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报案例 建工与房产
丰宁长阁矿业有限公司与北京铁路局物权保护纠纷案
公报案例
裁判要旨: 一、建设单位与矿业权人达成压覆矿产补偿意向,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了压覆审批手续,则其压覆矿产的行为不具违法性,主观上亦不存在过错,不构成侵权。矿业权人因矿产被压覆所受损失可以依法得到补偿。
二、建设项目因公共利益压覆矿产的,建设单位应补偿矿业权人被压覆资 源储量在压覆时市场条件下所应缴价款,以及所压覆的矿区分担的勘查投资、已建的开采设施投入和搬迁相应设施等直接损失。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丰宁长阁矿业有限公司与北京铁路局物权保护纠纷案
【裁判摘要】
一、建设单位与矿业权人达成压覆矿产补偿意向,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了压覆审批手续,则其压覆矿产的行为不具违法性,主观上亦不存在过错,不构成侵权。矿业权人因矿产被压覆所受损失可以依法得到补偿。
二、建设项目因公共利益压覆矿产的,建设单位应补偿矿业权人被压覆资 源储量在压覆时市场条件下所应缴价款,以及所压覆的矿区分担的勘查投资、已建的开采设施投入和搬迁相应设施等直接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7)最高法民终724 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丰宁长阁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南关乡长阁村。
法定代表人:丁连茂,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岳运生,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伟,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铁路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 号。
法定代表人:郭竹学,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喆志,天津天元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冬梅,天津天元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丰宁长阁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阁矿业公司)因与上诉人北京铁路局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于2014 年8 月1 日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 提起诉讼。北京铁路局提出管辖权异议, 一审法院于 2014 年 10 月 10 日作出(2014)冀立民初字第9 号民事裁定,驳回北京铁路局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北京铁路局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本院于 2015 年 3 月20 日作出(2015)民一终字第 64 号民事裁定,驳回了北京铁路局的上诉。一审法院于2017 年6 月27 日作出(2014)冀民一初字第9 号民事判决。双方当事人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 年9 月13 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不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长阁矿业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岳运生、张志伟, 上诉人北京铁路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喆志、王冬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长阁矿业公司上诉请求:1. 改判北京铁路局在一审判决第一项基础上增加赔偿长阁矿业公司 3 407 800 元(探矿权损失76 637 300 元+资产损失 3 407 800 元+停产停业期间经营费用损失3 012 035 元-北京铁路局已支付的 500 万元-一审判决的74 649 335 元)及利息损失(以78 057 135 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1 年 5 月 9 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2. 北京铁路局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 一审判决认定北京铁路局不构成侵权错误。北京铁路局并未与长阁矿业公司达成压覆矿产资源补偿协议,《新建张家口至唐山铁路建设项目用地压覆矿产资源调查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调查评估报告》)不符合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北京铁路局申请压覆矿产资源的程序不合法。北京铁路局已构成侵权,应承担赔偿责任。2. 关于探矿权损失,评估机构就矿产品价格、折现率等因素取值低, 导致《河北省丰宁县南关乡长阁村梨树沟铁矿普查探矿权评估报告》评估值偏低,但为尽快解决纠纷,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长阁矿业公司就该部分不再提出上诉。3. 关于资产损失,尽管《丰宁长阁矿业有限公司与北京铁路局物权保护纠纷一案资产评估报告》〔冀立信评报字(2016)8066 号〕(以下简称《8066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值偏低,但北京铁路局至少应据此赔偿长阁矿业公司资产损失3 407 800 元。一审判决以根据《张唐铁路(承德段)征占厂矿企事业单位资产登记表》计算得出的《关于丰宁长阁矿业有限公司与北京铁路局物权保护纠纷一案资产评估报 告〔冀 立信评报字(2016)8066 号〕补充报告》(以下简称《8066号资产评估补充报告》)作为赔偿依据错误。4. 关于停产停业损失,尽管《关于原告长阁矿业有限公司与北京铁路局物权保护纠纷案鉴定报告》鉴定结论数值偏低,未包含长阁矿业公司投入案涉铁矿项目的借贷资金利息,但北京铁路局至少应据此赔偿长阁矿业公司停产停业损失 3 012 035 元。一审判决以根据《张唐铁路承德段征地拆迁办法》制作完成的《关于原告丰宁长阁矿业有限公司与北京铁路局物权保护纠纷案鉴定报告(补充说明)》作为赔偿依据错误。长阁矿业公司只认可《张唐铁路承德段征地拆迁办法》是北京铁路局的补偿政策之一,并不认可北京铁路局仅依据该办法进行补偿。另外,一审判决既已认定《协商纪要》合法有效,根据《协商纪要》第一条第四项约定,长阁矿业公司自行委托评估机构对压覆矿产资源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评估费应由北京铁路局承担。5. 关于其他合理经济损失,一审判决酌定利息从长阁矿业公司起诉之日起算,没有法律依据。2011 年5 月9 日,北京铁路局正式通知长阁矿业公司停止经营,当时就应一次性赔偿长阁矿业公司损失,利息亦应自此时起计算。后长阁矿业公司在本院二审期间当庭将其上诉请求修改为:1. 改判北京铁路局在一审判决第一项基础上增加赔偿长阁矿业公司利息损失,暂计算至 2017 年 11月30 日,增加数额为16 800 143.89 元(以一审已判决的74 649 335 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1 年5 月9 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减去一审判决已支持利息 12 953 629.53 元);2. 北京铁路局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北京铁路局辩称:1. 张家口至唐山铁路(以下简称张唐铁路)项目取得行政主管部门允许压覆矿产资源的批复,手续齐全、合法合规,一审判决认定北京铁路局不构成侵权正确。2. 长阁矿业公司无偿取得矿业权,其关于探矿权损失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3. 长阁矿业公司仅享有探矿权,未取得采矿权,不享有开采、利用并取 得矿产资源的权利,故其关于资产损失、停产停业损失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4.本案系物权占有保护纠纷,且长阁矿业公司至今未获补偿的原因并非北京铁路局造成,而是其不认可补偿价款,未与承德市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承德市铁指) 达成补偿协议导致,故其关于利息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综上,长阁矿业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北京铁路局上诉请求:1. 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长阁矿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 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长阁矿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 北京铁路局并非本案适格被告。一审法院已认定本案属于征收征用补偿纠纷,北京铁路局不构成侵权。北京铁路局与长阁矿业公司并未达成任何补偿协议,双方之间的争议也不是合同纠纷,不能依据委托合同关系认定北京铁路局是本案适格被告。蒙冀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蒙冀公司)作为张唐铁路项目的投资建设单位、资产产权人、资产受益者和压覆矿产资源补偿费用的最终承担者,应当对长阁矿业公司承担补偿责任。2. 不应补偿探矿权损失。长阁矿业公司至今未向国家缴纳案涉梨树沟铁矿探矿权使用费和探矿权价款,系无偿取得探矿权,不应予以补偿。即使补偿,也应以河北省兰德矿业权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为补偿依据。一审法院不能仅因双方当事人之间未能成功协商探矿权补偿费用,就简单地认定法院委托的河北矿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鉴定意见可以作为判决依据。况且,折现现金流量法不适用于本案压覆矿产资源补偿情形。3. 不应补偿资产损失。长阁矿业公司仅对案涉梨树沟铁矿享有探矿权,不享有采矿权,选矿厂、尾矿库等资产与探矿工作无必然关联, 且选矿厂、尾矿库距梨树沟铁矿矿区6 公里之远,不在张唐铁路项目征地拆迁范围内, 也不在长阁矿业公司探矿区内,不属于征地拆迁对象。长阁矿业公司亦非选矿厂、尾矿库等资产的合法产权人。一审法院不能仅依据丰宁地方铁路建设拆迁办公室(以下简称丰宁拆迁办)与长阁矿业公司签署的《协商纪要》以及承德燕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就认定北京铁路局应补偿长阁矿业公司选矿厂、尾矿库等资产损失。4. 张唐铁路项目的建设并不必然导致长阁矿业公司诉请的选矿厂和尾矿库无法经营,因此不应补偿停产停业损失。5. 不应补偿利息损失。在2014 年8 月1 日本案立案后,丰宁拆迁办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张唐铁路项目铁路中心线两侧各 360 米压矿范围的评估结果向长阁矿业公司足额支付全部补偿费用 500 万元。2015 年1 月7 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张唐铁路压覆矿评估补偿工作的通知》,导致张唐铁路项目压覆矿产资源范围扩大,补偿费用巨额增加,这并非北京铁路局的单方过错,而是双方就补偿范围及补偿金额不能协商一致导致,相应利息不应由北京铁路局承担。一审法院判决北京铁路局向长阁矿业公司支付自2014 年8 月1 日起的利息,于法无据。综上,案涉争议属于补偿范畴,并非侵权赔偿,更非合同纠纷。北京铁路局作为张唐铁路项目的代建单位,不应向长阁矿业公司承担补偿责任。本案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及国土资发〔2010〕137 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国土资源部137 号文) 的规定,对长阁矿业公司在当前市场条件下被压覆矿产资源所应缴纳的价款等实际损失进行补偿,而不是按照市场买卖评估方式对探矿权价值等包含预期利益的损失进行赔偿。张唐铁路项目作为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的国家重点铁路建设项目,在压覆矿产资源补偿评估过程中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采用的评估方法,在京津冀地区铁路乃至全国铁路建设过程中均相同。本案如果按照矿业权市场价值评估结果判决赔偿探矿权损失,势必造成张唐铁路项目中已补偿矿业权人的不安和抗议, 甚至会产生广泛的负面示范效应,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
长阁矿业公司辩称:1. 长阁矿业公司是案涉铁矿的合法探矿权人,对案涉铁矿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张唐铁路已经建成并开通运行,北京铁路局客观上压覆了案涉铁矿,侵害了长阁矿业公司的探矿权。一审判决确认北京铁路局是本案适格被告正确。2. 一审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就探矿权损失、资产损失、停产停业损失等进行了评估,于法有据,北京铁路局应当按照一审判决的项目和金额赔偿。3. 北京铁路局要求长阁矿业公司停止经营的时间是2011 年5 月9 日,北京铁路局应自该日起支付利息。4. 非国有企业财产权亦应得到平等、公平的保护。综上,北京铁路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予以驳回。
长阁矿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北京铁路局赔偿长阁矿业公司探矿权损失 115 913 500 元;停产停业期间经营费用损失31 620 413 元(已扣除北京铁路局于2014 年 9 月 5 日支付的 300 万元和 2014 年10 月11 日支付的200 万元);选矿厂资产损失 5 288 258 元、封闭尾矿库所需费用 800万元、道路修建损失 200 万元;其他合理经济损失(以探矿权损失、资产损失、道路修建损失共计 123 201 758 元为本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 2011 年 5 月 9 日起算,直至全部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上四项合计200 001 000 元。2. 判令北京铁路局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1.关于北京铁路局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的相关事实。2010 年10 月30 日,案外人蒙冀公司作为委托方与北京铁路局签订《新建张家口至唐山铁路委托代建协议书》一份,委托代建的内容是:新建张唐铁路全部建设管理工作。2010 年11 月10 日,北京铁路局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关于成立张家口至唐山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的通知》, 据此成立了北京铁路局张家口至唐山铁路工程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张唐指挥部), 具体负责张唐铁路项目的建设管理工作。2013 年2 月5 日、2014 年9 月1 日,张唐指挥部与承德市铁指先后签订《新建张家口至唐山铁路(承德段)工程压矿补偿实施协 议》和《新建张家口至唐山铁路(承德段)工 程征地拆迁框架协议(四)》,约定张唐指挥 部委托承德市铁指具体负责实施张唐铁路项目承德地区的压覆矿产资源评估及补偿工作。在张唐铁路项目拆迁补偿工作实施过程中,承德市铁指下设的丰宁拆迁办就压覆案涉梨树沟铁矿补偿事宜与长阁矿业公司进行过协商,并于 2014 年 5 月 27 日形成《协商纪要》,确认了双方认可的压覆事实、无争议的补偿项目和主要分歧。2014 年9 月4 日,丰宁拆迁办与长阁矿业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丰宁拆迁办代北京铁路局预付压覆矿产资源补偿款500 万元,根据法院判决结果多退少补,该500 万元补偿款已实际给付。另,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北京铁路局曾向承德市人民政府致函,反映张唐铁路项目拆迁工作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请求协助解决。
2.关于北京铁路局是否存在侵权行为的相关事实。2009 年9 月9 日,河北省国土资源厅针对蒙冀公司提交的《调查评估报告》出具冀国土资储评〔2009〕119 号《评审意见书》,结论是同意该报告通过评审,可以作为建设项目申请压覆矿产资源审批的依据。2009 年 9 月 23 日,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对蒙冀公司提出的张唐铁路建设用地压覆矿产资源的申请,作出《关于“新建张家口至唐山铁路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的批复》,同意该建设项目范围内压覆已查明的重要矿产煤矿(2S21)70.88 万吨,铁矿(121B)14.76 万吨,铜(金属量)(333)1979吨及部分建材非金属矿,建议建设单位处理好与矿业权人的利益补偿关系,并按规定做好压覆矿产资源的储量登记。因双方就探矿权损失评估范围和探矿权赔偿范围等问题存在重大分歧,一直未能签署正式的压覆补偿协议,由此发生诉讼。
3.关于应赔偿(补偿)项目的相关事实。2013 年6 月3 日,丰宁拆迁办向承德市铁指提交了《关于对丰宁吉源矿业有限公司和丰宁长阁矿业有限公司铁选厂给予补偿的报告》,该报告提及:“长阁矿业公司于 2003 年经丰宁满族自治县经济贸易局批准,投资500 万元建设铁选厂。2009 年长阁矿业公司已具备办理探矿权转采矿权的条件,在办理过程中,因修建张唐铁路压覆采区被迫终止,建议建设单位尊重事实,对选矿厂资产给予合理补偿。”2013 年 6 月 28日,经项目指挥部、县指挥部、乡镇政府、村委会、产权人、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代表和现场登录人十方见证并签字,对长阁矿业公司选矿厂资产进行了清点和登记,形成《张唐铁路(承德段)征占厂矿企事业单位资产登记表》。根据2014 年5 月27 日丰宁拆迁办与长阁矿业公司签订的《协商纪要》,双方同意的赔偿项目包括探矿权价值和固定资产投入、尾矿库建库闭库损失、停产停业等损失(赔偿具体数额以具有相应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报告为准),存在的分歧一是探矿权损失评估范围,是铁路中心线360 米内还是全部被压覆矿区;二是探矿权价值评估的标准,是国土资源部137 号文,还是《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另,关于第一个分歧点,诉讼中,北京铁路局表示,因 2015 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张唐铁路压覆矿评估补偿工作的通知》,故同意长阁矿业公司主张的铁路中心线1000 米的评估范围。2014 年 4 月 10 日,承德燕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根据承德市铁指的委托,针对长阁矿业公司选矿厂的资产公允值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结论是以2011 年1 月6 日为基准日,长阁矿业公司被拆迁的资产价值为 1 983 100 元。2014 年 8 月 1 日本案诉讼发生后,长阁矿业公司主张因探矿权被压覆,北京铁路局应赔偿的侵权损失包括探矿权损失、资产损失和停产停业损失。北京铁路局则主张,其不存在侵权行为,即使承担责任,也应该是因探矿权被国家征收所承担的补偿责任。同时,长阁矿业公司拥有的是探矿权,被实际压覆的也仅是探矿权采区,故赔偿项目仅应涉及探矿权损失补偿。2014 年9 月3 日,丰宁拆迁办作出《会议纪要》,主要内容是因长阁矿业公司阻工事件,决定先预付长阁矿业公司梨树沟铁矿补偿款500 万元(其中停产损失400 万元,办证费加评估费100 万元),最终补偿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多退少补。
4.关于探矿权损失赔偿(补偿)金额问题的相关事实。2012 年12 月30 日,河北兰德矿业权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根据承德市铁指的委托,以2011 年1 月16 日为基准日,参考《河北省矿业权价款缴纳办法(试行)》中价款计算方法,作出《河北省丰宁县南关乡长阁村梨树沟铁矿普查探矿权评估咨询报 告 书》,结 论 是 案 涉 探 矿 权 价 值 为19 267 200 元,前期勘查投入为4 816 800 元(按采矿权价款的 20%确定)。诉讼中,北京铁路局始终坚持应以该评估报告(或按照该报告的评估方法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作为补偿金额的依据。2013 年 5 月 15 日,受长阁矿业公司委托,北京岳海鑫源矿业咨询有限公司以2013 年4 月30 日为基准日,采用现金流量法,作出《河北省丰宁县南关乡长阁村梨树沟铁矿普查探矿权(铁路压覆及影响区)评估咨询报告书》,结论为案涉探矿权价值为115 913 500 元。诉讼中,因双方就该问题不能协商一致,亦互不认可诉前单方委托评估结论,故一审法院根据长阁矿业公司的申请,委托河北矿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案涉探矿权的价值进行评估(原委托鉴定事项为对探矿权压覆补偿金额进行评估,但鉴定单位提出只能对探矿权价值进行评估,故修改了委托鉴定事项)。河北矿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2016 年12 月14 日作出《河北省丰宁县南关乡长阁村梨树沟铁矿普查探矿权评估报告》,基准日为 2011 年 1 月 16 日,评估方法为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结论为探矿权价值为 76 637 300 元。该司法鉴定意见送达双方后,双方均提出书面异议,长阁矿业公司的异议主要针对三个问题:一是销售价格,二是折现率的取值,三是报告估值中908.03 万吨压覆区的价值问题。北京铁路局提出的异议主要有三项:一是评估不应采用现金流量法,二是长阁矿业公司提交的开发利用方案不能作为评估依据, 三是评估采用的铁矿销售价格明显偏高, 未考虑 2011 年以来市场行情下行的趋势。河北矿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针对书面异议进行了鉴定复核,并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出具书面异议答复,对双方提出的异议均未采纳。鉴定单位于2017 年3 月16 日出庭接受了质询。
5.关于资产损失赔偿(补偿)金额问题的相关事实。因诉讼中双方不能协商一致,一审法院根据长阁矿业公司的申请,委托河北立信安侨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长阁矿业公司主张的资产损失进行评估。河北立信安侨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根据长阁矿业公司提交的检材(北京铁路局从根本上否定该赔偿项目,故对长阁矿业公司提交的检材均不认可),于 2016 年 12 月 22 日作出《8066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1 年 1 月 16 日为基准日,以成本法为评估方法,评估结论为资产评估值 3 407 800 元,其中道路修建评估值 119 700 元,房屋、构建物、设备、树木资产评估值 2 648 100 元,封闭尾矿库所需费用为 640 000 元。《8066 号资产评估报告》送达双方后,双方均提出书面异议。长阁矿业公司的主要异议是鉴定估值偏低。北京铁路局的主要异议是不认可该司法鉴定事项,同时相关损失依据的检材系长阁矿业公司单方制作提交,不能作为鉴定依据。2017 年 3 月 10 日,河北立信安侨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针对双方书面异议作出答复,对双方提出的异议均未采纳。鉴定单位于2017 年3 月16 日出庭接受了双方质询。另,《8066 号资产评估报告》作出后,一审法院依长阁矿业公司申请调取的证据包括前述《张唐铁路(承德段)征占厂矿企事业单位资产登记表》,因该登记表经过多方确认,故一审法院告知鉴定单位依据该登记表对选矿厂的资产价值进行复核。河北立信安侨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7 年3 月29 日出具《8066 号资产评估补充报告》,结论为《张唐铁路(承德段)征占厂矿企事业单位资产登记表》记载的资产评估值为 1 491 900 元,该数额未包括树木评估值12 608 元,道路延长部分增加值 83 730 元, 场地平整费 458 710 元,尾矿库建库费用718 130 元,尾矿库闭库费用 640 000 元。《8066 号资产评估补充报告》送达双方当事人后,长阁矿业公司表示相关异议以庭审中提出的异议为准,北京铁路局对该鉴定事项仍持根本否定态度。
6.关于停产停业损失赔偿(补偿)金额问题的相关事实。根据长阁矿业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委托河北立信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对长阁矿业公司主张的停工损失进行鉴定。河北立信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依据长阁矿业公司提交的检材(北京铁路局对该赔偿项目也予以根本否定, 故对长阁矿业公司提交的检材均不认可), 于2016 年12 月16 日作出《关于原告长阁矿业有限公司与北京铁路局物权保护纠纷案鉴定报告》,结论是停产停业期间 2011 年 5 月 9 日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经营费用共计3 012 035.71 元。该鉴定报告送达双方后, 长阁矿业公司提出的异议是鉴定结果偏低,未计算利息。北京铁路局提出的异议是,该项目不应列入补偿范围,且依据的检材系长阁矿业公司单方制作提交。2017 年3 月16 日,河北立信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出庭接受了双方质询。庭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承德市人民政府于 2010 年 11月 22 日印发的《张唐铁路承德段征地拆迁办法》合法性和有效性均予以认可,该办法第二十条第六点规定,对经营性企业增补下列费用:“(一)由于受搬迁影响,造成企业停产、停业的,按照企业实有职工人数和拆迁所在地统计部门发布的拆迁前本行政区域六个月职工人均工资执行,计发期限为6 个月,职工人数以社保部门提供的社会保险缴纳证明为准。(二)对于搬迁企业在迁建过程中因停产、停业造成的损失,按搬迁时前六个月的平均利润补偿六个月……”诉讼中,长阁矿业公司自称因未办理探矿转采矿手续,未进行矿石开采和实际经营。一审法院告知鉴定单位,根据上述办法规定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充鉴定,以供法院判决时参考。河北立信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出具《关于原告长阁矿业有限公司与北京铁路局物权保护纠纷案鉴定报告(补充说明)》,按照河北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长阁矿业公司 10人半年期员工工资为 162 005 元。对于该补充说明,长阁矿业公司表示不认可,北京铁路局对该赔偿项目整体仍持根本否定态度。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北京铁路局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第二,北京铁路局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应承担赔偿责任还是补偿责任;第三,北京铁路局应赔偿(补偿)的项目以及相应的金额,利息应如何计算。
关于北京铁路局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 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具体到本案,根据案外人蒙冀公司(委托方)与北京铁路局签订的《新建张家口至唐山铁路委托代建协议书》,案涉张唐铁路项目的建设单位系蒙冀公司,北京铁路局作为受托人负责全部建设管理工作,双方系委托关系。北京铁路局接受委托后,组建了张唐项目部,张唐项目部又与承德市铁指签订承德路段的压覆补偿框架协议,承德市铁指下设机构丰宁拆迁办又以北京铁路局名义与长阁矿业公司就压覆补偿问题多次协商,签署书面协商纪要,并以北京铁路局名义预付500 万元补偿费用,故长阁矿业公司有权选择向北京铁路局或者蒙冀公司主张权利。在本案诉讼发生后,北京铁路局披露了其与蒙冀公司的委托关系,并主张追加蒙冀公司为本案被告,但长阁矿业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进行追加。故北京铁路局是本案适格被告,应承担相应的赔偿或补偿责任。
关于北京铁路局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应承担赔偿责任还是补偿责任的问题。庭审过程中,北京铁路局明确认可长阁矿业公司系梨树沟铁矿的探矿权人,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探矿权属于用益物权,依法应受保护。对于长阁矿业公司拥有的探矿权已被实际压覆的事实,2014 年5月27 日的《协商纪要》已进行了确认。双方争议的核心是该压覆行为是否合法,即北京铁路局是否构成侵权。根据已查明的事实,2009 年9 月23 日,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对蒙冀公司提出的张唐铁路建设用地压覆矿产资源的申请,已作出《关于“新建张家口至唐山铁路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的批复》,同意该建设项目范围内压覆包括案涉探矿权在内的矿产资源,因此,北京铁路局不构成侵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因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收、征用致使用益物权消灭或者影响用益物权行使的,用益物权人有权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北京铁路局应对长阁矿业公司因探矿权压覆受到的经济损失进行补偿。
关于北京铁路局应补偿项目的问题。北京铁路局应依法承担补偿责任,对于应补偿的项目,诉讼中北京铁路局认可对探矿权损失进行补偿,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长阁矿业公司主张的资产损失和停产停业损失,虽然张唐铁路只压覆了案涉探矿权采区,未直接压覆长阁矿业公司投资建设的选矿厂,但案涉探矿权当时正处于探转采手续办理阶段,长阁矿业公司预先投资建设配套选矿厂经过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也办理了尾矿库安全生产许可证,探转采的手续不能继续办理直接导致配套选矿厂无法直接经营,故资产损失和停产停业损失应纳入补偿范围。同时,丰宁拆迁办与长阁矿业公司签订的《协商纪要》已明确认可对上述两项损失进行赔偿,虽然北京铁路局在诉讼中称丰宁拆迁办的行为超越职权,对此其不知情也不认可,但丰宁拆迁办系承德市铁指的下设单位,承德市铁指与张唐指挥部签订有委托协议,而张唐指挥部又系北京铁路局组建,故四方在张唐铁路拆迁补偿日常工作中应存在密切联系,北京铁路局称对丰宁拆迁办进行的协商、提交报告以及承德市铁指委托承德燕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选矿厂资产进行评估等事实均不知情不符合常理,且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张唐铁路(承德段)征占厂矿企事业单位资产登记表》有项目指挥部、县指挥部、乡镇政府、村委会、产权人、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代表和现场登录人十方见证并签字,故对北京铁路局的抗辩不予支持。
关于探矿权损失应补偿金额的问题。根据河北矿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的鉴定意见,以2011 年1 月16 日为基准日, 以折现现金流量法为评估方法,案涉探矿权价值为 76 637 300 元。根据诉前承德市铁指委托河北兰德矿业权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作出的评估报告,以 2011 年 1 月 16 日为基准日,参考《河北省矿业权价款缴纳办法(试行)》中价款计算方法,案涉探矿权价值为19 267 200 元,前期勘查投入为4 816 800 元(按采矿权价款的20%确定)。两份鉴定 结论采用的基准日相同,认定的压覆矿产资源储量相同,唯一的区别是评估方法。对于压覆矿产资源补偿标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未作出明确规定,国土资源部 137 号文第四条第三项规定:“建设项目压覆已设置矿业权矿产资源的,新的土地使用权人还应同时与矿业权人签订协议,协议应包括矿业权人同意放弃被压覆矿区范围及相关补偿内容。补偿的范围原则上应包括:1. 矿业权人被压覆资源储量在当前市场条件下所应缴的价款(无偿取得的除外);2. 所压覆的矿产资源分担的勘查投资、已建的开采设施投入和搬迁相应设施等直接损失。”上述规定首先强调双方需经协商签订具体补偿协议,所列补偿范围也是“原则上应包括”,故应为指导性规定,而非强制性规定。在双方不能自行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河北矿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作出的鉴定意见,程序合法,也符合公平原则,应作为定案依据。
关于资产损失的问题。根据河北立信安侨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17 年3 月29 日出具的《8066 号资产评估补充报告》,十方签字的《张唐铁路(承德段)征占厂矿企事业单位资产登记表》记载的资产评估值为 1 491 900 元(该数额未包括树木评估值12 608 元,道路延长部分增加值 83 730 元, 场地平整费 458 710 元,尾矿库建库费用718 130 元,尾矿库闭库费用 640 000 元)。因《张唐铁路(承德段)征占厂矿企事业单位资产登记表》系各方经核对签署的原始文件,比长阁矿业公司单方提交的检材更具有客观性,《8066 号资产评估补充报告》应作为定案依据,选矿厂的资产损失金额为 1 491 900 元。另,根据丰宁拆迁办与长阁矿业公司签署的《协商纪要》,尾矿库建设投入和闭库费用属于补偿项目,同时该尾矿库也取得了合法手续,故尾矿库建库费用 718 130 元和尾矿库闭库费用 640 000 元应纳入补偿范围,总的资产损失金额为 2 850 030 元。
关于停产停业损失补偿金额问题。庭审过程中,双方对承德市人民政府于 2010年11 月22 日印发的《张唐铁路承德段征地拆迁办法》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均予以认可。根据该办法,河北立信会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 年3 月29 日出具补充说明,按照河北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长阁矿业公司10 人半年期员工工资为162 005 元, 应作为长阁矿业公司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金额。
综上,北京铁路局应给付长阁矿业公司压覆补偿款总金额为76 637 300 元(探矿权损失)+2 850 030 元(资产损失)+162 005元(停产停业损失)=79 649 335 元,减去北京铁路局已实际给付的500 万元,尚需支付补偿款74 649 335 元。另,自2011 年1 月16 日实际压覆矿产资源之日,双方因补偿标准问题一直未能协商一致,一审法院酌定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长阁矿业公司起诉之日即 2014 年 8 月 1 日起算。
一审法院判决:(一)北京铁路局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长阁矿业公司压覆矿产资源补偿款74 649 335 元及利息(利息以 74 649 335 元为基数,自 2014 年 8 月 1 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长阁矿业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 041 805 元由长阁矿业公司负担 591 805元,由北京铁路局负担 450 000 元;鉴定费481 100 元由双方各自负担一半。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北京铁路局当庭提交三组证据作为二审新证据。
第一组证据:共5 份。证据1 为长阁矿业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据2 为北京东方腾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达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据 1、2 系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获取, 拟证明长阁矿业公司与腾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系丁连茂。证据 3 为《调查评估报告》附件扉页;证据 4 为〔2007〕第 0315 号《颁发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通知》及附图(河北省丰宁县南关乡长阁村梨树沟铁矿普查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图);证据 5 为蒙冀公司与腾达公司于 2009 年 8 月 8 日签订的《拟建张唐铁路压覆矿业权补偿意向书》。证据 3、4、5 系从蒙冀公司处获取,拟证明蒙冀公司申请压覆矿产资源手续齐备,程序合法,北京铁路局作为张唐铁路项目的代建单位,受蒙冀公司委托实施压覆矿产资源的行为合法合规,不存在侵权行为。
第二组证据:证据6 为河北省丰宁县南关乡长阁村梨树沟铁矿普查项目在原国土资源部探矿权登记信息查验平台上的信息。该证据系二审开庭前从原国土资源部官网获取,拟证明长阁矿业公司的探矿权依然合法存续,张唐铁路项目没有压覆案涉梨树沟铁矿矿产资源。
第三组证据:证据7 为长阁矿业公司在原国土资源部全国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系统中的信息。该证据系二审开庭前从原国土资源部官网获取,拟证明长阁矿业公司无偿取得案涉探矿权,不应当获得补偿。
长阁矿业公司质证称:(1)对证据1、2、 4、5 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3 仅有扉页不完整,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腾达公司与蒙冀公司达成的是补偿意向书,未明确补偿项目、补偿金额、补偿时间等核心条款,并非真正的补偿协议。《调查评估报告》应当附具的是补偿协议,而非补偿意向书。故该组证据无法证明压覆矿产资源程序合法, 更无法证明北京铁路局不存在侵权行为。(2)对证据6 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北京铁路局未对长阁矿业公司进行合法补偿,不符合行政主管部门要求的办理压覆矿产资源储量登记的条件,故长阁矿业公司可以继续办理探矿权保留。张唐铁路已经开通运行,案涉铁矿被压覆的事实客观存在。(3) 对证据7 证据来源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该证据所记载的部分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长阁矿业公司按期向河北省国土资源厅缴纳了探矿权使用费。
本院认为,证据 1、2、4、5,因长阁矿业公司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可予采信,其证明目的需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事实综合认定。证据 3 仅为《调查评估报告》附件扉页,不符合证据的完整性要求,不予采信。证据 6、7,长阁矿业公司认可其真实性,但该两份证据与长阁矿业公司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存在矛盾,需结合其他证据进行认定。
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5 年底,张唐铁路已建成并正式开通运营。长阁矿业公司为案涉探矿权办理了探矿权保留手续,案涉探矿权仍登记在长阁矿业公司名下。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第一,北京铁路局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第二,北京铁路局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应承担赔偿责任还是补偿责任;第三,北京铁路局应赔偿或补偿的项目、数额,以及利息如何计算。
(一)关于北京铁路局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
张唐铁路项目的投资建设单位为蒙冀公司。蒙冀公司与北京铁路局签署《新建张家口至唐山铁路委托代建协议书》约定, 蒙冀公司委托北京铁路局负责张唐铁路项目的全部建设管理工作,包括负责建设过程中所涉征地拆迁、压覆矿产资源补偿等相关工作并列支建设项目管理费等其他费用。为履行代建协议,北京铁路局成立了张唐指挥部,并授权张唐指挥部具体实施代建协议项下北京铁路局所应承担的全部工作。随后,张唐指挥部与承德市铁指签 订《新建张家口至唐山铁路(承德段)工程压矿补偿实施协议》和《新建张家口至唐山铁路(承德段)工程征地拆迁框架协议(四)》,约定张唐指挥部委托承德市铁指具体负责实施张唐铁路项目承德地区的压覆矿产资源评估及补偿工作。丰宁拆迁办作为承德市铁指的下属单位,负责丰宁县地区的压覆矿产资源评估及补偿工作。事实上,长阁矿业公司在诉讼前一直向丰宁拆迁办主张进行压覆矿产资源评估及补偿, 丰宁拆迁办也一直与长阁矿业公司就相关补偿问题进行协商处理。二审庭审中,北京铁路局亦认可丰宁拆迁办与其他矿业权人所签订的压覆矿产资源补偿协议。因此,北京铁路局应对压覆矿产资源补偿实施单位在其委托授权范围内实施的压覆矿产资源补偿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北京铁路局主张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北京铁路局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应承担赔偿责任还是补偿责任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三条“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的规定,长阁矿业公司依法取得的矿业权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的规定,长阁矿业公司主张北京铁路局构成侵权,应当证明北京铁路局实施压覆矿产资源的行为存在过错。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蒙冀公司与腾达公司于2009 年8 月8 日签订的《拟建张唐铁路压覆矿业权补偿意向书》明确约定“为保证国家重点项目的实施,经矿业权人与建设单位友好协商,同意压覆矿业权。双方同意,项目正式立项后, 依据省国土资源厅批复的压覆矿产资源评估报告、国家政策及有关规定,双方协商, 签订补偿协议”。2009 年9 月23 日,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对蒙冀公司提出的张唐铁路建设用地压覆矿产资源的申请,作出《关于“新建张家口至唐山铁路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的批复》,同意在该建设项目范围内压覆已查明重要矿产资源。本案双方当事人中,北京铁路局系接受蒙冀公司委托负责张唐铁路项目建设;长阁矿业公司系从案外人腾达公司处受让案涉矿业权,且长阁矿业公司与腾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系丁连茂。蒙冀公司在与腾达公司达成压覆补偿意向后,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报批手续,故北京铁路局在张唐铁路项目建设期间压覆长阁矿业公司名下探矿权的行为不具违法性,主观上亦不存在过错,不构成侵权。因此,长阁矿业公司关于北京铁路局构成侵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长阁矿业公司的探矿权因北京铁路局的压覆行为所受损失依法应得到补偿。
(三)关于北京铁路局应补偿项目、数额及利息问题
关于应补偿项目问题。一是探矿权损失。一审期间,北京铁路局认可对案涉探矿权损失进行补偿,但上诉时其以长阁矿业公司系无偿取得为由主张不应补偿探矿权损失。原国土资源部《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试行)》及财政部、原国土资源部《关于深化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探矿权全面实行有偿取得制度。根据丰宁满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于2015 年5 月25 日出具的《关于河北省丰宁县南关乡长阁村梨树沟铁矿普查探矿权保留的情况说明》,“河北省丰宁县南关乡长阁村梨树沟铁矿普查”探矿权于 2005 年 6 月以挂牌方式取得。北京铁路局主张长阁矿业公司系无偿取得探矿权,不应获得补偿,但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此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是资产损失和停产停业损失。虽然张唐铁路只压覆了案涉探矿权矿区,但案涉探矿权已处于探转采手续办理阶段,长阁矿业公司预先投资建设配套选矿厂经过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也办理了尾矿库安全生产许可证,探转采的手续不能继续办理直接导致配套选矿厂无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故选矿厂资产损失和停产停业损失客观存在。同时,丰宁拆迁办与长阁矿业公司于2014 年5 月21 日签订的《协商纪要》已明确认可上述两项损失,一审法院依法调取的《张唐铁路(承德段)征占厂矿企事业单位资产登记表》有项目指挥部、县指挥部、乡镇政府、村委会、产权人、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代表和现场登录人十方见证并签字,故北京铁路局关于不应补偿长阁矿业公司资产损失及停产停业损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补偿数额问题。本案双方当事人对于应就铁路中心线左右各1000 米范围内的探矿权进行补偿以及被压覆矿产资源储量已无争议。本院认为,压覆矿产资源的补偿范围,应限于矿业权人被压覆资源储量在当前市场条件下所应缴的价款,以及所压覆的矿区分担的勘查投资、已建的开采设施投入和搬迁相应设施等直接损失。特别是对于探矿权而言,能否转换为采矿权尚具不确定性;即便由探矿权转为采矿权,探矿权人亦需为采矿权的实现向国家缴纳必要的使用费以及投入大量的建设和生产经营成本;从市场风险的角度而言,投资采矿权还面临矿产品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采矿权人的预期利润未必能够实现。对于仅拥有探矿权的长阁矿业公司而言, 依据前述标准予以补偿,已经能够较好地保护其合法权益,也与其他已达成补偿协议的矿业权人所取得的补偿基本持平。河北兰德矿业权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根据承德市铁指的委托,参考《河北省矿业权价款缴纳办法(试行)》中价款计算方式,对被压覆的矿业权价值作出评估,其结论具有合理性,可以作为确定补偿金额的依据。据此, 案涉探矿权价值为19 267 200 元,前期勘查投入为4 816 800 元。对于资产损失和停产停业损失,《8066 号资产评估补充报告》及《关于原告长阁矿业有限公司与北京铁路局物权保护纠纷案鉴定报告(补充说明)》作出的程序合法,依据充分,本院予以采信。据此,长阁矿业公司的资产损失为 2 850 030 元,停产停业损失为162 005 元。
北京铁路局应向长阁矿业公司支付补偿款总金额为19 267 200 元(探矿权损失)+4 816 800 元(前期勘查投入)+2 850 030 元(资产损失)+162 005 元(停产停业损失)= 27 096 035 元,减去北京铁路局已实际给付的500 万元,尚需支付22 096 035 元。
关于利息问题。考虑到本案探矿权纠纷历时数年,双方当事人未就补偿数额达成一致无法实际履行,双方对此均有责任, 利息从本案起诉之日即 2014 年 8 月 1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较为合理。
综上所述,长阁矿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北京铁路局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冀民一初字第9 号民事判决;
二、北京铁路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给付丰宁长阁矿业有限公司补偿款 22 096 035 元(利息以22 096 035 元为基数,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4 年 8 月 1 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三、驳回丰宁长阁矿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 1 041 805 元,由丰宁长阁矿业有限公司负担885 535 元,由北京铁路局负担 156 270 元;鉴定费 481 100 元, 由丰宁长阁矿业有限公司、北京铁路局各自负担一半。二审案件受理费 1 075 867.4 元 , 由 丰 宁 长 阁 矿 业 有 限 公 司 负 担 1 050 867.4 元,由北京铁路局负担 25 000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魏 文 超
审 判 员 贾 清 林
审 判 员 刘 小 飞
二 0一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法 官 助 理 吴 凯 敏
书 记 员 陈 中 原
公报案例 建工与房产
于存库诉董成斌、董成珍房屋买卖纠纷案
公报案例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于存库诉董成斌、董成珍房屋买卖纠纷案
原告(反诉被告):于存库,男,67岁,退休职工,住四川省广汉市雒城镇上东街。
委托代理人:冉启发,四川省德阳市雒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董成斌,男,35岁,无业,住四川省广汉市雒城镇桂花街。
被告(反诉原告):董成珍,女,42岁,工人,住四川省巴中市东城街。
委托代理人:杨军,四川省广汉市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于存库因与被告董成斌、董成珍发生房屋买卖纠纷,向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董成斌、董成珍同时反诉。
原告于存库诉称:原告按照与二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在收到二被告交付的房价款并由二被告占用房屋后,曾依约多次找过二被告都未找到,致使至今仍未办理房屋产权转移变更登记手续。鉴于该房屋占用的土地是划拨土地,依法不能转让,且房屋产权仍未变更,请求确认原、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判令二被告给原告返还房屋和占用该房期间收取的租金3.3万元,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二被告答辩并反诉称:被告已经按照与原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履行了交付价款的义务,后因原告搬家不通知被告,导致与原告失去联系,致使该房屋的产权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至今仍未办理。原告的违约行为,侵害了二被告合法权益,所诉房屋买卖协议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协议应当继续履行。反诉请求判令原告给二被告支付违约金5000元,赔偿二被告的其他损失,并承担办理该房屋占用土地的使用权变更登记义务。按照协议的约定,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应当由原告缴纳。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1997年12月11日,原告于存库与被告董成斌、董成珍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坐落在广汉市雒城镇桂花街103幢10—11轴底层的门面营业房一间,是于存库私有财产,现由杨军租用;在征求杨军同意后,于存库现将此房作价12.2万元卖给董成斌、董成珍;房屋买卖中发生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由于存库负担;税金及过户费,由董成斌、董成珍负担;公证费双方各负担一半;房屋出卖后,原租赁协议继续有效;双方应当遵守协议,如一方违约,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5000元。
12月11日,双方办理了房屋买卖协议的公证手续。同日,被告董成斌、董成珍付给原告于存库现金12.2万元,于存库出具收条后将房屋交给董成斌、董成珍。董成斌、董成珍以出租人身份,继续出租该房至今。
涉案房屋是1993年9月原告于存库从广汉市建设开发总公司购买的商品房。该房屋占用的土地,是划拨取得。广汉市土地管理部门证实,广汉市人民政府允许在办理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后,转让该土地上的房产。在于存库和被告董成斌、董成珍办理房屋买卖协议的公证时,于存库尚未取得该房屋占用土地的使用权证。办理公证手续10日后,于存库以自己的名义取得了面积为8.30平方米的划拨土地使用权证。由于双方当事人在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后都搬过家,而且互不通知,以至失去联系,该房屋的产权和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未能按约定办理。1999年3月2日,董成斌、董成珍单方到房屋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续时,因于存库阻止,未能办成。
上述事实,有房屋买卖协议、公证书、现金收条、划拨土地使用权证等书证和证人证言、双方当事人陈述证实。
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第五十七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坐落在广汉市雒城镇桂花街103幢10—11轴底层的门面营业房一间,是原告于存库的私有财产。该房屋占用的土地虽然是划拨取得,但当地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允许在办理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后,转让该土地上的房产。于存库通过与被告董成斌、董成珍签订协议转让房屋,签订协议时双方都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协议内容为买卖法律允许买卖的私有财产,且对办理土地出让手续作了约定,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双方所签协议依法成立,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未取得对方同意,都不能擅自解除该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国家实行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制度。”第六十条第三款规定:“房地产转让或者变更时,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并凭变更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向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经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实,由同级人民政府更换或者更改土地使用权证书。”原告于存库与被告董成斌、董成珍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虽然依法成立,但在没有办理上述规定要求的手续之前,不具有将协议指向的房产权属变更的效力。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和协议的约定,为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履行自己的义务。
应当指出,所谓“房屋的转让应进行变更登记方为有效”一语,是指双方通过签订协议,虽然买卖房产的意向能够成立,但是若不登记,则不发生房产所有权转移的效力,不是指买卖协议本身不能成立。在房屋买卖协议成立后,房产所有权没有转移前,双方当事人依协议建立的债权债务关系依然存在。原告于存库以产权没有变更为由主张房屋买卖协议无效,其理由不能成立。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抵押时,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转让、抵押。”原告于存库出卖的房屋,是依法经批准开发的商品房,国家允许在办理了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后转让该土地上的房产。对此情况,签约双方都非常了解,因此在协议中有由于存库交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办理该宗土地使用权合法转让手续的约定。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时,于存库虽然尚未取得该房产占用土地的使用权证,但这仅仅是取得迟早,并非不应或者不能取得的问题。况且事实证明,在协议签订后仅10天,于存库就取得了划拨土地使用权证。虽然此时于存库对该土地还只有划拨土地使用权,但不影响他在补办土地出让手续后出售私有房产。于存库以签订协议时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以及该宗土地是划拨取得不能转让为由,主张房屋买卖协议无效,其理由也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原告于存库与被告董成斌、董成珍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依法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五条规定:“财产所有权合法转移后,一方翻悔的,不予支持。财产所有权尚未按原协议转移,一方翻悔并无正当理由,协议又能够履行的,应当继续履行;如果协议不能履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于存库在房产所有权未依法转移的情况下,以各种不正当理由表示翻悔,有悖诚实信用的原则,有损交易的安全,不予支持。双方在协议依法成立后,因搬家时不履行相互通知的义务以至失去联系,不能及时按约定办理房地产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对此,双方都有过错。董成斌、董成珍反诉请求判令于存库承担违约责任,亦不予支持。双方当事人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按照协议的约定继续履行。据此,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判决:
一、原告于存库与被告董成斌、董成珍订立的房屋买卖协议依法成立。
二、原告于存库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履行房地产转让中卖方应承担的转让登记义务。
三、转让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先由被告董成斌、董成珍垫付,然后按照约定凭有效票据,由原告于存库在10日内一次性给二被告付清。其他费用,由二被告负担。
四、驳回原告于存库和被告董成斌、董成珍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诉和反诉案件受理费、其他诉讼费共计9160元,由原告于存库负担8000元,被告董成斌、董成珍共同负担1160元。
于存库不服一审判决,仍以原起诉的理由向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被上诉人董成斌、董成珍则答辩要求维持原判。
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中规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参照这一规定,上诉人于存库在一审提起诉讼之前,早已分别办理了涉案房屋的产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成为该房屋的合法产权人。于存库以合法产权人的身份与被上诉人董成斌、董成珍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依法成立。根据“地随房走”的原则,于存库在出售自己的房产时,其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依法补办相应手续后,也是可以转让的。故于存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处恰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
驳回上诉人于存库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660元,由上诉人于存库负担。
公报案例 建工与房产
兴利公司、广澳公司与印度国贸公司、马来西亚巴拉普尔公司、库帕克公司、纳林公司货物所有权争议上诉案
公报案例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兴利公司、广澳公司与印度国贸公司、
马来西亚巴拉普尔公司、库帕克公司、
纳林公司货物所有权争议上诉案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享市兴利服务总公司广东公司清算小组。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省汕头经济特区广澳商业服务发展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印度国家贸易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来西亚巴拉普尔棕榈油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来西亚库帕克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马来西亚纳林工业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香港利高洋行。
上诉人北京市兴利服务总公司广东公司清算小组(简称兴利公司)、广东省汕头经济特区广澳商业服务发展公司(简称广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印度国家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印度国贸公司)、马来西亚巴拉普尔棕榈油有限公司(简称巴拉普尔公司)、马来西亚库帕克有限公司(简称库帕克公司)、马来西亚纳林工业有限公司(简称纳林公司)货物所有权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第一审民事判决,分别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1985年5月21日和22日,印度国贸公司分别与马来西亚的巴拉普尔公司、库帕克公司、纳林公司签订了4份购买棕榈脂肪酸馏出物的合同,价格条件CIF孟买,单价每吨435美元;由卖方负责保险。同年6月26日,印度国贸公司与马来西亚橡胶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购买3级烟花胶片和20号标准橡胶的合同,价格条件为C&F马达拉斯,3级烟花胶片每吨802美元,20号标准橡胶每吨725美元;由买方负责保险。依据合同的规定,巴拉普尔公司、库帕克公司、纳林公司、印度国贸公司分别向保险公司办理了保险手续。1985年7月2日至15日,巴拉普尔公司、库帕尔公司、纳林公司将7873桶(共计1456.485吨)棕榈脂肪酸馏出物,马来西亚橡胶开发有限公司将印度国贸公司购买的3级烟花胶片500吨和20号标准橡胶2000吨,装上巴拿马东方快运公司的货轮“热带皇后”号。同年7月23日,“热带皇后”号轮离开马来西亚的巴生港驶往印度的马达拉斯,8月5日以后中断了与船代理的联系。在“热带皇后”号轮失踪后,巴拉普尔公司、库帕克公司、纳林公司取得了保险公司的全额赔付,并向保险公司出具了“代位求偿证书”。印度国贸公司只从保险公司得到部分赔付。
1985年8月25日,经香港向全公司经理周前文介绍,上诉人兴利公司、广澳公司与香港利高洋行(简称利高洋行)签订了购买3号橡胶300吨(每吨745美元)和20号橡胶1460吨(每吨700美元)的广商进字第047号成交确认书。广澳公司又与利高洋行签订了购买工业用棕榈油1456吨(每吨155美元)的广商进字第048号成交确认书。两份成交确认书约定:货物的装船唛(音mai)头为“塔瓦洛希望”,保平安险。货到经商检合格后,4个月内付清货款,如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双方协商按质论价。
1985年8月29日,利高洋行经理廖民强通知广澳公司:装载货物的“塔瓦洛希望”号轮已驶抵中国汕头港外水域,让广澳公司办理货物进关手续,并交给广澳公司一张没有日期的发票和两份“货运正本提单”,但未附货物保险单据。两份提单中记载:棕榈油7873桶,天然橡胶1760吨,装船港高雄,卸货港汕头,货物唛头编号为N/M(即没有唛头)。广澳公司凭此提单接收了从“塔瓦洛希望”号轮上卸下的货物,其中橡胶因无进口许可证,被海关予以监管、存放。1985年8月30日至9月27日,广澳公司应利高洋行的要求,委托汕头外轮公司为“塔瓦洛希望”号轮加油、支付船员工资等,共计167800美元。该款由广澳公司垫付,约定日后从付给利高洋行的货款中扣除。1985年10月至1986年4月,广澳公司因棕榈脂肪酸馏出物有变质的可能,除留5桶作样品外,其余全部出售。
1985年9月,接受印度国贸公司和马来西亚的巴拉普尔公司、库帕克公司、纳林公司投保的保险公司得知有一艘名为“塔瓦洛希望”号的货轮停泊在中国的汕头港,并卸下一批棕榈脂肪酸馏出物和橡胶。保险公司经调查认为“塔瓦洛希望”号轮就是“热带皇后”号轮,从该轮卸下的货物就是上述印度和马来西亚4家公司丢失的货物。印度和马来西亚4家公司经多次与广澳公司协商索回货物未果,遂于1986年6月28日以广澳公司为被告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追加兴利公司为被告,香港利高洋行为第三人。
该案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广澳公司从“塔瓦洛希望”号轮上卸下棕榈脂肪酸馏出物7873桶。该货物包装桶上所标明的名称、毛重、净重、原产地国、供货商名称、生产日期、包装日期、装货港、卸货港以及收货方名称等唛头内容,均与巴拉普尔公司、库帕克公司、纳林公司持有的货运正本记名提单、购销合同书、质量证书所列明的唛头内容一致,而与广澳公司持有的、由利高洋行提供的“货运正本提单”所书写的品名为棕榈油、装船港高雄、卸货港汕头等内容不符。广澳公司从“塔瓦洛希望”号轮上卸下3级烟花胶片318.3939吨和20号标准橡胶1248.7127吨,其外包装标志与印度国贸公司持有的货运正本记名提单、质量证书所记载的标志相同。还查明,“热带皇后”号轮失踪后,更名为“塔瓦洛希望”号,仍保留巴拿马船籍;“塔瓦洛希望”号轮在1985年的任何时间里,都没有在高雄港报过港,因而也就不存在在高雄港装货的事实。第三人给2被告提供的货运正本提单中写明该批货物是1985年8月7日在台湾高雄港装载与事实不符。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诉讼为货物所有权争议。“塔瓦洛希望”号轮就是更名前的“热带皇后”号轮,该轮在汕头港卸下的货物就是4原告丢失的货物,4原告分别持有本案争议货物的不可转让的正本记名提单,应为争议货物的所有权人,有权就该批货物向占有人及销售人主张所有权。4原告要求2被告返还货物和按净发票值返还已由被告销售的货物款额的请求,应予准许。第三人利高洋行以提供伪造提单的手段,出售无权出售的货物,违反了卖方应保证其出售的货物必须是任何第三方不能主张任何权利或要求的国际贸易惯例,其行为应属无效,无权向本案被告索要货物或货款,并应对因其无效行为所发生的货物进口的费用承担主要责任。2被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许可制度暂行条例》的规定,擅自进口橡胶,被告兴利公司违反《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超越核定登记的经营范围,非法参与进口贸易,其行为都是无效的。2被告不能以无效行为作依据,取得争议货物的所有权,而且对进口货物所发生的费用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塔瓦洛希望”号轮停泊汕头港期间,广澳公司应利高洋行的请求,为其垫付“塔瓦洛希望”号轮的加油费、船员工资和生活费等费用计167800美元,这一行为违反了只有船东或其代理人才有权委托航运代理代办轮船进港手续和处理船舶内部事务的国际惯例,此款应由被告自行向利高洋行索回。据上所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
一、本案争议标的物分别属于各原告所有。
二、2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对本案争议标的物的买卖行为无效。2被告应将海关监管、封存的三级烟花胶片318.3939吨,20号标准橡胶1248.7127吨,按现状返还给原告印度国贸公司。货物在返还期间发生的费用,由原告自行负担。
三、2被告应将已销售的棕榈脂肪酸馏出物7868桶,共1455.58吨,按原告诉讼请求以净发票值615476.86美元,返还给原告巴拉普尔公司、库帕克公司、纳林公司。留存的5桶样品按现状返还给3原告。
四、本案争议货物在进口、储存中所发生的费用共计人民币844977.91元,由利高洋行承担、506986.75元,2被告共同承担337991.16元。
被告兴利公司、广澳公司不服第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上诉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印度和马来西亚的4家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被上诉人无权以上诉人作为被告追索货物或要求赔偿;4被上诉人在其货物丢失后,都分别从各自投保的保险公司获得赔偿,根据保险惯例,不能再以原所有人的名义提起诉讼。上诉人与利高洋行之间的买卖活动,属于正常的国际民间贸易,根据卖方默示担保所有权的原则,上诉人对争议货物拥有完全的所有权。上诉人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许可制度暂行条例》,也没有超越经营范围。上诉人与利高洋行的货物买卖合同是合法有效的。请求上诉审法院将该案发回第一审法院重审或改判,并判令4被上诉人赔偿因本案引起上诉人的经济损失。
被上诉人印度国贸公司、巴拉普尔公司、库帕克公司及纳林公司答辩称:第一审判决确定的当事人双方的诉讼地位,以及判决上诉人给被上诉人返还货物及货款是正确的,应予维持。请求上诉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责令上诉人赔偿因其无理上诉,造成争议货物长期积压的利息损失。
在第二审期间,上诉人广澳公司和被上诉人印度国贸公司为了避免橡胶进一步变质,均同意先行处理。双方都向法庭提供了由有资信的银行开具的金额为1222428美元的担保函件。经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争议的橡胶交由广澳公司处理,价款存于中国银行汕头分行。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第一审法院确认本案为货物所有权争议,反映了本案争议的实质和主要内容,是正确的。提单是一种物权凭证,提单的持有人就是提单项下货物的所有权人。当提单项下货物被他人占有时,提单的持有人有权对占有人提起确认货物所有权和返还货物之诉。
4被上诉人在货物丢失后,已分别向各自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其中,马来西亚的3家公司从保险公司得到了全额赔付,并分别向保险公司出具了“代位求偿证书”,根据保险合同适用保险人所在地法律的国际惯例,有关马来西亚3公司的保险问题适用马来西亚的法律。根据马来西亚的法律规定,货物的所有权仍属投保人。印度国贸公司仅从保险公司得到部分赔付,也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因此,4被上诉人是第一审合法的原告,占有争议货物的2上诉人是第一审合法的被告。2上诉人主张4被上诉人无权向其追索货物和要求赔偿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第一审人民法院根据4被上诉人提供的货运正本记名提单、购销合同以及质量检验证书上所列的唛头内容和包装标志,在验证争议货物外包装的唛头内容和包装标志与其相符后,认定持有货运正本记名提单的4被上诉人就是争议货物的所有权人;由此认定2上诉人与利高洋行之间的买卖行为无效,利高洋行无权向2上诉人索要不属于它的货物,并应对其无效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负主要责任,是正确的。
上诉人广澳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许可制度暂行条例》的规定,擅自进口橡胶;上诉人兴利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的《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无外贸经营权,非法参与进口橡胶的活动,第一审人民法院认定2上诉人的违法行为是造成买卖橡胶的广商进字第047号成交确认书无效的原因之一,是正确的。
上诉人兴利公司在第二审期间,又提出:广澳公司与利高洋行签订了买卖工业用棕榈油的广商进字第048号成交确认书之后,上诉人只在买方广澳公司所持的成交确认书上签字盖章,第一审人民法院认定兴利公司也参与签订了第048号成交确认书与事实不符,应予否定。经查,兴利公司这一上诉属实。造成广商进字第048号成交确认书无效的原因,是利高洋行出售了无权出件的货物。上诉人广澳公司在接受货物时,明知双方成交的是工业用棕榈油,而提取的却是棕榈脂肪酸馏出物;成交确认书规定的唛头是“塔瓦洛希望”,利高洋行交来的货物提单是没有唛头,而实际提取的货物不但有唛头,且唛头内容与两份文件均不相符,还接受货物,是有过失的。广澳公司因第048号成交确认书无效和其自身的过失,不能取得棕榈脂肪酸馏出物的所有权。上诉人认为其与利高洋行之间的买卖行为合法有效,并且自己已根据该行为取得了争议货物所有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本案争议的棕榈脂肪酸馏出物,已由上诉人广澳公司除留5桶作样品外,其余全部出售。被上诉人巴拉普尔公司、库帕克公司和纳林公司要求上诉人广澳公司赔偿该货款在上诉期间的利息损失,应予支持。
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于1990年9月1日判决如下:
一、维持原审判决第一项;
二、上诉人广澳公司、兴利公司与被上诉人利高洋行之间买卖橡胶的行为无效。广澳公司应按中国银行汕头分行为其先行处理橡胶提供的担保数额,计1222428美元,返还给被上诉人印度国贸公司;
三、上诉人广澳公司与被上诉人利高洋行之间买卖棕榈脂肪酸馏出物的行为无效。广澳公司应按巴拉普尔公司、库帕克公司、纳林公司与印度国贸公司买卖棕榈脂肪酸馏出物时的净发票值,计615476.86美元,返还给巴拉普尔公司、库帕克公司和纳林公司。留存的5桶样品,按现状返还给上述3公司。返还期间的费用,由上述3公司自行承担;
四、上诉人广澳公司应赔偿巴拉普尔公司、库帕克公司和纳林公司棕榈脂肪酸馏出物的价款自1988年6月1日至1990年8月31日的利息损失,计96937.61美元;
五、本案争议货物在进口、仓储中发生的费用共计人民币920267.71元,由被上诉人利高洋行承担60%,计人民币552160.63元;由上诉人广澳公司、兴利公司共同承担40%,计人民币368107.08元。
公报案例 建工与房产
周显治、俞美芳与余姚众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
公报案例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周显治、俞美芳与余姚众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商品房买卖中,开发商的交房义务不仅仅局限于交钥匙,还需出示相应的证明文件,并签署房屋交接单等。合同中分别约定了逾期交房与逾期办证的违约责任,但同时又约定开发商承担了逾期交房的责任之后,逾期办证的违约责任就不予承担的,应认定该约定属于免除开发商按时办证义务的无效格式条款,开发商仍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逾期交房、逾期办证的多项违约之责。
原告:周显治,男,32岁,汉族,住浙江省余姚市。
原告:俞美芳,女,32岁,汉族,住浙江省余姚市。
被告:余姚众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余姚市城区胜山西路。
法定代表人:董水校,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周显治、俞美芳因与被告余姚众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安公司)发生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向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周显治、俞美芳共同起诉称:两原告与被告众安公司于2012年11月12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出卖人应当在2012年12月31日前,将符合条件的余姚市城区悦龙湾X幢X号房产交付买受人使用;出卖人逾期交房的,应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款万分之二的违约金。出卖人应当于2013年3月31日前,取得相应的土地、房屋权属证书,交付给买受人,并代买受人办理该商品房转移登记;出卖人逾期交付权属证书的,应当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款万分之三的违约金。现两原告已经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合计人民币5 162 730元,但至今被告仍未能依据合同约定书面正式通知两原告交房,也未依约交付并代办土地、房屋权属证书,致使两原告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且在2013年9月23日,原告与被告相关工作人员一同勘查房屋,被告销售总监左新、销售员郑孟、工程部、售后服务陈亮等工作人员自检并出具书面说明确认房屋存在33处质量问题,并作出了维修及交房时间承诺,但至今被告未履行该承诺。根据《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被告的行为实属根本违约,故要求被告立即履行2013年9月23日出具的书面说明确定的维修义务,维修结果应与图纸相符,达到国家标准;被告立即向二原告交付余姚市城区悦龙湾X幢X号房产,并承担自2013年1月1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按日向二原告支付已付房价人民币5 162 730元的万分之二的违约金(暂算至2014年1月1日违约金为:376 879.29元);被告立即向二原告交付余姚市城区悦龙湾X幢X号房产的《房产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办理相关变更登记,并承担自2013年4月1日起至实际交付权属证书之日止按日向二原告支付已付房款人民币5 162 730元的万分之三的违约金(暂算至2014年1月1日违约金为:425 925.23元);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原告周显治、俞美芳对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1. 商品房买卖合同1份,原告周显治、俞美芳提供此证据证明双方成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及被告众安公司违反合同约定的事实。
2. 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交通银行分行借款凭证、交通银行补发入账证明申请书1组,原告周显治、俞美芳提供此证据证明原告已经支付完毕全部购房款人民币5 162 730元的事实。
3. 照片、房产所在问题的承诺1组,原告周显治、俞美芳提供此证据证明涉案房产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通知已经整改完毕,被告众安公司存在迟延交房的事实。
被告众安公司辩称:一、涉案房屋不存在原告周显治、俞美芳所称的质量问题。二、被告已明确告知原告交房的时间,但原告因其自身原因一直未配合办理交房手续。理由:1. 2012年11月12日二原告向被告出具双方同意书,载明“本人知晓该房源先为众安公司工程部办公用房,按照合同约定将于2012年12月31日前完成房子交付手续”,从该文字可以看出实际上在签署双方同意书之日原告既已经完全了解房屋情况,知晓房屋已在实际使用,并明知被告已具备交房条件,同时原告也进一步承诺将在一个月之后按照合同约定配合办理相关的交房手续,因此,被告已就房屋交房情况向原告作了明确说明,且原告已经知晓被告无须再在2012年12月31日另行书面通知。2. 双方同意书载明“经本人与众安公司协商一致,本人按照合同时间,配合办理相关交房工作,以便办理相关产权等手续,但不领取X幢X号钥匙等物料……”,可以说明原告已向被告承诺将于约定日期即2012年12月31日前配合被告办理相关交房手续,以便按期办理产权手续,现原告无正当理由不予以配合交房工作是明显违约行为。3. 原告在双方同意书中明确“本人承诺愿意在2013年6月30日之前将X幢X号作为众安公司工程部办公用房使用,待期满后2013年7月1日将房屋钥匙等相关东西重新交接,如不能如期交付,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第10条逾期交房违约责任来处理……”,该文字可以看出原告承诺在2013年7月1日之前将房屋钥匙等相关物料重新交接,如不能如期交付则按合同第10条处理,此处交付与之前的交接是一致的,范围仅仅为钥匙等物料而已。4. 被告作为房地产开发公司已在双方同意书中以及其他途径通知原告前来办理交房手续,但是原告一直没有回应,导致至今仍未完全交房,原告为此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三、被告已于2013年3月9日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证,于2013年3月25日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上述均属于合同约定的2013年3月31日前,只有在买卖双方办理完毕交房手续后上述权证才可以过户到原告名下,因此因原告无故不去办理交房手续,致房屋所有权证及其土地使用权证等无法顺利过户到原告名下,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责任。同时,合同附件8补充协议第6条第2款约定“若出卖人逾期交房并承担了逾期交房违约责任后的本合同第16条出卖人承诺取得土地房屋权属证书时间相应顺延”,即使认定被告逾期交房,那么逾期交房屋权属证书时间应当与认定的逾期交房时间一致,不能简单套用合同约定的2013年3月31日。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当庭质证,被告众安公司对原告周显治、俞美芳提供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12年11月12日,原告周显治、俞美芳(买受人)与被告众安公司(出卖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买受人购买的商品房为预售商品房(住宅,悦龙湾X幢X号),商品房房款合计5 162 730元,买受人按其他方式按期付款;出卖人应当在2012年12月31日前,将符合各项条件的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出卖人如未按本合同规定的期限将该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逾期不超过90日,自本合同第九条规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出卖人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价款万分之壹的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逾期超过90日后,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买受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合同继续履行,自本合同第九条规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出卖人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价款万分之贰的违约金;商品房达到交付使用条件后,出卖人应当书面通知买受人办理交付手续,双方进行验收交接时,出卖人应当出示本合同第九条规定的证明文件,并签署房屋交接单,在签署房屋交接单前,出卖人不得拒绝买受人查验房屋,所购商品房为住宅的,出卖人还需提供《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出卖人不出示证明文件或出示证明文件不齐全,买受人有权拒绝交接,由此产生的延期交房责任由出卖人承担;出卖人负责办理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或土地使用证明,出卖人负责申请该商品房所有权初始登记,取得该商品房《房屋所有权证》,出卖人承诺于2013年3月31日前,取得前款规定的土地、房屋权属证书,交付给买受人,买受人委托出卖人办理该商品房转移登记,出卖人不能在前款约定期限内交付权属证书,双方同意按照下列约定处理,约定日期起30日内,出卖人交付权属证书或登记证明的,按已付房价款的1%承担违约责任,约定日期起30日以后,出卖人仍不能交付权属证书或登记证明的,买受人退房,出卖人在买受人提出退房要求之日起30日内将买受人已付房价款退还给买受人,并自约定日期至实际退款日止,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价款万分之三的违约金,买受人不退房,出卖人自约定日期起至实际交付权属证书或登记证明之日止,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价款万分之三的违约金;若出卖人逾期交房并承担了逾期交房违约责任的,则本合同第十六条中出卖人承诺取得土地、房屋权属证书的时间相应顺延,顺延期限与商品房交付的逾期期限相同等。2012年11月12日,二原告出具《双方同意书》一份,言明:“本人俞美芳、周显治购买悦龙湾X幢X号房源,本人知晓该房源先为众安公司工程部办公用房,按照合同约定将于2012年12月31日前完成房子的交付手续,经本人与余姚众安公司协商一致,本人按照合同约定时间配合办理相关交房工作,以便按期办理相关产证等手续,但不领取X幢X号钥匙等物料。本人承诺愿意在2013年6月30前将X幢X号作为众安公司工程部办公使用,待期满后于2013年7月1日将房屋钥匙等相关物料重新交接,如不能如期交付按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条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来处理,房屋内部恢复合同交房标准,特此承诺。”2013年9月23日,原告至被告处就房屋的质量瑕疵问题与被告交涉,众安公司的工作人员(黄志亮)在《悦龙湾X幢X号房产所在问题》上书写说明:“2013年9月6日悦龙湾X幢X号经业主与房产公司在交房前进行现场勘查验房发现并确认以上未打“×”26条问题,房产公司承诺在2013年10月5日前整改完毕,打“×”7条问题在经业主与房产公司进一步核实设计图纸和有关证据后确认,房产公司承诺在将所有房屋质量问题解决之后再履行交房手续。”2013年3月9日,被告登记取得余姚市城区悦龙湾X幢X号的房屋所有权证(初始登记);2013年3月25日,被告取得余姚市城区悦龙湾X幢X号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分割登记)。二原告依照合同约定将房屋价款5 162 730元支付给被告。至起诉之日,被告未与原告办理房屋交付手续,亦未向原告交付房地产权属证书。
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涉案房屋的交付;二是违约责任的承担。
本案中,原告周显治、俞美芳与被告众安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属有效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一、涉案房屋的交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对房屋的转移占有,视为房屋的交付使用,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依据原告周显治、俞美芳与被告众安公司双方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出卖人应当在2012年12月31日前,将符合各项条件的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商品房达到交付使用条件后,出卖人应当书面通知买受人办理交付手续,双方进行验收交接时,出卖人应当出示本合同第九条规定的证明文件,并签署房屋交接单,在签署房屋交接单前,出卖人不得拒绝买受人查验房屋,所购商品房为住宅的,出卖人还需提供《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出卖人不出示证明文件或出示证明文件不齐全,买受人有权拒绝交接,由此产生的延期交房责任由出卖人承担。”被告认为依据二原告出具的《双方同意书》,被告已就房屋交房情况向原告作了明确说明,原告已经知晓被告无须再在2012年12月31日前另行书面通知原告办理交房手续。二原告在该《双方同意书》上言明“经本人与众安公司协商一致,本人按照合同约定时间配合办理相关交房工作,以便按期办理相关产证等手续,但不领取X幢X号钥匙等物料”,该文字表述并没有包含被告无须书面通知原告方办理房屋交付手续的意思表示,只是原告表明愿意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配合被告办理相关交房工作,即并未免除被告的书面通知以及签署交接单等义务,因此商品房达到交付使用条件后,被告仍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以书面的方式通知原告方办理房屋交付手续,双方进行验收交接,并签署房屋交接单等,且不仅仅局限于“领取X幢X号钥匙等物料”。被告辩称原告在该《双方同意书》上已向被告承诺将于约定日期即2012年12月31日前配合被告办理相关交房手续,以便按期办理产权手续,现原告无正当理由不予以配合交房工作是明显违约行为,但被告未向法院提供证据以证明确系原告不配合导致被告无法完全交房。且在2013年9月23日,原告就X幢X号房产的有关车库、地下室、进户门、阳台等方面的质量瑕疵问题至被告处交涉,被告方的工作人员在《悦龙湾X幢X号房产所在问题》上进行了说明,并提出整改意见(在2013年10月5日前整改完毕)。可见,双方事实上也认可涉案房屋尚未具备交付条件,该房屋亦未实际转移给原告方占有使用。同时,依据二原告在该《双方同意书》上的承诺“本人承诺愿意在2013年6月30前将X幢X号作为众安公司工程部办公使用待期满后于2013年7月1日将房屋钥匙等相关物料重新交接,如不能如期交付按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条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来处理,房屋内部恢复合同交房标准,特此承诺”,可推断出原告方同意将涉案房屋延迟至2013年7月1日交付。综合分析上述情况,法院认定被告尚未依照约定将涉案房屋交付给原告方,故被告的逾期交付行为已构成违约。
二、违约责任的承担。1. 原告俞美芳、周显治认为被告众安公司应当承担逾期交房和逾期交付房产证、土地证的违约责任;被告认为被告已经于2013年3月9日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证,于2013年3月25日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上述均属于合同约定2013年3月31日之前,只有在买卖双方办理完毕交房手续后上述权证才可以过户到原告名下,因原告原因导致产权证无法过户,即使认定被告逾期交房,那么逾期交房屋权属证书时间应当相应的顺延。首先,《商品房买卖合同》载明:“出卖人负责办理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或土地使用证明,出卖人负责申请该商品房所有权初始登记,取得该商品房《房屋所有权证》,出卖人承诺于2013年3月31日前,取得前款规定的土地、房屋权属证书,交付给买受人”,该内容明确被告应当于2013年3月31日前取得土地、房屋权属证书,并交付给原告方,而不能理解为被告自身于2013年3月31日前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房屋所有权证》的初始登记,否则无法确定原告方何时才能取得房地产权证(将房产从被告公司转移登记过户至原告个人名下),现被告已逾期交付房地产权属证书,显然与此相悖,被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系可归责于原告方的原因导致逾期交付房地产权属证书。其次,依照合同约定,被告负有按时交房与按时交付权属证书的义务。现被告以合同中的条款(附件八补充协议第6条第2款)“若出卖人逾期交房并承担了逾期交房违约责任的,则本合同第十六条中出卖人承诺取得土地、房屋权属证书的时间相应顺延,顺延期限与商品房交付的逾期期限相同等”为由,认为即使认定被告逾期交房,那么逾期交房屋权属证书时间也应当相应的顺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附件八补充协议第6条第2款系被告方提供,其内容显然置原告方的利益于不顾,导致其权益处于不确定状态,免除了被告按时交付房地产权属证书的义务,应当为无效的格式条款,故被告不能因为双方有此条款的约定而免除其逾期交付权属证书的违约责任。2. 二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交房的违约金以及逾期交付权属证书的违约金;被告余姚众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认为,即使认定构成违约情况下恳请按照法律规定适当减少违约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以约定的违约金过高为由请求减少的,应当以违约金超过造成的损失30%为标准适当减少;当事人以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为由请求增加的,应当以违约造成的损失确定违约金数额。从双方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来看,二原告与被告之间关于逾期交房和交付房地产权属证书的违约金约定更具惩罚性质(惩罚性违约金),换言之,是合同双方对于违约所约定的一种制裁。二原告已按照合同约定将购房款5 162 730元全部支付给被告,为防止被告怠于履行其合同义务,敦促其及时履行交付房屋和交付房地产权属证书的义务,违约金仍应按照合同约定计算。二原告诉请被告立即履行2013年9月23日出具的《悦龙湾X幢X号房产所在问题》维修单确定的维修义务,维修结果应与图纸相符,达到国家标准,其实质在于要求被告按约及时交付房屋。
综上,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2014年5月23日判决:
一、被告众安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周显治、俞美芳交付余姚市城区悦龙湾X幢X号房屋;
二、被告众安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周显治、俞美芳交付余姚市城区悦龙湾X幢X号房屋的房地产权属证书(即被告众安公司办理余姚市城区悦龙湾X幢X号房屋的转移登记过户手续,办理过户所需应当由买方缴纳的税费由原告周显治、俞美芳承担);
三、被告众安公司按原告周显治、俞美芳已付购房款5 162 730元从2013年7月1日起按日万分之二向原告方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至实际交付房屋之日止(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1月1日,违约金为191 021.01元);
四、被告众安公司按原告周显治、俞美芳已付购房款5 162 730元从2013年4月1日起按日万分之三向原告方支付逾期交付房地产权属证书违约金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1月1日,违约金为425 925.23元);
五、驳回原告周显治、俞美芳的其他诉讼请求。
以上款项限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1 828元,减半收取5914元,保全费4770元,合计10 684元,由原告周显治、俞美芳承担2473元、被告余姚众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8211元。
众安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周显治、俞美芳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上诉人众安公司与被上诉人周显治、俞美芳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属有效合同,双方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权利义务。根据双方所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出卖人应当在2012年12月31日前,将符合各项条件的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商品房达到交付使用条件后,出卖人应当书面通知买受人办理交付手续,……。”说明上诉人应当书面通知被上诉人办理交付手续;而依据被上诉人出具的《双方同意书》,被上诉人会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配合办理交房手续,故上诉人无需在2012年12月31日前另行书面通知被上诉人办理交房手续。但根据双方在2013年9月23日就涉案房产有关车库、地下室、进户门、阳台等方面存在的质量瑕疵问题的说明及一直未对存在问题的整改作出结论情况看,双方至今并未解决交房问题,上诉人存在逾期交房的违约行为。对于《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出卖人负责办理土地使用权初始登记,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或土地使用证明,出卖人负责申请该商品房所有权初始登记,取得该商品房《房屋所有权证》,出卖人承诺于2013年3月31日前,取得前款规定的土地、房屋权属证书,交付给买受人”,明确了上诉人应当于2013年3月31日前取得土地、房屋权属证书,并交付给被上诉人,而不能理解为上诉人自身于2013年3月31日前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房屋所有权证》的初始登记,否则无法确定被上诉人何时才能取得房地产权证书(将房产从上诉人公司转移登记过户至被上诉人名下),现上诉人已逾期交付房地产权属证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至于附件八补充协议第6条第2款关于“若出卖人逾期交房并承担了逾期交房违约责任的,则本合同第十六条中出卖人承诺取得土地、房屋权属证书的时间相应顺延,顺延期限与商品房交付的逾期期限相同”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该补充协议的格式条款系上诉人提供,并没有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而其内容显然对被上诉人利益不利,导致被上诉人权益处于不确定状态,免除了上诉人按时交付房地产权属证书的义务,应当为无效。
综上,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于2014年8月13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969元,由上诉人众安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公报案例 建工与房产
周杰帅诉余姚绿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公报案例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周杰帅诉余姚绿城房地产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约定、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考量,作出认定。
原告:周杰帅,男,48 岁,住浙江省余姚市。
被告: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地:余姚市兰江街道丰杨河村。
法定代表人:应国永,该公司董事长。原告周杰帅因与被告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生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 向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周杰帅诉称:原、被告于2014 年10月 22 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约定被告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当在2016 年 9 月 30 日前将绿城明园锦兰苑 8 幢2201 室(附属车位A-356、A-357)交付原告使用。如逾期交付:逾期不超过90 日,自合同约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被告按日向原告支付已付房款万分之二的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逾期超过90 日后,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原告解除合同的,被告应当自原告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 30 天内退还全部已付房款,并按原告累计已付购房款的10%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合同继续履行,自合同约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日止,被告按日向原告支付已交付房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2016 年9 月30 日,原、被告在交房过程中达成补充约定,房屋渗水问题维修好后再交房。因为房屋存在外墙渗水,即使交付原告也无法装修,无法达成合同目的。后被告迟迟未修复房屋,未通知原告交房,也未办理任何交房步骤与手续,故被告一直未完成向原告交房。起诉请求判令:一、要求被告尽快为原告办理位于绿城明园锦兰苑 8 幢2201 室的房屋交房手续,并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条约定承担出卖人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赔偿2 193 799 元×5?×446 天=489 217 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一、判 令被告按房款的日万分之五向原告支付截至判决之日的逾期交房违约金(自 2016 年10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暂 计2 193 799 元× 5 ?× 457 天=501 283 元);二、判令被告按房款的日万分之二向原告支付截至判决之日的逾期交付权属证书的违约金(自2016 年12 月31 日起至2017 年12 月31日,暂计2 193 799 元×2?×366 天=160 586元);三、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交付上述房屋并立即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辩称:被告未构成逾期交房,本案所涉房屋于2016 年8 月2 日完成竣工验收备案,达到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被告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书面通知原告周杰帅交房并办理相关手续,因此被告已经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履行了交付义务。事实上是原告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收房义务,原告对涉案房屋质量瑕疵的异议不能构成原告拒绝收房的正当理由,原告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办理房屋交接手续,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本案所涉 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一到附件九均合法有效,系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且附件八和附件九分别在文首设有特别提示条款,因此合同附件双方也应当执行。
《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九明确约定除主体结构质量问题以外的质量瑕疵,被告根据法律法规及《住宅质量保证书》承诺的内容承担相应的保修责任,原告不能拒绝接受房屋交付,被告不承担逾期交付的责任。但是原告一直以房屋质量瑕疵为由拒绝办理房屋交接手续,而质量瑕疵可通过保修解决,事实上被告也已经尽到保修义务,质量瑕疵已经修复。因此至今未予交房的过错在于原告,被告不构成逾期交房,不需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也不需承担逾期交付土地、房屋权属证书的违约责任;退一步讲,即使被告构成逾期交房,原告仅对房屋质量提出异议,违约金标准应按照已付房屋价款 1 893 799 元为基数计算,车位款300 000 元不应作为违约金计算基数。且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明显过高,被告要求调至每日万分之一,并且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九的约定,原告也无权要求被告同时承担逾期交付土地、房屋权属证书的违约责任,以及被告逾期交付,但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被告承担的违约金最高不超过原告已付房款的10%。
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原、被告于 2014 年 10 月 22 日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第九条约定被告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当在2016年 9 月 30 日前将绿城明园锦兰苑 8 幢 2201 室(附属车位A-356、A-357)交付原告周杰 帅使用。合同第十条约定被告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逾期不超过 90 日,自合同约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被告按日向原告支付已付房款万分之二的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逾期超过90 日后,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原告解除合同的, 被告应当自原告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30 天内退还全部已付房款,并按原告累计已付购房款的10%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合同继续履行,自合同约定的最后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日止,被告按日向原告支付已交付房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合同第十六条约定被告承诺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前取得土地、房屋权属证书,交付给原告,原告委托 被告办理商品房转移登记。被告不能在约定期限内交付权属证书,约定日期起 90 日内,被告交付权属证书或登记证明的,按已付房价款的每日万分之一承担违约责任; 约定日期起 90 日以后,出卖人仍不能交付权属证书或登记证明的,原告不退房,被告自约定日期至实际交付权属证书或登记证明之日止,按日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价款万分之二的违约金。
原告周杰帅于2014 年10 月14 日、2014年 12 月 31 日分两次共向被告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房款共计2 193 799 元。
2016 年 6 月 17 日,被告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和有关单位验收,于2016 年8 月2 日完成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2016 年9 月19 日,被告向原告周杰帅发送《绿城明园锦兰苑入伙通知书》,通知原告于2016 年9 月30日9 时30 分办理交房手续。
2016 年9 月30 日交房过程中原告周杰帅发现(1)厨房下水管边渗水及顶部渗水,(2)东阳台右侧下水管下梁与顶面交界处疑似渗水,(3)次卧东南角边疑似渗水,上述问题记载在绿城明园锦兰苑8 幢2201 室住宅交付验收清单的“验收意见”一栏中, 并在“验收意见”这栏中记载有“待处理好后再交房,其他验房步骤下次再验”,原告在业主签名处签名。被告工作人员在备注栏记载“重点关注”并签名。
2017 年12 月26 日,被告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原告周杰帅发送《关于再次提醒收房的通知书》,通知原告于2017年 12 月 31 日前到绿城明园锦兰苑物业服务中心办理交房手续。截至2018 年2 月27 日本案庭审时,原、被告双方尚未完成交房手续,庭审中双方表示会尽快完成交房手续并办理权属证书。后法院于2018 年3 月14 日组织原、被告双方现场查勘,被告工作人员表示2016 年9 月30 日交房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在2016 年10 月维修结束,原告表示2016 年11 月查看时原告认为渗水还未完全修复,要求被告继续维修,后原告指出存在其他漏水问题,被告陆续在 2017 年间进行维修。原告在查勘时表示其认可涉案房屋目前已不存在渗漏,满足交付条件,但原告在法庭庭审结束后前往被告处要求办理交房手续时,因被告要求原告支付自2016 年9月30 日起算的物业费,双方对此存在争议, 故未完成交房手续。
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对房屋的转移占有,视为房屋的交付使用, 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而依据原、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九条约定被告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当在2016 年9 月30 日前将符合各项条件的商品房交付原告周杰帅使用。第十二条约定商品房达到交付使用条件后,被告应当书面通知原告办理交付手续,双方进行验收交接时,被告应当出示合同规定的证明文件, 并签署房屋交接单。在签署房屋交接单前,出卖人不得拒绝买受人查验房屋。商品房交付使用时,原告对房屋及装修质量, 公共设施、设备质量提出异议的,被告应当给予解释和说明,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 双方委托有相应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进行质量检测。检测结果为合格的,被告书面通知的交付日期视为交付,检测单位提出返修意见的,被告应当按要求返修,并承担赔偿责任。从原、被告之间的合同约定可见,双方约定也以房屋交接单的签署作为房屋交付,同时仅约定由于原告原因未在《入伙通知书》规定的交付日期内办理房屋验收交接手续的则自《入伙通知书》规定的交付期限届满日之次日起即视为交付,以及在原告对质量有异议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委托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为合格的情况下被告书面通知的交付日期视为交付。本案中原、被告均认可原告在2016 年 9 月 30 日前往被告处办理交房手续,但在交付验收过程中原告指出房屋存在渗水,留存在被告处的绿城明园锦兰苑8幢2201 室住宅交付验收清单记录了相应的验收意见,并记录有“待处理好后再交房, 其他验房步骤下次再验”。故原、被告之间系在交房过程中因原告对质量有异议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即处理好“(1)厨房下水管边渗水及顶部渗水,(2)东阳台右侧下水管下梁与顶面交界处疑似渗水,(3)次卧东南角边疑似渗水”问题后再行交付,并未变更以房屋交接单的签署作为房屋交付的合同约定。但被告直至 2017 年 12 月 26 日才第二次书面通知原告办理交房手续。在《关于再次提醒收房的通知》中表述“ 我们于2016 年 9 月 19 日向您发送《绿城明园锦兰苑入伙通知书》,请您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 9时30 分到绿城明园锦兰苑物业服务中心办理绿城明园锦兰苑8-2201 室交房手续。但您至今未来办理交房手续”,上述表述与法院查明事实不符,2017 年12 月26 日第二次书面通知之前被告一直未完成修复后再次交付房屋的书面通知义务。
至于被告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九明确约定除主体结构质量问题以外的质量瑕疵, 被告根据法律法规及《住宅质量保证书》承诺的内容承担相应的保修责任,原告周杰帅不能拒绝接受房屋交付,被告不承担逾期交付责任的抗辩,原告表示对《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九的具体内容并不知情。法院注意到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备案内容并不包括附件九,且附件九中关于被告不承担逾期交付责任的内容约定系被告方提供的免除责任条款,被告虽在附件九文首作出特别提示,但特别提示内容并未对免责条款进行特别提醒,应当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至于被告认为2016 年9 月30 日在验收过程中即使被告认可验收意见内容以及待处理好后交房的约定,也就意味着原、被告双方对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做出了变更,被告不存在逾期交房的辩称意见, 法院认为原、被告仅是对交房过程中发现的质量问题的处理意见做出了约定,原告并未作出放弃向被告主张逾期交房责任的意思表示,且质量问题的修复所需要的时间导致原告无法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交房期限内取得房屋的占有使用权完全系被告过错,被告无须承担逾期交房违约责任的抗辩不能成立。
关于违约责任的承担,被告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认为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明显过高,要求调至每日万分之一,并且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九“若被告逾期交房,则被告承诺取得土地、房屋权属证书的时间相应顺延,顺延期限与商品房交付的逾期期限相同,该期限内被告不承担逾期办证的相应违约责任及赔偿责任”的约定,原告周杰帅也无权要求被告同时承担逾期交付土地、房屋权属证书的违约责任。对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是否需要调整, 法院注意到,首先《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九中存在“买受人同意,出卖人逾期交房且应按照本合同第十条相关约定承担逾期交房违约责任时,买受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出卖人向买受人支付的违约金总金额最高不超过买受人已付房价款的 10%”的约定。其次,在法院组织原、被告双方现场查勘过程中,原告认可被告在2016 年10 月已对验房时发现的渗水问题进行修复,在原告向法院提交的书面说明中也认可被告于 2016 年 10 月 29 日让物业工作人员通知原告渗水问题已经修复,原告也于 2016 年11月11 日再次去查验房屋。但再次查验过程中原告要求被告对东阳台渗水的修复采取养水 24 小时观察,并要求被告对养水后遗留的渗漏点继续修复。后原告在2016 年年底至 2017 年 11 月间多次前往涉案房屋查验,并在2016 年年底以及2017 年后续指出北阳台渗水、南卧室窗台下渗水等问题。考量到北阳台渗水、南卧室窗台下渗水等问题并未在2016 年9 月30 日的验房问题清单中,即不属于原、被告关于“待处理好后再交房,其他验房步骤下次再验”的约定范围内,且双方也认可后续发现的渗水问题主要涉及譬如楼上住户装修时安装的热水器摆放位置、阳台水管皮圈的更换以及水管检修口未拧紧此类通过物业协调以及配件更换检查的问题,并不影响房屋质量,被告物业工作人员也做出了相应处理。因此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以及原告因被告逾期交付房屋、逾期交付权属证书所造成的损失范围,法院认为将被告承担的违约金从按日万分之五、日万分之二分别计算至交付日调整至整体按原告已付房价款的10%计算违约金较为合理。至于被告提出原告质量异议不涉及所购车位,违约金标准应按照已付房屋价款1 893 799 元为基数计算,车位款300 000 元不应作为违约金计算基数的抗辩,法院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对相关违约金的约定中并未对“已
付房价款”作出进一步限制说明,不宜作出对格式合同提供方有利的解释,且在房屋存在逾期交付的情况下原告也无法单独使用附属车位,故法院对被告上述抗辩不予支持。
据此,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8 年6 月6 日判决如下:一、被告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周杰帅交付余姚市绿城明园锦兰苑8 幢2201 室的房屋,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交付余姚市绿城明园锦兰苑 8 幢2201 室的土地、房屋权属证书(即被告办理余姚市绿城明园锦兰苑8 幢2201 室房屋的转移登记过户手续,办理过户所需应当由买方交纳的税费由原告承担);二、被告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按原告周杰帅已付购房款2 193 799 元的10%支付违约金 219 379.9 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原告周杰帅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未查明案涉房屋是否存在足以构成拒绝交付的质量问题的基本事实,径以上诉人工作人员在验收单上签字即认定上诉人构成逾期交房, 系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当事人已就被上诉人周杰帅验房时提出的质量问题约定“待处理好后再交房”,系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查明,2016 年 9 月 30日交房过程中被上诉人在案涉房屋交付验收清单的(验收意见)一栏记载发现质量问题且同时记载“待处理好后再交房,其他验房步骤下次再验”并在该栏中签名,上诉人工作人员在备注栏记载“ 重点关注”并签名。一审认定,双方在交房过程中因被上诉人对质量有异议的,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即处理好:“(1)厨房下水管边渗水及顶部 渗水,(2)东阳台右侧下水管下梁与顶面交 界处疑似渗水,(3)次卧东南角边疑似渗水 问题后再行交付”,上述认定系事实认定错 误。案涉房屋交房过程中,被上诉人在验收清单的“验收意见”一栏中提出质量问题并记载“待处理好后再交房,其他验房步骤下次再验”,但该意见仅为被上诉人的单方 意思表示。虽然上诉人工作人员在“备注” 栏中记载“重点关注”并签字,但仅能够据此认定该工作人员对上诉人参与验房这一事实的确认,至多也仅是对所提质量问题的现场确认。至于双方是否对涉案房屋“待处理好后再交房”达成一致意见,上诉人认为,该等约定系对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重大变更的约定,将对合同的履行及双方的权利义务责任产生实质性影响,上诉人工作人员并未做明确的意思表示予以同意,且该工作人员作为“ 工程人员”显然未取得上诉人关于处置该等重大事项的授权,且不具备具有上诉人授予代理权的外观,故不构成表见代理。因此,双方并未对“待处理好后再交房”达成一致意见。退一步讲,即便上诉人工作人员的签字视为对被上诉人意见的认可,也应当认为双方对交付时间进行了变更的约定,既然交付时间已经经约定调整,上诉人只要在调整后的时间内交付,即不构成逾期交房,而无须再由被上诉人明确表示放弃追究逾期交付的违约责任。2.一审判决认定合同附件九关于房屋存在除主体结构质量问题情形下,被上诉人不得拒绝房屋交付的约定系无效格式条款,导致未予查明案涉房屋是否存在足以构成被上诉人有权拒绝交付的质量问题这一基本事实,径行作出错误的事实认定。一审判决认定,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九中“房屋存在除主体结构质量问题外的质量瑕疵,出卖人承担保修责任,买受人不得拒绝接受房屋交付,买受人以此为由拒绝接受交付的,出卖人不承担逾期交付的责任”的约定系“被告提供的免除责任的条款,被告虽在附件九文首作出特别提示,但特别提示内容并未对免责条款进行特别提醒,应当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该认定系适用法律错误。首先,如一审判决所述,上诉人在附件九文首对协议内容作出特别提示,并非未提示被上诉人。其次,根据该约定,房屋存在质量瑕疵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不得据此拒绝房屋交付,但上诉人仍必须根据约定承担保修责任。该约定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即在房屋存在除主体结构质量问题和严重影响居住使用问题的情况下,买受人无权解除合同亦不得以此为由拒绝房屋交付并要求出卖人承担逾期交付的责任,但出卖人仍需要承担保修责任。因此,该等约定并未免除上诉人的责任,亦未排除被上诉人的权利,不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应当查明被上诉人在验房单上所记载的质量问题是否构成主体结构质量问题或严重影响居住使用的质量问题,从而据此认定上诉人是否构成逾期交付。然而,一审法院在未查明本案该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径行以格式条款无效为由回避了这一本案最关键的事实,并在此情形下径行作出了上诉人逾期交付的错误认定。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认定的违约金过高。1.一审判决未根据上诉人的请求将逾期交房的违约金标准降低至应付房价款的日万分之一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上诉人的了解,案涉房屋租金约为6000 元/月,换算成违约金标准约为房价款的日万分之一。一审中,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九条规定请求降低违约金标准,但一审判决未予支持,系适用法律错误。若二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构成逾期交付的,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将违约金标准降低至已付房价款的日万分之一。2.一审判决认定违约金计算基数中的“已付房价款” 应包括车位款 30 万元,系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对 相关违约金的约定里并未对已付房价款作出进一步限制说明,不宜作出对格式合同提供方有利的解释,且在房屋存在逾期交付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也无法单独使用附属车位,故违约金计算基数中的“已付房款” 应包括车位款 30 万元,该认定系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中,《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除案涉房屋外还包括两个车位,总价款亦包含车位款。被上诉人仅对案涉房屋的质量提出异议并要求上诉人承担逾期交付的责任,而未对两个车位质量提出任何异议。在此情形下,即便上诉人构成逾期交房, 也仅应以1 893 799 元作出计算违约金的基数,而不能将车位款纳入计算违约金的基数。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形下,根据逾期交付的标的物价值计算违约金本身具备公平合理性。并且《商品房买卖合同》虽为上诉人提供,但该违约责任条款中“已付房价款”系政府部门制定的条款,不应认定为上诉人提供的格式条款,故也不应据此作出对上诉人不利的解释。3.一审判决直接根据合同附件九的约定将违约金调整至已付房价款10%系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根据案涉合同附件九“买受人同意,出卖人逾期交房且应按照本合同第十条相关约定承担逾期交房违约责任时,买受人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时,出卖人向买受人支付的违约金总额最高不超过买受人已付房价款的10%”的约定,“被告逾期交付房屋、逾期交付权属证所造成的损失范围,本院认为将被告承担的违约金从按日万分之五、日万分之二分别计算至交付日调整至整体按原告已付房款的10%计算违约金较为合理”。前述合同附件九关于违约金不超过买受人已付房价款10%的约定系双方关于逾期交付产生的违约金的最高限额约定, 即兜底性约定。该约定并不能排除上诉人依法要求降低违约金的权利,只有当根据依法降低后的违约金标准计算的违约金仍超过买受人已付房价款的 10%时,才有该约定适用的余地。也就是说,当根据依法降低后的违约金标准计算的违约金低于买受人已付房价款的 10%时,即应当按实际金额负担违约金。一审判决直接援引该条款调整违约金系适用法律及合同条款错误。如前所述,即便认定上诉人构成逾期交付且逾期交付期间为2016 年10 月1 日至2017 年 12 月 26 日(452 天),违约金应为1 893 799 元×日万分之一×452 天= 85 608元,该金额并未达到上诉人已付房价款的10%。故在此情形下,不应直接适用违约金不超过买受人已付房价款10%的约定。综上,一审法院未查明本案基本事实,且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撤销余姚市人民法院(2018)浙0281 民初931 号民事判决并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周杰帅辩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上诉人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法院提供 58 同城租房信息, 拟证明参考同小区或同地段的租金标准, 案涉房屋租金不超过 6000 元/月。被上诉人周杰帅认为逾期违约责任已经在合同中详细记载,且该租金参照样本不足,损失远远大于租金损失。法院认为,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 58 同城租房信息,不属于二审新的证据,不予认定。
被上诉人周杰帅未向法院提供新的证据。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 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双方于2014 年10 月22 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上诉人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当在2016 年9 月30 日前将符合各项条件的商品房交付被上诉人周杰帅使用。嗣后,周杰帅分别于2014 年10 月14 日、2014 年12 月31 日分两次共向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房款共计2 193 799元。2016 年 9 月 30 日交房过程中,周杰帅发现:(1)厨房下水管边渗水及顶部渗水,
(2)东阳台右侧下水管下梁与顶面交界处疑似渗水,(3)次卧东南角边疑似渗水。上述问题记载在绿城明园锦兰苑8 幢2201 室住宅交付验收清单的“验收意见”一栏中, 并在“验收意见”这栏中记载有“待处理好后再交房,其他验房步骤下次再验”,周杰帅在业主签名处签名及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备注栏记载“重点关注”并签名系事实。在周杰帅于 2017 年12月25 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交付所购房屋并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及支付违约金等请求后, 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才于2017 年12 月26 日第二次书面通知周杰帅办理交房手续。故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逾期交房违约责任,法院认为,并无不当。由于《商品房买卖合同》已明确约定逾期交房违约的计算方式,一审法院综合考虑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逾期交房的各种因素,将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的违约金从按日万分之五、日万分之二分别计算至交付日调整至整体按周杰帅已付房价款的 10%计算违约金,且周杰帅也未提起上诉。因此,法院认为,一审法院适当调整降低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逾期交房违约金,并无不妥。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认为其并不构成逾期交房、一审法院认定违约金过高,要求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周杰帅诉讼请求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难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妥,应予维持。
据此,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于 2018 年 8 月 24 日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8721 元,由上诉人余姚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公报案例 建工与房产
孙庆军诉南京市清江花苑小区业主委员会业主知情权纠纷案
公报案例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孙庆军诉南京市清江花苑小区业主委员会业主知情权纠纷案
【裁判摘要】
业主作为建筑物区分所有人,享有知情权,享有了解本小区建筑区划内涉及业主共有权及共同管理权等相关事项的权利,业主委员会应全面、合理公开其掌握的情况和资料。对于业主行使知情权亦应加以合理限制,防止滥用权利,其范围应限于涉及业主合法权益的信息,并遵循简便的原则。
原告:孙庆军,男,43岁,住南京市鼓楼区。
被告:南京市清江花苑小区业主委员会,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清江花苑圆梦园1幢101室。
原告孙庆军与被告南京市清江花苑小区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清江花苑业委会)发生业主知情权纠纷,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孙庆军诉称:原告系清江花苑小区业主,本届业主委员会自2012年12月接手小区以来,管理混乱,财务收支不透明,从不公开依法应公开的信息,甚至出现违法行为,致原告等广大业主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原告曾至业委会要求查询相关信息被借故推脱。为维护业主合法权益,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一、被告清江花苑业委会在小区公告栏公布下列情况及资料:1.公布清江花苑小区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筹集使用情况;2. 公布本届业主委员会所有决定、决议和会议记录;3. 公布本届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和共有部分的使用及收益情况;4.公布本小区停车费收支分配和车位处分情况;5.公布本届业主委员任期内的各年度财务收支账目、收支凭证;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清江花苑业委会辩称:1.原告孙庆军的请求应通过业主大会集体行使。现因部分业主与被告产生冲突导致业委会无法召开,故原告起诉公布事项无法通过业主大会进行公示。2. 原告要求公布维修资金的情况,被告将当庭公示原告所属单元的维修资金使用情况。而且小区维修资金的使用应向相关管理部门申报,业委会并未掌握相关情况。3. 关于车位的情况。车位使用是根据先到先用的原则分配,故无法提供具体处分情况,原告应向小区物业公司质询。对于其他的诉求,被告已经予以公示。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孙庆军系南京市鼓楼区清风园X幢X单元XX室房屋的所有权人,其房屋位于清江花苑住宅小区内。
2014年4月4日,被告清江花苑业委会于小区公告栏张贴《关于目前业委会账户资金情况的说明》,主要内容为:2014年1月27日业委会代表小区收取过街通道征地补偿款2334820元,为使公共收益保值增值,业委会工作人员于2014年2月26至28日通过网上银行分四笔合计260万借用个人账户购买两支货币基金,后应法院要求,于2014年4月3日申请赎回,4月4日本金260万元及收益10443.12元均已归入业委会公共账户,特予以公示。后被告在小区公告栏对2013年度、2014年度的业委会收支情况进行公示,2013年度收支一览表载明收支各5项;2014年度收支一览表载明收入3项、支出4项。2015年7月11日,被告在小区公告栏张贴公告,告知全体业主:小区物业变更及2014年业委会财务收支账目等信息已公布,如业主对有关信息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到业委会办公室询问和查阅。
另查明:2012年12月14日,上届清江花苑业委会与无锡市谐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谐和公司)签订《清江花苑小区物业服务合同》,委托其对小区物业进行管理。该物业服务合同已在小区公告栏张贴。2015年3月15日,被告清江花苑业委会向谐和公司发函催缴2014年度公共收益,谐和公司答复称,将于2015年3月30日前将2014年度公共收益情况提交并公示,具体欠缴金额及结算日期将与被告商定后实施。2015年6月19日,被告在小区公告栏张贴《物业变更公示》,告知小区业主:接谐和公司通知,因其面临破产,推荐江苏启成物业服务公司(以下简称启成公司)进行托管。后被告与启成公司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并在小区公告栏公布《物业服务合同》。原告孙庆军因要求被告公开相关信息,与被告产生纠纷,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庭审中,被告清江花苑业委会举证招标时间为2013年7月的清江花苑小区屋面、墙体防水工程的开标、评标公示、招标文件、中标通知书、维修资金申请使用征询意见表及部分公摊明细等涉及维修资金使用情况的文件。原告孙庆军对此认可,但认为被告应公布全部维修资金的情况,而非专项维修资金的情况。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业主对小区公共事务和物业管理的相关事项享有知情权,可以向业委会、物业公司要求公布、查阅依法应当向业主公开,且确由业委会和物业公司掌握的情况和资料。原告孙庆军作为业主,可以向被告清江花苑业委会主张公布由被告掌握的情况和资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之规定,业主有权请求公布、查阅以下资料:(一)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的筹集、使用情况;(二)管理规约、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以及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及会议记录;(三)物业服务合同、共有部分的使用和收益情况;(四)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处分情况;(五)其他应当向业主公开的情况和资料。因此被告认为原告主张的权利应通过业主大会予以集体行使的抗辩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且有违经济、便利原则,不利于业主上述知情权利的行使与保护,因此不予支持。清江花苑业委会应保障业主对上述资料进行查阅的权利,并及时公布与业主利益相关的资料。
关于原告孙庆军请求公布清江花苑小区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筹集使用情况的主张。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属于业主共有,用于住宅共有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的维修及更新,业主有权了解其使用情况。被告清江花苑业委会作为小区全体业主的代表对小区进行管理,对于维修资金的筹集及使用情况应当知晓,而且资金是否由其直接掌握不影响其对维修资金情况的公布。被告向法院提交的2013年清江花苑小区屋面、墙体防水工程等资金使用情况,仅为部分资金的使用情况,并非全部维修资金的筹集、使用情况。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请,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公布本届业主委员会所有决定、决议和会议记录的主张。业委会作出的决定、决议和会议记录与业主的权利紧密相关,应予公开,并提供业主查阅。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虽已提交了相关会议纪要等证据,但并未在小区向全体业主公布,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请,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公布本届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物业服务合同和共有部分的使用及收益情况的主张。被告在小区公告栏已经张贴与谐和公司、启成公司所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原告亦可通过被告办公室查阅上述物业服务合同,因此对于原告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小区共有部分使用和收益与业主的利益亦是密切相关,虽存在谐和公司未及时上缴公共收益等的问题,但是被告作为全体业主代表应及时追缴,保障业主的合法权利,并将目前的使用和收益情况及时公布。关于原告要求公布本小区停车费收支分配和车位处分情况的主张。小区共有停车位,即规划区外的车位,虽由物业公司代管,归属小区全体业主共有,业主对于小区共有部分停车费的收支分配及停车位处分情况享有知情权。被告应及时联系物业公司,及时公布上述信息。故对于原告的该项主张,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公布本届业主委员任期内的各年度财务收支账目、收支凭证的主张。小区财务收支与小区业主具体利益息息相关,业委会应予公布。被告虽在小区公告栏公布了2013年度及2014年度的收支一览表,项目较少且不尽详细,后被告虽在庭审中提供账目明细表及凭证,但并未履行公布的义务,因此支持原告的主张。
综上,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5年9月16日作出判决:
一、被告南京市清江花苑小区业主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小区公告栏内或公共区域内张贴公布本届业主委员会成立以来清江花苑小区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筹集、使用情况。
二、被告南京市清江花苑小区业主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小区公告栏内或公共区域内张贴公布本届业主委员会成立以来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决议和会议记录。
三、被告南京市清江花苑小区业主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小区公告栏内或公共区域内张贴公布本届业主委员会成立以来(每半年一次)清江花苑小区共有部分的使用及收益情况。
四、被告南京市清江花苑小区业主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小区公告栏内或公共区域内张贴公布本届业主委员会成立以来清江花苑小区停车费收支分配及车位处分情况。
五、被告南京市清江花苑小区业主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在小区公告栏内或公共区域内张贴公布本届业主委员会成立以来各年度财务收支账目明细、收支凭证。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公报案例 建工与房产
宜兴市新街街道海德名园业主委员会诉宜兴市恒兴置业有限公司、南京紫竹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分公司物权确认纠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公报案例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宜兴市新街街道海德名园业主委员会诉
宜兴市恒兴置业有限公司、南京紫竹物业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分公司物权确认纠纷、
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裁判摘要】
开发商与小区业主对开发商在小区内建造的房屋发生权属争议时,应由开发商承担举证责任。如开发商无充分证据证明该房屋系其所有,且其已将该房屋建设成本分摊到出售给业主的商品房中,则该房屋应当属于小区全体业主所有。开发商在没有明确取得业主同意的情况下,自行占有使用该房屋,不能视为业主默示同意由开发商无偿使用,应认定开发商构成侵权。业主参照自该房屋应当移交时起的使用费向开发商主张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原告:宜兴市新街街道海德名园业主委员会,住所地:江苏省宜兴市环科园兴业路。
法定代表人:徐法军,该委员会主任。
被告:宜兴市恒兴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宜兴市环科园兴业路。
法定代表人:施洪飞,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南京紫竹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分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宜兴市环科园兴业路。
负责人:张年富,该公司经理。
原告宜兴市新街街道海德名园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德名园业委会)因与被告宜兴市恒兴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兴公司)、南京紫竹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分公司(以下简称紫竹物业公司)发生物权确认纠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向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海德名园业委会诉称: 2007年12月被告恒兴公司发包建设宜兴市新街街道海德名园小区1期、2期、3期工程,其中包括坐落在海德名园二期内面积为1123.62平方米的会所。2009年3月27日恒兴公司将前期小区物业移交给被告紫竹物业公司管理,在所移交的物业材料中明确了26号会所除“位于会所二层、面积476平方米”作为物业用房,但产权归全体业主所有。该会所自修建至今,一直为恒兴公司所占有使用,且使用至今扣除物业用房外未向业主缴纳分文租赁费用。紫竹物业公司对于租金的损失应承担连带责任,因紫竹物业公司进场时业主们把会所移交给了紫竹物业公司,在会所被别人占用后,紫竹物业公司没有帮业主们维权。故请求判令恒兴公司与紫竹物业公司支付自2008年11月1日起至今的租赁费用80万元(暂按10万元每年计算)。
审理中,原告海德名园业委会增加诉讼请求,要求确认海德名园二期26幢会所中除物业用房外的647.62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为宜兴市新街街道海德名园全体业主所有,并明确损失是从2008年11月1日起计算至起诉之日止。
被告恒兴公司辩称:请求驳回原告海德名园业委会的诉请。既然原告诉状中写到本案诉争的26号会所是恒兴公司投资建造,而原告并没有提供其对主张的租赁的物业有法律上的所有权或者支配权的依据,因此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且该诉请开始时间是2008年,也应该是从今天开始的之前两年。原告增加的确认所有权的诉请是一个独立的诉,应该先审确认所有权的诉,然后才能审赔偿损失之类的诉。
被告紫竹物业公司辩称:1. 根据相关规定,涉及到小区有关物业和管理的重大事项,需要业主共同决定。2. 原告海德名园业委会要求租赁费用80万,前提是有会所的所有权或者有效的裁判文书确认会所归业委会所有,但是业委会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会所归业委会所有。3. 其公司是物业服务单位,要求其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没有依据。4. 对原告增加诉请没有异议,但是要等所有权确认之后才能审理损失赔偿。
宜兴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宜兴市新街街道海德名园一、二、三期小区的开发商系被告恒兴公司。在海德名园二期内建有海德名园会所,该会所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载明的建设项目名称为海德名园会所、建设规模为两层1215平方米。该证的“附图及附件名称”内载有:其中物业管理用房建筑面积700平方米,核发红卡等内容。根据规划部门的解释,“核发红卡”的房产不得销售。该会所至今没有房产证。2008年11月1日,恒兴公司与被告紫竹物业公司签订物业移交验收接管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移交物业基本情况载明移交物业为海德名园11万8千8百多平方米的住宅。第三条载明本物业管理区域内配置的会所、物业服务用房等情况如下:1.会所,位于海德名园二期第26幢,面积1123平方米,使用情况为部分开放;2. 物业管理服务用房,位于会所二楼,475平方米,使用情况为实际投入的物业用房还不止475平方米。协议约定紫竹物业公司自2008年10月30日开始承接物业。海德名园二期第26幢会所除物业公司使用的476平方米物业用房外,其余面积647.62平方米是由恒兴公司使用或控制。海德名园小区于2013年8月18日成立首届业主大会,于2017年3月24日进行第二届业主委员会换届选举,第二届业主委员会任期五年。第二届业主委员会于2017年4月两次书面通知恒兴公司商讨小区管理,会所、人防工程的使用管理等事宜。
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对于小区会所在有合法规划、没有规定、没有产权证的情况下,有约定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如有证据证明会所的成本实际列入了商品房建造成本,构成商品房对外销售价格的组成部分,则归业主所有。本案应认定海德名园二期第26幢会所的成本实际已列入商品房建造成本,构成商品房对外销售价格的组成部分,理由如下:1. 根据被告恒兴公司与被告紫竹物业公司签订的物业移交验收接管协议,会所属海德名园小区内配置的用房即配套用房,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该会所不能销售,故该会所显然不属于恒兴公司认为的是规划在商铺部分的。2. 从物价局核定海德名园商品房预售价格的材料看,一期恒兴公司申报列入的是每平方米15元的“物业房”成本,而二期恒兴公司申报列入的是每平方米22.9元的“物业用房、会所”成本,且二期先核定的多层第16、17、19幢小区配套明细表“物业用房、会所”栏内还明确注有“会所1300平方米”的内容。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恒兴公司申报列入商品房对外销售价格的是整幢会所而不仅是物业用房的成本。3. 从会所列入商品房对外销售价格的金额分析,会所的成本是由物业用房和争议面积两个部分共同组成的,一期调取到的商品房预售价格核定材料仅有第5、6幢两幢楼的,该两幢楼经计算列入的金额为118 965元,根据一期的房屋数量,一期列入商品房对外销售价格的物业用房成本远远大于该118 965元。二期调取到的6幢多层,3幢高层、小高层列入商品房对外销售价格的物业用房、会所成本经计算总计1 067 242元,根据二期的房屋数量,金额也明显大于该1 067 242元。三期没有商品房预售价格的核定材料,销售价格中有无相应成本无法确定。4. 恒兴公司所列会所成本明细是其公司单方制作,金额无法完全确认,其公司主张的分摊方法更与事实不符。例如根据恒兴公司提供的材料,二期的土地成本为58 545 113.69元,按恒兴公司的分摊方法,住宅应分摊45 085 447.81元,会所应分摊3 476 133.41元。按物价局核定的地价实际住宅分摊了50 228 549.55元,多分摊了5 143 101.74元,住宅分摊的土地成本足以涵盖会所的土地成本。因此对恒兴公司主张的成本分摊方法不予采信。且会所是不得销售的房屋,在规费等费用上与商品房应有区别。5. 恒兴公司提供的土地分割证、图纸等不能证明会所属恒兴公司所有。综上,再结合商品房预售价格核定材料中反映的建筑安装工程费成本,应认定会所的成本已构成商品房对外销售价格的组成部分,对会所的建设成本进行司法审价也无必要。本案海德名园二期第26幢会所有争议的647.62平方米的房屋应属海德名园小区全体业主所有。恒兴公司占有使用除物业用房外的其他会所房屋,应支付参照租赁费用计算的损失。按物业移交验收接管协议紫竹物业公司承接物业的时间是2008年10月30日,海德名园业委会有权要求从2008年11月1日起开始计算损失,金额可按评估报告确定的标准计算。因恒兴公司系连续占有使用会所,故本案未过诉讼时效。损失计算至起诉之日共计803 150元。原告海德名园业委会要求紫竹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据此,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于2017年11月27日作出判决:
一、宜兴市新街街道海德名园二期第26幢会所除物业用房外的647.62平方米的房屋属海德名园小区全体业主所有;
二、被告宜兴市恒兴置业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宜兴市新街街道海德名园业主委员会损失803 150元;
三、驳回原告宜兴市新街街道海德名园业主委员会对被告南京紫竹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恒兴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 1. 本案涉及两个不同的诉,被上诉人海德名园业委会在一审第二次开庭前增加确认所有权的诉请,与起诉时的财产损害赔偿属于不同法律关系,应另行起诉,不能在本案中增加,故一审程序违法。2. 其公司在一审中要求对案涉会所的建设成本是否分摊到海德名园商品房中进行审计,但一审法院未予准许,仅凭部分与客观事实有出入的表述,就认定会所的建设成本已分摊到商品房中,缺乏依据。3. 一审对会所的租金评估参照物业与会所不同,评估时并未考虑会所是在小区内部的特殊性,因此一审法院对于租赁费用的认定不当。4. 会所系其公司获得土地使用权并投入资金建造而成,至本案诉讼前,海德名园业委会并未认为其公司存在侵权行为,也未提出过权利主张,这至少表明海德名园业委会对会所的使用状况是同意的,也未要求支付对价,因此一审法院不能支持海德名园业委会提出自2018年起至今所有租金的诉请,法律没有规定会所所有权归于何方,其公司也不存在侵权行为。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海德名园业委会辩称,根据上诉人恒兴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及计算方式,表明案涉会所的成本已纳入到海德名园商品房,对会所成本没有审价的必要。会所一直由恒兴公司使用,业主及业委会均没有使用过会所,业委会自成立后,曾对会所多次向恒兴公司提出主张,当地社区领导也组织双方协调过此事,但恒兴公司一直未归还会所。对于会所的租赁费用,评估公司是进行大量的调查之后作出的评估,并且参照物业用房中182.77平方米以每年3.8万元出租给他人的租金标准,恒兴公司占用会所造成的实际损失远超评估的80多万元,故本案评估价格是合理的。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紫竹物业公司陈述称,一审判决其公司不承担责任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1. 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问题;2. 案涉会所归谁所有;3. 上诉人恒兴公司是否应向被上诉人海德名园业委会支付会所的使用费。
一、关于一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问题,因被上诉人海德名园业委会在起诉时要求上诉人恒兴公司、原审被告紫竹物业公司支付案涉会所的租赁费用,由于在一审法院的第一次庭审中恒兴公司对会所的权属提出抗辩,一审法院向海德名园业委会释明,应先对会所进行确权,才能进一步明确租赁费用的诉请。海德名园业委会表示在本案中对会所进行确权,并书面申请增加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及时向恒兴公司、紫竹物业公司送达了海德名园业委会的该申请,并且对海德名园业委会增加的该项诉请在第二次庭审中进行了审理。因此一审法院将海德名园业委会的两项诉讼请求一并审理,既有利于双方争议的解决,亦不存在程序违法问题。故恒兴公司提出的该项上诉意见,缺乏依据,不予采纳。
二、案涉会所属海德名园全体业主所有,理由如下:《物权法》第七十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该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共有部分外,建筑区划内的以下部分,也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六章所称的共有部分:(二)其他不属于业主专有部分,也不属于市政公用部分或者其他权利人所有的场所及设施等。本案中,案涉会所位于海德名园小区内,与476平方米的物业用房同属一套建筑的整体,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物业移交接管协议备案证明存根、以及上诉人恒兴公司与原审被告紫竹物业公司签订的物业移交验收接管协议等书面证据所载明的内容来看,恒兴公司在移交物业时,是将会所与物业用房一并作为配套用房移交给紫竹物业公司,而且写明产权归全体业主所有。被上诉人海德名园业委会在本案中提供了上述证据,对其主张已经尽到初步举证义务。而恒兴公司辩称会所系其公司所有,作为海德名园小区的开发商,恒兴公司应当进一步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恒兴公司虽然提供了土地分割证、会所成本核算等证据,但根据一审法院向宜兴市国土资源局、宜兴市环科园规划办公室调查了解的情况,以及宜兴市物价局对海德名园商品房价格核定的相关材料,恒兴公司所举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会所系其公司所有。根据物价局核定的价格,以及第16、17、19幢小区配套明细表中载明的“会所1300平方米”,可以表明恒兴公司已将会所的成本列入商品房价格中,因此没有必要再专门对会所的建设成本进行审价。综上,依据《物权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针对双方当事人的举证情况,应认定案涉会所属海德名园全体业主所有。
三、关于上诉人恒兴公司占有使用案涉会所应当承担的责任。首先,会所属于全体业主所有,恒兴公司作为海德名园小区的开发商对此理应知晓,并且在物业移交验收接管协议备案证明中也明确了该事实,故恒兴公司自将物业用房于2008年10月30日移交给紫金物业公司时,本应将会所一并移交给全体业主占有、使用、收益,但恒兴公司却一直无偿占有使用至今,致使海德名园全体业主不能使用、收益,从而造成了相应损失。依据《物权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因恒兴公司的侵权,被上诉人海德名园业委会作为全体业主代表有权请求恒兴公司赔偿损失。其次,恒兴公司认为海德名园业委会没有主张过权利,至少表明是同意其公司使用的。但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海德名园业委会明确表示曾多次向恒兴公司提出归还会所的主张,并未同意恒兴公司无偿使用,恒兴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公司占有使用会所符合法律所列上述情形,故恒兴公司所提该项上述意见,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三,《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本案中,原审法院参照会所的租赁费用来确定本案损失,并依法委托评估机构对此进行评估。根据评估机构对会所租赁费用的评估过程来看,评估机构不仅到现场查勘了会所的实际情况,还对类似商业办公用房的租金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分析,从而作出了不同时段租赁费用的评估结论,因此评估机构的评估具有事实依据,亦无程序违法之处,恒兴公司未能提供相应证据推翻该评估意见,故评估意见合法有效,一审法院据此作为参照确定本案损失,并无不妥。
综上,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8年1月26日作出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公报案例 建工与房产
徐蕾诉中汇房产公司财产所有权纠纷案
公报案例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徐蕾诉中汇房产公司财产所有权纠纷案
【裁判摘要】
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承租人和出租人没有协商免除出租人退还押金的义务,出租人以双方签署的由其提供的解除房屋租赁关系格式合同中有“双方再无经济关系”的约定为由,拒绝退还押金,承租人提出异议的,出租人不能免除退还押金的义务。
原告:徐蕾,女,40岁,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政府驻京联络处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告:北京中汇信元置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
法定代表人:张秉兴,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徐蕾因与被告北京中汇信元置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汇房产公司)发生财产所有权纠纷,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因原告承租被告的房屋,被告向原告收取了押金。双方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解除后,被告不按约定在一个月内退还押金。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属于原告所有的押金1600元。
被告辩称:双方签订的解除协议上明确约定:自签字之日起,原告与被告之间再无任何房屋租赁关系及经济关系。原告在签字之后要求返还押金,违反了双方的这一约定,故不同意其诉讼请求。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徐蕾通过签订北京市房屋租赁承租合同,在北京市海淀区知春东里承租了被告中汇房产公司所有的一居室楼房一套,租期自2003年10月8日至2004年10月7日,月租金为1600元。承租合同第三条第3款约定:甲方(徐蕾)应向乙方(中汇房产公司)支付1600元押金;合同期满后一个月内,乙方应在甲方结清承租期间使用的水、电、煤气、有线电视等费用后,将押金退还给甲方。附件5约定:如甲方中途解除合同,需提前一个月通知乙方,不视作违约,否则视作违约。根据承租合同,徐蕾将1600元押金交付给中汇房产公司。2003年12月5日,徐蕾向中汇房产公司申请退租。2004年1月7日,双方清点了租赁房屋内的物品,填写了物品交割单。同日,徐蕾与中汇房产公司还签订了终止协议一份,约定:自该协议签字之日起,双方再无任何房屋租赁关系及经济关系。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北京市房屋租赁承租合同、退租申请、物品交割单、终止协议等证据证实。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徐蕾与被告中汇房产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终止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上述协议履行。在终止协议上,双方已明确约定:自签字之日起,双方再无任何房屋租赁关系及经济关系。徐蕾在签署该协议后,又请求中汇房产公司退还其房屋押金,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据此,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04年12月20日判决:驳回原告徐蕾要求被告中汇房产公司退还押金160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4元,由原告徐蕾负担。
宣判后,徐蕾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理由是:一、关于本案事实。(1)在双方签订的终止协议上,没有就押金问题作出过约定;被上诉人出具的押金收据,还在上诉人手中;被上诉人从未表示过押金已经返还或者不还,上诉人也从未表示过放弃押金权利;(2)押金法律关系不等于经济关系,说双方之间再无经济关系,不等于说不存在押金法律关系;(3)终止协议是2004年1月7日签署的,直至同年1月14日,被上诉人还在要求上诉人交清租赁期间未交的水电费。上诉人交清此项费用后,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出具了收据。这说明,终止协议上“再无经济关系”一句话,根本不包括在终止协议成立前就已经存在的应交或者应退的经济关系。因此,上诉人要求退还押金时,被上诉人以此拒绝,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在缺乏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仅凭终止协议上这句话,就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押金法律关系不存在了,是认定事实不清。二、关于法律适用。(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六条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在上诉人提起的返还押金诉讼中,上诉人提交了押金收据的原件,而被上诉人没有提交其已经返还押金或者上诉人已经表示放弃押金权利的证据。在此情况下,一审认定“再无经济关系”包括了押金关系,以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实属认定证据违法。(2)1600元是房屋租赁合同的押金,其所有权必然始终属于上诉人,被上诉人只是在房屋租赁关系存续期间暂时对该款行使占有权,该款的所有权并没有转移。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在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有合同解除后一个月内退还押金的约定,这就是合同中结算和清理的条款,合同的解除不应当影响这些条款的效力。一审依照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纠正。为此,请求二审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中汇房产公司答辩同意一审判决。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除确认了一审认定的事实外,另查明:2004年1月7日,双方当事人清点租赁房屋内物品后填写的物品交割单上,记载着:水表起始数1479、终止数1483,燃气表起始数1440、终止数1456,除卫生间有两块壁砖脱落,屋内其他物品无损坏。同年1月14日,上诉人徐蕾向被上诉人中汇房产公司结清了水和燃气的欠费共28元,有中汇房产公司出具的收据证实。本案所涉北京市房屋租赁承租合同、终止协议等合同,以及退租申请、物品交割单等手续,都是由中汇房产公司事先打印好、使用时再填写的文件。
本案争议焦点是:对终止协议中“双方再无任何房屋租赁关系及经济关系”这一条款,应当如何理解?中汇房产公司有无退还押金的义务?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房屋租赁合同中的押金,是承租人抵押给出租人的一笔财产,用以保证自己履行租赁合同中的义务。承租人履行了租赁合同中的义务后,出租人应当将押金返还给承租人。综合审查判断本案所有证据,可以认定:房屋租赁合同终止后,在上诉人徐蕾既没有损坏租赁房屋或者租赁房屋中的物品,也没有应交而未交的费用,更没有表示放弃押金权利的前提下,对徐蕾抵押给被上诉人中汇房产公司的1600元,中汇房产公司没有返还。该公司不返还押金的惟一理由,就在于终止协议中有“双方再无任何房屋租赁关系及经济关系”这一条款。
按照通常理解,押金法律关系是一种经济关系;双方既然再无任何经济关系,当然包括再无押金法律关系。但水费、燃气费的交纳与收取,也是一种经济关系。双方在签署了“再无任何经济关系”的协议后,仍然交纳与收取这两项费用,说明他们对“再无任何经济关系”的认识,不符合常理。上诉人徐蕾认为,“再无任何经济关系”不包括押金法律关系;被上诉人中汇房产公司虽然认为“再无任何经济关系”包括押金法律关系,但却以收费的行为,将水费、燃气费的交纳与收取排除在经济关系之外。双方对这一条款的解释截然相反。
本案所涉的北京市房屋租赁承租合同和终止协议,都是被上诉人中汇房产公司向上诉人徐蕾提供的格式合同。双方当事人除对终止协议中“双方再无任何房屋租赁关系及经济关系”这一条款的理解存在歧义外,对其他条款的理解一致,这两份合同的其他条款合法有效。合同法第三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在签署终止协议时,中汇房产公司明知其按照租赁合同约定收取的押金尚未退还,1600元的押金收据还在徐蕾手中。作为格式合同的提供者,中汇房产公司既然认为“双方再无任何房屋租赁关系及经济关系”这一格式条款中包含了不返还押金的意思,此时就有义务提醒徐蕾注意或在协议中注明:这一条款签署后,押金不再退还,押金收据废止。中汇房产公司并未履行这一义务。鉴于终止协议里对押金以及押金收据如何处理只字未提,从“双方再无任何房屋租赁关系及经济关系”这一格式条款的文字中,不能直接推导出徐蕾有自愿放弃押金权利的意思表示。因此在租赁合同终止并且应交纳的费用已交纳的前提下,中汇房产公司仅以徐蕾签署了终止协议为由拒不返还押金,于法无据,是侵犯徐蕾的财产所有权。
综上,上诉人徐蕾要求被上诉人中汇房产公司返还其押金1600元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采纳。一审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失当,依法应予纠正。据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于2005年4月20日判决:
一、撤销一审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中汇房产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上诉人徐蕾支付押金1600元。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74元,均由被上诉人中汇房产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公报案例 建工与房产
戴雪飞诉华新公司商品房订购协议定金纠纷案
公报案例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戴雪飞诉华新公司商品房订购协议定金纠纷案
【裁判摘要】
购房者对开发商的样板房表示满意,与开发商签订订购协议并向其交付了定金,约定双方于某日订立商品房预售合同。后由于开发商提供的商品房预售格式合同中有样板房仅供参考等不利于购房者的条款,购房者对该格式条款提出异议要求删除,开发商不能立即给予答复,以致商品房预售合同没有在订购协议约定的日期订立的,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的“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开发商应当将收取的定金返还给购房者。
原告:戴雪飞,女,34岁,香港居民,住上海市古北新区。
被告: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华新国际城市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工业园区都市花园。
法定代表人:奚正刚,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戴雪飞因与被告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华新国际城市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新公司)发生商品房订购协议定金纠纷,向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戴雪飞诉称:2004年4月18日,原告与被告华新公司签订一份协议,约定由原告支付定金5万元,订购被告开发的房屋一套;如果原告在被告通知的时间不与被告签订正式的商品房预售合同,5万元定金不返还;如果被告在此之前卖出房屋,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收到被告的签订合同通知后,原告于4月25日至被告处,与被告商定,待原告的丈夫5月7日从香港回来后再签合同。5月7日原告至被告处签合同时,由于被告出具的格式合同中有样板房仅供参考的条款,原告对此持有异议,与被告协商未果,特以书面表达了由于被告“不能给予明确答复,需要另择日签约”的意见,希望与被告继续协商,被告的工作人员表示同意。不料被告竟于5月9日通知原告,要没收原告的定金,并要将房屋售与他人。请求判令被告双倍返还定金,并负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华新公司辩称:4月18日签订的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签订该协议的目的,是要约束双方当事人签订正式商品房预售合同的行为。双方当事人应当在4月25日签订正式商品房预售合同。但到了该日,原告戴雪飞并未就签约事宜与被告进行磋商。由于原告违约在先,被告已决定拒绝与其签约,故对原告5月7日所写的“客户意见”,被告工作人员仅作“已收到”处理。原告所称5月7日双方就合同上的样板房装修条款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不是签约不成的理由,其诉讼请求应当驳回。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4年4月18日,原告戴雪飞以戴雪飞及其夫丘荣的名义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被告华新公司签订《都市花园·天域住宅订购协议(红表)》(以下简称订购协议)一份,约定:乙方向甲方交付定金5万元,订购甲方的苏州工业园区星汉街189号都市花园·天域2幢203室住宅一套,面积约为248.26平方米,销售单价7720元/平方米;乙方若在甲方通知的签约日前选择放弃已取得的物业购买权,或者到期不签约,5万元定金不退还;甲方若在签约日前将该房屋转售他人,应当向乙方双倍返还定金。当日华新公司开具收据,言明收到戴雪飞、丘荣定金5万元,并通知戴雪飞于4月25日至华新公司处签订正式商品房预售合同。5月7日,戴雪飞向华新公司提交一份书面意见,内容是:“本人于2004年5月7日与华新公司签约时,要求所购房屋的装修标准与样板房一致,删除合同附件二中‘样板房仅供参考,华新公司保留最终解释权’字样,华新公司不能给予明确答复,需另择日签约。”华新公司销售部副经理廖庆在该书面意见上注明:“该客户意见已收到。”5月9日,华新公司通知戴雪飞,因其未按约于4月25日到华新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已违反订购协议之约定,特将原协议项下的定金没收。双方为此发生纠纷后协商未果,戴雪飞提起诉讼。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订购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拘束力。按照订购协议约定,双方当事人承诺在将来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5万元定金是履行这一承诺的担保。原告戴雪飞应当在被告华新公司通知的2004年4月25日到华新公司处协商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在华新公司否认戴雪飞当日有订约行为,指陈戴雪飞违约的情况下,戴雪飞不能证明其已于当日实践了签订合同的承诺。戴雪飞以证人胡永明的证言主张其已与华新公司商定将订约日期推迟至5月7日。胡永明是戴雪飞的姻亲,其证言缺乏强有力的证明力。戴雪飞不能以其他证据印证胡永明证言的真实性,该证言不能采信,故戴雪飞关于订约日期推迟的主张不能成立。根据订购协议的约定,戴雪飞既然在4月25日未能与华新公司协商订约,应当承担违约的民事责任,即无权要求返还其交付的定金,当然更不得要求双倍返还定金。据此,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于2004年9月10日判决:
驳回原告戴雪飞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510元,由原告戴雪飞负担。
一审宣判后,戴雪飞不服,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理由是:2004年4月25日,上诉人戴雪飞到过被上诉人华新公司处。对这一事实,被上诉人并不否认,只是认为上诉人当日没有与其磋商签约。购置商品房是家庭中的一件大事,上诉人表示要等丈夫丘荣5月7日从香港回来后再签合同,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表示理解上诉人的这一要求,因此4月25日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并未给上诉人看商品房预售合同文本。这个合同文本是5月7日上诉人再到被上诉人处时才看到的,故双方当事人磋商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时间应该是5月7日。一审忽略了本案中的这一重要事实,以上诉人不能证明自己在4月25日实践了签订合同的承诺,错误地认定上诉人违约,与事实不符。5月7日,在双方洽谈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时,由于被上诉人在其提供的商品房预售格式合同中,以附件二的形式添加了“样板房供参考,华新公司保留最终解释权”的格式条款,上诉人对此有不同意见,认为这个格式条款违背了平等协商的原则,要求删除,在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表示不能立即给予明确答复的情况下,上诉人将自己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并强调希望与被上诉人继续协商。而被上诉人置上诉人的合理合法要求于不顾,5月9日就通知没收上诉人交付的定金,还要将房屋另售他人,简直是霸道行径。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双倍返还定金,并由被上诉人负担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华新公司辩称:2004年4月25日,上诉人戴雪飞虽然到达被上诉人处,但只是试图压低约定的房价,遭到被上诉人的拒绝。根据订购协议约定,此日是双方当事人签订正式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日期。上诉人此日前来无论是谈价格还是要求延期,其行为均是对订购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变更,显然违反了订购协议的约定。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没收上诉人的定金,合理合法。一审认定上诉人违反订购协议,理应适用定金罚则承担违约责任,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4年4月25日,上诉人戴雪飞曾前往被上诉人华新公司的售楼处,如约与华新公司洽谈。对此次洽谈的内容,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不一致。戴雪飞主张,其要求待丈夫从香港回来后再签订合同,但在该延期请求是否得到华新公司同意一事上,前后陈述不一致;华新公司主张,戴雪飞此日前来是要求降低房价,因遭到拒绝故未订约。对各自的主张,双方当事人均不能以证据证实。除此以外,二审确认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
二审应解决的争议焦点是:4月25日双方当事人洽谈后未能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的原因何在?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违反订购协议约定的行为?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出卖人通过认购、订购、预订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受定金作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担保的,如果因当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按照法律关于定金的规定处理;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能订立的,出卖人应当将定金返还买受人。”相对商品房预售合同来说,订购协议是本约订立之前先行订立的预约合同。订立预约合同的目的,是在本约订立前先行约明部分条款,将双方一致的意思表示以合同条款的形式固定下来,并约定后续谈判其他条款,直至本约订立。预约合同的意义,是为在公平、诚信原则下继续进行磋商,最终订立正式的、条款完备的本约创造条件。因此在继续进行的磋商中,如果一方违背公平、诚信原则,或者否认预约合同中的已决条款,或者提出令对方无法接受的不合理条件,或者拒绝继续进行磋商以订立本约,都构成对预约合同的违约,应当承担预约合同中约定的违约责任。反之,如果双方在公平、诚信原则下继续进行了磋商,只是基于各自利益考虑,无法就其他条款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致使本约不能订立,则属于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不在预约合同所指的违约情形内。这种情况下,预约合同应当解除,已付定金应当返还。
本案是因被上诉人华新公司没收了上诉人戴雪飞交付的定金而引发纠纷。华新公司没收定金的理由,是认为戴雪飞没有在4月25日与华新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违反了订购协议的约定。订购协议此条约定的全文是:“乙方(戴雪飞)若在甲方(华新公司)通知的签约日前选择放弃已取得的物业购买权,或者到期不签约,5万元定金不退还。”从此可以看出,华新公司不退还定金的情形有两种,第一种即是戴雪飞在签约日前放弃房屋购买权。本案事实证明,直至5月7日,戴雪飞仍在书面意见中表达着“需另择日签约”的愿望,自始没有放弃房屋购买权的意思表示,因此不存在此种情形。戴雪飞到期不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是华新公司可以不退还定金的第二种情形。4月25日是商品房预售合同的签订到期日。此日戴雪飞曾到达华新公司处,双方进行过洽谈,对这些事实双方当事人认识一致。确定是否存在不退还定金的第二种情形,涉及双方当事人此日的洽谈内容,而对此双方当事人有不同的陈述,进而也在是否发生违约事实上存在认识分歧。戴雪飞说,由于其要待丈夫回来后再签订合同,故请求延期签约,华新公司亦表示同意,未向其出示商品房预售合同文本,当日的签约活动被取消,因此不存在违约。华新公司主张,戴雪飞此日前来是要求降低房价,因遭到拒绝故未订约,进而认为订购协议约定的内容是“乙方到期不签约,5万元定金不退还”,此日戴雪飞前来无论是谈价格还是要求延期,都是对订购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变更,均属于到期不签约,显然违反订购协议的约定。能否将订购协议中“到期不签约”一语理解为无论存在何种理由,只要不签约就是违约,双方当事人显然有不同解释。
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无论是订购协议还是双方当事人拟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都是被上诉人华新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当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时,应当作出不利于华新公司的解释。预约合同的作用,只是为在公平、诚信原则下订立本约创造条件。从这一认识出发来理解订购协议中的“到期不签约”一语,显然不包括由于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而到期不签约的情形。在买受方只见过出售方提供的样板房,尚未见过商品房预售合同文本的情形下,若将此语理解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只要买受方到期不签本约均是违约,势必将买受方置于要么损失定金,要么被迫无条件全部接受出售方提供的商品房预售格式合同的不利境地,出售方则可以籍此获利。双方在订立本约时的地位极不平等,显然违背公平、诚信原则。
就本案说,尽管对4月25日的洽谈内容双方当事人有不同陈述,但在此日,上诉人戴雪飞到被上诉人华新公司处,与华新公司进行过商谈,是可以认定的事实。这一情节证明,戴雪飞有守约如期前往磋商的表现,有别于到期不去签约。其次,从5月7日戴雪飞仍在与华新公司进行磋商的情节看,其没有拒签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明确表现。第三,对4月25日的洽谈内容双方虽有不同陈述,但都不能举证证明自己的陈述属实,应合理推定为磋商未成。第四,按照戴雪飞的陈述,其是要待丈夫丘荣回来而未在4月25日签约。购买商品房乃一个家庭中的重大事件,理当由家庭成员共同协商确定。鉴于仅见过样板房、还不知商品房预售合同内容,戴雪飞提出等丈夫回来后签约,这个要求合情合理,不违反订立预约合同是为本约创造公平磋商条件的本意。华新公司既然收受了以戴雪飞、丘荣二人名义交付的定金,就应当对戴雪飞关于等丘荣回来订约的要求表示理解。第五,按照华新公司的陈述,戴雪飞4月25日来是要求减让房价。房价属订购协议中的已决条款,戴雪飞如果在本约磋商中提出减价,华新公司当然有权拒绝减价,但在戴雪飞愿意继续磋商本约的情形下,华新公司不能以此为由拒绝与戴雪飞继续磋商本约,更不得以此为由将4月25日没有订立本约的责任强加给戴雪飞承担。第六,5月7日戴雪飞看过商品房预售合同后写下一纸书面意见,华新公司工作人员在这纸书面意见上签署了“该客户意见已收到”。华新公司的这一签署,当然不能证明华新公司同意并接受了戴雪飞的意见,但可以证明戴雪飞在此日与华新公司进行了订立本约的磋商,见到了商品房预售格式合同的原文,并有与华新公司继续进行磋商的愿望。华新公司在以样板房获取购房者满意并与之订立预约合同后,却在商品房预售合同中以附件形式列入样板房仅供参考和合同解释权归华新公司的格式条款,这对购房者来说显失公平。戴雪飞对这样显失公平的格式条款提出异议,是合理的。戴雪飞提出异议的行为,间接证明直至5月7日,双方当事人仍在对本约进行协商,但未协商一致,华新公司关于此前已决定拒绝与戴雪飞签约的主张不能成立,同时也反证出4月25日戴雪飞即使不要求等丈夫回来后签合同,也不可能同意并签署这个含有显失公平的格式条款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因此,在双方当事人均不能以证据证明自己陈述真实的情形下,应当认定4月25日未能订立商品房预售合同的原因是双方当事人磋商不成,并非哪一方当事人对订购协议无故反悔。
综上,由于磋商未成是导致双方当事人未能在4月25日订立商品房预售合同的真正原因,上诉人戴雪飞按订购协议交付给被上诉人华新公司的5万元定金,依法应当由华新公司返还,故戴雪飞关于华新公司返还5万元定金的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但对华新公司恶意违约应当双倍返还定金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华新公司关于戴雪飞压价使本约不能订立已构成违约的抗辩主张,因无证据,不予支持。一审对本案的定性处理失当,应当纠正。据此,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于2005年5月18日判决:
一、撤销一审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华新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给上诉人戴雪飞返还定金5万元。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3510元,由双方当事人各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公报案例 建工与房产
新华日报社诉南京华厦实业有限公司相邻关系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
公报案例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新华日报社诉南京华厦实业有限公司
相邻关系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
原告:新华日报社。
法定代表人:刘向东,该社总编辑。
委托代理人:徐亚怡,该社经理部副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泽震,南京市第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京华厦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邵人龙,华厦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苏平,南京金融证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新华日报社因与被告南京华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厦公司”)相邻关系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新华日报社诉称,被告在建设与原告相距20米的华荣大厦而进行的基础工程期间,因施工大量抽排地下水,使原告印刷厂地面下沉,厂房墙体多处开裂,厂内3台进口印刷机和4台国产印刷机的基础移位,印刷机受到严重损伤,造成经济损失1399万元,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并承担有关诉讼费用。
被告华厦公司辩称,原告损失是华荣大厦基础工程施工单位造成的,应由施工单位赔偿;原告超过了诉讼时效起诉已丧失胜诉权;原告的请求应交由行政部门处理。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华厦公司投资建设的华荣大厦与原告新华日报社相邻。1991年1月15日,南京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与香港敦恒投资有限公司合资的南京华厦房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华厦公司”)正式成立。同年4月,该公司投资建设的华荣大厦的基础工程根据被告及有关单位论证通过的施工方案开始施工,一个月后发现施工现场附近地面下沉即停止施工。同年6月15日,被告及有关单位义论证通过了施工修改方案后,基础工程继续施工。10月中旬,新华日报社发现其印刷厂厂房墙壁、地面开裂、3台德国进口的胶印机出现异常,报纸印刷质量明显下降,印刷机严重受损,厂房墙体损害并危及人员安全。对此,南京市人民政府派员召集有关单位、专家商讨,采取补救措施后,新华日报社印刷厂地面沉降才得到有效控制,但厂房、印刷机受损方面的处理并未涉及。经新华日报社委托的南京土木建筑学会、国家印刷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及江苏省地震局等单位鉴定认为,新华日报社印刷厂厂房和厂内印刷机受损的直接原因是华荣大厦基础工程施工大量抽排地下水造成。1992年7月10日,新华口报社向南京市人民政府报告要求华厦公司赔偿损失,但未得到解决,遂直接向华厦公司索赔,经交涉未果。1994年6月30日,新华日报社向法院起诉,要求华厦公司赔偿财物损失。
经查,1、新华日报社已损失为:请国内外专家调校修理印刷机费用179504元;在专家修理调校印刷机期间请他人代印部分报纸费用差额31893.5元;德国专家来南京修理印刷机食宿费6796.4元;南京土木建筑学会鉴定费3000元;国家印刷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鉴定贾、评估费、交通费、食宿费共计1.81万元;其他有关单位咨询、鉴定费4.76万元。2、新华日报社必将继续受损失的为:修理进口印刷机必须进门的零部件购置费765万元,购置该零部件需交关税及增值税244万元;拆除印刷机需拆除费、运输费、保管费、安装费、调校费等计190万元;维修加固厂房和重做印刷机基础所需工程费1506686.38元。原告上述已损失和即将损失总计人民币13883580.28元。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有关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工程预算书票据等证据证实。经当庭质证,被告对原告委托的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和评估预算等亦未要求重新鉴定。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华厦公司建设的华荣大厦与原告新华日报社印刷厂厂房相邻。华厦公司在建设华荣大厦时,未充分考虑邻里建筑物的安全,于施工期间大量抽排地下水,并于初期发现问题后又未能及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使新华日报社印刷厂地面发生沉降,损坏了印刷厂房屋基础,致该厂房及屋内印刷机械受损。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足以认定。华厦公司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关于“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的规定建设房屋,给新华日报社造成了巨大损失,应负全部赔偿责任。所建华荣大厦系华厦公司的所有权,新华日报社的印刷厂房和印刷机的损害,系华厦公司基础工程施工抽排地下水造成;至于华厦公司与施工单位还有纠纷,系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审理。因此,其主张“应由施工单位赔偿”的理由不予采纳。新华日报社的权益被侵害后,于1992年7月30日即向南京市人民政府报告,并一直要求华厦公司予以赔偿,未获解决,直到1994年6月30日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关于“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的规定,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华厦公司关于新华日报社“超过了诉讼时效起诉,已丧失胜诉权”的主张,不能成立。新华日报社其余损失因自动放弃,故不予认定。据此,该院于1994年11月28日判决如下:
华厦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赔偿新华日报社各项损失计人民币13883580.28元。
本案诉讼费79428元,诉讼保全费70520元,合计人民币149948元由华厦公司负担。
华厦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其理由是:被上诉人胶印车间的设计使用不合理,胶印机基础下未做砂石垫层、胶印机运转后无沉降观测记录,因此不能证明不均匀沉降只是华荣大厦施工抽水所致,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在分清双方当事人责任程度、合理计算被上诉人损失的前提下,改判由双方分担民事责任。
新华日报社答辩认为,原审认定的事实完全符合实际,该社厂房和机器受损原因完全是华荣大厦施工长期、大量抽排地下水造成的,请求维待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华厦公司在被上诉人新华日报社厂房相邻处修建华荣大厦,本应充分考虑相邻建筑物的安全,但该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处理相邻关系的原则,未作维护工程,即开始敞开式开挖,大量抽排地下水。当初期发现问题后虽采取了补救措施,亦未能完全阻止不均匀沉降,致使新华日报社印刷厂和设备基础地面发生沉降,厂房及胶印机严重受损,故其应对此负全部责任。关于上诉人所持上诉理由,本院审理期间,即根据上诉人的申请,委托了江苏省技术监督建设工程质量检验站(以下简称质检站)就华荣大厦施工中抽取地下水对新华日报社印刷车间厂房及进口胶印机基础有哪些影响等问题进行了鉴定。质检站鉴定认为:华荣大厦施工大量抽排地下水是造成新华日报社胶印车间下沉开裂和胶印机不能正常运行、遭受损伤的直接原因。鉴定针对上诉人提出的新华日报社厂房基础和设备基础的设计和使用均存在问题的主张作出了“该厂房基础和设备基础的结构型式对沉降反应敏感,对环境变化适应性差,但事故发生前三年来的使用尚没有发现问题,在华荣大厦基坑施工期间如不抽水不致突然发生这个事故”的结论。故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6年5月13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79428元,鉴定费232751.7元均由上诉人华厦公司承担。
公报案例 建工与房产
无锡市春江花园业主委员会诉上海陆家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物业管理纠纷案
公报案例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无锡市春江花园业主委员会诉上海陆家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物业管理纠纷案
【裁判摘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共有部分在物业服务企业物业管理(包括前期物业管理)期间所产生的收益,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应属全体业主所有,并主要用于补充小区的专项维修资金。物业服务企业对共有部分进行经营管理的,可以享有一定比例的收益。
原告:江苏省无锡市春江花园业主委员会,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学前东路延伸段。
代表人:常本靖,该业主委员会主任。
被告:上海陆家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锡山经济开发区春江花园B区。
代表人:袁国栋,该公司经理。
被告:上海陆家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锦安东路。
法定代表人:徐而进,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江苏省无锡市春江花园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业委会)因与被告上海陆家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分公司)、被告上海陆家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业公司)发生物业管理纠纷,向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业委会诉称:2002年11月25日,被告物业公司与无锡市春江花园住宅小区的开发商无锡聚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聚江公司)签订前期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一份,约定聚江公司委托物业公司对春江花园进行物业管理,管理期限为2002年11月25日起至春江花园小区业委会成立时止。合同成立后,物业公司安排被告无锡分公司具体对春江花园实施物业管理。2007年12月22日,原告业委会依法成立。2008年6月21日,业委会根据春江花园业主大会作出的业主自治决议,致函物业公司,明确不再与其签订物业管理合同,并要求物业公司及时办理移交。2008年7月17日,物业公司即派员与业委会正式办理移交,并签订了移交清单一份,明确物业公司应向业委会移交的物业管理费等费用总额为2327931.87元,其中小区共有部分收益结算的期间为2008年1月至6月。业委会经审查物业公司移交的资料发现,无锡分公司在2004年至2007年间,收取了小区共有部分收入5967370.31元未列入移交。为维护全体业主的利益,遂诉至法院,要求物业公司和无锡分公司立即返还移交清单确认的2327931.87元中的2273872.32元(差额部分54059.55元为双方协议订立后业委会认可应返还给物业公司部分),及2004年至2007年共有部分收益的70%即4177159.22元,两项合计6451031.54元。
原告业委会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业委会备案证明及无锡市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委员会备案回执各一份,用以证明业委会依法成立的事实。
2.2008年1月11日原告业委会和被告无锡分公司的会议纪要一份,用以证明业委会与无锡分公司开会要求进行资料移交。
3.2008年6月23日被告物业公司与原告业委会的会议纪要一份,用以证明双方协议商谈春江花园业主自治后双方的交接事宜。
4.通知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业委会向被告物业公司发出通知,告知其春江花园业主大会决议实施业主自治,要求物业公司移交相关资料和结算相关工人工资和日常费用的事实。
5.2008年6月29日的物资移交协议、2008年6月29日的资料移交协议、2008年6月30日无锡春江花园对外合同修正协议,用以证明原告业委会和被告物业公司协议商定进行相关物资和材料的移交。
6.2008年6月29日,原告业委会和被告物业公司签订的无锡春江花园退盘人事关系处理协议,用以证明双方对相关人员进行安置的事实。
7.2008年7月17日“关于无锡春江花园退盘移交协议”一份,用以证明被告物业公司同意于2008年6月23日退出对春江花园的物业管理,进行有关资料的移交。
8.2008年7月17日“物业公司春江花园一期、二期结算款项移交清单”一份。证明双方就2008年间被告物业公司应移交给原告业委会的财物达成协议的事实。
9.2008年7月21日原告业委会致被告物业公司的书函。证明业委会要求物业公司确认其经办人于2008年6月23日至2008年7月17日期间,与业委会签订的一系列协议的事实。
10.2008年7月29日被告物业公司对原告业委会的回函,用以证明物业公司对双方签订的人事关系处理、资料移交、对外合同签订、物资移交四个方面的协议无异议,并要求在费用结算上双方应继续协商的事实。佐证2008年7月17日的移交清单并不是双方对所有事项的全部了结。
11.2005年至2007年被告无锡分公司制作的当年的收支情况表,以及2004年部分收退费日报表等,用以证明被告物业公司2004年至2007年的共有部分收入共计5967370.31元应当移交。
被告物业公司、无锡分公司辩称:2002年11月25日,物业公司与聚江公司协商签订前期物业管理合同,并由无锡分公司具体实施对春江花园的物业管理属实。在原告业委会成立后,双方已陆续办理了资料等的移交,并通过结算,于2008年7月17日订立移交清单,该清单明确截止到2008年6月30日,物业公司应结算给业委会的款项总额为2327931.87元。这是双方对实施前期物业管理期间的总结算,是对应当移交给业委会所有资料和财产的一揽子处理方案。移交清单第十条也明确:“双方约定,在各自管理期限内的应由各自承担的收入、支出由各自承担。”依据该约定可以看出,双方之间已经全部解决了所有争议,故现业委会的诉讼请求,超出了双方协议的范围,其超出部分的诉讼主张,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根据协议,物业公司、无锡分公司应当移交给业委会的款项总额为2327931.87元,扣除业委会诉讼请求中已认可给物业公司的54059.55元,现已实际支付了1857995.72元,故尚需移交业委会415876.6元。对该部分款项,同意及时移交。
退一步讲,即使移交清单未包括2004年至2007年的共有部分收益,原告业委会的诉讼请求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主要理由是:根据相关法规和地方性规章,该共有部分的收入应首先去除成本计算出收益,对该收益应当首先弥补物业公司的管理成本,超出部分还应当保证物业公司8%的利润,在此之后如还存余额的,才能按照一定的比例由物业管理企业和业主共享。就本案而言,物业公司和无锡分公司对春江花园的管理,本来就是微利,根本达不到8%的利润额,故对2004至2007年春江花园业主共有部分管理所得,在按照上述方法计算后,已经不存在可分配利润。此外,因小区部分业主尚结欠2008年6月30日之前的物业管理费131万元,而业委会系全体业主的代表,故要求对该部分欠款行使抵销权,从物业公司应向业委会移交的款项中扣除。
被告物业公司、无锡分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02年11月25日,被告物业公司与聚江公司签订的春江花园前期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一份,用以证明物业公司取得对春江花园实施前期物业管理资格。
2.建设银行电子转账凭证一份,用以证明双方在2008年7月17日签订“物业公司春江花园一期、二期结算款项移交清单”后,被告物业公司已经履行557995.72元付款义务的事实。
3.2006年7月至2008年6月“春江花园管理处经营情况表”,用以证明被告物业公司在春江花园的物业管理经营为微利经营,仅取得63539.46元的利润,原告业委会的主张没有根据。
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02年11月25日,被告物业公司与开发商聚江公司协商签订春江花园前期物业管理合同一份,约定由物业公司对聚江公司开发的春江花园住宅小区实施前期物业管理,管理范围为春江花园一、二、三期,占地面积为32.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60万平方米;约定管理期间,物业公司按照物价局批准的标准,按建筑面积向业主和物业使用人收取物业管理服务费;对物业范围内的商铺、地下停车库、会所的物业成本不计入向业主所收取的物业费用中,须单列。合同约定的管理期限为2002年11月25日(即合同签订日)起至业委会成立时止。合同还约定有其他相关事项。合同成立后,物业公司指派其下属分支机构被告无锡分公司具体实施春江花园的前期物业管理。
2007年12月22日,原告春江花园业委会成立。业委会成立后,于2008年1月2日在无锡市锡山区东亭街道办理了登记备案手续。2008年6月21日,业委会根据业主大会作出的实施业主自治的决议,致函被告物业公司明确与其终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同时要求物业公司在接函后15天内,向业委会移交相关资料和财产,并交接完毕。物业公司接函后即派其副总经理朱继丰,于2008年7月17日与业委会主任常本靖协商,并达成了移交协议性质的“移交清单”一份。该协议确认:物业公司截至2008年6月30日,应当返还业委会预收的2008年7月1日后的物业管理费、保管的业主各类押金、2008年1月至6月的小区共有部分收益等合计2327931.87元。其中1890931.87元于2008年7月31日前全部付清,另437000元于2009年4月30日前付清。协议第十条还约定,“双方约定,在各自管理期限内的应由各自承担的收入、支出由各自承担”。该协议附有双方确认的“结算项目表”和“支付协议”各一份。其中“结算项目表”记载2008年收取的春江花园小区共有部分停车费为629035元,2007年预收2008年共有部分停车费160180元。该部分停车费的70%归业委会管理,由物业公司将此款移交给业委会。
本案在审理中,被告物业公司于2008年8月26日主动履行了557995.72元的付款义务。后经原告业委会申请,法院裁定先予执行了物业公司的银行存款130万元,合计物业公司实际支付了1857995.72元。
另查明:根据被告无锡分公司进行前期物业管理期间的财务报表显示:无锡分公司对春江花园业主共有部分物业实施管理的收入包括场地租赁费、停车管理费、会所收入三项,具体为:2005年度1415112.82元,2006年度1808004.50元,2007年度2144933元,共有部分物业管理的支出为2005年度298155.95元,2006年度497204.12元,2007年度430131.07元,收入和支出的差额为4142559.18元。上述支出项目中,包括物业服务支出、停车管理费用、会所支出(包括泳池支出、维修支出、其他支出)、其他业务税金(包括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物价调解基金、粮食风险基金、防洪保安基金)等。双方对财务报表确认的上述事实均无异议。
上述事实,有原告业委会和被告物业公司、无锡分公司所供证据材料,以及本案开庭笔录等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一、2008年7月17日双方移交协议是否已包含了所有结算事项,特别是是否包含2004年至2007年业主共有部分的共有部分收益;二、2004年至2007年业主共有部分收益的界定和分配问题;三、被告物业公司能否对部分业主结欠的物业管理费行使抵销权。
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关于争议焦点一,移交协议所体现的内容。法院认为:2008年7月17日的移交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该协议对被告物业公司2008年度实施管理期间应当返还给原告业委会的款项以及在整个前期物业管理期间代管的业主押金等事项和交付时间均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根据该协议记载,物业公司应当返还业委会的款项为2327931.87元。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协议对2004年至2007年间,物业公司、被告无锡分公司实施业主共有部分物业管理的收益没有具体记载,而该部分收益依据无锡分公司的财务报表数目相当巨大。物业公司、无锡分公司在本案审理中将该协议第十条“双方约定,在各自管理期限内的应由各自承担的收入、支出由各自承担”解释为:通过签订该条款,双方就移交内容作出了一揽子解决,已经不存有其他纠葛,即使还有纠纷,双方也应各自承受,而不应向对方主张。而业委会则认为,该条款仅表明就清单列明的移交内容不再存在纠葛,并不表明其已经放弃了共有部分收益的分配请求权。法院认为,双方的移交协议,明确移交的是2008年1~6月的共有部分收益,而协议第十条内容,也无法理解为业委会对2008年前春江花园业主共有部分收益作出放弃的意思表示。故该协议应为一个不完全的移交协议,其没有将2004年至2007年共有部分收益纳入其中。且依据无锡分公司的报表记载,2004年至2007年共有部分收益数目巨大,业委会作为代表全体业主行使权利的组织,其权限来自于业主大会的授权,在无全体业主授权的情形下,其不能以自己的意志对业主的重大权利作出放弃,即使作出放弃的意思表示,该行为也为无效民事行为。据此,法院认为,2004年至2007年共有部分物业的收益,在上述移交协议中没有得到体现,该部分收益应当在物管企业和全体业主之间依法分配。
关于争议焦点二,2004年至2007年业主共有部分收益的界定和分配问题。法院认为:本案中所谓共有部分的物业管理收益应为共有部分收入与成本支出的差额,双方在本案审理中已经达成一致,即2004年至2007年春江花园小区业主共有部分的收入和支出以被告无锡分公司的报表为准。该双方的民事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法院予以确认。经法院审查该部分报表,2005年至2007年小区业主共有部分的总收入为5368050.32元,其间的总支出为1225491.14元,故总收益为4142559.18元。原告业委会主张的2004年的收益,因其提供的报表对该收益无法判断,双方对该年度共有部分的收益也无法统一,业委会作为主张权利方对此负有举证义务,应当对其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故因证据不足,法院对业委会主张的2004年度收益分配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收益的分配。法院认为:本案中争讼收益之产生,一方面得益于被告物业公司、无锡分公司的管理行为,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到物管企业管理的物业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共有人对共有物享有收益权,这是一项法定权利。对该部分的收益分配,全体业主和物管企业可以通过合同约定进行分配,在没有约定的情形下,应当依法分配。本案中双方对该部分收益的分配没有合同根据,故应当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分配。由于我国法律对此没有具体规定,故法院认为应当在不违反法律原则的前提下,公平合理分配共有部分物业的管理收益。物业管理有其特殊性,物管企业在实施物业管理期间其服务的对象为小区业主,而其对共有部分进行管理时业主并不给予报酬。如物管企业付出管理成本后不能获得经济回报,这对物管企业是不公平的。同时,小区共有部分作为小区全体业主的共有物,全体业主才是该物的所有权人,如果在收益分配上排除业主的权利,显而易见,这有悖法律原则。据此,在存有小区共有部分管理收益的情形下,该收益应主要归属于全体业主享有,同时物管企业付出了管理成本,也应享有合理的回报。综上,根据公平原则的要求,并参照《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经批准设置的经营性设施的收益,在扣除物业管理企业代办费用后,应当将收益的30%用于补贴物业管理公共服务费,收益的70%纳入维修基金,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的精神。同时考虑到原被告双方自行协商确定的2008年上半年共有部分收益的分配方案,即业主得七成,物管企业得三成。法院认为本案对共有部分收益分配的比例,确定为原告业委会得70%、物业公司得30%较为合理。据此,业委会代表春江花园全体业主对4142559.18元的收益享有其中的2899791.43元。值得注意的是,该部分款项,业委会不具有自行处置的权利,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该款应用作小区的维修基金,业委会作为执行机构,使用该款应按照业主的意志和法律的规定行使。关于物业公司提出的对上述收益应当首先弥补物管企业管理费用开支,多余部分还应满足物管企业8%的利润,余额再行分配的意见,因缺乏法律依据和双方合意,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三,被告物业公司能否对部分业主结欠的物业管理费行使抵销权的问题。物业公司提出有部分业主尚结欠2008年6月30日以前的物业管理费131万元,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更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根据该规定,要进行债务抵销,当事人之间应当互负债务,互享债权。本案中诉讼的双方当事人为原告业委会和物业公司、被告无锡分公司,而结欠物业管理费的为部分业主,为单个的主体。业委会系代表小区全体业主提起诉讼,虽然包括了该部分欠费业主,但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双方债权债务主体不同,不符合法定抵销的规定,因此,对物业公司行使抵销权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物业公司应当将移交清单确认的款项(扣除54059.55元)和2005年至2007年间小区共有部分收益的70%返还给原告业委会,即双方确认的2273872.32元,以及应当返还给业主的共有部分收益2899791.43元,合计5173663.75元。鉴于物业公司已经履行了1857995.72元,其仍应返还给业委会3315668.03元。因被告无锡分公司系物业公司下属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其合法成立并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也具体实施了物业管理行为,故其应与物业公司共同承担上述返还之责。据此,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第三款、第七十九条,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参照适用《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于2009年6月12日判决如下:
一、被告物业公司、无锡分公司共同于本判决生效后3日内返还原告业委会3315668.03元。
二、驳回原告业委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公报案例 建工与房产
李彦东诉上海汉宇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居间合同纠纷案
公报案例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李彦东诉上海汉宇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居间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在房屋买卖居间活动中,中介公司(居间人)对于受托事项及居间服务应承担符合专业主体要求的注意义务,注重审查核实与交易相关的主体身份、房产权属、委托代理、信用资信等证明材料的真实性。中介公司因未尽必要的注意义务而未能发现一方提供的相关材料存在重大瑕疵、缺陷,由此使另一方受欺诈遭受损失的,应根据其过错程度在相应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李彦东,男,29岁,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被告:上海汉宇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实际经营地: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
法定代表人:施少鸣,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李彦东因与被告上海汉宇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宇地产)居间合同纠纷案,向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李彦东诉称:2012年3月7日,己方通过被告汉宇地产的居间介绍,与案外人周敏、蔡芳、陈炳玉达成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南路6869弄4号301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的买卖协议,己方于当日通过其配偶刘明明的账户向周敏支付了定金20万元并约定余款交付方式和过户时间等。2012年3月8日,己方发现系争房屋早已于2012年3月2日交易成功。周敏所持的公证书系伪造,己方遂于2012年3月14日向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周浦派出所报案,后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周敏被刑事拘留。李彦东认为,汉宇地产作为专业的中介机构,在提供专业的房屋居间服务时,应尽到基本的审核和调查义务,但汉宇地产未调查系争房屋是否已被交易,委托人与被委托人的确切信息,房屋产权的明晰状态等情况,造成己方巨大损失,汉宇地产应承担重大过失责任。请求判令汉宇地产赔偿损失20万元。
被告汉宇地产辩称:原告李彦东并未通过己方向案外人周敏支付定金20万元,而是李彦东直接支付给周敏的,该损失与己方无关,李彦东应向周敏主张该损失。己方在从事居间活动时,系争房屋仍在周敏等人的名下,是可以进行交易的,且李彦东在签订协议时也看过房产证,故己方已经尽到了相关的审核和调查等义务。请求驳回李彦东的诉讼请求。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12年3月7日,原告李彦东、被告汉宇地产及案外人周敏签订一份《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约定经汉宇地产居间介绍,李彦东向周敏购买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上南路6869弄4号301室房屋,房屋总价118万元。同日,三方签订一份《房地产买卖协议》,约定定金总额为20万元,由周敏委托汉宇地产代为收取并保管。在周敏签约当日将房屋产权证书等文件证明交由汉宇地产保管后,周敏可以取回由汉宇地产代为保管的定金。上述协议另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同日,李彦东通过其配偶刘明明的账户向周敏支付了定金20万元。周敏于当日向李彦东出具一份定金收据,确认收到李彦东支付的定金20万元。2012年3月14日,李彦东向公安机关报案,称2012年3月7日,其通过汉宇地产与周敏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并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周敏支付了定金20万元,准备购买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南路6869弄4号301室房屋。后发现周敏提供的公证书系伪造,怀疑对方有欺诈行为。3月17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周敏涉嫌合同诈骗一案立案侦查。2012年10月17日,周敏因犯信用卡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被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并被责令退赔犯罪所得,返还被害银行及被害人(即李彦东)。判决后,周敏提出上诉。2012年12月14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系争房屋原系案外人周敏、周国左、蔡芳、陈炳玉按份共有,其中周敏占六分之一份额。系争房屋交易过程中,周敏曾向李彦东、汉宇地产出具一份公证书,载明周国左、蔡芳、陈炳玉委托周敏代为办理系争房屋交易的相关事宜。该公证书后被上海市国信公证处确认为系伪造。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地产登记处于2012年3月30日受理了系争房屋的过户事宜,2012年4月16日,该房屋过户至案外人夏桂华、沈小芳、夏宇豪名下。期间的2012年4月9日,系争房屋的抵押被注销。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被告汉宇地产作为专业的房屋中介机构,在进行居间服务时应尽到必要的、审慎的审查、核实义务,如核实房源信息、核实卖房人的身份信息、判断交易过程中的合理性等。买房人对于房屋交易也负有注意义务。本案中,汉宇地产虽进行了一定的调查、核实等行为,但未就系争房屋是否存在一房二卖、公证书是否系伪造等事宜进行调查核实,导致原告李彦东定金损失。而李彦东也未依约将定金交予汉宇地产保管,而是将定金直接支付于周敏,也未对公证书的真实性尽到注意义务,导致定金无法追回。双方在此过程中均有过错,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现周敏已被判处刑罚,并被责令退赔犯罪所得,结合李彦东、汉宇地产双方的过错程度,确定汉宇地产在3万元的数额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据此,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四百二十五条之规定,于2013年1月23日判决:
被告上海汉宇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应对案外人周敏刑事退赔不足部分在人民币3万元范围内赔偿原告李彦东损失。此款应于刑事退赔执行中止或终结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李彦东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李彦东上诉称:己方是应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周宏林要求将定金直接支付给周敏,由中介开收据,三方一起到银行转账。己方并非擅自无因地直接向周敏交付定金,是在中介公司要求并对于房屋交易给予安全的肯定回复下才支付定金的。己方对卖方提供的相关资料有进行确认,并在中介公司给出安全肯定回复下,签订买卖协议。而汉宇地产为了签订买卖协议,故意捏造虚假事实,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骗取己方信任赚取中介费,存在严重过失。汉宇地产作为专业中介公司没有尽到基本义务,给己方造成巨大损失,应当承担全部责任。据此,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己方原审诉讼请求。
汉宇地产亦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李彦东直接向周敏支付定金,周敏出具收条,均未提出要将定金交由己方保管。李彦东在交易中极不慎重的态度导致现在后果,其本身存在重大过失。己方作为居间方无法核实公证书的真伪,且周敏提供的是公证书原件,在形式上具备公证书的基本要求。至于一房两卖问题,己方无法核实,且通过产权信息查询应无法正常得知房屋是否已出售。本次交易系周敏主观恶意欺诈及隐瞒,己方已尽到居间义务。据此,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李彦东的原审诉讼请求。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另查明,伪造的公证书中,载明的蔡芳出生日期与其身份证号码记载不一致。双方在一审中对前述事实均未提及。
二审中,上诉人李彦东陈述,周敏是拿着户口本原件、周敏本人与蔡芳的身份证原件,和我、汉宇地产到派出所核对,户口本及身份证都是真实的。周敏在提供户口本、身份证原件的同时提供了委托书,口头核对后对公证书存在的问题口头提出异议。在付款之前,汉宇地产周宏林说已经确认过了。我让中介去确认,中介说需要到公证处现场才能确认。我就转而打电话确认,公证处表示电话不接待,必须到现场进行确认。由于当时公证处和周宏林之前的说法一致,周宏林保证说他已经确认过了,我就没有再去现场确认了。上诉人李彦东表示,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汉宇地产在1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二审中,2013年3月27日,汉宇地产申请撤回上诉。2013年4月17日,法院要求汉宇地产通知其工作人员周宏林到庭作证。证人周宏林陈述,其不具备经纪人资格,没有发现公证书中存在的问题。没有到公证处现场核实公证书真伪,本人感觉是真的。公证处不接受电话查询,拿身份证和公证书原件就可以到公证处进行现场核查。签居间合同时,周敏和蔡芳都在场,没有问过周敏一房两卖的情况。在实际操作中,定金都是直接转给上家,居间合同中有关定金条款的约定基本是不用的。李彦东支付定金当天,为提取现金,由周敏转给我和李彦东各2万元,帮助周敏提现。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上诉人汉宇地产申请撤回上诉,与法不悖,予以准许。根据查明的事实,上诉人李彦东系周敏实施合同诈骗的被害人,周敏骗得李彦东支付的购房定金20万元,周敏犯罪所得应予追缴并发还被害人。一审法院判令汉宇地产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符合案件事实,二审予以认同。
本案二审主要争议在于汉宇地产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范围,对此应综合本案案情予以判定。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伪造的公证书中载明的蔡芳出生日期与其身份证号码记载不一致,该事项无需专业知识即可判断。在公证机构无法提供电话核实真伪的情况下,汉宇地产理应赴公证机构进行现场核实,但汉宇地产未采取前述措施。而根据上诉人李彦东在二审时的陈述,其在付款前已注意到公证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异议,李彦东完全有机会主动核实公证书真伪后再行付款。由于李彦东、汉宇地产均未尽到前述审慎义务,致使李彦东本人成为周敏合同诈骗的被害人。汉宇地产作为专门从事居间活动的单位,开展经营业务理应尽职尽力维护好委托人的利益。根据查明的事实,汉宇地产经办本案居间业务的工作人员不具备经纪人资格,未认真核查系争房屋已被出卖情况,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定金保管义务,使案外人周敏得以实施诈骗,继而造成李彦东损失。综合前述情况,李彦东提出汉宇地产在1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尚属合理,可予支持,对一审判决作相应调整。
综上,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于2013年5月9日判决:
变更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2)嘉民三(民)初字第809号民事判决中的金额为上海汉宇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人民币10万元范围内就案外人周敏刑事退赔不足部分对李彦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本判决系终审判决。
公报案例 建工与房产
江卫民诉南京宏阳房产经纪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公报案例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江卫民诉南京宏阳房产经纪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出租人向承租人提供租赁物,应符合租赁用途。经营房屋租赁业务的出租人,应对室内空气质量进行检测、治理,使之符合国家有关环保标准。出租人如提供有害气体超标的租赁房屋,侵害了承租人的生命健康安全,致承租人的租赁目的无法实现,承租人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租金等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原告:江卫民,男,汉族,1996年7月15日出生,住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
被告:南京宏阳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府前东路。
法定代表人:陈俊宏,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江卫民因与被告南京宏阳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阳公司)发生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向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江卫民诉称:2021年3月,原告在被告宏阳公司处租赁了位于南京市江宁区X幢X室房屋,并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租金每月1100元,押一付三。签约当日原告入住案涉房屋,后感到全身不适,其怀孕的妻子亦生病。原告即与被告协商换房或退租事宜,但被告一直不愿处理,无奈之下于同年6月自费找到检测机构对房屋的室内空气质量进行检测。检测报告显示,室内空气中的甲醛值、总挥发性有机物值均超标。考虑到妻子有孕在身,不愿再住在该房屋内,但多次与被告协商退房无果。为了保护自身权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解除原、被告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2.判令被告立即退还其交纳的各项费用合计6556元(具体明细为:2021年3月28日交纳的租金3300元、物业管理费1056元、押金1100元、2021年5月16日交纳的租金1100元);3.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宏阳公司辩称:原告江卫民未按约定的时间交纳租金,构成违约。被告在原告起诉后自行对室内有害气体进行了检测,结果未超标,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被告宏阳公司从事房地产经纪、住房租赁等业务。2021年3月21日,宏阳公司(甲方)与原告江卫民(乙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一份,约定甲方将位于南京市江宁区X幢X室房屋出租给乙方使用,租期自2021年3月22日起至2022年7月15日止;租金每月1100元,押一付三,首期租金3300元于2021年3月22日支付,第二期租金3300元于同年5月15日支付,以此类推;甲方收取乙方保证金1100元,公共区域保洁、维修、宽带、物业管理费1056元。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合同签订后,被告将房屋交给原告使用,原告支付租金3300元、物业管理费1056元、押金1100元,合计5456元,被告于2021年3月28日出具收据一份。2021年5月16日,原告又支付租金1100元。
2021年4月,原告江卫民妻子(已怀孕)出现身体不适,至江苏省人民医院、东部战区总医院等医疗机构检查,诊断为慢性肾小球肾炎。原告认为与室内甲醛超标有关,自行购买甲醛检测试纸检测,结果超标,故与被告宏阳公司业务员联系要求退租。双方协商中,被告工作人员于2021年6月1日联系原告催缴第二期剩余租金,原告要求被告配合其找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进行甲醛检测,其工作人员回复“你租个房子还什么甲醛,有这条件你自己买房子住去呗”“我这还第一次听说租房还有甲醛检测的”“你爱住就住,不住晚上搬走,我下面找不在乎这些什么甲醛、乙醛的租客”。与被告协商未果后,原告自行委托江苏智然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然公司)对案涉房屋内的空气质量进行检测。2021年6月2日,智然公司上门采样。2021年6月7日,智然公司出具(2021)苏智监(室环)字第(202106090)号检测报告,结果为甲醛检测值0.213毫克/立方米,苯检测值0.035毫克/立方米,甲苯检测值0.062毫克/立方米,二甲苯检测值0.085毫克/立方米,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检测值0.863毫克/立方米,甲醛、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不合格。原告取得上述检测报告后,搬出租赁房屋并告知被告且将房门钥匙邮寄交还被告。
另查明,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卫生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联合发布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18883-2002),室内空气中的甲醛含量应小于等于0.10毫克/立方米,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含量应小于等于0.60毫克/立方米。智然公司具有中国计量认证(CMA)证书(编号171012050167),具备相应环境与环保检测资质。
再查明,2021年6月29日,原告江卫民就本案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委托相关特邀调解组织进行了诉前调解,起诉状副本、证据等材料由特邀调解组织于2021年7月3日送达被告宏阳公司。
审理中,被告宏阳公司陈述,案涉房屋于2017年即已装修,虽装修完成时并未检测,但其在原告江卫民起诉后进行了检测,室内空气质量是合格的,并提交一份由智然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2021)苏智监(室环)字第(202111452)号〕,采样时间为2021年11月18日,结果中甲醛检测值0.090毫克/立方米、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检测值0.424毫克/立方米,均符合国家标准。于2021年11月26日至智然公司就两份检测报告结果不一致问题进行调查。智然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述,两次检测所用的仪器、检测方法及标准均相同,但甲醛和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的挥发量与温度、湿度、密闭时间等环境因素有较大关系,两份报告间隔近半年,有害物质也会随时间挥发减少;从报告本身数值看,即便在冬天(挥发性会随温度降低),甲醛数值也接近国家标准上限。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出租人的核心义务是向承租人提供符合租赁用途,具有使用、收益价值的租赁物。出租人提供有害气体超标的租赁房屋,侵害了承租人以安全健康为内容的人格权,致承租人的租赁目的无法实现,故相关房屋不应用于出租,已出租房屋亦无权收取租金,承租人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退还全部款项。
本案中,被告宏阳公司作为经营房屋租赁业务的企业,应主动对室内空气质量进行检测、治理,使之符合国家有关环保标准。在被告既未主动进行室内空气质量检测,又拒绝配合承租人进行空气质量检测的情况下,原告江卫民有权自行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被告无权以原告单方检测为由拒绝承认检测结果。根据原告提交的检测报告,被告出租的房屋中甲醛、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严重超标,可能致使用人受到严重健康损害。虽无确定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妻子的疾病由上述有害气体引起,但也不能排除与有害气体超标导致的免疫力减退等因素有关。被告虽也提供同一机构的检测报告证明室内空气质量符合标准,但其检测时间在原告入住之后较久,根据气体的挥发性质,相应有害气体检测值可能随时间、温度或通风、治理等情况逐渐减少,不能据此证明原告居住期间的空气质量合格。且从第二份报告检测值看,即便在间隔近半年、有害气体挥发性较弱的冬天,甲醛数值也接近国家标准上限,亦佐证了第一份报告结论的正确性。
综上,本案《房屋租赁合同》应予解除。原告江卫民要求解约的主张通过法院特邀调解组织送达起诉状副本于2021年7月3日到达被告宏阳公司,故房屋租赁合同于当日解除。合同解除后,被告应退还原告支付的全部款项6556元。
据此,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条、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二款、第五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七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21年12月7日判决如下:
一、原告江卫民与被告南京宏阳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21年7月3日解除;
二、被告南京宏阳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江卫民租金4400元、物业费1056元、押金1100元,合计6556元。
案件受理费294元,减半收取计147元,由被告南京宏阳房产经纪有限公司负担。
宏阳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因宏阳公司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17日裁定如下:
本案按上诉人南京宏阳房产经纪有限公司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公报案例 建工与房产
湖南省总工会诉长沙市卫生防疫站房地产转让合同纠纷案
公报案例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湖南省总工会诉长沙市卫生防疫站
房 地 产 转 让 合 同 纠 纷 案
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省长沙市卫生防疫站。
法定代表人:莫任芳,站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南省总工会。
法定代表人:刘玉娥,总工会主席。
湖南省总工会(下称总工会)因与湖南省长沙市卫生防疫站(下称防疫站)发生房地产转让合同纠纷,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作出一审民事判决:一、双方当事人同意解除房地产转让合同,本院予以准许。二、防疫站退还总工会已付的转让费37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一般基建贷款月息7.5‰计算,自总工会付款之日起至收款之日止。三、长沙市卫生防疫站支付总工会赔偿金275万元。案件受理费51260元、财产保全费41770元全部由防疫站负担。以上应付款项,防疫站应在本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付清,逾期不付,拍卖该站在长沙市火星开发区新站址的12.9亩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以所得价款偿付总工会,多退少补。
防疫站不服一审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其上诉理由是:1.双方签订的《房地产有偿划拨转让协议书》,因没有按双方的约定和法律的规定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尚未生效,法院不应保护。2.对方在履行协议中也有过错,不应由上诉人承担275万元赔偿金和已付的370万元转让费的利息,以及全部受理费和财产保全费。3.上诉人新站址的房地产是经长沙市人民政府规划的,法院无权将其拍卖。总工会辩称:双方签订的协议已经生效;上诉人违约给被上诉人造成了经济损失,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上诉人新站址的房地产,是用被上诉人支付的转让费建设的,应将其作价抵偿给被上诉人。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查明:防疫站经上级批准,决定迁址新建,以适应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总工会为解决直属单位住宿、办公用房决定征用防疫站的旧站址建房,得到全国总工会的批准。双方就旧站址的房地产划拨转让进行了多次协商,在经长沙市政府及其土地管理局、城建局等有关部门办了手续后,于1991年6月22日签订《房地产有偿划拨转让协议书》。双方约定,防疫站将长沙市民主西街8号6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7259.9平方米房屋及其他附属设施的所有权,作价550万元划拨转让给总工会。协议生效后30天内,总工会付给防疫站转让费250万元,1992年5月31日前再付100万元。1993年2月底防疫站交付3栋住宅楼(3563平方米)后,总工会于同年3月10日前付给防疫站120万元;余下80万元待防疫站1994年3月底前将全部房地产交付总工会,经验收双方签字认可后半个月内,总工会一次付清。协议还约定两项违约赔偿条款,即双方不得以任何借口不履行协议,也不得提出协议以外的要求,不论哪方违约,不划拨转让或不接受划拨转让上述房地产,均按转让费总价格的50%向对方交纳赔偿金。如果总工会逾期付款,每逾一日,按已付款数的3%向防疫站交纳赔偿金;如防疫站逾期交房,亦按对等条件向总工会交纳赔偿金。
协议签订后,总工会按约定于1991年7月21、22日分别付给防疫站150万元、100万元;1992年5月26日又付100万无;1993年1月8日应防疫站的请求,提前给付20万元,总共付给转让费370万元。按协议的约定,防疫站向总工会移交了房屋档案材料,总工会于1992年12月26日向长沙市房屋产权监理处申请办理房屋产权证。在协议履行期间,防疫站于1991年11月5日经长沙市政府批准,在长沙市火星开发区征地12.9亩作为新站址,并于1992年4月开始动工建设。同年10月至1993年2月,防疫站以建筑材料价格上涨、建筑承包合同变更、资金严重缺短、工程难以继续、不能按期搬迁交房为由,先后6次致函总工会,要求增加转让费。总工会口头通知防疫站要严格执行协议,不同意增加转让费。防疫站未按约定在1993年2月底向总工会交付3栋住宅楼,总工会遂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判令防疫站全面履行合同,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在诉讼中,根据总工会的申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对防疫站新站址房地产进行财产保全,即未经法院许可,防疫站不得擅自转让新站址的房地产。在一审庭审中,总工会以防疫站违约使合同继续履行成为不必要为由,要求终止合同,防疫站亦表示同意。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经过平等协商,并经各自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又在长沙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办理了房地产划拨转让手续,因此所签订《房地产有偿划拨转让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防疫站主张的未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即总工会未领取房屋产权证,协议尚未生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协议约定的逾期付款一日,按3%交纳赔偿金的违约条款,参照有关合同违约责任的法律规定,显属过高。因此,原审法院撤销了协议中的这一条款,确认其余部分继续有效,是正确的。协议订立后,总工会按约定向防疫站交付了转让费。防疫站不能以建筑材料涨价,建筑承包合同变更,资金严重短缺为借口,不按期向总工会交付3栋住宅楼。防疫站违反协议,给总工会造成了经济损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以及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还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对本案的处理有不当之处。第一、总工会的经济损失应是双方协议转让的房地产原协议的价格与现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此差价已经包括了总工会付给防疫站370万元转让费的利息损失,原审法院判决防疫站赔偿总工会经济损失的同时,又判决支付转让费的利息,是不妥的。另外,原审法院判决认定总工会的经济损失(即原协议价格与现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为275万元,与现行房地产市场价格比较,此差价偏低,应予适当提高。第二、法院判决应当是依法对双方当事人讼争的实体问题,以及诉讼费用作出处理。总工会要求防疫站以转让其新址房地产的价款抵偿应付的款项,总工会的这一请求,只有在防疫站确实不能履行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法院决定强制执行时才可考虑予以实施。原审法院将可能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写入判决书内,也是不妥的。
最高人民法院依照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于1993年10月30日作出判决:一、维持原审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原审判决第二、三项;三、防疫站退还总工会转让费370万元;四、防疫站支付总工会赔偿金300万元。
公报案例 建工与房产
胡德开等人申请确认房屋所有权案
公报案例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胡德开等人申请确认房屋所有权案
申请人:胡德开,男,86岁,现居澳大利亚。
申请人:罗素秋,女,77岁,厦门市妇联退休干部。
申请人:胡友川,男,53岁,厦门大学教师。
申请人:胡友慧,女,55岁,厦门交通大学教师。
申请人:胡友琼,女,51岁,厦门第六中学教师。
申请人:胡友正,男,45岁,住厦门市大中路80号3楼。
申请人:胡友安,女,49岁,住厦门市大中路80号3楼。
申请人:胡友慎,男,47岁,厦门食杂公司职工。
申请人:杨别嘉,女,57岁,住厦门市大中路80号4楼。
申请人:胡友婷,女,35岁,厦门音乐学校教师。
申请人:胡友恒,男,33岁,厦门海关干部。
申请人:胡友杨,男,29岁,厦门航空公司职工。
上述12名申请人向福建省厦门市开元区人民法院申请确认厦门市公园东路80号房屋所有权归申请人所有。
申请人称:原福建漳州民兴银公司经理刘志成曾于1936年3月13日与胡五宏商定,由胡付典金国币11000元,公司出典其所有的厦门市公园东路80号3层楼房一座,期限为一年。期满后,对方在胡五宏的多次提议下未回赎房屋。建国后,该房由国家实行私房改造。1984年落实华侨房屋政策时,市房管部门将该房发还申请人管理至今。申请人认为此房从漳州民兴银公司移交给申请人后,申请人长期占有使用,双方是典权关系而非抵押关系。根据典期届满后长期不回赎视为绝卖的惯例,要求确认该房产权归申请人所有。
厦门市开元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座落于厦门市公园东路80号(原126号)的3层楼房一座(包括墙内庭院旧地0.89亩,折593平方米、建筑面积637平方米)原系张瀛洲业产。张因负债,于1936年1月经厦门地方法院受理后将该房拍卖,由债权人原漳州民兴银公司以国币18206元中标买受,并由该公司办理产权登记。同年3月,该公司因缺乏资金,由当时公司经理刘志成出面向胡五宏借款国币1.1万元,以该房作为抵押物,约定期限为1年,立有抵押借款契据。同时该公司将此处房屋及所有权证等交付胡五宏使用、保管。胡于1948年8月以房屋抵押权人的名义向当地房产登记部门办理他项权利登记。该房于1958年12月16日被房改,1984年7月厦门市房地产管理局将此房退改在胡德开、胡赐开、胡淼开三兄弟名下。
据现存于房管局的该房屋档案中记载,胡五宏及其子女胡赐开、胡德开、胡淼开均为原漳州民兴银公司股东,该公司在抗日战争期间倒闭。胡五宏、胡赐开已故,胡淼开在本案审理期间死亡。法院依法追加胡赐开的配偶罗素秋和子女胡友川、胡友慧、胡友琼、胡友正、胡友安、胡友慎以及胡淼开的配偶杨别嘉和子女胡友婷、胡友恒、胡友杨等合法继承人为申请人。厦门市开元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经登报公告,至今未有任何利害关系人就原漳州民兴银公司房屋产权向法院主张权利。该房屋经委托厦门市房地产管理局进行评估,价值为人民币868600元。同时经厦门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证实,1936年的国币1.1万元占该房屋价值的60.419%。对此,申请人表示愿意补交该房屋价值39.581%的款项即人民币343800元,要求将房屋判归其所有。
上述事实有房产契证、借款抵押契据、他项权利证、房屋评估报告及庭审笔录等为证,足以认定。
厦门市开元区人民法院认为,申请人提供的1936年3月13日刘志成立下的契据、胡五宏借款给漳州民兴银公司后于1936年4月办理的抵押权登记,以及土地所有权证、他项权利证均可证明,1944年漳洲民兴银公司倒闭后,一直未清理债务。1948年8月,胡五宏在以所有权人漳州民兴银公司的名义领取房屋的土地所有权证时,证中“他项权利”栏内明确记载了胡五宏享有抵押权,因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是抵押借款,而非申请人所称之典权关系,故申请人主张其与漳州民兴银公司形成了典权关系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鉴于胡五宏与原漳州民兴银公司确有债权债务关系,该公司并未届期清偿债务,且已倒闭50余年,胡五宏及申请人以自己名义长期占用、管理座落于厦门市公园东路80号的房屋,至今并无任何人提出异议,系善意占有,现申请人愿补足该房屋差价款,以取得该房屋所有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关于“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的规定,应予准许。鉴于原漳州民兴银公司至今无人主张权利,申请人补交的房屋价款可视为无主财产,依照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收归国有。据此,该院判决:
一、坐落厦门市公园东路84号房屋归申请人所有。
二、申请人补交纳的房屋价款人民币343800元以无主财产论,依法收归国库。
本案诉讼费13696元、评估费1700元由申请人负担。
公报案例 建工与房产
胡炳光、胡绍料、周笃员、蒋美愈、周建光与德清金恒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平平、沈金龙及 陈莲英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案
公报案例
裁判要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有权提起第三人撤 销之诉的主体应当严格限定在该条前两款规定的有独立请求权和无独立请求 权两类第三人,不能将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扩大至《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两类第三人之外的享有普通债权的案外人。原案确有错误的,可依法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胡炳光、胡绍料、周笃员、蒋美愈、周建光与德清金恒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平平、沈金龙及陈莲英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案
【裁判摘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有权提起第三人撤 销之诉的主体应当严格限定在该条前两款规定的有独立请求权和无独立请求 权两类第三人,不能将有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扩大至《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两类第三人之外的享有普通债权的案外人。原案确有错误的,可依法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7)最高法民终319 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胡炳光,男,1954年 11 月 11 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文成县。
委托代理人:徐霄燕,浙江观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万剑飞,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原告):胡绍料(Hu Shao Liao),男,1953 年 9 月 13 日出生,法兰西共和国国籍,住法兰西共和国马恩省法兰西岛大区塞纳镇,邮编 77340(77340 PON-TAULT COMBAUI.T FRANCE) 。
委托代理人:徐霄燕,浙江观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万剑飞,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原告):周笃员,男,1929年2 月11 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文成县。
委托代理人:徐霄燕,浙江观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万剑飞,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原告):蒋美愈,男,1958年7 月20 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文成县。
委托代理人:徐霄燕,浙江观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海生,北京市江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 人(一 审原告):周 建 光(Chou Chien Kuang),男,1963 年11 月7 日出生,法兰西共和国国籍,住法兰西共和国默伦市, 邮编77000 (77000 MELUN FRANCE)。
委托代理人:徐霄燕,浙江观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万剑飞,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德清金恒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德清县。
法定代表人:沈金龙,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池伟松,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卓广平,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张平平,女,1982年8 月30 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德清县。
委托代理人:池伟松,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卓广平,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沈金龙,男,1964年 11 月 26 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德清县。
委托代理人:池伟松,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卓广平,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陈莲英,女, 1951 年 10 月 31 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文成县。
上诉人胡炳光、胡绍料、周笃员、蒋美愈、周建光(以下简称胡炳光等五人)与上诉人德清金恒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新福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恒坤公司)、张平平、沈金龙以及被上诉人陈莲英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浙江高院)于2016 年9 月27日作出(2015)浙撤初字第 1 号民事判决。胡炳光等五人、金恒坤公司、张平平、沈金龙均不服浙江高院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胡炳光、胡绍料、周笃员、周建光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徐霄燕、万剑飞,蒋美愈的委托代理人徐霄燕、陈海生, 金恒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上诉人沈金龙,金恒坤公司、张平平、沈金龙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池伟松、卓广平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陈莲英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炳光等五人向浙江高院起诉请求:1.依法撤销浙江高院(2013)浙商终字第63 号民事调解书;2.本案诉讼费由一审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胡炳光等五人分别系陈莲英的合法债权人,经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对陈莲英共计享有约4000 万元债权, 由于陈莲英夫妇未能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胡炳光等五人已分别向相关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陈莲英与金恒坤公司、张平平、沈金龙之间因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成讼(以下简称原案),经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杭州中院)一审审理作出了(2012)浙杭商初字第 10 号民事判决,判令金恒坤公司向陈莲英支付股权转让款和投资款 78 548 457.18 元及相应利息、张平平向陈莲英支付股权转让款和投资款 57 000 000 元及相应利息。金恒坤公司、张平平不服提起上诉,双方在二审程序
中达成互不欠款的调解协议,浙江高院作出(2013)浙商终字第63 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现有充分证据证明,原案当事人为逃避债务恶意串通达成虚假调解协议,二审调解书违法予以确认,严重损害胡炳光等五人合法权益,应当予以撤销。
浙江高院一审查明:原案中,陈莲英以其“于 2010 年 12 月 9 日将所持有的杭州众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望公司)32%股权按1.43 亿元价格转让给金恒坤公司,同年12 月28 日又将其余10%的股权按5700 万元价格转让给张平平。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后,金恒坤公司除支付3800 万元之外,余款未付;张平平则分文未付,沈金龙作为张平平的丈夫,应对张平平的债务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等为由,于2012年 1 月 5 日向杭州中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金恒坤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和投资款 11 033.841 万元,并支付自 2011 年 9 月 1 日至清偿全部款项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2012 年 7 月 1 日为 1103.3841 万元);2.张平平、沈金龙支付股权转让款和投资款5700 万元,并支付自2011 年9 月1 日至清偿全部款项之日止的利息(暂计至 2012 年 7月1 日止的利息为570 万元);3.金恒坤公司支付前期三年的利息补偿款1000 万元。
杭州中院对该案经审理认定,2010 年2月1 日,陈莲英、徐定洲、林元琳分别将其拥有众望公司7%、23%、21%的股权转让给宁波天冠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冠公司),转让后众望公司股权结构为天冠公司出资 51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51%;陈莲英出资 42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2%;林元琳出资 7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同年 12月 9 日,天冠公司、林元琳又分别将其拥有众望公司 51%、7%的股权转让给金恒坤公司。同日,陈莲英也与金恒坤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众望公司 42%股权中的 32%以 320 万元(无溢价)转让给金恒坤公司,该转让款已于2010 年10 月11 日通过众望公司转付给陈莲英,转让协议中还载明:截止 2010 年 11 月 30 日,陈莲英为余政挂出(2008)09 号地块的开发建设及拆迁等各项前期工作,又实际投入众望公司投资款 1.632 亿元(暂计,最终以金恒坤公司委托的审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该实际投资款中的 1.072 亿元同时转让给金恒坤公司,陈莲英持有剩余 10%股权及 5600 万元投资款,该投资款仍保留在众望公司,不得提早退款等。陈莲英同时向金恒坤公司出具承诺书,列明 10 项债务及其处理方式,确认除所述10 项债务外,众望公司不存在其他到期或未到期债务,如果将来发现存在该10 项债务之外的债务均由陈莲英承担。
2010 年 12 月 28 日,金恒坤公司、张平平与陈莲英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对原所约定股权转让款之外的投资转让款支付时间作出相应变更:2011 年 1 月 15 日前支付1300 万元,2011 年 2 月 2 日前支付 200 万元,2011 年 4 月前支付 2800 万元。全部投资款在 2011 年 8 月 31 日前均不计利息、分红,从 2011 年 9 月 1 日至 2012 年 8 月 31 日期间,剩余投资款按月 1%标准支付利息, 从 2011 年 9 月 1 日开始每月支付投资转让款200 万元。到2012 年7 月1 日止,不论有无完成拆迁,都应全部支付剩余投资转让款。投资款总额以及应付款项均按原约定进行审计后确定,陈莲英确实用于众望公司项目拆迁上的款项予以认可,可不提供税务发票。陈莲英应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办理好 12%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在收到上列1300 万元的同时办理好20%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该补充协议还约定,陈莲英将其剩余 10%股权转让给张平平,于 2011 年 1 月 15 日前办理好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张平平应按上列期限和条件支付陈莲英转让款 5700 万元(其中 10%股权转让款 100 万元,投资转让款 5600 万元)。同日,金恒坤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在众望公司完成其世贸布艺城改造开发项目拆迁改造工作并在众望公司的项目开盘销售后,补偿陈莲英 1000 万元作为前期三年的利息。2011 年 1 月 17 日,双方办理完毕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1 年 6 月 21 日,甲方浙江国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港公司)、乙方金恒坤公司、张平平和丙方陈莲英、丁方重庆神农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众望公司签订付款协议书一份(以下简称“四方协议书”),约定:丙方陈莲英实际投入是指其用于众望公司土地、拆迁以及众望公司正常开支的费用,扣除丙方持股期间众望公司发生的与众望公司土地、拆迁以及正常开支无关的费用(包括众望公司的债务、众望公司对外承担的担保责任和侵权责任、行政处罚责任),初步确定实际投资额为 1.87亿元(包括杨步奉挂在外账所记载的 4831万元),但需要共同委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汇事务所)进行审计,最终数额以审计结论为准。甲方国港公司以审计结论为依据,替换乙方金恒坤公司、张平平向丙方陈莲英支付尚欠的转让价款,其中2011 年 7 月 5 日之前支付 3000 万元,2011年7 月15 日之前支付2000 万元……该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签字盖章并由甲方实际履行上述5000 万元付款义务之日起生效。“四方协议书”还对其他相关事项作出约定。协议签订后,国港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至8 月9 日陆续向陈莲英支付1700 万元,余款未再支付。2011 年8 月5 日,国港公司书面通知陈莲英,明确表示无法履行 5000 万元的付款义务,不能满足“四方协议书”生效要件,该协议未生效且已作废,要求陈莲英向金恒坤公司和张平平主张相应权利。
杭州中院另查明,2011 年1 月17 日,陈莲英委托金恒坤公司向周马克支付1300 万元,同年 1 月 30 日又指示金恒坤公司向林元琳支付 2500 万元,陈莲英认可该两笔款项在金恒坤公司应付的转让款中扣减。此外,根据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2 年 5月 21 日作出的(2011)杭余民初字第 504 号民事判决,众望公司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 ,应 赔偿杭州依群丝绸有限公司5 240 670.82元,支付鉴定费73 600 元、保全费5000 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44 572 元。原案审理期间,杭州中院根据陈莲英申请,就陈莲英及其丈夫杨步奉对众望公司股权投资及债权投资情况委托浙江韦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韦宁公司)进行专项审计,该所经审计后出具浙韦会审(2013)第323 号专项审计报告一份,审计结论载明: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陈莲英(包括其丈夫杨步奉)对众望公司的投资情况:1.账外支付股权转让款 11 000 万元;
2.陈莲英在众望公司账内支付款项6034.52 万元;3.陈莲英代众望公司支付,但众望公司尚未入账的款项756.71 万元。审计报告还对其他相关事项作出说明。
杭州中院经审理认为,陈莲英与金恒坤公司所签股权转让协议书、与金恒坤公司和张平平所签补充协议以及上述“四方协议书”均属有效。由于国港公司未按“四方协议书”约定期限和金额向陈莲英足额履行付款义务且在支付部分款项后明确告知陈莲英不再履行付款义务,故依约定该协议书不再是各方当事人之间结算投资款和股权转让款的依据,金恒坤公司、张平平与陈莲英间股权转让事宜应以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为履行依据。陈莲英已按约定将其名下众望公司股权过户至金恒坤公司和张平平名下,履行了合同义务,金恒坤公司和张平平亦应按约定向陈莲英支付投资款和股权转让款。审计报告确认陈莲英(包括其丈夫)对众望公司投资款合计为177 912 300 元,其中账外支付的 11 000 万元虽未进入众望公司,但属于陈莲英获得其后向金恒坤公司和张平平出让众望公司股权的对价,金恒坤公司、张平平对该部分款项与本案关联性所提异议不能成立。金恒坤公司代陈莲英向周马克、林元琳支付的 3800 万元应当从应付转让款中扣除,按照陈莲英2010 年12 月9 日向金恒坤公司出
具的承诺书,众望公司根据(2011)杭余民初字第 504 号民事判决向杭州依群丝绸有限公司承担的赔偿款 5 240 670.82 元和鉴定费 73 600 元、保全费 5000 元及案件受理费 44 572 元,亦应由陈莲英承担而予以扣除。据此,金恒坤公司和张平平应当向陈莲英支付转让款合计 134 548 457.18 元,其中张平平应支付 5700 万元(其中投资款5600 万元)及利息 570 万元,金恒坤公司应支付 78 548 457.18 元及利息 7 854 845.71元,此后的利息计付至款项付清日止。至于陈莲英要求金恒坤公司支付前期三年利息补偿款 1000 万元的主张,因金恒坤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中约定付款条件并未成就, 故不予支持。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沈金龙并非合同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 对陈莲英要求沈金龙连带支付股权转让款、投资款 5700 万元及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 ,于 2013 年 10 月 25 日作出(2012)浙杭商初字第10 号民事判决:一、金恒坤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陈莲英股权转让投资款 78 548 457.18 元,并支付该款自 2011 年 9 月 1 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日止按月息1%计算的利息,暂计至2012 年 7 月 1 日为 7 854 845.71 元。二、张平平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陈莲英股权转让投资款 57 000 000 元,并支付该款自2011 年 9 月 1 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给付日止按月息1%计算的利息,暂计至2012 年7 月1 日为5 700 000 元。三、驳回陈莲英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 012 161 元,财产保全申请费 5000 元,合计 1 017 161 元,由陈莲英负担235 689 元,由金恒坤公司负担452 852 元,张平平负担328 620 元。
宣判后,金恒坤公司、张平平不服,向浙江高院提起上诉。在二审审理过程中, 金恒坤公司、张平平、沈金龙与陈莲英自行达成如下调解协议,请求予以确认:(一)各方一致确认陈莲英为09 号地块的前期拆迁工作,实际投入众望公司用于余政挂出(2008)09 号地块的开发建设及拆迁的款项为 79 319 894.47 元。(二)依照约定或陈莲英承诺,以下合计 60 363 842.80 元款项从股权转让款中扣减:1.(2012)浙杭商初字第10 号民事判决已经确认的43 363 842.80 元;2.国港公司代金恒坤公司、张平平支付的1700 万元。扣减后,金恒坤公司、张平平还需支付给陈莲英的股权转让款金额为18 956 051.67 元。(三)金恒坤公司、张平平已经支付陈莲英的相关款项16 482 413 元,以及陈莲英确认欠付的利息 4 952 000 元,合计21 434 413 元,全部抵销陈莲英股权转让款的余款 18 956 051.67 元及利息。(四) 金恒坤公司、张平平及沈金龙一方,与陈莲英之间就本次股权转让及此前的相关债权债务均已结清(包括本调解协议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中的全部内容),再无其他争议。(五)一审诉讼费按原判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 1 012 161 元,减半收取 506 080.5元,由金恒坤公司、张平平负担。浙江高院经审查,认为上述协议符合法律规定,于2014 年 4 月 4 日作出(2013)浙商终字第 63 号民事调解书予以确认。
本案中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浙江高院认定事实如下:胡炳光等五人与陈莲英、案外人杨步奉之间因民间借贷关系产生纠纷分别成讼,经相关人民法院审理,分别确认胡炳光等五人对陈莲英、杨步奉享有债权,并在民事判决书或调解书中确定由陈莲英、杨步奉承担相应责任,其中:1.胡炳光与吴良红、郑廷玉、众望公司、杨步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杭州中院于2012 年7 月25 日作出(2011)浙杭商外初字第 43 号民事判决,判令吴良红向胡炳光归还借款本金 1843 万元并支付逾期利息162 万元(计至 2012 年 4 月 18 日,此后的逾期利息以 1843 万元本金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的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郑廷玉、杨步奉对吴良红应还上述借款本金及逾期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宣判后,吴良红、郑廷玉不服,向浙江高院提起上诉, 浙江高院于 2012 年 12 月 12 日作出(2012)浙商外终字第60 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执行过程中,陈莲英书面承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胡绍料与杨步奉、陈莲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州中院)于2012年 11 月 13 日作出(2012)浙湖商外初字第14 号民事判决,判令杨步奉、陈莲英共同归还胡绍料借款本金 677.912 万元和利息677.9119 万元,合计1355.8239 万元,并支付逾期归还本金677.912 万元的利息(按月息2% 从 2012 年 5 月 1 日起计至款项付清之日)。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3.周笃员与杨步奉、陈莲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双方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达成调解协议,由杨步奉、陈莲英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前归还周笃员 508.39 万元(含借款本金 360.36 万元,利息59.23 万元,逾期还款利息88.8 万元),其中于 2012 年 6 月 10 日前支付 120 万元, 2013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 388.39 万元;逾期不付,周笃员按567.59 万元的数额(含借款本金 360.36 万元,利息 59.23 万元,逾期还款利息148 万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湖州中院于2012 年5 月29 日出具(2012)浙湖商外初字第8 号民事调解书,对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予以确认。4.蒋美愈与杨步奉、陈莲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双方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达成调解协议,由杨步奉、陈莲英于2013 年 6 月 30 日前归还蒋美愈 159.6 万元(含借款本金 115 万元,利息 23 万元,逾期还款利息21.6 万元),其中于2012 年6 月10日前支付 40 万元,2013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119.6 万元;逾期不付,蒋美愈按 173.8 万元的数额(含借款本金 115 万元,利息 23 万元,逾期还款利息35.8 万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湖州中院于 2012 年 5 月 29 日作出(2012)浙湖商外初字第9 号民事调解书,对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予以确认。5.周建光与杨步奉、陈莲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双方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达成调解协议,由杨步奉、陈莲英于 2013 年 6 月 30 日前归还周建光159.6 万元(含借款本金115 万元,利息23 万元,逾期还款利息 21.6 万元),其中于2012 年 6 月 10 日前支付 40 万元,2013 年 6月 30 日前支付 119.6 万元;逾期不付,周建光按 173.8 万元的数额(含借款本金 115 万元,利息 23 万元,逾期还款利息 35.8 万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湖州中院于 2012 年 5月 29 日出具(2012)浙湖商外初字第 13 号民事调解书,对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予以确认。上述民事判决书或调解书生效后, 陈莲英、杨步奉未如期履行债务,胡炳光等五人因此分别向杭州中院、湖州中院申请强制执行,但陈莲英、杨步奉缺乏可供执行的财产。原案一审〔即(2012)浙杭商初字 第 10 号〕审理期间,杭州中院、湖州中院分别向金恒坤公司、张平平等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其中载明:金恒坤公司、张平平等人如果经法院审理认定需要向陈莲英支付股权转让款,则要求其协助冻结陈莲英、杨步奉对胡炳光等五人所负上述债务的相应金额并由法院依法提取。同时,湖州中院还向杭州中院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其中载明:陈莲英如果在原案股权转让纠纷案中胜诉并申请执行实现其债权,则请求协助提取陈莲英、杨步奉对胡绍料、周笃员、蒋美愈、周建光所负上述债务的相应金额。
另查明,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核准,新福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于2014 年 6 月变更为德清金恒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高院认为,本案原告中的胡绍料、周建光均为法兰西共和国国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规定,本案属于涉外民事诉讼。关于案件管辖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 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当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由于本案所涉生效调解书系由浙江高院作出,故浙江高院对本案依法具有管辖权;关于法律适用问题,庭审中,到庭的各方当事人都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本案,对此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胡炳光等五人提起的诉讼是否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精神,浙江高院就此作如下分析认定:
一、关于胡炳光等五人是否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条件的问题
根据法律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应当是因不能归责于本人事由而未参加原案诉讼的第三人,包括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一般而言, 原案处理结果可能损害其民事权益的案外人,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但普通债权原则上不受第三人撤销之诉保护, 即原案当事人的普通债权人,一般不能作为原告启动第三人撤销之诉,但是,如果原案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实施虚假诉讼行为的,普通债权人可以作为虚假诉讼受害者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此外,法律明确规定给予特别保护的债权,包括法律规定享有法定优先权的债权以及享有法定撤销权的债权,也可以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予以保护。
本案中,胡炳光等五人只是基于与陈莲英(杨步奉)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而对其享有普通债权,对于原案纠纷的诉讼标的, 不具有独立请求权;原案处理结果对于胡炳光等五人能否在法院执行程序中实现其普通债权,具有一定的事实上的利害关系, 但这种事实利害关系也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就通常而言,胡炳光等五人并不属于原案中的第三人,其作为陈莲英的普通债权人,是否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还应当结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实体条件,审查原案诉讼当事人是否恶意串通实施虚假诉讼行为从而损害胡炳光等五人合法权益,或者审查胡炳光等五人的普通债权是否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给予特别保护的债权范围。
二、关于本案是否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实体条件的问题
胡炳光等五人在诉讼中主张,陈莲英与金恒坤公司、张平平在原案二审诉讼中恶意串通达成虚假调解协议,放弃巨额债权,因而构成虚假诉讼,损害了包括胡炳光等五人在内的众多债权人合法权益。该主张尽管缺乏直接证据证明,但综合原案诉讼的全部事实和证据,应当予以采信。
从原案基础事实看,2009 年 7 月,众望公司原股东吴良红曾将其28%、23%的股权分别转让给林元琳、徐定洲,2010 年2 月,徐定洲、林元琳又分别将 23%、21%股权转让给天冠公司;同年 12 月,林元琳将剩余 7% 股权转让给金恒坤公司。根据韦宁公司审计报告反映,陈莲英曾在2009 年7 月6 日与林元琳、徐定洲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书”,林元琳、徐定洲只是上述股权“代持人”,属于名义股东,因此,其所持上述股权的真正权利人是陈莲英。在众望公司历次股权转让中,1000 万元注册资本并未发生变动,由于该公司于2008 年3 月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杭区分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毛地”和挂牌方式受让相应地 块(即原案所称 09 号地块)用于兴建“世贸布艺城市场”,在对“世贸布艺城市场”及外围产权人进行拆迁补偿等工作(即原案相关合同所称的09 号地块开发建设及拆迁等各项前期工作)时,相关股东存在巨额资金投入,因而形成对众望公司的债权。陈莲 英(林元琳、徐定洲)从吴良红处受让 51% 股权,同时也受让了吴良红对众望公司的债权;此后,陈莲英将其42%股权转让给金 恒坤公司、张平平,也同时包含了其对众望公司的债权。然而,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陈莲英(徐定洲、林元琳)于2010 年2 月将 51%股权转让给天冠公司时,并未向天冠公司转让相应债权;2010 年12 月,天冠公司将其 51%股权又转让给金恒坤公司时, 虽然双方确认同时转让 12 830 万元的债权,但根据中汇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结合相关当事人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协议内容分析,这些债权系天冠公司从陈莲英(徐定洲、林元琳)处受让51%股权后直接投资于众望公司而形成,其中并无陈莲英向其转让的债权。因此,陈莲英以“ 股权加债权”方式向金恒坤公司、张平平转让权利时,其中的债权部分仍然是其受让于吴良红的债权(即韦宁公司审计报告所称“账外支付股权转让款”)以及其自身直接投入众望公司形成的债权(即韦宁公司审计报告所称“众望公司账内支付款项”与“陈莲英代众望公司支付,但众望公司尚未入账的款项”)之和,金恒坤公司、张平平受让该股权与债权后,应当就此支付相应对价。
根据韦宁公司审计报告,陈莲英对涉案项目投资总额(即其向金恒坤公司、张平平转让的债权总额)为 17 791.23 万元。但在原案调解协议第一条中,当事人确定陈莲英“实际投入众望公司用于 09 号地块开发建设及拆迁的款项”却只有79 319 894.47元,二者差额高达 9800 余万元。需要注意的是,韦宁公司审计报告是原案一审法院在诉讼中根据当事人申请依法委托审计后出具,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具备相应资质, 审计程序合法,审计结论只要不存在明显依据不足或经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就应当予以采信。但在原案诉讼中,金恒坤公司、张平平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足以推翻上述审计结论。本案诉讼中,浙江高院责令金恒坤公司、张平平就原案调解协议第一条确定的债权总额作出说明,金恒坤公司、张平平为此提供了两种计算方式,但该两种计算方式均缺乏依据,无法予以采信:其一,金恒坤公司、张平平主 张,根据韦宁公司审计报告,截止2010 年12 月 31 日,“ 世贸布艺城”项目开发成本为 296 806 494.70 元 ,扣 减应付账款余额21 408 600元后,实际总成本为275 397 894.70元,其中属于天冠公司投入的12 830 万元,而金恒坤公司在受让股权后于 2010 年 10月至 2010 年 12 月期间投入 67 778 000 元, 按照“世贸布艺城项目实际总成本-天冠公司投入款项-金恒坤公司投入款项”的公 式 计 算 , 陈 莲 英 的 实 际 投 资 款 为79 319 894.70元,与调解协议第一条确定的数额基本对应。然而,金恒坤公司、张平平主张的该种计算方式仅仅截取了韦宁公司审计报告一部分内容,以“世贸布艺城”项目开发成本作为基数,割裂了该数据与其他数据之间的内在联系,本身缺乏科学性。事实上,根据韦宁公司审计报告所载, 截止2010 年12 月31 日,众望公司账面总资产为 356 126 208.60 元 ,其 中货币资金85 907.19 元,其他应收款56 470 806.69 元,存货 298 181 774.70 元(其中布艺城项目的开发成本 296 806 494.70 元)…… 很显然, “世贸布艺城”项目的开发成本只是众望公司总资产中“存货”的一部分,此外还包括其他巨额资产,这些资产均系众望公司股东以往投资累积而成,同样都与“09 号地块的开发建设及拆迁等各项前期工作”有关, 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部分资产已由陈莲英等人另行收回,金恒坤公司、张平平在上述计算方式中,将这部分资产从众望公司总资产中剥离,显然缺乏依据;其将因“09 号地块的开发建设及拆迁等各项前期工作”发生的款项简单等同于“世贸布艺城项目的开发成本”,在逻辑上也不能成立。其二,金恒坤公司、张平平还主张,如果以韦宁公司审计报告中关于陈莲英总投资额为17 791.23 万元的审计结论为基数,则应扣减以下四部分款项:一是陈莲英向吴良红受让 51% 股权所支付的 11 000 万元对价中,包含 1904 万元溢价款以及 555 万元的介绍费、利息、无形资产等,小计2459 万元;二是天冠公司投入众望公司的款项中,至少有 1345 万元被陈莲英用于归还自身债务;三是韦宁公司审计报告中所涉众望公司应付账款2141 万元中,其中1865 万元属于陈莲英未披露的债务,根据陈莲英 2010年 12 月 9 日出具的承诺书,该款应由其承担;四是陈莲英曾向金恒坤公司、张平平承诺,其儿子杨希鹏、儿媳胡爱敏以杭州鹏威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威公司)土地使用权抵押借款 3000 万元保证用于鹏威公司,否则该款在其与金恒坤公司、张平平之间的转让款中扣减。但该3000 万元事实上并未用于鹏威公司,导致鹏威公司资产被法院依法拍卖,又产生资产损失1000 万元,该4300 万元应予扣减。上述四项扣减项目累计金额9900 余万元,故截止2010 年12 月31 日陈莲英的投资余额为 7800 余万元,与调解协议第一条确定的数额也基本对应。但是,按照原案调解协议的逻辑,该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是陈莲英投资款总额问题,扣减项目属于协议第二条约定内容,金恒坤公司、张平平将上述四项扣减项目计入协议第一条,有违原案调解协议的逻辑和文义。而且,其所主张的以上四项扣减项目中,除了第三项所涉众望公司1820.86 万元应付账款可能需要根据陈莲英 2010 年 12月9 日出具的承诺由其个人承担,在涉案转让款中扣减外,其余款项的扣减均缺乏依据,无法予以支持:首先,陈莲英向吴良红支付的转让款中虽然包含了溢价款及其他无形资产等费用,但这些款项属于陈莲英实际支付的对价;而且,此后其将股权(债权)转让给金恒坤公司、张平平时,双方只是约定股权部分“无溢价”转让,对债权部分的转让并未约定“无溢价”。因此,将上述向吴良红实际支付的“溢价款”等费用列入转让范围,不违反合同约定与法律规定。其次,根据韦宁公司审计报告,天冠公司投入众望公司的款项中,确有部分被陈莲英用于归还自身债务,但韦宁公司在审计时已将这些款项在“陈莲英账内支付款项”中予以扣减,金恒坤公司、张平平在第二种计算方式中又将此列入扣减项目,显然不能成立。最后,关于杨希鹏、胡爱敏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所负3000 万元债务问题,属于“四方协议书”约定内容,由于“四方协议书”最终并未生效, 对四方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故金恒坤公司、张平平对该债务及所谓损失主张扣减, 缺乏合同依据;即使“四方协议书”相关约定具有法律效力,由于没有证据证明杨希鹏、胡爱敏未将 3000 万元借款用于鹏威公司的事实,故陈莲英也不负有依约定承担该款的义务。据上,金恒坤公司、张平平上述二种计算方式均不能成立,原案调解协议第一条内容与事实明显不符。至于调解协议其余条款,涉及款项扣减与债务抵销等问题,均以该调解协议第一条作为基础, 据上所述,在第一条内容真实性不能予以认定的情况下,无论其余条款内容是否真实,该协议本身从整体上看都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实际上,作为理性经济人,无论是陈莲英还是金恒坤公司、张平平,在签订股权(债权)转让合同时,对于转让标的、价款等合同最基本的要素,都应当具有正确的认识,其所预估的转让价款数额与实际数额一般并不可能发生巨额偏差。从事实看, 原案股权转让协议及其他相关文书载明的陈莲英投资款总额(即转让的债权额),远高于原案调解协议第一条约定,却与韦宁公司审计结论相近。在原案诉讼中,陈莲英一审请求金额本息也高达1.7 亿元,一审判决在扣减相关项目后支持了 1.49 亿余元;浙江高院二审主持调解时,金恒坤公司、张平平在主张扣减、抵销的基础上,也曾经同意支付 4000 万到 4500 万元的转让款。但在当事人所主张的基础事实并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双方最终却自行达成所谓“债权债务均已结清”的调解协议请求法院确认,其行为并不符合常理,令人有充分理由对调解协议内容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据上,原案调解协议内容的真实性无法予以认定。陈莲英在对他人负有巨额债务的情况下,却在调解协议中放弃了到期债权,具有明显恶意;就陈莲英对外负有巨额债务的事实,金恒坤公司、张平平在主观上应当属于明知,相关法院曾为此向其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但其仍与陈莲英达成上述调解协议,也难认定系善意所为。本案中即使不认定陈莲英与金恒坤公司、张平平恶意串通达成虚假调解协议,也应当认为调解协议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规制范围。由于该调解协议对包括胡炳光等五人在内的陈莲英的债权人正常实现债权产生消极影响,损害其民事权益,故浙江高院(2013)浙商终字第63 号民事调解书对此予以确认错误,根据规定,本案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实体条件。
三、关于本案是否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条件的问题
第三人撤销之诉主要应当具备二项程序条件,一是原告必须因不能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而未参加原案诉讼,二是原告应当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 6 个月内提起诉讼。就第一个程序条件而言,原告未参加原案诉讼是指没有成为原案诉讼的第三人,而不是指未实际参与原案诉讼的过程。胡炳光等五人作为陈莲英的债权人,在原案一审期间不可能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二审期间对于原案当事人达成虚假调解协议的事实也并不知晓,故其对于自身未成为原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主观上没有过错;就第二个程序条件而言,胡炳光等五人于2015 年4 月1 日共同向浙江高院提交诉状提起本案诉讼,现并无证据证明其在 6 个月前已经知道原案二审调解书内容损害其权益的事实,故金恒坤公司、张平平、沈金龙主张胡炳光等五人起诉已超过 6 个月期间,缺乏依据,不予采信。本案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条件。
综上所述,本案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条件,对原案二审调解书依法应当予以撤销。该调解书被撤销后,一审判决自然也不生效,原案当事人之间的股权(债权)转让纠纷,应当重新通过相应诉讼程序解决。陈莲英作为原案原告,如果在本案判决生效后怠于继续通过正常诉讼程序行使其权利,则胡炳光等五人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行使代位权,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权利。本案经浙江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三百条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浙江高院(2013)浙商终字第 63 号民事调解书。案件受理费 241 800 元,由陈莲英、金恒坤公司、张平平共同负担。
胡炳光等五人以及金恒坤公司、张平平、沈金龙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胡炳光等五人上诉请求:(一)在维持一审判决结果的基础上对一审判决中部分事实认定错误以及法律适用错误予以纠正。(二)在维持一审“撤销(2013)浙商终字 第63 号民事调解书”的判决结果的基础上,裁定对(2013)浙商终字第63 号案件进行提审或者指令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陈莲英、金恒坤公司、张平平、沈金龙负担。事实和理由:1.一 审判决未认定“陈莲英与金恒坤公司、张平平恶意串通,达成虚假调解协议”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无论金恒坤公司、张平平主观上是单纯为协助陈莲英个人逃债还是兼为陈莲英与自己之不当利益而达成虚假调解协议,均应当认定为恶意串通,通过虚假和解的方式妨害执行。2.一审判决对“金恒坤公司、张平平通过特定关系人向陈莲英特定关系人支付 3800 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依法应予纠正。文成县公安局致湖州中院函件及其他相关证据表明,陈连英与金恒坤公司、张平平在达成虚假调解协议后,通过特定关系人私下付款的事实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足以使任何正常人形成内心确信。浙江高院对此不予认定,明显不当。3.一审判决认为“调解书撤销后,一审判决自然不生效,原案当事人之间的股权(债权)转让纠纷,应当重新通过相应诉讼程序解决。陈莲英如果在本案判决生效后怠于继续通过正常诉讼程序行使其权利,则本案原告可以行使代位权,以自己名义主张权利”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浙江高院依法应当对(2013)浙商终字第63 号案件进行再审。浙江高院之所以判决撤销原调解协议,是因为调解协议确有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浙江高院应当依职权对该案进行再审。原案一审判决虽然因上诉而不生效,但不代表原案一审程序的不复存在。原案二审调解书被撤销后,就形成了浙江高院未对原案当事人之间的二审诉讼作出任何裁决的状态,浙江高院理应对原案二审继续审理或者进行再审。
金恒坤公司、张平平、沈金龙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在进一步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起诉或驳回胡炳光等五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胡炳光等五人不是原案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也与原案的处理结果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虽然具备一定的事实联系,但不能认定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其不是第三人撤销之诉项下的适格原告。一审判决以所谓的实体条件来反推胡炳光等五人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该认定是毫无依据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肆意扩展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范围。2.胡炳光等五人主张其受损的权利系非特定的普通金钱债权,不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项下的民事权益,不应纳入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的范围。3.一审判决关于本案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程序条件的认定错误。本案系归责于胡炳光等五人原因未参加原案诉讼。其自始认为本案的审理与其有事实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但在一审和二审过程中均未申请参加诉讼,也没有提交以第三人名义申请参加诉讼而被法院拒绝或者其他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证据,因此本案应属于归责于第三人本人原因未参加原案诉讼的情形。胡炳光等五人未在“ 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诉讼。已经超出法定六个月的期限,其起诉不符合程序条件,依法应予驳回。4.一审判决关于本案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实体条件的认定错误,且存在超越、替代原案二审审理职权的不当情形。5.胡炳光等五人关于金恒坤公司、张平平私下支付陈莲英 3800 万元的指控严重失实,原案调解协议不存在任何虚假。
金恒坤公司、张平平、沈金龙针对胡炳光等五人的上诉口头答辩称:胡炳光等五人的上诉不存在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具体意见同上诉意见。
胡炳光等五人针对金恒坤公司、张平平、沈金龙的上诉答辩称:1.胡炳光等五人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本案一审判决已经查明,胡炳光等五人基于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对陈莲英、杨步奉享有债权,该债权属于受国家强制执行力保护的民事权益。陈莲英在与金恒坤公司、张平平的调解协议中放弃巨额债权,属于利用调解协议转移财产、逃避执行以致胡炳光等五人无法行使撤销权的情形。在此情形下,理应被赋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权利。2.本案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条件。胡炳光等五人作为陈莲英的债权人既不能在原案一审过程中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又无法得知原案二审达成虚假调解协议的事实,主观上无过错。在知道陈莲英与金恒坤公司、张平平之间虚假调解,合法权益被损害的事实,及时提起诉讼,并未超过六个月的期限。3.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实体条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不存在超越、替代原案二审审理职权的不当情形。陈莲英与金恒坤公司、张平平恶意串通达成虚假调解协议的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综上,请求驳回金恒坤公司、张平平、沈金龙的上诉请求。
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一审原告胡炳光等五人提起的系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 “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 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 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 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 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 驳回诉讼请求。”根据上述规定,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前两款规定的有独立请求权和无独立请求权两类第三人才能作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
原案系陈莲英与金恒坤公司、张平平、沈金龙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胡炳光等五人为与陈莲英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普通债权人。首先,就原案即陈莲英与金恒坤公司、张平平、沈金龙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而言,胡炳光等五人对原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标的并不享有独立请求权,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其次,无论原案即陈莲英与金恒坤公司、张平平、沈金龙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如何处理,其结果均不会对胡炳光等五人与陈莲英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项下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胡炳光等五人作为与陈莲英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普通债权人,其在债权能否实现方面与原案存在一定事实上的关系,但这种事实上的联系不同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胡炳光等五人就原案而言,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一审原告胡炳光等五人并非原案的第三人,不具备法律规定的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其起诉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受理条件。金恒坤公司、张平平、沈金龙关于胡炳光等五人不是第三人撤销之诉项下的适格原告,应驳回胡炳光等五人起诉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浙江高院作出的(2013)浙商终字第63 号民事调解书如确有错误,应依法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 浙撤初字第1 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胡炳光、胡绍料、周笃员、蒋美愈、周建光的起诉。
胡炳光预交的一审案件受理费241 800 元,胡炳光、胡绍料、周笃员、蒋美愈、周建光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31 800 元,德清金恒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平平、沈金龙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241 800 元,均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任雪峰
审判员 余晓汉
审判员 黄西武
二 〇 一 八 年 十 二 月 五 日
书记员 丁 一
公报案例 建工与房产
胡田云诉汤锦勤、王剑峰所有权确认纠纷案
公报案例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胡田云诉汤锦勤、王剑峰所有权确认纠纷案
【裁判摘要】
房屋拆迁安置权益属房屋所有权的综合性权能,一般包括被拆房屋补偿款、搬迁费用、新建房屋补贴、新建房屋土地使用权等在内。应以被拆迁房屋的所有权权属决定拆迁安置权益的归属,共有人之间有权通过协议予以分割。
在他人享有使用权之土地上建造房屋而形成附和的,房屋所有权一般归属于土地使用权人。对实施房屋建造的非土地使用权人所进行的补偿不仅仅包括金钱给付,在特定身份关系下亦应包括居住使用权益。
原告:胡田云,女,39岁,汉族,住兰溪市云山街道莲花区福兴村。
被告:汤锦勤,男,44岁,汉族,住兰溪市云山街道莲花区福兴村。
被告:王剑峰,女,40岁,汉族,住兰溪市云山街道莲花区后畈村。
原告胡田云因与被告汤锦勤、王剑峰发生所有权确认纠纷,向浙江省兰溪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胡田云诉称:被告王剑峰系被告汤锦勤的前妻,二人于2000年1月份离婚,双方对位于兰溪市黄龙洞曹家路13号房屋及子女抚养约定如下:房屋两间三层,第一、三层归汤锦勤所有,第二层归王剑峰所有。婚生子汤弘波由汤锦勤抚养。如拆迁赔偿,王剑峰分割三分之一。原告离异后与汤锦勤于2004年3月26日登记结婚。2006年7月份,曹家路13号房屋因道路拓宽改造被拆除,共计获得各类补偿款270000余元,按照离婚协议,王剑峰从兰溪市拆迁办领走拆迁补偿费90000元,其余由汤锦勤领取。后原告与汤锦勤共同出资建造位于兰溪市云山街道莲花区福兴村27幢1#房屋一幢,并与汤锦勤、汤弘波及原告儿子一起居住在该房屋中。2009年10月份左右,王剑峰以原告建造房屋属汤弘波与汤锦勤共有为由,要求村委会进行调解,分割属于汤弘波个人所有的房产。原告此时得知汤锦勤与王剑峰已就新建房产进行了协议分割。因原告认为协议损害了其权益,调解未能成功。2010年6月份,汤锦勤儿子汤弘波起诉,要求法院确认兰溪市云山街道莲花区福兴村27幢1#的房屋三至四层归汤弘波所有。原告认为,汤锦勤与王剑峰的房产已被政府拆迁掉且王剑峰的补偿款也已经领走,无权对属于原告与汤锦勤共有的兰溪市云山街道莲花区福兴村27幢1#房屋进行处分。请求法院确认汤锦勤与王剑峰于2006年7月8日签订的关于房屋拆迁补偿和房产分割协议中的第三条条款无效。
原告胡田云提交了如下证据:
1.原告胡田云身份证,证明原告的身份。
2.结婚证,证明原告胡田云和被告汤锦勤于2004年登记结婚。
3.离婚证、离婚协议书各一份,证明被告王剑峰与被告汤锦勤2000年离婚及双方离婚时关于房屋分割、子女抚养的约定。
4.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份,证明兰溪市曹家路13号房屋已被拆迁及所得补偿款280498元。
5.协议书一份,证明被告王剑峰与被告汤锦勤关于新建房屋分割的约定。
被告汤锦勤辩称,汤锦勤与被告王剑峰于2000年离婚,当时双方约定二间三层房屋中的第二层归王剑峰。汤锦勤与原告胡田云于2004年结婚。房屋被拆迁前汤锦勤与王剑峰在村里签订了协议,约定新建房屋的第一、二层归汤锦勤所有,第三层以上归儿子汤弘波所有。因怕被责怪汤锦勤未将协议事项告知胡田云。汤锦勤领到的补偿款180000元,其中20000多元用于归还老房子遗留债务,其余均用于造房,新房子造价约300000元。
被告王剑峰辩称,按照离婚协议,对被拆迁房屋原告胡田云没有所有权份额。按照离婚时王剑峰与被告汤锦勤口头约定,因儿子汤弘波由汤锦勤抚养,被拆迁房屋第一、三层归汤锦勤,其中一层是归儿子所有。第二层归王剑峰所有。房屋拆迁补偿款中儿子也有一份,二间三层的老房子是与别人拼起来造的,确实借了一笔钱。在2006年房屋列入拆迁后,王剑峰要求把儿子份额单独列出,否则由其自己建造房屋,汤锦勤不同意。双方后在村委会盖章见证下签订了一份拆迁安置权益分配协议。
兰溪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被告汤锦勤、王剑峰原为夫妻,原坐落在兰溪市曹家路13号房屋共二间三层房屋系其二人的共同财产。2000年1月双方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儿子汤弘波由汤锦勤负责抚养。共同财产房屋二间,第二层归王剑峰所有,第一层、第三层归汤锦勤所有。楼梯间双方使用。房屋如拆迁,经济补偿费分三分之一给王剑峰。2004年3月,汤锦勤与原告胡田云登记结婚。2006年7月,因曹家路拓宽需拆迁坐落在兰溪市曹家路13号房屋共二间三层房屋。当地村委会安排地基建造新房,王剑峰要求参与建房,汤锦勤不同意共建。双方经过协商,二人于2006年7月8日,在当地村委会见证下签订协议。第三条关于住房分割约定:如安排地基新建住房由汤锦勤造(此房不能低于三层),建成后的住房不准出售、抵押和转让。一至二层归汤锦勤所有,二层以上归汤弘波所有。楼梯间供双方共同使用。如汤锦勤百年后汤锦勤的一至二层归合法继承人汤弘波所有。2006年7月21日,兰溪市建业房屋拆迁有限公司与汤锦勤签订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按双方约定,王剑峰领取房屋拆迁补偿款90000元。汤锦勤在村安排的土地上建造现位于兰溪市莲花新区福兴村27幢1#房屋一幢。2010年6月份,汤锦勤儿子汤弘波起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兰溪市云山街道莲花区福兴村27幢1#的房屋三至四层归其所有。
兰溪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原坐落在兰溪市曹家路13号房屋共二间三层是被告汤锦勤、王剑峰共同财产。房屋拆迁后所得的补偿金及由村安排地基新建住房是物的形态转变。汤锦勤、王剑峰有权对自己所有的财产享有处分权,所签订的协议是汤锦勤与王剑峰真实意思表示。讼争房虽系原告胡田云与汤锦勤婚后建造,但胡田云未能提供建造房屋的出资证据,认为汤锦勤与王剑峰所签协议侵犯其合法权益,证据不足。
据此,浙江省兰溪市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之规定,于2010年10月27日判决:
驳回原告胡田云的诉讼请求。
胡田云不服一审判决,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要理由是:一、被拆迁的曹家路13号二间三层房屋中仅有第二层2间和第三层1间属被上诉人汤锦勤与王剑峰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余属汤锦勤的婚前财产,两人在离婚时一并予以分割,已有利于王剑峰。二、王剑峰已如数领到属于自己份额的拆迁房屋补偿款和地基复建费合计90000元,无权对上诉人与汤锦勤共建的新房提出任何要求。三、汤锦勤与王剑峰达成的拆迁安置协议系王剑峰一手炮制,借用村干部参与迫使汤锦勤签字,完全剥夺了上诉人合法的房产权益,是违法的、无效的。四、原房屋和拆迁后新建房屋是两个不同组合的房屋所有权,原房屋按离婚协议论属汤锦勤与王剑峰的共同财产,但该房屋拆迁后的新建房屋属于上诉人与汤锦勤的夫妻共同财产。五、上诉人在二审中将提供建设新房的出资证据,总共支出款项达人民币322351元。综上,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上诉人胡田云在二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
1.何林书的书面证明一份,证明拆迁前房屋中的三间系何林书于1996年3月以38000元价格出让给被上诉人汤锦勤与王剑峰。
2.借贷凭证、借条、付款收据等共计14份,共同证明上诉人胡田云与被上诉人汤锦勤建新房投入人民币322351元,其中上诉人投入104797元。
3.门牌证一份,证明上诉人胡田云与被上诉人汤锦勤共建新房的坐落位置。
被上诉人汤锦勤在答辩中提出:被拆迁的曹家路13号二间三层房屋中仅有第二层2间和第三层1间属汤锦勤与被上诉人王剑峰的夫妻共同财产,第一层2间与第三层1间系其与母亲共建的,在与王剑峰离婚分割时,未征得母亲同意。
被上诉人王剑峰在答辩中提出:因其对于老房子有三分之一份额,根据拆迁政策,有权重新获得地基建房。按照与被上诉人汤锦勤有关拆迁安置的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并未参与到建房,但是汤锦勤与上诉人胡田云的建房行为涉及了其土地使用权。王剑峰与汤锦勤签订有关拆迁安置的协议完全是出于维护双方共同婚生子的利益。
被上诉人王剑峰在二审中提交了被上诉人汤锦勤哥哥汤建华书面证明一份,证明被拆迁房屋属于汤锦勤与王剑峰所有,与母亲童秀莲无关。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兰溪市黄龙洞村曹家路13号二间三层房屋的权属;二、拆迁安置权益的归属与分配;三、上诉人胡田云可否依据房屋建造行为主张房屋所有权。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一、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
上诉人胡田云提供的证据1与被上诉人王剑峰提供的证据均涉及被拆迁房屋的权属问题,涉及的案外利害关系人为被上诉人汤锦勤的母亲童秀莲,与作为上诉人的胡田云无关,且童秀莲对汤锦勤与王剑峰于1999年达成的离婚协议中对被拆迁房屋的权属分配至今未提出异议,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亦由汤锦勤出面签订并履行完毕,因此,在本案中应以离婚协议作为认定被拆迁房屋权属的依据,可认定坐落于兰溪市黄龙洞村曹家路13号二间三层房屋属王剑峰与汤锦勤两人共有。
二、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
根据不动产所有权的固有法律属性和房屋拆迁安置过程中普遍性的政策规定,安置权益属房屋所有权的综合性权能,一般包括被拆房屋补偿款、搬迁费用、新建房屋补贴、新建房屋土地使用权等在内。因被上诉人汤锦勤与王剑峰于1999年达成的离婚协议约定,坐落于兰溪市黄龙洞村曹家路13号二间三层房屋属两人共有,故源自该房屋所有权的拆迁安置权益属于汤锦勤与王剑峰共有,其两人有权就安置权益的具体落实和分配进行协商确定。分析有关安置权益分配协议的签订过程,王剑峰起先虽主张独立享有安置权益特别是新建房屋土地使用权,但在共同将安置后新建房屋作出了维护共同婚生子汤弘波利益的处分后,其同意由汤锦勤单独享有新建房屋土地使用权,安置权益中的其他部分则以三分之一为基本原则予以享有。故汤锦勤与王剑峰达成的有关安置权益分配的协议总体利益平衡,不存在显失公平之处。
三、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
因由被上诉人汤锦勤独自享有新建房屋土地使用权,即被上诉人王剑峰退出新房建设,上诉人胡田云作为汤锦勤的现任妻子,必然参与其中,但因胡田云与汤锦勤对拆迁安置各项补偿款160000余元被投入安置房建造的事实无异议,结合黄龙洞村村书记和村主任在一审法院调查笔录中对安置房每平方米造价的陈述,安置房建造无需显著追加投入,且决定安置房权属的关键因素在于土地使用权而非建造成本,追加投入之一半亦属汤锦勤有权处分,故胡田云对本案诉争房屋虽有一定贡献,但据此不足以作为其享有房屋所有权份额的依据,且该贡献与其享有的居住使用权益基本相当。故汤锦勤与王剑峰达成的有关安置权益分配的协议并未损害胡田云的合法权益。
综上,对于被上诉人汤锦勤与王剑峰于2006年7月8日达成的有关拆迁安置权益分配协议中的第三款,上诉人胡田云主张无效的理由均不能成立。据此,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1年1月13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公报案例 建工与房产
遵义市红花岗区长征镇沙坝村纪念街村民组诉遵义明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公报案例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遵义市红花岗区长征镇沙坝村纪念街村民组诉遵义明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处理一房二卖情况下的合同履行问题,可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缔约真实性、签约时间顺序、付款程度、合同备案情况、讼争不动产的占有事实、预登记情况等方面加以评判。
原告:遵义市红花岗区长征镇沙坝村纪念街村民组,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长征镇沙坝村。
负责人:张友权,该村民组组长。
被告:遵义明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遵义市遵湄路。
法定代表人:陈道元,该公司经理。
第三人:褚文镇,男,58岁,住福建省南安市。
第三人:曾珠治,女,58岁,住福建省南安市。
第三人:冉建红,男,61岁,住贵州省湄潭县。
第三人:范越,女,59岁,住贵州省湄潭县。
原告遵义市红花岗区长征镇沙坝村纪念街村民组(以下简称“纪念街村民组”)因与被告遵义明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遵义明顺公司”)、第三人褚文镇、曾珠治、冉建红、范越发生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纪念街村民组诉称:2005年,被告遵义明顺公司在原告所在地范围内进行房地产开发,除对原告进行拆迁还房外,双方还在2006年5月29日签订了认购书,由原告认购被告开发的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遵湄路金帝世家C幢一层16、17、18号营业性用房(以下称“门面”),建筑面积276.7平方米,总价款2 125 056元。同年6月9日,原告支付认购金60万元,后又分6次陆续付清购房款2 125 056元。双方于2008年11月11日正式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但被告实际交房时间是在2007年4月30日。原告接房后,一直实际占有、控制该门面,并对外出租,收取租金。2012年12月,被告将前述16、17号门面卖给第三人褚文镇、曾珠治;将18号门面卖给第三人范越并办理了预售备案登记。但第三人并未主张过交付门面的权利。原告认为,被告将门面分别卖给不同的特定人,其性质属于“一房二卖”。但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且原告已履行了支付全部购房款的义务,被告已在2007年4月30日将门面交付给原告,原告在接房后也一直对外出租。由此说明,被告有真实履行合同的意思表示,其应向原告继续履行合同义务,而原告享有前述门面的物权请求优先权。为此,请求判令:1. 确认原告与被告于2008年11月11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被告继续履行合同,并确认原告系遵义市红花岗区遵湄路金帝世家C幢一层16、17、18号门面的所有权人;2. 被告与褚文镇、曾珠治撤销遵义市红花岗区遵湄路金帝世家C幢一层16、17号门面的预售登记手续;3. 被告与冉建红、范越撤销遵义市红花岗区遵湄路金帝世家C幢一层18号门面的预售登记手续。
被告遵义明顺公司辩称:原告纪念街村民组与我公司原本协商用16至20号门面作为拆迁还房,后变更为将1至7号门面作为还房,16至20号作为商品房由纪念街村民组购买,但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未就购买方式、付款方式等内容进行约定,而部分条款系纪念街村民组自行添加,故该合同无效。被告之所以将16至18号门面另售他人系因纪念街村民组只支付部分房款后便无力购买并退还后才出售的。被告与纪念街村民组签订《临时交房协议》时,门面还未竣工验收,因此该协议不能成立。现被告将门面卖给他人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违反法律规定,故纪念街村民组的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
第三人褚文镇、曾珠治辩称:1. 原告纪念街村民组在举证期限到期后提交的证据材料不属于补强证据,也不属于新证据,理应予以排除;2. 褚文镇、曾珠治从订立购房合同、办理备案登记、占有门面、订立租房合同、抵押房屋这一系列行为均是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进行的。相反,纪念街村民组据以证明“合法占有”门面的依据仅仅是其与被告遵义明顺公司签订的《临时交房协议》,而遵义明顺公司并不认可该协议的合法性,从庭审当中的证据看,该协议是一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合同,纪念街村民组未合法占有门面。更重要的是,即便其依据该协议实施“占有”,也于2014年5月终止。在此之后便由褚文镇、曾珠治依据购房合同、备案登记与案外人苏春城签订租赁合同并收取房屋租金。此外,纪念街村民组在庭审结束后于9月3日对16、17号门面实施违法抢占行为,其目的就是明知己方不再占有房屋,而试图通过违法抢占给法庭造成占有房屋的错误认识;3. 认定不动产物权归属应从合同订立时间、款项支付情况、物权登记情况、占有控制情况加以判断。从签约时间看,纪念街村民组与遵义明顺公司于2008年11月11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内容有瑕疵,而褚文镇、曾珠治与遵义明顺公司签订的合同内容完备无瑕疵;从付款情况看,纪念街村民组不能提供全额付款依据,至今尚有70万余元购房款未付,而褚文镇、曾珠治已支付了全部款项;从登记情况看,褚文镇、曾珠治已办理了商品房预售登记备案,得到行政机关初步认定,而纪念街村民组从未向行政机关提出任何申请;从占有情况看,褚文镇、曾珠治已于2014年5月开始实际占有、控制房屋并实施了抵押贷款等处分行为。综上,褚文镇、曾珠治系16、17号房屋的合法物权人,请求驳回纪念街村民组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冉建红、范越辩称:原告纪念街村民组与被告遵义明顺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部分内容系事后添加,故该合同无效。冉建红、范越与遵义明顺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公司向冉建红、范越出具了收款收据,合同也在行政机关登记备案,故纪念街村民组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
2005年12月18日,被告遵义明顺公司作为“拆除人”与“被拆除人”原告纪念街村民组签订《拆除补偿协议》,“对长征镇沙坝村纪念街组界内修建的两层临时建筑进行拆除的有关事项”达成由遵义明顺公司用其修建好的商用门面房366.8㎡补偿给纪念街村民组的一致意见。该协议尾部遵义明顺公司在甲方处加盖公章,遵义市红花岗区长征镇沙坝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沙坝村委会”)在乙方处加盖公章,纪念街村民组则由时任组长龚宣强在乙方处签名并加盖私章。
2006年5月29日,被告遵义明顺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原告纪念街村民组签订《认购书》,约定由纪念街村民组以7680元/㎡的价格,向遵义明顺公司认购该公司开发的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遵湄路的“金地世家”(后更名为“金帝世家”)房开项目C栋面积为410㎡、总价3 148 800元的门面。双方约定,纪念街村民组分三次付清全款,即在2006年5月25日支付认购金600 000元;在遵义明顺公司取得预售登记后一个月内支付974 400元;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通过贷款方式支付尾款1 574 400元。该《认购书》尾部,遵义明顺公司在甲方处加盖公司公章,乙方处则加盖有龚宣强私章,沙坝村委会在特约条款处加盖公章。
2006年6月9日,原告纪念街村民组按照《认购书》的约定,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遵义明顺公司支付了“认购金”600 000元,遵义明顺公司出具了《收款收据》。同年8月22日,纪念街村民组向遵义明顺公司转账支付了“门面预付款”300 000元。2007年2月12日,纪念街村民组又向遵义明顺公司转账支付了“购房款”100 000元,遵义明顺公司同样出具了《收据》。同年6月5日,纪念街村民组通过转账方式借给遵义明顺公司200 000元,遵义明顺公司出具了《借据》。2008年5月13日,纪念街村民组再次向遵义明顺公司转账支付“购门面款”200 000元,遵义明顺公司出具了《收据》。同年11月11日,遵义明顺公司向纪念街村民组分别出具金额为594 600元和130 456元、事由均为“购门面款”的两张《收据》,纪念街村民组则在11月20日向遵义明顺公司转账支付了130 456元。该两笔款源于纪念街村民组与遵义明顺公司对账后形成的《纪念街村民组结账清单》,其中载明:“2 125 056-(已付)1 400 000-141 200-153 400-10 000-290 000=130 456”,意即:购房款为2 125 056元,已付1 400 000元,遵义明顺公司需向纪念街村民组支付土地补偿款141 200元、过渡费153 400元、一次性补偿款10 000元和290 000元,共计594 600元予以抵扣之后,尾款为130 456元。
2009年2月12日,原告纪念街村民组作为买受人与出卖人被告遵义明顺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由纪念街村民组以7680元/㎡的价格购买遵义明顺公司开发的“金帝世家”C幢一层16、17、18号门面,每间建筑面积73.35㎡。该合同中,“买受人”处、第三条“买受人所购商品房的基本情况”、第四条“计价方式与价款”、第十七条第4款“该商品房所在小区的命名权”、第十九条“争议解决方式”以及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的内容系用蓝色圆珠笔填写,其余条款内容为复写。合同第三条约定,纪念街村民组所购门面总面积为276.7㎡(73.35㎡×3间+还房超面积56.65㎡),总价款为2 125 056元。对于产权办理事项,该合同第十五条约定:“出卖人应当在商品房产(交)付使用后90日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关备案……”。合同尾部,遵义明顺公司于2008年11月11日在出卖人处加盖公司公章,沙坝村委会则在买受人处加盖村委会公章,纪念街村民组原组长龚宣强亦签名并加盖了私章。遵义明顺公司签约当天,还向纪念街村民组出具了《承诺书》,载明:“你单位在我公司购买的外环路综合市场‘金帝世家’C栋营业房面积为:276.7平方米,还房面积为:366.8平方米……”。
前述1至7号、16至18号门面,被告遵义明顺公司早在2007年4月即已交付原告纪念街村民组占有、使用。2007年4月30日,遵义明顺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纪念街村民组签订《临时交房协议》,载明:“甲方将金地世家C栋1-7号门面,16-20(20号门面的一半)号交付乙方使用。……(实际面积以房管局测量为准)”。遵义明顺公司在协议尾部加盖公章,龚宣强签名。接房当日,纪念街村民组便将16号、17号门面租给“苏春城”、18号门面租给“苏瑶琪”从事钢材销售。双方租赁合同从2011年起一年一签,租金一年一付。
2007年6月12日,经遵义天络房地产测绘处测量,前述1至7号门面总建筑面积为423.45㎡,16至18号门面单间建筑面积均为73.35㎡,合计220.05㎡。同年9月6日,“金帝世家”C幢通过施工、勘查、设计、建设、监理五家单位竣工验收,遵义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于9月10日在《单位(分部)工程验收意见书》上签署“同意验收意见”并加盖公章。
2010年8月25日,被告遵义明顺公司作为出卖人与买受人第三人褚文镇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按14 655元/㎡标准,将前述16、17号门面以每间1 074 944元、总价2 149 888元售与褚文镇。2012年12月6日,褚文镇通过信用社向遵义明顺公司“何才全”的个人账户汇款1 920 000元,遵义明顺公司则在当天向褚文镇出具了2 150 000元购房款《收据》。2012年12月3日,双方在遵义市房产市场管理处对16、17号门面进行了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登记。2013年5月16日,遵义明顺公司向褚文镇发出《房屋移交通知书》,载明:“你于2010年8月25日购买的本公司开发的‘金帝世家’C栋16号、17号营业房,现已具备交付条件,特通知你接收房屋”。
2010年10月25日,被告遵义明顺公司作为出卖人与买受人第三人范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按12 000元/㎡标准,将前述18号门面以880 200元价格售与范越。遵义明顺公司当日即向范越出具了880 200元购房款《收据》。2012年12月11日,双方在遵义市房产市场管理处对18号门面进行了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登记。
2014年5月10日,第三人褚文镇与“苏春成”即前述“苏春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将16、17号门面租给苏春城继续从事钢铁销售经营。租期自2014年5月10日起至2016年5月9日止。苏春城于2014年5月23日、2015年5月25日分别向褚文镇支付租金82 296元和100 584元。2015年1月15日,褚文镇、第三人曾珠治为向银行借款将16、17号门面抵押给“遵义恒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作为反担保财产,但双方未办理抵押登记。
2014年12月24日,原告纪念街村民组向苏春城之弟苏春权发出交租《通知》,告知其已欠租8个月,限其于2014年12月29日前交纳。该《通知》由“王小明”签收。苏春权因已向第三人褚文镇交纳租金故未再向纪念街村民组交租,并向纪念街村民组告知了其与褚文镇签订租赁合同的情况。
2015年1月,原告纪念街村民组为解决16、17、18号门面归属问题,以遵义明顺公司、褚文镇、曾珠治、冉建红、范越为被告诉至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并在庭审中明确其请求为:1. 确认其与遵义明顺公司签订的《拆除补偿协议》有效;2. 确认遵义明顺公司分别与褚文镇、范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3. 判令遵义明顺公司办理16、17、18号门面的预告登记,并与褚文镇、曾珠治、冉建红、范越共同协助办理房屋产权证书。一审庭审后,纪念街村民组撤回了该案起诉。
2015年6月8日,原告纪念街村民组向苏春权发出《律师函》,要求其支付自2014年5月8日双方租赁合同到期后至2015年6月的租金,苏春权仍以其已向第三人褚文镇交租为由而未向纪念街村民组交租。
2015年7月29日,原告纪念街村民组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 确认原告与被告遵义明顺公司于2008年11月11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遵义明顺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并确认原告系遵义市红花岗区遵湄路金帝世家C幢一层16、17、18号门面的所有权人;2. 遵义明顺公司与第三人褚文镇、第三人曾珠治撤销遵义市红花岗区遵湄路金帝世家C幢一层16、17号门面的预售登记手续;3. 遵义明顺公司与第三人冉建红、第三人范越撤销遵义市红花岗区遵湄路金帝世家C幢一层18号门面的预售登记手续;4. 本案诉讼费由遵义明顺公司承担。经法院询问,纪念街村民组主张继续履行合同是指:“要求被告为原告办理产权证”;经法院释明,纪念街村民组自愿撤回第二项、第三项诉讼请求,法院已裁定予以准许。
庭审中,对于原告纪念街村民组的诉讼主体资格和合同权利资格问题。纪念街村民组提交了沙坝村委会于2015年9月10日出具的两份《证明》,分别载明:“村委会管辖的组就有沙坝村纪念街村民组,系依法设立,该组具有独立财产。……现沙坝村纪念街村民组仍存在”;“沙坝村纪念街村民组前任组长龚宣强代表村民组与遵义市明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拆除补偿协议、认购书、临时交房协议、商品房买卖合同。因沙坝村纪念街村民组对外没有公章,本村委会作为该村民组的直接管理人,因此接受该村民组的委托,在与遵义市明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的协议中加盖公章”。遵义市红花岗区长征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长征镇政府”)在两份《证明》签署“属实”意见并盖章确认。
对于原告纪念街村民组与被告遵义明顺公司签订的《认购书》与《商品房买卖合同》所约定的门面房号不一致的问题。纪念街村民组与遵义明顺公司均陈述,签订《拆除补偿协议》和《认购书》时准备以16至20号门面作为拆迁还房,1至7号门面作为商品房认购,后因纪念街村民组资金不足,故双方协商将1至7号门面作为拆迁还房,超面积56.65㎡补差价,16至18号门面作为商品房购买,并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
对于原告纪念街村民组与被告遵义明顺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内容笔迹不一致的问题。遵义明顺公司陈述,该合同先由公司填写后交给纪念街村民组,故除复写内容之外,其余条款均为纪念街村民组自行添加。经询问,遵义明顺公司虽对合同真实性、合法性有所质疑,但对第三条载明的“其中,1-7号门面共423.45㎡,其中366.8㎡为还房,56.65㎡为村民组购买”的约定内容以及第四条载明的合同单价7680元/㎡不持异议。褚文镇、曾珠治未对该合同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其主张纪念街村民组的合同主体资格不适格;冉建红、范越则主张该合同因事后填写且未在住建部门备案而无效。
对于被告遵义明顺公司将16至18号门面另售他人的原因及行为性质问题。遵义明顺公司认可本案纠纷产生的根源是该公司“一房二卖”所致。但其主张,之所以将16至18号门面又出售给第三人褚文镇、第三人范越,系因原告纪念街村民组无力支付购房款,故在该村民组向公司退还门面后方才另行售出。纪念街村民组对此不予认可。法院询问双方是否办理了退房移交手续,遵义明顺公司答复未办理。
对于原告纪念街村民组的付款情况。如前所述,纪念街村民组所付合同价款2 125 056元由七部分构成,被告遵义明顺公司主张:纪念街村民组于2006年6月9日支付的“认购金”600 000元、2006年8月22日支付的“门面预付款”300 000元、2007年2月12日支付的“购房款”100 000元、2008年5月13日支付的“购门面款”200 000元、11月20日支付的“购门面款”130 456元,合计1 330 456元,分别为购买1至7号门面超面积的56.65㎡购房款以及16至18号门面的部分购房款,而纪念街村民组于2007年6月5日所付的200 000元系公司借款不能抵作购房款,结账清单载明的594 600元则系因土地补偿、过渡补偿等需要而产生的费用,亦不能抵作购房款,故纪念街村民组未付清16至18号门面购房款。第三人褚文镇、第三人曾珠治认为,纪念街村民组所付款项一来并非16至18号门面购房款,二来付款记录与结账清单自相矛盾,故对付款真实性不予认可。第三人冉建红、第三人范越的意见与褚文镇、曾珠治一致。
对于第三人褚文镇、第三人曾珠治的付款情况。褚文镇、曾珠治陈述,其付款方式为:1 920 000元通过转账支付,余款现金支付。对此,原告纪念街村民组主张,1 920 000元系汇款给“何才全”而非公司账户,故其付款合法性存疑。被告遵义明顺公司主张,“何才全”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因公司债务较多故汇款至个人账户,但公司已收该款。
对于第三人冉建红、第三人范越的付款情况。冉建红陈述,其系“金帝世家”C幢的实际施工人,因被告遵义明顺公司差欠其工程款,故双方协商用18号门面对部分工程款进行冲抵,然后才由范越与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遵义明顺公司对此予以认可。原告纪念街村民组则主张,该买卖合同关系并不真实,损害其利益。
对于16至18号门面实际占有、使用问题。第三人褚文镇、曾珠治、冉建红、范越均认可在2014年5月之前,16至18号门面由原告纪念街村民组对外出租并收取租金,但在此之后,褚文镇、曾珠治主张16、17号门面由被告遵义明顺公司通知苏春权与其签订租赁合同并交付租金;冉建红、范越主张其亦向苏瑶琪进行了口头通知。遵义明顺公司对此予以认可,而纪念街村民组认为该行为不能改变16至18号门面由其占有、控制的事实。庭审后,在2015年9月3日,纪念街村民组认为“苏春城”迟延交纳租金并擅自搬离16、17号门面的行为应视为解除双方的租赁关系,遂将16、17号门面予以收回。为此,苏春权向法院寄来《请求证明书》,载明:“……大概在13年5-6月间,就有自称房开公司老板带一个中年男子到我店面来,告诉我16、17号两间房子已经卖给这个叫褚文镇的,过去村民组只是暂时管理、出租,让我和褚文镇签合同,还把褚文镇的买卖合同都拿给我看(并留有复印件)。当时我就告诉此老板我刚和村民组签完合同,该中年男子听我又和村民组签了合同还很生气,该房开公司老板就给我说,这份合同做完就不能和村民组签了,村民组没有权利再和我签合同,我如果不租就算了,如果要租就得和褚文镇签合同……在2014年租期还没到,村民组找我续签合同时,我就将房开公司老板告诉我门面已卖事宜再次告知村民组并告知作为承租人的我只向一方支付租金,不可能两头付租金,再者说,褚文镇有正规的买卖合同。于是在2014年5月10号就和褚文镇签了两年的租赁合同,房租一年一交,两次房租都是在我店铺里面用我的现金支付,褚文镇还给我开了收据……在我和褚文镇签了合同、交了房租之后,村里面又找到我,我就给他们讲房开公司让我和褚文镇签合同,我已经签了合同房租都交了,他们有问题去找房开公司和褚文镇……最开始我向村民组租后来认为褚文镇又有买卖合同在手,村民组没有什么依据,我支持褚文镇并向其租赁铺面……”。褚文镇、曾珠治亦将该《请求证明书》作为证明其实际占有、控制16、17号门面的证据予以提交。为求证该《请求证明书》内容真实性,经双方当事人共同申请,法院向苏春权进行了询问。苏春权陈述,《请求证明书》系其自书寄送法院,16、17号门面由其兄“苏春城”与之共同租赁用于钢材经营,本案所涉两间门面的《租赁合同》均由“苏春城”本人所签或苏春权代签,租金均已交纳。苏春权重申, 2013年遵义明顺公司、褚文镇找他之时,其刚与纪念街村民组签订新一年度租赁合同,并已将该情况告知了褚文镇。法院还对苏瑶琪进行了询问。苏瑶琪陈述,从2008年起,其一直与纪念街村民组签订租赁合同、交纳租金,今年8、9月左右,冉建红告知房子已经卖给他了,但并未告知向其租房。
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原告纪念街村民组与被告遵义明顺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二、遵义明顺公司应否继续履行其与纪念街村民组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所约定的协助办理讼争16至18号门面房产证义务;三、纪念街村民组诉请确认其为讼争16至18号门面所有权人的主张能否成立。
一、关于合同效力问题。从签约主体资格看,虽然《商品房买卖合同》尾部加盖的是沙坝村委会公章,但在合同前部“买受人”处填写的是原告纪念街村民组,根据沙坝村委会、长征镇政府出具的两份《证明》可知,之所以由沙坝村委会盖章系因该村民组无公章,故村委会的盖章行为仅系代理性质,而真正的合同当事人是纪念街村民组。纪念街村民组作为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的非法人组织,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其与被告遵义明顺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主体适格;从签约过程看,遵义明顺公司“为了尽快对外环路综合市场项目进行实施”,“对长征镇沙坝村纪念街界内修建的两层临时建筑进行拆除”而与纪念街村民组签订《拆除补偿协议》,随后双方几经协商,最终决定将遵义明顺公司开发的“金帝世家”C幢一层1至7号门面作为拆迁还房,16至18号门面作为商品房购买,并由遵义明顺公司预填合同通用条款内容并加盖公司公章后交由纪念街村民组内部协商后签字、盖章。由此可见,《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就门面购买事宜达成合意之后慎重签订,而非事后补签、倒签;从合同内容看,虽然该合同部分内容确与其他内容笔迹不一致,但一方面该合同签约时间有先后,故合同内容逐步完善符合常理,另一方面,遵义明顺公司对该合同约定的还房房号及面积、还房超平方需补价差的面积、作为商品房出售的房号及面积、房款单价与总价等合同核心内容均不持异议。由此表明,该《商品房买卖合同》是遵义明顺公司与纪念街村民组的真实意思表示。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关于“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关于“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之规定,纪念街村民组与遵义明顺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因缔约主体适格、签约过程真实、合同条款完整、约定内容充分体现双方购销意愿,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该合同系合法有效合同。
二、关于合同义务履行问题。本案纠纷的产生系因被告遵义明顺公司一房二卖所致。虽然遵义明顺公司辩称讼争16至18号门面是在原告纪念街村民组退还之后再次出售,但其并未提交退房移交手续加以佐证,亦与纪念街村民组常年对外出租讼争门面的事实不符,故法院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处理一房二卖情况下的合同履行问题,可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缔约真实性、签约时间顺序、付款程度、合同备案情况、讼争不动产的占有事实、预登记情况以及权利主张等方面加以评判。
首先,缔约真实性。在一房二卖争产诉讼中,合同真实、有效是判断各自合同能否继续履行,后订立的合同能否对抗在先订立合同的前提。原告纪念街村民组、第三人褚文镇与被告遵义明顺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遵义明顺公司均认可系买卖合同性质,且与纪念街村民组、褚文镇向遵义明顺公司支付购房款的事实相吻合,故法院对纪念街村民组、褚文镇与遵义明顺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真实性予以确认;第三人范越与遵义明顺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因第三人冉建红与遵义明顺公司均认可该合同本质为以物抵债协议,而冉建红并未举证证明其系讼争门面的承包人或实际施工人以及遵义明顺公司所拖欠的工程款数额等基础事实,故法院对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定。
其次,签约时间顺序。被告遵义明顺公司与原告纪念街村民组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成约时间是2009年2月12日,而第三人褚文镇、第三人范越则分别在2010年8月25日和2010年10月25日与遵义明顺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由此可见,纪念街村民组购房在前,褚文镇、范越签约在后。虽然债权具有平等性,但债权形成时间的先后顺序是考量物权分配的重要因素。
第三,付款情况。买受人支付购房款的程度,能够反映其履行合同义务的状况,对于积极履行合同义务的买受人,理应得到更优保护。根据原告纪念街村民组与被告遵义明顺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纪念街村民组应付16至18号门面购房款以及超面积补差款共计2 125 056元,其已通过转账方式汇付购房款1 330 456元是不争事实,遵义明顺公司在庭审时亦予认可,故法院予以确认。虽然该公司主张其向纪念街村民组所借200 000元以及补偿款594 600元不能抵扣购房款,但该公司加盖公章的《纪念街村民组结账清单》中载明已付1 400 000元,减去通过转账汇付无争议的1 200 000元,余下200 000元在遵义明顺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已归还纪念街村民组的情况下,只能视为双方在最终结算时已经达成借款抵房款的合意。同样,594 600元虽系补偿款性质,但双方亦已协商予以抵扣。据此,法院认定纪念街村民组已经支付完毕全部购房款;根据第三人褚文镇与遵义明顺公司签订的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褚文镇应向遵义明顺公司支付购房款共计2 149 888元,其通过转账方式支付了1 920 000元,其余尾款褚文镇主张为现金支付,遵义明顺公司向其出具了2 150 000元《收据》,纪念街村民组、第三人冉建红、范越对付款真实性均未提出异议,故法院对褚文镇已付清16、17号门面购房款的事实亦予确认;范越与遵义明顺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所约定的购房款因未实际发生,故法院不予认定。
第四,合同备案及预告登记情况。本案中,原告纪念街村民组、第三人褚文镇、范越均未在行政机关申请对讼争门面进行预告登记,但褚文镇、范越已在遵义市房产市场管理处对其与被告遵义明顺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了预售登记备案,而纪念街村民组未申请备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之规定,对不动产进行预告登记方有准物权对抗效力,而合同备案只能表明买受人正在为最终取得物权做准备,故褚文镇、范越进行合同备案只能作为物权分配的参考因素。
第五,占有情况。如前所述,针对16号、17号门面,原告纪念街村民组、第三人褚文镇均已付清购房款,现纪念街村民组的证据优势在于签约在先、占有在先、使用在先,而褚文镇的证据优势则是其已对《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了备案登记。对此,虽然被告遵义明顺公司与纪念街村民组签订《临时交房协议》时,讼争门面尚不具备法定交房条件,但该门面已在2007年9月通过了竣工验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条关于“标的物在订立合同之前已为买受人占有的,合同生效的时间为交付时间”之规定,纪念街村民组至迟也在2009年2月12日通过与遵义明顺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而合法取得并占有16至18号门面。纪念街村民组将16、17号门面租给苏春城、18号门面租给苏瑶琪,双方形成租赁合同关系。对于18号门面,苏瑶琪自始至终与纪念街村民组签约并交付租金,表明纪念街村民组持续对18号门面进行占有、收益、处分;对于16、17号门面,虽然遵义明顺公司于2013年5月16日向褚文镇发出《房屋移交通知书》,但因16、17号门面已先期交付纪念街村民组并由其占有和对外租赁,故该《房屋移交通知书》不能实现交付效果。2014年5月起,虽然苏春城与纪念街村民组签订的书面《租赁合同》到期,但双方之间的事实租赁合同关系并未解除,纪念街村民组仍然合法对16、17号门面进行占有、收益、处分。苏春城虽因褚文镇向其出示《商品房买卖合同》而与之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但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合同只能约束苏春城与褚文镇而对纪念街村民组无约束力。因苏春城向纪念街村民组租赁在先,即便双方解除租赁关系,苏春城作为合同相对人亦应先行向纪念街村民组返还门面,现苏春城直接与褚文镇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既不能终止其与纪念街村民组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亦不能阻却纪念街村民组对16、17号门面的占有事实。据此,褚文镇辩称其在2014年5月与苏春城签订租赁合同之后便合法占有、实际控制16、17号门面的主张不能成立,法院不予采纳。
第六,权利主张情况。在其他途径难以解决一房二卖不动产的归属及合同履行问题时,买受人应当积极通过司法途径寻求法律救济。2014年底,原告纪念街村民组在向苏春城催收租金未果并知晓苏春城与第三人褚文镇签订租赁合同之后,便于2015年1月向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撤诉后又在2015年7月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而褚文镇、第三人范越并未以原告身份起诉请求遵义明顺公司履行协助办理房产证的合同义务,而仅在本案作为第三人提出其为16、17号门面合法占有人的抗辩意见。对此,“占有”仅是法律保护的对物进行实际控制的事实状态,其虽具有类物权性质但终究不是物权本身。在一房二卖情形下,基于买卖合同关系对物进行占有的买受人不能对抗最终取得所有权的买受人。换言之,即便褚文镇的前述辩解意见成立,因纪念街村民组、褚文镇与遵义明顺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均为有效合同,现纪念街村民组主动寻求司法救济,诉请遵义明顺公司履行协助办理讼争门面房产证义务,故当产权证办理完成,纪念街村民组成为所有权人之时,即便16、17号门面为褚文镇占有,其仍应返还给纪念街村民组。
综前所述,原告纪念街村民组与被告遵义明顺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系有效合同,其在先取得债权并已如约完成己方主要合同义务即付清购房款并合法占有讼争门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关于“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之规定,遵义明顺公司应当继续履行己方未尽合同义务,即根据其与纪念街村民组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十五条之约定,按照国务院《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因买卖、设定抵押权等申请不动产登记的,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第十六条第一款关于“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一)登记申请书;(二)申请人、代理人身份证明材料、授权委托书;(三)相关的不动产权属来源证明材料、登记原因证明文件、不动产权属证书;(四)不动产界址、空间界限、面积等材料;(五)与他人利害关系的说明材料;(六)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本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材料”等规定要求,主动配合、积极协助纪念街村民组共同向产权登记机关提出16至18号门面的不动产权属登记申请,并提交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材料。第三人褚文镇虽对其与遵义明顺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了备案登记,但其签约在后、债权形成时间较晚且备案行为不具备物权公示、对抗效力,加之其未能合法占有讼争门面以及未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遵义明顺公司履行合同义务,故法院对其辩解意见均不予采纳,褚文镇、第三人曾珠治可另行向遵义明顺公司主张权利。第三人范越与遵义明顺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因缺乏证据佐证而真实性存疑,即便因以物抵债签订本合同属实,范越、第三人冉建红由始至终未合法占有18号门面且未起诉主张合同权利亦是不争事实,故其辩解意见也难成立,法院不予采纳,冉建红、范越可另行向遵义明顺公司主张权利。
关于确权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关于“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因讼争16至18号门面尚未完成不动产权属登记,故原告纪念街村民组诉请确认其为讼争门面所有权人的主张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纪念街村民组请求确认其与被告遵义明顺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并诉请遵义明顺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的主张成立,予以支持;纪念街村民组请求确认其为讼争16至18号门面所有权人的主张不能成立,予以驳回。据此,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四十条、国务院《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四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于2015年12月22日作出判决:
一、原告遵义市红花岗区长征镇沙坝村纪念街村民组与被告遵义明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2009年2月12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
二、限被告遵义明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配合、协助原告遵义市红花岗区长征镇沙坝村纪念街村民组共同向相关产权登记机关申请办理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遵湄路的“金帝世家”房开项目C幢一层第16号、第17号、第18号营业性用房的不动产权属登记,并提交办理权属登记需由出卖人提供的材料;
三、驳回原告遵义市红花岗区长征镇沙坝村纪念街村民组的其余诉讼请求。
公报案例 建工与房产
长城公司诉远洋大厦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公报案例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长城公司诉远洋大厦公司
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房屋出卖人交付使用的房屋建筑面积违反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面积的,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处理。
原告:长城国际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
法定代表人:黄宇光,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北京远洋大厦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
法定代表人:李明,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长城国际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因与被告北京远洋大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洋大厦公司)发生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1999年3月1日,我公司与远洋大厦公司在《外销商品房预售契约》中约定:我公司购买远洋大厦的G01单位,建筑面积为105.62平方米,每平方米2800美元,合计295736美元;远洋大厦公司应在1999年9月30日前交付房屋,并在房屋交付后30日内办、理房屋买卖过户手续。合同签订后,我公司交付了全部购房款,远洋大厦公司延期至1999年11月30日交付了房屋,但至今未办理房屋买卖过户手续。2003年4月22日,我公司得知所购房屋实测面积比合同减少了28.12平方米,面积误差比为购房合同的26.6%,实际多付房款共计人民币653508.8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的“面积误差比超过3%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双倍返还”规定,被告应返还我公司房价款共计人民币1233314.26元。此外,远洋大厦公司至今未替我公司办理房产证,严重损害了我公司利益,应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提交的证据有:
1.《外销商品房预售契约》一份,用以证明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
2.《北京“远洋大厦”预售契约补充协议》一份,用以证明该补充协议与原协议的关系和法律效力。
3.长城公司的函件二份,用以证明2001年9月该公司催促远洋大厦公司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的情况。
4.长城公司《关于〈外销商品房预售契约〉相关问题的通知》一份,用以证明该公司催促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并要求被告承担损失的情况。
5.长城公司《专函》一份,用以证明该公司催促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的情况。
6.远洋大厦公司《关于贵司购买的远洋大厦 G01单位的房产证事宜》函件一份,用以证明该公司出售的房屋面积缩水及承诺在办理产权证后退还房款的情况。
7.远洋大厦公司出具的购房《发票》一张,用以证明已于1999年2月13日全额交纳购房款。
8.《房屋产权证》一册,用以证明远洋大厦公司在2002年9月12日才取得远洋大厦的大产权,合同约定的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期限根本不能实现。
9.众天中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发票》一张,用以证明长城公司依约向远洋大厦公司指定的律师事务所交纳律师费,以办理房产证的情况。
10.《众天中瑞律师事务所工作流程》一份,用以证明长城公司按照律师要求履行了办理产权证的相关手续。
被告辩称:2003年4月22日,我公司向长城公司发函通知其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但对方未予答复,故房屋产权未过户是其自己造成的。关于售房面积缩水的情况,我公司已通过函件书面通知长城公司,对原购房契约进行了变更,长城公司没有在合理的期限内提出异议。因此,双方实际已在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下,就超过合理误差范围外面积的房款按契约的单价进行结算达成了补充协议,故不应将《解释》适用于本案。
被告提交的证据有:
1.《房屋产权证》一册,用以证明该公司已取得远洋大厦的完整房屋产权。
2.《外销商品房预售契约》一份,用以证明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房屋买卖权利和义务。
3.远洋大厦的验收意见一份,用以证明远洋大厦的交楼时间。
4.《外销商品房预售契约》一份,用以证明合同双方已同意修改了关于申领房地产权属证件的条件。
5.《北京远洋大厦二次装修进场协议书》一份,用以证明长城公司已免除远洋大厦公司延期交房的责任。
6.《协助函》一份,用以证明长城公司虽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但已将所购房屋抵押给北京中关村科技担保有限公司。
7.《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各一份,用以证明法院冻结了长城公司房屋过户手续。
8.远洋大厦公司《关于贵司购买的远洋大厦G01单位的房产证事宜》函件及《关于贵司购买远洋大厦 G01、 G02、 G02B、F401A、 F401B、 F402A单位的房产证事宜》函件,用以证明该公司已通知长城公司办理产权证。
9.《众天中瑞律师事务所工作流程》一份,用以证明该律师事务所办理的是按揭,而不是产权证。
10.众天中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发票》一张,用以证明该律师事务所的收费是办理按揭。
11.长城公司致众天中瑞律师事务所的函件,用以证明原、被告双方正在进行通过申请按揭付款方式支付原告应付被告的剩余房款。
12.《抵押协议》一份,用以证明长城公司已将全部购房抵押给北京中关村科技担保有限公司。
法庭调查中,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证据9证明的律师费应是办理房屋按揭的费用。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证据9应包括办理产权证;证据10不能证明存在按揭购房的问题,而是为了办理房屋产权证,因为 G01号房产已全部交纳了购房款;作为证据11、证据12的两文件均未盖单位公章,不具有法律效力。
经法庭调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认定如下事实:
原告长城公司和被告远洋大厦公司于1999年3月1日签订《外销商品房预售契约》,该契约约定:长城公司自愿购买由远洋大厦公司预售的北京远洋大厦G层01(暂定号)房屋,房屋用途为写字楼,远洋大厦公司已收到原告定金人民币36800元;还约定: G层01(暂定号)的建筑面积为105.62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面积16.84平方米,上述各项面积为暂测面积,该商品房交付时,房屋的实际面积与暂测面积的差别不超过暂测面积的±5%(不含)时,按照本契约约定的所售房屋售价进行结算;实测面积与暂测面积之差超过暂测面积的±5%(含)时,自远洋大厦公司向长城公司出示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实测面积文件之日起15日内,长城公司有权解除契约。契约解除自长城公司书面通知送达远洋大厦公司之日起生效。远洋大厦公司除在契约解除后30日内向长城公司双倍返还定金外,并需将长城公司已付的房价款及利息全部退还,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固定资产贷款利率或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外汇贷款利率计算。同时约定:双方同意上述预售房屋售价为每建筑平方米2800美元,价款合计为295736美元。长城公司同意在双方签订预售契约后即付清全部购房价款。长城公司已支付的定金在原告最后一次付款时转为购房价款。还约定:被告须于1999年9月30日前,将房屋交付给原告。双方同意房屋交付后30日内共同到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房地产市场管理处办理房屋买卖过户审批手续。办理上述手续时发生的税费,由双方依照有关规定交纳。
《外销商品房预售契约》签订同日,双方又签订一份《北京“远洋大厦”预售契约补充协议》,作为对《外销商品房预售契约》的补充。在上述两份文件签订前,长城公司于1999年2月13日已向远洋大厦公司交纳了全部购房款,共计人民币2454608.80元。1999年11月30日,远洋大厦公司延期两个月向长城公司交房,随后双方就延期交房问题达成谅解。后长城公司多次催促远洋大厦公司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远洋大厦公司于2002年9月12日方才取得其销售房屋的房屋产权证。长城公司于2002年11月12日向远洋大厦公司委托的北京市众天中瑞律师事务所交纳了办理相关法律手续的律师费。2003年4月22日,远洋大厦公司向长城公司发函,称:根据北京市房地产勘察测绘队对远洋大厦的勘测报告,长城公司购房的实测面积为77.5平方米(其中套内面积为56.09平方米,公共分摊面积为21.41平方米),比契约规定的面积减少28.12平方米。远洋大厦公司承认,实测面积与预售面积的误差已经超过合同约定的5%的范围,并告诉长城公司:如选择解除原合同,需在接到通知的15日内书面回复,如选择继续履行合同,远洋大厦公司将在办理完房产证后退还减少面积部分的房价款78736美元,还要求长城公司在收到此函后7日内与其联系办理有关手续。此函的附件包括:北京市房地产勘察测绘所出具的北京市房屋登记表、分户产权帐务结算表、长城公司应准备的文件清单及授权委托书样本。长城公司收到函件及附件后,未书面答复远洋大厦公司,亦未按要求提交有关授权及相关文件以办理房产证事宜。长城公司称已口头答复远洋大厦公司,但远洋大厦公司予以否认。现长城公司当庭表示不同意解除契约,要求远洋大厦公司继续履行。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原告长城公司与被告远洋大厦公司签订的外销商品房预售契约及其附属的相关文件,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属有效合同,双方应按合同约定的内容履行相应义务。远洋大厦公司虽未按合同的约定日期交房,但远洋大厦公司延期交房的行为已得到长城公司的谅解,双方同意对合同约定的交房日期变更为远洋大厦公司的实际交房日,即1999年11月30日。
本案中,远洋大厦公司承认实际欠付长城公司的房屋面积超过了合同中暂测面积的26.6%,故应承担违约责任。由于双方在合同中未约定实际欠付面积超过暂测面积5%后如何具体追究违约责任,现长城公司要求适用《解释》的有关规定并无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实测面积小于合同约定面积的,面积误差比在3%以内(含3%)部分的房价款及利息由出卖人返还买受人。但长城公司在与远洋大厦公司签订的购房合同中,已经约定实际面积与暂测面积的差别不超过±5%(不含)时,应按照合同房屋售价进行结算,双方当事人应遵守该约定。故本案应以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5%作为追究远洋大厦公司违约责任的起点,即实际面积与暂测面积的差别在5%(不含)之内部分的房款,按照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售价予以返还,而实际面积与暂测面积的差别在5%之外的房款,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由远洋大厦公司双倍返还。长城公司主张所购房屋实际面积误差比超过3%的部分房价款均由远洋大厦公司双倍返还,明显不妥,故不予支持。
远洋大厦公司将不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交房后30日内)办理房产证,归责为政府相关部门没有及时办理有关手续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远洋大厦公司签订合同时,即明知自己尚未取得该房产项目的房产证,亦明知在取得房产证后,对建成的楼房分户测量仍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仍向长城公司承诺交房后30日内办理房产证,故理应承担没有按承诺为长城公司办理房产证的违约责任。但长城公司在远洋大厦公司2003年4月22日提出为其办理房产证后,不能证明已按远洋大厦公司的要求提供相关文件,并将此后没有办理房产证归责于远洋大厦公司缺乏依据,故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解释》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
一、被告北京远洋大厦公司返还原告长城公司购房款1183121元。
二、被告北京远洋大厦公司给付原告长城公司自1999年12月30日至2003年4月29日的违约金(违约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总额以购房款人民币2454608.80元计算)。
三、驳回原告长城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远洋大厦公司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远洋大厦公司的主要理由是:(1)一审法院判令我公司双倍支付减少部分面积的房款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根据预售契约第二条规定,在实际面积与暂测面积的误差比超过±5%的范围内时,买方有权在卖方出示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实测面积文件之日起十五天内做出退房的决定,但没有规定在买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下,超过合理误差范围外部分的房款如何进行结算。我公司取得北京市房地产勘察测绘队出具的测绘表后,已向长城公司发函明确说明了实测面积与暂测面积的误差比例和数额,告知长城公司在规定的期限内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并说明如果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我公司会退还减少部分面积的房款。我公司通过上述函件已经明确对预售契约第二条进行了补充规定,即在实测面积与暂测面积的误差比超过预售契约规定的合理误差的范围内时,在买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情况下,就超过合理误差范围外的房款如何进行结算,提出了明确的补充规定。长城公司在收函件后,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也没有在合理的期限内提出任何异议,应视为认可继续履行合同,同意对超过合理误差范围外面积的房款按预售契约的单价进行结算。退一步讲,如果一审法院认定当事人双方没有就继续履行合同达成合意,那么就应该按照双方唯一有效的合同履行,即在超出双方约定的合理误差时,双方应该解除合同;如果长城公司既不解除合同,又要求我公司双倍退还超出面积部分的房款,实际上是不当得利。(2)一审法院判令我公司自1999年12月30日至2003年4月29日承担长城公司所购的G01单位的房产证没有按期取得的违约金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因为我公司在与长城公司签署合同时,远洋大厦正在建设中,当时是不可能取得大产权证的;办理房产证首先需经有关测量部门对已经交付的房屋的面积进行测量,而在房屋交付使用后30天就完成上述测量并开始进行产权过户手续,在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故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对此专门进行了修改;在2002年4月底,我公司将需要办理大产权证的全部材料提交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后,直到2002年9月12日才取得大产权证。在取得大产权证后,上诉人立即正式开始申请北京房地产勘察测绘队对包括被上诉人所购买的房屋进行分户产权的测量工作,北京房地产勘察测绘队于2002年11月29日出具测绘后的房屋登记表。这两段时间是由于政府部门内部工作的程序而导致的时间延误,不应该由我公司承担过错责任。我公司在2002年11月29日取得房屋登记表后,由于长城公司于2002年11月初向上诉人提出配合办理按揭付款事宜,且当时按揭方案正在进行当中,故亦不可能办理房产证,只是由于长城公司在办理按揭上一直没有进展,故我公司于2003年4月22日只好按照正常的工作程序发函给被上诉人以避免责任,故判令我公司自2000年1月1日开始承担延期办理房产证的违约金不符合实际情况。另外,我公司自2002年4月底起即开始办理大产权证,是由于行政部门的原因导致的办理延误,故不应由我公司承担责任。虽然长城公司至今还没有取得房产证,但在我公司的配合下,长城公司仍以G01单位进行抵押贷款、从而达到其融资的目的,故并没有因为未及时得到房产证而产生实际的经济损失。
长城公司同意一审法院的判决。
二审审理期间,远洋大厦公司和长城公司均未提交新证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查,对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原审法院认定长城公司与远洋大厦公司签订的外销商品房预售契约及其附属的相关文件有效,并认定双方实际变更交房日为1999年11月30日并无不当。长城公司与远洋大厦公司理应严格按照契约及相关文件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远洋大厦公司提出以2003年3月19日的长城公司的传真件及远洋大厦、长城公司、北京中关村科技担保有限公司三方均未签字盖章的协议,证明远洋大厦公司与长城公司已经在履行原契约过程中因长城公司要求办理按揭购房而发生变化,从而远洋大厦公司在其上诉状中提出原审法院没有认定上述证据不符合事实的上诉理由,由于远洋大厦公司提交的有关协议没有三方的签字和盖章而并未成立,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不予支持。
对于远洋大厦提出的“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双倍支付被上诉人减少部分面积的房款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及“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自1999年12月30日至2003年4月29日止承担被上诉人所购的G01单位的房产证没有按期取得的违约金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主张,远洋大厦公司是2003年4月22日向长城公司发函的,但并未得到长城公司的确认,故其不能以此认定长城公司已表示同意远洋大厦公司变更双方签订契约内容的提议,即双方并没有就房屋减少面积超过5%部分的房款退还问题达成新的约定,故对远洋大厦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解释》于2003年6月1日起施行,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原审法院适用该司法解释审理本案正确。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6月28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公报案例 建工与房产
陈书豪与南京武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京青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公报案例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陈书豪与南京武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京青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裁判摘要】
物业服务企业对小区共有部分负有保养、维护义务,对于可能对业主财产造成损害的小区共用部分的安全隐患,应当及时消除,否则致业主财产损害后,物业服务企业应承担违约责任,对业主的损失进行赔偿。即便该安全隐患是第三人造成,也不能免除物业服务企业的违约责任,因第三人侵权致小区共用部分对业主财产造成损害的,物业服务企业可以免责的情形是物业服务企业已履行了保养维护义务,而第三人侵权是不可预见、不可避免的。
价值较大的财物在受损后,虽经修复,但与原物相比,不仅在客观价值上可能降低,而且在人们心理上价值降低,这就是价值贬损,按照违约责任理论,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首先是恢复原状,而恢复原状肯定要求赔偿财物的价值贬损。
房地产开发企业作为商品房的出卖人,在出售房屋、转移房屋所有权,并且商品房小区已经封园后,在所售房屋及共用部分没有质量瑕疵的情形下,对于小区业主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不需要承担责任。
原告:陈书豪,男,30岁,汉族,住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
被告:南京武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江宁区科学园天元中路。
法定代表人:赵崇希,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南京青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溧水县永阳镇大东门商业步行街。
法定代表人:符丽娟,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陈书豪与被告南京武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宁公司)、南京青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和公司)发生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向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陈书豪诉称:2011年6月25日早晨,被告武宁公司开发的南京市江宁区武夷绿洲小区观竹苑的围墙倒塌,其停在由被告青和公司负责管理的小区正规车位上的车辆(苏A856S3)遭受严重损害。原告车辆所投保的保险公司经过实地查看后表示,围墙倒塌是由于围墙外的土堆长期受雨水浸泡挤压所致,属于人为因素,车主无责,在事故责任方明确并且可以被找到的情况下,根据相关保险条款拒绝赔偿。后经查,此围墙属武宁公司负责管理,倒塌的原因系管理不善造成。在了解情况后,武宁公司给出书面承诺,同意承担原告的修车费用和物价定损费用,但是对于原告车辆的折损费拒不赔偿。在这起事故中,青和公司没有尽到对车辆的管理责任,故也应承担责任。现依据其和武宁公司、青和公司的合同关系要求:1.两被告支付原告车辆修理费22309元;2. 两被告支付原告物价定损费720元;3.两被告支付原告车辆折损费20000元;4.两被告支付这起事故给原告造成的误工费、交通费1000元;5. 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6.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武宁公司辩称:原告陈书豪与武宁公司之间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武宁公司已经按照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向原告交付了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房屋及相关附属设施,不存在违约行为。围墙倒塌属于围墙之外他人土地上堆放的土堆因遭遇大暴雨倒塌而冲毁围墙,并非该围墙本身质量原因而倒塌,即武宁公司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不承担责任。
被告青和公司辩称:其和原告陈书豪之间仅有一份停车服务协议,按该协议约定,其公司仅为陈书豪提供车辆管理服务所产生的秩序维护、卫生、环境保洁、停车服务,小区的楼盘、公共设施的产权均不属于其公司所有,故要其公司赔偿没有法律依据。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原告陈书豪购买了被告武宁公司开发的位于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中路武夷绿洲小区观竹苑24幢906室房屋,并于2009年7月取得房屋的所有权证,现观竹苑已封园。武宁公司于2009年7月27日和被告青和公司签订了一份武夷绿洲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青和公司对武夷绿洲小区提供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双方还约定,青和公司对武夷绿洲小区物业共用部位进行维修养护。2010年12月,青和公司与陈书豪签订了一份停车服务协议,约定将小区地面105号车位交由陈书豪停车。2011年6月24日、25日本区大雨,同年6月25日上午,陈书豪停车位旁围墙外堆放的泥土坍塌,致围墙倒塌,压坏了陈书豪的苏A856S3车辆。陈书豪的车辆被压坏后,产生维修费用20 654元、定损费720元。2011年11月,陈书豪诉至法院。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经陈书豪申请,法院委托南京市鼓楼区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车辆苏A856S3的折损情况进行鉴定评估,经鉴定,该车在2011年6月25日的贬值损失鉴证价格为9770元。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陈书豪向两被告主张了误工费、交通费1000元、汽车配件费559.83元、汽车美容费1000元。就误工费其仅提供了工资表,但工资表中无法反映其因误工产生的损失;就交通费其仅提供了四张打车费的发票,但未证明打车的用途;就汽车配件费、美容费其仅提供了发票,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费用的产生系2011年6月25日车辆损坏所致。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被告青和公司在因第三人侵权致原告陈书豪车辆受损,陈书豪选择合同之诉,要求其赔偿损失时,应承担违约责任。其理由如下:
一、致原告陈书豪车辆受损的原因,是被告青和公司对按约应由其管理的小区共用部分(围墙)管理不善所致。按照一般情况及本案中青和公司与武宁公司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青和公司对小区的共用部分,如围墙、道路、公共管道等负有保养维护的义务。小区内的物业通常分为共用部分和专用部分,专用部分的保养维修因物业服务企业无法进入和控制,一般由业主自行负责(有特别约定的储藏室、业主有产权的地下车库等特殊部分例外),而共用部分的维修、养护通常由物业服务企业负责,这是由业主、物业服务企业的能力、社会分工及合同约定所决定的,而小区的共用部分致业主财物受损,对共有部分有维护、保养义务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如该损失系第三人侵权所致,物业服务企业在承担违约责任后可向第三人追偿。
二、被告青和公司对小区的共同部分——围墙的管理不善,体现在对围墙没有进行日常的保养和维护。从本案的案情来看,围墙倒塌系墙外堆土过多、雨天倒塌所致。而按案件实际情况,并不是土刚刚堆好,就遇雨倒塌,也就是说,只要青和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对围墙进行日常保养维护,是能够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的,也就能够避免陈书豪的车辆受损。
三、被告青和公司辩称其只对停车位的秩序进行管理,对停车位的安全只有一般人的注意义务,故不同意承担违约责任,法院认为,物业服务企业在第三人对小区共用部分侵权致业主财产受损的免责事由只能是在按合同履行了物业服务的义务后,对第三人实施的侵权行为不可预知也不可控制。可预知的或可控制的第三人侵权是小区共用部分的安全隐患,物业服务企业有义务消除该隐患,由此产生的费用可由第三人负担。
对于原告陈书豪的车辆受损后的价值贬损,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青和公司应当赔偿。所谓价值贬损,既指价值较大的财物在受损后,虽经修复,与原物相比,不仅客观价值有所降低,在人们心理上价值的降低,后一种价值的降低,虽系人们主观心理上的降低,但在财物所有权人实现该财物的价值时(比如出售),是客观存在的,根据违约责任的理论,合同一方当事人在违约时,首先考虑应当承担的责任是恢复原状,而对于财物来说,恢复原状显然不是仅指恢复财物的原来物理上的形状,肯定包括恢复财物原来的价值,故青和公司应当赔偿陈书豪车辆价值贬损的损失。
此外,法院还认为,被告武宁公司作为商品房的出卖人,在出售商品房并转移房屋所有权商品房小区已经封园后,在房屋质量没有瑕疵的情形下,对房屋的买受人原告陈书豪的义务已履行完毕。综上,对陈书豪要求武宁公司赔偿其损失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对陈书豪要求被告青和公司赔偿其损失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陈书豪主张的车辆维修费20654元、定损费720元,有车辆损失鉴定清单、定损费票据等证据印证,法院予以采信。其主张的车辆配件费、汽车美容费、误工费、交通费,因无充分证据证明系车辆受损所致,法院不予支持。对其主张的车辆折损费20000元,因车辆贬值损失价格鉴证价格为9770元,故部分予以支持。
据此,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3月22日判决:
一、被告青和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陈书豪车辆维修费20654元、定损费720元、车辆折损费9770元,合计31144元。
二、驳回原告陈书豪的其他诉讼请求。
青和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称:1.陈书豪与青和公司之间建立的仅为物业服务合同法律关系,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这一注意义务为“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协助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安全防范工作”,青和公司承担的只是一般人的注意义务,即物业公司对小区及停车场只需尽到基本的安全义务;2.围墙倒塌造成车辆损失的原因并未查清,一审判决认定小区围墙外堆有泥土,2011年6月25日大雨致围墙倒塌并无事实依据,即便是上述原因,青和公司也只是管理不到位,只应承担很小的责任,而不应承担全部责任。故应当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青和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诉讼费用由陈书豪承担。
被上诉人陈书豪辩称:一审法院判决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青和公司提出的《物业管理条例》中的规定与青和公司负有养护义务并不矛盾。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武宁公司辩称:1.武宁公司已经完全履行了其与被上诉人陈书豪约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义务,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不应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陈书豪要求武宁公司赔偿其损失的诉讼请求正确;2.武宁公司已经将涉案小区委托给上诉人青和公司提供物业管理和服务,对小区提供物业管理和服务的责任主体为青和公司,武宁公司不应承担因小区物业服务问题而产生的责任;3. 一审判决驳回陈书豪要求武宁公司向其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陈书豪并未就此提出上诉。综上,请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陈书豪要求武宁公司向其承担赔偿责任诉讼请求的判项。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建设单位依法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有约束力。本案一审中,被上诉人陈书豪选择合同之诉,故本案应为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被上诉人武宁公司与上诉人青和公司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履行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根据该合同的约定,青和公司负责物业共用部分的维修养护。陈书豪的车辆停放在青和公司提供的车位上,被倒塌的围墙致损,青和公司未尽到维修养护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综上,青和公司的上诉请求与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据此,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2年6月19日作出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公报案例 建工与房产
高尔夫(南京)房地产有限公司诉吴咏梅供用热力合同纠纷案
公报案例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高尔夫(南京)房地产有限公司诉吴咏梅供用热力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非集中供热地区,开发商向业主出售的商品房含有供热设施,且约定由开发商向业主供热,开发商负有强制缔约义务,是否解除供热合同应由业主或者业主大会决定。
原告:高尔夫(南京)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利源中路。
法定代表人:黄立家,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吴咏梅,女,57岁,住江苏省南京市下关区小市村。
原告高尔夫(南京)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尔夫公司)因与被告吴咏梅发生供用热力合同纠纷,向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高尔夫公司诉称:2007年6月24日,原告与被告吴咏梅签订《高尔夫国际花园商品房预售合同》,吴咏梅购买了原告开发建设的高尔夫国际花园10幢401室房屋1套,面积为152.67平方米,该合同附件《甲、乙双方的其它约定》第(四)条约定:业主同意供暖期按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4.2元的基本费付费,非供暖期供给的热水能源费按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0.7元计算。每年的供暖期为11月16日至次年的3月15日,其余时间为非供暖期。自2008年6月起原告为吴咏梅提供代供热,后吴咏梅按照供暖期每月每平方米7元、非供暖期每月每平方米0.7元支付供热费用至2010年12月31日。2011年1月9日,吴咏梅向其提交《关于申请停用暖气、热水报告》,要求解除双方的供热关系。现要求判令:1.确认双方热力代供关系已经解除;2.吴咏梅支付基本供热费用5183元(自2011年1月1日起至2012年4月30日止)
被告吴咏梅辩称:被告确实向原告高尔夫公司提交了《关于申请停用暖气、热水报告》要求停用暖气及热水,但是该报告并非要求与高尔夫公司解除供热关系,故不同意解除双方之间的供热合同关系;被告已经申请停用暖气及热水,实际上也未使用高尔夫公司所供暖气及热水,故不应当向高尔夫公司支付供热费用。综上,请求驳回高尔夫公司的诉讼请求。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07年6月24日,原告高尔夫公司与被告吴咏梅、郝正(吴咏梅之夫,已去世)签订《高尔夫国际花园商品房预售合同》(以下简称《预售合同》)1份,约定:高尔夫公司将其开发建设的位于南京市江宁区利源中路88号的高尔夫国际花园10幢401室(以下简称401室)房屋1套出售给吴咏梅及郝正。合同附件《甲、乙双方的其它约定》约定:地暖设备的使用及维护根据热电厂合约与相关标准制定,业主须严格遵守。为考虑全体业主利益与小区的质量标准,无论业主有否入住,业主都要履行付费的义务。在业主委员会成立之前,业主遵照供暖期按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4.2元的基本费,外加使用计量费、费用抄表另计,封顶2.8元;非供暖期供给的热水能源费按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0.7元。以上费用的缴纳由物管公司代收代管。价格随着物价浮动而浮动。收费的总原则是60%按面积计收,40%按使用量计收。高尔夫公司于2008年开始对高尔夫国际花园小区供暖气、热水。2011年1月9日,吴咏梅向高尔夫公司提交《关于申请停用暖气、热水报告》1份,载明:401室业主于2011年1月9日申请停用小区提供的热水及暖气。2011年1月25日,吴咏梅按照供暖期每月每平方米7元、非供暖期每月每平方米0.7元向高尔夫公司缴纳2010年3月16日至12月31日供热费用1815.2元。
另查明,401室的实测建筑面积为155.59平方米,现所有权登记在被告吴咏梅名下。
审理中,原告高尔夫公司陈述其收取的供热费用包含热水、暖气的费用,还包含供热设备的维护费用,其向小区业主供热的成本已经远高于向小区业主收取的供热费用,其在本案中向被告吴咏梅主张的供暖期供热费用是正常标准的60%,已经考虑到吴咏梅停用热水及暖气的因素。吴咏梅亦认可高尔夫公司供热的成本已经高于收取的供热费用。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告高尔夫公司能否解除与被告吴咏梅之间的供热合同;二、被告吴咏梅在申请停热后,是否应向原告高尔夫公司支付供热费用。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原告高尔夫公司与被告吴咏梅签订的《预售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双方均应按约履行。买卖契约中双方不仅对商品房买卖的具体条款进行了约定,还对供暖、供热水的时间和使用费用进行了约定,明确约定了由高尔夫公司履行供暖、供热水的义务,吴咏梅按照标准履行支付使用费的义务,故高尔夫公司与吴咏梅之间形成了供用热力的合同关系。对高尔夫公司要求确认双方热力代供关系已经解除的请求,因吴咏梅提交的停用暖气热水报告中仅要求停用热水及暖气,并未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供热合同,在审理中吴咏梅亦不同意解除双方之间的供热合同,且高尔夫公司提供的供热水、供暖服务的对象为高尔夫国际花园小区全体业主,相关设施系小区业主的公共设施,解除供热合同势必会影响到吴咏梅房屋的价值以及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是否解除供热应由业主大会决定,故对高尔夫公司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高尔夫公司主张的供热费用,因该费用中不仅包含了暖气、热水费用还包含了供暖设备的维护费用,吴咏梅虽申请停用暖气及热水,但是供暖设备的维护费用吴咏梅应当支付;结合吴咏梅亦认可高尔夫公司供热的成本已经高于收取的供热费用,且吴咏梅已经按照供暖期每月每平方米7元、非供暖期每月每平方米0.7元的标准,向高尔夫公司缴纳了2010年3月16日至12月31日的供热费用,应当视为双方已经对《预售合同》中约定的供热费用的标准进行了变更,本院酌定由吴咏梅按照其支付的2010年供热费用的缴费标准的60%向高尔夫公司支付供热费用,经计算为4777元,故对高尔夫公司主张的供热费用部分予以支持。
据此,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2年6月14日判决:
一、被告吴咏梅支付原告高尔夫公司自2011年1月1日起至2012年4月30日止供热费用4777元,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高尔夫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公报案例 建工与房产
高志清、戴雨晴与张凤清、袁丽萍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公报案例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高志清、戴雨晴与张凤清、袁丽萍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包括对专有部分的所有权、对共有部分的共有权和共同管理权,且这三种权利具有不可分离性。业主转让房屋时,其基于共同管理约定所享有的共有部分专有使用权也应当一并转让,既有的共同管理约定对继受取得业主权利的房屋受让人继续有效,房屋转让人应当协助将其独占使用的共有部分交付于受让人。
原告:高志清,男,1982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
原告:戴雨晴,女,1983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
被告:张凤清,男,1970年12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
被告:袁丽萍,女,1973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
原告高志清、戴雨晴因与被告张凤清、袁丽萍发生房屋买卖纠纷,向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高志清、戴雨晴诉称:2016年2月21日,原告与被告张凤清、袁丽萍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向被告购买了山水方舟雅苑X幢A室房屋。2020年,因城市文明建设,原告得知单元的全体业主于2007年8月即对单元地下室进行了分隔,分隔出的7号小地下室归A室业主使用。但被告未向原告告知该情况,也未向原告交付7号小地下室,而是继续占有使用。2020年9月2日,原被告因7号小地下室的使用问题发生纠纷,后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确认7号小地下室归原告使用,判令被告腾空并交付7号小地下室及支付占有使用费(自2016年8月1日起,按400元/月的标准计算至7号小地下室实际交付之日止)。
被告张凤清、袁丽萍辩称:1.根据被告与开发商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A室的单元地下室不计入公共分摊面积,不属于业主共有部分。2.开发商交付房屋半年后,被告才接到讨论分隔单元地下室的通知,当时大家要求均分,但根据单元地下室的结构不能均分,只能隔成大小不等的小间地下室,大家以抽签的方式取得使用权,被告抽到了7号小地下室,并支付了分隔费676元。因此,7号小地下室不是房屋附属设施,与A室房屋没有关系,被告可以单独进行处置。3.原告购房后房价大幅上涨,原告购房半年的溢价超过被告购房十年的溢价,双方合同虽仅约定违约金2万元,但被告并没有违约不卖房,被告履行合同没有违约行为。综上,原被告的房屋买卖合同没有约定7号小地下室转让给原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16年2月21日,被告张凤清、袁丽萍(甲方)与原告高志清(乙方)以及案外人南京存房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丙方)签订《存量房交易合同》,约定甲方将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宏运大道2199号山水方舟雅苑X幢A室房屋出售给乙方;建筑面积125.05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111.14平方米,分摊面积13.91平方米;房款198万元。合同签订后,高志清付清了房款,张凤清、袁丽萍协助办理了过户手续,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分别于同年3月29日、4月1日变更登记至高志清、戴雨晴名下,张凤清、袁丽萍并于同年5月11日将房屋实际交付于高志清、戴雨晴。
2006年6月25日,被告张凤清、袁丽萍与南京宏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契约》,购得山水方舟雅苑X幢A室房屋。2007年8月,101室所在单元全体业主共同委托小区物业服务单位对单元地下室进行了分隔,按照单元总户数12户共分隔出12小间,并依序进行编号,通过抽签的方式确定使用人。其中7号小地下室由A室业主使用,张凤清、袁丽萍支付了分隔费676元。张凤清、袁丽萍出售房屋时未告知高志清、戴雨晴7号小地下室情况。
2020年8月24日,原告戴雨晴、高志清通知被告张凤清、袁丽萍于月底前腾空7号小地下室。后张凤清、袁丽萍未予腾空,戴雨晴、高志清更换了7号小地下室门锁,双方因此发生争议。2020年9月2日,经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戴雨晴、高志清将地下室钥匙交给了张凤清、袁丽萍,双方并同意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地下室的使用争议。现张凤清、袁丽萍仍有杂物存放于7号小地下室。
审理中,为证明因被告张凤清、袁丽萍占有使用7号地下室的损失,原告高志清、戴雨晴提供了从房产中介“贝壳”APP、“我爱我家”APP下载的地下室租赁广告,证明类似大小的地下室的租金为600元/月左右。张凤清、袁丽萍质证认为真实性无法确认。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原告高志清、戴雨晴与被告张凤清、袁丽萍签订的《存量房交易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一、关于涉案地下室是否属于业主共有部分的问题。法律规定,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本案中,A室的单元地下室并不属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业主专有部分,而是建筑区划内的公用设施,属于业主共有部分。并且A室所在单元在构造上、功能上具有相对独立性,该单元的地下室能够单独使用,与该单元的业主具有使用上的利害关系,因此该单元的地下室属于该单元全体业主共有。7号小地下室系从A室的单元地下室分隔出来分配给A室业主单独使用的共有部分,其性质仍属于业主共有。张凤清、袁丽萍辩称7号小地下室不属于业主共有部分及其二人可自行处置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被告张凤清、袁丽萍是否应将7号小地下室交付原告高志清、戴雨晴的问题。法律规定,业主对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业主转让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其对共有部分享有的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一并转让。法院认为,从维护小区公共秩序和业主利益的角度来说,业主转让专有部分时,不仅其对共有部分享有的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一并转让,而且其基于业主共同管理约定所享有的共有部分专有使用权也应当一并转让,既有的共同管理约定对继受取得业主权利的房屋受让人继续有效,房屋转让人应当协助将其独占使用的共有部分交付于受让人。本案中,张凤清、袁丽萍基于共同管理合意独占使用7号小地下室,张凤清、袁丽萍向高志清、戴雨晴转让A室房屋,7号小地下室的独占使用权应当一并转让,张凤清、袁丽萍应当协助将7号小地下室交付于高志清、戴雨晴。因此,对于高志清、戴雨晴要求确认7号小地下室归其二人使用以及要求张凤清、袁丽萍腾空并交付7号小地下室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张凤清、袁丽萍辩称房屋买卖合同没有约定转让7号小地下室,其二人不应当向高志清、戴雨晴交付7号小地下室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三、关于原告高志清、戴雨晴主张的占有使用费如何认定的问题。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被告张凤清、袁丽萍拒绝向高志清、戴雨晴交付7号小地下室构成违约,高志清、戴雨晴有权要求张凤清、袁丽萍赔偿损失。双方对7号地下室的交付期限未作约定,高志清、戴雨晴可以随时要求张凤清、袁丽萍履行,但是应当给予张凤清、袁丽萍一定准备时间。高志清、戴雨晴2020年8月24日要求张凤清、袁丽萍于月底前腾空并交付7号小地下室,张凤清、袁丽萍未及时履行义务,因此占有使用费应从2020年9月1日起计算。综合考量7号小地下室的性质、面积、用途等因素,酌定按180元/月的标准计算。鉴于张凤清、袁丽萍取得7号小地下室使用权时支出了相应费用,为减少当事人的诉累,法院确定截至2020年12月22日的占有使用费与张凤清、袁丽萍支出的费用相抵,张凤清、袁丽萍无需再支付该期间的占有使用费。
综上,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于2020年12月30日作出判决:
一、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宏运大道2199号山水方舟雅苑X幢A室的单元地下室中的7号小地下室归原告高志清、戴雨晴使用;
二、被告张凤清、袁丽萍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腾空并将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宏运大道2199号山水方舟雅苑X幢A室的单元地下室中的7号小地下室交付于原告高志清、戴雨晴;
三、被告张凤清、袁丽萍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高志清、戴雨晴占有使用费(自2020年12月23日起,按180元/月的标准计算至被告张凤清、袁丽萍将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宏运大道2199号山水方舟雅苑X幢A室的单元地下室中的7号小地下室交付于原告高志清、戴雨晴之日止);
四、驳回原告高志清、戴雨晴的其余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公报案例 建工与房产
黄颖诉美晟房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公报案例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黄颖诉美晟房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对所购房屋显而易见的瑕疵,业主主张已经在开发商收执的《业主入住验收单》上明确提出书面异议。开发商拒不提交有业主签字的《业主入住验收单》,却以业主已经入住为由,主张业主对房屋现状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可以推定业主关于已提出异议的主张成立。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交付房屋不符合商品房预售合同中的约定,应由开发商向业主承担违约责任。交付房屋改变的建筑事项,无论是否经过行政机关审批或者是否符合建筑规范,均属另一法律关系,不能成为开发商不违约或者免除违约责任的理由。
原告:黄颖,女,35岁,职员,住北京市宣武区虎坊路。
被告:北京美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
法定代表人:杨美玲,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黄颖因与被告北京美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晟房产公司)发生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原告通过签订合同,购买了被告预售的一套房屋。在办理入住手续时原告发现,该房屋客厅窗外有一根用于装饰的钢梁。这个钢梁不仅遮挡窗户,给原告造成视觉和心理障碍,还威胁原告的人身、财产安全和隐私权。在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过程中,被告没有以售楼处的沙盘图、展示的样板间或者其他任何宣传资料,向原告明示窗外有这个钢梁,更没有在购房合同中约定窗外有钢梁。原告多次以书面方式要求被告解决这个问题,但被告均以各种借口拒绝。请求判令被告拆除原告窗外的装饰钢梁,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原告所诉窗外有钢梁情况属实。这个钢梁是从整个小区的美观与协调考虑,按照经政府相关部门批准的小区建设设计图纸安装的,且符合建筑规范。现在整个小区已经竣工,并经验收合格。原告应该考虑整个小区的利益,况且现在原告已入住,表明其对房屋的现状也认可。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3年8月17日,原告黄颖与被告美晟房产公司签订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黄颖(买受人)购买美晟房产公司(出卖人)预售的美然·北美态度(又名“美利新世界”)E-7幢2单元502号商品房一套,建筑面积143.4平方米,总金额567864元。2004年8月16日,美晟房产公司给黄颖发出《入住通知书》,现在黄颖已办理入住手续,并已交纳所购房屋价款。同月,黄颖给美晟房产公司发函反映窗外钢梁一事。
另查明,2003年6月30日,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审查批准的被告美晟房产公司施工图中,诉争房屋外设计有装饰钢梁。在美晟房产公司为预售房屋而展示的沙盘图上,诉争房屋外无装饰钢梁。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对客厅外存在钢梁一事未约定。现诉争房屋经验收合格,竣工图也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核批准。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商品房买卖合同》、沙盘图照片、北京市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报告、竣工图等证据证实。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认为:
原告黄颖与被告美晟房产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应当确认合法有效。美晟房产公司为预售房屋展示的沙盘图,只能反映整个小区外部的总体概况,不能反映建筑设施的各个细节。因此,预售房屋外墙及室内装修的标准,应以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核批准的施工图、竣工图以及《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约定为准。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核批准的竣工图表明,诉争房屋的设计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建造符合相应建筑规范。在交接房屋时,黄颖未提出异议,并实际办理了入住手续,现以窗外钢梁侵犯其人身、财产安全和隐私权,造成视觉和心理障碍为由,诉请美晟房产公司拆除该钢梁,因无合同依据及损害后果,不予支持。
据此,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2005年3月20日判决:
驳回原告黄颖的诉讼请求。
诉讼费50元,由原告黄颖负担。
黄颖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1.本案是合同纠纷,双方都应当按合同约定行事,法院也应当按合同约定解决纠纷。一审既然承认双方在合同中对有无横梁并未约定,就不能对这个合同未约定的问题添附“政府有关部门审核批准”等条款;2.上诉人购买的是期房而非现房,故只能依照宣传册、沙盘的展示来签订购买房屋合同,这是合同中未提及钢梁一事的根本原因。而在签订合同前,被上诉人对有无钢梁是清楚的,却故意隐瞒了这一情节,已经违约在先。以无合同依据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颠倒黑白;3.在入住前,被上诉人并未将该房屋外有横梁一事告知上诉人。入住时,上诉人是在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情况下,才在《业主入住验收单》上签字,但同时在此单上对窗外有装饰钢梁一事提出明确的书面异议。一审认定上诉人在房屋交接时未提出异议,不是事实。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被上诉人将装饰横梁上移55厘米。
美晟房产公司同意一审判决。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上诉人黄颖所购房屋之楼号,已经由《商品房买卖合同》中表述的E-7幢2单元502号,变更为10号楼2单元502号。对此处房屋窗外的钢梁,黄颖在一审中一再陈述,其已通过《业主入住验收单》明确提出书面异议,该《业主入住验收单》由被上诉人美晟房产公司保存。二审中,经法院要求,美晟房产公司拒不交出有黄颖签名的《业主入住验收单》。
经实地观察,诉争房屋窗外的钢梁,纯属该幢楼房外立面的装饰造型,对楼房主体结构没有影响。装饰造型底部的横梁位于5楼与6楼之间,对5楼部分房屋的窗户造成一定程度且永久性遮挡,从而影响窗内人的视觉感受。
除此以外,二审确认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
二审中,上诉人黄颖提交由有资质证书的北京首都工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出具的一份报告。报告主要内容为:为不影响黄颖、王永旗、吴卫兵、韩峻巍、莫莉、刘羽、赵远昭等5楼住户的采光,美利新世界D户型5层房屋外装饰钢梁的底部横梁以从现位置上移55厘米重新焊接为宜。经质证,对北京首都工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的上述报告,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
本案争议焦点为:1.对诉争房屋窗外的钢梁,黄颖入住时是否认可?2.钢梁的存在是否构成美晟房产公司违约?美晟房产公司对此应否承担违约责任?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房屋是价值昂贵的不动产,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说明,对所购房屋显而易见的瑕疵,业主收房时一般不会轻易忽视。上诉人黄颖在一审中一再陈述,收房时对窗外有装饰钢梁一事,其已在《业主入住验收单》上明确提出书面异议。《业主入住验收单》是被上诉人美晟房产公司单方保存的证据,经法院要求,美晟房产公司拒不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据此,可以推定黄颖关于收房时已对窗外有钢梁一事提出书面异议的主张成立。一审认定黄颖在交接房屋时未提出异议,不符合事实,应当纠正。
本案是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装饰钢梁影响窗内人的视觉感受,上诉人黄颖诉请判令被上诉人美晟房产公司承担将装饰横梁上移55厘米的责任;美晟房产公司坚称,是从整个小区的美观与协调考虑,且在经过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与符合建筑规范的情况下才安装这个钢梁,黄颖应顾及整个小区的利益。在美晟房产公司与黄颖签订的合同中,没有约定预售的房屋外有装饰钢梁;在美晟房产公司给黄颖展示的沙盘上,房屋模型外也没有装饰钢梁;而美晟房产公司交付给黄颖的房屋,窗外却有装饰钢梁遮挡。美晟房产公司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至于安装钢梁是否经过行政审批与是否符合建筑规范,属另一法律关系,不能成为美晟房产公司不构成违约或者免除违约责任的理由。业主花费巨额资金购买房屋,注重的不是房屋外墙立面美观,而是房屋内各项设施是否有利于居住使用。只有在这一前提下,黄颖才可能与美晟房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衡法酌理,不能为保全钢梁的装饰功能,而牺牲业主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要达到的合同目的。黄颖主张将装饰横梁上移55厘米,既有北京首都工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证明在技术上可行,又可以用较低的成本补救装饰钢梁带来的不当影响,此意见应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结果失当,应当纠正。据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于2005年7月8日判决:
一、撤销一审民事判决;
二、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被上诉人美晟房产公司将上诉人黄颖所购房屋窗外的装饰钢梁横梁上移55厘米并重新焊接。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50元,由被上诉人美晟房产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黄某富、黄某坤诉黄某文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
2026-07-2-065-001 · (2023)京0116民初687号 · 2026
民事 土地承包经营权 家庭承包 耕地 整户消亡 继承
裁判要旨: 农村集体土地采取家庭承包的,承包方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承包方的户内成员均去世而出现“整户消亡”的,除林地家庭承包外,土地承包合同终止,土地承包经营权亦随之消灭。不属于承包方户内成员的继承人,请求继承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土地承包经营权/家庭承包/耕地/整户消亡/继承
基本案情
2004年11月27日,黄甲作为户主与北京市怀柔区某村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某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由该农户承包总面积1.65亩的耕地,期限自2000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黄甲与袁某琴为夫妻关系,共有6名子女,长子黄某山……四子黄某文、五子黄某富及女儿黄某玲。黄某坤系黄某山之子。2020年黄甲去世,2022年袁某琴去世。袁某琴生前将承包的土地交由黄某文种植。2023年2月,黄某富、黄某坤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黄某文将占有的案涉土地归二原告继承流转等。
另查明,案涉《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户内成员为黄甲、袁某琴夫妻二人。黄某富、黄某坤均非黄甲户的户内成员,二人所在各自家庭农户已经取得该村其他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因家中新增人口少地,故主张继承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日作出(2023)京0116民初687号民事判决:驳回黄某富、黄某坤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黄某富、黄某坤能否继承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18年修正)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第三十二条规定:“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2020年修正)第二十三条规定:“林地家庭承包中,承包方的继承人请求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的,应予支持……”据此,农村土地承包分为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的承包,家庭承包的承包方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当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户内成员全部去世,出现承包方“整户消亡”情形时,除林地家庭承包外,土地承包合同终止。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可以依照继承相关法律规定继承,但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因具有社会保障性质和身份属性,不属于可继承的遗产范围。如果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部分承包户可基于继承获得两份承包地,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员也可以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将会损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生存权益。上述精神在2023年发布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办法》中得到了重申,其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消亡的,承包合同终止。
本案中,案涉土地为耕地,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承包方户内成员为黄甲和袁某琴,黄甲和袁某琴均已先后去世,案涉《土地承包合同》即终止,该承包户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亦消灭。黄某富、黄某文为黄甲和袁某琴之子,黄某坤为黄甲和袁某琴之孙,均不能继承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虽然袁某琴生前将案涉土地交由黄某文种植,但黄某文亦不能因此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故黄某富、黄某坤以家庭新增人少地为由要求确认继承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依法不应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农村集体土地采取家庭承包的,承包方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承包方的户内成员均去世而出现“整户消亡”的,除林地家庭承包外,土地承包合同终止,土地承包经营权亦随之消灭。不属于承包方户内成员的继承人,请求继承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18年修正)第3条、第16条、第32条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2023年第1号)第1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2020年修正)第25条
一审: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2023)京0116民初687号民事判决(2023年8月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彭某莉诉李某华、陈某峰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2026-07-2-116-001 · (2025)鄂0922民初4170号 · 2026
民事诉讼 房屋租赁合同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 伪造证据 诚信原则 证据审核认定
裁判要旨: 1.出租人未经承租人同意,擅自允许他人频繁入户看房,影响承租人正常使用房屋,侵扰承租人的住宅安宁,导致承租人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承租人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出租人依法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判断出租人擅自允许他人入户看房的行为是否导致承租人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关键在于判断该行为对承租人生活安宁的侵扰程度,具体可以结合擅自允许他人入户看房的次数、时点、是否造成安全隐患、对承租人的异议的态度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诉讼/房屋租赁合同/人工智能生成图片/伪造证据/诚信原则/证据审核认定
基本案情
2024年5月,房东李某与租客熊某升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了租期、租金、水电费等内容。租赁期限届满后,熊某升尚拖欠半年租金人民币4000元(币种下同)及部分电费。李某委托其女儿董某晶作为诉讼代理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熊某升支付半年租金4000元以及电费1110.40元。诉讼过程中,董某晶主张案涉房屋电表上显示的用电记录系熊某升一人使用,并提交了熊某升入住前以及租赁期限届满后的电表照片各1张,以证明熊某升租住期间的用电量。熊某升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质证意见等。
案件承办法官在审查证据时发现,入住前的电表照片显示的度数为0,且照片右下角带有“AI生成”标识。经法官质询,董某晶承认其提交的电表照片系通过人工智能软件生成。鉴于此电表照片系伪造,人民法院对该项证据材料依法不予采信,并对董某晶予以批评教育。
后经进一步核实,案涉电表由出租房屋与相邻房屋共用,故无法查清熊某升的用电量。据此,法院认定,李某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熊某升的用电量及相应电费,对于判令熊某升支付电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11月19日作出(2025)鄂0922民初4170号民事判决:一、被告熊某升向原告李某支付租金4000元;二、驳回原告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为:1.对于李某的诉讼代理人董某晶提交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图片的行为,应当如何处理;2.对于图片、视听资料等易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伪造的证据,如何审查认定。
一、关于提交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图片的行为的审查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根据上述规定,诉讼参与人实施诉讼行为、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履行诉讼义务,应当诚实守信,包括如实陈述、合法举证等。诉讼参与人提交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等手段伪造的证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情节轻微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进行批评教育、训诫;情节较重的,可以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中,董某晶提交人工智能生成的电表照片,系为了证明被告熊某升在租赁期内用电量这一基础事实,属于故意伪造证据,妨碍案件审理的行为。鉴于董某晶在法院调查过程中主动承认错误、及时纠正,情节轻微,故法院依法对董某晶予以批评教育。
二、对于图片、视听资料等易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伪造的证据的审查认定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2019年修正)第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实践中,对证据是否真实的审核认定较为复杂。该项工作需要审判人员根据逻辑规律、日常生活经验进行判断,考察证据所反映的事实信息是否合理,是否符合逻辑规律、自然规律、定理、定律等,从而判断证据的内容是否存在矛盾、可疑之处。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的时代背景下,法院应当注意防范诉讼参与人伪造证据的风险。对图片、视听资料等易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伪造的证据材料按照上述标准进行审核。
本案中,董某晶提交的电表照片带有“AI生成”标识,明显系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伪造,非常容易甄别,法院理应不予采信。除此之外,董某晶提交的电表照片还有两点不合理之处:1.熊某升入住前的电表度数为0,这是明显不合理的。根据生活常识,房东在出租房屋前,至少相应装修活动等会产生用电量,因此,电表度数为0的可能性极小。2.熊某升入住前以及租赁期限届满后的电表照片中,电表的电表框、电线分布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可以明显判断出不是同一个电表。因此,即使照片中没有“AI生成”标识,也可以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审核出该组证据存疑,进而不予采信。
裁判要旨
1.诉讼参与人在诉讼活动中应当遵循诚信原则。诉讼参与人提交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等手段伪造的证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情节轻微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进行批评教育、训诫;情节较重的,可以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对于诉讼参与人提交的图片、视听资料等易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伪造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注重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考察证据材料所反映的事实信息是否合理,是否符合逻辑规律、自然规律、定理、定律等,证据的内容是否存在矛盾、可疑之处等,在此基础上依法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67条、第11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2019年修正)第85条
一审: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人民法院(2025)鄂0922民初4170号民事判决(2025年11月1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珠某峰景小区业主委员会诉康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康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2026-08-2-126-001 · (2023)京0106民初30990号 · 2026
民事 物业服务合同 民刑交叉 职务行为 受理 刑事退赔 民事执行 衔接
裁判要旨: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构成犯罪,给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合同相对人造成损害,相关刑事裁判已经就被告人应向合同相对人承担的刑事退赔责任作出处理的,因刑事诉讼程序并不能解决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问题,故合同相对人提起诉讼主张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在此情况下,应当注意做好刑事退赔与民事执行的衔接工作,在全面查清刑事案件追赃、退赔情况的基础上,依法开展民事执行,避免受害人双重受偿。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物业服务合同/民刑交叉/职务行为/受理/刑事退赔/民事执行/衔接/重复受偿
基本案情
康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康某物业分公司)系服务北京市珠某峰景小区(以下简称珠某小区)的物业公司。2005年起,珠某小区各业主陆续与康某物业分公司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其中约定:康某物业分公司对房屋共用部位、共用设备设施、绿化等项目进行维护、修缮、服务和管理。专项维修基金的使用由康某物业分公司提出年度使用计划,经当地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划拨。2014年至2015年,祁某为获取珠某小区门禁、防水等工程的专项维修资金,与康某物业分公司珠某小区项目工程部副经理侯某约定以工程款10%作为回报,侯某利用职权将物业公司专用密钥交给祁某,祁某因此违规申报并最终获取了该小区防水、门禁等项目的专项维修资金,但所涉工程项目并未实际施工,资金亦未退回。
侯某因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95000元(币种下同)。祁某因犯滥用职权罪、行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二年,追缴违法所得14400984.3元,其中应当退回珠某小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户4446719.67元。在祁某刑事案件执行过程中,因祁某名下无可供执行财产,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因在刑事案件执行程序中尚未获得退赔,珠某峰景小区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珠某业委会)以康某物业分公司未按规定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导致小区业主财产损失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康某物业分公司、康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某物业公司)赔偿损失4446719.67元及利息。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8日作出(2023)京0106民初30990号民事判决:康某物业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珠某业委会损失4446719.67元及利息,上述款项支付至珠某小区各业主的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专项维修资金账户。康某物业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宣判后,康某物业分公司、康某物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于2025年6月20日作出(2024)京02民终1651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生效刑事判决已对被告人的退赔责任作出处理的情形下,珠某业委会提起的本案诉讼应否受理;二是依法受理后,刑事退赔与民事执行应如何衔接。
一、生效刑事判决已对被告人的退赔责任作出处理的情形下,珠某业委会提起的本案诉讼应否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2020年修正)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为指导司法实践正确适用该条规定,《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128条第1款作了进一步细化,明确“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涉嫌刑事犯罪或者刑事裁判认定其构成犯罪,受害人请求该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属于民商事案件应当与刑事案件分别审理的一种具体情形。其基本法理在于,虽然刑事案件会对刑事被告人的退赔责任作出处理,但是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的主体并不完全一致,刑事诉讼程序不能直接解决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民事责任问题,故应当允许受害人通过民事诉讼请求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责任。
本案中,侯某利用负责珠某小区物业管理日常全面工作的职务便利,通过交付密钥、帮助加盖印章等行为,伙同祁某等人实施犯罪行为,导致违规申报防水、门禁等项目专项维修基金。侯某上述行为发生于履职期间,且系利用职务之便,应属于职务行为,其在履职中实施的违法行为造成他人损害,构成自然人犯罪。但由该事实可能进一步引发侯某所在单位康某物业分公司是否违反《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应否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而该问题并不能通过刑事诉讼解决。申言之,虽已有刑事案件对祁某以及侯某的犯罪行为作出认定并对退赔责任作出处理,但该刑事案件与本案的主体并不完全一致,刑事诉讼程序并不能解决侯某所在单位是否应承担的民事责任问题,因此本案珠某业委会起诉康某物业分公司、康某物业公司连带赔偿专项维修基金损失,应与刑事案件分别审理。法院经审理认定,康某物业分公司违反《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维护管理共用设备设施义务及依法依规申请使用专项维修基金义务,给珠某小区业主造成损害,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康某物业公司依法承担补充责任。当然,康某物业分公司、康某物业公司在承担违约责任后,可依法向有关侵权责任主体主张赔偿相关损失。
二、刑事退赔与民事执行应如何衔接
刑事退赔判项和民事赔偿判项均旨在救济受害人同一损害的,应当做好两个生效裁判执行程序的衔接,避免出现受害人通过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双重受偿。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法院通过询问当事人、与相关法院及部门沟通等方式查清刑事案件尚未退赔的事实,并提醒相关执行部门做好刑事退赔与民事执行衔接准备工作。在裁判文书中,明确提示当事人将刑事案件后续执行进展及时向执行部门告知,并再次提示执行部门注意与刑事案件执行工作衔接协调问题。
裁判要旨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构成犯罪,给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合同相对人造成损害,相关刑事裁判已经就被告人应向合同相对人承担的刑事退赔责任作出处理的,因刑事诉讼程序并不能解决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问题,故合同相对人提起诉讼主张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在此情况下,应当注意做好刑事退赔与民事执行的衔接工作,在全面查清刑事案件追赃、退赔情况的基础上,依法开展民事执行,避免受害人双重受偿。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2020年修正)第10条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128条第1款第3项
一审: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3)京0106民初30990号民事判决(2024年8月28日)
二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4)京02民终16511号民事判决(2025年6月2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知某投资公司诉郑某青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2026-16-2-116-001 · (2008)粤高法民一初字第5号 · 2026
民事 房屋租赁合同 合同无效 责任承担 损失比例
裁判要旨: 对房屋租赁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所造成的损失,应当结合合同双方过错程度由双方各自承担相应比例的责任。在房屋租赁合同因房屋违建而无效的情形中,出租人将未取得合法手续的违章建筑出租,一般应当承担合同无效的主要责任;对房屋系违章建筑知情的承租人,一般应当承担合同无效的次要责任。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房屋租赁合同/合同无效/责任承担/损失比例
基本案情
2007年6月9日,原告深圳市知某投资公司(以下简称知某投资公司)与被告郑某青签订了《某大厦裙楼租赁合同》,将某大厦裙楼负一层、二层、三层、首层共10106.49平方米出租给郑某青作为开设休闲项目的营业场所。同日,知某投资公司与郑某青又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除建筑面积外,三层夹层及四层和其他加扩建筑面积由知某投资公司收租,知某投资公司确保郑某青正常使用经营,不受国家管制单位及业主和其他单位的干扰;6月9日租赁合同的确切面积按实际使用面积确定,包括有产权证面积和无产权证面积二部分;租金按每月每平方米人民币63元(币种下同)计算,合计每月租金866800元;租金和面积以《补充协议》为准。
后因郑某青欠付租金,知某投资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解除案涉合同,并由郑某青支付欠付的租金及利息、违约金等。
法院经审理查明,当地城管部门认定案涉房屋的三层夹层、四层系违法建筑。2009年12月28日,城管部门拆除了四层大约一半的建筑面积。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粤高法民一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解除知某投资公司与郑某青签订的《某大厦裙楼租赁合同》《深圳市房地产租赁合同书》及《补充协议》有效部分的约定;确认知某投资公司与郑某青签订的《补充协议》涉及某大厦裙楼第三层夹层和第四层的约定无效;知某投资公司和郑某青对合同无效部分的损失各承担一半责任等。宣判后,知某投资公司、郑某青均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1)民一终字第32号民事判决,对一审判决的上述判项予以维持。
郑某青不服,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二审判决提出抗诉,认为由知某投资公司和郑某青对合同无效部分的损失各承担一半责任的认定有误。最高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7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再145号民事判决,改判合同无效部分的损失承担比例为知某投资公司承担70%,郑某青承担30%。
裁判理由
本案再审的争议焦点是,案涉《补充协议》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所产生的损失如何分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已废止)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沿袭了上述规定精神)据此,对于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导致合同无效的,应当区分双方当事人对造成合同无效部分的过错程度,确定承担损失的责任比例,具体应让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发起方承担较被动接受方更重的责任。
本案二审裁判已认定,案涉《某大厦裙楼租赁合同》《深圳市房地产租赁合同书》及《补充协议》三份协议中,《某大厦裙楼租赁合同》《深圳市房地产租赁合同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而《补充协议》所涉某大厦裙楼第三层夹层和第四层属违章建筑,故其相应部分的约定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从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第二条关于“2007年6月9日租赁合同的确切面积按实际使用面积确定,该面积包括有产权证面积和无产权证面积两部分”的约定看,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案涉租赁房产部分面积尚未取得合法手续是明知的。亦即,知某投资公司明知三层夹层和四层未获得合法手续,仍为获利而出租;郑某青作为承租人对此明知但仍与知某投资公司订立租赁合同。可见,双方对《补充协议》部分无效均存在过错,知某投资公司与郑某青应当对合同无效后的损失在各自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
关于各方的过错程度,知某公司作为案涉租赁房屋的提供方,对租赁房产具有控制、处分的能力,应当提供合法房产并办理房租租赁的合法手续,其将未取得合法手续的违章建筑出租,系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主导方,理应承担合同无效的主要责任;而承租方郑某青虽然对涉案违章建筑部分未取得合法手续的情况知情,但其过错程度明显小于出租方,应承担合同无效的次要责任。原审确定双方各半负担案涉合同部分无效的损失,存在不当。综合本案具体情况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最高人民法院再审确定知某投资公司承担损失的70%,郑某青自行承担损失的30%,以规范房屋租赁市场秩序,引导各方主体严格依法经营。
裁判要旨
对房屋租赁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所造成的损失,应当结合合同双方过错程度由双方各自承担相应比例的责任。在房屋租赁合同因房屋违建而无效的情形中,出租人将未取得合法手续的违章建筑出租,一般应当承担合同无效的主要责任;对房屋系违章建筑知情的承租人,一般应当承担合同无效的次要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7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8条)
一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粤高法民一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2011年1月6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一终字第32号民事判决(2011年11月8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再145号民事判决(2025年2月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李某诉熊某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2026-18-2-116-001 · (2025)鄂0922民初4170号 · 2026
裁判要旨: 1.诉讼参与人在诉讼活动中应当遵循诚信原则。诉讼参与人提交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等手段伪造的证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2.对于诉讼参与人提交的图片、视听资料等易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伪造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注重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考察证据材料所反映的事实信息是否合理,是否符合逻辑规律、自然规律、定理、定律等,证据的内容是否存在矛盾、可疑之处等,在此基础上依法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入库编号:2026-18-2-116-001
李某诉熊某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诉讼参与人提交人工智能生成图片作为证据的处理
关键词:民事诉讼、房屋租赁合同、人工智能生成图片、伪造证据、诚信原则、证据审核认定
案号:(2025)鄂0922民初4170号
裁判日期:2025.11.19
【基本案情】
2024年5月,房东李某与租客熊某升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了租期、租金、水电费等内容。租赁期限届满后,熊某升尚拖欠半年租金人民币4000元(币种下同)及部分电费。李某委托其女儿董某晶作为诉讼代理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熊某升支付半年租金4000元以及电费1110.40元。诉讼过程中,董某晶主张案涉房屋电表上显示的用电记录系熊某升一人使用,并提交了熊某升入住前以及租赁期限届满后的电表照片各1张,以证明熊某升租住期间的用电量。熊某升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质证意见等。
案件承办法官在审查证据时发现,入住前的电表照片显示的度数为0,且照片右下角带有“AI生成”标识。经法官质询,董某晶承认其提交的电表照片系通过人工智能软件生成。鉴于此电表照片系伪造,人民法院对该项证据材料依法不予采信,并对董某晶予以批评教育。
后经进一步核实,案涉电表由出租房屋与相邻房屋共用,故无法查清熊某升的用电量。据此,法院认定,李某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熊某升的用电量及相应电费,对于判令熊某升支付电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11月19日作出(2025)鄂0922民初4170号民事判决:一、被告熊某升向原告李某支付租金4000元;二、驳回原告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为:1.对于李某的诉讼代理人董某晶提交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图片的行为,应当如何处理;2.对于图片、视听资料等易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伪造的证据,如何审查认定。
一、关于提交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图片的行为的审查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根据上述规定,诉讼参与人实施诉讼行为、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履行诉讼义务,应当诚实守信,包括如实陈述、合法举证等。诉讼参与人提交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等手段伪造的证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本案中,董某晶提交人工智能生成的电表照片,系为了证明被告熊某升在租赁期内用电量这一基础事实,属于故意伪造证据的行为。鉴于董某晶在法院调查过程中主动承认错误、及时纠正,涉及诉讼标的金额较小,未使审判人员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判断发生偏差或错误认定案情,情节轻微,故法院依法对董某晶予以批评教育。
二、对于图片、视听资料等易于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伪造的证据的审查认定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2019年修正)第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实践中,对证据是否真实的审核认定较为复杂。该项工作需要审判人员根据逻辑规律、日常生活经验进行判断,考察证据所反映的事实信息是否合理,是否符合逻辑规律、自然规律、定理、定律等,从而判断证据的内容是否存在矛盾、可疑之处。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的时代背景下,法院应当注意防范诉讼参与人伪造证据的风险。对图片、视听资料等易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伪造的证据材料按照上述标准进行审核。
本案中,董某晶提交的电表照片带有“AI生成”标识,明显系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伪造,非常容易甄别,法院理应不予采信。除此之外,董某晶提交的电表照片还有两点不合理之处:1.熊某升入住前的电表度数为0,这是明显不合理的。根据生活常识,房东在出租房屋前,至少相应装修活动等会产生用电量,因此,电表度数为0的可能性极小。2.熊某升入住前以及租赁期限届满后的电表照片中,电表的电表框、电线分布结构存在显著差异,可以明显判断出不是同一个电表。因此,即使照片中没有“AI生成”标识,也可以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审核出该组证据存疑,进而不予采信。
【裁判要旨】
1.诉讼参与人在诉讼活动中应当遵循诚信原则。诉讼参与人提交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等手段伪造的证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2.对于诉讼参与人提交的图片、视听资料等易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伪造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注重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考察证据材料所反映的事实信息是否合理,是否符合逻辑规律、自然规律、定理、定律等,证据的内容是否存在矛盾、可疑之处等,在此基础上依法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67条、第11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2019年修正)第85条
###### 一审:湖北省孝感市大悟县人民法院(2025)鄂0922民初4170号民事判决(2025年11月1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陈某林诉山西梓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25-01-2-115-001 · (2022)晋0107民初4336号 · 2025
民事 建设工程合同 管辖 不动产 结算
裁判要旨: 工程结算协议是发包人与承包人对工程价款结算后签订的协议。双方当事人因工程款支付发生的纠纷,基础法律关系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并非单纯的债权债务关系。当事人对此提起诉讼的,应当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建设工程合同/管辖/不动产/结算
基本案情
原告陈某林诉称,2021年5月,陈某林与山西梓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梓某工程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协议》,约定陈某林对太原市某项目主楼等工程施工。陈某林施工完毕后,经结算,确认工程总价为人民币2663200元(币种下同),剩余未付工程款为1329200元。之后,梓某工程公司与陈某林签订《二次结构结算说明》,下调工程总价为2267000元,约定2022年5月1日前付清。截至起诉前,梓某工程公司尚有433000元工程款未支付。陈某林遂向工程所在地法院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梓某工程公司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等。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对工程施工合同履行完毕已无争议,双方结算完毕后形成的单纯债权债务关系,与不动产物权纠纷无关,不适用专属管辖,该院无管辖权。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17日作出(2022)晋0107民初4336号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被告梓某工程公司住所地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处理。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认为移送错误,层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1日作出(2023)晋民辖122号民事裁定:本案由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审理。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陈某林起诉请求梓某工程公司支付工程款及利息一案,如何确定管辖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下列案件,由本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专属管辖:(一)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本案中,陈某林与梓某工程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协议》,约定陈某林对太原市某项目主楼等工程施工,双方形成了建设工程合同关系。《二次结构结算说明》系施工合同履行完毕后,双方对合同事项进行清理并进行工程款结算。两份协议是围绕案涉项目施工、工程款支付签订的系列协议,应整体看待。陈某林基于上述协议起诉梓某工程公司,请求给付工程款等,仍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本案所涉工程地点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陈某林向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
裁判结果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17日作出(2022)晋0107民初4336号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被告梓某工程公司住所地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处理。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人民法院认为移送错误,层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1日作出(2023)晋民辖122号民事裁定:本案由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审理。
裁判要旨
工程结算协议是发包人与承包人对工程价款结算后签订的协议。双方当事人因工程款支付发生的纠纷,基础法律关系仍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并非单纯的债权债务关系。当事人对此提起诉讼的,应当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5〕5号,2022年修正)第28条第2款
一审: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2022)晋0107民初4336号民事裁定(2022年11月17日)
二审: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晋民辖122号民事裁定(2023年12月2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四川太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诉深圳华某影院管理有限公司及第三人某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
2025-07-2-115-001 · (2022)京01破申168号 · 2025
民事 装饰装修合同 转包人破产 发包人 实际施工人 个别清偿
裁判要旨: 工程施工过程中,实际施工人对工程投入了人力、物力以及资金成本,而转包人并未对工程进行实际投入,不是工程价款的实际权利人,故发包人向实际施工人支付工程款不应视为使用转包人的财产清偿债务,亦即不构成转包人破产债务的个别清偿。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装饰装修合同/转包人破产/发包人/实际施工人/个别清偿
基本案情
原告四川太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太某工程公司)诉称:2017年8月8日,被告深圳华某影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华某管理公司)与第三人某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国际公司)签订了《装饰装修施工合同》,约定深圳华某管理公司将某影院装饰装修工程项目发包给某国际公司施工,工程价款总额为人民币3388693.30元(币种下同)。某国际公司又将该项目转包给四川太某工程公司施工,约定工程价款总额为2982050.10元。合同签订后,四川太某工程公司依约完成了合同项下的全部施工内容,某国际公司与深圳华某管理公司就案涉项目也已经完成竣工验收以及结算,结算金额为4397410.17元。但截至起诉时,深圳华某管理公司尚拖欠某国际公司工程款1213616.69元,而某国际公司拖欠四川太某工程公司工程款1080118.85元。为此,四川太某工程公司曾多次向某国际公司催讨该款项,但某国际公司以深圳华某管理公司未支付工程款为由拒绝支付。故四川太某工程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深圳华某管理公司向原告四川太某工程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1080118.85元及逾期利息230162.83元。
被告深圳华某管理公司辩称:同意在欠付某国际公司工程款范围内向四川太某工程公司支付工程款,但不同意支付其主张的利息。
第三人某国际公司述称:不同意四川太某工程公司的诉讼请求。某国际公司在2022年4月24日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进入破产程序后,深圳华某管理公司欠付某国际公司的款项属于破产财产,不应单独向四川太某工程公司个别清偿。四川太某工程公司不具备直接要求发包人对其承担责任的实际施工人身份,无权直接越过某国际公司向深圳华某管理公司索要工程款。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8月8日,发包人深圳华某管理公司与承包人某国际公司签订了《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某影院装饰装修工程,合同项下工程价款总额为3388693.30元,深圳华某管理公司最终需要支付的工程款总额以竣工完成后该公司审计确认的《工程决算书》为准。同年10月28日,某国际公司(甲方)与四川太某工程公司(乙方)签订了名为分包实为转包的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某国际公司将影院内装改造安装工程项目全部转包给四川太某工程公司实施,合同金额为2982050.10元,按甲方与项目主合同方的结算金额下浮11%支付进度款及结算。甲方收到工程款,并在收到乙方按甲方要求提供的合格资料后按本合同约定价格扣除本合同约定的及其他相关税金、费用后支付给乙方。深圳华某管理公司认可案涉工程实际由四川太某工程公司全部施工完成。四川太某工程公司亦提供劳务工资发放记录、材料采购合同以及纳税凭证等材料来佐证其系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018年1月11日,相关各方在竣工验收记录上签字、盖章,确认验收合格。之后,发包人深圳华某管理公司与承包人某国际公司以及委托单位、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签订《工程结算审定签署表》,审定案涉工程结算金额为4397410.17元。诉讼中,四川太某工程公司称,依据合同对结算金额下浮11%的约定,某国际公司尚欠916682.89元,某国际公司对此无异议。深圳华某管理公司认可尚欠某国际公司工程款821090.86元,某国际公司对此亦无异议。
另查明,2022年4月2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京01破申168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陈某对某国际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该院于2022年6月16日作出(2022)京01破96号决定,指定了某国际公司的管理人。四川太某工程公司未在规定的期间内向某国际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5日作出(2022)京01民初561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深圳华某管理公司在欠付工程款821090.87元范围内对原告四川太某工程公司承担责任;二、驳回原告四川太某工程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某国际公司以该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深圳华某管理公司对四川某公司的清偿构成个别清偿等为由,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7日作出(2023)京民终84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转包人某国际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实际施工人四川太某工程公司是否可以直接向发包人深圳华某管理公司在欠付范围内请求支付工程款,相关清偿是否构成破产法意义上的个别清偿。
其一,四川太某工程公司可以直接向深圳华某管理公司在特定范围内请求支付工程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依据该规定,在发包人、转包人、实际施工人三者并存时,实际施工人可依上述规定,突破合同相对性,直接要求发包人在特定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本案中,涉诉工程由深圳华某管理公司发包给某国际公司,两个月后,某国际公司转包给四川太某工程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明确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故此,案涉转包合同应为无效。在此前提下,作为工程的具体施工方,四川太某工程公司符合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此外,各方均认可深圳华某管理公司尚欠某国际公司工程款821090.86元,某国际公司尚欠四川太某工程公司916682.89元。故四川太某工程公司要求深圳华某管理公司在欠付工程款821090.87元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其二,深圳华某管理公司直接向四川太某工程公司清偿不构成对某国际公司破产债务的个别清偿。《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该规定所禁止的个别清偿,是禁止破产企业对个别债权人清偿,这与本案所涉情形并不相同。本案中,四川太某工程公司作为实际施工人,对涉案工程投入了资金、人力等成本,理应获得相应的金钱对价。作为工程转包方,某国际公司未对工程实际投入,在某国际公司破产的背景下,发包人欠付的工程款不当然列入转包人的责任财产。发包人深圳华某管理公司向实际施工人四川太某工程公司支付工程价款,不应视为使用转包人某国际公司的财产清偿债务。因此,法院判决发包人深圳华某管理公司直接向实际施工人四川太某工程公司清偿工程款不构成对某国际公司破产债务的个别清偿。
裁判要旨
工程施工过程中,实际施工人对工程投入了人力、物力以及资金成本,而转包人并未对工程进行实际投入,不是工程价款的实际权利人,故发包人向实际施工人支付工程款不应视为使用转包人的财产清偿债务,亦即不构成转包人破产债务的个别清偿。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6条、第3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第43条(本案适用的是2019年2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
一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京01民初561号(2023年6月15日)
二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3)京民终846号(2023年12月2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中某房地产(邳州)有限公司诉浙江广某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25-07-2-115-002 · (2024)苏03民初224号 · 2025
民事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合同解除 先行判决 附随义务 避免损失扩大
裁判要旨: 针对工程长期停工、双方当事人争议频发、合同履行陷入僵局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的规定,审查诉讼请求是否具备事实清楚、诉请可分、需求紧迫等先行判决的条件,通过先行判决解决已经查明事实的争议问题,及时确认合同解除,并判决施工方移交施工资料、配合办理施工许可证注销手续,固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避免双方当事人的损失持续扩大。对于合同解除后的违约责任认定及其他工程款结算等问题,在查明全部事实后另行处理。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解除/先行判决/附随义务/避免损失扩大
基本案情
原告(反诉被告)中某房地产(邳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某房地产公司)诉称:2021年10月,中某房地产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浙江广某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某建设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中某房地产公司将江苏省邳州市某建设项目发包给广某建设公司施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广某建设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材料报验、垃圾清运等义务,且擅自停工,导致工期严重延误,项目长期停滞。2024年4月26日,中某房地产公司向广某建设公司送达《关于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通知函》,通知解除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广某建设公司擅自停工,延误工期的行为已严重违反合同约定,导致合同目的难以实现。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于2024年4月26日解除;2.广某建设公司向中某房地产公司移交相关的施工资料、验收及竣备资料和文件,并配合注销案涉项目的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被告(反诉原告)广某建设公司辩称:1.广某建设公司的停工行为均办理停工手续,属于法律允许的停工,不存在擅自停工的行为,且工程已复工建设。2.案涉工程存在延误也是因为中某房地产公司违约行为导致,广某建设公司可以要求工期顺延。3.中某房地产公司无法定及约定的合同解除权,《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因中某房地产公司的解除通知而解除。同时,广某建设公司提起反诉称:因中某房地产公司未能依法办理案涉项目施工许可证等原因,导致案涉项目工期多次顺延,造成其停窝工等经济损失,且该公司存在逾期支付进度款、单方面调整施工节奏等严重违约事实。2024年4月28日,广某建设公司向中某房地产公司发送通知,明确提出中某房地产公司无权解除合同,且因其存在诸多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广某建设公司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案涉合同。请求判令:1.确认中某房地产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发送的《关于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通知函》的解除合同行为无效;2.确认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于2024年5月2日解除;3.中某房地产公司支付工程欠款人民币96490180.67元(币种下同)及利息,广某建设公司在上述工程款范围内对其施工的工程项目享有优先受偿权;4.中某房地产公司赔偿广某建设公司停窝工及因施工合同解除而发生的损失。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1年10月,中某房地产公司与广某建设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将案涉工程项目发包给广某建设公司施工。签约合同含税价(暂定)为349506836.26元,合同价格形式为固定不含税综合单价包干。合同签订后,广某建设公司对案涉工程项目组织施工。
2021年12月起,广某建设公司陆续施工。2024年2月21日,案涉工程停工。此时,案涉工程主体基本完工,土建部分分项如屋面、门厅及室外公区、地下车库、配套用房等未施工完毕,安装部分如户内强弱电箱、顶棚灯具、户内穿线、水井地漏、给排水管道、楼板防火封堵等未施工完毕。同年4月26日,中某房地产公司向广某建设公司送达《关于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通知函》,载明自2024年4月26日起,解除双方于2021年10月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内容。4月28日,广某建设公司收到上述解除合同通知函。4月30日,广某建设公司向中某房地产公司发送《关于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问题的通知函》,载明双方于2021年10月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于中某房地产公司收到本通知函之日起解除等内容。5月2日,中某房地产公司签收广某建设公司发送的上述通知函。此时,案涉工程尚未施工完毕。
另查明,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案涉工程土建及安装工程已施工完工量以及未完工量进行统计确认,形成工程量确认单。2024年7月24日至31日期间,双方当事人就案涉项目现场剩余材料物品进行核查清点,并确认形成材料清点清单。
为及时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15日作出(2024)苏03民初224号先行民事判决:一、确认中某房地产公司与广某建设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于2024年5月2日解除;二、广某建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中某房地产公司移交由广某建设公司施工完成的工程内容对应的相关施工资料及与工程竣工验收相关的资料;三、广某建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中某房地产公司办理案涉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注销手续。宣判后,广某建设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月15日作出(2024)苏民终160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先行判决作出后,新确定的施工单位及时进场恢复施工,2025年年初案涉工程一期房屋顺利交付给千名购房者,二期施工项目亦有序推进,真正实现“审理一案、盘活两企、惠及多方”的共赢效果。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建设工程尚未竣工验收,但双方当事人均已向对方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能否先行判决解除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先行判决制度旨在对审理的案件部分事实清楚的情形先行处理,以平衡司法公正与效率,及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具有标的数额大、争议焦点多、本反诉交织等特点,部分事实可能需要启动司法鉴定予以查明,审理周期相对较长,通过先行判决解决部分争议有利于实质、高效化解纠纷,保障当事人及相关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适用先行判决应满足以下条件:一是该诉讼请求事实部分必须已经清楚;二是该诉讼请求与其他诉讼请求独立可分;三是该部分诉讼请求具有先行处理的必要性。本案中,案涉建设工程施工纠纷已具备先行判决的条件,人民法院先行判决确认合同解除,具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
其一,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已符合合同解除的实质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案涉工程长期停工,双方当事人矛盾较大且均向对方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表明双方均不具有继续履行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意愿,合同解除条件已经成就。该部分诉讼请求事实清楚,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的先行判决的条件。
其二,该部分诉讼请求与其他争议相对独立。先行判决适用的对象仍应当限定为相对独立的诉请,以避免后续争议审理对先行判决结果产生影响。本案中,先行判决解除合同,不影响双方当事人对案涉工程施工量进行统计确认、对施工现场剩余材料物品进行清点确认,也不影响因先行判决解除合同可能产生的违约责任、结算和清理等问题的另行处理。
其三,本案先行判决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案涉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发包方与承包方发生纠纷,导致案涉项目长期停工,合同陷入履行僵局。双方当事人对于工程款数额、施工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及合同解除的违约责任等事实争议较大,短期内无法审结,如不先行判决解除合同,后续施工将难以顺利开展,开发建设的房屋无法按期交付,进而损害购房者权益。为尽快完成场地交接,推进工程复工续建,避免双方当事人的损失持续扩大,本案应先行判决确认合同解除。
其四,民法典第五百五十八条规定:“债权债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等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协助等义务。”在双方合同解除的情况下,施工人应当将其施工完成的工程所对应的施工资料及与工程竣工验收相关资料移交给建设单位,并负有协助办理有关手续的合同附随义务。
综上,法院依法判决解除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同时判令广某建设公司向中某房地产公司移交相关施工资料及与工程竣工验收相关的资料,并协助中某房地产公司办理施工许可证注销手续。
裁判要旨
针对工程长期停工、双方当事人争议频发、合同履行陷入僵局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的规定,审查诉讼请求是否具备事实清楚、诉请可分、需求紧迫等先行判决的条件,通过先行判决解决已经查明事实的争议问题,及时确认合同解除,并判决施工方移交施工资料、配合办理施工许可证注销手续,固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避免双方当事人的损失持续扩大。对于合同解除后的违约责任认定及其他工程款结算等问题,在查明全部事实后另行处理。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5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年修正)第156条
一审: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苏03民初224号民事判决(2024年8月15日)
二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4)苏民终1603号民事判决(2025年1月1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张某光诉鹰潭丰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取回权纠纷案
2025-08-2-296-002 · (2022)赣06破申6号 · 2025
民事 债权转让 取回权 破产程序 代偿物 特定化
裁判要旨: 1.债权转让未通知债务人的,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但不影响债权转让本身效力,因此,破产人在裁定受理破产前将自己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他人,且不属于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可撤销情形的,即便未通知债务人,该债权也已归该他人享有,不能作为破产人的破产财产进行分配。 2.因债权转让未通知债务人,也未向执行法院申请变更执行主体,破产人仍以债权人身份在执行程序中获得执行款,债权因此而消灭的,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执行款为债权的代偿物;对于破产人实际占有的且能与破产人财产相区分的代偿物,债权受让人主张对其行使取回权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持。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债权转让/取回权/破产程序/代偿物/特定化
基本案情
2022年10月8日,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鹰潭中院)作出(2022)赣06破申6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案外人叶某强等债权人对被告鹰潭丰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某建设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债权申报期间,张某光以其作为实际施工人对宁波天某消防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某器材公司)向丰某建设公司支付的工程价款享有优先权为由,向丰某建设公司破产管理人申报优先债权人民币1142604.28元(币种下同)。
2023年2月6日,丰某建设公司破产管理人作出《债权审查认定结果通知书》,认定张某光申报的有效债权数额为1142411.56元,债权性质为普通债权。张某光就此提出异议。管理人核查后认为张某光的相关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张某光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确认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浙02民终1391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宁波中院1391号民事判决)确定的由宁波某器材公司向丰某建设公司支付的工程款163000元及利息1050000元归张某光所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6月,张某光与丰某建设公司签订《工程项目内部管理承包协议书》,约定张某光作为内部承包责任人,承包宁波某器材公司厂房的工程施工。同年12月,丰某建设公司与宁波某器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宁波某器材公司的厂房由丰某建设公司施工建设。2013年8月9日,该工程竣工验收完成。因工程款未获给付,张某光遂以丰某建设公司名义起诉,要求宁波某器材公司支付工程款。为便于张某光起诉,丰某建设公司于2019年10月31日出具《证明》,载明:“本公司承建的宁波某器材公司厂房工程,实际施工人是张某光,根据本公司与宁波某器材公司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和补充协议约定的权利和义务亦均由张某光享有和承担。”2021年9月2日,宁波中院作出1391号民事判决:宁波某器材公司支付丰某建设公司工程款163032元、利息964019元等。后该案进入执行程序,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象山法院)立(2022)浙0225执79号案执行。
2022年2月28日,象山法院确认其执行账户收到宁波某器材公司支付丰某建设公司执行款共1090944元。4月28日,象山法院作出结案通知书,明确宁波某器材公司已履行完毕宁波中院1391号民事判决确定的支付工程款的义务,(2022)浙0225执79号案执行完毕。8月9日,象山法院从该1090944元执行款中划转200000元给丰某建设公司在其他执行案件中的债权人。至此,丰某建设公司在象山法院未领取的执行款为890944元。
鹰潭中院于2022年10月8日裁定受理丰某建设公司破产案件后,象山法院分别于2022年10月31日向丰某建设公司象山分公司账户汇入50944元,于2022年12月23日向丰某建设公司管理人账户汇入840000元,两笔汇款均附言“(2022)浙0225执79号”。对此,丰某建设公司提交《说明》称:“丰某建设公司象山分公司收到了宁波某器材公司执行款50944元,在丰某建设公司破产程序第一次破产财产分配时,对该款已予以扣除。因此,丰某建设公司管理人实际收到宁波某器材公司执行款共计890944元(840000元+50944元)”。
另查明,2021年9月15日,丰某建设公司与张某光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丰某建设公司将宁波中院1391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工程款债权全部转让给张某光享有,但债权转让未通知宁波某器材公司,张某光亦未依据《债权转让协议》向象山法院申请变更自己为申请执行人。丰某建设公司及其象山分公司于2022年10月24日在某银行活期存款明细账户上盖章确认的备注内容为:“兹有我司在象山法院(2022)浙0225执79号案件中的执行款项打入丰某建设公司象山分公司的账号上,并由实际施工承包人张某光优先领取”。
2023年7月12日,本案一审法院鹰潭中院作出(2023)赣06民初9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张某光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张某光提起上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西高院)于2023年11月20日作出(2023)赣民终39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宣判后,张某光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24日作出(2025)最高法民再200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江西高院(2023)赣民终398号民事判决、鹰潭中院(2023)赣06民初9号民事判决;二、丰某建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张某光890944元;三、驳回张某光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张某光能否就案涉款项主张取回权,以及如果可以主张,可取回款项的具体数额应如何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但是,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该条规定,取回权的对象为“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无论破产申请受理前还是受理后,债务人无合法依据占有权利人财产的,均应返还给权利人。
本案中,宁波中院民终1391号民事判决已确定丰某建设公司对宁波某器材公司享有相应的工程款债权。因为案涉工程系由张某光实际施工,为使张某光实际受偿,丰某建设公司在鹰潭中院受理其破产案件之前,已将其对宁波某器材公司的建设工程债权转让给张某光。该债权转让虽未通知宁波某器材公司,但在丰某建设公司与张某光之间,债权转让行为已生效,工程款债权已归属于张某光;且转让时间超出丰某建设公司破产受理前一年,不属于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可撤销范围。因工程款债权已不属于丰某建设公司,破产程序中不能作为丰某建设公司的破产财产进行分配。
但是,因债权转让未通知宁波某器材公司,对宁波某器材公司不发生效力,其可以继续向丰某建设公司清偿;张某光亦未向象山法院申请变更自己为申请执行人,象山法院亦继续将丰某建设公司作为(2022)浙0225执79号执行案的申请执行人。象山法院从宁波某器材公司执行到1090944元款项后,确认宁波中院民终1391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工程款支付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在此情况下,工程款债权因清偿而归于消灭,债权受让人张某光的权益转化为象山法院执行账户中的执行款。该执行款扣除丰某建设公司另案债权人受偿的200000元后,剩余890944元中的50944元转入丰某建设公司象山分公司账户、840000元转入丰某建设公司管理人账户,最终由丰某建设公司管理人接管。虽然上述账户并非受偿工程款债权的特定账户,但从银行转账交易附言能够证明,相关款项系象山法院(2022)浙0225执79号案的执行款,与丰某建设公司及其管理人账户的其他款项在来源上可区分,具有可识别性和特定性,且接管后一直留存于管理人账户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债务人占有的他人财产毁损、灭失,因此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代偿物尚未交付给债务人,或者代偿物虽已交付给债务人但能与债务人财产予以区分的,权利人主张取回就此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代偿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在张某光受让的债权因执行清偿而消灭,作为该债权代偿物的执行款虽已交付给丰某建设公司但能与该公司财产相区分的情况下,张某光可以对该执行款主张取回权。
关于张某光可取回款项的数额,鉴于象山法院已明确丰某建设公司应领取的执行款为1090944元,故张某光基于债权受让可行使取回权的范围亦应以1090944元为限。由于债权转让未通知宁波某器材公司,张某光亦未申请变更为申请执行人,因此对于法院划转其中200000元执行款给丰某建设公司其他债权人,导致案涉执行款减少的不利后果应当由张某光承担。
综上,对于破产受理后象山法院汇入丰某建设公司象山分公司、丰某建设公司管理人两个账户的总计890944元款项,张某光可以行使取回权。
裁判要旨
1.债权转让未通知债务人的,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但不影响债权转让本身效力,因此,破产人在裁定受理破产前将自己享有的债权转让给他人,且不属于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可撤销情形的,即便未通知债务人,该债权也已归该他人享有,不能作为破产人的破产财产进行分配。
2.因债权转让未通知债务人,也未向执行法院申请变更执行主体,破产人仍以债权人身份在执行程序中获得执行款,债权因此而消灭的,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执行款为债权的代偿物;对于破产人实际占有的且能与破产人财产相区分的代偿物,债权受让人主张对其行使取回权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31条、32条、3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法释〔2013〕22号,2020年修正)第32条
一审:江西省鹰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赣06民初9号民事判决(2023年7月12日)
二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赣民终398号民事判决(2023年11月20日)
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4)最高法民申5号民事裁定(2025年4月24日)
再审判决:最高人民法院(2025)最高法民再200号民事判决(2025年6月2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沈阳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北京某城建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25-16-2-115-001 · (2018)辽民初46号 · 2025
民事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合同僵局 违约方 解除合同 不宜强制履行 法官释明
裁判要旨: 在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情况下,原则上违约方不享有单方解除的权利。但是对于一些不适宜强制履行的合同,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避免陷入合同僵局,对双方产生不利影响,人民法院可依照违约方诉请判令解除合同。至于合同解除后的损失赔偿、违约责任承担问题,法院应向当事人释明,切实保障守约方的合法权益。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僵局/违约方/解除合同/不宜强制履行/法官释明
基本案情
沈阳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某地产公司,发包方)与北京某城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某城建公司,承包方)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其补充协议约定采用的FIDIC施工合同条件第15.5项约定:“雇主应有权为其便利在任何时候,通过向承包商发出终止通知,终止合同。此项终止应在承包商收到该通知或雇主退回履约担保两者中较晚的日期后第28天生效。雇主不应为了要自己实施或安排另外的承包商实施工程,而根据本款终止合同。”案涉工程在施工之前,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沈阳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请项目单位进一步落实土地、规划等相关手续。如建设规模、内容等发生变化,应重新办理核准手续。
2012年9月25日,被告北京某城建公司进场施工。后工程已完成到T3、T4正负零、T5主体框架地上十层。2014年9月,工程停工。对于停工原因,北京某城建公司主张系对方未足额支付工程进度款;沈阳某地产公司主张系根据工程实际需要下达的停工指令。2017年4月26日,沈阳某地产公司发出解除合同函。同年5月3日,北京某城建公司回函不同意解除合同。2018年,沈阳某地产公司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判令北京某城建公司撤场、返还工地、移交施工资料。一审庭审结束后,沈阳某地产公司提交《情况说明》称,如果认定合同无效依据不充分,可认定合同有效并判决解除合同。至今,案涉工程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也没有复工。而且双方当事人就案涉合同履行发生争议,形成多起诉讼。除本案外,另有两个案件。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8日作出(2018)辽民初46号民事判决:一、解除沈阳某地产公司与北京某城建公司签订的沈阳某某广场T3-T5及S3楼工程的《总承包工程合同文件》及全部补充协议、附件;二、北京某城建公司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将施工人员、施工设备撤出施工场地,将施工场地移交给沈阳某地产公司;三、北京某城建公司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将案涉工程的全部施工资料移交给沈阳某地产公司;四、驳回沈阳某地产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北京某城建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6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终695号民事判决:一、撤销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辽民初46号民事判决;二、改判驳回沈阳某地产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沈阳某地产公司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6日作出(2022)最高法民申523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本院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6日作出(2023)最高法民再222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终695号民事判决;二、维持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辽民初46号民事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中,原告沈阳某地产公司虽不同意继续合作或由被告北京某城建公司继续施工,但并无放弃项目的打算。如果项目继续推进且北京某城建公司退场,则将来势必“自己实施或安排另外的承包商实施工程”。因此,沈阳某地产公司援引案涉合同采用的《FIDIC施工合同条件》第15.5项而主张解除合同,理由不能成立。
案涉工程至今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且原告沈阳某地产公司确实存在资金困难等客观情况,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已确定不能不作调整地继续履行。沈阳某地产公司也完全没有继续履行合同的意愿,其早在2017年4月26日就向北京某城建公司发出解除合同函,明确表示不再继续履行案涉合同。虽然被告北京某城建公司也提交了案涉合同有效的相关证据,证明沈阳某地产公司一直积极推动项目复工复产和调整项目规划、重新设计改造,但因双方产生纠纷,矛盾较大,无法缓和,造成案涉工程停工多年,双方都有损失,且双方为案涉工程提起多个诉讼,已不可能顺利地继续合作。因此,沈阳某地产公司主张双方丧失合作基础、难以实现合同目的,其以此为由请求解除合同,可予以支持。案涉合同属于“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的情形。原一审判决为防止损失继续扩大,本着尊重现实的态度,从有利于双方当事人利益的角度出发,认定案涉合同及全部补充协议、附件应予解除,并无不当,且可以减少资源消耗、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维护实质正义,应予维持。原二审判决认定案涉合同不得解除,不但不能彻底化解双方当事人之间已经存在的矛盾,且难以避免继续履行中发生新的纠纷,确有不当,再审应予纠正。对于沈阳某地产公司请求解除合同而给北京某城建公司造成的损失,北京某城建公司可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有关欠付工程款的纠纷案件中,一并提出赔偿请求。
裁判要旨
在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情况下,原则上违约方不享有单方解除的权利。但是对于一些不适宜强制履行的合同,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为避免陷入合同僵局,对双方产生不利影响,人民法院可依照违约方诉请判令解除合同。至于合同解除后的损失赔偿、违约责任承担问题,法院应向当事人释明,切实保障守约方的合法权益。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3条、第580条
一审: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辽民初46号民事判决(2020年12月8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终695号民事判决(2021年12月16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申523号民事裁定(2023年8月16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民再222号民事判决(2024年3月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江西省伍某集装箱有限公司诉广东创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2025-01-2-114-001 · (2024)赣1127民初2091号 · 2025
民事 承揽合同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集装箱 配套服务 活动板房 合同性质 专属管辖
裁判要旨: 装配式集装箱买卖合同属于承揽合同,安装后形成的活动板房有别于不动产工程项目,因合同履行产生的争议纠纷,不适用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规定。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承揽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集装箱/配套服务/活动板房/合同性质/专属管辖
基本案情
2023年11月25日,江西省伍某集装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伍某公司)与广东创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某公司)签订《集装箱买卖合同》,约定伍某公司向创某公司提供装配式集装箱、相应配件及运输安装等配套服务,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543128元(币种下同),安装地点湖南省宁远县。付款方式为创某公司在2023年11月25日前支付总货款的10%,安装完毕经双方验收合格后三天内支付总货款的40%,剩余50%的尾款在2024年2月8日前付清。合同还约定,本合同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应提交伍某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处理。伍某公司住所地位于江西省余干县。同年12月18日,创某公司与伍某公司共同对《集装箱买卖合同》项下集装箱进行合格验收,并签署《施工现场装配式集装箱活动板房验收表》。因创某公司仅支付首期货款,第二期货款及尾款共计488815.2元未支付。伍某公司遂向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创某公司立即支付货款488815.2元及滞纳金等。
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法院认为,案涉《集装箱买卖合同》名为买卖合同,但是合同约定伍某公司的主要义务是为创某公司建造集装箱房屋,故该合同实质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由应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应当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合同所涉集装箱房屋安装地点为湖南省宁远县,故本案应由湖南省宁远县人民法院管辖。
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7日作出(2024)赣1127民初2091号民事裁定:本案移送湖南省宁远县人民法院处理。湖南省宁远县人民法院认为移送不当,层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商未果,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14日作出(2025)最高法民辖35号民事裁定:一、撤销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法院(2024)赣1127民初2091号民事裁定;二、本案由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法院审理。
裁判理由
根据合同约定等事实可以认定,案涉纠纷不属于买卖合同纠纷,本案存在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案涉纠纷属于承揽合同纠纷还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以及相应的管辖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七章 承揽合同”章中的第七百七十条第一款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第十八章 建设工程合同”章中的第七百九十五条规定:“施工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工程范围、建设工期、中间交工工程的开工和竣工时间、工程质量、工程造价、技术资料交付时间、材料和设备供应责任、拨款和结算、竣工验收、质量保修范围和质量保证期、相互协作等条款。”本案中,伍某公司与创某公司签订《集装箱买卖合同》约定,伍某公司向创某公司提供装配式集装箱、相应配件及运输、安装等配套服务,合同内容有别于一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所必备的条款;案涉集装箱本身系动产,经装配后形成的活动板房亦有别于一般建设工程,故案涉合同本质属于承揽合同,承揽人伍某公司交付定作物后,因请求定作人创某公司支付报酬产生争议,应当属于承揽合同纠纷,而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承揽合同纠纷适用一般管辖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年修正)第三十五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案涉《集装箱买卖合同》约定:在合同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应提交伍某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该约定不违反民事诉讼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合法有效。伍某公司住所地位于江西省余干县,故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最高人民法院遂依法指定该院审理本案。
裁判要旨
装配式集装箱买卖合同属于承揽合同,安装后形成的活动板房有别于不动产工程项目,因合同履行产生的争议纠纷,不适用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规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7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年修正)第35条
其他审理程序: 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法院(2024)赣1127民初2091号民事裁定(2024年6月17日)
其他审理程序:最高人民法院(2025)最高法民辖35号民事裁定(2025年6月1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刘某慧诉颜某婷排除妨害纠纷案
2025-07-2-039-001 · (2023)鲁1322民初7167号 · 2025
民事 排除妨害 专有部分 共有部分 飘窗顶板合理使用
裁判要旨: 1.飘窗顶板上表面作为建筑物外墙,属于业主共有部分,业主均可依合理使用原则使用。业主主张其为自己专有部分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2.业主对共有部分的使用是否属于合理使用,可结合小区相关物业管理规定、小区内业已形成的相关秩序和小区业主的普遍习惯等综合认定;业主违反合理使用原则使用共有部分,妨碍其他业主合理使用的,对该其他业主提出的排除妨害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排除妨害/专有部分/共有部分/飘窗顶板合理使用
基本案情
原告刘某慧与被告颜某婷是上下楼邻居,分别是某小区某单元201室和101室的业主。101室业主颜某婷在安装空调外机时,将两台空调外机安装在其飘窗顶板(各户飘窗为开发商统一设计、施工)上,后201室业主刘某慧亦安装空调,认为上述机位应归自家使用。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颜某婷将两台空调外机移走,不再妨害其安装空调外机。被告颜某婷辩称:房屋是个人购置的私有财产,包括飘窗顶板在内的整个飘窗属于业主购置的房屋的一部分,为业主专有,故其在自家飘窗顶板上放置空调外机,任何人无权干涉。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小区物业曾在业主群发布《某小区关于空调外机位规范使用通告》(以下简称《通告》)一份,其中载明:“本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针对业主合理、有序摆放空调外机作出如下管理规定:……2、鉴于房地产开发商设计及空调正常安装要求,客厅和主卧空调外机一并安装在本层飘窗下方的室外机位置上,即上一层住户空调外机须安装在下一层住户飘窗顶板上面。”另查明,该小区多数住户客厅及主卧的空调外机均安放在下一楼层住户飘窗的顶板上,部分一楼住户,即使自家飘窗顶板上机位闲置,也将自家空调外机安装在一楼地面。
山东省郯城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0日作出民事判决:被告颜某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安装在一楼飘窗顶板上的两台空调外机自行移除,并不得妨害原告刘某慧今后在该位置安装空调外机。宣判后,颜某婷未提起上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其主动将涉案的两台空调外机全部移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飘窗顶板上表面应认定为建筑物的专有部分,还是共有部分;二是楼下业主将空调外机安装在其飘窗顶板上,是否侵害了楼上业主的合法权益。
一、飘窗顶板上表面是建筑物的专有部分还是共有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现代小区住宅楼一般为多层建筑,区隔各专有部分以及专有部分与共有部分的墙壁(共同墙壁)、天花板、地板等均有一定的厚度,这就产生了各专有部分、专有部分与共有部分的分界线究竟是在厚度的中心(壁心),还是厚度的内表面等争议,由此形成了壁心说、空间说、最后粉刷表层说等多种分界线认定标准。但是,不管哪种分界线认定标准,均不将建筑物外墙作为业主的专有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亦对此作出明确,该条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共有部分外,建筑区划内的以下部分,也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二编第六章所称的共有部分:(一)建筑物的基础、承重结构、外墙、屋顶等基本结构部分,通道、楼梯、大堂等公共通行部分,消防、公共照明等附属设施、设备,避难层、设备层或者设备间等结构部分……”。
本案中,101室的飘窗作为住宅的组成部分,业主颜某婷对其享有专有权,但是该专有权并不包括飘窗顶板上表面,原因在于该上表面属于建筑物外墙,系业主共有部分。颜某婷主张该飘窗顶板上表面为个人专有部分,以排除其他业主共同使用,于法无据,依法不应得到支持。
二、楼下业主占用飘窗顶板上表面是否侵害了楼上业主的合法权益
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义务。”据此,业主均有对共有部分的使用权,但须依合理使用原则使用。民法典第九百四十二条规定:“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小区空调外机的安装位置及安放秩序,关系到建筑物共有部分的合理使用和正常维护,也关系到小区邻里之间的和睦与团结,属于物业公司的管理职责范围。故对于业主使用建筑物共有部分安装空调外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可结合物业公司的相关规定及小区内业已形成的相关秩序、小区业主的普遍习惯等来作判断。
本案中,小区物业公司结合开发商设计及空调正常安装需要,作出了“上一层住户空调外机须安装在下一层住户飘窗顶板上面”的管理规定,且小区多数业主均接受该管理规定,照此安装空调外机,形成了小区规范有序的空调外机安装秩序。颜某婷因将自家飘窗顶板上表面错误认作自己专有部分,不顾小区已有的安装规定与秩序,将两台空调外机放置于自家住宅飘窗顶板上,显然属于不合理使用共有部分,其导致作为二楼业主的刘某慧无处安放自家空调外机,妨害了刘某慧合理使用共有部分的权利。故颜某婷应移除安装在自家飘窗顶板上的空调外机。
裁判要旨
1.飘窗顶板上表面作为建筑物外墙,属于业主共有部分,业主均可依合理使用原则使用。业主主张其为自己专有部分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2.业主对共有部分的使用是否属于合理使用,可结合小区相关物业管理规定、小区内业已形成的相关秩序和小区业主的普遍习惯等综合认定;业主违反合理使用原则使用共有部分,妨碍其他业主合理使用的,对该其他业主提出的排除妨害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36条、第271条、第94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3条
一审:山东省郯城县人民法院(2023)鲁1322民初7167号民事判决(2023年9月2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张某甲、张某乙诉章某、高某相邻关系纠纷案
2025-07-2-053-001 · (2023)京0105民初22048号 · 2025
民事 相邻关系 房屋改造 住宅设计规范 公序良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裁判要旨: 业主有权改造房屋,但不得违反相关强制性规定,不得影响相邻权利人的正常生产生活。高楼住户改造房屋后将自家卫生间布局在下层住户的厨房之上,既违反强制性规范,也有悖于公序良俗。下层住户请求侵权人恢复原状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相邻关系/房屋改造/住宅设计规范/公序良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基本案情
张某乙为202号房屋的产权人,张某甲为张某乙之父,二人居住使用202号房屋。高某为302号房的产权人,章某为高某之妻,二人居住使用302号房屋,该房屋系高某在2019年购买的二手房。张某甲、张某乙因章某、高某将302号房屋的厨房改为厕所,影响其对202号房屋的使用诉至法院。
原告张某甲、张某乙诉称,因其房屋厨房天花板处漏水,其到楼上302号房屋查看后发现对方改变了房屋原户型,将原有厨房和卫生间区域调换,擅自改变房屋的使用功能。请求法院判令章某、高某将302号房屋的卫生间、厨房恢复到原设计位置。
被告章某、高某辩称:该房屋所在小区属于老旧小区,房屋布局不合理,原房主在出售该房前即将302号房屋改装为现状,被告居住使用后未对房屋进行改装。302号房屋的卫生间并未正对对方的厨房,只是发生了面积约1平方米的重合,且该重合的区域并非厨房的功能区,卫生间马桶的下水管道也不与厨房下水互通。
法院经审理查明:302号房屋进门后左手的墙与垭口没有发生变动,进入垭口后改为一个南北约为253cm、东西宽约244cm的方形客厅,客厅南侧右手边为厨房门,厨房南北长约254cm、东西宽约112cm,灶台在西侧紧贴墙的中间;厨房向南左手墙中部为卫生间的门,卫生间南北长约250cm,东西宽约105cm,马桶在卫生间的东南角;厨房与卫生间为平行,均为长方形,原设计的卫生间位置部分改为客厅,部分改为厨房,原过道改为卫生间的部分面积,即原厨房部分面积改造成卫生间并安放了马桶。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8日作出(2023)京0105民初22048号民事判决:章某、高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将302号房屋的卫生间、厨房的结构恢复原状。一审宣判后,章某、高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2日作出(2023)京03民终1903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房屋改造使其卫生间位于下层住户厨房之上的行为是否侵犯他人相邻权,案涉房屋产权人是否应当恢复原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2011)第5.4.4条规定:“ 卫生间不应直接布置在下层住户的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和餐厅的上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1093号公告明确:“现批准〈住房设计规范〉为国家标准,编号为GB50096-2011,自2012年8月1日起实施,其中第5.1.1、5.3.3、5.4.4......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案中,经法院现场勘验,双方当事人均确认302号房屋原厨房部分面积改造成了卫生间。房屋业主根据自己意愿和生活需要虽有对房屋进行相关改造的自由,但相关改造需在现有住宅设计规范允许范围内进行;居住相邻方应当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按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本案中302号房屋改造系对原房屋住宅结构的变动,客观上形成改造后的卫生间部分区域位于下层住户厨房上层的结果。鉴于卫生间和厨房各自有特殊的功能,《住宅设计规范》对本案情形亦有明确禁止性规定,案涉改造行为既违反强制性规范,也不符合相邻关系处理原则,有悖于公序良俗。作为302房屋的下层住户,张某甲、张某乙认为该房屋改造结果对自己生活造成不便不适,属情理之中,相关主张于法有据。章某、高某提出其卫生间并未直接布置在张某甲、张某乙的厨房上层,而是仅有一平方米的非核心区域重合,该抗辩意见并无法律依据,不能作为违法改造房屋的正当理由。此外,章某、高某虽主张其并非实际改造人,但作为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应当依据相邻关系的相关法律规定先行担责后,再另行向实际改造人等其他责任主体主张权利。综上,法院依法判决章某、高某将302号房屋的卫生间、厨房的结构恢复原状。
裁判要旨
业主有权改造房屋,但不得违反相关强制性规定,不得影响相邻权利人的正常生产生活。高楼住户改造房屋后将自家卫生间布局在下层住户的厨房之上,既违反强制性规范,也有悖于公序良俗。下层住户请求侵权人恢复原状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条、第288条、第289条
一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23)京0105民初22048号民事判决(2023年9月8日)
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3)京03民终19036号民事判决(2023年12月2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新疆海某贸易有限公司诉候某儒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5-07-2-084-003 · (2020)新2924民初1019号 · 2025
民事 买卖合同 所有权保留 远程锁车 合理限度 适当性 损失赔偿
裁判要旨: 当事人在车辆买卖合同中约定所有权保留,买受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出卖人依约采取远程锁车方式,暂时限制买受人使用标的物,意图督促买受人及时按照约定履行分期付款义务,买受人请求出卖人承担锁车期间的营业收入、停车费等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买卖合同/所有权保留/远程锁车/合理限度/适当性/损失赔偿
基本案情
2018年9月,新疆海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某贸易公司)与候某儒签订了一份所有权保留《销售合同》。合同约定:候某儒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价值人民币850000元(币种下同)的挖掘机一台;候某儒在支付完170000元首付款,且余款在30月分期付清后可取得挖掘机所有权……如候某儒未按期支付分期价金,公司可在通知后进行远程遥控锁车。合同签订后,海某贸易公司向候某儒交付挖掘机。候某儒支付了首付款和部分分期货款共计204835元,剩余货款645165元未付。因候某儒未按期付款,海某贸易公司在短信催款提醒后,于2019年10月25日通过远程遥控将挖掘机锁车,并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候某儒支付逾期货款、逾期利息等各类费用859775.3元。候某儒提起反诉,请求判令:海某贸易公司将挖掘机开锁,并赔偿车辆被锁期间的营业损失、停车费等共计703000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雅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31日作出(2020)新2924民初1019号民事判决:一、候某儒向海某贸易公司支付剩余货款及逾期利息等合计716994.27元;二、驳回候某儒的反诉请求。宣判后,候某儒不服,提起上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21日作出(2021)新29民终119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候某儒申请再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8日作出(2023)新民申231号民事裁定:驳回候某儒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海某贸易公司是否应就锁车导致的营业损失、停车费等向候某儒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四十一条第一款沿用)规定:“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买受人未履行支付价款或者其他义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属于出卖人。”据此,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中,出卖人交付标的物后,买受人应当按约及时支付价款,在买受人付清全部价款前,标的物所有权仍属出卖人所有。在该交易场景下,出卖人虽然约定了保留所有权,但其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后,即失去对标的物直接占有和控制,经营风险偏高。故此,当事人在保留所有权买卖合同中往往约定,如买受人未按期付款,出卖人可以采取相关措施对标的物进行控制,以督促买受人按时付款,确保合同能够全面履行,并降低自身所面临的违约损害风险。经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控制措施,根据一般交易观念,未超出合理限度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本案中,海某贸易公司与候某儒签订的案涉《销售合同》,明确约定案涉挖掘机所有权保留条款,如候某儒未按时支付价款,海某贸易公司可在通知后进行远程锁车。海某贸易公司交付案涉挖掘机后,候某儒支付了首付款和部分分期货款204835元,尚有余款645165元未付,违反了《销售合同》约定。海某贸易公司面临合同权益受损风险,经短信催告提醒未果后,按照合同约定采取远程锁车,意图催促候某儒及时履行分期付款义务,从一般交易观念看,并未超过合理限度;而候某儒收到短信提醒后,能够预料到将面临挖掘机被锁风险,可以通过依约付款或者协商方式,避免被远程锁车,进而避免营业损失,或者在知晓将被远程锁车的情况下,及时采取调整订单、调度其他挖掘机进行作业等减损措施,尽量减少自身营业损失。但是候某儒未依约履行付款义务,也未采取减损措施,挖掘机被锁期间的营业损失、停车费等均系其自身违约所致,故应当自行承担相关责任。
裁判要旨
当事人在车辆买卖合同中约定所有权保留,买受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出卖人依约采取远程锁车方式,暂时限制买受人使用标的物,意图督促买受人及时按照约定履行分期付款义务,买受人请求出卖人承担锁车期间的营业收入、停车费等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41条第1款(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34条)
一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雅县人民法院(2020) 新2924民初1019号民事判决(2021年3月31日)
二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21) 新29民终1197号民事判决(2021年8月21日)
再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3) 新民申231号民事裁定(2023年2月2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陆某、张某千诉盐城融某置业有限公司、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5-07-2-091-001 · (2024)苏0902民初3226号 · 2025
民事 房屋买卖合同 商品房销售合同 担保贷款合同 逾期交付 合同解除 法律后果
裁判要旨: 1.商品房出卖人逾期交付房屋,且案涉商品房建设已停工、短期内无交付可能性,买受人购买商品房以及为购买房屋而贷款的合同目的均无法实现。为一揽子解决争议,保证裁判的统一性,买受人主张在同一案件中一并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 合同解除后应当充分考虑贷款购买商品房商业模式下商品房买卖合同和担保贷款合同之间的密切联系、合同主体的缔约地位及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平衡等因素,由商品房出卖人承担已收受的购房贷款、购房款本金及利息的返还责任。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房屋买卖合同/商品房销售合同/担保贷款合同/逾期交付/合同解除/法律后果
基本案情
原告陆某、张某千诉称:2021年12月22日,陆某与被告盐城融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某置业公司)签订房屋认购合同。12月31日,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版),合同约定商品房总购房款为人民币1183680元(币种下同),首付款433680元,剩余房款75万元,由融某置业公司指定陆某、张某千向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以下简称某银行盐城分行)贷款,以按揭方式支付房款。合同签订后,陆某、张某千向融某置业公司支付首付款433680元。2022年2月21日,陆某、张某千、融某置业公司与某银行盐城分行签署《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约定陆某、张某千作为借款人向某银行盐城分行借款75万元用于支付房款,融某置业公司作为保证人承担担保责任。3月23日,该笔借款由某银行盐城分行转入融某置业公司账户。陆某、张某千按月偿还按揭贷款,截至2024年3月26日已支付贷款本金及利息190430.39元,但融某置业公司仍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交房义务,逾期交房已超过4个月,融某置业公司称已无法向陆某、张某千交付房屋。故原告陆某、张某千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解除原告陆某、张某千与被告融某置业公司签订的《房屋认购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版)以及原告陆某、张某千与被告某银行盐城分行签订的《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2.被告融某置业公司返还某银行盐城分行剩余银行贷款本金及利息,原告陆某、张某千不承担返还剩余贷款本息的责任;3.被告融某置业公司返还原告陆某、张某千首付款433680元及利息;4.被告融某置业公司向原告陆某、张某千支付违约金11836.8元;5.被告融某置业公司向原告陆某、张某千支付已还银行贷款及利息190430.39元。
被告融某置业公司辩称:案涉住宅项目停工,在短期内无法向陆某、张某千交付。2023年融某置业公司已主动向陆某、张某千提出解除合同,并退还购房款,但陆某、张某千拒绝,故由此产生的贷款利息应当由陆某、张某千自行承担,同时融某置业公司不应当承担合同约定的逾期交付违约金。
被告某银行盐城分行辩称:银行是无过错方,不应承担超过合同约定的风险责任,有权要求借款人和合同担保人偿还剩余贷款本息。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1年12月22日,陆某与融某置业公司签订《房屋认购合同》,约定由陆某预定融某置业公司开发销售的某小区8幢***号房商品房一套,优惠后实际总房款1183680元。陆某向融某置业公司支付定金2万元作为立约担保,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自动转为房款。12月31日,融某置业公司与陆某、张某千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版),合同约定:“某小区8幢***室,总价款为人民币1183680元,按照建筑面积计算,该商品房单价为12000元/㎡……第十一条:交付时间和手续。出卖人应当在2023年12月30日前向买受人交付该商品房。出卖人应当在交付日期届满前10日(不少于10日)将查验房屋的时间、办理交付手续的时间地点以及应当携带的证件材料的通知书面送达买受人。第十二条:逾期交付责任。1.逾期在30日之内,自约定的交付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出卖人按日计算向买受人支付全部房价款万分之0.5的违约金。2.逾期超过30日后,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买受人解除合同的,应当书面通知出卖人。出卖人应当自解除合同通知送达之日起15日内返还买受人已付全部房款(含已付贷款部分)。出卖人按照全部房价款1%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
2022年2月8日,融某置业公司向陆某、张某千开具433680元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载明系某小区预收购房款。2月21日,陆某(借款人)与某银行盐城分行签订《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合同载明:“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的申请,同意向其发放个人一手住房购置贷款,金额为75万元。合同项下贷款用于购买某小区8幢***室,贷款期限为120个月,实际放款日与到期日以借款凭证为准……”张某千作为共同借款人签字,融某置业公司作为保证人签字盖章。
2022年4月20日至2024年3月26日,陆某已向某银行盐城分行支付个人一手住房购置贷款本金及利息合计190430.39元。陆某、张某千起诉时,案涉商品房建设工程已停工数月,短期内无复工可能性。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4日作出(2024)苏0902民初3226号民事判决:一、原告陆某与被告融某置业公司签订的《房屋认购合同》于2024年5月30日解除;原告陆某、张某千与被告融某置业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版)于2024年5月30日解除;二、原告陆某与被告某银行盐城分行签订的《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于2024年5月30日解除;三、被告融某置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某银行盐城分行剩余贷款本金及利息;四、被告融某置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陆某、张某千支付购房首付款433680元及利息(以433680元为基数,自2022年2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五、被告融某置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陆某、张某千支付已还2022年4月20日至2024年3月26日某银行盐城分行贷款本金及利息190427.08元;六、被告融某置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陆某、张某千支付违约金11836.8元;七、驳回原告陆某、张某千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某银行盐城分行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30日作出(2024)苏09民终478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否解除;二是案涉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应否一并解除;三是案涉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应如何确定。
一、关于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否解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商品房建设工程长时间停工,商品房出卖人逾期交付房屋且短期内无交付房屋可能性的情况下,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买受人有权主张解除合同。本案中,根据商品房买卖双方的合同约定,融某置业公司应于2023年12月30日前向陆某、张某千交付房屋,但该房屋于2024年4月15日诉讼发生时尚未建成交付,且案涉商品房建设工程已经长时间停工,在短期内无交付可能性,陆某、张某千作为守约方有权解除《房屋认购合同》及《商品房买卖合同》。
二、关于案涉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应否一并解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因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应予支持。”据此,商品房买卖合同与担保贷款合同系相互独立但又紧密联系,两份合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商品房买卖交易整体。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后,购房人订立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合同目的不复存在,此时继续要求购房人履行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对购房人不公平。商品房买卖合同被解除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纠纷往往相伴而生,为一揽子解决争议,保证裁判的统一性,根据当事人诉请,人民法院应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与担保贷款合同纠纷纳入同一案件中予以解决本案中,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的情况下,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目的已无法实现,应当一并解除,故对陆某、张某千主张解除与某银行盐城分行签订的《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三、关于案涉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应如何确定
《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后,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也被解除的,出卖人应当将收受的购房贷款和购房款的本金及利息分别返还担保权人和买受人。”据此,合同解除后,商品房出卖人应按约将购房首付款和已支付的贷款本息返还给买受人并赔偿买受人支付首付款所产生的利息损失,同时承担剩余贷款本金及利息的返还责任。本案中,《商品房买卖合同》《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解除系因融某置业公司不能按期交付房屋所致,故融某置业公司应当向购房人返还已收受的购房款、已支付的贷款本息,并承担赔偿购房人支付购房款的利息损失及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关于剩余贷款的返还责任,在购房人对合同解除并无过错且未能实际取得房屋,而出卖人既未交付房屋,又长期占有贷款本金的情况下,仍要求购房人对剩余贷款承担返还责任,权利义务明显失衡,故应当由商品房出卖人融某置业公司向某银行盐城分行承担剩余贷款的返还责任。
综上,法院依法判决解除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和担保贷款合同,并判令融某置业公司承担已收受购房款本金、贷款及相关利息的返还责任。
裁判要旨
1.商品房出卖人逾期交付房屋,且案涉商品房建设已停工、短期内无交付可能性,买受人购买商品房以及为购买房屋而贷款的合同目的均无法实现。为一揽子解决争议,保证裁判的统一性,买受人主张在同一案件中一并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 合同解除后应当充分考虑贷款购买商品房商业模式下商品房买卖合同和担保贷款合同之间的密切联系、合同主体的缔约地位及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平衡等因素,由商品房出卖人承担已收受的购房贷款、购房款本金及利息的返还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5条、第566条、第577条、第58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7号,2020年修正)第20条、第21条
一审: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2024)苏0902民初3226号民事判决(2024年6月24日)
二审: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苏09民终4784号民事判决(2024年10月3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北京某至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诉北京某锦宾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2025-07-2-111-001 · (2020)京0102民初17376号 · 2025
民事 租赁合同 优先承租权 通知义务 同等条件
裁判要旨: 1.出租人有继续出租房屋的意愿,且与第三人确定了租赁合同的内容,出租人应当将相关内容向承租人全面、不迟延地通知,保障承租人能够行使民法典第七百三十四条规定的优先承租权。 2.租赁期限届满,承租人优先承租所依据的“同等条件”应限定为租赁物的用途、租金、租赁期限、支付期限和方式等可直接影响出租人在租赁合同中可获利益的关键要素。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租赁合同/优先承租权/通知义务/同等条件
基本案情
原告(反诉被告、上诉人)北京某至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某至公司)诉称:某至公司与北京某锦宾馆(以下简称某锦宾馆)所签《房屋租赁合同》于2019年11月30日租赁期限届满,某至公司也向某锦宾馆出具《租赁合同到期通知书》,明确不再续约,但某锦宾馆一直占用案涉房屋未返还。2020年1月2日,某至公司与案外人北京某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聚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将案涉房屋租与该公司。现请求法院判令:确认某至公司与某锦宾馆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19年12月1日终止,由某锦宾馆腾退案涉房屋并交还于某至公司等。
被告(反诉原告、被上诉人)某锦宾馆辩称:1.《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了某锦宾馆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承租权。某锦宾馆在合同到期前提出了续租申请,且某至公司也有继续出租的意愿。2.某锦宾馆在获知某至公司将案涉房屋出租给某聚公司及知晓相关的租赁条款后,即通知某至公司要求按照其与某聚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行使优先承租权,续签下一期租赁合同。3.某锦宾馆长期使用案涉房屋进行经营,经营状态稳定。
某锦宾馆提出反诉请求:请求判令按照某至公司与某聚公司签订的《整体租赁类合同》的条件行使优先承租权。
某至公司针对某锦宾馆的反诉辩称:1.某至公司与某锦宾馆就续签合同进行洽商时已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告知其续约单价过低且有意向客户在进行同样的招商,保障了某锦宾馆的优先承租权。2.案涉合同未约定某至公司需要向某锦公司告知其他商户的报价,相关法律、司法解释亦未明确规定告知的内容。3.某锦宾馆提交的租赁意向书在租金及其他多方面不符合“同等条件”这一优先承租权的前提,某锦宾馆的优先承租权已经消灭。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1日,某至公司(甲方、出租方)与某锦宾馆(乙方、承租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北京某胡同房屋出租给乙方作为宾馆使用,租期自2014年12月1日至2019年11月30日,租赁期满前一个月,乙方可提出续租要求,若甲方拟继续出租该房产,且乙方在本合同期内无重大违约行为,则在同等条件下,乙方有权优先获签下一期该房产租赁合同……”
2019年9月至11月期间,某至公司与某锦宾馆就案涉房屋下期租赁事宜进行协商,某锦宾馆向某至公司发送了租赁意向书,意向书明确了租金、租期等意向条款。
2020年1月2日,某至公司与案外人某聚公司就案涉房屋签订《整体租赁类合同》,约定将案涉房屋出租给某聚公司。2020年2月,某至公司发函要求某锦宾馆搬离案涉房屋。
庭审中,某至公司提交公司会议纪要,证明已向某锦宾馆进行了充分说明,某锦宾馆提出的续租单价过低,经讨论未能通过,双方没有达成续租合意。某锦宾馆认为会议纪要系单方制作,且某至公司并未告知其会议具体内容。某至公司为证明某锦宾馆与某聚公司并非同等条件,提交了某聚公司的《租赁意向书》。某锦宾馆对该《租赁意向书》的真实性不认可,主张某至公司没有告知其某聚公司的租赁意向及相应租金标准。
一审审理中,某锦宾馆在证据交换阶段获知某至公司与某聚公司签订的《整体租赁类合同》条款后,向某至公司发送《通知书》,要求按照该合同约定的内容优先承租案涉房屋。
另查明,某聚公司未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也未向某至公司交纳租金。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2日作出(2020)京0102民初17376号民事判决:一、确认某至公司与某锦宾馆于2014年12月1日所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于2019年12月1日终止;二、某锦宾馆按照某至公司与某聚公司签订于2020年1月2日的《整体租赁类合同》所约定的同等条件对北京市某胡同房屋进行承租;三、驳回某至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某至公司、某锦宾馆均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8日作出(2021)京02民终244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租赁期限届满,房屋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承租的权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某锦宾馆对案涉房屋的优先承租权是否消灭,某锦宾馆能否基于优先承租权继续租赁案涉房屋。
法院经审理认为,某锦宾馆对案涉房屋的优先承租权尚未消灭。其一,某至公司有继续出租案涉房屋的意愿,某锦宾馆亦有继续承租的意愿,且某锦宾馆在合同期内无违约行为,在租赁期满前一个月提出续租申请,符合某至公司与某锦宾馆《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优先承租条件。其二,某至公司未充分告知潜在承租信息。某至公司仅告知某锦宾馆其发送的租赁意向书不符合某至公司内部确定的续租条件,但未将是否存在其他洽商中的潜在承租方及与潜在承租方商议确定的租金、租赁期限、租金支付方式等租赁合同应具备的主要条款告知某锦宾馆,并给予某锦宾馆合理期限考虑回复,致使某锦宾馆行使“同等条件”下优先承租权存在明显障碍。其三,某至公司未及时履行告知义务。本案中,某至公司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已在某锦宾馆发出租赁意向书前明确告知与某聚公司商定租赁合同,并将所商条款作为某锦宾馆行使优先承租权的“同等条件”,不能据此得出因租赁意向书不符合约定的“同等条件”导致某锦宾馆的优先承租权消灭。
某锦宾馆在法院组织的证据交换阶段获知某至公司与某聚公司签订的《整体租赁类合同》后,当即同意完全按照该合同约定的条款继续承租案涉房屋。某锦公司在该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承租的权利,对某锦宾馆要求按照某至公司与某聚公司签订的《整体租赁类合同》约定的内容行使优先承租权的反诉请求,依法应予支持。
裁判要旨
1.出租人有继续出租房屋的意愿,且与第三人确定了租赁合同的内容,出租人应当将相关内容向承租人全面、不迟延地通知,保障承租人能够行使民法典第七百三十四条规定的优先承租权。
2.租赁期限届满,承租人优先承租所依据的“同等条件”应限定为租赁物的用途、租金、租赁期限、支付期限和方式等可直接影响出租人在租赁合同中可获利益的关键要素。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9条、第734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
一审: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2民初17376号民事判决(2020年12月22日)
二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2民终2444号民事判决(2021年4月2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涿州某融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某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2025-07-2-483-004 · (2022)京02民初123号 · 2025
民事 合同 强制性规定 立法目的 合同效力
裁判要旨: 1. 对于兼具买卖和承揽特点的投资建房非典型合同,一方当事人以另一方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主张合同无效的,该合同不因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而无效。 2.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强制性规范的立法目的来认定其对具体个案所涉合同效力的影响。通过分析立法目的,强制性规范所规制的对象和场景与特定合同所约定的内容不相同,认定合同有效不会导致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此种情形下即使违反强制性规范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合同/强制性规定/立法目的/合同效力
基本案情
原告涿州某融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融地产公司)诉称:其与被告某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保险销售公司)签订《回购协议》,约定某融地产公司为某保险销售公司投资建设某总部基地项目(以下简称案涉项目),房屋建成后,由某保险销售公司回购案涉房屋。房屋结构验收后,某融地产公司依约要求某保险销售公司按合同约定履行支付回购款的义务,某保险销售公司拒绝。某融地产公司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某保险销售公司履行《回购协议》,向原告某融地产公司支付回购款人民币8000万元(币种下同);2.被告某保险销售公司向原告某融地产公司支付延期付款违约金6808万元,并以8000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标准自2020年1月1日计算至给付之日。
被告某保险销售公司辩称:双方系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回购协议》签署时,某融地产公司未取得预售许可证明,至本案诉讼时也没有取得案涉楼房预售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7号,以下简称《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回购协议》应当认定无效。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6月29日,案外人某管委会与某保险销售公司签订协议,约定某保险销售公司在某管委会规划区内投资建设案涉项目。同年11月2日,某保险销售公司出资1000万元,通过关联公司某创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创富公司)设立某融地产公司,某创富公司持有某融地产公司100%的股权。2012年10月19日,某创富公司将其持有某融地产公司10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案外人刘某、陈某。
2014年1月16日,某融地产公司与某保险销售公司签订了《回购协议》,约定某融地产公司为某保险销售公司投资建设案涉项目,某融地产公司应当按照经某保险销售公司确认的房屋设计图纸建设案涉房屋,房屋建成后由某保险销售公司回购。双方根据房屋建设进度约定了款项支付时间。同日,某保险销售公司出具《确认书》,对该建设项目的建筑施工图进行确认。2015年4月30日,案涉项目完成封顶并进行结构验收。2016年6月23日,某保险销售公司收到某融地产公司关于封顶及结构验收的通知。此外,至本案审理时,某融地产公司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31日作出(2022)京02民初123号民事判决:一、原告某融地产公司与被告某保险销售公司于2014年1月16日签订的《回购协议》有效。二、被告某保险销售公司继续履行《回购协议》,支付某融地产公司回购款8000万元。三、被告某保险销售公司向原告某融地产公司支付延期付款违约金2000万元。四、驳回某融地产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某保险销售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19日作出(2023)京民终94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案涉《回购协议》法律性质的认定;二是某融地产公司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是否影响《回购协议》的法律效力。
一、关于《回购协议》法律性质的问题
《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释》第二条规定:“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该司法解释适用于调整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中,从案涉项目开发过程看,某保险销售公司获得案涉项目的开发资格后,由其关联公司控投的某融地产公司负责项目具体运作。项目运行之初,某保险销售公司与某融地产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但在某融地产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两名自然人股东后,该关联关系解除。根据双方订立《回购协议》的约定,某融地产公司应当按照某保险销售公司的个性化需求建设案涉房屋,具有明显的定制特点。因此,结合《回购协议》的订立背景及权利义务约定的内容,该《回购协议》与具有较强行政干预特点、合同通常为格式条款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同,属于非典型合同,不属于前述司法解释调整的范围,不因违反该司法解释规定而无效。
二、关于未取得房地产预售许可证明是否影响案涉合同效力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规定:“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该条设置预售行政许可的规范目的是通过明确商品房预售交易市场准入资格的要求,确保预售商品房的当事人具备完成商品房开发建设、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义务的能力,以维护商品房预售领域的社会交往秩序,避免对商品房买卖交易领域的市场秩序以及不特定买房人利益等公共利益造成损害。该强制性规定禁止的对象是从事商品房预售交易的特定人。本案中,某融地产公司已经依约完成案涉项目的主体建设,某保险销售公司不能证明某融地产公司不具备继续履行合同的能力或公共利益因此而受到损害。如果某融地产公司存在违规行为,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但无需因此否定《回购协议》的效力。换言之,本案认可《回购协议》的效力,既不影响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上述立法目的的实现,又维护了意思自治、诚实信用的民法基本原则。
综上,某融地产公司未取得预售许可证明不影响案涉合同效力。案涉《回购协议》系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其合法有效,某保险销售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合同义务。
裁判要旨
1. 对于兼具买卖和承揽特点的投资建房非典型合同,一方当事人以另一方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主张合同无效的,该合同不因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而无效。
2.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强制性规范的立法目的来认定其对具体个案所涉合同效力的影响。通过分析立法目的,强制性规范所规制的对象和场景与特定合同所约定的内容不相同,认定合同有效不会导致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此种情形下即使违反强制性规范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7号,2020年修正)第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年修正)第4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http://129.0.1.101/law?fn=chl580s845.txt&dbt=chl" \t "_blank" 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1条
一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2)京02民初123号民事判决(2023年7月31日)
二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京民终948号民事判决(2024年2月1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成某芳、张某斌诉某盈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取回权纠纷案
2025-08-2-296-001 · (2019)川0121民初544号 · 2025
民事 取回权 破产清算 履约保证金 特定化 控制权 实质区别
裁判要旨: 金钱作为一般种类物,若未经特定化,应当适用“占有即所有”原则。对于金钱是否特定化,不能仅以其名为“履约保证金”就加以认定,还应当审查针对该“履约保证金”是否设立专门账户、与其他资金是否独立区分、对履约保证金的控制权等因素,综合判断能否达到与债务人的其他金钱相区别的效果。权利人对破产受理前支付给债务人的并未特定化的履约保证金主张行使取回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取回权/破产清算/履约保证金/特定化/控制权/实质区别
基本案情
2019年1月11日,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受理成某芳、张某斌与某盈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盈旅游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并于同年6月13日作出(2019)川0121民初544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544号民事判决):1.某盈旅游公司支付成某芳、张某斌工程款人民币43911254元(币种下同)、停工损失1240830元;2.某盈旅游公司返还成某芳、张某斌履约保证金2200000元。
2020年12月14日,案外人胡某向法院申请对某盈旅游公司破产清算。2021年1月4日,金堂县人民法院作出(2021)川0121破1号决定,指定某盈旅游公司管理人。3月17日,成某芳、张某斌依据544号民事判决向某盈旅游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5月21日,某盈旅游公司管理人作出《债权申报审查意见表》,将成某芳、张某斌所申报的工程款43911254元确认为建设工程优先债权,停工损失1240830元及履约保证金2200000元为普通债权。2023年1月16日,成某芳、张某斌向某盈旅游公司管理人主张对保证金行使取回权。某盈旅游公司管理人对成某芳、张某斌主张行使取回权不予认可。
成某芳、张某斌遂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成某芳、张某斌对提供给被告某盈旅游公司的履约保证金2200000元享有取回权;2.被告某盈旅游公司从其财产中先行返还原告成某芳、张某斌履约保证金2200000元。被告某盈旅游公司辩称:履约保证金系成某芳、张某斌对某盈旅游公司的债权,并非物权,其主张取回权不应得到支持。
另查明:2012年10月26日,成某芳、张某斌分别向杨某能转款100000元、600000元。成某芳分别于2012年11月9日、2012年11月10日向杨某能转款230000元、270000元。杨某能系某盈旅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余100万元履约保证金由成某芳支付至某盈旅游公司账号为58**0015的账户。
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30日作出(2024)川0121民初374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成某芳、张某斌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成某芳、张某斌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9日作出(2024)川01民终1316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成某芳、张某斌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25年5月16日作出(2025)川民申1207号民事裁定:驳回成某芳、张某斌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法院受理某盈旅游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后,成某芳、张某斌对破产受理前支付给某盈旅游公司的2200000元履约保证金是否享有取回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但是,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债权人行使取回权的前提是其对相应财物享有所有权但该财物为债务人所占有。本案中,案涉履约保证金并未特定化。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案涉履约保证金进入的银行账户并未特定化。案涉履约保证金并非全部支付至某盈旅游公司账户,其中120万元款项转至某盈旅游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能的个人账户,100万元转至某盈旅游公司账户,但该公司账户既用作收取保证金,也用作其他用途,并非保证金专用账户,并不具有特定化的功能。
其二,案涉履约保证金并未特定化。货币特定化意味着其固有的流通功能被一定程度地冻结,但前述银行账户除有履约保证金进出外,还有其他款项进出,账户内资金完全混同,无法区分,无法实现案涉保证金与某盈旅游公司其他货币资金相独立,并未达到特定化标准。
其三,案涉履约保证金汇入某盈旅游公司银行账户后,成某芳、张某斌即丧失了对款项的控制权。资金控制权作为认定货币是否转移占有的标准之一,是所有权行使的重要表征。但是,双方对成某芳、张某斌支付履约保证金后享有的控制权并未作出约定。且从实际管理情况看,案涉履约保证金进入某盈旅游公司银行账户后,该银行账户便由某盈旅游公司实际控制并自由支配,成某芳、张某斌即丧失了对履约保证金的控制权。
其四,案涉履约保证金对应银行电子回单的款项用途虽然备注为“保证金”,且某盈旅游公司在公司账册中作了“保证金”记载,但这仅表明汇款目的和款项用途是为合同履行提供担保,并不当然意味着相应款项已经特定化。成某芳、张某斌仅以案涉履约金系以“保证金”名义支付为由主张款项已经特定化,依据不足。
综上,成某芳、张某斌主张案涉履约保证金已经特定化,所有权尚未转移,其有权行使取回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金钱作为一般种类物,若未经特定化,应当适用“占有即所有”原则。对于金钱是否特定化,不能仅以其名为“履约保证金”就加以认定,还应当审查针对该“履约保证金”是否设立专门账户、与其他资金是否独立区分、对履约保证金的控制权等因素,综合判断能否达到与债务人的其他金钱相区别的效果。权利人对破产受理前支付给债务人的并未特定化的履约保证金主张行使取回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3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第70条
一审: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2024)川0121民初374号民事判决(2024年4月30日)
二审: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川01民终13161号民事判决(2024年8月29日)
再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5)川民申1207号民事裁定(2025年5月1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赵某诉珠海市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2025-10-2-121-001 · (2023)粤0491民初105号 · 2025
民事 物业服务合同 物业管理费 断电 赔偿损失
裁判要旨: 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了物业服务,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业主未及时交纳物业费时,物业公司应当通过合理催告或者诉讼、仲裁等合法方式主张权利。物业服务人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网等手段催交物业费,造成业主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物业服务合同/物业管理费/断电/赔偿损失
基本案情
原告赵某系某小区案涉物业的业主。被告珠海市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物业公司)系物业服务人。2020年8月21日,原告赵某与被告某物业公司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协议》。该合同约定,被告某物业公司提供为原告所在小区物业提供物业管理,服务费标准为5元/月·平方米,按月交纳,原告赵某应于每月10日前缴纳本月物业服务费,被告某物业公司代收代办的费用(如水、电等),业主应按照双方约定或政府规定的费用标准缴纳。 2022年7月5日晚上7点,原告赵某微信告知被告某物业公司管家停电了,管家回复:“是这样的,请尽快补交管理费。”7月6日晚上7时,原告赵某问:“所以现在是否把欠的总电费缴清你们就会把我之前你们昨晚突然停电的单位复电对不对?请确认再给一次总额和缴后多久能来复电?”管家回复:“要全部付清,系统收到两三小时恢复,转完给个记录图我要转给财务系统。”原告问:“你要回复我让我安心有保障才缴费……”管家回复:“是的,要全部数收到才能恢复所有服务。”原告问:“我现在发纪录给你今晚能否复电?”管家回复:“可以,要全数,2个钟左右系统恢复。”晚上8点11分,原告赵某向管家发送缴费凭证,管家回:“上系统,好快。”9点06分,管家:“可以啦,你去看看。”7月7日上午11:30,原告赵某问:”为什么我家电一直在跳?”管家回:“我安排师傅查看,请稍等。”
原告赵某认为,其自房屋交付后至入住前一直按约定支付物业管理费。因被告某物业公司不履行物业管理职责、每月电费畸高极不合常理、公摊水电费分摊不清,原告赵某向被告某物业公司提出质疑,并以暂停支付费用的方式敦促被告履行职责、提供费用明细及水电费抄表资料。但是,被告某物业公司不仅无所作为,还于2022年7月5日未经任何告知对原告赵某住房采取停止供电的极端方式催收物业管理费。为避免损失扩大原告赵某不得不于7月6日晚上付清6—7月物业费及4-5月公摊及水电费,费用结清后被告某物业公司才恢复供电。被告某物业公司粗暴停电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导致原告有家不能住、冰箱内食物全部变质以及向有关部门奔走维权等各项损失。据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某物业公司赔偿原告因擅自停电导致的各项损失。
被告某物业公司辩称:原告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协议内容履行缴纳物业服务费用的义务。原告拒不履行缴纳水电物业服务费的义务,已经构成违约,被告工作人员按照工作惯例进行催缴属于合法行为,被告不存在通过停电方式进行催缴的行为,现原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住房停电与被告之间有关联。被告不存在上述侵权行为,原告主张的损害结果与被告之间无任何因果关系。
另查明,2022年7月19日,珠海市香洲区拱北街道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作出的《关于对赵某信访诉求问题的回复》称:物业服务合同与供水、电、燃气合同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合同,物业服务人并非履行前述供应服务义务的主体,无权擅自停止供应服务,因此,我街物业办已责令某物业公司立即整改,其采取停止供电来催交费用的极端方式,系破坏了公民生存权利,违反了公序良俗,物业服务人应恢复水电供应。综上,你提出的诉求问题,我街物业办除了调查相应的诉求情况外,亦督促某物业公司严格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
广东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30日作出(2023)粤0491民初105号民事判决:一、被告珠海市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赵某赔偿损失人民币1300元;二、驳回原告赵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原告、被告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法释〔2012〕24号,2020年修正)第十七条规定:“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据此,当事人一方港澳居民,人民法院可以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有关规定,确定解决争议的准据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原告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属于涉港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而本案的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在内地,内地与本案有最密切联系,故本案应适用内地法律作为审理本案实体争议的准据法。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恪守。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二:一是原告家中2022年7月5日晚停电是否是被告所为;二是原告主张的损失应否得到支持。
其一,关于焦点一。(1)被告确认在2022年7月5日,案涉物业所在的大厦没有停电,只是原告的家里停电;(2)被告确认原告提交的其与C2栋管家微信聊天的真实性,因此,该微信聊天记录可作为查明确认事实的依据;(3)原告在2022年7月5日停电时即告诉管家,管家回复“请尽快补交管理费”,7月6日晚上7时,原告询问管家是否总电费缴清会复电,管家回:“要全部付清,系统收到两三小时恢复,转完给个记录图我要转给财务系统。”此后原告在8点11分向管家发送缴费凭证,管家在9点06分就告诉原告:“可以啦,你去看看。”基于此,被告作为案涉物业的服务单位,理应按照合同之约定为业主提供优质服务,但被告在收到原告停电的消息后,不主动探究停电具体原因而是要求原告缴纳管理费,此后在原告与被告的交涉过程中,被告的管家一直在强调“要全部付清,全部数收到才能恢复所有服务”,原告缴纳了物业费后不到一个小时,原告家中即恢复了供电,原告认为其家中停电是被告主动为之,法院予以认同。
其二,关于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四十四条第三款“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的规定,被告在2022年7月5日采取停止供电以催促原告缴纳物业管理费等,违反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原告主张的损失包括了其购买的食品因断电后腐烂的损失和外出住宿的酒店开支。事发当天正值珠海酷夏,原告主张的外出住宿酒店开支300元,鉴于有发票佐证,法院予以确认;关于食品损失4880元,根据原告提交的单据,无显示支付方式,也没有收款人签名,在当前电子支付极为普遍的情况下,以现金方式支付如此大额的账单确有不合理之嫌疑,且原告提交相片中的虾与收据载明的“澳洲大龙虾”并不相符,故法院酌情确定原告的食品损失为1000元。
裁判要旨
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了物业服务,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业主未及时交纳物业费时,物业公司应当通过合理催告或者诉讼、仲裁等合法方式主张权利。物业服务人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网等手段催交物业费,造成业主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9条第1款第8项、第509条、第577条、第944条第3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法释〔2012〕24号,2020年修正)第17条
一审: 广东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院(2023)粤0491民初105号民事判决(2023年3月3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郭某存诉某铁路公司、某铁路局财产损害补偿纠纷案
2025-11-2-478-001 · (2022)冀民初6号 · 2025
民事 财产损害补偿 矿产资源压覆 采矿权 直接损失 评审备案 压覆范围
裁判要旨: 1.建设项目没有全部压覆但客观上导致采矿权范围内矿产资源全部不能开发利用的,应当视为全部压覆。 2.铁路等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建设项目依法办理压覆审批的,压覆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不构成侵权;采矿权人因此遭受损失的,可以依法请求补偿。 3.压覆补偿以直接损失补偿为原则,补偿范围包括采矿权价值、被压覆矿产资源分担的勘查投资、已建的开采设施投入和搬迁相应设施费用等直接损失。当事人请求基于被压覆矿产资源储量在压覆时市场条件下所应缴的矿业权价款或者出让收益确定采矿权价值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4.被压覆矿产资源储量应当以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压覆审批所依据的调查评估报告或者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评审备案的剩余矿产资源储量为准。采矿权人自行委托相关单位出具的矿产资源储量勘查或者核实报告,未依法报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评审备案的,人民法院不予采信。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财产损害补偿/矿产资源压覆/采矿权/直接损失/评审备案/压覆范围
基本案情
原告郭某存诉称:2010年,某铁路公司因张唐铁路项目建设需压覆其矿山,与郭某存签订《拟建张唐铁路压覆矿业权补偿意向书》,某铁路局是代建单位,负责项目的全部建设管理工作。压覆后,双方就赔偿事宜经协商未达成一致。故请求判令:1.某铁路公司、某铁路局赔偿郭某存矿业权损失人民币20622900元(币种下同),竖井、巷道工程价值损失222547769.30元,机械设备、房屋建筑物价值资产损失15038000元,前期费用和投入及停业损失35399115元,共计293607784元;2.某铁路公司、某铁路局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郭某存暂计算至2018年12月13日(增加诉请申请提出之日)的压覆矿产补偿款项的利息损失43621145.35元(自2015年11月1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诉讼和鉴定费用由某铁路公司、某铁路局承担。
某铁路公司辩称:双方就案涉矿产资源压覆签订了补偿协议,不构成侵权,应为补偿而非赔偿责任。就损失补偿范围而言,采矿权价值损失,不应以郭某存自行委托编制的储量核实报告确定的资源储量作为补偿依据;井巷等地下资产并不完全在压覆范围内,不应对全部地下资产损失予以补偿;机械设备、房屋建筑等地上资产损失不应包括不在郭某存采矿许可证范围内的选矿厂等相关损失;前期费用和投入及停业损失中亦不应包括选矿厂,且相关损失应扣除已开采年限、部分损失郭某存主张数额过高。
某铁路局辩称:其仅系代建单位,不应就郭某存所主张压覆损失承担补偿责任。郭某存所主张压覆损失数额过高,具体意见同某铁路公司。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7月28日,某铁路公司作为甲方,某采矿厂(该采矿厂系个体工商户,实际经营者为郭某存。2022年2月28日,该采矿厂被注销,注销原因:“停止经营”)作为乙方,双方签订《拟建张唐铁路压覆矿业权补偿意向书》。
2010年10月30日,某铁路公司作为甲方、某铁路局作为乙方签订《新建张家口至唐山铁路委托代建协议书》,约定某铁路公司委托某铁路局实施新建张唐铁路项目的全部建设管理工作。
2016年11月8日,原遵化市国土资源局出具《关于遵化市石家口某采矿厂有关情况的说明》,其中载明,因案涉压覆,采矿权人认为剩余矿区范围内的储量无开采价值,该矿已不能正常生产,故按相关政策采矿权人未申请办理剩余矿区范围的采矿权延续及备案手续。
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同意由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某采矿厂主张的损失进行鉴定、评估,并质证如下:
1.《遵化市石家口某采矿厂(铁矿)采矿权评估报告》,结论为:截至评估基准日(2011年11月12日),采矿权评估价值为2062.29万元。该矿业权鉴定报告系按照实际资源储量116.97万吨的市场价值作出,某铁路公司对报告采用的基准日、资源储量的数据及补偿数额的计算标准均持有异议。经协商,双方同意以2015年1月21日作为评估基准日,按《河北省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管理办法》和《河北省矿业权价款缴纳管理办法》确定的采矿权价款评估标准进行评估。关于资源储量问题,因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某铁路公司主张应按备案的储量即6.41万吨评估,某采矿厂主张应按实际储量116.97万吨评估,在当庭质证中双方均同意由鉴定单位按两个储量数据各出一个结论:即评估基准日(2015年1月21日)某采矿厂(铁矿)经评审备案储量6.41万吨采矿权价款为27.69万元,实际资源储量116.97万吨采矿权价款为664.52万元。
2.《遵化市石家口某采矿厂矿区竖井、巷道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依据现有鉴定资料及委托事项,本次鉴定项目鉴定金额为222547769.30元。某铁路公司认为,部分竖井、巷道因资源采空而废弃,已没有使用价值,不应纳入补偿范围;同时,对于应补偿范围内的地下工程应该按照允许开采的资源储量对应使用年限进行折旧,而不应对全部地下工程均按工程造价进行补偿。后经双方协商同意由北京某资产评估事务所重新评估,该事务所出具《某铁路公司拟了解竖井、巷道等地下资产价值资产项目追溯性资产评估报告》,结论为:某采矿厂采矿许可证范围内的竖井、巷道等地下资产在评估基准日(2015年1月21日)市场价值14678.97万元。双方对此仍有争议。
3.《资产评估鉴证报告书》,结论为:被评估资产评估值为1503.80万元(其中:某采矿厂评估值304.43万元,某选矿厂评估值1199.37万元)。某铁路公司认为,将某选矿厂列入补偿范围没有依据。
4.《关于遵化市石家口某采矿厂和某选矿厂的前期费用和投入及停业损失价格评估结论书》,结论为:某采矿厂和某选矿厂的前期费用和投入及停业损失的市场价格为3539.91万元(其中:前期投入费用1931.93万元,停业损失1607.98万元)。某铁路公司认为,选矿厂的前期费用和停产损失不应列入补偿范围;2009年之后某采矿厂就已经停产,不应再支持停产损失;此外,对前期投入的评估与资产评估存在重复。某采矿厂则认为选矿厂的前期费用和停产损失应当纳入补偿范围。沧州某价格事务所评估人员当庭答复,前期投入费用是指修路等费用,和其它资产评估不存在重复。
某选矿厂为个人独资企业,系郭某存于2005年设立。某选矿厂距某采矿厂约30公里,并不在某采矿厂整合区内,是独立的主体。
二审法院补充查明:2006年6月,河北省地勘局某地质大队受委托对某采矿厂整合区进行资源储量核实工作;2006年8月提交《河北省遵化市某铁矿资源储量核实地质报告》。2007年8月6日,原唐山市国土资源局出具《〈河北省遵化某铁矿资源储量核实地质报告〉评审意见书》,其中第二部分“矿区核实工作简况及矿产资源储量申报情况”中载明:“I-4矿体早期曾露天开采,之后转入地下开采,目前该露天采坑已回填。矿区内目前有竖井十几个,仅1#、2#、3#井在生产。矿山采用竖井开拓方式,目前主要开采水平为-3m~-6m。Ⅱ矿体采用平硐-斜井联合开采,目前开采标高66m。……。Ⅱ矿体分布在整合区外”;第三部分“报告评审情况”第六项“储量评审结果”载明:“截至2006年6月30日,振兴采矿整合区内保有经济基础储量(122b)6.41万吨,平均品位TFe27.34%”。
2007年8月,邯郸某冶建工程设计公司出具《河北省遵化市某铁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其中第3.2.3条中载明:“Ⅱ矿体井口和前期开采范围在矿区之内,目前保有储量已分布在矿区之外。I-4矿体保有储量全部分布在矿区内。经过本次核实,矿区内保有122b经济基础储量6.41万t,平均品位TFe27.34%”。第4.1.1条中载明:“整合区内目前有竖井十几个,仅1#、2#、3#井在生产。矿井采用竖井开拓方式,目前主要开采水平为-3m~-6m。由于Ⅱ矿体剩余资源储量超出矿区范围,即保有储量已分布在矿区之外,因此本次设计只考虑I-4矿体的设计。”
2007年8月24日,河北某矿业资源咨询公司受委托对上述开发利用方案进行审查并出具《审查意见书》,其中第二部分“开采储量确定的依据”中载明:“……由于Ⅱ矿体剩余资源储量超出矿区范围,即保有储量已分布在矿区之外,因此本‘方案’只考虑I-4矿体的设计。矿权范围内矿产资源储量(122b)6.41万吨,平均品位TFe27.34%。本次设计利用资源储量(122b)6.41万吨,计算预可采储量5.13万吨。”上述材料均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评审备案。
2009年7月,河北省地矿局某综合地质大队编制完成《新建张家口至唐山铁路建设项目用地压覆矿产资源调查评估报告》,其中第八章第三部分“拟建线路压覆唐山市矿业权”中关于“遵化市石家口某采矿厂铁矿”的部分载明:矿区内有两个矿体,西部为Ⅱ矿体,东部为I-4矿体。……Ⅱ矿体:该矿体位于整合区内部分已经采完,目前保有储量部分位于整合区之外(保有122b经济基础储量1.78万吨)。拟建线路不压覆Ⅱ矿体。
2009年9月23日,原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向某铁路公司作出《关于“新建张家口至唐山铁路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批复》,批准案涉压覆。2015年1月2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张唐铁路压覆矿评估补偿工作的通知》,将张唐铁路压覆矿评估补偿范围调整至张唐铁路两侧1000米范围内,进而导致张唐铁路压覆某采矿厂矿区面积95.04%。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5日作出(2022)冀民初6号民事判决:一、某铁路公司和某铁路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给付郭某存补偿款167179115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自2017年1月1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郭某存的其它诉讼请求。宣判后,某铁路公司、某铁路局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12日作出(2024)最高法民终28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某铁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郭某存补偿款37342852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自2017年1月17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驳回郭某存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案涉压覆系全部压覆抑或部分压覆;若部分压覆,压覆的范围应如何确定;二是压覆补偿的范围、标准、金额及利息应如何认定;三是某铁路局应否与某铁路公司共同承担给付案涉压覆补偿款责任。
一、关于案涉压覆系全部压覆抑或部分压覆;若部分压覆,压覆的范围应如何确定的问题
建设项目即便没有全部压覆但客观上导致勘查作业区或者矿区内矿产资源全部不能开发利用的,亦应视为全部压覆。本案中,基于2009年9月23日原河北省国土资源厅批复的《新建张家口至唐山铁路建设项目用地压覆矿产资源调查评估报告》,某采矿厂并不在压覆范围内。但是,2015年1月2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张唐铁路压覆矿评估补偿工作的通知》,将张唐铁路压覆矿评估补偿范围调整至铁路两侧1000米范围内,致张唐铁路压覆某采矿厂矿区面积达95.04%,矿区内矿产资源不能继续开发利用,某采矿厂的矿业权不能正常行使。二审过程中各方对上述压覆范围无争议,某铁路公司和某铁路局均认可案涉压覆构成全部压覆,予以确认。
二、关于案涉压覆补偿的范围、标准、金额及利息应如何认定的问题
1.关于赔偿或者补偿的问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本案中,郭某存受让某采矿厂,其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2011年5月4日。后因张唐铁路压覆,采矿权未再延续。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案涉张唐铁路系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立项的国家重大建设工程项目,具有社会公益性质;某铁路公司作为建设单位对沿线矿产资源压覆情况依法委托第三方进行了调查评估,并经过了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压覆审批;某铁路局作为代建单位受托依法进行施工建设,两主体对案涉压覆行为不具有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某采矿厂(郭某存)因张唐铁路项目压覆导致其采矿权不能继续行使,合法利益受损,依法有权获得相应补偿。
2.关于本案具体补偿范围、标准及数额的问题。双方对因投资建设张唐铁路导致某采矿厂被压覆而不能继续开采经营,应对由此造成的各项直接损失依法给予补偿,均无异议,但对具体的补偿范围、标准、金额有异议。
(1)采矿权价值损失。根据相关规定,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是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落实矿产资源国家所有的法律要求、履行矿产资源所有者职责,依申请对申请人申报的矿产资源储量进行审查确认,纳入国家矿产资源实物账户,作为国家管理矿产资源重要依据的行政行为。矿业权人未依法申报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将导致相应矿产资源储量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进而将会产生对己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郭某存自行委托出具的储量核实报告和评审意见书,并未依法送交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评审备案,评审意见书也不是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后出具的,而郭某存对于为何不报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评审备案也没有给予合理解释,其真实性难以确认。一审判决根据未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评审备案的储量核实报告载明的资源储量116.97万吨,认定补偿案涉采矿权价值损失664.52万元有误,应予纠正。
(2)竖井、巷道工程价值损失。压覆补偿的范围亦包括“所压覆的矿产资源分担的勘查投资、已建的开采设施投入”的损失。郭某存主张的竖井、巷道工程可归入到该类直接损失之中。2006年某采矿厂整合时,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评审备案的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及开发利用方案均载明,整合区内有竖井十几个,仅1#、2#、3#井在生产。整合后的某采矿厂矿区包括I-4矿体和Ⅱ矿体,其中I-4矿体保有122b经济基础储量6.41万吨,全部分布在矿区内;Ⅱ矿体保有储量1.78万吨,井口和前期开采范围在矿区之内,目前保有储量已分布在整合区之外。由此,Ⅱ矿体剩余资源储量已超出矿区(整合区)范围,某采矿厂对其并无实体权利,请求对Ⅱ矿体所对应的井巷工程予以补偿,理据不足。至于RFe矿体涉及的竖井、巷道,即使是郭某存自行委托出具的储量核实报告中亦载明“本次资源储量计算另有4条Rfe矿体资源储量(约60万t)的TFe小于25%,因此本次核实未进行估算”,且某采矿厂2006年整合时并未涉及或者包括RFe矿体,故RFe矿体所涉竖井、巷道亦应不属于案涉压覆补偿范围。况且,某采矿厂(郭某存)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投资建设了Ⅱ矿体、RFe矿体所涉井巷工程,以及具体投资建设的时间、投入金额、施工验收图纸等具体事项。综上,就案涉Ⅱ矿体、RFe矿体所涉竖井、巷道损失不予补偿,有相应的事实依据,亦符合本案实际情况。就I-4矿体而言,具有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评审备案的矿产资源储量6.41万吨,相关开发利用方案及评估报告载明,仅1#井、2#井、3#井尚可使用,5#井因被设计利用作为开采I-4矿体资源的风井,亦可视为I-4矿体部分的井巷工程予以补偿,上述井巷工程价值合计为24425652元,应由某铁路公司予以补偿。
(3)前期投入费用。《关于遵化市石家口某采矿厂和某选矿厂的前期费用和投入及停业损失的价格评估结论书》载明的前期投入费用的第2项“补偿因炮震造成居民住宅损失费16笔1103880元”与某铁路公司压覆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予补偿;第4项某采矿厂征地征树补偿款,第5项征树补偿款系为后续开采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本可在后续开采经营中予以抵扣,但因某铁路公司后续压覆导致无法开采,由某铁路公司予以补偿符合常理;第6项某选矿厂征地、征树补偿款一审判决没有支持,郭某存没有上诉,予以确认。上述前期费用合计为9596000元。
3.关于利息的问题。双方虽签订补偿意向书,但就压覆补偿标准、数额经协商未达成一致。一审法院基于本案实际情况认为某采矿厂客观上存在资金利息损失,从公平原则考虑,酌情判决自本案起诉之日即2017年1月1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或者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补偿款的利息,并无不当,予以维持。
三、关于某铁路局应否与某铁路公司共同承担给付案涉压覆补偿款责任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三条、原国土资源部137号文第四条的规定,矿产资源压覆报批系由建设单位申请办理,相关压覆补偿事宜亦由建设单位负责。矿业权人同时起诉建设单位和代建单位承担压覆补偿责任,在无证据证明代建单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托事项违法而继续实施,或者建设单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建行为违法未作反对表示的情形下,由委托人建设单位承担压覆补偿责任、受托代建单位不承担责任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亦符合委托代理的一般法理。本案中,某铁路局承担张唐铁路项目的建设管理,负责被压覆企业补偿款的拨付,均属于合法受托从事的工作,一审判决据此认定某铁路局应与某铁路公司共同承担压覆补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纠正。
裁判要旨
1.建设项目没有全部压覆但客观上导致采矿权范围内矿产资源全部不能开发利用的,应当视为全部压覆。
2.铁路等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建设项目依法办理压覆审批的,压覆行为不具有违法性,不构成侵权;采矿权人因此遭受损失的,可以依法请求补偿。
3.压覆补偿以直接损失补偿为原则,补偿范围包括采矿权价值、被压覆矿产资源分担的勘查投资、已建的开采设施投入和搬迁相应设施费用等直接损失。当事人请求基于被压覆矿产资源储量在压覆时市场条件下所应缴的矿业权价款或者出让收益确定采矿权价值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4.被压覆矿产资源储量应当以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压覆审批所依据的调查评估报告或者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评审备案的剩余矿产资源储量为准。采矿权人自行委托相关单位出具的矿产资源储量勘查或者核实报告,未依法报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评审备案的,人民法院不予采信。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29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23条)
一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冀民初6号民事判决(2023年10月25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4)最高法民终28号民事判决(2024年9月1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李某胜诉李某波共有物分割纠纷案
2025-14-2-054-001 · (2022)渝0231民初4238号 · 2025
民事 共有 共有物分割 农村拆迁安置 未成年人保护 划地自建住房 共同共有 家庭关系
裁判要旨: 1.认定未成年人对拆迁安置房屋是否享有共有权利时,应当综合考量政策目的、安置方式、自建安置住房的资金和土地来源等因素,并结合共有人家庭关系情况判断共有的性质。 2.成年后的共有人请求分割共有安置房屋的条件成就时,应当参考共有房屋的房产情况、分割方式对房屋的价值影响、共有人的贡献、行使物权的便利等因素,依法确定公平合理的分割方式。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共有/共有物分割/农村拆迁安置/未成年人保护/划地自建住房/共同共有/家庭关系
基本案情
原告李某胜诉称:2007年,李某胜在父母离婚后一直随父亲李某波生活。之后,在李某胜未满六岁时,其与父亲李某波共同生活的房屋被拆迁,二人共同分得了2套住房及1套商铺。多年来,除二人共同居住其中一套住房外,其他房屋均由李某波出租并收取租金。现李某胜已经高三毕业即将去大学报到,但李某波却拒绝支付李某胜的学费及生活费,导致李某胜无法去学校报到。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平均分割李某波和李某胜的共有财产即重庆市垫江县桂溪镇新华街的2套住房及1套商铺。
被告李某波辩称:拆迁安置时李某胜才五岁多,当时是自建住房安置,李某胜没有共同出钱建房,案涉房屋不是共同财产;且安置住房和商铺出租所获得的租金,均用于归还房屋贷款、房屋装修和抚养李某胜的开支,故请求驳回李某胜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李某波和李某胜系父子关系,李某胜于2003年11月出生。2007年4月,在李某胜的母亲余某琴与李某波经法院判决离婚后,李某胜随李某波生活。2008年12月,李某才(系李某波之父)、李某波和李某胜等共同生活的房屋被拆迁,李某才作为户主签订了《征地房屋拆迁协议书》,选择安置方式为划地自建住房,并分为三户安置,李某波和李某胜为其中一户。2009年8月,李某波与垫江国土局签订划地自建书,明确安置用地面积15平方米/人,李某波一方住房安置人员为李某波和李某胜2人,安置用地面积为30平方米。随后,李某才为李某波一户缴纳人民币6000元(币种下同)建房手续费。根据当时所在地拆迁补偿安置政策,李某波购买案涉安置商铺一间使用优惠金额31200元,其中使用李某胜的优惠额度为15600元。李某波在缴纳相应款项后,通过安置修建和优惠购买的方式获得了垫江县桂溪镇新华街住房两套及商铺一间,并于2014年11月完成产权登记。
另查明,因案涉征地拆迁,李某波和李某胜已农转非,不能再享有作为农户的宅基地使用权。2022年9月,李某胜因上大学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且李某波不支付学费及生活费,诉请法院平均分割前述两套住房和一间商铺。
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19日作出(2022)渝0231民初4238号民事判决:驳回李某胜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李某胜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1日作出(2023)渝03民终41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某胜不服,申请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审后于2024年5月21日作出(2024)渝民再13号民事判决:一、撤销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3)渝03民终410号民事判决和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2022)渝0231民初4238号民事判决;二、确认重庆市垫江县桂溪镇新华街××房屋(一套住房)归李某胜所有;三、驳回李某胜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本案中引起物权产生的法律事实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故物权权属的确认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引起物权分割的法律事实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后,故物权分割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某波和李某胜是否对安置房屋享有共有权,以及房屋是否应当分割。
其一,李某波和李某胜对安置房屋即安置住房和安置商铺享有共有权。李某波和李某胜(时年不足6周岁)在征地拆迁时作为一个家庭户进行安置,拆迁安置政策目的在于保障被拆迁人的居住权。李某波选择了划地自建住房的安置方式,李某胜的爷爷李某才亦替李某胜出资缴纳了划地自建手续费,修建案涉安置房屋所用土地亦有部分来源于李某胜所获得的划拨自建土地,故案涉房屋包含了应当由李某胜享有的相关安置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因此,自案涉安置房屋合法修建完成时起,李某波和李某胜对所建房屋享有共有权,且李某波和李某胜系基于家庭关系依据安置政策共同创造、共同获得案涉安置房屋,故双方对房屋共有权的性质为共同共有。
其二,李某胜请求分割案涉安置房屋的条件已经成就,应当公平合理分割案涉安置房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零三条规定:“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是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本案中,李某胜现系成年的在校大学生,但并无稳定的收入来源,其父李某波明确表示不再支付相关学费和生活费等费用,故李某胜符合前述共同共有人具有“重大理由”可以分割共用物的法定情形。就分割方式而言,案涉安置房屋包括两套住房和一个商铺,各自具有独立的房地产权证,可以分割且不会因分割减损价值,故本案应当直接进行实物分割。综合考虑李某波在修建案涉安置房屋时所作出的贡献,最大限度降低共有房屋分割对李某波现在居住、生活和生产经营的影响,以及李某胜自未成年时起就享有的案涉安置房屋的合法权益和李某胜行使物权的便利,酌情分割一套住房归李某胜所有,其余一套住房和一套商铺归李某波所有。
裁判结果
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19日作出(2022)渝0231民初4238号民事判决:驳回李某胜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李某胜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1日作出(2023)渝03民终41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某胜不服,申请再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审后于2024年5月21日作出(2024)渝民再13号民事判决:一、撤销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3)渝03民终410号民事判决和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2022)渝0231民初4238号民事判决;二、确认重庆市垫江县桂溪镇新华街××房屋(一套住房)归李某胜所有;三、驳回李某胜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要旨
1.认定未成年人对拆迁安置房屋是否享有共有权利时,应当综合考量政策目的、安置方式、自建安置住房的资金和土地来源等因素,并结合共有人家庭关系情况判断共有的性质。
2.成年后的共有人请求分割共有安置房屋的条件成就时,应当参考共有房屋的房产情况、分割方式对房屋的价值影响、共有人的贡献、行使物权的便利等因素,依法确定公平合理的分割方式。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31条、第308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30条、第10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03条、第304条第1款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四川某星投资有限公司诉成都某发置业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5-16-2-091-001 · (2018)川01刑初91号 · 2025
民事 房屋买卖合同 刑民交叉 犯罪行为 职务行为 合同效力 责任承担
裁判要旨: 犯罪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谋取个人利益(偿还个人借款、赌债等),或者相互勾结侵害一方或各自公司利益的意思,不影响其在职权范围内代表公司签订的合同的效力。个人作为公司的代表,在职权范围内签订合同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公司应当履行合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个人侵害公司利益的,应当向公司承担责任。对犯罪行为人的刑事处罚不能替代公司的民事责任。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房屋买卖合同/刑民交叉/犯罪行为/职务行为/合同效力/责任承担
基本案情
原告四川某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某星投资公司)诉称:其与被告成都某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某发置业公司)于2001年7月31日签订了《商品房(预售)合同》及《补充协议》(以下合并简称案涉购房合同),约定:四川某星投资公司购买成都某发置业公司位于四川省成都市东御街的XX大楼5、6层。随即,双方前往四川省成都市产权监理处对该合同项下的房屋进行了商品房预售备案登记。同日,四川某星投资公司向成都某发置业公司支付了购房款,成都某发置业公司亦就此向四川某星投资公司出具了收到购房款的收据。由于案涉购房合同签订时,成都某发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白某下落不明,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对该购房合同不予认可。四川某星投资公司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案涉购房合同有效;2.被告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将案涉房屋交付原告四川某星投资公司,并协助办理产权登记手续;3.被告成都某发置业公司按合同约定向原告四川某星投资公司支付从2002年5月1日起到交付房屋为止的违约金人民币296.8万元(币种下同,包括逾期交房及逾期未办理权属登记手续的违约金,截止时间为2003年6月25日);4.被告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将法院查封的案涉房屋私自出租给他人使用,所得的租金收益归原告四川某星投资公司所有。
被告成都某发置业公司辩称:以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名义与四川某星投资公司签订案涉购房合同并收取四川某星投资公司4000万元购房款的行为,系成都某发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白某与四川某星投资公司负责人孙某恶意串通,采用诈骗手段,以私刻成都某发置业公司的公章及财务专用章、私设成都某发置业公司银行账户的方式完成的,不是成都某发置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白某将骗取的全部资金占有、使用、处分后潜逃,且公安机关已就白某的上述行为涉嫌诈骗立案侦查,亦就孙某涉嫌共同诈骗行为展开了侦查活动。因此,本案不是民事纠纷,不应按照普通民事诉讼的程序审理,且成都某发置业公司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12月27日,成都某发置业公司董事会任命白某为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分管XX大楼销售,但公司印章、财务专用章均由他人另行保管,售楼方案应当由董事会通过。2001年7月31日,四川某星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薛某璋出具《授权书》,载明“兹授权孙某代表本人在成都某发置业公司与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及《补充协议》上签字。”该《授权书》落款处加盖了四川某星投资公司公章并有薛某璋签名。
2001年7月,白某以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名义、四川某星投资公司总经理孙某以四川某星投资公司名义签订了案涉购房合同,主要约定:四川某星投资公司购买成都某发置业公司XX大楼第5、6层,总价为4042.668万元。该合同加盖了两公司公章,并有白某和孙某签字。2001年7月31日,四川某星投资公司将首款4000万元以转账支票形式支付给了白某以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名义设立的账户,白某以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名义出具了收款收据。该款项进入白某私设的成都某发置业公司账户后,当天即被全部转走,其中2200万元转到了孙某为法定代表人的某设备有限公司账户,用于偿还白某欠孙某个人的债务。
2001年11月,成都某发置业公司报案。经公安机关侦查,案涉购房合同及白某以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名义开设银行账户相关材料上的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公章及财务专用章均为白某私刻的假章。2002年4月18日,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以白某涉嫌合同诈骗犯罪为由将白某批准逮捕,但白某潜逃。2005年8月22日,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以孙某和白某涉嫌共同犯罪为由,决定对孙某涉嫌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
2020年12月11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川01刑初91号刑事判决(该刑事判决已生效,以下简称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白某利用担任成都某发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便利,私刻单位印章与其他单位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擅自处分单位资产,并利用私设的单位账户收取款项,非法占有单位资金6250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判决:1.白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五十万元;2.对白某违法所得6250万元依法予以追缴,返还被害单位成都某发置业公司。
成都市公安局于2023年7月7日出具《复函》载明:“根据现有证据,白某、刘某辉、孙某均认可涉案的2200万元是白某用于偿还白某、刘某辉、孙某的三角债务,并有相关借款凭证相互印证,且白某至今未对孙某、刘某辉是否参与共谋犯罪有过相关指认,也无相关证据证明孙某在案发期间参与或明知白某私刻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印章、私设成都某发置业公司账户一事。目前,认定孙某、刘某辉与白某共谋实施犯罪的证据不足。2023年5月18日,孙某涉嫌合同诈骗案已由我局依法撤销案件。”成都市公安局于2023年5月18日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载明“我局办理的孙某涉嫌合同诈骗案,因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三条之规定,决定撤销此案。”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7月20日作出(2003)成民初字第957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四川某星投资公司4000万元及资金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计算:从2001年8月1日起,以本金4000万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计至还完全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四川某星投资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四川某星投资公司、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6月14日作出(2004)川民终字第369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成民初字第957号民事判决;二、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将案涉房屋交付四川某星投资公司;同时四川某星投资公司向成都某发置业公司支付购房余款426680元;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应在房屋交付后100日内协助四川某星投资公司到房屋产权监理机关办理权属登记手续;三、驳回四川某星投资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成都某发置业公司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4月12日以(2006)民一抗字第17号函要求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再审。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6月12日作出(2006)川民抗字第83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并于2007年6月29日作出(2006)川民再终字第69号民事判决:维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川民终字第369号民事判决。成都某发置业公司仍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再次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7月1日作出(2008)民抗字第3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09年10月21日裁定中止审理。中止事由消失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22日作出(2023)最高法民再50号民事判决:维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川民再终字第69号民事判决。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有四:一是白某犯罪行为对案涉购房合同效力的影响;二是孙某是否明知白某犯罪行为及对案涉购房合同效力的影响;三是案涉购房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四是案涉购房合同应如何继续履行。
一、白某犯罪行为对案涉购房合同效力的影响
首先,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刑初91号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白某利用担任成都某发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便利,私刻单位印章与四川某星投资公司签订案涉购房合同,擅自处分单位资产,并利用私设的单位账户收取款项,非法占有单位资金,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据此,刑事案件所涉犯罪主体系白某,所涉法律关系为白某与成都某发置业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而本案双方当事人系成都某发置业公司与四川某星投资公司,讼争法律关系为成都某发置业公司与四川某星投资公司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鉴于本案所涉法律关系与刑事案件所涉法律关系显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故本案应作为民事纠纷单独审理,案涉购房合同的效力应依据民事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认定。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案涉购房合同签订时,白某系成都某发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白某以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销售房屋,应属履行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成都某发置业公司承担。成都某发置业公司主张案涉购房合同上加盖的“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公章系白某私刻的虚假印章,故签署案涉购房合同是白某的个人行为,并非成都某发置业公司的真实意思,成都某发置业公司不应承担责任,该主张不能成立。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加盖法人公章的行为,表明其是以法人名义签订合同,除法律对其职权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外,应当由法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本案中,白某作为成都某发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以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名义签订案涉购房合同,并未超越权限,故即便案涉购房合同上加盖的是虚假的“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公章”,仍应由成都某发置业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成都某发置业公司以案涉合同上加盖的是虚假公章为由否定案涉购房合同效力缺乏理据,不予支持。
据上所述,白某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犯职务侵占罪,不影响其依法代表成都某发置业公司签订的案涉购房合同的效力,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应当由成都某发置业公司承担。
二、孙某是否明知白某犯罪行为及对案涉购房合同效力的影响
首先,关于孙某明知的范畴。前述生效刑事判决并未认定孙某存在与白某共谋犯罪之行为。成都市公安局《复函》亦载明“白某至今未对孙某、刘某辉是否参与共谋犯罪有过相关指认,无相关证据证明孙某在案发期间参与或明知白某私刻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印章、私设成都某发置业公司账户一事”,孙某涉嫌合同诈骗一案也已撤案。即便认为从前述生效刑事判决中孙某、刘某辉的证言以及白某的供述,可以推断孙某和白某在买卖案涉房屋之前进行过意思联络,也仅能说明孙某对于将部分购房款用于偿还其个人债务系明知,无法证明孙某对白某私刻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印章、私设成都某发置业公司账户系明知。因此,并无证据证明孙某明知白某犯罪行为,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关于孙某明知白某无权代表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出售房产的理由不能成立。
其次,关于孙某明知的效果。由于四川某星投资公司对于孙某的授权具有明确的范围,即签订案涉购房合同,将购房款用于偿还其个人债务显然不在四川某星投资公司授权范围之内,四川某星投资公司亦无法控制购房款支付后的最终去向。即便孙某明知将购房款用于偿还其个人债务,在没有证据证明四川某星投资公司对此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孙某的明知也不应视为四川某星投资公司的明知。因此,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关于孙某明知能够推定四川某星投资公司也明知或应知的理由亦不能成立。
据上所述,目前并无证据证明孙某明知白某犯罪行为,即便孙某对于将案涉购房款用于偿还其个人债务系明知,该明知也不应认定为四川某星投资公司的明知,故不影响成都某发置业公司与四川某星投资公司之间购房合同的效力。
三、关于案涉购房合同是否合法有效
本案中,作为成都某发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白某,与取得了四川某星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的孙某,分别以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四川某星投资公司名义签订案涉购房合同,双方在职权范围内实施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故案涉购房合同应属合法有效。即便白某与孙某主观上存在将购房款用于偿还个人借款等谋取个人利益,或者相互勾结侵害一方或各自公司利益的意思,但案涉房屋买卖是成都某发置业公司与四川某星投资公司之间的行为,而用购房款还债是白某与孙某个人之间的行为,二者具有独立性,故并不影响其在职权范围内代表各自公司签订的合同的效力。白某在签订案涉购房合同过程中违反成都某发置业公司董事会决议,私刻单位印章、私设单位账户等,均属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单位内部管理问题,其侵害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利益的,应当向成都某发置业公司承担责任。但成都某发置业公司仍然应当履行案涉购房合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由此产生的损失应由成都某发置业公司自行承担,对白某的刑事处罚不能替代成都某发置业公司的民事责任。
成都某发置业公司主张前述生效刑事判决能够证明案涉购房合同是以买卖房屋之合法形式掩盖偿还个人债务之非法目的而签订,进而应属无效。如前所述,无论是白某的犯罪行为,抑或是孙某对于将购房款用于偿还其个人债务的明知,均不影响成都某发置业公司与四川某星投资公司签订的案涉购房合同的效力。
成都某发置业公司还主张案涉购房合同落款处,四川某星投资公司盖章及孙某签字处的时间明显由2001年7月11日改为了2001年7月31日,而四川某星投资公司的成立时间为2001年7月23日,故案涉购房合同不具备真实性,系为掩盖非法目的而签订。但是,成都某发置业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购房合同中四川某星投资公司签章处的落款日期“2001年7月31日”系由“2001年7月11日”修改形成。退一步而言,即便案涉购房合同落款日期确有前述修改,在该合同已加盖四川某星投资公司公章并有孙某签字,且已在成都市房屋管理局登记备案的情形下,亦不足以证明案涉购房合同不真实,更无法证明案涉购房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
综上,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川民再终字第69号民事判决在权衡四川某星投资公司作为善意相对人与成都某发置业公司的利益冲突时,为规范公司治理、降低交易成本、维护市场秩序,认定案涉购房合同合法有效,应继续履行,并无不当。
四、案涉购房合同应如何继续履行
如上所述,案涉购房合同合法有效,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四川某星投资公司应继续按照案涉购房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就四川某星投资公司应继续履行的义务而言,四川某星投资公司已于2001年7月31日向成都某发置业公司支付了4000万元购房款,根据案涉购房合同约定,四川某星投资公司应向成都某发置业公司支付购房款余款426680元。成都某发置业公司主张4000万元购房款由四川某星投资公司支付至白某开设的虚假账户,成都某发置业公司从未占有、控制该款项。四川某星投资公司系依约向白某提供的成都某发置业公司账户进行转账,四川某星投资公司有理由相信白某提供的成都某发置业公司账户是真实的。4000万元购房款进入成都某发置业公司账户后,其所有权已归属成都某发置业公司,该款项的最终去向非四川某星投资公司所能控制,且生效刑事判决也已认定白某利用私设的单位账户收取款项,非法占有单位资金,犯职务侵占罪,亦可佐证4000万元购房款为成都某发置业公司所有,故成都某发置业公司的该项申诉理由不能成立。就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应继续履行的义务而言,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应将案涉房屋交付四川某星投资公司,并在交付房产后100日内协助四川某星投资公司办理过户手续。成都某发置业公司主张前述生效刑事判决引用的成都仲裁委员会(2001)成仲案字第214号裁决书等三份仲裁裁决均未要求成都某发置业公司交付购房合同约定的房产,故成都某发置业公司在本案中也并不当然承担交付房产的责任。对此,前述三起仲裁案件中,有一起系购房人的仲裁请求即为返还购房首付款,并未要求交付房产;另两起系购房合同被认定为无效,故成都某发置业公司退还房款。而本案情况与前述三起案件情况存在差异,本案中案涉购房合同有效,且四川某星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即为交付案涉房屋而非退还购房款。
裁判要旨
犯罪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谋取个人利益(偿还个人借款、赌债等),或者相互勾结侵害一方或各自公司利益的意思,不影响其在职权范围内代表公司签订的合同的效力。个人作为公司的代表,在职权范围内签订合同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公司应当履行合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个人侵害公司利益的,应当向公司承担责任。对犯罪行为人的刑事处罚不能替代公司的民事责任。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1条第2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1条第2款(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3条)
一审: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成民初字第957号民事判决(2004年7月20日)
二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川民终字第369号民事判决(2005年6月14日)
再审: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川民再终字第69号民事判决(2007年6月29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民再50号民事判决(2024年11月2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莘县某建设公司诉山东某置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24-01-2-115-001 · (2020)鲁15民初18号 · 2024
民事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起诉 出借资质
裁判要旨: 1.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签订合同的承包人对外有承担民事责任的风险,其与本案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享有法律规定的原告主体资格。 2.另案生效判决已判令承包人对案涉工程的相关欠款承担民事责任,并已实际执行。原审法院认定承包人不是实际施工人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符合民事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公平原则。 3.法律规定并未有就出借资质的承包人的诉权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赋予实际施工人直接起诉发包人的权利。该条款是为实际施工人提供的特殊救济途径,该例外情形并未否定承包人基于合同提起诉讼的权利。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起诉/出借资质
基本案情
山东省莘县某建设公司经过招投标,与发包人山东某置业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仇某某负责施工建设,工程竣工后未经验收结算即交付使用。后因案涉工程对外欠付他人材料款、劳动报酬,引发多起诉讼,相关法院判决莘县某建设公司对案涉工程的相关欠款承担还款责任。莘县某建设公司于2019年向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山东某置业公司支付莘县某建设公司工程款 34750920 元及利息(利息以 34750920 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至山东某置业公司实际付款之日止);2.依法确认莘县某建设公司对上述工程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全部费用由山东某置业公司承担。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生效判决已认定莘县某建设公司出借资质给仇某军的事实,实际履行案涉合同的是仇某军,莘县某建设公司违法出借资质、未参与施工,对案涉合同无合法权益。于2020年8月26日作出(2020)鲁15民初18号民事裁定:驳回莘县某建设公司的起诉。
莘县某建设公司以其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合同相对人,且已因案涉合同及其履行而被其他法院判决承担还款责任并对外支付了巨额工程款,其有权向山东某置业公司主张工程款。一审裁定驳回起诉属于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为理由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30日作出(2020)鲁民终2732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莘县某建设公司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7日作出(2022)最高法民再96号民事裁定:一、撤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终2732号民事裁定及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15民初18号民事裁定。二、指令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莘县某建设公司是否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原审裁定以莘县某建设公司不是实际施工人,对案涉合同无合法权益,进而驳回莘县某建设公司的起诉,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莘县某建设公司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首先,莘县某建设公司是基于其与山东某置业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等证据提起本案诉讼,莘县某建设公司是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签约主体和承包人,与山东某置业公司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告起诉的主体条件。其次,法律并未就出借资质的承包人的诉权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无效:(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承包人因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与他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及第七百九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认定无效。”依该规定,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作为合同相对人,不管是出借资质还是其他原因,仅涉及合同无效的认定,并没有因出借资质就不能起诉发包人,结算工程款的限制性规定。即便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起诉发包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亦未否定承包人基于合同起诉的权利。故虽然在另案判决中认定仇某军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及莘县某建设公司出借资质的事实,但不能就此否定莘县某建设公司作为承包人提起诉讼的权利。至于案涉合同效力,承包人主张工程款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则属于实体审理范畴。原审法院以莘县某建设公司不是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为由认定莘县某建设公司与本案无利害关系,否定莘县某建设公司的诉权没有法律依据。再次,从权利义务关系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莘县某建设公司作为名义签订合同的承包人要对外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的风险,另案四起生效判决中将莘县某建设公司作为被告并且判决其对案涉工程的相关欠款承担民事责任,并实际执行莘县某建设公司400余万元。显然,莘县某建设公司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审法院以莘县某建设公司不是实际施工人而与本案无利害关系,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不符合民事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公平原则。
综上,莘县某建设公司关于本案应予受理的再审请求成立。原审裁定驳回莘县某建设公司的起诉,适用法律错误,法院予以纠正。
裁判要旨
1.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签订合同的承包人对外有承担民事责任的风险,其与本案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享有法律规定的原告主体资格。
2.另案生效判决已判令承包人对案涉工程的相关欠款承担民事责任,并已实际执行。原审法院认定承包人不是实际施工人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符合民事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公平原则。
3.法律规定并未有就出借资质的承包人的诉权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三条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赋予实际施工人直接起诉发包人的权利。该条款是为实际施工人提供的特殊救济途径,该例外情形并未否定承包人基于合同提起诉讼的权利。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2条(本案适用的是2022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122条)
一审: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15民初18号民事裁定(2020年8月26日)
二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终2732号民事裁定(2020年10月30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再96号民事裁定(2022年6月2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广东富某建设有限公司诉广东金某集团有限公司、新兴县新某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案
2024-01-2-115-002 · (2021)粤5231民初2443号 · 2024
民事诉讼 建设工程合同 分包合同 不动产 专属管辖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实践中,消防及空调安装工程,不仅包括消防和空调设施设备安装,还涉及大量管网铺设等隐蔽工程,施工成果直接添附于总工程项目上,与项目工程本身的关联性高,属于建设工程范畴。因此,当事人因履行消防及空调安装工程合同发生的纠纷,不宜认定为承揽合同纠纷,应当认定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诉讼/建设工程合同/分包合同/不动产/专属管辖
基本案情
广东富某建设有限公司诉称:2020年5月15日,广东金某集团有限公司与新兴县新某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约定广东金某集团有限公司承包新兴县新某投资有限公司“新兴县某院易地新建工程”项目。后广东金某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承包的上述工程项目中的消防及空调工程分包给广东富某建设有限公司。2020年11月26日、12月10日,广东金某集团有限公司告知广东富某建设有限公司前往项目现场确认已完成的工作界面及确认工程量并提交相关资料。因新兴县新某投资有限公司已将相关工程款项支付给广东金某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富某建设有限公司发送《支付申请表》与《催款联络函》,要求广东金某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相关款项,但广东金某集团有限公司未依约支付,故诉请法院判令广东金某集团有限公司、新兴县新某投资有限公司向其承担违约责任、赔偿责任等。
广东省新兴县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为承揽合同纠纷,案涉《合同书》中已明确约定发生争议由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管辖,于2021年11月29日作出(2021)粤5231民初2443号民事裁定:本案移送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处理。广东省开平市人民法院认为移送不当,逐级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29日作出(2022)粤民辖137号民事裁定:一、撤销广东省新兴县人民法院(2021)粤5231民初2443号民事裁定;二、本案由广东省新兴县人民法院审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本案中的消防及空调工程包括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等,因此,本案属于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案应当由不动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涉案工程位于广东省新兴县人民法院辖区内,广东省新兴县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裁判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实践中,消防及空调安装工程,不仅包括消防和空调设施设备安装,还涉及大量管网铺设等隐蔽工程,施工成果直接添附于总工程项目上,与项目工程本身的关联性高,属于建设工程范畴。因此,当事人因履行消防及空调安装工程合同发生的纠纷,不宜认定为承揽合同纠纷,应当认定为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2021年修正)第28条第2款
移送管辖:广东省新兴县人民法院(2021)粤5231民初2443号民事裁定(2021年11月29日)
指定管辖: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粤民辖137号民事裁定(2022年3月2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某甲公司诉某乙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案
2024-01-2-115-003 · (2021)鲁17民初206号 · 2024
民事 建设工程分包合同 专属管辖 约定管辖
裁判要旨: 管辖协议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或者专属管辖规定的,应认定协议无效。本案系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应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而不动产纠纷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故本案应由案涉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合同中约定发生争议由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该签订地并非案涉工程所在地,故该约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专属管辖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建设工程分包合同/专属管辖/约定管辖
基本案情
原告某甲公司诉称,2017年,被告某乙公司作为菏泽某广场项目的总包单位,将部分工程分包给原告,因被告未按照合同的约定支付工程款、履约保证金、利息等,已构成违约,故原告起诉至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被告某乙公司支付工程款及逾期利息、返还履约保证金等。
被告某乙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案涉机电合同、临水临电合同约定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应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涉空调合同约定签订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上述合同签订地均为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三份合同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按照合同约定,案件应由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审理。
2021年9月30日,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鲁17民初206号之一民事裁定,认为从双方合同内容来看,本案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工程所在地为山东省菏泽市,且原告诉讼请求已超过2000万元,故本案一审应由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虽然双方合同约定了管辖法院,但该约定违反了专属管辖的规定,遂驳回被告某乙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
被告某乙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8日做出(2021)鲁民辖终138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系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案涉三份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的签订主体均为被告某乙公司和原告某甲公司,约定的工程内容存在关联,均涉及菏泽某广场工程项目。原告对同一被告就同一建设工程项目三份合同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欠付工程款及利息,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案涉工程所在地为山东省菏泽市,结合本案诉讼标的额,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双方合同虽约定了管辖法院,但违反了专属管辖的规定,应属无效。
裁判要旨
管辖协议违反法律关于级别管辖或者专属管辖规定的,应认定协议无效。本案系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应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而不动产纠纷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故本案应由案涉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合同中约定发生争议由合同签订地法院管辖,该签订地并非案涉工程所在地,故该约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专属管辖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年修正)第34条第1项、第35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3条第1项、第3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8条第2款
一审: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17民初206号之一民事裁定(2021年9月30日)
二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鲁民辖终138号民事裁定(2021年11月1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刘某某诉哈尔滨市某建筑安装总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24-07-2-115-001 · (2019)黑01民初1476号 · 2024
民事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实际施工人 实际履行合同 借用资质
裁判要旨: 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订立数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情形较多。一旦产生争议,在数份合同均无效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依据哪份合同作出裁决,对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影响较大。对于工程价款约定不同的多份合同,可结合当事人的身份、签订合同目的、履行各合同权利义务等情况综合分析认定实际履行的合同。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实际施工人/实际履行合同/借用资质
基本案情
原告刘某某诉称:2010年,黑龙江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某开发公司)开发某小区,该项目是哈尔滨市2010年棚改项目。该项目由哈尔滨市某某建筑安装总公司(以下简称哈尔滨某建筑公司)负责总承包。2012年4月1日,刘某某以哈尔滨某某劳务分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劳务公司)的名义与哈尔滨某建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刘某某为该合同的实际施工人。承包该工程中的某居住区7#、8#、9#楼,多层砖混11#、12#高层、物业办公室的人工。劳务分包总价为高层采用劳务固定总价550元(每平方米),多层框剪固定总价550元(每平方米),多层框架固定总价520元(每平方米),多层砖混固定总价390元(平方米)。合同签订后,刘某某负责组织工人进场施工,刘某某负责施工的楼号于2012年底交付使用。在工程交付使用后,刘某某向哈尔滨某建筑公司要求结算,2013年底,刘某某与哈尔滨某建筑公司结算,总计劳务款应为25,475,736.30元,哈尔滨某建筑公司已付款15,311,000元,尚欠刘某某劳务费10,164,736.30元。哈尔滨某建筑公司于2016年付款114万元,尚欠9,024,736.3元。
哈尔滨某建筑公司辩称:刘某某确实挂靠哈尔滨某某劳务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乙劳务公司),轻包了碧水湾项目7-12级物业楼的轻包工作。按照其完成的实际工作量,哈尔滨某建筑公司已经足额支付其轻包费用17,760,968元。在支付过程中,均按照刘某某提供的工人工资明细发放,从未拖欠工程款。
黑龙江某开发公司辩称:黑龙江某开发公司与哈尔滨某建筑公司签订了施工合同,已与哈尔滨某建筑公司工程清算完毕,不欠哈尔滨某建筑公司的钱款。刘某某作为自然人,无权向黑龙江某开发公司主张权利,因为当时黑龙江某开发公司已向刘某某支付了228万元工程款,其已经实际接受。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4月1日,哈尔滨某建筑公司与某甲劳务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某小区7#、8#、9#楼多层砖混11#、12#高层,物业办公楼为框架;工程承包方式为轻包人工费;保险条款为,由于某甲劳务公司施工人员流动较大不便于管理,经协商由某甲劳务公司交纳意外伤害保险,把交款发票返给哈尔滨某建筑公司,哈尔滨某建筑公司按定额中规定比例拨付给某甲劳务公司,此项保险含在固定单价合同价款中,均由某甲劳务公司缴纳。如某甲劳务公司不缴纳,哈尔滨某建筑公司有权代缴后扣回。某甲劳务公司必须为从事危险作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并为施工场地内人员生命财产和施工机械设备办理保险,支付保险费用;劳务分包总价(含正式劳务发票)及总价分解为,工程高层采用劳务固定总价550元/平方米为一次包死,不再调整。多层框架固定总价550元/平方米、多层框架固定总价520元/平方米、多层砖混固定总价390元/平方米,一次包死不再调整。哈尔滨某建筑公司与某甲劳务公司均在本合同上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朴某某在哈尔滨某建筑公司负责人处签字,刘某某在某甲劳务公司负责人处签字。2012年5月25日,哈尔滨某建筑公司与某乙劳务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某小区7#、8#、9#、11#、12#楼和物业楼工程;工程范围为某小区7#、8#、9#、11#、12#楼和物业楼工程的轻包人工费、包机械设备、周转材料;合同总计为以最后实际完成工作量计算,如有争议以有资质机构鉴定为准;结算方式为根据某乙劳务公司的承包范围计取人工、材料、机械费按定额采用固定费率结算,定额项目内人材机不调差。不计取安全文明施工费、总价措施项目费。管理费、利润以直接费为基数计取8%(管理费3%、利润5%),工伤险、税金按国家有关规定计取进入结算,并由某乙劳务公司承担相关费用。哈尔滨某建筑公司与某乙劳务公司均在本合同上加盖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2013年1月15日,刘某某施工的轻包工程交付哈尔滨某建筑公司。《某小区轻包费用》内容为,7#楼建筑面积3156平方米,附加面积526平方米,单价390元,总价1,435,980元;8#楼建筑面积5392平方米,附加面积898.64平方米,单价390元,总价2,453,361.30元;9#楼建筑面积3795平方米,附加面积626.5平方米,单价390元,总价1,726,725元;11#楼建筑面积15505平方米,附加面积0平方米,单价550元,总价8,527,750元;12#楼建筑面积11552平方米,附加面积679平方米,单价550元,总价6,727,050元;地下车库建筑面积3450×1.5平方米,附加面积1725平方米,单价550元,总价3,794,970元;物业楼建筑面积1246平方米,附加面积311.5平方米,单价520元,总价809,900元;总价25,475,736.30元。周某某、马某某在该表下方签字。《竣工质量验收、工程量核算及拨款申请表》的主要内容为,某小区项目轻包人工费,工程量单价多层390元每平方米、框剪550元每平方米、框架520元每平方米,总价25,475,736.30元,累计付款1531.1万元自2012年6月9日至2013年11月5日拨款。周某某在质检员处、马某某在工长处签字。其余部分均为空白。哈尔滨某建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朴某某,曾系某乙劳务公司股东。哈尔滨某建筑公司自2010年至2020年,在哈尔滨市某区人民法院、哈尔滨市延寿县人民法院、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虎林市人民法院涉及多起执行案件。本案一审诉讼中,哈尔滨某建筑公司授权马某某为委托诉讼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显示马某某职务为哈尔滨某建筑公司副经理。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0日作出(2019)黑01民初1476号民事判决:一、驳回刘某某的诉讼请求;二、驳回哈尔滨市某建筑安装总公司的反诉请求。宣判后,刘某某以一审法院认定当事人实际履行合同错误为由,提起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7日作出(2021)黑民终459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黑01民初147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撤销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黑01民初147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哈尔滨市某建筑安装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刘某某工程款7,570,548.30元及利息;四、驳回刘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刘某某借用资质的认定问题。本案中,刘某某以借用某甲劳务公司资质的实际施工人身份,向哈尔滨某建筑公司和黑龙江某开发公司主张剩余工程款。哈尔滨某建筑公司和黑龙江某开发公司在本案中,对刘某某系案涉7#、8#、9#、11#、12#、物业楼等劳务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以及刘某某已完成上述全部劳务工程予以认可,对刘某某系借用某甲劳务公司资质不予认可,并主张刘某某系借用某乙劳务公司资质进行施工。本案中,某甲劳务公司、某乙劳务公司均就案涉劳务工程与哈尔滨某建筑公司签订了合同,分别为《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和《施工合同》。该两份合同的主要区别在于工程造价的计算方式不同。其中《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按照固定价一次性包死”,《施工合同》约定“合同总价以最后实际完成工作量计算,如有争议以有资质机构鉴定为准”。因此,认定刘某某借用哪家劳务公司资质与哈尔滨某建筑公司实际履行合同,是确定案涉劳务工程总造价计算方式的核心依据。法院结合各方当事人所举示的证据,综合分析认为:(一)刘某某在一审中举示了有周某某(质检员)、马某某(工长)签字的《某小区轻包费用》和《竣工质量验收、工程量核算及拨款申请表》。对于该两份证据,单独质证分析,因未加盖哈尔滨某建筑公司的公章而缺少形式要件,不能径直认定为工程结算的依据,但综合本案其他证据质证分析,二审中哈尔滨某建筑公司对周某某系质检员、马某某系工长身份认可,黑龙江某开发公司认为马某某负责工程结算事宜,结合马某某在中标文件中工长身份以及在哈尔滨某建筑公司授权委托书中副经理的身份,应认定周某某(质检员)、马某某(工长)具有质量验收及工程量核算的权利。就确认刘某某借用哪家劳务公司资质与哈尔滨某建筑公司实际履行合同而言,周某某与马某某签字的《某小区轻包费用》上明确列明了刘某某施工的7#、8#、9#、11#、12#、地下车库及物业楼的建筑面积、单价及总价等内容,其中该《某小区轻包费用》上列明的单价与《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约定的单价相一致,能够表明哈尔滨某建筑公司的工作人员实际认可《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的约定。(二)哈尔滨某建筑公司在一审中举示了交付意外伤害保险的证据,对比《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与《施工合同》的内容,《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对于意外伤害保险进行了单独、详细的约定,而《施工合同》并未详细约定意外伤害保险的责任分担等。(三)对于两份合同的签字盖章部分,《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上有刘某某的签字,而《施工合同》上没有刘某某的签字。哈尔滨某建筑公司和黑龙江某开发公司主张刘某某借用某乙劳务公司资质与哈尔滨某建筑公司签订《施工合同》,但《施工合同》上却未体现刘某某的签字,既不能证明该《施工合同》系刘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与建设工程实践中的常规作法不符。(四)本案中,刘某某实系通过某乙劳务公司取得大部分工程款,并未通过某甲劳务公司取得工程款。刘某某解释系哈尔滨某建筑公司账户被查封,而借用某乙劳务公司账户转账。通常来讲,黑龙江某开发公司作为发包人应将工程款支付给承包人哈尔滨某建筑公司,再由哈尔滨某建筑公司支付实际施工人刘某某挂靠的劳务公司。在本案中,黑龙江某开发公司直接将工程款支付给某乙劳务公司。结合哈尔滨某建筑公司法定代表人曾担任某乙劳务公司股东,以及哈尔滨某建筑公司涉及多起执行案件的事实,法院认定刘某某的陈述更具有合理性。(五)《建设工程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的合同备案是向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非向工程的发包人备案。本案的《施工合同》系在发包人东安开发公司处备案,不适用该条司法解释。综上,法院认定刘某某系借用某甲劳务公司资质与哈尔滨某建筑公司实际履行合同。该合同中约定的结算条款应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
裁判要旨
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订立数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情形较多。一旦产生争议,在数份合同均无效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依据哪份合同作出裁决,对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影响较大。对于工程价款约定不同的多份合同,可结合当事人的身份、签订合同目的、履行各合同权利义务等情况综合分析认定实际履行的合同。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2条 、第24条
一审: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黑01民初1476号民事判决(2020年11月10日)
二审: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黑民终459号民事判决(2022年12月2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王某某诉宁夏某建筑公司、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24-07-2-115-002 · (2019)宁01民初3674号 · 2024
民事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营商环境 审计条款
裁判要旨: 施工合同中约定以政府审计结论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的,人民法院不应当以政府未出具审计结论为由驳回承包人的起诉。案件实体审理中,如果审计部门未在合理期限内启动审计程序或者出具审计结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准许当事人的鉴定申请。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营商环境/审计条款
基本案情
原告王某某诉称:2014年,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某市住建局)与宁夏某建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宁夏某建筑公司承建某保障性住房项目A6#、A9#、All#、A12#公共租赁房工程。同年,宁夏某建筑公司与王某某签订《项目施工承包协议》,将其承建工程中的A6#、A9#公共租赁房工程承包给王某某施工,约定中标价为66763937.18元,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工程款最终以工程结算总价为依据,据实结算。合同签订后,王某某履行了施工义务,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并交付。据王某某计算,案涉工程造价为68982578.78元,宁夏某建筑公司仅支付了部分工程款,尚欠9841631.86元。故请求判令:1.宁夏某建筑公司向王某某支付工程款9841631.86元及利息;2.某市住建局在未付宁夏某建筑公司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宁夏某建筑公司辩称:对王某某的诉请不予认可。根据宁夏某建筑公司与王某某签订的项目施工承包协议的约定,工程施工、结算等全部由王某某负责,最后以建设单位审定造价作为宁夏某建筑公司与王某某确定承包费的最终依据,现该工程建设单位审定造价结果尚未出具,不存在宁夏某建筑公司欠款的情况。其次,双方的承包协议中没有约定利息,故王某某无权主张利息。
某市住建局辩称:王某某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理由如下:第一,某市住建局不是适格被告。王某某应当向与其有合同关系的宁夏某建筑公司主张工程款,其突破合同相对性向某市住建局主张工程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第二,宁夏某建筑公司存在逾期竣工的违约情形。某市住建局与宁夏某建筑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竣工日期为2015年9月30日,但宁夏某建筑公司直至2019年8月9日才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根据合同约定,宁夏某建筑公司应当按每栋楼每日2万元的标准向某市住建局承担违约金,该部分违约金应当从工程款中扣除。第三,因王某某系没有施工资质的个人,其施工利润应当予以扣除。第四,宁夏某建筑公司承建的上述工程尚未经市财政局统一审核,根据合同约定,涉案工程应付工程款为合同价款的70%,即93612204元,现某市住建局已支付112331135元,超付工程款18718931元,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形。第五,根据法律规定,发包人仅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综上所述,根据某市住建局与宁夏某建筑公司之间的合同约定,某市住建局已超付工程款,不存在欠付工程款的情形,故王某某要求某市住建局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无事实依据,应当驳回其针对某市住建局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市住建局(发包人)与宁夏某建筑公司(承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某市住建局将案涉保障性住房项目A6#、A9#、A11#、A12#公共租赁房工程发包给宁夏某建筑公司进行施工。宁夏某建筑公司又与王某某签订《项目施工承包协议》,约定由王某某承包其中的A6#、A9#公共租赁房工程,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工程结算事宜全部由王某某负责,以建设单位审定造价作为宁夏某建筑公司和王某某确定承包费用的最终依据。同时约定:本协议与建设方和宁夏某建筑公司签订的施工协议相应执行,协议中宁夏某建筑公司的违约责任和延误工期的罚款及索赔等均由王某某承担;宁夏某建筑公司与建设单位签订的所有协议、补充协议、来往函件及承诺,王某某都必须无条件执行。后王某某对A6#、A9#公共租赁房工程进行了施工,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并移交建设单位投入使用。后因建设单位一直未向财政局报送审计资料,王某某索要下剩工程款未果,故诉至法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5日作出(2019)宁01民初3674号之一民事裁定,认为本案中,宁夏某建筑公司与原告王某某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工程结算事宜全部由乙方(王某某)负责,最后以建设单位审定造价作为甲方(宁夏某建筑公司)和乙方确定承包费用的最终依据”,而某市住建局与宁夏某建筑公司签订的合同专用条款第26条约定:“竣工验收合格并实际交付发包人,经市财政局统一审核,并取得市城建档案馆交档完成回执后,工程款支付至95%”,上述约定表明王某某与宁夏某建筑公司约定以某市财政局的审定造价作为付款依据,现审定造价尚未作出,王某某要求支付工程款的条件尚未成就。遂裁定驳回原告王某某的起诉。王某某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6日作出(2020)宁民终523号民事裁定:一、撤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宁01民初3674号之一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案件指令继续审理后,经法院协调,某市住建局于2021年7月29日给某市财政局出具《银川市政府投资项目评审送审函》,将涉案工程报送财政部门进行审计,原告王某某称暂时不申请工程造价鉴定。后因等待审计结论未果,根据王某某的申请,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对A6#、A9#公共租赁房工程的造价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机构出具的《工程造价司法鉴定报告书》中,基坑支护和基坑降水费用属于争议项。某市住建局主张该两项费用应进行相应的下浮,王某某、宁夏某建筑公司不同意下浮。
针对基坑支护和基坑降水费用是否下浮的争议,某市住建局认为:1.某市住建局与宁夏某建筑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宁夏某建筑公司必须严格执行和遵守某市住建局关于工程管理方面的制度和规定,以上工程制度和规定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依据该约定,宁夏某建筑公司同意某市住建局关于保障性住房工程的管理规定,而《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专题会议纪要》中确定:保障性住房项目中的基坑支护统一下浮20%后计入结算,降水费用统一下浮30%后计入结算。2.相近时期的其他保障性住房项目在实际结算中也是按照某市住建局的规定进行结算,即基坑支护统一下浮20%,降水费用统一下浮30%。
王某某和宁夏某建筑公司认为,《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专题会议纪要》系2022年5月某市住建局单方出具,某市住建局未提交施工合同签订时已经将下浮的相关制度和管理规定告知宁夏某建筑公司和王某某的证据,且某市住建局、宁夏某建筑公司、王某某三方之间的合同、签证等资料中均没有下浮的相关约定,某市住建局事后以会议纪要的形式要求下浮,不符合合同约定,故不同意下浮。
经法院审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4年4月,某市住建局未提交证据证实在签订合同时已将有关下浮比例的规定和制度向合同相对人出示,案涉A6#、A9#公共租赁房工程于2019年5月完成竣工验收,2019年8月进行竣工验收备案,本次专题会议召开的时间是2022年5月,专题会议召开时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备案,王某某和宁夏某建筑公司并未参加本次专题会议,会议纪要系某市住建局单方作出。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9日作出(2021)宁01民初18号民事判决:一、宁夏某建筑公司向王某某支付工程款7749335元及利息;二、某市住建局在欠付宁夏某建筑公司工程款14713999元的范围内对宁夏某建筑公司欠付王某某的上述工程款及利息承担付款责任;三、驳回王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各方当事人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中,王某某与宁夏某建筑公司均明知“以某市财政局的审定造价作为付款依据”的约定,宁夏某建筑公司、王某某均应依照上述约定执行,以市财政局审定造价作为案涉工程造价的结算依据。但在案涉工程已于2019年5月8日竣工验收,并于2019年8月9日竣工备案的情况下,王某某作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提起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本案应查明市财政局未审核工程价款的原因,如系市住建局未提交市财政局审核或市财政局拒绝审核或市财政局不能在法院限定的合理期限内作出审核或市财政局的审核结果不能作为认定案涉工程造价的依据,则应向王某某释明是否申请对案涉工程进行造价评估,对王某某的诉求作出实体审理。
本案重一审中,法院依法委托鉴定机构案涉工程造价进行司法鉴定。就《工程造价司法鉴定报告书》中基坑支护和基坑降水费用是否应当进行相应比例下浮的问题,虽然某市住建局与宁夏某建筑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约定“必须严格执行和遵守某市住建局关于工程管理方面的制度和规定,以上工程制度和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宁夏某建筑公司与王某某签订的《项目施工承包协议》中也约定:“王某某全面履行宁夏某建筑公司与建设单位签订合同所约定的各项条款”“本协议与建设方和宁夏某建筑公司签订的施工协议相应执行,协议中宁夏某建筑公司的违约责任和延误工期的罚款及索赔等均由王某某承担;宁夏某建筑公司与建设单位签订的所有协议、补充协议、来往函件及承诺,王某某都必须无条件执行”。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4年4月,某市住建局未提交证据证实在签订合同时已将有关下浮比例的规定和制度向合同相对人出示,案涉A6#、A9#公共租赁房工程于2019年5月完成竣工验收,2019年8月进行了竣工验收备案,本次专题会议召开的时间是2022年5月,专题会议召开时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备案,王某某和宁夏某建筑公司并未参加本次专题会议,故专题会议纪要的内容不能视为是当事人合同约定的内容,也不能被认定为是当事人协商一致基础上对合同内容的变更。该会议纪要系某市住建局单方作出,根据法律规定,没有法律、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和命令依据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减损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同时,从优化营商环境的角度考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境,故该会议纪要对王某某和宁夏某建筑公司无约束力,不能达到某市住建局有关下浮比例的证明目的,故基坑支护和基坑降水费用不应下浮。
裁判要旨
施工合同中约定以政府审计结论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的,人民法院不应当以政府未出具审计结论为由驳回承包人的起诉。案件实体审理中,如果审计部门未在合理期限内启动审计程序或者出具审计结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准许当事人的鉴定申请。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93条(本案适用的是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条)
一审: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宁01民初3674号之一民事裁定(2020年10月15日)
二审: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0)宁民终523号民事裁定(2020年12月16日)
重一审: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宁01民初18号民事判决(2022年6月2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某建筑公司诉某置业公司、某地产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24-07-2-115-003 · (2021)渝05民初2884号 · 2024
民事 建设工程合同 实际履行 施工合同 工程价款 结算依据 工程价款支付主体
裁判要旨: 发包人、承包人就同一工程签订数份施工合同,在确定当事人实际履行的合同时,应当将工程价款支付情况、签证单据、往来函件、结算协议等实际履行因素,与约定的相应实质性内容比对,并考量当事人在诉讼中关于实际履行施工合同的不同主张等情况,以此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合同依据。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建设工程合同/实际履行/施工合同/工程价款/结算依据/工程价款支付主体
基本案情
某建筑公司以其完成了案涉工程的施工,且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其未收到全部工程款为由起诉请求:1.判令某置业公司、某地产公司立即支付拖欠某建筑公司工程款97572109.87元及应付工程款利息;2.判决某建筑公司在应收工程款范围内,对其承建施工的工程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事实与理由:根据其与某置业公司、某地产公司签订的建委备案合同,本案实际履行的也是该合同,应当将该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某地产公司是该合同载明的工程发包人,应当承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
某置业公司辩称:根据案涉结算协议,某置业公司已经支付完工程款,且已超付工程款,其并不欠付某建筑公司工程款。本案实际履行的是建委备案合同,税务备案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某地产公司系案涉工程的共同招标方和发包方,应当承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
某地产公司辩称:其虽然在建委备案合同上盖章确认其是案涉工程的发包人,但其签订该合同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办理案涉工程的施工许可证等手续。建委备案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本案实际履行的是税务备案合同。某建筑公司自始至终明知某地产公司没有与其建立施工合同的意思表示,即使某置业公司欠付工程款,某地产公司也不承担支付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20日,某置业公司、某地产公司与某建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在建委备案,故简称为建委备案合同),约定某置业公司、某地产公司将案涉工程发包给某建筑公司施工。2015年4月30日,某置业公司与某建筑公司签订《案涉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已在税务部门备案,故简称为税务备案合同),同样约定某置业公司将案涉工程发包给某建筑公司施工,约定的施工范围、建设工期、工程价款支付方式等实质性内容与建委备案合同不同。建委备案合同是陈某甲挂靠某建筑公司与某置业公司、某地产公司签订,陈某甲与某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某乙是亲兄弟,陈某甲的妻子许某与陈某乙是某置业公司的股东,陈某甲、陈某乙、许某均在某置业公司内部工程款审批表上签字。案涉工程最终通过了竣工验收,某建筑公司与某置业公司签署了工程价款结算协议。某地产公司曾与某置业公司就案涉工程签订联合开发合同,约定某地产公司仅提供土地,某置业公司提供除土地外的全部建设资金,负责案涉工程建设并在约定期限内向某地产公司交付一定数量的房屋。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重庆五中法院)(2021)渝05民初2884号案件庭审中某置业公司、某地产公司一致认可案涉联合开发合同的性质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27日作出(2020)渝01民初402号民事判决:驳回某建筑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9660.55元,由某建筑公司负担。一审宣判后,某建筑公司不服提起上诉,认为其除了履行一审主张的建委备案合同外,还履行了税务备案合同,应当按照税务备案合同和案涉22份签证结算工程款。重庆市高级人民于2022年12月30日作出(2021)渝民终796号民事判决:撤销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渝01民初402号民事判决;确认重庆某建筑公司对重庆某置业公司享有工程款债权20648579.12元;重庆某建筑公司在享有的工程款债权20648579.12元范围内对其承建施工的某区建竣备字〔2017〕009A号、〔2018〕005B号、〔2019〕001C号重庆市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登记证项下案涉工程1#商业楼、A1-A5#楼、B6-B10#楼、1-3#车库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一、关于案涉工程实际履行的施工合同问题。案涉结算协议载明的原合同建筑面积、原合同单价等内容与建委备案合同内容可以相互印证;某建筑公司在一审中将结算协议作为主张工程款的依据之一,且始终以建委备案合同作为主张工程款的合同依据;税务备案合同约定某置业公司要向某建筑公司支付工程预付款,而某建筑公司无证据证明某置业公司向其支付了工程预付款;一审中某建筑公司对案涉税务备案合同质证认为,该合同是某建筑公司为了配合某置业公司贷款而签订,从未实际履行,不能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某建筑公司在二审中主张实际履行了税务备案合同,改变其一审关于实际履行的施工合同的主张,缺乏合理解释。故二审法院认定案涉工程实际履行的是建委备案合同,应以该合同为案涉工程价款的结算依据。
二、关于某地产公司是否是案涉工程款的支付义务主体问题。第一,经查明,建委备案合同是陈某甲挂靠某建筑公司与某置业公司、某地产公司签订,陈某甲与某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某乙是亲兄弟,陈某甲的妻子许某与陈某乙是某置业公司股东,陈某甲、陈某乙、许某均在某置业公司内部工程款审批表上签字,综合这些事实本案可以认定某建筑公司与某置业公司在建委备案合同的签订与履行方面具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第二,根据案涉联合开发合同约定内容以及在重庆五中法院(2021)渝05民初2884号案件庭审中某置业公司和某地产公司一致认可双方签订的联合开发合同实际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等事实,本案可以认定案涉工程联合开发合同的性质为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根据联合开发合同的约定,某地产公司不负有向案涉工程承包人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如前所述,某置业公司与某建筑公司(即工程承包人)具有紧密的关联关系,故本案可以认定某建筑公司在与某置业公司、某地产公司签订建委备案合同时,某建筑公司知道某地产公司与某置业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合同,知道某地产公司不负有向某建筑公司支付工程款的义务。第三,某地产公司虽然为案涉工程付款共计3500万元,但均是根据某置业公司的委托而支付,某建筑公司亦未在施工过程中请求某地产公司支付工程款;案涉结算协议以及22份工程款签证是某建筑公司与某置业公司签订,某地产公司并未参与。这些事实也可佐证某地产公司不负有向某建筑公司支付工程款的义务。
综上,二审判决认定某地产公司虽是建委备案合同载明的发包人之一,但某地产公司没有支付案涉工程款的合同义务,不是案涉工程款的支付义务主体。在依法认定案涉签证工程款29300714.41元应计入工程总价款的基础上,结合某置业公司已付款金额和某置业公司已经被破产清算的情况,二审判决对一审判决予以撤销,改判确认某建筑公司对某置业公司享有工程款债权20648579.12元,对相关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裁判要旨
发包人、承包人就同一工程签订数份施工合同,在确定当事人实际履行的合同时,应当将工程价款支付情况、签证单据、往来函件、结算协议等实际履行因素,与约定的相应实质性内容比对,并考量当事人在诉讼中关于实际履行施工合同的不同主张等情况,以此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合同依据。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条、第807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条、第28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1条、第2条(本案适用是2005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条,法释〔2004〕14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1条第2款
一审: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渝01民初402号民事判决(2021年7月27日)
二审: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渝民终796号民事判决(2022年12月3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陈某明诉五华某公司、第三人史某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
2024-07-2-115-004 · (2023)粤1424民初3319号 · 2024
民事 建设工程合同 实际施工人 合作承包 利害关系 原告资格 诉讼主体 起诉条件
裁判要旨: 1.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未参与施工但约定只享收益、不担风险、到期收回本金的协议,不符合合伙特征,应当依法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 2.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立案后,经审理发现原告并非案涉工程的合作承包人,亦无实际施工人身份,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依法裁定驳回起诉。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建设工程合同/实际施工人/合作承包/利害关系/原告资格/诉讼主体/起诉条件/民间借贷
基本案情
原告陈某明诉称:其与第三人史某廷是合伙人关系,史某廷于2018年4月22日与被告五华某公司签订了关于承包五华某小区项目工程的合同,其中原告负责项目的施工,原告共为该项目垫付施工资金人民币250万元(币种下同)。项目已完工并已经交付给被告五华某公司。虽然原告与被告五华某公司未签订承包合同,但是原告与第三人史某廷针对本项目签订了《二人合作承包合同》,约定原告对该项目垫资,并且由原告负责项目的施工,第三人史某廷负责项目的材料,因此原告属于实际施工人,对被告五华某公司享有建设工程款的权利。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第三人史某廷、被告五华某公司共同向原告支付工程款共计33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47622.05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五华某公司辩称:陈某明无视合同相对性原则,虚构事实冒用实际施工人身份,恶意索取他人权益,侵害建设工程项目发包方与承包方权益。陈某明与第三人史某廷既不存在合伙关系,更不是案涉建设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其无视合同相对性原则,越权主张他人权益,于法无据,请法院予以驳回。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五华某公司系五华某小区的房地产开发商,第三人史某廷于2018年4月22日与被告五华某公司签订了关于承包五华某小区工程的合同,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后第三人史某廷(甲方)与原告陈某明(乙方)于2018年5月29日签订了第一份《二人合作承包合同》,约定甲乙双方合作承包五华某小区部分工程,由乙方带资1500000元并负责工地的总施工,甲方在工程验收合格二个月内返还1500000元给乙方,并应在工程验收合格三个月内支付工资和利润共400000元给乙方。2019年5月24日,第三人史某廷(甲方)又与原告陈某明(乙方)签订了第二份《二人合作承包合同》,约定甲乙双方合作承包五华某小区的另一部分工程,由乙方带资1000000元并负责工地的总施工,甲方在工程验收合格二个月内返还1000000元给乙方,并应在工程验收合格三个月内支付工资和利润共400000元给乙方。前述两份合同签订后,第三人安排原告为案涉工地的现场管理人员,工资由第三人按合同向原告支付。以上建设项目现均已经竣工交付给被告五华某公司。现因原告多次催收工程款未果,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17日作出(2023)粤1424民初3319号民事裁定:驳回陈某明的起诉。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裁定书已生效。
裁判理由
本案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的主体是否适格。
其一,原告陈某明与第三人史某廷是否为合伙关系。合伙合同是两个以上合伙人为了共同的事业目的,订立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协议。本案中,根据已查明事实,案涉两份合同均明确原告陈某明所投入的资金不承担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的收益,即不论承包工程项目是否亏损,其均可收回本金并获取固定的收益。可见,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并不存在合伙合同的法律关系,而是名为合作承包实为民间借贷关系。
其二,原告陈某明是否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从原告于2021年7月1日及于2021年11月30日出具给被告的声明书来看,原告陈某明只是第三人史某廷雇佣的案涉工地的现场管理人员。现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实其系案涉工程的承包人或分包人,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所完成案涉工程的情况或组织某班组进场施工的情况,且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向工人支付工资或签字确认、报送相关竣工结算资料等文件,故原告不属于实际施工人的范畴,其自然不享有向发包人主张案涉工程款的权利。
综上,陈某明与第三人史某廷非合伙关系,又非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且就案涉工程与被告无任何合同关系,故陈某明不享有向被告主张案涉工程款的权利。
裁判结果
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17日作出(2023)粤1424民初3319号民事裁定:驳回陈某明的起诉。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裁定书已生效。
裁判要旨
1.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未参与施工但约定只享收益、不担风险、到期收回本金的协议,不符合合伙特征,应当依法认定为民间借贷关系。
2.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立案后,经审理发现原告并非案涉工程的合作承包人,亦无实际施工人身份,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依法裁定驳回起诉。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2条、第157条第1款第3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2022年修正)第208条第3款
一审: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2023)粤1424民初3319号民事裁定(2024年1月1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广西某物资公司诉某工程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4-08-2-084-011 · (2018)冀02民初315号 · 2024
民事 买卖合同 付款条款 拒绝履行
裁判要旨: 在承包方与供应商签订和履行涉建设工程领域采购合同时,承包方作为独立的商事主体,应当独立承担第三方业主不能支付工程款的商业风险。承包方约定以第三方业主支付款项作为向供应商支付货款条件,并以此作为拒绝付款理由的,由于该条款不符合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买卖合同/付款条款/拒绝履行
基本案情
广西某物资公司诉称:广西某物资公司依合同约定在交货地点交付了多批次的钢材货物,被告某工程公司对原告交付的货物都进行了验收。双方每月进行结算,确认货物货值及货款总额等,被告按货款支付方式陆续向原告支付了部分货款。经原告结算,截至2018年5月15日,原告累计向被告发货价值40806765.32元,被告已支付14500000.00元,尚欠货款26306765.32元。故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某工程公司向原告支付尚欠货款26306765.32元。
某工程公司答辩称: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临购钢筋买卖合同》与《钢筋买卖合同》对货款支付约定“甲方(我方)支付给乙方(原告)价款的比例与本工程业主同期计量支付甲方工程进度款比例一致。如业主延误支付甲方工程进度款,乙方愿意充分理解,并放弃追究甲方因此造成的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违约金,逾期付款利息等)”。合同签订后,业主同期计量向被告支付工程进度款35818296元,工程总计价为135829129元,应付计价款为122246216.10元,现进度款支付比例是29.3%。原告送货总价为40806765.32元,被告已向原告支付货款14500000元,尚欠货款26306765.32元。被告现付款比例35.53%。截止目前由于业主原因,造成案涉工程停工,被告已起诉案涉工程业主要求支付工程款,由于业主迟延支付工程款才导致被告无法向原告付款。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工程公司为承建某跨海大桥工程向广西某物资公司采购钢筋等货物,双方于2016年10月27日、12月12日签订《临购钢筋买卖合同》与《钢筋买卖合同》。该两份合同约定,由乙方广西某物资公司向甲方某工程公司出卖钢筋等货物,合同总价为51360935元。关于货款的支付,均约定在该两份合同的第六条,内容相同,具体为“第6.6条,甲方付款需要下列条件成就后付款:……第6.6.1条,甲方支付乙方价款的比例与本工程业主同期计量支付甲方工程进度款比例一致。如业主延误支付甲方工程进度款,乙方愿意充分理解,并放弃追究甲方因此造成的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违约金、逾期付款利息等)”。关于违约责任,《临购钢筋买卖合同》第11.1条约定:“如因甲方上级或业主拨款不及时、不到位导致甲方不能按时支付乙方货款时,乙方应予以充分理解,保证本合同的正常履行。乙方承诺不因此要求甲方承担任何违约金、利息等损失赔偿责任。”
合同签订后,广西某物资公司向某工程公司提供钢筋等货物,因某工程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货款,形成本案诉讼。
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7日作出(2018)冀02民初315号民事判决:驳回广西某物资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广西某物资公司提起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4日作出(2019)冀民终78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后,广西某物资公司申请再审称,某工程公司并非本案所涉及项目的中标单位,不是业主海南某度假公司建筑施工合同的相对方,业主支付工程款对象不是某工程公司,因此案涉合同第6.6.1条约定所附的条件不可能发生,违背合同相对性原则。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6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再238号民事判决:一、某工程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广西某物资公司支付货款26306765.32元;二、某工程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广西某物资公司支付律师费182630元;三、驳回广西某物资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对于案涉两份钢筋买卖合同约定的付款条款,某工程公司是否能以业主未付款作为抗辩理由。
因本案纠纷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之前,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在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时,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临购钢筋买卖合同》与《钢筋买卖合同》第6.6条约定内容看,双方对于货款支付的成就条件约定了三点内容,并且明确在三个条件具备后,某工程公司则承担付款义务。而第6.6.1条关于进度款比例一致的约定虽然约定在货款支付条款项下,但并未像第6.6条那样明确约定三项付款条件,也难以从字面文义上得出该条款系付款条件之一。从合同目的来看,广西某物资公司向某工程公司提供货品钢筋系为取得相应货款,双方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而某工程公司购买货品钢筋系为承揽海南某度假公司工程项目所需,其目的是为了取得工程价款。某工程公司作为独立的商事主体,应当独立承担业主方不能支付工程款的商业风险,在没有证据证明广西某物资公司愿意为某工程公司承担业主单位海南某度假公司不能支付工程价款的商业风险的情况下,将业主单位支付款项作为案涉货款的支付条件并不符合广西某物资公司的合同目的。因此,案涉合同第6.6.1条关于“进度款比例一致”的约定不能认定为货款支付条件。再审申请人广西某物资公司关于付款比例一致的约定不构成付款条件的事由成立,法院予以支持。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在承包方与供应商签订和履行涉建设工程领域采购合同时,承包方作为独立的商事主体,应当独立承担第三方业主不能支付工程款的商业风险。承包方约定以第三方业主支付款项作为向供应商支付货款条件,并以此作为拒绝付款理由的,由于该条款不符合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2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25条)
一审: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冀02民初315号民事判决(2019年3月27日)
二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冀民终784号民事判决(2019年11月4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再238号民事判决(2022年7月2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上海某建设公司诉上海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24-08-2-115-001 · (2018)鲁0282民初1134号 · 2024
民事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合同无效 工程合格 付款条款
裁判要旨: 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合同约定以第三方业主支付工程款等作为付款前提条件的,当建设工程项目已通过竣工验收且已交付使用,且第三方业主因进入破产程序导致能否及时足额支付总包方工程款出现极大不确定性时,总包方不应将该风险转嫁给依约完成施工的分包方。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分包方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无效/工程合格/付款条款
基本案情
上海某建设公司诉称:1.判令确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2.判令上海某公司支付上海某建设公司未付工程款10429275元及利息;3.诉讼费由上海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上海某公司与发包人青岛某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合同》后,被告上海某公司与原告上海某建设公司另行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告将承包的工程全部转包给原告并向原告收取管理费。原告向发包方交付该工程之后,原告已实际完成施工任务并履行了工程交付义务。根据合同相对性及建设工程的有关规定,被告从该工程竣工交付之日起应向原告支付剩余工程款,被告逾期未付。
上海某公司辩称:根据双方合同约定,由于业主青岛某船舶制造有限公司正处于破产程序,目前业主支付给被告工程款的比例低于被告支付给原告的工程款比例,故按照双方合同约定,被告并未满足应付款而未付款项的条件。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上海某公司(甲方)与原告上海某建设公司(乙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主要内容有:1、乙方按包工、包料、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包文明施工的形式承包青岛某分段车间土建部分及安装工程的协调管理,合同暂定总价为14545487元(其中工程费14145487元,安全生产措施费400000元),已经扣除税金和总包管理费;2、2010年6月15日开工,2010年12月15日竣工。合同工期的约定与甲方和青岛某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签订的《青岛某船舶制造有限公司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一致;3、第8条工程款、安全生产措施费的支付及竣工结算:8.1甲方在收到业主支付给甲方的工程进度款后,按乙方完成且经甲方核算的工程量支付工程进度款(每次付款时,扣除税金及相应总包管理费等相关费用)。甲方支付工程进度款至合同总价的67%时停止支付,其中40%为6个月的银行承兑汇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承包人按要求编制的工程竣工资料档案(共3份,另提供1套电子版的竣工资料)经发包人的档案部门签收,方可办理竣工结算。待竣工结算审核完毕且业主将后续工程款支付给甲方后,工程款支付到审定结算价款的90%,经审计公司审定后,付至审定价款的95%,剩余5%作为工程的质量保修金。8.2工程竣工后,乙方根据本合同相关规定向甲方提出竣工结算书。乙方上交的施工图预算经甲方审核,核减率超过5%以上或发生核增的,甲方按沪建计联〔2005〕834号、沪价费〔2005〕056号收取审价费用,并在工程结算款中予以相应扣除。8.3本合同项下的全部工程竣工验收通过后,甲方须按业主最终审计报告决算价扣除甲方所承担的税金、3%的总包管理费、及相关甲方代付费用后作为乙方最终决算价。8.4如因业主未及时支付给甲方工程款或未及时办理完结算等原因而导致甲方不能按本合同的规定付款,乙方同意甲方有权延期支付工程款直至甲方收到业主支付的全部工程款或结算款且不向甲方收取任何利息和费用。
合同签订后,原被告之间因工程款支付等发生争议,形成本案诉讼。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8日作出(2018)鲁0282民初1134号民事判决:一、上海某建设公司与上海某公司就青岛某分段车间土建及安装工程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二、上海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上海某建设公司工程款6699981元;三、上海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上海某建设公司以尚欠工程款6699981元为基数,自2012年8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四、上海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上海某建设公司为申请保全支付的保险费7428元;五、驳回上海某建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上海某公司提起上诉。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4日作出(2019)鲁02民终805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
第一,关于案涉合同效力问题。青岛某船舶制造有限公司与上海某公司签订的七份工程施工合同,属于七份独立的发承包合同,上海某公司将其中两份施工合同的内容全部发包给上海某建设公司,属于非法转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上海某建设公司与上海某公司就青岛某分段车间土建及安装工程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
第二,关于原告上海某建设公司主张被告上海某公司支付未付工程款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虽然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无效,上海某建设公司可以参照合同约定主张工程款,且双方对涉案工程已经结算,应以原被告之间的结算值作为上海某建设公司主张工程款的依据。涉案工程于2011年12月28日已经竣工,上海某公司与青岛某船舶制造有限公司之间的工程也于2015年12月19日已经审计完成,无论从合同无效的角度还是公平角度,上海某公司应当将尚欠的工程款支付给上海某建设公司。
本案中,虽然双方合同约定,如因业主未及时支付给甲方工程款或未及时办理完结算等原因而导致甲方不能按本合同的规定付款,乙方同意甲方有权延期支付工程款直至甲方收到业主支付的全部工程款或结算款且不向甲方收取任何利息和费用,但在涉案工程早已交付使用且业主已进入破产程序,业主能否及时、足额支付上海某公司工程款存在极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基于公平、诚信原则,上海某公司应当支付上海某建设公司剩余工程款。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在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中,合同约定以第三方业主支付工程款等作为付款前提条件的,当建设工程项目已通过竣工验收且已交付使用,且第三方业主因进入破产程序导致能否及时足额支付总包方工程款出现极大不确定性时,总包方不应将该风险转嫁给依约完成施工的分包方。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分包方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第509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6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2019年修正)第2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第24条(本案适用的是2005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2条)
一审: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2018)鲁0282民初1134号民事判决(2019年5月28日)
二审: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2民终8059号民事判决(2019年11月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北京某建筑工程公司诉某建筑公司北京分公司、某建筑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案
2024-08-2-115-002 · (2016)晋0211民初997号 · 2024
民事 建设工程分包合同 付款条款 拒绝履行
裁判要旨: 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中,合同约定以业主方付款作为总包方向分包方付款条件的,该付款条件不能成为总包方无限期延迟支付分包方工程款的合理理由。如果工程已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总包方以合同约定业主方付款系总包方向分包方付款条件为由拒绝支付分包方款项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建设工程分包合同/付款条款/拒绝履行
基本案情
2012年11月,某建筑公司北京分公司(甲方)与北京某建筑工程公司(乙方)签订《某地块一期工程外墙保温分包合同》,合同约定“北京某建筑工程公司分包某项目6号、7号、10号、23号、33号、35号楼的外墙保温工程,合同总价为8298772元”,第8条合同价款的支付中第(2)项约定,“乙方所承包工程完工后,工程经质监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办理结算,乙方1个月内向甲方和业主提交最终结算书,业主结算审核完成后,工程款付至95%,剩余5%为工程质保金,质保期为5年,保修期满2年,无质量问题,工程款付至97%,保修期满待业主返还质保金后扣除发生的应由乙方承担的保修费用,余款1个月内全额无息支付。”2015年6月20日,某建筑公司北京分公司(甲方)与北京某建筑工程公司(乙方)补签《某地块一期项目外墙保温工程分包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第四条约定:“本工程合同计价方式为固定单价,暂定增加造价4559481元,增加分包范围后,暂定合同总造价12858253元。”《补充协议》第五条约定:“(1)乙方每月15至20日内将计量表报甲方,再报业主审核,甲方在收到业主工程进度款后,扣除双方约定的其他费用及各项税费及管理费后一般应在5天内拨付给乙方使用,按业主审核确认应付工程价款的70%支付给乙方,工程竣工备案累计支付至合同总价的80%,所有付款,乙方均需提供正式有效的发票。(2)乙方所承包工程完工后,工程经质监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办理结算……(3)如业主延期向甲方支付工程款,则甲方向乙方支付工程款相应顺延,由此带来的资金压力及支付风险乙方应知晓并相应承担,并不得以此为借口停工或要求甲方提前支付工程款。”
2014年9月30日,某地块一期工程已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2016年9月25日,北京某建筑工程公司与某建筑公司北京分公司依据工程量清单及合同单价审定结算金额为12772315元,某建筑公司北京分公司项目经理周某某在结算表上签字并加盖“某建筑公司北京分公司XX项目部”印章予以确认。2013年8月至2015年7月,北京某建筑工程公司分四笔向某建筑公司北京分公司开具建筑业统一发票,金额共计12858253元。截止2015年2月26日,某建筑公司北京分公司共计给付北京某建筑工程公司工程款7743763.24元,余款未付。双方因工程款支付等发生争议,原告北京某建筑工程公司将某建筑公司北京分公司、某建筑公司一并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建筑公司北京分公司、某建筑公司建设工程给付拖欠的工程款5028551.76元及利息553140.7元。被告某建筑公司北京分公司及某建筑公司辩称:双方已对延期支付款项进行了明确约定,北京某建筑工程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3日作出(2016)晋0211民初997号民事判决:一、某建筑公司北京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北京某建筑工程公司支付工程款5028551.76元及利息(以4389936元为本金从2014年11月1日起至2016年9月30日止;以5028551.76元为本金从2016年10月1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止,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二、某建筑公司对某建筑公司北京分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宣判后,某建筑公司北京分公司提起上诉。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7)晋02民终235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首先,案涉某地块一期工程已于2014年9月30日经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可认定北京某建筑工程公司就其施工工程的竣工归档资料已随主体工程一并提交,留余1个月的结算时间,法院认定在2014年11月1日,案涉工程项目95%的工程款付款条件已成就。其次,双方在《补充协议》第五条(2)项约定,质保期为2年,现距离实际竣工日期2014年9月30日已满2年,且某建筑公司北京分公司未举证证明案涉工程质量存在缺陷致付款条件未成就的情形,故某建筑公司北京分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5%的剩余工程款。再次,《补充协议》第五条(3)项约定,业主延期向某建筑公司北京分公司支付工程款,则某建筑公司北京分公司向北京某建筑工程公司支付工程款相应顺延。该协议条款虽然设定了工程款的给付条件,但某建筑公司北京分公司并未举证证明业主存在延期向其支付工程款的情形,而且该付款条件亦不能成为某建筑公司北京分公司无限期延迟支付原告工程款的合理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而上述协议条款有悖诚实信用原则。在案涉工程已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的情况下,北京某建筑工程公司已给某建筑公司北京分公司预留充分的准备时间,某建筑公司北京分公司理应给付拖欠的工程款。
某建筑公司北京分公司系某建筑公司设立的非法人分支机构,且某建筑公司系涉案工程的总承包方,故某建筑公司应当对某建筑公司北京分公司无法清偿部分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综上,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中,合同约定以业主方付款作为总包方向分包方付款条件的,该付款条件不能成为总包方无限期延迟支付分包方工程款的合理理由。如果工程已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总包方以合同约定业主方付款系总包方向分包方付款条件为由拒绝支付分包方款项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9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
一审: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法院(2016)晋0211民初997号民事判决(2017年7月13日)
二审: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晋02民终2357号民事判决(2017年12月2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三亚某实业公司诉朝阳某工程公司、海南某渔政管理站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24-10-2-115-001 · (2020)琼72民初200号 · 2024
海事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工程量 验收 移交同一工程时确定的工程量
裁判要旨: 建设工程合同约定最终按实际工程量结算,案涉工程已由唯一施工人实际施工完毕并通过分包人移交给了总承包人,总承包人向分包人支付了工程进度款,分包人与实际施工人对工程量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而没有验收结算的,可以根据分包人与总承包人之间就同一工程确定的工程量进行认定。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海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量/验收/移交同一工程时确定的工程量
基本案情
原告三亚某实业公司诉称:2017年6月2日,海南某渔政管理站就某岸线修复暨岸滩补砂工程进行公开招标,某案外人公司中标为设计及施工总承包人。2017年10月31日,总承包人与朝阳某工程公司签订《岸滩补砂工程施工合同》,将岸滩补砂工程交由朝阳某工程公司施工;同日,朝阳某工程公司又与三亚某实业公司签订《岸滩补砂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将总承包人交由其施工的岸滩补砂工程转由三亚某实业公司施工。合同签订后,三亚某实业公司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并于2018年6月下旬完成全部案涉工程。经朝阳某工程公司与总承包人中间计量确认,截至2018年6月12日,累计沙滩回填砂工程量为51万立方米,后总承包人已向朝阳某工程公司支付了岸滩补砂工程的工程款。三亚某实业公司认为,合同实际单价为XX元/立方米,朝阳某工程公司应支付的工程进度款为XX元,但依据合同第18.2.2条之约定,朝阳某工程公司应向三亚某实业公司支付合同价款的80%作为工程进度款即XX元,但朝阳某工程公司截至目前仅支付了XX元,尚欠工程进度款XX元。诉讼请求:一、朝阳某工程公司向三亚某实业公司支付工程进度款XX元及利息XX元;二、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三亚某实业公司承担。
朝阳某工程公司辩称:一、朝阳某工程公司支付三亚某实业公司工程款的前提应当是案涉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现朝阳某工程公司尚未收到案涉工程竣工验收资料,且朝阳某工程公司与总承包人尚未完成最终计量结算,因此朝阳某工程公司不应当支付三亚某实业公司工程款。二、朝阳某工程公司与总承包人达成的合意内容和履行结果是另外一个合同关系,不适用于三亚某实业公司与朝阳某工程公司之间,朝阳某工程公司没有对三亚某实业公司履行的义务。
海口海事法院认定:2017年5月31日,经业主海南某渔政管理站就某岸线修复暨岸滩补砂工程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某案外人公司中标成为该项目的设计施工总承包方。2017年10月31日,某案外人公司与朝阳某工程公司签订《岸滩补砂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承包人为某案外人公司,分包人为朝阳某工程公司。同日,三亚某实业公司(乙方)和朝阳某工程公司(甲方)签订《岸滩补砂工程劳务分包合同》,约定承包人为朝阳某工程公司,分包人为三亚某实业公司。工程施工期限为2017年10月1日至2017年12月10日,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为71天;暂定工程总量XX万立方米,综合单价(不含税)为XX元/立方米,暂定价款金额XX元。其中不含增值税合同价款为XX元。本合同金额为暂定,合同最终按实际工程量结算。18.2.1条约定朝阳某工程公司根据总承包方支付给朝阳某工程公司的进度款,按照比例或者根据总承包方实际支付给朝阳某工程公司的进度款情况,朝阳某工程公司在核定三亚某实业公司完成合同价款的基础上扣除相关款项后,按照18.2.2款约定即“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乙方负责自筹资金垫付施工,施工至合同约定的60%,甲方开始计量”支付给三亚某实业公司,最高支付至合同价款的80%。合同签订后, 三亚某实业公司依约进场施工。2018年6月12日,某案外人公司和朝阳某工程公司签订《2018年6月分包工程计量单》,确认朝阳某工程公司已完成分包工程量XX万立方米,工程价款为XX元,并按85%的比例向朝阳某工程公司支付了进度款XX元。三亚某实业公司、朝阳某工程公司均确认《岸滩补砂工程劳务分包合同》所涉工程已经施工完毕,但因双方对三亚某实业公司施工工程量及价款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而没有验收结算,朝阳某工程公司已向三亚某实业公司支付了XX元相关款项。同时,朝阳某工程公司已将案涉工程交付某案外人公司,但朝阳某工程公司和总承包人某案外人公司迄今也尚未验收结算。
海口海事法院于2020年12月21日作出(2020)琼72民初200号民事判决:一、朝阳某工程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三亚某实业公司支付工程进度款XX元;二、驳回三亚某实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朝阳某工程公司以一审法院判决朝阳某工程公司支付的中间计量款数额,不是依据双方签署的中间计量结果43万立方米,而是判决朝阳某工程公司按照51万立方米工程量向三亚某实业公司支付进度款,既不符合双方达成的中间计量的约定,也没有事实依据,违背了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等为由,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19日作出(2021)琼民终11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朝阳某工程公司以原判决应以朝阳某工程公司与三亚某实业公司之间达成一致的43万立方米工程量作为支付案涉工程中间计量款的依据,原判决直接以朝阳某工程公司与总承包方某案外人公司确定的51万立方米工程量作为依据,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等为由,提起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9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申6282号民事裁定:驳回朝阳某工程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关于法律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朝阳某工程公司与三亚某实业公司签订《岸滩补砂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将案涉分包工程全部转包给三亚某实业公司施工,属于违法转包的情形,应认定合同无效,但工程已由三亚某实业公司施工完毕,并由朝阳某工程公司移交给某案外人公司。三亚某实业公司依据与朝阳某工程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及其履行情况请求朝阳某工程公司支付工程进度款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后,又以使用部分质量不符合约定为由主张权利的,不予支持。”朝阳某工程公司接受了三亚某实业公司移交的工程,且已移交给总承包人,应视为工程经过了竣工验收且质量符合约定,朝阳某工程公司又以未经竣工验收为由主张权利,不应获得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三亚某实业公司有权请求朝阳某工程公司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并无不当。朝阳某工程公司关于原审适用法律错误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工程量计算。如前所述,案涉分包工程已施工完毕并移交给总承包人,总承包人向朝阳某工程公司支付了进度款,三亚某实业公司请求朝阳某工程公司支付进度款的条件已经成就。三亚某实业公司与朝阳某工程公司就施工工程量不能达成一致,因朝阳某工程公司向总承包人移交的案涉分包工程完全由三亚某实业公司施工完成,朝阳某工程公司与总承包人确认了实际工程量为51万立方米,原审支持三亚某实业公司的主张并无不当,朝阳某工程公司申请再审没有充分的证据推翻原审的认定。
裁判要旨
建设工程合同约定最终按实际工程量结算,案涉工程已由唯一施工人实际施工完毕并通过分包人移交给了总承包人,总承包人向分包人支付了工程进度款,分包人与实际施工人对工程量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而没有验收结算的,可以根据分包人与总承包人之间就同一工程确定的工程量进行认定。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第2条、第13条(本案适用是2005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14条,法释〔2004〕14号)
一审:海口海事法院(2020)琼72民初200号民事判决(2020年12月21日)
二审: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琼民终118号民事判决(2021年4月19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6282号民事裁定(2021年11月1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熊某琴与王某明、唐某豹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2024-16-2-111-004 · (2015)青民三初字第93号 · 2024
民事 租赁合同 违法建筑 合同无效 房屋占有使用费
裁判要旨: 1.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 2.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用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是,因出租人原因导致对承租人经营造成一定影响的,可酌情减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用。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租赁合同/违法建筑/合同无效/房屋占有使用费
基本案情
王某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王某明与唐某豹于 2013年8月2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并自合同解除之日起唐某豹立即腾空位于南昌市XX路与XX路交界处的房屋;2.唐某豹、熊某琴向王某明支付拖欠租金304200元,利息及违约金共计44989元(欠付租金、利定、及违约金暂算至2015年5月29日,租金、利息及违约金按合同约定计算至被告腾退为止)共计349189元;3.本案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由唐某豹、熊某琴承担。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1月1日,城建公司将南昌市XX路与XX路路交界处的房屋(系某农民公寓还建房裙楼部分物业,建筑面积为2203.7m2)租赁给投资公司,用途为商业及办公场地使用,租赁期限为十年;将场地擅自转租给其他人,视为投资公司违约,城建公司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且不承担违约责任,不退还押金,城建公司同意除外。合同签订当日,投资公司委托王某明将租赁来的该处房屋对外出租。委托书载明王某明有权和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有权收取租金,租金收益全部归王某明所有。2011年11月2日,投资公司出具证明将以上承租房产的租赁权转给王某明。2013 年 8 月 21 日,唐某豹(乙方)与王某明(甲方)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由甲方将位于南昌市XX路与XX路交界处房屋(即以上投资公司承租来的房屋)的二楼,建筑面积为1300m2租赁给乙方,房屋租赁期限为六年,自2013年8月30日至2019年8月29日止;房屋租金第一个年度(二年)自2013年8月30日至2015年8月29日止,每季度租金为70200元,年租金为280800元;房屋租金第二个年度(二年)递增10%,自2015年8月30日至2017年8月29日止,每季度租金为77220元,年租金为308880元;房屋租金第三个年度(二年)递增10%,自2017年8月30日至2019年8月29日止,每季度租金为 85020 元,年租金为340080元;乙方向甲方支付10万元押金,租赁期内,乙方无正当理由逾期支付租金的,每逾期一天,甲方有权按日租金双倍向乙方收取违约金,超出二十天未交租金,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押金不退。合同签订后,王某明按约向唐某豹交付了租赁物,唐某豹亦向王某明交纳了保证金10万元。唐某豹将其中600多㎡的房屋装修成网吧经营,后将其余600多㎡的房屋分别装修成火锅店和麻将馆经营。唐某豹向王某明交纳了2个季度租金后,一直未向王某明交纳租金。2016年5月31日,青云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查封了网吧、火锅店和麻将馆,唐某豹、熊某琴(系唐某豹之妻)停止了经营。再审中,熊某琴提交了南昌市青云谱区城乡建设局出具的证明材料,主要内容是涉案房屋未在该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还提交了青云谱区文化局出具的证明材料,主要内容是因海都网吧(即唐某豹、熊某琴在涉案房屋经营的网吧)未取得消防部门出具的《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所以未办理《网络经营许可证》。
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1日作出(2015)青民三初字第93号民事判决:一、解除原告王某明与被告唐某豹于2013年8月21日签订的《租赁合同》;二、被告唐某豹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将位于南昌市XX路与XX路交界处房屋(象湖农民公寓还建房裙楼部分物业的二楼,建筑面积为1300m2)腾退给原告王某明;三、被告唐某豹、熊某琴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王某明租金及违约金共计人民币349189元(2015年5月30日以后的租金及违约金计算至被告唐某豹腾退时为止);四、被告唐某豹交纳给原告王某明的押金人民币100000元归原告王某明所有,不予退回;五、驳回原告王某明的其他诉讼请求。熊某琴不服提出上诉。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3日作出(2015)洪民三终字第 266 号民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第一、二、五项,撤销第四项,变更第三项为“唐某豹、熊某琴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王某明至 2015年8月29日的租金及违约金共计人民币319389元;唐某豹、熊某琴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王某明自2015年8月30日至实际腾房时止租金(按每月25740元计算)”。熊某琴不服申请再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0日作出(2016)赣民再101号民事判决:撤销一、二审判决,改判唐某豹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将位于南昌市XX路与XX路交界处房屋(某农民公寓还建房裙楼部分物业的二楼,建筑面积为1300m2)腾退给王某明;唐某豹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某明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359600元,熊某琴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本案房屋租赁合同是否有效;2.唐某豹、熊某琴能否免除租金,并要求王某明、城建公司赔偿损失。1.关于本案房屋租赁合同是否有效。王某明、城建公司虽提交了南昌市政府办公厅会议纪要、青云谱区人民政府会议纪要、青云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文 件,但未能提交涉案房屋的建设规划许可证或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文件。再审中,熊某琴提交的南昌市青云谱区城乡建设局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涉案房屋未在该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该院在再审审查期间,向青云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调查了解到,涉案出租房屋所属建设项目未向有关主管部门报批可行性研究报告,即未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综上,可以认定本案涉案房屋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唐某豹与王某明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无效。2.关于唐某豹、熊某琴能否免除租金,并要求王某明、城建公司赔偿损失。根据《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用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因此,对唐某豹、熊某琴要求免除租金的请求,不予支持。但是,因唐某豹、熊某琴经营的海都网吧未能办理《网络经营许可证》,对其经营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可酌情减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用。唐某豹、熊某琴经营租赁房屋至2016年5月31日,依据双方约定,自2013年8月30日起至2016年5月31日止,唐某豹应向王某明交纳房屋租金793260元,该院酌情确定唐某豹向王某明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60万元,扣除已支付的140400元,还应支付459600元。因本案房屋租赁合同无效,根据原《合同法》相关规定,唐某豹应将房屋腾退给王某明,王某明收取唐某豹的 10万元保证金应予退还,对王某明提出唐某豹应按合同约定向其支付违约金的请求不予支持。上述费用相抵后,唐某豹还应向王某明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359600元,熊某琴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于唐某豹、熊某琴提出王某明、城建公司应赔偿其装修损失300万元的请求,因唐某豹、熊某琴未提供证据证明且在本案中未提出反诉,不予审理。
裁判要旨
1.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
2.房屋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用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是,因出租人原因导致对承租人经营造成一定影响的,可酌情减付房屋占有使用费用。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5条(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
一审: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法院(2015)青民三初字第93号民事判决(2015年9月21日)
二审: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洪民三终字第266号民事判决(2016年3月23日)
再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赣民再101号民事判决(2016年12月2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24-16-2-115-001 · (2015)赣民一终字第27号 · 2024
民事 建设工程合同 建筑物外墙保温层 违约责任 竣工验收义务
裁判要旨: 1.在建设单位组织进行竣工验收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约定提交相关验收材料并确认施工质量,是施工单位的法定义务和合同附随义务。 2.在工程存在由建设单位另行单独发包的项目时,承包人有义务就自己施工的工程向发包人提交竣工验收资料,不能以竣工结算资料不完整作为不履行提交竣工结算资料义务的抗辩理由。 3.建设外墙保温层系属于民用建筑节能施工的强制性规定,该法定义务既不能由发包方单方免除,也不能由发包方和施工方协议免除。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的免除外墙保温层施工的协议应当认定无效。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建设工程合同/建筑物外墙保温层/违约责任/竣工验收义务
基本案情
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起诉请求:1、要求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交付全部竣工验收资料和在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等建筑施工文件上盖章,以便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能尽快为购房户办理产权证;2、由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按约支付逾期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违约金199万元;3、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按设计要求补做5#楼外墙保温层,并在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完成。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11月1日,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位于上饶市信州区中山路的某工程发包给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工程内容为1-5#楼及地下室施工工程,合同总价暂定2077万元。2008年11月19日,双方又签订一份《补充合同》,约定:工程实行包工包料;按工程进度确定付款金额,工程竣工验收后20天内付至工程总价90%,三个月内办理完决算,完成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质量评定达到合同约定标准后付至工程总价97%,剩余3%工程总价为质量保修金;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合同承包范围内分包工程,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有义务配合,工程配合费、施工配合费、管理费合计按10%计取,由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根据与分包单位签订的合同约定负责在分包单位的工程款中扣除,并按结算制度的要求支付给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8月13日,双方就某工程有关收尾事项又签订一份《承诺协议》,约定: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确保在2010年8月15日前完成一期工程5#楼住宅整体的外墙面砖粘贴,线条中级弹性拉毛涂料施工符合建筑工程相关分项工程质量验收标准的前提下,全部拆除外立面四周脚手架,如会延时,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同意按每天3万元赔付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程延误损失费;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确保在2010 年8月20日前配合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购房户进行交房,并确保在2010年8月30日前完成5#(包括1-5#楼及地下商业车库)全部合同约定应该完成的工程内容收尾,办理好一期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验收资料交给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相关备案。如会延时,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同意按每天1万元赔付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某工程开始施工,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也按合同约定陆续支付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截止2011年2月,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付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23,268,696.28万元。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某工程1-4#楼于2010年6月3日经相关部门竣工验收合格,5#楼于2010年9月16日由相关部门进行竣工验收,但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肯在5#楼的竣工验收报告和竣工验收备案表上签字盖章,以致5#楼无法进行备案。另查明,5#楼的《建筑设计施工总说明》的第一项和第四项载明了外墙保温层的工程技术规范。2009年4月28日,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项目部收到了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通知》后,于2009年5月1日向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出一份《工作联系单》,要求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一份关于取消1#楼外墙保温层的证明和承担取消保温层不做的一切后果的承诺书。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程部收到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作联系单》后,随即在该《工作联系单》上作出回复:“原4月28日的通知内容中没有外墙保温取消的说法,贵部建议合理,现取消通知20mm厚1:25水泥砂浆抹灰工序,按5#楼建筑设计总说明(一)中四、4条文及J-02总说明(二)中外1施工做法表的相关工序安排施工,达到真石漆墙面基底的质量标准。请及时报价给我方事实,以免影响工期。”2009年5月15日,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部向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出一份《工程签证单》,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该《工程签证单》上提出了1#楼外墙保温层的具体做法,要求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尽快作出回复,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程部收到该《工程签证单》后,随即在《工程签证单》上回复:“经市场询价,选用上海“赛诺”胶粉聚苯颗粒外保温施工样品形式,其上述2-7 项施工工艺按38元/㎡计取直接费,再加20%取费(含税金等一切费用),共计45.60/㎡。”2009年12月16日,经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同意将某城内场各栋楼的外墙装饰工程分包给具有专业技术的衢州市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建筑装饰公司)施工,并由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某建筑装饰公司签订合同。2010年3月16日,上饶市某监理有限公司向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发出一份关于5#楼外墙设计施工的《监理工程师通知单》,该通知单载明:“外墙面应符合设计保温层30mm 厚的要求”。2010年5月28 日,经相关部门验收,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某工程1-4#楼的外墙保温层等节能施工质量专项验收合格,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均在验收报告上盖章。由于5#楼没有做外墙保温层,因此,5#楼没有外墙保温层节能工程施工质量专项验收报告。2011年10 月13日,某建筑装饰公司向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具一份《说明》,其内容为:“上饶某中心1#楼外墙保温层是我公司施工,保温层墙角线由总包单位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部施工,我公司施工单位按38元/㎡结算,为便于工程款支付,商定由建设单位国建房地产公司先将施工工程代垫直接支付给我公司,另20%综合取费由总包单位与建设单位结算,与我公司无涉。”2011年11月28日某建筑装饰公司向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出具一份《证明》,其内容为:“我单位与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仅签订了一份外墙真石漆的施工合同,按照施工规范,应该先做外墙保温再做真石漆。同时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我单位施工该工程外墙保温但只施工了1#楼,另几栋楼因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消外墙保温,我单位就按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意思直接施工外墙真石漆。”2010年5月4日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向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交5#楼《竣工图》,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5#楼《建筑设计施工总说明》上签名确认已按设计要求和标准完成全部项目施工。再审认定以下事实:1、某中心2#、3#、4#、5#楼工程现场墙体保温与图纸节能设计不符。2、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年4月2日做出(2015)赣民一终字第2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书确认了一审认定的双方无争议的事实,其中关于电梯配套费、配合费,该判决书第八页第一段15-20行载明“电梯配套费、配合费,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合同范围内分包工程的,应按5%计取配合费,根据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对外分包工程的合同、结算单等材料(共九项:外墙真石漆、外墙保温、石材干挂、玻璃幕墙、大理石地面、不锈钢栏杆、铝合金门窗、防盗门),认定因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外分包应支付给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配合费合计227,220.9万元。”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二审均未就该事实提出异议。(2015)赣民一终字第27号民事判决书最后认定本案工程造价应为24,841,569.55万元,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付工程款为23,467,005.3万元,达到工程总价款94.7%,本案工程现未完成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尚未达到支付工程总造价的97%的条件,故对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张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延迟支付工程款违约金的诉请不予支持,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20日作出(2011)信民二初字第154号民事判决:一、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按设计要求补做某工程5#楼外墙保温层,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完成;二、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完成漏做的保温层后三日内向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全部竣工验收资料和在相关建筑施工文件上盖章;三、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199万元;四、驳回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5日作出(2012)饶中民二终字第97号民事判决:一、变更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2011)信民二初字第15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按合同要求完成某工程5#楼外墙保温层施工,完成保温层施工后3日内向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交付5#楼竣工验收资料并在相关建筑施工文件上盖章;二、变更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2011) 信民二初字第154 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向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交付某工程1-4#楼的竣工验收资料并在相关建筑施工文件上盖章;三、变更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2011) 信民二初字第15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130万元;四、维持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2011)信民二初字第154 号民事判决第四项。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再审。
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31日作出(2014)饶中民指再终字第6号再审判决:维持该院(2012)饶中民二终字第97号民事判决。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仍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5日作出(2016)赣民再50号再审判决:一、撤销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饶中民指再终字第6号民事判决、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饶中民二终字第97号民事判决、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2011)信民二初字第154号民事判决;二、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交付某工程(由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另行发包的外墙真石漆、外墙保温、石材干挂、玻璃幕墙、大理石地面、不锈钢栏杆、铝合金门窗、防盗门、电梯等单项工程除外)竣工验收资料,办理竣工验收手续;三、驳回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1、某工程5#楼外墙保温层未做是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消不做还是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漏做,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要求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补做5#保温层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2、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提交竣工验收资料和配合办理验收是否构成违约?3、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要求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竣工验收资料加盖公章和承担逾期办理竣工验收的违约金应否得到支持?对上述争议焦点,再审分别评述如下:一、关于5#楼外墙保温层未做的原因和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请能否得到支持的问题。关于5#楼外墙保温层,《建设设计施工总说明》中对保温层施工均有明确规定,双方对外墙保温层属于设计方案中必须施工范围并无异议,争议的问题是5#楼外墙保温层未做是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消不做,还是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漏做。再审认为,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分析,可以认定5#楼外墙保温层未做是双方都明知且认可的结果。双方在《补充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外墙部分在价格无法协商的情况下可以由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另行发包,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未提交其与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就5#楼外墙保温层施工价格达成了一致的证据。在双方就外墙保温层是否施工、材料、价格如何确定已经发生争议,并进行了多次书面协商的情况下,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忽视对外墙保温层的检查和验收的可能性很小,且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聘请了监理公司在现场对工程施工进行监督,保温层属于隐蔽工程,在完工前按照惯例需要进行检查验收,但监理公司在对5#楼外墙面砖返工重新验收外墙的情况下都未提到外墙保温层未做的问题,在工程结算中也未计入5#楼外墙保温层价款。因而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张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漏做5#楼外墙保温层依据不足。在5#外墙墙面施工期间,2010年3月16日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收到《监理工程师通知单》关于外墙面应符合保温层30 mm 厚的要求后既未提出异议,也未按照通知单要求对保温层进行施工,而是直接进行外墙墙面施工,这也说明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5#楼外墙保温层未施工都是明知的。即使是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消5#楼外墙保温层,也必须要取得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同意。但实际上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外墙保温层未做的情况下直接进行了外墙施工,当时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且在此后5#楼《建筑设计施工总说明》上签名确认并表示已按设计要求和标准完成全部项目施工,一直到诉讼前也没有提出5#楼保温层未施工的问题。上述事实说明,双方虽未就5#外墙保温层不做达成书面协议,但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双方对不做5#楼外墙保温层达成了共识,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此都是明知且认可的。根据双方签订的《补充合同》第八条第2款中的约定,外墙等项目在双方价格无法协商的情况下,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有权在同等条件下另行发包,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与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工程款结算纠纷中经本院二审生效判决确认的工程总价款中也未包含该项目工程款,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完全可以自行另行发包对5#楼保温层进行施工,其请求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5#楼保温层进行返工补做不应得到支持。二、关于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提交竣工验收资料和配合验收是否构成违约的问题。竣工验收是发包人与承包人施工单位及其他有关单位共同对施工工程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和质量标准进行确认的程序,只有竣工验收合格,施工单位取得工程款才有合法的依据。竣工验收由工程建设单位组织进行,并在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勘察等单位共同配合下进行。在建设单位组织进行验收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约定提交相关验收材料并确认施工质量,也是施工单位的法定义务和合同附随义务。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其起诉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纠纷中一直认为其施工质量合格,在本案中也从未否认其施工质量合格,在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自认施工质量合格有权取得工程款的情况下却不向建设单位提交竣工验收资料和办理验收手续,其行为既违反了法定义务,也违反了合同义务。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签订《承诺协议》后直至本案一审诉讼前,在与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交涉中一直是就工程款结算提出异议,从未以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提交5#楼保温层资料作为其拒绝提交竣工验收资料和办理验收手续的理由。在本案中,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系因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提交5#楼保温层资料导致其资料不完整而无法提交竣工验收资料和办理验收手续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首先,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一方面主张5#楼外墙保温层系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消不做,另一方面又要求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交5#楼外墙保温层施工资料明显自相矛盾。其次,即使5#楼外墙保温层系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要求取消不做,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拒绝办理验收也没有依据。组织工程竣工验收是建设单位的职责,提交竣工验收资料是施工单位的义务,承包人需就自己承包的工程项目提交完整的竣工验收资料,法律和双方的合同均没有要求发包人要将另行发包的项目向承包人提交竣工验收资料。客观上施工单位对自己未施工的工程也不可能提交施工资料。5#楼外墙保温层,即使按照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自己主张的系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消不做,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完全可以在提交的验收材料中实事求是注明该情况,而不是拒绝对自己施工部分办理竣工验收。提交竣工验收资料是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施工单位的义务,资料是否完整不是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可以不履行该项义务的合法抗辩理由,而是其可否免除或减少承担违约责任的理由。竣工验收材料提交给建设单位后,最终由建设单位整理汇总按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向建设工程质量管理部门提交办理备案手续,建设单位提交的资料是否合法完整,能否取得备案应由建设工程质量管理部门根据其行政职权进行审查。因此,无论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辩解的理由是否成立,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拒绝提交竣工验收资料和办理竣工验收均构成违约。三、关于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要求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履行办理竣工验收义务和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根据第一个争议焦点的分析,本案5#楼外墙保温层未做是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双方明知和认可的结果,双方对5#楼外墙保温层未做都有过错。对于5#楼外墙保温层返工补做导致外墙墙面重做的损失由双方共同承担,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拒绝办理竣工验收构成违约,应当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由于外墙保温层系民用建筑节能施工的内容,《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中对此有明确规定,属于民用建筑节能施工的强制性标准。国家规定该强制性标准的目的是减少民用建筑能源的消耗,既可以减少建筑使用人能源费用的支出,也可以减少全社会能源消耗,该义务既不能由发包方单方免除,也不能由发包方和施工方协议免除。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明知5#外墙保温层未做的情况下,签订《承诺协议》,意图取消5#外墙保温层施工,既损害了第三人利益,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该《承诺协议》应当认定无效。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依据《承诺协议》约定的违约条款主张违约金不能得到支持。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5#楼外墙未施工与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存在共同过错,同时又置购房人利益于不顾,拒绝就其施工的某工程提交竣工验收资料和办理验收手续,导致某工程至今未办理竣工备案登记已逾五年之久,对由此造成的某工程逾期办理竣工验收备案导致的损失应对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5#楼外墙未施工自身存在过错,且在纠纷发生后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消除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障碍,对某工程逾期办理竣工验收备案导致的损失自身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未履行合同约定的提交竣工验收资料和办理竣工验收手续的义务,由于涉案工程至今未办理竣工验收,且至今并未找到其他合法的竣工验收替代方法,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请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竣工验收资料和在验收文件上加盖公章实际上系要求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义务,该请求应当得到支持。根据本院(2015)赣民一终字第27号民事判决书和本案再审认定的事实,除5#楼外墙墙面外,某工程外墙真石漆、外墙保温、石材干挂、玻璃幕墙、大理石地面、不锈钢栏杆、铝合金门窗、防盗门、电梯等均系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另行发包,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应当对除上述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另行发包项目外自己施工的工程向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交竣工验收资料,办理竣工验收手续。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只有在履行该义务后方可免除违约责任。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履行办理竣工验收手续的义务后,若工程因其他由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单独发包项目原因无法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需承担违约责任。由于上饶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本案中并未提交其因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不履行竣工验收义务导致某工程逾期备案的具体损失数额,该损失可待确定后另行向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张。综上,二审及原再审未分清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和责任,认定《承诺协议》效力错误,案件处理结果不妥,再审应予纠正。浙江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部分申诉请求成立,再审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1.在建设单位组织进行竣工验收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约定提交相关验收材料并确认施工质量,是施工单位的法定义务和合同附随义务。
2.在工程存在由建设单位另行单独发包的项目时,承包人有义务就自己施工的工程向发包人提交竣工验收资料,不能以竣工结算资料不完整作为不履行提交竣工结算资料义务的抗辩理由。
3.建设外墙保温层系属于民用建筑节能施工的强制性规定,该法定义务既不能由发包方单方免除,也不能由发包方和施工方协议免除。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的免除外墙保温层施工的协议应当认定无效。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第154条(本案适用的是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年8月27日修正)第58条)
一审: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2011)信民二初字第154号民事判决(2012年2月20日)
二审: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饶中民二终字第97号民事判决(2012年11月5日)
再审: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饶中民指再终字第6号民事判决(2014年7月31日)
再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赣民再50号民事判决(2016年8月1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薛某某诉贺兰县某镇人民政府、银川市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案
2024-16-2-143-001 · (2018)宁0122民初3549号 · 2024
民事 追偿权 个人劳务关系 发生原因 各自过错
裁判要旨: 1.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2.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追偿权/个人劳务关系/发生原因/各自过错
基本案情
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某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某镇政府)诉称:薛某某挂靠在银川市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建设公司),承揽了贺兰县某镇某新村集污管道排污工程,薛某某的技术员林某于2018年4月27日提交了由某建设公司出具的《新胜村小康村集污管道联网建设方案》,并于2018年4月29日由薛某某组织工人对该工程进行施工。2018年4月30日下午17时44分许,薛某某雇佣的包括死者杜某某、王某1、王某2、伤者张某1等三人共计七人在施工期间,因违反安全生产管理规定,进入污水处理池作业时,导致三人受伤、三人死亡。后在县政府应急处置方案作出后,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向政府申请财政资金,先行垫付了伤者医疗费及死者赔偿金等相关费用。在垫付了该笔费用并妥善处理了死者善后事宜后,多方与薛某某、某建设公司进行联系并协商,要求将垫付的费用尽快予以返还,薛某某、某建设公司始终以各种理由予以推诿。2018年6月11日,某镇政府向贺兰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薛某某、某镇政府支付某镇政府代为垫付的赔偿金2871157.13元;2.诉讼费由薛某某、某建设公司承担。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为解决某新村排污管道直排银新干沟问题,某镇政府负责整治污水直排问题。某镇政府认为薛某某熟悉该集污管网的地下铺设情况,便口头约定由薛某某负责对某新村直排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并实施,薛某某遂安排证人林某编写《某新村集污管道联网建设方案》(该方案提出了解决污水直排问题的方法,但未涉及具体施工方法和施工步骤),拟将直排管道封堵后接入2016年建设的集污管网。《某新村集污管道联网建设方案》编写完成,马某某(时任某镇政府镇长)要求薛某某以具有施工资质的主体提供书面建设方案,薛某某遂安排林某负责此事,林某在未告知某建设公司的情况下,在该方案上加盖了该公司的印章。2018年4月27日,薛某某通过微信向时任某镇政府副镇长传送了盖有某建设公司公章的《某新村集污管道联网建设方案》。2018年4月29日上午,薛某某安排林某和刘某某(刘某某为薛某某雇佣的材料员)参加贺兰县政府水污染问题现场调研,由林某携带盖章版《某新村集污管道联网建设方案》代表其向调研组做了汇报。调研组口头同意按《某新村集污管道联网建设方案》对银新干沟水污染进行整治。原某镇镇长遂要求林某和刘某某尽快实施污水直排整治。4月29日中午,刘某某电话通知张某1(薛某某雇佣的代工、务工人员),让张某14月30日带领几名工人到某新村。2018年4月30日8时30分左右,林某、刘某某、张某1、张某2、张某3、王某1、陈某某等人到某新村集污管网现场,做疏通前期准备工作。17时15分左右,施工人员张某1、张某3穿戴雨裤和防护面具,先后轮流进入检查井并进行疏通作业。张某1第三次入井作业时中毒晕倒,张某2、王某2在未佩戴防护用品的情况下井救援时晕倒,张某3遂携带绳子下井救援,先后将张某1、张某2救出,随后身感不适,自己爬出井口。杜某某在未佩戴防护用品的情况遂下井救人并晕倒。遂后,王某1在未佩戴防护用品的情况下井救人时晕倒。120医护人员对张某1、张某2、张某3现场抢救后送往自治区人民医院进行抢救治疗,119将王某2、王某1、杜某某救出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此事故造成王某2、王某1、杜某某3人死亡,张某1、张某2、张某3三人受伤。2018年7月26日,银川市人民政府作出《银川市人民政府关于银川市贺兰县某镇某新村“4·30”中毒伤亡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经调查组调查,此次事故致人伤亡原因为硫化氢中毒。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为作业人员冒险进入硫化氢超标的有限空间违章作业,且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冒险施救是造成此次事故的直接原因。间接原因为1.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范未落实;2.某镇督查检查工作未落实;某镇政府对作业资质审核把关不严,且知道该工程未正式签订施工合同、无具体施工方案,仍要求尽快组织集污管道联网建设,作业过程中对有限空间认知严重欠缺,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未按有限空间安全管理规定组织作业的行为,未认真落实督察检查工作;3.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知识严重欠缺;4.某建设公司对本公司公章管理不善;5.部门安全监管责任未落实。经调查分析,本次事故是一起无法人主体、无资质的自然人盲目进行污水检查井疏通管道作业导致的非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发生后,某镇政府向王某2家属赔偿了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共78万元,向王某1家属赔偿了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共120万元,向杜某某家属赔偿共79.98万元,向伤者张某1、张某2、张某3支付住院医疗费55227.68元、19829.38元、16300.07元。2018年6月11日,某镇政府向贺兰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薛某某、某建设公司支付某镇政府代为垫付的赔偿金2871157.13元;2.本案诉讼费由薛某某、某建设公司承担。
贺兰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20日作出(2018)宁0122民初3549号民事判决:一、薛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某镇政府代为垫付的赔偿款1218486.53元;二、驳回某镇政府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600元,按规定以变更后的诉讼请求收取29769元,退还某镇政府1831元;由某镇政府负担14003元,由薛某某负担15766元。某镇政府和薛某某均不服一审判决,向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7日作出(2021)宁01民终51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薛某某不服二审判决,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10日(2021)宁民申155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7日作出(2023)宁民再3号民事判决:一、撤销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宁01民终517号民事判决、贺兰县人民法院(2018)宁0122民初3549号民事判决;二、薛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某镇政府代为垫付的赔偿款614766.13元;三、驳回某镇政府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为解决某新村排污管道直排问题,某镇政府口头约定由薛某某负责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并实施,薛某某安排林某编写了《某新村集污管道联网建设方案》,并将该方案通过微信传送给该镇原副镇长。薛某某向某镇政府提出某新村地下管道已经堵了,必须将以前城建局建设的管道接到薛某某建设的污水处理厂的管道中。林某的证言证实薛某某明知其安排人员用水泵抽取管道中的污水以降低水位的工作是林某提出的建设方案中的前期工作,而事故发生当天疏通堵塞管道的作业也系《某新村集污管道联网建设方案》中的工作内容。刘某某系薛某某长期雇佣的材料员,刘某某安排张某1召集其他人员4月30日到案涉工地进行施工,张某1系薛某某工地上的带工,张某2、张某3、杜某某、王某1、王某2在事故发生前也都在薛某某的其他工地上提供劳务,虽然薛某某不认可是受其安排6名死伤人员在案涉工地提供劳务,但6名死伤者在事故发生地作业的表现形式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且事故发生后,薛某龙、刘某某出具委托书,委托该镇党委、政府全权处理案涉事故,表示愿意履行相关经济赔偿责任,因此,原审认定6名死伤者系“从事雇佣活动”,事故发生时6名死伤者与薛某某之间存在雇佣关系,符合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根据事故调查报告,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为作业人员冒险进入硫化氢超标的有限空间违章作业,且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冒险施救,间接原因中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范未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知识严重欠缺,系薛某某或其雇佣人员的原因。因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作为雇主的薛某某应对6名死伤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按照调查报告载明的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某镇政府负责某新村集污管道联网建设工作,系案涉工程的发包人,在明知薛某某不具有相关资质且未与薛某某就案涉工程签订正式施工合同、也未与薛某某就施工方案、价款等合同的基本构成要件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仍要求薛某某尽快组织集污管道联网建设。在事故发生前,某镇政府责任人都曾去过施工现场,却未对施工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也未落实安全生产督察检查工作,对有限空间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危险缺乏认知与预见,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施工人员按有限空间安全管理规定进行作业。因此,在要求薛某某雇佣的人员施工时,某镇政府未尽到其作为发包人、作为政府部门应尽的职责,主观上具有过错,某镇政府也应对6名死伤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本案查明事实,事故发生前,林某在现场提出相对较为安全的导流方案疏通管道,但现场施工人员不同意,在未对有限空间进行危险物质排查、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的情况下,盲目蛮干,张某1擅自决定让张某3和自己一起冒险进入硫化氢超标的有限空间违章作业,应对事故的发生承担一定责任。张某3与张某1轮流下井作业,其在张某1晕倒后也进行了救援,张某2、杜某某、王某1、王某2均系救晕倒在井内的人员所致伤亡。除张某1之外的5名死伤者无过错自身不承担责任。根据当时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某镇政府、薛某某、伤者张某1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原审认定某镇政府承担40%的责任,薛某某承担60%的责任,责任划分不当,综合考虑各方过错程度,认为某镇政府应承担主要责任,薛某某应承担次要责任,杜某某、王某1、王某2的损失由某镇政府承担70%的责任,薛某某承担30%的责任。对张某2、张某3的损失由某镇政府承担70%的责任,薛某某承担30%的责任。对张某1的损失(在某镇政府垫付的医疗费范围内)由张某1承担30%的责任,某镇政府承担40%的责任,薛某某承担30%的责任。本案为追偿权纠纷,某镇政府已经向6名死伤者赔付了各项经济损失,其可以在已经赔偿的范围内向薛某某主张权利。再审庭审中,各方均表示对原审计算6名死伤者的赔偿标准及数额没有异议,应予认定。杜某某的损失为607437元,王某2的损失为590683元,王某1的损失759743元,共计1957863元,由某镇政府承担70%的责任共计1370504元,薛某某承担30%的责任共计587359元;某镇政府为张某2、张某3支付医疗费共计36129.45元,由某镇政府承担70%的责任共计25290.62元,薛某某承担30%的责任共计10838.83元;某镇政府为张某1支付医疗费55227.68元,由张某1承担30%的责任为16568.3元,某镇政府承担40%的责任为22091.08元,薛某某承担30%的责任为16568.3元。因此,薛某某共计应赔偿614766.13元,某镇政府已经向6名死伤者赔偿2871157.13元,某镇政府已经承担的责任超出了其应当负担的份额,故有权向薛某某行使追偿权,薛某某应支付某镇政府代为垫付的赔偿款614766.13元。
裁判要旨
1.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2.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2条、1192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12条、第3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
一审:贺兰县人民法院(2018)宁0122民初3549号民事判决(2020年11月20日)
二审: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宁01民终517号民事判决(2021年7月7日)
再审: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3)宁民再3号民事判决(2023年4月2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黄某诉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案
2024-01-2-091-001 · (2022)粤5303民初367号 · 2024
民事诉讼 房屋买卖合同 商品房预约合同 仲裁协议 仲裁机构设立登记
裁判要旨: 对于仲裁协议而言,能够确定具体的仲裁机构是有效仲裁协议的必备要件。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发生纠纷时提交某地仲裁委员会仲裁,但签订仲裁协议时该仲裁委员会尚未核准登记并依法执业,且至起诉时,仲裁委员会仍没有正式对外开展业务,此种情形下,虽然可以认定签订仲裁协议时当事人双方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但约定的仲裁机构实际上尚不存在,仲裁协议实际并未选定具体明确的仲裁机构,属于仲裁协议对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如当事人达不成补充协议,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仲裁协议无效;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诉讼/房屋买卖合同/商品房预约合同/仲裁协议/仲裁机构设立登记
基本案情
原告黄某诉称:2021年2月17日,原告与被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预约购买云浮市某区某房屋签订《预约购房协议》,约定黄某凭该协议书可优先选房,同时约定黄某所交预约金在选房手续办理完后自动转为购房定金。同日,黄某确认购买该楼盘的X栋X房,先后支付了购房诚意金80000元、首期剩余款项54687元。黄某在办理银行贷款时得知,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售楼盘并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经多次沟通,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能明确何时可办妥预售许可证,也未予退还相关款项,故诉请法院判令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返还双倍定金269374元等。
法院经审理查明:《预约购房协议》载明“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通过协商解决;不能通过协商解决的,经双方同意向预购房屋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日期:2021年2月17日”。云浮仲裁委员会于2022年4月26日向广东广量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复函》、云浮市司法局于2022年6月27日向二审法院出具的《关于云浮仲裁委员会有关情况的说明》均载明:2020年12月30日,广东省司法厅下发《广东省司法厅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粤司许决字〔2020〕17号),决定准予云浮仲裁委员会设立登记;2021年3月11日,广东省司法厅下发《仲裁委员会登记证》,准予云浮仲裁委员会登记并依法执业;因经费和人员问题,截至目前,云浮仲裁委员会没有正式执业。
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27日作出(2022)粤5303民初367号民事裁定:驳回黄某的起诉。黄某提出上诉,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日作出(2022)粤53民终1716号民事裁定:一、撤销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法院(2022)粤5303民初367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法院审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中签订的仲裁协议虽约定提交预购房屋所在地仲裁委员会仲裁,同时也可以明确预购房屋在云浮市云安区,但签订该预约购房协议时云浮仲裁委员会尚未准予登记并依法执业,至黄某起诉时,云浮仲裁委员会仍未正式执业,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规定,涉案仲裁协议无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规定,因涉案仲裁协议无效,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本案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一审法院应当受理,故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依法指令一审法院审理。
裁判要旨
对于仲裁协议而言,能够确定具体的仲裁机构是有效仲裁协议的必备要件。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发生纠纷时提交某地仲裁委员会仲裁,但签订仲裁协议时该仲裁委员会尚未核准登记并依法执业,且至起诉时,仲裁委员会仍没有正式对外开展业务,此种情形下,虽然可以认定签订仲裁协议时当事人双方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但约定的仲裁机构实际上尚不存在,仲裁协议实际并未选定具体明确的仲裁机构,属于仲裁协议对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如当事人达不成补充协议,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仲裁协议无效;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5条、第18条
一审: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人民法院(2022)粤5303民初367号民事裁定(2022年5月27日)
二审: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53民终1716号民事裁定(2022年11月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上海嘉某置业有限公司诉陈某祥、陈某俊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4-01-2-091-002 · (2021)沪0107民初25146号 · 2024
民事 房屋买卖合同 共有产权 保障住房 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 专属管辖
裁判要旨: 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应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买卖合同约定了政府住房保障实施机构为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的管理人,对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享有回购、收回等权利的,表明该类合同担负一定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功能,属于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发生纠纷应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房屋买卖合同/共有产权/保障住房/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专属管辖
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嘉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某置业公司)诉称:2020年5月20日,陈某祥、陈某俊与嘉某置业公司签订《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预售合同》,购买上海市嘉定区某房屋,并当日缴纳房款182000元。《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预售合同》首部的“使用说明”载明,上海市嘉定区住房保障实施机构依据有关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管理规定,对合同买受人、同住人使用共有产权保障住房进行管理,并享有回购、收回等权利。根据合同约定,陈某祥、陈某俊应于2020年8月30日前支付余款727339元,但陈某祥、陈某俊未按约支付。嘉某置业公司遂向陈某祥、陈某俊住所地的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解除《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预售合同》,并撤销网签备案;2.陈某祥、陈某俊支付逾期付款赔偿金18186.78元。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0日作出(2021)沪0107民初25146号民事裁定:本案移送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处理。
裁判理由
法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年修正)》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本案中,嘉某置业公司与陈某祥、陈某俊签订的《上海市共有产权保障住房预售合同》,约定了政府住房保障实施机构为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的管理人,对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享有回购、收回等权利的,可见该类合同担负一定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功能,即属于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有关该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的纠纷应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裁判结果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0日作出(2021)沪0107民初25146号民事裁定:本案移送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处理。
裁判要旨
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应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买卖合同约定了政府住房保障实施机构为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的管理人,对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享有回购、收回等权利的,表明该类合同担负一定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功能,属于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发生纠纷应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年修正)第34条第1款(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3条第1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2022年修正)第28条第2款(本案适用的是2021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8条第2款)
一审: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21)沪0107民初25146号民事裁定(2021年10月2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袁某洁诉张某龙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2024-01-2-111-001 · (2022)粤1521民初1976号 · 2024
民事 租赁合同 合同相对性 代理 受理
裁判要旨: 基于合同相对性,依法成立的合同,通常仅对签署合同的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对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委托人可以依据民法典第九百二十六条的规定,介入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直接向第三人主张权利。委托人据此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应以合同相对性为由,裁定驳回委托人的起诉。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租赁合同/合同相对性/代理/受理
基本案情
原告袁某洁诉称:作为某商铺所有权人,其委托李某聪处理该商铺出租事宜。2021年3月1日,李某聪代其与被告张某龙签订《商铺租赁合同》。合同签订后,李某聪将上述商铺交付被告使用。各方多次微信沟通租金交纳事宜。被告长期拖欠租金、水电费和物业管理费等费用,经其多次催要,被告出具《承诺书》确认了欠款数额、还款期限,约定违约责任及争议处理的管辖法院,同时愿意承担因维权产生的律师费。袁某洁多次要求被告按《承诺书》付款,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推诿。故请求法院判令:1.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2.被告向原告支付租金38800元;3.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31200元;4.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15000元;5.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
被告张某龙辩称:2021年10月1日,被告因酒驾被拘留15天。当时欠了一个月租金,已跟李某聪约定好等其出来后再解决租金事宜。结果在其被拘留过程中,李某聪把水电都停了,导致其损失严重,两个月没有营业,因而拖欠原告的租金。水电费、管理费和最后三个月的租金都交了,写给原告欠条的费用还没有交。被告与原告私下有协商,欠条上的钱由被告付还,原告同意免被告一个月租金,由被告继续营业。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袁某洁与李某聪系朋友关系,其将案涉商铺交由李某聪管理。2021年3月1日,李某聪与被告张某龙签订《商铺租赁合同》。被告2021年9月1日起至2022年4月28日止未支付租金,2022年5月8日出具《承诺书》给李某聪存执。《承诺书》载明:本人与李某聪在2021年3月1日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因个人原因从2021年9月1日至今共拖欠租金33600元,欠电费、管理费以实际拖欠的为准,本人承诺拖欠的租金在三个月内清偿完毕。被告没有按时付清租金,原告向被告催讨未果遂提起诉讼。
广东省海丰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18日作出(2022)粤1521民初1976号民事裁定:驳回袁某洁的起诉。袁某洁提起上诉,广东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14日作出(2022)粤15民终1402民事裁定:一、撤销广东省海丰县人民法院(2022)粤1521民初1976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广东省海丰县人民法院审理。
裁判理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五条、第九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
签订涉案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李某聪和张某龙,袁某洁主张李某聪系受其委托签订合同的,其系合同的实际权利义务人。从一审查明的事实和袁某洁一审提交的证据材料看,袁某洁系涉案商铺的所有人,在张某龙拖欠租金后曾向张某龙追讨租金,基于袁某洁主张的委托关系,其作为委托人可以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行使介入权,直接向张某龙主张权利。
裁判结果
广东省海丰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18日作出(2022)粤1521民初1976号民事裁定:驳回袁某洁的起诉。袁某洁提起上诉,广东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14日作出(2022)粤15民终1402民事裁定:一、撤销广东省海丰县人民法院(2022)粤1521民初1976号民事裁定;二、本案指令广东省海丰县人民法院审理。
裁判要旨
基于合同相对性,依法成立的合同,通常仅对签署合同的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对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委托人可以依据民法典第九百二十六条的规定,介入受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直接向第三人主张权利。委托人据此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应以合同相对性为由,裁定驳回委托人的起诉。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925条、第926条
一审:广东省海丰县人民法院(2022)粤1521民初1976号民事裁定(2022年8月18日)
二审:广东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15民终1402号民事裁定(2022年12月1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北京某经贸公司诉北京某房地产公司、河北某建投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
2024-01-2-504-001 · (2018)京02民初38号 · 2024
民事 侵权责任纠纷 起诉 利害关系
裁判要旨: 1.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案件受理条件的规定为判断标准。当事人依据民事相关证据,起诉主张被告侵害其投资权益,应符合法律规定的、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条件。 2.当事人没有获得人防工程使用许可并不影响其依据相关合同提起民事诉讼。申请办理《人防工程使用证》等规定,属于行政管理性规范,并不影响投资者基于投资行为而提起诉讼并主张其享有投资性权益的权利。当事人是否取得《人防工程使用证》,与其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无直接关联,不能据此否定当事人的诉权。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侵权责任纠纷/起诉/利害关系
基本案情
北京某经贸公司2004年从北京某地产公司受让北京西客站南广场美食城项目,之后北京某经贸公司与北京某经贸发展中心组建北京某房地产公司进行建设。2011年4月19日,作为转让方的北京某经贸公司与北京某经贸发展中心与作为受让方的河北某建投公司共同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转让方将其分别享有的北京某房地产公司的49%和51%股权,即北京西客站南广场美食街主体完成、结构封顶的在建项目。该项目转让权益的总建筑面积为22137.22平方米转让给河北某建投公司。转让项目权益之外的建筑面积为11797.23平方米的二段地下人防工程产权归属于北京市人防机构,并明确约定:人防工程的建设、竣工及所需费用由转让方负责。2011年9月15日,北京某经贸公司与丰台区人防管理所、北京某地产公司三方签订《关于西客站南广场美食城人防工程建设及使用事项协议书》,约定人防管理所与北京某地产公司原来订立的有关北京某经贸公司西客站南广场美食街地下人防工程(以下简称案涉人防工程)的协议及会议纪要中涉及到的北京某地产公司的权利义务全部转移至北京某经贸公司承担;北京某地产公司将案涉人防工程建设资料全部移交给北京某经贸公司;由北京某经贸公司负责建设案涉人防工程并取得竣工验收手续;若北京某经贸公司提出使用该工程,则由人防部门与北京某经贸公司协商确定。2012年2月16日,丰台区民防局复函同意将人防工程交由北京某经贸公司使用。后,北京某经贸公司以北京某房地产公司、河北某建投公司强行占有案涉人防工程,侵占其投资使用权益,并擅自改变案涉人防工程的设计用途,将原来的商业、服务业的设计功能变更为车库、办公室等,造成其无法使用案涉人防工程的巨大权益损失为由,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该委于2016年6月22日作出《裁决书》,裁决河北某建投公司向北京某经贸公司支付人民币4500万元补偿款。因河北某建投公司拒不履行判决偿付义务,北京某经贸公司遂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以该《裁决书》“处理了依法应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为由,作出了不予执行的裁定。北京某经贸公司于2018年1月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请求:1.判令北京某房地产公司、河北某建投公司连带赔偿北京某经贸公司西客站南广场美食街地下人防工程投资、使用收益损失13000000元;2.北京某房地产公司、河北某建投公司承担本案发生的全部费用。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北京市人民防空条例》第二十二条和《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使用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相关单位申请平时使用案涉人防工程,应由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作出行政许可。只有取得《人防工程使用证》后,方可使用案涉人防工程。北京某经贸公司并未与案涉人防工程经营管理部门签订租赁使用协议,亦未取得案涉人防工程主管部门核发的《人防工程使用证》。故北京某经贸公司要求北京某房地产公司、河北某建投公司连带赔偿案涉人防工程的投资及使用收益损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于2018年5月14日作出(2018)京02民初38号民事裁定,驳回中实经贸有限公司的起诉。
北京某经贸公司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8)京民终436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北京某经贸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3日作出(2020)最高法民再301号民事裁定:一、撤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终436号民事裁定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初38号民事裁定。二、指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案件受理条件的规定为判断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一审裁定认定北京某经贸公司因对案涉人防工程未取得《人防工程使用证》,不享有用益物权,不具备对案涉人防工程的投资及使用收益损失主张权利的主体资格,从而驳回其起诉。因此,本案争议焦点为北京某经贸公司是否具有提起本案侵权之诉的主体资格。
首先,北京某经贸公司起诉请求的是案涉地下人防工程的投资、使用收益损失,其请求权基础在于对人防工程的投资建设。根据《人民防空法》第五条“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由投资者使用管理,收益归投资者所有”的规定,人防工程的投资者对人防工程享有平时的管理使用权和一定的收益权。北京某经贸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时提交了其与河北某建投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与北京某地产公司签订的《西客站南广场美食街地下人防工程建设协议》,与北京某地产公司及丰台民防局签订的《关于西客站南广场美食城人防工程建设及使用事项协议书》,《租赁意向书》以及丰台民防局出具的《复函》等相关证据,主张其对案涉人防工程有投资建设、使用的权利,北京某房地产公司与河北某建投公司擅自申请变更地下人防工程用途,侵占人防工程,侵害了其投资权益。上述证据可以初步证明北京某经贸公司与本案人防工程使用权益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其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告主体资格条件。
其次,北京某经贸公司没有获得人防工程使用许可并不影响其依据相关合同提起本案诉讼。《北京市人民防空条例》以及《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使用管理规定》有关平时使用人民防空工程、应当按照规定报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并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人防工程使用证》等规定,属于行政管理性规范,并不影响投资者基于投资行为主张其享有投资性权益的权利。故北京某经贸公司是否取得《人防工程使用证》,与其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无直接关联,不能据此否定北京某经贸公司的诉权。
第三,北京某房地产公司在向相关政府部门申请变更地下人防工程用途时曾出具承诺函,承诺“我公司将承担由于因改建项目人防工程平时用途变更可能引发的后续问题和可能产生的企业间法律纠纷。”在双方因案涉纠纷的仲裁裁决书被法院不予执行的情况下,北京某经贸公司依照《股权转让协议》有关保留地下人防工程及其附属权益等约定,提起本案侵权诉讼,要求河北某建投公司、北京某房地产公司承担其不能使用人防工程投资权益的侵权赔偿责任,属于民事争议,符合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至于北京某经贸公司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属于实体审理的范畴。
综上,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北京某经贸公司未获得使用行政许可证,不具有主张用益物权的原告主体资格而驳回其起诉不当,最高人民法院予以纠正。北京某经贸公司关于其与本案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有权提起本案诉讼的再审请求成立。
裁判要旨
1.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案件受理条件的规定为判断标准。当事人依据民事相关证据,起诉主张被告侵害其投资权益,应符合法律规定的、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条件。
2.当事人没有获得人防工程使用许可并不影响其依据相关合同提起民事诉讼。申请办理《人防工程使用证》等规定,属于行政管理性规范,并不影响投资者基于投资行为而提起诉讼并主张其享有投资性权益的权利。当事人是否取得《人防工程使用证》,与其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无直接关联,不能据此否定当事人的诉权。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年修订)第122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
一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初38号民事裁定(2018年5月14日)
二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终436号民事裁定(2019年6月28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再301号民事裁定(2020年11月13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曹某某、张某甲诉张某乙、张某丙、张某丁、张某戊所有权确认纠纷案
2024-07-2-037-001 · (2015)通民初字第12262号 · 2024
民事 物权确认纠纷 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收益分配 家庭成员共同享有
裁判要旨: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是以农户为单位的农村经济组织成员取得土地承包经营的依据,以固定农户承包相应土地亩数确定。但合同的签订并不影响在农户内部全体家庭成员共同享有该土地流转收益的权利,且不以签订合同时农户现有家庭成员为限。农户家庭有成员死亡的,该死亡家庭成员在承包期内获得的承包收益,可以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产生继承法律关系和后果,但相关遗产数额仅以其死亡时已经获得或虽尚未取得但已经投入资金、付出劳动即将取得之情形为限,不包括死亡后承包土地新产生的流转收益。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物权确认纠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分配/家庭成员共同享有
基本案情
原告曹某某、张某甲诉称:张某甲作为新生儿,有权享有土地流转收益,张某己享有的土地流转收益在其去世后应由其他家庭成员共同享有,故请求判令:1.北京市通州区某乡某村六斗土地16亩流转收益的五分之一归曹某某所有;2.北京市通州区某乡某村六斗土地16亩流转收益的五分之一归张某甲所有。
被告张某乙、张某丙、张某丁、张某戊辩称:2004年所签土地承包合同书载明人口五人,分别为张某丁、张某己、张某丙、张某戊、曹某某,当时张某甲尚未出生,故张某甲不应享有该土地流转收益,而张某己于2011年去世,其所享有的土地流转收益份额应作为遗产继承。
法院经审理查明:曹某某与张某丁于1994年登记结婚,婚后于1994年生育长女张某戊,于2007年生育次女张某甲。张某乙与张某丙系张某丁之父母。张某己系张某丁之祖父,于2011年去世。张某乙为非农业户口。曹某某、张某丁、张某丙、张某甲、张某戊的户口均在北京市通州区某乡某村*号。
2004年10月1日,张某乙与北京市通州区某乡某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某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确权确地)》,约定张某乙承包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某乡某村六斗面积为16亩的土地,承包期限自2005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上述土地于2005年开始流转,流转收益一直由张某乙领取。2015年1月20日,某村委会出具证明,内容如下:“根据中央的政策,我村于2005年1月1日在原来土地承包的基础上实行农村土地确权,根据我村土地现状人均确权土地3.2亩,不足3.2亩的部分给予一定经济补偿,超过3.2亩部分交承包费。我村张某乙家当时确权的总亩数16亩,人口5人,分别是:张某丁、张某丙、张某己、曹某某、张某戊。”
后某村委会于2015年7月30日出具证明,内容为:“张某甲于2007年9月23日出生,自上户口起,村委会按照相关规定已给张某甲土地补偿款640元(共计3亩2分),张某甲已不再享有流转收益的五分之一,因此不能顶替承包合同中的任何一人。”某村委会于2015年9月14日出具证明,内容为“根据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精神,我们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对2005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均按3.2亩土地标准,适当给予经济补偿,老人去世后土地仍由家属继续经营,队里不收任何费用。直至2027年土地承包期结束。”就上述640元的性质,村支书、村支委均解释称是村民决议确定的,给村里2005年之后的新生儿或从外村迁入但未享有土地流转收益的孩子每人每年一定数额的补偿,是某村给自己村民独有的待遇。2014年经法院生效判决,曹某某与张某丁离婚,张某甲尚未成年,由曹某某抚养。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1日作出(2015)通民初字第12262号民事判决:1.张某乙与北京市通州区某乡某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确权确地)》中16亩土地流转收益的五分之一归曹某某所有;2.张某乙与北京市通州区某乡某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确权确地)》中16亩土地流转收益的五分之一归张某甲所有。
张某乙、张某丙、张某丁、张某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9日作出(2015)三中民终字第1123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两点:一是张某甲作为2004年某村土地确权之后的新生儿是否有权享有土地流转收益;二是张某己去世后,其原先享有的土地流转收益份额如何分配。
一、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并不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该条款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设立作为登记要件主义的例外情况作出规定,仅需发包方和承包方达成意思表示上的一致、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即可。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需由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发包方与农户作为承包方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以固定每户应当承包的土地亩数。同时,依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在农户内部,每一个家庭成员均有权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二、土地流转收益权利主体的确定应以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该农户实际家庭成员为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该法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据此,家庭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必须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或农户家庭,且系承包地所属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该规定强调的是村民人人有份、农村福利性及生活保障性,是集体成员权最重要、最集中的体现。在此前提下,由土地承包经营权所衍生出的土地流转收益亦应当属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内一户家庭的全部成员共同享有。
三、家庭成员去世后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收益的继承问题
首先,一般的家庭承包合同所确定的承包经营权不能继承。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具有社会保障的功能,它为集体成员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当承包的农户中一人或者几人死亡,承包经营仍然是以户为单位,承包地仍由其他家庭成员继续承包经营,并不发生承包权转移问题,也即继续履行承包合同直至承包合同期满。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确定的原则,承包人在承包期内获得的承包收益,是公民私有财产的组成部分。承包人死亡的,其生前依法获得的承包收益,按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因此,家庭成员死亡的,其个人生前承包所得收益可依照继承法予以继承,但仅以死亡时已经获得或虽尚未取得但已经投入资金、付出劳动即将取得之情形为限,并不包括其死亡后承包土地新产生的流转收益。本案中,张某乙之父张某己已于2011年死亡,其生前所获土地流转收益作为一项财产权利可由其继承人继承,但其死亡后新取得的土地流转收益不再作为遗产予以继承,而是分摊在其他家庭成员的份额里,也就是由这一户包括张某甲在内的剩余在册人口享有。现双方产生争议的是张某己死亡五年后的土地流转收益问题,该收益与张某己无关。
裁判要旨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是以农户为单位的农村经济组织成员取得土地承包经营的依据,以固定农户承包相应土地亩数确定。但合同的签订并不影响在农户内部全体家庭成员共同享有该土地流转收益的权利,且不以签订合同时农户现有家庭成员为限。农户家庭有成员死亡的,该死亡家庭成员在承包期内获得的承包收益,可以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产生继承法律关系和后果,但相关遗产数额仅以其死亡时已经获得或虽尚未取得但已经投入资金、付出劳动即将取得之情形为限,不包括死亡后承包土地新产生的流转收益。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33条、第336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27条、第13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18年修正)第17条(本案适用的是2003年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6条)
一审: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5)通民初字第12262号民事判决(2015年7月21日)
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5)三中民终字第11238号民事判决(2015年11月1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张某甲、朱某乙等诉邵某、朱某甲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2024-07-2-043-001 · (2020)沪0106民初26981号 · 2024
民事 财产损害赔偿 房屋转租 家电设施 安全保障
裁判要旨: 1.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中,出租人有义务保障所提供的房屋及其附属设施符合安全适用的标准。出租人允许承租人转租房屋,并非对出租人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出租人的上述义务并未因房屋转租而转移给承租人。承租人将房屋转租后,相对于次承租人来说,处于“出租人”的地位,对于次承租人同样负有该义务。 2.若出租人和承租人均未尽到保障房屋附属设施符合安全适用标准的义务,导致次承租人发生损害的,出租人和承租人的行为构成侵权法上的过错。次承租人可以基于侵权事实的存在,要求出租人和承租人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于出租人和承租人的过错程度,应当结合各自预防和防范风险发生的能力予以认定。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财产损害赔偿/房屋转租/家电设施/安全保障
基本案情
邵某为涉案房屋产权人,于2001年购得该房屋。2015年9月25日,邵某与朱某甲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邵某将涉案房屋出租给朱某甲,租赁期限为6年,自2015年10月7日至2021年10月6日止。双方在《房屋租赁合同》中还约定,如人为造成承租物业及设备损坏,朱某甲应负责维修或赔偿;如在租赁期限内朱某甲将房屋部分或者全部出租给第三方,因第三方使用所产生的法律责任与邵某无关,由朱某甲承担;邵某同意朱某甲装修该房屋并更换家具家电,到期后归邵某所有。2018年,朱某甲将涉案房屋转租给张某甲、朱某乙、张某乙,租赁期限至2021年10月。张某甲与朱某乙为夫妻关系,张某乙系两人的女儿,三人共同居住于涉案房屋内。2020年1月10日凌晨2时许,涉案房屋内发生火灾,造成张某甲、朱某乙、张某乙衣物、生活用品等财物损毁。后经消防部门认定,涉案火灾系因客厅内处于使用状态的立式空调内部发生故障所引起。该空调属于邵某所有,系邵某留在涉案房屋内的家电设施。经现场勘验并结合各方当事人的意见,三原告因涉案火灾造成的损失确认为141542元。
张某甲、朱某乙、张某乙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邵某、朱某甲连带赔偿张某甲、朱某乙、张某乙财物等损失共计21万余元。
邵某辩称:其与张某甲、朱某乙、张某乙之间不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张某甲、朱某乙、张某乙不能直接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邵某与朱某甲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朱某甲负责维修涉案房屋内家电设施,并承担涉案房屋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赔偿责任,故邵某对涉案房屋不存在管理义务。
朱某甲辩称:其对涉案房屋内的设施设备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火灾发生前涉案空调一直处于安全适用状态;涉案空调属于邵某所有,朱某甲无法预见到该空调出现内部故障引发火灾。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6日作出(2020)沪0106民初26981号民事判决:一、邵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某甲、朱某乙、张某乙赔偿款84925.20元;二、朱某甲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某甲、朱某乙、张某乙赔偿款56616.80元;三、张某甲、朱某乙、张某乙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邵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后又以各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并已经实际履行完毕为由,申请撤回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6日作出(2021)沪02民终4427号民事裁定,准许邵某撤回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第一,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中,出租人有义务保障所提供的房屋附属家电设施符合安全适用的标准。出租人将房屋移交给承租人后,承租人又将该房屋转租的,承租人对于次承租人同样负有上述安全保障义务,但并不意味着出租人的该义务全部转移给承租人。该安全保障义务要求房屋出租方根据所提供的家电设施的具体情况,做好日常检修和维护,确保家电设施安全适用,不存在使用风险。家用电器本身存在一定的安全使用年限,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安全性能会降低,使用过程中的风险亦会随之增加。涉案房屋租赁期限较长,邵某作为出租人理应更加谨慎,根据家电设施的使用年限,定期进行检修维护,确保能够保持长期的安全适用性能。本案火灾系涉案空调不具备安全适用性能,内部出现故障所引发,邵某作为出租人未尽相应义务,未确保其提供的家电设施具备安全适用性能,对于火灾的发生存在过错。朱某甲作为承租人,在其与张某甲、朱某乙、张某乙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中,处于出租人的地位,同样负有向次承租人提供安全适用的家电设施的义务。朱某甲未尽到上述义务,对于火灾的发生同样存在过错。
第二,虽然张某甲、朱某乙、张某乙与邵某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但邵某未尽相应义务,导致损害发生,张某甲、朱某乙、张某乙基于既存的侵权事实,要求邵某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并无不当。邵某、朱某甲未尽相应义务的不作为行为共同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应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分别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三,邵某作为涉案空调所有权人,应更清楚该空调购买时间、是否临近安全使用年限,是否需要进行检修维护。本案中并无证据表明邵某向朱某甲披露过涉案空调的购买使用情况,朱某甲无从得知该空调的确切使用年限。故对于涉案火灾的发生,邵某不作为的过错程度甚于朱某甲。据此,法院认定邵某和朱某甲对于张某甲、朱某乙、张某乙的损失分别承担60%和40%的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
1.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中,出租人有义务保障所提供的房屋及其附属设施符合安全适用的标准。出租人允许承租人转租房屋,并非对出租人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出租人的上述义务并未因房屋转租而转移给承租人。承租人将房屋转租后,相对于次承租人来说,处于“出租人”的地位,对于次承租人同样负有该义务。
2.若出租人和承租人均未尽到保障房屋附属设施符合安全适用标准的义务,导致次承租人发生损害的,出租人和承租人的行为构成侵权法上的过错。次承租人可以基于侵权事实的存在,要求出租人和承租人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于出租人和承租人的过错程度,应当结合各自预防和防范风险发生的能力予以认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1172条 、第1184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2条、第19条)
一审: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6民初26981号民事判决(2021年3月16日)
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2民终4427号民事判决(2021年5月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蔡某珠诉九江市柴桑区某街道某村五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
2024-07-2-044-004 · (2023)赣0404民初2439号 · 2024
民事 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 集体经济组织 妇女权益保障 村规民约 土地征收补偿
裁判要旨: 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或者征用补偿权,不因离异而丧失原有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及其他涉及村民利益事项的决定,不得以妇女离婚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集体经济组织/妇女权益保障/村规民约/土地征收补偿
基本案情
原告蔡某珠诉称:原告于1993年结婚嫁到九江市柴桑区某街道某村五组(以下简称某村五组),户口亦迁至该村五组。婚生的两个孩子户口也在该村。后因夫妻感情不和与被告村民肖某胜于2018年8月30日离婚。离婚后,原告和两个孩子一直共同生活在该村,户口也一直在该村。原告是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一,理应享受本村村民的同等待遇。2023年5月份,政府征收该村的水库和鱼塘等,被告获得200多万的征收款,理应合理分配给被告各个村民。其他五组村民都每人分得了1万元的征收补偿款,而被告拒绝向原告支付征收补偿款,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应当享有的村集体征收补偿款10000元;2.被告承担原告因维权支付的诉讼代理费29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某村五组辩称,本来开始是说给蔡某珠分钱,但是后面投票的时候,有四个人跟蔡某珠同样情况(离婚),举手表决的时候大家统一决定都不分,包括不分给蔡某珠。
法院审理查明:原告蔡某珠因与某村五组村民结婚将户口迁至该村,后双方离婚。原告的户籍仍保留在某村五组且在该村居住。2023年该组集体所有的两个水塘27.4879亩及相关附属设施和苗木被征收,所获征收款2462668元。经某某村五组小组会商议,以每人10000元的标准分配给了村小组的243人,余款在某村五组组长处,原告蔡某珠未在分配范围内。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6日作出民事判决:一、由被告九江市柴桑区某街道某村五组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蔡某珠支付征收补偿款10000元;二、驳回原告蔡某珠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均没有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原告蔡某珠因合法婚姻落户在被告某村五组,虽然后来离婚,但户籍仍在某村五组,且在该村组居住生活,故应当认定原告蔡某珠具有某村五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或者征用补偿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以及其他涉及村民利益事项的决定,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据此,原告蔡某珠作为某村五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依法享有平等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的权利。本案中,被告某村五组小组会议讨论不分配具有某村五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原告蔡某珠的征收补偿款,违反法律规定,故对于原告蔡某珠要求被告某村五组支付村集体征收补偿款100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裁判结果
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6日作出民事判决:一、由被告九江市柴桑区某街道某村五组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蔡某珠支付征收补偿款10000元;二、驳回原告蔡某珠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均没有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要旨
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或者征用补偿权,不因离异而丧失原有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及其他涉及村民利益事项的决定,不得以妇女离婚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2022年修正)第55条第1款、第56条第1款
一审: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人民法院(2023)赣0404民初2439号民事判决(2023年10月1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郭某与谢某等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
2024-07-2-045-001 · (2020)粤0103民初8284号 · 2024
民事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 加装电梯 未出资 补交出资 公平原则 诚信友善
裁判要旨: 住宅电梯在使用属性上系建筑物的共有部分,所有业主对电梯平等享有使用权和共同管理的权利。 老旧住宅加装电梯应涉及的法理、情理错综复杂,邻里之间应多一分理解和包容,坚持自愿平等、友好协商、兼顾公平的原则开展协商,共同营造和谐舒适的居住环境。高龄业主确有使用电梯的客观需要,虽其在加装电梯的需求期间提出异议但属于正常表达意见的范围,若其他业主以此为由拒绝高龄老人使用电梯,不符合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若其他业主认为高龄业主阻碍电梯加装的行为给其造成损失的,可另案主张权利,但不能以此拒绝该高龄业主在补交集资款后使用电梯。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加装电梯/未出资/补交出资/公平原则/诚信友善
基本案情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某小区某栋9层住宅楼业主于2017-2018年商议加装电梯,44户业主中有32户业主同意。居住于3楼、年近八旬的业主郭某因有异议未参与出资。电梯投入使用后,郭某提出希望在补交相应集资款后使用电梯,但32户业主认为郭某前期对加装电梯有异议,导致加装电梯工程延误一年多,反对其使用电梯。郭某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在按前期加装电梯筹资方案支付10077元费用后,对新建电梯拥有与32户业主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9日作出(2020)粤0103民初8284号民事判决:一、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原告郭某支付广州市荔湾区某小区大楼增设电梯集资款10077元。原告郭某支付上述款项后七日内,被告向原告郭某发放大楼的门禁卡,供原告郭某搭乘电梯使用。二、驳回原告郭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被告谢某等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15日作出(2021)粤01民终1163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案涉电梯在使用属性上系建筑物的共有部分,郭某与其他业主对电梯享有使用权和共同管理的权利。郭某使用该电梯并不属于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亦不会导致其他业主使用电梯的合法权利受到损害,故无须经多数业主同意。依据公平原则,使用电梯应以交纳集资款为前提,故法院判决郭某支付增设电梯集资款后,由该住宅业主代表向郭某提供电梯卡,供其搭乘电梯使用。宣判后,32户业主提出上诉。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
住宅电梯在使用属性上系建筑物的共有部分,所有业主对电梯平等享有使用权和共同管理的权利。
老旧住宅加装电梯应涉及的法理、情理错综复杂,邻里之间应多一分理解和包容,坚持自愿平等、友好协商、兼顾公平的原则开展协商,共同营造和谐舒适的居住环境。高龄业主确有使用电梯的客观需要,虽其在加装电梯的需求期间提出异议但属于正常表达意见的范围,若其他业主以此为由拒绝高龄老人使用电梯,不符合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若其他业主认为高龄业主阻碍电梯加装的行为给其造成损失的,可另案主张权利,但不能以此拒绝该高龄业主在补交集资款后使用电梯。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1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7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2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7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8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76条)
一审: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20)粤0103民初8284号民事判决(2020年12月29日)
二审: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01民终11637号民事判决(2021年9月1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朱某等诉某物业管理委员会业主撤销权纠纷案
2024-07-2-046-001 · (2019)苏0206民初5929号 · 2024
民事 业主撤销权 业主大会 物业管理委员会 议事规则 管理规约
裁判要旨: 认为物业管理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侵犯业主合法权益的,业主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人民法院在审查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决定是否侵害业主权益时,应当审查物业管理委员会所作决定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业主撤销权/业主大会/物业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管理规约
基本案情
原告朱某、黄某、姜某起诉请求:依法撤销某物业管理委员会于2019年4月2日发布的《公告》中首次业主大会前两项议案表决通过的内容。事实与理由:其三人均为涉案小区业主。2018年12月24日,某物业管理委员会发布召开首次业主大会的通知;2019年4月2日,某物业管理委员会发布公告,内容为首次业主大会通过了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管理规约等四项议案;经三原告了解,某物业管理委员会对议案的表决票及表决结果弄虚作假,前两项议案均未达到双过半的要求,后三项工程的真实同意票数以及同意面积也未达到双过三分之二的要求;某物业管理委员会召开首次业主大会未成立筹备组,以物业管理委员会代行业委会职责不符合法律规定,未将选票送达每一位业主侵犯业主权益;现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某物业管理委员会辩称:首次业主大会的召开并未违反法律规定,程序合法;公告的表决票明细系之前物业公司提供的数据;经过重新统计,其中第一项、第二项议案均符合双过半比例要求;后两项工程未达到比例,但该两项工程实际并未动工也未实施,以后如施工会依法另行投票;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朱某等为涉案小区一、二期业主。2017年5月27日、2018年8月15日,惠南社区居民委员会与涉案小区一、二期首次业主大会筹备组发布公告,表示因业主代表报名人数过少、业主委员会候选人报名人数未达到要求等原因,无法继续进行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选举程序,故组建业主委员会工作到此结束。2018年11月13日,涉案小区成立某物管会,并于2019年4月8日向无锡市惠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备案。
2018年12月24日,某物业管理委员会公告召开首次业主大会,会议内容审议表决《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管理规约》等事项,不能出席的业主请提前写好《业主委托书》,受委托人参加大会时需出示委托书。该次业主大会由某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及部分热心业主通过上门以及在小区公共区域摆设投票点等方式进行投票。相应表决票抬头为“涉案小区首次业主大会表决票”,表决内容为《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管理规约》等事项,备注说明:1、以上表决事项已公示在小区内…5、业主委托非家庭成员的其他人投票的,应出具业主书面授权委托书、房产证等有关书面证明;6、选票应经业主本人签字或受托人签字。
2019年4月2日,某物业管理委员会发布公告,表示通过采取书面征求意见方式,首次业主大会表决通过《业主大会议事规则(草案)》《管理规约》等事项。《业主大会议事规则(草案)》中载明了关于首次业主大会组织召开、准备工作、投票工作等事项并明确了表决规则。
审理过程中,某物业管理委员会向法庭提供了首次业主大会表决票共计1458张,经清点核对并随机抽选一定比例选票核实,根据双方确认的业主总户数以及某物管会发布公告中相应通过票数的计算方式,有效同意票数不足总户数50%比例。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4日作出(2019)苏0206民初5929号民事判决:撤销2019年4月2日某物业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公告》中关于表决通过《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管理规约》的决议。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不具备成立业主大会条件,或者具备成立条件但未成立业主大会的住宅小区,经物业所在地县(市、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街道办事处指导后仍不能成立的,可以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代行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职责。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做出的决定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该合法权益应理解为业主在程序上享有的合法权利和在实体上享有的合法权利两部分。鉴于安防监控数字网络改造工程以及大门门禁暨车辆智能化管理改造工程未实际施工,某物管会亦表态如需施工会依法定程序重新投票决定,三原告亦表态对该两项不再要求,故法院对此不予理涉。
涉案小区成立某物管会,代行业委会和业主大会职责。首次业主大会召开前应做好业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的制定、业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的确定以及业主委员会选举办法等筹备工作。本案中,双方争议的“首次业主大会”表决内容中仅涉及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管理规约以及其他具体施工事项,并未对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内容有所涉及。某物管会于2018年12月24日发布公告,自行通知召开首次业主大会,公告中亦未明确首次业主大会会议表决规则等内容,于法不符。
另外,根据某物管会发布的召开首次业主大会的通知以及使用的表决票载明的说明事项,业主委托非家庭成员的其他人投票的,应出具业主书面授权委托书、房产证等有关书面证明,选票应经业主本人签字或受托人签字。故而,业主在表决票票根上签名的不应计入有效同意票数,没有书面委托手续委托物管会工作人员代签以及非业主家庭成员代签的票数,投票同意后又进行涂改以及既非业主也无法明确具体房屋信息的表决票均不应计入有效同意票数。该首次业主大会并未确定业主投票权数,根据双方确认的业主总户数以及某物管会发布公告中相应通过票数的计算方式,有效同意票数已不足总户数50%比例。
据此,某物管会自行召开首次业主大会,会议召开过程以及表决票数确定等方面均存在程序不合法的地方,表决票数亦未超出相应比例。三原告现要求撤销表决通过《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管理规约》的决议的诉讼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认为物业管理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侵犯业主合法权益的,业主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人民法院在审查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决定是否侵害业主权益时,应当审查物业管理委员会所作决定的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7条、第278条、第280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75条、第76条、第78条)
一审: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2019)苏0206民初5929号民事判决(2020年7月2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阮某海、叶某玲诉叶某仙、叶某华相邻通行纠纷案
2024-07-2-053-001 · (2020)鄂1224民初1829号 · 2024
民事 相邻关系 通行权 所有权 楼梯通道
裁判要旨: 1.对于基于房屋设计、施工、规划或者登记等原因而引发的房屋楼梯间所有权与相邻通行权冲突,因房屋楼梯间的利用与土地利用有相似之处,可以适用民法典第二百九十一条“不动产权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其土地的,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中处理相邻关系的基本原则和规则。 2.相邻关系中的通行权是基于客观现实需要在不动产权利人的权利使用上设置一定的负担,限制不动产权利人的权利行使,而给予相邻一方通行便利。当所有权与通行权发生冲突时,在特定情形下,应当依法优先保障相邻权利人的通行权。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相邻关系/通行权/所有权/楼梯通道
基本案情
原告阮某海、叶某玲诉称:阮某海、叶某玲系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某小区3幢多套室负一楼至一楼的楼梯通道的所有权人,对该楼梯间具有专属所有权,并非与叶某仙、叶某华共同使用楼梯间。根据叶某仙、叶某华所处商铺规划设计图,该商铺还有两处通道,争议楼梯通道非唯一通道。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阮某海、叶某玲对案涉楼梯通道具有专属所有权,叶某仙、叶某华不享有通行权;2.诉讼费由叶某仙、叶某华承担。
被告叶某仙、叶某华辩称:1.叶某仙、叶某华与某置业公司签订的《商品房屋买卖合同》明确该楼梯通道为公共通道,且叶某仙、叶某华于2014年7月购买该商用房至今,一直从该楼梯通道出入,从未出现争议。2.楼梯通道应认定为历史形成的通道,且为唯一通道,故叶某仙、叶某华享有该楼道通行权。
法院经审理查明:通山县某小区第二幢房屋与第三幢房屋紧邻。第二幢房屋的负一楼为商铺,第二幢房屋从负一楼至一楼有一楼梯间,上至一楼右边进入相邻的第三幢房屋室内,左边进入第二幢房屋。2014年7月,叶某仙购买第二幢一楼商用房101、102、103室,叶某华购买104、105、106室。购买后使用过程中,叶某仙、叶某华从上述负一楼至一楼的楼梯间出入至今,且为唯一出入通道。2020年3月22日,阮某海从案外人陈某处购得相邻的第三幢一楼101、102、103、104、105室,并办理了不动产权属登记,权利人为阮某海、叶某玲共有,房屋所有权证载明的建筑面积为308.06㎡,其中室内面积为220.24㎡(含有案涉楼梯间面积6.84㎡)、共有分摊面积87.82㎡。购买房屋前后,阮某海、叶某玲及叶某仙、叶某华均从该同一楼梯间出入,后阮某海、叶某玲以案涉楼梯间为其一方所有,叶某仙、叶某华不应占用其所有的楼梯通行为由诉至法院。
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7日作出(2020)鄂1224民初1829号民事判决:驳回阮某海、叶某玲的诉讼请求。宣判后,阮某海、叶某玲不服,提起上诉。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30日作出(2021)鄂12民终67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叶某仙、叶某华对诉争楼梯间是否享有通行权。相邻关系中的通行权是基于相邻关系而产生,双方应当相互给予通行便利,即使相邻关系一方具有所有权,也不能以此为由排除他人通行的权利。本案中,主要考量因素包括案涉通道是否属于历史通道、习惯通道、唯一通道以及通行的便利性等。叶某仙、叶某华在阮某海、叶某玲购买该商铺之前就一直利用该通道上到一楼其所在门店;从通行便利性及整幢建筑的结构来看,该通道系叶某仙、叶某华上到门店所在楼层的唯一正常通道,也是唯一便利通道;从相邻关系人对阮某海、叶某玲的影响来看,案涉楼梯原本在设计时就是一个通道,双方当事人均是通过该通道上楼,叶某仙、叶某华使用该通道并不会影响到阮某海、叶某玲对该通道的使用,这一点亦符合为相邻关系人提供便利的相邻关系处理原则。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第二百九十一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其土地的,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本案适用的是原物权法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七条,所涉条文内容相同。面对目前的现状,阮某海、叶某玲应当让渡其部分楼梯间的不动产权利,以方便相邻人的通行。这是目前最节约、最简单有效的解决方式,也符合民法典处理相邻关系的基本精神。对于阮某海、叶某玲以其对该通道享有所有权来排除叶某仙、叶某华的通行权的请求,一、二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1.对于基于房屋设计、施工、规划或者登记等原因而引发的房屋楼梯间所有权与相邻通行权冲突,因房屋楼梯间的利用与土地利用有相似之处,可以适用民法典第二百九十一条“不动产权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其土地的,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中处理相邻关系的基本原则和规则。
2.相邻关系中的通行权是基于客观现实需要在不动产权利人的权利使用上设置一定的负担,限制不动产权利人的权利行使,而给予相邻一方通行便利。当所有权与通行权发生冲突时,在特定情形下,应当依法优先保障相邻权利人的通行权。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8条、第291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84条、第87条)
一审:湖北省通山县人民法院(2020)鄂1224民初1829号民事判决(2020年12月17日)
二审: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鄂12民终679号民事判决(2021年6月3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朱某华诉张某纲、陈某生等16人共有纠纷案
2024-07-2-054-001 · (2023)渝0110民初3192号 · 2024
民事 共有 共有部分 加装电梯费用 权益受损 免费乘用电梯权利 一并转移
裁判要旨: 老旧小区业主因加装电梯致房屋采光、隐私等权益受损而协议取得的免费乘用电梯的权利,随房屋所有权一并转移。房屋买受人请求在原使用范围内继续免费乘用电梯并承诺分摊使用电梯产生的维修、保养等日常费用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共有/共有部分/加装电梯费用/权益受损/免费乘用电梯权利/一并转移
基本案情
重庆市綦江区某小区系老旧小区,未安装电梯。为便利出行,2021年,该小区2号楼张某纲等16户业主商定集资加装电梯,并陆续办理报建等手续。该楼栋三楼业主黄某认为加装电梯距离其主卧室过近,对其房屋采光、隐私等权益造成侵害,对加装电梯方案提出异议。后经社区调解委员会调解,黄某与张某纲等16户业主达成《调解协议》。该协议约定:黄某不承担电梯安装费,享有电梯免费乘用权;黄某对前述加装电梯方案不再持反对意见。在前述调解协议达成后,张某纲等16户业主在各自出资之外,共同分摊了黄某应承担的加装电梯集资费用人民币1万元(币种下同),该楼栋电梯顺利完成安装运行。
2022年1月,黄某将房屋出售给朱某华并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双方约定房屋买卖价款包括电梯安装费用在内。张某纲等16户业主以朱某华不是原《调解协议》相对方无权免费乘用电梯为由,要求朱某华补缴该楼栋电梯安装费1万元。朱某华则认为,黄某房屋产权转移后,加装电梯对该房屋采光、隐私等权益影响仍然存在,黄某享有的免费电梯乘用权应随房屋产权转移给朱某华。双方协商未果,朱某华无法正常使用该楼栋电梯。朱某华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确认朱某华不承担该楼栋电梯安装费,享有免费电梯乘用权。
诉讼中,朱某华承诺,愿意承担使用该楼栋电梯期间产生的维修费、电费等按整栋业主户数进行均摊的费用。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9日作出(2023)渝0110民初3192号民事判决:确认朱某华享有某小区2号楼免费电梯乘用权,不支付该电梯的安装费用。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朱某华可否继受原业主黄某享有的免费乘用电梯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第二百八十三条规定:“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费用分摊、收益分配等事项,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业主专有部分面积所占比例确定。”案涉电梯属于小区2号楼业主住宅专有部分之外的共有部分、附属设施,该楼栋加装电梯所涉及的费用分摊应当尊重当事人的约定。本案中,因2号楼加装电梯方案对原业主黄某房屋采光、隐私等权益有损害,张某纲等16户业主以分摊黄某本应负担的加装电梯集资费用及承诺黄某享有免费电梯乘用权,换取黄某对该电梯加装方案的同意。该协议经人民调解组织调解达成,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业主转让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其对共有部分享有的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一并转让。”本案中,案涉电梯加装完成后即成为小区2号楼的共有部分、附属设施。黄某享有的电梯免费乘用权利,系其房屋采光、隐私等权益因加装电梯受损而取得的对应补偿。黄某将房屋转让给朱某华后,电梯运行对该房屋业主采光、隐私等权益损害客观上仍持续存在。此外,黄某与朱某华亦对房屋出售价款包括电梯安装费用在内进行了明确约定。根据双方合同约定,黄某在转让案涉房屋时实际亦将其在案涉《调解协议》项下不承担电梯安装费但有权免费乘用电梯的权利一并转让给朱某华。因此,黄某对小区2号楼电梯免费乘用的权利应当随房屋产权转移而一并转移给朱某华。当然,朱某华亦应承担乘用该电梯期间产生的维修费、电费等日常费用。
综上,张某纲等16户业主以朱某华未缴纳电梯安装费为由阻挠其乘用电梯的行为不当。朱某华诉请判令确认其不承担电梯安装费,享有免费电梯乘用权的诉求成立,应予支持。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老旧小区业主因加装电梯致房屋采光、隐私等权益受损而协议取得的免费乘用电梯的权利,随房屋所有权一并转移。房屋买受人请求在原使用范围内继续免费乘用电梯并承诺分摊使用电梯产生的维修、保养等日常费用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1条、第273条、第283条
一审: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2023)渝0110民初3192号民事判决(2023年9月1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周某某诉某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
2024-07-2-061-001 · (2020)冀0638民初1703号 · 2024
民事 土地承包经营权 青苗补偿费 承包 发包
裁判要旨: 农村土地被征收或征用的,青苗补偿费应归实际使用土地并进行生产经营的承包人所有,包括来自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承包人,也包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外的其他承包经营村集体土地的人员。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土地承包经营权/青苗补偿费/承包/发包
基本案情
周某某提起诉讼请求,请求判令某村委会、某乡政府共同给付原告2018年度和2019年度土地收益金356400元,给付青苗费178200元,以上合计5346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某村委会辩称:涉案土地承包协议无效,即使有效,也因未及时缴纳承包费通知周某某解除,涉案土地收益金属于土地补偿费,依法应归村委会所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6月16日,周某某、某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协议书》一份,某乡政府作为批准机关在协议书上签字盖章同意。按照协议书约定:周某某承包某村委会东南破方村机动地100亩(南北长512米,东西长150米)用于种植材林和农副产品经营,承包费每年每亩70元,承包期限30年(自2002年1月1日起至2032年1月1日止)。2002年3月12日,周某某与某乡政府签订了《退耕还林合同书》,在案涉土地上种植了林木,并于2003年3月28日取得林权证。林权证登记载明土地115亩,林地使用期限28年。周某某承包后投入了资金,打井办电,建设房屋,种植树木和大田作物,一直按约定缴纳承包费。2018年初,案涉土地被雄安新区租用建设十万亩苗景兼用林。按照《植树造林用地协议书》的约定,新区按照每亩土地每年1500元的土地收益金和1500元的一次性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的标准,对(户主)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人进行补偿。至此,某村委会和某乡政府不再收取周某某缴纳的承包费,不再与周某某签订《植树造林用地协议书》。周某某称,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补偿款已给付,两年的土地收益金和一次性青苗补偿费已给付某村委会,但某村委会、某乡政府拒付至今。
河北省雄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4日作出(2020)冀0638民初1703号民事判决:一、某村委会返还给原告周某某青苗补偿费150000元。二、驳回周某某其他诉讼请求。周某某、某村委会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9日作出(2021)冀96民终25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周某某与某村委会于2001年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合法有效,周某某依约享有涉案土地的使用权。2012年周某某与某村委会再次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周某某自2002年起承包张庄村土地,在扣除电力线杆及走廊、道路、坟地后为100亩,承包费每年每亩为300元。相关票据显示,周某某自2012年至2017年均是按照100亩、每亩300元,即每年30000元向某村委会交纳的土地承包费。根据双方合同履行情况,周某某对其余的18.8亩土地并不享有承包经营权。因涉案土地位于雄安新区植树造林用地范围内,包含周某某承包土地在内的地块被征用,周某某与某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该合同应予解除,周某某对涉案土地享有的承包权随之灭失,土地收益金依法应归土地原承包户所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承包地被征收后,承包方有权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青苗补偿费。周某某系涉案100亩土地的承包方以及青苗的所有权人,该土地被征收后,某村委会应将周某某所承包的100亩土地上的青苗补偿款,即150000元返还周某某。
裁判要旨
农村土地被征收或征用的,青苗补偿费应归实际使用土地并进行生产经营的承包人所有,包括来自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承包人,也包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外的其他承包经营村集体土地的人员。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9条、第563条、第577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第94条、第107条)
一审:河北省雄县人民法院(2020)冀0638民初1703号民事判决(2020年11月4日)
二审: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2021)冀96民终256号民事判决(2021年7月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刘某诉程甲等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
2024-07-2-076-001 · (2019)豫1323民初4735号 · 2024
民事 确认合同效力 房屋买卖合同 非债务人 共同共有 责任财产 规避执行 合同效力审查
裁判要旨: 对非债务人与相对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认定,需综合债务人与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特殊身份关系、成交价款及支付情况、转让时间、债务人对标的房屋是否享有权利、是否减损债权人的责任财产等方面进行实质判断。如当事人的房屋交易虽符合房屋买卖的形式特征,但实质减损了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并致使他人债权有不能清偿风险,且债务人不能提供充足有效的履行担保,应认定为属于恶意串通的逃债行为,转让行为无效。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确认合同效力/房屋买卖合同/非债务人/共同共有/责任财产/规避执行/合同效力审查
基本案情
刘某诉请:1.确认程甲与程乙于2019年8月28日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判决程乙协助将涉案房产过户登记至程甲名下;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程甲与朱甲系夫妻关系。2019年4月刘某起诉朱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生效判决确认:朱甲偿还刘某本金9 172 22.8元并支付利息。在诉讼过程中,朱甲和程甲于2019年8月将夫妻共同的房产转移至程乙名下(程乙未支付任何对价),并于2020年1月协议离婚,导致刘某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朱甲一案无法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程甲与程乙之间恶意串通,损害了刘某的利益,该合同应属无效合同。
程乙、程甲辩称:1.程乙的房子与程甲的房子是互换,属于正常的等价交换。买卖合同的主体、签订程序均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不存在无偿转让行为,合同合法有效。2.买卖合同中所涉的房产全系被告程甲的个人婚前财产。虽然安置房合同签订于程甲与朱甲婚姻之内,但是该房屋在程甲结婚前已经确定拆迁方案和补偿安置方案,后来就该房屋所交纳的购房款也与朱甲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刘某对程甲、程乙不享有诉的利益。3.刘某基于其与朱甲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产生相应的权利。朱甲欠刘某的债务不属于朱甲与程甲夫妻共同债务,刘某对程甲与程乙之间的买卖合同没有诉的利益。4.另案中朱甲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被告为程甲和程乙,刘某主张的基础事实与本案完全一致,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已经作出了判决,因此本案属于重复诉讼,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刘某的起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程甲、程乙系姐妹关系,程甲与朱甲于1994年12月26日登记结婚,2020年1月10日离婚登记,婚内育有一女朱乙。程甲于1998年购买坐落于北京市石景山区xx号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诉争房屋登记在程甲名下。
2019年4月17日,刘某以民间借贷纠纷将朱甲诉至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法院,请求朱甲偿还借款。2020年9月10日,西峡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1323民初47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朱甲偿还刘某本金917 222.8元及相应利息。刘某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21年1月7日,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程乙与程甲之女朱乙于2019年8月5日签署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出卖人程乙将其名下的北京市海淀区xx902号房屋(以下简称902房屋)以100万元价格出售给朱乙,买受人朱乙应于2019年8月7日前向出卖人支付房款。合同签订当日,902房屋过户登记至朱乙名下。
2019年8月28日,买受人程乙与出卖人程甲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程甲以50万元价格将诉争房屋出售给程乙,买受人程乙应于2019年8月30日前向出卖人支付购房款。2019年8月29日,诉争房屋过户登记至程乙名下。
2020年1月10日,程甲与朱甲签署离婚协议,约定:因各种因素致使夫妻感情破裂,已无和好可能:一、男女双方自愿离婚;二、夫妻双方无房产;三、双方无债权债务。
2021年12月7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京0107民初1818号民事判决中认定,本案诉争房屋系程甲与朱甲的夫妻共同财产,该判决已生效。
刘某以程甲、程乙恶意串通损害其合法权益为由诉请确认程甲与程乙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要求将诉争房屋过户登记至程甲名下。案件审理中,刘某申请对诉争房屋进行了财产保全。庭审中,程甲与程乙表示双方用各自房屋进行了等价互换,故朱乙未向程乙支付购房款,程乙亦未向程甲支付购房款,交易真实有效。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22日作出(2022)京0107民初4822号民事判决:一、确认程甲与程乙于2019年8月28日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二、程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将诉争房屋所有权恢复登记至程甲名下。宣判后,程甲、程乙以其与刘某之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涉案房屋系程甲个人房产,并非与朱甲的夫妻共同财产等为由,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1日作出(2022)京01民终886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河南省西峡县人民法院对刘某与朱甲民间借贷纠纷第一次作出一审判决后,程甲即与程乙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随即进行房屋过户行为,程乙自始至终未向程甲支付购房款。程甲、程乙虽主张双方是以房屋买卖的名义进行了房屋互换,但程乙名下的902房屋并未登记至程甲名下,而程甲名下的本案诉争房屋却登记到了程乙名下。此外,对于之所以将程乙名下的902房屋登记至程甲之女朱乙名下,程甲在另案诉讼中及本案一审、二审中的陈述存在多处矛盾。如在另案诉讼中,程甲主张因其不具备购房资格故将902房屋登记至朱乙名下;本案一审中,程甲表示因北京限购政策无法登记至程甲名下;本案二审中,程甲则主张其出于避税考虑故将902房屋登记至朱乙名下。程甲未能就前述矛盾陈述作出合理解释。诉争房屋系经生效判决确认的属于朱甲与程甲的夫妻共同财产。程甲在明知朱甲至今未清偿刘某欠款的情况下,在与朱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与自己的姐姐程乙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程甲与朱甲共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程乙名下,使朱甲的责任财产直接减损而致刘某的债权难以清偿。因此,程甲与程乙构成恶意串通,侵害刘某的合法权利,双方就诉争房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诉争房屋所有权应恢复登记至程甲名下。
裁判要旨
对非债务人与相对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认定,需综合债务人与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特殊身份关系、成交价款及支付情况、转让时间、债务人对标的房屋是否享有权利、是否减损债权人的责任财产等方面进行实质判断。如当事人的房屋交易虽符合房屋买卖的形式特征,但实质减损了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并致使他人债权有不能清偿风险,且债务人不能提供充足有效的履行担保,应认定为属于恶意串通的逃债行为,转让行为无效。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4条、第157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58条)
一审: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22)京0107民初4822号民事判决(2022年8月22日)
二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京01民终8867号民事判决(2022年11月2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某社区居民委员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
2024-07-2-090-001 · (2021)鄂01民初281号 · 2024
民事 合资 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 合同效力 合同解除 房屋价款 核算补偿价款
裁判要旨: 自筹资金合作开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合同依法解除后,如未约定开发商建设补偿价款,且在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可以参照能够基本反映还建房屋建设情况的政府指导价确定。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合同效力/合同解除/房屋价款/核算补偿价款
基本案情
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与某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某居委会)就某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进行合作开发,但某公司完成了部分案涉还建房项目后,案涉还建房项目长期未继续履行。
原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称:某居委会在首期项目交付并支付房屋价款后,就擅自将还建房项目其余工程另行与第三方合作,应依法向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但后来某公司变更违约诉请为解约诉请,请求法院判令:1.解除双方签订的《联合开发还建房协议书(一)》;2.判令某居委会向某公司支付合作建房的房屋价款计人民币77497967元;3.判令某居委会赔偿某公司资金占用损失40669344元(暂计算至2021年5月1日,以未付款项为基数从还建房交付之日起计算至给付完毕之日止);4.判令某居委会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某居委会辩称:1.案涉两合同因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无效,原因是合作开发的土地和改造方案都没有取得相关政府及职能部门批准,某居委会不具备“国有土地”征收主体资格,双方协议也没有得到某居委会全体成员表决通过并形成决议;2.通过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认定某居委会应实际支付某公司发生的工程项目款;3.驳回某公司的其他诉请。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公司与某居委会就某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签订协议,约定合作方式为,某居委会提供全部还建房的批文及土地,占合作项目25%的股份,某公司负责提供建设资金,并负责项目的规划、设计、建设及销售办证,占合作项目75%的股份。首期项目“某花园二期还建工程”建设总面积为40948.41平米,于2013年12月交付某居委会,但某居委会仅向某公司支付房屋价款37157581元。2020年12月18日,某村委会与某公司签订《武汉市某某村某花园二期还建工程项目交付使用情况确认书》。
法院另查明,2013年8月1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发布[2013]第xxx号征收土地公告,由某村委会作为实施征收单位,对某某村还建用地4.2625公顷进行征收,土地用途为居住用地。武汉市人民政府重点工程督查协调办公室于2015年5月7日作出《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中村自主改造项目成本测算工作的通知(试行)》(以下简称《测算通知》)。该通知载明:还建房建筑物高度在100米及以下的按2800元/平方米测算建设费用。此外,某公司在2011-2013年期间取得房地产企业开发暂定资质证书。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9日作出(2021)鄂01民初281号判决:一、解除《联合开发“还建房”协议书〈一〉》;二、某居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某公司支付合作建房的房屋价款77497967元;三、某居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某公司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以77497967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房屋价款给付完毕之日止);四、驳回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某社区居民委员会不服,以一审对案涉项目的结算方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由,提起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9日作出(2022)鄂民终98号判决: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鄂01民初28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鄂01民初28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三、某居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某公司支付合作建房的房屋价款60030432元;四、某居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某公司支付资金占用损失(以60030432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房屋价款给付完毕之日止);五、驳回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本案中,双方《联合开发“还建房”协议书〈一〉》解除后的法律后果,某公司已建成的房屋不能恢复原状,某居委会应向某公司支付还建房屋相应的对价。关于对价的金额,双方在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其后也未能达成补充协议,因此本案中只能通过双方的履约行为以及相关市场价或政府指导价等来确定双方的合同对价。双方当事人对于已分配的188套房屋价款虽然未再行补充约定,但已经以实际履行行为对该部分房屋价款进行了确认,即该188套房屋售价共计37157581元,该款项已由某居委会全额支付给某公司,故对该已分配的188套房屋对价,因双方已实际履行完毕,无需再行处理。对案涉未结算部分包括还建房住宅(12043.61㎡)、商铺以及党群服务中心(7188.51㎡+2207.32㎡),整体参考2015年《测算通知》的价格来核算房屋价款,可以基本反映该部分还建房屋的对价,也与武汉市近年来的还建房地产价格大体相当。经测算,案涉还建房未结算部分价款为60030432元(21439.44平方米×2800元/平方米)。
裁判要旨
自筹资金合作开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合同依法解除后,如未约定开发商建设补偿价款,且在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可以参照能够基本反映还建房屋建设情况的政府指导价确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8月28日发布)第43条第1款、第6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5号)第13条
一审: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鄂01民初281号民事判决(2021年11月29日)
二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鄂民终98号民事判决(2022年5月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吕某某诉刘某、杨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4-07-2-091-001 · (2022)冀0203民初275号 · 2024
民事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确权之诉 查封 执行异议之诉
裁判要旨: 人民法院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发现需要确权的财产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法发〔2018〕9号)第8条的规定,依法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当事人可以通过执行异议之诉主张权利。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确权之诉/查封/执行异议之诉
基本案情
原告吕某某诉称,被告刘某和杨某系夫妻关系,2017年3月15日,原告和吕某甲(系原告之父,因病于2022年5月去世)与二被告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一份,二被告自愿将其名下的案涉房屋以14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吕某某和吕某甲,原告分别于2017年3月22日、2017年5月15日通过钟某某银行账户向被告刘某银行账户转账100万元和40万元交付了合同约定的楼房转让价款。因当时房屋尚无不动产登记证,故原、被告未办理过户登记,双方约定待具备过户条件时,再办理过户登记。经原告了解二被告已拿到案涉房屋不动产登记证,具备为原告办理过户登记的条件,原告要求二被告就案涉房屋配合原告办理过户登记手续,遭到二被告拒绝。故请求判令:一、依法确认原、被告于2017年3月2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二、判令二被告协助原告办理案涉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原告名下;三、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负担。
被告刘某、杨某辩称,原告诉请的事实和理由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本次起诉完全属于虚假诉讼。1.原告及其父亲从未与被告夫妇签订过任何《房屋买卖合同》,整个房屋买卖过程中被告从未接触过原告及其父亲。被告只是与钟某某交涉的买卖事宜,140万元购房款也是钟某某转账支付给被告刘某的,被告只是按照钟某某的要求将被告夫妇签好字的《房屋买卖合同》交给钟某某,买受人处当时完全是空白的。原告父亲吕某甲曾作为原告起诉过被告夫妇后撤诉,起诉时曾向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提交过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合同上日期及买受人处均是空白的,没有任何签字,足以证实原告本次提交的合同上原告签字是新填写的,且日期为2017年5月3日,与其诉状中日期自相矛盾。2.原告主张双方于2017年3月15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与事实不符,实际上被告在合同上签字的日期早于该日,但合同上签订日期处为空白,且仅是被告单方在合同上签字,合同上约定的交房日期为2017年3月15日。3.2017年3月2日被告钟某某曾写过一份《补充说明》,被告刘某作为出卖人签字,钟某某作为买受人签字,足以证实房屋实际买受人为钟某某。另外该说明上明确记载甲方(被告)给乙方(钟某某)房屋买卖合同一份,进一步证实原告提交的《房屋买卖合同》系被告提供给钟某某的。4.因为与钟某某关系不错当时并未多想,后来案外人马某成因民间借贷起诉钟某某,此时被告才知晓多年来钟某某以承包工程为由四处借债,有钱购房挥霍却不偿还外债,钟某某出资购房却不过户到他自己名下是为了逃避债务,被告夫妇非常气愤,所以曾在马某成起诉申请保全时向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做过笔录,认可案涉房屋购房人是钟某某,因为出面买房及出资人全是钟某某,被告只能将房产过户给钟某某,因此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保全了案涉房屋。被告夫妇至此才明白,吕某甲起诉之所以撤诉,是因为当时并没有人申请保全案涉房屋,钟某某怕他购房事情败露,开庭当日他也到场,一再给被告夫妇说好话,所以吕某甲当庭撤诉。综上,原告本次起诉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完全是在帮助钟某某恶意转移财产,使钟某某达到赖账的目的。
法院经审理查明: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在审理马某成与钟某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于2022年1月18日作出(2022)冀0203民初27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钟某某购买的登记在刘某、杨某名下的案涉房屋,查封期限自实际查封之日起算三年。现裁定书已经送达不动产登记机关,登记查封期限为2022年1月18日至2025年1月17日。现本案原告吕某某请求将案涉房屋所有转移登记至原告名下,但房屋存在被查封的障碍。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8日作出(2023)冀0203民初116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吕某某的起诉。宣判后,吕某某以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提起上诉。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7日作出(2023)冀02民终7205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法发〔2018〕9号)第8条,审判部门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应当查询所要确权的财产权属状况。需要确权的财产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第二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主张权利。上述规定提到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已修订为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本案上诉人请求确认案涉房屋权属,该房屋已在(2022)冀0203民初275号案件中被人民法院查封,本案涉及到申请保全人与被保全人的利益,故一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通过执行异议之诉主张权利。针对上诉人要求确认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诉请,上诉人在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提交了起诉状,称其已就解除(2022)冀0203民初275号之一民事裁定对案涉房屋的查封及确认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效力向一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本着充分发挥诉讼资源解决纠纷的功能,上诉人关于确认合同效力的诉请应在同案中一并解决。
裁判要旨
人民法院在审理确权诉讼时,发现需要确权的财产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法发〔2018〕9号)第8条的规定,依法裁定驳回起诉,并告知当事人可以通过执行异议之诉主张权利。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4条
一审: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2023)冀0203民初116号民事裁定(2023年2月28日)
二审: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冀02民终7205号民事裁定(2023年10月1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卞某贝诉李某林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4-07-2-091-002 · (2023)沪0113民初25255号 · 2024
民事 房屋买卖合同 拆除承重墙 重大信息 合同解除
裁判要旨: 房屋拆除承重墙对安全性及房屋布局都有影响,属于在房屋出售时应当披露的重要信息。恢复承重墙后房屋布局发生变化,对购房人决定是否购买该房屋产生重大影响,购房人有权解除房屋买卖合同。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房屋买卖合同/拆除承重墙/重大信息/合同解除
基本案情
原告卞某贝诉称:2023年3月11日,卞某贝通过某佑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佑公司)居间与李某林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卞某贝向李某林购买101室房屋,房屋售价人民币206万元(币种下同)。卞某贝付清了全部房款。2023年3月24日,卞某贝收到某佑公司通知,城管近期将上门砌砖墙,但未提及101室房屋承重墙被拆除事宜。4月3日,城管上门向卞某贝出具《责令改正通知书》及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形成时间为2023年3月17日,此时101室房屋还未交付给卞某贝,拆除承重墙并非卞某贝所为。但为配合城管工作,卞某贝还是签收了上述文书。事后,卞某贝多次要求某佑公司、李某林解释此事,均未果。卞某贝认为,李某林在交易过程中刻意隐瞒房屋承重墙被拆除的重要事实,其行为已经构成欺诈。承重墙拆除对房屋安全产生隐患,还影响日后的房屋交易,如101室房屋承重墙恢复,房屋的布局又与卞某贝看房时不一致,卞某贝也无法接受,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卞某贝与李某林就案涉房屋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于起诉状副本送达李某林之日解除;2.李某林返还卞某贝房款206万元;3.李某林支付卞某贝违约金41.2万元;4.李某林赔偿律师费12.5万元。
被告李某林辩称:2023年3月初,城管上门看现场,没有告诉李某林拆除了101室房屋承重墙。李某林本人也不知道是否拆除了承重墙。李某林将城管上门查看的情况告诉了某佑公司和卞某贝。3月11日,李某林和卞某贝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若后期因产权调查显示有违章行为导致交易无法进行,双方和平解约互不追究责任。后101室房屋并未被政府部门限制过户,双方完成了过户。故不同意卞某贝的诉请。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3月14日,李某林(甲方)与卞某贝(乙方)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乙方购买甲方101室房屋,该房屋转让价款为130万元;甲乙双方于2023年3月25日前办理转让过户手续。当日,李某林(甲方)与卞某贝(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确认101室总房价款206万元,双方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房价款为130万元,装修补偿款共计76万元,乙方于签署买卖合同后一日内支付甲方。卞某贝如约支付了全部购房款206万元,双方于3月22日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2023年4月3日,宝山区吴淞街道办事处向卞某贝出具责令改正通知书,主要内容为,101室房屋有损坏房屋承重结构的行为,立即将损坏房屋承重结构恢复。宝山区吴淞街道办事处还向卞某贝提供房屋质量检测报告,检测结论为:委托指定区域二处构件(墙体)存在拆除现象,所拆除的构件为承重构件,存在安全隐患;所拆除的承重构件未恢复前应做好临时支撑;根据相关规定,属于损坏房屋承重结构的行为,应予以恢复。2023年8月30日,宝山区吴淞街道办事处向卞某贝出具恢复原状决定书,主要内容为,101室房屋存在损坏房屋承重结构的情况,具体详见检测报告,责令立即恢复损坏的承重结构,并提供相关检测报告。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5日作出(2023)沪0113民初25255号民事判决:一、原告卞某贝与被告李某林就涉案房屋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于2023年8月14日解除;二、被告李某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卞某贝房款206万元;三、原告卞某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涉案房屋返还给被告李某林;四、被告李某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卞某贝律师费7万元;五、驳回原告卞某贝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李某林主张其已将101室房屋拆除承重墙事宜告知卞某贝,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依法不予采信。执法部门于2023年3月16日已经到101室房屋检查,李某林此时尚未交房,也没有将该检查情况如实告知卞某贝,有违诚信。现执法部门要求卞某贝恢复101室房屋承重墙,恢复后该房屋布局与李某林出售时发生变化,卞某贝亦表示恢复后的房屋布局并不能满足其要求。李某林隐瞒101室房屋的重要信息,对卞某贝决定是否购买该房屋产生重大影响。卞某贝要求解除《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的诉请,依法应予准许。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结果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5日作出(2023)沪0113民初25255号民事判决:一、原告卞某贝与被告李某林就涉案房屋签订的《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于2023年8月14日解除;二、被告李某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卞某贝房款206万元;三、原告卞某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涉案房屋返还给被告李某林;四、被告李某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卞某贝律师费7万元;五、驳回原告卞某贝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要旨
房屋拆除承重墙对安全性及房屋布局都有影响,属于在房屋出售时应当披露的重要信息。恢复承重墙后房屋布局发生变化,对购房人决定是否购买该房屋产生重大影响,购房人有权解除房屋买卖合同。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3条、第565条、第566条
一审: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23)沪0113民初25255号民事判决(2023年10月2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陆某甲诉陆某乙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4-07-2-091-003 · (2011)建冈民初字第0188号 · 2024
民事 房屋买卖合同 鉴定意见 证明力
裁判要旨: 鉴定意见系民事诉讼证据的种类之一,其证明力并不必然高于其他证据的证明力,更不能等同于案件事实。人民法院是否采信鉴定意见,应当结合全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分析、审慎判断。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房屋买卖合同/鉴定意见/证明力
基本案情
原告陆某甲诉称:被告陆某乙以原告父亲曾于2001年3月10日与其订立有《房屋转让协议书》为由,占有原告父亲遗产二上二下楼房,请求法院判令:确认2001年3月10日订立的《房屋转让协议书》无效。
被告陆某乙辩称:原告父亲由于身体不好多病,欠外债较多,遂与被告协商,将其原有的四间二层楼房中的二间二层转让给被告,并签订有《房屋转让协议》,《房屋转让协议》由村主任代为起草,双方签字盖章,见证人签字见证,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签订后,被告已给付房款并实际使用和管理了该房屋,该买卖行为合法有效。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陆某甲的父亲生前与被告陆某乙相互熟识。原告父亲生前曾建四间二层楼房。2001年3月,经双方协商,原告父亲将其中二间二层房屋出售给被告,并请村委会主任起草了《房屋转让协议书》,双方及村支书等见证人签字证,并加盖村委会公章。被告对房屋进行部分改造和装潢后居住至今。2004年原告父亲去世,原告直至2010年底向法院提起诉讼。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在再审案件上诉审理期间委托南京某司法鉴定中心对《房屋转让协议书》中原告父亲的签名进行字迹鉴定,鉴定意见为:据现有鉴定材料,倾向认定送检的房屋转让协议书上的签名字迹与作为样本比对的两份借条上的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所写。但鉴定意见书的分析说明部分同时载明,在笔迹真伪鉴定中,用以比对的样本极为重要,鉴定意见是相对于检验时用以比对的样本作出的结果。由于本案送检的样本中缺少与检材字迹标称时间同年的样本字迹,据笔迹真伪鉴定的规范要求,宜作倾向性意见。陆某甲提交的其父生前所写并且用作鉴定比对样本的两张借条中的债权人均证实借条中的债务均是由原告父亲所偿还。原告父亲在2001年3月10日签订房屋转让协议书时身体已患病等。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23日作出(2011)建冈民初字第0188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陆某甲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陆某甲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检察院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20日作出(2012)盐民抗字第0001号民事裁定,指令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再审。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3日作出(2012)建民再初字第0003号民事判决:维持(2011)建冈民初字第0188号民事判决。
陆某甲仍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2日作出(2013)盐民再终字第0009号民事裁定:撤销(2012)建民再初字第0003号民事判决并发回建湖县人民法院重审。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1日作出(2014)建民再初字第0002号民事判决:维持(2011)建冈民初字第0188号民事判决。
陆某甲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30日作出(2015)盐民再终字第0003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建湖县人民法院(2014)建民再初字第0002号民事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原告陆某甲父亲与陆某乙是否存在案涉房屋买卖关系,应从协议的主要内容、实际履行行为,结合证人证言、日常生活经验等方面综合审查分析,以确定房屋买卖是否是原告父亲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村民委员会主任等多人对案涉房屋买卖关系发生时间、地点等基本事实的陈述内容一致,均能证明买卖协议系双方自愿达成的合意;其次,陆某乙对房款支付情况已作合理说明,相关证人证明陆某乙代陆某甲之父偿还债务的事实;再次,从合同履行情况看,陆某乙对案涉房屋已居住使用多年。陆某甲之父去世后,陆某甲一直未对陆某乙在案涉房屋中居住的行为提出异议;最后,虽然司法鉴定意见倾向认定房屋转让协议上原告父亲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写,但在笔迹鉴定中,用以比对的样本极其重要,本案送检的样本与检材的时间并非同年,故作出的意见只是倾向性意见。鉴定意见并不当然等同于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陆某甲仅凭鉴定意见,要求确认买卖协议无效的请求,不能得到支持。故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鉴定意见系民事诉讼证据的种类之一,其证明力并不必然高于其他证据的证明力,更不能等同于案件事实。人民法院是否采信鉴定意见,应当结合全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分析、审慎判断。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65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条)
指令再审: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盐民抗字第0001号民事裁定(2012年2月20日)
原审一审: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2011)建冈民初字第0188号民事判决(2011年5月23日)
再审一审: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2014)建民再初字第0002号民事判决(2015年4月21日)
再审二审: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盐民再终字第00032号民事判决(2015年7月3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潘某、岳某诉武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4-07-2-091-004 · (2019)京0111民初20174号 · 2024
民事 房屋买卖合同 无户籍登记保证 房屋存在他人户籍登记情形 责任承担
裁判要旨: 房屋买卖合同中,卖方在签订合同时明确承诺出卖的房屋名下没有他人户籍登记等负担,但实际情况与卖方承诺不一致的,卖方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房屋买卖合同/无户籍登记保证/房屋存在他人户籍登记情形/责任承担
基本案情
原告潘某、岳某诉称:二原告与被告武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向被告购买位于房山区某镇的一套房屋,而被告违反无人落户的承诺,构成违约。故请求判令:1.被告赔偿原告违约金人民币41万元(自办理过户之日至提起诉讼之日,币种下同);2.被告将户口迁出,并支付原告相应违约金(自提起诉讼之日至户口实际迁出之日)。
被告武某辩称:其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于2010年购买案涉房屋,没有办理过该房屋的落户。在被告与二原告房屋买卖合同交易期间,是由某房产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带领买卖双方去派出所查询该房屋的户口登记情况,当时查询说没有。现二原告提出查询到案涉房屋已于2006年登记有案外人的户口,要求被告迁出,被告已不是房主,无法配合。
法院经审理查明:潘某、岳某系夫妻。2018年5月20日,潘某、岳某向武某购买案涉房屋。在双方签订合同时,武某承诺该房屋无人落户。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如出卖人未如实陈述户籍登记情况、或擅自迁入户籍、或未如期将户籍迁出的,出卖人应当按日计算向买受人支付房屋总价款万分之五的违约金,且出卖人仍负有户籍迁出的义务。”2018年7、8月,在办理房屋过户过程中,双方去派出所查询案涉房屋的落户情况,派出所答复称该房屋没有户籍登记。
2019年,潘某、岳某在办理落户手续时,派出所告知该房屋于2006年即有两人落户,且户籍始终未迁出。后经潘某、岳某多番争取,将户籍登记于案涉房屋。一审诉讼期间,法院查明,案涉房屋仍存有案外人赵某兰及刘某昊二人的户口。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29日作出(2019)京0111民初20174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武某赔偿原告潘某、岳某损失16500元;二、驳回原告潘某、岳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审被告武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要求改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9日作出(2020)京02民终8425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1民初20174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二、被告武某支付原告潘某、岳某违约金16500元;三、驳回原告潘某、岳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
被告作为房屋的出卖人,在出售房屋时应对房屋买卖合同中涉及的户籍事项核实清楚。现被告在房屋买卖合同中承诺该房屋无户籍与实际情况不符,被告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未能尽到全部注意义务,存在违约情形,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涉案房屋内原有户籍登记给原告造成的困扰、障碍以及被告的过错程度,酌定被告给付原告16500元并无不妥,二审法院对该数额予以确认。因原告诉请选择被告支付违约金并非赔偿损失,一审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与其诉请不一致,予以纠正。故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房屋买卖合同中,卖方在签订合同时明确承诺出卖的房屋名下没有他人户籍登记等负担,但实际情况与卖方承诺不一致的,卖方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77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条)
一审: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1民初20174号民事判决(2020年7月29日)
二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2民终8425号民事判决(2020年9月2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卢某诉某房地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2024-07-2-091-005 · (2020)桂0203民初4670号 · 2024
民事 房屋买卖合同 商品房预售合同 违约 消防设施 容忍义务 告知义务
裁判要旨: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规定,高度超过100米的建筑物的公共部位以及套内各房间应当设置相应消防设施。此系对公共消防安全的保障,亦是对业主私有财产安全的保障,业主对室内消防设施的设置应当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对消防设施的安装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和空间。如无特别约定,因此产生的额外装修费用,应当由业主自行承担。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房屋买卖合同/商品房预售合同/违约/消防设施/容忍义务/告知义务
基本案情
原告卢某诉称:其向被告某房地产公司购买了一套房屋,被告向其交房时,才发现房屋内房顶处安装了消防喷淋系统。原告认为,被告未在签订合同时将此事告知原告,侵犯了原告的知情权,且原告因此增加了装修费用,故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赔偿房屋吊顶装修经济损失人民币33429元(币种下同);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辩称:1.案涉房屋内的消防管道和消防喷淋的安装系国家强制性规范要求,经过了政府部门的审查和验收,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2.被告交付的房屋符合合同约定,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3.消防管道和消防喷淋装置系对公共安全的保障,原告应提供必要便利及空间;4.被告已通过现场不利因素提示牌及样板间展示等方式,未侵犯原告的知情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14日,原告卢某与被告某房地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位于“XX玖珑”小区的一套房屋,出卖人应当在2019年12月30日前将取得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并将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付清了购房款。被告向原告交房时,原告发现房屋内房顶处安装了消防喷淋系统。原告认为被告售房时未告知室内安装消防喷淋设施侵害了原告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给原告装修造成极大影响及经济损失。被告称已将相关情况告知原告,并提供“小区不利因素重要提示”照片拟证实其主张。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5日作出(2020)桂0203民初4670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卢某的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裁判理由
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被告是否应当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二是被告是否侵犯原告知情权。
其一,涉案房屋所在楼栋建筑高度116.55米,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等相关规定,需在该楼栋的公共部位、套内各房间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商品房买卖合同》虽未约定案涉房屋内设置消防设施,但案涉房屋内的消防管道、喷淋设施均系由相关单位依照消防规范设计、安装,且经过有关消防、规划部门的审查及验收,系建筑物必要附属设施,每个商品的业主对上述消防设施的安装都应提供必要的便利和空间,且设立室内消防设施是对公共消防安全的保障,亦是对原告私有财产安全的保障。基于对公共利益的需求及个人受益角度,原告对室内消防设施的设置应附有一定的容忍义务。
其二,原告认为被告未告知其室内安装消防喷淋设施,侵害了业主的选择权和知情权,由此造成的额外的装修损失应由被告承担。原告的诉请能否成立,主要考虑签订合同时被告有无告知室内安装消防喷淋系统的约定和法定义务。对此,法院认为:1.合同并未约定被告须告知原告室内消防设施安装的情况;2.原告购买房屋所在楼栋系建筑高度大于100米的住宅,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规定,案涉房屋内设自动灭火系统是消防规范的强制要求;3.案涉房屋内的消防设施系由设计单位依照法律规定设计、安装且经过了消防部门的审查及验收,被告对该公共消防设施的存在并无过错,原告购买房屋所在楼栋为高度超过100米的建筑,设立室内消防设施为消防规范的强制性要求,在设计符合要求、被告没有变更设计的情况下,双方签订合同时,原告完全可以主动向被告了解室内消防设施的真实情况,而原告并未举证证明自己在签订合同时提出过要求被告告知除合同和补充协议已经告知的内容之外关于案涉房屋的哪些情况。综上,原告的诉请依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应予驳回。
裁判要旨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规定,高度超过100米的建筑物的公共部位以及套内各房间应当设置相应消防设施。此系对公共消防安全的保障,亦是对业主私有财产安全的保障,业主对室内消防设施的设置应当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对消防设施的安装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和空间。如无特别约定,因此产生的额外装修费用,应当由业主自行承担。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9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60条)
一审: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法院(2020)桂0203民初4670号民事判决(2020年9月2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张某茹诉秦某滋赠与合同纠纷案
2024-07-2-102-003 · (2021)京0111民特1124号 · 2024
民事 赠与合同 附义务赠与 居住权 法定撤销权
裁判要旨: 以保留房屋居住权利为条件的赠与合同系附义务赠与合同,该合同签订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后,受赠人将房屋擅自对外出售,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赠与所附义务,赠与人主张撤销赠与并返还房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赠与合同/附义务赠与/居住权/法定撤销权
基本案情
原告张某茹诉称:其与秦某滋系母女关系,2021年2月28日双方签订《承诺书》,载明张某茹将案涉房屋附义务赠与秦某滋,秦某滋需对张某茹尽到生老病死的赡养与善待义务、保障张某茹在案涉房屋内的永久居住权。双方于2021年3月4日前往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过户手续,按照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要求签订了格式的《赠与合同》,有关赠与的真实意思仍系《承诺书》中所述。张某茹是快70岁的高龄老人,案涉房屋系其用尽毕生心血购买的唯一住房。从2021年3月发生矛盾后,秦某滋对张某茹置之不理,根本未按照《承诺书》约定履行赡养义务。秦某滋还在未征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迅速将案涉房屋出售。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撤销张某茹与秦某滋签订的《承诺书》及《赠与合同》;2.撤销张某茹对案涉房屋的赠与;3.判令秦某滋协助张某茹将案涉房屋产权变更至张某茹名下,并将案涉房屋腾退归还。
被告秦某滋辩称:2020年9月,张某茹经诊断为“老年性脑萎缩”,并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双方于2021年3月4日签订的《赠与合同》是张某茹与秦某滋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应为有效合同,且已于2021年3月履行完毕。2021年8月张某茹被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影响此前签订的《赠与合同》的效力。《赠与合同》未附义务,且已履行完毕,张某茹无权主张撤销。同时,双方于2021年2月28日签订《承诺书》后,秦某滋已履行了赡养与善待义务,未违反《承诺书》的约定。退一步讲,即使秦某滋违反了《承诺书》的内容,张某茹可以要求秦某滋履行相应的义务,而不是撤销《赠与合同》。
法院经审理查明,秦某滋系张某茹与其前夫所生之女。案涉房屋原登记在张某茹名下。2021年2月28日,张某茹与秦某滋签订《承诺书》,载明:“张某滋与秦某茹系母女关系。母亲张某茹自愿将自己名下单独所有的案涉房屋以无偿赠与的方式赠送给与女儿秦某滋,但保留自己有生之年在此赠与住房内永久性居住的权利。受赠人秦某滋郑重承诺:在接受赠与后即承担起对母亲张某茹生老病死的赡养与善待义务,张某茹在此住房内永久居住。张某茹与秦某滋母女双方的上述承诺具有法律效力,均应自觉遵守,如有爽约,可向人民法院申请裁决。上述承诺在执行期间,由姑姑秦某甲、姑父路某某兼负督查,有权维护守约方的合法权益,并有权代守约方向人民法院对违约方提起诉讼……”。该《承诺书》下方,张某茹、秦某滋作为承诺方签名按印,秦某英、路某森作为督查方签名按印。2021年3月4日,张某茹与秦某滋签订《赠与合同》,约定张某茹将案涉房屋赠与秦某滋,并于同日将案涉房屋过户至秦某滋名下。
2021年5月16日,秦某滋(出卖人)与案外人朱某莹(买受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以总房款443万元将案涉房屋出售给朱某莹。后因本案所涉产权纠纷,案涉房屋被保全查封,无法办理网签及后续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朱某莹遂向法院提起房屋买卖合同诉讼,该案判决秦某滋返还朱某莹定金、给付违约金及居间服务费损失,该判决已生效。后朱某莹就该案判决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秦某滋已履行给付义务,该案已执行完毕,所涉查封已解除。
关于张某茹的民事行为能力问题,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3日作出(2021)京0111民特1124号民事判决,宣告张某茹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张某茹另提交诊断证明书、门诊病例等,证明2020年9月9日,张某茹被诊断为老年性脑萎缩。2021年4月8日,张某茹被诊断为认知障碍,冠状动脉支架术后。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日作出(2023)京02民初77号民事判决: 一、撤销张某茹与秦某滋于2021年2月28日签订的《承诺书》及2021年3月4日签订的《赠与合同》;二、秦某滋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张某茹将案涉房屋变更登记至张某茹名下,并于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十日内腾退返还给张某茹。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案涉《承诺书》与《赠与合同》关系的认定;二、张某茹主张撤销赠与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关于案涉《承诺书》与《赠与合同》关系的认定
2021年2月28日,张某茹与秦某滋签订《承诺书》,约定张某茹将案涉房屋赠与秦某滋,但保留有生之年在此房屋内永久性居住的权利,秦某滋承诺接受赠与后即承担其对张某茹的生老病死的赡养与善待义务,承诺张某茹在案涉房屋内永久居住。上述《承诺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2021年3月4日,秦某滋与张某茹在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案涉房屋过户,并另行签订《赠与合同》,该合同在形式上为制式合同,结合其签订时间,属于配合房屋过户所为的法律行为,不能以此否定《承诺书》的约定内容,张某茹与秦某滋之间就案涉房屋赠与的真实意思及对应权利义务关系仍应以《承诺书》约定为准。
二、张某茹主张撤销赠与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一条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第六百六十三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根据前文论述,张某茹对案涉房屋的赠与应系附义务的赠与。根据《承诺书》的约定,所附义务为秦某滋对张某茹尽到赡养与善待义务,并确保张某茹对案涉房屋的居住权益。而根据查明的事实,秦某滋在接受案涉房屋赠与及办理过户后不久,即与案外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出售案涉房屋,不仅构成对赠与合同所附义务的违反,在“以房养老”日渐成为重要养老方式的背景下,亦侵害了张某茹“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权益,现张某茹主张撤销赠与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裁判结果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日作出(2023)京02民初77号民事判决: 一、撤销张某茹与秦某滋于2021年2月28日签订的《承诺书》及2021年3月4日签订的《赠与合同》;二、秦某滋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张某茹将案涉房屋变更登记至张某茹名下,并于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十日内腾退返还给张某茹。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要旨
以保留房屋居住权利为条件的赠与合同系附义务赠与合同,该合同签订并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后,受赠人将房屋擅自对外出售,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赠与所附义务,赠与人主张撤销赠与并返还房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61条、第663条
一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3)京02民初77号民事判决(2023年8月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汪某军诉汪某荣定金合同纠纷案
2024-07-2-107-001 · (2016)浙0881民初5468号 · 2024
民事 定金合同 农村宅基地 买卖合同 合同效力审查
裁判要旨: 受让人在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签订前已有其他宅基地房屋的,并不影响该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定金合同/农村宅基地/买卖合同/合同效力审查
基本案情
原告汪某军诉称:2016年11月16日,原告汪某军与被告汪某荣经协商确定原告以550000元的价格向被告购买位于江山市双塔街道灵泉村某小区*号的宅基地,并向被告支付了3万元定金。后经了解,案涉宅基地不在同一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农村的宅基地不能买卖,而且原告在双塔街道灵泉村已有一处宅基地,根据“一户一宅”的法律规定,亦不能再购买其他宅基地。故原告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被告返还原告28000元定金。
被告汪某荣辩称:第一,被告通过合法途径取得案涉宅基地的使用权。2009年12月,江山市双塔街道灵泉村根据江山市政府相关政策,将灵泉村某小区的宅基地对符合条件的竞标主体实施公开招标。被告通过公开竞标,以总价232900元的价格取得某小区*号宅基地的使用权,并与灵泉村村委签订了中标协议书。第二,原被告双方自愿协商并经村委同意后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该份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原告多次以资金困难为由拒绝继续履行合同,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原告支付被告的定金应不予退还,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汪某军系江山市双塔街道灵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009年12月4日,灵泉村经村民代表公决,灵泉村新村建房地块以竞投基础设施配套费及择位费决定农户建房位置,被告汪某荣通过竞标取得*号地块的使用权。2016年11月16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收条》一份。该收条记载:“今收到汪某军叁万元,作为灵泉村某小区*号宅基地的转让定金,余款伍拾贰万元于2016年11月20日前付清。双方不得反悔,买方若反悔,则叁万元定金归卖方所有,不得退还,卖方若反悔,则退还叁万元定金并另付叁万元违约金。”2016年11月22日,原、被告签订了《协议书》一份。该份协议书约定:“被告将位于某小区100㎡的宅基地转让给原告,计价550000元。在订协议时一次性付清,付清后,该宅基地使用权属汪某军所有。”灵泉村村民委员会在该协议书上盖章确认。
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3日作出(2016)浙0881民初5468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汪某军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原告汪某军提出上诉。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0日作出(2017)浙08民终33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案涉宅基地转让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第一,《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其立法宗旨在于保护农民宅基地的专有使用权,防止农民因宅基地的转让丧失宅基地的使用权,从而丧失基本的生存权利,影响社会的稳定。上述规定仅限定了宅基地的审批资格,即出卖后不得再申请宅基地,并未禁止宅基地使用权的出租、转让。《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已经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或消灭的,应当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亦未禁止宅基地使用权的依法转让。第二,从我国当前宅基地使用现状分析。部分村民因土地改革分配、继承、赠与等多种原因获得两处以上宅基地。若完全禁止宅基地的转让,可能造成宅基地的闲置和浪费,不利于宅基地资源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三,从宅基地的所有权、使用权主体分析。《土地管理法》第八条、第十条规定:“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即宅基地所有权主体为村农民集体所有,使用权主体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经营、管理主体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因此,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作为宅基地的经营、管理者,可以有条件地允许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进行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
具体到本案,被告基于市政府的相关政策于2009年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取得涉案宅基地的使用权(该宅基地位于原告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2016年11月,原告汪某军作为灵泉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与被告自愿协商并经灵泉村村民委员会盖章同意,签订了宅基地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内容未损害灵泉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益,亦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依法确认为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虽主张其已有一处宅基地,依法不得再另行审批建房。但因原告是否可以审批建房,属于另一法律关系的调整范畴,并不必然导致原、被告转让宅基地使用权行为的无效。根据2016年11月16日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收条记载,被告收取了原告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定金30000元。现因原告违约,根据定金罚则,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故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结果
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3日作出(2016)浙0881民初5468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汪某军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原告汪某军提出上诉。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0日作出(2017)浙08民终33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
受让人在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签订前已有其他宅基地房屋的,并不影响该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9条、第11条、第6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86条、第587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5条)
一审:浙江省江山市人民法院(2016)浙0881民初5468号民事判决(2017年2月13日)
二审: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8民终334号民事判决(2017年4月2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文某华、陈某莎诉江苏某果超市公司、某果超市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2024-07-2-111-003 · (2021)皖1824民初63号 · 2024
民事 租赁合同 违约方请求解除合同 解除时间
裁判要旨: 违约方在特定条件下,基于合同僵局的情形,有权申请法院终止合同的履行,但该主张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违约方主张终止合同是形成诉权,但并不能直接产生合同终止的效力。合同终止的时间应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予以确定。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租赁合同/违约方请求解除合同/解除时间
基本案情
2012年1月7日,安徽某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润置业公司)与某果超市(宣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果宣城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某润置业公司将位于绩溪县某广场商住楼1-3层租给某果宣城公司开办超市。2017年9月1日,各方约定某置业公司将案涉房屋出售给文某华、陈某莎,某果宣城公司将租金支付至文某华的银行账户。2020年4月27日、28日,某果宣城公司向文某华、陈某莎寄送《解约告知函》,称因经营困难将提前终止案涉租赁合同。同年9月25日,某果宣城公司完成了全部员工遣散和房屋腾空的工作。同年10月18日,文某华、陈某莎向某果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果公司)及某果宣城公司寄出《关于〈解除告知函〉的回复函》,表明不同意某果宣城公司单方解除租赁合同。
2021年1月11日,文某华、陈某莎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某果宣城公司及某果公司给付店面租赁费542044.71元及尚欠的房租费48959.64元。某果宣城公司提起反诉:确认2012年1月7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已于2020年4月27日解除并判令文某华、陈某莎退还某果公司已支付租金1300860元、律师费250000元。期间,某果宣城公司被注销,某果公司承继某果宣城公司的被告身份,变更反诉请求第一项为“请求确认或判决2012年1月7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解除”,其余反诉请求不变。
安徽省绩溪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8日作出(2021)皖1824民初63号民事判决:一、某果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文某华、陈某莎租金36187.56元;二、驳回文某华、陈某莎其他诉讼请求;三、确认2012年1月7日《房屋租赁合同》及其相关补充协议于2020年9月25日解除;四、文某华、陈某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某果公司租金443094.67元;五、驳回某果公司其他反诉请求。宣判后,文某华、陈某莎提出上诉。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6日作出(2021)皖18民终1886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安徽省绩溪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皖1824民初63号民事判决书;二、文某华、陈某莎与某果公司的租赁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于2021年3月4日终止;三、某果公司给付文某华、陈某莎尚欠的2020年3月5日至2020年12月3日房屋增加面积的租金36187.56元,及2020年12月4日至2021年3月4日的店面租赁费542044.71元,共计578232.27元;扣除某果公司安装并附合在案涉房屋内的5部自动人行道扶梯、2部货梯、1部客梯及2部液压装卸平台的费用折价150000元,某果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文某华、陈某莎428232.27元;四、驳回文某华、陈某莎一审其他诉讼请求及某果公司一审其他反诉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文某华、陈某莎2021年1月11日提起一审诉请,要求某果宣城公司缴纳租金,意指要求合同继续履行。某果宣城公司反诉请求则要求确认案涉房屋租赁合同已于2020年4月27日解除。此时,合同履行陷入僵局,即在长期合同中,一方因为经济形势的变化、履约能力等原因,导致不可能履行长期合同,需要提前解约,而另一方拒绝解除合同、要求继续履行。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规定,违约方在符合特定条件的合同僵局情形下有权申请法院终止合同,但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合同终止的时间应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予以确定。本案中,某果宣城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向文某华、陈某莎寄送《解约告知书》,称因经营困难将提前终止案涉租赁合同,该通知解除不符合协议约定的解除条件。某果宣城公司在一审中提出的反诉请求为确认案涉租赁合同于2020年4月27日解除,该主张解除的请求系违约方提出,因其不具有法定单方解除权,发出的解除通知不能达到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某果公司承继某果宣城公司后将反诉诉请进一步明确,但其要求解除案涉合同的意思表示已在某果宣城公司此前反诉诉请中表达。
对于合同应继续履行还是终止,人民法院应根据实际情况确认。本案中,文某华、陈某莎作为守约方一直坚持合同应继续履行,但鉴于某果宣城公司2020年9月25日已将员工遣散、基本腾空房屋,某果宣城公司将房屋租金交付至2020年12月3日之后不再续交的情况,某果宣城公司已用其行为表明不再继续履行合同。某果宣城公司于2021年5月8日实际注销公司并在本案中提出解除合同诉请,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条规定,本着化解合同僵局、解绑合同双方的法理精神,从尽快稳定交易关系,有效利用资源着眼,也为了公平合理地化解矛盾、兼顾双方合法权益特别是守约方的合法权益,自2020年12月4日起给予三个月的合理期限,人民法院确定双方租赁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于2021年3月4日终止,在此之前双方的案涉租赁合同关系仍为合法有效。
裁判结果
安徽省绩溪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8日作出(2021)皖1824民初63号民事判决:一、某果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文某华、陈某莎租金36187.56元;二、驳回文某华、陈某莎其他诉讼请求;三、确认2012年1月7日《房屋租赁合同》及其相关补充协议于2020年9月25日解除;四、文某华、陈某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某果公司租金443094.67元;五、驳回某果公司其他反诉请求。宣判后,文某华、陈某莎提出上诉。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6日作出(2021)皖18民终1886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安徽省绩溪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皖1824民初63号民事判决书;二、文某华、陈某莎与某果公司的租赁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于2021年3月4日终止;三、某果公司给付文某华、陈某莎尚欠的2020年3月5日至2020年12月3日房屋增加面积的租金36187.56元,及2020年12月4日至2021年3月4日的店面租赁费542044.71元,共计578232.27元;扣除某果公司安装并附合在案涉房屋内的5部自动人行道扶梯、2部货梯、1部客梯及2部液压装卸平台的费用折价150000元,某果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文某华、陈某莎428232.27元;四、驳回文某华、陈某莎一审其他诉讼请求及某果公司一审其他反诉请求。
裁判要旨
违约方在特定条件下,基于合同僵局的情形,有权申请法院终止合同的履行,但该主张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违约方主张终止合同是形成诉权,但并不能直接产生合同终止的效力。合同终止的时间应由人民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予以确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5条、第580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第94条、第97条、第10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2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13号)第59条
一审:安徽省绩溪县人民法院(2021)皖1824民初63号判决(2021年6月28日)
二审: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皖18民终1886号判决(2021年11月1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上海某工贸公司诉上海某科技公司、曹某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2024-07-2-111-004 · 2024
民事 租赁合同 房屋租赁合同 违法性 终止履行 效力
裁判要旨: 出租方与承租方就租赁协议终止履行、厂房返还等事宜达成的协议,其权利义务的约定独立于租赁协议。租赁标的物的违法性仅影响租赁协议效力,不影响双方就租赁协议终止履行、厂房返还等事宜所达成协议的效力。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租赁合同/房屋租赁合同/违法性/终止履行/效力
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某工贸公司诉称:原告与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于2012年2月14日签订《租赁协议》,约定原告将某厂房出租给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租赁期限为2012年2月14日至2017年2月13日,自2012年3月1日起算租金。2013年6月3日,原、被告就终止《租赁协议》、返还房屋一事进行协商,并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若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于2013年9月30日前向原告支付人民币10万元(币种下同),则原告放弃剩余租金;若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逾期支付的,则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支付全年租金438,000元;被告曹某某为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履行该协议承担担保责任。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仅于2013年10月28日向原告支付了1万元,剩余428000元至今未付。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支付租金428000元;2.被告曹某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曹某某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因厂房建造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未办理消防验收手续,导致被告无法办理环评手续、无法通过消防验收,而且原告也未实际交付厂房。《租赁协议》违反了建筑法、消防法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被告曹某某签订《协议书》时受到欺诈、胁迫,该《协议书》也无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盖章。同时,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确认《租赁协议》及《协议书》无效;2.上海某工贸公司返还上海某科技公司已付租金1万元;3.上海某工贸公司赔偿上海某科技公司损失3万元。
针对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反诉,原告上海某工贸公司辩称:只认可《租赁协议》无效,其余反诉请求均不同意。
经审理查明:原告上海某工贸公司、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于2012年2月14日签订《租赁协议》,约定原告将某厂房出租给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厂房建筑面积为2000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12年2月14日至2017年2月13日,租金起算日为2012年3月1日;前四年租金标准为0.6元/平方米/天,年租金为438000元;2016年3月1日至2017年3月1日的租金标准为0.648元/平方米/天。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交付了厂房。2012年4月、5月,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分别向原告交付了金额10万元、33.8万元的支票各一张。上述两张支票仍在原告处。
2013年6月3日,原告作为甲方、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甲乙双方经协商,就甲乙双方终止《租赁协议》、返还房屋一事达成协议如下:一、甲乙双方于2012年2月14日签订《租赁协议》,由乙方向甲方承租厂房,自2012年3月1日起计算租金,年租金为438000元。二、本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终止,乙方向甲方返还承租的厂房。三、若乙方于2013年9月30日前向甲方支付10万元,剩余部分租金甲方不再向乙方主张,乙方向甲方支付10万元当日,甲方向乙方返还金额为338000元的支票一张,若乙方逾期支付,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全年租金438000元。四、对上述协议的履行,担保人愿承担担保责任。五、若双方发生争议,由甲方所在地法院管辖。六、甲方双方无其他争议。”该《协议书》甲方签名由原告法定代表人吴某某签字,乙方以及担保方签字均由被告曹某某签字。2013年10月28日,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向原告支付了1万元。以后,被告未再支付原告款项。
另查明:本案所涉的厂房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28日作出(2013)松民三(民)初字第3044号民事判决:一、确认原告(反诉被告)上海某工贸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上海某科技公司之间《租赁协议》无效;二、被告(反诉原告)上海某科技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上海某工贸公司使用费428000元;三、被告曹某某对上述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原告(反诉被告)上海某工贸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被告(反诉原告)上海某科技公司案涉银行支票两张;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上海某科技公司其余反诉诉讼请求。宣判后,上海某工贸公司、曹某某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9日作出(2014)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64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所涉的厂房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及其他合法批准许可,该房屋属标的物违法,原告与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所签订的《租赁协议》应属无效。
关于《协议书》的效力问题。第一,被告曹某某系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有权代表上海某科技公司签订该《协议书》。第二,被告认为曹某某签订《协议书》时受到欺诈、胁迫,但被告并未举证证明,故不予采信。第三,该《协议书》约定的权利义务所针对的是《租赁协议》终止履行、厂房返还等事宜。该等约定并未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综上,《协议书》应属有效。
关于原告主张要求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支付租金、被告曹某某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被告未履行《协议书》中所约定的付款义务,根据《协议书》约定,对原告的上述请求应予支持。
关于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反诉要求原告返还租金、赔偿损失的问题。《协议书》对于《租赁协议》终止履行的事宜已经作出了约定,故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上述反诉请求,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提出原告未交付厂房的问题。根据《协议书》内容,可以确定原告向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交付过厂房这一事实,对被告此项意见不予采信。
审理中,原告表示其愿意将上述两张支票返还给被告上海某科技公司,该意思表示于法不悖,予以准许。
裁判结果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28日作出(2013)松民三(民)初字第3044号民事判决:一、确认原告(反诉被告)上海某工贸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上海某科技公司之间《租赁协议》无效;二、被告(反诉原告)上海某科技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反诉被告)上海某工贸公司使用费428000元;三、被告曹某某对上述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原告(反诉被告)上海某工贸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被告(反诉原告)上海某科技公司案涉银行支票两张;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上海某科技公司其余反诉诉讼请求。宣判后,上海某工贸公司、曹某某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9日作出(2014)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64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
出租方与承租方就租赁协议终止履行、厂房返还等事宜达成的协议,其权利义务的约定独立于租赁协议。租赁标的物的违法性仅影响租赁协议效力,不影响双方就租赁协议终止履行、厂房返还等事宜所达成协议的效力。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65条、第153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条、第52条)
一审: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3)松民三(民)初字第3044号民事判决(2014年1月28日)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648号民事判决(2014年5月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王某诉郭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2024-07-2-111-005 · (2023)沪0113民初34603号 · 2024
民事 租赁合同 甲醛超标 适租义务 合同解除 返还责任
裁判要旨: 出租人应当向承租人提供符合租赁用途,具有使用、收益价值的租赁物。出租人提供的房屋甲醛超标无法满足租赁用途,甚至危害承租人健康安全的,承租人有权解除租赁合同并要求出租人退还租金及保证金。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租赁合同/甲醛超标/适租义务/合同解除/返还责任
基本案情
2023年7月14日,郭某与王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王某承租系争房屋,租期自2023年7月19日至2024年7月18日;月租金为人民币3400元(币种下同),房屋租赁保证金为3400元;租赁期间,郭某保证该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处于正常的可使用和安全的状态。上述合同签订后,王某向郭某支付租金3400元和保证金3400元。
2023年7月17日至7月20日期间,王某就系争房屋新装修可能存在甲醛问题对王某怀孕的妻子身体可能影响问题与郭某进行沟通,王某要求换房无果后要求郭某进行甲醛检测,郭某未予回复。2023年7月20日,王某向郭某发送短信表示因系争房屋存在甲醛问题,未办理入住,于2023年7月20日通知解除房屋租赁合同。郭某回复单方面解除合同需要赔偿违约金。7月21日王某向郭某发送系争房屋甲醛检测报告并要求郭某退还租金3400元、押金3400元及支付甲醛检测费600元。该检测报告显示室内空气中的甲醛、苯、甲苯、二甲苯、TVOC,其中甲醛、TVOC的含量存在不符合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18883-2022的情况,不合格。王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确认双方租赁合同解除,要求郭某向王某返还租金3400元和保证金3400元,并要求郭某支付违约金3400元。
郭某辩称:不同意解除租赁合同,双方一直正常履行租赁合同,郭某于11月才收回系争房屋。郭某对系争房屋也进行了检测,不存在甲醛超标的情况,郭某不存在违约行为,故不同意退还租金及支付违约金。王某违约提前退租,按约郭某可以没收保证金。合同签署后,郭某已提供房屋给王某入住,王某至今没有与郭某解除租赁合同,导致系争房屋不能对外出租,王某支付的一个月房租不足以弥补郭某的损失。为此郭某提出反诉请求:判令王某赔偿三个月房租损失10200元。
审理中,郭某于2023年12月4自行委托检测机构对系争房屋空气环境进行检测,该检测报告显示甲醛、苯、甲苯、二甲苯、TVOC含量均低于限值标准。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10日作出(2023)沪0113民初34603号民事判决,郭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王某租金3400元、保证金3400元。宣判后,当事人双方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某是否有权解除案涉《房屋租赁合同》并要求郭某返还租金、保证金。
其一,关于王某是否有权解除案涉《房屋租赁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三十一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本案中,王某在未入住系争房屋时向郭某提出房屋可能存在甲醛超标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但郭某未有回应。在此情况下,王某自行委托检测机构出具检测报告。该检测报告显示系争房屋中甲醛、TVOC的含量超标。王某结合房屋的装修时间及检测结果,认为系争房屋甲醛超标,符合常理。王某出于担心房屋内甲醛超标影响身体健康的考虑,有权解除双方租赁合同。郭某虽提供2023年12月4日形成的检测报告证明系争房屋不存在甲醛超标情形,考虑到甲醛的挥发性以及空气流动性,其提供的检测报告仅能证明检测当时房屋内的空气质量情况,无法反映2023年7月系争房屋的甲醛含量情况。
其二,王某是否有权要求郭某返还租金及保证金。本案中,案涉租赁合同签订后王某一直积极与郭某协商沟通系争房屋甲醛问题,未实际搬入系争房屋且于起租日次日便提出解除合同,其间亦无故意拖延行为,郭某理应退还租金和保证金。郭某在明知王某提出解除合同后理应及时收回系争房屋,郭某怠于收回系争房屋的租金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郭某的反诉请求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出租人应当向承租人提供符合租赁用途,具有使用、收益价值的租赁物。出租人提供的房屋甲醛超标无法满足租赁用途,甚至危害承租人健康安全的,承租人有权解除租赁合同并要求出租人退还租金及保证金。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31条
一审: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23)沪0113民初34603号民事判决(2024年1月1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聂某诉碧某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等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2024-07-2-121-001 · (2021)粤1971民初12114号 · 2024
民事 物业服务合同 绿色原则 合理使用 充电桩
裁判要旨: 小区业主在自有车位上加装充电设施系对车位的合理使用。在未对用电安全、消防安全、道路交通、人防效能等产生影响的情况下,物业服务公司不得径行以出具安装证明涉及业主公共利益或公共安全需征得小区业主同意为由,消极对待业主的安装申请。业主安装充电桩后,物业服务公司发现充电设施存在安全隐患时,可以及时行使物业管理职权予以制止、纠正,相关权益人也应当配合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管。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物业服务合同/绿色原则/合理使用/充电桩
基本案情
原告聂某诉称:2018年原告获得案涉小区地下车库编号为47*车位的使用权,2020年9月购买电动汽车一辆,后多次向物业公司申请出具同意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的证明,均被物业公司拒绝。故聂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出具同意在案涉车位上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的证明。
被告碧某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以下简称碧某服务公司东莞分公司)、碧某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某服务公司)共同辩称:1.原告在小区地下车库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涉及小区业主对小区公共资源的共同利益,物业公司无权出具相关证明。2.针对原告诉求,被告多次协调原告与小区业委会成员沟通以及提供在地面车位上集中安装充电桩的替代解决方案,并积极协调、跟进小区业委会尽早召开业主大会就电动汽车充电桩安装事宜形成决策,已尽到配合、协调义务。3.案涉车位为人防车位,在未确保充电桩的安装、使用不会破坏人防工程相关功能的前提下,被告亦无权出具同意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的证明。案涉小区建成已久,小区地下车库的配电容量设计及电缆负载没有预留安装汽车充电桩的容量及用电负载,充电桩安装、接电、使用过程中存在安全隐患。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聂某系案涉小区业主,对小区地下车库编号47*号人防车位享有使用权。碧某服务公司、碧某服务公司东莞分公司为该小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2020年9月,聂某因需在前述车位上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要求碧某服务公司、碧某服务公司东莞分公司出具同意安装的证明。碧某物业服务公司称出具同意安装证明涉及业主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且须经全体业主表决,不同意出具,双方遂产生纠纷。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向某电网东莞万江供电分局发函调查,调查内容为:1.位于案涉小区地下停车库的车位是否具备安装充电桩的条件;2.车位安装充电桩是否必须由物业公司出具同意安装的证明。该局复函称,安装充电桩一般须考虑以下因素:一是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选址及建设是否符合道路交通、消防安全、供用电安全、环境保护等要求;二是小区变压器的容量及用电负荷是否满足住户充电桩的用电需求;三是案涉小区物业公司的同意证明,这是该用户申报安装充电桩专用电表用电业务必备条件之一。
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23日作出(2021)粤1971民初12114号民事判决:驳回聂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聂某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8日作出(2021)粤19民终12866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1)粤1971民初12114号民事判决;二、碧某服务公司、碧某服务公司东莞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聂某出具同意其在小区地下车库编号47*号车位上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的证明。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碧某服务公司、碧某服务公司东莞分公司是否有义务为聂某出具同意在其使用的车位上安装电动汽车充电桩的证明。
第一,民法典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对促进节能减排、防治大气污染具有积极意义。充电设施建设,是电动汽车应用推广的重要举措。国家部委、广东省、东莞市发布的相关部门规章、行政规章等均要求物业服务企业在充电设施建设时发挥积极作用。碧某服务公司、碧某服务公司东莞分公司作为案涉小区的物业公司应当积极响应国家节能减排举措,在业主申请充电设施建设时予以配合、提供便利。聂某申请在其使用车位安装充电桩,按照供电公司的要求,需要小区物业公司出具允许施工的相关证明。碧某服务公司、碧某服务公司东莞分公司主张出具同意在车位上安装充电桩的证明并非其法定或约定义务的理据不足。
第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0〕17号)第四条的规定,业主基于专有部分享有的权利,难免有利用共有部分的现实需要,这种需求应是业主专有权利行使的合理延伸,是为了更好地利用专有部分。聂某为了自有车辆充电需要,在其车位上加装充电设施,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其车位,符合绿色环保的理念。同时,碧某服务公司、碧某服务公司东莞分公司出具同意安装的证明,仅是安装充电桩的一个环节。聂某使用的案涉车位是否具备安装充电桩的条件,是否会对用电安全、消防安全、道路交通、人防效能等产生影响,还有赖于供电公司等相关部门依据现场勘查情况进行后续判断。因此,碧某服务公司、碧某服务公司东莞分公司以出具安装证明涉及业主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需要征得小区业主同意为由,不同意出具同意安装证明,理由不成立。
综上,法院判决碧某服务公司、碧某服务公司东莞分公司应当为聂某出具同意在其使用的车位上安装充电桩的证明。
裁判要旨
小区业主在自有车位上加装充电设施系对车位的合理使用。在未对用电安全、消防安全、道路交通、人防效能等产生影响的情况下,物业服务公司不得径行以出具安装证明涉及业主公共利益或公共安全需征得小区业主同意为由,消极对待业主的安装申请。业主安装充电桩后,物业服务公司发现充电设施存在安全隐患时,可以及时行使物业管理职权予以制止、纠正,相关权益人也应当配合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管。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0〕17号)第4条
一审: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21)粤1971民初12114号民事判决(2021年8月23日)
二审: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19民终12866号民事判决(2021年12月2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房某某诉杨某某、车某某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案
2024-07-2-135-001 · (2019)苏1281民初1481号 · 2024
民事 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 合同效力 承包土地互换 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裁判要旨: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民享有土地权益的重要物权凭证,但同时要注意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其取得依据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确权登记颁证仅是行政机关对该项权利的登记确认。确权登记颁证不能改变双方当事人互换土地的效力。如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与土地实际利用状况一致,应当认定其具有物权凭证的效力;如确权与土地实际利用状况不符,应当本着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客观事实的态度认定土地流转行为的效力。对于当事人实施了土地互换等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的,要尊重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确认互换行为有效,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法流通。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合同效力/承包土地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基本案情
原告房某某诉称:房某某曾将承包经营的土地与杨某某互换耕种,杨某某将互换后的土地开挖养殖螃蟹。由于经营亏损,杨某某私自将上述土地转包给车某某。房某某得知后,多次与杨某某、车某某协商归还上述土地,中止与杨某某原先互换约定,杨某某、车某某均不予理睬。故请求判令:1、杨某某、车某某立即让出互换土地;2、杨某某、车某某给付两年土地承包租金13000元;3、杨某某、车某某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杨某某辩称:1998年秋后房某某找杨某某协商要求换田让其开螃蟹塘,后来因房某某家资金困难开不成,房某某又协商这个田给杨某某开塘,杨某某换点田给房某某,双方于1998年秋后遂进行了土地互换,当时明确的是二轮承包结束即互换至2028年9月30日结束。土地互换后,杨某某又与兴化市某镇某村委会签订鱼塘承包合同,某村委会将包括所换房某某6.65亩土地在内的11.02亩土地一并发包给杨某某养殖至今。去年二轮确权时,新村干部不了解历史原因,仅仅简单按照一轮确权的记录进行二轮确权,杨某某考虑到原、被告之间只不过是互换了经营权,为了减少矛盾,防止引起连锁反应,没有提出异议。没想到房某某拿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开始向杨某某及车某某要田。
被告车某某辩称:该纠纷与车某某无关,由房某某与杨某某把纠纷处理好了,车某某照常支付转包费。
法院经审理查明:房某某、杨某某、车某某均系同村村民。1998年秋,房某某与杨某某达成土地互换口头协议,房某某将其承包的一块6.65亩的土地与杨某某承包的三块面积分别为2.43亩、0.44亩、1.96亩(合计4.83亩)的土地进行互换耕种。双方互换后,房某某将换得的土地转租给他人用于羊场经营、转包给其女儿耕种。1998年10月31日,杨某某与兴化市某镇某村委会签订鱼塘承包合同,某村委会将包括杨某某所换房某某6.65亩土地在内的11.02亩土地一并发包给杨某某养殖。杨某某养殖一段时间后,于2008年12月将涉案土地转包给王某养殖,后又将涉案土地转包给车某某养殖螃蟹。2018年,房某某、杨某某分别按照互换前的土地分别领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16日作出(2019)苏1281民初1481号民事判决:驳回房某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房某某提起上诉。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7日作出(2019)苏12民终3306号民事裁定:准许房某某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按照农村风俗习惯,农民之间多以口头形式进行土地互换。本案中,房某某与杨某某之间的土地互换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各自在互换后的土地上经营管理多年,所以换地双方虽然未签署书面协议,其口头换地协议亦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承包方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包方仅以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未报其备案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由此,本案中的土地互换虽然没有经过备案和变更登记,但是不影响土地互换的效力。且村委会将包括所换房某某6.65亩土地在内的11.02亩土地一并发包给杨某某养殖,视为村委会已同意双方的土地互换行为。虽然房某某与杨某某在2018年分别领取了互换前土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房某某与杨某某之间的互换承包土地经营权关系并没有解除。关于土地互换期限的认定。本案中房某某、杨某某对土地互换期限未作约定,应确定该合同期限为本轮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期限,房某某一方要求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期内主张解除互换合同的,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民享有土地权益的重要物权凭证,但同时要注意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其取得依据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确权登记颁证仅是行政机关对该项权利的登记确认。确权登记颁证不能改变双方当事人互换土地的效力。如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与土地实际利用状况一致,应当认定其具有物权凭证的效力;如确权与土地实际利用状况不符,应当本着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客观事实的态度认定土地流转行为的效力。对于当事人实施了土地互换等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的,要尊重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确认互换行为有效,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法流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18年修正)第35条、第37条、第4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第14条
一审: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2019)苏1281民初1481号民事判决(2019年8月16日)
二审: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12民终3306号民事裁定(2020年1月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戴某定诉周某平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案
2024-07-2-135-002 · (2020)浙0203民初6765号 · 2024
民事 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 诚实信用原则 口头互换 集体土地 合同效力
裁判要旨: 互换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之一。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法律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当事人口头约定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已经实际履行的,未向发包方备案不影响合同效力。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诚实信用原则/口头互换/集体土地/合同效力
基本案情
原告戴某定诉称:1982年分田到户,原告在集士港镇树桥头分到0.41亩田,被告周某平有0.34亩田,当时集士港镇树桥头田少路远,费用成本高,没人愿意耕种,被告多次要求原告把东岗头苏岙一丘田调换树桥头的0.34亩田,因原、被告双方关系好就答应调换。被告将集士港镇的田归原告,原告将苏岙的田归被告。原告一直管理集士港镇树桥头的0.75亩田20多年,直到2018年一次查账后发现被告周某平将0.34亩田的田租偷偷划去了,通过多次交涉,村里答应把被告周某平划去的钱追还。此外,被告周某平在2009年已经把原告调换给那一丘田已经卖掉了,无法归还。故请求判令:被告履行1982年换田协议,周某平树桥头0.34亩田承包经营权归戴某定享有。
被告周某平辩称:集士港镇树桥头的0.34亩田是被告的,被告有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双方只是口头约定互换土地耕种,并不是约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否则就应当去办理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变更。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均系横街镇某村民。根据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原告拥有包含在横街镇苏岙的1.08亩、0.15亩地,在集士港镇树桥头0.41亩地。原告在苏岙的1.08亩、0.15亩的地与被告周某平的地0.99亩地相邻,原告在集士港镇树桥头0.41亩地与与被告周某平的0.34亩地相邻。因为集士港镇的地离某村较远,为便于耕作,双方口头协议原告将在苏岙的0.15亩地与被告在集士港镇树桥头0.34亩地“互换”,但没有经过村里同意也未办理变更手续,对于“互换”的时间,原告主张是1982年,被告主张是在1986年左右。2000年至2013年期间的集士港镇树桥头的农田租金,某村委会都是按0.75亩结算租金给原告,被告并无租金。2014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的农田租金,某村委会又按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记载将集士港镇树桥头0.34亩的租金给了被告。原告得知上述情况后向某村委会反映,该村委会在2018年发放2019年租金时,又将集士港镇树桥头0.34亩的租金一并发给原告,并向其补发放了2014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集士港镇树桥头0.34亩的农田租金。
另查明,在2009年10月28日,被告与宁波市鄞州区横街镇某村经济合作社签订土地征用补偿协议,内容包含:宁波市鄞州区横街镇某村经济合作社为东岗头自然村苏岙机耕路工程建设,经全体党员、村民代表、被征用土地户主和村三委会共同讨论协商,同意将东岗头自然村社员承包的部分耕地征用给宁波市鄞州区横街镇某村经济合作社,该经济合作社须付周某平国有土地征用费共计2万元/亩,被告实有土地0.396亩,征用费7 920元。双方在庭审中均确认被告被征用的土地0.396亩中包含了原告与被告互换的0.15亩地。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21日作出(2020)浙0203民初6765号民事判决:被告周某平原取得的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树桥头0.34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原告戴某定享有。宣判后,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原、被告双方约定将涉案的田“互换”是互换土地耕种还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二是口头约定互换而未向发包方备案的,是否影响合同的效力。
其一,关于互换的标的。原告主张双方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被告主张双方仅是互换土地耕种,可以主张再换回来。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为了便于耕种,约定将原告将在苏岙的0.15亩地与被告在集士港镇树桥头0.34亩地“互换”,达成了口头协议,双方应按约履行。虽然被告主张双方仅是互换土地耕种,但在履行过程中,被告未征得原告的同意,即将原告换给其的位于横街镇苏岙0.15亩涉案土地同意由宁波市鄞州区横街镇某村经济合作社征用,并领取了征用费用。因此,被告已经不能将该0.15亩土地换回给原告,被告即使要解除双方之间的“互换”协议换回原来土地也属于履行不能,且原告也明确表示拒绝,根据被告的行为,可以推断原、被告双方是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
其二,关于未备案的效力。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种或者各自需要,可以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并向发包方备案。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的,当事人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为了方便耕种,口头协议约定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虽未向发包方备案,但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双方当事人亦应按约履行。
在本案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已经完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且被告已经将换来的横街镇苏岙0.15亩涉案土地处置完毕。被告的主张无相应的证据和法律依据,且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也与我国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原则相违背,不予支持。原告在履行双方口头协议后相应取得了合同项下集士港镇树桥头0.34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被告需根据口头协议的目的,配合原告在判决生效后及时进行备案登记。
裁判结果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21日作出(2020)浙0203民初6765号民事判决:被告周某平原取得的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树桥头0.34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原告戴某定享有。宣判后,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要旨
互换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之一。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法律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当事人口头约定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已经实际履行的,未向发包方备案不影响合同效力。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条、第334条、第509条、第577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条、第10条、第44条、第60条第1款、第10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18年修正)第33条、第35条
一审: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2020)浙0203民初6765号民事判决(2021年7月2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朱某某等执行异议之诉案
2024-07-2-471-002 · (2015)邯诚证经字第1066号 · 2024
民事 执行异议之诉 公证债权文书 审理范围 证明责任
裁判要旨: 1.被执行人依据《公证执行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权利义务与事实不符”为由提起不予执行异议之诉,法院不仅要形式审查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权利义务内容,同时还应结合《公证执行规定》第二十二条、二十三条进行体系性把握,对公证债权文书所涉基础民事法律关系进行实体审理。 2.被执行人依据《公证执行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权利义务与事实不符”为由提起不予执行异议之诉,应依据民事证据规则由被执行人(原告)首先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其提起不予执行之诉旨在推翻其签字并经公证的债权文书的真实合法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第二款规定,被执行人需要提交证据足以推翻案涉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才达到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证明标准。 3.被执行人依据《公证执行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经公证的债权文书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可撤销等情形”为由提起不予执行异议之诉,认为申请执行人存在职业放贷、高利转贷等行为的,因涉及到法律行为效力问题,法院应发挥能动司法作用,依职权对申请执行人是否存在职业放贷、高利转贷行为等情形进行审查,准确认定合同效力。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执行异议之诉/公证债权文书/审理范围/证明责任
基本案情
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朱某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5年9月6日,邯郸市诚信公证处出具(2015)邯诚证经字第1066号公证书,证明内容为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朱某某以及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某置业有限公司、某物流港开发有限公司三个担保公司于2015年8月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真实有效,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2016年11月8日,邯郸市诚信公证处出具《执行证书》,朱某某持公证书及执行证书申请强制执行,被执行人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起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异议之诉,形成本案。
原告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称,一、本案系原告在被暴力威胁之下的虚列债权。原告未与被告朱某某发生导致欠其13.2亿元的业务往来,公司银行流水审计及对会计账簿的检查均不能发现存在该债权债务关系;二、公证过程严重违反程序。公证处既未核查有关财产权利证明,又未对有关债权真实性进行基本的核实,仅凭当事人协议自认就认定巨额债权的存在,严重违反公证程序;三、即使原被告双方存在一定的业务往来,真实的债权债务数额也有待法院通过诉讼程序审查债权凭证予以确定。四、现有证据证明朱某某出借资金来源存在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朱某某涉嫌高利转贷,本案公证的债权文书具有无效情形,请求判令对(2015)邯诚证经字第1066号《公证书》和(2016)邯诚证执字第10号《执行证书》不予执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2010年10月至2014年7月,朱某某通过其本人和相关人员账户陆续向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指定的收款人账户出借资金共计15.97亿余元,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相关账户累计还款9.2亿余元。2015年8月12日,朱某某作为甲方,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乙方,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某置业有限公司、某物流港开发有限公司作为第三方共同签署《协议书》,各方确认截止2015年6月30日,乙方对甲方的债务总额为12.5亿元,债务利息核定为7000万元,两项合计为13.2亿元。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某置业有限公司、某物流港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承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5年9月6日,邯郸市诚信公证处出具(2015)邯诚证经字第1066号公证书,各方当事人签字摁手印。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河北高院)申请强制执行。河北高院指定该案由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邢台中院)执行,邢台中院作出执行裁定书,查封冻结、划拨被执行人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某置业有限公司、某物流港开发有限公司的存款13.2亿元或查封相应价值财产。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某置业有限公司、某物流港开发有限公司提出执行异议,邢台中院裁定驳回异议,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某置业有限公司、某物流港开发有限公司不服,向河北高院申请复议,河北高院作出执行裁定,驳回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某置业有限公司、某物流港开发有限公司复议。2018年8月8日,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邯郸中院)裁定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某置业有限公司、某物流港开发有限公司合并破产重整。2017年5月22日,河北高院指定该公证债权文书执行案件由邯郸中院执行。
邯郸中院于2019年7月8日作出(2019)冀04民初1号民事判决:驳回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讼请求。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向河北高院提起上诉,河北高院于2022年5月16日作出(2019)冀民终953号民事判决:驳回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诉请求,维持一审法院(2019)冀04民初1号民事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以下几点:
一、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针对案涉债权文书提起执行异议、复议程序救济后,又依据相同事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进行实体救济,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朱某某一方提出,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针对案涉债权文书的实体和程序问题所提不予执行申请,经过两级法院审查并作出生效裁定予以驳回,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权利救济手段已经穷尽。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相同问题提起不予执行异议之诉,欠缺诉的利益,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予驳回起诉。二审法院认为,执行中的异议、复议程序属于非诉程序,以形式审查为主、实质审查为辅,不同于经过质证、辩论等程序保障的诉讼程序。因此,经执行程序审查的事项,再提起诉讼的,如果法律没有限制,以“一事不再理”否定债务人诉权,缺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公证执行规定》)规定债务人针对公证债权文书实体问题可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对于《公证执行规定》施行前债务人就同一事由提起过执行异议、复议后是否享有诉权问题,并未作出规定,因此,被上诉人朱某某认为本案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理据不足,不予支持。
二、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以及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上诉人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认为,依据《公证执行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债务人对于公证债权文书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审理范围应为公证债权文书所涉民事法律关系的真实合法性,因此,本案应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由朱某某对其借款金额负担举证证明责任。朱某某抗辩称,本案为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异议之诉,审理范围应限于债权文书本身,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其签字确认的债权文书不予认可,应由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某置业有限公司、某物流港开发有限公司同意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张。对此,二审法院认为,《公证执行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务人可以在执行程序终结前,以债权人为被告,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一)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不符;(二)经公证的债权文书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可撤销等情形;(三)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债权因清偿、提存、抵消、免除等原因全部或者部分消灭。”第二十三条规定:“债务人依照本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理由成立的,判决不予执行或者部分不予执行;理由不成立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当事人同时就公证债权文书涉及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提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由上述规定可知,针对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事实是否相符、经公证的债权文书是否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可撤销情形、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债权是否因清偿、提存等原因全部或部分消灭,均可根据债务人的诉讼请求予以审查。同时,针对公证债权文书涉及的民事权利义务,如果当事人在执行异议之诉中作为一项新的诉讼请求提出,人民法院可以将其与不予执行异议之诉的请求合并审理,并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作为裁判主文作出裁判。本案中,案涉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是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朱某某、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某置业有限公司、某物流港开发有限公司对借还款债务总额的确认以及还款计划,债务形成于双方之间多年的借贷法律关系。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原告在一审法院提起公证债权文书异议之诉,请求不予执行案涉公证债权文书,并将公证债权文书所涉民间借贷关系中双方借贷金额、清偿问题,以及朱某某涉嫌职业放贷、高利转贷等事由作为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理由一并提出,依据《公证执行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法院亦应进行审理。
关于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朱某某均提出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因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异议之诉是债务人提起的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另外,因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旨在推翻其签字并经公证的债权文书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七项、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第二款规定,本案所涉公证债权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属于债权人无需举证的事实,因此,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需要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案涉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才达到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异议之诉的证明标准。
三、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请求不予执行案涉公证债权文书是否应予支持
因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依据《公证执行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提出公证债权文书执行异议之诉,理由为案涉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与事实不符、案涉公证债权文书具有法定无效、可撤销情形,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关于案涉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民事权利义务是否与事实相符问题
因案涉公证债权文书确认的债权为13.2亿元。因此,二审法院主要审理在公证债权文书签订之前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朱某某之间的借还款金额是否与13.2亿元相符,其中是否存在违法高息。因双方借贷关系形成多年,双方在借贷过程中使用了多人账户,且举证混乱,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再主张该债权文书中确定的债权包含了违法高息,且已经清偿完毕。二审法院在确定双方借还款金额后针对利息部分进行逐笔计算。因双方借贷行为发生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公证债权文书签订于2015年,因此对于双方之间利息约定适用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第二十六条将民间借贷的年利率超过36%部分一律认定为无效,年利率在24%和36%之间为自然之债,债权人不得请求执行,但是债务人主动履行的,仍具有保持力。因此,从排除违法利息的角度,对于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利息情况分两段计算,对于已经清偿部分以年利率36%计算,对于未清偿部分以年利率24%计算至双方签订债权文书确定债权之日),最终本息合计为1,340,539,858.35元,高于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朱某某公证债权文书确定的13.2亿元债权。因此,原审认定朱某某与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达成的公证债权文书是双方妥协后的结果,具有事实依据。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张公证债权文书确定的债权债务与事实不符,理据不足,其主张已经全部清偿对朱某某所负债务,缺乏证据支持。
(二)关于朱某某是否涉嫌职业放贷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依据上述规定,职业放贷是指不具备金融从业资格以金融机构业务方式常态性向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因此,对于职业放贷人的认定,应从是否具备金融从业资格、营利为目的、放贷行为的经常性、放贷对象的不特定性等予以分析认定。因现实中民事主体间进行借贷情形非常普遍,本案重点以放贷行为的经常性、放贷对象的不特定性以及营利的目的性三个方面综合分析认定。
1.关于如何认定放贷行为的经常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的通知》(以下简称《意见》)第一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前款规定中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是指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贷款到期后延长还款期限的,发放贷款次数按照1次计算。”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表述为“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限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为职业放贷人。具体标准可由高级人民法院或者经其授权的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
因河北高院未制定有关“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标准,本院参照天津市、浙江省、江苏省等地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意见》或《审理指南》中对职业放贷人“经常性”的认定,通常是以一定期限内、一定辖区内的民间借贷案件的数量或累计金额作为职业放贷人放贷行为“经常性”的认定。结合本案,通过统计朱某某作为原告的民间借贷案件共有8件,均在邯郸市辖区内,借贷时间为2014年至2017年之间。因此,从朱某某借贷民事案件的数量和时间跨度分析,朱某某借贷行为不符合职业放贷人“放贷行为经常性”的特点。
2.关于如何界定放贷对象的不特定性。《意见》第四条规定:“仅向亲友、单位内部人员等特定对象出借资金,不得适用本意见第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该规定明确了亲友、单位内部人员等不属于向社会不特定人员放贷范围。参照上述规定,本案中,首先,朱某某与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系老乡和朋友关系,朱某某与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也存在长期业务往来、资金拆借等行为。其次,朱某某涉及的其他民间借贷案件中,朱某某对外出借对象有生意合作伙伴、邻居和朋友等,朱某某二审期间提交出借对象的居住地房号、证言等证据予以证实。因此,认定朱某某放贷对象的不特定性,依据不足。
3.关于朱某某借贷营利问题。从朱某某涉及的其他民间借贷案件以及本案所涉债权文书确定的金额来看,朱某某对外出借的款项大都存在营利性,但亦在法律保护的上限之内。
由此可见,通过对朱某某对外借贷案件数量、跨度时间以及借贷对象等分析,朱某某不符合职业放贷人的定性。虽然借款金额较大、确有营利性,但是考虑到其出借对象多为合作伙伴、邻居和朋友等,综合证据以及法律分析,认定朱某某为职业放贷人理据不足,不予支持。
关于朱某某对外借款是否属于高利转贷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该条规定了高利转贷是指出借人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又转贷他人而牟利的行为。结合本案,首先,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张朱某某高利转贷,提供的证据为邯郸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与邯郸某贸易有限公司、邯郸某物资有限公司等形成的借款纠纷案件以及相应的借款担保合同,这些案件中,所涉借款合同中朱某某为保证人之一,有的借款合同中朱某某既不是借款人,也不是保证人。因此,不能依上述借款纠纷案件和借款担保合同认定朱某某存在高利转贷牟取利益的行为。第二,从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上述纠纷和借款担保合同看,借款担保发生在2014年至2016年,而本案公证债权文书形成于2015年,公证债权文书所涉借贷行为发生在2010年至2014年之间,在时间上缺乏一致性。第三,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认为邯郸某物资有限公司、朱某某涉嫌高利转贷曾向邯郸市公安局举报,邯郸市公安局立案后移交邯郸市永年区公安局进行侦查。邯郸市永年区公安局于2021年4月20日向我院复函,称通过举报线索,调取邯郸某物资有限公司14起不同银行的贷款资料,以及涉及朱某某的7起民事借贷纠纷诉讼案件进行资金来源核查。根据现有证据未发现有银行信贷资金,故不符合刑诉标准。邯郸市永年区公安局于2021年4月9日对朱某某涉嫌高利转贷作出了永公(经侦)不立字〔2021〕0010号不予立案通知书。
综合上述事实和证据,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张朱某某高利转贷证据不足。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张朱某某为邯郸某物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从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交证据,以及邯郸市永年区公安局复函证明来看,邯郸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二审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裁判结果。
裁判要旨
1.被执行人依据《公证执行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权利义务与事实不符”为由提起不予执行异议之诉,法院不仅要形式审查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权利义务内容,同时还应结合《公证执行规定》第二十二条、二十三条进行体系性把握,对公证债权文书所涉基础民事法律关系进行实体审理。
2.被执行人依据《公证执行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公证债权文书载明的权利义务与事实不符”为由提起不予执行异议之诉,应依据民事证据规则由被执行人(原告)首先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其提起不予执行之诉旨在推翻其签字并经公证的债权文书的真实合法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第二款规定,被执行人需要提交证据足以推翻案涉公证债权文书的内容,才达到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证明标准。
3.被执行人依据《公证执行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经公证的债权文书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可撤销等情形”为由提起不予执行异议之诉,认为申请执行人存在职业放贷、高利转贷等行为的,因涉及到法律行为效力问题,法院应发挥能动司法作用,依职权对申请执行人是否存在职业放贷、高利转贷行为等情形进行审查,准确认定合同效力。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证债权文书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2条、第2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90条 、第9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的通知》第1条
一审: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4民初1号民事判决(2019年7月8日)
二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冀民终953号民事判决(2022年5月1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河南某置业有限公司与周某、刘某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2024-07-2-471-003 · (2015)郑仲裁字第031号 · 2024
民事 执行异议之诉 案外人 案外人查封 另案生效裁判
裁判要旨: 执行标的被查封后,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据人民法院另案作出的解除合同的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除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为被执行人的按揭贷款提供反担保或阶段性担保并为被执行人偿还的按揭贷款部分,可以从该房屋变卖价款中优先支付。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案外人查封/另案生效裁判
基本案情
周某诉刘某、孔某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郑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5)郑仲裁字第031号裁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周某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2016年4月6日立案执行,执行案号为(2016)豫01执400号。在仲裁案件审理过程中,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金水区法院)于2015年1月21日作出(2015)金执字第948号执行裁定书和(2015)金执字第948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1)担保人尚某名下位于郑东新区某路北、艺术中心东某号楼13层13**号,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为D106*****项下的办公房产、郑东新区某道路路22号楼2单元10层10**号房产(产权证号为07**82)各一套。(2)被执行人刘某名下的房产:郑东新区某某道路路北、某某道路路东2号楼22层22*1号、22*2、22*3、22*4、22*5、22*6、22*7、22*8,共计八套房产。查封期限自2015年1月22日起至2017年1月21日止。
在执行过程中,一审法院于2016年11月7日作出(2016)豫01执400号之三裁定及(2016)豫01执400号之三协助执行通知书,继续查封本案仲裁期间金水区法院查封的第二项八套房屋,查封期限从2016年11月8日起至2019年11月7日止。2016年4月20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豫01执400号裁定,裁定评估、拍卖被执行人刘某名下的上述八套房产。某置业公司对上述八套房屋被查封不服,向一审法院提交异议,该院于2018年8月1日作出(2018)豫01执异256号裁定,驳回了案外人某置业公司的异议请求。某置业公司对驳回其异议请求不服,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于2019年2月18日作出(2018)豫01民初3148号判决,判决驳回某置业公司的诉讼请求。某置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2日作出(2019)豫民终637号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二审法院查明,2014年8月31日某置业公司与刘某分别签订了八份商品房买卖合同,分别为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某某道路路北、某某道路路东2号楼22层22*1(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为D140****4274),22*2(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为D140****4281),22*3(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为D140****4295),22*4(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为D140****4303),22*5(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为D140****4315),22*6(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为D140****4321),22*7(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为D140****4331),22*8(商品房买卖合同编号为D140****4342)。房屋用途为办公用房,单价统一为每平方米10,400元。约定每套购房款合同签订当日交付现金50.55%,剩余49.45%款项通过向招商银行房屋抵押贷款支付,付款时间为2014年10月21日,房屋交付时间为2016年6月15日。2015年1月21日法院查封时上述八套房屋均备案登记在刘某名下。
某置业公司诉刘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郑州高新区法院)于2016年1月11日作出(2015)开民初字第12385号调解书,确认如下调解协议:(一)经双方协商确认,刘某与某置业公司于2014年8月31日签订的编号为D140****4274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自愿解除……
郑州高新区法院于2016年6月2日作出(2016)豫0191民初6377号判决,判决:(一)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合同编号为D140****4295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因刘某未及时履行涉案房屋的贷款,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将刘某、苏某、某置业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郑州高新区法院作出(2017)豫0191民初10566号判决,判决:(一)刘某、苏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偿还借款本金5,361,494.06元、利息49,419.40元、罚息255.22元、复息166.96元,共计5,411,336.40元(暂计算至2017年4月6日,自2017年4月7日起至本息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复息、罚息按合同约定计算);(二)刘某、苏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律师费198,301.89元;(三)某置业公司对上述判决内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四)驳回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再审申请时查明,郑州高新区法院于2018年9月19日作出(2018)豫0191民初14001号判决,判决解除某置业公司与刘某签订的其余六套商品房买卖合同。涉案八套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本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当日,刘某应支付八套房屋购房款的50.55%现金。在审查再审申请期间,某置业公司提出刘某未支付2203号房屋首付款和贷款共计2,803,424元,刘某已支付购房款6,030,432元和银行按揭贷款634万元,以上共计12,370,432元。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于2014年10月21日以某置业公司作为出卖人,刘某作为买受人在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登记备案。对于预告登记,双方签订的补充合同也进行了约定。刘某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1刑终958号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某置业公司不服一审、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31日作出(2020)最高法民申1103号裁定:驳回某置业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刘某在合同签订后通过现金转账和银行按揭贷款支付了购房款,应视为其与某置业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成立。根据刘某与某置业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某置业公司应当在2016年6月15日交房,并在8月15日前(房屋交付的60日内)办理房屋权属的初始登记。涉案房屋2014年10月21日在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直属分局办理合同信息备案,该合同信息备案登记具有对外的公示效力,刘某对于涉案的房产也享有相应的财产权利,当刘某成为被执行人时,涉案的房产可以成为人民法院执行的对象。
某置业公司以刘某违约,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为由,向郑州高新区法院起诉请求解除八套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获得了相应的生效调解书和判决书,要求排除执行。但因某置业公司起诉,郑州高新区法院作出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判决书、调解书的时间均在执行法院2015年1月21日查封涉案房产之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款“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执行标的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作出的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依法不能对抗人民法院的执行。但经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认定,某置业公司已为被执行人刘某偿还的按揭贷款部分,应当从拍卖房产的变价款中优先支付给某置业公司。
裁判要旨
执行标的被查封后,房地产开发企业依据人民法院另案作出的解除合同的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除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为被执行人的按揭贷款提供反担保或阶段性担保并为被执行人偿还的按揭贷款部分,可以从该房屋变卖价款中优先支付。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
一审: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1民初3148号民事判决(2019年2月18日)
二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民终637号民事判决(2019年6月12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1103号民事裁定(2020年3月3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沈某诉彭某某、徐某某、徐某甲执行异议之诉案
2024-07-2-471-007 · (2016)冀0203民初3297号 · 2024
民事 执行异议之诉 动产权利归属 举证责任 高度盖然性
裁判要旨: 1.审查动产的占有、控制及交付状态。动产不同于不动产和特殊动产,没有相应的权属证书就其权利人信息进行公示和记载,动产的设立和转让的公示方法为占有和交付,对于动产的占有和控制状态,以及交付情况是确定动产权利归属的重点。 2.结合动产本身的特点和证据规则,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确定案件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不同的动产具有各自的特点,确定动产的权利状态或占有控制状态也需结合动产本身的特点。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执行异议之诉/动产权利归属/举证责任/高度盖然性
基本案情
彭某某与徐某某、徐某某、徐某甲、苏州市某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等案件,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7日分别作出(2016)冀0203民初3297号、(2016)冀0203民初3298号、(2016)冀0203民初3299号、(2016)冀0203民初3300号、(2016)冀0203民初3301号调解书,调解书约定徐某某、徐某甲偿还彭某某本金合计五千余万元及相应利息。上述调解书为本案所涉执行案件的执行依据。
原告沈某诉称:原告为玉器雕刻的从业人员,一直从事玉器工艺品的雕刻、经营活动,2020年3月19日,范某某称唐山有买受人需要高价大量购买玉器,在挑选后告知原告交易地点为某某饭店某房间。2020年4月2日10时左右,原告及其妻子将涉案玉器运送至交易地点,并于商谈时被扣押。被扣押的玉器中,有7件是原告制作且享有所有权,其余皆为他人制作且享有所有权。另,原告与案外人杨某的返还原物纠纷已经由(2020)苏1002民初2977号案件确认,根据该生效判决,原告因未能向杨某归还涉案的4件玉器需要向杨某赔偿货款53万元及其利息,因此沈某在赔偿货款的义务下,已经取得涉案的4件玉器的所有权。
被告彭某某辩称,原告未提交所有权和合法占有权的有效凭证证明其诉请,涉案物品不属于特定物,无权属登记证明,无法确认所有权。
被告徐某某辩称:认可原告所述全部是事实,被扣押的22件玉器并非徐某某所有,均是他人财物。
法院经审理查明:彭某某与徐某某、徐某甲等借款合同纠纷等案件,2017年4月27日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16)冀0203民初3297号、(2016)冀0203民初3298号、(2016)冀0203民初3299号、(2016)冀0203民初3300号、(2016)冀0203民初3301号调解书,调解书约定徐某某、徐某甲偿还彭某某本金合计五千余万元及相应利息。调解书生效后,徐某某、徐某甲未履行还款义务。经彭某某申请,上述案件进入执行程序。
2020年4月5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冀02执15426号之五执行裁定:扣押被执行人徐某某所有某某饭店某房间内所有玉器雕件。后原告沈某提出案外人异议,2020年4月26日,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冀0203执异15号执行裁定,驳回沈某的异议申请。沈某不服,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形成本案。
根据沈某提交的获奖证书及营业执照,可以认定沈某是玉器雕刻从业人员,并经营玉器、工艺品的零售、批发业务。微信聊天记录及朋友圈截图证实沈某经常在其朋友圈展示、售卖玉器。沈某通过陆某某认识了范某某、柯某某。2020年4月2日,范某某、柯某某与沈某夫妻一起将准备售卖的玉器开车运送至某某饭店某房间内,范某某、柯某某二人基于是徐某某助理的特殊身份,全程参与售卖,并直接与买受人王某某协商价格。徐某某弟弟徐某甲也在交易现场,交易现场房间内有沈某、范某某、柯某某、王某某等共计六人,徐某某与沈某妻子在房间外面等候。在买受人王某某与柯某某、范某某再三确认涉案玉器是否为徐某某所有时,柯某某确认为徐某某所有,而同在交易现场的沈某并未否认涉案玉器为徐某某所有。沈某申请的证人杨某、朱某甲、高某某、朱某乙、刘某某为从事玉器销售或雕刻人员,出庭均声称自己的玉器交给沈某来唐代售时被查扣,并向法庭出示了各自的营业执照、部分玉器作品获奖证书和微信朋友圈展示售卖的截图,原告沈某重审开庭时自述交易时并未向买受人说明玉器所有权人是谁。
另查明,在2020年4月26日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冀0203执异15号裁定,驳回沈某的执行异议后。2020年5月15日,王某甲起诉沈某合同纠纷一案由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并于2021年4月25日作出(2020)苏1003民初2980民事判决,判决沈某赔偿王某甲玉器损失77万元。沈某不服上诉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17日作出(2021)苏10民终2381号民事判决,将此案发回重审。2020年7月17日,原告杨某诉沈某返还财产纠纷一案由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并于2020年12月28日作出(2020)苏1002民初2977号民事判决,沈某赔偿杨某货款53万元及利息。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经生效,但沈某并未给付杨某货款及利息。
二审审理期间,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为徐某某制作了询问笔录,徐某某陈述,其与沈某原本并不认识,由于王某某想购买玉器但是徐某某手里没有玉器,便通过范某某联系卖家,后范某某联系上沈某,其是通过范某某介绍才认识了沈某。徐某某称如果此次交易成功其会赚取一定的介绍费。关于案涉玉器的归属,徐某某称是沈某的而不是其自己的。
另,二审审理期间,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查阅了(2018)冀02执15426号执行卷宗,卷宗显示:2020年4月4日,彭某某向路北执行大队提交《查封申请》,申请事项:申请查封、扣押被执行人徐某某个人所有的玉器。事实与理由:申请人与徐某某、徐某甲民间借贷纠纷系列案件在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路北执行大队执行中,申请人彭某某接到可靠线索,被执行人徐某某委托其弟弟徐某甲携带他个人所有在玉石雕件会在2020年4月5日在某某饭店交易,特此申请路北执行大队将这些玉器或者成交后的交易款项查封、扣押。如果消息不实给案外人造成损失,申请人愿意就损失金额赔偿,并且申请人愿意用个人名下的江苏省苏州市某某房产作为抵押,望法院保护申请人利益,依法执行。另,2020年5月6日,路北执行大队就(2018)冀02执15426、15429、15437、15440号执行案件,制作了悬赏公告。
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29日作出(2021)冀0203民初385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沈某以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提起上诉。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14日作出(2022)冀02民终4231号民事判决,判令:一、撤销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2021)冀0203民初3859号民事判决书;二、不得执行某某饭店某房间内所有玉器雕件。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审理焦点为沈某对某某饭店某房间内被扣押的所有玉器雕件是否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一)当事人的陈述;(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作的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四)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五)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复制品。结合本案情况,上诉人沈某主张11件玉器归其所有,剩余11件玉器,沈某基于与案外人的代售合同关系享有合法的占有权;被执行人徐某某书面陈述案涉所有玉器雕件的权利人为沈某;申请执行人彭某某主张案涉所有玉器雕件为被执行人徐某某所有,以上三人的陈述均不完全一致,且基于上述法律规定,以上三人的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故为证明案涉所有玉器雕件权利的归属问题,各方当事人均应进一步补强证据。根据一、二审审理情况,上诉人沈某就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获奖证书、营业执照记录、朋友圈截图证实沈某经常在其朋友圈展示、售卖玉器,证人证言、法院判决等证据予以佐证其对案涉所有玉器雕件享有的权利。而申请执行人的证人王某某的证人证言即证明案涉所有玉器雕件的所有人为徐某某。从证据的证明力角度看,上诉人沈某所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大于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言词证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动产物权的设定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动产的设立和转让的公示方法为交付。一般来说,动产的物权关系一般通过占有和交付作为表现形式。本案中,执行法院扣押案涉玉器的现场是在沈某及其妻子入住的酒店某房间。就现场情况看,应考虑到上诉人沈某及其妻子在现场出现的作用和意义,案涉所有玉器雕件均在上诉人沈某及其妻子的占有和控制之下,因此,上诉人沈某在现场对案涉所有玉器雕件形成并具有事实上的管领力。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的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根据上诉人沈某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上诉人沈某长年从事玉器买卖和雕刻行业,在扣押玉器中,有部分玉器是出自沈某之手由其进行雕刻并获得了相应的奖项。结合杨某诉沈某返还财产纠纷一案的(2020)苏1002民初2977号民事判决书、杨某,朱某甲、高某某、朱某乙、刘某某、莫某敬等证人的当庭陈述,进一步佐证了扣押的玉器中有7件属于沈某所有,其余玉器均是由上述证人以委托代售的形式转移占有,交付沈某的事实。综合全案证据,上诉人沈某所提出的上诉人请求和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沈某基于所有权以及上述证人委托其代售而进行的占有状态应予以保护。另,本案除买受人王某某及其司机、陪同者的言辞证据声称案涉所有玉器雕件属于被执行人徐某某所有,已无其他证据指向案涉所有玉器雕件与被执行人徐某某存在何种关系,且徐某某本人亦不承认案涉玉器雕件为其所有,故本案应推定上诉人沈某就案涉所有玉器雕件享有权利的事实存在。
裁判要旨
1.审查动产的占有、控制及交付状态。动产不同于不动产和特殊动产,没有相应的权属证书就其权利人信息进行公示和记载,动产的设立和转让的公示方法为占有和交付,对于动产的占有和控制状态,以及交付情况是确定动产权利归属的重点。
2.结合动产本身的特点和证据规则,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确定案件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不同的动产具有各自的特点,确定动产的权利状态或占有控制状态也需结合动产本身的特点。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2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08条第1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0条
一审: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2021)冀0203民初3859号民事判决(2022年1月29日)
二审: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冀02民终4231号民事判决(2022年11月1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案外人杨某某诉某某公司、朱某某等执行异议之诉案
2024-07-2-471-008 · (2018)浙0726民初字XXX号 · 2024
民事 执行异议之诉 虚假租赁 司法拍卖 买卖不破租赁
裁判要旨: 在司法处置不动产过程中,案外人以对不动产享有承租权为由主张“买卖不破租赁”而提出执行异议。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除审查形式要件外,还应加强实质审查,通过审查签订时间、案外人实际占用情况、抵押登记报告中权属情况、租金支付情况以及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的关系等因素,综合考量是否构成虚假租赁。对于案外人虚构租赁合同关系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执行异议之诉/虚假租赁/司法拍卖/买卖不破租赁
基本案情
案外人杨某某诉称:2013年1月,其与被执行人某某公司签订《租赁协议书》,约定将某某县某某大道268号房地产(以下简称268号房地产)出租给案外人使用。租期二十年,租金每年50万元,10年后按市场行情递增。2015年9月29日,被执行人某某公司与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某某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将被执行人某某公司所有的268号房地产为其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案外人认为租赁协议书先于《最高额抵押合同》,因此请求法院确认案外人对案涉房地产享有承租权和优先购买权,对上述房地产进行带租拍卖。
法院经审理查明: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浙0726民初字XXX号民事判决:一、限被告某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浙江省某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借款2980万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自2015年9月29日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3%支付自2017年3月2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罚息;二、原告浙江省某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登记在被告某某公司名下的268号房地产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在清偿了第一顺位抵押的2481.8万元债务后剩余的价款在最高限额2481.8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判决生效后,债务人及担保人均未履行。2018年8月24日申请执行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于2019年4月26日作出执行裁定书,对案涉房屋进行拍卖。案外人杨某某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2019年6月17日,案外人杨某某又向法院提交撤回异议申请,法院不准予撤回异议。
另查明:案外人杨某某提交的《租赁协议书》是在案涉房产抵押之后,案外人杨某某与被执行人朱某某签订的虚假合同。
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9日作出(2019)浙0726执异15号执行裁定:驳回案外人杨某某的执行异议。同时,对被执行人朱某某处以司法拘留15日,对案外人杨某某罚款8000元。一审裁定作出后,各方均未上诉,一审裁定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抵押权人对涉案抵押物依法享有对抗案外人的担保物权等优先受偿权,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不予支持,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订立抵押合同前抵押财产已出租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抵押权设立后抵押财产出租的,该租赁关系不得对抗已登记的抵押权。某某公司将其所有268号房地产提供抵押向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某某支行借款,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某某支行已将债权转让给浙江省某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杨某某提出请求对被执行人某某公司所有的268号房地产享有承租权和优先购买权,对上述房地产进行带租拍卖,但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已于案涉房产抵押前实际占有并使用该房产,故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在司法处置不动产过程中,案外人以对不动产享有承租权为由主张“买卖不破租赁”而提出执行异议。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除审查形式要件外,还应加强实质审查,通过审查签订时间、案外人实际占用情况、抵押登记报告中权属情况、租金支付情况以及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的关系等因素,综合考量是否构成虚假租赁。对于案外人虚构租赁合同关系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7条(本案适用的是2015年5月5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4条(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8月27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第227条)
一审:浙江省浦江县人民法院(2019)浙0726执异15号裁定(2019年6月1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新乐某某社诉路某某、石某某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案
2024-07-2-471-009 · (2018)冀0184民初3915号 · 2024
民事 执行异议之诉 案外人 排除执行 证明标准 实质审理
裁判要旨: 人民法院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案外人以其系该不动产买受人为由提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除金钱债权强制执行的,经审查认定案外人提交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实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或第二十九条规定情形的,应予支持。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排除执行/证明标准/实质审理
基本案情
新乐某某社与纪某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河北省新乐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新乐法院)于2019年5月23日作出(2018)冀0184民初39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告纪某某偿还原告新乐某某社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进入执行后,新乐法院于2020年6月16日对案涉房产进行查封,路某某、石某某向该院提出异议,主张其已于2004年8月购买案涉房产,购买后一直居住至今,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新乐法院经审查作出(2020)冀0184执异99号执行裁定书,中止对案涉房产的执行,新乐某某社遂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形成本案。
原告新乐某某社诉称,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5条规定,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薄判断权利人。案涉房产是经过登记的不动产,按照法律规定应当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权利人,新乐法院(2020)冀0184执异99号执行裁定书依据合同、水电费票据判断房产权利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之规定,在非金钱债权执行中,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对执行标的的权属作出不同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案外人依法申请再审或者通过其他程序解决。依据此条规定,新乐法院(2020)冀0184执异99号执行裁定书支持案外人异议请求属于适用法律不当。综上所述,新乐市人民法院(2020)冀0184执异99号执行裁定书支持案外人异议请求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故请求判令继续执行案涉房产,驳回案外人的异议请求。
石某某、路某某辩称,被告于2004年购买纪某某名下案涉房产,一次性支付全部购房款,纪某某当日将房产和房产证交付被告,被告购买后对楼房进行了整体装修,居住使用至今。因纪某某居无定所,购买后被告多次联系纪某某未果,无法办理过户登记。2012年纪某某在被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案涉房产办理抵押登记,向原告新乐某某社骗取贷款,系无权处分行为,主观上存在故意,且侵犯了被告合法权益。原告新乐某某社在为纪某某发放抵押贷款时存在重大过错,其没有到案涉房产处进行实地查看,没有核实纪某某是否真正的涉案的权利人,导致将被告的房产错误抵押,其自身存在过错,应自行承担后果。
法院经审理查明,案外人路某某与石某某原系夫妻关系。路某某、石某某称二人于2004年8月向被执行人纪某某购买案涉房产,并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纪某某总房款37000元,纪某某将案涉房产房产证交付给二被告,二被告装修入住。案件审理中,二人未提交书面房屋买卖合同,提交了2004年8月份银行取款凭证以及向他人借款的证人证言,2006年与供电公司签订的《居民用电合同》,2007年供水公司颁发《自来水准用证》,二人还提交了于2008年4月离婚时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载明双方达成协议将案涉房产赠与双方儿子路某甲。二人称路某甲于2010年结婚后在案涉房产居住至今。再审开庭庭审后,路某某、石某某提交了在新乐市其二人名下无其他房产的证明。
另查明,2012年,纪某某在报纸上登报声明案涉房产所有证书丢失作废,并于2012年3月20日纪某某申领案涉房产新证书后向新乐某某社进行抵押借款。2017年至2020年,纪某某因盗窃罪三次被判刑入狱。
河北省新乐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1日作出(2020)冀0184民初4026号民事判决驳回新乐某某社的诉讼请求。新乐某某社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河北省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8日作出(2021)冀01民终8843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二、准许执行案涉房产。路某某、石某某不服,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29日作出(2022)冀民申6601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并于2023年3月24日作出(2023)冀民再1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二审判决;二、维持一审判决。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审理焦点为案外人路某某、石某某对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因路某某、石某某主张其于2004年8月以3.7万元价款购买案涉房产,现金支付全款,自购房之日起其家人一直居住在案涉房产至今已近20年。再审审查期间路某某、石某某称其二人目前居住在新乐市码头铺镇南城西村里,购买的案涉房产自2010年儿子结婚后居住使用,提交了路某某、石某某名下无其他房产的证据。故该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零九条、第三百一十一条、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判断石某某、路某某对案涉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法院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一、关于路某某、石某某与纪某某是否签订了真实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问题。路某某、石某某称其于2004年8月30日与纪某某签订了书面买卖合同,因后续联系不上纪某某无法办理过户手续,多年后合同不慎丢失,但有其他证据足以印证其购买案涉房产的事实,并提交如下证据,1.路某某、石某某于2004年8月购买案涉房产后纪某某将房产证交付给路明某海、石某某,案涉房产证一直保存于路某某、石某某处。对于该事实予以确认。2.路某某、石某某主张其购买案涉房产后一直实际居住,提交了《居民供用电合同》、《自来水准用证》以及长期居住案涉房产所缴纳水电费单据等证据,上述证据具有一定客观性,且对于路某某、石某某长期居住案涉房产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并无异议,故予以确认。3.路某某、石某某于2008年4月17日,新乐法院作出的(2008)民一初字第247号民事调解书载明:“经查明,婚后双方购买某某厂宿舍楼一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如下:婚后财产某某厂宿舍楼一处,存款4万元双方赠予男孩路某甲(暂由路某某保管)……”。该调解书形成于2008年,客观记录了路某某、石某某共同处分案涉房产的事实。因纪某某与路某某、石某某并非亲属关系,本案各方当事人亦未提出双方存在其他权利义务关系,而纪某某不仅多年未占有案涉房产,亦未向路某某、石某某主张过与案涉房产有关的权益。再审中,石某某提交了其与纪某某之子的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等,亦可进一步印证在2004年路某某、石某某购买案涉房产的事实。通过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应予认定路某某、石某某与纪某某之间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且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购买并实际居住多年。鉴于房屋买卖是家庭生活中较为重要的财产交易,房屋买卖协议是办理不动产登记过户手续的必要证明材料,可以推定路某某、石某某与纪某某对于案涉房产的交易,签订过书面买卖合同。
二、关于路某某、石某某购买案涉房产是否实际支付房款问题。原审中路某某、石某某提交证人出庭证言,即2004年时任农村信用社的代办员陆某某的证人证言,证明路某某、石某某在2004年8月30日为购房从信用社取款10000元、向陆某某借款15000元的事实。因案涉房产交易发生在2004年,当事人现金支付符合当时客观现状,结合当事人对案涉房产实际居住多年,纪某某从未主张过任何权益,应予认定路某某、石某某在购买案涉房产时支付了全款。
三、路某某、石某某主张是基于生活所需购买案涉房产,提供了名下无其他房产的相关证据,对路某某、石某某是基于生活所需购买案涉房产且名下无其他房产的事实予以认定。路某某、石某某购买案涉房产长期未办理过户手续,与纪某某居无定所、后又因犯盗窃罪受到刑法处罚等情节有关。较之被申请人新乐某某社与纪某某的借款抵押合同而言,纪某某将案涉房产卖与路某某、石某某后再挂失房产证重新办证进行抵押,其行为违背诚信;新乐某某社对案涉房产抵押未现场勘查,未尽审慎审查义务,故即使路某某、石某某对购买案涉房产后多年未办理过户手续存在疏忽,亦不应影响其对案涉房产请求排除执行,路某某、石某某主张其对案涉房产享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予以支持。二审法院判决案涉房产继续执行,认定事实、解释法律均有不当,予以纠正。再审判决:一、撤销二审判决;二、维持一审判决。
裁判要旨
人民法院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案外人以其系该不动产买受人为由提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除金钱债权强制执行的,经审查认定案外人提交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实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或第二十九条规定情形的,应予支持。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105条、第309条、第31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条
一审:河北省新乐市人民法院(2020)冀0184民初4026号民事判决(2021年7月1日)
二审:河北省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2021)冀01民终8843号民事判决(2021年11月8日)
再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冀民再1号民事判决(2023年3月2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天津市某商务发展服务中心诉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天津某置业有限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2024-07-2-471-011 · (2005)字第XX号 · 2024
民事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被拆迁人 还迁房 拆迁安置补偿权益 抵押权 强制执行
裁判要旨: 1.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被拆迁人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优先于抵押权人的抵押权,可以排除抵押权人申请的强制执行。 2.拆迁人、被拆迁人、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协议约定,由被拆迁人向房地产开发企业购买房屋作为还迁房,用于安置被拆迁人,以履行拆迁人的拆迁安置义务,房屋的位置、面积确定的,可以认定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被拆迁人/还迁房/拆迁安置补偿权益/抵押权/强制执行
基本案情
2008年7月8日,原告天津市某商务发展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天津某服务中心)与津南土地整理中心签订《土地收购安置补偿合同》:津南土地整理中心对天津某服务中心津南(华)单国用(2005)字第XX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所载明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予以置换,该宗土地面积为12681.5平方米(约19.02亩)。2010年5月4日,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津南区国土资源分局(出让人)与被告天津某置业有限公司(受让人,以下简称天津某置业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其中约定:本合同项下宗地所建商业建筑建成后,其中7000平方米由津南土地整理中心进行回购,用于地块内被拆迁人还迁安置,回购价格3290元/平方米,回购房屋的位置等具体事宜由津南土地整理中心根据需要确定。
2011年11月11日,津南土地整理中心(甲方)、天津某置业公司(乙方)、天津某服务中心(丙方)签订《房地产回购合同》约定:甲方对乙方所建设的部分商业房地产予以回购用于安置丙方。由甲、乙、丙三方共同确认的7000平方米还迁商业用房,由甲方于2011年12月31日前组织乙方直接与丙方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同年12月5日,津南土地整理中心向天津某置业公司交付转账支票一张,金额为16121000元。2014年9月19日,津南土地整理中心向天津某置业公司交付转账支票一张,金额为4000000元。后天津某置业公司未与天津某服务中心签订《商品房销售合同》。
因天津某置业公司等未履行另案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被告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某银行天津分行)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津二中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依法查封了天津某置业公司名下的房产等财产,并确认某银行天津分行有权以登记的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相关财产所得价款在《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优先受偿,抵押物包括案涉房屋。天津某服务中心对某银行天津分行的强制执行提出异议,天津二中院裁定驳回天津某服务中心的异议请求。天津某服务中心不服该裁定,提起本案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依法判令排除对坐落于咸水沽镇某小区2号楼122-145、201-225房屋的执行(总价款13775000元)。
某银行天津分行辩称,应当依法驳回天津某服务中心的诉讼请求。1.天津某服务中心享有的系《土地收购安置补偿合同》或《房地产回购合同》项下的相应债权,其主张依据合同对案涉房屋享有优先取得权与事实不符。2.天津某服务中心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其权利不能排除强制执行。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24日作出(2021)津02民初1498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天津某服务中心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天津某服务中心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13日作出(2023)津民终19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天津某服务中心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日作出(2023)最高法民申59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24年8月2日作出(2024)最高法民再140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23)津民终196号民事判决、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津02民初1498号民事判决;二、不得执行咸水沽镇某小区2号楼122-145、201-225房屋。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天津某服务中心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拆迁补偿事实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由此引起的纠纷应当适用当时有效的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7号,已于2020年修正,以下简称《商品房买卖司法解释》)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故被拆迁人基于所有权调换形式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具有优先于商品房买受人物权期待权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中,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故交付全部或者大部分商品房购房款的消费者,其物权期待权优先于抵押权人的抵押权。根据上述规定,被拆迁人基于所有权调换形式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优先于抵押权人的抵押权,可以排除抵押权人申请的强制执行。
其次,根据天津某服务中心再审提交的证据以及原审查明事实,能够认定天津某服务中心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权益为基于所有权调换形式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2007年10月12日,天津市规划局向津南土地整理中心核发《选址意见通知书》,案涉土地在项目选址范围内。同年11月26日,津南土地整理中心作为“土地征收(商住用地)”项目用地单位委托天津市地籍管理中心开展地籍调查工作,形成《地籍调查前置成果表》,记载天津某服务中心为所调查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单位。2008年1月30日,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同意津南区国土局上报的《征收土地方案》,批准征收津南区咸水沽镇某村集体土地2.4141公顷。同年4月25日,津南土地整理中心因实施某市场土地整理项目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同年5月9日,津南区房地产管理局发布《拆迁公告》,列明拆迁人为津南土地整理中心。同年7月8日,拆迁人津南土地整理中心与被拆迁人天津某服务中心签订《土地收购安置补偿合同》,约定以7000平方米房屋作为拆迁补偿的主要对价。2023年8月22日,津南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出具《情况说明》,证明案涉土地在津南土地整理中心实施津南区咸水沽镇某市场土地整理项目范围内。以上事实表明,津南土地整理中心与天津某服务中心之间形成拆迁补偿关系,且系以所有权调换形式进行拆迁补偿。
2010年5月4日,津南区国土局与天津某置业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明确约定天津某置业公司所建房屋中7000平方米由拆迁人津南土地整理中心购买,用作还迁房。该合同确立了天津某置业公司应当修建7000平方米还迁房并由津南土地整理中心购买用于安排被拆迁人的义务。2011年11月11日,拆迁人津南土地整理中心、被拆迁人天津某服务中心与开发商天津某置业公司三方签订《房地产回购合同》约定,津南土地整理中心出资2303万元向天津某置业公司购买7000平方米房屋作为还迁房,房屋交付天津某服务中心,确定了具体的房屋门牌号和面积。该合同确定了天津某置业公司负有将案涉房屋作为还迁房交付给天津某服务中心的义务。对上述合同和拆迁安置补偿行为应作整体理解,《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房地产回购合同》关于还迁房的约定是对拆迁补偿安置的细化和落实。《房地产回购合同》签订后,津南土地整理中心已支付天津某置业公司2012.1万元购房款,并表示未支付尾款的原因是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支付条件,而非违约拒不支付尾款。这种情况下,天津某服务中心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权益属于基于所有权调换形式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效力优先于抵押权,足以排除抵押权人申请的强制执行。
裁判要旨
1.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被拆迁人的拆迁安置补偿权益优先于抵押权人的抵押权,可以排除抵押权人申请的强制执行。
2.拆迁人、被拆迁人、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协议约定,由被拆迁人向房地产开发企业购买房屋作为还迁房,用于安置被拆迁人,以履行拆迁人的拆迁安置义务,房屋的位置、面积确定的,可以认定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5号)第36条(本案适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法释〔2002〕16号,第1条、第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正)第27条
一审: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津02民初1498号民事判决(2022年8月24日)
二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23)津民终196号民事判决(2023年4月13日)
再审审查: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民申595号民事裁定(2024年4月1日)
再审审理:最高人民法院(2024)最高法民再140号民事判决(2024年8月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山东倪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文登市惠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案
2024-08-2-091-001 · (2017)鲁10民再20号 · 2024
民事 商品房预售合同 调解解除 后让与担保 虚假诉讼
裁判要旨: 考察双方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是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提起诉讼是否系试图通过虚构法律关系、利用法院裁判权实现非法目的,是处理此类案件的基础。 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担保债权人的债权,与债权人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约定将不动产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作为担保标的物,但权利转让并不实际履行,于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须将担保标的物的所有权转让给债权人,债权人据此享有的以担保标的物优先受偿的担保物权。为保护社会交易安全,应认可合同双方设定担保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其买卖合同系让与担保的外在表现形式,让与担保并非通谋虚伪意思表示。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商品房预售合同/调解解除/后让与担保/虚假诉讼
基本案情
2014年7月21日,山东倪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倪某公司)向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其因资金紧张不能按照约定时间付清房款,请求依法解除与文登市惠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解除倪某公司与惠某公司所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双方对其他无争议。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惠某公司负担。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以调解书对上述调解协议予以确认。
2017年8月30日,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检察院向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称:有新的证据足以证明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系倪某公司与惠某公司进行虚假诉讼作出的,倪某公司与惠某公司之间系借款合同关系,而非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到房管部门备案的目的不是为了买卖房屋,而是为倪某公司与威海市某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诺公司)之间的借款提供担保;倪某公司与惠某公司进行诉讼解除合同的原因不是倪某公司无力支付购房款,而是解除借款担保。倪某公司与惠某公司通过虚构的法律关系、虚假的合同和陈述提起诉讼,违反了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浪费了司法资源,妨害了司法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4月30日,倪某公司、某诺公司、惠某公司三方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该借款协议约定,某诺公司向倪某公司借款134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年4月30日起至2014年10月30日止,惠某公司同意作为共同借款人对该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某诺公司及惠某公司从倪某公司借款专项用于清偿某诺公司与工行经开支行签订的2011年(经开)字XXX号《房地产借款合同》项下所产生的贷款本息,倪某公司同意自协议签订之日起2日内将所借款项支付至某诺公司账户。借款利率为月利率2%,利息支付方式为利随本清。为保障债务的履行,某诺公司及惠某公司同意将其开发建设的位于文登区侯家镇和某花园居民小区项目中的411套住宅用房及商业网点房在协议签定后2个工作日内全部网签到倪某公司或倪某公司指定人员名下;借款期满后,如某诺公司及惠某公司按时履行还款义务,则倪某公司同意在全部借款本息结清后解除网签;如某诺公司及惠某公司未能完全履行借款本息偿还责任或违反协议项下任意承诺与保证的,则某诺公司及惠某公司同意倪某公司对网签房屋有权自行处置或直接办理产权证给倪某公司,某诺公司及惠某公司无条件配合将在建工程手续资料变更给倪某公司,产生的费用由某诺公司及惠某公司承担,牵扯到与房产有关的纠纷均由某诺公司及惠某公司解决;借款期限内,某诺公司及惠某公司销售已网签给倪某公司的房屋取得的销售收入需存入指定专户,由工行经开支行进行监管,监管账户内资金达到50万元时,应用于偿还倪某公司。
上述借款协议签订后,倪某公司于2014年4月30日共向某诺公司的账户转入款项1340万元。2014年5月1日,倪某公司、惠某公司就文登区侯家镇和某花园居民小区1-7号房屋签订了一份商品房预售合同。合同约定,倪某公司向惠某公司购买该房屋,购房款33000元于2014年4月30日以现金的方式一次性付清,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协商不成的,依法向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起诉。同日,该合同在威海市文登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文登房产局)网签。
2016年7月27日,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某诺公司重整。2017年8月31日,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某诺公司与惠某公司构成法人人格混同,裁定惠某公司与某诺公司合并重整。
另查明,某诺公司与惠某公司尚欠倪某公司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未付清,现尚欠的借款本息已列入破产债权。
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鲁10民再20号民事裁定:本案终结再审程序。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倪某公司与某诺公司、惠某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并约定某诺公司、惠某公司用涉案房屋进行担保,在某诺公司、惠某公司不能清偿借款时,倪某公司有权处置房屋。在此基础上,倪某公司与惠某公司签订了涉案商品房预售合同。倪某公司与惠某公司签订该预售合同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给借款关系提供担保,并非为了实现商品房预售合同的目标,双方之间形成的系让与担保,商品房预售合同系让与担保的表现形式。因此,双方真实的法律关系为借款关系,并非商品房买卖关系。但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以设定担保系双方真实的效果意思,该意思表示并非虚假。双方基于真实的商品房预售合同进行诉讼,并未虚构主要事实,故本案并非虚假诉讼。倪某公司在惠某公司尚欠其借款本息的情况下起诉要求解除涉案商品房预售合同,使房屋恢复到可自由交易的状态,原审中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解除商品房预售合同的调解协议并未侵犯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同时,该调解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的合法权益,不应予以撤销。
裁判要旨
考察双方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是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提起诉讼是否系试图通过虚构法律关系、利用法院裁判权实现非法目的,是处理此类案件的基础。
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担保债权人的债权,与债权人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约定将不动产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作为担保标的物,但权利转让并不实际履行,于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须将担保标的物的所有权转让给债权人,债权人据此享有的以担保标的物优先受偿的担保物权。为保护社会交易安全,应认可合同双方设定担保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其买卖合同系让与担保的外在表现形式,让与担保并非通谋虚伪意思表示。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07条第1款第2项(本案适用的是2015年2月4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09条第1款第2项)
一审: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4)威环民初字第1549号民事调解书(2014年8月1日)
再审: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0民再20号民事裁定(2017年12月2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阎某诉刘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4-08-2-091-002 · (2021)晋0403民初1190号 · 2024
民事 房屋买卖合同 农村房屋买卖 合同无效 利益损失
裁判要旨: 农村房屋买卖协议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属无效协议,协议无效后双方负互返还义务,但是买方的信赖利益损失应当根据涉案房屋的区位、买卖当时及目前周边的房地产价格等因素予以酌情认定,并由卖方根据过错程度负责赔偿。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房屋买卖合同/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利益损失
基本案情
2007年8月11日,阎某将其所有的位于山西省长治市某村XX号集体土地使用面积为256平方米的宅院及北屋五间、西屋两间、东屋两间、厕所简易房等,以人民币100000元(币种下同)的价格转卖给了城镇居民刘某。在刘某支付100000元购房款后,阎某将宅院及房屋并集体土地使用证交付刘某。刘某在居住使用期间对宅院大门进行更换、加装了雨棚、用彩钢板修补房顶等。2019年3月,阎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双方于2007年8月11日签订的案涉房屋买卖协议无效;2.刘某退还阎某房屋,阎某退还刘某购房款100000元。
诉讼中,刘某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阎某返还购房款100000元;2.阎某支付刘某对房屋和院落的修缮、改造费用26900元及补偿款700000元(以评估价为准);3.阎某支付上述款项后,刘某返还宅院及房屋。
审理中,刘某申请对涉案宅院的区位补偿价进行评估,但因不具有鉴定条件,导致鉴定未果。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23日作出(2021)晋0403民初1190号民事判决:一、确认阎某与刘某于2007年8月11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二、阎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刘某购房款100000元;三、阎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刘某224000元;四、刘某自收到阎某上述款项后十日内将位于长治市某村XX号宅院及房屋退还给阎某;五、驳回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阎某与刘某的房屋买卖发生于民法典施行前,故应适用当时的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第十一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由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与特定的集体经济组织身份相联系,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权取得。本案中,阎某与刘某签订的协议书,名义上转让的是房屋,但根据房地一体原则,实则处分了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违反了我国土地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应属于无效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涉案协议书确认无效后,阎某应当向刘某返还购房款,刘某应当退还涉案宅院及房屋。对刘某主张因协议无效而产生的损失,因双方均存在过错,应当根据各自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阎某对外转让农村房屋及宅基地违反了我国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且在刘某占用、使用多年后,又以签订的合同违法为由,主张合同无效,亦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其应负合同无效的主要责任;刘某作为城镇居民,未经批准违反法律规定购买农村宅基地及房屋,亦存在过错,应负合同无效的次要责任。对刘某主张的更换大门、加装雨棚、彩钢板修补房顶等修缮、添附费用,法院酌情确定价值为20000元。对刘某主张的宅基地区位补偿评估价或拆迁利益补偿,因涉案房屋未被列入拆迁范围,无法确定拆迁利益,且目前因客观原因无法对宅基地区位补偿进行评估,该价值亦无法确定,但考虑刘某因协议无效而产生的巨大的信赖利益损失,如对此不予处理,将导致利益失衡,法院综合考量涉案房屋的区位、买卖当时及目前周边的房地产价格等因素,酌情认定刘某的该部分损失为300000元。
综上,对刘某产生的上述损失,法院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后酌定阎某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224000元[(300000元+20000元)×70%]。
裁判结果
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23日作出(2021)晋0403民初1190号民事判决:一、确认阎某与刘某于2007年8月11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二、阎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刘某购房款100000元;三、阎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刘某224000元;四、刘某自收到阎某上述款项后十日内将位于长治市某村XX号宅院及房屋退还给阎某;五、驳回阎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要旨
农村房屋买卖协议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属无效协议,协议无效后双方负互返还义务,但是买方的信赖利益损失应当根据涉案房屋的区位、买卖当时及目前周边的房地产价格等因素予以酌情认定,并由卖方根据过错程度负责赔偿。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7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9条第2款、第11条、第6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 )第1条第2款
一审: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法院(2021)晋0403民初1190号民事判决(2021年8月23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天津某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诉天津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案
2024-08-2-119-001 · (2013)二中民四初字第11号 · 2024
民事 销售代理合同 商品房 合同条款 合同解释 开盘
裁判要旨: 在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时,法院应当对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进行解释,以探求当事人之真实意思。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并结合具体案情,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通常意义上,楼盘的“开盘”具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楼盘开始对外销售;另一种是指举行开盘仪式。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并未对“开盘”的含义作出明确,则就“开盘”一词单独进行文义解释无法探明当事人之真实意思,此时应当参考交易习惯进行确定。如果双方当事人均未就房地产行业交易习惯中“开盘”的明确含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则亦无法依习惯解释方法确定“开盘”之含义。于此,应当依据双方订立合同的目的来确定合同条款用语的含义。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在于委托人获得房地产销售所得价款,受托人获得代理费用。在举行“开盘”仪式之前,受托人已经进驻销售场地开始履行前期营销职责,并实际销售多套房产,双方订立的合同已经实质履行,合同目的已经开始实现,因此应当认定“开盘”的含义是指“取得销售资格并开始进行实际销售”。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销售代理合同/商品房/合同条款/合同解释/开盘
基本案情
天津某房地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房地产经营公司)诉称:其与被告天津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房地产公司)于2010年7月就代理营销某房地产公司开发的某大厦项目达成合作意向,某房地产经营公司即开始启动前期营销代理工作。后双方于2011年9月30日签订《全程营销代理合同书》,约定代理期限为某房地产公司取得该项目售房资质并正式开盘之日起20个月,并约定了代理费、违约责任等条款。某房地产经营公司于2011年9月派员进场履行前期营销职责,并于2012年7月某房地产公司取得售房资质后开始销售房产。但某房地产公司严重违约,非但拒付前期服务费及已售房产代理费,更于2012年10月18日单方通知解除合同,强制某房地产经营公司员工撤场。某房地产经营公司为某大厦的营销进行了长期准备工作,投入了大量资源,某房地产公司强制要求某房地产经营公司撤出,对此无法接受。故请求:1.判令某房地产公司给付已售房产代理费257066元;2.判令某房地产公司支付违约金814万元;3.诉讼费用由某房地产公司承担。
某房地产公司辩称:某房地产经营公司混淆了营销策划与代理的区别,《全程营销代理合同书》明确约定了代理期限及代理期限起止日,某房地产公司是在2012年10月18日,即没有进入代理期限、没有开盘之前解除的合同。按照约定,在代理期间一方解除合同才应当支付违约金,因此某房地产公司不构成违约。双方所签订的合同是委托合同范畴,合同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营销策划,另一方面是代理。营销策划属于委托合同范围内的内容,按照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委托方享有任意解除权。因此某房地产公司单方解除合同的通知是依法作出,并不违约。故请求:1.依法驳回某房地产经营公司要求确认某房地产公司违约并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2.对于某房地产经营公司已售房产代理费提取的问题,请求法庭根据证据依法判定。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9月30日,某房地产公司(甲方)与某房地产经营公司(乙方)签订《全程营销代理合同书》,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全程策划及代理销售某大厦项目,代理项目总面积约为40326.65平方米。代理事项为标的项目的营销、策划工作。合同代理期限为20个月,合同起始日为甲方取得商品房销售许可证并正式开盘销售为准。甲方确保标的项目于2012年7月30日前拿到销售许可证及具备办理银行按揭贷款条件并正式开盘销售,2012年10月31日前实现主体封顶等。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后30日向甲方提交市场调研报告、营销策划案及营销实施计划。代理期间甲、乙双方均不得擅自单方解除合同。任何一方未依据合同规定单方面解除合同,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本项目未售部分销售总额(按底价×未销售面积)的1%作为赔偿。
在上述合同订立前,某房地产经营公司于2011年8月16日向某房地产公司提交《某大厦项目营销推广策划全案》。同年9月,某房地产经营公司组织团队进驻销售中心。合同订立后,2011年10月27日某房地产经营公司再次向某房地产公司提交《某大厦项目营销推广策划报告》,并于2011年10月起至2012年10月提供每月天津市商品房市场分析报告。在前述报告中,对于合同期内每月销售计划进行列表。此后,当事人双方多次沟通,某房地产经营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开展营销代理工作。2012年7月17日,某房地产公司取得商品房销售许可证。某房地产经营公司于2012年10月8日开始销售房屋。2012年10月18日,某房地产公司向某房地产经营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理由是某房地产经营公司未能按期提交市场调研报告、营销策划案及营销实施计划,影响营销计划顺利实施;未能提交销售计划,导致不断推延项目开盘日期等。2012年11月5日,某房地产公司向某房地产经营公司发出《通知书》,要求某房地产经营公司“在收到本函之日起一个工作日内将安排在某大厦售楼处的工作人员撤离,……”。某房地产经营公司于2012年11月8日撤离售楼处。后某房地产公司委托案外人进行某大厦项目代理销售。
一审期间,某房地产公司提供了截至2013年11月30日其委托案外人销售某大厦的明细,总计销售面积13894.05㎡、房款196726788元,其中,已签约面积12064.27㎡、房款169144748元;未签约面积1829.78㎡,房款27582040元。某房地产经营公司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20日作出(2013)二中民四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一、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某房地产公司给付某房地产经营公司已售房产代理费145524.89元;二、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某房地产公司给付某房地产经营公司违约金2362775.75元;三、驳回某房地产经营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某房地产公司和某房地产经营公司均提出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25日作出(2014)津高民一终字第003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某房地产公司单方解除合同是否违约;(二)某房地产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如何承担。
一、关于某房地产公司单方解除合同是否违约的问题。某房地产公司与某房地产经营公司签订的《全程营销代理合同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该合同约定:“本合同代理期限为20个月,合同起始日为甲方取得商品房销售许可证并正式开盘销售为准。”同时约定:“除本合同约定的事由外,代理期间甲、乙双方均不得擅自单方解除合同。任何一方未依据合同规定单方面解除合同,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本项目未售部分销售总额(按底价×未销售面积)的1%作为赔偿。” 本案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何为开盘以及是否已经进入代理期间存在争议。某房地产公司主张开盘应以举行开盘仪式为准,其解除合同时还未举行开盘仪式,故尚未进入代理期间;而某房地产经营公司主张开盘应以取得销售许可证后其实际销售房屋为准,故代理期间已经开始。法院认为,首先,开盘是房地产销售中的概念,对于其具体含义,法律并无明确规定,本案合同中亦无明确约定。但是,取得销售许可证即具备了向社会公开出售商品房的法定条件。本案中,2012年7月某房地产公司即取得了商品房销售许可证。2012年10月初某房地产经营公司亦已经开始对外销售房屋,对此,某房地产公司不但清楚而且是认可的。其次,从合同约定看,某房地产经营公司的合同义务包括营销策划和代理销售,策划的目的是为了销售,销售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代理费和收益分成。从履行情况看,合同签订之前,某房地产经营公司已经介入诉争项目的营销策划;合同订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某房地产经营公司也一直按照约定循序渐进地开展工作并提交了营销策划方案、市场调研报告、广告投放计划等工作成果。而某房地产经营公司所能获得的利益均来源于后期的代理销售,某房地产公司在某房地产经营公司刚刚开始销售之时解除合同,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综上,本案中某房地产经营公司对外销售房屋之时应视为已经开盘,代理期间已经开始。某房地产公司关于因未举行开盘仪式故尚未进入代理期间的主张,理据不足,不能得到支持。关于解除合同的原因,某房地产公司虽主张是某房地产经营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营销策划义务导致销售迟延故此解约,但是在发出解除通知前某房地产公司并未对某房地产经营公司的工作提出过异议,现亦不能提供足以证明的相关证据,故某房地产公司的该项主张,依据不足,亦不能得到支持。据此,应当认定某房地产公司单方解除合同的行为已构成违约。
关于某房地产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如何承担的问题。某房地产公司解除合同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本案中,《全程营销代理合同书》约定,代理期间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约定单方解除合同,应当向对方支付诉争项目未售部分销售总额的1%作为赔偿。该约定系双方对“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的约定,属于违约金条款。原审判决依据该约定并结合诉争房屋的实际销售情况计算的某房地产公司应当支付某房地产经营公司的损失赔偿数额,并无不当,判决结果并未超出某房地产经营公司诉讼请求的范围,应予维持。
裁判要旨
在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时,法院应当对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进行解释,以探求当事人之真实意思。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有关条款、合同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并结合具体案情,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通常意义上,楼盘的“开盘”具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楼盘开始对外销售;另一种是指举行开盘仪式。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并未对“开盘”的含义作出明确,则就“开盘”一词单独进行文义解释无法探明当事人之真实意思,此时应当参考交易习惯进行确定。如果双方当事人均未就房地产行业交易习惯中“开盘”的明确含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则亦无法依习惯解释方法确定“开盘”之含义。于此,应当依据双方订立合同的目的来确定合同条款用语的含义。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在于委托人获得房地产销售所得价款,受托人获得代理费用。在举行“开盘”仪式之前,受托人已经进驻销售场地开始履行前期营销职责,并实际销售多套房产,双方订立的合同已经实质履行,合同目的已经开始实现,因此应当认定“开盘”的含义是指“取得销售资格并开始进行实际销售”。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66条、第585条、第933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4条、第125条、第410条)
一审: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二中民四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2013年12月20日)
二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津高民一终字第0031号民事判决(2014年8月2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青岛某房产经纪有限公司诉由某中介合同纠纷案
2024-08-2-123-002 · (2021)鲁0203民初9064号 · 2024
民事 中介服务合同 跳单 中介人 报酬
裁判要旨: 禁止“跳单”是民法典的新增规定,是对诚信核心价值观的弘扬,有利于维护房地产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在中介服务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禁止委托人与其他中介服务提供者进行交易且多个中介服务机构对同一房屋提供中介服务的情况下,购房者作为委托人,对比多家机构的服务后选择质优价廉的中介服务机构提供服务的行为不构成跳单。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中介服务合同/跳单/中介人/报酬
基本案情
原告青岛某房产经纪有限公司诉称:从2021年3月15日开始,原告不断为被告筛选、推荐并带被告实地查看房源,通过对原告提供的房源信息进行筛选,被告及其家人最终相中了位于市北区伊春路房产一套。同日,原被告成立口头居间合同关系。在原告的持续努力下,卖方底价定在195万元,原告及时把价格等其他交易信息如实向被告反馈,从2021年5月19日至2021年6月10日,原告继续根据被告的要求为被告筛选并推荐房源。2021年6月11日,被告向原告谎称首付不到位,暂时不买房。后,原告得知被告为逃避向原告支付中介费的义务已私下购买了上述房产。被告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被告由某向原告支付中介费39900元;2.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诉讼有关的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由某辩称:被告没有利用被原告或者刘某秀的房源信息、机会等条件,并未构成违约。首先,原房屋所有人将房屋出售信息通过贝壳网、链家网等网络发布;其次,原房屋所有人并非只委托了一家中介公司出售房屋,而是多家;再次,刘某秀未能实现由某期望的房价190万,其工作并不能促成房屋买卖合同的成立;由某并未私下与卖方成交,成交的双方是案外人陈某和原房东吴某,并且双方是通过中介以明显低于刘某秀的报价成交的。故由某不构成“跳单”违约。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1年3月15日,由某通过朋友介绍添加了原告法定代表人刘某秀的微信,由某欲通过中介购买房屋,后原告向由某推荐了部分房源,并带领由某查看了青岛市市北区伊春路的涉案房产。2021年5月6日,由某给刘某秀发微信,要求其约房东谈谈价格,刘某秀回复“价格方面190多万够呛,估计200万出头应该差不多”;2021年5月11日,刘某秀给由某发微信告知由某,房产证已经办好,房东下周一去拿证,由某回复青雅居房产“好”;2021年5月16日,由某给刘某秀发微信“刘姐,那个房子手续周一办好,后面怎么弄?我听你安排啊”。2021年5月18日下午,刘某秀通过微信与由某约定次日下午6:30约房东谈价格。2021年5月19日,刘某秀给由某发微信把购买房屋需要承担的各项费用向由某做了说明,其中包括中介费39900元以及税费等,由某于2021年5月20日回复刘某秀“姐,昨晚上打电话说了一下,我们家人的意思还是这样,190万还行,你看加上你的中介费4万元,还有税钱就要6万元,还有装暖气关门窗就要四五万!195万就在看看别的房子!190万正好把暖气和门窗费用省出来”。2021年7月4日,刘某秀发现由某已经购买了涉案房产,向由某发微信,要求由某支付中介费,由某否认购买了上述房屋。由某曾经对刘某秀的服务做出过“超惊喜”的评价。在诉讼过程中,由某承认其于2021年6月30日通过其他中介购买了涉案房产,并支付了中介费,其购买房屋的价格为195万元,并称购买此房屋系其家人的意愿。
2021年5月5日,案外人陈某(被告由某之夫)通过居间方某乙房产中介与房产原所有人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支付了15,000元的中介费,并办理了房产过户手续。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6日作出(2021)鲁0203民初9064号民事判决:被告由某支付原告青岛某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中介费39900元。宣判后,被告由某提出上诉。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2日作出(2022)鲁02民终4730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21)鲁0203民初9064号民事判决;二、由某支付青岛某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中介费10000元;三、驳回青岛某房产经纪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青岛某房产经纪有限公司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二)由某是否应向青岛某房产经纪有限公司支付中介费39900元。
一、青岛某房产经纪有限公司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
刘某秀作为青岛某房产经纪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某秀就涉案房产通过微信等方式与被告由某进行沟通,系履行职务行为,其有权以青岛某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产名义起诉,由某主张青岛某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主体不适格,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二、由某是否应向青岛某房产经纪有限公司支付中介费39900元
由某与青岛某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之间未签订书面中介合同,未对双方权利义务作出明确约定,未限制由某接受其他中介服务。在青岛某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与由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也曾提到,房东让其调价,调价后看了3个客户,都不是青岛某房产经纪有限公司店里的,可见涉案房产不是由青岛某房产经纪有限公司独家提供中介服务。本案中,青岛某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与由某就涉案房屋买卖进行协商,青岛某房产经纪有限公司告知由某中介费数额,由某曾表示房屋价格加上中介费数额过高,未对中介费达成一致。由某家人最终系通过青岛某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以市场价格购买涉案房屋,并向青岛某房产经纪有限公司支付了中介服务费15000元。根据民法典第965条规定:“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由某及其家人通过其他中介公司完成涉案房屋交易的行为,不构成青岛某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主张的所谓“跳单”的违约行为,青岛某房产经纪有限公司以由某违约要求由某支付全部中介费用无依据,不予支持。二审庭审过程中,由某申请证人郑某出庭作证,证人当庭出示了其与由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到郑某为由某提供了多处房源供其选择,并完成带看房屋、协商成交价格等中介服务,最终促成涉案房屋买卖。由某系在青岛某房产经纪有限公司处得到涉案房屋初步信息后,要求郑某提供涉案房屋具体信息,并完成最终交易,该行为存在一定过错。并且,本案中,青岛某房产经纪有限公司前期已为由某提供房源信息、带看房屋、协调看房时间等中介服务,付出了一定劳动,综合全案,酌定由某向青岛某房产经纪有限公司支付1万元费用为宜。综上,由某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
裁判要旨
禁止“跳单”是民法典的新增规定,是对诚信核心价值观的弘扬,有利于维护房地产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在中介服务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禁止委托人与其他中介服务提供者进行交易且多个中介服务机构对同一房屋提供中介服务的情况下,购房者作为委托人,对比多家机构的服务后选择质优价廉的中介服务机构提供服务的行为不构成跳单。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65条
一审: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21)鲁0203民初9064号民事判决(2021年12月16日)
二审:山东省青岛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02民终4730号民事判决(2022年6月2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上海某科技有限公司诉广东某科技有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案
2024-08-2-483-002 · (2019)沪0116民初11813号 · 2024
民事 合同 平台规则 网店租赁 利益平衡 法定解除 约定解除
裁判要旨: 在互联网的特殊情境下,网店租赁在当事人之间并不表现为实体上的经营资产转让占有,而是以在淘宝平台上的虚拟操作权的转让为实现方式,对于此类非典型租赁经营合同,应适用民法典合同编通则的一般规定。如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网店的承租方违反平台规则为解除事由,鉴于网店的经营活动事实上依赖于平台提供的技术支持,则可以行使约定解除权解除合同。同时,在当事人未就违反平台规则的违约行为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法院不能以出租方单方主张作为认定依据,判令违约方支付违约金或扣减押金。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合同/平台规则/网店租赁/利益平衡/法定解除/约定解除
基本案情
上海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某公司)向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广东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某公司)支付2019年5月、6月、7月的结算款744342.62元;2.要求被告返还押金5200元;3.要求广东某公司支付自2019年6月14日起至判决之日止,按每日千分之五计算的2019年5月的滞纳金,自2019年7月16日起至判决之日止,按每日千分之五计算的2019年6月的滞纳金,自2019年8月15日起至判决之日止,按每日千分之五的滞纳金,以及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期间的滞纳金97761元;4.要求广东某公司支付因终止合同的赔偿款514067元。
广东某公司则以上海某公司违规引导客户线下交易,已严重违反了淘宝平台服务协议、《广告信息的认定和处罚实施细则》为由,提出反诉请求:1.要求确认上海某公司、广东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自2019年6月24日起解除;2.要求上海某公司支付违约金200000元(暂计算至2019年7月22日,应计算至停止违约行为日止);3.要求上海某公司提供100笔线下交易完成的凭证;4.要求上海某公司支付律师费41000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3月23日,上海某公司与广东某公司签订天猫店铺租赁合同,约定由上海某公司承租广东某公司所有的天猫店“某旗舰店”,租金为每月2600元,租赁期限3年,自2017年4月10日起至2020年4月9日止。根据该合同第四条规定,上海某公司有权于每月10日对广东某公司提出提现要求,若广东某公司3个工作日内逾期未能提现,每天须赔偿上海某公司提现金额的千分之五的滞纳金。租金支付方式按每月支付一次,为保证双方的合法权益以及广东某公司旗舰店销售的结算工作,上海某公司缴纳租金以“押二付一”的形式处理,终止合作时,广东某公司店铺清算上海某公司交易状态、交易金额正常无误后将全额退还两个月的租金额。上海某公司不得利用上述从事非法经营及任何违法犯罪活动及破坏淘宝官方的交易规则的行为,如有违反此条例,一切法律责任要上海某公司自行承担。合同还约定,上海某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广东某公司有权解除合同:(2)上海某公司在合同使用期间一定要注意淘宝网经营规则,否则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上海某公司负责。广东某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上海某公司有权解除合同:(4)其它广东某公司主观因素擅自终止合同的,广东某公司赔偿上海某公司100%上月营业额。
2017年3月28日,上海某公司向广东某公司支付了押金。2018年9月、10月、12月,2019年2月、3月、4月、5月广东某公司向上海某公司支付了相关结算款,但未支付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的相关结算款,对此上海某公司、广东某公司财务人员通过QQ聊天方式进行多次沟通。
2019年4月24日,广东某公司工作人员通知若存在引导客户进行线下交易的行为,一经发现将罚款2000元/笔,并保持终止继续合作的权力。2019年6月15日,广东某公司工作人员向上海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提出,上海某公司存在48笔违规线下交易,须处以罚款96000元,并拒绝支付5月份的结算款。2019年6月17日,广东某公司方人员表示,如果上海某公司同意重新签订合同,即不再进行罚款。
2019年6月24日,广东某公司向上海某公司发出处罚通知函,确认截止至2019年6月15日,上海某公司未经广东某公司同意擅自进行线下交易的可疑订单48笔(或以上),涉及金额87750元(或以上),在未经我方同意下擅自进行线下交易、大规模转移资金行为,系属“可能即将发生危及交易安全”的现象,对此,店铺将进行以下处罚及风控操作:1.涉嫌转移交易订单48笔,每笔处罚2000元,处罚合计96000元;2.涉嫌转移交易金额87750元,店铺暂扣300%交易款项作为交易保证金,保证金合计263250元,每提供一份合作完成凭证,释放对应订单金额的保证金;3.暂停双方合作关系,直至店铺风险解除。
2019年6月25日,上海某公司向广东某公司发出催款函,确认截止2019年5月31日,上海某公司在广东某公司店铺的销售额总计514067元,扣除租金及其它相关费用,应于2019年6月10日支付423798.66元,如继续拖延款项,上海某公司保留追索滞纳金的权利,另根据合同第十条第2款,广东某公司需赔偿上海某公司100%以上月营业额。
另,2017年8月21日生效的《淘宝平台服务协议》将淘宝平台规则定义为,包括在所有淘宝平台规则频道内已经发布及后续发布的全部规则、解读、公告等内容以及各平台在帮派、论坛、帮助中心内发布的各类规则、实施细则、产品流程说明、公告等。淘宝平台发布的《广告信息的认定和处罚实施细则》将广告信息定义为,指会员在商品类页面或店铺装修区等其他页面,发布以成交为目的的或易导致交易风险的外部网站的商品或信息,包括发布易导致交易风险的外部网站的商品或信息,如发布社交、导购、团购、促销、购物平台等外部网站的名称、LOGO、二维码、超链接、联系账号等信息。淘宝平台发布的《淘宝网市场管理与违规处理规范》对平台会员不正当牟利、滥发信息等多种行为规定了处理措施。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0日作出(2019)沪0116民初11813号判决:一、上海某公司与广东某公司于2017年3月23日签订的天猫店铺租赁合同自2019年6月24日起解除;二、广东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海某公司2019年5月结算款423798.65元、2019年6月结算款239052.25元、2019年7月结算款81491.71元,合计744342.61元;三、广东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本诉上海某公司押金5200元;四、广东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海某公司因逾期支付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结算款的违约金2000元;五、广东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海某公司自2019年8月15日起至2020年8月10日(判决之日)止,以744342.61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二计算的因逾期支付2019年5月至2019年7月结算款的违约金;六、驳回上海某公司的其余本诉请求;七、驳回广东某公司的其余反诉请求。宣判后,广东某公司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4日作出(2020)沪01民终11915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一、双方均确认系争合同于2019年6月24日解除,但上海某公司认为解除理由是广东某公司单方违约解除。广东某公司则认为,因上海某公司的违约行为,广东某公司有权行使合同约定的解除权,并提出了反诉请求。就此,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系争合同第十条第1款约定,上海某公司有下列三种情况之一的,广东某公司有权解除,其中的第二种情形是“上海某公司在合同使用期间一定要注意遵循淘宝网规则,否则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上海某公司负责”。上海某公司认为该约定属于解除条件约定不明的情形,不应作为合同的解除条款。但该条款放置于广东某公司的解除权利一节,内容明确,清晰地赋予了广东某公司在上海某公司未按照淘宝网规则履行系争合同时的解除权。上海某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现有查明的事实反映,上海某公司确有未按相关淘宝网规则发布信息等的违约行为。对此,上海某公司认为其即便有违反淘宝网规则的行为,但主观上不具备故意,客观上违规程度较轻,远未达到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程度。上海某公司所称的这些抗辩事实,并不能否定上海某公司享有系争合同约定的解除权。无论这些抗辩事实是否成立,广东某公司均有权行使该解除权。故系争合同因广东某公司行使解除权的行为而于2019年6月24日解除。
二、2019年5、6、7月三月的结算款。庭审中,双方确认2019年5月为423798.65元,7月为81491.71元,6月有差异,差异在于是否扣除上海某公司应付的租金2600元。对此上海某公司认为,因合同于2019年6月24日解除,故应付租金为2080元。广东某公司则认为,应扣除2019年6月整月的租金。现上海某公司和广东某公司均确认系争合同于2019年6月24日解除,当月剩余日期的租金上海某公司无需支付,故可采上海某公司的意见,确认6月应付结算款为239052.25元。
三、广东某公司应当承担的因逾期支付结算款而产生的违约金。根据上海某公司的诉讼请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为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期间广东某公司已付的结算款逾期违约金,另一部分为2019年5月、6月和7月广东某公司未付的结算款逾期违约金。根据系争合同约定,“在租赁期间,上海某公司有权在每月10日对广东某公司提出提现要求,若广东某公司3个工作日内逾期未能提现,每天须赔偿上海某公司提现金额千分之五的滞纳金”,该约定有效。故上海某公司可按该约定向广东某公司主张违约金。广东某公司应当支付的款项为每月交易发生的结算款,因此该条款中约定“提出的提现要求”应当理解为双方在有相对明确的结算结论后,上海某公司所提的支付要求,而不能简单解释为合同期限内每月10日之后的3个工作日为广东某公司支付结算款的最后履行期限。关于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的结算款,广东某公司逾期的时间不长,逾期的金额不大,合同约定的计算方法得出的金额也过分高于损失,综合各因素,酌定为2000元。关于2019年5月、6月和7月结算款,系争合同的解除日期为2019年6月24日,合同解除后,广东某公司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对款项进行结算并支付给上海某公司,现广东某公司至今未支付,故将起算日期统一确定为2019年8月15日,计算标准调整为日万分之二。
四、上海某公司要求广东某公司返还押金5200元。广东某公司提出该押金因上海某公司的违约而无需退还,但系争合同并未将该款项约定为违约金,故广东某公司拒绝返还该款项的理由,不能成立。系争合同解除后,上海某公司与广东某公司应对该押金款项进行结算,因此,上海某公司的这一请求,应予支持。
五、上海某公司要求广东某公司支付因擅自终止合同的赔偿款514067元。上海某公司认为,根据系争合同第十条第2款第(4)项的约定,因广东某公司主观因素擅自终止合同的,广东某公司赔偿上海某公司100%上月营业额。现系争合同的解除,并非广东某公司的主观因素,而是上海某公司未按淘宝网经营规则履行合同,故上海某公司要求广东某公司支付赔偿款514067元,缺乏事实基础,法院不予支持。
六、广东某公司要求上海某公司支付200000元违约金。广东某公司认为,上海某公司共有100笔的线下交易行为,按每笔2000元计算,应承担200000元。就此,法院认为,系争合同未就线下交易违约行为的违约金作过约定,而在上海某公司、广东某公司的电话、微信群等的沟通中,广东某公司虽然多次要求上海某公司按每笔线下交易行为承担2000元的责任,但上海某公司并未就此要求作出过明确同意的答复,双方未对每笔线下交易上海某公司需承担2000元的违约金形成合意,广东某公司要求上海某公司支付违约金,缺乏事实基础,法院难以支持。当然,上海某公司的这一违约行为可能会造成广东某公司相应的损失,但本案中上海某公司主张的是违约金,故法院不宜主动对上海某公司的实际损失作出判断,并予以支持。广东某公司确因违约产生损失的,可以另行主张。
七、广东某公司要求上海某公司提供线下交易完成凭证及支付律师费请求。这两项请求既缺乏系争合同的约定,也缺乏法定的理由,法院均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在互联网的特殊情境下,网店租赁在当事人之间并不表现为实体上的经营资产转让占有,而是以在淘宝平台上的虚拟操作权的转让为实现方式,对于此类非典型租赁经营合同,应适用民法典合同编通则的一般规定。如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网店的承租方违反平台规则为解除事由,鉴于网店的经营活动事实上依赖于平台提供的技术支持,则可以行使约定解除权解除合同。同时,在当事人未就违反平台规则的违约行为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法院不能以出租方单方主张作为认定依据,判令违约方支付违约金或扣减押金。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9条、第562条、第566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第93条、第97条)
一审: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6民初11813号(2020年8月10日)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1民终11915号(2020年12月2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厦门某公司诉李某水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2024-10-2-471-001 · (2008)厦执行字第256-16号 · 2024
民事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不动产买卖 已支付价款 多份买卖合同
裁判要旨: 买受人与被执行人签订多份合法有效的书面房地产买卖合同时,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多份合同的总金额、买受人总共已支付金额等情况,对买受人的付款情况是否满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进行审查判断。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不动产买卖/已支付价款/多份买卖合同
基本案情
李某水等三人诉称: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厦门中院)在执行厦门某公司申请强制执行某某公司债权纠纷一案中,查封、冻结了李某水等三人共同购买的某房地产10层A、B、C、D、E、F、G、H等八单元房产及地下二层38号、39号、46号、125号车位等价值高达数亿元的房产及车位。李某水等三人在查封前就与某某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且已实际入住使用多年,该事实已经过生效仲裁裁决确认,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案涉房产和车位未办理过户登记也并非李某水等三人自身原因所致。李某水等三人提出的执行异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应予支持。厦门某公司申请执行的标的额较小,但厦门中院却查封了包括李某水等三人共同购买的案涉房产、车位在内合计价值高达数亿元的财产,属于超标的额查封、冻结。请求判令撤销(2008)厦执行字第256-16号执行裁定书,不得执行针对某某公司名下的前述房地产。
厦门某公司辩称:1.仲裁裁决不足以对抗(2008)厦执行字第256号案件的执行,李某水等三人在仲裁时并未提交《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书》的原件,相关合同并未在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进行备案登记,厦门市仲裁委员会在裁决时根本无法确认李某水等三人是否曾与厦门某某公司签署过真实、合法、有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厦门市仲裁委员会并未对李某水等三人支付购房款、实际占用案涉房产和车位的具体时间进行核实。2.在某某公司身负巨额债务无法清偿,而被查封房产为其名下唯一可供清偿财产外,即使按目前市场价格估算,被查封房产在支付过户税费、拍卖佣金并优先清偿其他抵押债权后根本无法覆盖其全部债务本息,法院不存在超标的查封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发现超标的额查封、扣押、冻结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被执行人的申请或依职权,及时解除超标的额部分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但该财产为不可分物且被执行人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或其他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除外。李某水等三人并不具备就查封标的提出异议的主体资格。3.依照《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的精神,应当适用该规定的第二十九条进行裁决。李某水等三人从未说明异议房产的用途及其名下房产情况,如果异议房产并非其名下唯一房产,或该房产的用途非用于异议人自住,则不符合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第二项条件。李某水等三人提交的裁决书并未对其已支付购房款项的转账凭证进行申核,在已提交证据中也无直接证据可以证明李某水等三人已真实缴付了购房款,无论李某水等三人是否满足二十九条的规定,也未能满足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法院经审理查明:李某水等三人与某某公司签订编号为0342304、0342302、0342303、0342306、0342307、0342308、0342309、0342169号《商品房买卖合同》,均无落款日期。合同约定李某水等三人向某某公司购买某房地产10层A、B、C、D、E、F、G、H八套房产,总价款分别为233万元、70万元、70万元、66.7万元、230万元、72万元、70万元、74万元。某某公司分别向李某水等三人开具《厦门市不动产转让(销售)专用票据》,确认收到李某水等三人购买该八套房产购房款97万元、35万元、55万元、33万元、95万元、56万元、35万元、37万元。上述票据的落款时间均为2006年6月8日。李某水等三人又与某某公司签订编号为0342160、0342161、0342157、0342299号《商品房买卖合同》,均无落款日期。合同约定李某水等三人向某某公司购买该房地产地下二层38号、39号、46号、125号车位,价款均分别为16万元。上述合同附件四《补充协议书》约定,2006年6月10日前支付80000元,余款80000元于合同鉴证后5日内付清。某某公司分别向李某水等三人开具《厦门市不动产转让(销售)专用票据》,确认收到李某水等三人购买该四个车位的购房款8万元、8万元、8万元、8万元。上述票据的落款时间均为2006年6月8日。2009年6月9日,厦门有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国贸金海岸物业管理处出具一份《证明》,载明该八套房产从2007年9月21日交付使用;该四个车位从2007年9月21日交付使用。
因某某公司未能依约为李某水等三人办理权属登记手续,李某水等三人于2009年9月16日向厦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0年5月15日,厦门仲裁委员会裁决作出厦仲裁字(2010)第0190、0188、0195、0193、0192、0191、0189、0194、0199、0196、0197、0198号裁决书,确认了上述事实,同时载明仲裁庭向保存本案合同原件的部门调阅了本案合同原件,经核对李某水等三人提供的合同复印件与合同原件—致,确认李某水等三人与某某公司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真实存在,并认定某某公司于2006年5月25日通知办理交房手续,李某水等三人于2007年9月21日占有使用案涉八套房产和四个车位,并据此裁决某某公司应在裁决书作出之日起十日内向厦门市国土局提交办理该八套房产及四个车位权属登记手续需由开发商提供的材料,并继续履行协助李某水等三人取得房产权属登记证书的义务。
2008年5月7日,厦门中院依照厦门某公司的申请查封了案涉房产和车位,并于2014年5月26日进行了续封。厦门中院于2016年8月26日作出(2008)厦执行字第256—16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李某水等三人的案外人异议请求。李某水等三人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
厦门中院于2018年10月30日作出(2016)闽02民初1050号民事判决:驳回李某水等三人的诉讼请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30日作出(2019)闽民终316号民事判决:撤销厦门中院(2016)闽02民初1050号民事判决,不得执行厦门市国际(科技)商城(国贸金海岸)真浩阁10层A、B、C、D、E、F、G、H等八个单位房产及地下二层38号、39号、46号、125号车位。厦门某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9日作出(2020)最高法民申5716号民事裁定:驳回厦门某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第一,李某水等三人共同在案涉8份针对房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4份针对车位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买受人签字处签字,就案涉房屋以及车位买卖而言,李某水等三人可以被共同视为一方当事人,并且12份合同也可以被共同视为一个交易。因此,二审判决根据案涉交易的总金额认定李某水等三人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首期购房款,具有事实依据,且李某水等三人同意将剩余购房款按人民法院要求交付执行,符合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二十八条的精神。
第二,厦门某公司主张李某水等三人提交的《厦门市不动产转让(销售)专用发票》不具有真实性,无相应银行转账凭证,二审判决仅以该发票确认购房款支付时间及金额存在错误。其一,根据双方举证情况,李某水等三人已经提交了支付相关购房款的转账凭证;其二,厦门某公司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前述发票系伪造,厦门某公司主张发票所盖厦门某某公司专用章号码与税务机关网站查询号码不一致问题,不足以否定前述发票的真实性。对于厦门某公司的前述主张,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买受人与被执行人签订多份合法有效的书面房地产买卖合同时,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多份合同的总金额、买受人总共已支付金额等情况,对买受人的付款情况是否满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进行审查判断。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第3项。
一审: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2民初1050号民事判决(2018年10月30日)
二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民终316号民事判决(2020年3月30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5716号民事裁定(2021年3月2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大田县阳某村、东某村委会诉荷兰奥某某等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像物权保护案
2024-10-2-478-001 · (2015)三民初字第626号 · 2024
民事 物权保护 海外文物追索 物权返还 文物追索法律适用
裁判要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在当事人没有协议选择动产物权适用的法律时,适用法律事实发生时动产所在地法律。佛像被盗流失海外,并被跨国交易,原所有权人因被盗而丧失对佛像的占有,即产生物权返还请求权,偷盗是产生物权返还关系的法律事实,准据法应确定为偷盗事实发生时佛像所在地法律。偷盗时本案章公祖师佛像位于中国境内,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偷盗后贩卖的文物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肉身佛像属于人类遗骸之文化财产,于道德伦理,亦不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物权保护/海外文物追索/物权返还/文物追索法律适用
基本案情
阳某村、东某村委会以奥某某拒不返还章公祖师佛像为由起诉请求:判令奥某某、设计咨询公司、奥斯卡凡公司返还章公祖师肉身佛像、停止侵害,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人民币20万元。诉讼过程中,东某村委会增加诉请,要求奥某某等支付其主张债权的费用5万欧元。
奥某某辩称,一、阳某村、东某村委会主张返还的标的物与奥某某曾经拥有的佛像存在明显不一致之处,且阳某村、东某村委会未能提供实质性证据证明两者的同一性,法院应驳回其主张。二、本案应适用奥某某买受曾经拥有的佛像之事实发生时佛像所在地法律,即《荷兰民法典》。三、村民及阳某村、东某村委会对案涉佛像的长期供奉行为并不能当然形成或取得对案涉佛像的所有权。四、奥某某已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将其曾拥有的佛像交给第三方,不再占有该佛像,不存在返还基础,客观上无法履行。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5年12月26日,福建省大田县阳某村村民到大田县公安局报案称,放在该村普照堂大厅内的一尊宋代章公祖师肉身佛像12月14日晚被盗,要求立案查处。大田县公安局于12月27日同意立案侦查,但至今未破案。据《阳春林氏族谱》等史料记载,涉案的章公祖师肉身坐佛,自宋代坐化以来,就由阳某村、东某村村民先人在中国福建省大田县阳某村建造普照堂供奉。历史上,阳某村、东某村先人多次修缮普照堂,供奉章公祖师像与其祖先像。普照堂作为林氏宗祠,一直受到当地民众供奉崇拜,延续至今。
1996年中,奥某某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买受取得涉案佛像,但未提供佛像来源的相应交易凭证。荷兰乌特勒支大学于1997年7月1日对涉案佛像进行碳-14测验显示,佛像源自中国宋代(960年—1279年),可追溯至公元1013年—1173年间;佛像装饰图案源自中国明代(1368年—1644年)。佛像内部坐垫(麻布文卷)可追溯至公元1290年-1406年间,比佛像本身晚约200年。佛像背部文字可追溯至20世纪40年代。2015年3月3日至20日,涉案佛像在匈牙利自然科学博物馆展出。新华社驻布达佩斯记者在匈牙利自然科学博物馆展览现场拍摄的照片显示,展出的佛像坐垫上的文字载明:“本堂普照章公六全祖师自显化后,历经年载不记,其详始缘自誓镇斯堂迨今。大元丙子,岁劫一至,人物零丁,香火不兴,灾难屡至,始得本里劝首林章新、世兴等,运心抄愿当坊众户宝钞,卜择壬辰年、乙巳月、壬辰日、乙巳时,重塑祖师宝相,装饰一新。祝愿乡闾肃静,人物康安,雨畅时若,百谷丰成,子孙旺盛,灾难潜消,凡有祷祈,立符心愿,太岁属吉。至元贰拾九年五月朔,住普照堂一崇谨题,流传后世观记耳。”
2016年5月13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出具《关于章公祖师像有关问题的说明》指出:“根据文物保护法和1960年标准以及2007年标准,章公祖师像从未被允许出境,也从未获得过相关出境许可。因此,章公祖师像是在未经中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非法出口到国外的。”2018年11月12日,福建省文物鉴定中心出具《专家意见书》认定,匈牙利展出的肉身佛像应是阳某村1995年被盗流失的宋代章公六全祖师坐像。
自2015年新华社等媒体报道涉案的章公祖师肉身坐佛在匈牙利自然科学博物馆展出以后,阳某村、东某村委会即发现该坐佛与被盗坐佛同属一物,并尝试多种方法与奥某某进行交涉,要求提供坐佛来源并返还,但均告失败。2016年5月31日阳某村、东某村委会向荷兰阿姆斯特丹法院提起诉讼,2018年12月12日,荷兰阿姆斯特丹法院作出最终判决,认为根据荷兰法律,只有自然人和法人具有民事案件的诉讼主体资格,而阳某村、东某村委会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故该院不作实体审理,判决驳回阳某村、东某村委会的起诉。
另查明,2005年,荷兰王国政府向新西兰归还了一具毛利人的头骨。2009年,荷兰王国政府向加纳共和国归还了阿汉塔部族国王的头骨。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4日作出(2015)三民初字第626号民事判决:一、奥某某应当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阳某村、东某村委会返还案涉章公祖师肉身佛像;二、驳回阳某村、东某村委会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被告奥某某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15日作出(2021)闽民终30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一、阳某村、东某村委会主张返还的章公祖师像与奥某某送展的涉案佛像是否同一问题
阳某村、东某村委会提交的历史文献、文字研究、形象比对、遗物核查、报案记录、出庭证人证言、专家意见书、文物部门的文件、展出佛像的视频和照片等诸多证据能够证明奥某某所持有的佛像与被盗的章公祖师像系同一物。奥某某虽否认阳某村、东某村两村供奉的章公祖师与其送展的佛像具有同一性,但其在获知相关情况后撤展,并称其已将佛像转让给案外人。因奥某某拒绝披露交易情况及佛像下落,导致不能将奥某某送展佛像与阳某村、东某村委会所举证据进行实物对比或鉴定,由此造成的举证困难,责任不在阳某村、东某村委会。综上,可以认定阳某村、东某村委会主张返还的章公祖师像与奥某某送展的涉案佛像具有同一性。
二、本案应适用的准据法问题
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动产物权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法律事实发生时动产所在地法律。”本案中,涉案佛像形成、供奉、管理于中国福建省大田县的普照堂,于1995年被盗而流失中国境外,偷盗时涉案佛像位于中国境内,本案应当适用偷盗事实发生时物之所在地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三、关于奥某某是否应当向阳某村、东某村委会返还涉案佛像的问题
1.关于章公祖师像的所有权问题。阳某村、东某村委会自成立后一直依法管理集体所有的普照堂,长期保管、供奉章公祖师像。章公祖师像作为普照堂内的传世文物,理应由阳某村、东某村的集体成员集体所有,有权依法代表村民集体行使章公祖师像的所有权。
2.关于奥某某是否因买受而取得涉案佛像所有权的问题。该问题核心在于奥某某的买受行为是否适用中国物权法的善意取得制度。奥某某的买受行为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偷盗后贩卖的文物不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未规定盗赃文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故需结合相关法条进行系统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对于拾得遗失物和漂流物、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均规定原则上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由于偷盗文物违背文物原始所有权人的意思表示,导致原始所有权人丧失对文物的占有,相较遗失物、埋藏物、隐藏物、漂流物等脱离原始所有权人占有的情形而言,该种情形对原始所有权人的损害更大,保护买受人法益的必要性相应更低。根据“举轻以明重”的法理,在遗失物、埋藏物、隐藏物、漂流物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情况下,盗赃文物亦不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第二,涉案佛像属于禁止出售给外国人、禁止出境的文物。从本案证据看,经营文物拍卖资质的企业没有在中国境内公开市场拍卖过章公祖师像,章公祖师像从未被允许出境,也从未获得过相关出境许可。奥某某亦不能举证证明其买受的涉案佛像曾向中国海关申报并取得许可出口的凭证,故涉案佛像是在未经中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非法出口到国外的,奥某某非法买受涉案佛像的交易行为属非法交易,不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第三,章公祖师像属于人类遗骸之文化财产,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亦有其道德伦理基础。章公祖师像由当地村民长期供奉,对于历代供奉其的原始所有权人以及原属社群却有着特殊的情感、文化、宗教和历史价值。因此,对章公祖师像这一人类遗骸的交易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使其尽快回归与其具有紧密联系的原属社群和文化环境,亦具有道德伦理上的正当性。
3.关于奥某某是否负有返还义务的问题。奥某某是章公祖师像的最后占有人,也是知晓章公祖师像目前下落的唯一知情人,其主张章公祖师像由其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转让给案外人,但经法院释明后其拒绝说明并不予提供转让记录。可以推定章公祖师像仍为奥某某占有,奥某某应当依法承担返还章公祖师像的责任。
裁判要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在当事人没有协议选择动产物权适用的法律时,适用法律事实发生时动产所在地法律。佛像被盗流失海外,并被跨国交易,原所有权人因被盗而丧失对佛像的占有,即产生物权返还请求权,偷盗是产生物权返还关系的法律事实,准据法应确定为偷盗事实发生时佛像所在地法律。偷盗时本案章公祖师佛像位于中国境内,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偷盗后贩卖的文物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肉身佛像属于人类遗骸之文化财产,于道德伦理,亦不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11条、312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第10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91年修正)第二十七条
一审: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三民初字第626号民事判决(2020年12月4日)
二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闽民终302号民事判决(2022年7月1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赖某标诉厦门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三明某服务部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2024-11-2-121-001 · (2022)闽0403民初134号 · 2024
民事 物业服务合同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 新能源汽车 充电桩 绿色原则
裁判要旨: 业主依法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业主要求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属于业主的正当权利,业主基于对专有部分特定使用功能的合理需要,可以对共有部分进行合理利用。而在安装充电桩时因布电线等需要使用共有部分,即属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为提升专有部分使用价值,对共有部分的合理使用。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物业服务合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绿色原则
基本案情
赖某标于2017年2月27日取得位于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某小区负一层1000号车位所有权。三明市三元区某小区业主委员会于2020年6月30日与厦门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三明某服务部签订了《物业服务合同》,合同约定坐落位置于三明市三元区某小区由其提供物业服务,物业服务期限为三年,自2020年7月1日起至2023年6月30日。合同约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物业服务内容等,并约定合同及其附件和补充协议中未规定事宜,均遵照国家和福建省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执行。赖某标因订购了新能源车,想在案涉车位安装充电桩,需要厦门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三明某服务部出具同意安装充电桩的相关证明,厦门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三明某服务部拒绝出具该证明。因协商不成,赖某标起诉至法院。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25日作出(2022)闽0403民初134号民事判决:判决厦门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三明某服务部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赖某标出具同意其在三明市三元区某小区负一层1000号车位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同时,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审理情况,根据物业公司提出的合理抗辩意见,向供电企业发出司法建议,引导其规范出具相关意见征求函。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业主依法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故赖某标可根据生产生活需要,合理合法地对建筑物专有部分进行使用。同时,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对促进节能减排、防治大气污染具有重要意义。国家部委发布的相关部门规章要求物业服务企业在充电设施建设时发挥积极作用、予以配合、提供便利。本案中,赖某标已购买并使用新能源汽车,而充电桩又是新能源汽车实现使用目的不可或缺的设备,现赖某标向厦门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三明某服务部申请在自有车位内安装充电桩,符合车位正常使用性能,是业主正常行使合法权利的行为,不应受到限制或禁止,即使在安装充电桩时因布电线等需要使用共有部分,亦属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为提升专有部分使用价值而对共有部分的合理使用,但赖某标在案涉车位安装汽车充电桩时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另外,充电桩的实际安装需业主提供包括物业服务企业同意安装新能源充电桩证明在内的申请材料后,根据供电企业的现场勘察结果确定施工方案,物业服务企业出具同意安装充电桩证明不等于业主可以随意安装充电桩,案涉车位是否符合充电桩的安装条件、案涉车位具体应如何安装充电桩应根据供电企业勘察结果确定,并接受相关行政部门监督管理,其中所涉及的消防安全、用电条件等问题属于对安装充电桩的施工条件及施工方案进行的具体性、实质性审查内容,应由相关职能部门依据工作规则、技术规范等进行审批处理,物业公司不得以用电容量或其他事由拒绝安装充电桩的正当要求。赖某标仅是在其个人产权车位安装充电桩,并非对小区的公共设施进行改建,不属于应当经业主大会集体讨论决定的事项。综上,赖某标按供电部门的指引要求物业部门出具书面同意安装函的请求合理合法,应予支持。
裁判要旨
业主依法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业主要求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属于业主的正当权利,业主基于对专有部分特定使用功能的合理需要,可以对共有部分进行合理利用。而在安装充电桩时因布电线等需要使用共有部分,即属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为提升专有部分使用价值,对共有部分的合理使用。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条、第9条、第272条、第50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
一审: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2022)闽0403民初134号民事判决(2022年2月2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郑某芳等诉郑某亮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案
2024-11-2-135-001 · (2022)鲁1625民初4047号 · 2024
民事 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 环资 农村集体土地 承包经营权 建设用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争议 民事诉讼受案范围
裁判要旨: 不同的土地用途对应不同的民事法律权利,由于同一块农村集体土地既颁发了承包经营权证又颁发了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并不具备进一步分析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前提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及《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由行政主管部门履行法定职责,明确案涉土地用途,确定土地使用权归属。在案涉土地存在权属争议的情况下,双方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环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争议/民事诉讼受案范围
基本案情
原告郑某芳等诉称:其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案涉地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后,与郑某亮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给郑某亮。双方约定租赁期限20年,自2002年9月15日至2022年9月15日。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郑某亮没有返还土地,故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已经到期终止;郑某亮恢复土地原状交还土地;郑某亮支付拖欠的租赁费。
被告郑某亮辩称:其经营洗桶厂需租用某村土地,分别与包括郑某芳等在内的所占土地的承包户签订了租赁合同。洗桶厂所用土地已于2008年经县人民政府规划为工业用地并已颁发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书。郑某芳等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与郑某亮持有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所涉的土地存在重合,应当由当地人民政府处理,人民法院不宜直接审理。
法院经审理查明:郑某芳等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2002年12月,郑某芳等与郑某亮签订《合同书》,约定郑某亮租赁郑某芳等承包土地1.5975亩,租赁费为每亩每年1000元,租赁期限为2002年9月15日至2022年9月15日。截至法庭辩论终结之日,郑某亮尚未支付2021年度、2022年度租赁费共计3194元。2015年5月,当地政府向郑某芳等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载明土地性质为基本农田。另查明,郑某亮租赁涉案土地后进行非农业建设,于2003年7月因违法占地被处以罚款。2008年8月,郑某亮经营的洗桶厂作为土地使用权人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当地政府为洗桶厂颁发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载明地类为工业,终止日期为2026年3月26日。再查明,郑某芳等向郑某亮交付土地时,土地为“耕地”且无附着物。
山东省博兴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31日作出(2022)鲁1625民初4047号民事判决:一、确认涉案《合同书》于2022年9月15日到期终止;二、被告郑某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原告郑某芳等《合同书》项下土地,同时恢复土地原状;三、被告郑某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郑某芳等租赁费3194元。郑某亮不服一审判决,向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30日作出(2023)鲁16民终1368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山东省博兴县人民法院(2022)鲁1625民初404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郑某芳等的起诉。郑某芳等不服二审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日作出(2023)鲁民申11945号裁定:驳回郑某芳等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同一地块,郑某芳等一方主张其享有使用权,凭据是其持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郑某亮一方主张其有使用权,凭据是其持有集体土地建设使用权证。经查,涉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系农业部监制,加盖博兴县人民政府公章;《集体土地建设使用权证》加盖国土资源部土地证书管理专用章及博兴县人民政府、博兴县国土资源局公章,以上两证均由国家权威部门作出,当其内容发生冲突时,应由相应的政府部门处理为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本案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及《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告知当事人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由行政主管部门履行法定职责,明确涉案土地用途,确定土地使用权归属。
裁判要旨
不同的土地用途对应不同的民事法律权利,由于同一块农村集体土地既颁发了承包经营权证又颁发了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并不具备进一步分析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前提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及《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由行政主管部门履行法定职责,明确案涉土地用途,确定土地使用权归属。在案涉土地存在权属争议的情况下,双方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14条
《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28条
一审:山东省博兴县人民法院(2022)鲁1625民初4047号民事判决(2023年3月31日)
二审: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鲁16民终1368号民事判决(2023年8月30日)
再审审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鲁民申11945号民事裁定(2023年12月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刘某诉某村民委员会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案
2024-11-2-135-002 · (2021)鲁0124民初2915号 · 2024
民事 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 合同解除 征占 土地补偿款 承包费
裁判要旨: 承包土地被征用时,合同约定解除条件已经成就的,该合同应予解除。合同依约解除后,发包人应当向承包人返还未履行承包期的承包费,并支付相应利息。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合同解除/征占/土地补偿款/承包费
基本案情
原告刘某诉称:2011年1月1日,原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被告将临近南水北调渠的土地承包给原告,承包期30年,承包费每亩343.8元,一次性交清,共计72216元。合同签订后,村里待刨完树后将土地交付原告时,树桩都留在地里,高低不平,坑坑洼洼,没有排水沟,没有路,根本无法耕种。原告承包后,雇佣了工程队,挖出树桩,整平土地,挖出排水沟,修建道路,将原来只能种树的坑洼地改造成良田。目的是为了在承包期间获取更大的利益。由于被告中途毁约,致使原告付出后不能收回利益,给原告造成损失。2017年底,原告听说承包地被占用,已丈量完毕,但原告一直未见到征收通知,也没有人告知原告的土地被征收,更没有人通知原告土地征收后的赔偿情况。原告向村书记求证,才得知此事属实。村书记承认是其替原告签的字。原告听说有两年的土地闲置费已经发放到村里,原告未收到过村里要求解除合同的通知,也未收到过任何赔偿。原告多次找被告要求处理土地占用一事,被告只承诺先给付两年的土地闲置费,其余的补偿研究后给付。但至今,土地已占用3年,原告没有收到一分钱的补偿。综上所述,原告不清楚自己的承包地是否经过合法手续征收,即使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原告也有权利获得相关的补偿。故提起诉讼:1.请求依法判令原被告解除2011年1月1日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2.责令被告支付已经拨付到位的土地征用前占地补偿18000元(2019-2020年间);3.责令被告返还未履行期限土地承包费48132元及利息(以48132元为基数,自2011年1月1日起计算至被告返还之日止,按月息2分计算);4.责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47700元;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某村委会辩称:1.案涉土地已被建黄河护城堤时占用,原被告之间签订的某村土地承包合同已解除。2.根据合同约定,合同期内如遇国家征占,原告应无条件服从,因征占取得的当年青苗补偿归原告所有,土地及其它补偿归被告所有,所以该占地补偿款不能支付给原告。3.关于未履行期限承包费,被告同意退给原告,原告要求按月息2分计算没有依据,不应该支付利息。4.原告所谓的整理土地损失47700元根本不存在,当时承包土地时就是按照土地现状进行承包的。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月1日,发包方某村委会(甲方)与承包方刘某(乙方)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一份,约定:(一)甲方将坐落独生子女地,东至原三队场,西至排水沟,南至排水沟,北至本村口粮(地),7亩承包给乙方种植。(二)承包期30年,自2011年1月1日起至2041年12月30日止。(三)承包方式:承包费每年每亩343.8元,一次性交清30年的承包费,共计承包费72216元,签订合同时交清30年,计款72216元。在承包期内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四)违约责任:1.合同期内双方不准无故终止合同,否则由违约方支付违约金1000元,但国家政策变动除外。……3.合同期内如遇国家、集体征占,乙方应无条件服从,因征占取得的当年青苗补偿归乙方所有,土地及其他补偿归甲方所有。
2018年,甲方某街道办事处,乙方某村委会,丙方刘某签订的补偿协议书中载明:因护城堤项目建设需要,需清除西起凤凰山,跨越济平干渠至北岸前寨山头,沿济平干渠左堤向东至前阮二与榆山街道接壤地以西,相关范围内的所属丙方的地面附属物。为减少丙方损失和保证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一)丙方被清除地面附属物由甲乙丙三方实地清点、核实、签字认可。(二)甲方根据平阴县物价局认证中心出具的价格认证报告,一次性给予丙方地面物补偿款共计760元。(三)丙方在签订协议后三日内,自行清除地面附属物,逾期不清除视为自动放弃,甲方有权进行下一步工程施工。(四)丙方清除地上附属物后,甲方向丙方一次性支付补偿款。该补偿协议书落款处刘某的签字注明了由常本银代签。某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10月25日支付刘某760元。案涉土地被护城堤项目占用。
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18日作出(2021)鲁0124民初2915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某村委会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刘某土地承包费53393元及利息(以53393元为基数,自2011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刘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虽原被告双方对合同解除的时间有争议,但根据原被告双方在承包合同中约定合同期内如遇国家、集体征占,原告应无条件服从,案涉土地已被护城堤项目征占,合同解除的条件成就,且已支付了原告地面物补偿款,故认定该合同于2018年10月25日解除。根据合同约定,合同期内如遇国家、集体征占,乙方应无条件服从,因征占取得的当年青苗补偿归乙方所有,土地及其他补偿归甲方所有,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9至2020年度的占地补偿费用1800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告在签订合同时就一次性交清了30年的承包费,对于未履行合同期限的承包费应当予以返还。因合同于2018年10月25日解除,被告应当返还在此之后的承包费,故被告应当返还原告承包费53393元。因土地被征用案涉合同解除,原告对此没有过错,被告应当支付自收到承包费之日2011年1月1日起至返还之日止的承包费利息。但原告主张按照月息2分计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酌定利息按照自2011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为整理案涉土地所支出的费用,且也已实际耕种多年,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47700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承包土地被征用时,合同约定解除条件已经成就的,该合同应予解除。合同依约解除后,发包人应当向承包人返还未履行承包期的承包费,并支付相应利息。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2条、第56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9条
一审: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人民法院(2021)鲁0124民初2915号民事判决(2022年2月1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路某坡诉茌平县冯屯镇某村村民委员会、第三人路某成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
2024-11-2-135-003 · (2019)鲁1523民初659号 · 2024
民事 土地承包经营权 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 交换种植 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 权利义务转移
裁判要旨: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交换承包地种植,当事人就是否构成互换承包经营权产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审查当事人双方是否签订书面合同、履行报备义务以及办理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手续。缺乏上述要件的,应当认定双方对于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义务未转移,仅构成互换种植。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交换种植/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利义务转移
基本案情
原告路某坡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位于茌平县冯屯镇某村王某林北节3.24亩责任田的土地补偿款194400元(60000元/亩×3.24亩)归原告所有;2.诉讼费用由被告茌平县冯屯镇某村村民委员会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9月8日,原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原告承包的地块包括王某林北节3.34亩土地,承包期限:1999年10月1日至2029年9月30日止。2010年为方便大棚种植,原告将该地块与第三人路某成交换种植。2016年4月20日,茌平县人民政府将该地块承包经营权确定在原告名下。2018年国家建设高速公路征用该地块3.24亩,并按60000元/亩发放了土地补偿金,现被告称因原告与路某成就该地块使用权存在争议,拒不支付给原告土地补偿金。
被告茌平县冯屯镇某村村民委员会辩称:我们是2018年当选的新一届村委会,对以前的事情一概不知,2018年高速公路占地,青苗补偿费每亩1200元给了种地的路某成,对原被告所说换地情况不清楚,签合同期间,双方对涉案土地发生争议,我们才知道这个情况。村委会集体研究同意高速公路占地土地补偿费归被征地户所有,涉案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归谁村委会不干涉。
第三人路某成述称:原告因想要集中土地进行大棚种植,2010年主动找到第三人进行互换承包地,是在先占有了第三人土地的情况下于2011年将其所有的土地交付给第三人,交换方式为第三人用2.3亩离村近的好地换取原告3.3亩距离村较远的土地,当时原告本人进行了实际测量,双方就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达成一致,相应土地的权利义务也相应交换。直至2018年底双方无任何争议纠纷,2018年初国家征地发生后原告也没有向第三人或村委会主张任何权利,直到2019年1月份原告就该土地补偿款向村委会及第三人要求支付,在村委会调解下,第三人基于同村亲戚的关系,同意给付原告6分地的补偿款,原告也表示同意,在村委会公示期间,原告又一次反悔,因此,第三人认为原告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其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法院经审理查明:路某坡、路某成同系茌平县冯屯镇某村村民。2013年9月8日,路某坡与茌平县冯屯镇某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路某坡家庭承包集体土地包括涉案王某林北节3.34亩土地,承包期限:1999年10月1日至2029年9月30日止。2010年为方便大棚种植,路某坡以该涉案的王某林北节3.34亩土地与路某成经营使用的距村较近的2.3亩土地(含路某成家庭承包土地1.7亩,案外人路某军家庭承包土地0.6亩)交换种植。路某坡、路某成仍按原自己承包土地面积履行交纳水费等义务。2016年4月20日,茌平县人民政府仍将涉案王某林北节3.34亩土地确权给路某坡,路某成所承包1.7亩土地确权给路某成。2018年国家高速公路建设征用涉案王某林北节土地3.34亩中的3.24亩,茌平县冯屯镇某村村民委员会将青苗补偿费发放给种地的路某成,2019年1月21日与路某成就涉案土地签订《高速公路征地协议书》,路某坡向茌平县冯屯镇某村村民委员会提出异议,称其对涉案土地依法享有承包经营权,土地补偿费应归其所有,经茌平县冯屯镇某村村民委员会调解未果,路某坡诉至法院。
茌平县冯屯镇某村村民委员会称系2018年当选的新一届村委会,对以前的事情不知情,签合同期间,双方对涉案土地发生争议,才知道这个情况。村委会集体研究同意高速公路占地土地补偿费归被征地户所有,涉案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归谁村委会不干涉。
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0日作出(2019)鲁1523民初659号民事判决:位于茌平县冯屯镇某村王某林北节涉案3.24亩的土地补偿款归原告路某坡所有。宣判后,路某成提起上诉。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6日作出(2019)鲁15民终1901号民事判决:一、变更山东省茌平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3民初659号民事判决为:位于茌平县冯屯镇某村王某林北节案涉3.1722亩的土地补偿款190332元归路某坡所有;二、驳回路某坡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查明:高速公路征地占用案涉土地的实际亩数为3.1722亩,补偿也是按该面积计算的;根据路某成与所在村委会签订的高速公路征地协议书中记载的补偿面积为3.1388亩,补偿人民币188328元,计算得出补偿标准为60000元/亩)。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第47号)第三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本办法所称互换是指承包方之间为方便耕作或者各自需要,对属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地块进行交换,同时交换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第十一条规定:承包方与受让方达成流转意向后,以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承包方应当及时向发包方备案。第十七条规定: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方之间自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互换,双方对互换土地原享有的承包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相应互换,当事人可以要求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登记手续。第二十七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情况登记册,及时准确记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情况。以转包、出租或者其他方式流转承包土地的,及时办理相关登记;以转让、互换方式流转承包土地的,及时办理有关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等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9年修正)》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综上,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互换方式流转,形式要件上,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报发包方备案,可以要求办理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手续,实质要件上,双方对互换土地原享有的承包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相应互换,本案中,路某坡、路某成于2010年即交换种植土地,双方形式要件上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也未报发包方备案,2013年9月份与茌平县冯屯镇某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2016年4月20日确权时,也没有办理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手续,实质要件上对原享有的承包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未进行互换,不符合成立互换的构成要件,且路某坡为3.24亩土地,路某成为2.3亩土地,还包括他人的0.6亩土地,双方互换土地亦与常理不符,综上,本院依法认定路某坡、路某成间仅系交换种植土地,不构成法律上的互换,路某坡依法对涉案王某林北节3.34亩土地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2019年1月21日,茌平县冯屯镇某村村民委员会与路某成就涉案土地签订的《高速公路征地协议书》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9年修正)》第十六条规定: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一)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二)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茌平县冯屯镇某村村民委员会同意高速公路占地土地补偿费归被征地户所有,路某坡依法对被征用部分的涉案土地的土地补偿费享有所有权。路某坡要求确认位于茌平县冯屯镇某村王某林北节涉案3.24亩土地补偿款归其所有的请求依法应予支持。
裁判要旨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交换承包地种植,当事人就是否构成互换承包经营权产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审查当事人双方是否签订书面合同、履行报备义务以及办理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变更手续。缺乏上述要件的,应当认定双方对于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义务未转移,仅构成互换种植。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7条、第23条(本案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09年修正)》第16条、第22条)
一审:山东省茌平县人民法院(2019)鲁1523民初659号民事判决(2019年5月20日)
二审: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5民终1901号民事判决(2019年9月1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郯城县泉源镇后某村诉宋某财、王某明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案
2024-11-2-135-004 · (2022)鲁1322民初3719号 · 2024
民事 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 环资 土地经营权 流转
裁判要旨: 在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中,承包方将土地流转他人时,如协议中未明确约定转让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还是土地经营权,在当事人对转让协议内容理解有分歧的情况下,应当根据鼓励交易、维护交易安全及诚实信用原则,认定土地转让行为系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而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环资/土地经营权/流转
基本案情
原告郯城县泉源镇后某村(以下简称后某村)诉称:2009年2月16日,原告与被告宋某财就集体所有的空闲地承包一事达成一致,双方订立书面《承包合同》,约定将村内一空闲地承包给宋某财植树使用,承包期限为50年,承包费为每亩每年40元;同年2月18日,在未经原告方同意的情况下,宋某财便将承包的上述土地私自全部转让给了前某村村民王某明,损害了村集体利益。原告认为,被告宋某财的转让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构成违约,且案涉土地部分已用于公路建设,不能继续履行,故请求解除案涉合同,同时由于转让行为未经村委会同意,转让行为无效。故请求判令:1.解除原告后某村与被告宋某财之间于2009年2月16日签订的《承包合同》;2.确认被告宋某财与王某明于2009年2月18日签订的《转让协议》无效;3.被告宋某财、被告王某明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宋某财辩称:原告要求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承包合同》严重挑战协议订立的安全性、严重破坏协议履行的稳定性,于法无据、于理不符,请求驳回原告的诉求。
被告王某明辩称:原告第二项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于理不符,应予驳回。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2月16日,宋某财(才)与郯城县泉源乡城某村村民委员会( 以下简称城某村村委)签订《承包合同》一份,合同约定:“甲方:城某村委 乙方:宋某才 今有城某村后城组村西南、水泥公路南边空闲地一处,东西长300米(东至大桥,西至学广场边),从水泥路边向南宽12米(以原有的水沟为界),其中(原有的路保留,宋某某的老年房保留,宋某美的场地保留),经研究同意承包给宋某才植树和其他经营场地用,承包期限50年(2009年2月16日至2059年2月16日),承包费为每年肆拾元,合计贰仟元整,承包期内任何人不得变更 经办人:宋某波 宋某岭 2009年2月16日。”该合同由宋某财及经办人宋某波、宋某岭分别签字捺印,并加盖城某村村委印章。案涉土地由城某村村委交付宋某财使用。
2009年2月18日,宋某财与王某明签订《转让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今有后城组宋某财承包村西水泥路南承包合同转让给前城组王某明。转让后宋某财一切不负责,承包费及树木由王某明交给宋某财现金10000元整,永不反悔。转让人:宋某财 宋某成 接收人:王某明 证明人:宋某选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八日。”案涉土地由宋某财交付王某明使用至今。王某明于2013年10月1日就该转让协议向城某村村委完成报备。
另查,案涉合同签订时城某村分为前某村、后某村、河某村。现案涉部分土地被政府修路占用,剩余部分土地由王某明植树所用。
山东省郯城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6日作出(2022)鲁1322民初3719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后某村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后某村提出上诉。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9日作出(2022)鲁13民终1031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城某村村委与被告宋某财签订的《承包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已按合同约定履行权利义务。原告主张被告宋某财将案涉承包合同转让给王某明违反了合同约定,构成违约;且案涉承包土地部分已用于公路建设,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故请求解除其与被告宋某财签订的《承包合同》。本案城某村村委与宋某财签订的《承包合同》中未约定案涉土地不得转让,且被告宋某财依法享有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六条:“承包方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转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并向发包方备案。”被告宋某财有权向王某明转让案涉土地的经营权,因此,被告宋某财向王某明转让案涉土地经营权的行为既未违反合同约定也不违反法律规定;案涉土地部分因修路被占用致土地经营权人王某明的损失,王某明已得到赔付,且被告宋某财及土地经营权人王某明均未对合同履行提出异议,故案涉合同不存在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情形。综上,案涉《承包合同》既未出现合同约定解除的事由,也不具有法定解除的情形,原告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和证据支持,不予支持。
原告主张被告宋某财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外村村民王某明,且未经发包人即城某村村委的同意,违反法律规定,应认定宋某财与王某明之间的《转让协议》无效。但我国民法典合同编的基本原则是鼓励交易、维护交易安全。本案中,《转让协议》自2009年2月18日签订,迄今已履行近14年之久,在此期间当事人未提出过异议,现原告主张《转让协议》无效,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也不利于维护承包合同的稳定。为倡导诚实信用原则以及维护市场交易安全,且从被告王某明的答辩内容“原告城某村委已给予王某明地上附属物补偿,剩余地块不影响王某明继续租用”中的文义理解,宜将转让协议内容理解为土地经营权的转让,虽然宋某财与王某明签订了转让契约,但王某明并未与案涉土地发包方即本案原告重新签订承包合同,案涉土地承包权仍由宋某财享有,王某明受让案涉土地的经营权,因此《转让协议》应理解为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承包方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转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并向发包方备案。王某明已办理向发包方备案的手续,且该条款中的“他人”也未规定为须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此宋某财与王某明之间的转让协议未违反法律规定,王某明依法获得案涉土地的土地经营权;《转让协议》系宋某财与王某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综上,原告以《转让协议》未经发包方同意且转让给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由,要求判决确认转让协议无效,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在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中,承包方将土地流转他人时,如协议中未明确约定转让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还是土地经营权,在当事人对转让协议内容理解有分歧的情况下,应当根据鼓励交易、维护交易安全及诚实信用原则,认定土地转让行为系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而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条、第46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6条
一审:山东省郯城县人民法院(2022)鲁1322民初3719号民事判决(2022年9月6日)
二审: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13民终10314号民事判决(2022年11月2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阳谷某专业合作社诉郭某义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案
2024-11-2-135-005 · (2021)鲁1521民初3152号 · 2024
民事 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 环资 基本农田 改变土地用途 禁止性规定 合同无效
裁判要旨: 国家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法律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明确土地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生态环境。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约定改变基本农田农业种植用途,系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行为,应属无效合同。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各方当事人均有过错的,应当根据过错程度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环资/基本农田/改变土地用途/禁止性规定/合同无效
基本案情
阳谷某专业合作社诉称:1.解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判令被告交还土地;2.判令被告支付2021年剩余土地租赁费45000元;3.判令被告赔偿果树苗等损失157600元;4.判令被告赔偿违约金100000元;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郭某义辩称:原告所称协议不实,双方也没有约定赔偿事宜,树苗是本人出钱栽种,与原告无关。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0年10月16日,原告阳谷某专业合作社与被告郭某义签订协议书,约定:1.原告把流转土地承包给被告共计100亩,被告每年支付给原告承包费每亩650元,于每年6月15号支付一半,下一半于10月15号支付;2.原告免费给被告提供梨苗、花椒苗,由被告种植,被告保证90%的成活率,否则死一棵包赔原告20元;3.三年后被告种植的梨树、花椒树,属于原、被告双方,以后费用由双方共同承担;4.被告交保证金10000元,被告逾期支付租金每延迟一天支付10%的违约金,成活率达到押金顶租金;5.被告不得改变种植,保证树的成活率,否则包赔损失,原告有权收回承包土地;6.如有一方违约,每亩包赔违约金1000元;7.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签字生效。
诉讼中,被告认可收到原告的树苗8000棵,但对存活率的约定不予认可。经查,案涉《协议书》载明“甲方免费给乙方提供梨苗、花椒苗,由乙方种植,乙方保证90%的成活率,否则死一棵包赔甲方20元。” 二审期间,郭某义认可收到被上诉人树苗8000棵,经过一审法院现场勘验,案涉土地上剩余成活树苗20棵,双方当事人对此勘验结果均无异议。另,一审诉讼期间被告向原告支付了土地租赁费3万元,2021年剩余租赁费15000元未付。
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9日作出(2021)鲁1521民初3152号民事判决:一、解除原、被告2020年10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二、郭某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涉案土地交还给阳谷某专业合作社;三、郭某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阳谷某专业合作社土地租赁费15000元;四、郭某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阳谷某专业合作社树苗款143600元;五、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郭某义不服一审判决,向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6日作出(2022)鲁15民终101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郭某义不服二审判决,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9日作出(2023)鲁民再38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15民终1010号民事判决、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院(2021)鲁1521民初3152号民事判决;二、阳谷某专业合作社与申请人郭某义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三、郭某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涉案土地返还给阳谷某专业合作社;四、郭某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阳谷某专业合作社土地使用费15000元;五、郭某义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人阳谷某专业合作社树苗损失71800元;六、驳回阳谷某专业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国家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土地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生态环境。《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占用基本农田进行植树等行为的紧急通知》第一条规定“坚决制止占用基本农田进行植树等行为。要认真执行《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坚决制止任意改变基本农田用途的行为,切实做好保护基本农田‘五个不准’,即:不准占用基本农田进行植树造林、发展林果业和搞林粮间作以及超标准建设农田林网;不准以农业结构调整为名,在基本农田内挖塘养鱼、建设用于畜禽养殖的建筑物等严重破坏耕作层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准违法占用基本农田进行绿色通道和城市绿化隔离带建设;不准以限耕还林为名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基本农田纳入退耕范围;除法律规定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以外,不准非农建设项目占用基本农田。凡在基本农田上进行植树造林(包括种植速生丰产林)、挖塘养鱼、绿色通道和城市绿化隔离带建设的必须立即停止和纠正。今后,新增绿色造林、新建和扩建用材林基地均不得占用基本农田。”本案中,已查明案涉土地为基本农田,被申请人阳谷某专业合作社与申请人郭某义签订协议,把100亩基本农田承包给郭某义,用来种植梨树苗、花椒树苗,协议的内容和目的系种植树苗发展经济,改变了土地的耕种用途,明显违反国家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协议;原审认定协议有效,系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纠正。本案中,阳谷某专业合作社主张郭某义返还案涉土地,因案涉协议无效,该主张依法应予支持。阳谷某专业合作社基于无效《协议书》主张郭某义支付2021年剩余租赁费15000元,不应支持,但郭某义占有使用案涉土地期间,在种植树苗的同时种植玉米,已经获取利益,因此应当支付相应的土地使用费。关于树苗损失赔偿款143600元。协议双方对于案涉土地属于基本农田均应当明知,在此情形下,仍然违反法律规定签订案涉协议,改变土地用途种植树苗,双方对此均有过错。对于造成的树苗损失143600元,双方各承担一半的责任,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
裁判要旨
国家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法律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明确土地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生态环境。农村土地流转合同约定改变基本农田农业种植用途,系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行为,应属无效合同。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各方当事人均有过错的,应当根据过错程度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37条
一审: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院(2021)鲁1521民初3152号民事判决(2021年11月29日)
二审: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15民终1010号民事判决(2022年5月6日)
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鲁民再38号民事判决(2023年5月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下港镇某村村民委员会诉泰安市某汽配有限公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案
2024-11-2-135-006 · (2006)泰安证经字第10号 · 2024
民事 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 民主议定 免除合同义务 效力认定
裁判要旨: 村委会负责人违反议事规则、未履行法定程序,擅自签订补充协议,就依法成立的承包合同条款作出重大修改,免除承包方合同义务及违约责任的,不能认定系村集体组织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承包方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系善意的情况下,集体经济组织主张该补充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民主议定/免除合同义务/效力认定
基本案情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下港镇某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某村村委会)诉称:2005年7月16日,某村村委会与泰安市某汽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汽配公司)签订《承包合同书》,约定某村村委会将本村4000余亩山林发包给某汽配公司,承包期限共70年,合同中有“八、其他约定1.乙方一期工程投资规模50万元,于2005年10月开工,2006年4月竣工,二期工程投资规模150万元,于2006年4月开工,2007年12月竣工;三期工程投资规模200万元,于2008年1月开工,2012年12月竣工;投资额的确认以评估部门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准。2.合同签订后,乙方必须于2005年11月前开工建设,乙方3个月内未开工建设的,甲方向乙方征收相当于首付承包费5%的闲置费,乙方自签约之日起,满6个月不能开工建设或者满两年不能投入生产经营的,甲方有权收回合同项下荒滩、土地、山林,乙方已付的费用不予返还”等约定内容。2006年2月17日,某汽配公司与某村村委会时任村主任张某友恶意串通,在未经民主议定程序讨论决定的情况下,以某村村委会的名义与其签订了《补充协议书》,对《承包合同书》进行大幅更改,删除了《承包合同书》第八条第一项、第二项等内容。该《补充协议书》没有交给村委,直至2021年在另案诉讼过程中某汽配公司提供至法院,某村村委会才发现。某村村委会认为,该《补充协议书》系某汽配公司与他人恶意串通而签订,未经民主议定程序,严重损害了村集体利益,当属无效,故起诉要求确认该《补充协议书》无效。
某汽配公司辩称:第一,某村村委会的诉讼请求和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在另案中已经提出过,最终未获得支持,本次诉讼属于重复诉讼。第二,补充协议是在某村村委会未按原合同履行非农建设用地审批以及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林权证、我方依约支付了全部租赁费的情况下签订的,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补充协议。第三,承包合同经两级法院审理认定为合法有效合同,主合同有效,作为补充协议的从合同也依法有效。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5年7月16日,某村村委会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某汽配公司签订《承包合同书》,主要约定内容有:“一、乙方所承包使用荒滩面积6亩、土地面积1亩、防火隔离带面积80亩、山林面积4000亩左右。二、项目用地范围。甲方某村村石沟周围区域,北至刘家峪子南梁,西至黄前界,南至南石沟周围山脉,道沟沟(乙方使用道沟沟、乙方另交使用费),道沟周围至西南梁到麦黄山顶周围,东至某村石沟沟口。针对以上范围,乙方从石沟沙岭区域修建一条观光盘路上去,对以上各个山梁进行全方位开发整修,争取让西南梁麦黄山顶周围上下、南石沟、道沟、刘家峪子南梁成为人间仙境,把麦黄山变为第二个泰山,让人民群众得到极大的益处。三、承包合同期限。自2005年7月16日始至2075年7月16日止,共70年。四、用途。乙方所承包的荒滩、土地、山林用于兴建分散式环保自然中西结合建筑房屋,以供住宿、餐饮、休闲、度假旅游开发之用。五、承包费及交纳方式。1.荒滩、土地、防火隔离带承包费70年共计44800元,由乙方于2005年10月一期工程开工前一次付清。2.山林承包费70年共计140000元,于2005年10月工程前付50%,2007年12月二期工程竣工一个月内付50%。六、地上附属物的处置。乙方所承包的荒滩、土地及生产路和其它附属设施地上附着物清理及补偿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八、其他约定。1.乙方一期工程投资规模50万元,于2005年10月开工,2006年4月竣工,二期工程投资规模150万元,于2006年4月开工,2007年12月竣工;三期工程投资规模200万元,于2008年1月开工,2012年12月竣工;投资额的确认以评估部门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准。2.合同签订后,乙方必须于2005年11月前开工建设,乙方3个月内未开工建设的,甲方向乙方征收相当于首付承包费5%的闲置费,乙方自签约之日起,满6个月不能开工建设或者满两年不能投入生产经营的,甲方有权收回合同项下荒滩、土地、山林,乙方已付的费用不予返还。”双方还就其他权利、义务等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后,某村村委会将该土地、荒滩、山林等交付给某汽配公司,某汽配公司支付某村村委会承包费共计184800元。
2006年2月17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书》,协议概述2005年7月16日,甲方与乙方签订《承包合同书》,并于2006年1月18日办理编号为(2006)泰安证经字第10号公证书,经甲乙双方协商,对《承包合同书》进行补充。协议约定:“第六条地上附属物的处置,承包范围内的地上附属物已经处置完毕。删除《承包合同书》第八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第十二项、第十八项规定,增加附件承包范围的测绘图。甲乙双方增加新条款,是概述中全部协议的补充,乙方有权依法自主经营,甲方保证乙方的使用,村民不得进行干涉,影响乙方的正常经营。承包费用支付情况,乙方已支付甲方承包费,甲乙双方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纠纷。在承包期内,甲方应从用水用电及国家政策等各方面对乙方经营活动进行支持。甲方应自本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办理完毕乙方所承包山林的林权使用手续,所有费用乙方出资。”双方还对违约责任作了补充。该补充协议加盖了某村村委公章并由当时的某村村主任张某友签字。
2021年12月31日,某村村委以某汽配公司及案外人泰安市某风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提出确认2005年7月16日《承包合同书》、2006年3月12日《荒滩承包书》、2006年《土地承包合同书》无效以及赔偿损失等诉求。某汽配公司在该案抗辩主张,合同(包括2005年7月16日的《承包合同书》)签订时某村村委会向其出示了某村村委会经过法定程序作出的村民决议。该案一审中查明了《补充协议书》的存在。该案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某村村委会的诉讼请求,某村村委提起上诉并在上诉理由中提到《补充协议书》应属于无效。该案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23年1月17日,中共泰安市岱岳区下港镇委员会作出《关于给予张某友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文件载明:“张某友违反工作纪律主要事实为:张某友担任下港镇某村村委会主任期间,于2006年2月在未经村两委以及村民会议讨论集体决定情况下,以某村村民委员会名义与泰安市某汽配有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且该协议书未交村委入档保管。该《补充协议书》改变了该村于2005年7月与某汽配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书》部分内容,免除某汽配公司有关投资义务和未完成投资违约责任等方面的约定,影响该村旅游开发经营项目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张某友同志身份基层党员干部,未正确履行村委会主任职责,滥用职权,违反议事规则,未履行法定程序,擅自与某汽配公司签订涉及村集体资产处置的协议,造成不良影响,应予严肃处置。”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4日作出(2023)鲁0911民初3636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下港镇某村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某村村委会不服,提出上诉。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9日作出(2023)鲁09民终3268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2023)鲁0911民初3636号民事判决;二、确认上诉人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下港镇某村村民委员会与被上诉人泰安市某汽配有限公司2006年2月1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无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2005年7月16日某村村委会与某汽配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书》约定了某汽配公司开发建设义务,并在合同第八条明确约定了投资数额、投资期限、开工建设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2006年2月17日的《补充协议书》,删除《承包合同书》第八条等条款内容,对于原合同约定的某汽配公司出资建设具体金额和期限、未依约建设的违约责任等内容均进行了删除。《补充协议书》将用于检验某汽配公司履行义务的可执行的量化指标内容予以删除,系对于某汽配公司合同义务的免除、对于某村集体利益有重大影响。该《补充协议书》是否有效,应从行为人的权限及是否具有主观善意来综合考量。首先,免除某汽配公司重要合同义务、减损村集体重大利益的《补充协议书》的签订,不属于法定代表人个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某村村委会的时任法定代表人张某友对此应明知。现已查明张某友违反议事规则、未履行法定程序,擅自与某汽配公司签订涉及村集体资产处置的协议,造成不良影响。其次,某汽配公司未尽到审查注意义务。某汽配公司在签订2005年7月16日的《承包合同书》时,已经审核过某村村委会经过法定程序作出的村民决议,知晓村委会订立此类协议须履行的法定程序。某汽配公司在订立《补充协议书》时,应当知道张某友个人并不具有该权限,并应当审查村委会履行民主议定程序的情况,但其并未审查,难以认定为善意。最后,2005年7月16日《承包合同书》第六条约定了另行订立补充协议的事项范围,补充协议书内容并不属于《承包合同书》中第六条约定的另行订立补充协议的事项范围,亦难以认定某汽配公司系善意。结合上述考虑,在距原《承包合同书》签订仅7个月、办理公证仅1个月的情况下,就该《补充协议书》的签订,行为人张某友和某汽配公司均非善意,协议内容损害某村村集体利益,某村村委会主张确认合同无效,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予以支持。因此撤销一审判决,二审改判支持某村村委会的诉讼请求。
裁判要旨
村委会负责人违反议事规则、未履行法定程序,擅自签订补充协议,就依法成立的承包合同条款作出重大修改,免除承包方合同义务及违约责任的,不能认定系村集体组织的真实意思表示。在承包方不能提交证据证明其系善意的情况下,集体经济组织主张该补充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2条(本案适用的是2003年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4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
一审: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人民法院(2023)鲁0911民初3636号民事判决(2023年8月14日)
二审: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鲁09民终3268号民事判决(2023年11月2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谭某祥与常某龙、常某峰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案
2024-11-2-135-007 · (2023)鲁1524民初2604号 · 2024
民事 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 黄河淤背区 告知义务 诚实信用 违约责任
裁判要旨: 黄河淤背区具有涵养水源、增强工程抗洪能力、提供防汛材料等作用,在土地用途上具有特殊限制。承包人隐瞒承包地位于黄河淤背区的事实,明知次承包人需种植禁止在淤背区种植的高杆作物仍签订转包合同,违反民法典的诚实信用原则和黄河保护法保障黄河安澜的宗旨,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次承包人请求解除转包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黄河淤背区/告知义务/诚实信用/违约责任
基本案情
2018年2月28日,常某龙、常某峰等三人与聊城黄河河务局东阿黄河河务局签订《东阿黄河淤背区开发种植协议书》,承包期限自2018年3月1日起至2026年3月1日止,种植内容约定“甲方提供黄河淤背区土地,乙方负责开发种植经济林、果树、绿化美化树种、苗圃等,不提倡种植杨树,禁止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等高秆农作物”,面积为88.35亩,每亩每年400元,一年土地使用费35340元。
2023年3月,谭某祥有意承包该块土地,支付5000元定金后,常某龙等人砍伐树木腾出场地。2023年3月24日,常某龙、常某峰与谭某祥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约定承包面积为100亩,承包期限自2023年3月至2026年3月,每亩每年600元,土地用途为农业用地。签订合同后,谭某祥向常某龙支付60000元承包费,常某龙将定金5000元退给谭某祥。在签订合同时,常某龙等人未向谭某祥出示与东阿黄河河务局签订的《东阿黄河淤背区开发种植协议书》。
签订合同后,谭某祥即组织工人进场进行土地平整作业,东阿黄河河务局在巡视过程中得知该块土地欲种植春玉米时,告知该块土地禁止种植春玉米。被东阿黄河河务局告知禁止种植春玉米后,谭某祥即停止作业并多次与常某龙询问种植事宜,常某龙回复可以种植低杆农作物,但谭某祥此后未进场种植农作物。2023年5月23日谭某祥与常某龙的通话录音显示:在签订合同时谭某祥曾告知租赁该块土地是为了种植山药但在种植山药前需先种植玉米进行养地,常某龙当时表示该块土地可以种植玉米。
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0日作出(2023)鲁1524民初2604号民事判决:解除常某龙、常某峰与谭某祥在2023年3月24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被告常某龙、常某峰向谭某祥赔偿损失24660元。原被告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2日作出(2023)鲁15民终3926号民事判决:维持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法院(2023)鲁1524民初260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解除常某龙、常某峰与谭某祥在2023年3月24日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撤销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法院(2023)鲁1524民初2604号民事判决第二、三项;改判常某龙、常某峰向谭某祥返还承包费60000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国家加强黄河流域河道、湖泊管理和保护。禁止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种植高秆作物阻碍行洪,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黄河“淤背区”是为加固黄河堤防,通过抽取河流泥沙堆积于黄河两岸之外形成的地块,是黄河防洪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涵养水源、增强工程抗洪能力、提供防汛材料等作用,因此,对淤背区的开发使用应遵守黄河河务局的有关规定。本案中,聊城黄河河务局东阿黄河河务局与常某龙、常某峰签订的《东阿黄河淤背区开发种植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案涉土地应“种植经济林、果树、绿化美化树种、苗圃等,不提倡种植杨树,禁止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等高秆农作物”,上述关于种植范围的特别约定不仅是常某龙、常某峰的合同义务,也是履行黄河保护法的法定义务。
但常某龙向上诉人谭某祥转包案涉土地时,不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故意隐瞒案涉土地被禁止种植高秆农作物的事实,导致上诉人谭某祥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而且在谭某祥向常某龙询问种植事宜时,仍称上诉人谭某祥可继续种植小麦、玉米,因此,常某龙、常某峰主观故意明显,应具有过错。谭某祥不了解案涉土地被禁止种植高秆作物情况,在黄河河务局告知案涉土地禁止种植高秆作物后即停止开发利用案涉土地,其自身不存在过错。原审认定谭某祥无视法规的规定种植玉米,并对案涉土地可以种植玉米有侥幸心理没有事实依据。由于双方签订的合同中未对种植作物做出限制,原审关于谭某祥第一年不能种植玉米后可种植其他农作物减少损失的观点限制了谭某祥种植选择权,原审以此作为谭某祥的过错不当。常某龙、常某峰向谭某祥隐瞒禁止种植高秆作物的约定而与谭某祥签订案涉土地农业用途的合同,其自行去除未成材树木的损失应自行承担,与谭某祥无关。综上,谭某祥没有过错,原审酌定判决常某龙、常某峰向谭某祥赔偿损失共计2466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双方的合同解除后,常某龙、常某峰应将收到60000元承包费予以返还给谭某祥,对于谭某祥主张3000元的损失,由于其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依法不予支持。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黄河淤背区具有涵养水源、增强工程抗洪能力、提供防汛材料等作用,在土地用途上具有特殊限制。承包人隐瞒承包地位于黄河淤背区的事实,明知次承包人需种植禁止在淤背区种植的高杆作物仍签订转包合同,违反民法典的诚实信用原则和黄河保护法保障黄河安澜的宗旨,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次承包人请求解除转包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第67条
一审: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法院(2023)鲁1524民初2604号民事判决(2023年10月20日)
二审: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鲁15民终3926号民事判决(2023年12月2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赖某娣与于都县某兴房地产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等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案
2024-16-2-092-001 · (2016)赣0731民初1926号 · 2024
民事 民事主体间房屋拆迁补偿合同 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 违约责任 固定违约金 违约金调整原则
裁判要旨: 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虽然具体,但对违约行为使用“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全面履行”等笼统用语表述,未区分违约情节轻重程度的,可能导致违约责任的承担与违约行为的性质、情节轻重程度严重不匹配。此种条款属于违约情形约定不明,应根据违约情节的轻重确定具体违约责任和相应的违约金数额。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民事主体间房屋拆迁补偿合同/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违约责任/固定违约金/违约金调整原则
基本案情
赖某娣诉称,其房屋被某兴公司拆迁未及时还建,故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一年内恢复重建被拆迁商住楼136.36㎡;2.按月租4500元赔偿8个月房租增加款21600元和起诉后至恢复重建期间的租金(按同区域租金标准计算);3.支付违约金20万元;4.三被申请人承担连带责任。某兴公司辩称延期交房系因规划变更等不可抗力造成,其不应承担责任。法院经审理查明:赖某娣原有砖混结构三层房屋一栋,坐落于于都县贡江镇长征西路南侧(福田公园),土地面积为30.84㎡,建筑面积为115.65㎡。2012年10月13日,赖某娣与某兴公司签订了《拆建协议书》,载明:某兴公司取得福田商住楼后面全部剩余土地的开发权,与赖某娣房屋相邻,赖某娣将房屋纳入某兴公司的统一规划。赖某娣将上述房产交予某兴公司拆建;某兴公司自拆除之日起按月向赖某娣支付月补偿金1600元,一年后每月1800元,至交付店面止;某兴公司交付房屋的最后期限为某兴公司向赖某娣发出的拆迁通知函指定的拆迁时间起算36个月;店面全部拆除后,如某兴公司在一年内未动工则应按房屋原貌重建;如果赖某娣未按某兴公司的书面通知停租停用则应支付违约金20万元并继续履行合同;如果店面全部拆除后某兴公司未全面履行协议则应支付违约金20万元并继续履行协议。某鑫公司和某升公司对合同履行予以担保,双方还对置换房产等事宜作了明确约定。2012年10月13日,某兴公司书面通知赖某娣其房屋将于2012年11月1日进行拆除,赖某娣于次日书面通知其房屋承租人于月底前搬出。某兴公司自2012年10月起向赖某娣支付补偿金,2013年10月起按1800元/月支付。在此期间,某兴公司陆续拆除了赖某娣及其临近的房屋,但是,由于某兴公司于签订合同时未预料到的客观因素,拆除和新建工程未能按照某兴公司计划进行。2013年3月至2014年5月期间,贡江派出所多次接到某兴公司及他人的报警,称有村民阻挠本案工程的施工。由于某兴公司无法在约定的最后期限交付房屋,赖某娣等业主通过各种渠道反映问题,要求某兴公司增加补偿金、支付违约金等未果。2015年9月29日,某兴公司书面答复赖某娣等业主,单方承诺自10月份起将月租金从1800元提高到2300元,并每满一年每月递增500元至交付房屋为止。赖某娣等相关业主认为低于临近店铺的租金补偿标准,故未予接受。某兴公司仍按1800元的金额向赖某娣支付补偿金。在此期间,某兴公司逐步完善了各项开发手续,项目进展较快。某兴公司于2016年7月26日取得圣世广场(原福田购物中心)用地项目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当年12月取得该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因某兴公司未能如期交付置换房产,赖某娣遂提起本案诉讼。2016年2月28日,赖某娣等31人就本案事实以某兴公司违约为由,曾向一审法院提起共同诉讼,请求某兴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某鑫公司和某升公司承担连带责任。2016年3月8日,一审法院受理了该案。2016年4月12日,一审法院以不宜共同诉讼为由驳回了赖某娣等31人的起诉。2017年12月26日赖某娣出具个人安置确认书,确认某兴公司还建的房屋坐落和具体位置为71301号,房屋面积148.75平方米,套内面积120.53平方米,车位F88号,面积为标准车位面积。2017年12月27日,赖某娣签订承诺书,将安置房屋调换至81901房,房屋面积161.6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130.90平方米,车位调换至F64号,面积为标准车位面积。2013年5月8日,林某生与某兴公司签订拆建协议书,约定林某生将其所有的位于长征西路临街面店面和住房交与某兴公司拆迁,由某兴公司在原位置予以实物补偿安置,某兴公司在协议签字后从2013年6月1日起按月支付林某生店面补偿金为每月人民币3500元,每满一年在上年补偿金的月基数上每月增加500元整,直付至某兴公司所建的店面交付使用时止。再审审理中,三被申请人表示,可以在2019年10月前向再审申请人交付房屋。
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0日作出(2016)赣0731民初1926号民事判决:一、赖某娣与某兴公司继续履行2012年10月13日签订的《拆建协议书》;二、某兴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向赖某娣支付合同期限届满后三个月催告期之违约金6240元;自2016年2月1日起按月支付补偿金2300元,每满一年在月基数上每月增加500元,直付至交付店面使用时止;三、驳回赖某娣要求某兴公司、荣鑫公司、东升公司赔偿租金损失的请求;四、驳回赖某娣要求某兴公司、某鑫公司、某升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五、驳回赖某娣的其他诉讼请求。赖某娣和某兴公司均不服提出上诉,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8日作出(2017)赣07民终1713号民事判决:一、维持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2016)赣0731民初1926号民事判决第一、三、五项;二、撤销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2016)赣0731民初1926号民事判决第二、四项;三、某兴公司按月支付赖某娣补偿金(自2015年11月起按每月1800元计算支付至交付房屋时止);四、某兴公司按月支付赖某娣违约金(自2015年11月起按每月1600元计算支付至交付房屋时止);五、某鑫公司和某升公司对某兴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赖某娣申请再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2018)赣民再228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7民终1713号民事判决和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2016)赣0731民初1926号民事判决;二、某兴公司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向赖某娣支付逾期交房租金损失,租金按照每月4800元(含拆建协议书约定的每月1800元经济补偿)的标准自2015年11月1日起计算至某兴公司向赖某娣交付拆建协议书约定的房屋时止;三、某兴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向赖某娣支付违约金6万元;四、某鑫公司和某升公司对上述第二项、第三项判决确定的某兴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赖某娣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因再审申请人赖某娣对二审判决驳回其要求恢复重建被拆迁的商住楼并无异议,双方均有继续履行拆建协议书意愿,赖某娣与某兴公司在二审判决后亦在继续履行拆建协议书,赖某娣选好确定了还建房屋的具体位置和车位,因此,本案再审争议焦点可以归纳为:1.某兴公司是否构成违约;2.如果构成违约,某兴公司应如何承担违约责任,赖某娣要求某兴公司按照同区位房租标准赔偿自约定交房日起至实际交房日止的租金和承担20万元违约金能否得到支持。下面分别评判如下:一、关于某兴公司是否构成违约的问题。赖某娣与某兴公司签订拆建协议书后,按照协议要求将房屋交给某兴公司,某兴公司拆除赖某娣房屋后未按照合同约定于2015年11月1日前将还建房屋交付于赖某娣,已经构成违约。某兴公司辩称其无法按期交付房屋的原因是由于政府征收土地存在问题、规划变更、村民阻工和天气等原因造成,但上述原因与赖某娣并无关系,某兴公司并未举证赖某娣存在阻工等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某兴公司作为专业房地产开发公司,对于房地产开发建设所需具备的条件和政府规划许可等各种手续办理程序是清楚和了解的,其在签订拆建房屋协议书时即应当进行合理预测以避免可能无法按期交房的后果,因而,即使某兴公司抗辩的事实成立,亦不构成不可抗力。某兴公司主张可以免除违约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某兴公司未能按照协议书约定的期限交付房屋,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二、关于某兴公司如何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赖某娣要求某兴公司按同区位租金标准(2015年4500元/月,每逾期一年加500元/月租金)支付逾期交房期间租金和按合同约定赔偿20万元违约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和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了合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时应当赔偿损失或者承担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本案中《拆建协议书》第四部分第2条约定“店面全部拆除后,如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全面履行,则视为甲方违约,除支付违约金贰拾万元给乙方外,还必须全面履行该协议。”该条款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虽然明确,但该约定使用的“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全面履行”用语表述确实存在未区分违约情节轻重程度的问题,如不区分甲方违约情节,只要甲方有违约行为即承担20万元违约金,确实会造成违约责任的承担与违约行为的性质、情节轻重程度严重不匹配的情形,该条款的违约情形约定不明,不能直接根据该条约定直接认定某兴公司应承担20万元违约金的违约责任。但《拆建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拆建协议书》第四部分第1条亦有再审申请人方违约时应承担20万元违约金的约定,可见,双方在订立协议时,均预见到了违约方可能承担20万元的违约金支付责任,因此,在守约方的实际损失未超过20万元时,宜以20万元作为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总额考量。本案中,某兴公司违约导致的后果是赖某娣无法按期使用房屋,由此导致的损失主要是房屋租金损失,该租金应当参照同地段区域房屋租金确定。赖某娣提交了某兴公司对同地段区域林某生另一商住楼的租金补偿标准为2013年6月1日起每月3500元,每满一年每月增加500元,林某生的商住楼在长征西路,与赖某娣的商住楼属于同地段区域,被申请人虽然不认可赖某娣主张的租金水平,但亦未提供证据反驳,且该租金水平系某兴公司自己支付的租金,可以将某兴公司对林某生另一商住楼的租金补偿标准作为确定本案再审申请人租金损失的参照。参照上述租金标准,为便于计算,不再按年增加租金标准,应酌情确定某兴公司逾期交房给赖某娣造成的租金损失按照每月4800元的标准计算,因拆建协议书亦约定了在逾期交房的情况下某兴公司应继续支付每月1800元的经济补偿,该约定亦有弥补再审申请人损失之意,因此,确定的每月4800元租金损失包含了拆建协议约定的经济补偿1800元,某兴公司应在拆建协议书约定的1800元经济补偿基础上,增加赔偿赖某娣每月3000元的租金损失。上述租金损失某兴公司应当从拆建协议书约定的房屋交付日即2015年11月1日开始计算至房屋交付时止。根据上述分析,综合衡量某兴公司每月另行赔偿再审申请人租金损失3000元、某兴公司表示可以在2019年10月前交付房屋和拆建协议约定的20万元违约金等因素,再审酌定某兴公司另一次性向赖某娣支付违约金6万元。2015年11月1日后,某兴公司已经支付的补偿金和按照二审判决支付的违约金应按实际金额从某兴公司应当支付的租金损失和违约金中扣除。某鑫公司、某升公司对某兴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要旨
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数额虽然具体,但对违约行为使用“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全面履行”等笼统用语表述,未区分违约情节轻重程度的,可能导致违约责任的承担与违约行为的性质、情节轻重程度严重不匹配。此种条款属于违约情形约定不明,应根据违约情节的轻重确定具体违约责任和相应的违约金数额。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9条、585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114条)
一审:江西省于都县人民法院(2016)赣0731民初1926号民事判决(2017年3月20日)
二审: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7民终1713号民事判决(2017年9月18日)
再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赣民再228号民事判决(2018年11月2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信某与某建筑安装公司、某不动产登记中心、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2024-16-2-471-003 · (2018)黑1083民初1491号 · 2024
民事 执行异议之诉 查封登记 房屋买卖合同 排除 执行
裁判要旨: 案外人与被执行人就执行标的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时,虽然人民法院已向不动产登记中心送达查封裁定,但由于不动产登记中心与房地产交易所并未实现数据信息实时共享,对不动产登记中心送达的查封裁定效力尚未及于房地产交易所,故可以认定案外人与被执行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间(与在房地产交易所进行商品房销售备案登记时间为同一天)早于人民法院的查封,案外人符合“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这一要件,有权排除法院强制执行。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执行异议之诉/查封登记/房屋买卖合同/排除/执行
基本案情
原告信某向黑龙江省海林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对某公元小区14号楼1单元1102室房屋的查封,且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被告某建筑安装公司辩称:本案是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争议的焦点是信某的主张能否排除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的强制执行,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但信某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其并不是在法院查封案涉房屋前签订的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亦没有在查封前合法占有案涉房屋,故无法排除海林市人民法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法院经审理查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为某公元小区开发建设单位。某建筑安装公司因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申请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于2019年7月25日作出(2018)黑1083民初1491号之一民事裁定,查封了包括某公元小区14号楼1单元1102室在内的部分房屋。财产保全案号为(2019)黑1083执保121号。2019年7月29日,向海林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送达了该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海林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在送达回证上加盖业务专用章并签署日期。2019年8月2日,一审法院向某房地产开发公司送达该查封裁定书,其员工王某签字。2019年7月30日,信某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某公元小区14号楼1单元1102室,面积126.01平方米,总价款226,818元。信某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左某280,000元。庭审中,信某称支付的280,000元中包括购房款、物业费、电梯费、声控灯、装修清理垃圾费、装修保证金。同日,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给信某出具了226,818元的三联单购房收据,并于当日到某房地产交易所开具商品房销售备案登记表。之后,信某自2019年8月1日起开始交纳某公元小区14号楼1单元1102室的电费、水费、取暖费等相关费用至今。2020年12月24日信某在接到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可以办理不动产权证照的通知后,到某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某公元小区14号楼1单元1102室的不动产权变更登记,并交纳契税3402.27元和住宅专项维修基金4536元。但因该房屋已被一审法院查封而未果。
黑龙江省海林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9日作出(2022)黑1083民初355号民事判决:驳回信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500元,退还给信某房屋实际价格的差价部分797.73元,余4702.27元,由信某负担。信某不服,以其对案涉房屋具有合法有效买卖合同,并已合法占有、支付合理对价为由,向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5日作出(2022)黑10民终97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后,信某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后进入再审程序,于2023年8月31日作出(2023)黑民再429号民事判决:一、撤销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黑10民终970号民事判决及海林市人民法院(2022)黑1083民初355号民事判决;二、不得执行海林市某公元小区14号楼1单元1102室房屋。海林市人民法院(2022)黑1083执异1号执行裁定于本判决生效时自动失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信某对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经查,2019年7月30日,信某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某公元小区14号楼1单元1102室,面积126.01平方米,总价款226,818元。信某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左某280,000元(包括购房款、物业费、电梯费、声控灯、装修清理垃圾费、装修保证金),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为信某出具了226,818元的三联单购房收据,并于当日到某房地产交易所开具《商品房销售备案登记表》。海林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5日作出(2018)黑1083民初1491号之一民事裁定,查封了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部分房屋,并于2019年7月29日向某不动产登记中心送达了该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2019年8月2日,海林市人民法院向某房地产开发公司送达该查封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经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 (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本案中,信某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案涉房屋《商品房买卖合同》后,亦向某房地产交易所办理商品房销售备案登记并交付了全部购房款,且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物权期待权保护情形。某不动产登记中心及某房地产交易所均系办理房屋交易及产权登记的政府工作机构。海林市人民法院向某不动产登记中心送达的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的效力尚未及于某房地产交易所。故可以认定信某签订案涉合同发生于人民法院查封之前,信某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民事权益足以排除强制执行。信某再审请求有理,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有误,再审予以纠正。
裁判要旨
案外人与被执行人就执行标的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时,虽然人民法院已向不动产登记中心送达查封裁定,但由于不动产登记中心与房地产交易所并未实现数据信息实时共享,对不动产登记中心送达的查封裁定效力尚未及于房地产交易所,故可以认定案外人与被执行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时间(与在房地产交易所进行商品房销售备案登记时间为同一天)早于人民法院的查封,案外人符合“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这一要件,有权排除法院强制执行。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第2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1条
一审:海林市人民法院(2022)黑1083民初355号民事判决(2022年6月9日)
二审: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黑10民终970号民事判决(2022年11月25日)
再审: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黑民再429号民事判决(2023年8月3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车某玲诉朱某芳相邻关系纠纷案
2024-18-2-053-001 · (2021)粤0104民初44725号 · 2024
民事 相邻关系 日常生活经验法则 相邻损害事实 现场勘验
裁判要旨: 当事人对相邻损害事实及发生原因难以自行举证证明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现场勘验、实验等方式固定证据。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以查明案件事实的,无需启动鉴定程序。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相邻关系/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相邻损害事实/现场勘验
基本案情
原告车某玲诉称:朱某芳拆除其房屋的承重墙,擅自改变厨房位置,穿墙凿洞打通电梯风井的墙体用来排放其厨房油烟,污染整个楼层,损害其身体健康。故请求判令:朱某芳将1103房承重墙恢复原来的样貌,厨房恢复到原来的位置,风井墙壁上所凿洞口封住填平。
被告朱某芳辩称:其未拆除承重墙。油烟不会对车某玲产生任何影响,油烟通风口在走廊,双方都是锁门的,油烟不可能会跑进室内。
法院经审理查明:车某玲居住的1203房与朱某芳居住的1103房为同一建筑内上下相邻的房屋。朱某芳改变1103房屋内格局,将原来的厨房变更为房间用途,在靠近入户门的客厅部分划出大概3平方米的空间作为厨房,厨房的油烟管是从靠入户门位置通向电梯旁的通风管。根据平面图可见,朱某芳拆除的墙体不属于承重墙。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7日作出(2021)粤0104民初44725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车某玲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车某玲以朱某芳改变厨房位置,排放油烟导致车某玲熏呛在内的众多损害为由,提起上诉,并申请对其遭受油烟熏呛的情况进行现场勘验和对成因进行鉴定。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现场勘验,在1103房现有厨房现场炒辣椒并打开油烟机。片刻之后,在1203房对应1103房厨房的房间内可以闻到炒辣椒的油烟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12日作出(2022)粤01民终1669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朱某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1103房的厨房恢复到原来的位置,并将通风管墙壁上凿的洞封住填平;二、驳回原告车某玲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朱某芳改变厨房位置虽然方便了自己,但是应当以不影响相邻方生活为前提。朱某芳改变厨房位置后,将厨房油烟管接入电梯旁的通风管内,根据二审现场勘验结果可知,1103房厨房所产生的油烟可以弥漫至1203房的房间内,足以对车某玲的生活造成影响,降低其居住品质。朱某芳擅自改变厨房位置并将油烟管接入非专用排烟的通风管内,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且该行为损害了相邻方车某玲的合法权益,车某玲诉请要求朱某芳将厨房恢复到原来位置以及将通风管墙壁上凿的洞封住填平,依据充分,予以支持。鉴于朱某芳拆除的不是承重墙,车某玲要求恢复承重墙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现有证据足以证明车某玲油烟熏呛与朱某芳改建厨房等行为存在关联,无需启动鉴定程序。故二审法院依法作出如上改判。
裁判要旨
当事人对相邻损害事实及发生原因难以自行举证证明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现场勘验、实验等方式固定证据。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以查明案件事实的,无需启动鉴定程序。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8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2022年修正)第105条、第124条
一审: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21)粤0104民初44725号民事判决(2021年12月27日)
二审: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01民终1669号民事判决(2022年4月1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严某诉某石油公司、王某甲等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
2024-18-2-078-001 · (2021)鲁0682民初5465号 · 2024
民事 债权人撤销权 第三人 举证责任 除斥期间
裁判要旨: 债务人在明知负有债务的情况下,通过不动产交易将房产转移登记至第三人名下,债权人以影响其债权实现为由主张撤销该房产交易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该房产交易是否实际交付购房款、债务人是否缺乏偿付能力致债权无法实现等情况进行综合认定;对于债务人不能证明该不动产系合理有偿转让的,人民法院应当撤销债务人转让不动产的行为。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债权人撤销权/第三人/举证责任/除斥期间
基本案情
原告严某诉称:2018年1月16日,被告王某甲以被告某石油公司生意周转为由,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00万元。2020年10月26日,被告王某甲、王某乙将其名下的位于莱阳市某小区0056-1-401、402号房产以127.46万元转让给第三人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被告王某甲与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王某丙系亲兄弟关系。房屋转移登记时某石油公司、王某甲正陷入大额诉讼中,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明知某石油公司、王某甲、王某乙的经营状况及债权债务纠纷的情况下仍然“购买”该不动产,存在恶意。王某甲、王某乙将房产“转让”而没有处理债务,规避债务的意图明显,且存在转让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不真实的交易等行为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故请求法院判令:1.依法撤销被告王某甲、王某乙将涉案房产转让给第三人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行为;2.将涉案房产的所有权恢复至转移登记前的状态;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诉责险等由被告承担。
被告某石油公司、被告王某甲、第三人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均未提出答辩意见。
被告王某乙辩称:第一,我方与原告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并非是原告的债务人,本案系债权人撤销权之诉,我方不是适格被告;第二,涉案房产的交易符合市场公允价格,不存在任何恶意串通,转移资产的情形;第三,涉案房产系在2020年10月26日签订合同并完成交易,原告起诉已过除斥期间,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月16日,被告某石油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向原告严某借款人民币200万元。因某石油公司未偿还上述借款,严某曾诉至莱阳市人民法院,案号为(2021)鲁0682民初5465号,要求某石油公司偿还其借款本金人民币200万元,并负担利息,同时要求被告王某甲、王某乙、王某丙、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该借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法院于2022年3月10日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某石油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严某人民币200万元及相应利息;二、被告王某甲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生效,但被告某石油公司、王某甲未履行还款义务。
在上述案件审理期间,法院依原告严某申请于2021年8月12日查封了登记在第三人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莱阳市某小区0056-1-401、402号房产。现原告以该案判决生效后,被告一直未履行偿还义务,后原告得知登记在第三人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名下的涉案房产系被告王某甲、王某乙(夫妻关系)于2020年10月26日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方式恶意转移财产、规避债务为由,诉至莱阳市人民法院请求依法裁判。
被告某石油公司系一人有限公司,股东为被告王某甲,法定代表人为王某丙,王某甲与王某丙系兄弟关系。第三人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20年7月16日登记设立,原股东为王某丙、王某丁,2021年4月19日变更股东为某供应链(济南)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王某丙,2021年12月13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某丁。
山东莱阳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3日作出(2023)鲁0682民初2467号民事判决:一、撤销被告王某甲、王某乙将其名下的位于莱阳市某小区0056-1-401、402号房产转让给第三人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行为;二、第三人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将上述第一项中的房产登记恢复至被告王某甲、王某乙名下;三、驳回原告对被告某石油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具体到本案中:
第一,虽然被告王某甲、王某乙与第三人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约定为有偿转让,购房款为127.46万元。但基于王某甲与王某丙之间的亲属关系,王某丙作为第三人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当时的股东、法定代表人,且转让登记至第三人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名下的涉案房产系住宅房,被告王某甲与王某乙依法应当提供购房款已经实际交付的证据,但被告对此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不足以认定被告王某甲、王某乙与第三人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房屋交易行为系合理有偿转让。
第二,在(2021)鲁0682民初5465号案件判决生效后,被告并未向原告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还款义务,且经查被告某石油公司、王某甲作为被执行人存在大量执行案件,缺乏偿付能力,故被告王某甲、王某乙与第三人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之间的房产转让行为在客观上影响到原告债权的实现,对原告的债权造成了损害。
第三,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虽然被告王某甲、王某乙与第三人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转移登记涉案房屋的时间是2020年10月26日,2021年8月12日法院进行财产保全时该房屋即已登记在第三人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名下,但不能以此推定原告在此时已明知该房产系由被告王某甲、王某乙转移登记至第三人名下的事实。(2021)鲁0682民初5465号民事判决于2022年6月16日生效,原告于2023年3月13日申请进行网上立案,故原告主张其在判决生效后发现被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房产转让行为,并及时提起债权人撤销之诉,未超过一年的除斥期间,合情合理,予以采信。被告某石油公司、王某甲以及第三人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传票传唤后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对自身诉讼权利的放弃,须承担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
综上,原告要求撤销被告王某甲、王某乙将涉案房产转让给第三人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债务人在明知负有债务的情况下,通过不动产交易将房产转移登记至第三人名下,债权人以影响其债权实现为由主张撤销该房产交易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该房产交易是否实际交付购房款、债务人是否缺乏偿付能力致债权无法实现等情况进行综合认定;对于债务人不能证明该不动产系合理有偿转让的,人民法院应当撤销债务人转让不动产的行为。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38条、第539条、第54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第147条
一审:山东省莱阳市人民法院(2023)鲁0682民初2467号民事判决(2023年10月13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陈某诉向某贵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2024-18-2-111-001 · (2018)渝0243民初5298号 · 2024
民事 租赁合同 房屋租赁 权利瑕疵 合同解除权 明显不公平
裁判要旨: 1.出租人履行房屋租赁合同,应当保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租赁物存在权利瑕疵并导致房屋租赁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承租人有权解除房屋租赁合同。 2.因出租人和第三人权属争议导致房屋租赁合同的解除,租赁房屋为另作其他经营活动而支出装修费用的,承租人有权要求出租人赔偿相应损失。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租赁合同/房屋租赁/权利瑕疵/合同解除权/明显不公平
基本案情
2012年9月,某地产公司与向某贵、邓某辉等拆迁户分别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及产权调换安置协议》,约定对向某贵、邓某辉等拆迁户所属房产实施产权调换拆迁。2017年10月,某地产公司与向某贵、邓某辉分别签订《门面接房协议书》,两份协议约定安置的房产为案涉同一门面房。其后,某地产公司通知向某贵、邓某辉撤销前述两份协议,并重新作出拆迁安置分配方案,将案涉门面房安置给向某贵,隔壁门面房安置给邓某辉。此后,向某贵与某地产公司办理案涉门面房交房手续并实际占有使用案涉门面房,但邓某辉以其与某地产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及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为由,主张其为案涉门面房权利人。
2018年5月1日,陈某为经营门窗业务,作为承租人与出租人向某贵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约定向某贵将案涉门面房出租给陈某。陈某已交纳保证金人民币1000元(币种下同)及第一期租金29900元。门面房交付后,陈某即开始装修。同年5月17日,案外人邓某辉以其享有讼争门面房权属为由,强行阻止陈某施工,陈某报警处理未果。后陈某再次施工装修,案外人邓某辉依旧阻止其施工,致使已耗费13225元装修费的门面被迫停止装修。2018年7月,陈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其与向某贵的案涉租赁合同,向某贵退还陈某租金并赔偿损失。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6日作出(2018)渝0243民初5298号民事判决:驳回陈某的诉讼请求。
后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提出抗诉,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发回重审。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2日作出(2020)渝0243民再2号民事判决:一、撤销(2018)渝0243民初5298号民事判决;二、确认陈某与向某贵于2018年5月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已经解除;三、向某贵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陈某房屋租金28589.32元、保证金1000元,并赔偿陈某装修损失13375元;四、驳回陈某的其余诉讼请求。宣判后,向某贵提出上诉,但在二审审理期间申请撤回上诉,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1日作出(2021)渝04民再5号民事裁定:准许向某贵撤回上诉。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依照法律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承租人承租租赁物的目的,在于使用租赁物并获得收益,出租人应当保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即要承担对租赁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包括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和权利的瑕疵担保责任。本案中出租人的权利瑕疵担保责任,是指出租人应担保不因第三人对承租人主张权利而使承租人不能依约使用、收益租赁物的责任。
本案中,向某贵与陈某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作为出租人的向某贵应对合同所涉出租门面承担权利瑕疵担保责任,但案外人邓某辉因门面权属问题多次阻止陈某装修,致使陈某一直未能顺利使用案涉门面开展经营活动,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综上,向某贵违反了出租物的瑕疵担保义务,依前述法律规定,陈某提出解除案涉租赁合同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案涉租赁合同的解除系租赁物权利瑕疵致使陈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致,陈某已为案涉门面花费装修费13375元,陈某依法有权请求向某贵赔偿。同时,依照法律规定,因第三人主张权利,致使承租人不能对租赁物使用、收益的,承租人可以要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本案中,因案外人阻挠陈某施工,陈某作为承租人自2018年5月17日起未能正常使用门面,陈某可以要求退还2018年5月17日之后的租金。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1.出租人履行房屋租赁合同,应当保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租赁物存在权利瑕疵并导致房屋租赁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承租人有权解除房屋租赁合同。
2.因出租人和第三人权属争议导致房屋租赁合同的解除,租赁房屋为另作其他经营活动而支出装修费用的,承租人有权要求出租人赔偿相应损失。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民法典》第723条、第724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28条第1款)
一审: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8)渝0243民初5298号民事判决(2019年3月26日)
再审一审: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0)渝0243民再2号民事判决(2020年12月22日)
再审二审: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1)渝04民再5号民事裁定(2021年4月2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某文化传播公司诉某文化创意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
2023-01-2-115-001 · (2020)浙0105民初7129号 · 2023
民事 建设工程合同 不动产合并起诉 管辖
裁判要旨: 当事人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相关联的其他合同一并起诉的,由于两份合同系针对同一工程项目,且同时履行,存在关联关系,原告一并起诉后,被告未提出管辖权异议且提出了反诉,在此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并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法院。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建设工程合同/不动产合并起诉/管辖
基本案情
某文化传播公司诉称,2018 年 7月 30日,某文化传播公司承揽某文化创意公司位于山东省淄博市的某能环保能源科技展厅工程项目,并与某文化创意公司签订《淄博某能新能源科技展厅施工合同》及《淄博某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企业展厅软件影片制作及硬件设备采购安装合同》。上述两份合同签订生效后,某文化传播公司按约合格履行了相关工程的合同义务,双方于2018 年 11月 7日完成项目的竣工验收及现场移交工作并进行书面签收确认。现上述两份合同约定的质量保证期均已届满,某文化创意公司累计支付合同款项人民币866040元,剩余到期未付工程款项合计人民币290360元。上述拖欠款项经某文化传播公司多次催要,某文化创意公司至今未支付,故向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15日作出(2020)浙0105民初7129号之二民事裁定:本案移送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处理。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认为移送不当,遂层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商未果,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7日作出(2022)最高法民辖77号民事裁定:本案由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审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本案中,某文化传播公司依据与某文化创意公司签订的《淄博某能新能源科技展厅施工合同》《淄博某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企业展厅软件影片制作及硬件设备采购安装合同》提起诉讼,两份合同针对同一工程项目,且同时履行,存在关联关系。其中《淄博某能新能源科技展厅施工合同》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此本案应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本案工程项目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尽管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开庭审理,且某文化创意公司也提出了反诉,但因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管辖本案违反专属管辖的规定,故将本案移送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法院处理并无不当。
裁判要旨
当事人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相关联的其他合同一并起诉的,由于两份合同系针对同一工程项目,且同时履行,存在关联关系,原告一并起诉后,被告未提出管辖权异议且提出了反诉,在此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并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法院。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4条(本案适用的是2021年12月24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28条第2款
移送管辖: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2020)浙0105民初7129号之二民事裁定(2021年6月15日)
指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辖77号民事裁定(2022年5月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蔡某某诉南京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
2023-01-2-115-002 · (2021)最高法民辖59号 · 2023
民事 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 指定管辖
裁判要旨: 当事人因履行装饰装修合同发生纠纷,应当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指定管辖
基本案情
蔡某某起诉称,2019年9月,蔡某某与南京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南京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为蔡某某位于安徽省和县的某小区的房屋进行装修。合同还约定,发生争议,可向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起诉。后蔡某某按约支付了部分合同款,但南京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并未开始实质性装修工作,请求判令解除合同、返还预付装修款等。
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认为,2020年7月20日,双方签订合同解除书,协议解除案涉合同,合同未实际履行,双方的住所地均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本案应当由南京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江北新区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故于2020年11月23日裁定将本案移送江苏省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处理。江苏省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认为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裁定移送不当,遂层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案涉工程在安徽省和县,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作为不动产所在地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经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商未果,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7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辖59号民事裁定:本案由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审理。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系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该款规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限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还应当包括该项下的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装饰装修合同纠纷等其他与建设工程施工相关的纠纷。故本案应当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作为不动产所在地法院,将有管辖权的案件移送江苏省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处理不当,应当予以纠正。
裁判要旨
当事人因履行装饰装修合同发生纠纷,应当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4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3条)
指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辖59号民事裁定(2021年12月1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北京某空间展示有限公司诉上海某薄膜发电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
2023-01-2-115-003 · (2019)皖0202民初70号 · 2023
民事 装饰装修合同 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
裁判要旨: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限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还应包括该项下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纠纷、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装饰装修合同纠纷等其他与建设工程施工相关的纠纷。因此,当事人因履行装饰装修合同发生纠纷,应当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装饰装修合同/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
基本案情
北京某空间展示有限公司诉称,2014年2月,北京某空间展示有限公司以第三人名义与上海某薄膜发电有限公司签订《汉某芜湖体验店展厅设计规划、装修装饰合同》,约定北京某空间展示有限公司以第三人名义承接上海某薄膜发电有限公司的装修工程。北京某空间展示有限公司已依约履行合同义务,上海某薄膜发电有限公司仅支付部分工程价款。故诉至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上海某薄膜发电有限公司向北京某空间展示有限公司支付拖欠的工程价款及逾期付款利息。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以案涉《某芜湖体验店展厅设计规划、装修装饰合同》有协议管辖为由,于2019年2月14日作出(2019)皖0202民初70号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至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处理。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认为移送不当,逐级报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商未果,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4日作出(2020)最高法民辖93号民事裁定:本案由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审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本条规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限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还应当包括该项下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纠纷、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装饰装修合同纠纷等其他与建设工程施工相关的纠纷。本案案由为装饰装修合同纠纷,应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属专属管辖情形,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案涉合同中的协议管辖条款因违反专属管辖规定而无效,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案涉工程位于芜湖市镜湖区长江路,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裁判要旨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限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项下的第四级案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还应包括该项下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纠纷、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装饰装修合同纠纷等其他与建设工程施工相关的纠纷。因此,当事人因履行装饰装修合同发生纠纷,应当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4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6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3条)
移送管辖: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2019)皖0202民初70号民事裁定(2019年2月14日)
指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辖93号民事裁定(2020年12月2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凌某某诉江苏某建设有限公司、青岛某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
2023-01-2-115-004 · (2019)鲁02民初2245号 · 2023
民事诉讼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起诉条件 优先受偿权
裁判要旨: 建设工程承包人、实际施工人已经就工程价款结算达成协议,实际施工人以承包人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支付工程价款及确认在建设工程折价或拍卖价款在工程款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至于实际施工人关于支付工程价款及优先受偿权的请求应否支持,需由人民法院实体审理认定并作出判决。被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存在实质异议,不影响原告依法提起诉讼的权利。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诉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起诉条件/优先受偿权
基本案情
原告凌某某请求判令:一、江苏某建设有限公司支付凌某某建筑工程款8213.18万元及利息(自2019年8月17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日息万分之二计算),青岛某置业有限公司对上述建筑工程款及约定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确认凌某某对某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在人民币8500万元内享有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江苏某建设有限公司、青岛某置业有限公司承担。
法院经审理查明:凌某武、江苏某建设有限公司、青岛某置业有限公司一致认可其三方分别作为甲、乙、丙方,共同签订了《青岛舜宁国际广场项目土建内部承包协议书》,约定由凌某武负责江苏某建设有限公司施工总承包的某广场土建的具体施工任务。三方一致认可,2019年7月5日,江苏某建设有限公司(甲方施工总承包方)与凌某武(乙方项目实际施工人)、青岛某置业有限公司(丙方建设单位及担保方)共同签订《项目部内部结算及解除协议》,约定工程价款结算方式及违约责任。凌某武、江苏某建设有限公司、青岛某置业有限公司于本案诉讼过程中一致认可涉案工程基础部分已经完成验收备案,且工程已经交付给青岛某置业有限公司;一致认可尚欠付工程款的事实以及工程款起算利息的时间为自2019年7月5日起30个工作日,即2019年8月17日。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12日作出(2019)鲁02民初2245号民事裁定:驳回凌某某的起诉。案件受理费454271元,退还给凌某某。宣判后,凌某某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9日作出(2020)鲁民终2013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宣判后,凌某某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8日作出(2020)最高法民申6957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0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再201号民事裁定:一、撤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终2013号民事裁定及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2民初2245号民事裁定;二、指令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凌某某提起的本案诉讼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及是否具有诉的利益。《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凌某某基于其与江苏某建设有限公司、青岛某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内部施工承包协议》《项目部内部结算及解除协议》,提起本案诉讼。凌某某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被告是江苏某建设有限公司、青岛某置业有限公司,系合同的相对方。凌某某诉请支付案涉工程价款8213.18万元、利息及确认优先受偿权,凌某某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其提起的本案诉讼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此外,凌某某主张江苏某建设有限公司、青岛某置业有限公司未适当履行《项目部内部结算及解除协议》,请求就案涉工程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其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需在实体审理中进一步审理认定。一、二审法院认为“青岛某置业有限公司、江苏某建设有限公司对凌某某诉求亦未提出实质性的异议,因此双方之间并无实质性的纠纷,双方可依法自行履行”,并以此驳回凌某某的起诉显属不当。
裁判要旨
建设工程承包人、实际施工人已经就工程价款结算达成协议,实际施工人以承包人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支付工程价款及确认在建设工程折价或拍卖价款在工程款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至于实际施工人关于支付工程价款及优先受偿权的请求应否支持,需由人民法院实体审理认定并作出判决。被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存在实质异议,不影响原告依法提起诉讼的权利。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年修正)第122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
一审: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2民初2245号民事裁定(2020年5月12日)
二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鲁民终2013号民事裁定(2020年8月19日)
再审审查: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6957号民事裁定(2021年3月18日)
再审审查: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再201号民事裁定(2021年12月2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上海某某建设公司诉某某医疗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23-07-2-115-001 · (2016)沪01民终1538号 · 2023
民事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甩项工程 工程款支付条件
裁判要旨: 工程甩项后,发包人无权以未竣工验收为由拒付工程款。对于甩项工程,特别是承发包双方对工程验收以及工程款支付没有明确约定的甩项工程,工程未竣工验收不应作为工程款支付的阻却条件。应当结合双方将工程送审、退还履约保证金等行为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而判断工程款支付条件是否成就。一般情况下,竣工验收是工程款结算的前提。工程验收合格的承包人有权主张工程款,验收不合格则无权主张工程款。但在工程甩项的情况下,工程后续施工及最终的竣工验收超出了承包人所能支配的范围,以工程竣工验收作为工程款的支付条件将会无限期拖延工程款支付,给承包人造成较大损失。实践中,甩项工程的发包人往往以工程未竣工验收为由拖延支付工程款,承包人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因此,对于甩项工程应当通过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行判断,而非仅以验收作为支付工程款的条件。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甩项工程/工程款支付条件
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某某建设公司诉称:2012年5月6日,原、被告签订《医用手套、检查手套机安全手套生产投资建设项目总包施工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严格按合同约定组织施工,由于施工图纸修改、被告指定分包单位钢结构及水电安装等原因导致工期拖延。2013年9月10日,因原告要求,原、被告签订《工程甩项签证》,约定由于施工图纸和修改等等原因,对合同中未完的部分工作进行签证结算。另经被告验收,原告施工工程质量符合约定,被告退还了原告之前支付的履约保证金人民币1,000,000元。2013年11月17日,原告向被告提交《工程结算清单》,工程造价为23,198,005元。经原告多次催促,2014年1月8日,被告委托审价单位对原告施工的案涉工程造价进行审价,并与审价单位签订《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原告对此予以同意。后原、被告与审价单位就审价中相关问题进行多次会商,并出具了相关工作会商纪要,因被告多次反复,2014年7月16日审价单位才出具《工程审价审定单》,并同时送达原、被告双方。虽然审定数额偏低,但是原告为了尽快结清工程款,仍对审定单予以了盖章确认,但被告经审价单位多次催促,一直未予确认。审价单位审定工程总造价为18,710,294元,扣除被告已支付工程款13,181,348元,尚余5,528,946元未付。因被告在原告多次催讨后仍未支付,故起诉请求:(1)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5,528,946元及利息损失(以未付款为基数,自2013年9月10日起至法院判决确定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5年9月17日为645,028.34元);(2)确认原告在被告欠付的第1项诉请所述工程范围内,对本案工程的折价或拍卖、变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被告某某医疗公司辩称:案涉工程至今没有通过竣工验收,工程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无法确认;因工程存在外墙裂缝、梁柱漏钢筋、屋面漏水渗水、1号生产车间原料池漏水等质量问题,验收通过方可结算,故请求先行对案涉工程质量进行鉴定。工程未经验收合格,审价没有意义;被告委托审价是考虑原告利益,竣工验收可与审价同时进行以缩短时间;审价单位具有相应资质无异议,但审价所依据的计价原则与计价方式违反了双方合同的约定;甩项签证金额应予扣除,己方也未对《工程审价审定单》盖章确认。因此,审价报告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有效证据,原告诉请工程款及利息损失没有依据。对于原告提供的全部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至于被告已付工程款金额尚须核实。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企业。2012年5月6日,承包人原告与发包人被告签订《某某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医用手套、检查手套机安全手套生产投资建设项目总包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案涉合同)。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医用手套、检查手套及安全手套生产建设项目(一期);工程内容为1#生产车间、2#仓库的15-22轴线、南北门卫的土建等工程(以下简称案涉工程)施工;按照发包方提供的工程量清单内容、承包方总包干造价为15,860,000元,合同价款的其他调整因素等由合同第二部分第23条另行约定。合同第二部分,第5.3条:发包人派驻施工场地履行合同的代表为袁某某,职权为申办与施工有关的各类手续、证件;根据有关标准,规范和涉及的要求,对工程设备、材料和施工质量进行检验;执行工程施工合同、监理合同,对承包人履行合同的情况进行检查、监督;组织协调工程建设有关单位的关系;工程业务联系单的签证;检查、监督工程施工的进度;在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范围内,工程款支付的审核和签认;管理、监督现场安全、文明施工;以书面形式委托的在授权范围其他职权。第15.2条:双方对质量有争议,由双方同意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鉴定……。第24条:本工程无预付款,履约保证金为1,000,000元,在合同签订生效时支付;工程开工基础完成一周内返还500,000元,剩余的50%等合同规定的工程竣工,经过双方内部验收通过后一周内退回。第26条:各项合同内工程经过业主验收后二周内,发包人支付至完工工程核实工程量80%的工程款;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交合同内规定的各单项工程的施工方竣工资料,工程决算在三个月内审定;工程余款在24个月之内由发包方分期支付至决算总价的98%,剩余的2%作为质量保证金在竣工后三年内付清;发包人超过约定的支付时间不支付进度款,可与承包人协商签订延期付款协议,经承包人同意后可延期支付,延期支付工程款超过二周后将按照银行同期贷款至基准利息的两倍计算利息。第27.1条:发包人制定分包项目为桩基工程、钢结构安装工程、水电及设备安装工程。第32.7条:因特殊原因,发包人要求部分单位工程或工程部位甩项竣工的,双方另行签订甩项竣工协议,明确双方责任和工程实际结算价款支付方法。第33.1条: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经发包人认可合格后28天内,承包人向发包人递交竣工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双方按合同条款进行工程结算;审计时间在三个月以内完成。
合同签订后,2012年8月24日、2012年11月8日及2013年1月5日,原告分别向被告发送了工程部分停工备忘录、工作联系单,就工程图纸修改及指定分包项目影响工程进度予以说明。2013年9月10日,由于施工图纸和修改等原因,对合同中未完成的部分工作进行签证结算二双方签订《工程甩项签证》。2013年11月13日,原告制作案涉工程《决算书》,决算工程总造价为23,198,005元,并于2013年11月17日送交被告。2014年1月8日,被告委托上海某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下称审价单位)对案涉工程进行审价,并与之签订《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袁某某作为被告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字。2014年1月22日,被告召集审价单位及与原告,对案涉工程审价事宜进行工作会商,各方对于审价依据、范围、方式等等事项予以明确。2014年6月,被告方袁某某召集审价单位及原告对审价初稿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会商,并严明已包含了所有问题,以后不再调整。2014年7月16日,审价单位出具工程审价审定单,审定结算总造价为18,710,294元,原告同意并盖章予以确认,但被告未予盖章确认。2015年5月5日,审价单位出具关于要求医用手套、检查手套及安全手套生产建设项目审价初稿意见回复函,要求被告接函后15日内就2014年7月16日发出的初稿文件给予书面回复,反之将视认可,将直接出具正式审价报告,2015年4月22日、2015年5月14日,原告要求被告对案涉工程审价进行审定并发送了函及律师函。2015年8月26日,审价单位对案涉工程出具《审价报告》,审定结论同2014年7月16日审定造价。
审理中,原、被告对审价单位具有相应资质均无异议,并双方确认案涉工程于2012年5月28日开工,原告施工至2013年9月10日双方签订《工程甩项签证》止,之后双方对于如何对已完工程结算及支付工程价款未另行签订协议;被告已将合同约定的履约保证金全部退还原告。原告另称,被告全部退还履约保证金印证了被告已接收工程并对工程质量不持异议;被告对原告的单方结算持异议而主动委托审价,其间又拖延时间致审价报告迟迟不能作出,无非为了拖延支付工程价款,故对被告的质量鉴定申请表示不予同意,同时请求法院对被告申请不予准许;双方在签订《工程甩项签证》后未对支付工程价款作出约定,被告应依法于交付工程之日支付工程价款。被告另称,双方签订《甩项工程签证》后至今甩项工程未全部完工,工程也未经验收;案涉合同对于袁某某的职权已作约定,其无权在审价过程中签署会商纪要;正因被告对案涉工程质量持有异议,故该审价其实也无意义,被告当然对工程审价审定单不予认可。另,庭审后,原告向本预案提交了其资质证书及已付款相关凭证;被告向法院提交了工程质量鉴定申请书及案涉工程现状的照片,但在其承诺的5天时间里未对其已付原告工程款金额的核实情况告知法院。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8日作出(2015)金民三(民)初字第2896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某某医疗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某某建设公司工程价款人民币5,528,945元及利息损失(以人民币5,528,945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1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履行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二、原告上海某某建设公司可就其完成的被告某某医疗公司1#生产车间、2#仓库的15-22轴线、南北门卫的土建(甩项签证部分除外)工程部分的拍卖或折价款行使优先受偿权,受偿范围限于工程价款人民币5,528,945元。宣判后,某某医疗公司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30日作出(2016)沪01民终153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包括:一是质量异议是否是本案处理的前提;二是工程价款及利息损失的认定。
关于质量异议是否是本案处理的前提。甩项工程是指某个单位工程,因急于交付使用,把按照施工图要求还没有完成的某些工程细目甩下,对整个单位工程先行验收,甩下的工程细目称为甩项工程。首先,双方签署甩项签证的行为表明,原告已将甩项工程外的案涉工程施工完毕并交付。其次,合同约定工程竣工后经双方内部验收通过退回剩余履约保证金,以及验收在前、尔后结算。从被告已退还原告剩余的履约保证金、原告制作结算并送达被告,以及被告主动委托审价等情形可以看出,双方已经进入结算阶段。案涉工程仅为被告建设工程中的一期,且其中甩项工程至今仍未完工。因被告接收案涉工程,工程质量可视为合格,人民法院对被告以未经验收通过为由拒付工程价款的抗辩不予采纳。至于被告庭后提出的有关工程质量问题可依据合同及相关法律规定另行处理。
关于工程价款及利息损失。双方结算过程表明,被告在对原告单方结算持有异议后主动委托了审价单位审价;在审价过程中,作为委托代理人袁某某之行为符合合同约定的“以书面形式委托的在授权范围其它职权”,其行为对被告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对于审价单位资质均无异议,经人民法院审查也未有不妥。双方在审价过程中对于审价依据、范围、方式等事项予以明确并适时进行了调整,已达成如何结算的一致意见。被告以工程未通过验收、审价无意义、审价依据与合同不符,以及未扣除甩项签证部分价款等异议不能成立。在审价单位及原告的催告下,被告无理由地未在工程审价审定单上盖章确认,对审价过程漫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综上,鉴于被告委托审价,接受审价的单位具有相应资质,审价单位依据合同约定及时采纳双方的一致意见,遵守和采用相关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结合案涉工程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审价报告应予采纳,案涉工程总价款为18,710,294元。因被告在承诺的时间内对其已付工程款的金额未予回应,经法院释明后应视为默认,故确认被告已支付原告工程价款为13,481,349元(该金额为原告庭后提交付款凭证确认金额,与原告诉状所述金额多了1元)。据此,人民法院确认被告尚欠原告工程价款5,528,945元。案涉合同既约定了进度款的支付,同时也约定了特殊情形的处理,即甩项竣工的情形。双方签署甩项签证,而未另行签订甩项竣工协议,致使双方责任和工程实际结算价款的支付方法不明确。合同约定的进度款的支付时间节点及相应比例等均与竣工相关,而案涉工程至今未竣工,该约定已无适用余地。甩项竣工,应视双方对原合同约定的工程范围的变更,并以已完工程现状作为结算依据。考虑到工程总造价尚未确定、案涉合同约定了一定的审价期以及审价过程漫长、双方对案涉工程审价要素均无异议、以及审定金额与审价结论相同且被告拒绝审定的日期即2014年7月16日,可视双方已结算完毕,被告理应支付工程款。原告对利息损失主张的标准低于合同约定,系自行处分权利。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计算起始日由人民法院调整至视为双方结算完毕之日。被告在审价单位初审出具审定单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对审价单位及原告的催告不予理会的行为有失诚信,理应承担利息损失。
至于原告主张的优先受偿权问题。建设工程发包人未按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格优先受偿。原告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没有过错,鉴于案涉工程至今未竣工,工程总造价于2015年8月26日方最终确定,原告在法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享有优先受偿权,被告并无异议,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此外,优先受偿的建设工程款包括承包人为建设工程应当支付的工作人员报酬、材料款等实际支出的费用,不包括利息和因发包人违约所造成的损失。故本案中原告行使优先受偿权的范围限于工程款5,528,945元。
裁判要旨
工程甩项后,发包人无权以未竣工验收为由拒付工程款。对于甩项工程,特别是承发包双方对工程验收以及工程款支付没有明确约定的甩项工程,工程未竣工验收不应作为工程款支付的阻却条件。应当结合双方将工程送审、退还履约保证金等行为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而判断工程款支付条件是否成就。一般情况下,竣工验收是工程款结算的前提。工程验收合格的承包人有权主张工程款,验收不合格则无权主张工程款。但在工程甩项的情况下,工程后续施工及最终的竣工验收超出了承包人所能支配的范围,以工程竣工验收作为工程款的支付条件将会无限期拖延工程款支付,给承包人造成较大损失。实践中,甩项工程的发包人往往以工程未竣工验收为由拖延支付工程款,承包人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因此,对于甩项工程应当通过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进行判断,而非仅以验收作为支付工程款的条件。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07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8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19条
一审: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15)金民三(民)初字第2896号民事判决(2015年12月28日)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1民终1538号民事判决(2016年03月3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上海某某公司诉南通某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
2023-07-2-115-002 · (2020)沪0115民初27070号 · 2023
民事 装饰装修合同 挂靠 合同无效 付款责任
裁判要旨: 被挂靠人是对外从事法律行为的名义主体,其不仅是付款义务的承担者,也是主张应得款项的权利主体。被挂靠人有义务积极追讨合同项下的工程款,而不应以挂靠为由拒绝承担义务。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装饰装修合同/挂靠/合同无效/付款责任
基本案情
2016年4月28日,南通某某公司及其分公司作为承包方,与作为发包方的丙公司签订了《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合同加盖南通某某公司印章。合同约定,由南通某某公司承接酒店室内装饰工程,该公司指派宋某为其驻工地代表并出具授权书委托宋某为其合法代理人。
2016年8月23日,上海某某公司作为承包方、南通某某公司作为发包方签订了《内部承包合同》,合同落款处加盖了南通某某公司项目专用章,并有宋某签字。
2019年7月24日,宋某曾向公安机关出具情况说明,认可挂靠南通某某公司签订施工协议以及私刻南通某某公司公章及项目专用章的事实,并称上海某某公司知晓私刻上述印章事实。
各方进行结算后,尚欠上海某某公司部分工程款,上海某某公司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南通某某公司支付工程款767,145.15元。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4日作出(2020)沪0115民初2707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海某某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上海某某公司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3日作出(2021)沪01民终1830号民事判决,认定挂靠关系是发生在南通某某公司与宋某之间的内部关系,对外并不具有约束力,南通某某公司作为合同主体对外仍应承担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遂判决: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27070号民事判决;二、南通某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海某某公司工程款767,145.15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丙公司和南通某某公司签订了《建筑装饰工程施工合同》,宋某是南通某某公司指派的驻工地代表及合法代理人,挂靠关系是发生在其与宋某之间的内部关系,对外并不具有约束力,南通某某公司作为合同主体对外仍应承担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南通某某公司将其中部分工程分包给上海某某公司施工,虽然南通某某公司主张该合同上加盖的印章系宋某私刻,但工程系以南通某某公司名义承接,宋某持南通某某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也是南通某某公司驻工地代表、负责合同履行。南通某某公司确认其与宋某之间系挂靠关系,即使其未参与工程的施工、管理,宋某也具有相应的代理权,其对外以南通某某公司名义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对南通某某公司具有约束力,应由南通某某公司承担责任。《班组应付款协议》中关于南通某某公司如何付款仅是双方对具体付款流程作出的约定,协议内容并不能体现各施工班组明确表示放弃向总包方南通某某公司主张工程款的权利。故南通某某公司应向上海某某公司支付相应工程款。
裁判要旨
被挂靠人是对外从事法律行为的名义主体,其不仅是付款义务的承担者,也是主张应得款项的权利主体。被挂靠人有义务积极追讨合同项下的工程款,而不应以挂靠为由拒绝承担义务。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9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12条、第2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1条
一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5民初27070号民事判决(2020年11月04日)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1民终1830号民事判决(2021年06月03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弋某某诉某进出口贸易公司、新疆某建工集团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23-07-2-115-003 · (2015)图民初字第499号 · 2023
民事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挂靠 事实合同 实际施工人
裁判要旨: 发包方发包工程项目时,明知实际施工人无建筑资质,系挂靠于有资质的单位,发包方虽未与实际施工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同意由实际施工人施工,并接收实际施工人缴纳保证金,双方已形成施工合同关系,应由发包方向实际施工人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挂靠/事实合同/实际施工人
基本案情
原告弋某某诉称:原告承建工程后陆续向被告某进出口公司交纳履约保证金1000000元,并组织工人和机械,以包工包料的形式按图纸施工。施工过程中,被告某进出口公司、新疆某建工集团公司及监理单位对原告施工的内容及价格进行了确认。被告某进出口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在2014年11月12日前先支付100万元工程款,但时至今日,被告某进出口公司未向原告支付任何工程款,对于原告的履约保证金也未退还。故请求判令:一、判令被告某进出口公司、新疆某建工集团公司向原告支付工程款2669155.8元;二、判令被告某进出口贸易公司、新疆某建工集团公司向原告赔偿损失48万元;三、判令被告某进出口贸易公司向原告退还履约保证金100万元;四、判令被告某进出口贸易公司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1374046.93元;五、判令被告某进出口贸易公司以4149155.8元为基数,自2022年8月2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息。
被告某进出口贸易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
被告新疆某建工集团公司辩称:一、原告所称的案涉工程图木舒克市某深加工项目并未实施,被告新疆某建工集团公司及图木舒克市分公司注销前从未就本案案涉工程与他方签订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也没有实际施工,与原告也无任何经济往来。原告诉求被告新疆某建工集团公司承担支付工程款及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原告对被告新疆某建工集团公司的诉讼请求。二、依据(2015)图民初字第499号民事判决书和(2016)兵03民终6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和确认的事实。本案案涉工程的相对方是图木舒克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被告某进出口贸易公司,与被告新疆某建工集团公司无任何关系。三、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与被告新疆某建工集团公司没有关系,原告实际施工人身份的形成,并非是依据对案涉工程的转包,而是基于个人直接承揽被告某进出口公司的工程形成,因此其向被告新疆某建工集团公司主张所谓工程款没有法律依据。四、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应当驳回。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5月2日,图木舒克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某进出口贸易公司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因图木舒克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没有建筑施工资质,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后由图木舒克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原告挂靠在被告新疆某建工集团公司成立的图木舒克市分公司,由原告实际施工该项目。原告承建工程后,陆续向被告某进出口公司交纳履约保证金100万元,并进行了施工。施工过程中,被告某进出口贸易公司及监理单位对原告施工的内容及价格进行了确认。后因被告某进出口公司的资金不到位导致原告停工。经计算原告已施工的工程总造价为2669155.8元。2014年11月6日,被告某进出口贸易公司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在2014年11月12日前支付100万元工程款,但被告某进出口贸易公司至今未向原告支付工程款,对于原告缴纳的履约保证金也未退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图木休克垦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5日作出(2023)兵0302民初29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某进出口贸易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弋某某工程款2669155.8元;二、被告某进出口贸易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退还履约保证金100万元;三、被告某进出口贸易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弋某某利息1205171.92元;四、被告某进出口贸易公司支付原告弋某某逾期付款利息,以3669155.8元为基数,按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65%,自2022年8月21日计算至实际支付止;五、驳回原告弋某某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原、被告未提起上诉,判决已生效。
裁判理由
原告弋某某与被告某进出口公司虽未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合同关系,被告在图木舒克市发包某深加工项目,原告系该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对项目进行了部分施工,后因被告某进出口公司的资金不到位导致原告停工。经工程量签证单确认,原告已施工的工程价款为2669155.8元。故对原告主张被告某进出口公司向原告支付工程款2669155.8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对原告主张被告某进出口公司向原告赔偿损失48万元,因原告仅提供证人陈某某出庭所做的证言,且无其他证据与其相互印证,无法证实被告对其造成损失为48万元,故对该项诉请,不予支持。对原告主张被告某进出口公司向原告退还履约保证金100万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对原告主张被告新疆某建工集团公司支付工程款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因本案中,被告新疆某建工集团公司并未实际参与案涉工程的承建,且未进行实际施工,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请,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发包方发包工程项目时,明知实际施工人无建筑资质,系挂靠于有资质的单位,发包方虽未与实际施工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但同意由实际施工人施工,并接收实际施工人缴纳保证金,双方已形成施工合同关系,应由发包方向实际施工人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9条、第577条、第579条(本案适用的是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第107条、第10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26条
一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图木休克垦区人民法院(2023)兵0302民初29号民事判决(2023年05月2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某工程公司诉某冶金公司、某建设公司、某国资管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23-07-2-115-004 · (2019)豫民终1441号 · 2023
民事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发包人身份 实际施工人 合同相对性
裁判要旨: 基于对实际施工人合法权益保障的考虑,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有限地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符合客观实际。鉴于BT建设模式下法律主体众多,相较于一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其特殊性,在实践中是否认定BT项目的投资建设方的发包人身份存在争议,从而对实际施工人付款责任主体的认定产生影响。本案BT项目的投资建设方在整个项目中承担融资、项目管理及施工建设等多重角色,实际上承担了类似于发包人的职能,故实际施工人可诉请BT项目的投资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包人身份/实际施工人/合同相对性
基本案情
某工程公司诉称:案涉七标段工程系由某国资管理公司以BT方式承包给某冶金公司。某冶金公司与某建设公司签订《分包合同》,将工程全部转包给某建设公司施工。由于某建设公司并无投资能力,便以全额垫资方式将案涉工程承包给某工程公司施工,《承包合同》约定的工程款支付方式系根据《BT合同》约定的回购款支付方式所确定。因某建设公司擅自分包案涉工程引发争议,经多方协调,某建设公司与某工程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二》,解除《承包合同》。截至2017年8月,某国资管理公司支付给某冶金公司的工程款为35000万元,付款比例达到《分包合同》约定工程暂定总价款的53%。某冶金公司已按约定支付给了某建设公司,但某建设公司和某冶金公司仅向某工程公司支付了2700万元工程款。经核算,某工程公司已完成的案涉工程造价为133511364元(最终以司法鉴定为准)。根据合同约定,某建设公司应向某工程公司支付应付工程款为97592541.6元,扣除已付款2700万元,还应向某工程公司支付工程款70592541.6元。某工程公司认为,某冶金公司与某建设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依法应属无效合同。某建设公司在《承包合同》解除后恶意拖延结算,拒绝按约定向某工程公司支付工程款,应依法承担逾期付款责任。某冶金公司违法转包工程,并违反承诺,应与某建设公司共同向某工程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故请求判令:1.某建设公司支付某工程公司工程款70592541.6元,向某工程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1535387元;2.某冶金公司对某建设公司欠付某工程公司的工程款本息承担连带支付责任;3.某国资管理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向某工程公司承担付款责任;4.某建设公司、某冶金公司、某国资管理公司承担本案诉讼、鉴定、保全等费用。
某建设公司辩称:(一)案涉《BT合同》、《分包合同》、《承包合同》均合法有效。(二)某工程公司请求某建设公司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
某冶金公司辩称:(一)某冶金公司与某国资管理公司之间签订的《BT合同》、某冶金公司与某建设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均合法有效。(二)某工程公司与某建设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形式上为劳务分包,实质上属于专业分包。(三)某冶金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某工程公司主张某冶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四)某冶金公司从未与某工程公司进行过工程结算,某工程公司提供的工程量范围确认单等证明材料不能作为证明本案工程量的依据。(五)案涉七标段工程各单项工程均未全部竣工,尚不具备工程款结算条件。(六)某工程公司与某建设公司之间签订的《补充协议二》第五条关于业主继续提供借款,某建设公司继续按同比例向某工程公司付款的约定应当无效。综上,请求驳回某工程公司对某冶金公司的诉讼请求。
某国资管理公司辩称:其和某工程公司未签订合同,依据合同相对性,某国资管理公司不承担责任,且某工程公司不是实际施工人,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综上,请求驳回某工程公司对某国资管理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9日,某冶金公司作为投资人、某国资管理公司作为回购人,就案涉某道路工程七标段签订《BT合同》。2014年9月26日,某冶金公司作为总承包方、某冶金公司第一分公司作受托管理方、某建设公司作为分包方签订《分包合同》及《补充条款》。2014年10月12日,某建设公司与某工程公司就案涉工程的土石方工程签订《承包合同》。合同约定,案涉工程项目整体竣工验收并移交之日起四个月内,某建设公司将某工程公司应得工程价款的70%支付给某工程公司。某建设公司逾期支付工程款则应以某工程公司应得价款为计算基数,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200%的年利率向某工程公司支付利息。工程整体完工后四个月内未通过验收的,视为某建设公司付款期限已到,某建设公司应在到期日起按应支付某工程公司工程款为基数,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200%的年利率向某工程公司支付利息。工程项目整体竣工验收并移交之日起十六个月内,某建设公司支付给某工程公司应得工程价款的30%(至此付清全部工程款)。合同约定付款期限届满之前,某工程公司应确保垫资施工。2015年1月,双方就新增部分工程量签订《补充协议》。
2015年9月15日,某国资管理公司与某冶金公司签订《〈BT合同〉补充协议》,双方就某国资管理公司提前支付回购款对应的计算利率标准、计算期间及抵扣方式达成一致意见。
2016年10月2日,某建设公司郑州分公司与某工程公司就《承包合同》终止履行及其相关事宜签订《补充协议二》,约定本次确认的工程量仅作为参考,最终以业主与某冶金公司决算工程量(涉及某工程公司已完工工程量部分)的数据为准。2016年10月6日,某工程公司、某建设公司郑州分公司共同出具《证明》,就相关联系单据予以核实确认。
2016年10月13日,某建设公司郑州分公司、某工程公司共同委托某建设公司法定代表人指定第三方结算。
2017年1月19日,某国资管理公司与某冶金公司签订《〈BT合同〉补充协议(二)》,就工程价款政府审定单位、回购款的计算调整和支付、回购的范围及金额、回购期限等进行了变更约定。
2016年1月12日,某国资管理公司、某冶金公司及设计单位、勘察单位、监理单位共同对工程进行验收,工程竣工验收合格。2017年4月13日至2018年11月15日,各路段相继验收合格。
截至2019年1月28日,某国资管理公司共向某冶金公司付款39743.148684万元,其中回购款29207.9176万元,借款10535.231084万元。截至2020年1月15日,某建设公司已收到某冶金公司案涉工程款41305.148683万元。某工程公司自认收到工程款共计2700万元。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26日一审判决:(一)某建设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某工程公司工程款51756705元及利息(利息以51756705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9年1月28日计算至工程款本息清偿之日止);(二)某冶金公司对某建设公司工程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某工程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某工程公司、某建设公司、某冶金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30日作出(2019)豫民终1441号民事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三项;(二)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为某建设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某工程公司工程款53607180元及利息(利息以5360718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8日起计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工程款支付完毕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变更一审判决第二项为某冶金公司在53607180元及利息(计算依据同判决第二项)范围内承担支付责任。某冶金公司不服二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九项、第十一项,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9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申1513号民事裁定,驳回某冶金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就某冶金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裁定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该规定并未明确转包方、违法分包方是否应对实际施工人承担清偿责任,且BT合同中投资人地位较之一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地位具有特殊性。现某冶公司未足额支付某建设公司工程款,二审判决基于对实际施工人合法权益保障的考虑,根据公平原则,判令某冶公司在某建设公司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某工程公司承担责任,并不会损害某冶公司的权益。二审判决判令某冶公司在某建设公司欠付某工程公司工程款53607180元范围内承担付款责任并无不当,某冶公司该项主张不能成立。
裁判要旨
基于对实际施工人合法权益保障的考虑,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有限地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符合客观实际。鉴于BT建设模式下法律主体众多,相较于一般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有其特殊性,在实践中是否认定BT项目的投资建设方的发包人身份存在争议,从而对实际施工人付款责任主体的认定产生影响。本案BT项目的投资建设方在整个项目中承担融资、项目管理及施工建设等多重角色,实际上承担了类似于发包人的职能,故实际施工人可诉请BT项目的投资人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43条(本案适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6条)
一审: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01民初5103号民事判决(2019年07月26日)
二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豫民终1441号民事判决(2020年06月30日)
再审审查: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1513号民事裁定(2021年09月2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海某建设公司诉丰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23-07-2-115-006 · (2019)晋08民初104号 · 2023
民事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协议折价支付工程款
裁判要旨: 建设工程质量合格的,承包人可自发包人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起在法定期限内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的方式包含协议折价或申请人民法院拍卖等。承包方与发包方在结算协议中约定以部分房屋折价支付工程价款的,该约定构成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协议折价支付工程款
基本案情
海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某建设公司)是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建筑企业,山西丰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丰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为房地产开发企业。2012年12月10日双方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协议,丰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为发包单位,海某建设公司为承包单位,协议主要内容:案涉工程造价约9000万元,以实际结算为准,工程质量标准为合格(符合国家标准),争创优质;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总承包);工期为2012年12月20日至2014年12月20日,协议还约定了工程价款支付方式、验收结算、竣工等内容。海某建设公司按协议进场施工完工后,对案涉项目1#、2#楼、C区商铺进行了验收,竣工验收证明书有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勘察单位、施工单位加盖公章确认。2015年12月,海某建设公司、丰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了工程结算,双方确认最终工程结算总价为7096万元。
2016年1月9日双方达成协议,主要约定:丰某房地产开发公司2016年元月支付300万元,2016年8月1日前支付100万元;其余2689.31万元抵房,预留工程保证金359.8万元全部抵房,抵房价格2770元/㎡,C区商铺4300元/㎡;2016年9月30日起算保修期,保修时间及支付按原合同执行;工程款抵房部分,详见明细表。2016年1月10日抵房明细表,具体载明:以79套住宅按2770元/㎡,7套商铺按4300元/㎡的单价,抵顶部分工程款。后来,海某建设公司因工程款给付问题诉至一审法院,请求:(一)判令丰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支付海某建设公司工程款3219.11万元并支付违约金579.4398万元(按年利6%为标准,暂计算至2019年1月1日止,此后按3219.11万元为基数,按年利6%为标准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二)判决确认海某建设公司就丰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的案涉工程1#、2#楼、B区、C区项目的折价或拍卖的价款在3219.11万元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7日作出(2019)晋08民初104号民事判决:(一)丰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海某建设公司工程款3219.11万元及利息(利息按年率6%为标准自2016年1月31日起计至款支付完毕止);(二)驳回海某建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海某建设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15日作出(2020)晋民终71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海某建设公司申请再审,请求改判海某建设公司就涉案工程1号、2号楼、B区、C区项目工程的折价或拍卖价款在3219.11万元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7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申6178号民事裁定,指令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19日作出(2022)晋民再123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晋民终710号民事判决和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8民初10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维持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8民初10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确认海某建设公司就丰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案涉1#楼、2#楼、B区、C区项目的折价或拍卖的价款在3219.11万元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1727元及保全费5000元,共计236727元,由丰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丰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负担。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查认为,根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18〕20号)第十九条:“建设工程质量合格,承包人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及第二十二条:“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的规定,建设工程质量合格的,承包人可自发包人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起6个月内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的方式包含协议折价或申请人民法院拍卖。本案一审中,海某建设公司提交了五方主体盖章确认的1#、2#、C区商铺验收记录、竣工验收证明书,证明其具备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条件。同时,提交2016年1月9日协议和2016年1月10日抵房明细表。2016年1月9日协议,主要约定:丰某房地产开发公司2016年元月支付300万元,2016年8月1日前支付100万元;其余2689.31万元抵房,预留工程保证金359.8万元全部抵房,抵房价格2770元/㎡,C区商铺4300元/㎡;2016年9月30日起算保修期,保修时间及支付按原合同执行;工程款抵房部分,详见明细表。2016年1月10日抵房明细表,具体载明以79套住宅按2770元/㎡,7套商铺按4300元/㎡的单价,抵顶部分工程款。从上述协议约定可知,对于下欠的工程款,双方实质上作了两种约定,一种是现金支付,另一种是以部分房屋协议折价抵顶。原审判决仅审查了2016年1月9日协议,而遗漏2016年1月10日抵房明细表未予审查,对于协议及抵房明细表中约定的以部分房屋折价支付工程价款的约定,是否构成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未予审理认定。仅基于以现金支付部分工程款的约定,即认定丰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应给付工程款的日期按双方2016年协议为2016年1月31日,以海某建设公司2019年2月向一审法院起诉时已超过法定的六个月期限为由,驳回海某建设公司关于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诉求,认定事实不清。
裁判要旨
建设工程质量合格的,承包人可自发包人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起在法定期限内行使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的方式包含协议折价或申请人民法院拍卖等。承包方与发包方在结算协议中约定以部分房屋折价支付工程价款的,该约定构成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38条、第41条(本案适用的是2019年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19条、第22条)
一审: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8民初104号民事判决(2020年3月17日)
二审: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晋民终710号民事判决(2021年1月15日)
再审审查: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6178号民事裁定(2021年12月17日)
再审: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晋民再123号民事判决(2022年5月1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申某某诉重庆某建设公司、盘州某房产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23-07-2-115-007 · (2019)黔民初5号 · 2023
民事诉讼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诚信原则 自我否定 上诉利益
裁判要旨: 当事人仅对一审法院未获支持的诉讼请求具有上诉利益,有权对该部分诉讼请求提出上诉。在一审法院审理中,如果当事人所作陈述不存在重大误解或受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认定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因另案结果于己不利而自我否定已获一审法院支持的本案主张,有违诉讼诚信,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诉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诚信原则/自我否定/上诉利益
基本案情
申某某一审诉讼请求:一、判令重庆某建设公司向申某某支付工程款78,711,195.45元;二、判令重庆某建设公司向申某某支付工程款逾期利息暂为46,100,463.36元;三、盘州某房产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上述请求承担支付责任;四、判令并确认申某某在其施工的案涉工程折价或拍卖价款在第三项请求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2013年1月11日,盘州某房产公司(甲方)作为发包人与承包人重庆某建设公司(乙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重庆某建设公司承建盘州某房产公司开发的案涉工程项目,工程规模8.8万平方米,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720天,合同金额概算9000万元;合同价款采用可调价格合同,工程造价按约定计算完毕后上浮12%,该部分作为乙方垫资部分的资金回报等。同年1月16日,盘州某房产公司与重庆某建设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该工程实际预算约1.5亿元(以实际结算为准),开工日期不得迟于2013年3月28日,并对延期开工的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
2013年1月25日,申某某向盘州某房产公司缴纳案涉工程项目施工保证金500万元。同年1月26日,重庆某建设公司作为甲方,项目责任人申某某作为乙方,签订《工程项目责任人承包合同书》,约定甲方将此工程项目以包盈亏包质量的方式确定给乙方经营管理。2014年11月22日,朱某某作为甲方、彭某为乙方、申某某为丙方、万某某和袁某某为丁方签订《合伙出资协议书》,加入建设。
截止本案审理终结时止,案涉工程尚未通过竣工验收。申某某、重庆某建设公司、盘州某房产公司之间至今未对申某某施工的工程进行结算。经鉴定,2014年11月24日以前施工部分的工程造价为:72,429,412.48元,本鉴定不考虑合同上浮及地区下浮问题。
另,2014年11月24日,申某某向案外人刘某某借款300万元。2015年6月17日,盘州某房产公司向刘某某付款300万元。后申某某将盘州某房产公司与重庆某建设公司诉至一审法院,申某某否认盘州某房产公司向刘某某支付的300万元款项为已付工程款,一审判决予以支持。基于此,刘某某另案起诉,人民法院判决申某某应偿还刘某某300万元及利息。二审中,申某某推翻一审陈述,认可该款项系盘州某房产公司向其支付的工程款,并抵扣其欠付刘某某的债务。各方当事人还因该项目发生了数起诉讼。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2月18日(2019)黔民初5号民事判决:一、盘州某房产公司向申某某支付工程款55,671,159.96元;二、盘州某房产公司向申某某支付相应利息;三、重庆某建设公司向申某某支付1,259,712.89元;四、申某某对盘州某房产公司欠付工程款55,671,159.96元范围内就其承建工程部分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三方当事人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终727号民事判决:一审因重复计算致申某某少享有20万元债权,二审对各判项作相应调整。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盘州某房产公司支付给刘某某的300万元是否应当认定为申某某已收工程款的问题。一审中,盘州某房产公司出示了《委托支付函》《电汇凭证》证明盘州某房产公司支付给刘某某的300万元系盘州某房产公司已付工程款。申某某质证后对该组证据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提出其与刘某某的借款在2015年已经全部归还完毕,盘州某房产公司的该笔付款只能视为重庆某建设公司已收未付工程款。朱某某、万某某持同样意见。重庆某建设公司质证后对该组证据无异议,确认该款为重庆某建设公司已收工程款。后刘某某以申某某等人未支付其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利息为由向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现申某某在二审中提出盘州某房产公司支付给刘某某的款项应认定其已收工程款。人民法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参与诉讼的当事人应当遵守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滥用诉讼权利。本案中,申某某及朱某某、万某某在一审庭审中多次陈述与刘某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了结,刘某某所收款项为替重庆某建设公司收取,并非归还其对刘某某的欠款。正是由于申某某等人的一再否认,才致盘州某房产公司认可刘某某的收款与申某某等人的借贷无关,从而引发刘某某另行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形成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2019)渝0120民初8612号案。现在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庭审时,申某某提交了借条、委托支付函、承诺书等证据,拟证明盘州某房产公司支付给刘某某的300万元系抵扣其欠付刘某某的债务。上述证据并非二审新证据,申某某在一审中对上述证据的三性均予以否认。二审中,盘州某房产公司也不认可300万元已作为工程款支付给了申某某。申某某在一审中的陈述并不存在重大误解或受欺诈、胁迫等情形,为诉讼中的真实意思表示。现由于刘某某提起另案民间借贷诉讼,且另案一审已判决申某某等人承担还款责任,申某某为获得有利于本方的另案最终判决,并在总体上获益,欲推翻其在一审中主张的行为有违诉讼诚信,属滥用诉讼权利,应承担相应后果。其次,申某某对争议的300万元不具有上诉利益。为避免不必要的司法资源耗费以及对各方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保障,当事人仅对未获一审法院支持的诉讼请求具有上诉利益,有权对该部分诉讼请求提起上诉。本案申某某关于将300万计为未付工程款应予支付的诉讼请求已经获得了一审法院支持,其对该300万元已不具有上诉利益,不应在二审中获得支持。最后,本案不能损害案外人刘某某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刘某某并未参加本案诉讼,且已提起了另案诉讼,并获得了一审判决,如本案二审直接认定刘某某接收300万元为冲抵借款将有损刘某某的程序权利。同时,刘某某在案涉款项收取中,除了争议的款项之外,还代表重庆某建设公司收取了其他多笔工程款,申某某所举证据也未能充分证实刘某某对300万元的收款行为是代表重庆某建设公司还是其本人。综上,申某某关于盘州某房产公司支付给刘某某的300万元为已付工程款的主张,最高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当事人仅对一审法院未获支持的诉讼请求具有上诉利益,有权对该部分诉讼请求提出上诉。在一审法院审理中,如果当事人所作陈述不存在重大误解或受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认定为其真实意思表示。当事人因另案结果于己不利而自我否定已获一审法院支持的本案主张,有违诉讼诚信,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
一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黔民初5号民事判决(2021年2月18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终727号民事判决(2021年11月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中铁某局诉四平市甲公司、四平市乙公司、中铁沈阳局某工程建设指挥部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23-07-2-115-008 · (2023)吉71民初3号 · 2023
民事诉讼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铁路附属设施 专门管辖 专属管辖
裁判要旨: “铁路附属设施”指依附归属于铁路的设备、设施以及铁路专用的建筑物、构筑物等,其存在目的是为保护、养护铁路以及为铁路运输的安全、畅通服务。公路桥梁工程虽上跨于铁路之上,但与铁路及其附属设施并不存在依附归属关系,既不属于铁路财产,也不为铁路运输、铁路安全服务,并非铁路附属设施,由此发生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属于铁路运输法院专门管辖范围,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诉讼/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铁路附属设施/专门管辖/专属管辖
基本案情
2017年4月,四平市甲公司委托中铁沈阳局某工程建设指挥部作为工程项目代建方,负责四平市某道路上跨铁路立交桥(主桥)工程的建设管理。2017年6月,经招投标程序,确定中铁某局为上述工程承包人。2019年7月,案涉工程竣工并经验收合格。中铁某局就工程款结算、支付协商诉至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四平甲公司、四平乙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案涉立交桥工程不属于铁路附属设施,其有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应适用铁路运输法院专属管辖。
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23年7月20日作出(2023)吉71民初3号之一民事裁定:四平甲公司、四平乙公司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本案移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处理。中铁某局不服,提出上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2日作出(2023)吉民辖终10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裁判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铁路运输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若干规定》(法释〔2012〕10号)第三条规定:“下列涉及铁路运输、铁路安全、铁路财产的民事诉讼,由铁路运输法院管辖:(六)与铁路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施工有关的合同纠纷。”本案中,案涉建设项目为某道路上跨铁路的立交桥(主桥)工程,既非铁路修建亦不属于铁路附属设施,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中铁某局与四平甲公司在履行施工合同中产生的纠纷,不属于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管辖范围。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有关专属管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21〕27号)之规定,本案应移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裁判要旨
“铁路附属设施”指依附归属于铁路的设备、设施以及铁路专用的建筑物、构筑物等,其存在目的是为保护、养护铁路以及为铁路运输的安全、畅通服务。公路桥梁工程虽上跨于铁路之上,但与铁路及其附属设施并不存在依附归属关系,既不属于铁路财产,也不为铁路运输、铁路安全服务,并非铁路附属设施,由此发生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不属于铁路运输法院专门管辖范围,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4条(本案适用的是2022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铁路运输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若干规定》第3条
一审:吉林省长春铁路运输中级法院(2023)吉71民初3号之一民事裁定(2023年7月20日)
二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吉民辖终10号民事裁定(2023年9月1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尹某某诉胡某某、河南省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2023-07-2-471-005 · (2019)豫1728民初1983号 · 2023
民事 执行异议之诉 借用账户 排除强制执行
裁判要旨: 挂靠人借用被挂靠人银行账户收取工程款,被挂靠人银行账户被人民法院冻结,应按照银行账户的登记名称来判断权利人,挂靠人对被挂靠人账户内的资金仅享有债权请求权,挂靠人的债权请求权原则上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执行异议之诉/借用账户/排除强制执行
基本案情
尹某某诉称:其借用河南省某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资质与天津某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天津某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将工程款共计411689.46元转入河南省某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账户,后该账户被人民法院冻结,请求确认该账户内的411689.46元归其所有并停止对该款的执行。
胡某某辩称:案涉账户经金融机构实名制登记为河南省某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该账户资金属于河南省某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所有。
河南省某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辩称:尹某某起诉的款项是客观真实的,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
河南省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辩称:对尹某某起诉的事实不清楚,以法院查明事实为准。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4月29日,河南省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开立基本存款账户,账号为1229056****0902。2018年8月14日,中铁十八局集团某有限公司与河南省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轨道交通Z4线一期工程土建施工第2合同段《应急物资存放库施工合同》,2022年6月16日,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轨道交通Z4线一期工程土建施工第2合同段汇入河南省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该账户341916.04元,交易摘要显示:“支付河南省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2019年9月,天津某投资有限公司与河南省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天津首创武清项目1-5地块2019-2020年度第三方维修独立承包工程《施工合同》,2022年6月13日,天津某置业有限公司汇入河南省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该账户33174.42元,交易摘要显示:“支付供应商款项”。2022年1月9日,天津市某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与河南省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塔吊基础施工合同》,2022年6月7日,天津市某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汇入河南省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该账户36599元,交易摘要显示“塔吊基础施工费”。以上汇入河南省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该账户共计411689.46元。2019年5月30日,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立案受理胡某某与河南省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河南省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凡某某、陈某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9)豫1728民初1983号。2020年5月20日,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1728民初1983号民事判决,后当事人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20年9月10日,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豫17民终2106号民事判决。判决生效后,河南省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河南省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按判决履行义务。胡某某于2022年6月1日向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在执行中,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8日额度冻结河南省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该账户(尾号为0902),冻结额度为6471340.38元,当时实际控制金额为79460.47元。尹某某对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执行河南省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该账户内411689.46元不服,于2022年7月5日向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提起书面异议,请求解除对河南省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该账户内411689.46元工程款的冻结。
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18日作出(2022)豫1728执异31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尹某某的异议请求。尹某某于2022年7月26日向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8日作出(2022)豫1728民初2526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尹某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尹某某提出上诉。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8日作出(2023)豫17民终44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案外人对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银行存款提出执行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金融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判断执行异议人是否系权利人。河南省某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立的1229056****0902账户为基本存款账户,而不是专用存款账户,基本存款账户不具有将货币资金特定化的功能。被执行人账户被执行法院冻结后,案外人以其系账户的借用人和账户中资金的实际权利人为由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请求排除强制执行的,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应不予支持。尹某某所称的汇入河南省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基本存款账户内的411689.46元的工程款,没有被特定化,已与河南省某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账户内其他资金混同,考虑到货币作为种类物、流通物的特性,尹某某主张该款归其所有并停止对该款的执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裁判要旨
挂靠人借用被挂靠人银行账户收取工程款,被挂靠人银行账户被人民法院冻结,应按照银行账户的登记名称来判断权利人,挂靠人对被挂靠人账户内的资金仅享有债权请求权,挂靠人的债权请求权原则上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2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5条第1款第3项
一审: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2022)豫1728民初2526号民事判决(2022年12月8日)
二审: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豫17民终446号民事判决(2023年2月2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某快餐公司诉宝清县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2023-16-2-111-007 · (2016)第94号 · 2023
民事 租赁合同 房屋 装饰装修 合同效力 合同解除
裁判要旨: 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对租赁房屋进行装饰装修,装饰装修物的处理原则依租赁合同的效力状态及终止原因不同而区别对待:合同无效时,未形成附合的,折价归出租人所有;形成附合,出租人又不同意利用的,各自按过错程度分担现值损失;合同期届满时,承租人不得请求出租人补偿装饰装修费用;合同解除时,由违约方承担装饰装修物的残值损失。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租赁合同/房屋/装饰装修/合同效力/合同解除
基本案情
某快餐公司以宝清县某公司引进肯德基项目给其造成损失为由起诉请求: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宝清县某公司赔偿其因解除合同所造成的损失(具体以司法鉴定为准);由宝清县某公司承担诉讼费用。宝清县某公司提出反请求,但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反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0月26日,某快餐公司与宝清县某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宝清县某公司将宝清汇丰购物中心一、二楼350.37平方米场地出租给某快餐公司,用于经营快餐项目。租赁期限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从2013年1月1日起为房屋租金的起始计算期。双方在合同第六条9款约定,宝清县某公司不得在合同期内引进其他类似某快餐公司的快餐类餐饮(宝清县某公司先期引进的档口除外)。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对2013年、2015年租金达成变更协议。某快餐公司于2012年11月27日前将2013年房租58万元一次性交清;于2013年12月10日将2014年房租60万元一次性交清;2014年6月11日,某快餐公司向宝清县某公司发函,申请在原合同租金的基础上下调50%。2014年11月24日,某快餐公司再次向宝清县某公司发函,称其截止到2014年11月初已累计亏损约160余万元,拟定于2014年12月31日撤店,请求宝清县某公司提前做好接洽准备工作。2014年12月15日,某快餐公司通过中国银行支付2015年部分房租12.5万元,并于2015年2月13日、5月26日各交款18.75万元,分三次结清2015年房租50万元。2015年10月18日,某快餐公司第三次向宝清县某公司发函,请求将租金在去年基础上下调到年租金45万元,宝清县某公司回函拒绝了下调租金的请求,并希望某快餐公司在11月前将年租金交到商城财务部。2015年11月18日,某快餐公司委托黑龙江诺成律师事务所致函宝清县某公司,希望宝清县某公司立刻无条件解除与肯德基项目的合作并赔偿因引进肯德基项目给某快餐公司造成的损失。2015年12月12日,肯德基宝丰店正式开业。因某快餐公司与宝清县某公司协商未果,故某快餐公司诉至法院。二审中,某快餐公司提供证据:哈同信评报字(2016)第94号《某快餐公司宝清汇丰店餐饮设备及店面装修司法评估价值报告书》,以证明截至2016年9月17日,某快餐公司宝清汇丰店设备及整体店面资产产值为190.28万元。
双鸭山市宝清县人民法院作出于2016年5月20日作出(2016)黑0523民初223号民事判决:一、解除某快餐公司与宝清县某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二、驳回某快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某快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1日作出(2016)黑05民终744号判决:一、维持(2016)黑0523民初22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二、撤销(2016)黑0523民初22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某快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宝清县某公司给付某快餐公司违约赔偿款190.28万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宝清县某公司与某快餐公司于2012年10月26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某快餐公司虽于2014年12月24日向宝清县某公司提出撤店请求,但在惠丰未予同意的情况下,某快餐公司在合同约定期限内交纳了2015年的租金,于2015年实际进行了经营活动,故由此应视为双方合同仍在履行中。宝清县某公司庭审中认可其于2015年11月1日引入肯德基快餐,2015年12月12日肯德基正式开业的事实,其行为违反了合同中关于“甲方不得在合同期内引进其他类似乙方的快餐类餐饮”的相关约定,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审判决认定某快餐公司违约错误。某快餐公司主张解除合同,宝清县某公司同意,故原审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正确。某快餐公司针对宝清县某公司违约事实提供哈同信评报字(2016)第94号司法评估价值书,证明其不能正常经营而发生的设备及店面装修损失190.28万元,宝清县某公司虽对此提出异议,但表示不需要鉴定人出庭质证,亦未提出反驳依据,故该评估价值书本院应予采信,并据此由宝清县某公司承担给付某快餐公司190.28万元损失责任。
裁判要旨
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对租赁房屋进行装饰装修,装饰装修物的处理原则依租赁合同的效力状态及终止原因不同而区别对待:合同无效时,未形成附合的,折价归出租人所有;形成附合,出租人又不同意利用的,各自按过错程度分担现值损失;合同期届满时,承租人不得请求出租人补偿装饰装修费用;合同解除时,由违约方承担装饰装修物的残值损失。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15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2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9条(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
一审:双鸭山市宝清县人民法院(2016)黑0523民初223号民事判决(2016年5月20日)
二审: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黑05民终744号判决(2016年10月2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张某诉河南省某建设有限公司、某置业有限公司、杨某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23-16-2-115-001 · (2019)青0104民初228号 · 2023
民事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实际施工人 证据规则 证明力大小
裁判要旨: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实际施工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实际施工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承包人与不同施工主体分别签订施工合同,各方当事人对实际施工人的身份产生争议,虽均无法提供签证、工程进度表等证据直接证明对工程实际进行施工,但提供了施工合同、工程款支付凭证、缴纳税费凭证等其他证据的,应根据合同内容、工程款支付情况、税费缴纳情况等证据,运用证据规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合理作出认定。一要准确查明案件事实,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二要根据案件事实和当事人主张,合理公平地确定举证责任,由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分别提供相应的证据;三要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有无和大小独立地、自主地进行判断,确定待证事实是否具有高度可能性,使认定的法律事实尽可能接近客观事实。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实际施工人/证据规则/证明力大小
基本案情
张某诉称:2016年4月,河南省某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建设公司)将其承包的第三人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置业公司)某公馆项目的景观绿化及安装工程二标段以包工包料形式分包给张某施工,工程总价款10050000元,双方商定某建设公司扣除管理费及应缴纳税费后向张某支付工程款。张某组织工人进行施工,于2016年12月25日竣工,后张某就部分工程进行了维修,某建设公司支付部分款项后对剩余工程款2142000元及设计变更签证单增加工程款592400元未支付。请求判令支付工程款2142000元及设计变更签证单增加费用592400元。
某建设公司辩称:该工程第一阶段由某建设公司与杨某签订施工合同,杨某在2017年7月撤场,完成工程量为78%,工程款已全部支付完毕。第二阶段施工,张某虽与我公司签订了合同,但实际未履行任何合同义务,签证部分工程是我公司项目主管唐某某办理实施,并无张某签名,存在缺陷的工程维修及后续工程均由我公司自行完成,我公司与第三人某置业公司结算时对该部分工程款没有主张。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杨某,张某要求支付工程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驳回。
某置业公司述称:我公司仅和某建设公司存在承包关系,与张某没有直接的承包关系,且工程款已经支付完毕,不应承担责任。
杨某述称:2016年4月,我与某建设公司签订合同,承包案涉工程,2016年年底已经施工完毕。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杨某,后期的签证变更工程亦由杨某施工并履行完毕,与张某没有任何关系,张某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某建设公司与某置业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合同书》,某置业公司将其开发的某公馆项目7、8号高层及10、11、13、14、16、17、19号洋房周边室外景观绿化及安装工程(二标段)以包工包料方式承包给某建设公司进行施工,工期自某置业公司书面通知为准90日,合同金额为10057211.09元。2016年8月27日,某建设公司与杨某签订《协议书》,约定杨某按照某建设公司与某置业公司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书》约定的工程款1.2%支付某建设公司承包费,在施工中变更增加工程量的支付承包费,多退少补,此工程项目所产生的所有税收,由杨某交付。合同签订后张某组织人员进行施工,并于2016年12月交付使用,使用期间因工程质量及变更签证等问题,张某继续进行维护施工。2017年5月27日,某建设公司出具《关于某公馆项目负责人更换的声明》,该声明记载,某公馆项目高层及周边洋房室外景观绿化工程及安装工程(二标段)原项目负责人杨某因工作需要现更换为张某,并加盖该公司公章及项目负责人杨某翔签名。2018年1月19日,张某与某建设公司就张某所干工程补签《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工程名称为某置业某公馆景观绿化项目二标段,工程造价10050000元,张某向某建设公司支付工程总价款1.2%的管理费,并按照现行国家税务规定足额缴纳所涉及产生的所有税费,同时约定该项目2016年签订的原协议同时废止。后张某施工完毕后双方就工程款结算产生争议,致使纠纷产生。另查明,2017年5月12日,杨某出具转款委托后,某建设公司将人工费264287.71元转入杨某个人银行账户,苗木款800000元转入汪某1个人银行账户。在此之前,某建设公司均按杨某出具的转款委托,将案涉工程款转入张某妻子梁某及张某与汪某1、张某与汪某2的联名账户中,张某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凭证显示,张某在联名账户中占99%的资产份额。2018年12月18日,某置业公司与某建设公司对工程款进行结算,结算金额为10003865.07元。张某、某建设公司就签证变更增加工程款592400元均予以认可。再查明,本案在审理期间,就该工程的具体施工情况,依法对施工人唐某某进行了询问,唐某某表示,该工程实际由张某承包,其承包后具体由唐某某组织工人施工,唐某某与某建设公司无直接关系,杨某是张某招来负责签合同等事宜的工作人员,并未参与工程施工,杨某于2017年领取1060000元后离开该工程项目。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日作出(2019)青0104民初228号民事判决:某建设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张某工程款2105184.41元及设计变更签证单增加工程款592400元。宣判后,某建设公司、杨某不服,提起上诉。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 年7月25日作出(2019)青01民终100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某建设公司申请再审,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青民再13号民事判决:一、撤销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青01民终1006号民事判决;二、变更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2019)青0104民初228号民事判决为:某建设公司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张某工程款1756153.41元及设计变更签证单增加工程款585291.2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四个。包括:一是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违法;二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的认定;三是某建设公司应否向张某支付工程款2142000元及设计变更签证单增加工程款592400元;四是对于某建设公司认为原审认定某置业公司在扣除质保金后支付相关工程款,某建设公司就变更增加部分工程款予以放弃错误的问题。
一、关于一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
经查,一审庭审中,已告知各方当事人本案由审判员独任审理,某建设公司对此未提出异议;二审庭审中,某建设公司明确表示对该程序问题听从合议庭的意见,二审法院经审理对其主张的该程序问题未予支持。某建设公司在一审未提出异议,二审中已明确表示对该程序问题听从合议庭意见的情形下,再审中又主张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且一审法院对本案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并不影响当事人答辩、质证、上诉等诉讼权利的实现。对某建设公司的此项主张,再审不予支持。关于某建设公司主张张某仅将某置业公司列为第三人,未对其提出明确的诉求,导致人民法院无法判决某置业公司承担付款责任,张某的起诉程序违法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提起诉讼,还是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是实际施工人的权利,不是实际施工人的义务。故对某建设公司的此项主张,再审不予支持。
二、关于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认定问题
经查,2016年3月,某置业公司与某建设公司签订《工程施工合同书》,约定某置业公司将案涉工程以包工包料方式承包给某建设公司进行施工,工程价款为10057211.09元。2016年8月27日,杨某翔代表某建设公司与杨某签订《协议书》,约定杨某承包某公馆项目招投标工程建设,杨某按照某建设公司与某置业公司签订合同约定的工程款1.2%向某建设公司支付承包费。2017年5月27日,某建设公司出具《关于某公馆项目负责人更换的声明》载明:“案涉工程原项目负责人杨某因工作需要更换为张某”。2018年1月19日,杨某翔代表某建设公司与张某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某建设公司将案涉工程分包给张某,合同造价10050000元,某建设公司向张某收取工程总价1.2%的管理费。根据某建设公司、某置业公司提交的《工程竣工报告》《分项工程竣工验收单》《工程竣工移交单》《结算通知书》《工程结算申请承诺书》《工程结算书》《工程结算确认协议书》及张某提交的《设计变更通知单》《现场工程签证单》等证据,可以证明案涉合同内工程于2016年10月25日竣工验收合格,某建设公司、某置业公司于2018年12月18日进行结算,结算金额为10003865.07元,结算中未包括设计变更签证单增加费用。结合上述事实,从本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分析:1.虽然案涉工程投标文件与某建设公司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载明由某建设公司委托杨某投标,之后双方也签订了《协议书》,但《项目合作协议书》与《工程施工合同书》载明的工程项目相同、工程价款基本相同,且《项目合作协议书》第八条约定“该项目2016年签订的原协议同时废止”。一审庭审中,某建设公司认可废止的是某建设公司与杨某签订的《协议书》。某建设公司作为法人,应当对其签订的合同预见到相应后果,其在合同内工程竣工验收后发表声明更换项目负责人并与张某签订合同,现又主张仅是为了让张某完成后期工作才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书》,张某未参与实际施工,该主张与其和张某签订合同的事实相矛盾。2.2016年3月3日,杨某翔代表某建设公司与张某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由某建设公司安排张某在某公馆项目室外景观绿化及安装项目全面负责,合同期限自某公馆项目景观绿化二标段竣工直至质保期结束时间为止。某建设公司对《劳动合同书》的真实性认可。该证据证明的事实与张某的主张可以相互印证,某建设公司主张张某对外仅代表杨某翔个人与合同约定不符。3. 2016年6月23日,某建设公司向西宁市城西区国税局出具的《介绍信》载明:兹有本公司苗木供应商张某前往贵局办理票务一事,合同金额为6354565元,此次开票金额为人民币2220000元。再审中,张某提交经营地涉税事项反馈表及缴税凭证,某建设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上述证据与《项目合作协议书》中“张某按照现行国家税务规定足额缴纳所涉及产生的所有税费,如遇国家税率调整,按国家税收变更收取。张某向某建设公司提供相应比例成本发票交予某建设公司”的约定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张某缴纳案涉工程税费的事实。某建设公司主张张某未实际施工,为何由张某交纳相应税费,某建设公司无法作出充分合理的解释。4.一审法院对唐某某进行调查制作的谈话笔录中,唐某某陈述张某是案涉工程的承包人,杨某是张某找来负责签订合同,杨某实际上未参与工程施工,2017年杨某领取1060000元后离开工程项目。张某、某建设公司对该笔录均质证没有异议。再审中,唐某某出庭作证,认可谈话笔录的内容。某建设公司在原审已明确质证无异议的情形下,再审又主张对唐某某的证言不认可,也未提交充分的反驳证据。5. 2017年5月12日,杨某出具转款委托后,某建设公司将人工费264287.71元转入杨某个人银行账户,苗木款800000元转入汪某1个人银行账户。该证据与唐某某陈述2017年杨某领取1060000元后离开工程项目的事实可以相互印证。在此之前,某建设公司按杨某出具的转款委托,将案涉工程款转入张某妻子梁某及张某与汪某1、张某与汪某2的联名账户中,根据张某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凭证,张某在联名账户中占99%的资产份额。杨某虽主张其为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但对工程款为何由某建设公司支付给张某未能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其辩称因杨某长期不在工地,故工程款转入张某妻子梁某、张某联名账户中的意见,不符合一般承包关系中相关费用的支付方式习惯且有悖常理。6.张某提交的《设计变更通知单》《现场工程签证单》《事业部内部签证索赔审批单》显示,案涉工程存在设计变更签证单增加工程量的情况。某建设公司、某置业公司、杨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张某提交的短信聊天记录显示,2018年9月6日至12月19日期间,张某与杨某翔联系,要求杨某翔将设计变更签证单内容加入结算,杨某翔回复“决算已经上报改不了了”。一审庭审中,某建设公司对该短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与张某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张某要求结算中加入设计变更签证单增加工程款,杨某翔对张某施工未否认的事实。某建设公司、杨某虽主张张某未对设计变更签证单增加工程进行施工,但未提交充分的反驳证据。7.张某提交的其向唐某某、汪某、赵某某等人支付人工工资、材料款等的收条,某建设公司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与唐某某陈述张某支付了赵某某、汪某等人工资的事实可以相互印证。某建设公司、杨某主张杨某是实际施工人,并提交了投标文件、授权委托书、投标保证金凭证、退还保证金凭证、《协议书》等证据,虽可以证明杨某参与投标并交纳投标保证金后签订了《协议书》,不能证明杨某实际施工的事实,且某建设公司明确表示该《协议书》已废止;对于转款委托,可以证明某建设公司按杨某要求支付工程款的事实,但对于为何向张某支付,杨某无法作出充分合理的解释;对于工程竣工报告、分项工程竣工验收单、工程竣工移交单,可以证明案涉工程竣工验收移交的事实,不能证明杨某为实际施工人;对于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对夏某某、杨某、唐某某的询问笔录、夏某某的民事起诉状、杨某欠条,经查,询问笔录中,唐某某陈述与夏某某、杨某因某内装项目产生争议;杨某陈述,夏某某拿出某项目500000元的欠条让杨某签字,杨某认为无法核实欠条拒绝签字,唐某某也拒绝按手印,夏某某拿出汽油泼了唐某某、杨某,杨某就在欠条上签字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得不在欠条上签字按手印。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夏某某、唐某某、杨某因案涉工程产生争议后夏某某提起诉讼的事实,不能证明杨某为实际施工人;对于杨某的银行转账凭证、律师函,结合唐某某“案涉工程实际由张某承包,杨某是张某招来负责签合同等事宜的工作人员,未参与工程施工。杨某于2017年领取1060000元后离开工程。申请款项都是我办理,我从某建设公司申请了一百多万元开销,但是没有看到钱,张某带我去银行查没钱,张某说被杨某拿走了,说可以告杨某卷款潜逃,所以杨某给我转钱了”的陈述及本案当事人提交的其他证据,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杨某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综合上述证据分析,张某提交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虽然张某与某建设公司在案涉工程竣工验收之后补签《项目合作协议书》,但张某实际施工、收取工程款、对外支付人工工资、材料费的事实。某建设公司、杨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某未实际施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某建设公司、杨某提交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小于证明张某为实际施工人的证据,应认定张某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原审法院基于查明的事实和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定张某与某建设公司就张某所干工程补签《项目合作协议书》,张某组织人员进行施工并施工完毕,张某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无不当。某建设公司、杨某主张张某不是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张某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理由不能成立。对于张某与杨某之间的关系,如双方仍有争议,可依据相关证据另行解决。
三、关于某建设公司应否向张某支付工程款2142000元及设计变更签证单增加工程款592400元的问题
(一)关于工程款2142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和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原审法院认定某建设公司与张某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无效,张某主张支付工程款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当。本案中,虽然《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工程款为10050000元,但某建设公司承包给张某的工程,实际以某置业公司的工程款为基础,仅收取管理费后全额支付,同时按照常理,转包的工程款不可能高于发包人所支付的工程款,故双方合同内工程款应确定为某建设公司与某置业公司结算的工程款10003865.07元。根据某建设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及再审中某建设公司、张某认可的数额,某建设公司已支付工程款7777994.66元,再扣除双方均认可的管理费120686元,某建设公司应支付工程款2105184.41元。
(二)关于设计变更签证单增加工程款592400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设计变更导致建设工程的工程量或者质量标准发生变化,当事人对该部分工程价款不能协商一致的,可以参照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计价方法或者计价标准结算工程价款。”虽然张某与某建设公司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未约定增加部分工程如何处理,但张某提交的《现场工程签证单》均由某置业公司、监理单位上海某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某建设公司某公馆项目室外景观绿化及安装工程(二标段)项目部的盖章签字予以确认,结合唐某某的证言以及张某、杨某翔的短信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张某对增加部分工程实际施工的事实。一审庭审中,某建设公司明确陈述对592400元的数额没有异议。因此,张某基于其与某建设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主张设计变更签证单增加工程款592400元符合法律规定。根据张某提交的短信聊天记录,张某已经要求杨某翔将设计变更签证单增加部分工程款计入结算。某建设公司未在结算时将增加部分工程纳入结算范围,现又以增加部分工程不在合同约定范围之内,延期申报的责任在实际施工人张某,应由张某向绿地西宁公司主张权利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其在再审中提交的相应证据的证明效力,再审不予确认。按《项目合作协议书》约定扣除管理费7108.8元,某建设公司应向张某支付设计变更签证单增加工程款585291.2元。
(三)关于某建设公司再审主张垫付另案执行款157031元,垫付后期养护材料费、人工劳务费、杂项开支等952142.76元,张某个人借款50000元,共计1159173.76元,应从工程款中扣除的问题。虽然张某与某建设公司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对案涉工程保修养护期及费用未作约定,但张某、某建设公司均认可以《工程施工合同书》约定为准。根据《工程施工合同书》“自工程完工且某置业公司代表及监理公司在竣工报告签字之日起某建设公司提供二年免费保修期及养护期”的约定,张某应承担2016年10月25日竣工报告签字之日至2018年10月24日期间案涉工程的保修养护义务。再审庭审中,唐某某明确表示其代表张某对2018年5月底之前的工程进行保修养护,之后撤场未继续进行保修养护,可以证明张某未完全履行保修养护义务的事实。故对某建设公司在保修养护期内因案涉工程保修养护实际垫付的必要费用,应从本案工程款中扣除。1.对于某建设公司主张扣除的另案执行款157031元、张某个人借款50000元。张某明确表示认可,该两项费用共计207031元,应从工程款中扣除。张某主张该两项费用在起诉主张工程款时已扣除与事实不符,再审不予支持。2.对于某建设公司主张扣除的党某某人工工资236000元。某建设公司提交的《工资收据单》显示,党某某在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期间因绿地公馆小区养护除雪、补植移植、垃圾清理产生费用236000元,已收到140000元;提交的转账凭证显示,杨某翔于2018年9月18日和2019年1月28日分别向党某某付款105000元、6000元。某建设公司主张应扣除党某某人工工资236000元,但《工资收据单》显示该笔费用产生于案涉工程保修养护期满之后,转账凭证无法确定是因案涉工程保修养护产生的必要费用,某建设公司也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对其此项主张,再审不予支持。3.对于某建设公司主张扣除的李某人工工资21000元。某建设公司提交2018年9月12日李某出具的《收条》载明,绿地公馆7号8号10号11号楼进户门口维修费共计21000元整,现收到转账10000元,剩余11000元完工之后付清。某建设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显示,2018年8月22日和2018年10月21日杨某翔分别向李某转账付款10000元、8000元。上述证据可以相互印证,故该21000元应从本案工程款中扣除。4.对于某建设公司主张扣除的李某某人工工资120000元。某建设公司提交了2019年2月4日李某某出具“今收到某建设公司杨某翔绿地公馆项目维修人工工资120000元”的收条及2019年1月31日、2019年2月2日杨某翔转账支付81000元的凭证,但出具收条、转款的时间均在案涉工程保修养护期满之后,是否属于工程保修养护期间产生的费用无法确定,某建设公司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对某建设公司的此项主张,再审不予支持。5.对于某建设公司主张扣除的张某某人工工资106000元。某建设公司提交2018年11月26日杨某翔书写的《工资认定单》载明,张某某于2018年8月底至11月底,于绿地公馆二标施工管理人员工资及2018年之前欠80000元整,共计106000元,于绿地公馆洋房区二标结算完成,工程款到账之日结清。张某对《工资认定单》的真实性无异议。某建设公司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电子回单、中国建设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显示,杨某翔于2019年1月31日、2019年2月1日分别向张某某转账支付60000元、46000元。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该106000元应属于案涉工程保修养护期间产生的费用,应从本案工程款中扣除。6.对于某建设公司主张扣除的马某某围网栏铁艺费用20000元、樊某某机械费18000元。某建设公司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卡客户交易明细清单显示付款时间分别是2019年2月2日、2018年1月24日,该款项是否属于案涉工程保修养护期间内产生的必要费用无法确定,某建设公司亦未提交其他证据印证,再审不予支持。7.对于某建设公司主张扣除的水电费15000元。某建设公司提交某物业分公司万某出具的两份《收条》分别载明,“今收到河南某建设施工水电费5000元整”,同时加盖绿地公馆管理处发文、通知、告示专用章;提交某物业分公司出具的水电费收据两份,显示2018年10月收取水费5000元。结合上述证据的内容及本案查明的事实,该15000元应属于某建设公司在案涉工程保修养护期间内因工程维护产生的费用,应从本案工程款中扣除。8.对于某建设公司主张扣除的购买苗木、材料、维修、李雯雯等人工资及其他杂项费用,其针对各项费用分别在再审提交的收据、销货清单、车票等证据,其中包括了租房、洗车、购买饮料、吃饭等产生的费用,无法确定是因案涉工程保修养护期间产生的必要费用,某建设公司也未提交其他证据印证,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提交的相应证据的证明效力,再审不予确认。上述应扣除费用合计349031元,从欠付工程款2105184.41元中扣除后,某建设公司应向张某支付工程款1756153.41元,应支付设计变更签证单增加工程款585291.2元,总计2341444.61元。
四、对于某建设公司认为原审认定某置业公司在扣除质保金后支付相关工程款,某建设公司就变更增加部分工程款予以放弃错误的问题
2018年12月18日,双方经结算工程价款为10003865.07元,按合同约定应扣留质保金1000386.51元。2019年1月30日,双方形成《委托支付函》两份,约定以房屋抵顶工程款1151386元、以车位抵顶工程款115000元,共计抵顶工程款1266386元。2019年5月22日,某建设公司向某置业公司出具承诺书,载明“兹有工抵房款共计1266386元,现由贵公司预先支付50%款项(633193元),我公司将该50%款项转入贵司账户,用于冲抵房款,剩余50%依次类推,共计周转两次,完成全部房款冲抵。”。2019年5月29日,某置业公司付款230000元。根据某置业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及双方认可的已支付工程款数额,2019年5月29日之前已付款7914287.71元,2019年5月29日付款230000元,双方同意以房屋、停车位抵顶工程款1266386元,上述金额共计9410673.71元。本案二审庭审中,某建设公司认可某置业公司已付款9410673.71元。因本案张某依据其与某建设公司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书》要求某建设公司支付工程款,并未起诉要求某置业公司承担付款责任,且二公司之间是否付清工程款,并不能免除某建设公司向实际施工人支付工程款的义务,故某置业公司与某建设公司之间的《委托支付函》是否履行、工程款、质保金是否付清,应由双方另行解决,与本案张某主张支付工程款的争议无关,本院再审不予审查认定。对双方针对此项问题提交的相关证据,再审亦不予认定。
裁判要旨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实际施工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实际施工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承包人与不同施工主体分别签订施工合同,各方当事人对实际施工人的身份产生争议,虽均无法提供签证、工程进度表等证据直接证明对工程实际进行施工,但提供了施工合同、工程款支付凭证、缴纳税费凭证等其他证据的,应根据合同内容、工程款支付情况、税费缴纳情况等证据,运用证据规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合理作出认定。一要准确查明案件事实,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二要根据案件事实和当事人主张,合理公平地确定举证责任,由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分别提供相应的证据;三要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有无和大小独立地、自主地进行判断,确定待证事实是否具有高度可能性,使认定的法律事实尽可能接近客观事实。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90条、105条、108条
一审: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2019)青0104民初228号民事判决(2019年4月2日)
二审: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青01民终1006号民事判决(2019年7月25日)
再审: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青民再13号民事判决(2020年6月1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建工与房产
甘肃省某建设集团公司诉中国某工程顾问集团华东某设计院有限公司、第三人某光电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023-16-2-115-002 · (2018)甘民初195号 · 2023
民事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EPC总承包 支付工程款 承包商
裁判要旨: 案涉《合作协议》的承包模式为EPC总承包,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明确约定总承包商的主要义务为提供合同约定的所需设备、材料并支付工程款,施工人的主要义务为完成施工。在本案不存在案涉合同实际由业主方履行的情形下,总承包商应当是本案支付工程款的主体。
查看裁判文书原文 →
关键词
民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EPC总承包/支付工程款/承包商
基本案情
原告甘肃省某建设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甘肃某建设集团)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诉请依法判令中国某工程顾问集团华东某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某设计院公司)支付工程款及利息。
被告华东某设计院公司辩称,甘肃某建设集团的诉讼请求不符合客观事实,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起诉。
华东某设计院公司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反诉请求:依法解除其与甘肃某建设集团签订的《基础和组件支架安装施工合同》、《土建施工合同》和《电气一次、二次和系统二次安装施工合同》。
甘肃某建设集团对华东某设计院公司的反诉辩称,反诉的被告应当是本案第三人某光电有限公司,反诉请求与甘肃某建设集团无关,反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且不符合法律规定。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光电有限公司与华东某设计院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总承包合同》约定华东某设计院公司总承包甘肃金塔万晟光电100MW光伏电站工程,承包商负责的前期工作、勘测设计、采购及技术服务、项目管理等费用按固定总价为2000万元(含税,简称承包商费用)……后华东某设计院公司以总承包商身份与甘肃某建设集团签订《基础和组件支架安装施工合同》《土建施工合同》《电气一次、二次和系统二次安装施工合同》,甘肃某建设集团进行了施工,并完成了光伏电站57.6MW光伏项目工程量及部分配套工程,案涉工程并网发电并使用至今。经鉴定工程欠款数额为34766674.74元。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9日作出(2018)甘民初195号民事判决:1.华东某设计院公司在本判决生效30日内向甘肃某建设集团支付工程款35866674.74元及利息(利息以35866674.74元为基数自2015年4月1日起至2019年8月20日前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0日后至工程款付清之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支付利息);2.驳回甘肃某建设集团其他诉讼请求;3.驳回华东某设计院公司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20785元,鉴定费119000元,由甘肃某建设集团负担110096元,华东某设计院公司负担32968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23400元由华东某设计院公司负担。华东某设计院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16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终66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20785元,由上诉人华东某设计院公司负担。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关于“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本案诉争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前,故依法应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上诉人华东某设计院公司的上诉请求及被上诉人甘肃某建设集团、原审第三人某光电有限公司的答辩意见以及二审的庭审情况,本案争议焦点如下:
一、华东某设计院公司与甘肃某建设集团法律关系的问题。
1.本案中,总承包人华东某设计院公司因与业主方某光电有限公司签订《总承包合同》,成为甘肃某光电100MW光伏电站工程总承包人,承包模式为EPC总承包。基于案涉《合作协议》第二条关于“在总承包合同执行过程中,某光电有限公司拥有所有设备与施工安装单位的选择权及定价权,华东某设计院公司拥有从技术角度出发的建议权”的约定,某光电有限公司作为业主方同意由甘肃某建设集团施工部分工程,华东某设计院公司以总承包商身份与甘肃某建设集团签订《基础和组件支架安装施工合同》《土建施工合同》《电气一次、二次和系统二次安装施工合同》共三份合同。案涉合同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总承包人华东某设计院公司的主要义务为提供合同约定的所需设备、材料并支付工程款,甘肃某建设集团的主要义务为根据合同约定完成施工。履行上述三份合同的主体系甘肃某建设集团与华东某设计院公司,并非某光电有限公司与甘肃某建设集团。从履行合同情况看,甘肃某建设集团根据合同约定施工,施工过程中所需的光伏组件、支架等设备由华东某设计院公司采购后提供给甘肃某建设集团安装,工程款由华东某设计院公司支付给甘肃某建设集团。在解决工人薪资纠纷问题时,亦由某光电有限公司将工程款支付给华东某设计院公司,再由华东某设计院公司支付给甘肃某建设集团。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不仅对案涉法律关系进行充分阐述,还明确认定本案不存在华东某设计院公司所述的案涉合同实际由某光电有限公司履行的事实。故一审法院不存在遗漏对事实施工合同关系认定的问题。华东某设计院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
2.虽然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6日作出关于批准《某光电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的(2020)甘09民破1号之三民事裁定,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关于“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是,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的规定,债权人未在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内申报债权的,并不产生实体权利消灭的后果。鉴于华东某设计院公司是本案EPC项目的总承包人,案涉工程款未被申报,故一审法院关于“某光电有限公司不可能在本案处理中支付华东某设计院公司工程款”的认定并无不当。华东某设计院公司关于上述认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有关规定并与破产重整结果不符的主张,不予采信。
二、本案是否存在非法转包情形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第三人。”2000年1月30日国务院颁布施行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本条例所指转包,是指承包单位承包建设工程后,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责任和义务,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给他人或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给他人承包的行为。”本案中,某光电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20日向甘肃某建设集团发出《通知》(金万电字[2013]第85号)载明:“……我公司决定对你承包合同的内容进行划片,并由我公司遴选出以下施工队伍参与该工程建设施工……我公司承诺,凡由我公司指定的施工队伍参与的施工任务,施工质量与安全由我公司监管并负责,与贵公司无连带责任”。上述内容并不能表明案涉工程被转包的事实,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款以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华东某设计院公司的该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三、关于“背靠背条款”的认定问题。
案涉某光电有限公司与华东某设计院公司于2012年12月签订的《总承包合同》约定华东某设计院公司总承包甘肃某光电100MW光伏电站工程。还约定暂定合同总价为101000万元,其中:承包商负责的前期工作等费用按固定总价为2000万元……最终价格根据业主方和承包商共同协商后与其他分包方签署的建筑、安装、设备及材料、调试及试验的实际合同价格并签订本合同的补充协议为准。从华东某设计院公司与甘肃某建设集团签订的《基础和组件支架安装施工合同》《土建施工合同》《电气一次、二次和系统二次安装施工合同》三份合同的内容看,只有《基础和组件支架安装施工合同》有由业主方某光电有限公司全部支付工程款后,华东某设计院公司再向甘肃某建设集团支付工程款的约定。在案涉各方均已确认甘肃某建设集团完成了57.6MW安装的情形下,鉴于支付7500万元的前提条件,即完成100MW光伏电站工程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各方当事人均未对这一变化及时达成相关付款协议。一审法院认定华东某设计院公司在支付工程款时,并未列明已给付的7300万元所指向的具体款项。华东某设计院公司应当依据《基础和组件支架安装施工合同》《土建施工合同》《电气一次、二次和系统二次安装施工合同》三份合同的约定,向甘肃某建设集团支付所欠35866674.74元工程款并无不当。故华东某设计院公司关于一审法院认定背靠背支付条款不再具备履行条件有误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四、关于案涉利息的认定问题。
1.鉴于案涉工程自2015年3月28日并网发电并使用至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关于“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应从2015年4月1日起计付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华东某设计院公司主张应自起诉之日起计算利息的上诉主张,不予采信。
2.华东某设计院公司应支付利息截止时间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关于“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的规定,甘肃某建设集团对华东某设计院公司的债权不是某光电有限公司在破产重整程序中的破产债权,不应停止计息。对华东某设计院公司关于一审判决利息截止时间有误的主张,不予采信。
五、甘肃某建设集团是否在庭审中认可应扣减17524694元的问题。
2019年8月21日笔录显示,某光电有限公司称无异议项包括:“1.道路2464385元;2.支架状基础未做量1498个;3.玻璃幕墙及外墙砖扣款884142元;4.组件支架钢管改PVC管标识标牌防火封堵扣款14176167元,合计17524694元”。甘肃某建设集团在某光电有限公司提出扣减项目后,回答“无异议项我们认可,有异议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关于“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当事人明示的自认需以明确为前提,应慎重推定当事人作出于己不利的意思表示。本案中,某光电有限公司所称的无异议项均列明了造价,而甘肃某建设集团仅称认可无异议项,并未明确表示认可造价。甘肃某建设集团在核对笔录时,手写“支架安装量计算待定,与设计比对,暂不认可”,已明确表明了对未完工程项目的工程量的异议。根据以上事实,华东某设计院公司主张甘肃某建设集团所称的无异议项既包括项目亦包括造价的依据并不充分,故一审法院未认定甘肃某建设集团明确认可无争议项造价为17524694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此外,鉴定意见结论二是甘肃某建设集团认可无争议项造价为17524694元的基础上作出结论。故对华东某设计院公司关于应扣除甘肃某建设集团自认金额17524694元及采信鉴定结论二作为未完工程的扣减金额的请求,不予支持。
六、华东某设计院公司主张解除案涉合同是否应得到支持以及判决华东某设计院公司向甘肃某建设集团付款责任是否显失公平的问题。
1.华东某设计院公司在一审法院提出反诉,以甘肃某建设集团的行为构成非法转包和违法分包建设工程为由,请求解除其与甘肃某建设集团签订的《基础和组件支架安装施工合同》《土建施工合同》《电气一次、二次和系统二次安装施工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关于“承包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发包人请求解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应予支持……(四)将承包的建设工程非法转包、违法分包的”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的规定,本案并不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甘肃某建设集团业已完成案涉合同57.6MW工程量及部分配套工程,未完成剩余工程的原因是业主方某光电有限公司的要求,且剩余42.4MW的光伏项目已由某光电有限公司自行组织完成。案涉工程已并网发电达5年时间,案涉合同目的已实现。综上,本案不存在法定及约定解除事由。华东某设计院公司主张解除案涉合同的请求,不予支持。
2.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华东某设计院公司理应依据其与甘肃某建设集团签订的三份合同向甘肃某建设集团承担给付工程款的责任。此外,华东某设计院公司作为商事主体,应合理预期经营风险,对自己的经营行为负责。华东某设计院公司以蒙受损失为由拒付甘肃某建设集团工程款的主张不能成立,故华东某设计院公司关于继续履行合同明显不公平的主张,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华东某设计院公司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裁判要旨
案涉《合作协议》的承包模式为EPC总承包,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明确约定总承包商的主要义务为提供合同约定的所需设备、材料并支付工程款,施工人的主要义务为完成施工。在本案不存在案涉合同实际由业主方履行的情形下,总承包商应当是本案支付工程款的主体。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6条、第5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91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72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7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27条(本案适用的是2005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8条,法释[2004]14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2条、第170条
一审: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甘民初195号民事判决(2020年10月29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终662号民事判决(2021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