期间均配备洒水车对施工现场进行洒水降尘处理,运输车辆均采取密闭运输,不存在对山东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蔬菜大棚产生污染的情况。现场施工便道距山东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蔬菜大棚较远,不可能对蔬菜大棚造成污染。另外,蔬菜大棚的产量与蔬菜的生产环境、气候条件、栽培技术、日常管理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产值的收益与蔬菜本身的质量、市场价格等因素都有关联。
法院经审理查明:一、山东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营情况。2016年12月30日,山东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曲阜市息陬镇某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及蔬菜大棚经营权承包合同》,承包了位于曲阜市息陬镇某村西北、京台高速路东土地,土地面积为321.65亩,蔬菜大棚65个,承包期限为30年,主要种植西兰花、西红杮、西葫芦、茄子、黄瓜、花菜、千禧番茄等蔬菜。曲阜市蔬菜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和曲阜市息陬镇农业综合服务站出具的大棚分布图载明,涉案大棚位置和分布情况,涉案施工运输车辆经过大棚的南边和西边,种植了西葫芦、茄子、西红柿、黄瓜、花菜、香椿芽等蔬菜,以及上述蔬菜的种植棵数。
二、某集团有限公司等施工情况。某集团有限公司等承建京台高速扩宽项目及鲁南高铁项目,施工运输车辆经过涉案大棚南侧乡村公路和西侧自修便道。某集团有限公司等在施工期间运输车辆产生大量扬尘,在施工期间某集团有限公司等均租赁一定的洒水车进行洒水降尘。
三、山东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证明初步受损因果关系及经济损失等情况。
(一)山东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证明的受损因果关系有关事实。《关于对曲阜市恒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反映问题的说明》,该说明记载,2019年12月9日,曲阜市蔬菜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联合曲阜市息陬镇农业综合服务站技术人员,对山东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反映道路建设对园区种植生产造成影响问题实地察看,具体情况如下:园区内所有的冬暖棚的棚膜,受灰尘的响都存在清晰度差透光率下降。现场目测蔬菜大棚西面与G3京台高速施工路段的距离是30米左右,最南面大棚与南面鲁南高铁项目运输路的目测距离30米左右,工地运输卡车时,扬尘严重,飞扬的尘土坠落在在棚膜和露天香椿苗上。现场调查时,在最南面的第一排大棚向棚内观察,只能模糊看,当有运输车辆通过时,能感觉到有扬尘飘落。同时现场发现特别外围的棚膜的透光率更差,棚膜上覆盖着一层扬尘,从棚内只看到灰色的光,极大地影响了大棚膜的透光率,造成蔬菜大面积死亡。考察发现大棚内种植的黄瓜、西红柿、茄子、西兰花等生长情况,蔬菜生长长势不良,抽样调查,主要表现:植株生长不良,坐果率只有20-30%,果实畸形无商品性。病虫害发生的较重,主要表现为:根部腐烂,病毒病、霜霉病等比较严重,造成防治困难,产量和产品质量都比较差,造成80%左右产量损失。原因分析:大棚蔬菜的生长与气象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影响大棚蔬菜生长的气象要素主要是光照条件。低温寡照导致棚内种植的蔬菜生长停滞、产量降低、叶片变淡、植株枯萎甚至死亡等现象,是温室大棚蔬菜生长的最严重灾害,可能给蔬菜生产造成重大损失。寿光市百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山东恒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损失报告证明信》载明,该公司与山东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作3年来,主要供应西葫芦、茄子、西红柿、黄瓜、西兰花、有机菜花、小番茄、彩椒等蔬菜苗。2019年山东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从该公司定植西兰花36000棵,黄瓜110000棵等。种植后山东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反映苗出现黄叶、棵矮小显弱、叶片枯萎、秧子早衰、死亡情况,经该公司技术人员现场勘察发现:扬尘覆盖蔬菜大棚棚膜,棚内作物无法正常采光,保温,蔬菜生病,使作物死亡,减产等。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给某集团有限公司等的回复称,根据贵司叙述:在建高速在施工过程中,运输车辆在路上行驶引发扬尘,造成三者大棚被扬尘遮挡,影响大棚的透光率,从而导致大棚的蔬菜无法生长,病虫害发生,产量及产品质量较差,直至死亡。
济宁市生态环境局兖州区分局于2020年3月4日作出济环兖罚字〔202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某集团有限公司等承建的鲁南高铁兖州南站路基项目施工现场存在以下问题:1.土方装载过程中未设置雾炮等降尘设施;2.施工便道未硬化,路面洒水不及时,车辆经过时扬尘严重。行政处罚:人民币捌万元。济宁市生态环境局作出济环罚字〔2020〕1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某集团有限公司等2020年6月15日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料仓未密闭,上料、拌和作业时,未采取任何抑尘、收尘措施,且露天作业,生产作业现场扬尘无组织排放特别严重。车辆出入口未安装洗车台,车辆带尘上路造成道路扬尘特别严重。行政处罚: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人民币伍万元整。
(二)山东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证明的损害结果。山东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自行委托山东金某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其蔬菜种植损失价格、蔬菜大棚棚膜损失价格进行了评估,山东金某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20年10月9日出具了《价格评估意见书》。该价格评估意见书认定,委托评估的蔬菜种植损失在价格评估基准日2019年8月至2020年2月的评估值为537.60万元,人民币大写伍佰叁拾柒万陆仟元整。委托评估的蔬菜大棚棚膜损失在价格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505375元,人民币大写伍拾万零伍仟叁佰柒拾伍元整。山东金某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评估人柏钦贵系价格评估行业专家、吴慧系价格鉴证师。
某集团有限公司等申请对涉案蔬菜大棚经济损失产生的原因及经济损失的数额进行鉴定,法院依法联系多家鉴定机构,均回复因蔬菜大棚现实情况发生改变,无法对蔬菜大棚产生经济损失的原因及金额进行鉴定。
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16日作出(2020)鲁0881民初3398号民事判决:驳回山东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山东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22日作出(2021)鲁08民终6881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2020)鲁0881民初3398号民事判决;二、某集团有限公司等在判决生效后十五内共同赔偿山东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济损失1764412.50元;三、驳回山东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本案焦点问题为:一、某集团有限公司等是否有污染环境的行为;二、山东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否有受损事实;三、某集团有限公司等的行为与涉案损害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四、某集团有限公司等侵权责任承担问题。
关于焦点问题一,某集团有限公司等均认可其承建京台高速扩宽项目及鲁南高铁项目,施工运输车辆经过涉案大棚南临乡村公路。某集团有限公司等在施工运输过程中虽然租赁一定的洒水车进行降尘,但因南侧乡村公路破坏严重、坑洼不平、西侧为自修土路、洒水强度不够等原因,仍有扬尘产生。综合《关于对曲阜市恒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反映问题的说明》大量照片和视频等证据,并结合行政处罚决定书等佐证材料,足以认定某集团有限公司等在施工过程中存在污染环境的行为。
关于焦点问题二,《关于对曲阜市恒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反映问题的说明》、《山东恒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损失报告证明信》、《价格评估意见书》、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给某集团有限公司等的回复、照片和视频等证据,能够证实涉案大棚蔬菜出现黄叶、棵矮小显弱、叶片枯萎、秧子早衰、死亡等情况,足以证明山东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存在损害事实。
关于焦点问题三,本案系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条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发生纠纷,行为人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大棚蔬菜的生长与气象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影响大棚蔬菜生长的气象要素主要是光照条件。低温寡照导致棚内种植的蔬菜生长停滞、产量降低、叶片变淡、植株枯萎甚至死亡等现象,是温室大棚蔬菜生长的最严重灾害,能给蔬菜生产造成重大损失。某集团有限公司等在施工运输过程中产生大量扬尘,扬尘影响光照条件,并覆盖蔬菜大棚棚膜,棚内作物无法正常采光、保温,致使蔬菜生病、死亡、减产等。山东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交的《关于对曲阜市恒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反映问题的说明》、《山东恒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损失报告证明信》、照片视频等证据,能够初步证明污染物扬尘与蔬菜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山东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涉案施工行为产生扬尘造成污染行为且污染行为造成其蔬菜大棚的损失,认定事实错误,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本案中,某集团有限公司等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施工运输过程中产生扬尘污染行为与涉案蔬菜、大棚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承担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
关于焦点问题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建设和发展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思想,要坚持“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的重要理念,要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一千二百三十一条规定,两个以上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排放量,破坏生态的方式、范围、程度,以及行为对损害后果所起的作用等因素确定。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某集团有限公司等施工运输过程共同产生的扬尘对涉案蔬菜、大棚造成损害,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关于本案所发生的具体损失数额。山东金某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价格评估意见书》两份,分别认定,委托评估的蔬菜种植损失在价格评估基准日2019年8月至2020年2月的评估值为5376000元,蔬菜大棚棚膜损失在价格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505375元。一审法院依申请联系多家鉴定机构,均回复因蔬菜大棚现实情况发生改变,无法对蔬菜大棚产生经济损失的原因及金额进行鉴定。两份《价格评估意见书》虽系山东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单方委托,但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资质合格,评估委托程序合法,评估人亦接受一审法院询问,鉴定评估所依据的事实有相应材料支撑,采用的计算方法和结论相对科学有据,山东某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尽到举证责任,在某集团有限公司等未能提交有效证据推翻该评估意见的情形下,可以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二审法院对该两份《价格评估意见书》的评估意见予以确认。某集团有限公司等作为“中”字头大型国企在生产经营中对保护生态环境要尽到更大的注意义务和社会责任,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二审法院依据上述损失情况,综合考虑本案客观实际,裁量上述损失由某集团有限公司等承担30%民事责任,即(5376000元+505375元)*30%=1764412.50元。
裁判要旨
1.保护环境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在生产经营中要坚持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保护理念。
2.环境污染责任是一种特殊侵权责任,为了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负担,让受害人更容易获得救济,应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加害人未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承担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条、第1229条、第1230条
一审: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2020)鲁0881民初3398号民事判决(2021年7月16日)
二审: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08民终6881号民事判决(2022年3月2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吴某诉中铁某局、某路桥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2023-11-2-377-011 · (2014)清环保民初字第00014号 ·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噪声污染因果关系损害后果专家意见
裁判要旨:环境损害数额的确定,往往需要通过技术手段鉴定。但在鉴定困难、鉴定成本过高或不宜进行鉴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参考专家意见,结合案件具体案情,依正当程序合理确定损失数额。人民法院充分考虑噪声污染的特殊性,在认定被侵权人蛋鸡受损系与侵权人施工噪声存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上,通知专家就本案蛋鸡损失等专业性问题出庭陈述意见,充分运用专家意见、养殖手册等确定蛋鸡损失基础数据,并在专家的帮助下建立蛋鸡损失计算模型,得出损失数额并判决支持了被侵权人的部分诉请,在确定环境损害数额问题上做了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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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噪声污染/因果关系/损害后果/专家意见
基本案情
在中铁某局、某路桥公司施工期间,距离施工现场约20至30米的吴某养殖场出现蛋鸡大量死亡、生产软蛋和畸形蛋等情况。吴某聘请三位动物医学和兽医方面的专家到养殖场进行探查,认为蛋鸡不是因为疫病死亡,而是在突然炮声或长期噪声影响下受到惊吓,卵子进入腹腔内形成腹膜炎所致。吴某提起诉讼,请求中铁某局、某路桥公司赔偿损失150万余元。
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9日作出 (2014)清环保民初字第00014号民事判决,判令中铁某局、某路桥公司赔偿损失35万余元。吴某不服,提起上诉。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6日作出(2015)筑环保民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判令中铁某局、某路桥公司赔偿损失45万余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吴某养殖场蛋鸡的损失与中铁某局、某路桥公司施工产生的噪声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中铁某局、某路桥公司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按照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吴某应证明其具体损失数额。虽然吴某所举证据无法证明其所受损失的具体数额,但中铁某局、某路桥公司对于施工中产生的噪声造成吴某损失的事实不持异议,表示愿意承担赔偿责任。但在此情况下,依据公平原则,借助养殖手册、专家证人所提供的基础数据,建立计算模型,计算出吴某实际所受损失数额。
裁判要旨
环境损害数额的确定,往往需要通过技术手段鉴定。但在鉴定困难、鉴定成本过高或不宜进行鉴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参考专家意见,结合案件具体案情,依正当程序合理确定损失数额。人民法院充分考虑噪声污染的特殊性,在认定被侵权人蛋鸡受损系与侵权人施工噪声存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上,通知专家就本案蛋鸡损失等专业性问题出庭陈述意见,充分运用专家意见、养殖手册等确定蛋鸡损失基础数据,并在专家的帮助下建立蛋鸡损失计算模型,得出损失数额并判决支持了被侵权人的部分诉请,在确定环境损害数额问题上做了有益探索。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9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
一审: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4)清环保民初字第00014号民事判决(2015年4月29日)
二审: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筑环保民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2015年10月2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陈某荣等诉南宁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2023-11-2-377-012 · (2014)西民再字第7号 ·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商品房住宅楼水泵噪音污染损害赔偿责任承担
裁判要旨:本案系商品房住宅楼内水泵噪声污染造成损害的新类型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法院充分考虑住宅楼内水泵噪声污染的特殊性,基于某开发公司是房产开发商及案涉水泵安装地点选定者的事实,认定其对水泵的安装有采取隔音防噪措施的义务,且该义务系伴随水泵设置地点的选定而产生,不能简单通过房屋买卖合同而转移给业主。同时,基于目前缺乏住宅楼内水泵运行噪声评价标准的现实情况,本案判决参照适用《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认定住宅楼内水泵运转声音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并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构成噪声污染,具有合理性。在某开发公司经整改仍无法解决水泵噪声污染的情况下,本案判决某开发公司回购案涉房屋并赔偿相应损失。为此,本案对于如何评判住宅楼内附属设施(含水泵)的噪声超标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对于维护人民群众宁静生活的权益,警示和督促房地产开发企业关注噪声问题,自觉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具有较好的示范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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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商品房/住宅楼/水泵噪音污染/损害赔偿/责任承担
基本案情
陈某荣、梁某某于2007年3月购买了南宁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开发公司)开发的某小区3号楼A单元501号房。该楼房地下一层为车库和水泵房等。陈某荣、梁某某、陈某称,自2008年9月入住以来,一直受到水泵运转发出的噪声影响,导致陈某荣左耳听力下降,为此多次到医院治疗。2009年8月31日,陈某荣委托南宁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在案涉房屋卧室对水泵噪声进行监测,结论为:501号房主卧室昼间实测值为42.1分贝、夜间实测值为38.2分贝。为此,某开发公司对案涉楼房地下一层的水泵房采取了更换水泵等减噪措施。陈某荣等仍感到噪声未消除,遂再次委托监测,结论为:501号房卧室夜间实测值为40.9分贝。此后,某开发公司未再对案涉水泵采取整改措施。陈某荣等三人提起诉讼,请求某开发公司赔偿医疗费及后续治疗费、精神抚慰金、噪声检测费、专项维修资金、房屋购置税、房屋办证费;按市场价回收案涉房屋,并支付搬迁费。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1日作出(2014)西民再字第7号民事判决:一、某开发公司应按市场价格回收南宁市西乡塘区新阳路2**号某小区3号楼A单元501号房屋,并向陈某荣、梁某某支付该房的回收价款564482元,南宁市西乡塘区新阳路2**号某小区3号楼A单元501号房屋归某开发公司所有;二、某开发公司给付陈某荣、梁某某房屋家具、家电的市内搬迁费800元,陈某荣、梁某某应于本案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将南宁市西乡塘区新阳路2**号某小区3号楼A单元501号房屋腾空,并交付给某开发公司;三、某开发公司退回陈某荣、梁某某物业维修专项资金1736.6元;四、某开发公司赔偿陈某荣、梁某某房屋购置税4206.6元;五、某开发公司赔偿陈某荣、梁某某房屋办证费180元;六、某开发公司赔偿陈某荣医疗费3327.94元;七、某开发公司赔偿陈某荣噪声检测费460元;八、某开发公司赔偿陈某荣、梁某某、陈某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一审判决后,某开发公司以其不应承担责任为由,提起上诉。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14日作出(2015)南市民再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再字第7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六、七、八项;二、撤销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再字第7号民事判决第三、四、五项;三、驳回陈某荣、梁某某、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某开发公司是否为本案的适格被告;二是住宅楼内水泵噪声污染应如何认定,某开发公司是否应向陈某荣等三人承担赔偿责任。
某开发公司作为房产开发商及案涉水泵安装地点的选定者,应确保其所选定的水泵设置位置不对业主产生噪声干扰,并有对水泵采取隔音防噪措施的义务。该隔音防噪义务系伴随案涉水泵设置地点的选定而产生,不能简单通过房屋买卖合同而转移给业主,故某开发公司是本案适格的被告。
虽然《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适用于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向环境排放噪声的设备、设施的管理、评价与控制,未专门针对住宅楼内附属设施(含水泵)的噪音排放限值予以规定,而目前对住宅楼内设备(含水泵)的噪声评价亦无专门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住宅楼内附属设施(含水泵)不会产生噪声污染或其噪声排放不受限制。根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条的规定,案涉水泵运转声音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并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时,亦构成噪声污染。根据《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规定,既然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和商业经营活动中对周围环境(含住宅环境)排放的噪声超过规定限值即构成噪声污染,那么在目前对住宅楼内设备(含水泵)的噪声评价尚无专门标准的情况下,参照适用《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作为案涉水泵噪声的评价标准并无不当。经监测,案涉房屋卧室水泵运转所产生的噪声夜间高于《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规定的卧室夜间噪声限值,亦高于同期《住宅设计规范》规定的住宅卧室夜间噪声标准,构成噪声污染。因某开发公司未能证明其已完全尽到隔音降噪义务或案涉水泵噪声污染系水泵自身单方原因所致,故其对案涉水泵噪声给陈某荣等三人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为此,在案涉水泵噪声未能根本解决的情况下,生效裁判判决某开发公司按市场价格回购案涉房屋,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
本案系商品房住宅楼内水泵噪声污染造成损害的新类型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法院充分考虑住宅楼内水泵噪声污染的特殊性,基于某开发公司是房产开发商及案涉水泵安装地点选定者的事实,认定其对水泵的安装有采取隔音防噪措施的义务,且该义务系伴随水泵设置地点的选定而产生,不能简单通过房屋买卖合同而转移给业主。同时,基于目前缺乏住宅楼内水泵运行噪声评价标准的现实情况,本案判决参照适用《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认定住宅楼内水泵运转声音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并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构成噪声污染,具有合理性。在某开发公司经整改仍无法解决水泵噪声污染的情况下,本案判决某开发公司回购案涉房屋并赔偿相应损失。为此,本案对于如何评判住宅楼内附属设施(含水泵)的噪声超标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对于维护人民群众宁静生活的权益,警示和督促房地产开发企业关注噪声问题,自觉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具有较好的示范引导作用。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2条、第6条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第3.0.3.1条、第3.0.3.2条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1适用范围
一审: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再字第7号民事判决(2015年9月11日)
二审: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南市民再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2016年7月1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梁某诉某水泥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2023-11-2-377-013 · (2013)上民初字第20号 ·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环保部门行政文书环境污染事件调查报告责任认定证据举证责任
裁判要旨:环境污染具有易逝性、扩散性,污染事件发生后,必须尽快收集、固定相关证据。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职权或应当事人申请对污染者、污染物、排污设备,环境介质等进行查封、扣押、记录、检测、处罚,形成的行政文书有助于人民法院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人民法院对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出具的环境污染事件调查报告,经当事人质证后,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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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环保部门/行政文书/环境污染事件调查报告/责任认定/证据/举证责任
基本案情
原告梁某诉称:某水泥公司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12.5万元并承担诉讼、鉴定等费用。事实和理由:某润水泥厂排放的工业废水、煤灰等物质流入梁某承包的水库,致使水库大批不同鱼类死亡;上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上思县环境监测大队、思阳镇政府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对此事件进行调查并作出《思阳镇下走水库水污染鱼类死亡调查报告》。此事件造成原告养殖鱼类死亡产量25000斤,损失人民币约12.5万元。
被告某水泥公司辩称: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1.原告养殖的鱼类死亡与被告并无因果联系,结果由“台风”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2.被告排出的水符合环境保护验收条件,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不存在侵权行为,调查组作出的《思阳镇下走水库水污染鱼类死亡调查报告》不符合客观事实。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0月5日,上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接到梁某报告,梁某所承包的下走水库因某水泥公司所属某润水泥厂所排入的污水污染致使大批鱼类死亡。该局与县环境监测大队、思阳镇政府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多次前往现场调查,调查报告显示,下走水库水质发黄混浊,水库周围靠近岸边的水面及其他水面出现死鱼;某润水泥厂的排水沟有水泥、煤炭等粉灰不断排入水库。上思县渔政管理站出具的《现场检查(勘验)笔录》记载,某润水泥厂位于水库上游,有水沟直接排到水库。上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会同思阳镇政府、六银村、龙怀村及某水泥公司等单位到现场勘察,发现库中鱼类基本死亡。梁某提起诉讼,主张某水泥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经法院委托鉴定确认,梁某的鱼类损失为11万余元。
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20日作出(2013)上民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某水泥公司赔偿梁某经济损失118 125元。二、驳回梁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00元,由某水泥公司承担2646元,梁某承担154元。宣判后,某水泥公司提出上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6日作出(2014)防市民一终字第37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水泥公司有污染源进入梁某的养殖水库,其水库中鱼类基本死亡。上思县水产畜牧兽医局出具的调查报告,是在联合调查组三次现场勘察、对周边群众进行询问后形成的,并无违法情形,调查报告得出下走水库鱼类死亡与某水泥公司排污有因果关系的结论,应予采信。某水泥公司存在污染侵权行为,其所举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行为与损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故其应承担环境污染的侵权责任,赔偿下走水库鱼类死亡的损失。
裁判要旨
环境污染具有易逝性、扩散性,污染事件发生后,必须尽快收集、固定相关证据。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职权或应当事人申请对污染者、污染物、排污设备,环境介质等进行查封、扣押、记录、检测、处罚,形成的行政文书有助于人民法院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人民法院对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出具的环境污染事件调查报告,经当事人质证后,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9条、第1230条(本案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第66条的规定)
一审: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思县人民法院(2013)上民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2014年5月20日)
二审: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防市民一终字第377号民事判决(2014年10月1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刘某诉某购物中心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2023-11-2-377-014 · (2017)川1011民初3316号 ·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被侵权人举证责任倒置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关联性
裁判要旨:1.虽然环境污染侵权纠纷对侵权行为和侵权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但适用该举证规则的前提是被侵权人应当证明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关联性,虽对其证明标准的要求不高,但不能免除其证明责任。 2.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可通过时间、空间的关联度、生活常识、损害后果与侵权行为的性质上的联系、是否存在异常情形和侵权人的类似行为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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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被侵权人/举证责任倒置/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关联性
基本案情
原告刘某诉称:原告之女刘某利于2013年3月21日与内江某置业签订购买位于内江市东兴区汉安大道的一预售房屋,开发商称保证让原告及家人和广大业主,根本看不到油烟,更闻不到油烟、听不到噪声,交房时,原告和其他业主才发现被告于2014年10月1日商场开业之前,早已在本幢楼六楼上摆放了许多油烟设施,且开业之后每天持续不断的排放油烟和噪声。原告及家人和其他业主,共同或分别数十次找到内江某置业和被告,坚决明确并强烈要求被告必须依法依规整改,而被告以“油烟和噪声是达标排放”为由拒绝。自2014年以来,油烟和噪声严重污染原告及家人生活生存环境空间,致使原告健康越来越差,并逐步演变和引起原告多种疾病产生。故请求判令:1.被告停止在六楼以上、二十九楼98.6米以下排放噪声、停止侵害、排除妨碍;2.判决被告赔偿原告住院费4289.51元×3(加倍赔偿)=12868.53元,住院期间自购药费281.96元,门诊挂号费、化验费、平时在外购药费1941.5元,住院期间误工费23天×100元/天=2300元,各种资料打印、复印费、律师咨询费、诉状代写费、车费、电话费等608元,共计17999.99元。诉讼过程中,原告刘某要求某购物中心再另行支付医药费及车费400元。
某购物中心辩称:1.本案被告并非存在排放油烟和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其合法合规的排放行为并不属于环境污染的行为,原告亦无法提供相关文件或证据证明被告存在环境污染行为。2.原告刘某要求停止噪音排放,并且自身因噪音引起疾病,但其诉状中表明是因油烟引起疾病,而非因噪音引起的疾病,其诉求与事实理由相悖无关联。3.购物中心的设立符合相关规定,被告和商家已尽己所能保护环境,合法合规排放油烟和噪音,且被告生活超市、购物中心的营业时间并不会影响到原告正常的生活、休息,不会对原告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2月,刘某利购买了内江某置业有限公司位于内江市东兴区汉安大道一套房屋。某购物中心的商住楼的建设用地、建设工程、环保设施经检查验收合格。2014年12月交房。2018年9月17日刘某因脑血管供血不足、Ⅱ型糖尿病、过敏性鼻炎在内江市东兴区中医院住院治疗,2018年9月20日出院,产生治疗费2435.44元。出院病情证明载明:出院医嘱及建议:1.监测血糖,继续降糖药物治疗,避免低血糖发生;2.上级医院进一步寻找过敏原,避免接触过敏原。2019年1月6日,原告刘某因眩晕、气血亏损夹瘀,脑血管供血不足、Ⅱ型糖尿病、过敏性鼻炎、腰椎病,脑梗死、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等在内江市东兴区中医院住院治疗,2019年1月23日出院,产生治疗费7775.67元。2019年5月20日,刘某因右眼黄斑前膜、右眼人工晶体眼、左眼白内障、Ⅱ型糖尿病、脑梗塞、甲亢在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019年5月28日出院,产生治疗费7875.18元。2020年4月1日,刘某因脑血管供血不足、Ⅱ型糖尿病、过敏性鼻炎、腰椎病、甲状腺功能亢进在内江市东兴区中医医院住院,入院记录载明:“主诉:反复头晕4年,加重7天。现病史:入院前4年,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头晕,闻油烟及汽车尾气后症状加重,并伴胸闷……”2020年4月16日出院,出院诊断为脑血管供血不足、Ⅱ型糖尿病、过敏性鼻炎、腰椎病、甲状腺功能亢进,产生治疗费4289.51元。2018年至2021年期间,原告刘某陆续有门诊治疗。
另查明,原告刘某自2018年12月27日起至今居住在内江市东兴区汉安大道西段该房屋内。刘某利曾以相邻污染侵害纠纷,向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某购物中心承担相应责任,2017年11月30日提出撤诉申请,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于同日作出(2017)川1011民初3316号民事裁定,裁定准许刘某利撤诉。
2018年10月11日,刘某以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向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华某公司、内江某置业有限公司承担相应侵权责任。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6日作出(2018)川1011民初4092号民事裁定,认为刘某提供的证据不能足以认定其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不属于适格的当事人,故裁定驳回刘某的起诉。
2019年3月11日,刘某利、刘某以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向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华某公司停止在六楼以上(98.6米29楼以下)排放油烟,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原告两次住院费用共10000元。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0日作出(2019)川1011民初2762号民事判决。
再查明,2014年12月29日,经内江市东兴区环境保护局委托,内江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出具内环监字(2014)第140821号《监测报告》,该报告载明:“1.任务来源:受内江市东兴区环保局委托,我站于2014年12月23日对某购物中心烟道风机排放的噪声进行了监测。……4.监测结果:测点位置四单元28楼住户窗外1米,昼间值为59.2;测点位置三单元28楼住户窗外1米,昼间值为58.8。”同日,经四川某声学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内江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作出内环监字(2014)第140810号《监测报告》,该报告载明:“受四川某声学科技有限公司委托,我站于2014年12月23日对某购物中心冷却塔周围环境噪声进行了监测。……4.监测结果:测点位置华联1单元12楼窗户外1米,昼间值57.1;测点位置华联2单元12楼窗户外1米,昼间值58.2;测点位置华联3单元12楼窗户外1米,昼间值58.4;测点位置华联4单元12楼窗户外1米,昼间值57.8;测点位置华联5单元12楼窗户外1米,昼间值58.3;测点位置华联1单元29楼窗户外1米,昼间值59.1;测点位置华联2单元29楼窗户外1米,昼间值59.2;测点位置华联3单元29楼窗户外1米,昼间值59.0;测点位置华联4单元29楼窗户外1米,昼间值57.5;测点位置华联5单元28楼窗户外1米,昼间值59.4”。
还查明,某购物中心营业时间为:购物中心:10:00-22:00;生活超市:08:30-22:00。某购物中心的油烟净化、降噪设备摆放在某购物中心六楼。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1日作出(2021)川1025民初3121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刘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被侵权人根据民法典第七编第七章的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侵权人排放了污染物或者破坏了生态;(二)被侵权人的损害;(三)侵权人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破坏生态的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条“本法所称环境噪声,是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声音。本法所称环境噪声污染,是指所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的规定,原告刘某应当举证证明某购物中心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噪声,但原告刘某并未举证证明某购物中心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排放了噪声,故原告刘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并且,虽然原告刘某有住院及门诊治疗的事实,但住院记录中载明的闻油烟及汽车尾气后症状加重系原告刘某自诉,住院病历及检查报告均不能反映刘某住院或门诊治疗系因噪声影响,不能证明刘某的治疗与某购物中心的行为具有关联性,故对原告刘某主张的要求某购物中心赔偿的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刘某主张的要求某购物中心停止在六楼以上、二十九楼98.6米以下排放噪声、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诉讼请求。原告刘某并未举证证明某购物中心超标排放噪声的事实,故对该项诉讼请求亦不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1.虽然环境污染侵权纠纷对侵权行为和侵权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但适用该举证规则的前提是被侵权人应当证明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关联性,虽对其证明标准的要求不高,但不能免除其证明责任。
2.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可通过时间、空间的关联度、生活常识、损害后果与侵权行为的性质上的联系、是否存在异常情形和侵权人的类似行为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
一审:四川省资中县人民法院(2021)川1025民初3121号民事判决(2021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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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人民政府与息烽某劳务有限公司、贵阳某化肥有限公司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案
2023-11-2-409-001 · (2017)黔0181民特6号 ·
民事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非法倾倒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公告司法确认
裁判要旨:人民法院应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进行实质性审查,具体方式为人民法院在受理磋商协议司法确认申请后,及时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修复方案等内容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人民法院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司法确认,赋予了赔偿协议强制执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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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非法倾倒/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公告/司法确认
基本案情
2012年6月,息烽某劳务有限公司、贵阳某化肥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劳务协议》,由息烽某劳务有限公司承担第三方污泥渣的清运工作,将污泥渣运往开某公司的山渣场堆放。同年12月,息烽某劳务有限公司未办理任何“堆存手续”,在此非法倾倒污泥渣。2015年底停止倾倒。堆场长360m,宽100m,堆填厚度最大50m,占地约100亩,堆存量约8万立方米。2016年11月,贵州省环境保护厅委托相关机构,对此环境污染损害进行鉴定评估,并出具“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报告”。2017年1月,贵州省人民政府委托贵州省环境保护厅与上述两个公司磋商,就此环境损害赔偿事宜达成协议,由两个公司支付757.42万元。并于2017年1月22日向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申请对此协议进行司法确认。
在法院的支持下,各方进行了磋商并达成了协议。由息烽某劳务有限公司、贵阳某化肥有限公司将废渣全部清运至合法渣场填埋处置,对清空后的库区覆土回填,进行植被绿化;由息烽某劳务有限公司、贵阳某化肥有限公司于协议签订后15日内委托第三方按照《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报告》的意见提出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方案,经贵州省环境保护厅同意后组织实施,于2017年8月30日前完成修复并经修复效果评估。以上包括前期应急处置费在内的费用共计757.42万元。
本次申请确认的协议,在磋商前,贵州省环境保护厅听取了法院的建议,由贵州省律协作为第三方,组织双方进行了磋商。法院依法予以受理后,在贵州省法院门户网站把双方达成的磋商协议、修复方案等内容进行了为期十五天公示,接受公众监督,保障程序公正,也让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能够以最优的方式进行修复。公示期满后未收到意见和建议,法院进行了审查。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8号作出(2017)黔0181民特6号民事裁定,对协议作出确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定认为,1.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在审判实践中,为了使赔偿权利人和赔偿义务人达成的磋商协议更具执行力,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进行司法确认,直接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将司法确认的成功经验吸收其中。
2.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可把代表国家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权利采取概括性委托的方式直接明确为相关行政机关的职责。2015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试点方案》中,仅授权省级政府作为各行政区划内生态环境利益的权利人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或诉讼。但由省政府来承担相关工作是不切实际的,由省政府确定各下属职能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开展相关工作更便于履行职责。而生态环境的损害赔偿相关工作,涉及环保、国土、住建、水利、农业、林业等领域,如果相关职能部门就个案向省政府申请启动赔偿程序,必然会带来行政管理成本的增加和效率的降低,甚至可能会出现懒政、怠政情况,这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开展将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最优的方式是采取概括性指定的方式,由省政府把代表国家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直接明确为相关行政机关的职责,无需个案指定,即采取一种概括性委托的方式。本案就推动了省政府出台了文件概括性委托,明确各职能部门在相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的具体职责,代表省政府开展相关损害赔偿磋商,以及提起诉讼等工作。这一做法在2017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也得到明确。
3.参照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相关规定,法院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的审查不限于形式审查,而应当进行一定的实质性审查。实质性审查,可采取两种方式:一是法院组织专家讨论提出意见,二是进行公示。本案在贵州省法院门户网站上对协议内容和修复方案进行了为期15天的公示,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如果有公众对协议或修复方案提出异议,法院召集申请双方到法院进行协商,对协议、修复方案进行修改,确保程序公正,力求让被破坏的生态能够以最优化的方式进行修复,在此基础上再出具裁定书,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
裁判要旨
人民法院应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进行实质性审查,具体方式为人民法院在受理磋商协议司法确认申请后,及时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修复方案等内容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人民法院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司法确认,赋予了赔偿协议强制执行效力。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2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5条)
特别程序: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2017)黔0181民特6号裁定(2017年3月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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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与河南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案
2023-11-2-409-002 · (2020)豫01民特10号 ·
民事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土壤污染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司法确认
裁判要旨:人民法院受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申请后,依照法定程序对协议内容进行公告,对协议内容进行详细审查并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支持政府及其授权机关的磋商行为,确保受损生态环境得到及时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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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土壤污染/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司法确认
基本案情
2017年11月,河南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筑公司)在新郑市龙湖镇非法倾倒有毒土壤。经鉴定,土壤中含有六六六与滴滴涕等农药因子,受污染土壤共计14.89万立方米。在有关部门采取紧急控制措施、查清污染事实、鉴定损害后果后,根据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授权,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与建筑公司进行磋商,达成了《新郑市龙湖镇李木咀村与刘口村土壤污染案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主要内容为,(一)由建筑公司赔偿应急处理及调查评估,土壤修复效果评估、监理与验收,恢复性补偿等费用共929.82万元。(二)由建筑公司承担土壤修复责任,委托第三方进行受污染土壤无害化处置,直至评估达标;否则须按司法鉴定土壤修复估算费用的130%计算违约金,计1.9亿元,同时还应就损害扩大部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三)若建筑公司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有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22日立案受理了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与建筑公司关于司法确认《新郑市龙湖镇李木咀村与刘口村土壤污染案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申请,于2020年4月29日作出(2020)豫01民特1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申请人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与申请人建筑公司于2019年12月24日达成的《新郑市龙湖镇李木咀村与刘口村土壤污染案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有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定认为:本案系土壤污染引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案件。双方达成的《新郑市龙湖镇李木咀村与刘口村土壤污染案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对赔偿权利人和赔偿义务人的身份,生态环境损害的事实、程度和有关证据,双方对生态损害鉴定报告的意见,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模式及费用支付方式,修复工程持续期间,修复效果评估以及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的责任等内容作了全面约定,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达成的磋商协议符合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法定条件,依法确认有效。
裁判要旨
人民法院受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申请后,依照法定程序对协议内容进行公告,对协议内容进行详细审查并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支持政府及其授权机关的磋商行为,确保受损生态环境得到及时修复。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2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5条)
特别程序: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1民特10号民事裁定(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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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生态环境厅与彭州市某物流公司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案
2023-11-2-409-003 · (2020)川01民特573号 ·
民事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柴油泄漏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管辖法院
裁判要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签订后,赔偿权利人指定的部门或者机构与赔偿义务人可依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到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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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柴油泄漏/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协议/管辖法院
基本案情
申请人四川省生态环境厅作为赔偿权利人四川省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与申请人彭州市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物流公司)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司法确认。
2020年7月22日,经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与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成都市生态环境局、成都市彭州生态环境局、彭州市环境监察执法大队、德阳市生态环境局相关工作人员组成磋商小组组织磋商,双方于2020年8月17日达成调解协议:一、生态环境损害事实及证据。2020年3月14日,某物流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某购置15吨柴油,准备为疫情期间复产复工车辆加油,当日14时左右,某物流公司工人王某开始向柴油罐实施卸油作业,15时20分,该工人发现柴油罐液位下降,立即关闭柴油罐阀门,随后发现柴油罐与加油机连接管路弯头处(柴油泄漏点)脱落,泄漏的柴油经油罐北侧水沟、围墙下方缺口进入厂区外农灌沟,流经长约150米的农灌沟、230米的农灌渠、1000米的鸭子河后进入人民渠,泄漏量共计5.67吨。导致人民渠(成都、德阳段)水质异常,影响什邡市、德阳市部分城区饮用水正常供应。经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心出具《“3·14”德阳市人民渠柴油污染事件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报告》鉴定意见为:本次污染事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为329254.15元,其中污染处置费为170638.13元,财产损害为158616.02元,无人身损害。以上事实有调查询问笔录、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现场照片、评估报告等证据在案为证。二、四川省生态环境厅与某物流公司就“3.14”柴油罐泄露突发环境事件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所应当承担的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认可某物流公司采取支付赔偿金的方式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具体要求:1. 赔偿范围:直接经济损失,包括污染处置费170638.13元,财产损害费158616.02元,共计329254.15元;2.支付方式:赔偿金上缴省级国库;3.支付期限:2021年7月21日前,一次性付清。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3日作出(2020)川01民特573号民事裁定:申请人四川省生态环境厅作为赔偿权利人某省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与申请人某物流公司于2020年8月17日经磋商小组组织磋商达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有效。该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1.行政机关作为赔偿权利人与侵权人自愿达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属于司法确认调解协议范围。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都是我国诉讼制度体系不断更新发展的时代体现,作为“国家法人”的代表,国务院有权利代表国家对生态环境破坏者的侵权行为行使诉权,以求得赔偿。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四川省省委办公厅、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四川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均以国家法人、政府作为赔偿权利人的角度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作了制度层面、法律层面的规定。上述文件将司法确认制度运用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领域,把行政机关与生态环境侵权人签订的生态损害赔偿协议作为民事协议纳入司法确认受案范围,拓展了制度适用范围。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进行司法确认,赋予该赔偿协议强制执行效力,可以有力保障赔偿协议的有效履行,切实推进生态环境修复工作。本案中,申请人四川省生态环境厅作为赔偿权利人四川省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与生态环境侵权方签订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系通过双方协商自愿达成的民事协议,属于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的范围,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行确认。
2.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件的管辖问题。司法确认制度,是指人民法院依照当事人的申请,对当事人之间达成的非诉调解协议进行审查并确认其法律效力的制度。对于司法确认程序的性质,现行民事诉讼法中将司法确认程序明确归入特别程序。根据201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4条规定、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53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法发〔2009〕45号)第21条有关司法确认管辖法院的规定,人民调解司法确认案件一般应当由基层法院或者人民法庭管辖,委派或者委托的人民法院也具有管辖权。因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属于新类型案件,法律并未有明确规定管辖法院的层级。一种观点认为:参照上述法律规定,司法确认案件一般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文件中均明确要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申请司法确认,省政府制定的上述方案虽然明确要求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但该文件不能作为突破法律的依据。故本案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另一种观点认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具有特殊性,其无需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参与,可以由赔偿权利人和赔偿义务人达成磋商协议即可提交司法确认,因此无需对司法确认法院级别予以限制。因四川省各地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确认工作均按照《四川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办法(试行)》由各中级法院管辖司法确认,故本案可以直接由该院予以审查。
裁判要旨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签订后,赔偿权利人指定的部门或者机构与赔偿义务人可依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到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2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5条)
特别程序: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01民特573号民事裁定书(2020年11月13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某环保联合会诉某生猪专业合作社等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11-2-466-001 · (2015)锡环公民初字第1号 ·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环境修复报告司法审查修复目的
裁判要旨:对于污染者自行提交的《环境修复报告》,人民法院要审查以确定能否用于环境修复,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并邀请专家出庭发表意见,充分发挥庭审功能,确保实现修复生态环境的诉讼目的。若该《环境修复报告》不能实现修复目的,应发挥司法能动作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委托专家另行出具修复方案、监理方案,确保污染预防、治理方案科学合理、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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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环境修复报告/司法审查/修复目的
基本案情
某生猪专业合作社与周边村庄居民距离较近,项目建设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未经环保部门审批同意、应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未经验收,项目擅自投入生产,且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污水治理设施形同虚设,粪便、沼液未依法利用和处理,随意排放到周边农田沟渠、河道,造成邻近区域严重污染。环境公益组织某环保联合会接到群众举报后,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其立即停止侵害、恢复被污染地区生态。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日作出(2015)锡环公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判令某生猪专业合作社等必须严格按照修复方案明确的土地复耕方案对涉案土壤进行修复,复耕标准达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复耕要求和农林主管部门农业生产条件符合性评价指标与要求;必须严格按照修复方案对涉案污染的水环境进行修复,水环境污染物浓度应降低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V类标准,并自觉接受监理单位的监督;在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向该院报告环境修复落实情况,法院将委托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验收;如自行修复后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验收仍不能达到环境修复预期目标的,法院将委托第三方进行修复,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某生猪专业合作社等负担。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案件审理过程中,某生猪专业合作社向法院提交经当地环保、农林、水利等部门批准的修复方案,该方案经庭审质证及专家论证,其措施无法达到消除污染的预期目的。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法院委托专家在现场调研和勘验的基础上,针对案涉环境地形地貌、污染状况,并结合国家、地方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水质要求,作出的技术性修复方案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应予以确认。某生猪专业合作社应按照该修复方案对受污染的水、土壤等环境要素进行修复,并自觉接受监理单位的监督。
裁判要旨
对于污染者自行提交的《环境修复报告》,人民法院要审查以确定能否用于环境修复,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并邀请专家出庭发表意见,充分发挥庭审功能,确保实现修复生态环境的诉讼目的。若该《环境修复报告》不能实现修复目的,应发挥司法能动作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委托专家另行出具修复方案、监理方案,确保污染预防、治理方案科学合理、切实可行。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第4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11条、第19条(本案适用的是2008年6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10条、第2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9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15条、第2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2条
一审: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锡环公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2016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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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环保联合会诉某管委会等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11-2-466-002 · (2012)锡滨环民初字第0002号 ·
民事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恢复原状异地补植复绿生态容量
裁判要旨:建设单位在建设工程中未经批准占用并改变林地用途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应承担恢复生态环境的民事责任。 “恢复原状” 不仅指就地恢复原有的环境状况,更主要的是指恢复环境的生态容量,达到生态平衡,这更符合恢复原状的法理精神。如果能够就地恢复,即应就地恢复,若就地恢复确有困难,可以异地恢复,以尽量达到或超过原有的生态容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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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恢复原状/异地补植复绿/生态容量
基本案情
原告某环保联合会诉称:被告某管委会在2009年10月至2010年7月间,未经批准和办理相关手续,擅自占用、改变林地用途,建设某动植物园和欢乐园的场馆和设施。在项目范围内有一处宕口地貌的闲置空地,林木被砍伐、植被遭破坏,山土随意堆放。上述行为破坏了生态环境,损害了环境公共利益,并造成公共安全隐患。故请求判令:1.某管委会立即将擅自非法占用的林地恢复林地用途,并赔偿因砍伐林木、破坏植被等违法行为给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2.某管委会立即将在其项目区域内裸露土地的部分进行复绿固土;3.要求某管委会承担本案律师费30000元,交通费、住宿费等诉讼费用7515元,两项合计37515元。
被告某管委会辩称:1.某动物园(含欢乐园)是无锡市重点生态环境工程和“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动物园项目确实占用了部分林地,规划用地范围内占用部分已经缴纳了规费,等待相关部门审批;2.宕口地块系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山采石造成,目前该地块复绿及林木、植被恢复均有明显改善。在动物园建设前,采石行为已经停止,其将进一步履行复绿义务。3.另有3677平方米的林地被改建翻山电梯及消防水池,该设施为游览配套设施,对森林防火、提供急救通道等具有重要作用,该地块所占用林地已在园区内复绿种植林木30亩予以生态补偿。故请求驳回某环保联合会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某欢乐园公司、某动物园管理处述称:某动物园管理处系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某欢乐园公司是市动物园、欢乐园项目建成后的管理企业单位,某动物园管理处与某欢乐园公司采合署办公方式。其自愿协助某管委会进行园区内宕口地块的复绿工作。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管委会于2009年10月至2010年7月间建设了市动植物园、欢乐园,该项目是无锡市重点生态环境工程和“为民办实事”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其先后搬迁了自然村落、乙炔厂、工矿企业等,清理了开山宕口和一批私埋乱葬坟墓并进行复绿,使当地生态环境、人居环境都得到了改善。
在该项目建设过程中,某管委会未经批准和办理相关手续,改变部分林地用途,经查明共计两部分,一部分为建设动物场馆与道路过程中占用林地合计17477平方米,另一部分为占用3677平方米林地建造了观光电梯连通动物园和欢乐园、消防储水池作为景区必需交通、消防设施。该管委会占用21154平方米林地的行为,已经被无锡市滨湖区农林局行政处罚232694元罚款(已缴纳完毕)并要求其补办改变林地用途手续。17477平方米的占用部分因立项规划手续、建设用地手续均已完备,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已经就该部分补办改变林地用途手续缴纳了1143508元植被恢复费。3677平方米的林地占用行为所建观光电梯和消防储水池为游览配套设施,对森林防火、提供急救通道等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该部分目前尚不具备立即补办完成改变林地用途手续的条件。
另在该动物园、欢乐园项目中存在一块约2500平方米的山体土壤裸露的地块,系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山采石遗留状态,某管委会未在该地块进行任何建设,目前该地块在某管委会与两第三人的共同管理使用范围内。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经走访农林、园林主管部门请教专家意见,咨询相关鉴定机构了解到确实无法量化评估生态破坏损害结果,且在某环保联合会亦表示赞同的情形下,建议某管委会提供了对宕口地块的原地复绿固土计划和方案(两第三人自愿协同完成),以及对3677平方米采取异地补植的方案三套(备选)。复绿固土方案为:土方回填平整并种植2500平方米牧草,种植后由负责风景园林区绿化管理的主管部门验收。三套异地补植备选方案分别为:华藏寺地块5600平方米;杨湾地块4500平方米;充山地块4000平方米;计划种植的苗木有雪松、香樟、无患子、银杏、白玉兰、榉树、红叶石楠球、籽播金鸡菊,种植后由负责城市绿化的主管部门验收;其中杨湾地块工程总价值79.44万元。某管委会在案件审理期间对补植方案进行了具体设计和网上公示,公示期内未有人提出异议。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9日作出(2012)锡滨环民初字第0002号民事判决:(一)某管委会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个月内完成17477平方米林地改变用途的申报程序;(二)某管委会、某欢乐园公司、某动物园管理处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六个月内完成2500平方米宕口地块复绿固土工作,并通过无锡市公园景区管理中心验收;(三)某管委会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六个月内完成无锡市滨湖区杨湾地块4500平方米的异地补植,并通过无锡市绿化质量监督管理中心验收;(四)某管委会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个月内将无锡市滨湖区杨湾地块的异地补植费用79.44万元汇至指定账户,专款用于杨湾地块的异地补植;(五)某管委会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个月内支付某环保联合会交通费、住宿费、调查取证费等各项费用合计5000元;(六)驳回某环保联合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当事人未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环境是人类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必要前提,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本案中,某管委会在开发建设动植物园、欢乐园项目时尚未取得改变林地用途的审批手续,构成了擅自占用林地21154平方米的事实。改变林地用途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关于某管委会改变林地用途17477平方米的行为应当如何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八条规定,进行勘查、开采矿藏和各项建设工程,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必须占用或者征用林地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依照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并由用地单位依照国务院有关规定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森林植被恢复费专款专用,由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统一安排植树造林,恢复森林植被,植树造林面积不得少于因占用、征用林地而减少的森林植被面积。本案中,某管委会未经审批占用17477平方米林地是事实,但动物园项目系城市绿地系统的组成部分,由于整体规划效果的需要,建设中确实移植和采伐了原有林地的部分林木,但后期又通过对原有建筑的拆除,恢复和新增了一定数量的林地,未造成原有林地生态的显著损害。本案审理中,某管委会经过无锡市农林部门初审后按相关规定向江苏省林业局缴纳了全额植被恢复费1143508元,应当视为其已经按照法律规定弥补了生态损害。
关于某管委会改变林地用途3677平方米建成观光电梯和消防水池的行为应当如何认定与处理。某管委会在欢乐园东侧山顶擅自改变3677平方米林地的用途,在未经取得相应手续前即将之建设成为联通动物园与欢乐园的观光电梯和消防储水池,该部分占林建设的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且至今尚未具备办理占用林地的合法手续的条件。依照《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未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责令限期恢复原状。鉴于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该3677平方米建设已经被纳入立项规划范围,且观光电梯同时具有逃生、急救通道的功能,是无锡市动植物园、儿童乐园项目的必要组成部分,涉及到较大的社会公共利益,如直接恢复原状,可能造成对社会资源的浪费。法院认为,环境侵权案件中,“恢复原状”不仅仅是指就地恢复原有的环境状况,更主要的是指恢复环境的生态容量,达到生态平衡,这更符合恢复原状的法理精神。如果能够就地恢复,即应就地恢复,如就地恢复确有困难,可以异地恢复,以尽量达到或超过原有的生态容量水平。对异地恢复的地点的选择,按照与原被侵权地最相密切联系、恢复方案经济可靠的原则确定。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某管委会提出三套备选异地补植方案,并在案件审理期间对补植方案进行了具体设计和网上公示,公示期内未有人提出异议,设计方案得到相关主管单位和原告的认可。在咨询相关专业林业绿化机构后,结合补植方案的可行性和苗木选择的合理性、林木养护的便利性等综合因素,法院确定无锡市滨湖区杨湾地块补植方案为本案恢复林地的最终方案,对某管委会提交的该处异地补植恢复方案予以确认与准许。
关于宕口地块的复绿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四条规定,森林分为以下五类:(一)防护林:以防护为主要目的的森林、林木和灌木丛,包括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农田、牧场防护林,护岸林,护路林。本案中的宕口地块2500平方米系由于本市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山采石遗留的裸露山石地貌,周边林相为防护林。目前根据土地拨用手续,该宕口地块划入无锡市动植物园、儿童乐园项目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应当遵守法律有关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规定。故某管委会及动物园管理处、欢乐园公司作为该地块的使用权人,有义务对该地块的状况进行持续整治,消除水土进一步流失的危险。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某管委会自愿提出的复绿方案具有可行性,并属于就地恢复环境生态容量的组成部分,法院对该复绿固土方案予以确认与准许。
裁判要旨
建设单位在建设工程中未经批准占用并改变林地用途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应承担恢复生态环境的民事责任。 “恢复原状” 不仅指就地恢复原有的环境状况,更主要的是指恢复环境的生态容量,达到生态平衡,这更符合恢复原状的法理精神。如果能够就地恢复,即应就地恢复,若就地恢复确有困难,可以异地恢复,以尽量达到或超过原有的生态容量水平。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9条第5项、第1229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15条第1款第5项、第6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26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2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18条第1款
一审: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2012)锡滨环民初字第0002号民事判决(2012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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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检察院诉徐某华、某财险南通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11-2-466-003 · (2021)苏0981民初6328号 ·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交通事故野生动物司法建议多元共治
裁判要旨:司法建议是人民法院延伸审判职能、参与社会治理、服务大局的重要途径。本案判决生效后,鉴于黄海湿地野生动物被撞事件时有发生,人民法院及时向当地交通、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发送司法建议,建议在沿海地区车流量较大、周边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道路设置野生动物出没警示标牌,提醒广大驾乘人员谨慎驾驶,小心避让,以减少车辆对野生动物的伤害。司法建议发出后,相关部门积极回应,及时在麋鹿经常活动的路段安装野生动物警示标志10余套。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建议推动解决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和保护漏洞,有利于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多元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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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交通事故/野生动物/司法建议/多元共治
基本案情
2020年11月11日,徐某华驾驶货车沿东台市麋鹿线由南向北行驶至东台市弶港镇蹲门居委会西侧路段,与两头麋鹿发生碰撞,致两头麋鹿死亡、车辆受损。经东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徐某华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遇有情况处置不力,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徐某华驾驶的货车在某财险南通公司投保交强险和100万元不计免赔商业三者险,本案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经东台市林业中心评估认定,徐某华因交通事故致两头麋鹿死亡的麋鹿整体价值为60000 元。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检察院诉请:判令徐某华赔偿因其侵权行为造成的野生动物资源损失60000元;判令某财险南通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2日作出(2021)苏0981 民初6328 号民事判决,判决某财险南通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因徐某华的交通事故行为造成的野生动物资源损失60000元。宣判后,当事人均未上诉,某财险南通公司已全额支付赔偿款,一审判决已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野生动物是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是自然生态系统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野生动物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本案中,徐某华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致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麋鹿死亡,并负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其行为造成了野生动物资源损失,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徐某华所驾车辆在某财险南通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商业三者险。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且在责任限额范围内能够足额赔偿,故某财险南通公司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赔偿因徐某华交通事故造成的野生动物资源损失。
裁判要旨
司法建议是人民法院延伸审判职能、参与社会治理、服务大局的重要途径。本案判决生效后,鉴于黄海湿地野生动物被撞事件时有发生,人民法院及时向当地交通、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发送司法建议,建议在沿海地区车流量较大、周边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道路设置野生动物出没警示标牌,提醒广大驾乘人员谨慎驾驶,小心避让,以减少车辆对野生动物的伤害。司法建议发出后,相关部门积极回应,及时在麋鹿经常活动的路段安装野生动物警示标志10余套。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建议推动解决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和保护漏洞,有利于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多元共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3条第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51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4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08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4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
一审: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2021)苏0981民初6328号民事判决(2021年12月2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某环保联合会诉某汇公司等六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11-2-466-004 · (2014)泰中环公民初字第00001号 ·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水污染危险化学品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技改抵扣
裁判要旨:1.污染企业请求以企业技术改造费用抵扣应当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应当由污染企业主动提出并提供充分的履约担保。人民法院在审查是否准许时,应当结合污染企业技术改造项目是否符合法律与政策规定,是否具有明显降低污染风险、促进环境保护的实际效果等进行综合判断,并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适当比例内予以准许。 2.环境污染案件中,危险化学品和化工产品生产企业对其主营产品及副产品必须具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必须全面了解其主营产品和主营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是否具有高度危险性,是否会造成环境污染;必须使其主营产品的生产、出售、运输、储存和处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使其副产品的生产、出售、运输、储存和处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或者产生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重大风险。虽然河流具有一定的自净能力,但是环境容量是有限的。向河流中大量倾倒副产酸,必然对河流的水质、水体动植物、河床、河岸以及河流下游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如不及时修复,污染的累积必然会超出环境承载能力,最终造成不可逆转的环境损害。因此,不能以部分水域的水质得到恢复为由免除污染者应当承担的环境修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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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水污染/危险化学品/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技改抵扣
基本案情
某环保联合会诉称:2012年1月至2013年2月间,被告某隆公司、某汇公司、某康公司、某龙公司、某安公司、某庆公司(以下简称六被告公司)等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律和危险废物管理规定,将其生产过程中产生危险废物—废盐酸、废硫酸总计25934.795吨,以支付每吨20-100元不等的价格,交给无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主体偷排于泰兴市如泰运河、古马干河中,导致水体严重污染,造成重大环境损害,需要进行污染修复。六被告应当承担环境修复责任。
六被告公司答辩称,1.某环保联合会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2.六被告公司生产的副产盐酸并非某环保联合会所称的危险废物,而是依法生产经营的产品,六被告公司的生产销售行为合法,某中公司的违法行为与六被告公司没有关联,更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3.某环保联合会起诉的六被告公司被倾倒的副产盐酸数量与证据明显不符。4. 某环保联合会提供的江苏省环境科学学会评估技术报告不具有合法性、真实性。5.如泰运河、古马干河已经恢复,无需再通过人工干预措施进行修复。
法院经审理查明:六被告公司通过与某中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将企业生产化工产品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副产酸以1元/吨进行销售。其中,某汇公司在明知副产酸属于危险化学品,其生产、出售、运输、储存和处置有专门规范的情况下,仍将副产酸以低于市价出售,并以20元/吨的运输费用或者其他费用对某中公司给予补贴。因某中公司未妥善处置副产酸,造成河流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
另案查明,某汇公司对副产酸的处置应具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其明知某中公司不具备处置资质,且知悉某中公司的戴某某等人将副产酸倾倒入河而未加阻止。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10日作出(2014)泰中环公民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某隆公司、某汇公司、某康公司、某龙公司、某安公司、某庆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九个月内分别赔偿环境修复费用人民币82701756.8元、41014333.18元、8463042元、26455307.56元、1705189.32元、327116.25元,合计160666745.11 元,用于地区环境修复。二、某隆公司等六家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某环保联合会已支付的鉴定评估费用10万元,其中:某隆公司给付51473.5元,某汇公司给付25527.5元,某康公司给付5267.5元,某龙公司给付16466元,某安公司给付1061.5元,某庆公司给付204元。宣判后,某隆公司、某汇公司、某康公司、某龙公司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9日作出(2014)苏环公民终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中关于赔偿数额部分,即某隆公司、某汇公司、某康公司、某龙公司、某安公司和某庆公司分别赔偿环境修复费用人民币82701756.8元、41014333.18元、8463042元、26455307.56元、1705189.32元、327116.25元,合计160666745.11元;(二)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三)某隆公司、某汇公司、某康公司、某龙公司、某安公司和某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将判决第一项所列款项支付至泰州市环保公益金专用账户;逾期不履行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果当事人提出申请,且能够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提供有效担保的,上述款项的40%可以延期至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年内支付;(四)判决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如某隆公司、某汇公司、某康公司、某龙公司、某安公司、某庆公司能够通过技术改造对副产酸进行循环利用,明显降低环境风险,且一年内没有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处罚的,其已支付的技术改造费用可以凭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企业环境守法情况证明、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意见和具有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技术改造投入资金审计报告,向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在延期支付的40%额度内抵扣。某汇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31日作出(2015)民申字第1366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某汇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六被告与某中公司等单位之间的副产盐酸、废酸买卖是否合法,与环境污染有无因果关系的问题。水资源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关键资源,水生态环境恶化将严重影响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珍惜水资源、保护水生态环境是所有单位和个人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按照环境保护法“谁污染、谁治理”的基本原则,企业对于其生产中产生的可能污染环境的废物,有责任进行无害化处理,防止污染环境。本案中副产盐酸虽然符合我国化学工业产品的标准并可以销售,但在其未能销售出去而被抛弃时,由于其具有强烈的腐蚀性,则属于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禁止将危险废物提供或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第八十五条规定:“造成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应当排除危害,依法赔偿损失,并采取措施恢复环境原状。” 某隆公司、某汇公司虽签订了副产盐酸买卖合同,但某隆公司每吨副产盐酸贴补某中公司45元、某峰公司40元,某汇公司每吨副产盐酸贴补某中公司20元的行为可以证实其处置副产盐酸的真实目的。某康公司、某龙公司、某安公司、某庆公司亦是以贴补一定款项的情况下直接将副产盐酸、废酸交给某中公司等处置。戴某某、蒋某某、曹某某、王某某、丁某某等人的供述,某隆公司冯某的陈述,某化工公司朱某某、戴某东、杨某、陶某某的陈述,某龙公司卞某某、丁某艳、蒋某生的陈述,某康公司朱某某、戴某奇的陈述,某庆公司杨某某的陈述,均证实了六被告具有处置副产盐酸、废酸的主观故意。六被告对这些副产盐酸、废酸既未自行处置,也未送交有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而是将其交给无处置资质和能力的某中公司等四公司处置,并且六被告支付的款项远不足以支付正常无害化处理上述危险废物的费用,导致大量副产盐酸、废酸被倾倒至如泰运河、古马干河,造成如泰运河、古马干河和周围水域严重污染。六被告主观上具有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故意,客观上造成了环境严重污染的结果,应该承担对污染环境修复的赔偿责任。
关于本案环境污染的危害结果是否存在,环境污染的修复费用如何计算的问题。总数达25349.47吨的副产盐酸、废酸倾倒入河流中,对水生态环境产生的严重危害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本案的专家辅助人吕某武的技术咨询意见,亦从专业角度证实了大量副产盐酸、废酸倾倒入河流后水体、水生物、河床等水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修复费用将远远超过正常治理成本。六被告提供的2013年泰兴市环境状况公报,虽说明2013年如泰运河、古马干河水质已经恢复为Ⅲ类,但由于河流是流动的,污染源必然会向下游流动,倾倒处的水质好转并不意味着地区水生态环境已修复或好转。所以,对于地区生态环境而言,依然有修复的必要。即使现在如泰运河、古马干河水质已达到地方标准不需修复,依然需要用替代修复方案对地区生态环境进行修复。环境保护部《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环发〔2011〕60号)附件《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第4.5条规定,关于污染修复费用难以计算的情况下,地表水污染修复费用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的原则为,Ⅲ类地表水的污染修复费用为虚拟治理成本的4.5-6倍。环境保护部的《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是我国环境保护专业部门制定的专业性技术规范,可以作为本案环境污染修复费用的计算依据。如泰运河、古马干河受污染前的水质现状为Ⅲ类地表水。对照六被告被倾倒的数量和虚拟治理成本,按照Ⅲ类地表水的污染修复费用为虚拟治理成本的4.5倍计算,六被告应承担的污染修复费用为某隆公司82701756.8元、某汇公司41014333.18元、某康公司8463042元、某龙公司26455307.56元、某安公司1705189.32元、某庆公司327116.25元,合计160666745.11 元。
裁判要旨
1.污染企业请求以企业技术改造费用抵扣应当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应当由污染企业主动提出并提供充分的履约担保。人民法院在审查是否准许时,应当结合污染企业技术改造项目是否符合法律与政策规定,是否具有明显降低污染风险、促进环境保护的实际效果等进行综合判断,并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适当比例内予以准许。
2.环境污染案件中,危险化学品和化工产品生产企业对其主营产品及副产品必须具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必须全面了解其主营产品和主营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是否具有高度危险性,是否会造成环境污染;必须使其主营产品的生产、出售、运输、储存和处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并使其副产品的生产、出售、运输、储存和处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或者产生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重大风险。虽然河流具有一定的自净能力,但是环境容量是有限的。向河流中大量倾倒副产酸,必然对河流的水质、水体动植物、河床、河岸以及河流下游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如不及时修复,污染的累积必然会超出环境承载能力,最终造成不可逆转的环境损害。因此,不能以部分水域的水质得到恢复为由免除污染者应当承担的环境修复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9第1款第8项、第1229条、第1230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15条第1款第6项、第65条、第6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3年6月29日修正)第85条
一审: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泰中环公民初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2014年9月10日)
二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环公民终字第00001号民事判决(2014年12月29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366号民事裁定(2016年1月3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某生态环境公益保护协会诉某眼镜公司等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11-2-466-005 · (2015)镇民公初字第00003号 ·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固体废物污染司法建议预防性司法行政监管
裁判要旨:1.固体废物污染责任案件中,人民法院应审查对危险废物的认定是否符合法定鉴别程序。对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无法鉴别,但可能对人体健康或生态环境造成有害影响的固体废物,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认定。对此类废物,法院应发挥能动司法,通过调查取证、咨询专家、委托鉴定等,准确界定废物属性。 2.人民法院应通过预防性司法助推相关行业环境治理。重要废物属性的确定和管理,影响当地相关行业发展,人民法院应向相关部门发送司法建议,推动和督促纠正行业误评,鼓励、支持地方政府和行业组织采取有利于保护环境的固体废物集中处置措施,破解治理固体废物污染的难题,促进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发展,发挥环境公益诉讼推动公共政策形成的功能。 3.综合运用“三合一”系统思维实现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法律原则。该案是民事案件,但涉及废物属性的认定,如果认定为危险废物,非法处置3吨以上将涉嫌污染环境罪,同时还涉及环境评价和行政监管,因此是复合了刑事、民事、行政三维法律关系的公益诉讼。法院通过司法建议,指出行政监管的问题,建议行政机关主动纠正、完善,然后借助改进后的行政监管机制,推动行业环境治理,同时建议审查并依法移送涉嫌犯罪的行为,实现“两法”衔接。本案借助司法建议或联动机制,综合采用刑事、民事、行政三维法律措施,实现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法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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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固体废物污染/司法建议/预防性司法/行政监管
基本案情
被告某眼镜公司是某市生产树脂眼镜镜片的企业。2006年,某市环境保护科技咨询服务中心作出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认定,当地眼镜生产加工企业因树脂镜片磨边、修边工段产生的树脂玻璃质粉末废物为危险废物HW13。2014年4月至7月期间,某眼镜公司将约5.5吨该类废物交给3名货车司机,倾倒于某拆迁空地,造成环境污染。某市环境保护局对污染场地进行初步清理,将该废物连同被污染的土壤挖掘并予以保管。原告某生态环境公益保护协会提起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某眼镜公司采取措施消除污染,承担固体废物暂存、前期清理以及验收合格的费用,或者赔偿因其环境污染所需的相关修复费用234400元。
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委托鉴定查明,案涉树脂玻璃质粉末废物不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之列,原环评报告将其评定为危险废物不符合法律规定,遂向某市环境保护局、当地眼镜商会发出司法建议,建议依法重新评定该类固体废物的属性,准确定性。后经组织评定,确认该类废物不具有危险特性,可交由第三方综合利用或者以无害化焚烧等方式进行处置。法院根据评定报告再次提出司法建议,建议为该类废物建立集中收集处置体系。某市眼镜商会采纳了该建议,参照固体废物相关环保管理要求,采取转移“五联单”的办法管理,并将该类废物运交垃圾发电厂焚烧发电。某市环境保护局对新的评定报告予以认可,同意某市眼镜商会提出的该类废物集中处置方案,并表示愿意监督某眼镜公司依法处置剩余废物。
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3日作出(2015)镇民公初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判令某眼镜公司在某市环境保护局的监督下按照一般废物依法处置涉案废物。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企业的污染治理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十条规定,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采取防治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措施。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实行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制度。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必须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第八十五条规定,造成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应当排除危害,依法赔偿损失,并采取措施恢复环境原状。本案中,某眼镜公司在未审查3名货车司机有无处置能力,未审查废物流向的情况下,非法交付废物,且未将该类废物的数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向环保主管部门申报,应对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承担治理责任。
关于该类废物属性的确定。(一)危险废物的认定应严格按照危险废物鉴别程序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八条第四项规定,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依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通则》(GB 5058.7-2007)4 鉴别程序规定,危险废物的鉴别应按照以下程序进行:4.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固体废物鉴别导则》判断待鉴别的物品、物质是否属于固体废物,不属于固体废物的,则不属于危险废物。4.2 经判断属于固体废物的,则依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判断。凡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属于危险废物,不需要进行危险特性鉴别(感染性废物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鉴别);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应按照第4.3 条的规定进行危险特性鉴别。4.3 依据GB5058.1~GB5058.6 鉴别标准进行鉴别,凡具有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等一种或一种以上危险特性的,属于危险废物。4.4 对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无法鉴别,但可能对人体健康或生态环境造成有害影响的固体废物,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认定。本案中,该类废物不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危险废物,某市环境保护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在未进行危险属性鉴别、未经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认定的情况下,在环境评价中将该类废物认定为危险废物HW13,没有法律和科学依据。(二)该类废物不具有危险特性。经查,江苏康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上述废物倾倒地被污染的土壤进行检测,未发现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依据上海松江区环境保护局审批的某光学公司三期工程调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某光学公司自1995年一期项目开始,即将该类废物作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交第三方综合利用,实践已有20余年;树脂眼镜镜片长期使用于世界各地,长期与人体接触,安全性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其修边粉末系物理磨边、修边产生,某市作为全球树脂镜片主要产地,某市环境保护局亦未能提供该类废物具有危险性的执法资料;南大专项评价报告认定树脂镜片磨边、修边废屑不具有危险特性;经环保专家审查,南大专项评价报告评价结论可信,丹阳市环境保护局亦予认可。综上,南大专项评价报告认定树脂镜片磨边、修边废屑不具有危险特性,具有科学和法律依据,予以采信。
关于该类废物的监管和处置。环保主管部门有权在依法科学认定的基础上,对于属性明确的物质确定统一的监管标准,豁免对不同企业的同类物质分别进行危险属性鉴别。其一,法律并未规定对不同企业的同类废物必须分别进行属性鉴别。环保主管部门有权依据法律规定认定某类物质属于一般固体废物或者危险废物,对于属性明确的物质,无须针对不同企业分别进行危险属性鉴别。其二,环境保护应坚持科学性并尽量降低不必要的成本。危险废物的属性鉴别费用高、耗时长,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成本。在对单一企业特定物质的属性依法科学认定的基础上,基于科学的一般原理,该结论可以适用于采用同类原材料、同类生产工艺产生的同类物质。因此环保主管部门在依法科学认定的基础上,可就属性明确的某类物质设定统一的监管标准,豁免对不同企业的同类物质分别进行属性鉴别。其三,《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设定,即是准确认定危险废物并豁免分别鉴别的典范;按照“举重以明轻”的原则,对于已依法认定的某类一般固体废物,环保主管部门可以在属性明确、安全稳定、处置可控的前提下,设定豁免清单,避免分别进行危险属性鉴别,不仅可节省鉴别费用和时间成本,还可避免因错误归入危险废物挤占紧缺的危险废物处置产能。由于一般废物的种类远远多于危险废物,该类清单的论证和设立具有重要的环保和经济意义。因此,该类废物作为一般固体废物,某市环境保护局可以依法设定统一的监管标准,要求相关企业依法处置,无须对不同企业的同类废物分别进行属性鉴别。
在本案审理期间,当事人已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同意对该类废物按照危险废物处置,调解协议经公告,并未收到异议,但因本案涉及某市树脂镜片产业的安全清洁生产和环境监管模式,在该类废物的属性已经科学认定的情况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应改采判决方式。
综上所述,某眼镜公司非法处置该类废物约5.5吨,导致环境污染,应承担前期清理费用、暂存费用,并依法处置相关废物(被倾倒该类废物及被污染土壤),对于某生态环境公益保护协会的相关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在本案审理期间,某眼镜公司已按照调解协议主动支付前期清理费用、暂存费用,主动将上述废物中的5吨树脂粉末依法处置,已依法履行相关责任,相关诉讼请求已经实现,因此某生态环境公益保护协会撤回关于前期清理费用、暂存费用、验收合格费用、处置5吨树脂粉末的诉讼请求,不损害公共利益,予以准许。对于暂存于被告处的约23吨剩余废物,系土壤和少量该类废物的混合物,因该类废物无危险性,相关剩余废物亦无危险性,应在某市环境保护局的监督下按照一般废物依法处置。
裁判要旨
1.固体废物污染责任案件中,人民法院应审查对危险废物的认定是否符合法定鉴别程序。对未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无法鉴别,但可能对人体健康或生态环境造成有害影响的固体废物,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认定。对此类废物,法院应发挥能动司法,通过调查取证、咨询专家、委托鉴定等,准确界定废物属性。
2.人民法院应通过预防性司法助推相关行业环境治理。重要废物属性的确定和管理,影响当地相关行业发展,人民法院应向相关部门发送司法建议,推动和督促纠正行业误评,鼓励、支持地方政府和行业组织采取有利于保护环境的固体废物集中处置措施,破解治理固体废物污染的难题,促进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发展,发挥环境公益诉讼推动公共政策形成的功能。
3.综合运用“三合一”系统思维实现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法律原则。该案是民事案件,但涉及废物属性的认定,如果认定为危险废物,非法处置3吨以上将涉嫌污染环境罪,同时还涉及环境评价和行政监管,因此是复合了刑事、民事、行政三维法律关系的公益诉讼。法院通过司法建议,指出行政监管的问题,建议行政机关主动纠正、完善,然后借助改进后的行政监管机制,推动行业环境治理,同时建议审查并依法移送涉嫌犯罪的行为,实现“两法”衔接。本案借助司法建议或联动机制,综合采用刑事、民事、行政三维法律措施,实现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法律原则。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36条、第39条第1款(本案适用的是2015年4月24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30条、第32条第1款、第85条)
一审: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镇民公初字第00003号民事判决(2016年6月3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金溪县人民检察院诉徐某文、方某平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11-2-466-006 · (2021)赣1027刑初8号 ·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第三方公益性社会组织人文遗迹传统村落修复执行多元共治
裁判要旨:案涉受损传统村落的修复,人民法院以公益信托的方式委托第三方公益性社会组织管理和监督使用涉案生态修复资金,第三方公益性社会组织在官网上及时公布修复事项、预算审核、修复验收等内容,让门楼的修复工作和资金使用在“阳光下运行”,接受社会监督。当地政府以招投标方式选定施工队伍,金溪县古村落保护开发中心和金溪县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协会按照“参照原貌、修旧如旧”的修复原则具体指导修复工作。金溪县人民检察院作为修复工作的法律监察人,金溪县住建局作为修复工作的技术监察人,共同对修复工作和修复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上述模式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司法机关和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执生态环境修复机制,促进了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修复执行的有效衔接,解决生态修复资金长期以来不敢用、不会用、不愿用的难题,既保护了古村落的原始风貌,唤起了人民群众对人文生态资源保护意识,又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为传统村落人文遗迹修复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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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第三方公益性社会组织/人文遗迹/传统村落/修复执行/多元共治
基本案情
金溪县琉璃乡波源村系“江西省传统村落”,拥有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2020年4月11日晚上9时许,被告徐某文、方某平驾驶三轮摩托车到波源村西岸组一门楼偷盗一块“甲第里”石匾,在盗窃过程中造成石匾掉落摔断。合市镇湖坊村下洋组与“中国传统村落”珊珂村、仲岭村距离相近,具备地域文化特色及传统村落风貌。同年4月27日晚上,徐某文、方某平驾驶三轮摩托车到下洋组一门楼偷盗一块“三公旧第”石匾,在盗窃过程中造成石匾摔断以及门楼整体性垮塌。期间,徐某文、方某平将被摔断的两块石匾装车运到抚州市临川区云山镇,以2200元出售给他人。该门楼牌匾被盗窃并被损坏,改变了原有古建筑的风貌,斩断了原有历史文化传承,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古建筑的消亡,损害了其历史、文化和经济价值,也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侵害。经重庆市工程设计院福建分院评估,“甲第里”门楼修复工程费用为9812元(“甲第里”牌匾已由村民修缮完毕)、“三公旧第”门楼修复工程费用为93727.61元。经专家评估,徐某文、方某平盗窃古建筑构件的行为,造成人文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共计310617元。
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31日作出(2021)赣1027刑初8号之一民事判决:(一)徐某文、方某平应当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甲第里”门楼修复费用9812元、“三公旧第”门楼修复费用93727.61元,合计修复费用103539.61元;(二)徐某文、方某平应当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连带赔偿人文生态资源损失300000元;(三)徐某文、方某平承担鉴定及评估费用11200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审理中,徐某、方某主动缴纳门楼修复费用等共计11万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系环境资源案件中的生态保护案件。因破坏古迹、建筑群、遗址等人文遗迹造成生态资源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关于人文生态资源损失问题,委托两名专家出具了《专家评估意见》。两名专家依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并查阅资料,经充分讨论、分析,从人文生态环境角度对古建筑损坏所造成的功能损害给出了明确的专业意见,并以专家身份出庭接受当事人及审判人员的询问。《专家评估意见》的出具主体、形成程序均合法,二位专家出具的意见,经过充分讨论、分析,结论明确,且经庭审质证,具备合法性、科学性,符合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依法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根据。综合考虑金溪县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甲第里”石匾所在地波源村系“江西省传统村落”、两被告的主观过错及其家庭经济条件、对传统村落整体性的破坏程度,以及专家意见,酌定两被告承担因破坏人文生态资源所造成的损失为300000元。
裁判要旨
案涉受损传统村落的修复,人民法院以公益信托的方式委托第三方公益性社会组织管理和监督使用涉案生态修复资金,第三方公益性社会组织在官网上及时公布修复事项、预算审核、修复验收等内容,让门楼的修复工作和资金使用在“阳光下运行”,接受社会监督。当地政府以招投标方式选定施工队伍,金溪县古村落保护开发中心和金溪县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协会按照“参照原貌、修旧如旧”的修复原则具体指导修复工作。金溪县人民检察院作为修复工作的法律监察人,金溪县住建局作为修复工作的技术监察人,共同对修复工作和修复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上述模式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司法机关和公众参与”的多元共执生态环境修复机制,促进了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修复执行的有效衔接,解决生态修复资金长期以来不敢用、不会用、不愿用的难题,既保护了古村落的原始风貌,唤起了人民群众对人文生态资源保护意识,又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为传统村落人文遗迹修复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1168条、第1229条、第1234条、第123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第1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第18条、第20条、第21条、第22条、第23条
一审:江西省金溪县人民法院(2021)赣1027刑初8号之一民事判决(2021年12月3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某环保联合会诉某石油货运车队、高某某、白某、某财保延安支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11-2-466-007 · (2016)陕07民初92号 ·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交通事故生态环境修复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虚拟治理成本法
裁判要旨:突发环境事件造成了水体、土壤污染,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和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费的计算应依照相关技术规范筛选相应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方法,其中的虚拟治理成本法应严格遵循位次排序规则及适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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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交通事故/生态环境修复/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虚拟治理成本法
基本案情
某环保联合会诉请:1.判令某石油货运车队赔偿因消除危险产生的费用4554974.3元。2.判令某石油货运车队对因本次事故所造成的潜溪河、嘉陵江流域生态环境恢复原状(具体费用以专家意见为准)。3.判令某石油货运车队承担本案鉴定评估费10万元,诉讼费43240元,律师费2万元,交通住宿费34227元,合计197467元。4.判令高某某、白某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22日,高某某驾驶的油罐车在何家坟村侧翻,罐体受损,最终导致约20吨柴油外泄,沿山坡、公路、排水沟流入潜溪河,并影响到嘉陵江水质。交管部门到达现场后,在起吊罐车时为防止摩擦着火采用大量消防水冲洗。宁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高某某驾驶机动车操作不当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应承担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
事故发生后,四川、陕西两地政府立即开展应急处置,分别在潜溪河下游开挖围堰拦截吸附油污并回收处置含油废水、吸油废弃物。同时设置了数十个水质监测取样点位,对河流水质进行动态监测。事故次日,宁强段监测报告显示水中石油类污染物浓度峰值达到26.13mg/L,超标521.6倍,朝天段监测报告显示水中石油类污染物浓度峰值达到1970mg/L,超标39399倍。经过七日的应急处置,两地监测点监测分析结果显示事故下游水流中石油类浓度稳定达标。
受原告某环保联合会委托,环保部环境规划院于2017年3月13日出具《鉴定评估意见》载明本次事件污染控制费用合计为4554974.3元。经一审法院委托,陕西省地质调查实验中心作出《108国道陕西省宁强县段2016年3月22日柴油泄漏事件土壤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报告》,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聘任的首批环境资源审判技术专家出具《108国道陕西省宁强县段“3·22”事故生态修复及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评估报告》。
本案肇事车辆油罐车在交管部门登记的车辆所有人为某石油货运车队,油罐车系白某出资购买,并挂靠在某石油货运车队名下从事运输,高某某系白某雇佣的司机。
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30日作出(2016)陕07民初92号民事判决:(一)白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596万元(水生态修复费用及服务功能损失费用480万元+土壤生态修复费用及服务功能损失费用116万元),用于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上述款项交付一审法院指定账户。(二)白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某环保联合会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支出的鉴定评估费10万元、律师费2万元、交通住宿费2.5万元,支付专家提供技术咨询费用3.5万元、土壤损害评估费用2万元。(三)某石油货运车队、高某某对上述一、二项费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驳回某环保联合会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某石油货运车队以其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依据、河流污染已经自然恢复不存在修复以及本案不应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评估计算生态修复费用和功能损失费用为由,提起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6日作出(2021)陕民终193号民事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二、三项;(二)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为:白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545万元(水生态修复费用及服务功能损失费用480万元+土壤生态修复费用及服务功能损失费用65万元),上述款项交付一审法院指定账户;(三)驳回某环保联合会的其余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一审法院对环境污染侵权人应当承担生态修复费用、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费及某石油货运车队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认定正确,应予维持。但一审法院在对水、土壤生态修复费用及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费用进行损害评估时,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对土壤进行评估计算,存在应用错误。
原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II版)》附录A《常用的环境价值评估方法》及生态环境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1部分:总纲》附录D《常用的环境价值评估方法》中规定:“(虚拟)治理成本法是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治理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所需要的支出。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于环境污染所致生态损害无法通过恢复工程完全恢复、恢复成本远远大于其收益或缺乏生态环境损害恢复评价指标的情形。其具体计算方法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技术规范》。”环境保护部办公厅作出的《关于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情形与计算方法的说明》中规定了虚拟治理成本法的适用情形及不适用情形。《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附F规定:“虚拟治理成本法的计算为污染物排放量与单位污染物虚拟治理成本的乘积,在量化生态环境损害时,可根据受污染环境影响区域的环境功能敏感程度分别乘以1.5-10的倍数作为环境损害数额的上下限值。”依据上述规定,虚拟治理成本法的计算公式应为:修复费用=污染物排放量×单位污染物虚拟治理成本×受损害环境敏感系数。
一审法院对于河流采用虚拟成本治理法进行环境损害评估,选取的污染物排放量由潜溪河断面流量数据乘以应急处置时间计算。虽然2016年3月28日后潜溪河的石油类浓度监测数据达标,但并未对柴油中其他污染元素进行监测,之后潜溪河仍然出现鱼类死亡现象,沿岸群众取用水仍发现油花、油味问题,该现象直到2016年5月汛期到来后才逐渐消除,含油河水持续对下游造成污染,并汇入嘉陵江。故潜溪河在应急处置期间的废水量不能表达为河流(潜溪河、嘉陵江)受污染的总水量,该水量不是上诉人认为的环境恢复成本法中所指的被污染河流湖库的总水量。本案存在污染河流的事实,被污染的河流现已自然恢复,河流污染期间监测数据不及时、不完整导致损害事实不能全面呈现,故对河流的环境损害评估采用虚拟成本法符合《关于虚拟治理成本法适用情形与计算方法的说明》中规定的适用情形。
《108国道陕西省宁强县段2016年3月22日柴油泄漏事件土壤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报告》中计算土壤修复费用的数据之一是被污染土壤的总量,该报告是对比受损土壤生态环境状况与基线的差异,确定土壤生态环境损害的范围和程度,计算生态环境损害实物量。该报告筛选的土壤异位化学还原技术及原位氧化技术处理均为污染场地修复技术,是基于环境恢复成本法进行的数据建模,不是虚拟治理成本法。故一审法院对土壤修复费用及生态功能损失费用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进行计算,不符合行业技术规范要求,应予纠正。二审法院考虑到事故发生时,直接渗入坡体土壤的柴油数量有限以及事发四年后该坡体植被的受影响程度等情形,在土壤评估报告中31.2万元-217.18万的取值范围中,取值60万元作为土壤生态修复费用。根据污染区域土壤表层、深部的污染程度及污染地区土壤的IV类功能分类,按照土壤生态修复费用区间的8%-10%计算土壤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费为5万元。
裁判要旨
突发环境事件造成了水体、土壤污染,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和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费的计算应依照相关技术规范筛选相应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方法,其中的虚拟治理成本法应严格遵循位次排序规则及适用情形。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第21条、第23条
一审: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7民初92号民事判决(2019年10月30日)
二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陕民终193号民事判决(2021年5月2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检察院诉肖某某、周某某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11-2-466-008 · (2016)陕0111刑初144号 ·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专家意见证据能力证明力
裁判要旨:专家意见可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认定证据,人民法院应从专家的资格、选任及参与诉讼程序和意见科学性等方面综合审查确定专家意见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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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专家意见/证据能力/证明力
基本案情
2012年6月,被告肖某某在西安市未央区下水腰村租赁场地,私开电镀厂,未采取环保措施的情况下,即进行电镀加工,并将电镀作业产生的大量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其在该厂东南角私挖的渗坑。2014年初,周某某受雇到该厂工作。2015年7月16日,西安市环境保护局、西安市公安局处置突发事件支队浐灞大队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肖某某、周某某的违法排污行为,将该二人当场抓获。经监测,该渗坑内废水总锌含量、总铬含量均严重超出了国家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2016年5月23日,西安市灞桥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陕0111刑初14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肖某某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又三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判决周某某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20000元。二被告实施污染环境的行为,严重污染土壤,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环境修复责任。因陕西省符合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资格的5家社会公益组织均称不参与本案的诉讼,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依据法律规定,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肖某某、周某某按照《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规定的二级标准限期修复因其违法排放电镀废水污染的土壤,如不能修复污染土壤,由二被告承担3659200元土壤修复治理费用,其中由被告肖某某承担70%的费用,由被告周某某承担30%的费用,并互负连带责任。
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18年6月5日作出(2017)陕71民初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肖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3659200元;被告周某某对548880元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本案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被告肖某某在不具备电镀加工资质的情况下,私开电镀厂,将电镀作业产生的废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到其私挖的渗坑,造成涉案土壤严重污染,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周某某虽为被告肖某某雇佣的工人,但其对未经处理的电镀生产废水排放到渗坑中造成的危害后果应当具有明显的预见能力,然其未能对此违法行为及时提醒或制止,而是盲目听从肖某某的指派,故意将电镀生产的废水排放到渗坑中,造成涉案土壤严重污染,应当与其雇主肖某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周某某承担连带责任的比例,考虑到涉案电镀厂的生产周期、周某某实际参与从事电镀生产的时间、周某某在环境侵权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酌定由周某某承担15%的连带赔偿责任较为适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难以确定或者确定具体数额所需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的稀缺性、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防治污染设备的运行成本、被告因侵害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以及过错程度等因素,并可以参考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意见、专家意见等,予以合理确定。本案系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对生态修复费用确定鉴定费用明显过高的情况下,公益诉讼起诉人申请专家证人出庭并提交专家出具的修复治理意见,证明涉案土壤的修复费用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中,出具修复治理意见的四位专家均为高级工程师,具有相关专业能力,专家意见依据的《监测报告》系西安市环境监测站勘查采样后作出的,勘查采样全面、客观,专家意见依据渗流的基本定律(达西定律)确定土壤超标范围,计算污染土壤体积具有科学性,专家建议采用异位固化/稳定化技术修复涉案污染土壤,最终确定肖某某小电镀厂土壤修复总费用亦具有科学性,且专家朱某、唐某出庭接受了公益诉讼起诉人和法庭的质询,故专家出具的修复治理意见具有合法性,依法应予采信。专家出具意见证明肖某某小电镀厂土壤生态环境修复总费用在3659200-4427100元之间,而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要求被告赔偿最低数额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即3659200元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上述二被告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肖某某应当承担3659200元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周某某应当对3659200元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中的15%即548880元(3659200元×15%)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
专家意见可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认定证据,人民法院应从专家的资格、选任及参与诉讼程序和意见科学性等方面综合审查确定专家意见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第23条
一审: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17)陕71民初3号民事判决(2018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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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检察院诉乌鲁木齐市某运输公司、伊犁某材料公司、山东省某化工厂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11-2-466-009 · (2021)新40民初103号 ·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危险化学品不当泄露共同环境侵权人赔偿责任份额划分
裁判要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1条规定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按照侵权责任比较过错和比较原因力的一般规则,明确规定“两个以上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对侵权人承担责任的大小,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排放量、危害性,有无排污许可证、是否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否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破坏生态的方式、范围、程度,以及行为对损害后果所起的作用等因素确定”。共同环境侵权人责任份额的确定应以比较原因力为主、比较过错为辅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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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危险化学品/不当泄露/共同环境侵权人/赔偿责任/份额划分
基本案情
公益诉讼起诉人伊犁州人民检察院诉称:伊犁某材料公司受山东省某化工厂委托,联系乌鲁木齐市某运输公司运输危险化学品邻甲酚。乌鲁木齐市某运输公司无运输6类危险化学品的资质,非法承接该运输业务,用运输甲醇的3类罐车运输6.1类危险化学品邻甲酚,其在运输途中发生泄漏事故。伊犁某材料公司作为案涉邻甲酚的托运人,未履行查验义务非法将邻甲酚装入3类甲醇的车辆罐体中,造成案涉事故发生,致使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请求法院判令:乌鲁木齐市某运输公司、伊犁某材料公司、山东省某化工厂支付应急处置费用1124.82万元、农业种植和其他财产直接损失98.19万元、生态环境损害评估费用115万元。
乌鲁木齐市某运输公司辩称:案外人牛某某没有告知其运输的案涉货物是6类危险化学品,牛某某是实际承运人应予追加,且其作为案涉货物承运人没有按照要求制作危险货物运单,导致驾驶员不知道装运货物的性质存在过错。在泄漏事故发生后其购买活性炭用于处置泄漏事故,并接受了行政处罚,不应承担责任。山东省某化工厂向不具备生产、销售危险化学品的伊犁某材料公司购买产品,均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
伊犁某材料公司辩称:其受山东省某化工厂委托代叫运输车辆,其为受托人。其员工在案涉邻甲酚装载过程中没有核对运输车辆的资质存在过错;山东省某化工厂对泄漏事故不承担责任;乌鲁木齐市某运输公司在泄漏事故发生后没有及时按应急预案及危险货物安全卡的要求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也未向有关部门报告,导致泄漏事故范围及损失进一步扩大,乌鲁木齐市某运输公司应对扩大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三被告承担共同赔偿责任的观点不正确。
山东省某化工厂辩称:伊犁某材料公司在运输案涉邻甲酚途中发生了泄漏,案涉邻甲酚未完成交付,山东省某化工厂不是案涉邻甲酚的所有权人亦非货物托运人,其对涉案泄漏事故的发生无任何关系和过错,其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不应承担责任,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其承担环境污染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0年10月27日,山东省某化工厂从伊犁某材料公司购买邻甲酚,并委托伊犁某材料公司为其联系运输车辆。伊犁某材料公司联系乌鲁木齐市某运输公司为山东省某化工厂运输危险化学品邻甲酚。2020年11月9日10时许,乌鲁木齐市某运输公司指派其聘用的押运员张某禄、驾驶员张某涛驾驶运输资质为甲醇3类的罐车,到达伊犁某材料公司。伊犁某材料公司工作人员没有依照规定对该运输车辆的资质及驾驶员、押运员的情况等进行审验,即将31.9吨6.1类危险化学品邻甲酚装入运输甲醇的3类罐车。2020年11月10日凌晨3时41分,该罐车行驶至新源县零公里检查站附近沿途发生了泄漏,造成邻甲酚液体污染路面总长约31公里,车辆最终停留在G218国道373公里处哈仁拉钩桥东侧约30米处,车辆罐体内剩余邻甲酚泄漏至周边环境,污染物通过阿克仁河东侧河岸流经约70米后进入巩乃斯河。
邻甲酚作为化学品,是一种有毒的有机化合物,毒性级别为高度,对环境有危害,会通过多种方式污染土壤,并吸附残留在土壤中污染土壤环境,引起土壤生态环境的失衡,最终导致农产品产量和品质的下降,危害人类的健康。案涉危险化学品邻甲酚泄漏事故造成巩乃斯河流域和相关区域的土壤、灌溉农田、地表水、地下水、沉积物及水生态系统(水域内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和底栖动物等)均受到不同程度污染。事故发生后,伊犁州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成立了应急指挥部,在事故点至下游411公里的河段,共布设监测断面(点位)80个,设置挥发酚临时实验室5个,27个监测机构参与监测工作。对事故受影响的31公里路面进行彻底清理,对巩乃斯河进行了截留式灌区分流,对支流内可视邻甲酚凝固体打捞工作,并封堵支流出水口,在支流上游距事发地20米处开挖导流渠,铺设引水管240米,截断支流污染水体。通过源头清污、沿河多级拦截引流、活性炭筑坝吸附、水体稀释等应急措施,有效控制案涉环境污染事故。截止2020年11月23日14时起,案涉事故点至下游411公里河段挥发酚指标已全部达标;至2020年11月25日,污染指标已稳定在规定限值内,所造成的突发环境事故危害已基本消除;事故周围的村民生活、生产已恢复正常。
2020年12月22日,伊犁州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委托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就案涉泄漏事故的环境污染事故与应急处置回顾性调查、生态环境损害价值量化评估、生态环境损害实物量化评估等进行技术服务,合同金额115万元等。2021年4月20日,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出具《伊犁州新源县“11.10”突发环境事故应急处置阶段直接经济损失补充说明》,载明本次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直接经济损失共计1223.02万元,其中,污染处置费用589.53万元、保障工程费用370.8万元、应急监测费用77.83万元、组织指挥和后勤保障费用86.66万元、农业种植损害16.03万元、其他财产损失82.16万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于2021年9月18日作出(2021)新40民初103号民事判决:(一)乌鲁木齐市某运输公司、伊犁某材料公司、山东省某化工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连带赔偿应急处置费用11248200元、水闸及灌溉渠修复或重建费用损失821600元、生态环境损害评估费用1150000元、农业种植经济损失费160300元,以上各项赔偿费用共计13380100元。其中,应急处置费用11248200元、水闸及灌溉渠修复或重建费用损失821600元、生态环境损害评估费用1150000元,共计13219800元直接向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政府支付,农业种植经济损失费160300元直接支付至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政府“1039915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的收支分类科目。(二)乌鲁木齐市某运输公司对第一项赔偿费用,应当承担总额的50%,即6690050元(13380100元×50%)。(三)伊犁某材料公司对第一项赔偿费用,应当承担总额的30%,即4014030元(13380100元×30%)。(四)山东省某化工厂对第一项赔偿费用,应当承担总额的20%,即2676020元(13380100元×20%)。宣判后,乌鲁木齐市某运输公司、伊犁某材料公司、山东省某化工厂提出上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9日作出(2022)新民终4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案涉泄漏事故的化学品邻甲酚属危险化学品,泄漏后对环境有危害,尤其是对水体可造成污染和生态环境损害。乌鲁木齐市某运输公司、伊犁某材料公司和山东省某化工厂是危险化学品单位,乌鲁木齐市某运输公司系案涉邻甲酚的运输者、伊犁某材料公司为生产者和直接托运人。山东省某化工厂从伊犁某材料公司购买案涉危险化学品邻甲酚,自伊犁某材料公司将山东省某化工厂购买的案涉邻甲酚交付给承运人乌鲁木齐市某运输公司起,山东省某化工厂即为该邻甲酚的所有人及使用人。事故发生时,案涉邻甲酚属于在途运输的危险化学品,包装及运输时应使用特定容器,规范地包装并在运输前确保容器的完整、密封;在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容器不泄漏、不倒塌、不坠落损坏。案涉危险化学品邻甲酚的运输者乌鲁木齐市某运输公司、生产者和直接托运人伊犁某材料公司、所有人及使用人山东省某化工厂,作为对潜在污染源的危险化学品邻甲酚均具有相应控制能力的经营者,负有按照安全规范防止危险化学品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法律责任。然而,三公司没有依法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导致案涉危险化学品邻甲酚发生泄漏,因此,三公司均是本案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的环境侵权污染者,即共同侵权人,应当对因事故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关于各环境侵权人内部责任的分担问题。乌鲁木齐市某运输公司的经营范围不含6类危险化学品邻甲酚,其不具有运输案涉邻甲酚的资质。乌鲁木齐市某运输公司超越经营范围承接运输危险化学品邻甲酚的业务,对案涉危险化学品邻甲酚泄漏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伊犁某材料公司在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生产危险化学品邻甲酚206.47吨,并进行销售,且在选用上述危险化学品运输单位时,委托不具有合法运输危险化学品资质的乌鲁木齐市某运输公司进行运输,以及在装载危险化学品中未履行审验义务,其对案涉危险化学品邻甲酚泄漏事故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亦存在一定程度的过错;山东省某化工厂作为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向未经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伊犁某材料公司采购危险化学品邻甲酚,并且其作为案涉危险化学品邻甲酚的所有人,对于运输途中的危险化学品邻甲酚,怠于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于本次生态环境损害事故的发生亦存在相当过错。结合本案具体情况,以及三公司各自的过错,对于案涉危险化学品邻甲酚泄漏并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原因力大小和过错比例分析,法院认为,乌鲁木齐市某运输公司应当承担本次事故损失50%的赔偿责任,伊犁某材料公司承担事故损失30%的赔偿责任,山东省某化工厂承担事故损失20%的赔偿责任。对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的应急处置费用1124.82万元、生态环境损害评估费115万元、农业种植和其他财产损失98.19万元(其中农业种植损失16.03万元、水闸及灌溉渠损坏的修复或重建费用82.16万元),有技术服务合同、《评估报告》及评估费发票等证据相互印证,应予支持。伊犁州人民政府是案涉危险化学品邻甲酚泄漏事故应急处置措施的具体落实及牵头部门,故,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的应急处置费1124.82万元、生态环境损害评估费115万元、水闸及灌溉渠损坏的修复或重建费用82.16万元,合计1321.98万元的接收主体应当确定为伊犁州人民政府,其对该费用负有监督、管理、使用的权利。农业种植经济损失费16.03万元,系案涉环境污染事故,以及因应急处置给巩乃斯河流域的相关农户造成的经济损失,该损失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基于赔偿权利人尚不确定,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第五条第二款“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作为政府非税收入,实行国库集中收缴,全额上缴赔偿权利人指定部门、机构的本级国库,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收入列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039915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的规定,该款项应当支付至伊犁州人民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039915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中。
裁判要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1条规定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按照侵权责任比较过错和比较原因力的一般规则,明确规定“两个以上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对侵权人承担责任的大小,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排放量、危害性,有无排污许可证、是否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否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破坏生态的方式、范围、程度,以及行为对损害后果所起的作用等因素确定”。共同环境侵权人责任份额的确定应以比较原因力为主、比较过错为辅的做法。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8条、第1229条、第1231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条、第6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14条第1项、第2项
一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2021)新40民初103号民事判决(2021年9月18日)
二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2)新民终41号民事判决(2022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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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检察院诉缙云县某电镀厂、王某等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11-2-466-010 · (2019)浙11民初84号 ·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释明权诉讼请求中立原则
裁判要旨:人民法院依法裁判需要遵循中立原则,但环境公益诉讼的公益性质决定了人民法院在坚持司法中立原则的同时,也需要在合理限度内发挥职权作用,通过依法行使释明权,引导原告提出能够覆盖受侵害公共利益、能够救济受损生态环境的诉讼请求,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维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诉讼目的。人民法院虽然有环境公益诉讼诉请释明权,但是否变更或增加诉讼请求,仍应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起诉权和程序自主权,不能突破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经释明后原告未变更或增加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裁判文书中予以表述,便于其他主体另行起诉时进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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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释明权/诉讼请求/中立原则
基本案情
公益诉讼起诉人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检察院诉称:2018年5月23日,缙云县某电镀厂投资人王某指示员工王某平将未经净化处理含有氰、铜、铬、镍等成分的工业废水,通过暗管直接排放至好溪水域造成水污染,致使圆吻鲷、黄颡鱼等二十余种鱼类和螺贝(蚬)等底栖动物大量死亡。故请求判令:1.缙云县某电镀厂承担受污染水资源损失费用48130元,渔业资源直接经济损失685200元,渔业资源恢复费用2055600元,共2778930元;2.缙云县某电镀厂承担死鱼回收应急处置费用78093元,排除暗管处置费用132250元,共210343元;3.缙云县某电镀厂承担渔业事件污染评估费用25000元、鱼样检验费用1000元、生态损害鉴定评估费用120000元,共计146000元;4.王某、王某亮、胡某嵘、王某平对一至三项诉讼请求承担相应连带责任;5.缙云县某电镀厂、被告王某平在省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被告缙云县某电镀厂辩称:对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诉称无异议。
被告王某辩称: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的水资源损失系损失范围,具体损失数额请法院根据本案事实作出认定。缙云县某电镀厂是个人独资企业,而非合伙企业,环境污染责任应由公司承担,本案不适用合伙的相关规定,其不应承担责任。
被告王某亮辩称:其虽有投资缙云县某电镀厂,但未参与实际经营,缙云县某电镀厂是王某申请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不应按照合伙的性质进行认定并要求其承担责任。案涉损失评估报告不能作为认定案涉损失的依据。
被告胡某嵘辩称:本案侵权主体为缙云县某电镀厂、王某以及王某平,其不是侵权主体。缙云县某电镀厂是个人独资企业,王某是投资人,其是隐名股东,并未参与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对缙云县某电镀厂的债务不应承担连带责任,若是合伙人需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则本案遗漏了当事人林某光。本案即使要追究合伙人或股东的责任,也应是在缙云县某电镀厂不能清偿时,现直接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案涉损失的认定缺乏基础资料和数据,认定机构没有相关资质,认定的价格和费用偏高。
被告王某平辩称:其是受王某指示排污,系职务行为,不应承担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缙云县某电镀厂是个人独资企业,登记投资人为王某,实际由王某、王某亮、胡某嵘三人合伙投资。2018年5月23日21时至次日凌晨3时许,王某指示负责处理工业废水的员工王某平,将未经净化处理含有氰、铜、铬、镍等成分的工业废水,用水泵抽出并通过暗管直接排入好溪水域,致使4300余亩水域受到污染,圆吻鲴、黄颡鱼等二十余种鱼类共14000余公斤及螺贝(蚬)等底栖动物6000余公斤死亡,打捞和回收的死鱼共计13001.9斤。溪鱼样品中检测出氰化物0.14mg/kg、铜0.1mg/kg、镉0.0043mg/kg,鱼类的大量死亡主要是受到氰化物严重污染引起。经鉴定,若按某电镀厂排污量为80吨计,超过《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的III类地表水质标准限值的受污染水资源损失费用为55154-184992元;按70吨计,则受污染水资源损失费用为48130-161431元。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浙江省缙云县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诉讼请求可能不足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向其释明调整诉讼请求,其表示不作调整,以缙云县某电镀厂排污量为70吨计提出受污染水资源损失赔偿主张,与刑事诉讼起诉的事实一致。本次污染事故造成的渔业资源直接经济损失为685200元,天然渔业资源恢复费用为2055600元,产生的排除暗管处置费用为132250元,死鱼打捞应急处置费用为78093元,渔业污染事故评估费用为25000元,鱼样检验费用为1000元,生态环境损害调查及损害鉴定评估费用为120000元。王某、王某平因本案已被提起刑事诉讼。
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4日作出(2019)浙11民初84号民事判决:(一)缙云县某电镀厂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受污染水资源损失费用48130元,渔业资源直接经济损失685200元,渔业资源恢复费用2055600元,共2778930元。(二)缙云县某电镀厂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死鱼回收应急处置费用78093元,排除暗管处置费用132250元,共210343元。(三)缙云县某电镀厂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渔业事件污染评估费用25000元、鱼样检验费用1000元、生态损害鉴定评估费用120000元,共计146000元。(四)缙云县某电镀厂的财产不足以支付上述第一至三项判决确定的款项的,由王某、王某亮、胡某嵘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五)王某平对上述第一至三项判决确定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缙云县某电镀厂、王某平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省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内容须经法院审定)。当事人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污染造成的损失该如何确定;二是缙云县某电镀厂及其投资人的责任应如何认定;三是王某平的责任应如何认定。
一、污染造成的损失该如何确定
缙云县某电镀厂工业废水排入好溪水域造成渔业资源死亡的事实并无异议,此间的因果关系有鉴定评估报告认定,各被告对此不持异议,但对污染造成的损失持有异议。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的损失包括受污染水资源损失费用、渔业资源直接经济损失、渔业资源恢复费用,死鱼回收应急处置费用、排除暗管处置费用以及检验、评估费用,均有相应的证据证实。其中,受污染水资源损失费用有鉴定评估报告证实,且本案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工业废水的排放量系按现有证据证实的最低值70吨计算,受污染水资源损失费用亦按鉴定评估报告确定的最低值确定,被告方认为该费用不合理,缺乏依据,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的受污染水资源损失费用可予以确认。渔业资源直接经济损失、渔业资源恢复费用,有具有相应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出具的调查(询问)笔录、调查报告、评估报告等证据证实,虽然被告方认为相应的基础数据留痕不够完整,但应急处置过程形成的材料未能面面俱到在所难免,而本案中死鱼回收数量基本有据可循;而打捞率、受损渔业资源品种的确定系长期从事渔业执法的渔业部门工作人员依工作经验结合打捞情况、过往投放情况、调查走访得出,其虽非持有专业证书的专家,但其证言仍具有较高可信度,故渔业资源损失数量的确定,并无不合理之处;而受损渔业资源定价亦系渔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市场调查采集而来,故依此确定的渔业资源损失,并无不当之处,可予确认。渔业资源恢复费用则是根据渔业资源损失,按照GB/T21678-2008《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计算得出,亦于法有据,可予以确认。对于死鱼回收应急处置费用、排除暗管处置费用,有相应的收支凭证证实,无关费用已被剔除,可予以确认。而检验评估费用,有相应的合同、票据等证实,符合法律规定,亦可予以确认。故法院对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受污染水资源损失费用48130元,渔业资源直接经济损失685200元,渔业资源恢复费用2055600元,死鱼回收应急处置费用78093元,排除暗管处置费用132250元,渔业事件污染评估费用25000元,鱼样检验费用1000元,生态损害鉴定评估费用120000元,均予以确认。
二、缙云县某电镀厂及其投资人的责任应如何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包括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独资企业。缙云县某电镀厂作为个人独资企业应确认为本案的责任承担主体。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个人独资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投资人应当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缙云县某电镀厂登记的投资人虽然只有王某,但《独资企业转让合同》及《关于履行〈独资企业转让合同〉的补充协议》可以证实王某亮、胡某嵘亦系缙云县某电镀厂的实际投资人。虽王某亮、胡某嵘对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但二人并未否认其系缙云县某电镀厂实际投资人的事实,仅否认未参与污水处理部分的事务管理和分红。各投资人对企业事务即使存在内部约定,亦不影响对外责任的承担。胡某嵘另主张缙云县某电镀厂还存在其他的隐名投资人,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该隐名投资人在本案诉讼前已被其他的投资人和不特定的相对人知悉。故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应确认缙云县某电镀厂的所有投资人即王某、王某亮、胡某嵘在缙云县某电镀厂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应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可以按照彼此之间的约定,另行解决。
三、王某平的责任应如何认定
王某平作为缙云县某电镀厂负责处理工业废水的员工,明知厂内的工业废水未经净化,仍接受该厂投资人王某的违法指示,将未经处理的含有氰、铜、铬、镍等成分的工业废水,用水泵抽出并通过暗管直接排入好溪水域。应认定其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故意,应与缙云县某电镀厂承担连带责任,二者内部责任分担可另行解决。
裁判要旨
人民法院依法裁判需要遵循中立原则,但环境公益诉讼的公益性质决定了人民法院在坚持司法中立原则的同时,也需要在合理限度内发挥职权作用,通过依法行使释明权,引导原告提出能够覆盖受侵害公共利益、能够救济受损生态环境的诉讼请求,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维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的诉讼目的。人民法院虽然有环境公益诉讼诉请释明权,但是否变更或增加诉讼请求,仍应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起诉权和程序自主权,不能突破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经释明后原告未变更或增加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裁判文书中予以表述,便于其他主体另行起诉时进行主张。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9条、第1168条、第1229条、1230条、第1235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条、第15条、第65条、第6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5条(本案适用的是2015年6月3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18条、第22条(本案适用的是2015年1月7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18条、第22条)
一审: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11民初84号民事判决(2019年11月1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检察院诉某化工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11-2-466-011 · (2017)浙0824民初3843号 ·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服务功能损失虚拟治理成本
裁判要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原告可以请求被告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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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服务功能损失/虚拟治理成本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5年8月2日,某化工公司与开化县华埠镇新安村某承包组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租赁约两亩土地用于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共填埋上百吨有机硅胶裂解产生的废渣、废活性炭等工业固废。2016年7月,开化县环境保护局调查发现,表层土已被某化工公司填埋的黑色固体废弃物污染,主要污染物为苯、甲苯。2016年11月,开化县环境保护局对某化工公司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某化工公司将填埋于新安村的危险废物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2016年12月,某化工公司委托有处置资质公司将该工业固废及感官上觉得受污染的土壤全部挖出清运处理,共计1735.8吨。经对残留土壤进行检测,确认填埋在新安村的工业固废产生的渗滤液对填埋地的土壤和附近马金溪河流水生态环境以及地下水生态环境造成了损害。经采样监测,清理后的场地现场水潭中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浓度超标;马金溪下游化学需氧量、总氮超标。经对污染地块调查与风险评估,受污染地块土壤中苯含量超过人体健康可接受风险水平,需要修复。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检察院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某化工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支付修复生态环境费用,承担鉴定评估费等费用。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本案由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法院审理。
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2日作出(2017)浙0824民初3843号民事判决:(一)某化工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费181700元(该款项用于修复开化县华埠镇新安村小龙坞山坳的生态环境);(二)某化工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修复开化县华埠镇新安村小龙坞山坳生态环境的费用1240050元(该款项用于修复开化县华埠镇新安村小龙坞山坳的生态环境);(三)本案鉴定评估费98000元、检测费 27045元,共计 125045元,由某化工公司负担,限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某化工公司填埋工业固废是否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问题。经查,浙江环资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作出的浙环检土字(2016)第075号检测报告的检测结果为:新安村205国道边表层土已被黑色固体废弃物污染,主要污染物为苯、甲苯。开化县环境监测站作出的开环监(2017)监字第78号监测报告显示现场水潭化学需氧量、氨氮等多项指标超过Ⅲ类地表水标准限值。绍兴市环保科技服务中心作出的《开化县华埠镇新安村小龙坞(山坳)工业废料堆放案件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意见书》鉴定评估结论为:华埠镇新安村小龙坞(山坳)工业固废堆放填埋产生渗滤液对小龙坞东侧马金溪河流地表水生态环境、小龙坞(山坳)土壤及地下水生态环境造成了损害;认定水潭、东侧马金溪河流、该场地土壤(包括地下水)中污染物与该场地堆放填埋的工业固废具有同源性。被告堆放填埋工业固废的行为与该场地的土壤污染、水污染具有因果关系,并已造成周边的土壤苯、甲苯严重超标,现场水潭化学需氧量、氨氮等多项指标超过Ⅲ类地表水标准限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十七条规定:“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被告某化工公司租赁新安村小龙坞,擅自将工业固废填埋在山坳中,未作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的措施,造成该地块生态环境受到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被告某化工公司违规填埋工业固废,造成生态环境受到损害的事实清楚,应依法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
关于会议纪要能否作为费用承担依据的问题。经查,协调会只是针对华埠镇新安村废品收购站工业废料处置过程中遇到的矛盾进行了协调,形成意见:由某化工公司负责清理处置废渣,并在清理完成后对该地段土壤进行专家评估,废料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费用由华埠镇政府、工业园区、县环保局协商解决。本案中公益诉讼起诉人主张被告支付生态环境损害期间的服务功能费用并承担修复费用,是基于环境受到损害产生的相关费用,并不是废料处置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关于生态环境受到损害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费用是否合理的问题。经查,绍兴市某科技服务中心在计算生态环境损害数额时并未参照固废的重量,而是采用浸出系数法,其中渗滤液=生态环境损害期间降雨总量20831.17毫米×作业单元渗出系数中间值0.6×固废填埋堆放面积557.87平方米÷1000=6972.65立方米。因生态环境损害数额为虚拟治理成本的4.5倍-6倍,取中间值5.25倍,即生态环境损害数额=[渗滤液6972.68立方米×(污水处理费1.05元/立方米+运费0.51元/立方米)+人工费217.79元/天×109天]×5.25倍=181736.31元,保留百位数即181700元,渗滤液和生态环境损害数额的计算方式并没有使用固废总量的数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本案中因涉案地块土壤和水环境被污染,公益诉讼起诉人请求被告赔偿生态环境受损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关于修复方案评估得出的修复费用能否作为定案依据以及修复方案是否存在滥收费的问题。经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出具的环境污染事件调查报告、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或者监测数据等,经当事人质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本案中,开化县环境保护局委托具备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资质的绍兴市某科技服务中心、具有环保专项评估资质的浙江绿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具有环境污染修复设计和治理资质的浙江卓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浙江环某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等对所涉污染事件进行检测、鉴定、评估,各项报告均由公益诉讼起诉人、被告进行当庭质证,其具备证明的证明力,可以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三款:“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包括制定、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和监测、监管等费用。”公益诉讼起诉人的第三项诉讼请求中,其中鉴定评估费98000元为绍兴市某科技服务中心收取的,检测费27045元是由浙江环某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收取的,该两项费用实际为生态环境损害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鉴定评估、检测费用。浙江卓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开化县华埠镇新安村小龙坞(山坳)工业固废堆放地块修复方案》中列明的项目预算中风险评估费用15万元即为浙江绿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作出《开化县华埠镇新安村小龙坞(山坳)工业固废堆放地块详细调查与风险评估报告》的费用,均为预算,并未实际支付,故不存在重复收费的问题。且为了确保修复方案的客观公正,2017年7月26日,开化县环境保护局组织三名专家对两家公司的报告进行评审,评审意见认为报告内容较为全面,符合国家和浙江省相关技术规范要求,调查结论总体可信,风险评估修复目标值基本合理。因此,两份报告具有证据的合法性、有效性、关联性,可以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依据。
综上,被告某化工公司违规填埋工业固废,造成生态环境受到损害的事实清楚,应依法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综合考虑已查明的具体污染情节、被告的主观过错程度、污染环境的范围和程度、生态环境恢复的难易程度、生态环境的服务功能等因素,判决某化工公司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支付修复生态环境费用,承担鉴定评估费等费用。
裁判要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原告可以请求被告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9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
一审: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法院(2017)浙0824民初3843号民事判决(2018年3月2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人民检察院诉某科技公司等72名被告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11-2-466-012 · (2018)桂13民初37号 ·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刑事裁判冲突数人环境侵权竞合侵权连带责任分割赔偿
裁判要旨:1.生效的刑事判决所确认的基础事实可在民事判决中予以采信,但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未全部囊括环境侵权事实的,依然可以追究民事赔偿责任,并不存在民事与刑事的裁判冲突。 2.存在数个污染行为竞合侵权的情形下,不能简单以共同侵权而全案适用连带责任,若将参与度及致害度低的污染责任主体与其他污染量大、致害参与度高的主体不加区别地判决承担连带责任,会有失公平,仍要结合可分割的损害后果,考虑比例分割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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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刑事/裁判冲突/数人环境侵权/竞合侵权/连带责任/分割赔偿
基本案情
某科技公司于2016年4月成立,原法定代表人黄某昌。同年10月变更为黄某顺,2019年5月又变更为黄某昌。自2016年起,经刘某义主动联系,某科技公司等四家企业明知其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仍分别将废酸油渣交由其处置。刘某义安排柯某水、韦某文非法将危险废物运输至广西境内武宣县交由韦某榜非法贮存、处置。运输事宜系卓某祥等39名司机(所驾驶车辆分别挂靠在某汽车公司等18家运输公司、物流公司)自“货车帮”平台获悉。梁某邦、韦某模为他人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提供场地。上述人员因犯污染环境罪已被另案追究刑事责任。经鉴定,武宣县共有五个堆放点受到污染,废酸油渣重量5681.18吨,污染土壤重量917.68吨,共造成生态环境损害1941.56万元、鉴定评估费252.10万元。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某科技公司等72名被告承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10日作出(2018)桂13民初37号民事判决:(一)柯某水、韦某榜连带赔偿禄新镇方学村“洪坑”的环境损害直接经济损失4.36万元,鉴定费0.51万元,共计4.87万元;(二)某力公司、刘某、黄某添、某科技公司、黄某顺、黄某昌、某升公司、某加工厂、刘某滨、刘某义、韦某文、韦某榜、梁某邦、韦某模连带赔偿某砖厂的环境损害直接经济损失1272.31万元,鉴定费166.73万元,共计1439.04万元;(三)某力公司、刘某、黄某添、某科技公司、黄某顺、黄某昌、某升公司、某加工厂、刘某滨、刘某义、韦某文、韦某榜、梁某邦连带赔偿禄新镇方学村北仙坳的环境损害直接经济损失534.32万元,鉴定费66.83万元,共计601.15万元;(四)某力公司、刘某、黄某添、某科技公司、黄某顺、黄某昌、某升公司、某加工厂、刘某滨、刘某义、韦某文、韦某榜、梁某邦连带赔偿禄新镇方学村三娘山的环境损害直接经济损失36.59万元,鉴定费5.82万元,共计42.41万元;(五)某力公司、刘某、黄某添、某升公司、某加工厂、刘某滨、刘某义、韦某文、韦某榜、韦某模连带赔偿思灵镇寺村屯坎贼山的环境损害直接经济损失93.98万元,鉴定费12.21万元,共计106.19万元;(六)某力公司、刘某、黄某添、某科技公司、黄某顺、黄某昌、某升公司、某加工厂、刘某滨、刘某义、柯某水、韦某榜、韦某文、梁某邦、韦某模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通过广西日报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内容须经法院审定);(七)驳回公益诉讼起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刘某共计交纳危险废物处置费420万元,应在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范围内予以扣减;某科技公司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向武宣县公安局交纳了危险废物处置费30万元,应在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范围内予以扣减。
宣判后,某科技公司、黄某昌、黄某顺以一审认定其非法处置的污染物数量及污染地点事实有误,确定侵权责任承担主体不当,判定各污染者承担连带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提起上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8日作出(2019)桂民终596号民事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三)某砖厂的环境损害直接经济损失1272.31万元,鉴定费166.73万元,共计1439.04万元,由某力公司、某升公司、某加工厂经营者刘某滨各承担479.68万元的赔偿责任,刘某义、韦某文、韦某榜、梁某邦、韦某模在1439.04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武宣县禄新镇方学村北仙坳的环境损害直接经济损失534.32万元,鉴定费66.83万元,共计601.15万元,由某力公司、某科技公司、某升公司、某加工厂经营者刘某滨各承担150.2875万元的赔偿责任,刘某义、韦某文、韦某榜、梁某邦在601.15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武宣县禄新镇方学村三娘山的环境损害直接经济损失36.59万元,鉴定费5.82万元,共计42.41万元,由某力公司、某科技公司、某升公司、某加工厂经营者刘某滨各承担10.6025万元的赔偿责任,刘某义、韦某文、韦某榜、梁某邦在42.41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六)武宣县思灵镇寺村屯坎贼山的环境损害直接经济损失93.98万元,鉴定费12.21万元,共计106.19万元,由某力公司、某升公司、某加工厂经营者刘某滨各承担35.3967万元的赔偿责任,刘某义、韦某文、韦某榜、韦某模在106.19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七)黄某昌对某科技公司160.89万元的赔偿责任负连带责任;(八)刘某对某力公司675.9667万元的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其主动交纳的420万元危险废物处置费在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范围内予以扣减;(九)某力公司、某科技公司、某升公司、某加工厂经营者刘某滨、刘某义、柯某水、韦某榜、韦某文、梁某邦、韦某模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通过广西日报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十)驳回上诉人某科技公司、黄某昌、黄某顺及公益诉讼起诉人来宾市人民检察院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多个污染行为链条的侵权行为结合造成的环境污染事件中,各污染行为主体应当如何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是跨省区非法转移处置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所引发的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污染事件参与者众多、被污染地点分散、环境污染损失重大等显著特点。根据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2018年6月出具的《广西来宾市跨省区非法转移处置危险废物事件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本案的环境污染事件造成来宾市武宣县境内的某砖厂、禄新镇方学村北仙坳、禄新镇方学村三娘山、思灵镇寺村屯坎贼山及禄新镇方学村“洪坑”五个地点的环境受到严重损害,政府为处置危险废物及受污染土壤共支出1941.56万元。公益诉讼起诉人在一审起诉请求承担连带责任的被告达72名,其中废酸油渣生产企业4家,企业投资管理人员5名,废酸油渣收集、贮存、利用、处置者4名,提供场所便利者2人,运输司机39名,司机挂靠的运输公司、物流公司18家。一审判决认定,某力公司、刘某、黄某添、某科技公司、黄某顺、某升公司和某加工厂、刘某滨,明知刘某义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仍将自己生产的废酸油渣以远低于市场价的处置费用交由刘某义处置。刘某义在获得以上企业的废酸油渣后,交由柯某水、韦某文、韦某榜处理,梁某邦、韦某模提供了涉案的堆放场所。经鉴定,某砖厂、北仙坳、三娘山、坎贼山、“洪坑”所堆放的固体废物为具有腐蚀性的危险废物,随意堆放处置污染土壤及水体,破坏生态环境,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已经对环境造成了实质的污染和潜在的危险。上述当事人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与武宣县境内环境损害的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相关环境污染的事实有生效的刑事判决及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的鉴定报告佐证。危险废物的生产者、提供者,与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利用、处置者以及堆放场地提供者的行为相互结合,共同导致环境损害后果的发生,以上多个污染者对其相应地点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构成共同侵权,应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苏某春等39名司机的运输行为只是刘某义等人处置危险废物的一个工具性的行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司机与污染者间存在污染环境的共同意思联络,故司机对本案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后果不应承担责任,其挂靠的18家运输公司及物流公司也因此不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一审判决后,某科技公司、黄某昌与黄某顺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他69名原审被告在法定上诉期内未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某科技公司、黄某昌与黄某顺上诉的核心问题是主张一审认定其非法处置的污染物数量及污染地点事实有误,确定侵权责任承担主体不当,判定各污染者承担连带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此外,对于某科技公司、黄某昌与黄某顺上诉提出的法律适用问题,其质疑的是一审判决所确定的连带赔偿责任处理原则,该连带赔偿责任承担是一审裁判实体处理的基石,如二审认为其上诉理由成立予以支持,将涉及到全案的实体裁判原则调整,故本案二审对全案进行综合审查,范围不局限于某科技公司、黄某昌与黄某顺的上诉请求部分。本案为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系来宾市人民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依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就受损害的环境利益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民事侵权损害赔偿之诉。环境污染公益诉讼的最终目的是保护人类赖以共同生存的生态环境,对污染环境者进行强有力追责,实现“谁污染,谁赔偿”,以司法强制力保障受损生态环境的修复。人民法院在此类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中,区别于普通民事私益诉讼,具有更高的司法审查能动性,不为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所掣肘,核心关注的是因环境污染事件致损的社会公共环境利益是否得到了应有的保护,裁判有无对污染者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进行了合理且有力地追偿,该民事赔偿义务是否能有效执行到位。本着对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公共利益高度负责的理念,二审法院对上诉所涉及的问题依职权全案进行审查。
本案为多个污染行为链条结合造成的环境污染事件,各个环境侵权主体应否承担连带责任,是本案法律适用的核心问题。某科技公司、黄某昌、黄某顺上诉称一审判决全案适用连带责任归责存在错误,主张终审刑事判决对各当事人倾倒危险废物数量已有明确的认定,但在一审民事判决中未加以引用,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而非第八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被诉的侵权者众多,存在数个污染行为竞合侵权的情形,情况较为复杂,不能简单以共同侵权而全案适用连带责任,若将参与度及致害度低的污染责任主体与其他污染量大、致害参与度高的主体不加区别地判决承担连带责任,会有失公平,仍要结合可分割的损害后果,考虑比例分割赔偿。经梳理全案的侵权事实,该院将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分为横向与纵向两条主线:
(一)横向分析
本污染事件中存在多个危险废物生产企业,某力公司、某科技公司、某升公司和某加工厂所生产的废酸油渣是本案污染物的源头。公益诉讼起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该四家企业均有将废酸油渣非法处置到武宣县境内的行为,但是没有证据显示该四家企业之间有意思联络。上述企业于不同时段各自联系刘某义处置自己生产的废酸油渣,分别运往几个堆放地点,彼此间对对方的非法处置行为并不知晓。由于不存在意思联络,其危险废物的处置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的“共同侵权行为”的特征,而符合该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的情形。对于各企业的责任大小,关联的刑事判决通过排查运输司机、被告人供述的运输次数与地点,认定了部分被告堆放的危险废物的数额,但是由于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与本案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被告并不尽相同,本案中部分企业的侵权事实在刑事判决中没有相应的认定。同时,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案件,且刑事诉讼中有特殊的刑事定罪量刑标准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些因素均导致本案关联刑事判决中认定的数额不能简单地在本民事侵权案件中直接予以使用,仍需按民事诉讼的相关规定审查证据、认定侵权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本案中,为科学评判此次事件的生态环境影响范围、程度及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与社会影响等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委托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于2018年6月作出《广西来宾市跨省区非法转移处置危险废物事件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报告》,上诉人所提出的对污染物的来源地与堆放地的“同源性鉴定”并不在委托鉴定事项范围内。随着该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的结束,危险废物、受污染土壤已经于2017年9月16日全部处理完毕,不再具备鉴定的条件,故无法在查明每个倾倒点有几家企业的废酸油渣的基础上再细分各企业污染物的数量。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之规定,“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某力公司、某科技公司、某升公司和某加工厂作为污染物源头提供者,应当分别对其废酸油渣具体流向的相应地点的环境污染损失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查明的事实,本案中污染源头企业的废酸油渣流向如下:1.某力公司的废酸油渣运往地点有:某砖厂、北仙坳、三娘山、坎贼山;2.某科技公司的废酸油渣运往地点有:北仙坳、三娘山;3.某升公司的废酸油渣运往地点有:某砖厂、北仙坳、三娘山、坎贼山;4.某加工厂的废酸油渣运往地点有:某砖厂、北仙坳、三娘山、坎贼山。因此,某砖厂共有某力公司、某升公司和某加工厂三家企业的废酸油渣非法堆放,该地点1439.04万元环境污染损失应由三家企业平均承担,即各赔偿479.68万元;北仙坳共有某力公司、某科技公司、某升公司和某加工厂四家企业的废酸油渣非法堆放,该地点的601.15万元环境污染损失应由四家企业平均承担,即各赔偿150.2875万元;三娘山共有某力公司、某科技公司、某升公司和某加工厂四家企业的废酸油渣非法堆放,该地点的42.41万元环境污染损失应由四家企业平均承担,即各赔偿10.6025万元;坎贼山共有某力公司、某升公司和某加工厂三家企业的废酸油渣非法堆放,该地点的106.19万元环境污染损失由三家企业平均承担,即各赔偿35.3967万元。
(二)纵向分析
本案中,刘某义主动联系生产企业向其提供废酸油渣,刘某义拿到废酸油渣后再交由韦某文、韦某榜处理,通过某平台或电话联系运输司机,运输转移废酸油渣到梁某邦、韦某模提供的场地堆放、倾倒、填埋造成环境污染。其中某砖厂堆放场地由梁某邦、韦某模共同提供,北仙坳、三娘山堆放场地由梁某邦提供,坎贼山堆放场地由韦某模提供。刘某义是侵权行为链条中最关键的环节,污染物生产企业明知其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向其提供危险废物。在获取废酸油渣货源后,由刘某义向下衍生纵向的侵权行为链,链条上的每个环境污染行为的实施者,均因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违法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经营活动,擅自大量堆放危险废物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年修正)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五十九条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造成武宣县环境污染及潜在的环境污染危险,而且纵向的各污染主体之间存在意思联络,属共同侵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之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上述纵向链条上的污染行为人应当对其参与的污染地点的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纵向链条可按被污染地点分为五条:1.某砖厂,共同侵权人有刘某义、韦某文、韦某榜、梁某邦、韦某模;2.北仙坳,共同侵权人有刘某义、韦某文、韦某榜、梁某邦;3.三娘山,共同侵权人有刘某义、韦某文、韦某榜、梁某邦;4.坎贼山,共同侵权人有刘某义、韦某文、韦某榜、韦某模;5.“洪坑”,共同侵权人有柯某水、韦某榜。因此,刘某义、韦某文、韦某榜对某砖厂、北仙坳、三娘山和坎贼山四个污染点的损失2188.79万元与有关污染物生产企业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梁某邦对某砖厂、北仙坳和三娘山三个污染点的损失2082.6万元与有关污染物生产企业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韦某模对某砖厂和坎贼山两个污染点的损失1545.23万元与有关污染物生产企业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柯某水、韦某榜对“洪坑”的损失4.87万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
1.生效的刑事判决所确认的基础事实可在民事判决中予以采信,但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未全部囊括环境侵权事实的,依然可以追究民事赔偿责任,并不存在民事与刑事的裁判冲突。
2.存在数个污染行为竞合侵权的情形下,不能简单以共同侵权而全案适用连带责任,若将参与度及致害度低的污染责任主体与其他污染量大、致害参与度高的主体不加区别地判决承担连带责任,会有失公平,仍要结合可分割的损害后果,考虑比例分割赔偿。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条、第60条、第61条、第62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56条、第60条、第61条、第6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8条、第1172条、第1231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条、第12条、第6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条、第6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7条(本案适用的是2015年6月3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本案适用的是2015年1月7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
一审: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13民初37号民事判决(2019年1月10日)
二审: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桂民终596号民事判决(2020年12月2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检察院诉陈某平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11-2-466-013 · (2022)黔0621民初367号 ·
民事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检察公益诉讼文物自然文化遗产恢复性司法惩罚性赔偿
裁判要旨:1.案涉不可移动文物属于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范围,游客的刻划行为造成了文物不可逆损害,贬损了该文物的艺术价值及科学研究价值,破坏了景区的整体生态环境,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对于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坚持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正确适用惩罚性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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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检察公益诉讼/文物/自然文化遗产/恢复性司法/惩罚性赔偿
基本案情
2021年7月11日,陈某平在贵州省梵净山景区排队前往梵净山金顶时,使用登山手杖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梵净山“金顶摩崖”上进行刻划。虽经其他游客提醒、劝阻,陈某平仍执意在该摩崖石壁上刻留“丽水陈某”字样。检察机关通过民事公益诉讼立案调查,经鉴定,被告的刻划行为造成上述文物不可逆损害,其美学价值受到贬损,经济损失在50000元以上。经委托专业机构制定修复方案,修复费用需60952.08元、勘察设计费38000元。该案经依法指定管辖,由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检察院向江口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陈某平承担文物修复费、修复方案设计费以及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被告陈某平辩称,自己的刻划行为并没有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后果,“金顶摩崖”上的刻划痕迹,时间久了就看不清楚了,游客不注意看根本看不到;自己的上述刻划行为已经受到了相应的行政处罚,检察机关起诉的修复费用、勘察设计费用及惩罚性赔偿金额过高,不认可。
法院经审理查明:梵净山系世界自然遗产,属于国家5A级景区,被告刻划位置“金顶摩崖”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具有美学价值的人文景观,是自然遗产的组成部分。经鉴定,被告的行为对“金顶摩崖”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导致文物部分破损;文物主管部门江口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委托贵州和某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就“金顶摩崖”文物损害修复制定了《金顶摩崖-涂鸦石刻清洗工程勘察设计方案》,文物修复费用需60952.08元,方案勘察设计费38000元。同时,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管理局组织专家论证,对损害文物出具专家评估意见,认为被告陈某平在“金顶摩崖”刻字的行为,对文物及其美学价值造成破坏,直接经济损失在50000元以上,侵权事实及损害结果明晰,被告陈某平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明确。
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25日作出(2022)黔0621民初367号民事判决:(一)被告陈某平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检察院支付文物修复费60952.08元、勘察设计费38000元,由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检察院转付修复单位及设计单位;(二)被告陈某平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法院指定账户支付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金25000元,由法院上缴国库;(三)被告陈某平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就其违法行为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四)驳回公益诉讼起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陈某平以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判决确定的金额过高为由,提起上诉。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年5月18日作出 (2022)黔06民终115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被告陈某平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是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
一、梵净山“金顶摩崖”是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系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范围。被告陈某平在“金顶摩崖”刻划留字的行为对该处文物造成了损害,破坏了文物的原始状态,侵害了梵净山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关于被告陈某平提出自己的行为未对梵净山“金顶摩崖”造成不可逆的损害、没有产生严重后果的抗辩意见。经查,被告的违法行为导致的损害结果,经文物鉴定部门出具专业认定意见,且仍处于被破坏状态,被告的抗辩意见与法院查明事实不符,依法不予采纳。
二、被告陈某平的行为对文物及自然文化遗产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承担修复责任。侵权人在期限内未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进行修复,所需费用由侵权人负担。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等合理费用。同时,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修缮,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批准,被告陈某平对文物所造成的损害,其自身不具备修复能力,应当报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批准,由具备资质的单位修复。综上,公益诉讼起诉人诉请由被告陈某平承担修复费用60952.08元、方案勘察设计费38000元,由主管部门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修复,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关于公益诉讼起诉人要求被告陈某平承担惩罚性赔偿的诉请。被告陈某平用登山手杖在梵净山“金顶摩崖”上刻划,在其他游客劝阻提醒的情形下,仍执意刻下“丽水陈某”字样,故意破坏生态环境,不仅违反了法律规定,也违背了文明、法治和诚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且造成了文物损害的严重后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之规定,被告陈某平依法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根据专家意见,综合考虑被告陈某平对自己的行为当庭道歉,已经接受了行政处罚,且不存在因破坏生态环境获利等情形,确定其承担支付生态环境损害惩罚性赔偿金25000元;并对其违法行为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裁判要旨
1.案涉不可移动文物属于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范围,游客的刻划行为造成了文物不可逆损害,贬损了该文物的艺术价值及科学研究价值,破坏了景区的整体生态环境,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对于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坚持损害担责、全面赔偿原则,正确适用惩罚性赔偿。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9条、第1229条、第1232条、第1234条、第123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第2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9条、第10条、第12条
一审:贵州省江口县人民法院(2022)黔0621民初367号民事判决(2022年3月25日)
二审: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黔06民终1151号民事判决(2022年5月1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检察院诉某公司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11-2-466-014 · (2022)黔03民初291号 ·
民事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生态修复非法占用林地替代性修复服务功能损失
裁判要旨:1.侵权人采取补种树木方式承担生态修复责任的,应当从“种植”与“管护”两个阶段综合评价相关义务是否履行到位。“种植”阶段应当按照生态修复方案科学栽培,确保树种、密度、质量、面积、数量等全部达标;“管护”阶段应当加强抚育培植、病害防治、伐残除枯、密度调整,视案情可采取设置警示牌、延长管护期等执行监督措施,切实提高林木成活率与保存率,确保林地生态服务功能逐步恢复。 2.侵权人通过替代性修复方式全面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后,主张不承担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侵权人据此主张不承担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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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生态修复非法占用林地替代性修复服务功能损失
基本案情
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检察院诉称:2014年至2020年期间,某公司在未办理林地使用手续情况下,非法占用林地共计176.94亩,建设森林康养房开发项目附属配套基础设施或其他内容,无法确认,破坏了占地区域的林地乔木、原生植被、土壤。经鉴定,造成森林生态环境服务期间功能损失共计2916670.9元。2020年9月,某公司按照林业部门要求进行了补植复绿,但局部存在栽植密度不规范现象,未严格按设计间距栽种,栽种的苗木规格偏小,栽种地块存在积水情况,新造竹存在死亡现象。综上,某公司违法改变林地地表状态,破坏生物的活动繁衍以及生态平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虽然该公司履行了生态修复义务,但补植复绿还需进一步管护,仍不完全具备森林生态服务功能,其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服务期间功能损失不能抵扣。据此,请求:1.判令某公司赔偿森林生态环境服务期间功能损失2916670.9元;2.判令某公司继续履行生态修复义务;3.判令某公司承担鉴定费用60000元。
某公司辩称:1.答辩人对赔偿破坏生态产生的损失不持异议,并同意继续履行生态修复义务,但答辩人主观上并无恶意,之所以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主要是因为案涉森林康养房开项目较为偏僻,为打造更好的人居生活环境及扶贫需要,遂投资完善相关非营利性配套设施。2.答辩人对生态环境的补救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肯定。2020年12月,经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评估,答辩人所开发的项目对景观、野生动植物、水土流失保护措施基本有效,项目在落实生态保护补救方案和改进措施后,可以确保项目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总体是可以接受的。对此,答辩人承诺将继续认真履行生态修复义务。3.答辩人为保护生态环境,主动停建二期项目,导致答辩人产生高达10170万元的经济损失。答辩人的这一行为,也是为保护生态环境主动作出的积极贡献。4.答辩人因本案认定的违法行为已被罚款1579938.73元并全部缴纳。综上,答辩人同意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的诉讼主张,但请求人民法院考虑答辩人系为改善群众的生活环境而非为盈利实施破坏生态的行为,且事后积极采取补植复绿进行弥补,又为保护二期生态环境损失10170万元,同时已缴纳罚款157万余元等基础上作出公正判决。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公司在长江上游南岸一级支流赤水河流域生态调节区、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内开发森林康养房开项目过程中,为修建小区附属配套基础设施,未经林业部门审核同意,违法占用国家、集体林地176.94亩,致使植被群落灭失,林地生态服务功能、林业种植条件基本丧失,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行政机关先后分别作出《违法使用林地停工通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107万余元,但某公司仍继续实施该违法行为直至完工。经鉴定机构评估,该公司违法占地造成森林生态环境期间服务功能损失2916670.9元。鉴于该公司已主动补植257.83亩,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检察院遂起诉请求判令该公司继续履行生态修复义务、赔偿森林生态环境服务期间功能损失2916670.9元并承担鉴定费60000元。
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7日作出(2022)黔03民初291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某公司按照赤水市林业局于2021年6月15日作出的原地、异地《复绿造林验收报告》、某工程咨询公司于2020年9月出具的《云中·湖岸森邻国际休闲养生度假区项目林地植被恢复实施方案》,对案涉257.83亩补植复绿点所在林区继续履行好后续生态修复(管护)义务,包括但不限于:1.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制作警示标示牌(内容由法院审定),分别安放于《复绿造林验收报告(异地)》记载的16个小班处(相邻、连片的区域可只安放一块)和《复绿造林验收报告(原地)》记载的二期第1号、第2号、第3号小班处和一期第48号、第57号小班处,严禁非法采伐已补植的林木,防止人畜践踏损坏苗木;2.定期开展巡查,严防补植点森林火险,遇火灾、盗伐、毁林等情况及时报警、报告;3.按照林业部门要求开展补种补植,加大树木病虫害防治力度,做好苗木抚育培植等后续工作,为区域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繁衍提供良好环境。管护期为本判决生效后两年。管护期届满后,某公司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协助林业部门开展好补植复绿点的后续抚林育林工作。(二)限被告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生态环境期间服务功能损失2916670.9元、支付鉴定费60000元,款项汇入本院指定的对公账户。当事人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对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基础性、战略性的地位与作用。本案中,某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等法律法规规定,未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违法占用国家、集体林地176.94亩,擅自改变林地性质、用途,致使被占林地植被群落灭失,森林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善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提供林产品、固碳增汇等多种生态服务功能以及林业种植条件基本丧失,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关于“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承担修复责任。侵权人在期限内未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进行修复,所需费用由侵权人负担”、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第一项关于“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下列损失和费用:(一)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之规定,某公司依法应当承担生态修复和赔偿生态环境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法律责任。
一、关于生态修复责任的相关认定
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一款关于“原告请求修复生态环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被告将生态环境修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之规定,生态环境损害的救济以恢复原状为原则,确实无法恢复原状的,可以替代性恢复。经法院现场查勘,案涉林地已建设成为天岛湖森林康养项目的配套附属设施,与主体项目融为一体,客观上不具备恢复原状条件,且会造成相关区域自然环境、人居环境二次破坏,产生较大经济损失和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为此,法院对林业部门、综合执法部门据实变更限期履行恢复原状的处罚措施,责令某公司通过选址实施人工造林的替代方式履行生态修复义务的做法予以认同。但从法律层面讲,未在被占用地原址开展生态修复的,即为异地替代修复。因此,案涉《验收报告》等相关证据所称某公司在天岛湖项目一期、二期建设用地“原地”“现地”“就地”复绿,除边坡等区域可认为是原址补植外,其余区域实际上属于同地区异地点的替代修复。
其次,种植和管护是补植复绿型生态修复的两大重点阶段,本院对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情况分别予以评述。第一,种植义务履行情况。根据赤水市林业局于2021年6月15日作出的两份《验收报告》,某公司实际种植面积257.83亩,栽植树种、密度、质量、面积等全部达标,本院予以确认。第二,管护义务履行情况。虽然《验收报告》评定管护率、抚育率均已达到100%,但同时指出,仍需继续加强对造林区域的科学化管理,对局部地块出现的死亡现象,在造林季节及时补种,确保造林地块内所栽植树种的成活率及保存率;仍需强化抚育管护,使造林苗木不受人为危害,促进林木生长,确保造林成效;尚需制作安放警示标牌,严禁人畜践踏损坏苗木等。对此,森林恢复生态服务功能既非一日之功,也非林业部门一家之事,主动管护、全面管护、尽责管护是某公司作为侵权主体应尽的后续生态修复义务。鉴于本次验收为多部门组织的综合验收,结合《林地植被恢复实施方案》,法院确定某公司的管护期为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两年,管护范围为两份《验收报告》确定的257.83亩补植复绿点,主要管护义务包括但不限于:立即制作警示标牌安放于补植复绿点,严禁非法采伐,防止人畜践踏损坏苗木;加强巡查,严防补植点森林火险,遇火灾、盗伐、毁林等情况及时报警、报告;按照林业部门要求开展补种补植,加大树木病虫害防治力度,做好苗木抚育培植等后续工作,为区域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繁衍提供良好环境。
再次,案涉林区位于赤水河流域一级生态调节区、二级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区、三级大娄山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区。立足提升森林质量,加强森林经营,巩固森林碳汇,筑牢长江上游赤水河流域绿色生态屏障,管护期结束后,某公司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协助林业部门对补植区域开展好后续伐残除枯、密度调整、提标培优等工作,不断提升森林固碳增汇能力,不断恢复补植区域整体生态服务功能。法院将把两份《验收报告》载明的林区整体纳入环境司法审判执行监督体系,采取案件回访、联合巡山、专家查勘等方式对某公司补植复绿和履行后续生态修复义务情况持续跟踪、动态观测,与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形成环境司法执法合力,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积极探索构建“恢复性司法实践+多元化社会综合治理”机制,推动案涉林地生物多样性和“四库”功能逐步恢复、提升,实现生态修复落地见效,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服务保障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
二、关于生态环境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责任的相关认定
首先,生态环境期间服务功能损失是指生态环境具有的供给、调节、文化、支持等服务功能以及存在价值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所产生的损失,与生态修复同属侵权人实施生态破坏行为所应承担的、可同时并用的民事责任类型。二者各有侧重,生态修复责任是对生态环境交换价值的保护,而生态环境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责任则是对生态环境的使用价值进行弥补。本案中,某公司违法占地范围广、面积大、持续时间长,被占大部分林地本身具有的生态服务功能已不可逆转的丧失。鉴于公司及时采取原址补植与同区域异地点复绿相结合的修复方法,经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作出《云中·湖岸森邻国际休闲养生度假区项目生态影响后评价报告》评定,“措施总体满足生态保护要求,基本达到预期效果,项目对景观、野生动植物、水土流失保护措施基本有效。项目在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补救方案和改进措施后,保证各项措施得到有效实施,可以确保项目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总体是可以接受的”,故可不追究其对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及惩罚性赔偿责任,但生态环境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责任不能减免。
其次,某公司主张已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已接受行政机关的罚款处罚,故应抵扣或减轻其所应承担的生态环境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责任。对此,《贵州省征收征用林地补偿费用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森林植被恢复费属于政府性基金,纳入同级财政基金预算管理,实行专款专用,专项用于林业主管部门组织的植树造林、恢复森林植被。具体使用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财政、林业主管部门另行制定。”意即森林植被恢复费属于政府专项资金收入,专款用于植树造林、恢复森林植被,与生态环境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赔偿款分属不同的法律性质,二者不能径行抵扣。某公司提交的《恢复森林植被安排表》显示,是否返还森林植被恢复费由县级林业部门逐级层报审核,故在某公司自行开展补植复绿的情况下,相关森林植被恢复费应否返还、如何返还,其可另行主张权利。另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七条关于“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民事主体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相对独立,且民事责任具有优先性。本案中,行政机关对某公司处以罚款处罚,主要是对公司未批先建,扰乱建设用地管理秩序的违法行为进行规制,而本案追究其生态环境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赔偿责任,重点在于对违法行为产生的生态环境损害后果进行救济。二者并行不悖,亦可彼此考量,但不属于相互减免的法定事由。鉴于某公司对多家行政机关连续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的行政处罚置若罔闻,具有较大主观过错,故法院对其主张因已先期承担罚款责任,应当减轻生态环境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责任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再次,案涉《森林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司法鉴定意见书》系由具有专门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采取现场实地踏勘方法,根据相关法规、技术规程、评估规范,对案涉被占林地具有的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制氧、净化大气、防风固沙、积累林木营养、保护生物多样性等七大主要生态服务功能受损情况进行全面分析评估,所作生态环境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结论客观科学,应予采信。对于某公司主张鉴定意见将生态服务功能恢复期截止日评定为2021年8月13日有失公平的问题。经查,虽然某公司存在边破坏、边补植的情况,但是完成补植不等于恢复功能。仅以森林碳汇功能为例,森林固碳速率与其林龄结构密切相关,幼龄林、中龄林的固碳效率相对较快,但生长周期普遍长达10至30年以上。案涉补植林地系统性恢复前述七大主要生态服务功能所需时间显然只慢不快。因此,从法律层面界定案涉森林生态服务功能恢复期,至少应当着眼于某公司从违法占地到通过原址修复与异地修复方式对林地生态系统进行重构再造,直至生态服务功能恢复到基线状态的整个期间。本案中,某公司于2021年6月通过林业部门组织的复绿造林综合验收,实现树种、密度、质量、面积等重点指标达标,但公司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先期栽植区域已提前实现局部生态服务功能恢复至基线水平。相反,《验收报告》指出公司尚需继续做好部分补栽和抚林育林工作,故生态服务功能恢复期截止日评定为鉴定意见书作出的2021年8月较为公平合理,亦为林业部门所认可,法院予以确认。据此,某公司应当赔偿生态环境期间服务功能损失2916670.9元并承担鉴定费60000元。
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关于“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等款项,应当用于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之规定,某公司赔偿的生态环境期间服务功能损失款,本院将围绕赤水河流域生态保护,组织开展多类型、多方式的生态修复和相关配套工作,积极探索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收款于民,还之于绿水青山。
某公司作为招商引资企业,通过投资兴业,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改善人居环境,提高资源利用价值,同时积极参与当地公益事业,体现企业担当,予以肯定。但是,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方面,还体现为严守生态红线,自觉保护生态环境。某公司开发的是森林康养项目,森林正是项目的核心价值所在,违法占地为森林蒙尘、为企业蒙羞。看似公司是为社区居民出行、排污、休闲、停车等公共事项而占地,但同样是为项目开发、市场营销配套赋值,既说明公司在规划设计实施方面存在不足,更反映出公司守法意识和底线意识有待加强。正如公益诉讼起诉人所言,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保护生态环境与企业发展并非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期望某公司正视问题,积极履行修复义务和赔偿责任,确保案涉林地生态修复取得实效;以本案为契机,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通过生态环境“含绿量”提升企业发展“含金量”,促进企业绿色转型、行稳致远。
裁判要旨
1.侵权人采取补种树木方式承担生态修复责任的,应当从“种植”与“管护”两个阶段综合评价相关义务是否履行到位。“种植”阶段应当按照生态修复方案科学栽培,确保树种、密度、质量、面积、数量等全部达标;“管护”阶段应当加强抚育培植、病害防治、伐残除枯、密度调整,视案情可采取设置警示牌、延长管护期等执行监督措施,切实提高林木成活率与保存率,确保林地生态服务功能逐步恢复。
2.侵权人通过替代性修复方式全面履行生态环境修复义务后,主张不承担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侵权人据此主张不承担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丧失导致的损失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7条、第1234条、第1235条第1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37条、第3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8条、第145条、第15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第1款、第24条第1款
一审: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黔03民初291号民事判决(2022年5月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检察院诉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11-2-466-015 · (2016)黔03民初520号 ·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土壤污染防治环境共同侵权重度污染耕地治理
裁判要旨:1.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之间,因对外排放污染物污染环境,彼此在原料采购、生产加工、货物运输、经营销售等环节存在投资合作、分工协同、借用资质、内部承包等情形,足以认定在主观上具有共同故意,客观上共同实施了污染行为的,构成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2.对于重度污染的耕地治理,一方面,应当综合运用停止侵害、消除危险、生态修复、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方式加以处置;另一方面,应当充分发挥司法建议书的能动司法作用,监督推动人民政府及时采取强制改变土地用途、封控隔离、征收征用等有效措施对重污染耕地予以严格管控,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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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土壤污染防治/环境共同侵权/重度污染/耕地治理
基本案情
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检察院诉称:2011年11月至2015年7月期间,某化工公司在未取得处置危险废物资质情况下,购买硫精矿作为生产原料,进行高温烧制脱硫加工,厂区废渣堆场存放有大量不合格的原料,并擅自在冷却池设置排污暗管向外环境直接排放生产废水,造成厂区排污口周围一号区域、二号区域土壤受到严重污染,其中汞、砷、铅、镉等重金属均存在不同程度超标。环保部门虽多次对其进行查处,但某化工公司仍未进行有效整改,也未对其违法行为造成的环境污染进行有效修复,社会公共利益处于持续受损状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某化工公司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危险、环境污染修复责任。据此,请求:1.判令某化工公司严格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要求,建设、完善排水系统,改善环保设施,立即停止侵害;2.判令某化工公司依法及时处置厂内遗留的危险废物原料,全面清理废渣堆,及时修复被污染的土壤,消除危险,或承担土壤生态环境修复费用;3.判令某化工公司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4.判令某化工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鉴定费用及专家咨询费用。审理过程中,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检察院增加诉讼请求:判令某贸易公司共同连带承担上述责任。
某化工公司辩称:1.本案遗漏某贸易公司,如果本案起诉成立,该公司是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2.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检察院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请求依法予以驳回。一是答辩人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建厂,并严格按照“三同时”要求投产,生产前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不存在没有按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要求建设的情况;二是无证据证明答辩人生产前的土壤指标,以及土壤参数改变系答辩人生产所致,答辩人未污染土壤,不存在消除危险的情况,不应当承担土壤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三是答辩人使用的生产原料硫精矿是在申办公司时按环境影响报告书要求审批,且变更原材料也向当地主管部门申请同意后才使用的,新变更的环境指标不能用来追究之前的责任。现有证据不能说明答辩人使用的硫精矿是固体废物。
某贸易公司辩称:1.2015年4月1日前,答辩人未曾实施污染环境的行为,不属于环境污染的侵权人,不应承担环境侵权责任。2.某化工公司生产时间长达6年之久,生产总量多达66900吨,其间遭到当地民众投诉,并就当地粮食减产做过赔偿,也被当地环保部门行政处罚过,其排污行为足以对环境造成破坏,应由某化工公司承担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3.按照正常的生产进度,答辩人承包生产时间很短,产量很低,生产行为无法对环境造成破坏,且无有效证据证明答辩人的生产行为与污染结果在法律上有因果关联,故答辩人不应承担环境侵权责任。4.环境污染与破坏是复杂的反应过程,是污染源长期侵浸环境,不断累积的结果,很难在短时间内造成(除非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导致),故无论从事实逻辑还是法律公平的角度出发,答辩人皆不应当承担侵权法律责任。5.经过实地考查,在该区域还存在其他化工生产企业,无法排除这些企业的排污行为是否也是造成案涉区域环境污染的作用力。6.建厂时没有该区域相应的环评报告,建厂前后重金属含量变化无法进行有效的采样对比,评估报告仅从土壤最后的重金属含量超标来考查环境损害,从事实认定上缺乏排他可能性,也缺乏法律应有的公平、正义性。据此,请求判令某化工公司承担全部损害赔偿责任。
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均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2010年5月,两公司建立合作关系,某贸易公司提供原料给某化工公司加工,加工费为生产每吨硫酸240元,硫酸产品及废渣由某贸易公司负责接收销售。2011年11月1日,两公司签订《原料购销协议》,以某化工公司名义对外购买硫精矿原料。2011年11月1日至2015年7月6日,某化工公司共取得硫精矿66900吨,用于生产硫酸。2015年3月30日至2018年3月30日,某化工公司整体承包给某贸易公司独立经营,其间曾发生高温水管破裂事故,导致生产车间锅炉冷却水直接排入厂外河流。上述生产过程中,生产原材料和废渣淋溶水、生产废水流入厂区外,造成厂区外一号、二号区域土壤污染。经鉴定,一号区域为灌草地,重金属污染面积约达3600平方米,全部为重度污染。二号区域为农田,重金属污染面积达39500平方米,91%的土壤为重度污染,7%的土壤为中度污染,2%的土壤为轻度污染。污染地块的种植农作物重金属超标。县环境保护局于2015年、2016年两次责令某化工公司拆除排污暗管、改正违法行为,处以行政罚款。2016年9月,某化工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梁某某、某贸易公司余某因犯污染环境罪被追究刑事责任。2017年12月,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出具《损害评估报告》,确认案涉土壤污染损害费用包括消除危险费用、污染修复、期间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共计639.7万元。
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30日作出(2016)黔03民初520号民事判决:(一)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并由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对生产厂区进行综合整改及环境监控,未通过相关环保行政职能部门监督验收前,不得生产。(二)由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对厂区留存全部原料及废渣进行彻底无污染清除;逾期,则应当于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铜仁市人民政府专项账户支付危废物处置费60.3万元,聘请第三方处置。(三)由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聘请有技术资质的第三方对涉案土壤进行修复;逾期,则应当向铜仁市人民政府专项账户支付修复费用230万元,聘请第三方进行修复。(四)由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期间服务功能损失127.19万元,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至铜仁市人民政府专项账户。(五)由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承担本案鉴定费38.6万,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至铜仁市环境保护局账户。当事人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损害评估报告》是否具备合法性;2.涉案土壤污染后果与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的生产行为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损害评估报告》对因果关系的认定是否应当采信;3.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是否构成共同侵权,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还是按份责任,承担责任的范围如何认定; 4.涉案土壤污染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如何确定,《损害评估报告》能否作为认定具体损失及费用的依据。
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关于《损害评估报告》的合法性问题。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公益诉讼人提交《专家意见》证明某化工公司生产造成厂区外一、二号区域受到重金属严重污染等事实。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均提出异议,但均不申请鉴定。为确保对本案污染成因、损害事实、责任大小、责任承担方式,在现有技术条件下进行客观、科学和严谨的评价。经法院释明,由公益诉讼人申请,在各方当事人对选择鉴定机构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名录》,选择名列其中的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作为鉴定机构,并由其机构的鉴定人员协同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鉴定人员共同作出《损害评估报告》,且项目负责人及相关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故《损害评估报告》具备合法性。
针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关于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的生产行为与污染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问题。本案中,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实施了污染行为,且污染物到达了涉案污染区域。某化工公司从2011年11月1日至2015年7月6日期间,向某冶炼厂购买硫精矿6万余吨用于生产硫酸。生产原料硫精矿含有重金属铬、铅、镉、砷、汞、锌,其中镉、锌超标,镉属于危险废物。某化工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一方面将上述原材料和生产后的废渣堆放于堆棚和厂区露天堆场,导致雨水淋溶后穿过厂区围墙流入厂区外环境;另一方面雨季雨水从冷却池溢流和在循环冷却池设置管道将生产废水排入了厂区外环境;某贸易公司在承包某化工公司期间发生冷却水管爆裂事故向厂区外环境排放近6个小时废水,废水流经厂区外土壤进入了车坝河。其次,涉案区域发生了污染损害后果。经监测,某化工公司厂区外一、二号区域重金属汞、镉、砷、锌超标,含有铅、铬等重金属。一号区域的土壤重金属污染面积约达3600平方米,二号区域重金属污染面积约达39500平方米。一号区域全部为重度污染,二号区域91%面积的土壤为重度污染,7%的土壤为中度污染,2%的土壤为轻度污染。污染地块的农作物重金属超标。该损害后果系鉴定机构依法按照监测相关技术导则和环境标准,进行现场监测,同时结合铜仁市环境监测站、贵州恒某检测服务有限公司的监测报告进行的认定。该污染损害后果的评定客观,真实,直接说明了污染损害后果存在以及存在的范围、程度。第三,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的污染行为与污染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根据监测结果,涉案污染土壤中的锌、镉、砷、铅等重金属与某化工公司生产原料、废渣以及排放废水中所含重金属成分相同,《损害评估报告》认定二者之间具有同源性。鉴定机构虽然不掌握某化工公司生产前涉案土壤元素的参数情况,但其严格按照相关监测技术导则、损害评估技术导则,不仅在污染土壤区域设置监测点位,还在对照点设置监测点位,通过监测显示污染土壤区域的重金属含量均远远高于对照点,足以认定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的生产排污行为是导致涉案土壤及地上农作物重度污染的根本原因,二者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至于某化工公司相邻金利锰业尾矿是否系涉案土壤污染源的问题。《损害评估报告》载明,从地理位置看,金利锰业位于某化工公司厂界西南坡体下方,鉴定机构对金利锰业尾矿污染物检测,主要污染物为锰,采取土壤元素背景值评价,不是二号区域主要污染物。从污染路径判断,金利锰业的污染路径为向西进入车坝河及地下水体,一、二号区域雨水径流上游无其他污染源。厂区周边土壤重金属检测结果与对照点相比,绝大部分监测点位的重金属含量均远远高于对照点,因此涉案区域土壤及农作物的污染主要由某化工公司排污导致。该结论源自实际监测数据和科学判断,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虽不认可,但不能提出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损害评估报告》对于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实施的污染行为与涉案土壤受到污染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认定,法院予以确认。
针对第三个争议焦点,关于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是否构成共同侵权,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还是按份责任,承担责任的范围如何认定问题。本案中,某贸易公司从2010年5月与某化工公司建立合作关系,派驻余某到某化工公司担任生产厂长,并于2011年11月1日与某化工公司签订《原料购销协议》,由某贸易公司以某化工公司名义从中金岭南某冶炼厂购买硫精矿并负责从某冶炼厂提货、取样、化验、将货物运输至某化工公司内仓库,全部回收产出矿渣。某贸易公司因此按180元每吨获利。某化工公司为降低成本,违反《硫精砂制酸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规定,未经原环评审批机关贵州省环境保护厅批准,擅自改变原计划使用某铁矿企业集团公司提供的含铁Fe元素较高的“硫精矿”,擅自购进某冶炼厂含有危废物镉的硫精矿(生产废渣)作为生产原料。其行为的违法性显而易见。某贸易公司是某化工公司生产原料(含有危废物镉的硫精矿)的实际购买人,且负责提货、取样、化验、将货物运输至某化工公司内仓库,全部回收产出矿渣。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均没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不具备危废物处理资质。且原材料中的危废物镉是涉案土壤污染的主要成分。因此,从2011年11月1日起,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对变更环评审批原材料、经营使用含有危废物的原材料具有主观上的共同故意和过失。某贸易公司于2015年3月15日与某化工公司签订《湘某化工厂整体承包合同》(承包期为2015年3月30日至2018年3月30日),利用某化工公司证照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经营,由余某任常务副总经理实际负责工厂的生产管理工作,继续使用某冶炼厂含有危废物镉的硫精矿进行生产,同时在其承包期间还发生冷却水管爆裂向外排放近6个小时废水的污染事故。某化工公司继续违反《硫精砂制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要求,放任某贸易公司使用某冶炼厂的硫精矿进行生产,其违法行为处于持续状态。虽然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之间签订的《原料购销协议》《某化工厂整体承包合同》分别约定了发生安全事故的具体责任人。但这些约定只对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具有约束力,不能对外产生对抗性。因此,无论是2015年4月1日之前还是之后,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在主观上均具有共同故意,客观上共同实施了污染行为。依法应当认定涉案土壤污染损害系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共同行为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之规定,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对全部污染损害后果应当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关于某化工公司认为自己变更使用从某冶炼厂购买硫精矿取得玉屏县侗族自治县环保局批准不应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由于《硫精砂制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经贵州省环境保护厅批准,变更也应当通过贵州省环境保护厅批准。玉屏县侗族自治县环保局无审批权。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故某化工公司主张变更原材料经过当地行政机关同意应当免责的理由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
针对第四个争议焦点,关于涉案土壤污染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如何确定,《损害评估报告》能否作为认定具体损失及费用的依据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公益诉讼人请求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危险、修复土壤、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民事侵权责任并支付鉴定费于法有据,现分述如下:
关于停止侵害。根据铜仁市环境保护局、玉屏县环境保护局现场检查以及本案鉴定机构现场勘查情况,结合《硫精砂制酸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有关要求,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客观上已不具备继续安全生产的条件,虽然该公司现已停产,但其在对环保设施综合整改完毕并通过环保部门验收之前,仍不得继续实施危害周边生态环境安全的污染破坏行为,以确保生态安全。据此,公益诉讼人诉请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停止侵害的主张成立,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消除危险。首先,根据鉴定机构现场调查,目前某化工公司原料堆棚内还有生产原料约100吨,属于危险废物,应当立即予以处置。否则,雨水淋溶后形成的污水会持续对厂区外环境造成污染。如果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怠于清理,则应当共同承担由鉴定机构根据相关行业收费标准计算得出的60.3万元危险废物处置费,交由第三方代为履行,确保现实危险及时消除。其次,正如前述,如果某化工公司要恢复生产则必须进行综合整改,彻底消除恢复生产后的环境安全隐患和潜在污染风险,防止侵害重蹈覆辙。为此,《损害评估报告》制定了具体的整改方案并评估了相关费用可供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参考:1.建造雨污分流收集系统;2.进行物料堆棚扩建修葺;3.进行环保设施升级改造;4.进行环境监控,确保达到标准。费用约为118.4万元。
关于土壤修复。土壤修复周期长、成本高、难度大是业界共识。本案中,被污染土壤一号区域地形为山体峡谷谷底,为灌草地,种植有松、柏及灌木,全部为重度污染。二号区域为农用耕地,91%面积的土壤呈重度污染,7%的土壤为中度污染,轻度污染仅占2%。污染农田的农作物特别是稻米的重金属含量超标情况较严重,长期食用潜在的人体健康风险超过可接受水平。鉴于此,法院对鉴定机构制定土壤修复方案提出基本要求:要探索经济、有效的修复方法;要固化稳定化涉案污染土壤中的重金属,防止重金属迁移,扩大污染面;要严防涉案污染土壤栽种农作物流入市场,威胁不特定多数人健康安全。贵州省某科学研究设计院协同中国某科学研究院利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具体的数种修复方案,并进行了修复方案的推荐使用。根据一号区域的山体峡谷地形和土地非农用地用途,推荐通过植物超富集重金属方案修复一号区域,重点避免重金属迁移扩散。一号区域5.4亩,预计修复周期为6-8年,修复费用为19万元。根据二号区域的农用耕地性质,为缩短修复周期,推荐使用化学钝化+植物修复法,并列举了相应植物种类,预计修复周期为4-6年,修复费用为211万元。该推荐修复方案辅之以其他方案相对比,并对可能存在的不确性问题进行阐述,与目前土壤修复的探索性现状相符。国务院于2016年5月31日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其中第八条内容足以说明土壤修复的研究现状。故,法院对《损害评估报告》推荐方案予以采信。本方案的具体实践也将为土壤修复提供典型的实践性范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之规定,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应当聘请专业机构开展修复土壤工作,如果某化工公司、某贸易公司未聘请专业机构开展修复土壤工作的,则应当交纳一号区域修复费用19万元、二号区域修复费用211万元,共计230万元,由人民法院指定具备土壤修复技术能力的第三方进行修复。
关于生态环境期间服务功能损失。进行土壤修复,必须先禁止在二号区域种植农产品。因此,改变二号区域的农用耕地用途是进行二号区域污染土壤修复的前提条件。《损害评估报告》由此按照耕地征收标准计算二号区域的征地费用215万元,并将之列为修复土壤的组成费用,但欠缺法律依据。本案中最应当引起重视的问题是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涉案二号区域91%土壤属于重度污染,导致地上农作物特别是稻米的重金属含量超标情况较严重。《损害评估报告》明确载明,长期食用潜在的人体健康风险超过可接受水平。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证农用耕地安全才是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安全的根本。根据《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第三条规定,对二号区域农用耕地进行强制征用,避免含有重金属的粮食蔬菜农作物流通到市场,威胁不特定多数人的健康安全,是从根本上切断土地使用权人用污染土壤种植生产农产品的唯一手段,从而确保以人的身体健康为中心的社会公共利益停止受到危险,保护不特定多数人免受可能因食用到污染土地上产出的农产品受到的伤害。但征用属于行政行为,在民事公益诉讼中无可供并行解决的程序法律路径。法院认为,本案土壤修复民事责任的履行必须依赖于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以保障人的健康为目标,以保障农产品安全为手段,严格执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第三条之规定,对涉案重度污染耕地进行征用,禁止土地使用权人耕种二号区域,强制改变用途,强制修复。本案民事公益诉讼的重点是要厘清民事责任,区分行政强制与民事责任,公益损害与私益损害之间的界线和联系,并为公益诉讼中侵权人应当承担的全部民事责任与行政执法之间建立有效的连接路径,使土壤修复成为可能,使农产品安全保障成为现实。值得说明的是,在本案受理之初,法院已经将案件受理情况在当地媒体上公告,并书面通知当地行政管理机关铜仁市环境保护局,对案件审理情况也及时通报铜仁市人民政府,足以引起相关部门关注重视,并采取行动。本案重点考虑涉案二号区域农用耕地用途改变所造成的损失是否属于侵权人应当承担的公益诉讼民事责任的范围。很显然,农用耕地用途因污染而改变,从事实上丧失了农用耕地服务功能,由此产生的损失属于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范畴,该损失显然可以用耕地年产值的数据进行计算衡量。由于涉案二号区域属于家庭承包责任地,在其农用耕地用途强制改变前所涉及到土地收益减损等损失属于私益范围,不属于本案公益诉讼处理范畴。因此,二号区域农用耕地服务功能损失的起算时间应当从强制改变其农用耕地用途时开始计算。该时间虽然应当由相关行政机关确定,法院根据案件审理情况,从计算服务功能损失的便利性出发,认定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关于计算年限问题。根据《损害评估报告》推荐,采用化学钝化+植物修复预计修复周期为4-6年,取6年时限,同时考虑修复的反复试验性和最终修复的不确定性,从确保恢复农用耕地用途后,农产品绝对安全的角度,从惩罚性角度考虑酌定增加4年,认定二号区域农用耕地服务功能损失最终年限为10年。再值得说明的是,二号区域9%的轻、中度污染农用耕地,虽然被《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列为安全利用类,但其与91%的重度污染农用耕地紧密相联,在土壤修复过程中依然不能作为农用耕地使用。因此,可以认定二号区域全部丧失农用耕地服务功能。根据玉屏县全县耕地类统一年产值标准从2018年1月1日起为每亩1875元,由此认定二号区域农用耕地服务功能损失为59.3亩×1875元/亩×10年=111.19万元。《损害评估报告》认定生态环境期间服务功能损失为16万元,系指污染导致对气候调节、水土涵养等生态环境服务功能的影响所产生的损失,与农用耕地服务功能损失不属于相同的生态服务功能评价范围。故,本案的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应为二者之和,即111.19万元+16万元=127.19万元。
综上所述,土壤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关系美丽中国建设,关系到国家生态安全。遵循“谁污染、谁担责、谁治理”原则,法律必须要给予污染者否定性评价,并责令其承担相应责任,以促使全社会共同关注我们共同的生存环境,主动保护土壤、保护生态环境。
裁判要旨
1.未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企业之间,因对外排放污染物污染环境,彼此在原料采购、生产加工、货物运输、经营销售等环节存在投资合作、分工协同、借用资质、内部承包等情形,足以认定在主观上具有共同故意,客观上共同实施了污染行为的,构成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2.对于重度污染的耕地治理,一方面,应当综合运用停止侵害、消除危险、生态修复、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方式加以处置;另一方面,应当充分发挥司法建议书的能动司法作用,监督推动人民政府及时采取强制改变土地用途、封控隔离、征收征用等有效措施对重污染耕地予以严格管控,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第2款、第6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8条(本案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8条、第1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第20条第2款、第21条、第22条
一审: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3民初520号民事判决(2018年1月3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北京某环境研究所诉电建集团某研究院有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11-2-466-016 · (2020)琼01民初450号 ·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裁定不予受理
裁判要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八十四条(2022年修改为第二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被告行为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之可能,是人民法院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必要条件。第三方机构接受政府委托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其本身并不会对环境公共利益产生实际影响,故不符合人民法院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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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裁定不予受理
基本案情
电建集团某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建研究院)根据其与海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签订的技术咨询合同,编制并提交了《海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18-2030)环境影响报告书》。海南省发改委据此完成了《海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18-2030年)》的制定程序,并经海南省人民政府同意公布实施。北京某环境研究所认为电建研究院不当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危险,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1日作出(2020)琼01民初450号民事裁定:对北京某环境研究所的起诉不予受理。宣判后,北京某环境研究所不服一审裁定,提起上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7日作出(2020)琼民终490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北京某环境研究所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5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申5645号民事裁定:驳回北京某环境研究所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北京某环境研究所上诉请求事项是否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2021年已修改为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提起公益诉讼,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上述法律规定明确了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对污染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但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应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的要求,而民事诉讼范围仅限于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纠纷。本案中,海南省发改委作为海南省政府下设的职能机构,是研究海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政策,进行省内宏观调控,综合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拟定并组织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等职责的行政机关,对案涉《海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18-2030年)》具有编制的法定职责。同时,国家鼓励政府机构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利用第三方评估咨询机构的专业优势,提高规划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提高规划的质量和效率。由此,海南省发改委为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为实施海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这一法定职责,通过签订委托合同,委托电建研究院编制了《海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18-2030)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北京某环境研究所坚持将电建研究院列为被告,缺乏法律依据。
其次,电建研究院受委托编制《海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18-2030)环境影响报告书》,是海南省发改委为作出最终规划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等过程性行为,必须经过海南省发改委的确认转化,才能对公共环境利益产生实际影响。事实上,海南省发改委最终亦对该报告进行了审批,据此最终完成了《海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18-2030年)》的制定程序,经海南省人民政府同意于2019年10月18日公布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二)被告的行为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初步证明材料。”最终可能对海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规划及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影响的是《海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18-2030年)》,北京某环境研究所对电建研究院的起诉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综上,北京某环境研究所作为社会组织,坚持以电建研究院为被告,诉其受行政机关委托作出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所诉请的报告系行政机关为作出最终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等过程性行为,该行为因未最终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而不具有可诉性。国家法律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责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救济具有专门的制度设计,并明确了由检察机关依法进行法律监督的救济途径。北京某环境研究所作为环境保护公益组织,可以通过向相关职能部门提供调查线索、反映情况等方式依法履行社会监督职能。一审裁定对北京某环境研究所的起诉不予受理并无不当,应予以维持。北京某环境研究所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二审法院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审查重点是北京某环境研究所的诉讼请求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年修改为第二百八十二条)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提起公益诉讼,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三)有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初步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二)被告的行为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初步证明材料;……”根据上述规定,被告行为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之可能,是人民法院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前提。本案中,电建研究院编制《海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18-2030)环境影响报告书》,系接收海南省发改委委托,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参考意见,并不会对环境公共利益产生实际影响,故不符合人民法院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条件,原审法院裁定对北京某环境研究所的起诉不予受理并无不当。
裁判要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八十四条(2022年修改为第二百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被告行为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之可能,是人民法院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必要条件。第三方机构接受政府委托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其本身并不会对环境公共利益产生实际影响,故不符合人民法院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条件。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8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
一审: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琼01民初450号民事裁定(2020年9月11日)
二审: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琼民终490号民事裁定(2020年11月27日)
再审审查: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5645号民事裁定(2021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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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人民政府诉聊城市某化工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
2023-11-2-466-018 · (2020)豫09民初9号 ·
民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副产酸非法处置诉前磋商抵扣
裁判要旨: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时,人民法院在认定涉事企业构成环境侵权,应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同时,可结合具体案情判令侵权人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技术改造、购买环境责任保险的费用在一定额度内折抵赔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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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副产酸/非法处置/诉前磋商/抵扣
基本案情
山东省聊城市某化工公司(以下简称化工公司)是生产三氯乙酰氯的化工企业,副产酸为盐酸。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该化工公司采取补贴销售的手段将270余吨废酸液交由不具备处置资质的主体处置,非法倾倒入河南省濮阳县金堤河,造成金堤河严重污染,农作物大量死亡,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濮阳县环境保护局委托濮阳某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应急处置,应急处置费用138.90万元。经评估,确定该县回木沟和金堤河环境损害价值量化数额为404.74万元,评估费8万元。河南省濮阳市人民政府先后两次召开会议,与化工公司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进行磋商,未达成一致意见,遂提起诉讼,请求化工公司赔偿应急处置费用、环境损害价值和评估费用共计551.64万元。
化工公司辩称,其系依法成立具备生产、销售化工产品资质的法人单位,具备生产合格盐酸等产品的生产、环评资质。盐酸作为易制毒等化学品,化工公司在销售盐酸时均向山东省莘县公安局进行监管备案,买受方使用、销售是否向监管部门再次备案登记或依法接受相关监管,不属于化工公司的职责范围。河南省濮阳市人民政府要求化工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缺乏任何法律及事实依据。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化工公司采取补贴销售的手段,将盐酸交给山东省莘县某化工贸易有限公司、莘县某贸易有限公司处置。上述两公司的经办人或实际控制人徐某甲、徐某乙将废酸液出售给不具备购买资质的吴某某、翟某某非法倾倒入濮阳县金堤河。经鉴定,非法排放的酸液系具有强酸腐蚀性的危险废物,致使濮阳县回木沟及金堤河(均系水系)岳辛庄段地表水体严重超标。污染事件发生后,濮阳县生态环境局委托濮阳某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应急处置,应急处置费用138.9万元。经评估,确定回木沟和金堤河环境损害价值量化数额为404.74万元,评估费8万元。后河南省濮阳市人民政府因与化工公司磋商未达成一致,遂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3日作出(2020)豫09民初9号民事判决:化工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赔偿濮阳市政府应急处置费138.9万元、评估费8万元;赔偿生态环境损害404.74万元;案件受理费5万多元,由化工公司负担。判决书特别注明,环境损害赔偿费可由化工公司以参与相关水域生态环境治理工程支出的费用、技术改造、购买环境污染责任险等方式在一定额度内予以抵扣。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化工公司作为长期从事化工产品生产企业,明知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盐酸具有高度危险性,不当处置极易造成环境污染,应对此尽高度审慎注意义务,转移过程应当办理报批,接受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管,并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交由有处理资质的机构进行处置,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或者形成生态环境损害的重大风险。本案中,化工公司违反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规定,违规转移危险废物,脱离国家监管,将危险废酸采用补贴销售的方式交由无资质的人员非法处置,放任生态环境损害事件发生,最终导致濮阳境内水体生态环境严重污染。河南省濮阳市人民政府在磋商未果的情况下,依法提起诉讼,于法有据,化工公司应承担生态损害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
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时,人民法院在认定涉事企业构成环境侵权,应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同时,可结合具体案情判令侵权人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技术改造、购买环境责任保险的费用在一定额度内折抵赔偿费用。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1条、第13条、第1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3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5条
一审: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09民初9号民事判决(2020年10月13日)
二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豫民终1217号民事判决(2020年12月3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诉某新能源公司、某重油化工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
2023-11-2-466-019 · (2017)鲁01民初1467号 ·
民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数人侵权无意思联络专家辅助人责任划分分期支付
裁判要旨:二侵权人先后向同一位置排放污染物,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因二者排放污染物的时间、种类、数量不同,难以认定两方各自行为所造成的污染范围、损害后果及相应的治理费用。在确定二侵权人赔偿责任时,人民法院可以在评估报告基础上,综合专家辅助人和咨询专家的意见,根据主观过错、经营状况等因素,合理分配二被告各自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如果赔偿数额较高,赔偿责任主体没有一次性支付的履行能力,可依据其主观过错程度及经营情况,允许责任主体申请分期支付赔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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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数人侵权/无意思联络/专家辅助人/责任划分/分期支付
基本案情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诉称,某新能源公司与某重油化工公司分别向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普集街道某村的一个废弃井内倾倒640吨废酸液及23.7吨废碱液,对井壁、井底土壤及地下水造成污染。事件发生后,章丘市人民政府进行了应急处置,并开展生态环境修复工作。山东省人民政府指定山东省生态环境厅为具体工作部门,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索赔工作。山东省生态环境厅与某新能源公司、某重油化工公司磋商未能达成一致,遂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某新能源公司、某重油化工公司承担应急处置费用、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等共计2.3亿余元,两被告对上述各项费用承担连带责任,并请求判令两被告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某新能源公司辩称,1.某新能源公司没有实施任何违法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涉案物品系济南某磨料公司作为原料从某新能源公司收取,且已将涉案物品在山东省莒县交付济南某磨料公司,故非法倾倒的是济南某磨料公司,某新能源有限公司不应承担责任;2.对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提交的《环境损害评估报告》中的事件应急处置阶段损害费用、环境损害直接经济损失不认可。
某重油化工公司辩称,1.某重油化工公司和某新能源公司不具备主观过错的共同性和行为的共同性,其行为不构成共同侵权,不应承担连带责任;2.某新能源公司的行为足以造成全部损害,某重油化工公司的污染行为造成部分损害,故某新能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某重油化工公司和某新能源公司就共同损害部分承担连带责任;3.某重油化工公司不具有污染环境的故意和过失,具体行为是殷某某导致,某重油化工公司承担的是不真正连带责任,有权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向最终责任人追偿;4.某重油化工公司排放的废碱液是在某新能源公司倾倒废酸液后20天倒入,在废酸液污染后产生重复污染,且二者倾倒的废液重量比例为1:27,应当按照排放数量进行责任划分。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8月,某新能源公司委托无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人员将其生产的640吨废酸液倾倒至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普集街道办上皋村的一个废弃煤井内。2015年10月20日,某重油化工公司采取相同手段将其生产的23.7吨废碱液倾倒至同一煤井内,因废酸、废碱发生剧烈化学反应,4名涉嫌非法排放危险废物人员当场中毒身亡。经监测,废液对井壁、井底土壤及地下水造成污染。事件发生后,山东省章丘市人民政府进行了应急处置,并开展生态环境修复工作。山东省人民政府指定山东省生态环境厅为具体工作部门,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索赔工作。
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环境风险与污染损害鉴定评估中心于2016年6月作出《环境损害评估报告》,该报告证明:该事故造成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直接经济损失约为4109.27万元;生态损害费用合计约19991.05万元,其中桶装废弃物填埋场污染土壤修复费用约为101.05万元。
2016年8月10日,山东省章丘市人民政府与北京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签订《专项法律顾问合同》约定,磋商阶段律师费分两部分收取:针对应急阶段处置费赔偿部分,律师费28.5万元;针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部分,律师费80万元;如磋商不成提起诉讼的,按照《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指导意见》规定的标准取中确定,分阶段(即一审、二审、执行、再审等)分别收取。合同签订后,章丘市人民政府共支付了磋商阶段律师费55.17万元,其余尚未支付。
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1日作出(2017)鲁01民初1467号民事判决:1.某新能源公司和某重油化工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应急处置费用1455.566万元;2.某新能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山东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1401.208万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15912万元、鉴定费18.664万元、律师代理费16万元;3.某重油化工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赔偿山东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350.302万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3978万元、鉴定费4.666万元、律师代理费4万元;4.某重油化工公司与某新能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书面道歉的内容须经法院审核)。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本案赔偿责任应如何认定。某新能源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酸液和某重油化工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碱液导致案涉场地生态环境损害,应依法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就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请求的赔偿金额,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提交了《环境损害评估报告》,参与制作的相关评估及审核人员出庭接受了当事人的质询,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的专家也出庭对此给出说明,某重油化工公司、某新能源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推翻该《环境损害评估报告》,故对鉴定评估意见依法予以采信。山东省生态环境厅主张的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和帷幕注浆范围内受污染的土壤、地下水修复费及鉴定费和律师代理费,均是因某新能源公司的废酸液和某重油化工公司的废碱液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引起的,故应由该两公司承担。因废酸液和废碱液属不同种类危险废液,二者在案涉场地的排放量不同,对两种危险废液的污染范围、污染程度、损害后果及其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污染修复成本等,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某新能源公司、某重油化工公司、专家辅助人、咨询专家之间意见不一,《环境损害评估报告》对此也未明确区分。综合专家辅助人和咨询专家的意见,酌定某新能源公司承担80%的赔偿责任,某重油化工公司承担20%的赔偿责任,并据此确定二被告应予赔偿的各项费用。某新能源公司、某重油化工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液造成环境污染,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警示和教育环境污染者,增强公众环境保护意识,依法支持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要求二公司在省级以上媒体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
裁判要旨
二侵权人先后向同一位置排放污染物,造成生态环境损害,因二者排放污染物的时间、种类、数量不同,难以认定两方各自行为所造成的污染范围、损害后果及相应的治理费用。在确定二侵权人赔偿责任时,人民法院可以在评估报告基础上,综合专家辅助人和咨询专家的意见,根据主观过错、经营状况等因素,合理分配二被告各自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如果赔偿数额较高,赔偿责任主体没有一次性支付的履行能力,可依据其主观过错程度及经营情况,允许责任主体申请分期支付赔偿款。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2条(本案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1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1条(本案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4条
一审: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01民初1467号民事判决(2018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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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环保联合会诉某重工集团、某重工长兴分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11-2-466-020 · (2020)沪03民初274号 ·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撤诉权诉讼请求全部实现实质性司法审查磋商替代性修复损害赔偿金
裁判要旨:1.环境公益诉讼的公益属性决定了其程序的运行理念和模式与私益诉讼不同。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合理规制原告的撤诉权,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 2.磋商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的重要程序和环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关于环境监管部门履行职责推动原告诉讼请求实现的规定,为公益诉讼引入行政监管部门与环境侵权人进行磋商,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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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撤诉权/诉讼请求全部实现/实质性司法审查/磋商/替代性修复/损害赔偿金/大气污染/减污降碳
基本案情
原告某环保联合会诉称:某重工长兴分公司室外油漆造成大气污染,对自然生态环境、人身健康安全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和环境风险。故请求判令:1.某重工长兴分公司承担自2005年至今室外油漆所造成大气污染的替代性修复费用16457.7万元;2.某重工长兴分公司在省级以上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3.某重工长兴分公司承担本案律师费等费用;4.判令某重工集团与某重工长兴分公司共同承担上述民事责任。
被告某重工集团公司、某重工长兴分公司辩称:原告的证据无法证明某重工长兴分公司的室外油漆行为造成了生态环境损害或者具有损害生态环境的重大风险。该公司在201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挥发性有机物不得无组织排放之前的室外油漆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不构成环境公益侵权行为。
经法院委托鉴定,涉案超标排放挥发性有机物(VOCs)所造成的环境损害数额为3589.194761万元,扣除可以抵扣的金额1991.65万元后,应赔偿的生态环境损害资金为1597.544761万元。原告据此明确其诉讼请求为:要求两被告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资金(替代性修复费用)1597.544761万元、承担原告为公益诉讼支出的律师费等各类费用50万元。
经法院组织,两被告与上海市某区生态环境局、某区财政局就涉案环境损害的赔偿事宜进行多轮磋商,最终达成了《替代性修复费用使用协议》,同时两被告也完成了环保整改。原告以其全部诉讼请求实现为由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
法院经审理查明:针对本次环境公益诉讼所涉的室外油漆所造成的大气污染问题,某重工长兴分公司采取新建涂装车间、将室外油漆转入室内、改进处理工艺、推广使用水性漆等新型环保涂料等措施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整改,停止室外油漆行为对大气环境的污染。且某重工长兴分公司在签署《替代性修复费用使用协议》后,已经按约全额支付生态环境损害资金1597.544761万元,并向原告支付律师费等费用50万元。市、区生态局共同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称,经现场核查,某重工长兴分公司已完成环保整改。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5日作出(2020)沪03民初274号民事裁定:准许原告某环保联合会撤回起诉。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保护环境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少大气污染,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我国2015年修订、自2016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确立了挥发性有机物(VOCs)无组织排放应密闭的基本原则。该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本案中,被告某重工长兴分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进行露天油漆,数次被市、区两级生态环境管理部门予以行政处罚,并被周边群众投诉举报,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诉讼过程中,经法院和生态环境监管部门督促,被告积极进行环保整改。同时,按照鉴定评估意见,被告与某区生态局等部门经磋商达成《替代性修复协议》,明确了被告赔付资金的支付方式、替代性修复的履行方式、期限、监督主体等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负有环境资源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而使原告诉讼请求全部实现,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本案中,市、区两级生态环境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职责,原告诉求所指向的环境违法及替代性修复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其诉讼请求已经全部实现,故原告提出撤诉申请,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应予准许。综上所述,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裁定准许原告某环保联合会撤回起诉。
裁判要旨
1.环境公益诉讼的公益属性决定了其程序的运行理念和模式与私益诉讼不同。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合理规制原告的撤诉权,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
2.磋商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的重要程序和环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关于环境监管部门履行职责推动原告诉讼请求实现的规定,为公益诉讼引入行政监管部门与环境侵权人进行磋商,提供了依据。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2条、第26条
一审: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3民初274号民事裁定(2022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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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人民检察院诉某艺术中心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11-2-466-021 · (2021)鲁02民初69号 ·
民事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野生动物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惩罚性赔偿劳务代偿
裁判要旨:1.侵权人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造成野生动物损失、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等严重后果的,法院可依据公益诉讼起诉人申请,判令侵权人承担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2.人民法院判令侵权人承担惩罚性赔偿的案件,可以判决侵权人以提供有益于生态环境公共利益保护的劳动方式承担部分惩罚性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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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野生动物/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惩罚性赔偿/劳务代偿
基本案情
公益诉讼起诉人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起诉称:被告某艺术中心非法收购大王蛇3条、穿山甲1只、熊掌4只,将部分野生动物做成菜品销售,请求法院判令某艺术中心赔偿野生动物价值损失8.3万元和生态环境功能损失,承担惩罚性赔偿并公开赔礼道歉。
被告某艺术中心辩称: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文件要求切实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且被告营业执照经营者未参与实际经营,对被告承担的民事责任应从轻考量。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艺术中心系经营餐饮服务的个体工商户,其在未依法取得收购、出售野生动物行政许可的情况下,先后购入大王蛇3条、穿山甲1只、熊掌4只,将部分野生动物做成菜品销售。案发后,公安机关从某艺术中心查获大王蛇1条、熊掌1只。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大王蛇为孟加拉眼镜蛇,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熊掌为棕熊熊掌,棕熊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二级;穿山甲于2020年6月被确定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按照《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制品)价格认定规则》《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陆生野生动物基准价值标准目录》的规定,某艺术中心破坏生态行为造成的野生动物损失为83000元。专家意见认定某艺术中心非法收购、出售涉案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造成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907500元。
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公益诉讼起诉人提出劳务代偿方案建议,被告某艺术中心签署了劳务代偿同意书,同意本案部分惩罚性赔偿以劳务代偿方式履行。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29日作出(2021)鲁02民初69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某艺术中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破坏生态行为造成的野生动物损失83000元、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907500元;(二)被告某艺术中心承担惩罚性赔偿99050元。其中74126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24924元以被告指定二人每人提供六十日生态环境公益劳动的方式承担,由法院指定协执单位青岛市崂山区司法局管理和指导,最迟于2022年1月28日前完成。如某艺术中心未提供生态环境公益劳动或提供的生态环境公益劳动未能经法院审核通过,则应在法院审核之日起十五日内承担惩罚性赔偿24924元;(三)被告某艺术中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全国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媒体和内容由法院审定,若被告不履行,法院将公开刊登判决,费用由被告负担);(四)专家意见费15150元,由被告某艺术中心负担。宣判后,某艺术中心未提起上诉。判决已经发生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人类、野生动物及其他物种相互依存,共同维护着自然界的稳定、和谐和发展,保护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穿山甲、棕熊及孟加拉眼镜蛇均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除其自身价值外,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作用。被告某艺术中心虽然不是穿山甲、棕熊、孟加拉眼镜蛇的直接的猎杀者,但其实施收购、出售的行为为猎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提供了动机和市场,其违法行为对于生态环境损害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修复生态环境、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规定,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被告某艺术中心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主观故意明显,其行为导致了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减少,加深了濒危程度,破坏了生态资源和环境平衡,造成了严重后果,且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后果在未修复前具有持续性的特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可判令其承担惩罚性赔偿。综合其主观故意、危害后果以及在本案中悔改态度较好,愿意提供生态环境公益劳动,以自己实际行动保护生态环境等情节,酌情判令其承担惩罚性赔偿99050元。惩罚性赔偿具有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的多重功能,对预防同类型损害发生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在与被告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由被告以提供环境公益劳动的方式承担全部或者部分惩罚性赔偿,在法院主持下,被告某艺术中心与公益诉讼起诉人协商一致,愿意以提供环境公益劳务方式承担全部或者部分惩罚性赔偿。环境资源公益劳动的工作量应相当于其折抵的惩罚性赔偿,可以参照上一年度青岛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作为折算标准,即(职工年平均工资75806元÷365天)×劳务代偿拟定时限60天×2人=24924元。劳务代偿工作由法院确定的协执单位管理和指导,公益诉讼起诉人可以对劳务代偿进行监督,如被告未能提供环境资源公益劳动,或者提供的环境资源公益劳动未能经法院审核通过,则仍应承担判决确定的相应惩罚性赔偿责任。综上,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提供的劳务代偿方案合理,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1.侵权人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造成野生动物损失、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等严重后果的,法院可依据公益诉讼起诉人申请,判令侵权人承担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2.人民法院判令侵权人承担惩罚性赔偿的案件,可以判决侵权人以提供有益于生态环境公共利益保护的劳动方式承担部分惩罚性赔偿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工作规范(试行)》第33条
一审: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02民初69号民事判决(2021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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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基金会诉某矿业公司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11-2-466-022 · (2020)甘95民初1号 ·
民事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社会组织风险代理合理律师费用
裁判要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社会组织请求被告承担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人民法院应综合案件具体情况,如诉前律师工作量、举证难度、诉讼参与度、所举证据被采信程度以及判决确认被告承担的赔偿额等确定合理的律师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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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社会组织/风险代理/合理律师费用
基本案情
石羊河国家湿地公园于2017年12月经原国家林业局组织专家组考核验收并予授牌。湿地公园由石羊河下游民勤段河流湿地与红崖山人工沙漠水库组成。某矿业公司于2013年4月在红崖山水库入口处开始修建红崖山水库荣达路大桥,并于同年12月竣工。建成后,由于某矿业公司相关项目停建,红崖山水库道路及大桥建成后某矿业公司未实际投入使用。2019年11月20日,原告某基金会向武威市生态环境局申请公开红崖山水库大桥工程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相关批复文件,武威市生态环境局民勤分局于2019年11月21日答复该项目未履行环境影响评价及报批手续。2019年12月26日,某基金会向甘肃矿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违法建桥对生态环境的重大风险;2.判令被告立即采取措施,修复因其违法建桥造成的生态破坏或承担修复费用(具体数额以鉴定评估结果为准);3.判令被告承担违法建桥造成的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费用(具体数额以鉴定评估结果为准);4.判令被告承担违法拆桥造成的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费用(具体费用以鉴定评估结果为准);5.判令被告修复因其违法拆桥造成的生态破坏或承担修复费用;6.判令被告在省级以上媒体向全社会公开赔礼道歉;7.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原告产生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代理费、评估鉴定费、专家费、调查取证费、差旅费等(具体以实际支出为准);8.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0年5月16日,民勤县召开县长办公会认为红崖山水库大桥在建设时未办理防洪影响评价、水保、环评等相关审批手续,工程完工后未进行竣工验收,属于违法建设,依法应当予以拆除,并决定由武威市生态环境局民勤分局、县水务局等部门责令某矿业公司尽快提出方案,对红崖山水库大桥进行拆除处理,并恢复地貌。一审诉讼期间,某矿业公司已拆除红崖山水库大桥,其违法修建大桥对生态环境产生的重大风险已经消除,某基金会要求某矿业公司采取有效措施以及消除违法建桥对生态环境的重大风险的诉讼请求已经实现。
2020年6月19日,某基金会(甲方)与河北某阳合众律师事务所(乙方)就某基金会与某矿业公司就本案签订《委托调查和诉讼代理协议》,该协议第五条“律师法律服务费标准和支付”中记载:“约定采取风险代理的收费方式支付律师费,经双方协商同意,甲方向乙方支付代理费共计人民币25万元。”第八条“违约责任”中约定:“甲方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律师费或者工作费用,或者无故终止合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未付的律师费、未报销的工作费用以及延期支付的利息。”某基金会未提交其实际向河北某阳合众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用的票据。
甘肃矿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7日作出(2020)甘95民初1号民事判决:(一)某矿业公司赔偿违法建设的路桥拆除后该区域植被恢复费91667元;(二)某矿业公司赔偿违法建设路桥至路桥拆除后生态修复完成期间的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1351313.75元;(三)某矿业公司支付某基金会为诉讼支出的邮寄费、差旅费3934元;(四)某矿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公开在省级以上媒体发布声明,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五)驳回某基金会的其他诉讼请求。某基金会不服一审判决,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30日作出(2021)甘民终709号民事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二、三、四项;(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五项;(三)某矿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某基金会支付律师代理费60000元;(四)驳回某基金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首先,应当肯定律师在公益诉讼中的价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非一般民事主体所能承担,需要律师运用其敏锐的洞察能力、扎实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诉讼经验,引导社会组织拼接法律事实、提高起诉质量、对抗强势被告,有效实现环境公共权益。律师是最能反映受损法益的人群,往往体现着其不可替代的专业性,相关司法解释也规定对当事人委托律师参与公益诉讼的合理支出予以保护。因此,社会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有权主张律师代理费用。
第二,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作为原告的社会组织虽与律师事务所签订风险代理协议,但因风险代理适用范围仅为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以受损的生态环境资源价值或丧失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经测算而得的量化对价,并非普通给付之诉中对应的金钱,被告支付的赔偿款也是收入国库或专项基金而非给付原告,因此某基金会主张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采用律师风险收费的合法性依据并不充分。且风险代理费的计收为附条件约定,往往需要根据裁判确定的或实际执行的金额按比例进行提成,而在环境公益诉讼中,上述金额的确定通常与受损的生态环境资源价值或丧失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相对应。如果将风险收费数额与受损的生态价值成正比例挂钩,可能导致为逐利而放任环境损害结果扩大进而诱发道德风险,或误导律师只关注重大事件而忽略小众区域环境问题,这样既有悖公众朴素的价值观,也违背环境公益诉讼“预防性”“修复性”“公益性”的理念设计初衷。再次,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提起之时,受损的生态环境资源价值、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等往往都不能确定,收集证据难易程度和诉讼周期也难以预估,这些都会导致风险收费条款设计的不确定性和不合理性显著增加。如果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仅以被告“败诉”作为支付风险代理费的依据而不附加支付比例,则可能因被告侵犯环境公共利益但及时修复,或经鉴定破坏程度并不严重等因素,最终使得被告的实际赔偿额远小于原告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时的预期,并可能由此导致约定的风险代理费超过《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上限从而造成不公。因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律师代理合同中约定的“风险代理”为普通代理并无不当,某基金会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为鼓励关心环境公益的原告提起诉讼的积极性,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合理的律师代理费用应予支持。对于律师代理费的确定,应当在肯定律师工作价值的基础上,综合案件具体情况,如诉前律师工作量、举证难度、诉讼参与度、所举证据被采信程度以及判决确认被告承担的赔偿额等进行判断。律师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主张代理费用时,不应仅凭委托代理合同和收费凭据为依据,还应积极参与诉讼、提交有质量的证据或线索,为社会组织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体现出律师参与公益诉讼的价值,从而避免“一纸诉状+代理协议”就坐等代理费的消极行为,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合理的”律师费的客观要求。换言之,如果律师积极履职、认真服务环境公益,即便约定的律师费用尚未支付,人民法院亦应当在合理范围内予以支持。具体到本案中,时间顺序大致为:2019年12月16日某基金会向民勤县人民政府致函要求调查某矿业公司违建大桥破坏水库生态问题,2019年12月26日某基金会向一审法院递交诉状并提交初步证据,2020年6月24日某基金会委托律师参加诉讼。2020年8月10日一审法院决定组建专家组对案涉生态环境损失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专家意见书的结论,于2021年9月27日作出判决,确认某矿业公司支付植被恢复费、生态功能损失及某基金会费用损失合计1446914.75元。从本案诉讼经过及在卷证据看,某基金会于起诉六个月之后委托律师,除参加庭前会议及庭审程序外,在一审诉讼其他环节中律师并未发挥显著作用,某基金会主张25万元律师代理费用明显过高。根据上述分析认定,结合一审法院判决某矿业公司最终承担的赔偿责任,参照《河北省律师服务收费指导意见》关于涉财产案件收费标准,二审法院酌情确定本案中律师代理费为6万元。
裁判要旨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社会组织请求被告承担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人民法院应综合案件具体情况,如诉前律师工作量、举证难度、诉讼参与度、所举证据被采信程度以及判决确认被告承担的赔偿额等确定合理的律师费用。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3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5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第18条、第19条、第20款、第21条、第22条
一审:甘肃矿区人民法院(2020)甘95民初1号民事判决(2021年9月27日)
二审: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甘民终709号民事判决(2021年12月3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诉蒋某某等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11-2-466-023 · (2020)沪7101刑初417号 ·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珍稀水生物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生态环境敏感区附加损失
裁判要旨:在生态环境敏感区域实施非法捕捞行为,造成被捕捞水生生物种群衰退、水域生物链结构受损、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等生态环境损害,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主张侵权人就该区域特殊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害承担附加赔偿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侵权行为严重程度依法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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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珍稀水生物/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生态环境敏感区附加损失
基本案情
公益诉讼起诉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诉称:2020年5月,蒋某某、周某某联系蒋某甲等三人至长江流域重点水域以及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进行非法捕捞作业,并由其统一收购,此外蒋某某还雇佣夏某某负责接驳搬运渔获物并协助销售。后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上述六人均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六人非法捕捞长江刀鱼及凤尾鱼共计1470.90公斤,价值101673.70元。经鉴定,该非法捕捞致渔业资源直接损失、渔业资源恢复费用及环境敏感区附加损失共计813389.60元。现公益诉讼起诉人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六被告公开向社会赔礼道歉;2.判令六被告连带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813389.60元;3.判令六被告连带支付生态环境损失鉴定费用4000元。
蒋某某等六被告辩称:其对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的事实均予以认可,为自身错误行为真诚地向全社会道歉,但提出认定的捕捞渔获物价值过高,并请求法院考虑到其家庭经济困难的情况对其作宽大处理。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0年5月4日至9日,被告蒋某甲等三人驾驶船只至长江上海段崇明南门港外侧水域,通过设置数顶深水张网进行非法捕捞,起获渔获物十余次,共计1298.55公斤,接驳后由被告蒋某某、周某某加价出售。同年5月10日,被告周某某、夏某某依事先约定在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三沙洪水闸收购被告蒋某某等三人当日在长江上海段崇明南门港外侧水域,通过设置深水张网非法捕捞的渔获物时,被接报赶来的公安机关抓获,公安机关当场查获长江刀鱼10.05公斤、凤尾鱼162.30公斤。六被告非法捕捞的上述1470.90公斤水产品分别为,长江刀鱼(中刀)1.34公斤、长江刀鱼(小刀)58.56公斤、大凤尾鱼54.15公斤、中凤尾鱼145.90公斤、小凤尾鱼1210.95公斤。
2020年5月26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接受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委托对被告蒋某某等人在本案中使用的渔具类型进行评估,认定本案被告使用的渔具为双桩张纲张网(俗名或地方名:深水张网、深立方)。该捕捞渔具属于2017年1月18日发布的《农业部关于长江干流禁止使用单船拖网等十四种渔具的通告(试行)》中自2017年7月1日起,青海省曲麻莱县以下至长江河口的长江干流江段全面禁止使用的渔具。
2020年5月29日,崇明发改委出具崇发改价定[2020]字第172号《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上述1470.90公斤水产品价值为人民币101673.70元。长江航运公安局上海分局对六被告的讯问笔录中均记载,六被告对渔获物价值认定无异议,不提出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2020年12月10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作出(2020)沪7101刑初417号刑事判决,根据崇明发改委出具的《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了水产品价值,并判决六被告均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该刑事判决业已生效。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被告蒋某某等人非法捕捞水产品致生态环境损害进行价值量化并提出恢复建议。2020年11月17日,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该非法捕捞水产品致渔业资源直接损失额为101673.70元,渔业资源恢复费用为305021.10元,生态环境敏感区附加损失额为406694.80元,共计813389.60元。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本次鉴定费用为4000元。
农业农村部2019年12月27日发布的《农业农村部关于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范围和时间的通告》要求,长江流域捕捞渔民按照国家和所在地相关政策开展退捕转产,重点水域分类实行禁捕;对于水生生物保护区,即《农业部关于公布率先全面禁捕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名录的通告》公布的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332个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自2020年1月1日0时起,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有关地方政府或渔业主管部门宣布在此之前实行禁捕的,禁捕起始时间从其规定;对于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除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以外的天然水域,最迟自2021年1月1日0时起实行暂定为10年的常年禁渔,期间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此之前实施禁捕,有关地方政府或渔业主管部门宣布在此之前实行禁捕的,禁捕起始时间从其规定。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2020年1月10日发布的《关于上海市实施长江重点水域禁捕的通告》要求,上海市辖区长江干流水域和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长江刀鲚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上海段自2020年1月1日0时起,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除上述以外的长江干流水域,自2020年1月10日起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
六被告从事非法捕捞的区域位于长江刀鲚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属于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为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长江刀鲚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属于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旨在保护和合理利用具有重要经济价值、遗传育种价值或特殊生态保护和科研价值的水产种质资源及其生存环境。
上海海事法院于2021年7月26日作出(2021)沪72民初529号民事判决:(一)六被告应公开向社会赔礼道歉;(二)六被告应连带赔偿生态环境损害费用813389.60元;(三)六被告应连带赔偿生态环境损失鉴定费用4000元。该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系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及《农业部关于长江干流禁止使用单船拖网等十四种渔具的通告(试行)》《关于上海市实施长江重点水域禁捕的通告》,上海市辖区长江干流水域和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长江刀鲚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上海段自2020年1月1日0时起,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除上述以外的长江干流水域,自2020年1月10日起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本案中,六被告的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且六被告的行为构成共同实施非法捕捞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六被告从组织实施非法捕捞、实际从事非法捕捞直至出售非法捕捞所得渔获物等各环节形成了完整的侵权链条,六被告对长江天然渔业资源和水生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构成共同侵权,应依法承担连带侵权责任。
关于赔偿生态环境损失的诉讼请求。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环境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被告修复生态环境的同时,确定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承担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也可以直接判决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包括制定、实施修复方案的费用,修复期间的监测、监管费用,以及修复完成后的验收费用、修复效果后评估费用等。由于六被告实施非法捕捞水产品的区域位于长江刀鲚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属于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为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该区域渔业资源恢复难度大,且非法捕捞行为不仅会造成被捕捞鱼类种群衰退,而且会引发生物链结构的受损以及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六被告应就该区域特殊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承担附加赔偿责任。据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案涉非法捕捞水产品致渔业资源直接损失额为101673.70元,渔业资源恢复费用为305021.10元,生态环境敏感区附加损失额为406694.80元,共计813389.60元。公益诉讼起诉人据此要求六被告连带赔偿生态环境损失813389.60元,合法有据,应予支持。
裁判要旨
在生态环境敏感区域实施非法捕捞行为,造成被捕捞水生生物种群衰退、水域生物链结构受损、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等生态环境损害,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主张侵权人就该区域特殊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害承担附加赔偿的,人民法院可以结合侵权行为严重程度依法予以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第3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29条、第6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9条、第187条、第1168条(本案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4条、第8条、第1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3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18条、第20条、第22条(本案适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5年施行)第18条、第20条、第22条)
一审:上海海事法院(2021)沪72民初529号民事判决(2021年7月2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某基金会诉某镇政府等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11-2-466-025 · (2016)豫01民初705号 ·
民事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移栽古树木办理手续社会公共利益
裁判要旨:在未办理合规手续的情况下移栽古树木并导致大量古树木死亡,属于破坏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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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移栽古树木/办理手续/社会公共利益
基本案情
被告某镇政府经批准作为建设单位,建设新型社区及附属学校项目。因该项目所需占用的某庄村集体土地上栽种有树龄在百年以上的枣树,某镇政府于2014年1月组织、协调某庄村委会相关人员,在未依法办理采伐和移栽手续的情况下,将枣树移栽至该镇辖区内另一村的中华古枣园内。森林公安部门认定,移栽枣树共1870棵,涉及面积198.5亩。经现场勘查,移入地仅有少量枣树存活。某基金会于2016年5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某镇政府、某庄村委会等承担生态环境侵权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2月18日,新郑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新型社区项目立项请示的批复》。2014年10月31日,新郑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同意实施案涉社区幼儿园项目。因上述项目拟占用土地属某庄村集体所有,土地上栽种有枣树,2014年1月,经某镇政府组织、协调,某庄村委会相关人员带领本村人员和施工队在未依法办理采伐和移栽手续的情况下,对位于某庄村西北地的枣树进行移栽,经新郑市森林公安局认定,共移栽枣树1870棵,涉及198.5亩枣林地,某镇政府称上述枣树被移栽至王张村的中华古枣园内。经一审法院现场勘查,位于王张村的枣树移入地现场有死亡枣树680棵。对某镇政府移栽枣树的行为,林业局曾于2014年3月18日下发过通知,要求其补种移栽树木5倍(9500株)的树木,并于2015年3月31日完成。一审法院于2016年6月28日对位于花庄村的枣树移出地现场进行现场勘查发现,涉案土地上已建成三层楼房一座,公示栏显示系案涉社区幼儿园项目。
某庄村树立有编号为“新保038”号的某庄村保护区牌子,该牌载明对位于某庄村1023亩古枣林实施文物级保护。该古枣林共有百年以上古枣树17660株,其中一级保护古枣树691株(树龄500年以上,并实施单株挂牌保护),二级保护古枣树1857株(树龄300年-499年),三级保护古枣树15112株(树龄100年-299年)。保护单位为新郑市人民政府,责任单位有林业局、新郑市某科学研究院和旅游局。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6)豫01民初705号民事判决:(一)某镇政府及某庄村委会停止继续实施违法移栽或者采伐枣树的行为。(二)某镇政府及某庄村委会应于判决生效后十个月内,根据气候状况,按照《造林技术规程》(GB/T15776-2016)标准并结合当地林业部门造林技术要求补种因被移栽致死的枣树数目5倍的林木,并对补种的林木抚育管护三年(管护时间从补种的林木经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不能在指定期限内恢复林地植被的,法院将依法指定由第三方代为恢复,恢复费用由某镇政府及某庄村委会共同承担。(三)某镇政府及某庄村委会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3616818.9元(支付到法院指定账户),该款用于本案的生态环境修复或异地公共生态环境修复。(四)某镇政府在判决生效后在位于王张村的枣树移入地现场展示因移栽致死的古枣树,并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在该枣树移入地现场设立警示标识,作为今后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和警示基地。(五)某镇政府及某村委会应当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法院提交赔礼道歉文稿,对其未经法定程序移栽枣树致死,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侵权行为向公众赔礼道歉,经法院审核后应于30日内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布。(六)某镇政府及某庄村委会应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某基金会差旅费、律师费等费用117031元。(七)驳回某基金会的其他诉讼请求。某镇政府、某庄村委会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2日作出(2018)豫民终344号民事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一、二、三、五、六、七项;(二)变更一审判决第四项为:某镇政府于判决生效后在位于王张村的枣树移入地现场展示因移栽致死的古枣树,期限为一年(从警示标识设立之日起算),并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在该枣树移入地现场设立警示标识(包括图片及说明,需经一审法院审核同意),作为今后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和警示基地。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新郑市是我国的红枣之乡,大量的枣树、枣林所形成的生态环境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是当地生态文明的标志。涉案的被移植或采伐的枣树数量较大、树龄较长,在维持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某镇政府、某庄村委会应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因该损失数额的认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某基金会提交的《咨询报告书》亦未提供损失的确切具体数额,经咨询有关专家,参照《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河南省森林资源清查成果》及《河南林业生态省及提升工程建设绩效评估报告》的相关内容,以河南省2016年平均每亩林地森林生态价值为3644.15元的标准,行使自由裁量权,酌定涉案的198.5亩枣林地服务功能损失为五年的森林生态价值,即3616818.9元。
裁判要旨
在未办理合规手续的情况下移栽古树木并导致大量古树木死亡,属于破坏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1条、第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第23条(本案适用的是2015年1月7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第23条)
一审: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1民初705号民事判决(2017年12月28日)
二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民终344号民事判决(2018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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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检四分院诉刘某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11-2-466-026 · (2021)京04民初834号 ·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公益起诉人举证责任委托鉴定检验报告共同侵权
裁判要旨:违法行为人已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受损生态环境未得到修复的,检察机关可以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在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对于被告提出的存在其他共同侵权人应减轻自身责任承担的主张,公益起诉人可以进行相应的调查核实,但不承担责任或减轻责任的举证责任仍由被告即违法行为人来承担,在无法查实是否存在其他共同侵权人,或者无法准确厘清共同侵权人内部责任分担比例的情况下,应当由所有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指定的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经质证并符合证据标准的,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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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公益起诉人/举证责任/委托鉴定/检验报告/共同侵权
基本案情
公益诉讼起诉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以下简称北京市检四分院)诉称:1.判令刘某对其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在合理期限内予以修复,如到期未修复,承担修复土壤生态环境所需费用944.8万元,修复地下水生态环境所需费用180.6万元,合计1125.4万元;2.判令刘某承担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费用61.5194万元;3.判令刘某在一家全国性媒体上就其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公开赔礼道歉。
刘某辩称:不同意北京市检四分院将涉案的土地及水源污染赔偿责任全部确认由刘某独自承担,对所诉请的事实、修复数额、鉴定评估费用以及让刘某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方面有异议。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9年7月4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以刘某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20万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在该案中认定,刘某于2016年11月至2018年7月间在某大厦西侧一院内开设电镀作坊,雇佣工人进行非法电镀生产,并将电镀洗件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直接通过暗管排至车间外的渗坑内,经北京市通州区环境保护监测站检测,该作坊暗管内污水中六价铬浓度为1.19mg/l,超过《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307-2013)表1中B排放限值3倍以上,镀锌清洗液废水中总锌浓度为76.9mg/l,超过《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1中B排放限值10倍以上,镀铬清洗液废水中六价铬浓度为149mg/l、总镍浓度为24.5mg/l,分别超过《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1中B排放标准3倍、10倍以上。
法院审理期间,北京市检四分院提交了环规院鉴定中心于2020年4月作出的《评估报告》,该报告意见为,确认调查区土壤生态环境损害,土壤中超基线水平20%的污染指标为六价铬、铬、镍、锌、铜、铅;确认地下水环境损害,地下水中六价铬、总铬、镍、铜污染物指标浓度超过基线20%。在报告中,环规院鉴定中心提出恢复方案,土壤生态环境恢复费用约为944.8〜1162.2万元(包括土壤修复费用929.7〜1162.2万元以及修复目标值与基线水平之间损害的恢复费用15.1万元),地下水恢复费用约180.6万元(包括地下水修复费用约153.6万元以及修复目标值与基线水平之间损害的恢复费用27万元)。
诉讼中刘某承认其实施了非法经营违规电镀的行为并造成了污染环境的后果,但提出其污染行为仅限于刑事案件中认定的重金属污染(即六价铬、锌、镍),不存在铜、铅等重金属污染行为,且其系从胡某处租赁房屋用于经营,在其租赁房屋之前李某利用该房屋开展电镀经营达3年之久,现有污染情况系共同造成,不应由刘某个人承担全部治理污染费用,并提交了其与胡某、李某的对话录音。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12日作出(2021)京04民初834号民事判决:(一)刘某于判决生效后九十日内对其造成的某村生态环境损害承担修复责任,如刘某逾期未履行修复义务,则应赔偿修复生态环境所需费用1125.4万元(其中包括修复土壤生态环境费用944.8万元以及修复地下水生态环境费用180.6万元),上述赔偿款交到本院指定账户,赔偿款专项用于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治理;(二)刘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北京市检四分院支付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费用61.5194万元;(三)刘某在一家全国公开发行的媒体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赔礼道歉的内容及媒体、版面、字体需经法院审核,刘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提交,并于审核通过之日起三十日内刊登,如未履行上述义务,则由人民法院选择媒体刊登判决主要内容,所需费用由刘某负担。该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刘某是否应当承担污染当地环境的全部民事责任。对于刘某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因其违法行为已经于2018年7月终止,也就是说涉案法律事实均发生于《民法典》施行之前,本案应适用行为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故刘某应当承担污染环境的侵权责任自无疑义。诉讼中刘某提出,其从胡某处承租房屋(实际为院落)进行电镀经营,而在其之前案外人李某亦曾经在该处开展电镀经营达3年多,因此目前当地的环境污染后果并非其独自造成,不应承担全部民事责任。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刘某提交了其分别与胡某、李某的对话录音,还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就此法院认为,李某是否有污染环境的行为尚存疑问,有待于进一步审查,但假设刘某以及相关证人所述属实,刘某明知李某存在侵害生态环境的非法电镀经营行为并继续在原地从事相同的行为,应视为其对李某的侵权行为构成共同侵权。《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另一方面,即便按照刘某的理解其与李某之间应当各自承担侵权责任,鉴于如刘某在答辩期间所述现有技术条件无法准确区分污染环境行为的具体起止时间,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十条“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在不能确定目前的污染后果哪部分由刘某造成、哪部分由其他人造成的情况下,应当由所有侵权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综合上述分析,法院对刘某主张其不应当承担本案全部民事赔偿责任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关于北京市检四分院提交的证据是否足以证明其诉讼请求。诉讼中刘某抗辩主张环规院鉴定中心出具的《评估报告》存在严重瑕疵,对该部分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信。经查,环规院鉴定中心曾用名“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风险与损害鉴定评估研究中心”,名列原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印发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名录(第一批)》之内,具备鉴定资质。至于《评估报告》载明委托单位为市检院而并非市检四分院等情节,系检察机关内部工作机制所致,与《评估报告》是否具备证明效力无关。《评估报告》中包括了土壤污染治理费用以及水污染治理费用,治理污染物主要指向六价铬及镍,均属于刘某非法电镀作坊排污物范围,不存在扩大污染物之情形。至于检察机关为鉴定评估事项分两次合计支付评估费用61.5194万元,均属于为查明本案事实而支出的生态环境损害调查以及鉴定评估费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法院认定该部分费用应由刘某承担。
此外,北京市检四分院在本案中还提出要求刘某在全国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诉讼中刘某表示愿意诚心悔过,未对该部分诉讼请求提出实质性抗辩。法院认为,如前所述,优质的生态环境是人类健康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是每个人都可以享有的公共产品,污染生态环境的行为会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修复生态环境、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据此,法院对市检四分院要求刘某对社会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综上,法院认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通过及时改善与修复的方式保护生态环境。本案中,刘某非法经营电镀作坊并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对当地土壤及地下水造成损害为不争的事实。生态环境受损危及社会公共利益,现北京市检四分院代表公共利益提出诉讼,相应诉讼请求均具有法律依据,法院对北京市检四分院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违法行为人已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受损生态环境未得到修复的,检察机关可以作为公益诉讼起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在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对于被告提出的存在其他共同侵权人应减轻自身责任承担的主张,公益起诉人可以进行相应的调查核实,但不承担责任或减轻责任的举证责任仍由被告即违法行为人来承担,在无法查实是否存在其他共同侵权人,或者无法准确厘清共同侵权人内部责任分担比例的情况下,应当由所有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指定的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经质证并符合证据标准的,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9条、第187条、第1229条(本案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4条、第15条、第6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第6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第20条、第22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第13条、第17条。
一审: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4民初834号民事判决(2022年1月1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某环境研究所诉某开发公司等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11-2-466-027 · (2018)渝04民初523号 ·
民事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社会组织服务功能损失无法鉴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赔偿金额
裁判要旨:社会组织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因无力交纳鉴定费用导致无法通过司法鉴定方式确定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金额的,为切实保护受损生态环境,人民法院可参照相关司法解释关于确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所需考量的因素,对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赔偿金额予以合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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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社会组织/服务功能损失/无法鉴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赔偿金额
基本案情
某环境研究所诉称:石柱县政府于2009年4月批复设立“水磨溪湿地自然保护区”,随后该保护区进入国家保护区名录之中。该保护区位于长江岸边,主要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和以极危物种荷叶铁线蕨为代表的野生动植物资源。2011年6月起,某开发公司、某发展公司作为当地移民生态工业园业主,占用保护区区域兴建基础设施,导致该保护区自然生态环境遭到明显破坏。经恢复整改后,位于保护区的四栋厂房以及附属设施至今未拆除。根据园区管委会与该厂房原产权人签订的拆迁协议,案涉厂房应由园区管委会予以拆除,但并未拆除。三被告的共同侵权行为造成了水磨溪湿地自然保护区的严重破坏,依法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请求:1.判令三被告拆除水磨溪湿地自然保护区内的硬化道路及四栋厂房;2.判令三被告共同赔偿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共计1000万元(最终以评估确定的数额为准);3.判令三被告支付合理的律师费30万元,为诉讼支出的差旅费13686.11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某开发公司、某发展公司辩称:1.本案应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原告的主体资格不适格。2.工业园区设立经过了国家批准,并根据政府的要求进行建设。经要求整改后,被告在2015年5月就彻底停止建设,并按要求编制了整改措施和生态修复方案,目前已基本修复完毕。3.水磨溪湿地在成立保护区之前就有公路,原告诉请拆除的公路对荷叶铁线蕨的影响极其有限。厂房的主要建筑物位于实验区,经重庆市和国家有关部门的许可,予以保留是为了转型保护湿地,生态修复方案对此有明确说明。4.原告诉请的鉴定费是由原告提起诉讼产生,该鉴定费用应由原告负担。原告主张的律师费及差旅费不合理,应由其自行负担。
被告园区管委会辩称:1.建设工业园区、收购厂房属于行政行为,本案应系行政公益诉讼,原告的主体不适格。2.检察机关已认定水磨溪湿地的生态修复工作达到了良好的效果,并予以结案,法院不应进行重复处理。3.即使本案属于民事公益诉讼,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体资格符合法律相关规定。原告诉请指向的对象系建设工业园区的行政管理行为,三被告均非该行为的实施主体,不是本案适格被告。4.三被告并非原告诉请拆除厂房及道路的权利人,未构成侵权,园区管委会不应当承担服务功能损失的赔偿责任。5.案涉生态修复方案专业科学,四栋厂房和道路符合公益教育和民生需要,应当予以保留。6.没有法律规定法院可以合理确定服务功能损失,原告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请求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或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第三人石柱县林业局述称:同意三被告的答辩意见。此外,其已经承担了相应的行政责任,不应再承担民事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4月7日,石柱县政府批复同意建立水磨溪湿地自然保护区。国家生态环境部网站于2012年8月24日发布的《重庆市自然保护区名录(截止2011年底)》显示,水磨溪湿地为内陆湿地县级自然保护区。
2009年9月,经相关政府部门批复,确定石柱三峡库区移民生态工业园规划面积以及四至范围。2011年5月,石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同意移民生态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立项的批复》,明确项目业主为某开发公司。2011年6月,工业园建设工作启动,基本在保护区内进行。2013年3月,某开发公司整体合并至某发展公司,其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由某发展公司接管,但某开发公司至今未注销。2014年5月,工业园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
2016年11月中央环保督查和“绿盾2017”专项行动要求整改环境问题,重庆市环保局亦要求加大整改力度,2018年5月起,石柱县政府启动水磨溪湿地自然保护区环境问题整改,并委托有关专门机构制定了《重庆石柱水磨溪湿地县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修复方案》,其中关于保护区违规项目情况载明“序号11的项目名称为重庆某科技有限公司,所属功能区为实验、缓冲(部分围墙)……整改措施为缓冲区围墙拆除,保留主体建筑,改做保护区宣教设施。”另有序号21-25的项目名称涉及保护区内的公路,问题分类除序号22为开发问题外,其余为民生问题,整改措施均为保留。经重庆市人民政府同意后,石柱县政府按照方案进行了整改。在整改过程中,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向石柱县政府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推动生态修复方案的落实并加强修复后的监管工作。随后,该院作出《结案决定书》,载明该县政府全面推动保护区生态修复工作,已经依法履行湿地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定职责,决定结案。
诉讼过程中,原告提交了社会组织登记证书、章程、起诉前连续五年的年度工作报告书或年检报告书,以及无违法记录的声明。原告向法院申请对建设工业园区给保护区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失和保护区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的数额进行司法鉴定。后因原告未按要求交纳鉴定费97.1万元,鉴定机构终止司法鉴定工作。审理中,法院委托有关鉴定机构对案涉道路、厂房在自然保护区所处的具体位置进行鉴定。鉴定机构作出的测绘报告显示,原告诉请拆除的道路部分位于该保护区的核心区、缓冲区内,另一部分位于实验区内;原告诉请拆除的厂房全部位于该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因此产生鉴定费用2.5万元。原告因本案诉讼产生律师代理费共计30万元,为诉讼支出差旅费13686.11元。
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26日作出(2018)渝04民初523号民事判决:(一)某开发公司、某发展公司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300万元,此款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至法院指定的对重庆石柱水磨溪湿地县级自然保护区具有管理职能的单位账户,用于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二)某开发公司、某发展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某环境研究所支付合理律师费9万元、为诉讼支出的差旅费13686.11元;(三)驳回某环境研究所的其他诉讼请求。判决后,各方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1.本案系环保组织提起的请求被告承担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根据法律规定,原告某环境研究所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2.石柱县委、县政府委托有关专门机构制定的生态修复方案已明确保护区内公路因涉及民生等问题予以保留。该意见系专业机构综合各方面情况作出的专业判断,并通过了专家评审会的专业评审,重庆市人民政府亦同意该修复方案,基于此,法院对保留公路的专业意见予以认可。况且,案涉公路在该保护区成立前已基本形成,亦非三被告修建而成,三被告无权对案涉公路进行处置、拆除。3.根据法律规定,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可以进行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等活动。原告诉请拆除的四栋厂房全部位于保护区实验区内,案涉生态修复方案对其整改措施为保留主体建筑,改做保护区宣教设施,该四栋厂房现已改做生态文明科普宣教中心,已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禁止范畴。4.因原告未按要求交纳鉴定费导致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数额无法通过司法鉴定确定,但是,侵权人在案涉自然保护区内修建工业园区,给该保护区生态环境造成损害客观存在,服务功能损失亦客观存在,原告请求相关侵权人予以赔偿应予支持。关于侵权人的认定,某开发公司作为案涉工业园区的项目业主,其建设的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基本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损害了保护区的生态环境,系直接侵权人。某开发公司整体合并至某发展公司后,其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由某发展公司接管,之后工业园基础设施直至2014年5月才基本完成,某发展公司亦系直接侵权人,也是某开发公司所有债权债务的承继者,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某开发公司至今未注销,不能免除其承担侵权责任。园区管委会未实施损害保护区生态环境的行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鉴于服务功能损失客观存在,法院参照司法解释关于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所需考量的因素,对本案服务功能损失予以合理确定,酌定被告某开发公司、某发展公司应赔偿的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为300万元,用于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5.本案委托鉴定机构所作测绘报告产生鉴定费2.5万元,由被告某发展公司、某开发公司向鉴定机构支付。原告请求被告向其支付合理的律师费用30万元及为诉讼支出的差旅费13686.11元,法院以原告请求为基础,以被告某开发公司、某发展公司应赔偿的服务功能损失所占原告诉请赔偿损失的比例进行合理确定。原告为诉讼支出的差旅费与本案审理过程密切相关,系为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被告某开发公司、某发展公司应予支付。
裁判要旨
社会组织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因无力交纳鉴定费用导致无法通过司法鉴定方式确定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金额的,为切实保护受损生态环境,人民法院可参照相关司法解释关于确定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所需考量的因素,对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赔偿金额予以合理确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18条第4款、第29条、第32条第1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第22条、第23条、第24条第1款
一审: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18)渝04民初523号民事判决(2020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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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诉某环保公司、某检测公司、徐某某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11-2-466-028 · (2020)粤01民初1998号 ·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环境检测机构篡改检测数据虚假检测报告连带责任
裁判要旨:环境检测机构在侵权行为人的要求下篡改检测数据并出具虚假检测报告,对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负有责任的,应当与侵权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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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环境检测机构/篡改检测数据/虚假检测报告/连带责任
基本案情
2016年1月至2018年3月期间,某环保公司接收50家污水处理厂产生的生活污泥共计483411吨,对污泥进行压滤脱水后,由徐某某联系人员全部非法倾倒,除6972吨倾倒于广州、东莞等地(另案处理)外,绝大部分倾倒地不明。某检测公司按某环保公司要求篡改污泥检测数据并出具符合有机肥标准检测报告。经鉴定,上述污泥为含有重金属的污染物、环境有害物质,存在环境污染和人体健康风险。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1.判令某环保公司、某检测公司、徐某某承担所倾倒污泥进行无害化处理的费用62155223元;2.判令某环保公司、某检测公司、徐某某承担所倾倒污泥的清运费用3893951.90元;3.判令某环保公司、某检测公司、徐某某在省级以上电视台或全国发行的报纸公开赔礼道歉。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15日作出(2020)粤01民初1998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某环保公司、某检测公司、徐某某共同赔偿污泥无害化处理费用62155223元;(二)被告某环保公司、某检测公司、徐某某共同赔偿污泥清运费用3893951.90元;(三)被告某环保公司、某检测公司、徐某某自判决生效起十日内共同在省级以上电视台或者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发表经本院认可的赔礼道歉声明。环保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9日作出(2021)粤民终412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对于某环保公司接收案涉污泥的数量、未完成全流程处理的污泥重量及污泥后续治理费用等涉及环境损害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广东诚某信司法会计鉴定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司法鉴定意见补充书,有关单位及专家形成的《关于广州某环保公司污泥处置评估论证专家咨询意见》,以及广州市某水有限公司提供的污泥处置、运输单位明细及中标通知书等证据资料,均可作为解决的依据,法院予以采纳。因某环保公司、徐某某倾倒的案涉污泥存在去向不明的情形,故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未主张某环保公司、某检测公司、徐某某修复受污染的场地或者承担受污染场地的修复费用,而是主张某环保公司、某检测公司、徐某某共同承担案涉污泥无害化处理费用及清运费用,并无不当,法院予以准许。根据上述专家意见、广州市某水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及最短运输距离,污泥无害化处理费用为62155223元及清运费用为3893951.9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述费用应当用于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
裁判要旨
环境检测机构在侵权行为人的要求下篡改检测数据并出具虚假检测报告,对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负有责任的,应当与侵权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9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6条(本案适用的是2015年6月3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第23条、第24条
一审: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01民初1998号民事判决(2021年9月15日)
二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粤民终4125号民事判决(2022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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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诉易县某石料加工有限公司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11-2-466-029 · (2021)冀06民初132号 ·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人文遗迹环境保护范围
裁判要旨:长城是极为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系人文遗迹,属被法律规定的“环境”范畴。行为人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长城紫荆关段违法建设经营,破坏长城历史与环境风貌,依法应承担生态环境侵权责任。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并支持其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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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生态环境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人文遗迹/环境保护范围
基本案情
“明长城-紫荆关段”于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易县某石料加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料公司)于 2014 年开始建设,工厂建筑及道路位于紫荆关长城文物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内,经行政主管机关两次下发停止占用林地违法行为通知书和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仍未停建,后在2016年、2017年又进行扩建,生产经营至本案发生。经鉴定,石料公司石料加工厂建筑及道路违法占用林地、长城文物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开采原料、破碎、筛分,造成遗迹周围大片林地裸露空化,对古长城遗迹以及周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造成的林地生态损失为528397.81元;经制定分区修复方案,修复总费用717876.13元,所需时间2年。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石料公司立即停止侵害并限期拆除其石料加工厂,修复生态环境或者赔偿上述修复费用,赔偿上述林地生态功能损失并支付等额破坏生态惩罚性赔偿金,负担本案鉴定费,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9日作出(2021)冀06民初132号民事判决:石料公司立即停止对“明长城-紫荆关段”紫荆关保护范围内文物历史风貌、环境风貌及生态环境的侵害,拆除其位于长城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内的石料加工厂;按照鉴定意见确定的修复方案及修复期限,将其破坏的生态环境修复至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和功能,如不能按期完成修复工作,则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717876.13元;赔偿林地生态环境功能损失费用528397.81元,并支付破坏生态惩罚性赔偿金528397.81元;在国家级媒体向社会公众道歉;负担鉴定费40000元。石料公司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长城-紫荆关段”是不可移动文物,属于人文遗迹,符合该法规定的“环境”范畴。检察机关依法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公益诉讼起诉人提交的书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鉴定意见等证据,足以证实被告公司非法占用“明长城-紫荆关段”文物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修建石料加工厂和道路,开采原料、破碎、筛分,造成遗迹周围大片林地裸露空化,对古长城遗迹以及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了损害,也是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感情的侵害,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石料公司的行为初始于民法典施行之前,危害后果一直延续,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依法应承担惩罚性赔偿。
裁判要旨
长城是极为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系人文遗迹,属被法律规定的“环境”范畴。行为人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长城紫荆关段违法建设经营,破坏长城历史与环境风貌,依法应承担生态环境侵权责任。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符合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并支持其诉讼请求。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条、第179条、第1229条、第1232条、第1234条、第123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1款、第18条、第19条、第20条、第21条、第22条
一审: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冀06民初132号民事判决(2021年9月2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某环保协会诉王某某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11-2-466-030 · (2014)连环公民初字第00002号 ·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修复赔偿能力劳务代偿
裁判要旨: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行为人未经许可将工业废酸违法排放到河流中,造成环境污染,应当承担修复受污染环境的责任。当行为人经济赔偿能力不足时,可以参照当时全国职工日工资标准,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损害,谁赔偿”的环境立法宗旨,确定行为人应当提供的环境保护的劳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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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修复/赔偿能力/劳务代偿
基本案情
原告某环保协会诉称:2012年下半年以来,被告王某某在某石英石加工厂内,在酸洗池中使用盐酸清洗石英石,将酸洗过程中产生的含酸废水通过渗坑排放至龙北干渠,导致龙北干渠及与其相连的芦沟河受到污染。王某某先后排放含酸废水100余吨,造成河流污染,破坏环境,应赔偿整治河流的费用。请求依法判令王某某赔偿因排放含酸废水而造成的环境损失109000元,承担某环保协会因本案诉讼而发生的合理费用3500元。
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认为:被告王某某因私自设置管道渗坑排放含酸废水,导致河流污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支持连云港市赣榆区环境保护协会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及时追回相关赔偿费用,治理受污染的河流。
被告王某某辩称:关于环境污染一事属实,愿意对环境损害的损失进行赔偿,积极配合法院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给受害方赔偿。如果钱实在赔不够,愿意做一些公益事业来弥补所造成的损害。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以来,被告王某某在经营石英石加工厂期间,未依法在环境保护部门办理《排污许可证》,购买工业废盐酸清洗石英石,将酸洗过程中产生的100余吨含酸废水通过渗坑排放至龙北干渠,导致龙北干渠及与其相连的芦沟河受到严重污染,损害了公共利益。后经当地环境保护部门处理,该石英厂已停止经营。2013年6月26日至7月10日,原赣榆县环境监测站对王某某污染水域污水、地表水进行多次环境监测,王某某排水出口及龙北干渠等处的污水及受污染的河水中PH值和氟化物严重超标,其中PH值最高超标4.38倍,氟化物最高超标45.8倍。王某某排污水体龙北干渠属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部分,应符合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根据原国家环境保护部《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确定的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Ⅲ类地表水污染修复费用的确定原则为虚拟治理成本的4.5-6倍。
一审庭审过程中,鉴定人出庭就出具的鉴定评估报告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证。鉴定人认为,针对被告王某某排放含酸废水情况,处理含酸废水主要采用碱中和法,考虑不产生二次污染,根据纯碱和盐酸中和反应化学方程式理论上处理1吨含酸量5%的废水需要0.145吨纯碱,处理100吨含酸废水需要纯碱14.5吨,其污染治理成本约为21800元。《江苏省通榆河水污染防治条例》规定通榆河及主要供水河道水质应符合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龙北干渠为通榆河北延送水工程部分,其环境功能区类型为Ⅲ类。根据原国家环境保护部《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环发〔2011〕60号)中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Ⅲ类河流水质污染修复费用应为虚拟治理成本的4.5-6倍,取其5倍为计算依据,污染修复费用为109000元。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邀请专家证人出庭,对被告王某某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报告的科学性进行评价。出庭专家证人认为,评估报告的金额较符合本案客观实际,但本案中涉及酸废水的污染指标有两项,一是PH值,二是氟化物的超标,该评估报告采取纯碱中和法只能解决PH值超标问题,不能解决氟化物污染。建议采取氢氧化钙进行处理,这样处理成本亦会降低。考虑盐酸回调及污水处理的运输费用,综合计算100吨酸性废水的总处理费用约为14616.7元,根据原国家环境保护部《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按照虚拟治理成本法的倍数计算100吨含酸废水污染修复费用约75000元。出庭鉴定人与专家证人当庭就环境污染修复费用等进行专家论证,双方一致认可对地表水污染参照虚拟治理成本的4.5-6倍计算修复费用。关于虚拟治理成本,鉴定人认为所作的评估报告采取纯碱处理是因为考虑到石灰水对河流温差的影响,出具评估报告时未考虑到氟化物的情况,认可采用出庭专家证人关于虚拟成本的计算结果。经评估,100吨浓度10%酸性废水虚拟治理成本约为14616.7元。某环保协会为提起公益诉讼,实际支出律师费用3500元。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9日作出(2014)连环公民初字第00002号民事判决:(一)王某某赔偿其对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51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付到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的财政专户,用于对生态环境恢复和治理。(二)王某某于判决生效后二年内提供总计960小时的环境公益劳动(每月至少6次,每次不低于6小时),以弥补其环境损害赔偿金的不足部分,该项劳务执行由连云港市赣榆区环境保护局负责监督和管理。(三)王某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某环保协会为提起公益诉讼支出的费用3500元。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禁止向水体排放油类、酸液、碱液或者剧毒废液。第三十五条规定,禁止利用渗井、渗坑、裂隙和溶洞排放、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被告王某某未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准取得《排放污染物许可证》,违法采取酸洗方式清洗石英石,将酸洗后的含酸废水未进行无害化处理即通过渗坑排放,造成水污染并影响了水域周边土壤等生态环境,其应对其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对原告某环保协会提起公益诉讼、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要求被告王某某赔偿公共利益损害的主张,法院予以支持。根据出庭专家的评估意见,100吨含酸废水治理成本约14616.7元,因其未经处理即行排放导致治理成本扩大,无法具体测算对环境和生态的损害程度,依据原国家环境保护部《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中环境污染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采取虚拟成本治理法符合本案实际。结合王某某排放废酸数量及环境监测评估意见等,王某某造成的环境损害,法院酌情认定为75000元。王某某主张其经济非常困难,自愿在经济赔偿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提供有益于环境保护的劳务活动抵补其对环境造成的损害,符合“谁污染,谁治理,谁损害,谁赔偿”的环境立法宗旨,较单纯赔偿更有利于环境的修复与治理,法院予以采纳。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连云港市赣榆区环境保护局发函同意对王某某提供的劳务进行监管。参照目前全国职工日工资标准,王某某提供环境保护劳务的工作量应相当于其环境污染赔偿不足的金额。某环保协会作为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组织,其为提起公益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应由被告王某某承担。
裁判要旨
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行为人未经许可将工业废酸违法排放到河流中,造成环境污染,应当承担修复受污染环境的责任。当行为人经济赔偿能力不足时,可以参照当时全国职工日工资标准,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损害,谁赔偿”的环境立法宗旨,确定行为人应当提供的环境保护的劳务量。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58条、第64条(本案适用的是1989年12月26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96条(本案适用的是2008年2月28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8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7条、1229条、1234条、1235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15条、第65条)
一审法院: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连环公民初字第00002号民事判决(2014年9月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某环境公益协会诉储某某、某物资再生利用公司等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11-2-466-031 · (2014)常环公民初字第2号 ·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技术事实技术专家专业机构人民陪审员生态环境修复第三方治理
裁判要旨:环境侵权案件中有关污染物认定、损失评估、因果关系认定、环境生态修复方案等问题,需要从专业技术的角度作出评判。法院可根据审理需要邀请环境保护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依法委托专业机构鉴定评估,提出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土壤修复方案还可根据具体情形向社会公布,听取公众意见,以保障公众对环境修复工作的有效参与;引入第三方治理模式,通过市场化运作,将环境修复交由专业组织实施,使判决得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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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技术事实/技术专家/专业机构/人民陪审员/生态环境修复/第三方治理
基本案情
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12月11日,储某某经某物资再生利用公司同意,使用该公司场地及设备,从事“含油滤渣”的处置经营活动。其间,某化工公司明知储某某不具备处置危险废物的资质,允许其使用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并以该公司名义从某石油制品公司、某精炼石化公司等处违规购置油泥、滤渣,提炼废润滑油进行销售牟利,造成某物资再生利用公司场地及周边地区土壤受到严重污染。2014年7月18日,某环境公益协会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储某某、某物资再生利用公司、某化工公司、某石油制品公司、某精炼石化公司共同承担土壤污染损害的赔偿责任。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12日作出(2014)常环公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一)储某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九十日内向江苏省常州市生态环境法律保护公益金专用账户支付环境修复赔偿金2830700元。向江苏常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某公司)支付评估费用359700元。(二)某物资再生利用公司、某化工公司、某石油制品公司、某精炼石化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判决储某某应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送达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生效后,一审法院组织检察机关、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鉴定机构以及案件当事人共同商定第三方托管方案,由第三方具体实施污染造成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修复。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常某公司作出的《常州市某物资再生利用公司场地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技术报告》可作为证据使用,其结论应予采信的问题。本案当事人就鉴定机构的确定未达成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6条之规定,由法院指定鉴定机构。常某公司已在江苏省法院网的鉴定评估平台备案,具备鉴定资质,法院指定由其担任鉴定机构,符合程序要求。后常某公司组织专业人员,按照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所规定的工作程序进行评估,其结论具有科学性,故其报告应作为本案的证据加以采信。
裁判要旨
环境侵权案件中有关污染物认定、损失评估、因果关系认定、环境生态修复方案等问题,需要从专业技术的角度作出评判。法院可根据审理需要邀请环境保护专家担任人民陪审员,依法委托专业机构鉴定评估,提出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土壤修复方案还可根据具体情形向社会公布,听取公众意见,以保障公众对环境修复工作的有效参与;引入第三方治理模式,通过市场化运作,将环境修复交由专业组织实施,使判决得以执行。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8、1229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条、第65条)
一审: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常环公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2014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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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诉某新能源公司合同纠纷案
2023-11-2-483-008 · (2018)鲁0102民初8787号 ·
民事合同纠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违反约定继续履行
裁判要旨: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规定,省级、市地级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部门、机构可与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等赔偿义务人经磋商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由赔偿义务人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赔偿义务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赔偿协议进行司法确认,从而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效力。如未申请司法确认,赔偿义务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赔偿权利人省级、市地级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部门、机构可以提起违约之诉予以解决,无需另行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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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合同纠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违反约定/继续履行
基本案情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诉称,2016年3月,某新能源公司非法倾倒危险废物,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针对该事件出具《“3.31”污染环境案环境损害检验报告》(以下简称《检验报告》),某新能源公司非法倾倒危险废物,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对该事件负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为该事件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人。山东省人民政府指定山东省生态环境厅为具体工作部门,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索赔的磋商工作。2017年7月,山东省生态环境厅与某新能源公司签订《某新能源公司非法倾倒危险废物事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合同书》(以下简称《赔偿合同书》),约定某新能源公司赔偿2290256.08元。并约定,上述赔偿款分三期支付。2017年8月,某新能源公司支付赔偿款70万元后,剩余两期赔偿款均未按约支付。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诉至法院,要求某新能源公司继续履行《赔偿合同书》,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和其他费用。
某新能源公司未作答辩。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31日,被告某新能源公司非法倾倒危险废物,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2017年7月24日,山东省生态环境厅与某新能源公司签订《赔偿合同书》,合同约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指定工作部门为山东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人为某新能源公司,某新能源公司将赔偿款共计2290256.08元分期支付至赔偿权利人指定工作部门指定的账户。具体支付方式分三期,首期支付70万元,自合同签订后二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第二期支付70万元,于2017年10月31日前一次性支付;第三期支付890256.08元,于2017年12月20日前一次性支付。生态环境损害修复的实际费用高于合同约定费用的,差额部分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人另行支付。因本事件造成的其他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后评估费用、后评估后处理费用、后续检测费用,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人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人违反本合同约定,不能按期支付费用的,每逾期一日,按照逾期金额的日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2017年8月21日,某新能源公司支付赔偿款70万元,剩余两期赔偿款均未按约支付。 2017年12月,山东省环境规划研究院委托山东蓝城分析测试有限公司对某新能源公司非法倾倒危险废物案件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后进行评估检测,并形成检验检测报告,支付技术服务费10万元。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1日作出(2018)鲁0102民初8787号民事判决,1.某新能源公司偿还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赔偿款本金1590256.08元(截至2018年10月16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2.某新能源公司偿还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违约金(分别为以7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13日起至2017年8月21日止;以7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890256.08元为基数,自2017年12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均按年利率24%计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3.某新能源公司偿还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后评估费用10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4.驳回山东省生态环境厅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山东省生态环境厅与某新能源公司签订的《赔偿合同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某新能源公司应当按约支付赔偿款。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要求某新能源公司支付赔偿款并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证据确实充分,予以支持。根据《赔偿合同书》约定,赔偿义务人应当支付后评估费用,故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要求某新能源公司支付后评估费用10万元,理由正当,证据确实充分,予以支持。关于山东省生态环境厅主张某新能源公司承担其他费用98385元,因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其主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规定,省级、市地级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部门、机构可与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等赔偿义务人经磋商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由赔偿义务人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赔偿义务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对赔偿协议进行司法确认,从而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效力。如未申请司法确认,赔偿义务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赔偿权利人省级、市地级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部门、机构可以提起违约之诉予以解决,无需另行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之诉。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65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9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85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
一审: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8)鲁0102民初8787号民事判决书(2019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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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宿迁市人民检察院诉宿迁市某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未成年人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2023-14-2-468-001 ·
民事未成年人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电竞酒店认定标准
裁判要旨:关于“电竞酒店”是否属于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认定问题,应当综合考虑配备设施、消费模式、招揽手段、收费模式等实际经营状况对场所性质进行认定。电竞酒店,是一种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型业态,是依托于提供电竞游戏服务的新型酒店,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与网吧等同配置的电竞游戏设备,也提供住宿服务。对于电竞酒店的性质是属于住宿场所还是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实践中争论也较多。电竞酒店属性不明,导致监管主体缺失,部分不良经营者利用监管漏洞向未成年人提供上网服务,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结合案涉电竞酒店的实际经营状况,如配备设施、消费模式、招揽手段和收费模式等实际经营状况,认定其实质上是以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作为主营业务和主要招揽手段,应属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不得接纳未成年人入住。本案判决厘清了新业态下的电竞酒店与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之间的关系,既充分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保护原则,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成长环境,也推动了电竞酒店这一新产业、新业态在法治轨道上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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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未成年人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电竞酒店/认定标准
基本案情
宿迁市某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酒店)于2020年9月7日经宿迁市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注册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经营范围为:住宿服务、餐饮服务和日用百货销售。
2021年3月27日,某某酒店开始从事“某某电竞主题酒店”经营,接纳未成年人入住。某某酒店共有20个房间,全部设置为电竞房间。每个房间均配备2-5台电脑,电竞设备无缝衔接互联网。电脑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主要为电竞游戏服务),电脑的软硬件配置、功能与网吧基本相同。根据房间电脑等设施配备不同,分别收取数十元至数百元不等的费用。截至2021年6月24日,该酒店住宿系统显示未成年人入住记录387人次。
2021年4月23日,某某酒店因接纳王某某、邓某某住宿不登记,被宿迁市公安局宿城分局作出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2021年5月20日,某某酒店因接纳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苏某某住宿,被宿迁市公安局宿城分局作出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
2022年3月4日,宿迁市公安局宿城分局富康路派出所、宿迁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对某某酒店进行检查,发现该酒店存在接纳未成年人住宿情况。
宿迁市人民检察院认为,某某酒店的行为侵害不特定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遂提起本案公益诉讼。请求判令:1.某某酒店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2.某某酒店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22日作出民事判决:一、宿迁市某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向未成年人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二、宿迁市某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国家级公开媒体向社会公众书面赔礼道歉。案件受理费80元,由被告宿迁市某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本案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某某酒店经营的“某某电竞主题酒店”是否属于向消费者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的营业场所;(二)某某酒店向未成年人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的行为是否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构成侵犯,该行为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是否应当承担停止侵权、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
一、某某酒店经营的“电竞主题酒店”是否属于向消费者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的营业场所。
判断是否属于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不能仅以它的外在形式和场所的名称作为标准,而应以是否符合实质要素作为判断标准。法院认为,根据国务院于2002年制定颁布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及2020年12月4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互联网上网服务行业规范发展的通知》(文旅市场发〔2020〕86号)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实质要素有以下三点:服务对象的不特定性、场所本身的营利性和以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为主营业务或主要招揽顾客的手段。具体到本案,某某酒店的营利性和服务对象的不特定性没有争议,主要判断其性质上是属于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还是住宿、餐饮服务。某某酒店的名称虽然是酒店,但其与普通的提供住宿和餐饮服务为目的的酒店存在明显的不同。首先,从配备的设施看,普通的酒店提供的是以餐饮和住宿为主要服务内容,其房间内的设施也具有相应适配性。某某酒店共20个客房,全部为电竞房间。每个房间均配备电脑,电脑的软硬件配置和功能与网吧基本相同,可以供消费者玩电竞游戏以及互联网上网;同时,房间内提供多台电脑,不仅可以供单人上网,还可供多人同时上网玩游戏,更符合网吧的特征。其次,从消费模式及招揽手段看,普通酒店主要依靠酒店住宿环境和住宿设施、餐饮服务等条件吸引消费者入住。而某某酒店虽然提供住宿服务,但其主要以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为消费点。从某某酒店的实际消费群体及其消费目的来看,通过调查表明,入住酒店未成年人消费者主要目的是上网玩电竞游戏,而不是住宿。最后,从收费模式看,普通酒店主要根据房间本身设施标准收取相应的住宿费用。而某某酒店系根据房间内电脑数量和软、硬件配置高低设置收费标准。因此,某某酒店兼具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和住宿餐饮服务的功能,实质上以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作为主营业务和主要招揽手段,故其性质属于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二、某某酒店向未成年人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的行为是否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构成侵犯,该行为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是否应当承担停止侵权、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的经营者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场所消费,并有义务核实消费者是否为未成年人。某某酒店没有履行相应的身份核实义务,为未成年人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违反了法律规定。互联网基于其特点,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尤其是对于未成年人。而长期久坐、通宵上网必然会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某某酒店为未成年人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的行为侵害了未成年人健康权、发展权和受教育权等合法权益。某某酒店作为经营场所,向社会公众开放,其在经营过程中,面向的是不特定的消费者,包括大量的不特定的未成年人都可能成为其潜在的客户和消费者,其经营行为还涉及不特定的群体和众多的家庭,众多未成年人、群体和家庭的合法权益存在被侵害的风险,其侵害的权益具有社会公共利益的性质。某某酒店应承担停止侵害并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
裁判要旨
关于“电竞酒店”是否属于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认定问题,应当综合考虑配备设施、消费模式、招揽手段、收费模式等实际经营状况对场所性质进行认定。电竞酒店,是一种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型业态,是依托于提供电竞游戏服务的新型酒店,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与网吧等同配置的电竞游戏设备,也提供住宿服务。对于电竞酒店的性质是属于住宿场所还是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实践中争论也较多。电竞酒店属性不明,导致监管主体缺失,部分不良经营者利用监管漏洞向未成年人提供上网服务,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本案结合案涉电竞酒店的实际经营状况,如配备设施、消费模式、招揽手段和收费模式等实际经营状况,认定其实质上是以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作为主营业务和主要招揽手段,应属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不得接纳未成年人入住。本案判决厘清了新业态下的电竞酒店与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之间的关系,既充分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保护原则,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成长环境,也推动了电竞酒店这一新产业、新业态在法治轨道上规范发展。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95条、第100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第106条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2条
人民法院案例库合规与综合
钟某某诉史某、徐某某排除妨害纠纷案
2023-16-2-039-001 ·
民事排除妨害相邻关系不动产不可量物噪声污染容忍度利益衡量
裁判要旨:1.查明是否存在相邻妨害。本案噪声污染,虽然没有相适用的国家标准,但没有标准不等于不构成相邻侵害。判断时应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利益衡量。(1)为维持相邻共同体关系的存续,受到侵害的当事人负有一定程度的容忍义务;(2)相邻一方因另一方的行为受到损害,而经利益衡量又不能禁止侵害方的行为时,受害方有权享有赔偿请求权;(3)相邻一方对另一方造成本质侵害,且不能通过赔偿对侵害予以补偿时,受害方可以要求侵害方排除妨害,禁止某种行为,恢复原状。上述三层表述,是随着侵害程度层层递增的判断标准。对最终采取何种处理方式有一定的参考依据。 2.存在妨害后的处理原则。《物权法》第八十四条规定了相邻纠纷的四个处理原则,即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该条款文字表述清晰,但在具体适用时无法避免法官的主观性判断。运用时,要将四个原则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相互兼顾,不可偏废。本案虽认定了被告空调外机使用时发出的噪声,对原告构成一定的影响,但考虑到噪声产生的分贝、空调安装的位置,被告之后已采取减震减噪措施、周围邻居相同情况的容忍度及房屋的历史状况等,本案最终判决以被告赔偿原告损失来替代最严厉的拆除空调的排除妨害方式。同时告知被告,一旦出现设备老化等情况,应及时更新设备。本案最大限度地维持了被告希望以理想方式利用物权,同时原告又希望平静享有原生活环境的两种利益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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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排除妨害/相邻关系/不动产/不可量物/噪声污染/容忍度/利益衡量
基本案情
原告钟某某诉称:原告居住的房屋与两被告所居住的房屋相邻。2010年1月,被告在其房屋外两层楼高度安装一重达450公斤的风冷式(热泵)冷水机,安装位置紧靠原告房屋。冷水机运行时产生的噪音和振动,使原告既无法在庭院中休息或园艺,也无法在室内休息和安睡。原告多次与被告交涉,但被告始终不同意进行任何整改。原告自费安装双层玻璃窗和隔音墙,但强烈噪音依然使原告及家人无法忍受,原告委托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噪音明显超过国家标准。被告不当安装冷水机组的行为对原告及家人的生活起居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利。故诉请法院判令:(1)被告拆除安装于别墅外的冷水机组;(2)被告赔偿原告购买、安装双层玻璃的费用合计29700元;(3)被告赔偿原告安装隔音墙的费用12500元;(4)被告赔偿原告噪音检测费用2000元;(5)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5万元。
被告史某、徐某某辩称:本案不存在噪音污染,不构成相邻妨碍。原告单方委托的检测,被告不认可,该检测报告不具有证明效力。被告安装系争空调的小区属于长宁区,长宁区最高的地区标准为二类,不能按照一类或零类标准为依据。本案安装系争空调的房屋是历史优秀建筑。房屋与房屋间间距非常小,被告能安装中央空调外机的位置非常有限,安装前已向有关部门报批。被告安装前已充分考虑,选择了较合适的位置。本案在再审审查期间,由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对本案系争噪声做了检测,检测结果证明冷水机组产生的噪音已经低于国家有关空调噪声的标准。被告安装的冷水机组,没有对原告构成妨碍。为进一步减少对原告的影响,2013年被告在原空调外机上又增设了隔音材料,降低了空调运转时的声响。原告作为相邻一方,应根据客观情况,有一定的容忍义务。另原告安装的双层玻璃、隔音墙,不能证明系为减少噪音而采取的措施,原告的精神损失赔偿也没有相应法律依据。综上,被告安装空调外机,已尽到了相邻方的注意义务,空调产生的噪声,并未达到妨害原告生活的标准,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系本市长宁区泰安路某弄12号房屋的共有产权人之一,两被告系同弄16号房屋的产权人,双方系邻居关系。原、被告的房屋类型均为花园住宅,16号房屋1994年被列为市级建筑保护单位,属优秀历史建筑。16号房屋的北墙与12号房屋庭院的南围墙毗邻,原告庭院南面围墙内侧至原告房屋南墙垂直距离约为6.6米。原、被告房屋的东侧为小区的通道。
2009年6月间,被告史某向市房管局申请对系争房屋进行修缮、装修。市房管局受理后向被告史某出具了告知单。2010年1月,被告在16号房屋北墙东侧靠近小区通道的外墙上安装一风冷(热泵)式冷水机组,该冷水机组系室内中央空调的外机组,空调型号为CGAR1205F,制冷功率为31千瓦,涡轮风口面向小区通道。被告在该外机组外,包裹了防护材料并用木质条板予以装饰。原告的围墙高度为2.35米,被告装饰后的外机组构件,长1.6米、宽1.2米、距离地面2.35米,高于原告围墙2.16米。
原告为减少噪声影响,于2010年11月间自行更换安装了双层玻璃,在花园南围墙上安装了木质栅栏。2013年4月,被告自行在空调外机上安装添置了隔声板等减震减噪材料。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16日作出(2011)长民三(民)初字第807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拆除安装于本市长宁区泰安路某弄16号房屋外的冷水机组,驳回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判决后,原、被告不服判决均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9日作出(2012)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4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后,被告不服原生效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13日作出(2012)沪高民一(民)申字第515号民事裁定,指令案件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6日作出(2013)沪一中民二(民)再终字第31号民事裁定,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11日作出(2014)长民三(民)再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史某、徐某某赔偿原告钟某某钱款3万元,驳回原告钟某某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原告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难以支持。为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在一审法院酌情由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3万元的基础上,再酌情由被上诉人增加补偿上诉人1万元。据此,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5日作出(2015)沪一中民二(民)再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同时被上诉人再补偿上诉人1万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被告安装的空调室外冷水机组,使用时产生的噪声,对原告构成一定的相邻妨碍,但尚未达到需要拆除的程度。
其一,根据《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及《声环境质量标准》对声环境功能区的划分。零类区域是指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一类区是指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为主要功能,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二类区是指居住、商业、工业混杂,需要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2011年修订的《上海市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划》,对噪声标准适用区作了划分。长宁区最高为二类区。原、被告房屋虽属花园独栋住宅,但周边有普通住宅、商业等其他公共设施,区域位置属于需要维护住宅安静的二类区域。原告认为属于零类区域,不符合实际情况和区划标准。
其二,目前经国家批准的噪声排放标准有《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和《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前者针对企业,后者针对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商业性活动和居民区的公用设施。居民间设施所产生的噪音尚无国家标准,上海市亦无相应标准。被告提供的由上海市环保局委托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对泰安路某弄16号空调外机噪声的《测试报告》,测试方法参考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检测结果昼间为46.2dB(A),夜间为44.5dB(A),根据环境噪声限值,二类区域昼间应不高于60dB(A),夜间应不高于50dB(A),被告空调外机使用时产生的噪音,未超过二类区域的噪声限值。原告自行委托测试的检测结果是,夜间庭院中央52.5dB(A)、客厅阳台49.1dB(A)、主卧44.9dB(A)、次卧43.8dB(A),除庭院中央区域外,其余也均未超过二类区域的噪声限值。因被告的检测在原告检测之后,且系在被告已采取减震减噪措施后进行的测量,两次数据的差异值不是很大,存在一定的可信度,故后次检测数据可以作为本案噪声现状的参考。
其三,对于本市空调设备的安装使用,应适用《上海市空调设备安装使用管理规定》(简称:《规定》)。该《规定》第十二条对空调设备排风口中心与相对方房屋固有门窗的最近距离设定了距离要求,即制冷额定电功率10千瓦以上不满30千瓦的为6米,30千瓦以上的,按每增加20千瓦距离相应增加1米计算。确因客观条件所限,应当采取其他保护相对方权益的措施,并征得相对方同意,方可安装。本案被告空调的制冷功率为31千瓦,根据规定相对距离应至少为6.05米。被告安装的空调设备排风口中心与原告房屋门窗最近距离为6.6米左右,基本符合《规定》的距离要求。
其四,被告房屋属于优秀历史建筑,东面为小区通道、南面为自家花园、西面与邻居房屋仅隔1米左右,北面与原告的花园相邻。系争的空调外机无论安装在哪一面墙体上,均会一定程度上有碍观瞻。根据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修缮的技术要求,房屋修缮时增设大型设备,如冷凝机组等,应设置于较为隐蔽位置,并在外观上作适当的美化遮挡处理。现被告选择安装的位置在北墙东侧,该处与原告花园围墙有1.2米的距离。虽然体积较大,但外部已采用防护材料包裹并有木质板条作为装饰,整体上与被告建筑风格相协调。
其五,原告作为相邻方应有一定的容忍义务。虽然被告安装的空调外机确实体积相对较大,使用时有噪声,给原告原有的生活环境带来不便和影响。但综合双方房屋的实际情况,噪声的分贝及被告周边其他居民对该噪声的容忍度,本院认为原告应适应所居住区域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对相邻方本着友谅的态度,对轻微的噪声予以容忍。同时被告作为产生噪声的责任方,也应理解相对方,最大限度地做好减震减噪防护措施,一旦设备老旧,噪声增大,应及时更新和维护。
其六,原告确实在被告安装完空调外机后,在庭院南面紧邻被告空调外机的部分水泥围墙上加装了木质栅栏,其中空调外机北面高出围墙的部分,原告亦用木栅栏遮挡。同时,原告为减少噪声影响,更换和重新安装了双层隔音玻璃。虽然庭院内的木质栅栏对消除噪声并不能起到明显作用,但视觉上会缓解噪声而产生的压力。
综上,被告安装的空调室外冷水机组使用时产生的噪声,虽对原告有一定的相邻妨碍,但被告在原告提起诉讼后已自行采取了减震减噪措施,从实际的影响程度和状况来看,尚未达到必须拆除才可以解决的程度,原告要求被告拆除空调外机的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考虑到原告的空调外机紧贴原告花园围墙,产生的噪声确会降低原告的声环境质量。相邻关系应以互不损害和最低损害为原则。被告虽已自行对空调设备采取了减震减噪措施,但原告诉请中更换、安装、添置的设备是在被告安装完空调后,为减少噪声损害而添加的设施,与被告空调噪声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故被告应给予原告一定的赔偿。综合添置设备的必要性和实际作用,一审法院酌情考虑被告赔偿原告3万元。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购置物的全部钱款及精神损失费的赔偿请求,无相应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钱款3万元;驳回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
裁判要旨
1.查明是否存在相邻妨害。本案噪声污染,虽然没有相适用的国家标准,但没有标准不等于不构成相邻侵害。判断时应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利益衡量。(1)为维持相邻共同体关系的存续,受到侵害的当事人负有一定程度的容忍义务;(2)相邻一方因另一方的行为受到损害,而经利益衡量又不能禁止侵害方的行为时,受害方有权享有赔偿请求权;(3)相邻一方对另一方造成本质侵害,且不能通过赔偿对侵害予以补偿时,受害方可以要求侵害方排除妨害,禁止某种行为,恢复原状。上述三层表述,是随着侵害程度层层递增的判断标准。对最终采取何种处理方式有一定的参考依据。
2.存在妨害后的处理原则。《物权法》第八十四条规定了相邻纠纷的四个处理原则,即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该条款文字表述清晰,但在具体适用时无法避免法官的主观性判断。运用时,要将四个原则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相互兼顾,不可偏废。本案虽认定了被告空调外机使用时发出的噪声,对原告构成一定的影响,但考虑到噪声产生的分贝、空调安装的位置,被告之后已采取减震减噪措施、周围邻居相同情况的容忍度及房屋的历史状况等,本案最终判决以被告赔偿原告损失来替代最严厉的拆除空调的排除妨害方式。同时告知被告,一旦出现设备老化等情况,应及时更新设备。本案最大限度地维持了被告希望以理想方式利用物权,同时原告又希望平静享有原生活环境的两种利益之间的平衡。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8条、第294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84条、第90条)
指令再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沪高民一(民)申字第515号民事裁定(2013年9月13日)
发回重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一中民二(民)再终字第31号民事裁定(2014年6月16日)
一审: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1)长民三(民)初字第807号民事判决(2011年11月16日)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40号民事判决(2012年4月9日)
再审一审:上海长宁区人民法院(2014)长民三(民)再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2015年9月11日)
再审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一中民二(民)再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2016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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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某某师范农场特种养殖场诉嘉兴市某某染化厂、嘉兴市某某化工有限公司等水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
2023-16-2-377-001 · (1996)平民初字第23号 ·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损害赔偿因果关系侵权责任
裁判要旨:在环境污染损害民事纠纷中,由于环境侵权行为要通过“环境”这一载体,再作用于人体和财产,其因果关系不容易直接和立即显现出来。因此,在环境侵权民事诉讼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的原则,即以因果关系推定的方法确定加害人的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有利于确保环境侵权行为法之救济受害人目的的真正实现。如果加害人能够证明其行为与受害人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则可免除其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否则,即推定其加害行为与受害人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基于环境侵权行为的技术性和复杂性,无过错责任原则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环境侵权民事诉讼案件的基本归责原则,即不以加害人主观上的过错和行为的违法性作为加害人承担侵权民事法律责任的主观构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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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环境污染责任/损害赔偿/因果关系/侵权责任
基本案情
嘉兴市某某染化厂(以下简称染化厂)、嘉兴市某某化工有限公司(原嘉兴市某某染料厂,以下简称染料厂)、嘉兴市步云某某化工厂(原嘉兴市某某化工厂,以下简称化工厂)、嘉兴市向某化工厂(以下简称向某化工厂)、嘉兴市某某丝绸印染厂(以下简称印染厂)均是嘉兴市郊区某某乡村办企业,主要生产染料中间体及丝绸、化纤印染,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水严重超过国家标准,并直排或渗漏进入河道污染水域,为此,嘉兴市郊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局曾对其行政处罚。浙江省某某师范农场特种养殖场(以下简称养殖场)系某某师范校办企业,位于五家企业(上述染化厂、染料厂、化工厂、向阳化工厂、印染厂的统称,下同)下游约六公里,在五家企业排放污水污染区域内。养殖场于1991年开办,主要经营美国青蛙的育种及销售,自1994年4月起发现饲养的美国青蛙蝌蚪开始死亡,至9、10月间绝大部分死亡,直接经济损失231408.96元。养殖场就经济损失问题和养殖用水问题与步云乡及郊区政府多次交涉,至今尚无妥善解决。养殖场认为青蛙蝌蚪死亡是由于五家企业的水污染造成,但未提供青蛙蝌蚪死因的鉴定结论,即青蛙蝌蚪确死于水污染及青蛙蝌蚪体内含致死物质化学成分与五家企业排放的污水所含成分相符的直接证据。故养殖场提起诉讼,要求排除污染危害,停止侵害,限期治理,并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要求赔偿经济损失48.3万元。
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期间,养殖场为证明青蛙蝌蚪死亡原因,提供了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96)司鉴所微字第15号《微量物证鉴定书》、中国特种经济动植物协会筹委会陈幼臣出具的水质检测分析、浙大动物科学学院朱某全的证明、浙江省淡水渔业环境监测站《关于平湖钟埭镇联丰村附近水质监测指标的分析报告》等证据。五家企业提供嘉兴市郊区步云乡生产技术推广站出具的1994年步云乡美国青蛙养殖情况明细表、养殖户杜某某和XXX的陈述、嘉兴市水文局的气象资料等证据予以抗辩,以证明在五家企业污染所及并在养殖场上游水域的众多养殖户所养青蛙蝌蚪没有发生大批死亡的情况,造成养殖场养殖区域污染的污染源并不确切,养殖场的青蛙蝌蚪死亡也可能系高温天气或其他原因所致,因无死亡青蛙蝌蚪物体作为鉴定的基础,且鉴定结论超越其职能范围,不具有法律效力。养殖场所举其他证据仅是对青蛙蝌蚪死亡原因的一种推测,无法直接证明死因,五家企业所举证据能够证明养殖损害不具有普遍性及造成养殖场养殖区域污染的污染源不确切。
嘉兴市环境保护局《关于上报步云乡染化废水污染郊区、嘉善、平湖交界水域的调查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所附的关于步云乡染料工业废水污染郊区、嘉善、平湖交界水域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受污水域范围面积约为53平方公里的重污染区内水体常年呈红色、黑色,并将1994年12月19日监测的情况一一注明,最后得出目前重污染区域内的河道水体已丧失了工业用水、养殖用水和村民日常生活用水功能和灌溉功能的结论。在水污染所造成的损失和危害中指出,严重的水污染使受污水域内的渔业和养殖业遭受严重打击,渔业和养殖业急剧萎缩。1994年受损乡镇涉及大云、大通、罗星、钟埭、某某师范特种养殖场,其中以大云和养殖场为重。
还查明,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朱某全出具的证明,证明养殖场在蝌蚪发生死亡后,曾请求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对死亡蝌蚪进行化验,朱某全答复,如果废水中含有大量有毒物质,会使水中溶解氧被大量耗尽,蝌蚪会因缺氧窒息死亡,蝌蚪体内的有毒物质还不一定能测得出来,已无必要再进行化验的事实。一审过程中,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对养殖场蝌蚪的死亡与水质污染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养殖场蝌蚪的死亡与污染企业排放的废水造成水质污染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因果关系。委托审计师事务所对养殖场受水质污染1994年度美国青蛙蝌蚪实际投入损失进行审计,审计结论为净投入损失为232273.96元,同时指出尚有在正常养殖到投入市场销售产生效益损失计算,可按农业部农渔发〔1994〕25号文件《水域污染事故渔业资源损失计算方法》第二条规定的污染事故经济损失额的计算方法处理。
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于1997年7月27日作出(1996)平民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驳回养殖场的诉讼请求。养殖场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检察院向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10月20日作出(1998)嘉民再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驳回抗诉,维持原判。后,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该院于2001年5月31日作出(2000)浙法告申民再抗字第17号民事判决:维持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嘉民再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养殖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本案,于2009年4月2日作出(2006)民二提字第5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浙法告申民再抗字第17号、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嘉民再终字第2号、平湖市人民法院(1996)平民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二、嘉兴市某某染化厂、嘉兴市向某化工厂、嘉兴市步云某某化工厂、嘉兴市金某化工有限公司、嘉兴市某某丝绸印染厂各赔偿浙江省某某师范农场特种养殖场损失48.3万元及利息(利息自浙江省某某师范农场特种养殖场一审起诉之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五家企业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综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对五家企业据以证明本案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有关证据分析认定如下:
第一,五家企业以照片和取水登记表为证,证明养殖场曾从他处取水;养殖场提供了河网水费收据和平湖市水利农机局出具的养殖场取水证明等证据,证明该场自1992年至1995年是从污染河道取水。五家企业该项举证不能推翻养殖场从被污染地河道取水的事实。第二,五家企业举证的嘉兴市郊区环保监测站监测报告,证明离五家企业所处位置更近的取水口水样情况比位置更远的取水口水样情况更好,说明养殖场附近水域污染与其无关;但其提供的监测报告系1996年作出,此时距本案损害后果,即养殖场蝌蚪死亡已经近两年时间,上述监测报告不能证明当时的水质情况是合格的。第三,五家企业举证的嘉兴市气象局气象资料、嘉兴市水文站证明及卢自钧、施荣祥等人的证人证言,以证明养殖场蝌蚪死亡时,可能存在天气炎热、养殖场使用了杀虫剂、饲养人不懂技术和水文情况发生变化等致死原因,但上述证据均不能确定系由其中某一项原因或多项原因造成蝌蚪死亡,该项证据表明了损害后果发生系因其他原因引发的可能性,而不能排除五家企业污染行为造成损害的原因。第四,五家企业主张养殖场远未达到养殖规范要求,但只提供了养殖规范,没有证据证明养殖场没有达到上述规范。第五,五家企业提交嘉兴市某某乡生产技术推广站出具的养殖情况明细表,证明同时同地有众多养殖户均未发生水污染导致青蛙蝌蚪死亡事件,但五家企业所提交的该证据,无法证明上述养殖户与养殖场的情况完全相同,因此,与本案侵权事实无法对比,也不能据以证明五家企业的排污行为与养殖场蝌蚪死亡没有关系。而养殖场提供了部分养殖场相邻农场、养殖户向有关部门反映五家企业污染水域,造成经济损失的材料和证言,证明五家企业污染的事实和受损失的不止养殖场一家。第六,五家企业认为蝌蚪死亡没有具体的死亡时间和死亡的详细数据,死亡原因不明,养殖场在蝌蚪死亡时没有对取水水源进行取样检验,没有对蝌蚪死因做相应的鉴定,无法证实蝌蚪死亡属污染水源中的特定物质所致。而养殖场在发现蝌蚪陆续死亡后,即向相关部门多次反映情况,相关部门均已承认该事实。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朱某全出具的证明,证明养殖场在蝌蚪发生死亡后,请求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对死亡蝌蚪进行化验,依据嘉兴市环保局、监测站对某某农场周围水域监测得出的水污染数据,证明养殖场周围水域26个数据严重超标,即便不能证明蝌蚪死亡系被何特定物质所致,但五家企业污染水域后,可使饲养蝌蚪的水域严重缺氧,亦能造成蝌蚪死亡。故原审法院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作出的微量物证鉴定,鉴定结论为养殖场蝌蚪的死亡与污染企业排放的废水造成水质污染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因果关系的结论应予采纳。
综上,五家企业所举证据既不能证明其污染行为不会导致蝌蚪死亡,也不能证明导致蝌蚪非正常死亡的结果确系其他原因所致,因此,对于本案中污染行为和蝌蚪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五家企业均不能提出足够证据予以否定。位于上游的五家企业污染了水源,同时段,下游约六公里的养殖场发生了饲养物非正常死亡的后果,五家企业又没有足够的证据否定其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为加害人的五家企业,应当向养殖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原审历次审理,均要求受害人养殖场就污染行为和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即水污染是导致蝌蚪死亡的原因承担举证责任,并认定养殖场青蛙蝌蚪的死因不明,养殖场不能证明蝌蚪死亡系被何特定物质所致,故养殖场所举证据未能达到适用因果关系推定的前提。但因果关系只是侵权事实成立的构成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已经确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应由被告对侵权事实不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其中当然包括对于因果关系的证明,故本案应当由五家企业就水污染行为没有导致蝌蚪死亡承担举证责任。原审历次审理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系适用法律错误,予以纠正。
五家企业的排污行为共同对下游造成污染,彼此之间又不能证明污染行为对于造成损害后果的作用有所差别,故应认定五家企业对本案的发生负有同等责任,由五家企业按照均等比例就本案损失向养殖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关于养殖场损失数额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当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造成水污染危害的单位,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部门或者交通部门的航政机关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养殖场提起诉讼时,请求法院判令五家企业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赔偿经济损失48.3万元。原审法院委托平湖市审计师事务所对养殖场受水质污染1994年度美国青蛙蝌蚪实际投入损失进行审计,结论为净投入损失为232273.96元,同时指出尚有在正常养殖到投入市场销售产生效益损失计算,可按农业部农渔发〔1994〕25号文件《水域污染事故渔业资源损失计算方法》第二条规定的污染事故经济损失额的计算方法处理。养殖场曾就损失问题咨询农业部渔业局,该局答复应按照农业部农渔发〔1994〕25号文件或修改后的农渔发〔1996〕14号《关于印发〈水域污染事故渔业损失计算方法规定〉的通知》作为计算损失的依据。养殖场在原审中提供了原始生产、产卵记录、进货证明和购销合同、订单、意向书以及销售发票,证明养殖场要求赔偿48.3万元损失有据可依,而五家企业没有证据证明养殖场不存在损失,因此,对养殖场要求五家企业赔偿48.3万元损失的诉请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在环境污染损害民事纠纷中,由于环境侵权行为要通过“环境”这一载体,再作用于人体和财产,其因果关系不容易直接和立即显现出来。因此,在环境侵权民事诉讼中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的原则,即以因果关系推定的方法确定加害人的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有利于确保环境侵权行为法之救济受害人目的的真正实现。如果加害人能够证明其行为与受害人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则可免除其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否则,即推定其加害行为与受害人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基于环境侵权行为的技术性和复杂性,无过错责任原则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环境侵权民事诉讼案件的基本归责原则,即不以加害人主观上的过错和行为的违法性作为加害人承担侵权民事法律责任的主观构成要件。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94条、第96条、第98条
一审: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1996)平民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1997年7月27日)
再审: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嘉民再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1998年10月20日)
再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浙法告申民再抗字第17号民事判决(2001年5月31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提字第5号民事判决(2009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