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报案例 公司与股权
东方公司南宁办事处诉舞阳神公司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
公报案例 · (2003)民二终字第47号 · 2003
裁判要旨: 企业通过职工全额出资购买净资产的方式改制的,属于法人出资主体性质和名称等的变更,不影响企业对改制前形成债务之民事责任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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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公司南宁办事处诉舞阳神公司等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企业通过职工全额出资购买净资产的方式改制的,属于法人出资主体性质和名称等的变更,不影响企业对改制前形成债务之民事责任的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3)民二终字第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东方资产南宁办。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负责人:及淑文,该办事处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宗伦,诚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永敬,诚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舞阳神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镇远县舞阳镇五里碑。
法定代表人:杨立新,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树建,远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青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镇远县青溪镇五里牌。
法定代表人:文义长,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姚源斌,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刘治飞,贵州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镇远县建材化工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镇远县。
法定代表人:王义,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光坤,镇远县经贸局局长。
原审被告:兴达冶炼厂。住所地:贵州省镇远县。
法定代表人:尹松林,该厂厂长。
原审被告:镇远县东峡电厂。住所地:贵州省镇远县。
法定代表人:李新国,该厂厂长。
原审被告:黔东南州地方电力公司。住所地:贵州省镇远县。
法定代表人:彭先泗,该公司厂长。
上诉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宁办事处为与被上诉人贵州舞阳神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贵州青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镇远县建材化工公司,以及原审被告兴达冶炼厂、镇远县东峡电厂、黔东南州地方电力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02)黔高民二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吴庆宝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宫邦友、刘敏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孔玲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中国银行总行、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以下简称贵州省中行)、中国银行凯里市支行(以下简称凯里市中行),自1993年以来共同或分别与贵州省镇远县油脂化工厂(后更名为贵州舞阳神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以下分别简称为油脂厂和舞阳神公司)签订了以下几份借款合同:
1.1993年9月3日,中国银行总行、贵州省中行、凯里市中行联合与油脂厂签订了一份《中国银行人民币三级联贷借款合同书》约定,由中国银行总行、贵州省中行和凯里市中行采取联合贷款的方式,共同向油脂厂发放贷款1572万元。其中,中国银行总行1000万元,贵州省中行350万元,凯里市中行222万元;贷款期限3年,从1993年9月起至1996年9月止,贷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年利率计算;油脂厂还款计划为1996年还457.97万元,1997年还642.75万元,1998年还507.25万元。该合同上除贷款人和借款人盖章外,贵州省青溪酒厂(以下简称青溪酒厂)、贵州省黔东南州红旗水力发电厂(以下简称红旗发电厂)及贵州省镇远县东峡电厂(以下简称东峡电厂)均在担保人栏内加盖了公章。同日,红旗发电厂、青溪酒厂和东峡电厂与中国银行总行、贵州省中行和凯里市中行签订的《人民币“三级联贷”担保协议》载明:担保人出具的担保书必须是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其责任由合同生效时开始,直至还清贷款本息和费用时止;红旗发电厂担保金额为600万元,青溪酒厂担保金额为400万元,东峡电厂担保金额为572万元。1994年4月29日,中国银行总行、贵州省中行、凯里市中行与油脂厂签订一份抵押担保书约定,油脂厂以其进口日处理50吨精炼油设备为其向中国银行总行、贵州省中行和凯里市中行1572万元贷款提供抵押担保。该抵押物于1997年7月18日在镇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登记。合同签订后,中国银行总行、贵州省中行和凯里市中行依约发放了上述贷款。
凯里市中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宁办事处(以下简称东方资产南宁办)分别于1998年2月18日、2000年3月12日、11月6日、2001年4月20日向舞阳神公司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舞阳神公司均予签收。凯里市中行、东方资产南宁办分别于1999年12月2日、2000年12月27日、2001年12月27日向青溪酒厂进行了催收;于2000年12月27日向红旗发电厂进行了公证催收;于1999年3月25日、2000年8月22日、12月28日向东峡电厂进行了催收。
2.1994年11月7日,油脂厂与凯里市中行签订了一份出口商品中短期借款合同约定:凯里市中行向油脂厂发放贷款272万元,用于引进精炼油设备开发高档食用油技改项目,期限为三年,月利率10.2‰。同年10月5日、11月7日贵州省镇远县水泥厂(以下简称水泥厂)、贵州省镇远县冶炼厂(以下简称冶炼厂)分别向凯里市中行出具了担保书载明:由水泥厂和冶炼厂分别为凯里市中行贷给油脂厂的272万元贷款本息提供连带担保;担保书自签发之日起至借款人还清全部所欠贷款本息止有效。同日,凯里市中行与舞阳神公司签订了一份抵押担保书约定:油脂厂以该厂的发油房及设备、东风汽车3部、招待所、蕉溪办公楼、污水处理站为凯里市中行给油脂厂的272万元贷款提供抵押担保。该抵押物于1997年7月18日在镇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登记。合同签订后,凯里市中行为油脂厂发放了上述贷款。
凯里市中行、东方资产南宁办分别于1998年2月12日、1999年3月5日、12月1日、2000年11月6日、2001年4月20日向舞阳神公司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舞阳神公司均予签收。凯里市中行、东方资产南宁办分别于1999年12月3日、2000年8月22日向水泥厂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水泥厂予以签收。凯里市中行、东方资产南宁办分别于1999年3月、12月、2000年12月29日、2001年12月29日向兴达冶炼厂进行了公证催收。
3.1995年10月9日,舞阳神公司与凯里市中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1995年)凯中银信字第64号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凯里市中行向舞阳神公司发放贷款150万元,月利率为12.06‰,借款期限8个月,自1995年10月9日至1996年6月9日。同日,舞阳神公司与凯里市中行签订编号为1995年凯中银信字第64号抵押合同,约定舞阳神公司以其公司的精炼车间和1号库房为上述贷款提供抵押担保。该抵押物于1997年7月18日在镇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登记。
凯里市中行、东方资产南宁办分别于1997年2月8日、1998年2月19日、1999年3月5日、12月1日、2000年3月12日、11月6日、2001年4月20日向舞阳神公司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舞阳神公司均予签收。
4.1995年10月12日,舞阳神公司与凯里市中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1995)年凯中银信字第66号人民币借款合同约定:凯里市中行向舞阳神公司发放贷款150万元,月利率12.06‰,期限为8个月,自1995年10月12日至1996年6月12日。同日,舞阳神公司与凯里市中行签订编号为1995年凯中银信字第66号抵押合同约定:油脂厂以其公司的浸出车间厂房、设备及检化楼为上述贷款提供抵押担保。该抵押物于1997年7月18日在镇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登记。合同签订后,凯里市中行依约发放了上述贷款。
凯里市中行、东方资产南宁办分别于1997年2月8日、1998年2月19日、1999年3月5日、12月1日、2000年3月12日、11月6日、2001年4月20日向舞阳神公司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舞阳神公司均予签收。
5.1995年10月15日,舞阳神公司与凯里市中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1995)年凯中银信字第67号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凯里市中行向舞阳神公司发放贷款130万元,月利率12.06‰,期限为9个月,自1995年10月15日至1996年7月15日。同日,舞阳神公司与凯里市中行签订编号为1995年凯中银信字第67号的抵押合同约定:油脂厂以其公司的检化楼为上述贷款提供抵押担保。但该抵押未在有关部门进行登记。
凯里市中行、东方资产南宁办分别于1997年2月8日、1998年2月9日、1999年3月5日、12月1日、2000年3月12日、2001年4月20日向舞阳神公司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舞阳神公司均予签收。
另查明:1993年3月,水泥厂更名为镇远县建材化工公司(以下简称建化公司),水泥厂公章同时宣布作废。1996年8月冶炼厂更名为兴达冶炼厂。红旗发电厂后被黔东南州地方电力公司(以下简称电力公司)兼并。2000年9月13日,镇远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镇远县政府)以镇府函[2000]24号《县人民政府关于对青溪酒厂产权制度改革方案的批复》,同意青溪酒厂进行改制。该批复所附青溪酒厂产权制度改革方案载明:青溪酒厂的改制本着“国家转让产权、企业转换机制、职工转变身份”的要求,由青溪酒厂在职正式职工全额出资购买青溪酒厂国有净资产,将青溪酒厂从国有企业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原企业债权债务由新的股东承担(由改制后企业承担),企业实行资金合作和劳动合作相结合,按劳动分配和按股分红相结合。青溪酒厂净资产转入收入,纳入镇远县政府国有资产管理,用于国有资产再投入。经评估,青溪酒厂总资产为10288.6万元(不含土地和商业性无形资产),总债务为8494.9万元,净资产为1793.7万元(不含土地和商业性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评估后再确定转让价,未转让前由新企业无偿使用到2000年12月31日,超过此时间如仍未转让,新企业应按有关规定向县政府交纳使用费至转让成立之时止。商誉性无形资产暂不评估,新企业每年向政府交纳10万元租金。以后评估按2000年2月底实价转让,此后新增部分归新企业。以文义长为主的新企业股东支付了相应对价,取得了青溪酒厂除土地使用权和商标权以外的其他财产权,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成立了贵州青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青酒集团)。同年10月28日青溪酒厂被镇远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销。
以上贷款共5笔,总计金额为2274万元,贷款人依约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借款人、保证人均未履行还款义务。2000年6月22日,贵州省中行与东方资产南宁办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上述5笔债权共计2274万元转让给东方资产南宁办。2002年7月5日,东方资产南宁办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舞阳神公司偿还欠款24355403.39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暂计算至2000年3月31日为9078563.56元),东方资产南宁办对舞阳神公司的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青溪酒厂、建化公司、冶炼厂、东峡电厂、电力公司分别在其保证范围内对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案件受理费由舞阳神公司负担。一审中,东方资产南宁办以青酒集团系青溪酒厂改制成立为由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追加青酒集团为共同被告,请求判令青酒集团对上述债务承担相应的连带担保责任。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中国银行总行、贵州省中行、凯里市中行与油脂厂签订的五份借款合同,和与青溪酒厂、东峡电厂、红旗发电厂、水泥厂、兴达冶炼厂签订的保证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中国银行总行、贵州省中行、凯里市中行已依约履行了出借人的义务。但油脂厂未按时归还贷款本息。对该几笔借款,有证据证明东方资产南宁办均在诉讼时效期间内进行了催收。因舞阳神公司系油脂厂变更名称而来,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故舞阳神公司应向中国银行总行、贵州省中行、凯里市中行依约承担偿还贷款本息的民事责任。东方资产南宁办起诉提出中国银行总行将本金1000万元进行息转本增加为11615403.39元,因其未提供相关依据,且主债务人舞阳神公司对此不予承认,故该院对此不予确认。由于1994年4月29日,油脂厂与中国银行总行、贵州省中行、凯里市中行签订了以该厂处理50吨精炼油设备为《中国银行人民币三级联贷借款合同书》项下的1572万元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的书面抵押合同;1994年11月7日,油脂厂与凯里市中行签订了以该厂的发油房及设备、东风汽车、招待所、蕉溪办公楼、污水处理站为《出口商品短期借款合同》项下的272万元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的书面抵押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2条之规定,该抵押关系成立。且双方其后又对上述抵押物品进行了抵押登记,因此,东方资产南宁办对以上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1995年10月9日、12日、15日,油脂厂与凯里市中行签订了分别以该厂的精炼车间、1号库房及浸出车间厂房、设备、检化楼为(1995)年凯中银信字第64、65、66号借款合同项下的150万元、150万元和130万元贷款提供抵押担保的抵押合同,双方就上述抵押物品已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了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应当认为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就以上物品办理抵押登记。因此,东方资产南宁办对以上抵押物品享有优先
受偿权。由于青溪酒厂、东峡电厂、红旗发电厂、水泥厂和冶炼厂的担保行为均发生在担保法实施以前,其行为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由于其所签保证合同均未约定保证责任期间,根据上述规定第11条、第29条之规定,主债务的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亦中断。因东方资产南宁办对上述保证人所担保的债务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因此,上述保证人应当依约对东方资产南宁办承担保证责任。保证人认为其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理由均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由于《人民币“三级联贷”担保协议》中对青溪酒厂、东峡电厂和红旗发电厂的保证责任约定不明,根据上述规定第2条之规定,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保证人承担何种保证责任,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保证人承担赔偿责任。因此,青溪酒厂、东峡电厂和红旗发电厂应当在舞阳神公司的财产不能承担债务清偿责任时,在各自承诺的保证金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东方资产南宁办要求该三家企业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驳回。由于青溪酒厂改制为青酒集团后,没有证据证明该公司无偿取得了青溪酒厂的资产,故东方资产南宁办主张青酒集团应当承继青溪酒厂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该院予以驳回。因青溪酒厂已被注销,其债务的承担,东方资产南宁办可另案解决。红旗发电厂被电力公司兼并后,其债务应当由电力公司负责清偿。水泥厂于1993年即已经被撤销,且其公章亦被宣布作废。因此,1994年10月5日,水泥厂为油脂厂向凯里市中行272万元贷款盖章担保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与建化公司无关。建化公司提出其不应承担责任的主张成立。该笔借款应由谁承担保证责任,东方资产南宁办亦可另案解决。因兴达冶炼厂与冶炼厂只是名称变更关系,故兴达冶炼厂应当承担原冶炼厂的债权债务,兴达冶炼厂不承担保证责任的辩称理由不能成立。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一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舞阳神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东方资产南宁办2274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合同期内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逾期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东方资产南宁办对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二、东峡电厂在舞阳神公司及其处理50吨精炼油设备抵押财产不能清偿债务时,对572万元借款本息承担赔偿责任;三、电力公司在舞阳神公司及其处理50吨精炼油设备抵押财产不能清偿债务时,对600万元借款本息承担赔偿责任;四、兴达冶炼厂在舞阳神公司发油房及设备、东风汽车、招待所、蕉溪办公室、污水处理站等抵押财产不能清偿债务时,对272万元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五、驳回东方资产南宁办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8589.92元,由舞阳神公司负担。
东方资产南宁办不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息转本是基于金融法规政策的规定,不属待证事实,东方资产南宁办不负举证责任。国家规定银行贷款在逾期后应计复利,息转本后以新转的本来计息的债权总额与不转本而以原利息计付复利的债权总额是相同的,是否息转本不影响债务人的利益。舞阳神公司多次在记载有息转本后本金余额的催收通知书、债权确认书上签字认可息转本的事实。原审法院以东方资产南宁办对中国银行总行将1000万元贷款本金进行息转本增加本金为11615403.39元的主张未提供相关证据,且舞阳神公司对此不予承认为由,否决东方资产南宁办对1615403.39元本金的诉请不当,应予纠正。二、青酒集团的股东通过购买青溪酒厂的净资产对青溪酒厂进行产权改革,青酒集团和青溪酒厂之间不存在有偿或无偿取得资产的问题,两者之间是权利义务的概括继承关系,企业法人内部产权变动不影响其对外民事责任的承担。青溪酒厂变更登记为青酒集团,是企业变更的结果,并不是企业的新设成立。除非改制前的企业清算了结了债权债务,否则改制后的企业应当承担原企业的债权债务。且青溪酒厂产权制度改革方案也明确载明其债权债务由改制后的企业承担。国家有关规定亦明确规定企业出售后,购买者应继续承担原企业的担保责任。故青酒集团应承担本案青溪酒厂的担保责任。镇远县政府对青溪酒厂未进行清算即作出撤销决定,并将青溪酒厂的土地和商标权收回,人民法院应通知镇远县政府参加诉讼,并按收回财产占青溪酒厂总财产的比例对保证债务承担责任。原审法院以没有证据证明青酒集团无偿取得了青溪酒厂的资产为由,判决驳回东方资产南宁办对青酒集团的诉讼请求,以及不依法追加镇远县政府为本案共同被告,不符合法律规定。三、水泥厂于1993年更名为建化公司后,没有作废并停止水泥厂公章的使用,而是与建化公司的公章一起长期共同使用,均代表该企业。在272万元贷款保证合同上加盖水泥厂公章系建化公司有关主管人员所为,故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系建化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建化公司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即使因建化公司故意使用已被更换的旧公章而认定保证关系不成立,建化公司亦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舞阳神公司未作书面答辩,庭审质证答辩称:中国银行总行1000万元本金息转本增加本金1615403.39元,未经其同意,其不予认可。
被上诉人青酒集团答辩称:青酒集团是以支付货币资金和承担具体债务的方式取得青溪酒厂的财产权的,系有偿取得。其所承担的8494.7万元债务是根据产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内容承担的,不属债务的概括承继。产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债务范围是明确的,不包括本案所涉担保债务,故青酒集团不应承担该保证责任。青酒集团是以文义长等199名自然人在有偿取得青溪酒厂的财产所有权后,以所取得财产作为出资而新成立的企业法人,与青溪酒厂没有延续和隶属关系。青溪酒厂在产权出让前已对资产进行了清算,镇远县政府系根据评估结果对青溪酒厂进行的转让。受让方对清算遗漏的债权不享有权利,同样对遗漏的债务亦无承担的义务。青溪酒厂的财产所有权已由镇远县政府以货币资金形式收回,故本案青溪酒厂的保证责任应由镇远县政府承担。东方资产南宁办以青酒集团接受了青溪酒厂的财产为由主张青酒集团承担保证责任的上诉理由应予驳回。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建化公司亦未作书面答辩,庭审质证时答辩称:1993年水泥厂即已更名为建化公司。保证合同和催收通知书上加盖的水泥厂公章均系作废的公章,不能产生对建化公司的法律责任。
本院二审除对一审认定的贵州省中行与东方资产南宁办债权转让和水泥厂公章宣布作废部分的事实不予认定外,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另查明:1999年9月15日,舞阳神公司与凯里市中行签订借款合同补充协议载明,舞阳神公司以其有关财产作为对拖欠凯里市中行的贷款(总计2436万元,其中162万元为中国银行总行息转本)及利息的偿还保证。2000年3月12日,凯里市中行给舞阳神公司的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上载明,舞阳神公司尚欠贷款本金含息转本1615403.39元。舞阳神公司在该催收通知书上加盖了公章。同年5月25、26日,凯里市中行和东方资产南宁办分别向舞阳神公司发出的债权转让通知和债权确认通知单上载明:贵州省中行将其享有的舞阳神公司债权本金24355403.39元及相应利息转让给东方资产南宁办,其中包括本金余额为11615403.39元的一笔债权。舞阳神公司分别在三份通知上均加盖了公章。同年6月22日,贵州省中行与东方资产南宁办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载明:贵州省中行将截至2000年3月31日对舞阳神公司享有的债权24355403.39元本金及相应利息转让给东方资产南宁办。其所附债权转让清单载明有一笔借款本金为11615403.39元的贷款。
2000年10月18日,镇远县政府与以文义长为代表的青溪酒厂新股东签订青溪酒厂产权制度改革改制协议书,约定:镇远县政府愿意将青溪酒厂产权转让给文义长等(不含土地和商誉性无形资产),经评估青溪酒厂净资产1793.7万元,优惠15%,实价1524.7万元,由该厂正式职工199人认购,净资产全部认购结束,镇远县政府以货币价值形态收回财产所有权,文义长等以实物形态取得财产所有权。青溪酒厂改制前所有债务8494.9万元(包括农行贷款本息、欠税以及部门欠税等)由文义长等承担。土地使用权暂不作价转让,待评估后再行确定转让价。2000年12月31日前,文义长等按国家规定缴纳使用税费。商誉性无形资产暂不评估,由文义长等每年缴纳10万元无形资产使用费。镇远县政府和青溪酒厂新股东代表文义长在该协议上签字、盖章。资产评估负债8494.9万元中,未包括青溪酒厂为舞阳神公司400万元贷款进行担保形成的本案所涉债务。
1993年2月24日,建化公司镇建化(93)第5号《建化公司公告》载明:水泥厂经批准改组为建化公司,从1993年3月1日起正式启用建化公司新印鉴,旧印鉴同时作废,原水泥厂债权债务及业务往来关系,全部由建化公司承担。但建化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依法对外进行了公告。1999年12月3日出具的(2000)凯公证字第07号公证书载明,凯里市中行工作人员当着公证员面将逾期贷款催收通知发给建化公司经理王义。王义在该公证书背面所附给舞阳神公司的逾期贷款通知上签收。二审庭审时,建化公司认可王义1998年以后为其公司经理。2000年8月22日,东方资产南宁办向水泥厂发出逾期贷款担保催收通知书,要求其承担舞阳神公司272万元贷款的连带担保责任。水泥厂在该通知书上加盖了公章。
本院经审理认为:1993年9月3日,中国银行总行、贵州省中行、凯里市中行与油脂厂签订的中国银行人民币三级联贷借款合同书中约定由中国银行总行贷给油脂厂1000万元人民币。2000年6月22日,贵州省中行将该笔贷款债权转给东方资产南宁办时,将其应收利息1615403.39元转计为本金一并转让给东方资产南宁办,即该笔转让贷款本金变更为11615403.39元。舞阳神公司在记载有上述转让本金金额的债权转让通知和债权确认通知上加盖了公章,并未提出异议。对此,应认定舞阳神公司对该1000万元贷款息转本已明知且同意。舞阳神公司关于债权人未将1000万元息转本情况通知该公司并经其同意的抗辩,与事实不符。贵州省中行将1000万元本金息转本后一并转让给东方资产南宁办,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原审法院以东方资产南宁办1000万元息转本未提供相关依据且舞阳神公司对此不予承认为由,对息转本部分不予保护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1993年9月3日,青溪酒厂签订人民币三级联贷担保协议,为中国银行总行、贵州省中行和凯里市中行贷给油脂厂的1572万元款项中的4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意思表示真实,应为有效。2000年9月,青溪酒厂通过采取由职工全额出资购买企业净资产的方式改制成青酒集团,仅是企业法人的出资主体和企业性质、名称的变更,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并未改变,上述变更不影响其对改制前形成债务之民事责任的承担。且青溪酒厂产权制度改革方案和镇远县政府与以文义长为代表的青溪酒厂新股东签订的产权制度改革改制协议书中亦均明确载明改制前青溪酒厂的全部债务由改制后企业新的股东承担。故青溪酒厂改制前的所有债务应当由改制后企业青酒集团承担民事责任。虽然在青溪酒厂改制资产评估中,青溪酒厂的400万元担保债务未包括在评估的企业总债务8494.9万元中,以至于以文义长为代表的青酒集团新股东所支付的净资产对价中未将该笔担保债务予以冲抵,但青酒集团不能以此作为其不承担该笔担保债务的理由对抗债权人东方资产南宁办。青酒集团新股东与青溪酒厂原资产管理人之间就企业改制过程中隐瞒、遗漏债务问题属另一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审理的范畴。青酒集团在承担本案400万元担保债务后,可另行向青溪酒厂原资产管理人主张权利。我院《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企业破产和改制案件中切实防止债务人逃废债务的紧急通知》中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国有企业改制案件,对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中,被改制企业原资产管理人隐瞒或遗漏债务的,应当由被改制企业原资产管理人对所隐瞒或遗漏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是针对在审理企业改制双方当事人改制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案件中,就被改制企业原资产管理人的过错或者过失所造成的隐瞒或遗漏债务,在改制企业原资产管理人和改制后企业二者之间的责任承担问题上作出的界定。上述规定不否认被改制企业原债权人依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向债务人主张权利。故该笔担保债务应由青酒集团承担。东方资产南宁办关于青酒集团应承担该笔担保债务的主张,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东方资产南宁办对青酒集团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改判。东方资产南宁办二审上诉中关于镇远县政府未对青溪酒厂进行清算即作出撤销决定,且将青溪酒厂的土地和商标权收回,应依法追加镇远县政府为本案共同被告,并判决其按收回财产占青溪酒厂财产的比例对保证债务承担相应责任的主张,因其一审中并未明确对镇远县政府提出诉讼请求,属于二审中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4条关于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的规定,本院二审对此不再予以审查,东方资产南宁办可另行向镇远县政府主张权利。
1993年3月,水泥厂更名为建化公司,虽其内部文件镇建化(93)第5号《建化公司公告》载明“从同年3月1日起正式启用建化公司新印鉴,旧印鉴同时作废”,但建化公司一直未能举证证明其同时依法进行了公告。且建化公司经理王义曾在记载有凯里市中行将272万元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发给王义内容的(2000)凯公证字第07号公证书上签字。故1994年10月5日以水泥厂名义向凯里市中行出具的为272万元贷款提供连带担保的行为,应认定为建化公司的行为。建化公司应当对该笔贷款承担担保责任。东方资产南宁办关于建化公司应当承担该笔担保债务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以水泥厂1993年即已被撤销且其公章已被宣布作废为由,认定上述担保行为与建化公司无关,与事实不符,应予改判。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02)黔高民二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三、四项;
二、改判上述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为:贵州舞阳神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宁办事处24355403.39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合同期内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合同期满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逾期支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办理;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南宁办事处对贵州舞阳神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的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
三、贵州青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贵州舞阳神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处理50吨精炼油设备抵押财产不能清偿债务时,对400万元借款本息承担赔偿责任;
四、镇远县建材化工公司在贵州舞阳神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发油房及设备、东风汽车、招待所、蕉溪办公室、污水处理站等抵押财产不能清偿时,对凯里市中行贷给舞阳神公司的272万元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一审案件受理费88589.92元,由贵州舞阳神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8589.92元,由贵州舞阳神植物油有限责任公司负担48589.92万元,贵州青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2万元,镇远县建材化工公司负担2万元。
审判长 吴庆宝
代理审判员 宫邦友
代理审判员 刘敏
二〇〇三年七月四日
书记员 孔玲
【审判长简介】
吴庆宝高级法官:1964年出生,法学学士。2001年起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公报案例 公司与股权
农业发展银行青海分行营业部诉青海农牧总公司担保合同纠纷案
公报案例 · (2003)民二终字第83号 · 2003
裁判要旨: 在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前,债权人已在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破产程序终结后,债权人对其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债权继续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保证人应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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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银行青海分行营业部
诉青海农牧总公司担保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在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前,债权人已在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破产程序终结后,债权人对其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债权继续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保证人应承担法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3)民二终字第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青海省分行营业部。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南关街57号。
负责人:周海文,该营业部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马福祥,青海同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海省农牧生产资料总公司。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建国路23号。
法定代表人:张海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宋占荣,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张衍光,青海西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青海省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农发行营业部)因与被上诉人青海省农牧生产资料总公司(以下简称农牧公司)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02)青民二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周帆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沙玲、李成玉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尹静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1996年9月27日,农发行营业部与青海省羊毛经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羊毛公司)签订96第008号借款合同,金额1400万元,期限自1996年9月27日至1997年9月27日,青海省糖酒副食品总公司为债务人羊毛公司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借款到期后,羊毛公司未能按期还款,经双方协商,延期至1998年2月27日,该份延期协议中未有原担保人青海省糖酒副食品总公司的签章。1997年9月29日,农发行营业部与羊毛公司又签订了一份13397031号借款合同,金额1100万元,期限自1997年9月29日至1998年9月29日,借款当日即归还以上96第008号借款合同项下的款项。青海省肉食品集团公司为债务人羊毛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后羊毛公司未能按期还款,经双方协商,延期至1999年9月29日,该份延期协议中未有原担保人青海省肉食品集团公司的签章。1998年12月28日,农牧公司对以上两笔借款合同出具了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书,保证书承诺的保证期间为还清借款人所欠的全部贷款本息和费用后自动失效。1999年1月4日在西宁市城西区公证处分别就两份保证书进行了公证。1999年9月6日,农发行营业部向农牧公司发送了13397031号借款合同1100万元的催收通知;2000年1月7日,农发行营业部向农牧公司发送了96第008号借款合同300万元的催收通知。2000年5月8日,该院裁定宣告羊毛公司破产还债,2002年5月20日裁定破产程序终结,农发行营业部仅获4.9万元的实物清偿。2002年11月14日,农发行营业部诉讼至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农牧公司对债务人羊毛公司项下的1400万元贷款及利息282万元承担保证责任。
本案在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期间,农牧公司于2002年12月20日申请对96第008号借款合同中1400万元贷款进行质证。经质证,以贷还贷事实属实,但农发行营业部的委托代理人认为,依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份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农牧公司对羊毛公司的旧贷向贷款人农发行营业部出具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书,其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应认定有效。虽然本案涉及的借款法律关系系以贷还贷形成,但农牧公司提供保证时,该借款关系早已存在。农牧公司明知是旧贷,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其以不知被保证金额是以贷还贷要求免责的理由不能成立。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农发行营业部对13397031号借款合同1100万元和96第008号借款合同300万元分别于1999年9月6日、2000年1月7日发出《催收通知书》,要求农牧公司承担保证责任。至此,保证期间作用完结,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本案主债务人羊毛公司被该院宣告破产时正处于本案保证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内,农发行营业部依法申报债权后,再未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农发行营业部将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理解为保证期间的延续,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与法不符。农牧公司抗辩农发行营业部起诉时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成立,农发行营业部对其诉讼请求丧失了程序上的胜诉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三条之规定,该院判决:驳回农发行营业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4110元,由农发行营业部承担。
农发行营业部不服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农牧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两份不可撤销保证书的保证期间应当从其提供保证的1998年12月28日起算。债务人于2000年5月宣告破产,恰在保证期间,上诉人在债务人破产终结后,就未清偿的部分依法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符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二、原审判决以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的转化来排斥上诉人的胜诉权,是对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的曲解。依原审判决的理解,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如果向保证人主张了权利,那么无论债务人破产是否终结,债权人均应在主张权利后的两年内向保证人再行主张权利,否则,即使债务人的破产终结,但债权人却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对保证人的胜诉权,或者,债务人破产程序终结六个月以后,只要债权人对保证人的诉讼时效尚未超过两年,债权人可以不丧失对保证人的胜诉权。这样理解,有悖于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关于债务人在宣告破产后,债权人向债务人、保证人主张权利的特殊规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农牧公司答辩称:一、农发行营业部的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不受法律保护,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正确。二、农牧公司保证的两笔借款合同的贷款系农发行营业部与主债务人羊毛公司之间的倒贷,其依法不承担担保责任。借贷双方从未向其说明是贷新款还旧贷的倒贷行为,借款合同的约定以及羊毛公司的借款报告对借款用途均表述为收购羊毛,该公司在接到起诉状后才得知农发行营业部与羊毛公司隐瞒倒贷事实、骗取担保真相。农牧公司对已经形成的借款关系进行担保并不等于对倒贷行为的知晓。一审法院的认定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给予纠正。三、农发行营业部将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的区别与联系相混淆。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行使了权利,变更了原有的法律关系,使保证期间的作用消灭;而在诉讼时效期间内,权利人行使了请求权,维持了原有的法律关系,使原有的法律关系得以继续延续。在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根据规定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保证人不免除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作用失去意义,保证责任不再受保证期间的制约,应受诉讼时效的制约。本案中农发行营业部于1999年9月6日、2000年1月17日向保证人发出《到(逾)期贷款通知书》,要求农牧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偿还借款本息,依照法律规定,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因此,本案不适用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农发行营业部对保证期间的起算时间认识错误,其认为本案应以农牧公司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的1998年12月28日为保证期间的起算时间,不符合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农发行营业部的上诉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就本案所涉贷款是否为以贷还贷、保证人是否明知本案所涉贷款的实际用途进行了质证。上诉人农发行营业部称,本案所涉贷款约定的是用于羊毛储备,实际是用于偿还旧贷款,农牧公司在出具担保时对本案所涉贷款的逾期情况及贷款实际用途是以新还旧是明知的,并承诺放弃一切抗辩权,也没有对贷款的以新还旧问题提起上诉,不属于二审法院审理范围。被上诉人农牧公司答辩称,为本案所涉贷款出具担保是因为在当时青海省商业厅主管领导的要求下,为办理本案所涉贷款的延期手续而进行的担保,当时知道贷款的用途是已经用于了羊毛储备,直到上诉人农发行营业部提起本案诉讼时才知道本案所涉贷款实际用于偿还原有贷款。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规定,此问题应属于二审法院审理范围。
本院二审除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本案所涉96第008号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用途是羊毛收购。1997年9月30日,羊毛公司与农发行营业部签订延期还款协议书,约定:羊毛公司与农发行营业部签订的农银保借字96第008号借款合同项下借款1400万元,羊毛公司应于1997年2月27日偿还全部借款本息。现由于资金周转困难等原因,只能实际偿还1100万元。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将未偿还部分300万元延期到1998年2月27日偿还。同日,羊毛公司与农发行营业部签订了13397031号借款合同,约定:羊毛公司借款1100万元,借款用途收购绵羊毛,期限自1997年9月29日至1998年9月29日。农发行营业部第0052584号借款借据载明:羊毛公司1997年9月29日借款1100万元,借款用途羊毛储备,此贷款按13397031号借款合同执行。同日,农发行营业部第0089648号贷款收回凭证载明:借款人羊毛公司于1997年9月30日偿还1996年9月27日的借款1400万元中的1100万元,尚欠300万元,延期至1998年2月27日。2000年1月17日,农发行营业部就该300万元贷款向羊毛公司、农牧公司发出《到(逾)期贷款通知书》,羊毛公司予以签收。1998年12月28日,羊毛公司又与农发行营业部签订延期还款协议,约定将13397031号合同项下的1100万元的贷款本息延期至1999年9月29日偿还。同日,农牧公司向农发行营业部出具两份不可撤销担保书,分别承诺为96第008号借款合同项下的300万元的贷款本息和13397031号借款合同的1100万元贷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院认为,根据农发行营业部第0052584号借款借据和第0089648号贷款收回凭证以及农发行营业部在本院二审质证过程中的陈述,本案所涉贷款的实际用途应认定为以贷还贷,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农牧公司为羊毛公司与农发行营业部之间的借款合同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内容并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应为有效,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
根据羊毛公司与农发行营业部分别于1997年9月30日、1998年12月28日签订的延期还款协议书的约定,本案96第008号借款合同项下的300万元贷款本息的偿还延期至1998年2月27日,13397031号借款合同项下的1100万元贷款本息的偿还延期至1999年9月29日。因农牧公司于1998年12月28日分别为该两笔贷款提供的两份担保的保证期间约定不明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其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二年。因此,该300万元贷款的保证期间应认定为1998年2月27日至2000年2月27日,该1100万元贷款的保证期间应认定为1999年9月29日至2001年9月29日。在2000年5月8日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宣告本案主债务人羊毛公司破产前,该300万元贷款的保证期间已经届满,仅有该1100万元贷款的保证期间仍在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农发行营业部关于“两份不可撤销保证书的保证期间应当从其提供保证的1998年12月28日起算”、“债务人于2000年5月宣告破产,恰在保证期间内”的上诉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及本案事实,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主债务人羊毛公司被宣告破产还债前,农发行营业部已于2000年1月17日向农牧公司催要该300万元贷款,系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应自主张权利之日起开始计算其保证债权的诉讼时效。在该300万元贷款的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本案主债务人羊毛公司被宣告破产,农发行营业部依法向人民法院申报了债权,在破产程序终结前,农发行营业部对其能得以分配的破产财产数额不能确定,其无法同时就其未受清偿的部分向保证人农牧公司主张担保权利,只有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其才能就其未受清偿的部分向保证人主张权利。因此,本案中,在主债务人羊毛公司破产案件的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农发行营业部就其未受清偿的部分再向保证人农牧公司主张权利,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农发行营业部在本案1100万元贷款的合同履行期限内于1999年9月6日向农牧公司发出《到(逾)期贷款通知书》,因本案主债务的履行最后截至日为1999年9月29日,此时其保证期间尚未开始计算,后在保证期间内主债务人羊毛公司被宣告破产,农发行营业部依法申报了债权,并在羊毛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就该1100万元贷款未得以清偿的部分向保证人农牧公司主张权利,依法应予支持。
虽然农牧公司因原审判定其不承担保证责任而未提起上诉,但其在一、二审答辩中均作为主要抗辩理由提出了其因主债务双方未经其同意以贷还贷而应免责的主张,农发行营业部关于以贷还贷问题不属于二审审理范围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农牧公司所担保的贷款确系用于偿还旧贷,而农牧公司对该旧贷未曾提供过保证,对此事实不但业经原审法院查明认定,而且双方当事人亦无异议。农牧公司在出具担保时,本案96第008号借款合同已经逾期10个月,13397031号借款合同已经逾期3个月,根据农牧公司在本院质证过程中的陈述以及其出具担保的时间,农牧公司的本意并不是为将来的新贷款而是为此前已经发生的既有债务的延期履行而提供担保,其对该项担保的风险与责任是明知的,虽然农牧公司未曾为本案中所涉旧贷提供过保证以及其在诉讼中否认其明知借新还旧的情况,但根据其明知本案借款的不断延期及逾期情况,无论其所担保的贷款是否已用于偿还旧贷款,均与其提供担保的真实意思无关且并未在其真实意思之外加重其担保的风险与责任负担。该公司以本案所涉贷款系用于偿还旧贷款为由提出的应免除其保证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基本正确,但对本案是否适用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认定以及免除农牧公司的保证责任不当,应予纠正。保证人农牧公司应对羊毛公司向农发行营业部的300万元贷款和1100万元贷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农发行营业部申报债权所获的4.9万元实物应从本案借款本金中扣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的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02)青民二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
二、青海省农牧生产资料总公司对青海省羊毛经营集团公司所欠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青海省分行营业部的1395.1万元贷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94110元,均由青海省农牧生产资料总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帆
代理审判员 沙 玲
代理审判员 李成玉
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尹 静
【审判长简介】
周帆高级法官:1962年出生,法学学士,1996年起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公报案例 公司与股权
北京新奥特公司诉华融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公报案例 · (2003)民二终字第143号 · 2003
裁判要旨: 因双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股权转让协议终止履行,一方当事人因准备协议履行及实际履行中产生的损失,应由双方共同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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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奥特公司诉华融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因双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股权转让协议终止履行,一方当事人因准备协议履行及实际履行中产生的损失,应由双方共同承担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3)民二终字第1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新奥特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草场一号硅谷电脑城六层。
法定代表人:陈崇玉,该集团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晨阳,北京市高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晓哲,北京市高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白云路10号。
法定代表人:杨凯生,该公司总裁。
委托代理人:李丹,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杨槐君,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北京新奥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特集团)为与上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3)高民初字第1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03年8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徐瑞柏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王宪森、杨咏梅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孔玲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2年6月28日,华融公司与案外人比特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特科技)、新奥特集团签订关于北京北广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广集团)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内容是:比特科技、新奥特集团共同组成收购团收购华融公司持有的北广集团55.081% 的股权, 股权转让的最终价格不低于3亿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采取分期付款形式,协议签订起3日内,比特科技、新奥特集团按照华融公司提供的帐户支付1亿元,余款在协议签订起3个月内或评估报告经国家主管部门备案之日起七日内付清。比特科技、新奥特集团依约支付1亿元后,华融公司协助办理股权转让的过户手续。受让方完全知悉其他股东不配合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的风险,并承诺不为此向出让方提出任何抗辩,不影响受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出让方已经收到的股权转让价款不予返还。此外,协议还约定了股权质押、违约责任、适用法律等内容。同年6月28日,经华融公司提议召开北广集团2002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拟就华融公司将其持有的北广集团全部股权一次性转让给比特科技和新奥特集团组成的收购团的相关事项作出决议。北广集团的另一股东北京电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公司)未在相关决议上签章认可。同年9月27日,华融公司与案外人新疆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国投)、新奥特集团、比特科技;华融公司与新奥特集团、比特科技分别签订《关于股权转让相关问题的协议书》(一)、(二),两份协议书确认的事实主要是:新奥特集团、比特科技分别于同年7月22日、8月6日、8 月30日共向华融公司交付股权转让款1亿元。新疆国投同意以信托方式对新奥特集团、比特科技给予融资支持,应于同年9月28日12时前将总值2亿元的资金汇出并进入约定的帐户。协议书确定的内容还有,因北广集团的另一股东已经以华融公司侵犯其优先购买权为由提起仲裁程序,新奥特集团、比特科技同意对继续履行同年6月2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作出承诺。即如华融公司在仲裁案件中败诉,造成转让的股权不能过户,股权转让协议不能继续履行时,新奥特集团、比特科技不得追究华融公司因签订上述协议而应当或可能负有的对2亿元的资金所产生的利息、融资成本、可预期利益、赔偿等相关责任。同时还约定了在上述条件下,新奥特集团、比特科技应向华融公司履行的其他义务。同年12月10日,新疆国投、新奥特集团比特科技共同致函华融公司,要求华融公司在相关期限前,与新疆国投办理自资金共管帐户取回相当于2亿元的一切手续;自新奥特集团向华融公司支付的1亿元资金中,向新疆国投支付500万元。华融公司已依此函执行。后华融公司北京办事处就余款9550万元(含股权转让项目的预付款50万元),致函新奥特集团、比特科技要求退款,并曾与北京市第二公证处公证人员一同达退款通知函,但未得到答复。新奥特集团否认收到上述各退款通知。华融公司于2003年4月16日将新奥特集团、比特科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9550万元退回新奥特集团的帐户。
比特科技向新奥特集团出具《委托书》,载明比特科技全权委托新奥特集团持有其合法取得的北广集团0.5%的股权,行使该股权对应的一切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
2002年9月23日,电子公司作为申请人,以华融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就电子公司作为北广集团股东有权享有优先购买权作出相关裁决。同年12月9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终局裁决,裁决的主要内容为:“2002年12月31日前,电子公司有权行使作为北广集团股东所享有的同等条件对华融公司拟转让的北广集团55% 股权的优先购买权。2002年12月31日前一次性将转让的总价款3亿元付给华融公司。”依据上述裁决,同年12月20日,电子公司与华融公司签约;同年12月23日,电子公司向华融公司付款。
因华融公司与新奥特集团、比特科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未能继续履行,新奥特集团于同年12月1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华融公司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赔偿因违反股权转让协议造成的损失19816077元;承担诉讼费和律师费用。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华融公司与比特科技、新奥特集团于2002年6月28日签订的关于北广集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签约各方本应依约履行。因北京仲裁委员会先于本案的生效裁决书裁决北广集团的另一股东电子公司对华融公司拟转让的股权享有同等条件的优先购买权,且电子公司与华融公司已就此在仲裁裁决指定的时间内,签订了协议并给付款项,故华融公司与比特科技、新奥特集团股权转让协议目的已不能实现,履行合同的基础条件已经不具备,该合同应终止履行。故对新奥特集团要求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华融公司在电子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转让该股权,亦未明确表示放弃购买权,且未在相关股东决议上签字认可转让股权行为的情况下,明知股权转让协议可能发生履行不能的后果,仍与新奥特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多项附属协议,并于电子公司申请仲裁后,仍收取2 亿元股权转让款,其对造成本案纠纷负有主要责任,应为此承担相应后果。新奥特集团在与华融公司签约过程中对其所购股权处于不确定状态及风险已经知悉,亦应对因股权转让协议不能履行而形成的部分损失承担相应责任。新奥特集团请求赔偿在股权转让协议正常履行情况下其可能取得的收益、收购项目组的相关费用等请求不予支持。新奥特集团为实现合同目的,促成双方协议的履行所支付的款项而形成的部分损失,应由华融公司予以赔偿。鉴于双方对此未有具体约定,且亦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根据双方履行合同情况及已经发生的合理损失,同时根据双方在本案中的责任,酌情确定华融公司赔偿新奥特集团的损失数额为300万元较为适当。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华融公司与比特科技、新奥特集团签订的关于北京北广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协议终止履行。二、华融公司赔偿新奥特集团损失300万元(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逾期给付,按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给付滞纳金)。一审案件受理费1510010元,财产保全费1501020元,均由华融公司负担。
华融公司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令华融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华融公司对不能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没有任何过错。华融公司已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电子公司的优先购买权。华融公司在仲裁裁决之前认为本次股权转让及过户完全符合有关法律的规定。新奥特集团对华融公司采取的措施是明知且认可的,其也认为电子公司已放弃优先购买权。因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电子公司对华融公司拟转让的股权享有同等条件的优先购买权,华融公司履行生效的仲裁裁决而无法继续履行与新奥特集团的股权转让协议,没有过错,不应承担新奥特集团的损失。华融公司已如实告知股权资产状况及股权转让存在的风险。新奥特集团完全理解、知悉和接受股权转让存在的风险,双方约定股权不能过户的风险由新奥特集团承担,华融公司不应对股权转让协议的终止履行承担赔偿责任。原审法院在驳回新奥特集团主要的诉讼请求的情况下,判令华融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有失公平。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主文第二项,判令华融公司不承担责任;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新奥特集团承担。
新奥特集团亦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股权转让协议不能履行的责任在华融公司,华融公司应当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华融公司保证对其持有的北广集团股权享有完全、排他的权利,该股权未设置任何质押及其他第三者权益。但电子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说明该股权没有排除优先购买权,不是完全和排他的。二、华融公司以电子公司享有优先购买权为由,要求免责于法无据。华融公司不能依据《关于股权转让相关问题的协议书(二)》第一条的约定免除其赔偿责任。因该协议约定,如果华融公司在仲裁案件中败诉,造成转让的股权不能过户,股权转让协议不能履行时,新奥特集团不得追究华融公司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关于股权转让相关问题的协议书(一)》而应当或可能负有的对2亿元的资金所产生的利息、融资成本、可预期利息、赔偿等相关责任。仲裁并没有裁决华融公司必须将股权转让给电子公司,并不必然造成股权不能过户到新奥特集团名下的情况,且仲裁裁决电子公司以3亿元行使优先购买权,而新奥特集团与华融公司约定的3亿元是最低购买价,上限并未封顶,华融公司应该通过为新奥特集团和电子公司提供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买机会,继续履行其与新奥特集团的股权转让协议。只有在新奥特集团放弃与电子公司的竞价时,华融公司方可停止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否则,华融公司就构成违约,应承担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华融公司现故意不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给新奥特集团造成了重大损失,华融公司无权以约定免除其收取新奥特集团2亿元所带来的损失。三、原审法院酌定的赔偿数额缺乏依据。双方没有免除1亿元资金所产生的损失。华融公司应赔偿新奥特集团的损失共计为19816077元,其中:向新疆国投支付的费用6435750元,应向案外人金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信信托)支付的贷款利息3044884.93元、财务顾问费2248265.75元,支付完善管理有限公司的咨询费200万元,支付明则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55000元,履行合同可得的2002年8月至12月的股权收益459万元,从事股权收购人员的工资502590元,其他损失939586.32元。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主文第二项,判令华融公司赔偿新奥特集团损失19816077元,一、二审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华融公司承担。
本院除认定原审所查明的事实外,另查明:2002年6月12日,新奥特集团委托律师向华融公司出具律师函称,新奥特集团于2001年12月与华融公司就股权转让一事签定《股权转让框架协议》,2002年4月15日华融公司在致电子公司的“通知函”中就有关股权转让的情况、拟转让股权比例、转让价格、付款期限等向电子公司进行了正式通报,并要求电子公司在同年4月24日前就是否在上述条件下行使优先权作出明确答复,若电子公司未能在此之前明确表示收购,则丧失优先购买权。电子公司回函表示不放弃优先购买权。该律师函认为,电子公司不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表示,未满足华融公司“明确表示收购与否”的要求,同时提出对转让条件的反要求,是对同等条件的拒绝,电子公司已丧失优先购买权,华融公司没有必要、也不应当再与电子公司讨论优先权问题。该律师函最后认为,华融公司与受让方比特科技和新奥特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实质条件已经确定、程序要件已经符合。同年6月13日,华融公司通过公证向电子公司发出“通知函”,再次通报了其与新奥特集团等达成的转让股权的条件,要求电子公司于同年6月28日上午9∶00前书面承诺是否以同等条件行使优先购买权;如承诺行使,则应于同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否则视为放弃优先权。电子公司没有对此进行答复。华融公司于同年6月28日上午1130与新奥特集团、比特科技签定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第6. 1条约定:如果北广集团及北广集团其他股东不配合受让方办理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可能造成迟延变更工商登记,不能及时将出让方的股权过户到受让方的名下,受让方完全知悉前述风险,出让方对由此可能发生的风险不承担任何责任。7.1 条约定:华融公司保证对其持有的北广集团股权享有完全的、排他的权利;至本协议生效之日止,该股权未设置任何质押及其他第三者权益。此后,华融公司与新奥特集团依据转让协议开始履行各自义务。新奥特集团于同年7月22日、8月6日、8月30日分别向华融公司支付转让款人民币2000万元、1000万元、7000万元。同年9月2日,华融公司致函北广集团,希望北广集团协助办理股权过户相关的手续。华融公司于同年12月18日按照新奥特集团的要求,从新奥特集团向华融公司支付的1亿元资金中,向新疆国投支付500万元。
2002年4月15日,新奥特集团与案外人完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新奥特集团聘请完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目的资产收购咨询顾问。新奥特集团首次向完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咨询费200万元人民币,若非新奥特集团原因收购不成功,完善管理有限公司退回新奥特集团100万元。同日,完善管理有限公司出具收据收到新奥特集团人民币200万元。同年8月29日,新奥特集团与金信信托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7000万元,利率为月息5.2525‰,借款期限自同年8月29日至同年9月29日。同日,新奥特集团与金信信托签订《项目融资财务顾问协议》,约定金信信托为新奥特集团收购北广集团55%股权项目提供融资咨询,拟订具体的融资方案等,财务顾问服务时间自同年8月29日至2003年6月29日,新奥特集团应支付相应的财务顾问费298万元。2003年9月5日,金信信托向新奥特集团催收贷款利息3044884.93元、财务顾问费2248265.75元。2002年9月25日北京明则会计师事务所受新奥特集团的委托出具对北广集团的审计报告,该报告称北广集团2002年1—8月份损益情况为净利润4024318.56元。新奥特集团持有北京明则会计师事务所2002年10月22日出具的发票两张,金额55000元。新奥特集团支付2002年4月至同年12月收购组人员工资为386490元。
在本案审理中,新奥特集团举证说明其名称由“北京新奥特集团”更名为“北京新奥特集团有限公司”。
本院认为:华融公司与新奥特集团、比特科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有效合同。股权转让协议未能继续履行的原因在于北京仲裁委员会生效的裁决书裁决案外人电子公司对华融公司拟转让的股权享有同等条件的优先购买权,且电子公司与华融公司已在仲裁裁决指定的时间内, 签订协议并向华融公司给付了3亿元股权转让款。电子公司实际行使优先权的行为,使华融公司与新奥特集团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标的不复存在,继续履行已不可能。原审判令该股权转让协议终止履行并无不当,双方当事人也未对此提起上诉,故本院对该项判决予以维持。
现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是,股权转让协议终止履行后,给新奥特集团造成的损失如何承担。华融公司和新奥特集团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均知悉公司法规定的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也知悉电子公司不放弃优先权的态度。由于法律对股东行使优先权的方式、期限等没有明确规定,华融公司采取通知函的形式,限期电子公司行使优先权,逾期视为放弃。新奥特集团完全认同华融公司已经以此方式排除了电子公司行使优先权的权利。双方在认为电子公司已丧失优先权的情况下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此后的仲裁裁决没有支持华融公司与新奥特集团在优先权问题上的判断,而裁决电子公司有权行使优先权。电子公司实际行使优先权的行为,最终导致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终止履行。由于华融公司与新奥特集团在签约时,应当预见该合同可能因电子公司行使优先权而终止,但没有预见,造成合同终止履行,对此双方均有过错。新奥特集团因准备合同履行及实际履行中产生的损失应由华融公司、新奥特集团各自承担50% 。原审认 定华融公司的责任大于新奥特集团,与事实不符,本院应予纠正。华融公司认为其履行生效的仲裁裁决而无法继续履行与新奥特集团的股权转让协议,没有过错,不应承担新奥特集团的损失,其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华融公司以协议约定股权不能过户的风险由新奥特集团承担为由,要求不承担协议终止履行造成的损失,因华融公司与新奥特集团在协议中,只约定了股权迟延过户的风险,并没有约定不能过户风险的承担问题,故华融公司的该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优先购买权是法律规定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其他股东拟对外转让的股份享有的优先购买的权利,是一种为保证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而赋予股东的权利。优先权的规定并不是对拟转让股份的股东股权的限制或其自由转让股份的限制。电子公司依法行使优先权,并不能证明华融公司对其持有的股权不享有完全的、排他的权利。新奥特集团以华融公司违反协议约定为由,要求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争议的另一焦点是,股权转让协议终止履行造成损失的计算问题。第一,关于新奥特集团支付2亿元股权转让款损失问题。《有关股权转让相关问题的协议书(二)》明确约定,如华融公司在仲裁案件中败诉,造成转让的股权不能过户,股权转让协议不能继续履行时,新奥特集团不得追究华融公司应当或可能负有的对2亿元的资金所产生的利息、融资成本、可预期利益、赔偿等相关责任。该约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应为有效该约定免责的前提是华融公司在仲裁中的败诉,而非新奥特集团主张的在华融公司败诉的情况下,还应让新奥特集团及电子公司再行竞价。新奥特集团在华融公司仲裁败诉后即收回2亿元资金的行为也说明其不存在再行竞价的意愿。新奥特集团自愿放弃与2亿元相关的赔偿,系其处分权利的行为。故新奥特集团上诉提出华融公司应赔偿其因支付2亿元股权转让款而造成6435750元损失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第二,关于新奥特集团因支付1亿元股权转让款所产生的损失问题。股权转让款如何筹集是新奥特集团自身的行为,资金的来源可能有多种,华融公司可以预见的合理损失只应是其实际占有资金期间的利息损失,而不应包括新奥特集团对外融资所产生的实际费用,故该部分损失应以华融公司实际占有资金的时间、金额,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半年定期存款利率计算。第三,新奥特集团为履行合同所支付的咨询费、审计费、财务顾问费、人员工资等,是其为实现合同目的,诚意履约而实际支付或必须对外支付的款项,应认定为合同不能履行所产生的损失。其中咨询费已付200万元,但根据新奥特集团与完善管理有限公司的合同,新奥特集团有权要求完善管理有限公司退还100万元,故咨询费的实际损失应认定为100万元。人员工资损失应按照实际从事股权收购的人员、时间计算,即386490元。审计费按实际支付金额55000元计算。财务顾问费按新奥特集团被追索的2248265.75元计算。上述咨询费、审计费、财务顾问费、人员工资损失共计3689755.75元, 由华融公司承担50%,即1844877.88元。新奥特集团主张的股权收益459万元,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没有具体认定新奥特集团的损失金额以及对华融公司应承担责任的比例认定不当,本院应予纠正。新奥特集团关于其应获得19816077元损失赔偿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华融公司关于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3)高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项;
二、变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3)高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赔偿北京新奥特集团有限公司损失1844877.88 元及占用1亿元资金的利息损失的50% (该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半年定期存款利率,按实际占有资金的时间、金额分段计算,即2000万元,从2002年7月22日计至同年12月18日;1500万元,从同年12月19日计至2003年4月16日;1000万元,从2002年8月6日计至2003年4月16日;7000万元,从2002年8月30日计至2003年4月16日)。
以上给付,限自本判决送达之次日起10日内履行,逾期给付,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处理。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510010元,由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北京新奥特集团有限公司各承担50%,即755005元;财产保全费1501020元, 由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北京新奥特集团有限公司各承担50%,即750510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9090元, 由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北京新奥特集团有限公司各承担50%,即5454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瑞柏
代理审判员 王宪森
代理审判员 杨咏梅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七日
书记员 孔玲
[审判长简介]
徐瑞柏高级法官:1963年出生,法学学士,1994年起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公报案例 公司与股权
温州信托公司清算组诉幸福实业公司等债权债务转让合同纠纷案
公报案例 · (2002)民二终字第67号 · 2002
裁判要旨: 股份公司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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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信托公司清算组诉
幸福实业公司等债权债务转让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股份公司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2)民二终字第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人民东路国信大厦22—23层。
负责人:蔡永进,该清算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瞿韶军,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跃君,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北幸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潜江市张金镇幸福北路1号。
法定代表人:刘道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汪桂芸,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幸福集团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潜江市张金镇幸福北路1号。
法定代表人:林发松,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林支清,该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高汉生,湖北江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为与被上诉人湖北幸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原审被告幸福集团公司债权债务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鄂经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宋晓明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吴庆宝、代理审判员刘敏参加评议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尹静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查明:1998年11月3日,署名为湖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国投,甲方)、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温州国投,乙方)、幸福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丙方)和湖北幸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业公司,丁方)的四方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约定:温州国投、湖北国投、集团公司三方一致同意将湖北国投对集团公司的债权〔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7)鄂经初字第89、90号民事调解书为据〕中的360万美元转让给温州国投,以了结温州国投与湖北国投双方的所有债权债务关系。该协议签订后,温州国投对集团公司拥有360万美元的债权;温州国投与湖北国投之间的债权债务即告终结,同时集团公司与湖北国投之间的360万美元的债权债务也即告终结;从本协议生效至还清之日止,温州国投对集团公司的360万美元的债权按年息8.4%计息,利息随主债务同时结清。集团公司应于1999年12月31日前还清全部债务;集团公司如不能在1999年12月31日前清偿完毕此笔债务,也应无条件地在2000年3月底之前,将其所持有的相应数量的实业公司法人股股票转让给温州国投,以抵偿所欠全部债务,每股转让价格按实业公司1999年年报中公布的摊薄每股净资产值计算,并负责办理股票的转让过户手续,至转让完毕,转让费用由实业公司承担。集团公司未在上述约定期限内清偿债务的,除继续按年息8.4%向温州国投付息外,从逾期之日起,尚需承担所欠款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直至债务全部清偿止。实业公司自愿为集团公司履行该协议的债务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至2001年12月31日。保证范围包括360万美元本金及利息、违约金,以及有关的诉讼费、执行费、律师费。且保证集团公司不能如期偿还温州国投债务时,担保集团公司办毕与债务相应金额的实业公司法人股股票的转让手续。转让后湖北国投对集团公司的剩余债权,由湖北国投和集团公司另行解决。四方盖章和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立即生效。温州国投、湖北国投、集团公司分别在甲乙丙三方当事人栏内签字盖章,在丁方,即实业公司栏内加盖的是“湖北幸福(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章,签字人是罗邦良。
另查明,1998年11月3日,湖北省潜江市幸福城市信用合作社主任罗邦良持盖有“湖北幸福(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章及“周作亮印”私章,内容为“兹授权罗邦良代表我公司与湖北国投、温州国投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的《授权书》签订的上述《债权债务转让协议》。
对上述《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和《授权书》上加盖的“湖北幸福(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章,本案一审期间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鉴定,结论为:转让协议上所加盖的印章与实业公司名称变更前使用的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公章不是同一枚公章。二审期间,上诉人温州国投向本院提交了其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两枚印章再次进行鉴定的鉴定书,其鉴定结论为上述两枚印章与1997年度《股份企业会计报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留有的“湖北幸福(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印文系出于同一枚印章。但该检材系复印件。2002年5月25日,温州国投又向本院提出了文检鉴定申请,申请对1997年度《股份制企业会计报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1998年10月25日实业公司财务统计报表封面上加盖的印章与1998年11月3日《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上加盖的公章进行鉴定。但其提交本院的检材仍为复印件,其在鉴定申请中注明原件分别在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和集团公司。
再查明:实业公司原名为湖北幸福(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5月17日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实业公司,同年5月18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向其颁发了名称为实业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时,集团公司和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周作亮,集团公司是实业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湖北国投为实业公司的前十名大股东。1999年10月25日,集团公司将其在实业公司的部分法人股折抵给湖北国投后,湖北国投成为实业公司第一大股东;2000年8月1日,名流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拍卖方式竞得实业公司部分法人股后,成为实业公司第一大股东。
1999年实业公司《年度报告》第七部分第7项《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第八部分财务会计报告第九项《或有事项、承诺事项》栏内均载明:1998年11月3日,集团公司、实业公司、温州国投、湖北国投四方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确认集团公司对温州国投欠款360万美元,实业公司为集团公司承担360万美元及利息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另外,由于实业公司与原第一大股东集团公司的人、财、物“三分开”工作尚未结束,其他抵押担保事项尚在清理之中。
2000年7月5日,温州国投以集团公司既未办理股票转让手续,未偿还欠款,实业公司亦未履行担保责任为由,诉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请求判令集团公司偿还欠款360万美元及利息35.532万美元、延期付款利息32.04万美元(计算至2000年6月26日);实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承担诉讼费及相关费用。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温州国投、湖北国投、集团公司所签定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转让协议有效。转让协议上虽有实业公司的署名,但在担保人处所加盖的印章既不是实业公司的印章,也不是实业公司名称变更前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并合法使用的印章,且转让协议上的签字人罗邦良是湖北省潜江市幸福城市信用合作社的主任,而不是实业公司的人员,其所持《授权书》上所加盖的“周作亮印”,也不是周作亮任实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所使用的“周作亮章”。因此,实业公司作为担保人身份在该转让协议上的签章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与温州国投之间的担保关系不成立,温州国投要求实业公司对集团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集团公司在同意湖北国投将对其享有的债权转让给温州国投后,不按转让协议规定的期限履行还款义务,属违约行为,应对本案纠纷承担全部责任。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集团公司偿付温州国投欠款本金360万美元。二、集团公司支付温州国投360万美元的利息(从1998年11月3日起至2000年3月31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美元贷款利率计付;从2000年4月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美元逾期贷款罚息标准计付)。三、驳回温州国投对实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5010元、诉讼保全费人民币185520元,均由集团公司负担。
温州国投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实业公司在名称变更后仍然使用名称变更前的印章,存在多枚印章同时使用的事实。因此,应对实业公司使用中的全部印章进行核定,一审法院所作鉴定结论不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原审判决仅以《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上的实业公司印章与其名称变更前在工商局备案的印章不是同一枚印章为由,认定实业公司在转让协议上加盖印章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此认定是不能成立的。上诉人已向原审法院提供样本印文(复印件)并提出重新鉴定的意见,却不被重视和采纳。二审期间,经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印文检验,鉴定结果为转让协议与委托书上的公章与实业公司1997年的公司利润及利润分配表为同一枚公章。周作亮同为集团公司和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作亮印”和“周作亮章”是否分别代表集团公司和实业公司,是其内部的区别,对外不具有法律意义。周作亮授权委托罗邦良签订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原审判决把罗邦良不是实业公司人员作为判决保证不成立的理由之一,缺乏法律依据。二、实业公司1999年年度报告对本案的担保事宜如实地作了披露,应作为认定其保证人地位真实的有效证据,一审法院对此却未作认定。三、《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约定的生效要件是四方当事人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故即使按一审判决认定实业公司作为担保人身份在该转让协议上的签章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那么,也应判决整个《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未生效,而不应仅判决实业公司的担保不成立,债的转让有效。四、由于原审法院不仅存在事实认定上的错误,而且按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对本案《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所作出的有效认定也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实业公司答辩称:《债权债务转让协议》和《委托书》上所盖的担保人公章不是实业公司的公章,也不是实业公司曾经使用过的有效公章,该转让协议签订时,没有实业公司的人在场,《委托书》上法定代表人的私章也不是实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私章。转让协议签订时,温州国投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担保人不是实业公司,其仍在协议书上签字盖章,应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实业公司1999年年度报告虽然在或有事项里报告了四方协议一事,但此节是因温州国投致函要求履行保证义务得知的,并没有承认或认可此担保,且在2000年的年度报告中已明确表示不承认该协议并要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退一步讲,即使实业公司签订了该协议,因集团公司当时是实业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份公司为其股东提供担保亦应无效。温州国投提出重新鉴定的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判决正确,应予维持。
本院认为,虽然现尚无充足证据证明1998年11月3日署名为温州国投、湖北国投、集团公司和实业公司四方签订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上加盖的“湖北幸福(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章系实业公司的真实公章,但由于实业公司1999年年度报告《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和财务会计报告《或有事项、承诺事项》栏内均明确载明:“1998年11月3日,集团公司、实业公司、温州国投、湖北国投四方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确认集团公司对温州国投欠款360万美元,实业公司为集团公司承担360万美元及利息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等内容,从上述实业公司年度报告所载内容看,实业公司对其为温州国投提供担保一事应是明知的,且现尚无证据证明实业公司当时对提供担保一事提出过异议。当事人各方对上述年度报告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应当作为证据认定,故实业公司为温州国投360万美元本金及利息等提供担保应认定为其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实业公司应对该笔债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院不再对上诉人提出的几枚印章进行鉴定。上诉人关于一审法院仅以《债权债务转让协议》上加盖的担保人公章不是实业公司的印章,也不是实业公司名称变更前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并合法使用的印章为由,认定在该转让协议担保人栏内盖章不是实业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能成立的上诉理由,本院予以支持。在签订《债权债务转让协议》时,周作亮同为集团公司和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周作亮印”和“周作亮章”两枚私章是否分别代表集团公司和实业公司,只是其内部区别,对外无法律约束力,一审法院关于罗邦良所持《授权书》上加盖的“周作亮印”仅代表集团公司,而不代表实业公司的认定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关于“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以及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关于“董事、经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除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外,债务人、担保人应当对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规定,集团公司作为当时实业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实业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应认定为无效。因转让协议中明确规定集团公司到期不能清偿温州国投该笔债务的,由其持有的实业公司的法人股股票折抵债务,故债权人温州国投对实业公司为其股东集团公司提供担保应是明知的,鉴于温州国投和实业公司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签订保证合同,对该担保无效均具有过错,故依照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关于“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规定,对担保无效所造成的损失,即债务人集团公司不能清偿债务部分,实业公司应在50%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其余损失温州国投应自行承担。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鄂经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主文的第一项、第二项及一审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承担部分;
二、撤销上述民事判决主文的第三项;
三、湖北幸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幸福集团公司不能偿还本案债务部分在50%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上述应付款项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次日起10日内履行,逾期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办理。二审案件受理费195010.00元,由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承担97505.00元,湖北幸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97505.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晓明
审 判 员 吴庆宝
代理审判员 刘 敏
二〇〇二年七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尹 静
【审判长简介】
宋晓明高级法官:1959年出生,法学硕士。2002年起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公报案例 公司与股权
香港绿谷投资公司诉加拿大绿谷(国际)投资公司等股权纠纷案
公报案例 · (2002)民四终字第14号 · 2002
裁判要旨: 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权变更必须报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并应根据主管部门审批的结果确定股东的身份。当事人认为股权变更不当并要求变更审批结果的,应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当事人就此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变更其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股权的,应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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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绿谷投资公司诉加拿大绿谷(国际)
投资公司等股权纠纷案
[裁判摘要]
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权变更必须报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并应根据主管部门审批的结果确定股东的身份。当事人认为股权变更不当并要求变更审批结果的,应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当事人就此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变更其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股权的,应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02)民四终字第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绿谷(国际)投资与管理有限公司( GREEN VALLEY(IN -TERNATIONAL)INVESTMENT&MAN-AGEMENTLTD.)。住所地,加拿大安大略省威洛戴尔威洛海兹街3号(#3 WILLOWHEIGHTS COURT WILLOWDALE,ON-TARIO,CANADA)。
法定代表人:郝晓荧,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志洪,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俞云鹤,上海市广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绿谷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皇后大道中359-361号南岛商业大厦1703室。
法定代表人:黄光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明皓,上海市明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沈志耕,北京市纵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上海鑫达实业总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哈密路431号。
法定代表人:汪翔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高荣华,上海市欣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郝晓荧,男,1949年7月4日出生,住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山顶种植道15号1楼6号。
委托代理人:刘志洪,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绿谷(国际)投资与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拿大绿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绿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绿谷公司)以及原审被告上海鑫达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鑫达公司)、郝晓荧股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1998)沪高民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王玧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陈纪忠、高晓力参加评议的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如下:1987年3月20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上海假日别墅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其中中方上海华申文化娱乐服务公司出资200万美元,外方加拿大英明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加拿大英明公司)出资800万美元。由于外方资金未到位,1990年9月5日,上海假日别墅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予以变更,其中中方出资750万美元,外方出资250万美元。同日,上海华申文化娱乐服务公司与香港凯怡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凯怡公司)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香港凯怡公司购买上海华申文化娱乐服务公司在上海假日别墅有限公司中55%的股份(550万美元)。该股权转让经上海假日别墅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同意。同月15日,上海假日别墅有限公司的合资主体和出资比例予以变更,其中中方上海华申娱乐服务公司出资200万美元,外方加拿大英明公司出资250万美元,外方香港凯怡公司出资550万美元。1991年2月12日,上海假日别墅有限公司经工商部门进行名称变更登记为上海绿谷别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绿谷公司)。
1991年2月16日,香港凯怡公司曾致函上海绿谷公司董事会,称:“由于香港凯怡公司业务的发展及公司结构体制的改革,原在上海绿谷公司注册使用的香港凯怡公司名称,现更改为香港绿谷公司。自此,前香港凯怡公司在上海绿谷公司的债权、债务均由香港绿谷公司全权,请在协议书上确认。”同年7月18日,香港绿谷公司在香港公司注册登记总处登记成立。1992年1月5日,香港绿谷公司与香港凯怡公司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香港凯怡公司在上海绿谷公司中的全部股份(550万美元,占55%)转让给香港绿谷公司,相关法律手续责成吕嘉东、黄耀林办理。同日,香港凯怡公司致函上海绿谷公司,称“因我公司香港业务全面调整,经董事会研究,现决定公司名称更改为香港绿谷公司,请协助办理更换批准证书、工商登记等相关法律手续。”同年3月4日,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沪外资委协字(92)第158号《关于上海绿谷公司港方投资者更名的批复》中称:“由于上海绿谷公司港方投资者——香港凯怡公司更名为香港绿谷公司,故同意上海绿谷公司合同、章程有关条款作相应修改。”同月2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向上海绿谷公司颁发的外经贸沪字〔1987〕00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批准证书》,载明合资者为上海华申文化娱乐服务公司、加拿大英明公司、香港绿谷公司。
1992年4月6日,由香港绿谷公司全体董事出席的会议作出决议,香港绿谷公司股份重新分配为黄耀林、黄光明、刘建国、郝晓荧、吕嘉东各占20%
1995年9月16日,加拿大绿谷公司和郝晓荧出具“关于香港绿谷公司更名为加拿大绿谷公司的说明”,载明:“上海绿谷公司丙方投资方为香港绿谷公司,现因本公司迁移至加拿大,公司注册于加拿大,因此原香港绿谷公司更名为加拿大绿谷公司,法人董事长未有变动,上海绿谷公司的丙方投资方的股权不变”。同年10月11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长府外经发(1995)225号《关于同意上海绿谷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称:“一、同意上海绿谷公司原投资甲方上海华申文化娱乐服务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鑫达公司;二、同意原投资丙方香港绿谷公司,因改在加拿大注册,故变更为加拿大绿谷公司;三、上述调整后上海绿谷公司的投资三方为:甲方鑫达公司(中方)、乙方加拿大英明公司、丙方加拿大绿谷公司。各方投资比例及利润分配比例不变,同时对原公司合同及章程有关章节做相应修改。”同月24日,上海绿谷公司向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登记。同年11月23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同意变更登记。1998年5月25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向上海绿谷公司颁发的外经贸沪合资字〔1997〕000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载明,合资企业的投资者为鑫达公司、加拿大英明公司、加拿大绿谷公司三方。
1998年5月2日,香港绿谷公司在香港召开特别股东大会,黄光明、黄耀林出席,其中黄耀林亦代表刘欣然参加此次大会,郝晓荧、吕嘉东缺席,会议决议授权上海明立律师事务所两律师在该公司投资的上海绿谷公司项目中所产生的纠纷一案作为代理人,授权黄光明、黄耀林代表公司全权处理有关上述诉讼案件的有关事项。同月18日,由黄光明、黄耀林出席的董事会作出决议,授权黄光明代表香港绿谷公司签署有关上海绿谷公司项目纠纷一案的《民事起诉状》。同日,香港绿谷公司以鑫达公司、加拿大英明公司、加拿大绿谷公司、郝晓荧为被告,诉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加拿大绿谷公司侵占了香港绿谷公司在上海绿谷公司中55%的股权;鑫达公司、加拿大英明公司作为投资方,未及时阻止加拿大绿谷公司和郝晓荧的侵占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上海绿谷公司于1994年至1997年的年度税后利润额分别为人民币245万元、2287万元、5413万元,而香港绿谷公司始终未能得到其所占55%股份额应分配的利润。请求判令:1.被告停止侵占其投资款550万美元的侵权行为;2.被告立即向工商机构办理变更归还其在上海绿谷公司中55%的股权,即550万美元;3.被告支付1994年一1997年上海绿谷公司经营以来其应分得的利润;4.被告承担诉讼费用。案件审理过程中,香港绿谷公司于1999年7月13日请求撤销第三项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1994年一1997年上海绿谷公司经营以来其应分得的利润”。同年10月20日,香港绿谷公司又以加拿大英明公司“对上海绿谷公司丙方香港绿谷公司1995年更改为加拿大绿谷公司一节,完全不知”,且已与加拿大英明公司达成谅解为由,申请撤销对加拿大英明公司的起诉。原审法院口头裁定准许香港绿谷公司撤回上述两项诉讼请求。
1999年9月9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认证的赵晶晶及由赵晶晶代郝晓荧、吕嘉东签署的声明称:郝晓荧、吕嘉东及赵晶晶是香港绿谷公司的董事,公司董事局从未研究过亦未做出过决议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诉讼,所谓诉讼状他们并不知晓。在半数董事未知情及未赞同之形势下的诉讼是非法的。2000年3月1日,由郝晓荧、吕嘉东、赵晶晶出席的香港绿谷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黄光明等董事未经全体董事讨论并达成决议,擅自以公司的名义对鑫达公司、加拿大英明公司、加拿大绿谷公司和郝晓荧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起诉无效,决定以香港绿谷公司的名义申请撤诉。同日,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出盖有香港绿谷公司公章的《撤诉申请书》,申请撤回起诉。
2000年4月3日,由黄光明、黄耀林、刘欣然参加的香港绿谷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1.对加拿大绿谷公司及郝晓荧的法律诉讼是由黄光明、刘欣然、黄耀林等董事依法作出,郝晓荧等人无权推翻;2.上述决议已于1998年5月2日获占已发行股份60%的股东出席的特别股东大会的确认通过,以维护股东的基本利益,故郝晓荧等董事无权推翻或反对;3.授权黄光明代表公司发出声明。
2001年11月8日,郝晓荧、吕嘉东以黄光明、黄耀林、刘欣然、香港绿谷公司为被告,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诉法庭起诉,请求确认香港绿谷公司于1998年5月2日召开的特别股东大会是否有效。2002年8月2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诉法庭作出2001年第5905号判决,认为原告有权获得该股东特别大会的通知且该通知并未有效送达原告,但由于不构成对少数股东的欺诈且因该决议是为了公司的利益,故最终认定该股东会议有效。同年9月30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上诉法庭2002年第343号案受理郝晓荧、吕嘉东就上述判决提起的上诉,该上诉案目前尚未审结。
另:香港凯怡公司于1987年9月25日在香港依据公司条例注册成立,现有董事黄耀林、黄光明、刘建国。
香港绿谷公司于1991年7月18日在香港依据公司条例注册成立,原有股东及董事为黄耀林、刘建国;1992年4月6日,变更股东为黄耀林、黄光明、刘建国、郝晓荧、吕嘉东;1996年,刘建国将股份转让给刘欣然,公司股东即变更为黄耀林、黄光明、刘欣然、郝晓荧、吕嘉东,董事为黄耀林、黄光明、刘欣然、郝晓荧、吕嘉东、赵晶晶;现任董事为黄耀林、黄光明、刘欣然。
绿谷管理公司于1992年3月24日在香港依据公司条例注册成立,原有董事黄耀林、刘建国;同年4月22日,黄耀林、刘建国将股份分别转让给郝晓荧、吕嘉东,公司董事变更为郝晓荧、吕嘉东;后该公司注销。
加拿大绿谷公司于1994年6月1日在加拿大注册成立,董事为郝晓荧、吕嘉东。
加拿大英明公司于1980年9月29日在加拿大成立,史美煊为该公司董事。
郝晓荧、吕嘉东、刘建国、赵晶晶为香港绿谷公司派驻上海绿谷公司的董事;上海绿谷公司现任董事长为郝晓荧,总经理为吕嘉东。
原审法院认为:1995年9月16日之前,上海绿谷公司的投资人分别由鑫达公司、加拿大英明公司、香港绿谷公司三方组成,其中中方资金200万美元、加拿大英明公司资金250万美元、香港绿谷公司资金550万美元。关于9月16日之后香港绿谷公司是否更名为加拿大绿谷公司、是否迁址至加拿大的事实,从现有证据可以充分证明,香港绿谷公司从未更名为加拿大绿谷公司,亦未迁址至加拿大,在法律上也不存在不同国籍公司之间的更名和迁址问题。香港绿谷公司从1991年7月18日成立至今,一直在香港营业,加拿大绿谷公司对这一事实亦予以认可。即使香港绿谷公司股东内部之间存在权利纠纷,加拿大绿谷公司以上述方式获取上海绿谷公司股东地位没有事实依据,同时违背了法律规定,其行为侵害了香港绿谷公司的权益。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董事会是公司的业务管理机构。根据现有证据证明,香港绿谷公司的起诉行为经公司三位占60%股权的股东同意,符合公司章程,应为有效。加拿大绿谷公司提供的以香港绿谷公司名义提出的撤诉申请,未经香港绿谷公司股东成员的多数同意,故对该撤诉申请不予采纳。加拿大绿谷公司提出香港绿谷公司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期间,但未提供证据证明香港绿谷公司知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而诉讼时效必须自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由于香港绿谷公司授权郝晓荧在上海绿谷公司从事经营行为,且外资企业投资主体的变更也不必进行公告,故香港绿谷公司不知其权利被侵害存在可能性,加拿大绿谷公司的抗辩主张难以成立。关于本案由经济庭或民庭受理的问题,是法院内部的分工问题,不影响当事人的权利行使。关于本案是否应当从行政途径解决的问题,由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确认权利、停止侵害,法院审查的亦是原告是否权利主体及权利是否被侵害的事实,法院当然可以对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权利予以确认。故该院可依法对事实予以认定并作出判决,加拿大绿谷公司的抗辩理由不成立。香港绿谷公司与加拿大绿谷公司、郝晓荧对在上海绿谷公司中原股东香港凯怡公司变更为香港绿谷公司这一事实均无异议,故香港绿谷公司是上海绿谷公司的股东,亦当然是相应股权的所有人。至于其是否将资金支付给香港凯怡公司,是其与香港凯怡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加拿大绿谷公司认为其是实际出资人,缺乏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不予采信。郝晓荧作为加拿大绿谷公司的董事长,其所实施的行为是代表公司的行为,依法应当由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郝晓荧辩称其个人不承担法律责任有法律依据,可予支持。至于鑫达公司,法律并未规定其有义务对此进行监督管理,鑫达公司不存在过错,香港绿谷公司要求鑫达公司共同承担责任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根据查明的事实,香港绿谷公司的起诉行为应为有效,加拿大绿谷公司与郝晓荧要求待香港法院判决后再处理本案理由不足,不予采纳。该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项之规定,判决:一、确认上海绿谷公司的股东之一是香港绿谷公司,共计投资550万美元;二、加拿大绿谷公司应停止侵害,并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确认投资主体和投资款归属香港绿谷公司;三、香港绿谷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7701.75元,由加拿大绿谷公司承担。
加拿大绿谷公司不服上述判决,上诉称:1.原审判决置本案诉争股权属于合法转让的基本事实于不顾,以股权变更过程中的形式要件存在瑕疵为由,否定加拿大绿谷公司享有诉争股权,缺乏事实依据。1992年12月8日,香港绿谷公司因资金紧张向加拿大绿谷公司借款,双方达成协议:香港绿谷公司向加拿大绿谷公司借款550万美元,用于香港绿谷公司在大陆的投资项目;从借款之日起,香港绿谷公司向加拿大绿谷公司结算550万美元的本金及利息;利息按年息10.5%计算,每半年结算一次,本金为两年到期一次归还;如到期不能归还,香港绿谷公司将全部项目股份归为加拿大绿谷公司名下。此协议中所指的大陆投资项目股权即本案诉争上海绿谷公司55%的股权。加拿大绿谷公司根据协议将款项支付后(实际支付570万美元),经多次催要,香港绿谷公司无力偿还。借款期限届满,加拿大绿谷公司即根据协议规定,在香港绿谷公司、上海绿谷公司及其他股东的配合下,取得了本案诉争股权。此次股权变更已经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批准,并变更了工商登记。故加拿大绿谷公司取得香港绿谷公司在上海绿谷公司中55%的股权不是侵权,而是双方根据协议进行股权转让的结果。当然,双方在进行股权转让时,为了简化手续,以香港绿谷公司迁址更名为由向有关管理部门申请股东变更,并办理了相关手续,是违反有关外资企业管理和登记规定的,但这种形式上的错误并不能必然改变双方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对此,应当要求本案双方当事人按照有关规定,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说明情况,根据真实情况更正有关登记事项。2.本案诉争股权变更登记发生于1995年9月至11月,而香港绿谷公司起诉于1998年5月。香港绿谷公司起诉时超过了《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期间,已经丧失胜诉权,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判决驳回香港绿谷公司的诉讼请求。股权转让是双方协议的结果,且上海绿谷公司的董事会就公司丙方由香港绿谷公司变更为加拿大绿谷公司的有关事宜专门召开过董事会会议,香港绿谷公司的代表也参加了该次董事会会议,香港绿谷公司对此变更显然是清楚的。自1994年开始,香港绿谷公司即没有从上海绿谷公司中取得过分红利润,而从未进行过询问或提出异议,直至诉讼时才主张分配1994年后的利润,这也可看出香港绿谷公司不仅明知其股权已转让给加拿大绿谷公司,而且对转让并无异议。因此,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1995年9月至迟从1995年11月开始计算。香港绿谷公司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何时才知道其股权被变更。原审判决以香港绿谷公司存在不知权利被侵害的可能性为由,认定其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并判决其胜诉,显属错误。3.在本案所涉股权变更登记活动中,上海绿谷公司不仅是参与者,也是具体工作的实施者,而且其大股东究竟是香港绿谷公司还是加拿大绿谷公司,将会对公司的经营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因此,无论从是否共同侵权的角度,还是从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角度,以及从判决结果所造成的影响等方面分析,上海绿谷公司都应当成为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虽然香港绿谷公司在起诉时并未将上海绿谷公司列为被告,但是原审法院应当依法将上海绿谷公司追加为本案被告。原审漏列当事人,既影响对本案事实的认定,也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应当予以纠正。4.原审法院未对香港绿谷公司的起诉行为给予认真审查即轻率立案,在审理过程中又拒不等待有可能判决香港绿谷公司起诉行为无效的另一案件的审理结果,有违《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根据香港公司条例,公司的诉讼行为应当获得持有公司95%股份的股东支持方可进行。人民法院在审查起诉时,应当认真核查该公司的股东会议决议,以确保起诉行为是有效的,否则很可能发生错误立案。本案中,香港绿谷公司在起诉时仅有二位董事与会作出的董事会决议,没有股东会决议,而原审法院不仅没有在立案时核查香港绿谷公司的起诉行为是否符合有关规定,而且没有任何依据地认定“根据现有证据证明,香港绿谷公司的起诉行为经公司三位占60%股权的股东同意,符合公司章程,应为有效”。本案审理过程中,香港绿谷公司的其他股东认为起诉行为违反了公司章程和香港公司条例的有关规定,已向香港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以该公司名义在原审法院的起诉行为无效,香港法院正在对该案进行审理。加拿大绿谷公司将有关情况通报原审法院,并当庭申请中止本案的审理,待香港法院的审理有结果后再决定是否审理。原审法院并未依法裁定中止本案诉讼,而是继续审理并作出判决,显然是错误的。5.香港绿谷公司曾书面申请撤诉,原审法院在未作任何裁定的情况下继续本案审理,有违《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2000年3月1日,香港绿谷公司的其他股东也以该公司名义向原审法院提交了盖有公司印章的《撤诉申请书》,要求撤回起诉。原审法院在接到撤诉申请后,并未作出裁定,而是在判决中以对加拿大绿谷公司的抗辩理由不予采纳的方式进行了处理,错误地将香港绿谷公司其他股东以该公司名义提出的撤诉申请认定为是加拿大绿谷公司以香港绿谷公司名义提出的撤诉申请。综上,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审判程序方面均有严重错误。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确认加拿大绿谷公司为上海绿谷公司的股东之一,共计投资550万美元,占55%的股权;或者裁定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
被上诉人香港绿谷公司答辩称:1.加拿大绿谷公司称案件诉争股权属于合法转让,同时又承认股权变更过程中的形式要件存在瑕疵,自相矛盾。加拿大绿谷公司称1992年12月8日与香港绿谷公司达成了借款协议,但加拿大绿谷公司成立的时间为1994年6月1日,在达成协议时加拿大绿谷公司的主体资格还不存在,且其没有向法院出示过该协议的正式文件,该协议是不存在的。香港绿谷公司从未向加拿大绿谷公司借过钱,加拿大绿谷公司出示的所谓汇款单是案外人绿谷管理公司及赵晶晶、郝晓荧自己与他人的经济往来款项,不是借款凭证,也不是股权转让款,更不是注册登记,仅说明赵晶晶私人款项的去向。赵晶晶是郝晓荧的妻子,其证言根本没有证据的效力。其出示的有关证据有的属没有时间、不具法律效力的文件,有的属当庭提供的伪证,且所有涉及的主体都是案外人,与本案涉及的侵权事实没有丝毫关联。所以,加拿大绿谷公司并非上海绿谷公司的合法投资人。2.加拿大绿谷公司虚假报告“上海绿谷公司丙方投资方为香港绿谷公司,因本公司迁移至加拿大,公司注册于加拿大,因此原香港绿谷公司更名为加拿大绿谷公司,法人董事长不变,上海绿谷公司的丙方投资方的股权不变”,当时上海绿谷公司有三个股东,之一是香港绿谷公司,另一股东加拿大英明公司,该公司董事长史美煊于1998年9月15日声明“有关丙方香港绿谷公司1995年更改为加拿大绿谷公司,乙方完全不知”,并于2002年3月4日再次发表经过司法公证的声明书,重申对变更股东事项不知情。另一股东鑫达公司也表示对上述争议事实不清楚。加拿大绿谷公司欺骗了上级主管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获得了批文“同意原投资丙方香港绿谷公司,因改在加拿大注册,故变更为加拿大绿谷公司”,欺骗了上海市工商局,变更了工商登记。加拿大绿谷公司欲以此表明其合法性,掩盖其侵占手段和侵占实质。变更登记当时的董事刘建国先生声明:“本人刘建国是上海绿谷公司董事(1995年11月23日上海市工商变更登记项目所登记),在该登记表中,投资方香港绿谷公司已被变更为加拿大绿谷公司,对此项变更,本人声明在事前及事后均不知道。同时,在1995年至1998年期间,我也多次与黄光明、黄耀林先生见面,他们均未提及有关变更股权之事,因为他们和我一样不知道香港绿谷公司在上海绿谷公司的股权已被变更为加拿大绿谷公司。”3.香港绿谷公司和加拿大绿谷公司是本案诉争股权的当事人,而上海绿谷公司只是投资三方参与组建的共同体,与股权之争无涉,与投资者之间不存在股权纠纷问题。加拿大绿谷公司请求将上海绿谷公司追加为本案当事人无法律依据,且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有权依法处分自己的权利。4.加拿大绿谷公司认为本案应当适用香港法律,并要求内地法院因其在香港法院提起诉讼应停止对该案的审理,无法律依据,更何况香港法院已于2002年8月21日判决驳回其原诉。香港绿谷公司是基于郝晓荧、吕嘉东的损害利益的行为,在起诉前召开特别股东大会,获特别股东大会60%股东确认通过才起诉的。加拿大绿谷公司还以香港绿谷公司的名义申请撤诉,香港绿谷公司于2000年4月3日又一次经特别股东大会60%股东通过“加拿大绿谷公司无权代表香港绿谷公司作出任何决议”的决定。根据内地法律,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董事会是公司的业务管理机构,香港绿谷公司的起诉行为经公司占60%股权股东同意,符合公司章程,是合法有效的。原审法院对加拿大绿谷公司提出的撤诉申请不予采纳是正确的。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故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本案纠纷的实质是香港绿谷公司与加拿大绿谷公司之间就上海绿谷公司55%的股权归属发生的争议。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香港绿谷公司认为,加拿大绿谷公司虚假报告“上海绿谷公司丙方投资方为香港绿谷公司,因本公司迁移至加拿大,公司注册于加拿大,因此原香港绿谷公司更名为加拿大绿谷公司”,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认可“原投资丙方香港绿谷公司,因改在加拿大注册,故变更为加拿大绿谷公司”,并予批准,相应的工商登记亦将“香港绿谷公司”变更为“加拿大绿谷公司”,使加拿大绿谷公司成为上海绿谷公司投资方,占有了55%的股权,而香港绿谷公司不可能迁移至加拿大,香港绿谷公司仍然是上海绿谷公司55%股权的所有者,故向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加拿大绿谷公司停止侵权、并向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归还其在上海绿谷公司55%的股权即550万美元。而加拿大绿谷公司认为,绿谷管理公司是550万美元的筹措者,其依据与香港绿谷公司之间的“股权抵押协议”,在香港绿谷公司不能偿还550万美元的情况下行使“抵押权”,取得了上海绿谷公司55%股权,并将该股权转让给了加拿大绿谷公司,因此,加拿大绿谷公司合法取得了上海绿谷公司55%股权,办理变更手续时以香港绿谷公司“迁移至加拿大”为由是为了简化手续,且此前香港绿谷公司从香港凯怡公司取得上海绿谷公司55%的股权时,也是以香港凯怡公司“更名为香港绿谷公司”为由办理的。加拿大绿谷公司是否合法享有上海绿谷公司55%的股权,是本案应当解决的具体问题。
然而,从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理由中,还反映出当事人之间就谁能够代表香港绿谷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有异议,即本案中香港绿谷公司提起诉讼是否合法?这应该是本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香港绿谷公司系在香港依据公司条例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郝晓荧、吕嘉东和黄耀林、黄光明、刘欣然均系该公司占20%股份的股东,黄耀林、黄光明、刘欣然能否通过所谓“特别股东大会”决议提起本案诉讼?这涉及的是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问题。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84条的规定,“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依其本国法确定”,“外国法人以其注册登记地国家的法律为其本国法”。因此,本案应当根据香港法来认定占公司60%股份的黄耀林、黄光明、刘欣然三股东能否在郝晓荧、吕嘉东未参加的情况下通过股东大会决议代表香港绿谷公司提起诉讼。根据香港公司法的规定,公司重大事项的决议、股东大会或者特别股东大会的召开等等均应当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本案中,由黄耀林、黄光明出席的特别股东大会决议提起本案诉讼,其中黄耀林亦代表刘欣然,也就是说占公司60%股份和60%多数的股东出席了该次特别股东大会并通过了提起本案诉讼的决议。根据香港绿谷公司章程的规定,全体股东均应当获得此类会议的通知,郝晓荧、吕嘉东并未获得该次会议的有效通知,因此违反了公司章程的规定。然而,1998年5月12日的特别股东大会决议是为了维护香港绿谷公司的利益,而且并不构成对郝晓荧、吕嘉东少数股东的欺诈,尽管与郝晓荧、吕嘉东的利益相违背,根据香港判例法上确立的原则,该特别股东大会应当认定是有效的。因此,根据香港绿谷公司1998年5月12日的特别股东大会决议提起的本案诉讼是有效的。亦因此,2000年3月1日郝晓荧、吕嘉东、赵晶晶出席的香港绿谷公司董事会决议以香港绿谷公司的名义撤回本案诉讼是无效的。上诉人提出的有关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方面的理由不能成立,不应予以支持。
本案系涉外、涉港案件,根据冲突法的一般规范,程序上的问题应当适用法院地国法。因此,本案的程序性问题应适用我国内地的法律。本案系确权之诉。一般来讲,确权纠纷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然而,本案中的“确权”有其特殊之处,即本案涉及的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股权变更问题。上海绿谷公司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根据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成立、变更、终止均应当报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并到工商机关办理相应的登记手续,才能生效。对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股权变更,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构成实质性要件,而非程序上或形式上的要求,未经审批的变更行为当然归于无效。本案中,加拿大绿谷公司在上海绿谷公司55%股权已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并办理了相应的登记手续,符合法律规定的有效要件。现香港绿谷公司主张上海绿谷公司55%股权应归其所有,认为当时将香港绿谷公司在上海绿谷公司55%股权变更为加拿大绿谷公司所有不当。虽然香港绿谷公司系以加拿大绿谷公司为被告,以股权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民事诉讼,但究其实质,是要否定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的批复、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登记、上海市政府颁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等行为,即否定有关行政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通常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判决结果直接或间接地使有关行政行为作出变更,但这些行政行为应理解为只是程序性的或形式性的行为,如备案、登记等行为,而对于实质性的行政行为,如本案所涉的审批行为,则是我国法律赋予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特有的权力,不能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和作出民事判决予以变更。即使审批不当,也只能通过行政复议程序或者行政诉讼程序予以纠正。因此,本案香港绿谷公司请求确认其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的股权的主张只能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途径加以解决,而不能通过本案的民事诉讼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一)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告知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本案即应当告知香港绿谷公司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直接作出变更具体行政行为的民事判决不当,应予纠正。香港绿谷公司提起本案民事诉讼不妥,对其起诉应予驳回。
综上,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6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1998)沪高民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绿谷投资有限公司的起诉。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人民币237701.75元,均由绿谷投资有限公司承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王 玧
代理审判员 陈纪忠
代理审判员 高晓力
二〇〇三年八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杨弘磊
【审判长简介】
王玧高级法官:1955年出生,法学硕士。2003年起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
公报案例 公司与股权
上海保翔冷藏有限公司诉上海长翔冷藏物流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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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保翔冷藏有限公司诉上海长翔冷藏物流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
【裁判摘要】
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监事应当具有该公司职工的身份,职工代表监事的产生方式应符合《公司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的程序,并符合该条规定的代表比例。公司股东会作出任命职工代表监事的决议,如果该被任命监事并非本公司职工,或该被任命监事的产生程序、代表比例违反《公司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该部分决议内容应属无效。
原告:上海保翔冷藏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虎林路。
法定代表人:翁菱穗,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告:上海长翔冷藏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虎林路。
法定代表人:翁菱穗,该公司董事长。第三人:上海江阳水产品批发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泰和路。
法定代表人:徐根福,该公司执行董事。
第三人:魏仁礼,男,67 岁,住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第三人:魏满鸿,男,64 岁,住上海市闵行区古美路。
第三人:徐根福,男,54 岁,住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昌新村。
第三人:孔凌志,男,57 岁,住上海市杨浦区仁德路。
原告上海保翔冷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翔公司)因与被告上海长翔冷藏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翔公司)发生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保翔公司诉称:2014 年 1 月,原告通过向第三人上海江阳水产品批发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阳公司) 受让部分股权,成为被告长翔公司的股东, 原告和第三人各持有长翔公司 50%股权。2014 年4 月,长翔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并形成一份股东会决议(即系争股东会决 议),该股东会决议第二项决定设立监事会,任命徐根福、孔凌志为股东代表监事, 任命魏仁礼为职工代表监事,免去魏满鸿的监事职务。因原告入股长翔公司前,对江阳公司、长翔公司人员组成不了解,后原告发现魏仁礼为江阳公司法定代表人,非长翔公司员工,没有资格成为长翔公司的职工代表监事。原告认为,系争股东会决议中关于监事任免的内容以及表决程序均违反了公司法关于职工代表监事的相关规定,魏仁礼不能担任长翔公司的职工代表监事,故诉请判令:确认被告长翔公司于2014 年 4 月通过的股东会决议关于公司监事会组成的决议条款无效。
被告长翔公司辩称:选举魏仁礼为职工代表监事的决议是通过合法程序形成的,且经过工商部门备案,故请求驳回原告保翔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江阳公司、第三人魏仁礼、第三人徐根福共同述称:魏仁礼长期担任长翔公司法定代表人,直至2013 年才卸任,但仍然负责长翔公司的一些事务。魏仁礼于2014 年 4 月被选为长翔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是通过程序选举产生的,且通过系争股东会决议的确认。魏仁礼退休后被长翔公司返聘,与长翔公司之间仍具有聘用关系,符合公司法中关于职工监事的身份规定。故系争股东会决议有效,要求驳回原告保翔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魏满鸿述称:其对系争股东会决议免除其监事职务是认可的。
第三人孔凌志述称:其受原告保翔公司委托到长翔公司担任监事,原告主张的理由成立,魏仁礼没有资格担任长翔公司的职工代表监事。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被告长翔公司原系第三人江阳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4 年 1 月,原告保翔公司与江阳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江阳公司将其所持长翔公司 50% 股权转让给原告,原告、江阳公司各持长翔公司 50% 股权。后各方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4 年4 月,长翔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并形成系争股东会决议,决议第二项规定:设立公司监事会,聘请徐根福、孔凌志为股东代表监事,免去魏满鸿监事职务,另一名职工代表监事由魏仁礼担任。决议另对董事成员进行了任免并修改了章程。
魏仁礼生于 1948 年,2008 年已届退休年龄,其担任被告长翔公司法定代表人至2013 年卸任,涉讼时其仍是第三人江阳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在诉讼过程中卸任。另无证据证明魏仁礼在2014 年4 月以来与长翔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在被告长翔公司工商登记备案材料中有 一份落款日为2014年4月30日的长翔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主要内容为:长翔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2014 年4 月30 日召开,应到职工代表5 人,实到5 人,会议由魏仁礼主持;会议选举魏仁礼为公司职工监事;同意5 人,占职工代表总数100%;与会职工签名落款处未见 魏仁礼签名,有“朱某某”“、范某”“、杨某某”、 “凌某某”“、张某”五人作为“职工代表”签名。但该五名“职工代表”在2014 年5 月之后均非由长翔公司缴纳社会保险费。经审查其他证据材料,只有范某、张某与长翔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证据较为充分,难以证明另三人与长翔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另,缺乏能够证明该五人被长翔公司全体职工选举为职工代表或可代表长翔公司全体职工意志的相关证据。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设监事会的,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该规定系为确保公司在经营决策管理过程中不侵害职工合法利益、保障现代企业治理中的职工民主权利而设立的,具有强制性,公司在设立监事会时必须遵守。根据该规定,首先,职工代表的监事必须从公司职工中产生,与公司没有劳动关系的人员不能成为职工代表监事;第二,职工代表监事必须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对不具有职工身份的人员或未经过职工民主选举方式产生的人员任命为职工代表监事的,该任命应属无效。
本案中,系争股东会任命的职工代表监事魏仁礼在被任命时及任命后与被告长翔公司并未形成劳动关系,魏仁礼不具有长翔公司的职工身份。且魏仁礼此前曾长期担任长翔公司法定代表人和长翔公司控股股东第三人江阳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该职务代表着长翔公司高管层的身份和意志,不能代表长翔公司职工的身份和意志。因此,魏仁礼不具有担任长翔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的身份资格。另外,从在案证据来看,选举魏仁礼为职工代表监事的朱某某、范某、杨某某、凌某某、张某等五人中只有范某、张某两人与长翔公司具有劳动关系,难以证明其余三人与长翔公司有劳动关系,且难以证明该五人曾被长翔公司全体职工选举为职工代表或可代表长翔公司全体职工的意志,故任命潘仁礼为职工代表监事的程序亦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综上,系争股东会决议中任命魏仁礼为长翔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的内容应属无效;因监事会是一个整体,故该决议中的组成监事会的决议内容也应归于无效。长翔公司应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重新选举和产生符合条件的监事会成员。
据此,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作出判决:
被告上海长翔冷藏物流有限公司于2014 年4 月30 日作出的股东会决议第二项(即设立公司监事会,聘请徐根福、孔凌志为股东代表监事,免去魏满鸿的监事职务, 另一名职工监事由魏仁礼担任)无效。
江阳公司、魏仁礼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系争股东会决议程序合法,内容真实有效,已经各股东确认并办理工商登记。选举魏仁礼作为原审被告长翔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程序亦合法有效,职工代表大会决议上的签字职工在当时是长翔公司职工,均有表决资格。魏仁礼具备担任长翔公司职工监事资格,公司法上的职工并没有限定为劳动关系,应包括劳务关系、兼职人员等。两上诉人请求二审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保翔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保翔公司辩称:上诉人江阳公司、魏仁礼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魏仁礼并非长翔公司职工,从未在原审被告长翔公司领取薪水,没有作为职工代表的资格。且工商登记材料中所谓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的签字职工多数不是长翔公司职工,选举程序不合法,故系争股东会决议无效。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正确无误,适用法律准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长翔公司、第三人孔凌志在二审中与被上诉人保翔公司的意见一致。
原审第三人魏满鸿、徐根福在二审中与上诉人江阳公司、魏仁礼的意见一致。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是成为职工代表监事的必要条件, 上诉人魏仁礼并不具备担任原审被告长翔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的资格,理由如下:第一,职工代表大会是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制度,职工代表须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参考国资委、中华全国总工会等部门制定 的《企业民主管理规定》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以及与企业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职工,有选举和被选举为职工代表大会代表的权利。依法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代表, 其代表资格自行终止。”本案中魏仁礼于系争股东会决议作出时已不在长翔公司任职,未在长翔公司领取薪水,即与长翔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故魏仁礼不具备作为职工代表的资格。第二,职工代表监事应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等形式,从职工代表中民主选举产生。《公司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了监事会应包括公司职工代表,说明职工代表资格是成为职工代表监事的前提。本案中魏仁礼并非职工代表, 因此不具备担任长翔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的资格。另,《公司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亦规定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该比例系公司法上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中魏仁礼不具备职工代表资格,另外两名监事系股东代表,职工代表比例为零,违反前款规定。故一审法院认定系争股东会决议中任命魏仁礼为长翔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的条款无效,并无不当,二审予以支持。至于两上诉人认为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程序合法、签字职工均有表决资格的主张,因魏仁礼不具备职工代表资格,无论签字职工是否具有表决资格,均无法改变监事会中无职工代表的事实,亦无法补正系争股东会决议相关条款的效力,故对于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二审法院亦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7 年3月10 日作出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公报案例 公司与股权
中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诉上海电力实业有限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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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诉上海电力实业有限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案
【裁判摘要】
虽然国有产权转让应当进产权交易所进行公开交易,但因产权交易所并不具有判断交易一方是否丧失优先购买权这类法律事项的权利,在法律无明文规定且股东未明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股东未进场交易,并不能根据交易所自行制定的“未进场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交易规则,得出其优先购买权已经丧失的结论。
原告:中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罗城路。
法定代表人:高央,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上海电力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宁波路。
法定代表人:徐景国,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中国水利电力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法定代表人:郑文元,该公司董事长。
第三人:上海新能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江西中路。
法定代表人:朱开情,该公司董事长。
第三人: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住所地:上海市广东路。
法定代表人:蔡敏勇,该公司总裁。
原告中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静公司)因与被告上海电力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力公司)、被告中国水利电力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利公司)、第三人上海新能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第三人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产交所)发生股权转让纠纷,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中静公司诉称:其和被告电力公司为第三人新能源公司股东,两公司分别持股38.2%、61.8%。2012年6月1日,电力公司未经中静公司同意擅自将其持有的股份在产交所挂牌交易,中静公司于7月2日向第三人产交所提出异议,明确表示保留优先购买权,要求暂停交易重新进行信息披露,但电力公司为避免中静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在被告水利公司未缴纳保证金情况下于7月3日与水利公司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而且整个交易是在中静公司异议审查期间完成的,产交所于7月6日才向中静公司送达交易不予中止决定通知书。中静公司认为,电力公司擅自转让股份侵害了其股东优先购买权,水利公司和产交所以中静公司未进场交易为由认定中静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没有法律依据,故请求判令:中静公司对电力公司与水利公司转让的新能源公司的61.8%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并以转让价人民币486910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行使该优先购买权。审理中,中静公司表示愿意接受电力公司、水利公司签订转让合同的条件。
被告电力公司辩称:对外转让股权由第三人新能源公司2012年2月15日的股东会决议通过,原告中静公司亦表示同意。电力公司属集体所有制企业,按相关法律规定其股权转让须进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中静公司收到挂牌交易通知后未至产交所行权,等于放弃了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故其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被告水利公司辩称:原告中静公司怠于到第三人产交所行权,已经放弃了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水利公司与被告电力公司的股权交易过程合法公平公正,且水利公司已经支付股权转让款并完成了股权转让的附随条件,其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利应当得到法律保护。故不同意中静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新能源公司发表意见认为:第三人产交所的交易过程合法,被告水利公司已经取得新能源公司的股东资格。
第三人产交所发表意见认为:交易所完全遵循交易规则,项目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原告中静公司在挂牌截止的最后一天仅以被告电力公司提交材料存在重大遗漏和权属存在争议为由要求暂停交易,经核实其所述不实,被告水利公司取得股权合法有效。国资法规定国有资产转让应在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中静公司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前提条件是“在同等条件下”,既包括程序上的同等也包括实体上的同等,国有产权交易的程序是交易主体应当进场交易,中静公司拒绝进场交易,视为其放弃了优先购买权,否则有违同等条件中程序同等的规定。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第三人新能源公司成立于1999年3月16日,股东原为上海电力实业总公司(后更名为电力公司)、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环保工程成套有限公司、中国中静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静能源),各方持股分别为45%、10%、6.8%、38.2%。
2010年2月10日,被告电力公司和中静能源签订《关于新能源公司之增资及股权调整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收购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环保工程成套有限公司的股份,使得电力公司和中静能源股权占比分别为51%和49%;中静能源尽快将其持有的38.2%股权转让给中静公司,使新能源公司变更为内资公司。
2010年5月,原告中静公司取代中静能源成为第三人新能源公司股东。8月6日,被告电力公司与中静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由电力公司先行出资受让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环保工程成套有限公司的股权计16.8%,电力公司与中静公司在新能源公司的股权占比分别为61.8%、38.2%;电力公司受让股权后,在同样条件下将新能源公司10.8%的股权转让给中静公司,或在增资过程中,由双方针对具体情况将股权比例调整为电力公司占51%,中静公司占49%,并最终根据框架协议的规定,将双方股权比例调整为各占50%。12月1日,第三人产交所出具电力公司受让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环保工程成套有限公司持有新能源公司16.8%股权的产权交易凭证。
2012年2月15日,第三人新能源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内容为:1. 同意电力公司转让其所持61.8%股权,转让价以评估价为依据;2. 中静公司不放弃优先购买权;3. 股权转让相关手续由双方按法定程序办理;4. 股权转让后,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及股东出资额记载;5. 委托上海沪港金茂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上海东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6. 转让评估基准日为2011年12月31日。
2012年5月25日,第三人新能源公司将股权公开转让材料报送第三人产交所。6月1日,产交所公告新能源公司61.8%股权转让的信息:挂牌期为2012年6月1日至7月2日;“标的企业股权结构”一栏载明老股东未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交易条件”为挂牌价格48691000元,一次性付款,继续履行原标的公司员工的劳动合同,支持标的企业长远发展,促进标的公司业绩增长;意向受让方应在确认资格后3个工作日内向产交所支付保证金1400万元,否则视为放弃受让资格;若挂牌期满只征集到一个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则采用协议方式成交,保证金充作股权转让款;若征集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则采取竞价方式确定受让人;意向受让方在产交所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后1个工作日内须代标的公司偿还其对转让方的3500万元债务。标的公司其他股东拟参与受让的,应在产权转让信息公告期间向产交所提出受让申请,并在竞价现场同等条件下优先行使购买权,否则视为放弃受让。
被告电力公司通过手机短信、特快专递、公证等方式通知了原告中静公司相关的挂牌信息。
7月2日,原告中静公司向产交所发函称,根据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系争转让股权信息披露遗漏、权属存在争议,以及中静公司享有优先购买权,请求第三人产交所暂停挂牌交易,重新披露信息。
7月3日,被告水利公司与被告电力公司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内容为:合同交易的标的为电力公司持有的新能源公司61.8%股权;合同标的产权价值及双方交易价款为48691000元;价款(包括保证金)在签订合同后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新标的公司须继续履行原标的公司员工的劳动合同;在第三人产交所出具交易凭证后1个工作日内,水利公司须代第三人新能源公司偿还其对电力公司的3500万元的债务,一次性付到电力公司指定账户等。次日,产交所出具产权交易凭证,水利公司亦履行了股权转让款以及债务承担的合同义务。同日,产交所发出不予中止交易决定书给原告中静公司称,经审核,股权转让程序符合产权交易相关规定,故决定不同意中静公司的申请。9月11日,新能源公司向水利公司出具出资证明书,并将其列入公司股东名册,但未能办理工商登记变更。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首先,股东优先购买权是公司法赋予股东的法定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仅在第七十三条规定了法院强制执行程序中,优先购买权股东被通知后法定期间内不行权,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公司法及司法解释并未规定其他情形的失权程序;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定,不作为的默示效果只有在法律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可视为意思表示;再次,产交所作为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平台,法律并未赋予其判断交易标的是否存在权属争议和交易一方是否丧失优先购买权这类法律事项的权利。
综上,在法律无明文规定,且原告中静公司未明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中静公司未进场交易并不能得出其优先购买权已丧失的结论。从商事交易的角度来说,商事交易尽管要遵循效率导向,也要兼顾交易主体利益的保护。并且,优先购买权股东未进场交易,第三人产交所亦可通知其在一定期限内作出是否接受最后形成的价格的意思表示,不到场并不必然影响交易的效率。若片面强调优先权股东不到场交易则丧失优先购买权,无疑突出了对产交所利益和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而弱化了对优先购买权股东利益的保护,必将导致利益的失衡。
原告中静公司在股权交易前提出了异议,第三人产交所应及时答复。参照《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的相关规定,信息公告期间出现影响交易活动正常进行的情形,或者有关当事人提出中止信息公告书面申请和有关材料后,产权交易机构可以作出中止信息公告的决定。对于提出异议的优先购买权股东而言,其在未被产交所及时答复异议前不知交易是否如期进行,因而不到场,不能视为其放弃受让。故在中静公司未明确放弃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被告电力公司与水利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不生效。
由于对优先购买权的行使除公司法规定的“同等条件”外,法律尚无具体规定,司法实践中亦无参考先例。考虑到第三人新能源公司目前的实际状况,同时为防止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滥用,即确权后不行权,导致保护优先购买权成空文或对股权出让人和受让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因此,需要确定股东的优先购买权的行权期限、行权方式。比照公司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法院认为,可以要求原告中静公司在确权生效后二十日内行权,否则视为放弃行权。只有中静公司放弃行权,被告电力公司与水利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才生效。关于行权方式,中静公司应按照国有资产转让的规定办理。综上所述,中静公司主张其对电力公司与水利公司转让的新能源公司的61.8%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并要求行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其行权内容、条件应与电力公司、水利公司之间签订的产权交易合同相同。
据此,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三款、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六条之规定,于2014年9月25日判决如下:
原告中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对被告上海电力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国水利电力物资有限公司转让的第三人上海新能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的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原告中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应当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行使优先购买权,否则视为放弃;原告中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内容、条件,与被告上海电力实业有限公司和被告中国水利电力物资有限公司签订的产权交易合同相同。
一审宣判后,电力公司、水利公司均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上诉人电力公司上诉称:被上诉人中静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进场交易积极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故其已丧失该项权利;中静公司在涉案股权于产交所挂牌公告期届满最后一日提出的暂停交易的理由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应得到法律保护。基于此,电力公司认为一审判决有误,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中静公司的全部原审诉讼请求。
上诉人水利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自行创设失权程序,存在逻辑缺陷,并且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本案不存在电力公司或者水利公司侵害被上诉人中静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的事实,而是中静公司恶意阻挠正常的股权交易。原审判决一味强调保护股东优先购买权,却损害了正常的交易秩序以及公平原则。基于此,水利公司亦认为原审判决有误,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中静公司的全部原审诉讼请求。
上诉人电力公司和水利公司相互间对于对方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表示认同。
被上诉人中静公司辩称:本案实质即上诉人电力公司侵害了中静公司的股东优先购买权。电力公司自始至终未将拟转让的对象等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通知中静公司;中静公司已经在挂牌公告期间内向产交所提出了异议,要求产交所暂停挂牌交易,故中静公司并未丧失股东优先购买权。反而是产交所收到中静公司的申请后,未及时予以答复,仍然促成电力公司和水利公司完成交易,明显侵害了中静公司的股东优先购买权。中静公司认可一审判决。
一审第三人新能源公司及一审第三人产交所均认可上诉人电力公司及上诉人水利公司的上诉请求。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本案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中静公司是否已经丧失了涉案股权的股东优先购买权。
法院认为,中静公司并未丧失涉案股权的股东优先购买权。
第一,考虑到有限公司的人合性特征,我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了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应当向其他股东充分履行通知义务。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此处所涉通知的内容,应当包括拟转让的股权数量、价格、履行方式、拟受让人的有关情况等多项主要的转让条件。结合本案,首先,在上诉人电力公司于一审第三人新能源公司股东会议中表示了股权转让的意愿后,被上诉人中静公司已明确表示不放弃优先购买权。其次,电力公司确定将股权转让给上诉人水利公司后,也并未将明确的拟受让人的情况告知中静公司。故而对于中静公司及时、合法的行权造成了障碍。而权利的放弃需要明示,故不能当然地认定中静公司已经放弃或者丧失了该股东优先购买权。
第二,被上诉人中静公司在一审第三人产交所的挂牌公告期内向产交所提出了异议,并明确提出了股东优先购买权的问题,要求产交所暂停挂牌交易。但产交所未予及时反馈,而仍然促成上诉人电力公司与水利公司达成交易,并在交易完成之后,方通知中静公司不予暂停交易,该做法明显欠妥。需要说明的是,产交所的性质为经市政府批准设立,不以盈利为目的,仅为产权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和市场服务,并按照规定收取服务费的事业法人。基于此,产交所并非司法机构,并不具有处置法律纠纷的职能,其无权对于中静公司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等作出法律意义上的认定。故当中静公司作为新能源公司的股东在挂牌公告期内向产交所提出异议时,产交所即应当暂停挂牌交易,待新能源公司股东之间的纠纷依法解决后方恢复交易才更为合理、妥当。故其不应擅自判断标的公司其余股东提出的异议成立与否,其设定的交易规则也不应与法律规定相矛盾和冲突。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据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5年4月22日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公报案例 公司与股权
周益民诉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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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益民诉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裁判摘要】
产权交易所发布的产权交易信息是向不特定主体发出的要约邀请。根据产权交易市场的交易管理办法和交易习惯,信息一经发布,公告期内一般不得变更,但在无举牌申请人举牌的情况下,可以按照产权出让人的意愿,根据产权交易所的有关规则进行信息变更。举牌申请人在信息变更之后签收载明新信息的相关法律文件并举牌参加交易,应视为清楚并认可产权交易信息的变更。举牌申请人知晓变更情况并参加交易,在交易结束之后,又请求确认该信息变更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周益民,男,45岁,汉族,住浙江省慈溪市浒山街道。
被告: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住所地:上海市广东路。
法定代表人:蔡敏勇,该交易所总裁。
被告: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山路。
法定代表人:隋运生,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周益民因与被告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联交所)、被告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融信托公司)发生股权转让纠纷,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周益民诉称:被告华融信托公司系银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联数据公司)股东。2009年8月28日,根据华融信托公司的委托,被告联交所发布了将华融信托公司持有的银联数据公司2.43%股权挂牌转让的信息公告。该公告确定了转让标的的相关情况,挂牌期满日至2009年9月25日止,公告还确定了交易方式等信息内容。为此,原告在2009年9月25日递交了挂牌资料,并支付保证金,联交所也确认了原告的意向受让人资格。但此前华融信托公司通过联交所于2009年9月22日在其网站重新发布了该项目的挂牌信息,将原来的挂牌期满日期延长到2009年10月23日,并对交易方式作了变更。原告随后对此提出异议,但联交所拒绝受理,并于2009年12月11日组织项目竞价,最终由案外人以最高价竞得上述股权。原告认为,两被告变更挂牌信息的行为违反相关规定,应为无效,竞价结果也归于无效。请求判令确认两被告于2009年9月22日变更银联数据公司2.43%股权挂牌转让信息公告的行为无效,以联交所2009年8月28日发布的挂牌信息为依据。
原告周益民提供以下证据:
1.《信息公告》1份,用以证明涉案挂牌期满日为2009年9月25日;
2.《产权交易业务申报回执》、《意向受让方资格确认意见书》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周益民有权参与竞价;
3.收据1份,用以证明原告周益民缴纳了相关费用;
4.《申请书》1份,用以证明原告周益民提出了异议。
被告联交所辩称:1.涉案信息重新发布的公告始于2009年9月22日,同月25日原告周益民举牌,故原告是在重新发布公告期间内提出的举牌申请。但其举牌时未提出异议,并同意按出让文件规定的程序履行,承诺同意出让文件上各条款要求。2.原告于2009年12月11日提交异议申请书,并非原告所称的12月8日。原告提出异议后,联交所与原告代理人交涉过,经代理人同意再次竞价并参与报价。3.交易程序合法正当,整个过程经过公证处公证。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联交所提供以下证据:
1.《关于修改挂牌申请书披露部分信息的说明》、2009年8月31日《中国证券报》及2009年9月22日《上海证券报》产权信息联合发布公告版面摘选、《法律意见书》;
2.《举牌申请书》、《银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2.43%股权(450万股)出让文件》(以下简称《出让文件》)、《银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2.43%股权(450万股)转让项目(Q309SH1014022)保密承诺函》(以下简称《保密承诺函》)、《上海市产权交易受让委托合同》、《竞价文件交接单》、《授权委托书》、《受让确认书》、《竞价邀请函》、《竞买文件有效性审核表》、《受让人确认书》;
3.《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上海市产权转让信息公开发布活动管理规则》、《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上海市产权转让竞价交易活动管理规则》;
4.2009年9月26日《中国证券报》产权信息联合发布公告版面摘选、联交所网站公布涉案股权挂牌信息摘录、《关于产权转让信息发布合作协议》。
证据1、2、3、4均用以证明交易程序合法有效。
被告华融信托公司同意被告联交所的陈述。此外,华融信托公司认为变更信息属于“特殊原因”,目的是为了公允、理性竞价,故将多次竞价改为一次报价,此变更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所有文件均经过公证,故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华融信托公司提供以下证据:
1.《关于协助准备银联数据员工信托股权转让材料的函》;
2.《上海市产权交易出让委托合同》;
3.《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受理通知书》。
证据1、2、3均用以证明涉案产权交易程序合法有效。
案件审理中,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至上海市产权交易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产管办)了解涉案产权转让过程中信息变更应适用的规则。据产管办相关人员介绍,产权转让适用的通用规则是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号《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信息变更适用国资发产权〔2009〕120号《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以下简称《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及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36号《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银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员工信托持股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联数据员工持股会)作为产权转让批准机构,有权决定是否属于“特殊原因”确需变更信息公告内容。另外,在信息变更之前,尚无公司参与竞拍。关于“信息发布渠道”,在规定的6家省级以上金融类报刊或网站上发布均符合要求,而且交易方式的变更无法在报刊上反映出来,具体交易方式是在网站上发布的,联交所的操作符合相关规定。根据产管办的《竞价项目情况汇报》反映,交易当日整体正常,未收到竞拍人的异议。另外,联交所主要是组织产权交易及审查交易主体资格的合法性、程序、条件。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根据上述情况制作《调查笔录》1份。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依法组织了质证。被告联交所对原告周益民提供的证据除《异议申请书》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申请书无公章且日期与实际不符外,对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原告提供的公告系第一次信息公告而非重新发布的公告。庭审中,原告确认《异议申请书》递交日期为2009年12月11日。联交所对被告华融信托公司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被告华融信托公司对原告周益民提供的证据除《异议申请书》未收到外,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信息公告》只能证明信息变更合法并已进行公告。2009年9月22日信息变更,原告代理机构上海泰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地公司)于同月25日举牌,说明原告已了解变更信息事宜。保证金的缴纳也证明原告认可交易。《受理通知书》不能证明原告事后了解信息变更内容。华融信托公司对被告联交所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原告周益民对被告联交所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1.联交所提供的证据1不能证明重新公告合法进行,联交所未在原来信息发布渠道变更信息,重新公告不属于相关法律所规定的“特殊原因”。2.联交所提供的证据2的证明对象有异议。原告有权在首次公告期满日前任何一日举牌,无法推出原告知道并认可重新公告内容,两者无必然联系。首次公告与重新公告之间有三天重叠,泰地公司无义务告知系重新公告。3.原告签署的均是联交所的格式性文件,应从合同格式条款角度进行理解。4.对于联交所提交的证据4,原告认为信息变更不符合相关规定,未在原信息发布渠道进行发布。周益民对被告华融信托公司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
原告周益民对法院调查形成的《调查笔录》及产管办提供的《竞价项目情况汇报》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调查笔录》仅属个人解释。被告联交所、华融信托公司对《调查笔录》及《竞价项目情况汇报》真实性均无异议。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被告华融信托公司系银联数据公司的股东。2009年8月14日,华融信托公司基于银联数据公司、银联数据员工持股会的授权,委托被告联交所的执业会员上海汇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华融信托公司代银联数据公司职工持有的2.43%(450万股)银联数据公司股权,通过联交所发布股权出让的挂牌交易信息。为此,联交所于2009年8月28日在其网站www.suaee.com及其交易大厅显示屏发布了上述股权出让的挂牌交易信息,挂牌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38765187.5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挂牌期满日为2009年9月25日,交易方式为:挂牌期满,如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则选择“网络竞价-多次报价”的交易方式确定受让方。2009年8月31日,联交所在《中国证券报》上发布了上述股权转让的信息公告,并载明“欲了解以下项目详请,请登录联交所网站www.suaee.com”。
2009年9月3日,银联数据员工持股会请求被告联交所对原挂牌信息的部分内容即标的产权所属的行业、交易方式、推介意见等内容事项进行修订,并要求对“重大事项及其他披露内容”一栏的内容增加有关说明内容。其中,交易方式改为:网络竞价-一次报价。2009年9月22日,联交所在其网站及交易大厅显示屏发布了有关股权交易信息的变更公告。其中,将挂牌期限变更为2009年9月22日至2009年10月23日,交易方式则更改为“网络竞价-一次报价”。当日,联交所就上述信息的变更在《上海证券报》上刊登了公告。嗣后,联交所于2009年9月26日再次就上述信息的变更在《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了公告。
2009年9月25日,原告周益民委托被告联交所的执业会员泰地公司向联交所递交一份《举牌申请书》,决定参与上述450万股银联数据公司股权的竞价交易,并按约支付了交易保证金770万元。同时,周益民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接受本挂牌交易信息所载的全部受让要求。
2009年11月25日,被告联交所向泰地公司出具《竞价邀请函》一份,邀请泰地公司及其委托人即原告周益民参与450万股银联数据公司股权转让项目的竞价交易,并告知于2009年11月26日到联交所交易部领取《出让文件》。该《出让文件》所载明的交易方式为“一次报价”。同日,泰地公司向被告华融信托公司出具《保密承诺函》一份,并在《保密承诺函》上签字确认“收到出让文件2份”。2009年12月10日,周益民向联交所递交经其本人在“竞买人”一栏签字的《受让确认书》一份,承诺接受所领取《出让文件》中的各项条款和要求,并愿意按照《出让文件》规定的程序参与竞价。
2009年12月11日,原告周益民委托泰地公司向被告华融信托公司、联交所递交《申请书》一份,要求华融信托公司对涉案银联数据公司股权的挂牌延期事宜给予充分答复,并要求出示挂牌延期的相关报批和备案手续。嗣后,经联交所工作人员的现场解释,周益民决定参与当天的竞拍活动,并根据《出让文件》的要求,递交了《竞买文件》。当日,上海市静安区公证处、上海市产权交易管理办公室对整个竞价过程进行公证及监督。经竞价,案外人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实际竞得涉案的450万股银联数据公司股权。目前,交易双方已实际完成了股权转让的过户及登记手续。
原告周益民认为,被告华融信托公司与被告联交所变更挂牌信息内容的行为违反相关规定,应为无效。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华融信托公司与联交所于2009年9月22日变更银联数据公司2.43%股权挂牌转让信息公告内容的行为无效,应以联交所2009年8月28日发布的挂牌信息为依据。
另查明:2008年,被告联交所、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北京产权交易所、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签订《关于产权转让信息发布合作协议》,约定:为共同落实国务院国资委下发的《关于建立中央企业国有企业产权转让信息联合发布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资发产权〔2008〕32号)的有关规定,上述四家产权交易所联合指定《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作为发布中央企业产权转让信息的专门报刊;同时,四家产权交易所在各自机构网站上向社会公示该报刊的名称及相关信息;四家产权交易所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定期定版发布中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的信息。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于2010年3月24日就本案系争的股权交易信息公告变更事宜,走访了作为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的监管机构和产权经纪行业的业务主管部门的上海市产权管理办公室。该办公室表示,银联数据员工持股会作为涉案股权出让批准机构,对于上述产权交易操作规则中所涉及的确需变更信息公告的“特殊原因”,可以自行给出合理的界定。就本案而言,在涉案股权的交易信息变更之前,尚未有人举牌参与竞价,故实际并不涉及影响竞价人权利的事实。本案被告华融信托公司、联交所变更涉案股权交易信息公告的行为,符合相关的交易程序,且事实上,相当于对前一次信息公告的废止。另该办公室表示,2009年12月11日华融信托公司、联交所就涉案股权正式举行竞拍活动的当日,交易整体正常,未收到竞拍人的异议。上述调查情况,由法院制成《调查笔录》,原告周益民和华融信托公司、联交所对上述《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涉案产权的两次信息公告,被告联交所均通过其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等省级以上金融类报刊予以公布,并在报刊上明确注明“欲了解以下项目详请,请登录联交所网站www.suaee.com”。此外,联交所还通过设在交易大厅的显示屏对外公布信息公告,联交所已尽到其合理的通知义务,且符合法定程序。而原告周益民作为涉案产权的竞买人,产权信息的变更与其投资决策具有紧密联系,周益民对信息变更应当予以适当关注。从周益民通过泰地公司向联交所递交《举牌申请书》的时间明显晚于联交所公布信息变更公告的时间来看,周益民及泰地公司应当知晓涉案产权信息变更情况。而且在泰地公司于2009年11月25日代周益民领取的竞拍资料中的《出让文件》封面,亦已明确载明了“一次报价”的交易方式。此外,上述竞拍资料中的《受让确认书》亦载明交易方式为“一次性报价”。而泰地公司在《保密承诺函》上签字确认收到《出让文件》,以及周益民在《受让确认书》上予以签字确认时,并未提出任何异议,表明周益民已充分了解涉案产权的全部交易信息,并愿意按照《出让文件》的相关规定参与竞价。
产权交易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涉案产权系经公告后,由各竞拍人提出举牌申请并实际参与竞拍后成交。在上述产权交易的竞拍过程中,原告周益民与其他竞拍人享有同等的权利,并无任何差别。整个竞拍过程经上海市产权交易管理办公室监督并由相关公证部门公证,符合法定程序。虽然涉案产权由案外人合法竞得,但涉案股权转让信息依法变更并未影响周益民的合法权益。
综上,原告周益民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5日判决:
驳回原告周益民的诉讼请求。
周益民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主要理由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产权转让过程中的信息是否可以变更,如果可以变更,应遵守什么规则。对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适用法律不当。1.涉案股权转让信息变更不存在“特殊原因”。根据《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的规定,产权转让公告的受让条件原则上不得变更,只有特殊原因下才能变更。但何谓特殊原因,该细则并未进一步明确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联交所曾先后发布两次信息公告,但对比前后两次信息公告,并未发生有影响产权转让的任何情形,故实际并不存在所谓的特殊原因。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华融信托公司、联交所对重新公告的原因也未作出合理的解释。一审法院虽曾走访了上海市产权管理办公室,但相关工作人员的回答也仅系其个人的观点,其解释不能代表细则的制定机构。且上海市产权管理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认为的产权转让批准机构有权决定确需变更信息的“特殊原因”的意见,亦显然与法律规定存在抵触。2.涉案股权转让信息公告变更的程序不合法。首先,依据上述细则的规定,如因特殊原因确需变更的,应当由产权转让批准机构出具文件,并由联交所在原信息发布渠道进行公告。然而,本案中华融信托公司转让的是其信托持有的银联数据公司的股权,因此,产权转让批准机构是银联数据员工持股会还是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其他机构,一审法院对此并未予以查清和认定,仅凭上海市产权管理办公室相关工作人员的解释,依据尚欠不足。其次,对于原信息发布渠道的理解。尽管联交所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签订有合作协议,两报均为信息发布的合法媒体,但从本案来看,既为原信息发布渠道,则应理解为前后两个渠道为同一媒体。故一审法院对此理解亦有误。3.周益民递交举牌申请书的行为针对的是联交所2009年8月28日所发布的产权交易信息。一审法院以周益民作为涉案股权的竞买人,对于相关交易信息的变更未予以适当关注有违常理为由,认定周益民向联交所举牌时对于涉案股权的出让信息已发生变更的事实是明知的,难以使人信服。综上,华融信托公司、联交所变更信息内容的行为,违反了《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的有关规定,应为无效。
被上诉人联交所辩称:首先,涉案股权转让的信息公告变更符合法定程序。根据《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第十九条以及《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五款的规定,产权转让信息公告的变更程序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因特殊原因、产权转让批准机构同意、在原信息发布渠道公告、重新计算公告期。本案中,涉案股权转让的信息公告的变更完全符合以上要求。1.特殊原因变更是对信息公告进行重大变更或实质性变更。多次报价与一次报价的竞价交易方式存在实质性的区别,两者适用的情形不同。因而,将多次报价变更为一次报价,属于对信息公告进行重大变更或实质性变更。本案中,出让方、产权转让批准机构为了竞价人更公允、理性地竞价,报出符合其自身经济实力的价格,进而确保出让方在竞价结束后能及时安全地收到交易价款,申请将竞价交易方式变更为一次报价,完全符合联交所的竞价交易规则。2.涉案股权转让的信息公告变更系由产权转让的批准机构即银联数据员工持股会作出。本案由联交所挂牌转让的涉案股权实际并非被上诉人华融信托公司的自有财产,而是银联数据员工持股会授权华融信托公司处置的信托财产。据此,银联数据员工持股会应是涉案股权的产权转让批准机构,有权决定信息公告的变更与否。3.在原信息发布渠道公告的问题。根据《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第十六条的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信息应当在产权交易机构网站和省级以上公开发行的经济或者金融类报刊上进行公告。涉案股权转让的两次信息,均在联交所网站和指定的报刊上公告,同时还通过设在联交所交易大厅的显示屏对外公布。因此,涉案股权转让的两次信息公告均按照规定在原信息发布渠道进行了公告。4.重新计算公告期的问题。根据《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第十七条的规定,信息公告期限应当不少于20个工作日,并以省级以上报刊的信息公告之日为起始日。涉案股权转让信息公告变更后,重新确定的公告日期为2009年9月22日至2009年10月23日,符合不少于20个工作日的公告期规定,且以省级以上报刊的信息公告日为起始日,故完全符合《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第十七条的规定。其次,涉案股权转让的信息变更没有损害任何投资人的利益。就本案而言,在涉案股权转让的信息公告变更之前,并无人递交举牌申请书。包括上诉人周益民在内的所有举牌人,都是在信息变更之后的重新公告期内举牌的。因此,涉案股权转让信息的变更行为并没有损害到任何举牌人或者潜在投资人的利益。银联数据员工持股会完全有权利按照《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的程序变更信息公告。此外,基于周益民嗣后所作出的书面承诺,以及实际参与交易信息变更后的竞价活动的行为,表明其已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涉案股权转让的信息已发生变更,且已实际予以接受。综上,涉案股权转让信息公告的变更符合法定程序,且事实上没有损害任何投资人的利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华融信托公司辩称:1.关于涉案股权转让信息公告变更的特殊原因。银联数据公司、银联数据员工持股会为了使举牌竞价人公允、理性地开展竞价活动,将多次竞价改为一次报价,由被上诉人联交所在原信息发布渠道进行公告并重新计算公告期,完全构成正当的理由和原因。2.关于涉案股权转让批准机构的认定。依据本案所审理认定的事实,毫无疑问应为银联数据员工持股会。3.关于原信息发布渠道的问题。即便上诉人周益民认为《中国证券报》与《上海证券报》并非为同一媒体,但对于联交所自身的网站显然应该认定系同一信息发布渠道。更何况,联交所嗣后又于2009年9月26日再次就上述信息的变更在《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了公告。因此,一审判决认定涉案的信息变更公告符合法定程序是正确的。请求维持原判。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2009年9月22日,被上诉人华融信托公司、联交所就之前发布的涉案股权转让信息公告进行变更的行为,是否有违我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产权交易的行业规则。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本案被上诉人华融信托公司委托被上诉人联交所在其网站、交易大厅显示屏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所发布的涉案股权转让信息公告,虽载明有挂牌转让的价格、期限和交易方式等信息内容,但实际是向不特定主体发出的以吸引或邀请相对方发出要约为目的的意思表示,故应认定为要约邀请。依照一般要约邀请的法律性质,除了法定的不得撤销的情形外,只要未给善意相对人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失,要约邀请人可以变更或撤回要约邀请。本案中,通过产权交易所向不特定主体公开发布的特殊要约邀请,其信息的变更或撤销,应受相关产权交易市场的交易管理办法和操作细则的限制。这种限制是合法且必要的,有利于保证交易信息的稳定、保护信赖交易信息而履行了一定前期准备工作的相对人的经济利益。由于本案华融信托公司通过联交所挂牌交易的450万股银联数据公司股权,实际并不具有国有产权的性质,而是银联数据公司、银联数据员工持股会基于员工信托持股计划而交由华融信托公司托管的信托资产,其股权所有权人为银联数据公司的员工,故该股权的转让不能直接适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的相关规定,而应受《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以及《上海市产权转让信息公开发布活动管理规则》的约束。根据上述相关交易规则,在产权转让公告中的受让条件,一经发布不得擅自变更,因特殊原因确需变更信息公告内容的,应当由产权出让批准机构出具文件,由联交所在原信息发布渠道进行公告,并重新计算公告期。据此,涉案股权转让的交易信息公告后,可以进行变更,但要有特殊原因且应当由产权出让机构批准。对于特殊原因的解释,《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上海市产权转让信息公开发布活动管理规则》的相关条文未明确限定。但在不影响举牌申请人利益的情况下,适度保护产权转让人的交易自由,原则上可以尊重产权出让批准机构作出的合理解释。就本案而言,涉案股权转让的交易信息公告变更前并未有人递交举牌申请书,而且,权利人已就交易信息的变更作出决议并有合理的理由,在此情形下华融信托公司通过联交所变更交易信息并不实质性损害举牌申请人的权益,又有利于实现股权转让人的交易目的,并无不当。上海市产权管理办公室亦表示,该公告信息的变更符合相关交易程序,不违反产权交易规则。至于在原信息发布渠道公告的认定问题,根据《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上海市产权转让信息公开发布活动管理规则》中相关信息发布的规定,产权转让信息应当由联交所在其网站和省级以上报刊上进行公告。涉案股权转让的两次信息,联交所均在其网站和指定的报刊上进行了公告,并且还通过设在联交所交易大厅的显示屏对外予以发布。虽然联交所在信息变更的当日未选择由之前的《中国证券报》,而是由《上海证券报》刊登变更后的交易信息公告,但嗣后联交所又于2009年9月26日再次就上述信息的变更在《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了相应的公告。因此,上诉人周益民以信息变更未在原信息发布渠道公告为由否定变更公告的效力,理由不充分。综上,2009年9月22日华融信托公司、联交所就之前发布的涉案股权交易信息公告进行变更的行为,未违反我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且与现行的产权交易规则亦不相悖。
此外,上诉人周益民通过泰地公司向被上诉人联交所递交《举牌申请书》的时间为2009年9月25日,晚于联交所公布的信息变更公告时间。根据《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十三条的规定,产权交易市场的产权交易活动实行委托代理制,周益民是委托联交所的经纪会员泰地公司代理涉案股权转让的交易活动。周益民作为涉案股权的竞买人,本人或其委托人理应对联交所公布的相关信息或公告予以适当关注,应当知道涉案股权交易信息已经发生变更。而且,泰地公司2009年11月25日代周益民领取的《出让文件》及周益民2009年12月10日递交的《受让确认书》中均明确载明交易方式为“一次性报价”,泰地公司、周益民对上述竞拍资料予以了签字确认,这足以证明,周益民本人或其委托人亦实际获悉涉案股权交易信息已发生变更。虽然在2009年12月11日被上诉人华融信托公司、联交所就涉案股权正式举行竞拍活动的当日,周益民曾委托泰地公司以递交《申请书》的方式,要求华融信托公司对涉案股权的挂牌延期事宜给予充分答复,并要求出示挂牌延期的相关报批和备案手续,但实际上,周益民还是实际参与了当天的竞拍活动,并根据《出让文件》的要求递交了《竞买文件》。基于上述事实,可以认定2009年9月25日周益民向联交所提交举牌申请书时,对于涉案股权的出让信息已于2009年9月22发生变更的事实应当知道,且事后实际也予以了确认。周益民认为其举牌系针对联交所2009年8月28日所发布的股权转让信息缺乏依据。此外,2009年12月11日华融信托公司、联交所就涉案股权所举行的竞拍活动,不仅周益民本人参与,且整个竞价过程由上海市静安区公证处、上海市产权交易管理办公室进行了公证和监督。经竞价,案外人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实际竞得涉案450万股股权,且交易双方目前亦已完成了股权转让的过户及登记手续,整个竞拍过程是合法有效的。周益民现要求判令确认华融信托公司、联交所于2009年9月22日变更银联数据公司2.43%股权挂牌转让信息公告内容的行为无效以及应以联交所2009年8月28日发布的挂牌信息为依据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周益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0年10月21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公报案例 公司与股权
巴菲特投资有限公司诉上海自来水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公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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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投资有限公司诉上海自来水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裁判摘要】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制定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章、制度。根据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制定实施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企业未按照上述规定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而是进行场外交易的,其交易行为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依法认定其交易行为无效。
原告(反诉被告):巴菲特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黎明西路。
法定代表人:林祥青,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反诉原告):上海自来水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东方路。
法定代表人:蔡恭杰,该公司董事长。
第三人(反诉被告):上海水务资产经营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延安西路。
法定代表人:吴强,该公司董事长。
第三人:上海金槌商品拍卖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江宁路。
法定代表人:王孝先,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巴菲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菲特公司)因与被告上海自来水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来水公司)发生股权转让纠纷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年10月29日,法院根据原告的申请,追加上海水务资产经营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水务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同年11月20日,被告申请追加上海金槌商品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槌拍卖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同年12月4日,被告以原告、第三人上海水务公司为被告提起反诉。
原告巴菲特公司诉称:2007年2月6日,原告参与金槌拍卖公司的拍卖会。在该拍卖会上,被告自来水公司以董事会决议形式委托第三人上海水务公司代为处置被告持有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银行)16985320股国有法人股。原告通过竞拍取得了上述股权。拍卖成交后,第三人金槌拍卖公司出具拍卖成交确认书。原告分两次向金槌拍卖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人民币52654492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并与上海水务公司签订了《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此后,被告拒绝履行该协议,并于2007年3月1日向光大银行发送中止股权变更的函,致使原告无法取得应有的股权及股东身份。原告及上海水务公司发函向被告提出尽快办理股权变更申请,被告至今不予配合。故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履行《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将16985320股光大银行国有法人股转让给原告(即由被告向光大银行提交股权变更确认申请表)。
被告自来水公司对本诉辩称并反诉称:第一,被告从未授权第三人上海水务公司拍卖被告持有的光大银行股权,也未与原告巴菲特公司订立过股权转让协议。被告没有义务履行原告与上海水务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原告依据该协议向被告主张权利没有依据。第二,原告在明知上海水务公司无权处分被告股权的情况下参与拍卖,属于恶意竞买。第三,讼争的光大银行法人股系国有资产,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转让国有产权应当履行审批、评估程序,并且按规定进入产权交易场所交易。本次股权转让的过程不符合上述有关规定,转让行为不合法。第四,第三人金槌拍卖公司没有国有股权拍卖资格,且在拍卖公告的期限方面不符合有关规定,其拍卖行为有重大瑕疵。综上所述,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并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原告与上海水务公司签订的《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原告巴菲特公司对反诉辩称:不同意被告自来水公司的反诉请求。第一,根据被告的董事会决议,第三人上海水务公司获得了被告的授权,上海水务公司对讼争股权的处置方式、价格等没有超出授权范围。第二,被告无任何证据证明原告与上海水务公司恶意串通,损害被告利益。第三,讼争股权的拍卖人资格、拍卖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拍卖行为完全合法有效。第四,讼争股权的股权证原件现由原告持有,该证是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由被告交给上海水务公司,再由上海水务公司交给原告。由此可证明被告承认授权、拍卖的事实,并同意继续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只是由于事后情况发生变化,才决定终止办理股权转让手续。
第三人上海水务公司表示支持原告巴菲特公司的本诉请求,不同意被告自来水公司的反诉请求。第一,被告董事会决议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上海水务公司根据该董事会决议已取得了被告合法有效的授权。第二,上海水务公司委托第三人金槌拍卖公司进行股权拍卖,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光大银行法人股属于金融类企业的国有产权,该类国有产权的转让不适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第三人金槌拍卖公司述称:以拍卖方式转让国有股权,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具有国有股权的拍卖资格,讼争股权的拍卖程序合法有效。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06年12月26日,被告自来水公司召开一届二次董事会会议,会议形成一份由全体董事签名的决议。该决议载明:自来水公司持有的16985320股光大银行法人股,经上海财瑞资产评估公司评估并报国资委备案,截至2005年5月31日价值为人民币28365484.40元。为规避该笔投资可能带来的风险,使公司有足够现金获得发展,自即日起,公司全权委托第三人上海水务公司办理转让该笔投资有关事宜,委托期限3个月。转让结束,公司完全收回该笔投资,高于或低于此价部分完全由上海水务公司承担。
2007年1月24日,第三人上海水务公司就被告自来水公司名下的16985320股光大银行法人股,以委托人身份与第三人金槌拍卖公司签订委托拍卖合同,合同载明委托人对拍卖标的拥有无可争议的处分权。委托人交与拍卖方审验的证明材料有:上海水务公司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以上两份盖有上海水务公司公章)、光大银行股权证复印件(有经复印的自来水公司公章印文和盖有上海水务公司公章)。同月26日,金槌拍卖公司在《上海商报》刊发定于2月6日对上述股权进行拍卖的公告。同月29日,又在该报上刊发拍卖更正启事,更正了竞买人条件。同年2月6日,金槌拍卖公司对上述股权进行了拍卖,并由原告巴菲特公司以最高价买受。拍卖成交确认书载明的拍卖单价为3.10元,成交总价为52654492元。2月12日,巴菲特公司向金槌拍卖公司交付全部拍卖佣金2632724.60元;巴菲特公司通过金槌拍卖公司向上海水务公司交付全部股权款52654492元。
根据拍卖结果,第三人上海水务公司(出让方)与原告巴菲特公司(受让方)于2007年2月12日签订《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载明:上述股权的合法股东系自来水公司,出让方保证其有权转让本协议项下的股权,并已取得转让股权所必需的全部授权;出让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及受让方向出让方提交了为受让上述股权所需的全部文件起5个工作日内,向光大银行董事会办公室提交股权转让所有资料,办妥股权转让申请手续。
2007年2月15日,案外人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水务公司)致函被告自来水公司,认为系争股权处置应由股东会决定,要求设法中止股权交易。同日,中国水务公司致函第三人上海水务公司,希望不转让股权。3月1日,自来水公司向光大银行发出《关于中止股权变更有关事宜的函》称:“先前因公司改制需委托上海水务资产经营发展有限公司办理股权变更有关事宜,目前由于情况发生变化,我公司尚未递交转让方股权转让申请,根据我公司上级主管机构的意见,决定中止我公司光大银行股权变更手续。”3月8日,上海水务公司向自来水公司发出《关于光大银行股权转让有关事宜的告知函》,认为自来水公司向光大银行出具的中止函违背董事会决议,将造成国有资产巨大损失,要求自来水公司立即撤销“中止函”。4月18日,上海水务公司向光大银行董事会发出《关于尽快办理光大银行股权过户手续的函》。4月19日,原告巴菲特公司向光大银行发出《要求尽快办理股权过户手续的函》。4月23日,光大银行董事会办公室致函巴菲特公司,要求补齐股权过户的相关文件(股东单位的股权转让申请函)。
2007年9月15日,被告自来水公司第四次股东会决议载明:各股东一致同意,从公司利益出发,继续保留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并一致对外。该决议由案外人中国水务公司、第三人上海水务公司等三方现有股东代表签字。同年11月30日,自来水公司致函原告巴菲特公司称:上海水务公司无权处分我司财产,上海水务公司与巴菲特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予追认。自来水公司同时致函上海水务公司称: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撤销与巴菲特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对上海水务公司将我司董事会决议泄露给拍卖公司、巴菲特公司的行为保留赔偿请求权。对于上述函件,巴菲特公司、上海水务公司未给予书面回复。
另查明:被告自来水公司的前身为上海市自来水建设公司,系上海水务公司全资设立的企业。2006年6月,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上海市自来水建设公司的60%股权转让给案外人中国水务公司,并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自来水公司从2002年4月30日起持有光大银行法人股16985320股,每股面值1元,股权证编号:光银股字第0069号。该股权证现由原告巴菲特公司持有。
第三人上海水务公司是由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城投)独资设立的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关系从属上海城投,行政关系隶属上海市水务局。2000年9月,上海市水务局、上海城投报经上海市建委批复同意,上海水务公司负责对本市水务行业国有资产的运作管理。此前的1997年,上海市国资委作出沪国资委授〔1997〕13号《关于授权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同意经营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国有资产的批复》,决定授权上海城投依据产权关系,统一经营公司内各成员企业的国有资产。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为:一、第三人上海水务公司是否取得被告自来水公司对讼争股权转让的授权,以及自来水公司与讼争股权转让协议的关系;二、上海水务公司转让讼争股权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转让企业国有资产的程序和方式,上海水务公司与原告巴菲特公司的转让行为是否合法有效。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对于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代理,既可以书面形式,也可以口头形式。本案所争议的被告自来水公司形成的董事会决议,虽然未标明为“授权委托书”,但其内容已体现出授权委托的意思表示,符合授权委托的基本要素。尽管自来水公司在授权时未以“授权委托书”形式出现,但自来水公司的董事会决议无论在程序还是内容方面,均无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法应认定自来水公司已全权委托第三人上海水务公司办理转让讼争股权的事宜。况且,自来水公司在事后的函件中承认曾委托上海水务公司办理股权变更事宜。现自来水公司以该决议只是一份公司内部文件,董事会超越职权,以及股东会事后不予追认等理由否认其授权效力,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上海水务公司以自己名义在自来水公司授权范围内与原告巴菲特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已载明上海水务公司与自来水公司之间有委托代理关系,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该协议可以直接约束自来水公司。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因自来水公司的原因对巴菲特公司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巴菲特公司有权选择自来水公司或者上海水务公司主张权利。因此,自来水公司与巴菲特公司在本案中构成股权转让关系。巴菲特公司起诉要求自来水公司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在程序上并无不当。同理,自来水公司反诉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在程序上亦无不当。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法院认为,第三人上海水务公司虽然取得被告自来水公司的授权,可以代理自来水公司转让讼争股权,但在实施转让行为时,应当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所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讼争股权的性质为国有法人股,其无疑是属于企业国有资产的范畴。对于企业国有资产的转让程序和方式,国务院、省级地方政府及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均有相应的规定。根据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制定实施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根据上海市政府制定实施的《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的规定,本市所辖国有产权的交易应当在产权交易市场进行,根据产权交易标的的具体情况采取拍卖、招标或竞价方式确定受让人和受让价格。上述两个规范性文件虽然不是行政法规,但均系依据国务院的授权对《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的实施所制定的细则办法。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制定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章、制度。而且,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进场交易的目的,在于通过严格规范的程序保证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最大限度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避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因此,《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的上述规定,符合上位法的精神,不违背上位法的具体规定,应当在企业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贯彻实施。本案中,上海水务公司在接受自来水公司委托转让讼争股权时,未依照国家的上述规定处置,擅自委托第三人金槌拍卖公司拍卖,并在拍卖后与原告巴菲特公司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其行为不具合法性。上海水务公司认为讼争股权属于金融类企业的国有产权,该类国有产权的转让不适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其观点显然与法相悖。自来水公司认为上海水务公司违法实施讼争股权的拍卖,并依拍卖结果与巴菲特公司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观点成立。
综上所述,原告巴菲特公司要求被告自来水公司履行《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将16985320股光大银行国有法人股转让给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要求确认原告与第三人上海水务公司签订的《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反诉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于2008年12月25日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巴菲特公司与第三人上海水务公司于2007年2月12日签订的《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二、对原告巴菲特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巴菲特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上诉人对一审判决确认《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无异议,但一审判决未对无效合同的后果予以处理,属于重大错误。巴菲特公司作为善意第三人参与系争股权的拍卖并按约履行了付款义务,但被上诉人自来水公司拒绝履行合同且就拍卖和股权转让行为的无效存在过错,应赔偿巴菲特公司支付的拍卖费用、股权转让价款的利息损失。上诉人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二项,改判对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进行处理,请求判令自来水公司赔偿上诉人股权转让价款52654492元自2007年2月9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的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自来水公司赔偿上诉人拍卖费用2632724.6元及该款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自2007年2月11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
被上诉人自来水公司答辩称:上诉人巴菲特公司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是要求交付股权。由于《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并非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因而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上海水务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关系,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交付关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驳回上诉人股权交付的诉请后,未处理股权转让无效的法律后果是正确的。被上诉人没有收到过上诉人支付的任何款项,因此上诉人请求的转让款利息损失以及拍卖费用和利息损失与被上诉人无关。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金槌拍卖公司答辩称:系争股权的拍卖程序和拍卖结果均符合法律规定,拍卖行为合法有效,拍卖公司不存在返还拍卖费用的问题。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应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作出的裁判不能超出诉讼请求。上诉人巴菲特公司在本案一审中提起给付之诉,被上诉人自来水公司则提起确认之诉的反诉,一审法院经审理对当事人的本诉和反诉均进行了裁判。上诉人提出的无效合同的后果处理不属于一审诉讼的审理范围,因此,一审判决对无效合同的后果未予处理并无不当,上诉人可基于另一法律关系提起诉讼。
综上,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巴菲特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不予支持。据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于2009年5月18日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公报案例 公司与股权
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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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
申请人: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环市东路。
法定代表人:麦智南,该公司总经理。
1999年1月11日,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国投公司)以严重资不抵债、无法偿付到期巨额债务为由,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广东国投公司原名为广东省信托投资公司,1980年7月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系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1983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并享有外汇经营权;1984年3月经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更改名称为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注册资金为12亿元。1992年以来,广东国投公司由于经营管理混乱,存在大量高息揽存、帐外经营、乱拆借资金、乱投资等违规经营活动,导致不能支付到期巨额境内外债务,严重资不抵债。1998年10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关闭广东国投公司,并组织关闭清算组对其进行关闭清算。关闭清算期间广东国投公司的金融业务和相关的债权债务由中国银行托管,广东国投公司属下的证券交易营业部由广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托管,其业务经营活动照常进行。自1998年10月6日至1999年1月6日为期三个月的关闭清算查明,广东国投公司的总资产为214.71亿元,负债361.65亿元,总资产负债率168.23%,资不抵债146.94亿元。1999年1月11日,中国银行发布《关于清偿原省国投自然人债权的公告》,鉴于广东国投公司己严重资不抵债、无力偿还巨额债务,对自然人债权的清偿,只支付本金,不支付利息;中国银行清偿广东国投公司自然人债权后,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代广东省财政厅依法申报债权,以普通债权人的身份按破产清偿顺序受偿。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三条第一项规定:“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依照本法规定宣告破产。”第八条规定:“债务人经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可以申请宣告破产。”广东国投公司管理极度混乱,严重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境内外巨额到期债务,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条件,于1999年1月16日裁定:
一、广东国投公司破产还债。
二、指定清算组接管广东国投公司。
裁定宣布后,广东国投公司的破产清算工作依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一、债权的申报、审核和确认
1999年1月16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在《人民日报》、《人民法院报》刊登受理广东国投公司破产申请公告,要求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内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的,视为自动放弃。对广东国投公司的其他民事执行程序依法中止执行,申请执行人可凭生效的法律文书申报债权,对广东国投公司的其他民事诉讼程序也依法终结或中止。公告期限内,共计320家债权人申报了债权,申报债权总金额共计387.7738亿元(包括167家境外债权人申报债权320.1297亿元)
1999年4月22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主持召开广东国投公司破产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244家境内外债权人派代表出席了会议,占申报债权人总数的76%。法院向债权人宣布了债权人会议的职权,并根据各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数额,指定瑞士银行、日本第一劝业银行、美国花旗银行、中国银行等9家债权人组成债权人主席委员会。破产清算组向出席债权人会议的代表报告了债权申报情况。会议通过了由破产清算组提出的广东国投公司破产财产处理的原则。
破产清算组对债权人申报的债权进行了登记和审核后,将审核结果分别以确认债权或拒绝申报的方式通知各债权申报人。债权人对清算组确认的债权无异议的,清算组提请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债权申报人对清算组的确认结果有异议的,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请裁定。
根据债权异议人的申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对广东国投公司破产案中62件有关债权申报异议进行了公开审理,并分别作出了裁定:
1.对依据安慰函申报的担保债权全部予以否认。在确认债权诉讼中,有15家广东国投公司香港子公司的债权人持广东国投公司出具的安慰函申报金额约23亿元的担保(或然)债权,要求予以确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安慰函从形式上看,不是广东国投公司与特定债权人签订的,而是向不特定的第三人出具的介绍性函件;从内容上看,安慰函并无担保的意思表示,没有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代为履行或承担还债责任。因此,安慰函不能构成中国法律意义上的保证,不具有保证担保的法律效力,依据安慰函申报担保债权全部被拒绝。
2.信托存款的存款人可以申报破产债权,但对信托存款无取回权。在确认债权诉讼中,有17家债权人以信托存款为依据向广东国投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金额38亿元。部分境内债权人认为信托存款属于信托财产,具有独立性,受托人广东国投公司对信托财产不具有所有权,只具有经营管理权,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属于委托人,要求行使取回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广东国投公司向存款人出具信托存款单,约定存款人将资金存入广东国投公司,到期取回本息,具有存款合同的特征,存款人与广东国投公司双方设定的是债权债务关系,并非信托关系。广东国投公司被宣告破产后,对于剩余存款应当确认为破产债权,存款人不享有取回权。
3.债权人依据掉期合同申报的破产债权的确认。债权人依据其与广东国投公司掉期交易申报破产债权被破产清算组拒绝后向法院提出异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利率掉期交易是国际上广泛采用的一种金融方式,目的在于降低筹资成本,防范利率浮动所承受的风险;依据掉期合同申报的破产债权的确认,关键在于认定利率掉期交易是否需要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逐笔核准,并对该笔利率掉期交易避险性或投机性作出判断。广东国投公司持有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发的《经营外汇业务许可证》,其外汇业务范围包括自营和代客外汇买卖,故广东国投公司具有从事避险性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主体资格,并不需要国家外汇管理局的逐笔核准;双方所进行的利率掉期交易如果存在相对应的基础工具交易,而不是纯粹根据市场上衍生金融工具价格变动趋势的预测进行的交易,则属于避险性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该笔利率掉期交易则被确认为有效,债权人按照双方约定提供用于计算损失的市场报价证实广东国投公司被关闭导致该笔掉期交易协议提前终止所造成的损失后,债权人申报的破产债权则被确认。
4.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对广东国投公司拥有的债权总额及所负的债务总额在破产清算前等额抵销。按照企业破产法第33条“债权人对破产企业负有债务的,可以在破产清算前抵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第22条“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在总行授权的范围内依法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的规定,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对广东国投公司拥有的债权总额及所负的债务总额可以在破产清算前等额抵销,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各自申报债权后,由商业银行统一办理行使抵销权。广东国投公司破产清算组依法办理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商业银行债权债务抵销事宜。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确认,广东国投公司破产案的债权人共计200家,债权金额总计202.2317亿元。
二、破产财产的审核、确认和处理
广东国投公司破产清算组经清算认定,广东国投公司被宣告破产时的帐面总资产为209.3748亿元。当事人对破产清算组有关破产财产的认定提出异议的,依法提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
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确认了下列异议申请:
1.确认原登记在广东省信托房产开发公司(以下称房产公司)和广信实业有限公司(清盘中)(以下称广信公司)名下的广东国际大厦实业公司的100%股权为广东国投公司破产财产。广东国际大厦实业公司是合作经营(港资)企业,名义上属于房产公司和广信公司所有。破产清算组认为,广东国投公司实际上为其投资公司,其股权应属于广东国投公司所有,要求房产公司和广信公司分别交付各自所持有的50%的股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工商管理机关登记中广东国际大厦实业公司的中方投资人为房产公司,外方投资人为广信公司,广东国投公司只是其主管部门。但是,房产公司并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广信公司的出资实际上也来源于广东国投公司。为了使国际大厦实业公司享受中外合作企业的政策优惠,广东国投公司决定成立广东国际大厦实业公司负责经营管理广东国际大厦,并安排其全资子公司房产公司和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广信公司作为国际大厦实业公司的中外方股东。由于房产公司和广信公司均没有履行股东最基本的出资义务,均不是合法的股东,广东国投公司作为广东国际大厦实业公司的实际出资者,对该公司应该享有所有权。据此裁定:广东国际大厦实业公司的100%股权归广东国投公司所有。
2.确认广东国投公司在其全资子公司中的投资权益为破产财产。广东国投公司属下有29家全资子公司,破产清算组区分不同情况,界定了广东国投公司投资权益的追收范围。对于经营状况好,有赢利的全资子公司,采取整体转让的方法,收回投资权益;对于资不抵债,投资权益为负值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法律的规定决定结业清算或申请破产。对广东国投公司对外投资形成的股权及收益,主要是通过出售或者转让股权进行,但股权价值为负值的停止追收。
3.确认广东国投公司所属证券交易营业部收取的股民保证金所有权属于股民所有。广东国投公司所属的4家证券交易营业部是其分支机构,由于这些证券交易营业部长期将股民保证金和自有资金混在一起,违规经营,挪用大量股民保证金,造成股民保证金头寸短缺,截止至1999年1月16日,资金缺口共计为0.7052亿元。破产清算组认为,股民保证金被违规挪用后,股民只能向清算组申报债权,无取回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保证金是股民委托广东国投公司证券营业部代理买卖股票的结算资金,证券营业部只是代管,股民在证券机构缴存保证金的行为属于委托行为,并不能改变保证金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属性。证券营业部没有设立专门保证金帐户分帐管理,过错在于证券交易营业部,并不能因此认为保证金所有权已发生变化。证券交易营业部是广东国投公司的分支机构,广东国投公司破产后,股票所有人依法可以通过破产清算组取回保证金。据此裁定:股民可以取回股票交易保证金余额。
对经依法确认属于广东国投公司的财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区别不同情况进行追收或变现:
对于广东国投公司在广东省内的债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裁定指定由广东国投公司的债务人所在地的58个法院分别执行,共计追回15.1亿元。
对于广东国投公司在其他省、市、自治区的财产,由破产清算组依法追收,共计追回5.3823亿元。
对于广东国投公司在美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国外和境外的财产,由破产清算组依据当地的法律规定予以回收,共计追回投资及贷款折合2.2984亿元。
对于广东省内69个政府机关为广东国投公司的债务人出具担保,被确认无效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问题,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广东省审计厅组织审计小组对这些政府机关的预算外资金情况逐个进行了审计,根据审计情况依法对这些政府机关的预算外资金进行了强制执行,对于没有预算外资金的政府机关法院依法办理了执行中止手续,共计追回0.7625亿元。
对于广东国投公司的破产财产,均采取拍卖或者竞买的方式予以变现。其中:广东国投公司对广东商品展销中心100%的股权以3.89亿元的价格成功拍卖;通过竞买,广东国投公司属下4家证券交易营业部以0.8093亿元的价格转让给广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国投公司对江湾新城75%的股权及债权以3.5亿元成功拍卖;广东国投公司对广东国际大厦实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和债权以11.3亿元成功拍卖。
三、破产财产分配与终结破产程序
对广东国投公司破产财产追收和变现后,依法优先拨付了破产清算费用(含中介机构专业服务费用、评估费用及其他清算费用),于2000年10月31日、2002年6月28日和2003年2月28日分别召开债权人会议,在优先清偿广东国投公司所欠职工工资、劳动保险费用和所欠税款后,分三次按照比例清偿破产债权。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准予,破产财产分配分三次进行,分配破产财产共计25.34亿元,债权清偿率共计为12.52%。对境外债权人的债权,经征得外汇管理部门同意,一律兑换外币支付。
广东国投公司破产案有关司法程序进行完毕后,破产清算组依法申请终结破产程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广东国投公司申请破产一案,债权确认工作已经完成,破产财产的范围已经界定,对外债权的追收工作已经全部采取有效法律措施,广东国投公司的主要破产财产已经拍卖变现,并已经分配给债权人,广东国投公司破产案已符合终结破产程序的法定条件,但因今后仍有可以追收的破产财产、追加分配等善后事宜需要处理,应保留破产清算组继续负责完成追收破产财产和追收分配工作,故应在同意破产清算组终结破产程序申请的同时,继续保留破产清算组处理有关善后事宜。据此,于2003年3月8日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十七条的规定裁定:
一、终结广东国投公司破产案破产程序。
二、广东国投公司破产清算组凭本裁定向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广东国投公司的注销登记。
三、保留广东国投公司破产清算组完成追收广东国投公司破产财产、追加分配等善后事宜。
本案诉讼费减半收取,从破产财产中优先支付。
公报案例 公司与股权
张建中诉杨照春股权确认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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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中诉杨照春股权确认纠纷案
【裁判摘要】
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该合同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应当认定为有效。实际出资人有权依约主张确认投资权益归属。如实际出资人要求变更股东登记名册,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的有关规定。
人民法院在审理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中,以在所涉公司办公场所张贴通知并向其他股东邮寄通知的方式,要求其他股东提供书面回复意见,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表示同意股权转让的,应当认定该股权转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名义出资人应依约为实际出资人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原告:张建中,男,44岁,住上海市静安区泰兴路。
被告:杨照春,男,45岁,住安徽省郎溪县新发镇。
原告张建中因与被告杨照春发生股权确认纠纷,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张建中诉称:南京绿洲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洲公司)原为国有独资公司,于2007年3月改制为民营股份制公司。2007年3月14日,原告和被告杨照春签订合伙出资协议约定:1.被告出资人民币(下同)877.501万元,原告出资360.499万元,共同持有绿洲公司61.75%的股权;2.被告持有43.77%股权,原告持有17.98%股权;3.原告的股权由被告代为持有、行使。后原告按协议将投资款如数支付给被告,并由被告以出资形式缴纳给绿洲公司,被告出具确认书予以确认。2007年3月28日,原、被告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被告代为持股从2007年3月28日至2010年3月27日;代为持股期限届满后30日内,被告应根据协议将原告之股权变更至原告名下,并依法办理相关手续,若无法办理登记手续,被告应以市价收购上述股份。2008年11月25日,被告出具承诺书承诺于2009年2月底将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截至原告起诉之日,被告仍未依法办理前述股权变更登记事宜。为此,原告请求判令确认原告为绿洲公司之股东,持股比例为17.98%并履行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或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前述股权等值之金额(暂计)400万元;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原告张建中提交了如下证据:
1.合作出资协议、补充协议,证明原告张建中、被告杨照春合作投资绿洲公司并由被告持有股权的事实。
2.确认书、验资报告,证明被告杨照春收到原告张建中360.499万元,被告也将全部出资缴入绿洲公司。
3.信函、承诺书,证明被告杨照春承诺于2009年2月底前将股权变更至原告张建中名下。
4.付款、电汇凭证,证明原告张建中将350万元出资付给上海亚帆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该公司又将款转入南京中船绿洲机器有限公司。
5.确认书8份,证明绿洲公司八位股东同意将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张建中名下。
被告杨照春辩称:原告张建中仅向被告支付200万元,另160余万元未实际出资,应予扣除。原告要求确认绿洲公司股权并变更登记违反法律规定和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被告愿意按市场价值偿还原告出资款。
被告杨照春提交了如下证据:函件,用以证明绿洲公司三名股东拒绝原告张建中为绿洲公司股东。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依法组织了质证。
被告杨照春对原告张建中的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证据5无法确认,认为仅收到原告出资200万元。原告对被告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法院认为,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的事实存在关联,予以确认。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07年3月14日,原告张建中、被告杨照春签订合作出资协议约定,原、被告共同出资1238万元,以被告名义受让绿洲公司61.75%股权,其中被告出资877.501万元,占43.77%;原告出资360.499万元,占17.98%。原告同意所有出资(或股权)登记在被告名下,股东权利由被告代为行使。原告应于2007年3月15日前将出资款360.499万元汇入被告指定账户。
2007年3月28日,原告张建中、被告杨照春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被告确认原告已经按约向被告支付360.499万元,实际持有绿洲公司17.98%的股权;双方同意代为持股的期限为三年,自2007年3月28日至2010年3月27日止;代为持股期限届满后30日内,被告应将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的名下,相应手续依法办理;若因绿洲公司其他股东提出异议或其他事由导致变更登记无法完成,则被告应以市价受让原告的股权或将代为持有的原告股权转让于第三方并将转让款返还于原告;前述“市价”系指双方依据市场情况就原告的股权协商确定的价格或经会计师事务所等具有评估资质的机构对原告股权依法进行评估的价格。合作出资协议、补充协议还对其他条款作了约定。
2007年3月15日、16日,原告张建中将350万元出资款付给上海亚帆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该公司于次日又将款转入南京中船绿洲机器有限公司;
2007年4月15日,被告杨照春出具确认书,确认收到原告张建中的360.499万元出资款。
2007年3月23日,江苏纵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称,绿洲公司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2005万元,全体股东于2007年3月21日前一次缴足,其中被告杨照春委托南京中船绿洲机器有限公司向绿洲公司开设的临时存款账户缴存1238万元。
2008年11月25日,被告杨照春出具承诺书,承诺于2009年2月底前将原告张建中实际持有绿洲公司17.98%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
2009年5月15日,绿洲公司核准登记,绿洲公司股东为被告杨照春、马卫忠、曹兆军(原为陈立春,后经工商变更登记)等十四位自然人和南京中船绿洲机器有限公司。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张建中要求确认绿洲公司股权并变更登记的主张应否支持。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原告张建中、被告杨照春之间的合作出资协议、补充协议和被告出具的确认书、承诺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因此,原、被告的合作出资协议、补充协议等合法有效。根据原、被告的约定,被告代为原告持有绿洲公司股权的期限至2009年2月底,现已逾代为持有的期限,原告有权依约主张自己的权利,故应确认争议股权为原告所有。
本案中,争议股权虽应为原告张建中所有,但原告并不当然成为绿洲公司的股东,被告杨照春在代为持股期限届满后,为原告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形同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因此,被告为原告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应当由绿洲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表示同意。
审理中,法院在绿洲公司张贴通知,并向绿洲公司部分股东发出通知,说明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如绿洲公司股东对原告张建中、被告杨照春之间的股权变更登记有异议,应按规定收购争议的股权,并于2009年12月31日前回复。嗣后,马卫忠等八位股东(过半数)同意股权变更登记。因此,张建中、杨照春之间股权变更登记的条件已经成就,原告要求被告履行相应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符合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支持。
关于被告杨照春否认收到原告张建中160余万元出资一节,原告有银行转账凭证和被告出具的确认书确认,被告并无证据佐证,应确认被告收到原告全部出资款。因此,被告的辩称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据此,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依照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于2010年1月18日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杨照春持有的绿洲公司股权中17.98%(价值人民币360.499万元)为原告张建中所有。
二、被告杨照春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至工商管理部门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张建中的名下。
一审判决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公报案例 公司与股权
张桂平诉王华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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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平诉王华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一、公司法原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关于“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的规定,旨在防范发起人利用公司设立谋取不当利益,并通过转让股份逃避发起人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
二、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在公司成立后三年内,与他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待公司成立三年后为受让方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并在协议中约定将股权委托受让方行使的,该股权转让合同不违反公司法原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协议双方在公司法所规定的发起人股份禁售期内,将股权委托给未来的股权受让方行使,也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在双方正式办理股权登记过户前,上述行为并不能免除转让股份的发起人的法律责任,也不能免除其股东责任。因此,上述股权转让合同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原告(反诉被告):张桂平,男,55岁,苏宁环球集团董事长,住江苏省南京市北京西路。
被告(反诉原告):王华,男,45岁,江苏金盛集团董事长,住江苏省南京市中山北路。
原告张桂平因与被告王华发生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张桂平诉称:原告与被告王华都是南京浦东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东公司)的发起人、股东。2002年9月20日浦东公司成立,原告出资1800万元,占浦东公司1800万股,持股比例为18%;被告出资1700万元,占1700万股,持股比例为17%。浦东公司成立后,因项目开发需要增资,公司注册资本由1亿元增加到2亿元。原告增资到6400万元,持股比例达到32%,被告增资到3400万元,持股比例仍为17%。2004年6月起,被告几次主动与原告联系,希望将其持有的浦东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原告。经过协商,原告同意以8300万元溢价受让被告持有的全部股份,这一价格是被告实际投入的2.44倍。2004年10月22日,双方正式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被告承诺在股份转让手续办理完毕之前,授权原告代行被告作为股东的一切权利,承担一切义务。如原告擅自终止本协议,则向被告支付特别赔偿金4.15亿元;被告如有违约行为,也应向原告支付4.15亿元特别赔偿金。由于双方当事人均为浦东公司发起人之一,《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公司成立尚不满三年,为保证股权合法顺利地转让,双方还签订了《过渡期经营管理协议》。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严格按约定履行了义务。截至2004年12月31日,原告一共向被告支付了8100万元。尚余的200万元,根据被告代理人的签字,要留待股份转让手续完备确认后结算。但2005年1月8日,被告向原告发出《关于收回股份的通知》,声称原告资金延迟到账和少付200万元的行为构成根本性违约,同时废除其与原告签署的全部协议和授权委托书。被告在收取8100万元后毁约的行为有失诚信,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和《过渡期经营管理协议》,并依照《股份转让协议》中的约定向原告支付特别赔偿金人民币41500万元。
被告王华辩称:一、原告张桂平与被告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及《过渡期经营管理协议》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和《南京浦东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浦东公司章程》)的规定,为无效协议。被告既是浦东公司发起人,也是浦东公司董事,且双方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时,距浦东公司成立不足三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并在任职期间内不得转让。《浦东公司章程》第二十八条亦规定:“发起人持有的公司股票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以内不得转让。”据此,被告持有的股份在《股份转让协议》及《过渡期经营管理协议》签订时,尚不能转让。原告为了达到形式上不转移讼争股权的归属,而实际上能立即行使讼争股权的目的,规避法律,在上述协议中约定,在被告实际转让股权之前,将自己享有的浦东公司股东权利(包括收益权)、董事权利全部授权给原告行使。通过此举,使得原告实际享有并行使了被告拥有的浦东公司股权,且被告实质上也已经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因此,讼争股份的股东权利、义务已经全部转移由原告享有和承担。因此,双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及《过渡期经营管理协议》明显规避法律强制性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约定,属无效协议。二、即使《股份转让协议》及《过渡期经营管理协议》有效,张桂平也无权要求被告承担违约特别赔偿金,原告关于协议履行情况的陈述与事实不符,其所称被告违约没有事实根据。原告称已经严格按约定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实际情况是直到原告起诉时,原告仍欠被告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原告所称“被告代理人签字认可”的情形不存在。事实是在2004年12月31日上午,被告委派财务人员到原告处领取股权转让款。但原告指派人员以种种理由故意刁难,直至当日晚9时许,原告才开出3800万元转账支票交给被告方人员,同时称余下200万元要留待股份转让手续完备确认后结算并要求被告方有关人员将上述内容写进收条,否则支票不予交付。在此情形下,被告方有关人员在未经被告同意的情况下签署了收条。但是,该签字只是表明被告方人员确认收到3800万元支票,并不代表其认可原告可以少付200万元,不存在“尚余200万元,留待股份转让手续完备确认后结算”的情形。根据原、被告双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的任何修改或补充须经甲乙双方书面签订协议方能生效,被告委派的人员无被告本人的认可无权擅自决定。原告关于协议履行情况的陈述不符合事实,且被告并无违约行为。2004年12月31日,被告本人没有亲自到场取款事出有因,且双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并未要求必须本人亲自到场取钱。鉴于原告称已经支付的3800万元实际在2005年1月4日才到账,且还有200万元款项未付,故被告于2005年1月8日发出《关于收回股份的通知》是对原告既不按时,也不全面履约行为的正常反应,是合理行为,而不是违约行为。《关于收回股份的通知》发出后,实际上并未起到收回股份和有关授权的效果。自被告发出该通知后至今,除了讼争股份因仍在法律规定的禁止转让期内而没有过户外,被告授权给原告行使的浦东公司股东权及董事权,原告均在正常行使。三、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及《过渡期经营管理协议》显失公平。上述协议中存在着大量单方面加重被告负担的条款,如《股份转让协议》第八条违约责任约定中,原告只有在“擅自提前终止本协议”这一根本违约的情形下,才会支付41500万元特别赔偿金,而被告却在“违反本协议第六条及其他有关条款”的任何违约情形下,均要支付41500万元特别赔偿金。
2005年6月7日,被告王华提起反诉,认为其与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张桂平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及《过渡期经营管理协议》不但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无效协议,而且还是王华有权申请法院撤销的、以欺诈手段订立的显失公平的协议,请求判令双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及《过渡期经营管理协议》无效并予以撤销。理由是:2004年10月,王华与张桂平就股份转让事宜进行了磋商。在商谈股份转让价格时,张桂平向王华提供了一份浦东公司截至2003年7月1日的财务报表,并称浦东公司当时的净资产值只有0.98元/股,双方应在参考该净资产值的基础上确定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格。后经商定,双方于2004年10月22日以2.44元/股的价格达成了股份转让协议。2005年4月,因上述股份转让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了争议,张桂平对王华提起诉讼。王华在应诉过程中了解到,浦东公司自2002年9月成立以后,于2002年10月从南京市国土部门受让了位于南京市浦口区的浦东花园地块和威尼斯水城地块,准备用于房地产开发。在2003年9月,张桂平曾经安排编制浦东公司2003年《盈利预测报告》(已经南京永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据该报告反映上述地块截至2003年9月分别增值达2692.4万元、70470万元。据此测算,王华持有的股份同期净资产值可达15763.49万元,即该股份当时的价值已经达4.64元/股。并且,2003年至2004年,南京市的房地产市场仍然持续火爆,土地价格也更是扶摇直上。由此,到2004年10月,王华所持有的浦东公司股份的价值早已超过4.64元/股。然而,为了骗取浦东公司土地增值的巨额利益,张桂平欺骗王华,在与王华签署协议的过程中,故意仅出示未反映浦东公司股份真实价值的财务报表,隐瞒了上述能反映浦东公司股份真实价值的《盈利预测报告》,致使王华将实际价值超过4.64元/股的浦东公司股份仅以2.44元/股的价格转让给张桂平。因此,张桂平在签订上述有关协议的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由此达成的协议显失公平,依法应予撤销。
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张桂平答辩称:本案被告、反诉原告王华的反诉请求根本不能成立,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反诉请求。第一,张桂平没有对王华进行欺骗隐瞒,股份转让价格是双方最终商定的结果。当时双方商定转让价格时没有、也不可能把一年多前的审计报告作为所谓的参考依据,而且早在2003年7月1日召开的浦东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浦东公司就已经将该份财务审计报告分发给了公司全体股东。由于王华没有出席会议,该份审计报告在会后由其他与会人员带给了王华。此次王华竟然以此作为被欺骗的依据实属荒唐。王华十分清楚浦东公司拥有地块的增值情况。自浦东公司成立以来,王华作为第二大股东,参与过公司的筹建、谈土地、增资等工作,对公司的土地不断增值的情况也十分清楚。在2004年1月,王华与股东许尚龙、朱藻英、吴娟玲等人一起状告南京市工商局,要求撤销浦东公司增资登记和公司股东出资及持有股份的变更登记。而此时浦东公司拥有地块在江苏省省政府出台沿江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价格进一步上涨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此次转让是王华自己通过多种渠道主动向张桂平提出的,并提出了股份转让的具体价格。王华曾在其参与的状告南京市工商局行政诉讼案二审审理期间不停地用手机短信息的方式,向张桂平表示希望其收购股份的愿望,并以同意撤回此案上诉为筹码,要张桂平尽快考虑他的要求。转让的具体方案也由王华提出,即按照浦东公司另一股东曾焕沙采用的原始股价格乘以四的方式进行,由此得出王华原先1700万股的四倍价格加上后来增资的1700万元,合计8500万元。张桂平同意收购,经过协商,最终以8300万元的价格达成转让协议。第二,股份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并非显失公平。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在订立合同时,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这是判断合同是否显失公平的法律依据。本案涉及的股份转让协议在订立时根本不存在以上情形。股份转让协议中双方约定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体现了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王华声称当时公司股价已经达到每股4.64元仅仅是一种预测,这种预测与实际股权利益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张桂平接受王华转让股份的请求本身就承受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为此双方十分慎重地约定了特别赔偿金条款。第三,股份转让的相关协议并没有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
2002年9月20日,浦东公司依法成立,注册资金1亿元人民币。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张桂平与本案被告、反诉原告王华作为浦东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各出资1800万元、1700万元,占浦东公司股份比例分别为18%、17%。2004年10月22日,王华作为甲方、张桂平作为乙方,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甲方确认浦东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0万元,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时,甲方持有浦东公司3400万股自然人股份(占总股本的17%),甲方同意将上述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以每股人民币2.44元,共计人民币83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同时,甲方须向乙方提供包括全部转让款的税务发票。乙方同意以8300万元受让上述标的股份。双方一致同意,乙方分两期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金8300万元。本合同生效后10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4300万元,在此之前,乙方根据《过渡期经营管理协议》已经向甲方支付的定金2000万元自动冲抵股份转让金。2004年12月31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其余股份转让金4000万元。协议第四、五条约定:双方应在签订协议的同时开始办理股份转让期授权委托手续。协议签订之日起至甲方所持标的股份按期转让于乙方名下止的期间为过渡期,有关过渡期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双方另行签订《过渡期经营管理协议》进行约定。协议第六条约定了过渡期及股份转让期间的权利和义务,确认由甲方向乙方出具不可撤销的授权委托书,授权乙方代行浦东公司董事职责、股东权利,并不得干涉、干扰乙方行使标的股份的股东权利,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自行行使或委托任何第三方行使标的股份股东权利、董事权利及其他与标的股份有关的权利;甲方不得提出变更或撤销《股份转让协议》的要求,不得拒绝履行《股份转让协议》规定的义务;乙方有权以甲方代理人身份参加浦东公司股东大会并根据标的股份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和其他股东权利;乙方享受甲方作为浦东公司股东在过渡期内所享有的全部收益权、再行转让权,承担过渡期内的风险等等。协议第七条约定,双方办理完毕股份变更手续后,乙方即取得标的股份,在标的股份项下享有作为浦东公司出资人及股东的相应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协议第八条约定:如乙方擅自提前终止本协议,乙方应向甲方一次性支付特别赔偿金41500万元人民币,并应赔偿甲方因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甲方如违反本协议第六条及其他有关条款规定,也应向乙方支付特别赔偿金人民币41500万元。乙方同时有权选择解除本协议或要求甲方继续履行本协议。协议第十条约定:甲、乙双方本人签署之日,协议即生效,至依照公司法规定合法有效地将甲方所持有的股份转让于乙方名下之日终止。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如国家法律和政策变化,修改了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股份的转让条件和限制,将按照新的法律和政策的规定相应调整合同的生效时间。但涉及标的股份转让价格、股份份额及其他事项不予变更,仍以本协议约定内容为准。
同日,本案被告、反诉原告王华作为甲方,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张桂平作为乙方签订了《过渡期经营管理协议》。协议第一、二、三条确定了双方签订过渡期协议的目的和背景,重申了双方间的权利和义务。约定在过渡期内,甲方对标的股份的一切权利均由乙方行使,乙方也相应承担由此而产生的全部责任。该协议还约定,乙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向甲方支付定金人民币2000万元,《股份转让协议》生效后,该定金自动冲抵股份转让金。如乙方擅自提前终止本协议,乙方无权要求甲方返还定金。如甲方有违反本协议第三条规定的任一条款的行为,应向乙方双倍返还定金,双倍返还定金仍不能弥补给乙方造成的损失的,应再行按双方特别约定的赔偿金数额进行赔偿。本协议自乙方向甲方支付定金后生效。
上述《股份转让协议》和《过渡期经营管理协议》签订后,本案被告、反诉原告王华签署了向浦东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该公司董事职务的申请,并依约向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张桂平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全权委托张桂平代为行使王华在浦东公司股份项下可享有的一切权利。并确认,在王华将其名下股份全部转让给张桂平之前始终有效并不得撤销。张桂平于2004年10月22日以转账支票向王华支付了2000万元定金,同年10月29日又以转账支票向王华支付股份转让金2300万元,由陈影签收。协议签订后10日内,连同2000万元定金,张桂平共向王华支付了4300万元人民币的股份转让金,王华确认收到。2004年12月28日,王华致函张桂平,确认对方在2004年12月31日前还应支付4000万元人民币,督促其如期履行股份转让协议,并告知对方:“若逾期支付以上款项,将收回持有的浦东公司3400万股自然人股份,已支付的4300万元人民币也将作为违约赔偿金,不予退还。”
2004年12月30日,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张桂平向本案被告、反诉原告王华发出《付款通知》,要求王华于2004年12月31日来苏宁环球大厦17楼其办公室领取股份转让金4000万元,并办理其已支付完全部股份转让金的确认手续。2004年12月31日,金盛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王华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员张轶、陈影作为经办人,向张桂平出具《收条》,内容是:“今收到苏宁公司代张桂平支付的股份转让金叁仟捌佰万元整(转账支票)。尚余贰佰万元股份转让金,待股份转让手续完备确认后结算。经办人陈影、张轶代王华。”该收据上还加盖了金盛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2005年1月8日,本案被告、反诉原告王华向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张桂平发出《关于收回股份的通知》。该通知申明,张桂平应在2004年12月31日前支付股份转让金4000万元整。然而,直到2005年1月4日,张桂平才向王华支付3800万元。鉴于张桂平迟延支付且尚欠人民币200万元整,已构成根本性违约。从即日起终止双方于2004年10月22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和《过渡期经营管理协议》,与此同时,王华依《股份转让协议》第六条所签发的所有授权委托书等法律文件亦同时作废,王华仍持有浦东公司17%的股份,并享有该股份所包含的所有股东权利。
2005年2月25日,本案被告、反诉原告王华向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处声明:“从即日起,对有关我在浦东公司所持有的17%的股份的一切变更事宜,以及对浦东公司任何增资、股权变动行为的,必须通知我本人到场予以确认,否则,我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本院另查明:2004年4月16日,本案被告、反诉原告王华用两个手机发了同一条信息给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张桂平,内容是:“张总,昨日商谈股份转让事宜,我认为按曾水沙转让比例17%×4=6800万+1700万元=8500万元,我投入这么长时间并对整个增资起很大作用。”
2004年3月11日,《南方周末》大幅报道了浦东公司土地升值,部分股东因此发生纠纷的情况,报道中还有对本案被告、反诉原告王华本人的采访。报道明确指出,浦东公司股东内部纠纷的另一起因是“浦东公司那4500亩土地价格的急速蹿升。……4500亩土地地价升值近三倍,仅地价升值带来的潜在收益就高达16亿元,当然这还没算上在4500亩土地上建成住宅后更大的收益。”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为证,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股份转让协议》及《过渡期经营管理协议》是否有效、能否撤销,即上述协议是否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及《浦东公司章程》的规定,签约中是否存在价格欺诈、显失公平等情形;二、如果上述协议有效,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张桂平在支付标的股份转让款中是否构成根本违约,本案被告、反诉原告王华能否解除合同;三、双方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是否过高,如果过高应如何调整。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一、关于本案《股份转让协议》及《过渡期经营管理协议》是否有效、能否撤销的问题
(一)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张桂平和本案被告、反诉原告王华作为浦东公司的发起人,在浦东公司成立两年后,于2004年10月22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及《过渡期经营管理协议》,约定“过渡期”后王华将所持的标的股份转让于张桂平名下。上述约定并不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关于“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并在任职期内不得转让”的规定,不违反《浦东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亦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首先,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主要职责在于设立公司,发起人需要对公司设立失败的后果负责,在公司设立过程中因发起人的过错造成公司损失的,发起人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公司成功设立后,发起人的身份就被股东的身份所替代,其对公司的权利义务与其他非发起人股东相同。考虑到有些不当发起行为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的滞后性,如果发起人在后果实际发生前因转让股份退出了公司,就很难追究其责任,不利于保护他人或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因此,需要在一定时期内禁止发起人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的立法目的即在于防范发起人利用公司设立谋取不当利益,并通过转让股份逃避发起人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该条第二款关于“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并在任职期内不得转让”的规定,也是基于相同的立法目的。
其次,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所禁止的发起人转让股份的行为,是指发起人在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内实际转让股份。法律并不禁止发起人为公司成立三年后转让股份而预先签订合同。只要不实际交付股份,就不会引起股东身份和股权关系的变更,即拟转让股份的发起人仍然是公司的股东,其作为发起人的法律责任并不会因签订转让股份的协议而免除。因此,发起人与他人订立合同约定在公司成立三年之后转让股权的,并不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本案中,根据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第五条、第六条关于过渡期的规定、第七条关于“办理股份变更手续”的规定、第十条关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合法有效地将甲方所持有的股份转让于乙方名下”和“如遇法律和国家政策变化,修改了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股份的转让条件和限制,将依照新的法律和政策的规定相应调整合同的生效时间”的规定等协议内容,可以确定双方对公司发起人转让股份的限制有着清醒的认识,故双方虽然在公司成立后三年内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但明确约定股份在“过渡期”届满即浦东公司成立三年之后再实际转让。同时,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和《过渡期经营管理协议》后,本案被告、反诉原告王华即签署了向浦东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该公司董事职务的申请,不再担任公司董事。综上,双方当事人的上述约定显然并不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亦不违反《浦东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
第三,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张桂平和本案被告、反诉原告王华未在公司成立后三年内实际转让股份,不存在违反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行为。本案中,王华所持有的是记名股票,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五条关于“记名股票,由股东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记名股票的转让,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规定,判断记名股票转让与否应当以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的记载为依据。本案中,根据浦东公司股东名册及该公司工商登记的记载,王华仍是浦东公司的股东和发起人,涉案标的股份至今仍属于王华所有。
第四,根据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张桂平和本案被告、反诉原告王华所签订的《过渡期经营管理协议》和《授权委托书》,王华在过渡期内作为股东的全部权利和义务都授权张桂平行使。该《过渡期经营管理协议》的性质属于股份或股权的托管协议,双方形成事实上的股份托管关系,即法律上和名义上的股东仍是王华,而实际上王华作为浦东公司股东的权利和义务由张桂平享有、承担。由于我国公司法对公司股份的托管行为和托管关系并无禁止性规定,因此,本案当事人所签订的《过渡期经营管理协议》合法有效。尽管双方在协议中约定过渡期内王华作为浦东公司股东的一切义务和责任由张桂平承担,但这种约定只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内部有效,而对第三人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正因为该《过渡期经营管理协议》并不能免除王华作为发起人、股东的责任,故王华与张桂平签订《过渡期经营管理协议》和《授权委托书》的行为应确认为合法有效。
第五,上述《股份转让协议》和《过渡期经营管理协议》不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情形。如上所述,双方订立合同的根本目的是公司成立三年后转让股份,过渡期内由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张桂平代行本案被告、反诉原告王华的股权,这一目的并不违法。上述协议形式、内容均合法有效,也不违反《浦东公司章程》第二十八条关于“发起人持有的公司股票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以内不得转让”的规定。王华关于上述协议的签订和履行,使张桂平实际取得王华在浦东公司的股份项下的全部权利和利益,王华不再承担其作为股东的风险和义务,双方已实质性转让股份,故上述协议违反公司法和《浦东公司章程》有关公司发起人转让股份的禁止性规定,应确认为无效协议的反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二)上述协议签订时,也不存在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张桂平对本案被告、反诉原告王华进行价格欺诈或者显失公平的情形。首先,2004年4月16日至2005年5月18日期间王华发给张桂平的手机短信息内容显示,是王华就股份转让的价格发出了要约或反要约。王华要求参照浦东公司原股东曾水沙(又名曾焕沙)的股份转让模式,即原始股按四倍收购,增资股份原价退回。当时王华在浦东公司的原始股为1700万股,增资股为1700万股,合计3400万股。最后双方协商后确定以8300万元为股份转让价格,该价格如以3400万为基数,则是王华原有股份的2.44倍。其次,王华和张桂平均系长期从事实业经营的企业家,对标的股份的实际价值以及转让价值是否合理应当清楚。王华主动向张桂平提出股份转让价格的计算方案,而实际上双方也是按这一方案进行协商,最终确定了8300万元的标的股份转让价格。因此,不存在张桂平对王华进行价格欺诈,也不存在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从而显失公平的情形。第三,王华认为2004年10月22日张桂平与其签订上述协议时仅向其提供了2003年7月1日的浦东公司的财务报表,而隐瞒了浦东公司土地增值的实际情况,从而得以低价收购其股份,存在欺诈。事实上,王华身为浦东公司的董事、股东,对该公司的情况应当了解。2004年3月11日《南方周末》采访了王华,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当时王华就已经知晓浦东公司土地升值的情况。王华关于直到张桂平对其起诉后,才根据浦东公司2003年的《盈利预测报告》得知浦东公司土地升值巨大的信息,了解到自己持有的浦东公司股份截至2003年9月的价值已达4.64元/股的反诉主张,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此外,王华反诉主张是以浦东公司2003年的《盈利预测报告》为计算依据,因该报告仅是一种预测,并不能等同公司实际财产情况及公司股权的实际价值。据此,王华关于张桂平对其实行价格欺诈,导致合同显失公平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不予支持。
综上,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及《过渡期经营管理协议》时,不存在价格欺诈、显失公平的情形,上述协议均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属于依法可以撤销的合同。
二、关于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张桂平在支付标的股份转让款中是否构成违约,本案被告、反诉原告王华能否解除合同的问题
(一)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张桂平向本案被告、反诉原告王华支付3800万元股份转让款不构成迟延履行。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中关于付款期限的规定,只是要求张桂平于2004年12月31日前向王华支付剩余股份转让金4000万元,至于支付的方式并未约定。因此,张桂平只要在履行期限内完成支付行为,就不构成违约。本案中,张桂平于2004年12月31日前以支票方式向王华支付了3800万元,王华也认可收到上述款项,至于到账时间晚于2004年12月31日,不应作为认定张桂平迟延履行的依据。故应认定张桂平支付上述款项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不构成履行迟延。
(二)金盛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陈影、张轶作为本案被告、反诉原告王华的代理人,就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张桂平尚未支付的200万元所作出的“余款贰佰万元股份转让金,待股份转让手续完备确认后结算”的意思表示,应当视为双方当事人对部分价款的支付重新作出了约定。张桂平据此保留200万元待股份转让手续完备确认后结算,不构成违约。首先,2004年12月30日,张桂平向王华发出《付款通知》,通知王华次日来领取4000万元款项并办理已收到全部股份转让金的确认手续。由于双方当事人在《股份转让协议》中已明确约定,王华以8300万元的价格将其所持有的浦东公司的股份转让给张桂平,同时王华须向张桂平提供全部转让价款的税务发票。因此,张桂平上述《付款通知》的要求完全符合双方协议约定和交易目的,也符合正常交易惯例。王华主张2004年12月31日不需要办理股份转让金履行完毕的确认手续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其次,2004年12月31日,王华本人没有去张桂平处,而是委派了金盛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人员陈影、张轶二人携带公司财务专用章前去办理领款手续。王华没有委托陈影、张轶带去由其本人签字确认收到全部8300万元转让款的收据,也没有出具授权陈影、张轶办理8300万元转让款全部收到的确认手续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张桂平和王华之间因而无法办理交付全部股份转让款的确认手续。因此,陈影、张轶二人代表王华确认“余款贰佰万元股份转让金,待股份转让手续完备确认后结算”,并加盖了金盛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该行为应视为王华已与张桂平就剩余200万元股份转让款的履行重新作出了约定。第三,王华主张其仅是要求陈影、张轶去张桂平处取款,并未做其他授权,因而陈影、张轶超越了代理权限,其对陈影、张轶就200万元剩余股份转让款的支付所作出的上述承诺不予认可。法院认为,由于陈影、张轶是王华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金盛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员工,二人接受王华的委派前去张桂平处取款,如无王华授权,陈影、张轶即超越代理权限作出“余款贰佰万元股份转让金,待股份转让手续完备确认后结算”的承诺,与常理相悖。同时,王华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对陈影、张轶的代理行为作了限制性授权,并将限制性授权告知了张桂平。故陈影、张轶代表王华作出的“余款贰佰万元股份转让金,待股份转让手续完备确认后结算”的承诺,应视为王华的真实意思表示。第四,王华还主张陈影、张轶就上述200万元剩余股份转让款作出的承诺是受张桂平胁迫作出的,不是陈影、张轶及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王华并未就此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故不予认定。综上所述,张桂平对3800万元股份转让金的支付不构成履行迟延,未向王华支付剩余200万元股份转让金亦得到王华认可,故张桂平支付标的股份转让金的行为不构成违约。王华以张桂平的支付行为违约为由行使合同的解除权,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王华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同时,本案不存在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履行不能的情形,张桂平要求继续履行双方间协议的诉求应予支持。鉴于在本案审理期间,浦东公司自成立起已满三年,因此,王华应依双方合同约定与张桂平办理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
三、关于双方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是否过高,如过高应如何调整的问题
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张桂平在本案被告、反诉原告王华违约的情况下,在要求王华继续履行合同的同时,可以要求王华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或赔偿损失。但双方合同关于按转让金额的5倍即41500万元支付特别赔偿金的约定,显然过分高于王华的违约行为给张桂平造成的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关于“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的规定,应予以适当减少。本案中,张桂平应当对王华的违约行为给其造成损失的事实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鉴于张桂平不能对王华违约给其造成的流动资金贷款利息损失之外的其他损失事实进一步举证证明,其要求王华按股份转让金数额的5倍即41500万元向其支付特别赔偿金,王华对此持有异议,故对张桂平的主张不予支持。对于王华的违约责任,应以8100万元被王华占用期间的流动资金贷款利息为相应参考依据,予以适当调整,酌定王华向张桂平支付500万元人民币的违约金。
综上所述,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张桂平与本案被告、反诉原告王华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和《过渡期经营管理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对张桂平要求继续履行协议的请求,应予以支持。张桂平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并无违约行为,王华以张桂平没有如期支付3800万元以及尚欠200万元为由,认为张桂平构成根本违约,要求解除合同,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其单方解除协议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应向张桂平支付违约金500万元。据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12月6日判决:一、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张桂平与本案被告、反诉原告王华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和《过渡期经营管理协议》有效;二、王华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依合同约定与张桂平办理股权转让的相关手续;三、上述股份转让手续办理完备后,张桂平立即给付王华200万元股份转让金;四、王华应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张桂平支付500万元违约金;五、驳回张桂平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王华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2085010元,由张桂平负担1563757.50元,王华负担521252.50元;诉讼保全费666145元,由王华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425010元、法院特快专递费200元,合计425210元,由王华负担。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注:本案审判时适用修订前的公司法。修订后的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将限制发起人转让股份的期限缩短为1年。
公报案例 公司与股权
江苏东恒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苏省国际高新技术展示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和解案
公报案例
裁判要旨: 对于具备挽救希望和挽救价值的中小微企业,应积极引导企业通过破产和解程序解决债务危机。探索运用预表决规则,通过听证程序征询全体债权人意见,在转入和解程序后根据已通过的表决规则,及时裁定认可和解协议,高效推进和解程序,推动中小微企业快速重生,实现稳市场主体保民生就业。
申请人:江苏东恒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江苏省国际高新技术展示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21年2月1日,申请人江苏东恒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恒国际公司)以被申请人江苏省国际高新技术展示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技术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南京中院经审查认为,高新技术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破产清算的受理条件,于2021年2月25日裁定受理东恒国际公司对高新技术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同日指定破产管理人。
经调查,被申请人高新技术公司于2001年12月19日在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为申请人东恒国际公司、江苏东恒集团高新技术产业有限公司、江苏东恒集团国际经贸商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90%、5%、5%。经营范围为承办国内、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与产品展览及相关技术考察、咨询服务等。高新技术公司作为国内公司参加境内外展会提供服务的中小微企业,位列江苏省商务厅公布的11家展会资质服务供应商名录。近年来公司会展业务经营正常,收入稳定,连续多次中标境内外重点展会江苏团组的承办工作。在高新技术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前,尚有展会项目在推进,均为江苏省贸易促进计划内展会,且大部分参展客户已通过高新技术公司向主办方全额支付展位费。受疫情影响,大部分展会已延期举行,公司经营陷入困境。如对高新技术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参展商将无法继续参展并申报财政补贴,债权清偿率较低,将遭受重大损失。
在审理过程中,被申请人高新技术公司、大多数债权人均表达了希望达成和解以维持企业继续运行,且愿意为挽救企业承担一定风险并作出利益上让步的意愿。有鉴于此,南京中院指导破产管理人拟定了和解协议草案,向全体债权人征询对于高新技术公司转入和解程序以及和解协议草案的意见。最终全体债权人均同意和解协议草案及表决规则。2021年8月25日,高新技术公司向南京中院申请和解并提交了和解协议(草案),请求转入和解程序。为了保障当事人各方充分表达意见的权利,2021年9月13日,南京中院组织高新技术公司、公司股东、职工代表及债权人代表进行听证,充分听取各方对转入和解的意见。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一、被申请人高新技术公司具备挽救希望和挽救价值
被申请人高新技术公司作为常年为国内公司参加境内外展会提供服务的中小微企业,位列江苏省商务厅公布的11家展会资质服务供应商名录。因疫情防控措施影响导致企业主营业务无法继续,在破产程序中,债务人、主要债权人均表达了挽救企业的愿望,且愿意为挽救企业承担一定风险并作出利益上的让步。按照“科学甄别、依法保护有挽救价值的中小微企业”的政策导向,结合企业持续经营能力、所在行业的发展前景,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综合判断高新技术公司具有挽救希望和挽救价值。
二、设置多种清偿模式供债权人选择
与大企业不同,中小微企业资金规模较小,主要资产多被设定优先权,经营过程中受外部影响较大、抗风险能力弱,在陷入困境时,较少的清偿资产导致债权人可能不愿意投入时间和资源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财务困难。在引导中小微企业和解时,应当充分考虑中小微企业的特点,在寻求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平衡的基础上,以企业再生所获得的利益即企业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持续经营收入偿还债务从而维持企业的正常经营。
本案中,为兼顾不同债权人的利益诉求,和解协议草案设置三种清偿模式,将所有债权人的不同诉求全部纳入和解协议的清偿方案,并给予债权人同等的自主选择权:
一是按照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额的一定比例即时获得清偿。这种模式体现了效率优先,即以清偿金额的一定折扣换取债权人权益的快速变现。当然,前提是清偿比例不低于破产清算状态下所能获得清偿的比例。
二是在和解程序终结后的三年内暂不清偿,之后再通过企业的持续经营收入偿还债务。该模式的核心是“以时间换空间”,基于债权人对企业未来持续经营能力的认可,在保障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为企业的持续经营减轻负担,实现各方的共赢。
三是鉴于被申请人高新技术公司的行业特性,充分考虑会展债权人的需求,对于愿意继续通过高新技术公司参加会展的,由债权人与企业重新签订合同,继续提供会展服务。
三、预表决规则的适用
破产程序作为概括的清偿程序,是对债务企业现存全部债权债务关系的清理,破产程序具有不可逆性。本案中,被申请人高新技术公司、部分债权人仅是表达了希望达成和解的意愿,但对于能否转入和解以及后续成功和解仍存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贸然转入和解程序,而债权人会议又未能通过和解协议草案,则高新技术公司仍将被宣告破产,不只造成程序空转,进一步消耗程序成本,更会严重影响债权人利益的实现。探索适用预表决规则,不仅有利于全面、真实了解债权人的意愿,而且有助于法院对和解可行性的甄别,能够有效降低程序空转的风险。同时,为了保障当事人各方充分表达意见的权利,本案采用了听证方式,充分听取各方对转入和解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就和解的可行性得出初步结论,为后续清算转和解程序的高效推进提供便利。
关于预表决规则的规定,企业破产法未作规定,仅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有关庭外重组协议效力在重整程序的延伸中有所体现。对于和解协议草案的预表决效力能否在后续的和解程序中获得认可,对于实现中小微困境企业的高效挽救至关重要。
为保障程序的高效推进,从降低制度性成本角度,本案探索适用预表决规则,征询全体债权人对于被申请人高新技术公司转入和解程序以及和解协议草案的意见。为保障程序规则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预表决时,同步对和解协议草案表决规则进行表决。该表决规则明确转入和解程序且债务人未对和解协议草案内容作实质性变更的,无需再次表决,预表决结果视为转入和解程序后的表决结果。最终,鉴于企业向债权人充分披露了企业的情况及和解协议草案内容,全体债权人在预表决时也均表决同意和解协议草案,和解协议草案内容未作实质性变更,且后续未有债权人提出任何异议,债权人的知情权、表决权、异议权得到了充分保障,依据已通过的表决规则,预表决效力得以延续,和解程序得以高效推进。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14日裁定高新技术公司和解。鉴于全体债权人在预表决时均表决同意和解协议草案,和解协议草案内容未作实质性变更,且在给予的七天异议期内,未有债权人提出任何异议,债权人的知情权、表决权、异议权得到了充分保障,依据已通过的和解协议草案表决规则,南京中院于2021年9月22日裁定认可和解协议并终止和解程序。
2021年11月3日,高新技术公司破产管理人提交和解协议执行情况报告,高新技术公司和解协议清偿方案已执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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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恒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与江苏省国际高新技
术展示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和解案
【案例要旨】
对于具备挽救希望和挽救价值的中小微企业,应积极引导企业通过破产和解程序解决债务危机。探索运用预表决规则,通过听证程序征询全体债权人意见,在转入和解程序后根据已通过的表决规则,及时裁定认可和解协议,高效推进和解程序,推动中小微企业快速重生,实现稳市场主体保民生就业。
申请人:江苏东恒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江苏省国际高新技术展示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21年2月1日,申请人江苏东恒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恒国际公司)以被申请人江苏省国际高新技术展示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技术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南京中院经审查认为,高新技术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破产清算的受理条件,于2021年2月25日裁定受理东恒国际公司对高新技术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于同日指定破产管理人。
经调查,被申请人高新技术公司于2001年12月19日在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为申请人东恒国际公司、江苏东恒集团高新技术产业有限公司、江苏东恒集团国际经贸商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90%、5%、5%。经营范围为承办国内、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与产品展览及相关技术考察、咨询服务等。高新技术公司作为国内公司参加境内外展会提供服务的中小微企业,位列江苏省商务厅公布的11家展会资质服务供应商名录。近年来公司会展业务经营正常,收入稳定,连续多次中标境内外重点展会江苏团组的承办工作。在高新技术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前,尚有展会项目在推进,均为江苏省贸易促进计划内展会,且大部分参展客户已通过高新技术公司向主办方全额支付展位费。受疫情影响,大部分展会已延期举行,公司经营陷入困境。如对高新技术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参展商将无法继续参展并申报财政补贴,债权清偿率较低,将遭受重大损失。
在审理过程中,被申请人高新技术公司、大多数债权人均表达了希望达成和解以维持企业继续运行,且愿意为挽救企业承担一定风险并作出利益上让步的意愿。有鉴于此,南京中院指导破产管理人拟定了和解协议草案,向全体债权人征询对于高新技术公司转入和解程序以及和解协议草案的意见。最终全体债权人均同意和解协议草案及表决规则。2021年8月25日,高新技术公司向南京中院申请和解并提交了和解协议(草案),请求转入和解程序。为了保障当事人各方充分表达意见的权利,2021年9月13日,南京中院组织高新技术公司、公司股东、职工代表及债权人代表进行听证,充分听取各方对转入和解的意见。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一、被申请人高新技术公司具备挽救希望和挽救价值
被申请人高新技术公司作为常年为国内公司参加境内外展会提供服务的中小微企业,位列江苏省商务厅公布的11家展会资质服务供应商名录。因疫情防控措施影响导致企业主营业务无法继续,在破产程序中,债务人、主要债权人均表达了挽救企业的愿望,且愿意为挽救企业承担一定风险并作出利益上的让步。按照“科学甄别、依法保护有挽救价值的中小微企业”的政策导向,结合企业持续经营能力、所在行业的发展前景,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后,综合判断高新技术公司具有挽救希望和挽救价值。
二、设置多种清偿模式供债权人选择
与大企业不同,中小微企业资金规模较小,主要资产多被设定优先权,经营过程中受外部影响较大、抗风险能力弱,在陷入困境时,较少的清偿资产导致债权人可能不愿意投入时间和资源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财务困难。在引导中小微企业和解时,应当充分考虑中小微企业的特点,在寻求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平衡的基础上,以企业再生所获得的利益即企业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持续经营收入偿还债务从而维持企业的正常经营。
本案中,为兼顾不同债权人的利益诉求,和解协议草案设置三种清偿模式,将所有债权人的不同诉求全部纳入和解协议的清偿方案,并给予债权人同等的自主选择权:
一是按照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额的一定比例即时获得清偿。这种模式体现了效率优先,即以清偿金额的一定折扣换取债权人权益的快速变现。当然,前提是清偿比例不低于破产清算状态下所能获得清偿的比例。
二是在和解程序终结后的三年内暂不清偿,之后再通过企业的持续经营收入偿还债务。该模式的核心是“以时间换空间”,基于债权人对企业未来持续经营能力的认可,在保障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为企业的持续经营减轻负担,实现各方的共赢。
三是鉴于被申请人高新技术公司的行业特性,充分考虑会展债权人的需求,对于愿意继续通过高新技术公司参加会展的,由债权人与企业重新签订合同,继续提供会展服务。
三、预表决规则的适用
破产程序作为概括的清偿程序,是对债务企业现存全部债权债务关系的清理,破产程序具有不可逆性。本案中,被申请人高新技术公司、部分债权人仅是表达了希望达成和解的意愿,但对于能否转入和解以及后续成功和解仍存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贸然转入和解程序,而债权人会议又未能通过和解协议草案,则高新技术公司仍将被宣告破产,不只造成程序空转,进一步消耗程序成本,更会严重影响债权人利益的实现。探索适用预表决规则,不仅有利于全面、真实了解债权人的意愿,而且有助于法院对和解可行性的甄别,能够有效降低程序空转的风险。同时,为了保障当事人各方充分表达意见的权利,本案采用了听证方式,充分听取各方对转入和解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就和解的可行性得出初步结论,为后续清算转和解程序的高效推进提供便利。
关于预表决规则的规定,企业破产法未作规定,仅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有关庭外重组协议效力在重整程序的延伸中有所体现。对于和解协议草案的预表决效力能否在后续的和解程序中获得认可,对于实现中小微困境企业的高效挽救至关重要。
为保障程序的高效推进,从降低制度性成本角度,本案探索适用预表决规则,征询全体债权人对于被申请人高新技术公司转入和解程序以及和解协议草案的意见。为保障程序规则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在预表决时,同步对和解协议草案表决规则进行表决。该表决规则明确转入和解程序且债务人未对和解协议草案内容作实质性变更的,无需再次表决,预表决结果视为转入和解程序后的表决结果。最终,鉴于企业向债权人充分披露了企业的情况及和解协议草案内容,全体债权人在预表决时也均表决同意和解协议草案,和解协议草案内容未作实质性变更,且后续未有债权人提出任何异议,债权人的知情权、表决权、异议权得到了充分保障,依据已通过的表决规则,预表决效力得以延续,和解程序得以高效推进。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14日裁定高新技术公司和解。鉴于全体债权人在预表决时均表决同意和解协议草案,和解协议草案内容未作实质性变更,且在给予的七天异议期内,未有债权人提出任何异议,债权人的知情权、表决权、异议权得到了充分保障,依据已通过的和解协议草案表决规则,南京中院于2021年9月22日裁定认可和解协议并终止和解程序。
2021年11月3日,高新技术公司破产管理人提交和解协议执行情况报告,高新技术公司和解协议清偿方案已执行完毕。
公报案例 公司与股权
程骏平诉上海纽鑫达进出口有限公司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公报案例
裁判要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对外商投资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外籍隐名股东诉请确认股权并显名变更登记的,隐名股东除证明自己已实际投资,且具有被认可的股东身份外,如该公司所从事领域不属于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范围的,人民法院可确认其变更为显名股东;如该公司所从事领域属于负面清单内的限制类领域,还应征得外商投资主管机关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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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骏平诉上海纽鑫达进出口有限公司等
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案例要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对外商投资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外籍隐名股东诉请确认股权并显名变更登记的,隐名股东除证明自己已实际投资,且具有被认可的股东身份外,如该公司所从事领域不属于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范围的,人民法院可确认其变更为显名股东;如该公司所从事领域属于负面清单内的限制类领域,还应征得外商投资主管机关的同意。
原告:程骏平(Carson Jun Ping Cheng),男,1962年9月25日出生,美利坚合众国国籍,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被告:上海纽鑫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豫路。
法定代表人:张锋,该公司执行董事。
第三人:张锋,男,1970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
第三人:程岚,男,1979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州市。
原告程骏平因与被告上海纽鑫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纽鑫达公司)、第三人张锋、程岚发生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程骏平诉称:2009年11月,程骏平与第三人张锋、程岚协商一致,决定在上海新设一家贸易公司为程骏平在美国设立的Ncstar公司提供进出口服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以下币种均相同)100万元。2009年11月3日,以张锋、程岚名义向被告纽鑫达公司分别实际缴纳了51万元和49万元出资。验资当日,程骏平委托程岚支付给张锋458 762元,其中26万元为程骏平的出资。2009年11月10日,三方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签订了《股份协议书》,确认程骏平出资51万元,张锋、程岚分别出资25万元和24万元。鉴于程骏平为美国籍,无法与国内自然人成立合资公司,三方遂决定先期以张锋、程岚两人名义成立公司,由张锋出任纽鑫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2年9月10日,纽鑫达公司以股权转让形式全资收购了上海亿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越公司),各方为明确投资股权比例和权益,于2012年10月29日另行签订了一份《股份协议书》,再次明确三方对纽鑫达公司享有的股权比例。程骏平与张锋、程岚在2009年11月10日签署《股份协议书》前后,程骏平一直参与纽鑫达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和管理,参与决策,行使股东权利,审议、批准执行董事的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定。程骏平多次要求张锋将其代程骏平持有的26%纽鑫达股权转让给程岚,张锋均予以拒绝,并声称其为纽鑫达公司51%股权的实际所有人。故程骏平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张锋名下26%的纽鑫达公司股权系程骏平所有;2.纽鑫达公司配合程骏平将张锋持有的26%的股权变更登记到程骏平名下。
被告纽鑫达公司辩称:1.原告程骏平未向纽鑫达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程骏平所谓的出资系因当时第三人张锋、程岚之间有诸多债权债务往来。程骏平系程岚的哥哥,张锋、程岚关系未破裂时,程岚手中留有盖有纽鑫达公司公章的空白盖章页,程岚利用空白盖章页伪造了《出资证明书》,该《出资证明书》上的印章形成时间远远早于正文文字的形成时间。2.2009年11月10日签订的《股份协议书》未实际履行。张锋、程岚合作成立纽鑫达公司后,程骏平为深度绑定与张锋的合作关系,提出由其本人与纽鑫达公司成立中外合资公司,承诺出资51%,要求纽鑫达公司未来将业务全部装入中外合资公司中运营。为此,程骏平与张锋、程岚签订了《股份协议书》。但该《股份协议书》签订后,双方因具体细节未谈妥,最终并未实际成立中外合资公司,程骏平亦未在《股份协议书》签订后对纽鑫达公司出资51%。3.2012年10月29日签订的《股份协议书》是对纽鑫达公司借款的担保,并非真实的投资关系。纽鑫达公司成立后,程岚曾9次借款给纽鑫达公司,共计1031万元,其中较多资金来源于程骏平,纽鑫达公司共计21次归还借款,已全部还清。为购买亿越公司股权,2012年9月7日,程岚一次性出借给纽鑫达公司245万元。为保证程骏平资金安全,程骏平要求张锋、程岚签署了《股份协议书》,但从未要求任何实际的股权变更登记。4.即使程骏平出资行为成立,亦违反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程骏平作为外籍自然人,与张锋、程岚成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一条的规定,属于无效。
第三人张锋陈述意见与被告纽鑫达公司一致。
第三人程岚陈述意见与原告程骏平一致。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09年11月10日,原告程骏平与第三人张锋、程岚签订一份《股份协议书》,约定:经三人协商,三人在上海成立贸易公司,由于程骏平为美国籍,目前无法与国内自然人成立合资公司,经商讨,三人同意先期以张锋、程岚两人名义成立公司,等条件成熟后,程骏平与该公司成立中外合资公司,各方出资仍按约定的比例出资。三人现达成以下协议:1.三人同意以张锋、程岚两人名义成立被告纽鑫达公司;2.纽鑫达公司虽然以张锋、程岚两人名义成立,但实际投资比例为:程骏平51%,张锋25%,程岚24%。由张锋任法定代表人,注册资金100万元,程骏平出资51万元,张锋出资25万元,程岚出资24万元。程骏平拥有该公司51%的股权。
2009年11月3日,原告程骏平通过第三人程岚向第三人张锋打款458 762元。程骏平和程岚均表示,458 762元中的26万元系程骏平以张锋名义缴纳的被告纽鑫达公司出资,程骏平另有25万元出资系在程岚的49万元出资中。
2009年11月5日,上海汇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载明被告纽鑫达公司(筹)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由全体股东首次出资资金全部到位。经审验,截至2009年11月3日止,纽鑫达公司(筹)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100万元,各股东均以货币形式出资,并按公司章程约定比例缴付出资。该《验资报告》附件《本期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载明:张锋出资51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程岚出资49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附件《银行对账单》载明,2009年11月3日,张锋向纽鑫达公司账户转账51万元,程岚向纽鑫达公司账户转账49万元。
2009年11月11日,被告纽鑫达公司成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第三人张锋,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为张锋(占51%股权)、第三人程岚(占49%股权)。
2012年10月29日,原告程骏平与第三人张锋、程岚又签订一份《股份协议书》,约定:2012年9月,经程骏平、张锋、程岚三人协商,股东会决议如下:被告纽鑫达公司以股权收购形式,购买亿越公司100%股权,纽鑫达公司拥有亿越公司100%股权,根据三人分别拥有的纽鑫达公司股份比例,三人对亿越公司股份的实际拥有比例如下:程骏平拥有公司51%股权,张锋拥有公司25%股权,程岚拥有公司24%股权……。
2018年8月6日,被告纽鑫达公司向原告程骏平出具一份《出资证明书》,载明:程骏平于2009年11月3日向纽鑫达公司缴纳出资51万元。诉讼中,纽鑫达公司和第三人张锋对该《出资证明书》提出异议,认为系事后由第三人程岚擅自在盖有纽鑫达公司公章的空白页上打印形成。为此,双方共同委托了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出资证明书》上纽鑫达公司印文形成时间、打印体字迹形成时间、纽鑫达公司印文与打印体字迹的形成时间先后”进行司法鉴定。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一)检材《出资证明书》上“纽鑫达公司”印文不是在2009年12月31日至2012年4月20日盖印形成,但无法判断是否在签发日期“2018年8月6日”盖印形成;(二)无法判断检材《出资证明书》上打印体字迹的形成时间;(三)无法判断检材《出资证明书》上“纽鑫达公司”印文与打印体字迹的形成时间先后。
另查明,2009年至2018年期间,第三人张锋先后通过zhangfeng0117@gmail.com、zhangfeng_117@126.com以及frank_f1@163.com等电子邮箱与原告程骏平、第三人程岚等有众多电子邮件往来,汇报被告纽鑫达公司及相关企业的运营情况等。其中,2010年1月7日,程岚向张锋zhangfeng_117@126.com的邮箱发送“办公室账目”的电子邮件,邮件附件中的“纽鑫达公司股东出资额”载明:程骏平占51%,出资额51万元;张锋占25%,出资额25万元,注册额51万元,其中26%(26万元)为程骏平的股份;程岚占24%,出资额24万元,注册额49万元,其中25%(25万元)为程骏平的股份。2013年9月16日,张锋通过zhangfeng_117@126.com向程骏平发送电子邮件称:Carson,您好!请看附件,按您的要求,我写了以下方案,请您过目,谢谢!该邮件的附件《纽鑫达公司分红方案》载明:截至2011年12月31日,纽鑫达公司总计盈利11 391 327元,经股东决议,将其中1000万元向各股东分红。按各股东所持股份比例分配如下:程骏平510万元,张锋250万元,程岚240万元。经股东一致同意,按比例分别支付给各股东如下金额:程骏平424.9999万元,张锋250万元,程岚220万元。剩余未支付的分红款项,作为各股东的投资再次投入公司。另外,未分配利润1 391 327元,留在公司,作为周转资金使用。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因原告程骏平系美国国籍,故本案系涉外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本案标的公司即被告纽鑫达公司登记地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故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审理。
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第三人张锋是否代持了原告程骏平所有的26%被告纽鑫达公司股权;二、程骏平能否要求纽鑫达公司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手续,变更是否存在法律或政策上的障碍。
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双方有一系列明确的协议相互印证原告程骏平实际享有被告纽鑫达公司51%股权。2009年11月10日签订的《股份协议书》、2012年10月29日签订的《股份协议书》以及2018年8月6日出具的《出资证明书》均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均能证实程骏平实际享有纽鑫达公司51%的股权,其中26%的股权由第三人张锋代持,25%的股权由第三人程岚代持。其次,程骏平已举证证明其对纽鑫达公司履行了相应的出资义务。程骏平称2009年11月3日程岚向张锋打款458 762元中的26万元系程骏平以张锋名义缴纳的出资,程岚对此表示认可,同时也承认其出资的49万元中的25万元实际系程骏平出资。纽鑫达公司及张锋虽然否认,但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且根据后来的《股份协议书》《出资证明书》及分红方案等,亦可推断程骏平已经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最后,从各方往来的一系列电子邮件可以看出,程骏平事实上参与了纽鑫达公司的经营管理,特别是重大事项的决策,履行了其作为大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至于张锋抗辩《出资证明书》系程岚事后伪造,一审法院认为,一方面,《司法鉴定意见书》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程骏平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另一方面,各方均认可该《出资证明书》上的公章系真实。即使存在程岚在空白盖章页上打印《出资证明书》的情况,也是纽鑫达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影响法院综合全案证据认定纽鑫达公司股权的实际所有人。据此,一审法院认定程骏平系纽鑫达公司的隐名股东,张锋名下26%的纽鑫达公司股权的实际拥有人是程骏平。
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纽鑫达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显名股东为第三人张锋、程岚,均系国内自然人;隐名股东为原告程骏平,系美国人。如变更相应的工商登记,使隐名股东显名,主要存在以下争议:
1.关于国内自然人能否与外国人成立外商投资企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一条规定,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合资企业。该法规定的中方合资人虽然未包括中国的自然人,但该法已于2020年1月1日废止。后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并没有这方面的限制。该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是指全部或者部分由外国投资者投资,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经登记注册设立的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三条进一步明确:外商投资法第二条中的其他投资者,包括中国的自然人在内。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对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形成的投资合同,当事人以合同未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登记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未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前款规定的投资合同签订于外商投资法施行前,但人民法院在外商投资法施行时尚未作出生效裁判的,适用前款规定认定合同的效力。因此,本案中被告纽鑫达公司及第三人张锋要求确认原告程骏平与第三人张锋、程岚共同成立公司的行为无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2.关于外国人成为公司股东是否需要办理相关审批手续问题。外商投资法生效后,我国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所谓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指在投资准入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所谓负面清单,是指国家规定在特定领域对外商投资实施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国家对负面清单之外的外商投资,给予国民待遇。本案中,一审法院特函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就“如确认程骏平为被告股东,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是否同意将程骏平变更为被告股东,并将被告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咨询。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务委投资促进处复函称:“……纽鑫达公司所从事领域不属于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内范围,我委办理Carson Jun Ping Cheng变更为纽鑫达公司股东,并将纽鑫达公司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的备案手续不存在法律障碍。”因此,原告程骏平要求变更为被告纽鑫达公司股东,不需要履行特别的审批手续,亦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3.关于股东变更的公司内部程序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出资人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应当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本案中,除第三人张锋以外的其他股东,暨第三人程岚明确认可原告程骏平的股东身份,也同意将程骏平变更登记为被告纽鑫达公司股东。因此,程骏平要求纽鑫达公司将张锋代持的26%股权变更登记到程骏平名下,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第二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20年1月2日作出判决:
一、确认登记在第三人张锋名下的被告上海纽鑫达进出口有限公司26%的股权系原告程骏平(Carson Jun Ping Cheng)所有;
二、被告上海纽鑫达进出口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第三人张锋名下的上海纽鑫达进出口有限公司26%的股权变更登记到原告程骏平(Carson Jun Ping Cheng)名下,张锋应当予以配合。
纽鑫达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纽鑫达公司上诉称:1.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两份《股份协议书》的意思表示。2009年签订的《股份协议书》意指未来纽鑫达公司与被上诉人程骏平之间再成立一家合资企业,而非成立纽鑫达公司本身。2012年签订的《股份协议书》系对纽鑫达公司借款购买亿越公司股份所作的担保。2.一审法院错误采信《出资证明书》的鉴定结论。鉴定结论无法判断《出资证明书》是在2018年8月6日加盖印章,综合多份样本材料,特别是程骏平另案提交的落款日期为同一日的样本材料,可见样本和检材之间自相矛盾。3.一审法院错误认定zhangfeng0117@gmail.com和zhangfeng_117@126.com两个邮箱属于原审第三人张锋,一审法院仅依据程骏平的单方主张认定该节事实,无法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程骏平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程骏平答辩称:1.两份《股份协议书》的内容与上诉人纽鑫达公司的陈述不符;相反,协议书载明程骏平拥有51%的股权以及“股东会决议如下”等字样,没有任何借款担保的内容,完全可以说明程骏平拥有纽鑫达公司的股权。2.鉴定的样本材料纽鑫达公司事先是认可的,一审庭审中其明确对鉴定结论没有意见,一审判决采信鉴定结论的意见正确。3.所涉gmail和126邮箱经过公证,邮件落款署名为张锋或Frank(张锋另一邮件名),且内容均与纽鑫达公司业务有关。现有证据材料已足以证明程骏平是纽鑫达公司的股东。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张锋述称,同意上诉人纽鑫达公司的意见。
原审第三人程岚述称,同意被上诉人程骏平的意见。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因被上诉人程骏平系美国籍,故本案为涉外纠纷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作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本案上诉人纽鑫达公司的登记地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原审第三人张锋是否代持了被上诉人程骏平所有的上诉人纽鑫达公司26%的股权。
首先,从合同文义来看,2009年11月10日的《股份协议书》言明由被上诉人程骏平、原审第三人张锋、程岚三人“先期以张锋、程岚两人名义成立公司,等条件成熟后,程骏平与该公司成立中外合资公司”,关于先期成立的公司三人同意“以张锋、程岚两人名义成立上海纽鑫达进出口有限公司”,且之所以作如此安排是因为“程骏平为美国籍,目前无法与国内自然人成立合资公司”,而实际投资比例为“程骏平51%、张锋25%、程岚24%”。该协议书的文义内容清晰无歧义,与上诉人纽鑫达公司和张锋所称,该协议书意指未来纽鑫达公司与程骏平之间再成立一家合资企业,而非成立纽鑫达公司本身的说法并不相符。嗣后,2012年10月29日的《股份协议书》进一步言明,“经程骏平、张锋、程岚三人协商,股东会决议如下:……根据三人分别拥有的上海纽鑫达进出口公司股份比例,三人对于上海亿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份的实际拥有比例如下:程骏平拥有公司51%股权,张锋拥有公司25%股权,程岚拥有公司24%股权……”。由于“上海纽鑫达进出口公司拥有上海亿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故可以从以上协议文本中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三人当时均确认程骏平系纽鑫达公司股东;第二,程骏平拥有纽鑫达公司51%的股权。该《股份协议书》通篇均未载明纽鑫达公司和张锋所谓的借款担保事项,纽鑫达公司和张锋也未提供其他借款担保的相关证据材料,其主张不具有事实依据。
第二,关于《出资证明书》的鉴定意见。一审中,根据上诉人纽鑫达公司的申请,鉴定机构出具了鉴定意见。2019年12月30日,纽鑫达公司和原审第三人张锋在对鉴定意见质证过程中表示,“对鉴定结论没有意见”,同时又认为“第2页有两份8月6日的样本,但出资证明书也是8月6日但无法确认,可以印证出资证明书的真实性不确定。”其在二审中也持类似观点。二审法院认为,纽鑫达公司和张锋所持意见仅系其主观判断并无事实依据,不能对抗有效的鉴定意见。结合举证责任和鉴定意见,应当认为纽鑫达公司和张锋对《出资证明书》所提异议不能成立,《出资证明书》应予采信。根据《出资证明书》的记载,被上诉人程骏平系纽鑫达公司的股东,已于2009年11月3日缴纳了51万元的出资款。
第三,关于电子邮箱的归属。基于日常经验可知,注册和使用电子邮箱通常不需要严格的实名认证程序,因此难以直接通过查询zhangfeng0117@gmail.com和zhangfeng_117@126.com的注册信息认定电子邮箱的归属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推定电子邮箱的实际使用人。二审法院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判断:一是形式方面,上述电子邮箱名的核心字段均为“zhangfeng”,与原审第三人张锋的拼音字母一致,且这些邮件的发件人署名亦为“张锋”,与张锋同名。二是内容方面,上述邮箱内与被上诉人程骏平等人的往来邮件,涉及月度账目明细、财务报表、厂址选择、结汇时间表等内容,若非负责上诉人纽鑫达公司的日常运营,则难以掌握如此翔实细致的内部情况,而纽鑫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正是张锋。综合以上因素,原审法院认为上述邮箱曾由张锋实际使用,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二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程骏平系上诉人纽鑫达公司的股东,原审第三人张锋名下26%的纽鑫达公司股权应归程骏平所有。二审法院同时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取消了原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中方自然人合营的限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三条明确,“外商投资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三项所称其他投资者,包括中国的自然人在内。”鉴于我国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一审法院亦在一审诉讼期间致函相关行政管理机关,得到了“……上海纽鑫达进出口有限公司所从事领域亦不属于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内范围,……我委办理Carson Jun Ping Cheng变更为上海纽鑫达进出口有限公司股东,并将上海纽鑫达进出口有限公司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的备案手续不存在法律障碍”的复函。因此,程骏平要求变更登记为纽鑫达公司股东,无需履行特别的审批手续,不存在法律和政策上的障碍。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于2020年5月14日作出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公报案例 公司与股权
谢民视诉张瑞昌、金刚公司股权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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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民视诉张瑞昌、金刚公司股权纠纷案
原告:谢民视,男,52岁,美利坚合众国公民。住址:美利坚合众国加利福尼亚州。
被告:张瑞昌,男,53岁,美利坚合众国公民。住址:美利坚合众国加利福尼亚州。
被告:上海金刚铸造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嘉定区。
法定代表人:张瑞昌,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谢民视因与被告张瑞昌、上海金刚铸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刚公司)发生股权转让纠纷,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谢民视诉称:原告与被告张瑞昌原为大学同学,张瑞昌提出将其在被告金刚公司中的20%%股份转让给原告。基于对老同学的信任,原告按张瑞昌提出的价格,先后向金刚公司汇入40万美元,以投资人身份被列名为金刚公司的副董事长,但一直未参与金刚公司的经营管理。1999年9月原告应邀暂时管理公司时,才发现张瑞昌并未按合同、章程的约定,将其许诺投入的211万美元现汇及价值89万美元的生产设备注入金刚公司,而是将原告投入的资金当作他个人出资进行验资,并且在经营管理期间还有违规操作及侵害其他股东权益的情形。为此,原告向张瑞昌要求退出金刚公司,由张瑞昌按原价收购其出让给原告的20%股权。张瑞昌表示同意,并与原告达成协议.草拟了《股权让度协议书》,但在行将签约时,因张瑞昌变更付款条件,致签约未成。双方又确定以金刚公司董事会决议案的方式代替股权转让合同。2000年3月13日,金刚公司董事会作出A、B两个决议案(以下简称“3·13决议”),同意原告将金刚公司20%股权以4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张瑞昌;同意在决议签署后两日内,将公司购买的金沙江路65弄7号404室之房产作价421145元人民币过户给原告,同时将金沙江路69号底层店面出售款中的150万元人民币先支付给原告,余款由金刚公司向原告开出远期银行汇票每月支付一次;若有任何一期透支或被退票,原告有权主张全部未到期债权。由于张瑞昌实际是金刚公司的全额投资人,因此张瑞昌对原告的付款行为,即为金刚公司向原告的付款行为。董事会决议作出后,原告即离开金刚公司,张瑞昌也已经向员工宣布了原告退股的消息。而张瑞昌并未将金沙江路65弄7号404室之房产过户给原告,金刚公司也未向原告开出远期银行票据支付余款。原告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虽未到政府相关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但已经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现在张瑞昌和金刚公司未按协议向原告支付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已构成违约。为维护己身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张瑞昌立即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40万美元或按1:8.279的比例折算的人民币3311600元;判令金刚公司连带清偿张瑞昌的这一债务。
原告谢民视提交了以下证据:
1.金刚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以证明金刚公司的原始股东状况;
2.谢民视支付投资款的汇款凭证及股东变更后的批准证书、营业执照,以证明谢民视的投资情况。这些证据还证明,至2000年6月,金刚公司实到注册资金是50万美元。
3.谢民视于199年10月17日向张瑞昌发出的质疑函,以证明谢民视退股缘由。
4.张瑞昌于1999年10月22日给谢民视的回函。
5.《股权让度协议书》草案以及谢民视与张瑞昌和金刚公司为股权让度事宜的往来传真,以证明退股有充分协商的过程。
6.金刚公司于2000年3月13日作出的董事会A、B决议,议定谢民视将持有的金刚公司20%股份作价40万美元转让给张瑞昌。
被告张瑞昌辩称:被告金刚公司是本人与案外人上海立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新公司)共同设立的中外合作企业。原告谢民视为了参股,共向金刚公司汇入资金392908.64美元,不是40万美元。谢民视的资金是汇入金刚公司,而金刚公司不是本人的私人企业。谢民视将本人列为本案被告,没有事实根据。金刚公司确于2000年3月13日作出董事会决议,全体董事同意由本人承购谢民视的20%股权。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规定,公司股权的变更,光有董事会决议是不行的,必须经过审批机关的批准和登记机关进行变更登记。这次董事会还决议,将属于金刚公司的两处房产作价给谢民视支付股权转让款。此举如付诸实施,就会造成合作公司的注册资本减少,这有悖法律规定。董事会虽然决议谢民视把价值人民币300万元以上的股权转让给本人,但由董事会决议的形式转让,不符合法律的要求。根据经济合同法的规定,经济合同除即时清结的以外,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决议后,谢民视没有与本人订立过转让的书面合同。基于以上理由,谢民视现在根据金刚公司2000年3月13日的董事会决议主张支付股权转让款,是违法的,其诉讼请求不应当支持。
被告张瑞昌提交的证据是:
1.金刚公司接受谢民视投资的进账凭证,其上记载谢民视的投资共计392908.64美元。
被告金刚公司辩称:本案是股东之间的股权纠纷,与本公司没有关联。
审理中,原告谢民视以被告张瑞昌、金刚公司故意不到政府部门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人为制造诉讼障碍为由,增加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张瑞昌和金刚公司到政府有关部门办理因股东、股权变化所引起的一切法律手续。
原告谢民视还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
7.张瑞昌发给女儿的传真,告知谢民视已转股的事实。
8.谢民视分别于20000年11月18日、12月18日所发催促张瑞昌和金刚公司办理转股手续的函。
9.谢民视于2001年1月18日致张瑞昌和金刚公司的函.要求张瑞昌和金刚公司不得将金沙江路69号店面房屋等财产转移。
10.上海市嘉定区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办公室于2000年7月21日出具的证明,内容称:金刚公司自2000年3月13日以后,未向其提出过变更批准证书原有事项的要求。
针对原告谢民视增加的诉讼请求,被告张瑞昌和金刚公司答辩称:由于金沙江路69号底层房屋的出售事宜未能如约成交,也由于谢民视已经要求政府职能部门停止办理金刚公司的股权变更手续,所以金刚公司无法办妥股权变更手续,并非拖延不办。2000年12月5日,在谢民视借故拒绝参加的情况下,金刚公司召开了一次董事会,作出了“关于2000年3月13日之A、B决议终止执行”的决议(以下简称“12·5决议”)。因此,谢民视退股的事实前提已不存在,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金刚公司不会再因谢民视而去办理股权变更手续,谢民视增加的诉讼请求也不能支持。况且谢民视增加的诉讼请求与原来的诉讼请求是两个法律关系,应当分案起诉、分案审理。
被告张瑞昌和金刚公司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
2.江苏同仁律师事务所朱增进、杨从兴律师于2000年5月12日致“上海市嘉定区对外经济贸易办公室”的函,内容为:谢民视诉张瑞昌关于金刚公司的合作企业纠纷一案,已经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立案。其二人受谢民视委托,要求“上海市嘉定区对外经济贸易办公室”对张瑞昌的任何增减资本以及其它变更公司事项行为依法不予办理,待案件结束后再行处理。
3.金刚公司2000年12月5日的董事会决议,内容为:决定终止执行“3·13决议”。
4.上海佳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00年10月23日的验资报告。该报告确认至2000年4月1日,金刚公司已收到股东投人的资本为861398.64美元。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综合评判,确认本案事实如下:
1997年4月,被告张瑞昌与案外人立新公司签订《中美合作经营上海金刚铸造有限公司合同》,约定合作设立被告金刚公司,合作各方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三年内提供完合作条件。同年5月29日,金刚公司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并于6月10日取得营业执照。1997年7月以后,原告谢民视投资,成为金刚公司的股东。后双方因金刚公司的资金以及经营等问题发生矛盾,谢民视要求退股。有谢民视、张瑞昌以及案外人立新公司出席的金刚公司董事会作出“3·13决议”,同意由张瑞昌承购谢民视的20%股权。
关于被告金刚公司的资金。原告谢民视以营业执照的记载,认为只有50万美元;被告张瑞昌对营业执照的记载虽无异议,但以己方提交的证据4,主张至2000年4月1日,金刚公司的资金是861398.64美元。资金是法人行为能力的财产基础,也是社会各界确认法人行为能力的一项依据,应当公示于众。对企业法人资金的认定,只能以法人营业执照上的有效记载为准。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尚未对企业法人的注册资金进行变动登记前,应当认定金刚公司到位的注册资金是50万美元。
关于原告谢民视向被告金刚公司的投资数额。被告张瑞昌以进账凭证为据,主张是392908.64美元;谢民视起诉时主张其投资是40万元,在审理中认为可能因银行扣除手续费之故,而使投资款不足此数,对张瑞昌的主张不再表示异议。“3·13决议”议定的是谢民视将其持有的金刚公司20%股权作价40万美元转让给张瑞昌,不是金刚公司退还谢民视的投资款,因此认定谢民视原向金刚公司的投资数额,与本案的处理没有直接关系。但由于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因此应当确认谢民视向金刚公司的投资数额为392908.64美元。
关于“12·5决议”。原告谢民视对“12·5决议”本身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对该决议的合法性持有异议。因此,应当确认“12·5决议”这一事实存在。
关于被告张瑞昌和金刚公司是否到政府审批机关申报过股权变更。原告谢民视以己方提交的证据10,主张张瑞昌和金刚公司从未向政府审批机关申报;张瑞昌和金刚公司则以己方的证据3,主张申报过,只是由于谢民视委托的律师向政府审批机关发函阻扰,才未办成。是否申报与申报后是否办成,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张瑞昌和金刚公司的证据3,虽然能证明谢民视委托的律师曾经发函要求停止办理,但不能证明张瑞昌和金刚公司确实申报过。除此以外,张瑞昌和金刚公司没有提交任何向政府审批机关递交过的股权变更申报材料。谢民视提交的证据11,却能证明金刚公司没有向政府审批机关申报过股权变更手续,应当确认此为本案事实。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案是在履行中外合作合同过程中发生的股权转让纠纷,根据这一规定,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
原告谢民视为退出被告金刚公司的合作经营事宜,与被告张瑞昌以及案外人立新公司达成了“3·13决议”。该决议不但议定了金刚公司股东间转让股权的方案,还对受让方如何向出让方支付转让款等问题作出规定。“3·13决议”具有董事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合同的双重属性,谢民视与张瑞昌在“3·13决议”上签字时,双方的股权转让合同即已成立。仅就合同的效力而言,该股权转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意思表示符合法律,应当认定具有法律效力。张瑞昌后来虽然又与立新公司达成了“12·5决议”,欲以此决议否决“3·13决议”中的股权转让合同,但由于股权转让合同中的另一方当事人谢民视未参与“12·5决议”的议定,因此“125决议”不能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十条规定:“中外合作者的一方转让其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的全部或者部分权利、义务的,必须经他方同意,并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原告谢民视虽与被告张瑞昌达成了股权转让合同,并且该股权转让行为已经得到被告金刚公司董事会的同意,但依法还应报经审查批准机关批准。由于金刚公司未按“3·13决议”申报股权变更手续,致股权至今不能转让,股权转让合同未能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原告谢民视的原诉讼请求是判令被告张瑞昌支付股权转让款,而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必须以股权转让行为得到审查批准机关的批准为前提。鉴于谢民视与张瑞昌之间订立股权转让合同的事实已查清,谢民视也已提出关于判令张瑞昌和被告金刚公司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的诉讼请求,依法可对谢民视增加的这一诉讼请求先行判决。至于谢民视关于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待先行判决生效后视审查批准机关的审批结果再行处理。据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10月24日判决:
被告张瑞昌、被告金刚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就原告谢民视与张瑞昌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至审批机关办理相关股权变更手续。
先行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生效。被告张瑞昌和被告金刚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到审批机关申报了股权变更。审批机关也已经按照申报,将金刚公司的投资者变更为张瑞昌和案外人立新公司。
先行判决执行完毕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公开开庭,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股权转让款支付事宜进行审理。
原告谢民视诉称:被告张瑞昌与被告金刚公司已经按照生效判决的规定,履行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为此,张瑞昌和金刚公司应当向原告支付约定的股权转让款40万美元。鉴于“3·13决议”作出时,金刚公司正处在经营困难中,因此当时约定由金刚公司出卖相关房屋后支付股权转让款。现该协议签订已近两年,金刚公司的经营状况好转,故要求张瑞昌和金刚公司即时付款。
被告张瑞昌辩称:“3·13决议”作出的基础,就在于以售房款折抵股权转让款。由于相关房屋的销售实际是由原告谢民视操作的,房屋未能售出,其责任在于谢民视,故不同意立刻以现金方式给谢民视付款。另,谢民视的退股给金刚公司的经营造成很大压力,谢民视应当分担因此给金刚公司造成的亏损。
被告金刚公司辩称:原告谢民视的退股行为确实给本公司的经营带来损失,同意被告张瑞昌的意见。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3·13决议”分A、B两部分。决议A议定:被告金刚公司以及全体董事同意将上海市金沙江路65弄7号404室之房产(包括全部内装修)作价人民币421145元过户给原告谢民视,公司或董事会成员应配合谢民视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于决议签署两日内将相关手续交谢民视;董事会同意将上海市金沙江路69号底层店面房以总价人民币2706545元、首付95%的条件出售,卖房首期款中的人民币150万元支付给谢民视,余款付给张瑞昌;房产作价及出售款,作为张瑞昌支付的部分股权转让款,其余股权转让款的支付由决议B调整。决议B议定:谢民视持有的金刚公司20%股权作价美元40万元或人民币3311600元。根据决议A,张瑞昌以房产作价及出售款实际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1921145元,其中的店面出售款人民币150万元谢民视在取得后的两日内,应当给金刚公司借款人民币27万元作融资援助,期限为两个月,此27万元由金刚公司或张瑞昌分两个月偿还;张瑞昌将在美国KINGST0N F0UNDRY&MACHINGINC公司的全部股权以美元2.6万元折合人民币215245元出售给谢民视,张瑞昌持有的该公司全部股票应当向谢民视交付,此款也折抵股权转让款;金沙江路69号底层店面因此次出售而产生的面积损失计人民币114239元,由谢民视负担,在股权转让款中扣除;同时,该店面因出售而产生的增值利润人民币195295元,归金刚公司或张瑞昌处分;数者相抵后,张瑞昌还应支付的股权转让尾款人民币1060971元,从协议订立后第三个月起分十二个月付清。
上述事实,双方当事人没有异议,应予确认。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规定:“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3·13决议”是被告金刚公司的董事会为原告谢民视与被告张瑞昌之间的股权转让事宜达成的协议,各方当事人均应格守。
根据“3·13决议”,被告金刚公司愿以其所有的房屋抵顶被告张瑞昌欠原告谢民视的股权转让款,属于债的加入。金刚公司在本案中承担有限责任,即仅在用于抵债的房屋范围内承担债务清偿责任。
关于作价抵债的房屋,被告金刚公司应当按约定的价格过户给原告谢民视抵债。关于约定以一定的价格出售后抵债的房屋,由于该房屋至今没有卖出,并且现在也没有买家能恰巧以“3·13决议”中设定的价格购买此房,因此决议中对该房屋约定的处理方式已失去履行基础。在不危及金刚公司其他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对该房屋可通过双方当事人重新作价或者由金刚公司自己出售后还债的方式履行。金刚公司出售此房后用于还债的价款,如果不足原约定的还款数额,差额部分由被告张瑞昌补付,与金刚公司无关。
债务人应当无条件给债权人还债。在各方当事人议定如何支付被告张瑞昌欠原告谢民视股权转让款一事的“3·13决议”中,关于谢民视应当借款给金刚公司作融资援助的条款,显然是债务人利用还债为条件,违背债权人的真实意思达成的,不符合合同应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法律规定,是无效条款。
“3·13决议”中,关于被告张瑞昌将美国KINGSTONFOUNDRY&MACHINGINC公司的全部股权作价折抵给原告谢民视一事,张瑞昌没有举证证明其已将相关股票交付给谢民视,而且此举涉及到境外公司的股票转让程序,故本案对此不予处理,由谢民视与张瑞昌另行解决。
综上,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2年3月31日判决:
一、被告张瑞昌应予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谢民视支付股权转让款40万美元或人民币3311600元。
二、对于被告张瑞昌在前款中的债务,被告金刚公司应以各方约定的财产(上海市金沙江路65弄7号404室、上海市金沙江路69号底层店面房)为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具体履行方式为:
(一)被告金刚公司将上海市金沙江路65弄7号404室之房产过户给原告谢民视,该房屋作价人民币421145元。
(二)被告金刚公司出售上海市金沙江路69号底层店面房,以所得款项偿付被告张瑞昌在本判决第一款中的债务。
三、对原告谢民视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56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19520元,共计人民币46080元,由被告张瑞昌负担。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没有上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公报案例 公司与股权
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辰达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元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全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天纪和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合并破产清算案
公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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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
辰达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元盛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全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天纪和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合并破产清算案
【裁判摘要】
关联公司资产混同、管理混同、经营混同以致无法个别清算的,可将数个关联公司作为一个企业整体合并清算。人民法院对清算工作的职责定位为监督和指导,监督是全面的监督,指导是宏观的指导,不介入具体清算事务以保持中立裁判地位。从破产衍生诉讼中破产企业方实际缺位、管理人与诉讼对方不对称掌握证据和事实的实际情况出发,不简单适用当事人主义审判方式,而是适时适度强化职权主义审判方式的应用。
申请人: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住所地:福州市五四路。
代表人:马腾营,该清算组组长。
被申请人: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福州市五四路。
法定代表人:张富春,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北京辰达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法定代表人:马壮,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上海元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法定代表人:张斐光,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上海全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东路。
法定代表人:曹伟,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深圳市天纪和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中兴路。
法定代表人:陈国华,该公司董事长。
申请人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于2008年7月5日以被申请人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闽发证券”)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福州中院”)申请宣告闽发证券破产还债,并申请将上海元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元盛”)、上海全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全盛”)、北京辰达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北京辰达”)、深圳市天纪和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深圳天纪和源”)纳入闽发证券破产清算程序,合并清算。
福州中院认为申请人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的申请符合破产案件的受理条件。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条、《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于2008年7月18日裁定如下:
立案受理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申请宣告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元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全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辰达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天纪和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合并破产还债案。
福州中院经审理查明:
被申请人闽发证券因严重违法违规经营,中国证监会于2004年10月16日委托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对其托管经营。2005年7月8日,中国证监会取消了闽发证券的证券业务许可资格,责令关闭,并委托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成立清算组对其进行行政清算。闽发证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经过清查审计。截至2008年7月18日,闽发证券已资不抵债,账面净资产为-6999849258.09元。
另查,被申请人上海元盛、上海全盛、北京辰达、深圳天纪和源(下称“四家关联公司”)均是闽发证券为逃避监管,借用他人名义设立的重要关联公司,其注册资本来源于闽发证券,经营场所与闽发证券的分支机构相同。闽发证券违反法律和法规的规定,通过四家关联公司在账外进行委托理财、国债回购及投资、融资等活动。四家关联公司名下的资产主要为根据闽发证券的安排开展证券自营业务形成的股票,公司的基本负债系因与闽发证券资金往来而形成。四家关联公司与闽发证券在资产和管理上严重混同,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是闽发证券从事违法违规经营活动的工具。具体情况如下:
1.股东出资虚假,实为闽发证券投资。闽发证券虽非四家关联公司的登记股东,但经审计查明,该四家关联公司的登记股东并未实际出资,其注册资本金均来自闽发证券。
2.机构、人员混同。上海元盛和上海全盛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与闽发证券上海管理总部共同在上海市浦东路陆家嘴环路958号华能大厦34层办公。上海元盛、上海全盛成立时的总经理均由闽发证券上海管理总部的总经理担任。北京辰达和深圳天纪和源则始终与闽发证券的机构、人员混同。北京辰达和闽发证券北京管理总部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运作模式,与闽发证券北京管理总部共同在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29号海泰大厦2层办公。深圳天纪和源则和闽发证券深圳中兴路营业部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运作模式,与闽发证券深圳营业部共同在深圳中兴路外贸中心大厦办公。
3.营业混同。闽发证券与四家关联公司的基本合作模式为:闽发证券相关职能部门以四家关联公司的名义接受配资或通过三方监管的形式对外融资;归集由相关职能部门使用的闽发证券下属其他单位的对外融资款;向四家关联公司发出资金划拨通知、进行证券交易。四家关联公司则主要负责办理如下事项:开立资金账户和股东账户、进行资金划拨、股东账户的指定交易与撤销、为闽发证券进行自营清算。
4.资产混同。由于四家公司主要系按照闽发证券指令与其合作证券业务,故四家公司的主要资产为自营证券,持有的股票种类比较集中,且与闽发证券重仓持有的股票(双鹤药业、辽宁成大、内蒙华电)雷同。其中,截至2008年7月18日,上海元盛自营证券市值占资产总额的92.79 %,自营证券中双鹤药业市值占自营证券总市值的99.62 %;上海全盛自营证券市值占资产总额的28.22%,自营证券中双鹤药业市值占自营证券总市值的98.05 %;北京辰达自营证券市值占资产总额的98.20%,自营证券中辽宁成大市值占自营证券总市值的83.65%,内蒙华电市值占自营证券总市值的14.12%;深圳天纪和源自营证券市值占资产总额的96.08%,自营证券中辽宁成大市值占自营证券总市值的99.71 %。
5.负债混同。截至2008年7月18日,上海元盛对闽发证券负债占其负债总额的97.92%; 上海全盛的负债均为对闽发证券的负债;北京辰达对闽发证券的负债占其负债总额的98.89%;深圳天纪和源的负债均为对闽发证券的负债。
再查,经清查审计,截止2008年7月18日,四家关联公司在账面上均资不抵债,其中,上海元盛的净资产为-1268700065.02元;上海全盛的净资产为-1298328984.99元;北京辰达的净资产为-270467489.25元;深圳天纪和源的净资产为-94889084.94元。
福州中院认为:
四家关联公司虽然为形式上的独立法人,但根据以上事实分析,四家关联公司实际上是闽发证券开展违规经营活动的工具,不具备独立的法人人格,不具备分别进行破产清算的法律基础。理由有二:其一,法人之独立首先在于意思之独立,能独立自主地为意思表示,开展民事活动。然而,北京辰达和深圳天纪和源分别与闽发证券北京管理总部和深圳中兴路营业部的人员发生混同;上海元盛和上海全盛虽然有独立的工作人员,但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闽发证券上海管理总部,因此,四家关联公司对外的行为受制于闽发证券,不具有独立作出意思表示的能力。其二,法人之独立关键在于法人财产之独立,法人可以其独立支配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而四家关联公司全部的经营活动是配合闽发证券违规开展证券业务,此外并无其他的独立经营活动,公司无经营收益。四家关联公司的资产的唯一来源是股东出资,均实际来源于闽发证券,并且出资所形成的公司资产也均由闽发证券实际控制使用。因此,四家关联公司没有可以独立支配的财产,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物质基础。
综上所述,福州中院认为,闽发证券因违法违规经营,扰乱证券市场秩序,造成巨额亏损,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其资产明显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应当宣告破产,依法清算偿债。四家关联公司由闽发证券出资设立,与闽发证券在管理上和资产上严重混同,无独立的公司法人人格,是闽发证券逃避监管,违法违规开展账外经营的工具,应当与闽发证券一并破产,合并清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08年10月28日裁定如下:
一、宣告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
二、宣告上海元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全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辰达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天纪和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合并破产。
闽发证券及四家关联公司合并破产案审判和清算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法院对清算工作的监督与指导
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精神,人民法院对清算工作的职责定位为监督与指导。在闽发证券破产案中,福州中院根据清算工作的复杂情况,确定了全面监督、宏观指导、能动司法的基本原则,既不介入具体的清算事务以保持中立裁判地位,又积极探索创新机制,加强监督与指导的力度,为闽发证券清算工作提供了充分的制度保障,使得普通债权清偿率从初期预期的15%-20%上升至63%,确保了闽发证券破产程序的顺利推进和终结。
(一)加强法院审判力量,主导破产程序依法推进
1.创新审判管理机制
为了应对闽发证券破产清算案错综复杂的实际情况,福州中院在审判管理机制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创新:
(1)专门成立了闽发证券破产案件领导小组。由院长亲自担任组长,全院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和分管院领导参加该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负责解决案件的政策性、方向性、协调性工作。
(2)采取了专案合议庭集中处理相关审判工作的审判模式。立案后,从全院各部门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了闽发证券破产案件专案合议庭,人数多达12人,由分管院领导担任审判长,合议庭负责人任主审法官,专职审理与闽发证券及其关联公司相关的破产案件、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及衍生诉讼案件。专案合议庭单列于全院各审判庭之外,按福州中院的一个部门进行独立管理。
(3)加强在资金和人力方面的支持。主要包括:福州中院为专案合议庭争取到400万元专项经费,以保障审判工作的开支;遇到需在短期内大量集中进行财产保全、调查取证工作时,临时从福州中院各部门调配审判力量帮助完成相关工作;另有8个基层法院参与了有关审判工作。
2.确定清算工作整体思路
(1)明确审判职责定位,督导清算到位而不越位。一方面,坚持由法院在破产程序中发挥主导作用,在宏观上把握清算工作大局,适时提出工作原则和指导意见,指导管理人建章立制,依法对清算工作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充分遵守司法权的运行规则,注意在管理人和其他各方当事人之间保持中立地位,坚持案件的具体清算工作由管理人开展,法院对清算工作只进行大局性、原则性工作的指导,法官不介入具体清算事项的处理。
(2)结合闽发证券的实际情况,确立了以账外资产清查为重点、深挖隐蔽资产为审判和清算工作的重心的工作思路,并要求管理人加强清算过程中法律和财务两方面工作的有机联系。
3.能动推进破产程序依法进行
(1)闽发证券的部分资产存在于账外或登记在第三人名下,为了防止资产名义持有人恶意转卖资产,防止其他法院误执行,在本案立案初,福州中院组织了50多位干警,在全国42个城市、123个单位对闽发证券的嫌疑资产进行了全面保全,保全资产总值达54亿元,从而在整体上控制住了破产财产。
(2)闽发证券清算工作涉及多部门的配合与协调,福州中院依靠上级法院、地方党委政府等的力量,对破产清算中出现的相关问题予以协调,有力推进了相关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在证券资产实物分配过程中,针对将1200个自然人账户内的股票分配给170多户债权人的复杂情况,福州中院与证监会、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交易所等多方沟通,所有分配工作仅在一周内即告完成。
(二)依法支持并监督管理人工作
1. 实行清算事项立项管理制度
鉴于闽发证券破产清算工作事务多、杂、难的实际情况,福州中院指导管理人建立了清算事项立项管理制度,对清算工作进行分解、细化,进行立项登记,做到一事一项,明确具体的经办人员和责任人员;同时,加强对各具体清算事项工作的进度管理,完善各清算事项的结项审批制度。闽发证券破产清算终结前,管理人共完成重要清算事项3700项。清算事项立项管理制度既有利于福州中院监督管理人,也有利于管理人内部管理的科学化,确保了清算工作有序高效推进。
2.指导管理人推行档案数字化工作
原闽发证券档案管理工作混乱,档案不完整不规范,历史资料残缺不全,且资料分散在各地,不易于档案调阅和利用。为了规范档案管理,便于查询,在福州中院的指导下,管理人聘请了中介机构对本案相关档案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并采用统一的文书档案管理系统实现网络查询和利用。闽发证券破产案中,共对约32万页的重要清算资料进行了整理和数字化处理,实现了各种专业档案信息资源的充分共享。
3.支持并协助管理人的调查工作
调查工作是清查、追收闽发证券资产尤其是账外资产、审查确认债权、代表闽发证券参加诉讼和仲裁等清算工作的必要前提,在闽发证券档案资料残缺不全的情况下,调查工作尤为显得重要。在本案中,对于管理人不能自行调查的工作,由福州中院向管理人发放调查令进行调查;管理人持调查令仍不能调查的,由福州中院依申请亲自调查。本案中,福州中院累积协助调查事项多达一千五百多项。
(三)依法保障债权人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为充分保障债权人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在福州中院的指导下,闽发证券破产清算案采取了如下措施:
1.通过债权人委员会保障债权人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2008年12月6日,福州中院主持召开了闽发证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本次债权人会依据《企业破产法》选举产生了闽发证券债权人委员会成员,包括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新华人寿保险公司、吉林省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及闽发证券的一名职工代表共计9名成员组成了闽发证券债权人委员会。在日常工作中,福州中院要求管理人认真执行有关制度,对涉及重大资产处置和诉讼、破产财产分配、权利审核等重大事项均应认真向债委会报告或提交其审议;此外,福州中院还要求管理人主动自觉的接受债委会监督,认真听取和执行债委会委员对管理人工作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闽发证券破产清算案基本上做到了每一个季度开一次债委会。
2.召开片区债权人座谈会
鉴于债权人会议人数众多,会议周期短,为确保债权人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在福州中院的主导下,闽发证券破产清算案根据债权人的地域分布情况,分片区召开了20场债权人座谈会,使债权人能够与福州中院法官、管理人就所关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沟通与交流。
3.开设闽发证券破产清算网站
除以上措施外,闽发证券破产清算案还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设闽发证券破产清算网站,及时将本案各类重大事项在闽发证券的网站上进行公告,并回答债权人集中关注的问题,为债权人了解本案工作提供了便捷条件。
二、债权与取回权的审核与确认
截止2012年12月26日,闽发证券管理人共接受了203家债权人的债权申报,申报金额共计人民币14848070381.04元;已审查确认196家债权人的债权,审查确认金额共计人民币11394160462.26元。受理35笔取回权申请,涉及取回财产数额为人民币1219561002.76 元,确认14笔取回权申请不成立,21笔取回权申请成立或部分成立,审查确认取回标的为人民币521354040.02元。
闽发证券债权人申报的债权,多数系基于委托理财所形成。鉴于委托理财法律关系的界定较为复杂,福州中院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上报了《关于闽发证券公司破产债权审查中带保底条款的委托理财合同的法律性质及利息损失计算标准的请示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如下:
1.关于带保底条款的委托理财合同的法律效力,应当区分是否以委托人名义开设的独立运行的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内的资产作为委托资产进行判断。以委托人名义开设的独立运行的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内的资产作为委托资产的,应当认定其委托理财合同的法律效力。因在独立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内运行的委托资产,能与证券公司的自有资产及其他客户资产相区别,委托理财账户内的资产应归属于委托人所有,保底条款的无效不影响委托人对于该资产行使取回权。对于未以委托人名义在证券公司单独开设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独立运作,而是委托人直接将委托资产交付给证券公司管理的,则应区分委托理财合同中关于保底条款的不同约定,分别按照企业间非法拆借和无效委托理财合同确定委托人的债权,由委托人通过申报普通债权的方式处理,而不能行使取回权。
2.证券公司挪用独立证券账户内运作的委托证券,关系清楚、财产并未混同,管理人追回后,可由相关权利人行使代偿性取回权;若被挪用后的委托证券与其他客户证券发生混同,但独立于证券公司自有证券的,委托证券与其他客户证券不属于证券公司对其他债权人的责任财产范围,委托人与其他客户可以按照证券比例享有取回权;若被挪用后的委托证券与证券公司的自有证券发生混同的,委托人不能行使取回权。证券公司因挪用委托人独立资金账户内运作的资金导致资金灭失或者混同的,委托人不能行使取回权,应当通过申报普通债权的方式处理。
3.独立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内运作的委托资产产生盈利的,如果委托合同中约定有盈利分享比例,可按照该约定比例分割盈利,归属于证券公司的部分作为破产财产进行分配。
4.在确定委托人对独立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内运作的委托资产的取回权时,对于证券公司已经支付给委托人的高息、固定回报、好处费等应当从取回财产中扣除。
5.对于独立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内运作的委托资产,因证券公司违规挪用无法取回的,以及未以委托人名义在证券公司单独开设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独立运作,委托人直接将委托资产交付给证券公司管理的,委托人在破产程序中行使普通债权,并按照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损失。委托人对在独立封闭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内运行的委托资产行使取回权的,不涉及利息损失的计算。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以上批复,福州中院及闽发证券管理人共审查确认涉及委托理财债权155笔,审查确认金额人民币8001697633.16元。
三、破产衍生诉讼的审理
(一)适时适度强化职权主义审判模式
福州中院共受理因闽发证券破产而衍生的诉讼案件1555件。涉及股权确认、股东派生诉讼、委托理财、房地产、证券、期货等多种类型,不同类型的诉讼案件均体现出一方当事人实际缺位、信息、证据等方面的不对称等特征,具体而言:
1.破产企业一方当事人实际缺位。债权人虽然是相关案件的最终结果承担者,但大多无法亲自参加诉讼。而且,由于破产企业债权人的分散性、专业知识的欠缺以及信息不对称问题等因素的制约,也常常导致债权人难以对相关案件进行有效监督。
2. 各方当事人在信息、证据方面的不对称。管理人在接管破产企业时,经常面临企业资料的丢失损毁、企业知情员工下落不明等许多交接问题,与充分掌握案情的诉讼相对方相比,管理人在证据的掌握与收集方面常处于弱势地位。尤其是闽发证券长期以来管理混乱,存在大量账外违法、违规经营,公司财务资料不实,公司许多知情人不愿配合调查或出庭作证,有关经营资料也遭到人为毁损、隐匿,单凭管理人常常无法充分取证,难以有效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3.其他诉讼参与方情况的复杂。由于衍生诉讼案件的诉讼结果将最终由破产企业债权人承受,与破产企业的原有员工经常无利益关联,因此,企业原有员工在其中的利益倾向性容易发生变化。出于长期业务往来而与对方当事人所建立的情感,或是出于利益诱惑,破产企业原有员工,包括原闽发证券的许多高管与业务人员可能与对方当事人恶意串通而隐匿证据、提供虚假证言等,损害破产债权人的利益。
鉴于以上情况,为了实现衍生诉讼案件的实质公正,并兼顾诉讼效率,福州中院没有简单适用当事人主义审判方式,而是适时适度强化职权主义审判模式,一方面,加大了对管理人等各当事人有关诉讼行为的监督力度,以防范虚构破产债权、虚假自认、恶意调解等情形的发生;另一方面,在协助调查取证、举证期限等方面强化了对破产企业一方的救济。具体而言,主要围绕下列几方面开展了相关工作:
1.在案件的事实与证据层面,依据案件对抗性的强弱程度、各诉讼参与方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因素,适时加强对各诉讼参与方有关行为的审查监督力度,注意防范各类诉讼欺诈行为。
2.在相关案件的诉讼处分权层面,加大对当事人尤其是管理人一方诉讼处分权行为的审查力度。对于当事人的调解申请,充分注重调解的合法性,注重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避免恶意调解。
3. 在对清算工作的监督中,强化对管理人诉讼工作的监督。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确保管理人在诉讼工作中勤勉尽职,防止因管理人的工作失误与道德风险而造成不应有的败诉结果;其二,对于可能出现的管理人怠于起诉的情形,积极督促起诉。
4.在协助调查取证方面,强化对处于先天弱势地位的破产企业一方的救济。
5.在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方面,法院根据具体案情,合理配置举证责任,在管理人因破产企业交接障碍等特定情况下确实不了解案件事实的,将举证责任倒置于知道有关事实的破产企业对方当事人。
6.在有关案件的举证期限方面,法院慎重适用证据失权规则,在破产企业一方不存在恶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尽可能避免适用举证期限来惩罚破产企业,避免损害广大无辜的债权人的利益。
(二)专案合议庭集中审理衍生诉讼案件
由于闽发证券破产案衍生诉讼案件多,破产案件和衍生诉讼案件的良好衔接对两类案件的审理效果至关重要。为实现破产案件的整体协调和法院对清算工作的全面监督,福州中院采取了由审理破产案件的专案合议庭同时审理衍生诉讼案件的审判管理机制。为此,福州中院根据案件所涉专业情况,专门抽调了在破产、公司、证券、房地产、劳动争议等相关审判领域拥有丰富审判经验的12名干警成立了闽发证券破产案件专案合议庭,由分管院领导担任审判长,合议庭负责人任破产案件主审法官,专职审理与闽发证券及其关联公司相关的破产案件、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及衍生诉讼案件。上述审判人员分别组成了两个合议庭,一个合议庭以审理破产案件为主,兼顾诉讼案件,另一个合议庭则以审理诉讼案件为主。
(三)加强诉讼案件与清算整体工作的协调性
在破产程序中,诉讼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非诉事务的开展和进行。例如,对争议破产债权尤其是大标的额破产债权的裁决,影响着破产财产的分配比例和分配时间;对争议标的所有权的裁决,影响着破产财产的变价。因此,在审理闽发证券破产案时,福州中院高度重视该案非诉事务和诉讼事务之间的工作协调性,通过妥善审理有关诉讼案件,促成诉讼公平与实质正义,有力配合了破产案件的整体工作进程,更好的发挥了法院在破产案件中的主导职能,大大提高了破产清算的效率。
以上的措施和工作,对闽发证券破产案衍生诉讼案件的审理起到了明显的效果。闽发证券破产清算案中,福州中院已审结闽发证券衍生诉讼案件1535件,结案率99%,执行率超过95%,有效保障了清算整体工作的顺利推进。
四、破产财产的分配
鉴于闽发证券破产财产及破产债权情况复杂,为保证债权人能够得以及时受偿,闽发证券破产清算案采取了多次分配的模式。具体为:第一次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于2010年1月10日执行,普通债权清偿率为37.91%;第二次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分别于2010年7月、2010年12月、2011年7月共执行三次,普通债权的清偿率分别为12.468%、1.95%、1.22%,合计15.638%;第三次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于2011年12月29日执行,普通债权清偿率为9.46%。经过三次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的执行工作,闽发证券破产清算案中普通破产债权清偿率合计达到63.008%。
其中,对于闽发证券重仓持有的辽宁成大、双鹤药业等证券资产,经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采取了实物分配的方式进行分配,股票价格按照福州中院裁定认可分配方案之日起60个交易日内双鹤药业和辽宁成大股票各自的平均收盘价计算。
五、破产程序的终结
福州中院和管理人认为,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无争议的破产财产分配完毕是破产程序终结的基本条件。根据闽发证券破产清算案工作事项立项管理制度,截止2012年4月,管理人共立项3739项,完成3700项,完成率为98.96%,闽发证券破产清算案的终结条件已基本成就,其中,对于未决的诉讼、仲裁案件,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不影响破产程序的终结。
基于以上事实情况,为顺利终结闽发证券破产程序,依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并结合闽发证券破产案的实际情况,管理人完成了如下工作:
1.2012年1月5日,管理人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人民法院报”以及“福建日报”上刊登了《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实施公告》,对闽发证券第三次破产财产分配为闽发证券最后分配予以公告。
2.管理人向全体债权人寄送了《关于闽发证券破产程序终结等相关事宜的征求意见函》,在福州中院的领导下,管理人亦在全国范围内召开多个片区的债权人座谈会,广泛听取各位债权人对闽发证券破产程序终结工作安排等事宜的意见。经统计,95.45%以上的债权人支持和认同在第三次分配方案执行完毕后终结破产程序的工作安排。
3.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审议通过了管理人提交的《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程序终结后的遗留事项及工作安排报告》,其主要内容包括:继续保留管理人机构处理遗留工作;选举吉林省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六家债权人代表在程序终结后监督管理人工作。
债权人会议后,无债权人对终结破产程序提出异议。
基于以上工作,管理人向福州中院申请裁定终结闽发证券破产清算程序。
福州中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无争议破产财产的分配工作已经完成,有争议破产财产已经进入其他法律程序处理,已经具备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的法定条件。同时,申请人已经对未结清算工作进行妥善安排,可以终结破产程序。鉴于本案尚遗留诉讼、执行等其他清算工作,破产程序终结后应当保留管理人继续履行清算职责。经审判委员会研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于2012年12月13日裁定如下:
终结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元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全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辰达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天纪和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合并破产程序。
公报案例 公司与股权
黄伟忠诉陈强庆等股东资格确认案
公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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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伟忠诉陈强庆等股东资格确认案
【裁判摘要】
未经公司有效的股东会决议通过,他人虚假向公司增资以“稀释”公司原有股东股份,该行为损害原有股东的合法权益,即使该出资行为已被工商行政机关备案登记,仍应认定为无效,公司原有股东股权比例应保持不变。
原告:黄伟忠,男,43岁,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被告:陈强庆,男,56岁,汉族,住上海市汶水东路。
被告:陈琳,男,60岁,汉族,住上海市水产西路。
被告:张洋,男,56岁,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被告:顾惠平,男,54岁,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被告:上海新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
法定代表人:张洋,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王秀英,女,57岁,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
被告:江苏恩纳斯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太仓市浮桥镇民营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王雷鸣,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黄伟忠因与被告陈强庆、陈琳、张洋、顾惠平、上海新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宝公司)、王秀英、江苏恩纳斯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恩纳斯公司)发生股东资格纠纷,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黄伟忠诉称:2004年4月,黄伟忠与被告陈强庆等共同设立了太仓宏冠钢结构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冠公司),注册资本为400万元,其中黄伟忠出资80万元,持股20%。嗣后,宏冠公司全体股东委托陈强庆办理公司股权转让之事,受让方江苏恩纳斯公司应将相应的股权转让款转账至陈强庆的个人账户后,陈强庆却迟迟未将相应款项付给原告,故原告以委托合同纠纷为由诉至法院,在诉讼中陈强庆等才告知原告公司增资及股权比例调整之事,原告的股权比例已经被调整为5.33%。2011年5月24日,经查询宏冠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原告发现所谓的增资情况。但此前原告对所谓增资事宜完全不知情,也从未在有关增资的股东会决议上签过字。并且新宝公司所谓的向宏冠公司投资的1100万元在验资后即转走,公司从未进行过实际增资。此外,受让方在收购宏冠公司股权时,受让价格也没有考虑所有增资的部分。因此,宏冠公司的增资行为是虚构和无效的。故请求确认黄伟忠在2004年4月1日宏冠公司设立之日起至2009年6月6日股权转让期间持有宏冠公司20%的股权(具体持股期间由法院根据相关证据材料认定)。
被告陈强庆、陈琳、张洋、顾惠平辩称:宏冠公司设立后,根据当地政府的政策规定,公司如从事土地开发业务,其注册资本应达到1500万元,所以2006年9月,宏冠公司经过股东会决议吸收新宝公司作为股东进行增资,原告对此知悉。即使原告对股东会决议不知情,但是2009年6月宏冠公司股权转让给江苏恩纳斯公司时,原告应当对公司增资知情,因此原告的诉请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增资的1100万元,虽然该款项在宏冠公司增资后就转给新宝公司,但款项性质发生变化,系属于新宝公司向宏冠公司的借款。
被告新宝公司辩称:宏冠公司设立时,原告并没有实际出资,而是由新宝公司借款80万元给其的。新宝公司为入股宏冠公司专门召开新宝公司股东会,原告当时作为新宝公司的股东也在其决议上签字。
被告王秀英辩称:同意原告的意见。宏冠公司设立后,其一直持有公司10%的股权,此后公司的股权结构没有发生过变化,其从未知晓公司增资之事,也没有参加过有关增资的股东会,更未在所谓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
被告江苏恩纳斯公司辩称:作为股权受让方,受让人已经按照转让合同及股权转让确认书的要求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04年4月21日,原告黄伟忠与被告陈强庆、陈琳、张洋、顾惠平、王秀英共同设立了宏冠公司,注册资本为400万元,其中:张洋出资120万元,持股30%;黄伟忠、顾惠平各出资80万元,各持股20%;陈琳、陈强庆、王秀英各出资40万元,各持股10%。
2006年10月20日,苏州市太仓工商行政管理局根据宏冠公司的申请,将宏冠公司登记的注册资本由400万元变更登记为1500万元,同时将股东及持股比例变更登记为:张洋出资120万元,持股8.00%;黄伟忠、顾惠平各出资80万元,各持股5.33%;陈琳、陈强庆、王秀英各出资40万元,各持股2.67%;新宝公司出资1100万元,持股73.33%。申请上述变更登记的主要依据为落款日期均为2006年10月16日的《太仓宏冠钢结构制品有限公司章程》、《太仓宏冠钢结构制品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其中章程内容的主要变更为:宏冠公司的注册资本由原来的400万元增加至1500万元;增加新宝公司为股东,等等。股东会决议载明的主要内容为:同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400万元增加到1500万元,新宝公司增加投资1100万元,等等。
一审审理中,被告新宝公司等出示了落款日期为2006年9月26日的《上海新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及落款日期为2006年9月28日的《太仓宏冠钢结构制品有限公司章程》,分别载明“2006年9月26日在上海新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全体股东大会。经全体股东讨论同意以现金人民币1100万元入股太仓宏冠钢结构制品有限公司”、“2006年9月28日在太仓宏冠钢结构制品有限公司筹备处会议室召开了全体股东会议,全体股东均表示同意上海新宝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入股”。
2009年5月21日,被告陈强庆作为宏冠公司股东代表与苏州恩纳斯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苏州恩纳斯公司以8248500元价格受让了宏冠公司的全部股权,受让方苏州恩纳斯公司暂定为一个公司,在正式办理股权转让前提供最终的股东名单。2009年6月24日,苏州市太仓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载明:江苏恩纳斯公司原股东已由原告黄伟忠、被告陈强庆、陈琳、张洋、顾惠平、王秀英、新宝公司变更为苏州恩纳斯公司、南通远华贸易有限公司,上述变更事项已经工商备案,等等。
庭审中,由于原告黄伟忠及被告王秀英均否认上述公司章程和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为此,被告新宝公司提出申请,要求对2006年9月26日的新宝公司的股东大会决议及2006年9月28日宏冠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上“黄伟忠”的字迹是否系黄伟忠的笔迹进行鉴定。经鉴定,鉴定意见为,上述两份决议上“黄伟忠”的签名字迹与对比样本上的“黄伟忠”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形成。
另查明,根据宏冠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应由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并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被告新宝公司用于所谓增资宏冠公司的1100万元,于2006年10月18日完成验资后,就以“借款”的形式归还给新宝公司。
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是:宏冠公司是否进行了合法有效的增资以及对原告黄伟忠持股比例的影响。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在原告黄伟忠没有依公司章程对其股权作出处分的前提下,除非宏冠公司进行了合法的增资,否则原告的持股比例不应当降低。新宝公司等被告辩称宏冠公司曾于2006年10月20日完成增资1100万元,并为此提供了所谓股东会的决议,但在原告及被告王秀英否认的情况下,新宝公司等被告却没有提供足以证明该些书面材料系真实的证据材料。相反,有关“黄伟忠”的笔迹鉴定意见却进一步证实了黄伟忠并没有在相关股东会决议上签名的事实。由此可推知,黄伟忠、陈强庆、陈琳、张洋、顾惠平、王秀英作为宏冠公司的前股东未就宏冠公司增资1100万元事宜召开过股东会。在未召开股东会的情况下,所谓宏冠公司增资1100万元的行为,违反了宏冠公司的章程及法律的规定,是无效的行为。此外,从结果上来看,宏冠公司用于所谓增资的1100万元,在完成验资后,就以“借款”的形式归还给新宝公司,此种情形不能认定新宝公司已经履行了出资的义务。因此法院认定,宏冠公司并未在2006年10月20日完成实质上增资,宏冠公司以增资为名,降低原告的持股比例,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综上,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2年12月31日判决如下:
确认原告黄伟忠自2004年4月21日起至2009年6月24日止期间持有太仓宏冠钢结构制品有限公司(已变更名称为江苏恩纳斯重工机械有限公司)20%的股权。
新宝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上诉人提出,黄伟忠明知其未出资,而是借用了新宝公司的资金与他人共同注册成立了宏冠公司。当时黄伟忠为新宝公司股东,并担任经理一职。宏冠公司注册完毕后,注册资金归还给了新宝公司,且宏冠公司未实际经营。在注册登记的股东及案外人的筹资下,拟购买工业园区土地。因当地政策限制,宏冠公司需增资后方能购买。黄伟忠陈述其也出资购买土地,显然其对需要增资是明知的。黄伟忠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全权委托他人办理,现其以未在相关增资文件中签名来否认其知情显然不符合常理。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宏冠公司系被上诉人黄伟忠与一审被告陈强庆、陈琳、张洋、顾惠平、王秀英共同出资设立,设立时原告依法持有宏冠公司20%股权。在黄伟忠没有对其股权作出处分的前提下,除非宏冠公司进行了合法的增资,否则原告的持股比例不应当降低。宏冠公司的章程明确约定公司增资应由股东会作出决议。现经过笔迹鉴定,宏冠公司和新宝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上均非黄伟忠本人签名,不能依据书面的股东会决议来认定黄伟忠知道增资的情况。出资买地与公司增资之间不具有必然的关联性。因此,在没有证据证明黄伟忠明知且在股东会上签名同意宏冠公司增资至1500万元的情况下,对宏冠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内部而言,该增资行为无效,且对于黄伟忠没有法律约束力,不应以工商变更登记后的1500万元注册资本金额来降低黄伟忠在宏冠公司的持股比例,而仍旧应当依照20%的股权比例在股东内部进行股权分配。原审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判决黄伟忠自设立后至股权转让前持有宏冠公司20%的股权并无不当。
综上,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13年4月11日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某银行青岛某支行诉某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某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保证合同纠纷案
2026-01-2-109-001 · (2024)最高法民辖151号 · 2026
民事 保证合同 破产债权 破产重整 管辖
裁判要旨: 对于发生在破产重整申请受理前的破产债权,债权人未依法申报而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起诉要求债务人清偿的,应由原破产法院管辖,以确保该债权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受偿,防止个别债权人在重整程序中有意不申报债权,待企业经重整恢复生机后,再通过选择管辖来获得更为优越的清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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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保证合同/破产债权/破产重整/管辖
基本案情
2017年11月,某银行青岛某支行因与某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以下简称某大集团青岛分公司)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某大集团青岛分公司对寿光市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物流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某大集团青岛分公司的民事责任由某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大集团)承担等。同时,因某银行青岛某支行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故约定相关纠纷由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岛市南区法院)管辖。后因某物流公司未按约还款,某银行青岛某支行诉至青岛市南区法院。答辩期间,某大集团、某大集团青岛分公司对管辖权提出异议,主张某大集团的破产重整申请已于2019年9月由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唐山中院)受理,唐山中院并于2019年12月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本案应移送原破产法院唐山中院审理。
青岛市南区法院认为,某大集团根据唐山中院(2019)冀 02 破 2 号之十九民事裁定作出的重整计划已经执行完毕,唐山中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因该合同引起的纠纷由某银行青岛某支行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该协议管辖条款有效,故青岛市南区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2021 年 12 月 31 日,青岛市南区法院作出(2021)鲁 0202 民初 9021 号民事裁定,驳回某大集团、某大集团青岛分公司的管辖权异议。某大集团、某大集团青岛分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岛中院)认为唐山中院是某大集团破产重整的受理法院,且本案所涉债权发生于重整申请受理之前,属于破产债权,由唐山中院审理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和实现债权,故本案应由唐山中院审理。2022 年 12 月 5 日,青岛中院作出(2022)鲁 02 民终 12546 号民事裁定,撤销(2021)鲁 0202 民初 9021 号民事判决,将案件移送唐山中院审理。唐山中院认为移送不当,层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商未果,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2日作出(2024)最高法民辖151号民事裁定:本案由唐山中院审理。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管辖权归属。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第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债权人未依照本法规定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据此,对于发生在破产重整申请受理前的破产债权,债权人应当依法申报;债权人未依法申报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只能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要求债务人清偿,以避免其在清偿条件上优于依法申报债权并参加重整程序的债权人,造成清偿不公。因此,未依法申报破产债权的债权人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起诉要求债务人清偿的,应由原破产法院管辖,以确保该债权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受偿,防止个别债权人在重整程序中有意不申报债权,待企业经重整恢复生机后,再通过选择管辖来获得更为优越的清偿条件。
本案中,某银行青岛某支行对某大集团的案涉债权发生于某大集团破产重整申请受理前,属于破产债权,某银行青岛某支行应当依法申报而未申报,其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起诉要求某大集团清偿,应由原破产法院唐山中院管辖。本案移送唐山中院后,唐山中院应当依法受理。
裁判要旨
对于发生在破产重整申请受理前的破产债权,债权人未依法申报而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起诉要求债务人清偿的,应由原破产法院管辖,以确保该债权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受偿,防止个别债权人在重整程序中有意不申报债权,待企业经重整恢复生机后,再通过选择管辖来获得更为优越的清偿条件。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1条、第92条第2款
一审: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2021)鲁0202民初9021号民事裁定(2021年12月31日)
二审: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02民终12546号民事裁定(2022年12月5日)
其他审理程序:最高人民法院(2024)最高法民辖151号民事裁定(2024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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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某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秦某琼等清算责任纠纷案
2026-01-2-316-001 · (2024)渝0113民初14135号 · 2026
裁判要旨: 公司债权人以公司股东为被告,要求其赔偿未履行清算义务即注销公司所造成的债权损失,在案由上是清算责任纠纷而非公司清算案件;清算责任纠纷在性质上是侵权责任纠纷,故对其应当适用侵权责任纠纷相关管辖规则;鉴于债权损失造成的公司债权人财产权益减损的后果,一般发生并显现于公司债权人的住所地,故该住所地可以认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相应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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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库编号:2026-01-2-316-001
重庆某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秦某琼等清算责任纠纷案
清算责任纠纷应当按侵权诉讼确定管辖
关键词:民事、清算责任、管辖、股东、清算责任纠纷、侵权责任纠纷、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
案号:(2024)渝0113民初14135号
裁判日期:2024.08.30
【基本案情】
原告重庆某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云科技公司)诉称:2020年8月,某云科技公司与重庆某车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车商务公司)签订转让协议,约定某云科技公司将某项目的相关资产转让给某车商务公司,转让价款人民币300万元(币种下同)。协议签订后,某云科技公司已履行完毕合同义务,但某车商务公司未按约支付尾款60万元。后某云科技公司发现某车商务公司已于2023年11月30日通过简易程序注销,未依法进行清算。某云科技公司认为,某车商务公司股东秦某琼等未按法律规定进行清算即注销公司,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遂向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秦某琼等支付尾款60万元及违约金,曾某(系某车商务公司发起人)等在未缴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等。
被告曾某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本案系公司清算案件,应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某车商务公司的住所地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故本案应由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管辖。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30日作出(2024)渝0113民初14135号民事裁定:驳回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裁判理由】
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为如何确定管辖法院。
公司清算案件与清算责任纠纷案件,虽然均与清算程序有关,但是二者系不同的案由,相应的管辖规则也不相同。公司清算案件属于非讼程序案件,系有关主体申请人民法院对公司进行清算的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应当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清算责任纠纷案件系因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给公司债权人造成损害而发生的纠纷,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责任纠纷,应当适用侵权责任纠纷的相关管辖规则。
本案中,某云科技公司以某车商务公司的股东为被告,要求其赔偿未履行清算义务即注销公司所造成的损失,在案由上不是公司清算案件,而是清算责任纠纷,应当适用侵权责任纠纷的相关管辖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考虑到诉争的侵权行为涉嫌侵害的对象为某云科技公司享有的债权,侵害后果为某云科技公司财产权益的减损,该减损发生并显现于某云科技公司住所地,故将其住所地认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既符合客观实际,也符合当事人的预期。故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作为某云科技公司住所地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被告曾某以本案系公司清算案件为由,主张应由某车商务公司的住所地法院管辖,混淆了公司清算案件与清算责任纠纷,依法应予驳回。
【裁判要旨】
公司债权人以公司股东为被告,要求其赔偿未履行清算义务即注销公司所造成的债权损失,在案由上是清算责任纠纷而非公司清算案件;清算责任纠纷在性质上是侵权责任纠纷,故对其应当适用侵权责任纠纷相关管辖规则;鉴于债权损失造成的公司债权人财产权益减损的后果,一般发生并显现于公司债权人的住所地,故该住所地可以认定为侵权结果发生地,相应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2022年修正)第24条
###### 一审: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2024)渝0113民初14135号民事裁定(2024年8月3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杭某海诉何某虎合同纠纷案
2026-01-2-524-001 · (2021)宁民辖26号 · 2026
裁判要旨: 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主要是指有关债务人财产的民事诉讼,即诉讼结果会对债务人财产的归属、价值或处置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情形。如果破产的债务人仅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与诉讼,原告并未对破产债务人提出诉讼请求,案件审理也不会影响该债务人财产的,不适用破产衍生诉讼集中管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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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库编号:2026-01-2-524-001
杭某海诉何某虎合同纠纷案
诉讼请求不涉及第三人财产责任的,不能以该第三人系破产债务人为由适用破产衍生诉讼集中管辖的规定
关键词:民事诉讼、合同、集中管辖、第三人财产责任、破产债务人、破产衍生诉讼
案号:(2021)宁民辖26号
裁判日期:2021.08.23
【基本案情】
原告杭某海诉称,其与被告何某虎存在商业合作关系,双方于2013年11月29日结算后,何某虎欠杭某海人民币512000元(币种下同)未付,因多次催要未果,遂提起本案诉讼。 诉讼过程中,被告何某虎辩称,其与宁夏平罗恒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某公司)存在互易、买卖关系。恒某公司与杭某海存在买卖关系,并欠付杭某海货款,后何某虎根据恒某公司指示向杭某海交付轮胎。何某虎与杭某海之间并不存在商业往来。 杭某海遂以本案纠纷因恒某公司易货产生为由,申请追加恒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以便于法院查明案件事实。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认为,在该院受理本案前,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人民法院已于2019年3月15日作出(2019)宁0221破1号裁定,受理了案外人对恒某公司的破产申请。恒某公司作为本案的第三人,本案应由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4日作出(2021)宁0104民初4691号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至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人民法院处理。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人民法院认为移送不当,逐级报请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23日作出(2021)宁民辖26号民事裁定:指令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审理本案。
【裁判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此系破产衍生诉讼集中管辖的特别规定,旨在便利破产案件审理,避免程序冲突,提升破产程序效率,确保公平清偿。其中“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主要是指有关债务人财产的民事诉讼,即诉讼结果会对债务人财产的归属、价值或处置产生实质性影响,通常为债务人在该诉讼中具有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其他当事人对债务人提出了诉讼请求的情形。如果债务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只是起到协助查明事实的作用,当事人对债务人既无独立的诉讼请求,诉讼结果又不会影响债务人财产价值,则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 本案中,原告杭某海的诉讼请求是要求被告何某虎归还所欠款项,恒某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地位系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既不是本案被告也非本案债务人,与本案没有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告杭某海申请恒某公司参加诉讼的目的仅为便于法院查明本案纠纷与恒某公司易货行为的关联事实,案件的审理并不会对恒某公司的财产价值或处置产生影响,影响恒某公司作为破产企业的权利义务。综上,虽然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人民法院受理案外人对恒某公司的破产申请在先,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在后,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应由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审理。
【裁判要旨】
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主要是指有关债务人财产的民事诉讼,即诉讼结果会对债务人财产的归属、价值或处置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情形。如果破产的债务人仅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与诉讼,原告并未对破产债务人提出诉讼请求,案件审理也不会影响该债务人财产的,不适用破产衍生诉讼集中管辖的规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1条###### 其他审理程序: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2021)宁0104民初4691号民事裁定(2021年5月24日) 其他审理程序: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1)宁民辖26号民事裁定(2021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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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某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等十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
2026-08-2-462-001 · (2023)粤01破230号 · 2026
裁判要旨: 1.关联企业实质合并重整的适用需审慎把握,应以尊重法人人格独立性、单独适用破产程序为原则。当关联企业成员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企业财产成本过高,实质合并重整能提升债权人清偿率、最大化保护债权人整体利益,并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时,人民法院可例外裁定对关联企业进行实质合并重整。 2.对于关联企业实质合并重整中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的审查,需重点判断资产与负债混同、人员、财务、业务混同的情况和程度,以及是否存在实质影响关联企业经营自主性等严重丧失法人独立性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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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库编号:2026-08-2-462-001
南某石化集团有限公司等十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案
关联企业实质合并重整的适用
关键词:民事、申请破产重整、关联企业、实质合并重整、法人人格混同、债权人利益保护
案号:(2023)粤01破230号、(2024)粤01破申137号-145号
裁判日期:2024.03.06
【基本案情】
南某石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某石化集团)成立于2002年5月21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人民币5亿元,经营范围包括石油制品销售等,登记状态为在营(开业)。因受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南某石化集团流动资金持续紧张,无法自行化解其在刚果(布)投资的“一带一路”重点项目某油田的经营困境,遂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广州中院)申请破产重整。2023年7月21日,广州中院依法裁定受理南某石化集团重整一案并同时指定管理人。10月13日,管理人向广州中院申请将广州连某信息科技公司等九家公司与南某石化集团实质合并重整。
法院经审理查明:南某石化集团等十家公司系关联企业,资产和负债合并后总体资产不足以清偿其总体负债。十家公司之间的关系有以下特征:(一)十家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高度交叉,财务管理统一由南某石化集团负责;(二)九家关联公司及其主要实物资产均已为南某石化集团融资提供担保,南某石化集团亦为该九家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91.27亿元、美元5573万元,上述交叉担保均无实际对价,且未履行审批、决议等必要决策程序;(三)九家关联公司与南某石化集团存在资金互相占用情形,涉及19笔款项,金额合计人民币8.91亿元;(四)九家关联公司运营期间的重大资金安排,包括向金融机构的大额借款及使用,均由南某石化集团发出指令;(五)重大合同签署及经营决策均需经南某石化集团审批。南某石化集团等十家公司的参会代表、已知债权人代表及职工代表在听证中,均认可上述混同事实,且对实质合并重整无异议。
另查明,根据深圳市鹏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所作的评估报告,南某石化集团等十家公司在单一破产清算假设下的普通债权清偿率较低,平均为1.02%,最低为0。
广州中院于2024年3月6日作出(2023)粤01破230号、(2024)粤01破申137号-145号民事裁定,对南某石化集团等十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
【裁判理由】
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应以尊重法人人格独立为前提,原则上对关联企业单独审查破产原因、适用单个破产程序;当关联企业成员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成员财产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时,可例外适用实质合并破产方式审理。本案符合实质合并重整法定条件,具体理由如下:
一是广州连某信息科技公司等关联公司符合破产受理条件。经审计,被申请企业单独或整体上均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规定,南某石化集团等十家公司单独或整体上均具备重整法定原因。
二是十家公司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十家公司虽各自登记为独立法人,但相关关联公司在股权架构、人员管理、财务管理、业务管理及融资资金调度等方面均受南某石化集团实际控制,还存在无对价且未履行必要程序的交叉担保关系,丧失经营自主性,十家公司法人人格高度混同。
三是区分各关联企业财产成本过高。根据审计情况,南某石化集团与关联公司间应收应付账款混同,多笔交叉担保无对价且存在未经必要程序的代偿行为,逐一区分财产并分别清理债权债务难度极大,需耗费大量时间及费用成本,可能损害债权人整体利益并错失重整时机。
四是实质合并重整有利于保护债权人整体利益。根据审计测算,实质合并重整可显著提高普通债权清偿比例;且债权人会议与听证会反馈,担保债权人、职工债权人、普通债权人中同意实质合并重整的人数及金额占比均超半数,体现债权人合并重整意愿。实质合并重整可消灭关联企业间债权债务关系,统一配置偿债资源,节约财产区分成本,利于引入投资人,全面保护债权人清偿利益。
五是实质合并重整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南某石化集团主营石油开采、勘探业务,九家关联企业为其运营、物资采购、许可证持有等重要平台。若单独破产清算,因关联债务、互相担保等情形,资产将大幅贬值,普通债权人清偿率近乎为零;若单独重整,仅南某石化集团的刚果(布)某油田开发权具备重整价值,其余九家公司因缺乏优质资产难以重整。根据重整安排,将十家公司作为整体引入投资人,可盘活整体资源,提升重整效率与成功率,实质合并重整具备现实可行性与必要性。
【裁判要旨】
1.关联企业实质合并重整的适用需审慎把握,应以尊重法人人格独立性、单独适用破产程序为原则。当关联企业成员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企业财产成本过高,实质合并重整能提升债权人清偿率、最大化保护债权人整体利益,并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时,人民法院可例外裁定对关联企业进行实质合并重整。
2.对于关联企业实质合并重整中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的审查,需重点判断资产与负债混同、人员、财务、业务混同的情况和程度,以及是否存在实质影响关联企业经营自主性等严重丧失法人独立性的情形。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4条、第71条
《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8〕53号)第32条、第33条
###### 其他程序: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粤01破230号、(2024)粤01破申137号-145号民事裁定书(2024年3月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祥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诉恒某房地产有限公司、中某建筑有限公司债权人代位求偿权纠纷案
2026-16-2-081-001 · (2023)豫1403民初6489号 · 2026
民事 债权人代位权 破产程序 破产重整 债权申报 驳回诉讼请求
裁判要旨: 债权人代位权的“直接受偿”效力不等于优先受偿效力。当债务人破产时,债权人应当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则纳入破产财产,以确保实现所有债权人依法公平受偿,故应当防止债权人通过代位权诉讼获得个别清偿,进而实质上获得优先受偿。在程序处理上,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后债务人被宣告破产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债权人的代位权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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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债权人代位权/破产程序/破产重整/债权申报/驳回诉讼请求
基本案情
祥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某材料公司)与中某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某建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法院调解确认中某建筑公司应在2023年1月15日之前偿还祥某材料公司材料款及违约金合计人民币1132万余元(币种下同)。祥某材料公司以中某建筑公司逾期未履行上述义务,也怠于向案涉工程发包方恒某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某房产公司)主张支付工程款,损害了祥某材料公司合法权利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恒某房产公司在欠付中某建筑公司到期债权1190万元范围内向祥某材料公司承担还款责任。
另查明,2023年8月23日,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刘某霞对中某建筑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同年9月15日,该院指定盛某律师事务所担任中某建筑公司管理人。祥某材料公司于2024年7月8日向破产管理人申报了债权。同年10月18日破产管理人予以审核确认,祥某材料公司对确认的债权未提出异议。12月30日,江都区人民法院裁定批准中某建筑公司重整计划草案,终止中某建筑公司重整程序。重整计划已将中某建筑公司对恒某房产公司享有的案涉债权作为应收账款纳入了破产财产之中。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8日作出(2023)豫1403民初6489号民事判决:一、恒某房产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代中某建筑公司向祥某材料公司支付欠款11249414.03元;二、驳回祥某材料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恒某房产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4日作出(2023)豫14民终451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宣判后,中某建筑公司申请再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4年3月15日作出(2024)豫民申118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2024)豫民再173号民事裁定:一、撤销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豫14民终4516号民事判决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2023)豫1403民初6489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重审。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19日作出(2025)豫1403民再11号民事判决:驳回祥某材料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中某建筑公司破产重整后,祥某材料公司提起的代位权诉讼应如何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债务人的相对人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债权人接受履行后,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相应的权利义务终止。债务人对相对人的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被采取保全、执行措施,或者债务人破产的,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债权的债权人,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债务人破产宣告后,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据此,虽然民法典规定的代位权行使具有“直接受偿”的法律效果,使代位权制度既具有防止债务人责任财产减少的保全功能,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促成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效果;但是,“直接受偿”不等于优先受偿,当债务人破产时,债权人应当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并与其他债权人公平受偿,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则纳入破产财产,故应当防止债权人通过代位权诉讼获得个别清偿,进而实质上实现优先受偿。在程序处理上,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后债务人被宣告破产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债权人的代位权诉讼请求。
本案中,祥某材料公司对中某建筑公司享有的债权,已经依照破产法规定的程序向破产管理人进行了申报并得以确认,祥某材料公司对确认的债权也未提出异议,属于合法的破产债权,应当按照批准的中某建筑公司破产债权清偿方案予以清偿。即祥某材料公司案涉债权已经在破产程序中被确认,应通过破产程序予以处理。在此情况下,本案祥某材料公司未撤回或变更要求恒某房产公司直接向其承担支付责任的诉讼请求,应当依法予以驳回。
裁判要旨
债权人代位权的“直接受偿”效力不等于优先受偿效力。当债务人破产时,债权人应当在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则纳入破产财产,以确保实现所有债权人依法公平受偿,故应当防止债权人通过代位权诉讼获得个别清偿,进而实质上获得优先受偿。在程序处理上,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后债务人被宣告破产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债权人的代位权诉讼请求。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3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21条第2款
一审: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2023)豫1403民初6489号民事判决(2023年9月18日)
二审: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豫14民终4516号民事判决(2023年12月24日)
再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4)豫民再173号民事裁定(2024年4月26日)
一审: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2025)豫1403民再11号民事判决(2025年12月1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广州某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罗某峰、周某磊清算责任纠纷案
2025-01-2-284-001 · (2023)川0193民初2782号 · 2025
民事 清算责任 股东 侵权纠纷 约定管辖
裁判要旨: 原告因追索公司所欠债务单独起诉公司股东要求承担清算责任的,应为清算责任纠纷,属于侵权责任纠纷的范畴,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侵权纠纷确定管辖的规定,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与案涉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有关解决债务纠纷的管辖约定,不能用以确定清算责任的管辖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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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清算责任/股东/侵权纠纷/约定管辖
基本案情
广州某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网络科技公司)诉称,2019年10月24日,某甲网络科技公司与成都某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应信息技术公司)签订《移动网络游戏独家代理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某应信息技术公司授权某甲网络科技公司运营推广案涉移动网络游戏,某甲网络科技公司应支付预分成款。某甲网络科技公司向某应信息技术公司支付了预付分成款711360元。2021年8月,游戏关服。经对账,某应信息技术有限应退还预付分成款375842.31元。但某应信息技术公司拒绝退还。某应信息技术公司股东罗某峰(占股51%)、周某磊(占股49%)向行政机关出具《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承诺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完成该公司的注销登记手续。罗某峰、周某磊应对公司注销前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故向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罗某峰、周某磊退还未抵扣的预付分成款375948.34元并支付违约金。
案涉《移动网络游戏独家代理协议》约定,发生争议任何一方有权向本协议签订地所在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涉《补充协议》约定,因履行原协议及本协议所产生的一切争议,以原告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本案原告住所地和合同签订地均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1日作出(2023)川0193民初2782号民事裁定:本案移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处理。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认为移送不当,逐级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函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商管辖。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5日作出(2024)川民辖55号民事裁定:指定本案由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审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甲网络科技公司因追索公司所欠债务以某应信息技术公司未经清算即被注销为由,请求对某应信息技术公司负有清算义务的股东罗某峰、周某磊承担责任。根据某甲网络科技公司的诉请,本案不仅涉及合同纠纷,还涉及对原股东在公司清算过程中是否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审查,故本案案由应为清算责任纠纷。
清算责任纠纷属于侵权责任纠纷的范畴,应当根据法律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被告罗某峰住所地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故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四川自贸区人民法院依据双方对管辖的约定,将本案移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处理不当。
裁判结果
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1日作出(2023)川0193民初2782号民事裁定:本案移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处理。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认为移送不当,逐级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函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商管辖。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5日作出(2024)川民辖55号民事裁定:指定本案由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审理。
裁判要旨
原告因追索公司所欠债务单独起诉公司股东要求承担清算责任的,应为清算责任纠纷,属于侵权责任纠纷的范畴,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侵权纠纷确定管辖的规定,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与案涉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有关解决债务纠纷的管辖约定,不能用以确定清算责任的管辖法院。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9条
其他审理程序: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23)川0193民初2782号民事裁定(2023年3月1日)
其他审理程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4)川民辖55号民事裁定(2024年4月1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四川明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诉童某君等人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
2025-08-2-076-001 · (2022)川1403民初2757号 · 2025
民事 确认合同效力 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 破产期间 无权代表 合同效力
裁判要旨: 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破产企业对外所有的民事法律行为均应由管理人行使,法定代表人在此期间无权代表企业签署相关合同、协议;法定代表人以企业名义对外签订的相关合同或协议,未经管理人事先授权或者事后追认的,不具有法律效力,对企业不产生法律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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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确认合同效力/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破产期间/无权代表/合同效力
基本案情
2018年12月23日,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四川明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某建材公司)进行破产重整。后因重整未果,四川某建材公司向该院申请与债权人自行和解。截止2021年1月13日,四川某建材公司与包括童某君在内的140位债权人达成和解。四川某建材公司作为甲方、童某君作为乙方于2020年2月23日签订《和解协议》一份,约定:甲乙双方确定乙方同意甲方只清偿的债权总额为835200元,清偿比例为债权本金的45%。乙方同意放弃除本条约定的清偿金额外的其他所有债权,无论何种情况,乙方均不再向甲方主张其他任何债权。该《和解协议》由四川某建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某平及童某君签名,后加盖了四川某建材公司印章。
2020年9月14日,童某君作为甲方与四川某建材公司作为乙方及王某明、王某福、杜某华共同作为丙方签订《债务和解补充协议》一份,主要内容包括:“由于乙方破产给甲方带来较大损失,且甲方为推进乙方的破产重整、和解所付误工、交通、差旅支出较大,乙方、丙方同意清偿所欠甲方上述全部债务,即人民币1868720元,同时,乙方、丙方同意支付甲方误工、交通及差旅费用50万元,以上共计2368720元”“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起生效,原甲乙双方签署的《和解协议》作废。”该《债务和解补充协议》由童某君及王某明、王某福、杜某华签名捺印(其中王某福的签名系王某明代签),吴某平在四川某建材公司法定代表人处签名捺印。
2021年6月3日,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四川某建材公司的申请裁定终结破产程序。同年7月12日,管理人将四川某建材公司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一本、营业执照正本原件、排污许可证原件一份以及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吴某平私章退还给了四川某建材公司。
四川某建材公司认为,吴某平签订的《债务和解补充协议》,事前未取得破产管理人的授权同意,事后未经破产管理人确认,也未提交人民法院确认备案,更未取得四川某建材公司盖章确认。因此,该《债务和解补充协议》未生效,对四川某建材公司没有法律效力。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童某君与吴某平、王某明、杜某华、王某福于2020年9月14日签订的《债务和解补充协议》未生效;2.确认童某君与吴某平、王某明、杜某华、王某福于2020年9月14日签订的《债务和解补充协议》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
另查明,四川某建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21年2月5日由吴某平变更为陈峰,投资人(股权)由王某明、王某福、杜某华变更为袁剑涛、程权、眉山申某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30日作出(2022)川1403民初2757号民事判决:确认童某君与吴某平、王某明、杜某华、王某福于2020年9月14日签订的《债务和解补充协议》未生效,对四川某建材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宣判后,童某君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30日作出(2023)川14民终47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债务和解补充协议》对四川某建材公司是否发生效力。
其一,案涉《债务和解补充协议》签订前,四川某建材公司已被法院裁定受理破产,并指定了四川某会计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企业破产后,该企业的相关诉讼、仲裁以及其他法律程序均由管理人代表进行。因此,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至终结破产程序前,破产企业对外所有的民事法律行为均由管理人行使,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此期间均无权代表公司签署相关合同、协议。
其二,此前四川某建材公司与包括童某君在内的各债权人达成的《和解协议》,系经眉山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并经管理人监督实施的结果,故其效力得到人民法院的最终确认。而案涉《债务和解补充协议》系四川某建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某平以及相关股东与童某君签署,并未加盖四川某建材公司印章,未经管理人授权或者追认,不具有法律效力,对公司亦不产生法律约束力。
此外,四川某建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某平以及相关股东明知新的投资人进入后,四川某建材公司的股权结构、财产属性将会发生新的变化,其在未经管理人授权、未经人民法院批准,同时也未告知新投资人的情况下,与童某君签订案涉《债务和解补充协议》,为四川某建材公司设定新的债务,不仅违反了破产企业法的相关规定,还损害了新投资人的利益。
综上,四川某建材公司破产重整期间,时任法定代表人吴某平无权代表四川某建材公司对外订立合同。《债务和解补充协议》虽有四川某建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某平的签字捺印,但并未得到管理人或人民法院确认,不能对四川某建材公司发生效力。
裁判结果
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30日作出(2022)川1403民初2757号民事判决:确认童某君与吴某平、王某明、杜某华、王某福于2020年9月14日签订的《债务和解补充协议》未生效,对四川某建材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宣判后,童某君不服,提起上诉。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30日作出(2023)川14民终47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
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破产企业对外所有的民事法律行为均应由管理人行使,法定代表人在此期间无权代表企业签署相关合同、协议;法定代表人以企业名义对外签订的相关合同或协议,未经管理人事先授权或者事后追认的,不具有法律效力,对企业不产生法律约束力。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5条
一审: 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法院(2022)川1403民初2757号民事判决(2022年10月30日)
二审: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川14民终473号民事判决民事判决(2023年3月3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山东晨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上海新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
2025-08-2-277-002 · (2023)沪0115民初21114号 · 2025
民事 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 破产程序 瑕疵减资 股东责任 个别清偿
裁判要旨: 公司减资时未依法通知已知的债权人的,构成瑕疵减资。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对该瑕疵减资,债权人可以通过债权人会议或者债权人委员会要求管理人依法追收;在管理人已经提起诉讼进行追收的情况下,债权人对公司股东提起诉讼,要求其在瑕疵减资范围内就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本质是要求以被不当减损的公司财产向自己作个别清偿,人民法院依法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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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破产程序/瑕疵减资/股东责任/个别清偿
基本案情
原告山东晨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某融资租赁公司)诉称,被告上海新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某管理公司)、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房地产公司)系第三人上海锦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某置业公司)的股东,第三人上海某置业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2亿元,其中实缴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认缴出资期限为2017年1月10日。2019年5月30日,第三人上海某置业公司经另案判决须就案外人向山东某融资租赁公司归还贷款本息2亿余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案审理过程中,上海某管理公司、某房地产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将第三人上海某置业公司的注册资本减少至5000万元。2022年9月23日,法院裁定受理第三人上海某置业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山东某融资租赁公司认为上海某管理公司、某房地产公司的减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侵害了其享有的债权,遂于2023年2月14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上海某管理公司、某房地产公司在7000万元减资范围内对上海某置业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被告上海某管理公司、某房地产公司辩称:第三人上海某置业公司的破产申请已由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且本案的处理结果直接影响债务人的资产清理,故本案的本质是山东某融资租赁公司追究上海某管理公司、某房地产公司的股东出资责任,相应诉讼应当由管理人提出,故山东某融资租赁公司与本案不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2年9月23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对第三人上海某置业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上海某置业公司的管理人于2023年3月28日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上海某置业公司原股东在未出资的7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补缴出资义务,现股东即上海某管理公司、某房地产公司对前任股东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2日作出(2023)沪0115民初21114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山东某融资租赁公司的起诉。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山东某融资租赁公司的起诉是否属于破产申请受理后就债务人财产提起的个别清偿诉讼。
上海某管理公司、某房地产公司是否应当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责任,影响到上海某置业公司的资产清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破产法规定二》)的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后,债权人就债务人财产提请的个别清偿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山东某融资租赁公司要求上海某管理公司、某房地产公司作为股东在违规减资范围内直接向其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实质上系要求以被不当减损的债务人信用财产进行个别清偿,属于破产申请受理后就债务人财产提起的个别清偿诉讼。同时,第三人上海某置业公司的管理人已经就诉争减资事宜提起了诉讼。根据《破产法规定二》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债权人通过债权人会议或者债权人委员会,要求管理人依法向次债务人、债务人的出资人等追收债务人财产,管理人无正当理由拒绝追收,债权人会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更换管理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管理人不予追收,个别债权人代表全体债权人提起相关诉讼,主张次债务人或者债务人的出资人等向债务人清偿或者返还债务人财产,或者依法申请合并破产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现就本案山东某融资租赁公司主张的减资事宜,第三人上海某置业公司的管理人已经起诉向第三人上海某置业公司的出资人追收债务人财产。因此,山东某融资租赁公司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
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2日作出(2023)沪0115民初21114号民事裁定:驳回原告山东某融资租赁公司的起诉。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要旨
公司减资时未依法通知已知的债权人的,构成瑕疵减资。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对该瑕疵减资,债权人可以通过债权人会议或者债权人委员会要求管理人依法追收;在管理人已经提起诉讼进行追收的情况下,债权人对公司股东提起诉讼,要求其在瑕疵减资范围内就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本质是要求以被不当减损的公司财产向自己作个别清偿,人民法院依法不予受理。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21条、第2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年修正)第208条
一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3)沪0115民初21114号民事裁定(2023年5月2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徐某骥诉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公司解散纠纷案
2025-08-2-283-001 · (2022)沪0105民初21387号 · 2025
民事 公司解散 公司法 公司经营管理困难 公司解散 公司僵局
裁判要旨: 公司解散纠纷是股东在穷尽公司自治或其他途径,均不能解决公司僵局状况下的救济途径。而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困难、是否已经存在公司僵局是判断公司应否解散的重要标准。实践中,应当审慎适用公司解散这一使企业退出市场的救济途径。对于公司运营良好,自我调整机制未失灵,不存在公司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害情形的,不能认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困难或存在公司僵局,不应当判令解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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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公司解散/公司法/公司经营管理困难/公司解散/公司僵局
基本案情
原告徐某骥诉称:2001年2月14日,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成立,第三人孙某瑾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2020年3月31日,原告受让被告五位股东持有的股权。此后,原告持股39.54%、第三人孙某瑾持股38.37%、第三人张某之持股22.09%。2020年3月30日,因着急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原告与第三人孙某瑾口头商定先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待原告取得股东资格后再召开股东会商定修改章程等事宜。但自2020年3月31日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后,经原告多次催促,第三人孙某瑾始终未予理睬。第三人孙某瑾一人把持公司,拒交财务章、拒绝为原告提供办公室、拒不进行公司账面盈余分红。被告董事、监事等管理层早已瘫痪,内部权力运行机制发生严重障碍,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若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且股东持股比例无法达到章程规定的要求,无法通过股东会决议方式解散公司。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解散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辩称:自2020年3月原告入股被告后,被告先后召开6次股东会,议题包括分红(以支付费用报销等形式支付)、办公场地调整、聘请工作人员及房屋分割等。被告不存在原告诉称的公司僵局、股东长期矛盾的情况。且原告每月收取股东红利,截至2022年底,原告共分配利润人民币1223070元(币种下同)。根据公司法及司法解释规定,解散公司需具备的要件,亦是判决公司解散的审查条件,故原告诉请不符合公司解散的条件,应当驳回。
第三人孙某瑾、张某之共同陈述,第一,原告陈述虚假不真实。被告多次召开股东会并有会议纪要,第三人均出席。原告称存在两年矛盾、由第三人孙某瑾一人把持被告不真实。原告不在公司办公,没有具体职务,原告要求提供办公室与本案无关,亦不是公司解散事由。原告成为被告股东后,被告每月都有分红。其中2020年4月至12月每月以工资形式发放,2021年1月以借款形式发放并发放年终奖,原告共分红1223070元。第二,被告正常经营,运营状况或高于之前水平,两位第三人作为被告股东,股权比例合计超过60%,均不同意解散公司。综上,不存在公司解散情形,恳请驳回原告诉请。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2月14日,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第三人孙某瑾系总经理、董事长。
被告的章程载明: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公司的营业期限为长期,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解散:(一)公司营业期限届满;(二)股东会决议解散;(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五)人民法院依照公司法的规定予以解散。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收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2020年3月30日,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形成决议如下:......二、股权转让后,股东持股情况如下:原告徐某骥认缴出资额395400元,出资比例39.54%;第三人孙某瑾认缴出资额383700元,出资比例38.37%;第三人张某之认缴出资额220900元,出资比例22.09%。三、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四、公司股东发生变更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不变。
2022年6月9日和6月14日,原告两次通过微信向第三人孙某瑾提出“财务专用章依法应当交由会计冯老师保管”“依法进行股东分红”“公司空置的房间予以装修,用于本人办公”事宜。2022年6月15日,孙某瑾回复原告时提到,2021年1月股东三人就账面盈余分配事宜商讨后同意按持股比例以借款形式处理账上500000元并于同年1月28日领取完毕。2022年6月1日原告于股东会上第一次提出账面利润可以分红,无人异议,仅是讨论具体如何操作。关于办公室使用事项,原告曾在2021年1月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同意。针对以上事项,第三人孙某瑾建议召开股东会会议共同商定。
2022年6月19日,原告联系第三人孙某瑾,提出了财务章、员工管理等问题。2022年6月21日,第三人孙某瑾进行回复。2022年6月22日,原告进行回复并提出赞成通过股东会解决股东间问题。
2022年6月24日、6月28日、7月12日,原告向第三人孙某瑾分别发送3份文件,就前述财务专用章、分红、办公室等事宜提出异议,其中提到“公司原计划将公司在股东名下的6套房屋全部出售,然而出售3套后您却变卦了”“公司最终将公司的年租金提高到约3500000元,公司租金收益每年多了约1300000元”,并提出安排股东会。2022年7月13日,第三人孙某瑾向原告发送文件,就原告的异议及召开股东会事宜予以回复。
审理中,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及两位第三人表示,自2020年4月至2022年1月,股东多次召开会议协商决定分红、办公场地、房产处理等事宜;自2020年4月起,原告持续获得股东红利,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正常经营且运营良好有盈利。原告表示,其收到的款项为工资、借款及奖金,其根据股权比例获取工资;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经营收入分为房屋租金及物业管理,其中房屋租金逾3000000元,物业管理部分为亏损,由房屋租金填补物业管理亏损;不认可曾经召开过股东会,但认可股东协商后就房产处理形成过一致意见。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4日作出(2022)沪0105民初21387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徐某骥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徐某骥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4日作出(2023)沪01民终1129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原告作为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39.54%的股份,可以提起请求解散公司的起诉。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解散条件。
其一,原告作为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与两位第三人就公司经营、资产处理、款项发放等,有过协商并达成一致。原告若认为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未召开股东会,或者认为需要召开股东会讨论公司经营事宜,可以按照公司章程和公司法规定提议召开、召集召开股东会,而非以此为由要求解散公司。
其二,各方当事人均确认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尚在经营中并处于盈利状态,原告提出解散公司的原因主要在于其认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另一位股东在经营公司过程中难以与原告达成共识,但并不是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无法继续经营。
其三,如果原告不愿意继续持有公司股权,可以向公司股东或股东以外的主体转让股权。如果原告认为其他股东损害公司利益或其股东权益,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综上,原告提出解散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理由不属于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情形,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解散条件。对于原告提出的解散被告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结果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4日作出(2022)沪0105民初21387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徐某骥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徐某骥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4日作出(2023)沪01民终1129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
公司解散纠纷是股东在穷尽公司自治或其他途径,均不能解决公司僵局状况下的救济途径。而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困难、是否已经存在公司僵局是判断公司应否解散的重要标准。实践中,应当审慎适用公司解散这一使企业退出市场的救济途径。对于公司运营良好,自我调整机制未失灵,不存在公司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害情形的,不能认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困难或存在公司僵局,不应当判令解散公司。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法释〔2008〕6号 ,2020年修正)第1条
一审: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22)沪0105民初21387号民事判决(2023年5月4日)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3)沪01民终11293号民事判决(2023年10月2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王某月诉薛某亮清算责任纠纷案
2025-08-2-284-001 · (2024)京0106民初3698号 · 2025
民事 清算责任 职业闭店人 虚假材料注销公司 民事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 “职业闭店人”以帮助经营者逃避公司债务为目的,受让公司股权成为公司股东,后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致使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受偿,债权人主张该“职业闭店人”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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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清算责任/职业闭店人/虚假材料注销公司/民事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原告王某月系北京日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日某健康管理公司)名下瑜伽店铺充值会员。2023年10月,王某月发现该瑜伽店铺已经闭店,其会员卡内仍有人民币8260元(币种下同)余额未使用。被告薛某亮系“职业闭店人”,从事收购经营不善店铺会员、帮助消耗负债、“死客激活”等业务。
北京日某健康管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为刘某。2023年9月13日,刘某与薛某亮签订了《转让协议》,将其名下北京日某健康管理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薛某亮;双方约定,自《转让协议》签字(盖章)之日起,转让方对已转让的出资不再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转让协议》中未就股权转让对价进行约定。2023年9月14日,薛某亮经变更登记成为北京日某健康管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2023年9月28日,北京日某健康管理公司申请注销登记,薛某亮在该公司注销时作出《北京市市场主体告知承诺制-出资人(法定代表人)承诺书》,承诺对所提交的申请材料负责,保证所提交材料和填报信息的真实、合法、有效、完整和一致。注销材料中的《清算报告》显示:“1.债权债务已清理完毕;2.各项税款、职工工资已经结清;3.已于2023年7月29日在北京日报报纸上发布注销公告。”后经法院核实,上述注销公告未实际发布,北京日某健康管理公司注销时亦未成立清算组。现王某月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薛某亮退还其会员卡中剩余金额8260元。
薛某亮辩称:其仅是为刘某提供负债转让的相关服务,不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并主张北京日某健康管理公司名下瑜伽店铺充值会员权益已由经营美容美发业务的其他经营者承接。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3日作出(2024)京0106民初3698号民事判决:被告薛某亮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退还原告王某月所办理会员卡中剩余金额8260元。该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实行一审终审。执行阶段,薛某亮已主动履行判决义务。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薛某亮行为的性质认定;二是薛某亮应承担何种民事法律责任。
一、薛某亮行为的性质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十条规定:“法人解散的,除合并或者分立的情形外,清算义务人应当及时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为清算义务人。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主管机关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本案中,薛某亮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通过变更法定代表人、股东并提供虚假材料注销公司等方式帮助北京日某健康管理公司及其股东逃避债务,并从中获取利益,其身份系“职业闭店人”。薛某亮虽辩称其仅是为刘某提供负债转让的相关服务,但其事实上系滥用公司登记便利化手段协助相关主体逃避债务,该行为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正常的市场管理秩序;且薛某亮在变更为北京日某健康管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后,在未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况下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虚假的债权债务已全部清理完毕的《清算报告》,骗取登记机关注销公司,薛某亮应对其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薛某亮应承担何种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2023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五条第一款予以吸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者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可以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本案中,薛某亮作为北京日某健康管理公司的唯一股东,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导致王某月无法在合法的清算程序中申报债权,致使债权无法受偿,因此,薛某亮应对北京日某健康管理公司的相关债务向王某月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
“职业闭店人”以帮助经营者逃避公司债务为目的,受让公司股权成为公司股东,后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致使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受偿,债权人主张该“职业闭店人”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第235条(本案适用的是201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8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第240条[本案适用的是2020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法释〔2008〕6号)第19条]
一审: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4)京0106民初3698号民事判决(2024年4月3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永某公司管理人诉创某集团公司等破产撤销权纠纷案
2025-08-2-299-001 · (2020)粤13破申209号 · 2025
民事 破产撤销权 无偿 债权 抵销 撤销 债权返还
裁判要旨: 1.破产企业在破产申请被受理前一年内无偿转让债权的行为,管理人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在无偿转让债权行为被撤销后,债权受让人依法负有向破产企业返还债权的义务。 2.债权受让人无偿受让破产企业对外债权并与该债权的债务人形成互负债务的情形,虽然双方曾约定抵销,但在该债务人并非善意的情况下,抵销约定也不能对抗破产企业。从破产企业处无偿受让债权的受让人,依法向破产企业返还债权后,债务人及保证人应当继续向破产企业承担债务履行及保证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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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破产撤销权/无偿/债权/抵销/撤销/债权返还
基本案情
永某公司管理人诉称:永某公司于2020年9月9日与创某集团公司、唯某公司、台某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及抵销协议》并将永某公司对创某集团公司享有的人民币1195997.29元(币种下同)债权无偿转让给唯某公司的行为,发生在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30日受理永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前一年内,依法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应由管理人申请法院撤销的无偿转让财产行为。虽然唯某公司无偿取得案涉债权之时便将该案涉债权进行债权债务抵销,但由于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是自始无效的,所以唯某公司无偿取得的永某公司案涉债权依法应予以返还,返还后的效果为创某集团公司仍需按照《三方和解协议》的约定向永某公司清偿1195997.29元,创某机械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请求判令:一、撤销永某公司于2020年9月9日将对创某集团公司享有的人民币1195997.29元债权无偿转让给唯某公司的行为。二、创某集团公司立即向永某公司清偿人民币1195997.29元。三、创某机械公司对创某集团公司应向永某公司清偿的人民币1195997.29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案件受理费、公告费、保全费由创某集团公司、创某机械公司、唯某公司承担。
创某集团公司、创某机械公司辩称:一、《债权转让及抵销协议》签订后,各方相应的债权转让行为及债权债务抵销行为均已生效,本案争议之债权即永某公司对创某集团公司的债权已经于《债权转让及抵销协议》签署之日因相互抵销而终止消灭。二、永某公司破产管理人撤销权即使成立,亦只能导致永某公司将其对创某集团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唯某公司的行为撤销。由于永某公司对创某集团公司的债权已于 2020年9月9日消灭,故不能再适用该条财产返还的规定,应由唯某公司依法向永某公司予以补偿。三、即使撤销永某公司将其对创某集团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唯某公司的行为,《债权转让及抵销协议》中台某公司将其对唯某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创某集团公司的行为以及创某集团公司与唯某公司进行债权债务抵销的行为并没有无效或被撤销的理由与事实,而且法院在本案中也无权直接认定或判决该等行为无效。四、从合同效力的角度来看,即使永某公司与唯某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被撤销,创某集团公司与永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仍应在《债权转让及抵销协议》的框架之下,回不到《三方和解协议》的状态。因此,请求驳回针对创某集团公司、创某机械公司诉讼请求。
唯某公司、台某公司未提出答辩意见。
法院经审理查明: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曾就永某公司与创某集团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作出判决,判令创某集团公司向永某公司支付违约金6059484.76元。该案件在二审审理期间,永某公司作为甲方与创某集团公司作为乙方、创某机械公司作为丙方,三方签订了《三方和解协议》,主要内容为:创某集团公司分6个月向永某公司支付应付款1435197.29元,创某机械公司成为保证人对创某集团公司应付所有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方和解协议》签订后,创某集团公司向永某公司支付了第一期款项。2020年4月3日,唯某公司作为买方(甲方)与台某公司作为卖方(乙方)签订《设备购销合同》,约定:唯某公司向台某公司购买6台精机共计147万元。2020年9月9日,台某公司作为甲方,唯某公司作为乙方,永某公司作为丙方,创某集团公司作为丁方就四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在上述《三方和解协议》基础上,共同签订了《债权转让及抵销协议》,主要内容为:1、鉴于唯某公司向台某公司购买机器设备,且唯某公司尚未支付台某公司设备款项,故台某公司对唯某公司享有147万元债权。2、创某集团公司尚未支付永某公司货款共计1195997.29元,即永某公司对创某集团公司享有1195997.29元债权。3、四方共同协商确认并同意,台某公司将对唯某公司的债权即147万元转让给创某集团公司行使,永某公司将对创某集团公司的债权即1195997.29元转让给唯某公司;创某集团公司获得台某公司转让的债权及唯某公司获得永某公司转让的债权后,即创某集团公司对唯某公司享有147万元的债权,唯某公司对创某集团公司享有1195997.29元的债权,相互进行冲抵,冲抵后台某公司剩余债权274002.71元由唯某公司支付给台某公司。另查明,2020年12月30日,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粤13破申20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永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依法指定广东卓某律师事务所担任永某公司管理人,徐某辉为管理人的负责人。
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2日作出(2021)粤13民初129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永某公司于2020年9月9日将对创某集团公司享有的人民币1195997.29元债权无偿转让给唯某公司的行为;二、创某集团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永某公司清偿人民币1195997.29元;三、创某机械公司对上列第二判项中创某集团公司应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5563.98元,由创某集团公司、创某机械公司共同负担。宣判后,创某集团公司和创某机械公司以其并非无偿受让的债权、受让的债权已经被抵销及应当由唯某公司承担返还责任等为由,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2日作出(2022)粤民终330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创某集团公司是否应当向永某公司清偿1195997.29元及创某机械公司是否应当对创某集团公司此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首先,关于永某公司将对创某集团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唯某公司的行为是否应当被撤销的问题。永某公司管理人认为前述债权转让是无偿行为,而创某集团公司及创某机械公司认为系唯某公司系有偿受让债权,依据“证有不证无”的举证原则,应当由主张唯某公司有支付对价的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现案涉《债权转让及抵销协议》并未约定唯某公司为受让永某公司对创某集团公司的债权而应支付的对价,且创某集团公司、创某机械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唯某公司有因为受让永某公司对创某集团公司的债权而向永某公司支付对价,因此,创某集团公司、创某机械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案应当对创某集团公司、创某机械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并认定前述债权转让行为为无偿行为。债权属于债务人责任财产的一种,无偿转让债权属于无偿转让财产,且前述债权无偿转让行为发生于2020年9月9日,距一审法院裁定受理永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时间即2020年12月30日不足一年,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一)无偿转让财产的;……”之规定,在永某公司管理人主张破产撤销权的情况下,永某公司将对创某集团公司的债权无偿转让给唯某公司的行为应予撤销。
其次,关于破产撤销权行使后的法律效果问题。破产撤销权的行使既能够否定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的行为,也可以否定双方之间的财产权利变动结果。就此而论,如果被转让的债务人财产仍然存在且未被第三人善意取得,管理人可以向无权占有该财产的相对人主张返还。在此意义上,撤销从法律意义上实质性地废除了该转让行为的效力,被转让的利益应当自动回复成为债务人财产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因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或者第三十三条规定的行为而取得的债务人的财产,管理人有权追回。”由此,依据该规定,永某公司管理人有权追回被永某公司无偿转让的对创某集团公司的债权。
再次,关于案涉《债权转让及抵销协议》中的抵销约定能否导致返还义务切断的问题。在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无偿转让行为被撤销之前,且相对人已经处分其所获得的债务人财产时,为保护交易安全,相对人的处分行为有效且善意转得人对债务人不负有返还义务,此时应当由相对人向债务人赔偿其所受损害。但此处所指的善意转得人,须对于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可撤销事由不知情,即事实上不知道存在可撤销事由,也不应当知道存在可撤销事由。而在本案中,创某集团公司本身系永某公司的客户,对于永某公司财务状况理应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其亦为案涉《债权转让及抵销协议》的签约方之一,应当明知唯某公司系无偿受让永某公司对创某集团公司的债权,因此,创某集团公司不能被认定为善意,唯某公司与创某集团公司的抵销约定不能对抗永某公司。所以,唯某公司在无偿受让永某公司对创某集团公司债权的行为被撤销后,负有将前述债权返还给永某公司的义务。而从法律效果上而言,在永某公司对创某集团公司债权被返还之后,创某集团公司负有继续向永某公司清偿债务的义务。
最后,根据《三方和解协议》之约定,前述永某公司对创某集团公司的债权为附有创某机械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附保证债权,在主债权被返还之后,创某机械公司所负之保证义务当然也应当继续向永某公司履行。
裁判结果
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2日作出(2021)粤13民初129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永某公司于2020年9月9日将对创某集团公司享有的人民币1195997.29元债权无偿转让给唯某公司的行为;二、创某集团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永某公司清偿人民币1195997.29元;三、创某机械公司对上列第二判项中创某集团公司应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15563.98元,由创某集团公司、创某机械公司共同负担。宣判后,创某集团公司和创某机械公司以其并非无偿受让的债权、受让的债权已经被抵销及应当由唯某公司承担返还责任等为由,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2日作出(2022)粤民终330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
1.破产企业在破产申请被受理前一年内无偿转让债权的行为,管理人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在无偿转让债权行为被撤销后,债权受让人依法负有向破产企业返还债权的义务。
2.债权受让人无偿受让破产企业对外债权并与该债权的债务人形成互负债务的情形,虽然双方曾约定抵销,但在该债务人并非善意的情况下,抵销约定也不能对抗破产企业。从破产企业处无偿受让债权的受让人,依法向破产企业返还债权后,债务人及保证人应当继续向破产企业承担债务履行及保证义务。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31条第1项、第34条
一审: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粤13民初129号民事判决(2021年9月22日)
二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粤民终3302号民事判决(2023年12月2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长治某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六家公司申请破产清算案
2025-08-2-421-001 · (2024)晋04破1-6号 · 2025
民事 申请破产清算 关联企业 实质合并 权利救济 听证 复议
裁判要旨: 1.对于关联企业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的,可以适用企业实质合并破产规则。在判断是否存在法人人格混同时,要结合关联企业间控制权是否集中、资产与负债是否严重混同、经营场所是否相同或者一定程度上混同使用,以及是否存在相互担保、相互融资等财务、业务混同情况。 2.企业实质合并破产,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影响较大,要坚持“审慎适用”的原则。为确保异议债权人的权利救济,应当采取事前组织听证,事后保障复议的方式,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保障债权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及异议权等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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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申请破产清算/关联企业/实质合并/权利救济/听证/复议
基本案情
长治某科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治某科公司)系2009年国有资金入股企业,曾为山西省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主营LED、新能源及新材料研发。2010年前后,长治某科公司陆续设立五家子公司,分别经营LED相关产品及服务。2015年以来,受制于技术等因素影响未能量产,企业连年亏损,根据六家公司财务审计报告显示,六家公司资产总额人民币5.56亿元(币种下同),负债总额10.5亿元,资产负债率达188.85%,且六家公司之间资金往来频繁,互负债权债务金额达28.15亿元,陷入严重债务危机,公司均已停业。2024年2月,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申请依法分别裁定受理长治某科公司等六家公司破产清算申请,并以竞争方式选任山西某律师事务所担任六家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4年4月2日,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听证会,对管理人提出的实质合并破产清算申请进行听证。经听证,查明六家公司存在以下关联关系:1.长治某科公司对其他五家子公司持有的股权均达到49%以上,长治某科公司对五家子公司拥有人事任免权,且管理人员存在大量交叉任职;2.六家公司早在2013年就开始统一集中办公,并存在无偿使用土地、建筑物、外购专利权等共享办公资源行为,其中的两家子公司与长治某科公司使用相同注册地址;3.长治某科公司与其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在资金使用、资产归属、收益分配、费用分摊等方面存在未遵循独立交易原则的情况,导致财产混同。听证期间,某设计院提出异议,称其与长治某科公司签订的设备采购协议,采用实质合并方式审理将影响其债权清偿率。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听取意见并向其释明后,某设计院对合并破产审理方式表示理解。
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9日作出(2024)晋04破1-6号民事裁定:对长治某科公司等六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破产。11月19日,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晋04破1号之六民事裁定:认可《长治某科公司等六家公司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12月6日,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晋04破1号之八民事裁定:终结长治某科公司实质合并破产程序。
裁判理由
本案的焦点问题为:是否应对长治某科公司企业集团适用实质合并破产。
人民法院在审理破产案件时,应当尊重企业法人人格的独立性,以针对单个企业适用破产程序为原则。但是,当关联企业之间存在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成本过高,且分别破产可能损害债权人利益时,可以采取“例外适用实质合并破产方式”进行审理。由于企业实质合并破产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影响较大,必须坚持“审慎适用”的原则。
本案中,长治某科公司对其他五家公司持有股权均达到49%以上,六家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长治某科公司决定其他五家公司的人事安排,六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大量交叉任职,存在人员混同。六家公司在2013年后开始统一集中办公,共享办公资源,存在住所混同。长治某科公司与其他五家公司共同支付施工及采购合同价款,建设款项未按照各公司取得的实际价值进行合理分摊,两家子公司无偿使用长治某科公司的外购专利,存在业务混同。长治某科公司与其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在资金使用、资产归属、收益分配、费用分摊等方面存在未遵循独立交易原则的情形,该情形从公司成立伊始即存在,且交易频繁、相互交织、金额巨大,导致六家公司之间财务混同。据此,长治某科公司等六家公司之间构成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在此情况下,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成本过高,且分别破产可能损害债权人公平受偿权益,已符合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方式审理的条件,遂裁定对长治某科公司等六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破产。
需要说明的是,为确保债权人的合法权利,本案采取事前组织听证、事后保障复议的方式,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保障债权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及异议权等权益。通过适用实质合并破产程序,归并、消灭了长治某科公司等六家公司间内部债权债务1835笔共计28.15亿元,对六家公司的财产集中清理,统一用于清偿债权,确保债权人能够从整个集团资产集合中依法受偿;同时,有效避免了对每个企业资产负债进行繁琐分割和评估,节省了区分成本,提高了审理效率,最终达到最大限度公平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裁判要旨
1.对于关联企业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的,可以适用企业实质合并破产规则。在判断是否存在法人人格混同时,要结合关联企业间控制权是否集中、资产与负债是否严重混同、经营场所是否相同或者一定程度上混同使用,以及是否存在相互担保、相互融资等财务、业务混同情况。
2.企业实质合并破产,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影响较大,要坚持“审慎适用”的原则。为确保异议债权人的权利救济,应当采取事前组织听证,事后保障复议的方式,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保障债权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及异议权等权益。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条、2条、7条
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晋04破1-6号民事裁定(2024年4月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北京新某控股企业集团公司系列申请破产重整案
2025-08-2-422-001 · (2023)京01破389号 · 2025
民事 申请破产重整 民营企业集团 实质合并 上市公司 协调审理 集中管辖
裁判要旨: 1. 企业集团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先行启动上市公司单独重整”+“统筹推进企业集团实质合并重整”的方式,一体推进集团内部不同类型企业的重整程序,从而维护企业集团整体的核心资产和重要偿债资源,确保企业集团资产、债权人利益最大化。 2.上市公司及其核心子公司作为彼此独立的法人主体,需要分别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并在各自的重整程序中由分组的债权人进行表决。在依法依规且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维护上市公司地位的前提下,偿债资源和方案可以统筹安排,一揽子全面化解债务风险。 3. 对于上市公司、非上市子公司住所地不同的,为提升重整案件审理效率、降低破产成本,相关人民法院之间应当积极协商解决管辖问题;协商不成的,由双方逐级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协调处理,必要时报请共同的上级人民法院。综合考虑核心控制企业住所地等因素,可以由上市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集中管辖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子公司破产重整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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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申请破产重整/民营企业集团/实质合并/上市公司/协调审理/集中管辖
基本案情
北京新某控股企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某控股集团)是涵盖文旅地产、化工新材料、矿业与石油、投资与金融等多个产业的大型现代民营企业集团,其作为集团型控股公司,主要资产分布在下属企业。某矿业有限公司、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内蒙古某镍铬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某资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内蒙古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并称五家下属企业)均为北京某控股集团下属矿业板块的主要实体企业,在业务上组成了包含探、采、选、冶、贸在内的一体化产业链。2019年,北京某控股集团总资产超过人民币1260亿元(币种下同),营业收入达到1056亿元。后因受房地产市场波动、企业融资负担过重等诸多因素叠加影响,北京某控股集团经营活动遭受重创,出现流动性危机并引发债务风险。
2022年8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以及某矿业有限公司的自申请,分别裁定受理北京某控股集团、某矿业有限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其后,某矿业有限公司等五家下属企业申请与北京某控股集团进行实质合并重整。2023年4月14日,北京一中院裁定对北京某控股集团等六家企业进行实质合并重整。
北京某控股集团下属核心资产及重整核心偿债资源系某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文旅公司)股份,某文旅公司系深交所上市公司。北京某控股集团持有该公司11.75亿股股份,占比61.96%,系该公司控股股东。而某文旅公司亦因经济形势以及自身融资过重等因素影响,陷入了严重的经营及债务危机,被深交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其债务风险不能妥善及时化解,不仅将面临退市风险,也会影响到北京某控股集团等六家企业的实质合并重整程序。
为化解债务危机及退市风险,某文旅公司于2023年5月11日向北京一中院申请破产重整。2023年5月18日,北京一中院决定对其启动预重整,并指定临时管理人。2023年11月8日,为化解整体债务风险,某文旅公司下属两家核心子公司北京某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置地公司)、长沙某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某文化公司)自行向北京一中院申请重整。本案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跨省协调后,报请共同上级法院即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北京一中院实施集中管辖。2023年11月14日,北京一中院裁定受理某文旅公司及某置地公司、长沙某文化公司重整,并对上述重整案件进行集中协调审理。
北京一中院于2023年12月15日分别作出(2023)京01破389号、(2023)京01破390号、(2023)京01破391号民事裁定,批准某文旅公司及其两家核心子公司某置地公司、长沙某文化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2023年12月29日,北京一中院裁定确认上述三家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重整程序。2024年2月23日,北京一中院作出(2022)京01破199号之七号民事裁定,批准北京某控股集团等六家企业重整计划。
裁判理由
本系列重整案件的焦点问题有三:一是如何同步协调推进企业集团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程序;二是如何协调审理企业集团上市公司重整程序与子公司重整程序;三是位于不同注册地的上市公司母子公司协调重整如何确定管辖。
一、关于如何同步协调推进企业集团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破产重整程序问题
北京某控股集团作为核心控制企业,与部分下属企业财产严重混同,导致下属关联企业丧失法人财产独立性。法院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审计机构报告等相关材料,对北京某控股集团等六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上述关联企业拥有具备一定市场价值的资产或资源,将其探、采、选、冶、贸一体化产业链纳入重整范围能够防止核心资产的单独零散出售和价值贬损,有利于保护关联企业的资产完整性,维护关联企业业务完整性、协同性并吸引战略投资人,进而整体提升企业的重整价值。
同时,北京某控股集团作为某文旅公司控股股东,后者的股份是北京某控股集团下属核心资产,亦系其重整核心偿债资源。但是,某文旅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囿于业务、财务和治理结构独立的监管要求,以及中小股东权益保护、退市警告时间限制等因素,无法与企业集团内部非上市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法院通过“分步走”的方式,即先行启动北京某控股集团等六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再加快推进上市公司某文旅公司与两家核心子公司协调重整,同时系统推动集团内部不同类型企业重整程序,一方面能够避免北京某控股集团持有的某文旅公司股票价值因退市而受损,保障相关质押权人的合法权益,还能确保北京某控股集团可将其持有的某文旅公司股票用于债务清偿;另一方面,北京某控股集团为某文旅公司担保了大量的债务,某文旅公司通过重整自行清偿化解,可以大幅降低北京某控股集团担保债务的偿债压力。
二、关于如何协调审理企业集团上市公司重整程序与子公司重整程序问题
某文旅公司作为控股型平台公司,某置地公司、长沙某文化公司系其全资子公司,系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核心资产和经营实体,并承担了较大金额的负债。在某文旅公司自身陷入经营及债务危机的情况下,两家核心子公司亦面临债务风险,且自身偿债资源有限。同时,在经营过程中,某文旅公司与两家核心子公司之间关联往来复杂、相互担保情况普遍。因此,为彻底、统筹化解某文旅公司整体债务问题,使两家核心经营子公司继续保留在上市公司内,维持并提升某文旅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与盈利能力,同步整体化解某文旅公司及两家核心子公司的债务危机,需对某文旅公司及两家核心子公司的重整程序进行协调审理。否则,上市公司的核心资产将无法获得保护、经营无法恢复正常,进而无法一揽子整体化解某文旅公司债务危机,持续经营能力也将遭受重大不利影响。
具体而言,协调审理过程中,在依法依规且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基础上,某文旅公司通过提供财务资助、代为清偿等方式向两家核心子公司提供偿债资源,用于支付两家核心子公司重整费用、共益债务以及清偿各类债务,两家核心子公司的债务清偿方案与某文旅公司保持一致。同时,某文旅公司及其两家核心子公司作为彼此独立的法人主体,各家公司分别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并分别在各自的重整程序中由各自的债权人分开表决。上述程序亦符合2024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的《关于切实审理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第28条上市公司与关联公司协同重整的相关规定。三家公司重整程序经协调审理,最终保留某文旅公司的核心经营资产,并一揽子化解债务危机,消除退市风险,为进一步提升某文旅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奠定基础。
三、关于位于不同注册地的上市公司母子公司重整程序协调审理如何确定管辖问题
某文旅公司的核心子公司长沙某文化公司注册地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北京一中院并不当然享有对其重整案件的管辖权。然而,如果以不同法院分别管辖、不同管理人分别负责重整工作的方式推进重整,将徒增重整成本和重整程序耗时,为重整工作的推进增加不确定性,工作效率和重整效果亦无法保障。同时,由于某文旅公司本部作为某置地公司、长沙某文化公司的核心控制主体,负债规模最大且已提前进入预重整,形成了涉及两家核心子公司的可行性重整方案,由北京一中院一并管辖某文旅公司及两家核心子公司重整案件具有现实基础。鉴此,本案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跨省协调后,报请共同上级法院即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北京一中院实施集中管辖,实现对某文旅公司、某置地公司、长沙某文化公司三个重整程序的协调审理、集中管辖。
裁判要旨
1. 企业集团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先行启动上市公司单独重整”+“统筹推进企业集团实质合并重整”的方式,一体推进集团内部不同类型企业的重整程序,从而维护企业集团整体的核心资产和重要偿债资源,确保企业集团资产、债权人利益最大化。
2.上市公司及其核心子公司作为彼此独立的法人主体,需要分别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并在各自的重整程序中由分组的债权人进行表决。在依法依规且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维护上市公司地位的前提下,偿债资源和方案可以统筹安排,一揽子全面化解债务风险。
3. 对于上市公司、非上市子公司住所地不同的,为提升重整案件审理效率、降低破产成本,相关人民法院之间应当积极协商解决管辖问题;协商不成的,由双方逐级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协调处理,必要时报请共同的上级人民法院。综合考虑核心控制企业住所地等因素,可以由上市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集中管辖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子公司破产重整案件。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79条、第84条、第85条、第86条
一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3)京01破389号民事裁定(2023年12月15日)
一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3)京01破390号民事裁定(2023年12月15日)
一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3)京01破391号民事裁定(2023年12月15日)
一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京01破199号民事裁定(2024年2月23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威某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四家关联企业申请破产重整案
2025-08-2-422-002 · (2023)沪03破1041号 · 2025
民事 申请破产重整 新能源车企 实质合并重整 车主权益保障
裁判要旨: 1.在新能源车企破产重整程序中,应当将支持履行维修保养义务作为保护车主权益的重要方面,依法构建从预重整、实质合并重整到复工复产的全链条、全过程保障机制,确保新能源汽车售后、车联网等服务保障措施的可行性与持续性。 2. 新能源车企破产重整程序中,与车主权益相关的必要支出,如为维持车联网服务、保障售后运营等产生的垫付费用,因直接服务于推进企业重整程序和保护车主核心权益,属于为全体债权人共同利益而发生的债务,符合企业破产法有关共益债务的规定,应当纳入共益债范围予以优先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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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申请破产重整/新能源车企/实质合并重整/车主权益保障
基本案情
威某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某汽车集团)成立于2012年5月,注册资本人民币60亿元(币种下同),曾经是获得工信部许可具备整车生产资质的国内新能源造车新势力头部企业之一,在浙江温州和湖北黄冈拥有两处整车生产基地,已对外销售新能源汽车12万辆。威某汽车集团与腾某云等三家互联网运营服务商签订服务协议,为车主提供网络信息数据专项车联网服务。后威某汽车集团因资金链断裂陷入经营困境,于2022年底停业停产。
2023年10月,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威某汽车集团的预重整申请。经债务人推荐,法院指定某律师事务所担任临时管理人。预重整期间,法院指导临时管理人依法保护广大车主权益,重点保障车联网服务不中断,并保障必要售后网点正常运营。临时管理人协调威某汽车集团确定留守人员65名,以维持售后、车联网、财务及工厂最基本的运转,安排专人全天候接听并回复车主售后来电。同年12月29日,法院裁定受理威某汽车集团重整申请,并随机摇号产生某会计师事务所,与临时管理人组成联合管理人。联合管理人接受指定后,与腾某云等车联网运营服务商洽谈续签服务协议,并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协调某企业垫付车联网服务费,保障车联网服务正常进行。2024年1月15日,联合管理人发布共益债投资招募公告和重整投资招募公告。经多轮接洽,最终成功招募到投资人。联合管理人与投资人签订《共益债借款协议》,约定投资人自2025年1月起按照每月258万元垫付车联网服务费,并在破产程序中依法认定为共益债。
2024年3月29日,本案举行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同年6月28日,经债务人申请,法院裁定将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至9月28日。9月27日,联合管理人申请将威某智慧出行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威某智慧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威某汽车制造温州有限公司纳入本案实质合并重整,并提交重整计划草案。经听证,法院于2024年12月10日裁定对上述三家关联企业与威某汽车集团进行实质合并重整。
2025年1月21日,本案召开实质合并重整后的债权人会议,审议重整计划草案并进行表决,各表决组均表决通过。其中担保债权组5户,同意户数占比60%,同意债权金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68.55%;普通债权组501户,同意户数占比74.85%,同意债权金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83.48%;出资人组12户,同意的股权占比76.29%。重整计划明确将某企业及投资人前期垫付的车联网服务费合计3424万元确定为共益债,在重整计划裁定批准后12个月内予以全额现金清偿。同年4月3日,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实质合并重整程序。此后,投资人复工复产团队全面接管威某汽车集团各项日常经营,从研产供销全链条构建信息化保障体系。一是将原车主的账户数据、车辆绑定信息迁移至新系统,确保APP功能无缝衔接,同时提供离线应急方案;二是对停产车型的关键部件实施定向补货,保障易损件的维修需求;三是研发系统软件持续更新,为原车型提供系统升级服务,保障车机功能、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稳定性。
裁判理由
威某汽车集团经预重整清产核资,在品牌、生产资质、市场运营及产业链等方面具备较大的重整价值。因威某汽车集团及其关联企业成员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成本过高、不实质合并将严重损害全体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的情形,应依法适用实质合并重整程序。本案的焦点问题为如何在新能源车企重整程序中保障车主权益,具体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1.关于维修保养义务的履行。威某汽车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作为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商和销售商,无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还是按照其与广大车主签订的销售合同的约定,都应当对生产、销售的汽车提供维修、保养等售后服务,确保消费者在购车后能够安全使用汽车,且该维修保养义务应贯穿企业预重整、实质合并重整及重整计划执行的全过程。消费者因支付全部购车款而已履行完毕合同义务,故案涉汽车销售合同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管理人不享有挑拣履行权。因此,管理人应当积极履职,协助威某汽车集团及其关联企业制定并执行预重整、实质合并重整及重整后的售后服务方案,全方位保障车主合法权益。
2.关于车联网费用作为共益债的认定。共益债是破产程序中为维护全体债权人共同利益,保障债务人持续运营或资产增值而产生的债务。案涉新能源车联网服务关乎机动车行驶安全和汽车行业对车控数据交互监管要求,尽管威某汽车集团及其关联企业陷入经营困境,但确保车机联网服务不中断既是维护广大车主正当用车权益的需要,也是维护车企品牌价值和债务人持续营业能力的关键。因企业自身资金枯竭,管理人充分运用共益债法定优先性吸引新资金,通过先协调某企业垫付车联网费用,后在重整程序中招募共益债投资人提供借款支付车联网费用的方式,摆脱车联网断网风险,有利于盘活债务人资产,推动重整成功。重整计划依法作为共益债优先清偿,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
充分考虑上述因素后形成的《重整计划草案》,依照企业破产法有关审议表决程序提交表决。按照表决规则,各债权人组和出资人组均表决通过。威某汽车集团及其关联企业严重资不抵债,重整计划将原出资人股权全部让渡给重整投资人,对出资人的权益调整公平、公正。债权清偿方案亦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法定顺位分配规则,重整计划复工复产及后续经营方案具有一定可行性,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批准。
裁判要旨
1.在新能源车企破产重整程序中,应当将支持履行维修保养义务作为保护车主权益的重要方面,依法构建从预重整、实质合并重整到复工复产的全链条、全过程保障机制,确保新能源汽车售后、车联网等服务保障措施的可行性与持续性。
2. 新能源车企破产重整程序中,与车主权益相关的必要支出,如为维持车联网服务、保障售后运营等产生的垫付费用,因直接服务于推进企业重整程序和保护车主核心权益,属于为全体债权人共同利益而发生的债务,符合企业破产法有关共益债务的规定,应当纳入共益债范围予以优先清偿。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2条第4项、第86条、第11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9〕3号,2020年修正)第2条第1款
其他程序: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3)沪03破1041号民事裁定(2023年12月29日)
其他程序: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3)沪03破1041号之六民事裁定(2024年12月10日)
其他程序: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3)沪03破1041号之九民事裁定(2025年4月3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易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破产重整案
2025-08-2-422-003 · (2022)京74破1号 · 2025
民事 申请破产重整 保险公司 保单债权人 保险保障基金公司 统一代理 债权分类申报 风险隔离机制
裁判要旨: 针对保险公司保单持有人人数众多、分布广泛,保单金额及履行情况不同等情况,为最大化保护全体保单债权人的实体和程序权利,防范化解风险,有必要在保险公司破产重整程序中构建风险隔离机制。在构建风险隔离机制时,可以根据案件情况采取以下措施:受理重整申请后及时公告保险公司存续保单业务继续经营、全面履约,稳定市场预期;由保险保障基金公司统一代理债权申报、全程参与重整程序;针对不同类型保单债权分类申报、分别审查;积极引入重整投资人,保障保险公司按重整计划和相关合同约定全额现金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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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申请破产重整/保险公司/保单债权人/保险保障基金公司/统一代理/债权分类申报/风险隔离机制
基本案情
易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某保险公司)于2016年2月26日经原中国银行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保监会)批准设立,系全国四家互联网保险公司之一。2022年6月29日,经银保监会批准同意易某保险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7月15日,北京金融法院裁定受理易某保险公司破产重整申请,指定由易某保险公司清算组担任管理人,并发布受理公告。同日,易某保险公司官网发布继续营业暨存量保险合同继续履行公告,截至重整受理日尚未到期且仍需履行剩余期限保险责任的保单持有人无需申报债权,其保险合同权益不受重整影响。某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保险基金公司)官网也于同日发布关于依法保障保单债权人权益的公告,明确需要进行债权申报的保单债权人由某保险基金公司在取得授权的基础上统一代理申报保单债权,不同意的可以自行向破产管理人申报债权。后某保险基金公司经授权统一代理7641家占比达99.7%的保单债权人申报债权人民币112452252.82元。9月6日,法院依法召集易某保险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审查申报债权并表决通过了相关决议,指定某保险基金公司担任债权人会议主席。在此基础上,管理人充分披露易某保险公司的经营、资产负债等情况并作出详细说明,通过市场化方式引入实体新能源车企作为重整投资人。2023年1月12日,法院召集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暨出资人组会议,高票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及投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其中,保单债权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共7219家,全部同意重整计划草案。
北京金融法院于2023年2月24日作出(2022)京74破1号之二民事裁定:批准易某保险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并终止本案破产重整程序。5月24日,北京金融法院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案件重整程序。
裁判理由
本案是全国首例保险公司破产重整案,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建立风险隔离机制从而最大化保护易某保险公司保单债权人的利益。为此,法院依法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是法院公告受理破产重整申请当日,易某保险公司同时公告继续经营和全面履约,稳定市场预期。在易某保险公司申请破产重整受理阶段,法院充分调查、确认存量保险业务具备继续经营可行性、保险合同具有全面履行可能性后,协调易某保险公司在法院发布受理公告同日,发布继续营业暨存量保险合同继续履行公告。易某保险公司承诺全面履行保险合同义务、保险消费者合同权益不受公司破产重整的影响,该承诺稳定了市场预期,也为后来成功招募破产重整投资人奠定基础。
二是创设保险基金公司统一代理保单债权人机制,保障重整程序依法有序推进。在破产重整申请审查期间,法院与银保监会、易某保险公司清算管理人协商确定某保险基金公司统一代理、全程参与易某保险公司重整工作的方案。法院监督指导某保险基金公司统一代理7641家保单债权人申报债权逾亿元。某保险基金公司作为保单债权人的代理人,同时作为债权人委员会主席,全程参与易某保险公司重整工作,包括参与易某保险公司破产重整投资人招募,监督投资人招募流程、投资方案、易某保险公司清产核资工作等,并在审查清产核资结论基础上评价投资人的投资方案。某保险基金公司全程参与易某保险公司重整工作,既减少了保单债权人的程序负担,又确保了程序公正。
三是针对不同类型的保单债权,采取分类申报、分别审查的处理方式。银保监会接管期间,易某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但履行情况不同,主要包括:1.破产重整受理日前已到期,已发生保险事故,但保险人尚未完成赔付的保单;2.破产重整受理日前未到期,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完成本次赔付后保险责任即终止的保单;3.已申请退保,但保险人尚未退还保险费的保单等。基于上述客观情况,法院采取了保单债权分类申报、分别审查的处理方式,对不同类型保单债权人的债权申报、债权确认、表决权行使、债权清偿、重整方案等分别作出安排,有效保障案涉保险合同的全面履行。
四是积极引入重整投资人,最大化保障保单债权人利益。破产重整过程中,借助重整投资人的自身产业优势、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推进易某保险公司的业务领域向新能源汽车保险业务延伸,扩大实体与金融协同效应,提升了易某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为稳妥处置并化解案涉金融风险提供了有力保障。根据已表决通过、法院裁定批准的破产重整计划草案,易某保险公司的职工债权、保单债权等各类债权全额现金清偿,在破产重整计划执行期内一次性支付;暂未确认、未申报的保单债权以保险责任准备金预留偿债资源,如实际应受领的债权金额超过预留偿债资源,由易某保险公司承担清偿责任,重整投资人保障易某保险公司按重整计划和相关合同约定进行全额现金偿付。
裁判要旨
针对保险公司保单持有人人数众多、分布广泛,保单金额及履行情况不同等情况,为最大化保护全体保单债权人的实体和程序权利,防范化解风险,有必要在保险公司破产重整程序中构建风险隔离机制。在构建风险隔离机制时,可以根据案件情况采取以下措施:受理重整申请后及时公告保险公司存续保单业务继续经营、全面履约,稳定市场预期;由保险保障基金公司统一代理债权申报、全程参与重整程序;针对不同类型保单债权分类申报、分别审查;积极引入重整投资人,保障保险公司按重整计划和相关合同约定全额现金偿付。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15年修正)第90条
其他程序:北京金融法院(2022)京74破申1号民事裁定(2022年7月15日)
其他程序:北京金融法院(2022)京74破1号之二民事裁定(2023年2月2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郭某宁诉林某稀及第三人北京伊某文化经纪有限公司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案
2025-08-2-496-001 · (2023)京0102执异1744号 · 2025
民事 追加 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 一人公司 财产混同 审计报告 举证责任 证明标准
裁判要旨: 1.一人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是否存在混同,人民法院应当对股东的举示证据进行实质审查。一方面,应当审查审计报告是否按照规定在每个会计年度作出、审计报告是否完整、是否有注册会计师签字等。另一方面,应当重点审查公司大额科目的解释与说明是否充分披露交易信息、是否与公司财务底稿信息保持一致、是否存在重大遗漏和虚假陈述,以及“其他应收”“其他应付”等可能记载一人公司与股东之间财务往来的财务会计科目。 2.一人公司债权人对股东提交的审计报告提出合理怀疑,比如未将法院判决确定的债务纳入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报告中存在大额科目记录与公司经营状况不符等情况,股东应当作出合理解释,必要时由作出审计报告的会计师出庭接受询问。股东无法对存疑事项作出合理解释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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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一人公司/财产混同/审计报告/举证责任/证明标准
基本案情
原告郭某宁诉称:其系第三人一人公司北京伊某文化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某文化公司)的股东,并提交了工商档案、工商底档及《验资报告》《专项审计报告书》《年度审计报告书》等,证明其个人财产与伊某文化公司财产不存在混同,并已实缴注册资本人民币50万元(币种下同)。因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3)京0102执异1744号执行裁定追加郭某宁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2)京0102执7955号执案件的被执行人。郭某宁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 撤销(2023)京0102执异1744号执行裁定;2.不予追加原告郭某宁为(2022)京0102执7955号执案件的被执行人;3.原告郭某宁无需对第三人伊某文化公司在上述案件中向被告林某稀所负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林某稀辩称:郭某宁提交的相关报告书形成于案件诉讼期间,系单方委托案外人制作,报告形式不符合公司法及会计法相关规定。报告中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均由伊某文化公司单方制作,无负责人签字及财务凭证、股东会议等佐证,对报告书内容的真实性存疑。从资产负债表中可以看出,伊某文化公司2021年、2022年的应付账款均未将其与林某稀合同纠纷生效判决确定的13万元应付款作为债务纳入其中,该记载内容与事实不符。此外,公开途径查询显示,伊某文化公司三笔进入执行程序的债务均没有纳入到资产负债表中。
法院经审理查明:伊某文化公司是2016年注册成立的一人公司。2022年8月30日,伊某文化公司原股东欧某瑶将股权全部转让给郭某宁。
2016年,林某稀与伊某文化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林某稀依照合同约定向伊某文化公司支付13万元。2021年10月29日,法院判决解除合同,伊某文化公司退还林某稀13万元。后林某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2年6月,法院执行实施部门以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23年底,林某稀提起执行异议,申请追加郭某宁为被执行人。2024年1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京0102执异1744号执行裁定:追加郭某宁为(2022)京0102执7955号案件的被执行人;郭某宁对伊某文化公司在上述案件中应向林某稀履行的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郭某宁不服该执行异议裁定,提起诉讼。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9日作出(2024)京0102民初2712号民事判决: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3)京0102执异1744号执行裁定书。宣判后,林某稀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10日作出(2024)京02民终12185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4)京0102民初2712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郭某宁的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郭某宁应否对伊某文化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后为202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三条吸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据此,林某稀以一人公司伊某文化公司与郭某宁财产混同为由申请追加郭某宁为被执行人,郭某宁应当举证证明伊某文化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但是,郭某宁并未举证证明伊某文化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故应当对伊某文化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具体而言:
其一,从证据形式看,伊某文化公司的股东郭某宁提交了《年度审计报告书》等证据材料,但2016年至2023年的《年度审计报告书》均不是在当年会计年度内作出,而是在诉讼期间集中形成。实践中,一人公司通常是中小微企业,资本规模、雇工规模与经营规模有限,有的财务会计制度不健全,存在年度审计报告不是当年会计年度内作出的客观情况。对于事后作出的审计报告,虽然不能直接否认其效力,但其证明力弱于当年作出的审计报告,故需对审计报告内容进行严格审核。
其二,从证据内容看,郭某宁提交的《专项审计报告书》《年度审计报告书》未将已进入执行程序的债务纳入伊某文化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且上述债务可以通过公开渠道查询获知。从金额上看,上述债务累计达24万元,占伊某文化公司注册资本近二分之一,是应当记载而未记载的事项。故郭某宁提交《专项审计报告书》《年度审计报告书》等证据存在重大瑕疵。
其三,从证据质证程序看,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书》《年度审计报告书》的审计机构未出庭接受询问,且郭某宁不能对林某稀提出的质疑作出合理解释。郭某宁称曾联系过审计机构,审计机构以接受法院询问不属于其业务范畴为由拒绝出庭。但通过相关平台查询发现,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书》《年度审计报告书》的审计机构处于注销状态。
综上所述,郭某宁虽然提交了《专项审计报告书》《年度审计报告书》,但该证据均系事后集中作出,且存在应当记载未记载情形;针对债权人提出的质疑,郭某宁亦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按照举证责任分配,郭某宁现有的举证没有达到法律要求的证明标准,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故对林某稀关于伊某文化公司与郭某宁财产混同、郭某宁依法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1.一人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是否存在混同,人民法院应当对股东的举示证据进行实质审查。一方面,应当审查审计报告是否按照规定在每个会计年度作出、审计报告是否完整、是否有注册会计师签字等。另一方面,应当重点审查公司大额科目的解释与说明是否充分披露交易信息、是否与公司财务底稿信息保持一致、是否存在重大遗漏和虚假陈述,以及“其他应收”“其他应付”等可能记载一人公司与股东之间财务往来的财务会计科目。
2.一人公司债权人对股东提交的审计报告提出合理怀疑,比如未将法院判决确定的债务纳入财务会计报告、审计报告中存在大额科目记录与公司经营状况不符等情况,股东应当作出合理解释,必要时由作出审计报告的会计师出庭接受询问。股东无法对存疑事项作出合理解释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4〕7号)第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第23条、208条(本案适用的是2018年10月26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62条、第6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2022年修正)第9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6〕21号,2020年修正)第20条
一审: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24)京0102民初2712号民事判决(2024年7月19日)
二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4)京02民终12185号民事判决(2024年12月1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刘某妤诉刘某勇、周某容共有物分割纠纷案
2025-16-2-054-001 · (2014)綦法民初字第04573号 · 2025
民事 共有 共同购房 房屋分割 唯一住房 父母居住权益 善良风俗
裁判要旨: 父母与子女共同出资购买唯一住房并登记为按份共有,子女对该房屋享有的所有权份额超出其出资份额的部分,属于父母对子女的赠与。父母子女发生纠纷后,子女请求分割前述房屋以直接取得房屋全部所有权,损害父母居住、安宁生活权益,有违公序良俗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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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共有/共同购房/房屋分割/唯一住房/父母居住权益/善良风俗
基本案情
刘某勇、周某容系夫妻,常住重庆市万盛区;刘某妤系二人独生女,常住江苏省苏州市。2012年11月,刘某勇、周某容、刘某妤以人民币28万元(币种下同)价款共同购买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子如路 X号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其中,刘某勇、周某容出资绝大部分,刘某妤出资少部分。案涉房屋产权证书载明,刘某妤(90%)、刘某勇(5%)及周某容(5%)按份共有案涉房屋。刘某勇、周某容名下仅有与刘某妤共同购置的前述案涉房屋。2014年6月2日,因就案涉房屋装修发生争议,刘某妤通知刘某勇、周某容停止装修该房屋。刘某妤想要父母直接将其对案涉房屋享有的10%所有权份额过户给自己所有,父母可继续在该房屋居住或者到苏州与自己共同居住,但刘某勇、周某容认为案涉房屋系养老用房,不愿前往苏州与刘某妤共同居住,也不同意将其享有的10%份额转让给刘某妤。
刘某妤认为,刘某勇、周某容未经其同意,擅自对该房屋进行装修,损害其合法权利,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依法分割案涉房屋并由刘某妤补偿刘某勇、周某容2.8万元后直接取得案涉房屋全部所有权;2.刘某勇、周某容赔偿其擅自装修给刘某妤造成的损失5000元。
刘某勇、周某容辩称:该房屋系刘某勇、周某容出资购买,属于刘某勇、周某容共同所有,不同意将其拥有的房屋产权份额(10%)转让给刘某妤。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9日作出(2014)綦法民初字第04573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刘某妤的诉讼请求。宣判后, 刘某妤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14日作出(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604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某妤以案涉房屋系三人按份共有且其占有90%份额,依法有权处分该房屋为由,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5年9月10日作出(2015)渝五中法民再终字第00043号民事判决:维持(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6040号民事判决。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刘某妤请求分割案涉房屋并以补偿相应价款取得父母对该房屋的份额,以实现对该房屋的单独所有,人民法院应否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百零一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九十九条(现为民法典第三百零三条)规定:“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对其他共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根据上述规定,案涉房屋系刘某勇、周某容及刘某妤三人按份共有,刘某妤占份额90%,属于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有权决定案涉房屋的处分。然而,物权法第七条(现为民法典第八条)明确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因此,刘某妤诉请分割案涉房屋并以补偿相应价款取得父母对该房屋的份额,以实现对该房屋的单独所有,亦应考量是否符合社会公德,是否损害其父母的合法权益。
本案中,刘某勇、周某容与刘某妤系父母子女关系,案涉房屋系双方共同购买用于居住且系刘某勇、周某容名下唯一住房。购房时,刘某勇、周某容出资绝大部分,刘某妤仅出资少部分。刘某勇、周某容将案涉房屋90%份额登记在刘某妤名下,远超出刘某妤出资占比部分,具有赠与性质,系父母疼爱子女的具体表现。相应地,为人子女,不仅应在物质上赡养父母,满足父母日常生活的物质需要,也应在精神上慰藉父母,善待父母,努力让父母安宁、愉快地生活。当前,刘某勇、周某容与刘某妤之间存在较深的误解与隔阂,双方生活习惯差距较大,刘某勇、周某容多年在本土生活,对居住地和居住方式的选择应予尊重,二人不愿离乡远赴苏州与刘某妤共同生活,不应强求。刘某妤虽承诺其取得案涉房屋全部财产份额后,仍可由刘某勇、周某容居住使用该房屋,但因双方缺乏信任且案涉房屋属于刘某勇、周某容唯一住房,刘某勇、周某容担心刘某妤取得完全产权后变卖案涉房屋而导致其无房居住,具有一定合理性。而刘某勇、周某容持有的财产份额价值较小,单独转让的可能性不大。此外,刘某妤既承诺案涉房屋由其父母继续居住,则本案请求其父母转让财产份额并无实际意义,徒增其父母的担忧,不符合精神上慰藉父母的伦理道德要求,反而可能导致父母子女关系恶化。
综上,刘某妤关于分割与其父母刘某勇、周某容共同购置的案涉房屋的请求,有违赡养老人传统美德,可能恶化父母子女关系并损害其父母对案涉房屋的居住权益,人民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裁判结果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9日作出(2014)綦法民初字第04573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刘某妤的诉讼请求。宣判后, 刘某妤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14日作出(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604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某妤以案涉房屋系三人按份共有且其占有90%份额,依法有权处分该房屋为由,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5年9月10日作出(2015)渝五中法民再终字第00043号民事判决:维持(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6040号民事判决。
裁判要旨
父母与子女共同出资购买唯一住房并登记为按份共有,子女对该房屋享有的所有权份额超出其出资份额的部分,属于父母对子女的赠与。父母子女发生纠纷后,子女请求分割前述房屋以直接取得房屋全部所有权,损害父母居住、安宁生活权益,有违公序良俗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条、第301条、第303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7条、第97条、第99条)
一审: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2014)綦法民初字第04573号民事判决(2014年9月9日)
二审: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6040号民事判决(2015年1月14日)
再审: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5)渝五中法民再终字第00043号民事判决(2015年9月1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兴某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诉湖南潭某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
2025-16-2-103-002 · (2021)最高法民终541号 · 2025
民事 借款合同 破产 破产管理人 送达 调解书未生效
裁判要旨: 债务人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应由管理人代表债务人参加。管理人未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债务人与对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人民法院因此所作民事调解书及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签收民事调解书的行为均属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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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借款合同/破产/破产管理人/送达/调解书未生效
基本案情
原告兴某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某国托公司)诉称:2014年,其与被告湖南潭某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潭某高速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并与被告泰某基建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某基建公司)、泰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某控股公司)签订了相关担保合同。兴某国托公司依约支付了所借款项,而潭某高速公司仅偿还了少部分借款。兴某国托公司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潭某高速公司立即向兴某国托公司偿还全部贷款本金人民币6.5亿元(币种下同)、利息36721388.88元及逾期罚息(罚息以贷款本金6.5亿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7.7%从起诉之日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并承担兴某国托公司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125万元,以上暂计687971388.88元;2.泰某基建公司对潭某高速公司在第1项诉讼请求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兴某国托公司对泰某控股公司持有的泰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某科技公司)100%的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4.兴某国托公司对泰某科技公司名下位于某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对应的地上建筑物大厦享有优先受偿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兴某国托公司(贷款人)与潭某高速公司(借款人)签订《信托贷款合同》,约定本合同项下的贷款为流动资金贷款,由借款人用于归还股东借款和补充运营资金,贷款资金来源于贷款人管理的一个信托资金。贷款金额为6.5亿元;借款期限为24个月,年利率11.8%。为保障债权人兴某国托公司的利益,案涉《信托贷款合同》项下还采取了以下相关担保措施:兴某国托公司(债权人、甲方)与泰某基建公司(保证人、乙方)签订《保证合同》;兴某国托公司(质权人)与泰某控股公司(出质人)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兴某国托公司(抵押权人)与泰某科技公司(抵押人)签订《抵押合同》。案涉6.5亿元贷款于2014年6月30日由兴某国托公司向潭某高速公司一次性发放完毕。
另查明,潭某高速公司偿还了部分借款。因为另案涉及借款纠纷,潭某高速公司的财产被法院依法查封、冻结。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3日判决:一、潭某高速公司偿还兴某国托公司贷款尚欠本金5.8亿余元、利息和逾期罚息以及兴某国托公司为实现债权而实际支出的律师代理费125万元;二、泰某基建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如果潭某高速公司未履行给付义务,兴某国托公司有权对质押财产即泰某控股公司持有的泰某科技公司100%的股权以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在潭某高速公司给付义务范围内优先受偿;四、兴某国托公司对泰某科技公司名下某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对应的地上建筑物享有抵押权,有权依法处分该抵押物,并就所得价款在潭某高速公司给付义务范围内优先受偿;五、驳回兴某国托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兴某国托公司、潭某高速公司、泰某控股公司、泰某科技公司均不服并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过程中,当事人自行达成和解协议,请求法院确认。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和解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遂于2021年8月11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终541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了和解协议的内容。
潭某高速公司破产管理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称:二审调解书系由债务人潭某高速公司私自与兴某国托公司达成,违背了调解自愿原则。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0日作出裁定受理了潭某高速公司破产清算案,并于2021年7月9日作出决定书指定潭某高速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最高人民法院2021年6月9日公开审理本案,管理人发现后于同年8月9日向最高人民法院邮寄了《通知书》并请求中止审理。最高人民法院于8月11日签收了该通知书。之后,管理人经多方渠道获知,最高人民法院已经于8月16日向各方当事人邮寄了二审调解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该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管理人履行下列职责:......(七)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潭某高速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本案应当中止审理,在管理人接管后由管理人代表潭某高速公司进行诉讼。即便进行调解,也应当由管理人代表公司进行。潭某高速公司作为破产程序中的债务人,其进入破产程序后,原企业包括股东会、董事会、法定代表人等原公司权力机构、执行机构和个人,均丧失代表企业进行诉讼的能力,无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并达成调解。综上,潭某高速公司在本案二审审理中进入破产程序,其未经管理人同意私自在诉讼中达成调解,违反了调解自愿原则,且调解内容违反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年修正)第二百零八条规定的情形,请求予以撤销,重新审理本案。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二审调解书未生效,本案由原二审合议庭继续审理。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8日作出(2022)最高法民申401号民事裁定,驳回潭某高速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2021年4月20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受理了某局集团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对潭某高速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同年7月9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理人为湖南某律师事务所和某会计事务所联合体,管理人负责人为陈某。本案二审于2021年3月30日立案。同年6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开庭,潭某高速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广东某律师事务所律师曹某出庭参加二审庭审。同年8月2日本案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该协议盖有潭某高速公司公司章和法定代表人付某平签章。最高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经审查后于8月11日作出本案二审民事调解书。潭某高速公司及其他各方当事人于8月16日签收。依据上述事实,本案二审各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时,潭某高速公司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二审审理未予中止、管理人未作为诉讼代表人继续参加诉讼,潭某高速公司不具有达成本案和解协议和签收本案二审调解书的合法主体资格,故本案和解协议的签订和本案二审调解书的送达,均不具有法律效力,二审调解书未生效,本案应由最高人民法院原二审合议庭继续审理。
裁判要旨
债务人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应由管理人代表债务人参加。管理人未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债务人与对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人民法院因此所作民事调解书及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签收民事调解书的行为均属无效。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3条、20条、25条
一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闽民初字第140号民事判决(2018年6月13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186号之一民事裁定(2020年4月3日)
重审一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闽民初206号民事判决(2020年10月30日)
重审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终541号民事判决(2021年8月11日)
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申401号民事裁定(2023年11月2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李某诉某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市某律师 事务所管理人责任纠纷案
2025-16-2-297-001 · (2014)二中民再初字第04529号 · 2025
民事 破产 破产抵销权 债权人会议 管理人法定职责 返还原物
裁判要旨: 1.债务人破产,与其互负债务的债权人,可以主张抵销。即使双方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同,亦可行使抵销权。抵销范围应以债权人申报且经破产管理人确认的金额为限。 2.债权人会议无权就债权人主张的破产抵销权能否成立问题作出决议。破产管理人对抵销主张有异议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管理人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不当转让他人财产或者造成他人财产毁损、灭失,导致他人损害产生的债务作为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不足弥补损失的,管理人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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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破产/破产抵销权/债权人会议/管理人法定职责/返还原物
基本案情
2002年2月22日,李某与北京某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某房地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购买案涉房屋,价款为人民币7164990元(币种下同)。合同签订后,李某支付了房款,北京某房地产公司交付了房屋。后因客观原因,李某不能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于是另案起诉请求解除合同。2004年,另案判决《商品房买卖合同》解除,北京某房地产公司退还购房款及利息,李某返还房屋。该判决生效后,双方均未履行义务。
2005年,北京某房地产公司申请破产,法院指定某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清算事务所)、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某律师事务所)担任破产管理人。2007年,李某申报债权,破产管理人确认其债权为7547094元(即购房款本金及利息)。李某请求用案涉房屋抵销其所享有的债权,被破产管理人拒绝。北京某房地产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前案生效判决,由李某返还案涉房屋,法院以超过申请执行期限为由,未予强制执行。2010年,北京某房地产公司提起另案诉讼,要求李某返还案涉房屋。法院认为北京某房地产公司的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驳回其起诉。2011年,北京某房地产公司破产管理人未经李某同意,自行打开房门,将房内物品转移并收回案涉房屋。李某后来又自行打开房门,持续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至今。
2009年,北京某房地产公司债权人会议通过了破产管理人与北京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某投资公司)签订的案涉房屋转让合同。2014年,破产财产买受人北京某投资公司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
2011年,李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某清算事务所、某律师事务所因非法侵入住宅赔礼道歉、返还财物并赔偿损失;2.恢复李某行使抵销权;3.将案涉房屋权属恢复到李某名下。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另案已判决解除北京某房地产公司和李某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判令李某将案涉房屋退还北京某房地产公司,故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属于北京某房地产公司。北京某房地产公司被宣告破产后,管理人某清算事务所、某律师事务所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履行接管北京某房地产公司财产的法定职责。某清算事务所、某律师事务所收回案涉房屋,属于履行管理人法定职责的职务行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管理人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属于共益债务,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管理人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只有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不当转让他人财产或者造成他人财产毁损、灭失,导致他人损害由债务人财产清偿不足弥补损失时,权利人方可向管理人主张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本案中,李某在未向北京某房地产公司主张权利的情况下直接向管理人主张权利,没有法律依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6日作出(2014)二中民再初字第04529号民事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李某不服,提起上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案涉房屋属于北京某房地产公司所有,是北京某房地产公司破产财产。某清算事务所、某律师事务所作为管理人收回案涉房屋属于管理人的职务行为。李某诉称某清算事务所、某律师事务所未经许可进入案涉房屋,将室内全部财物抢走,因此要求返还财物并赔偿损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破产法解释二》)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李某的诉讼请求属于共益债务范围,本案应按司法解释确定的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的顺序进行处理,即共益债务应当首先由债务人北京某房地产公司的破产财产进行清偿。如果破产财产能够满足李某的赔偿请求,则没有必要再向某清算事务所、某律师事务所提出赔偿要求。只有在破产财产不足以满足李某的权利请求时,李某才可以向某清算事务所、某律师事务所提出赔偿的要求。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李某明确表示不同意将北京某房地产公司作为本案被告。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处理结果正确。对于李某所称管理人剥夺其抵销权和高价竞买破产财产的权利的上诉理由,因债权人会议已经就上述问题作出决议,李某亦已出席债权人会议,会议决议对李某具有约束力,不予支持。对于李某要求管理人将案涉房屋权属恢复到其名下的上诉请求,因另案生效判决已经确定了案涉房屋的权属,此项请求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不予支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遂于2015年4月14日作出(2014)高民(商)再终字第4854号民事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某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6日作出(2015)民申字第1766号民事裁定,驳回李某的再审申请。李某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认为:1.原判决认定李某要求返还财物属于共益债务的范围,对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适用法律错误。2.原判决以债权人会议已作出决议为由,对李某主张管理人非法剥夺其抵销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适用法律错误。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2020)最高法民再69号民事判决,改判:1.撤销一审、二审判决;2.某清算事务所、某律师事务所以北京某房地产公司破产财产向李某支付7547094元,某清算事务所、某律师事务所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某清算事务所、某律师事务所以北京某房地产公司破产财产向李某支付财产损失赔偿款50万元,某清算事务所、某律师事务所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驳回李某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一是债权人会议是否有权就债权人主张的破产抵销权作出决议;二是李某主张的抵销权能否成立及其范围;三是李某请求返还财物等诉讼请求应否支持。
关于债权人会议是否有权就债权人主张的破产抵销权作出决议的问题。《破产法解释二》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管理人对抵销主张有异议的,应当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内或者自收到主张债务抵销的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无正当理由逾期提起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李某提出抵销的要求后,破产管理人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否定了李某的要求,而没有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解决争议,影响了李某抵销权的行使,其具有过错。因此,如果北京某房地产公司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李某7547094元,则不足部分应由破产管理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关于李某主张的抵销权能否成立及其范围的问题。李某与北京某房地产公司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解除后,双方间的法律关系转化为清理型的债务关系,双方的权利可以认定为债权请求权,北京某房地产公司与李某互负债务。在债务人破产的情形,与其互负债务的债权人,可以主张抵销。即使双方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同亦可抵销。抵销范围应以李某申报且经破产管理人确认的债权及相应利息为限。
关于李某请求返还财物等诉讼请求应否支持的问题。在李某主张的抵销权已得到支持的情形下,其提出的“恢复李某行使抵销权、将案涉房屋权属恢复到李某名下”等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李某在已被另案生效判决判令退还案涉房屋,且破产管理人多次要求其退还的情形下,仍继续占有案涉房屋,对纠纷的发生亦负有一定的责任,其提出的“某清算事务所、某律师事务所因非法侵入住宅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
破产管理人自行打开案涉房屋的房门,擅自转移李某财物的行为构成侵权,首先应以返还原物的方式承担侵权责任。但鉴于破产管理人已两次转移案涉物品,无法证明当年被转移的案涉物品尚存且未发生毁损,故不宜判令破产管理人返还原物,但李某因此而发生的损失应得到赔偿。李某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文物及书法作品确实存在,破产管理人亦不认可,因此该部分不予支持;其他物品赔偿予以支持。管理人转移李某所有的案涉物品,系执行职务过程中实施的行为。根据《破产法解释二》第三十三条规定,对于李某案涉物品的损失,应以破产财产予以赔偿,破产管理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
1.债务人破产,与其互负债务的债权人,可以主张抵销。即使双方互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同,亦可行使抵销权。抵销范围应以债权人申报且经破产管理人确认的金额为限。
2.债权人会议无权就债权人主张的破产抵销权能否成立问题作出决议。破产管理人对抵销主张有异议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管理人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不当转让他人财产或者造成他人财产毁损、灭失,导致他人损害产生的债务作为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不足弥补损失的,管理人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5条、第42条、第43条、第61条、第6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3号)第7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法释〔2013〕22号,2020年修正)第33条、第42条、第43条
一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民再初字第04529号民事判决(2014年9月26日)
二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民(商)再终字第4854号民事判决(2015年4月14日)
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766号民事裁定(2015年10月26日)
再审判决: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再69号民事判决(2024年4月2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某某机械公司诉中铁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2024-01-2-114-002 · (2022)鲁17民初26号 · 2024
民事 承揽合同纠纷 管辖 协议管辖 集中管辖
裁判要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之所以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目的是便于受理破产申请的法院能够更加全面清晰掌握破产企业的债权债务关系,提高司法效率,实现对破产企业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充分保障。该规定属于特别规定,应当优先于普通管辖规定。故破产集中管辖法院与当事人协议管辖法院不一致时,应优先适用破产集中管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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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承揽合同纠纷/管辖/协议管辖/集中管辖
基本案情
原告某某机械公司起诉称,其因与被告中铁某公司存在承揽合同纠纷,遂起诉至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中铁某公司支付加工费及违约金。被告中铁某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请求将该案移送至合同协议管辖地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审理。
2022年3月9日,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鲁17民初26号之一民事裁定,认为双方当事人在案涉承揽合同的争议解决条款中约定,双方在履行合同中发生争议时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甲方(中铁某公司)法人机构住所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诉讼。但是,在原告某某机械公司起诉之前,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即已裁定包括某某机械公司在内的三十二家公司进入合并和解程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某某机械公司系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17破3号破产案件中的债务人,故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被告中铁某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成立。
中铁某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4日作出(2022)鲁民辖终84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系承揽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对管辖权存在争议,系因合同协议管辖条款与破产法管辖规定产生冲突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本案中,案涉承揽合同虽然约定产生纠纷时由甲方(中铁某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但某某机械公司在本案起诉时已被(2020)鲁17破申11号民事裁定书批准进入合并和解程序。当民事诉讼法和破产法的管辖规定产生冲突时,由于破产法属于特别的民事诉讼程序法,根据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原则,本案应优先适用破产集中管辖规则。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某某机械公司的破产受理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裁判要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之所以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目的是便于受理破产申请的法院能够更加全面清晰掌握破产企业的债权债务关系,提高司法效率,实现对破产企业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充分保障。该规定属于特别规定,应当优先于普通管辖规定。故破产集中管辖法院与当事人协议管辖法院不一致时,应优先适用破产集中管辖规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1条
一审: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17民初26号之一民事裁定(2022年3月9日)
二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鲁民辖终84号民事裁定(2022年8月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某光公司诉某而佳公司不当得利纠纷案
2024-01-2-144-002 · (2021)鲁13民初512号 · 2024
民事 不当得利纠纷 管辖 重整程序 集中管辖
裁判要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的规定,适用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在破产程序进行中发生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因重整程序终止后新发生的事实或事件引发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有关集中管辖的规定。因此,因重整程序终止后新发生的事实引发的与债务人有关的民事诉讼不适用破产集中管辖规定,应适用一般管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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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不当得利纠纷/管辖/重整程序/集中管辖
基本案情
原告某光公司起诉称,其与被告某而佳公司存在不当得利纠纷,遂起诉至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某而佳公司返还不当得利及利息。被告某而佳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请求将该案移送至被告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法院审理。
法院查明,2017年4月21日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某光公司破产重整申请,同年12月29日裁定终止某光公司重整程序。重整程序期间,管理人审计认定被告某而佳公司对原告某光公司享有普通债权。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对普通债权受偿比例进行调整,某而佳公司的债权受偿比例因此产生变化。2017年4月至2019年2月期间,某光公司向某而佳公司错误支付了债权受偿款及货款,引发不当得利纠纷。
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17日作出(2021)鲁13民初512号民事裁定,认为本案属于重整程序终止后新发生的事实引发的民事诉讼,应当适用一般管辖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被告某而佳公司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成立,案件移送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法院审理。某光公司不服该裁定,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11日作出(2022)鲁民辖终17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系不当得利纠纷,争议焦点为案涉重整程序终止后有关债务人民事诉讼的管辖问题。本案中,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9日裁定终止某光公司重整程序,而原告某光公司主张的不当得利事实发生于某光公司重整程序终止之后,持续至2019年2月,且不当得利纠纷系因某光公司重整计划调整普通债权受偿比例所致。本案属于重整程序终止后新发生的事实引发的民事诉讼,破产集中管辖规定于本案无适用余地,应适用一般管辖的规定。被告某而佳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某而佳公司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案件移送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法院处理并无不当。
裁判要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的规定,适用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在破产程序进行中发生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因重整程序终止后新发生的事实或事件引发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有关集中管辖的规定。因此,因重整程序终止后新发生的事实引发的与债务人有关的民事诉讼不适用破产集中管辖规定,应适用一般管辖的规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1条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13条
一审: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13民初512号民事裁定(2022年1月17日)
二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鲁民辖终17号民事裁定(2022年3月1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张某某诉某科创机械公司、骆某某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2024-01-2-262-001 · (2020)川0117民初7117号 · 2024
民事 股东资格确认 财产性权利 诉讼标的额 级别管辖
裁判要旨: 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实际解决的是当事人之间的股权归属问题。在无其他证据证明股权实际价值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当事人约定的股权价值认定案件的诉讼标的额,并据此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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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股东资格确认/财产性权利/诉讼标的额/级别管辖
基本案情
张某某诉称,其与骆某某签订《股权代持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成立某科创机械公司,注册资金5000万元,张某某作为某科创机械公司实际投资者,享有某科创机械公司100%股权,骆某某代张某某持某科创机械公司100%股权。某科创机械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时,骆某某不得要求张某某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张某某提出要求时,骆某某应配合办理工商变更手续。此后,张某某将所持有的某科创机械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成都某光工业公司,但骆某某拒绝按照股权代持协议约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导致张某某向成都某光工业公司支付违约金200万元。张某某向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骆某某所持某科创机械公司100%的股权为张某某所有;2.某科创机械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股东名册中骆某某所持100%股权变更至张某某名下;3.骆某某协助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及相关手续;4.骆某某赔偿张某某损失200万元。
某科创机械公司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股权作为一项综合性权利,包括财产性权利。因骆某某所持某科创机械公司股份权利价值5000万元,加上张某某要求骆某某赔偿的200万元,本案诉争标的为5200万元,已经超过四川省辖区内基层法院级别管辖的标准,由此本案应由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骆某某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本案应由骆某某住所地的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4日作出了(2020)川0117民初7117号民事裁定,驳回某科创机械公司、骆某某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某科创机械公司、骆某某提出上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9日作出(2021)川01民辖终157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裁定,本案由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股东资格的确认实际系对股权归属的确认。股权属于综合性权利,既包含财产性权利,也包含非财产性权利。张某某诉请确认骆某某所持某科创机械公司100%的股权为其所有,双方对案涉股权价值存有争议且未能提交足以证明争议股权实际价值的相关证据。案涉《〈股权代持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张某某作为公司实际股东的出资额为5000万元,某科创机械公司营业执照显示的注册资本亦为5000万元。故本案应以协议约定张某某的5000万元出资额为标准,确定级别管辖。
裁判要旨
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实际解决的是当事人之间的股权归属问题。在无其他证据证明股权实际价值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当事人约定的股权价值认定案件的诉讼标的额,并据此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年修正)第27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第1条第2款
一审: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2020)川0117民初7117号民事裁定(2021年3月4日)
二审: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川01民辖终157号民事裁定(2021年4月2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某食品公司诉某实业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案
2024-01-2-269-001 · (2023)鲁06民辖终60号 · 2024
民事诉讼 股权转让 担保与反担保 关联协议 变更管辖
裁判要旨: 1.在当事人签订有多份涉及管辖约定的协议的情况下,如果能够认定多份协议间存在着主从合同关系,应当依据主合同关于管辖权的约定确定管辖法院。 2.如果不能确定多份涉及管辖约定的协议存在主从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在确定管辖法院时,首先审查多份管辖协议选择的连接点是否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其次审查多份管辖协议是否是在诉讼前通过书面形式形成,最后审查多份管辖协议之间的关系,根据签订时间先后、内容之间的关系,确定管辖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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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诉讼/股权转让/担保与反担保/关联协议/变更管辖
基本案情
原告某食品公司诉称,2018年4月20日,原告作为受让方与被告某实业公司签订《某果汁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确认某果汁公司总负债为5303万元,约定被告某实业公司将其在某果汁公司所占的54%股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给原告某食品公司,并将某果汁公司的外欠债务款2279.79万元支付给原告。同时约定发生纠纷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2018年9月19日,被告某实业公司向原告某食品公司出具《担保承诺函》,同意将其持有的某合公司60%的股份作为支付2279.79万元款项的债务担保。某合公司在该《担保承诺函》中加盖印章同意用其公司名下资产作为担保。2019年1月18日,被告某实业公司与原告某食品公司再次就某果汁公司的股权转让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作为《某果汁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约定某食品公司同意以1元人民币受让某实业公司占某果汁公司的54%股权;发生纠纷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同时约定关于公司债务承担及股东反担保解决等一揽子问题,股东方可依据法律及相关规定另行协商处理。2019年1月18日,某食品公司(乙方)与某实业公司(甲方)及案外人某鑫食品公司(丙方)、王某(丁方)签订《关于股权转让及反担保解除的一揽子协议》(以下简称《一揽子协议》)。《一揽子协议》载明鉴于《某果汁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等合同,各方确认某实业公司应支付某果汁公司的负债2279.79万元及某果汁公司54%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金对价为1元人民币及其他担保与反担保责任解除等问题;同时约定发生纠纷由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法院管辖。即《一揽子协议》又重新确认了《某果汁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关于股权转让权利义务等内容。
依据2018年6月26日《某果汁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019年1月18日《关于股份转让及反担保解除的一揽子协议》及某合公司在《担保承诺函中》出具的担保保证,某实业公司应付某食品公司股权转让的超额负债2279.79万元。由于某实业公司仅支付900万元,故某食品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实业公司支付某食品公司欠款1379.79万元及利息;某合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
被告某实业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某食品公司起诉某实业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仅涉及股权转让的两方,而《一揽子协议》除某食品公司与某实业公司外,还涉及丙方某鑫食品公司及丁方王某。本案诉讼合同依据应为2019年1月 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而《一揽子协议》是针对 2018年4月20日的《某果汁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扩展性约定,与股权转让纠纷没有直接的联系。
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2019年1月18日,某食品公司与某实业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基于公司债务的担保或反担保等事宜的处理,以双方另行约定为准”,故推定《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早于同日签订的《一揽子协议》,应以《一揽子协议》为最后签订的合同为由,应由招远市人民法院管辖。招远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1日作出( 2022 )鲁 0685 民初 3230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某实业公司对本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宣判后,某实业公司以本案应依据2019年1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确定管辖为由,提起上诉。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查后认为,某食品公司与某实业公司公签订三份股权转让协议,招远市人民法院在形式审查阶段推定同一天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与《一揽子协议》中,《一揽子协议》为后签订的合同,并以此确定管辖不妥。应审查合同内容后,确定多份管辖协议之间的关系,从而认定《一揽子协议》作为管辖依据。因招远市人民法院的裁判结果正确,该院于2023年3月13日作出(2023)鲁06民辖终60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实业公司与某食品公司就某果汁公司的股权转让分别签订了三份协议,即《某果汁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和《一揽子协议》,三份协议均约定了诉讼管辖法院,且均系与案件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但《某果汁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早于《股权转让协议》和《一揽子协议》,而《股权转让协议》和《一揽子协议》同日签订,但从协议内容上亦无法确认该两份协议签订时间的先后顺序。在此情况下,应当审查协议的关联性,确定三个协议的法律关系进而确定管辖法院。《一揽子协议》第三条约定的股权转让金及支付价款金额包含了《股权转让协议》中第五条所约定的股权转让金及支付价款内容,亦重新确认《某果汁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关于某实业公司应支付给某食品公司债款的问题。因此,可以认定《一揽子协议》重新确认了《某果汁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关于股权转让权利义务等相关内容,《某果汁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系《一揽子协议》的原相关联协议,三份协议具有延续性和一致性。《一揽子协议》第六条约定:“本协议经甲乙丙丁四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原相关协议约定的与本一揽子协议不一致处以本协议为准”;第七条约定:“由于本协议发生的争议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一方可向合同履行地招远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某果汁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与《一揽子协议》的管辖协议约定不一致的情况下,应以《一揽子协议》为准。《一揽子协议》约定由招远市人民法院管辖,故原审法院依法具有管辖权。某实业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1.在当事人签订有多份涉及管辖约定的协议的情况下,如果能够认定多份协议间存在着主从合同关系,应当依据主合同关于管辖权的约定确定管辖法院。
2.如果不能确定多份涉及管辖约定的协议存在主从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在确定管辖法院时,首先审查多份管辖协议选择的连接点是否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其次审查多份管辖协议是否是在诉讼前通过书面形式形成,最后审查多份管辖协议之间的关系,根据签订时间先后、内容之间的关系,确定管辖法院。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年修正)第3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2021年修正)第20条、第30条
一审: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法院(2022)鲁0685民初3230号民事裁定(2022年11月1日)
二审: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鲁06民辖终60号民事裁定(2023年3月13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包头某商务信息咨询中心等诉石河子某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包头市某稀土电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案
2024-01-2-470-002 · (2021)内0291民初2147号 · 2024
民事诉讼 第三人撤销之诉 公司法人 股东 原告主体资格 不予受理
裁判要旨: 股东与公司之间系利益共同体。公司参加民事诉讼的裁判结果一般都会影响到公司的资产、利益,从而间接影响股东的利益。基于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具有一致性,公司对外活动应推定为股东整体意志体现,公司在诉讼活动中的主张也应认定为代表股东的整体利益。因此,虽然公司诉讼的处理结果会间接影响到股东的利益,但股东的利益和意见已经在诉讼过程中由公司所代表,公司股东不能再作为第三人参加公司对外进行的诉讼。对于公司对外诉讼的生效裁判,股东也不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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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诉讼/第三人撤销之诉/公司法人/股东/原告主体资格/不予受理
基本案情
原告石河子某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诉包头市某稀土电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1日作出(2021)内0291民初2147号民事判决,撤销包头市某稀土电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9月2日作出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2021年10月25日作出的《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包头市某稀土电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2023)内02民终25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包头某商务信息咨询中心、包头市乐某某管理中心、包头市威某某管理中心、李某等包头市某稀土电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东,认为上述判决侵害了股东的合法权益,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2日作出(2023)内02民撤4号民事裁定:对包头某商务信息咨询中心、包头市乐某某管理中心、包头市威某某管理中心、李某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不予受理。包头某商务信息咨询中心等不服,提起上诉。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6日作出(2023)内民终731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系包头某商务信息咨询中心等包头市某稀土电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股东针对已经生效的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内02民终254号民事判决及包头市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1)内0291民初2147号民事判决而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设置功能主要是为了保护受错误生效裁判损害的未参加原诉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必须符合本应作为第三人参加原诉的身份条件。
本案中,(2021)内0291民初2147号民事判决、(2023)内02民终254号民事判决撤销了包头市某稀土电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9月2日作出的《包头市某稀土电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2021年10月25日作出的《包头市某稀土电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被撤销的股东大会决议属于包头市某稀土电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行为,包头某商务信息咨询中心、包头市乐某某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包头市威某某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李某作为该公司股东,对公司法人和他人之间的诉讼案件标的不具有独立请求权,不属于该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2021)内0291民初2147号、(2023)内02民终254号民事判决亦未判决包头某商务信息咨询中心、包头市乐某某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包头市威某某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李某承担民事责任,其与该案处理结果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属于该案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同时,包头某商务信息咨询中心、包头市乐某某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包头市威某某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李某作为包头市某稀土电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在(2021)内0291民初2147号、(2023)内02民终254号案件的诉讼过程中,其股东利益和意志已由包头市某稀土电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所代表和表达,则其不应再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该案诉讼。因此,包头某商务信息咨询中心、包头市乐某某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包头市威某某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李某不符合以第三人身份提起本案撤销之诉的条件。
裁判要旨
股东与公司之间系利益共同体。公司参加民事诉讼的裁判结果一般都会影响到公司的资产、利益,从而间接影响股东的利益。基于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具有一致性,公司对外活动应推定为股东整体意志体现,公司在诉讼活动中的主张也应认定为代表股东的整体利益。因此,虽然公司诉讼的处理结果会间接影响到股东的利益,但股东的利益和意见已经在诉讼过程中由公司所代表,公司股东不能再作为第三人参加公司对外进行的诉讼。对于公司对外诉讼的生效裁判,股东也不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9条
一审: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内02民撤4号民事裁定(2023年9月22日)
二审: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3)内民终731号民事裁定(2023年11月1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张某梅诉海口市美兰区某村民小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
2024-07-2-044-005 · (2022)琼0108民初10834号 · 2024
民事 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征地补偿款 外嫁女 股权证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裁判要旨: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未取得所在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证》的“外嫁女”,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不以是否取得《股权证》为唯一判断标准。应当以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外嫁女”是否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为基本生活保障为依据,并综合户籍、生产生活状况等事实,判定其是否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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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征地补偿款/外嫁女/股权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基本案情
张某梅(女)出生后随父母落户在其父亲户籍地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某村民小组。2015年,张某梅与海口市秀英区另一村男村民陈某登记结婚。2016年,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政府向张某梅家颁发《承包经营权证》,承包方代表为张某梅父亲,承包期限自1998年至2027年,张某梅本人、其父母、姐弟均为共有人。2020年9月,美兰区某村民小组因进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向被界定为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发放《股权证》,未包括张某梅。后因美兰区政府征地,该村民小组先后向持有《股权证》的村民人均发放三笔(其中一笔对应《股权证》发放前的征地项目;两笔对应《股权证》发放之后的征地项目)合计人民币118000元(币种下同)土地补偿款,未向张某梅发放。
张某梅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海口市美兰区某村民小组向张某梅支付土地征收分配款118000元。
法院审理查明,张某梅自出生、出嫁至今居住在娘家,出嫁后户口仍在海口市美兰区某村民小组,并参加村民选举。2020年4月,张某梅丈夫陈某取得男方户籍地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证》,股东为陈某及其女儿,张某梅不在该《股权证》股东名列。2022年5月,陈某户籍地村委会、村小组出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证明书》,载明张某梅未将户籍迁入嫁入地,张某梅承诺放弃嫁入地集体成员资格,放弃嫁入地土地补偿费分配、集体资产利益分配。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认为张某梅自未被确认为股东时起丧失海口市美兰区某村民小组成员资格,于2022年12月3日作出(2022)琼0108民初10834号民事判决,支持张某梅主张《股权证》发放前征地项目对应的土地补偿款55856.6元。张某梅不服,提起上诉。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6日作出(2023)琼01民终291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某梅不服,申请再审。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2日作出(2024)琼民再37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22)琼0108民初10834号民事判决、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琼01民终2919号民事判决;二、海口市美兰区某村民小组向张某梅支付征地补偿款62143.4元(应付118000元减去已付55856.6元);三、驳回张某梅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张某梅在涉案征地补偿方案确定时是否具有某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否分得案涉征地补偿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及时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并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二十二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据此,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有权分得征地补偿款。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以人民政府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是否以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为基本依据,兼顾是否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户籍以及是否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作为判断标准。
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张某梅自出生取得某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婚后未将户口迁出;张某梅自出生、出嫁至今仍居住在娘家;至今仍享有某村民小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至今仍参加本村选民选举。现无证据证明张某梅已取得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或其他稳定的替代性生活保障。从统筹考虑户籍、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生产生活情况、基本生活保障来源、对集体积累的贡献等因素,依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应予确认张某梅仍具有某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其与本村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同等权益,有权分得涉案征地补偿款。涉案征地补偿款共118000元,某村民小组已于二审判决后向张某支付55856.6元,还应向张某梅支付剩余的62143.4元。综上,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结果错误,予以纠正。
裁判结果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认为张某梅自未被确认为股东时起丧失海口市美兰区某村民小组成员资格,于2022年12月3日作出(2022)琼0108民初10834号民事判决,支持张某梅主张《股权证》发放前征地项目对应的土地补偿款55856.6元。张某梅不服,提起上诉。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6日作出(2023)琼01民终291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某梅不服,申请再审。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2日作出(2024)琼民再37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22)琼0108民初10834号民事判决、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琼01民终2919号民事判决;二、海口市美兰区某村民小组向张某梅支付征地补偿款62143.4元(应付118000元减去已付55856.6元);三、驳回张某梅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要旨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未取得所在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证》的“外嫁女”,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不以是否取得《股权证》为唯一判断标准。应当以人民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外嫁女”是否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为基本生活保障为依据,并综合户籍、生产生活状况等事实,判定其是否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43条第2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55条第1款、第56条第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7条第2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2020年修正)第22条
一审: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2022)琼0108民初10834号民事判决(2022年12月3日)
二审: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琼01民终2919号民事判决(2023年6月26日)
再审: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4)琼民再37号民事判决(2024年7月1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中国某资产管理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张某、刘某某、胡某某等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异议之诉案
2024-07-2-472-001 · (2018)冀01民初1953号 · 2024
民事 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 股东非货币出资
裁判要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二十八条规定以非货币出资的,应依法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对于实物出资到位并投入使用且客观上无法办理过户手续的,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20〕18号)第十条“虽未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但已实际交付使用的财产,其已为公司发挥资产效用,实质上也就达到了出资的目的”所规定的情形,应予认定完成了权属转移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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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股东非货币出资
基本案情
中国某资产管理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河北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李某甲、李某乙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石家庄中院)于2019年4月 25日作出(2018)冀01民初1953号民事判决:一、河北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某资产管理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偿还垫款本金59,204,658.75元,截至2018年9月13日的垫款利息21,953,297.77元。并支付自2018年9月 14日至垫款偿还完毕之日以59,204,658.75元为基数,按照日0.5‰计算的利息;二、河北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国某资产管理公司河北省分公司支付实现债权的费用900元;三、……六、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二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责任后,有权向河北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追偿。在执行过程中,中国某资产管理公司河北分公司仅就部分抵押物实现小部分债权,大部分债权无法实现,并且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中国某资产管理公司河北省分公司提出书面申请,请求追加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的原股东张某、刘某某、胡某某及现股东侯某某、曹某某为被执行人,石家庄中院于2020年 9月 10日作出(2020)冀 01执异 151号执行裁定,驳回中国某资产管理公司河北省分公司追加被执行人的申请。中国某资产管理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对该执行异议裁定不服,提起诉讼,形成本案。
中国某资产管理公司河北省分公司诉称,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张某、刘某某、胡某某在该公司增资时,以实物财产出资但未办理权属转移手续,属于出资不到位;而继受股东侯某某、曹某某等在受让原股东股权时也未履行实缴出资义务。故请求依法判令追加被告张某、刘某某、胡某某、侯某某、曹某某等为强制执行河北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李某甲、李某乙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的被执行人,并责令被告在其未实缴的出资范围内向原告履行给付义务。
一审法院查明,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于2013年3月6日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股东张某认缴实缴 600万元、刘某某认缴实缴200万元、胡某甲认缴实缴200万元。2014年7月30日,胡某甲将持有的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200万元股份一次性等价转让给胡某某,胡某甲退出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胡某某成为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股东。2014年11月,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决定增资8,000万元,并在此之前委托邢台某资产评估事务所对所涉及的股东张某、刘某某、胡某某投入资产进行评估。邢台某资产评估事务所接受委托后,经过对资产的实地勘察、评定估算、分析确定,于2014年10月16日作出某某评报字(2014)第044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报告书载明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于2013年3月6日成立,原注册资本1,000万元,由于企业的发展以及规模的扩大,股东另外出资购建了大量设备及房产等固定资产,资产占有方为张某、刘某某、胡某某,评估结论以2014年9月22日为评估基准日,确定资产总价值为8,019.80万元。2014年12月16日,沙河某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增资依法进行验资,并出具某某会验字(2014)第151号验资报告,由注册会计师姚某、张某甲签署,验资报告载明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8,000万元,截止2014年12月16日,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已经收到张某、刘某某、胡某某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8,000万元,股东均以实物资产出资,其中张某新增出资4,800万元、刘某某新增出资1,600万元、胡某某新增出资1,600万元,并明确说明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9,000万元,实收资本9,000万元。对于股东实物出资部分,股东没有办理原始产权登记,也没有办理权属变更登记,在评估报告及验资报告中有股东将出资财产交付给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记载。2016年1月12日,胡某某将持有的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1,800万元股份一次性等价转让给张某,胡某某退出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张某持有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7,200万元股份。2017年1月6日,张某将持有的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7,200万元股份一次性等价转让给侯某某,张某退出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侯某某成为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新股东。2017年6月16日,刘某某将持有的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1,800万元股份一次性等价转让给曹某某,刘某某退出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曹某某成为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新股东。
另查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于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实缴出资时间及金额均有记载,载明股东侯某某认缴实缴出资7,200万元,认缴实缴日期为2017年1月6日,公示日期为2020年7月22日;曹某某认缴实缴出资1,800万元,认缴实缴日期为2018年12月21日,公示日期为2020年7月22日。企查查、天眼查平台也有相关记载内容。对于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实缴出资情况网络查询结果,沙河市行政审批局企业设立股加盖印章予以确认。2020年8月25日,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说明公司增资8,000万元,股东张某、刘某某、胡某某以实物出资,经过邢台某某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沙河某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验资,各股东实际完成出资,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已收到出资财产。
再查明,自2014年6月至2018年5月期间,张某通过本人账户向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转账合计2,912.019533万元,张某通过周某甲(周某甲与张某为婆媳关系)的账户向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转账5,178.5万元。自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期间,刘某某通过本人账户向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转账合计2,507.0483万元。
另,注册会计师姚某因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犯罪,河北省邯郸市广宗县人民法院(2019)冀0531刑初71号刑事判决判处其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该刑事判决未显示涉及本案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增资验资情况。河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对姚某撤销注册会计师注册,收回注册会计师证书。
二审查明,邢台某某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载明,……三、此次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是股东拟投入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的资产,1、机器设备类,共计30项218台套,……设备均购于2013年到2014年间,大部分安装在公司车间内,于2014年3月投入使用。2、房产类资产,(1)厂房,公司的主要生产车间,……2013年9月竣工。(2)宿舍,地下一层地上六层,框架结构,2014年9月竣工。3、构筑物类资产:场地硬化,公司对厂区内地面和道路硬化……,围墙长、高……。上述资产均建在或安装在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内,正常使用。……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及情况:(一)接受委托(二)现场调查……评估人员对待评资产进行了现场勘察,落实评估对象,察看实物资产的保管、使用维修情况及环境状况,记录工作底稿。……十、评估结论:经过对资产的实地勘察、评定估算、分析确定评估结果为资产总价值为8,019.80万元(其中房屋建筑物2,415.91万元;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282.66万元;机器设备5,321.23万元)。后附评估资产明细表。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6日作出(2020)冀01民初503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中国某资产管理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中国某资产管理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以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实物出资未办理产权变更登记不应认定出资到位等为由,提起上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30日作出(2022)冀民终33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国某资产管理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张某、刘某某等双方当事人对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时1,000万元注册资金出资到位不存分歧。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张某、刘某某、胡某某三位原股东以实物增加公司注册资本金8,000万元是否到位,应否追加张某、刘某某、胡某某三位原股东及侯某某、曹某某等继受股东为被执行人。
首先,关于张某、刘某某提交的评估报告、验资报告,以及沙河市行政审批局的证明等证据能否证明张某、刘某某、胡某某三位股东实物增资8,000万元的事实。
本案中,综合张某、刘某某所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邢台某某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载明,因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的发展以及规模的扩大,股东另外出资购建了大量设备及房产等固定资产,该资产或建构于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厂区或安装公司车间内,均已投入生产使用,经过评估人员对该资产进行实地勘察、评定估算、分析评估确定,该部分资产总价值为8,019.80万元。经过沙河某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依据相关程序进行出资审验,出具了关于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已经收到张某、刘某某、胡某某实物出资缴纳新增注册资本8,000万元,公司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共为9,000万元的验资报告。再结合加盖公章的沙河市行政审批局企业设立股对该增资确认的证明,以及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中《公司章程》载明的各股东认缴出资情况,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查、天眼查平台显示的数据信息等证据,能够确信张某、刘某某、胡某某三位股东以价值8,000万元的实物出资,且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实际接收、占有、使用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或高度盖然性,足以形成对三位股东完成实物出资的内心确信,应当认定张某、刘某某、胡某某三位股东实物增资8,000万元的事实。从张某、刘某某为证明其实物增资进行的举证来看,其所提供的证据已经完成了对实物增资待证事实的证明责任,达到了认定该事实的证明标准。相反,中国某资产管理公司河北省分公司未能提交足以反驳该事实的反证,对其称验资报告、评估报告等不能反映真实的出资、不能充分证明张某、刘某某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的观点,不予采信。
其次,张某、刘某某、胡某某三位股东实物增资部分没有办理原始产权登记,也没有向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办理产权变更登记和交付占有手续,能否否定其已实缴增资到位的事实。
第一,从实物出资的财产价值和使用等事实情况看,通过前面分析,本案证据能够证明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实际接收、占有、使用了张某、刘某某、胡某某三位股东实物增资资产,该实物资产包括厂房及宿舍、硬化地面及道路等不动产类资产和机器设备动产类资产两部分。其中,对于已经安装在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投入使用的机器设备类动产资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的规定,该部分动产类机器设备已经完成了向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交付和转移,也就产生了该部分动产物权的公示效力和公信力,无需出具交付手续。为此,中国某资产管理公司河北省分公司所提机器设备也没有办理向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交付手续、权属未发生转移的观点,不予采信;
对于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增资建造的厂房、宿舍及构筑物等不动产类资产,虽建造在租赁他人的土地上,但也不能如中国某资产管理公司河北省分公司所称是当然的非法建筑,相反因系建造在自己厂区内、且以生产经营为目的,也未见违反城市规划用地等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形,该类不动产应属于合法建造;其虽不能办理初始产权登记,进而也不可能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但该不动产确具有交换价值(评估报告显示估价为2,415.91万元+282.66万元)和使用价值。在执行实务中,无产权登记的房产也具有财产价值,将其以责任财产作为执行标的进行现状处置的案例也时有发生,本案该部分财产同样也可以此方式执行处置。另外,本案无法办理增资的不动产权属转移,有别于能够办理过户登记而故意不办理的情况,对此,张某、刘某某、胡某某三位股东并不存在主观过错,造成权属转移不能的局面并不能归责于三位股东;同时,实务中在租赁土地上建造厂房、添置设备而注册、经营公司的情况也不鲜见,如果将在合法占用他人土地上建造的无法登记产权的厂房等公司财产一律视为未出资或虚假、不实出资,在资产负债等财务会计报表中也不计入公司资产,必然损害公司所有者权益,既不公正也不符合常理;所以,本案股东增资建造厂房等不动产具有财产价值,而且事实上已经投入河北某玻璃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和使用中。从公司运行的效果上看,也实质上达到了出资的目的。
第二,从规则适用上看,本案中虽然存在增资的不动产已经交付公司使用但无法办理产权过户登记的情形,这在形式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二十八条的要求不符,但实质上并未违反该第二十八条旨在避免虚假出资而损害公司、他人利益之立法目的。而且从法律规范的内涵和外延上来看,本案增资不动产无法办理权属转移手续的情形,该二十八条是否包括和涉及并不明确。而从最高法院针对适用该二十八条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20〕18号)第十条的内容来看,该条主要是对实际交付了出资的财产但未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或者虽然办理了权属变更登记但未实际交付财产这两种情况进行的规范。而对于用无法或不能办理权属转移手续的不动产出资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20〕18号)第十条也并未进行漏洞补充和规制。另外,该第十条关于人民法院对因出资人以房屋等财产出资且已经交付公司使用但未办理权属变更手续,而要求认定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主张,并非直接支持,而是责令出资人在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对按要求补办了手续的,应当认定其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的裁判规则,表明了对于虽未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但已经实际交付公司使用的财产,其已为公司发挥资产效用,则公司收益中也就包含了该财产的贡献,实质上也就达到了出资的目的这一理念的肯定。鉴于此,考虑到本案增资的不动产已实际交付给公司使用,但财产权属的初始登记及权属转移均无法办理也不能补办,且该局面的形成又不能归责于张某、刘某某、胡某某三位股东的实际情况,本着尊重事实、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宜苛求本案股东完成事实上无法完成的事情,即对其增资的不动产必须在形式上完成办理权属转移手续。所以,一审判决对张某、刘某某、胡某某股东实缴出资已经到位的事实认定,并无不当,应予确认;中国某资产管理公司河北省分公司所提评估报告等只能反映股东出资的过程,股东实物出资的房产没有房本,没法办理产权过户,就无法确定是股东的财产,也就无法作为股东合法有效资产进行增资的观点和理由,不予支持。
最后,本案是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异议之诉,追加、变更被执行人必须严格遵守法定原则,即必须以法律或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可以变更、追加的情形为依据,既不能依据其他规范性文件追加、变更,也不能直接依据实体法追加、变更。本案中张某、刘某某有证据证明三位股东在转让股权前已经依法履行了出资义务,中国某资产管理公司河北省分公司请求追加、变更张某、刘某某为被执行人的主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21号)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的规定。
综上所述,二审法院认为中国某资产管理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二审法院遂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裁判结果。
裁判要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二十八条规定以非货币出资的,应依法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对于实物出资到位并投入使用且客观上无法办理过户手续的,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20〕18号)第十条“虽未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但已实际交付使用的财产,其已为公司发挥资产效用,实质上也就达到了出资的目的”所规定的情形,应予认定完成了权属转移手续。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2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20〕18号)第1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0〕21号)第17条
一审: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冀01民初503号民事判决(2021年10月26日)
二审: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冀民终336号民事判决(2022年12月3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诉覃某敏、南宁某企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
2024-08-2-078-002 · (2020)桂01民初2624号 · 2024
民事 债权人撤销权 增资扩股 出资义务 股权稀释
裁判要旨: 债务人持股比例降低并不必然减少其所持股权对应的财产价值,亦不影响债务人所持股权价值的对外清偿能力。债权人以债务人利用控股股东身份完成所控股公司增资扩股导致债务人股权稀释侵害其债权实现为由,请求撤销该增资扩股行为的,不属于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情形,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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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债权人撤销权/增资扩股/出资义务/股权稀释
基本案情
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以下简称某资产管理公司)诉南宁某企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企业投资公司)、覃某敏、张某瑜、覃某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于2018年2月8日生效)确认:某企业投资公司欠某资产管理公司借款本金7164.8万元及相应利息、罚息等,覃某敏、张某瑜、覃某留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清偿责任。因前述债务人逾期未履行前述义务,某资产管理公司于2018年7月12日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仅扣划被执行人的账户资金获得1194316.07元。
某企业投资公司、覃某敏系广西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房地产公司)的股东,该公司于2001年11月16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12196万元,某企业投资公司出资11246万元,占股92.22%,覃某敏出资950万元,占股7.78%。2018年5月15日,某企业投资公司(甲方)、覃某敏(乙方)、覃某连(丙方)签订《增资扩股协议》,约定甲、乙两方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接受丙方作为新股东对某房地产公司以现金方式投资12245万元,对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公司增资后的股本结构为覃某连出资12245万元,占股50.1%,某企业投资公司出资11246万元,占股46.01%,覃某敏出资950万元,占股3.89%。同年5月20日,某房地产公司按《增资扩股协议》及股东大会决议内容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某资产管理公司以《增资扩股协议》稀释某企业投资公司、覃某敏之股权对其债权实现产生不利影响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某企业投资公司与覃某敏、覃某连之间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股东会决议,并恢复某房地产公司原有股权工商登记。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8日作出(2020)桂01民初2624号民事判决:驳回某资产管理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某资产管理公司提起上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31日作出(2022)桂民终21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按照法律规定,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对象应是债务人放弃到期债权、无偿或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行为。
首先,案涉《增资扩股协议》的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从协议约定内容来看,覃某连以现金方式投资对某房地产公司增资扩股,成为某房地产公司的新股东,而非通过购买某企业投资公司、覃某敏所持股份的方式成为某房地产公司的新股东,某企业投资公司、覃某敏并未转让其股权,不存在放弃到期债权、无偿或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
其次,股权对应的财产价值是公司资产的“反射”,股权比例降低不会必然减少股权对应的财产价值。虽然某企业投资公司、覃某敏所持某房地产公司的股权比例因公司增资扩股而有所减少,但该公司的总注册资本是增加的,某企业投资公司、覃某敏所持股权对应的财产价值并不会因股权比例降低而减少。
最后,即使新增股东覃某连未依《增资扩股协议》约定的期限履行出资义务,也并不影响某企业投资公司、覃某敏所持股权对应的出资及财产价值,其所持股权价值的对外清偿能力亦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综上,某企业公司、覃某敏虽然利用其控股股东身份,通过召开股东大会、修改公司章程、与覃某连签订《增资扩股协议》的方式完成某房地产公司增资扩股导致其股权比例降低,但股权比例降低并不必然减少其所持股权对应的财产价值,亦不影响债务人某企业投资公司、覃某敏所持股权价值的对外清偿能力,该行为不属于放弃到期债权、无偿或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本案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法定要件。
裁判要旨
债务人持股比例降低并不必然减少其所持股权对应的财产价值,亦不影响债务人所持股权价值的对外清偿能力。债权人以债务人利用控股股东身份完成所控股公司增资扩股导致债务人股权稀释侵害其债权实现为由,请求撤销该增资扩股行为的,不属于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法定情形,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38条、第539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第66条、第228条(本案适用的是2018年10月26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43条、第178条)
一审: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桂01民初2624号民事判决(2021年10月8日)
二审: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2)桂民终211号民事判决(2023年1月3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苏州某光伏有限公司诉沭阳某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纪某乙、徐某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4-08-2-084-005 · (2018)苏0507民初4970号 · 2024
民事 买卖合同 一人公司 股东 对外责任
裁判要旨: 公司内部股权、资本变更不影响其主体资格,相应的权利义务应由变更后的主体概括承受。股东受让一人公司后,对其非经营期间的债务,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时,应对公司债务向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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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买卖合同/一人公司/股东/对外责任
基本案情
2016年至2017年,苏州某光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光伏公司)向沭阳某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科技公司)供货1898880元。某科技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为纪某甲,2017年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纪某乙。2017年,徐某向某光伏公司出具承诺,愿意承担某科技公司结欠某光伏公司全部货款偿还义务。
某光伏公司向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某科技公司及徐某向其支付欠付货款1898880元人民币;2.判令纪某乙对上述欠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某科技公司、徐某、纪某乙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在庭审中,某光伏公司明确要求某科技公司承担支付货款1898880元,纪某乙、徐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月30日作出(2018)苏0507民初4970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某科技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某光伏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1898880元。二、被告纪某乙对被告某科技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徐某对被告某科技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宣判后,当事人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光伏公司与某科技公司经口头约定达成的买卖合同关系,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某光伏公司为证明某科技公司尚欠其货款1898880元的事实,向法院提交2016、2017年销售明细及证明等证据。某光伏公司所举证据之间能够形成相应的证据锁链,与其庭审陈述也能够相互印证,在某科技公司未到庭提供相反主张和有力证据反驳的情况下,法院对此予以认定,某科技公司应及时支付某光伏公司货款1898880元。徐某就案涉债务向某光伏公司出具还款计划,承诺对某科技公司结欠某光伏公司的全部货款承担偿还义务,并多次以个人名义向某光伏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具付款承诺,徐某的行为构成了债务加入,某光伏公司要求被告徐某对某科技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院予以支持。关于纪某乙应否对某科技公司的案涉货款承担连带责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纪某乙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否则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纪某乙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视为其放弃应诉抗辩及举证权利,应自行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某科技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虽案涉债务形成于纪某乙担任某科技公司股东之前,但某科技公司的案涉债务始终存在,并未清偿,公司内部股权、资本变更并不影响其主体资格,相应的权利义务应由变更后的主体概括承受,故纪某乙作为某科技公司的独资股东,其未能举证证明某科技公司资产独立于其个人财产,应对某科技公司的案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裁判要旨
公司内部股权、资本变更不影响其主体资格,相应的权利义务应由变更后的主体概括承受。股东受让一人公司后,对其非经营期间的债务,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个人财产时,应对公司债务向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77条、第579条、第626条、第628条(本条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7条、第109条、第159条、第16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57条、第6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6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6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3条)
一审: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8)苏0507民初4970号民事判决(2019年1月3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上海博某数据通信有限公司诉梅某信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杨某林、陈某兰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4-08-2-084-010 · (2017)沪0115民初65504号 · 2024
民事 买卖合同 公司减资 债权人范围 通知方式
裁判要旨: 1.公司减资依法应当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范围不仅包括公司股东会作出减资决议时已确定的债权人,还包括公司减资决议后工商登记变更之前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债权人。至于债权未届清偿期或者尚有争议,并不影响债权人身份的认定。 2.减资通知方式分为书面通知和公告通知。对能够通知到的债权人,公司必须以书面方式通知,并在报纸上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通知。 3.公司怠于履行上述通知义务的,有过错的股东应在违法减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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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买卖合同/公司减资/债权人范围/通知方式
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博某数据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某通信公司)诉称:梅某信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某科技公司)不履行买卖合同项下付款义务且未通知减资事宜。故诉请判令:1.被告梅某科技公司立即支付货款507094元;2.被告梅某科技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6年8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3.被告杨某林对被告梅某科技公司的债务在1,000万元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被告陈某兰对被告梅某科技公司的债务在1,000万元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梅某科技公司辩称:对拖欠货款的金额不认可。
杨某林、陈某兰辩称:梅某科技公司减资决议于 2015年9月15日生效,订货合同均于此后签订。梅某科技公司减资时博某通信公司并非其债权人,故梅某科技公司不负有通知义务,二人作为梅某科技公司股东亦不承担赔偿责任。梅某科技公司同意二股东的抗辩意见。
法院经审理查明:博某通信公司与梅某科技公司先后于2015年10月8日、2015年11月11日、2016年1月5日签订三份设备买卖合同。博某通信公司已按约交付设备,至起诉前梅某科技公司尚欠货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同)507094元。
梅某科技公司设立于2014年7月,注册资本2000万元,股东为杨某林、陈某兰。梅某科技公司股东会于2015年9月15日形成决议:公司注册资本从2000万元减少到1000万元,杨某林出资金额由1950万元减少到950万元,陈某兰出资额50万元,维持不变。2015年10月16日,梅某科技公司在《苏州日报》上对上述减资事宜进行了公告,载明债权人可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2016年1月21日,梅某科技公司向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申请。2016年8月,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梅某科技公司至2015年12月31日实缴出资500万元,至2016年12月31日实缴出资1000万。为办理减资变更登记,2015年12月1日杨某林、陈某兰向工商管理部门出具《公司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一份,承诺“本公司于2015年9月15日经股东会决议,将公司注册资本从2000万元减至1000万元,公司已于减资决议作出之日起10日内通知了全体债权人,并于2015年10月16日在《苏州日报》上发布了减资公告。至2015年12月1日,公司已对债务提供担保,所有债务由减资后全体股东担保。”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日作出(2017)沪0115民初65504号民事判决:一、梅某科技公司向博某通信公司支付货款507094元;二、梅某科技公司向博某通信公司支付以及相应的违约金(以507094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三、驳回博某通信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博某通信公司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8日作出(2018)沪01民终1134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博某通信公司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4日作出(2019)沪民申100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2021年2月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沪民再28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终11345号民事判决;二、维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6550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三、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6550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四、变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6550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一审被告梅某科技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再审申请人博某通信公司违约金(以人民币507094元为基数,自2016年8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之前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付;2019年8月20日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付);五、被申请人杨某林、陈某兰在1,000万元范围内,对一审被告梅某科技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向再审申请人博某通信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博某通信公司是否是梅某科技公司的债权人,梅某科技公司就减资事宜对博某通信公司是否负有通知义务;(二)如梅某科技公司负有通知义务,应以何种方式通知;(三)如梅某科技公司未依法履行通知义务,梅某科技公司股东应如何承担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法院认为公司应通知的债权人范围不仅包括股东会形成减资决议时已确定的债权,还包括减资决议形成后至工商登记变更前产生的债权。具体考虑如下:第一,从条款定位和立法目的出发,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之规定,旨在督促公司尽早履行通知义务,以保障债权人的信赖利益和知情权,而非免除公司对减资过程中与之形成债权关系债权人的通知义务。第二,从商事外观主义和保障交易安全角度考虑,债权人对于注册资本的合理信赖应当受到保护。交易相对方与公司进行交易之前通常会充分评估公司的资产信用状况,最直接的方法便是查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公示的公司注册资本。虽然公司实际资产比注册资本更能反映公司的真实财产状况,但现实是,除上市公司外,交易相对方要从公开渠道获悉公司的实际资产状况几无可能。在公司资产信息和实收资本信息难以查明的情况下,注册资本作为股东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是交易相对方衡量公司偿债能力的主要因素。交易相对方对于公司注册资本的合理信赖理应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第三,从双方利益衡平角度思考,不应对债权人范围进行机械限缩解释。全面认缴制下公司资本的形成不再由强制性规范规制,而由股东根据实际经营需要确定出资的方式、期限和金额。实践中股东滥用认缴制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屡见不鲜,考虑到现有立法就债权人保护制度仍延续法定资本制的规定,所以有必要对公司及其股东与债权人利益保护失衡的状态进行适当矫正,以避免股东利用减资程序损害债权人利益。第四,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民事主体在民商事活动中应恪守诚信,善意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公司及其股东明知减资行为会损害公司的偿债能力却不履行通知义务,有滥用公司减资程序之嫌,有违诚信原则。此外,公司工商登记变更之前发生的未届清偿期债权和尚存争议债权的债权人亦属于已知债权人。债权履行期限未届至只是行权存在一时性障碍,除不能立即受偿之外与已届清偿期的债权并无本质差别。同时,还应对债权的发生和债权的确定作必要区分,债权尚存争议亦不能否定债权的发生。故上述两类债权人均属于公司的已知债权人。
本案中,博某通信公司与梅某科技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分别于2015年10月8日、2015年11月11日、2016年1月5日签订。合同是债发生的原因,故买卖合同签订之日,即博某通信公司与梅某科技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发生之时。博某通信公司享有要求梅某科技公司支付货款的请求权,是梅某科技公司的债权人。至于债权尚未到期或者债权数额尚未明确,均不影响博某通信公司作为债权人的身份。梅某科技公司对博某通信公司负有通知义务。
关于争议焦点二,减资通知方式分为书面通知和公告通知。关于通知的具体形式,虽然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对于已知债权人必须采用书面方式通知,但从立法目的出发,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公司减资应通知债权人,旨在保护债权人的信赖利益和知情权,以便债权人选择要求清偿或者提供债的担保。采取书面通知的方式,方能确保债权人收到减资通知,进而选择行使异议权。而公告通知作为一种拟制通知的方式应当是对书面通知的一种补充,仅适用于无法找到或者通知到的债权人。对于已知的、明确的债权人,公司应当以书面方式通知。本案中,博某通信公司是明确的债权人,梅某科技公司应以书面方式通知,而不得以公告方式替代。梅某科技公司未以书面通知形式履行通知义务,存在违法减资行为。
关于争议焦点三,尽管公司法规定公司减资时的通知义务人是公司,但公司减资系股东会决议的结果,是否减资以及如何减资完全取决于股东的意志。杨某林、陈某兰在通知债权人一事上亦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本案中,梅某科技公司减少的是股东认缴的尚未实缴的注册资本。梅某科技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财产因此而减少,对外偿债能力亦因此而下降。梅某科技公司的瑕疵减资对博某通信公司的债权造成了实际的侵害。杨某林减资客观上降低了梅某科技公司的偿债能力,产生了和股东抽逃出资一致的法律后果,应对梅某科技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陈某兰虽未减资,但股东会决议由杨某林、陈某兰共同作出。陈某兰同意杨某林的减资,导致公司出现无法以自身财产清偿债务的后果,陈某兰应与减资股东杨某林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同时,考虑到二人书面承诺对公司全部债务提供担保的实际情况,再审判令杨某林、陈某兰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裁判要旨
1.公司减资依法应当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范围不仅包括公司股东会作出减资决议时已确定的债权人,还包括公司减资决议后工商登记变更之前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债权人。至于债权未届清偿期或者尚有争议,并不影响债权人身份的认定。
2.减资通知方式分为书面通知和公告通知。对能够通知到的债权人,公司必须以书面方式通知,并在报纸上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通知。
3.公司怠于履行上述通知义务的,有过错的股东应在违法减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第124条(本案适用的是2018年10月26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7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4〕2号,2014年修正)第14条
一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65504号民事判决(2018年5月2日)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终11345号民事判决(2018年11月8日)
再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沪民再28号民事判决(2021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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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某某诉段某甲、段某乙等民间借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
2024-08-2-103-010 · (2014)新民初字609号 · 2024
民事 民间借贷 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 公司吊销未清算 股东责任
裁判要旨: 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一直未依法清算,债权人以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灭失无法进行清算为由请求股东对公司所欠债务承担清算不能的连带责任的,除应审查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是否部分或者全部灭失外,还应审查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灭失是否必然导致无法清算,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是否由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以及公司小股东是否具有相关免责事由,从而正确认定股东是否构成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而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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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民间借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公司吊销未清算/股东责任
基本案情
原告孙某某诉称:段某甲、段某乙、曲某、杨某、许某、张某、赵某某等系淄博某投资公司股东。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新民初字60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609号民事判决):淄博某投资公司支付欠孙某某借款本金930000元及案件受理费9954元,自2014年5月30日至该借款本金清偿之日的逾期利息可另行主张;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2019)鲁0303民初2550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2550号民事判决):淄博某投资公司、段某甲偿还孙某某借款1000000元、自2016年10月12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年6%计算的利息、案件受理费6900元。两判决均已发生法律效力,孙某某已均已申请执行,但至今未执行回任何财产。2019年11月27日,淄博某投资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但股东至今未进行清算,致使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灭失无法进行清算,为此请求法院判令:1.判令淄博某投资公司支付孙某某以93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3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按年6%计算的逾期利息;2.判令段某甲、许某、张某、赵某某对第1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段某乙、曲某、杨某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第1项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 判令段某甲、许某、张某、赵某某对609号民事判决中判决淄博某投资公司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段某乙、曲某、杨某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609号民事判决中判决淄博某投资公司承担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 判令段某甲、许某、张某、赵某某对2550号民事判决中判决淄博某投资公司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段某乙、曲某、杨某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2550号民事判决中判决淄博某投资公司承担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5.被告赔偿原告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2600元。
被告段某甲、段某乙、曲某、杨某辩称:四被告均已实际出资,无出资不到位或抽逃出资行为。淄博某投资公司股东已在组织清算,相关资料已经交付山东某咨询公司,淄博某投资公司完全具备清算条件。段某乙、曲某、杨某已于2009年3月6日将各自持有的淄博某投资公司股权转让给段某甲,三被告已非淄博某投资公司股东。四被告请求驳回孙某某诉讼请求。
被告许某、张某辩称:两被告在淄博某投资公司的股权比例分别为4%、2%,均为小股东,均已履行出资义务,均未参与淄博某投资公司的经营,不存在怠于履行清算义务,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被告赵某某辩称:1.孙某某的第1项诉讼请求主张的逾期利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且已超过诉讼时效,孙某某主张的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无依据,均应予驳回。2.淄博某投资公司欠孙某某的债务应以公司财产独立偿还。3.淄博某投资公司尚未清算不代表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更不能推断出淄博某投资公司不能清算,淄博某投资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自行清算,孙某某亦未申请法院强制清算,淄博某投资公司是否无法清算的事实尚未确定,孙某某主张赵某某承担清算责任的前提条件不具备。4.赵某某的股权比例仅为20%,属于小股东,已实际出资,赵某某未参与淄博某投资公司经营管理,淄博某投资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均由控股股东段某甲掌握,淄博某投资公司2015年6月后未再召开股东会,赵某某对淄博某投资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事实此前并不知晓,赵某某没有履行淄博某投资公司清算的条件,不构成怠于履行清算义务。5.即使赵某某在法定期限内主张进行清算,其仍然无法提供淄博某投资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资料,所以赵某某未组织清算与淄博某投资公司是否能够清算之间没有因果关系。6.淄博某投资公司被吊销之前已无财产,法院在执行中已经认定淄博某投资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淄博某投资公司股东未组织清算并未造成孙某某的损失,孙某某的债权无法受偿与淄博某投资公司未清算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综上,赵某某请求驳回孙某某的诉讼请求。
被告淄博某投资公司未作答辩。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12日,609号民事判决:淄博某投资公司支付欠孙某某借款本金930000元及案件受理费9954元,并写明自2014年5月30日至该借款本金清偿之日的逾期利息可另行主张,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15年6月11日,187号执行裁定书查明淄博某投资公司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2019年6月14日,214号执行裁定书查明淄博某投资公司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
2019年6月19日,2550号民事判决:淄博某投资公司、段某甲偿还孙某某借款1000000元、自2016年10月12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按年6%计算的利息、案件受理费6900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2020年10月15日,1146号执行裁定书写明除抵押房产外未发现淄博某投资公司和段某甲有可供执行财产,也不知淄博某投资公司和段某甲的下落,裁定终结本次执行。
淄博某投资公司成立于2007年10月25日,成立时注册资本10000000元,股东为段某甲、段某乙、曲某、杨某、许某、李某、张某、王某,段某甲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王某为监事。此前2007年10月23日,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认定淄博某投资公司股东首期出资3000000元已到位。2009年3月24日,段某乙、曲某、杨某将各自持有的全部淄博某投资公司股权100000元、200000元、100000元转让给段某甲,段某甲将持有的淄博某投资公司股权1000000元转让给赵某某。2011年5月30日,淄博某投资公司变更企业登记,注册资本减少为5000000元。此前2011年5月20日,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认定淄博某投资公司股东第二期出资2000000元已到位。2015年6月18日,王某将持有的淄博某投资公司全部股权300 000元转让给吴某某,吴某某为监事。自此,淄博某投资公司股东和出资情况为段某甲出资比例为65%,张某为2%,许某为4%,李某为3%,赵某某为20%,吴某某为6%。2019年11月27日,淄博某投资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
许某、张某各自有工作,未参与淄博某投资公司经营。2021年4月26日,赵某某与段某甲通电话,段某甲承认账目由其控制,但不确定账目是否齐全。
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8日作出(2021)鲁0391民初794号民事判决:淄博某投资公司偿还孙某某以借款本金93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5月30日至2020年8月19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20年8月20日至该借款本金支付之日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段某甲对该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段某甲对609号民事判决中判决淄博某投资公司承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段某乙、曲某、杨某、许某、张某、赵某某不承担责任;驳回孙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孙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26日作出(2021)鲁03民终291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孙某某所诉涉及两个案由,民间借贷纠纷和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又包括股东怠于履行义务无法进行清算的连带清偿责任和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补充赔偿责任。
关于孙某某主张的第1项诉讼请求的逾期利息。生效判决已经写明自2014年5月30日至借款本金930000元清偿之日的逾期利息可另行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未约定逾期利率或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参照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承担逾期还款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十一条第二款“2020年8月20日之后新受理的一审民间借贷案件,借贷合同成立于2020年8月20日之前,当事人请求适用当时的司法解释计算自合同成立到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对于自2020年8月20日到借款返还之日的利息部分,适用起诉时本规定的利率保护标准计算。”的规定,孙某某主张的利息应当自2014年5月30日至2020年8月19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20年8月20日至该借款本金支付之日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
赵某某辩称孙某某的该项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法院认为,孙某某的该请求系持续计算至上述借款本金支付之日,诉讼时效应从上述借款本金支付之日起算,赵某某的辩解不予支持。
关于孙某某第2、3、4项诉讼请求中主张段某甲、许某、张某、赵某某的连带清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公司股东负有清算义务,第二十条规定股东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则进一步明确规定股东等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给债权人造成损失应对债务承担赔偿责任或连带清偿责任。本案中淄博某投资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公司清算的法定事由出现,公司一直未清算,孙某某请求股东承担责任,对此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审查认定。
一是审查淄博某投资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是否部分或者全部灭失。对此应当由股东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具体到本案中,即应当由对淄博某投资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和控制的控股股东段某甲承担举证责任。淄博某投资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段某甲未提交证据说明淄博某投资公司的财产状况,段某甲也未提交淄博某投资公司账册、重要文件,故段某甲未举证证明淄博某投资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未灭失,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二是审查淄博某投资公司是否无法清算。孙某某主张淄博某投资公司无法清算提供了终结执行裁定书,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段某甲即应当承担淄博某投资公司能够清算的举证责任。段某甲自称淄博某投资公司账目不确定是否齐全,其辩称淄博某投资公司具备清算条件但无证据证明,法院无法通过获取淄博某投资公司账册、重要文件来确定淄博某投资公司相关资产和负债等情况,无法确定淄博某投资公司是否能够清算以及何时能够清算,在此情况下,法院只能认定淄博某投资公司无法清算。段某甲作为控股股东拖延、拒绝履行清算义务导致淄博某投资公司无法进行清算,段某甲构成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应当对孙某某诉讼请求第1项的借款利息和第3项的借款本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孙某某第4项诉讼请求中涉及的生效判决书已经判决淄博某投资公司、段某甲偿还孙某某该笔借款本息,孙某某再主张段某甲承担责任不予支持。
三是案件中被诉相关股东的责任。相对于段某甲的控股股东地位,本案中被诉股东许某、张某、赵某某对于淄博某投资公司的出资比例均较小,相对而言均系公司的小股东。另外这三人也不是公司董事会或者监事会成员,也没有选派人员担任公司董事会或监事会成员,不掌握公司账册,不管理公司财产,对公司经营行为不起决定性作用。在此情形下,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4条的相关规定精神,三名小股东无需承担责任。
关于孙某某第2、3、4项诉讼请求中段某乙、曲某、杨某的补充赔偿责任,淄博某投资公司设立之初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后于2011年5月30日完成注册资本变更程序,注册资本变更为500万元,且公司股东已于减资之前完成了500万元的出资义务,而本案孙某某与淄博某投资公司的借款发生于2011年10月11日之后,此时淄博某投资公司各股东均已完成出资义务,不存在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段某乙、曲某、杨某于2009年3月24日将各自持有的全部淄博某投资公司股权转让给段某甲,自此该三被告不再是淄博某投资公司股东,孙某某主张该三被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一直未依法清算,债权人以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灭失无法进行清算为由请求股东对公司所欠债务承担清算不能的连带责任的,除应审查公司的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是否部分或者全部灭失外,还应审查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灭失是否必然导致无法清算,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是否由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以及公司小股东是否具有相关免责事由,从而正确认定股东是否构成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而承担相应责任。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2020年第二次修正)第28条第2款第1项、第31条第2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法释〔2020〕18号)第18条第2款
一审:山东省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21)鲁0391民初794号民事判决(2021年5月28日)
二审: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03民终2919号民事判决(2021年8月2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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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2-112-006 · (2020)沪0101民初4595号 · 2024
民事 融资租赁合同 股权代持 公序良俗 协议效力 无效后果 增值收益
裁判要旨: 1.自然人通过签订代持协议的方式成为金融租赁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因该行为规避了金融监管规章对于金融租赁公司出资来源的合规性监管,导致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出资来源与实际不符,股权结构及比例不清晰、不准确,影响金融租赁市场秩序和金融安全,故此类代持协议因违反社会公共秩序,应当认定无效。 2.金融租赁公司股权代持协议被认定无效后,处理返还投资款时应当充分考虑财产增值或贬值的情况。在存在增值收益的情况下,当事人选择将增值收益按比例分配以替代损失赔偿的,收益分配可以根据各方的过错程度及各自行为与投资收益的关联程度,并参考代持协议中约定的收益分配比例予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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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融资租赁合同/股权代持/公序良俗/协议效力/无效后果/增值收益
基本案情
原告陈某文诉称:其与被告上海国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达成股权代持协议,由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代持第三人民某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金融租赁公司)的股份。后经咨询,其得知某金融租赁公司不得由自然人投资入股,故与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协商退出事宜,双方未就退出达成一致。陈某文认为涉案股权代持协议与相关涉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的强制性规定、规章内容相冲突,违背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陈某文与被告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签署的《股权代持协议》《股权代持补充协议》无效;2.被告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向原告陈某文返还投资款1300万元及利息11.67万元;3.判令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赔偿陈某文损失1760万元等。
被告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辩称:代持协议及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即便案涉协议无效,陈某文主张损害赔偿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6月25日某金融租赁公司决议增资扩股。2011年3月,某金融租赁公司与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等签订《增资扩股协议》,约定某金融租赁公司本次增资扩股后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出资3.90亿元,持股比例5.89%,各出资人保证其投入公司的资产系自有资金。2011年3月31日,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出具《承诺与声明》,承诺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用于出资的资金来源合法。2011年9月16日,银监会作出《中国银监会关于某金融租赁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批复》,同意某金融租赁公司将注册资本增至50.95亿元,增资后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持有股份3亿股,持股比例5.89%。2011年10月14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以下简称银监会天津局)作出《中国银监会关于某金融租赁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和修改公司章程的批复》,核准某金融租赁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
2011年11月8日,陈某文(甲方)与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乙方)签署《股权代持协议》,协议载明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受陈某文委托,以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名义将陈某文所有1300万元资金用于认购某金融租赁公司(目标公司)定向增发的1000万股股份(发行价格为1.30元/股),陈某文有意在目标公司定向增发完成后继续委托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代其持有目标公司股份,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同意接受陈某文的委托,同意根据协议约定的条件为陈某文的利益代为持有并管理标的股份……。同日,双方还签署了《股权代持补充协议》,约定了陈某文1300万元资金的具体交付方式。
2011年11月15日,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向某金融租赁公司转账3.90亿元。次日,陈某文向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转账300万元。同年12月13日,某金融租赁公司就章程修正案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某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名册》记载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入股时间为2011年12月13日。同月15日,陈某文向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分别转账500万元、511.67万元。
2019年,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向陈某文出具《确认书》,确认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以陈某文出资的1300万元资金于2011年为陈某文认购了某金融租赁公司1000万股股份(发行价格1.30元/股)。亦即,在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所持某金融租赁公司股份中,其中1000万股股份为陈某文所有,由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代持。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确认自2011年起未收到某金融租赁公司分红或其他收益,某金融租赁公司2019年净资产为3.50元/股。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8日作出(2020)沪0101民初4595号民事判决:一、原告陈某文与被告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于2011年11月8日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及《股权代持补充协议》无效;二、被告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陈某文返还1300万元及11.67万元; 三、被告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陈某文支付1760万元。宣判后,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28日作出(2021)沪02民终244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有二:一是陈某文与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签订的涉案协议是否有效;二是如果涉案协议无效,所导致的法律后果应当如何处理。
一、陈某文与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签订的涉案代持协议与补充协议无效
第一,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因为投资某金融租赁公司增资扩股的股份而成为其股东,陈某文与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签订的代持协议和补充协议其性质是增资代持,而非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将其股权转让给陈某文的转让代持,因此陈某文系出资人,应当受到出资人条件的约束。
第二,根据2007年《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第八条至第十条以及第十三条对金融租赁公司出资人条件所作出的规定,应当认定金融租赁公司出资人的主体资格仅限于法人,自然人不符合《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出资人条件。本案中,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通过与陈某文签订代持协议的方式,由陈某文以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的名义向某金融租赁公司出资认购部分股权,其实质系规避了对实际出资人所设的条件限制,使得无资质的自然人成为金融租赁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违反了相关规定。
第三,关于金融租赁公司的出资来源。从某金融租赁公司定向增发的对象看,均系法人,而无自然人,且某金融租赁公司与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签署的《增资扩股协议》第7.1条亦约定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作为出资人保证其投入某金融租赁公司的资产系自有资金,并保证履行协议项下的义务不与任何法律、法规或政策相冲突。
第四,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所出具的《承诺与声明》也明确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用于出资的资金来源合法。由此可见,无论是相关监管部门,还是某金融租赁公司对于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的资金来源均有合规的要求,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以出资代持的方式规避出资来源的合规性监管,其实质即在于规避对出资人、股东资质及身份的准入监管,对此种规避行为应当作否定性评价。
第五,关于违反金融监管规章的后果。《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令2007年第1号)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国银监会令2007年第13号),无论是颁布之时,还是之后修订时,关于金融租赁公司出资人的主体资格及禁止代持股权的规定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立法目的均一致,且未与法律、行政法规相冲突,系加强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机构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与社会公共利益。涉案代持协议与补充协议不仅违反了金融监管规章,也违反了《增资扩股协议》的约定和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出具的《承诺与声明》,规避了监管部门对某金融租赁公司定向增资扩股、股权比例等事项的监管,导致某金融租赁公司作为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出资来源与实际不符,股权结构及比例不清晰、不准确,如不予以纠正,任其隐蔽出现并存续,乃至引起行业效仿、泛滥将直接影响金融租赁市场秩序和金融安全,故涉案代持协议与补充协议违反了公共秩序,应当认定为无效。
二、合同无效的后果处理
第一,涉案代持协议与补充协议被认定无效后,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应当向陈某文返还投资款1300万元及利息11.67万元,对此双方均不持异议。
第二,合同被认定无效后还应当充分考虑财产增值或贬值的情况。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出具的《确认书》确认某金融租赁公司2019年净资产为每股3.5元,比发行价格每股1.3元增值了2.2元,该部分款项属于投资收益部分。本案中陈某文明确主张将该增值收益部分按比例予以分配后作为其主张的损失,这意味着当事人已选择以增资收益的分配替代损失赔偿,故不必再对损失赔偿另行处理。另外,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占用陈某文的资金构成利息损失,同时使用资金又产生了增值收益,两者存在损益相抵,故陈某文也不应另行再向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主张利息损失。
第三,关于投资收益分配应当遵循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本案中,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违反了《增资扩股协议》的约定和自己出具的《承诺与声明》与陈某文签订涉案代持协议与补充协议,存在明显过错,其作为专营投资管理的公司对涉案代持协议与补充协议的无效应承担主要责任。金融监管规章对于金融租赁公司出资人的资质均有明确的规定,陈某文参与金融市场的投资理应负有高于一般人的商业交易注意义务,其违反金融监管规章签订涉案代持协议与补充协议亦存在过错,应当承担次要责任。由于投资资金来源于陈某文,根据“谁投资、谁获益”的一般原则,应当由陈某文获取投资的主要收益,同时考虑到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提供了投资增值机会,并承担了代持中一定的投资风险,再结合涉案代持协议约定了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还承担管理代持股的责任,故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各自行为与投资收益的关联程度、贡献程度,参考双方在涉案代持协议中约定的比例,确定本案投资收益的返还比例为4:1,即陈某文应当获得投资收益的80%,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应当获得20%的投资收益。
第四,关于投资增值的计算标准。如前所述,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已确认了某金融租赁公司2019年净资产为每股3.5元,陈某文以此作为计算每股投资收益的标准并无不当。需要指出的是,原告陈某文主张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利率标准为LPR的4倍。据此计算,上海某投资管理公司应当赔偿的利息损失超过了陈某文主张的损失1760万元,故对陈某文按照投资收益的80%即1760万元主张合同无效的损失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1.自然人通过签订代持协议的方式成为金融租赁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因该行为规避了金融监管规章对于金融租赁公司出资来源的合规性监管,导致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出资来源与实际不符,股权结构及比例不清晰、不准确,影响金融租赁市场秩序和金融安全,故此类代持协议因违反社会公共秩序,应当认定无效。
2.金融租赁公司股权代持协议被认定无效后,处理返还投资款时应当充分考虑财产增值或贬值的情况。在存在增值收益的情况下,当事人选择将增值收益按比例分配以替代损失赔偿的,收益分配可以根据各方的过错程度及各自行为与投资收益的关联程度,并参考代持协议中约定的收益分配比例予以确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第157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57条)
一审: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20)沪0101民初4595号民事判决(2020年12月28日)
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2民终2446号民事判决(2022年2月2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叶某诉江苏某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纪某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2024-08-2-262-001 · (2011)盱商初字第XXX号 · 2024
民事 股东资格确认 借名股东 冒名股东
裁判要旨: 1. 冒名股东与借名股东性质完全不同,虽然两者都不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但后者对于其名义被借用是明知或应知的,前者却根本不知其名义被冒用,完全没有成为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故在对外法律关系上,两者的法律后果截然不同。借名股东遵循的是商事法的外观主义原则和公示公信原则,需对外承担股东责任,而对于冒名股东而言,由于其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形成了所谓的股东外观,该外观系因侵权行为所致,故应适用民法意思表示的原则,被冒名者不应视为法律上的股东,不应对外承担股东责任。作为股东资格的反向确认,冒名股东的确认旨在推翻登记的公示推定效力,进而免除登记股东补足出资责任及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因此,对主张被冒名者应适用较为严格的证明标准,以防止其滥用该诉权规避其本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2. 区分冒名股东与借名股东的关键在于当事人对于被登记为公司股东是否知情。由于公司在设立时并不严格要求投资人必须到场,代签可以在被代签者明知或者默认的情形下发生,故被“代签名”并不等同于被“盗用”或“盗用身份”签名,因此,仅凭工商登记材料中的签字并非是登记股东亲自签署,并不能得出其系冒名股东的结论,即不能仅凭工商登记材料中的签名情况作为唯一判定标准,而应综合考量冒名者持有其身份材料是否有合理解释、其与冒名者之间是否存在利益牵连等因素作出综合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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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股东资格确认/借名股东/冒名股东
基本案情
2004年6月28日,江苏某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程公司)成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工商登记载明股东为纪某(占股90%)、叶某(占股10%),纪某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叶某担任监事。
2019年8月,第三人某某公司诉至法院,要求纪某在抽逃出资9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2011)盱商初字第XXX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工程公司结欠某某公司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叶某在抽逃出资1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2011)盱商初字第XXX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的工程公司结欠某某公司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叶某在收到上述案件开庭传票后另行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其不是工程公司的股东。
原告叶某诉称:第三人纪某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冒用其名义将其登记为工程公司的股东,其对此不知情,也从未参与工程公司的登记注册、经营管理、分红等事宜,故其不是工程公司的股东。故请求判令:1.确认其不是工程公司的股东;2.工程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工程公司辩称:对叶某主张的诉讼请求无异议,叶某不是公司股东。
第三人纪某述称:其在叶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借用叶某的身份证办理工商登记,叶某不是工程公司的股东。
第三人某某公司述称:叶某与纪某关系密切,足以说明叶某同意纪某将叶某登记为工程公司的股东,构成借名登记,叶某是工程公司的名义股东。
经叶某申请,本院委托鉴定机构对工程公司设立登记时的出资协议书、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中“叶某”的签名笔迹进行鉴定。经鉴定,上述材料中“叶某”笔迹均非叶某本人书写。
庭审中,某某公司提供工程公司2004年、2005年、2006年的年检材料,年检材料中均附有“叶某”签名笔迹的身份证复印件。对此,纪某陈述称,身份证复印件是叶某找工作和考驾照时给其的,其中2004年因为公司要年检,要叶某签字,所以其就和叶某说了,让叶某签了字;2005年、2006年的年检材料上均是由工程公司的王会计签的。叶某解释称,2004年年检材料的身份证复印件是其交给纪某的,但目的是请纪某帮其找工作,签名是其本人所签;2005年年检材料的身份证复印件不是其交给纪某的,应该是纪某复印的,签名也不是其本人所签;2006年年检材料的新的二代身份证复印件是其交给纪某的,但目的是用于驾驶证年审,签名也不是其本人所签。
另查明,位于无锡市某庄园1区XXX号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登记在叶某名下。2014年5月,纪某与某装饰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由装饰公司承包案涉房屋的装修工程,纪某于合同签订当日向装饰公司支付装修工程款20万元。关于为何会支付案涉房屋的装修工程款,纪某解释称其曾向叶某父亲借过很多钱,出于还债的心理帮叶某装修。
再查明,某汽车附件公司的工商登记载明纪某担任该公司董事长,叶某担任副总经理。法院在执行(2019)苏0213执恢XXX号一案中,曾拍卖一处营业房,该营业房的登记簿载明标的所有人为纪某、叶某。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7日作出(2019)苏0213民初12203号民事判决:驳回叶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叶某、工程公司提出上诉。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0日作出(2020)苏02民终419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叶某是否是被冒名成为工程公司的股东。
所谓冒名股东,是指被他人冒用或者被盗用名义出资登记为公司股东的股东。被冒名者没有出资设立公司、参与经营管理、分享利润和承担风险的意思表示,也无为自己或者他人与公司其他股东设立公司的合意,且根本不知其名义被冒用,被冒名者不应视为法律上的股东。冒名登记不同于借名登记,借名登记表现为借用他人名义登记成为公司股东,并由借名人实际行使股东权利,被借名人并不行使股东权利。借名登记与冒名登记的根本区别之处在于对方是否知情并同意,如果对方不知情则为冒名登记行为,如果对方知情并同意则为借名登记行为。在对外法律关系中,由于被借名人登记为公司股东,依据公司法外观主义原则与公示原则,为保护无过错的公司债权人及公司其他股东,被借名人仍应承担相应的股东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当事人作出自认后,就要受到该自认的约束。只有在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及自认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的,才准许当事人撤销自认。纪某一审中陈述“2004年因为公司要年检,要叶某签字,所以我就和叶某说了,让叶某签了字”。二审中,纪某改变其自认,称其是和王会计说了,让王会计签的字。某某公司不同意纪某撤销自认,纪某也不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的上述自认。故纪某应受一审中自认的约束。根据纪某的该陈述,叶某知道其是工程公司的股东,也并不反对其成为工程公司的股东。叶某不是被冒名成为工程公司的股东。经司法鉴定,工程公司设立时的相关文件上“叶某”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但对外不能据此即否定叶某为工程公司的股东。此外,叶某与纪某有共有房屋,纪某以自己的义务为登记在叶某名下的房屋进行装修支出费用等,可以认定纪某与叶某关系密切,叶某称其对被登记为工程公司股东始终不知情,不足以令人采信。故叶某仅能认定为被借名成为工程公司股东,对外应承担股东的相应责任。对于叶某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1. 冒名股东与借名股东性质完全不同,虽然两者都不实际行使股东权利,但后者对于其名义被借用是明知或应知的,前者却根本不知其名义被冒用,完全没有成为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故在对外法律关系上,两者的法律后果截然不同。借名股东遵循的是商事法的外观主义原则和公示公信原则,需对外承担股东责任,而对于冒名股东而言,由于其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形成了所谓的股东外观,该外观系因侵权行为所致,故应适用民法意思表示的原则,被冒名者不应视为法律上的股东,不应对外承担股东责任。作为股东资格的反向确认,冒名股东的确认旨在推翻登记的公示推定效力,进而免除登记股东补足出资责任及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赔偿责任。因此,对主张被冒名者应适用较为严格的证明标准,以防止其滥用该诉权规避其本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2. 区分冒名股东与借名股东的关键在于当事人对于被登记为公司股东是否知情。由于公司在设立时并不严格要求投资人必须到场,代签可以在被代签者明知或者默认的情形下发生,故被“代签名”并不等同于被“盗用”或“盗用身份”签名,因此,仅凭工商登记材料中的签字并非是登记股东亲自签署,并不能得出其系冒名股东的结论,即不能仅凭工商登记材料中的签名情况作为唯一判定标准,而应综合考量冒名者持有其身份材料是否有合理解释、其与冒名者之间是否存在利益牵连等因素作出综合认定。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8条
一审: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19)苏0213民初12203号民事判决(2020年8月17日)
二审: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2民终4197号民事判决(2020年11月1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尤某诉无锡某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
2024-08-2-267-001 · (2016)苏0206民初5393号 · 2024
民事 股东知情权 瑕疵出资 股东资格 股东知情权行使 法定前置程序
裁判要旨: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固有的法定权利,其行使的主体应具有公司股东资格。新公司法出台后,公司法的基础理论最为显著的变化即从严格的法定资本制转变为授权资本制,如果瑕疵出资并不导致公司设立无效,一般不宜轻易否定瑕疵出资者的股东资格。在一般的瑕疵出资(如未足额出资、出资评估价值不实)情形下,如果出资者具备认定股东资格诸要素中的其他任何一个,如股东名册、公司章程记载、工商登记,一般即认定其具有股东资格。在具有股东资格后,即意味着股东享有包括自益权和共益权在内的各项权利。自益权指股东以自身利益为目的行使的权利,主要表现为财产权,如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权利、依照法律、公司章程转让出资的权利、优先购买其他股东转让出资的权利、优先认购公司新增资本的权利、依法分配公司解散清算后的剩余财产的权利;共益权指股东依法参加公司事务的决策和经营管理的权利,是股东基于公司利益兼为自身利益行使的权利,如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参加权、提案权、质询权、在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临时股东大会自行召集权与主持权、了解公司事务、查阅公司账簿和其他文件的知情权、公司解散请求权等权利。 关于瑕疵出资股东受到的权利限制,从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来看,允许公司对瑕疵出资股东予以限制的权利仅限于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直接获得财产利益的权利,而对股东知情权的行使并未进行禁止性规定,故股东的出资瑕疵并不必然导致股东资格的丧失,亦不影响股东知情权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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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股东知情权/瑕疵出资/股东资格/股东知情权行使/法定前置程序
基本案情
2013年7月18日,无锡某公司经无锡市惠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成立。2015年11月10日,尤某与叶某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叶某某在无锡某公司名下的35%的股权以3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尤某。同日,无锡某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股权转让及股东变更,公司股东出资情况为周某某出资510万元(出资比例51%),某科技公司出资50万元(出资比例5%),北京某公司出资50万元(出资比例5%),郝某某出资40万元(出资比例4%)、尤某出资350万元(出资比例35%),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周某某。2015年12月2日,尤某经工商登记备案为无锡某公司股东。
2016年8月16日,尤某向无锡某公司邮寄了《请求书》一份,要求无锡某公司在7日内提供:1.公司成立起历年财务报告及2016年1-7月财务报告(包括银行对账单、税务报表、公司财务账册);2.公司2015年度股东会报告;3.2016年7月止公司经营状况及资产负债资料;4.公司其他股东注册资金交付资料;5.公司债权债务;6.合作公司、政府机构的名称及有关协议;7.员工劳动合同及工资表;8.项目运营状况;9.现有公司资产(包括知识产权)。无锡某公司未进行答复,亦未提供财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资料供尤某查阅。
2016年9月13日,尤某诉至法院。诉讼中,尤某为证明无锡某公司已收到上述函件,向本院提供了EMS快递单及快递流转信息单,快递单上载明收件人为周某某,邮寄地址为周某某家庭住址,该信件于2016年8月18日妥投。
原告尤某诉称:其系无锡某公司股东,一直在北京工作,无锡某公司从未召开股东会议和提供财务会计报告,故其无法知悉无锡某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其多次要求查阅公司财务账簿未果,于2016年8月16日向无锡某公司提出了要求查阅公司财务账簿的书面申请,但无锡某公司不予回复也不提供相关资料。故请求判令:1.无锡某公司提供自公司设立之日起的公司会计账簿供尤某查阅;2.无锡某公司提供自公司设立之日起历年财务会计报告供尤某查阅。
无锡某公司辩称:尤某至今未出资到位,不具备股东资格,且公司未收到邮寄的书面申请。请求驳回尤某诉请。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8日作出(2016)苏0206民初5393号民事判决:一、无锡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尤某提供自公司设立之日起的公司会计账簿供尤某查阅。二、无锡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尤某提供自公司设立之日起历年财务会计报告供尤某查阅。宣判后,无锡某公司提起上诉。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7日作出(2017)苏02民终159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主要有两个争议焦点:一是股东出资与否对股东资格及股东知情权的行使有无影响;二是尤某起诉要求行使会计账簿查阅权前是否已履行了法定前置程序。
一、无锡某公司以尤某未出资否定其股东资格及知情权的行使没有依据。尤某通过受让叶某某持有的股份而成为无锡某公司的股东,经过了无锡某公司股东会议确认,并有工商部门的股东变更登记在卷佐证。无锡某公司关于尤某未出资的抗辩不能否定其具有股东资格。股东知情权是基于股东身份而拥有的固有权利,非经特别约定,一般不能予以限制。无锡某公司以尤某未出资否定其股东资格和股东知情权的行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二、尤某诉请行使会计账簿查阅权之前已经履行了法定前置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对查阅会计账簿设置了前置条件,即股东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而公司拒绝提供查阅。本案中,尤某为了解无锡某公司的经营状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于2016年8月16日通过全球邮政特快专递向无锡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周某某同时寄送了《请求书》,说明了其请求行使股东知情权的相关事宜及查阅目的。其中寄给周某某的邮件已于2016年8月18日妥投,而无锡某公司无正当理由拒收邮件则应视为邮件已送达。虽两份邮件仅载明内件物品为文件,但一则结合尤某举证的《请求书》底稿的落款日期和两份邮件的交邮日期判断,从证据的高度盖然性角度可以认定邮寄的文件是《请求书》,二则寄给周某某的邮件已妥投,无锡某公司完全有能力证明其法定代表人周某某收到的文件是何内容,其不能提供反证的,则应当认定即是《请求书》。无锡某公司在收到尤某的书面请求后15日内未有回复,应视为拒绝尤某的请求,至此,尤某要求查阅会计账簿的前置程序已经完成,其可以提起诉讼以保护股东知情权的合法行使。鉴于无锡某公司无证据证明尤某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有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能,故尤某的诉请应得到支持。
裁判要旨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固有的法定权利,其行使的主体应具有公司股东资格。新公司法出台后,公司法的基础理论最为显著的变化即从严格的法定资本制转变为授权资本制,如果瑕疵出资并不导致公司设立无效,一般不宜轻易否定瑕疵出资者的股东资格。在一般的瑕疵出资(如未足额出资、出资评估价值不实)情形下,如果出资者具备认定股东资格诸要素中的其他任何一个,如股东名册、公司章程记载、工商登记,一般即认定其具有股东资格。在具有股东资格后,即意味着股东享有包括自益权和共益权在内的各项权利。自益权指股东以自身利益为目的行使的权利,主要表现为财产权,如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权利、依照法律、公司章程转让出资的权利、优先购买其他股东转让出资的权利、优先认购公司新增资本的权利、依法分配公司解散清算后的剩余财产的权利;共益权指股东依法参加公司事务的决策和经营管理的权利,是股东基于公司利益兼为自身利益行使的权利,如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参加权、提案权、质询权、在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临时股东大会自行召集权与主持权、了解公司事务、查阅公司账簿和其他文件的知情权、公司解散请求权等权利。
关于瑕疵出资股东受到的权利限制,从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来看,允许公司对瑕疵出资股东予以限制的权利仅限于利润分配请求权、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直接获得财产利益的权利,而对股东知情权的行使并未进行禁止性规定,故股东的出资瑕疵并不必然导致股东资格的丧失,亦不影响股东知情权的行使。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3条
一审: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2016)苏0206民初5393号民事判决(2016年12月8日)
二审: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2民终1593号民事判决(2017年5月1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陈某云诉射阳县某汽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
2024-08-2-267-002 · (2023)苏0924民初6545号 · 2024
民事 股东知情权 法定事由 妥善保管义务 灭失 抗辩
裁判要旨: 知情权是公司股东的法定权利,公司拒绝股东行使知情权的事由具有法定性,不宜随意扩张。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灭失不属于拒绝股东行使知情权的法定事由。公司负有妥善保管财务会计资料的法定义务,对于因违反该义务导致财务会计资料灭失,致使公司股东无法行使知情权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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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股东知情权/法定事由/妥善保管义务/灭失/抗辩
基本案情
原告陈某云诉称:自2010年江苏省射阳县某汽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驾驶员培训公司)成立至今,陈某云一直系该公司股东。某驾驶员培训公司从未按照公司法规定向股东提供财务会计报告,并多次拒绝陈某云查账要求。陈某云于2022年7月3日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海递交要求查账的书面申请,但某驾驶员培训公司一直未提供。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驾驶员培训公司完整提供自2010年11月3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供陈某云和陈某云委托的注册会计师查阅。
被告某驾驶员培训公司辩称:陈某云要求查阅的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存放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海家中仓库,后因仓库失火,相关财务资料已灭失,其诉讼请求无法实现。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驾驶员培训公司系2010年11月3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60万元。自该公司成立以来,陈某云一直属于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5.2%。2019年7月8日,某驾驶员培训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顾某银变更为刘某海。庭审中,某驾驶员培训公司申请徐某运、刘某明出庭作证,以证明案涉财务会计资料已因火灾而灭失。徐某运的证言主要内容为:其系某驾驶员培训公司经理,大概2018年春天,刘某海声称其家中小储藏室失火,该公司以前的账烧掉了。徐某运表示看到了失火后的垃圾。刘某明的证言主要内容为:其系某驾驶员培训公司股东,也是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海的哥哥。2018年该公司账册因失火而烧毁,刘某明到现场时火烧已结束,其看到账册残留根底。
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5日作出(2023)苏0924民初6545号民事判决:驳回陈某云的诉讼请求。宣判后,陈某云提起上诉。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24日作出(2024)苏09民终1652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2023)苏0924民初6545号民事判决;二、江苏省射阳县某汽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于工作日时间上午9时至下午5时在其住所地提供该公司自2010年11月3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的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供陈某云和陈某云委托的注册会计师(不超过2名)查阅,查阅时间不超过10个工作日。受托的注册会计师查阅时,陈某云本人需在场。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首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案涉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已灭失。某驾驶员培训公司称案涉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因火灾而灭失,则应当对该事实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某驾驶员培训公司申请出庭作证的两名证人仅表示看到火灾残迹,其证言内容与“案涉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因该火灾而灭失”这一待证事实之间缺乏关联性,不能据此认定案涉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已灭失。且两名证人系某驾驶员培训公司股东,其中一人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哥哥,与本案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其证言缺乏证明力。其次,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灭失不属于公司可以拒绝股东行使知情权的法定事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陈某云为某驾驶员培训公司股东,其要求查阅案涉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具有法律依据。法律并未将“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灭失”作为公司抗辩股东行使知情权的事由。因此,如果某驾驶员培训公司没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陈某云行使知情权存在不正当目的,即应当依法提供相关财务资料。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三条规定,公司必须依法设置会计账簿,并保证其真实、完整。即使公司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灭失,公司也负有重新制作、恢复的法定义务。最后,某驾驶员培训公司不能因为自身保管财务资料不善的不当行为而免除配合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责任。股东知情权的实现,本来就以公司妥善保管财务资料为前提。根据会计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公司对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应当建立档案,妥善保管。按照某驾驶员培训公司所述,其在案涉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形成后,并未按照规范要求认真履行保管义务,而是放置于民房仓库中,显然违反了妥善保管的法定义务。即使某驾驶员培训公司该述称属实,相应的不利后果也应当由该公司以及具体的责任人承担。公司因自身保管不善而导致会计账簿、会计报告灭失,进而据此拒绝股东行使知情权,本质上是以自身的过错阻碍他人合法权益的实现,明显与法律所倡导的基本原则、价值取向相悖。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知情权是公司股东的法定权利,公司拒绝股东行使知情权的事由具有法定性,不宜随意扩张。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灭失不属于拒绝股东行使知情权的法定事由。公司负有妥善保管财务会计资料的法定义务,对于因违反该义务导致财务会计资料灭失,致使公司股东无法行使知情权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正)第57条(本案适用的是2018年10月26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3条)
一审: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2023)苏0924民初6545号民事判决(2024年1月5日)
二审: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苏09民终1652号民事判决(2024年5月2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上海某置业有限公司诉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
2024-08-2-267-003 · (2021)沪0151民初3614号 · 2024
民事 股东知情权 股权转让协议 工商登记 股东资格 公司章程
裁判要旨: 股东知情权纠纷中对原告起诉时股东身份的把握应结合工商登记、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等综合认定。原告与案外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当然导致股东资格的丧失。如果在原告起诉时,对外仍为工商登记的股东,对内仍为股东名册或公司章程记载的股东,且无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原告已丧失股东资格,则原告在起诉时仍为公司股东,可以依法行使股东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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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股东知情权/股权转让协议/工商登记/股东资格/公司章程
基本案情
上海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物业公司)成立于1996年12月13日,注册资本为500万元,登记股东为上海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置业公司)(持股比例88%)、江西某房地产公司(持股比例12%)。2001年,某置业公司通过受让继受取得某物业公司的股权。2009年下半年开始,某置业公司得知某物业公司的管理人员将某物业公司名下面积1820.34平方米房屋无偿过户到案外人名下,严重损害了股东利益。某置业公司多次要求某物业公司提供会计账簿等供查阅,并将过户到案外人名下的房屋返还,重新过户回某物业公司名下,然而某物业公司的管理人员却置之不理,严重侵犯了某置业公司的合法权益。某置业公司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某物业公司提供自1996年12月13日起至2021年2月28日止的股东会会议纪录、董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财务情况说明书)、审计报告供某置业公司查阅、复制;2.某物业公司提供自1996年12月13日起至2021年2月28日止的公司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供某置业公司查阅;3.上述材料由某置业公司委托会计师、律师进行查阅、复制等。
某物业公司辩称:不同意某置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某置业公司已于2009年将股权转让给案外人,已不是某物业公司股东。
另查明,某置业公司委托律师于2020年11月16日向某物业公司寄送《律师函》,要求某物业公司提供自设立至今全部会计账簿及财务报表、对外签约合同文本供某置业公司的委托人查阅。2021年3月4日,某置业公司委托律师向某物业公司寄送《律师函》,载明:“……本公司曾先后委托上海市世某律师事务所和上海胜某律师事务所于2010年、2015年、2020年致函于你方,要求你方提供会计账簿、财务报表等供其查询,但你方未予回应。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正式函告如下:为便于我委托人全面了解公司自成立以来的经营状况,为制定公司下一步发展方案找准方向,请你方接到本律师函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为我委托人提供下列便利:一、提供自1994年2月4日起至2021年2月28日止的股东会会议纪录、董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财务情况说明书)、审计报告供某置业公司查阅、复制;二、提供自1994年2月4日起至2021年2月28日止的公司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供某置业公司查阅;三、上述材料由某置业公司可以委托会计师、律师进行查阅、复制……”。某物业公司对2020年《律师函》表示见过,对2021年《律师函》表示予以拒收。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9日作出(2021)沪0151民初3614号民事判决: 一、被告某物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某置业公司提供某物业公司自1996年12月13日起至2021年2月28日止的股东会会议纪录、董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财务情况说明书、审计报告)供某置业公司查阅、复制(原告查阅上述公司文件材料时,在某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国在场的情况下,可委托会计师、律师辅助进行);二、被告某物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某置业公司提供某物业公司自1996年12月13日起至2021年2月28日止的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供某置业公司查阅(某业公司查阅上述公司文件材料时,在某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国在场的情况下,可委托会计师、律师辅助进行);三、上述材料由原告某置业公司在被告某物业公司正常营业时间内查阅,查阅地点为某物业公司的办公区域内(上海市徐汇区乌鲁木齐南路X号X室),查阅时间为15个工作日。宣判后,某物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3日作出(2021)沪02民终900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第九十七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七条规定:“股东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起诉请求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公司有证据证明前款规定的原告在起诉时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原告有初步证据证明在持股期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请求依法查阅或者复制其持股期间的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除外。”据此,知情权作为一项重要的股东权利,与股东身份高度绑定。起诉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一般情况下须具备起诉时具有股东资格这一“时间+身份”双重要件。本案的争议焦点即为某置业公司在起诉时是否具有某物业公司的股东身份,某置业公司与案外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必然导致其丧失股东资格。对此,法院认为,某置业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属于协议订立的范畴,本身并不必然立即导致股东资格的丧失,而转让股东资格属于协议履行的范畴,受让方在双方依约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完成变更登记后方能取得股东身份。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在某置业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这一时间点,对外而言,某置业公司仍为某物业公司公示登记在册的股东,并未通过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变更工商登记;对内而言,某物业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等内部材料已作相关变更。与此同时,也无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某置业公司已丧失股东资格。综上,某置业公司在本案起诉时仍然具有某物业公司的股东身份,可以依法行使股东知情权。
裁判结果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9日作出(2021)沪0151民初3614号民事判决: 一、被告某物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某置业公司提供某物业公司自1996年12月13日起至2021年2月28日止的股东会会议纪录、董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财务情况说明书、审计报告)供某置业公司查阅、复制(原告查阅上述公司文件材料时,在某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国在场的情况下,可委托会计师、律师辅助进行);二、被告某物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某置业公司提供某物业公司自1996年12月13日起至2021年2月28日止的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供某置业公司查阅(某业公司查阅上述公司文件材料时,在某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国在场的情况下,可委托会计师、律师辅助进行);三、上述材料由原告某置业公司在被告某物业公司正常营业时间内查阅,查阅地点为某物业公司的办公区域内(上海市徐汇区乌鲁木齐南路X号X室),查阅时间为15个工作日。宣判后,某物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3日作出(2021)沪02民终900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
股东知情权纠纷中对原告起诉时股东身份的把握应结合工商登记、股东名册、公司章程等综合认定。原告与案外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不当然导致股东资格的丧失。如果在原告起诉时,对外仍为工商登记的股东,对内仍为股东名册或公司章程记载的股东,且无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原告已丧失股东资格,则原告在起诉时仍为公司股东,可以依法行使股东知情权。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57条(本案适用的是2018年10月26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3条)
一审: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2021)沪0151民初3614号民事判决(2021年7月9日)
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2民终9007号民事判决(2021年9月23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上海某某公司诉上海某某股权投资中心等、第三人叶某某股权转让纠纷案
2024-08-2-269-001 · (2018)苏05刑终766号 · 2024
民事 股权转让 私募股权投资 对赌协议 股权回购 股东优先购买权 合同效力
裁判要旨: “对赌协议”又称估值调整协议,指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股权性融资协议时,为解决交易双方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投资成本而设计的包含了股权回购、金钱补偿等对未来目标公司的估值进行调整的协议,是私募股权投资中常用的投资方法。对赌条款是投资方为保障资金安全及利益的最大化所设定的投资条件,在目标公司未完成对赌目标时多设定以股权回购方式要求对赌方回购投资方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实质为附条件的股权转让行为。该股权转让是对赌方在对赌失败后被动性受让投资方股权的合同约定,应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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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股权转让/私募股权投资/对赌协议/股权回购/股东优先购买权/合同效力
基本案情
原告诉称:五被告某某中心、某甲公司、曾某某、李某某、朱某某系某乙公司股东。2016年5月18日,原告与五被告及某乙公司共同签订《增资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原告以增资方式向某乙公司投资1500万元,若某乙公司2016年注册用户数少于8000万、2017年净利润未达到3000万元、未于2017年2月30日前递交新三板挂牌申请资料、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从事违法犯罪行为等,原告有权要求五被告按照投资金额并考虑12%资金成本全部或部分回购原告持有的股权。嗣后,原告向某乙公司交付投资款1500万元并登记为某乙公司股东,但某乙公司违反任一项承诺,股权回购条件成就,故原告要求五被告按照1500万元×(1+12%T)计算标准(T为自2016年5月27日至实际支付股权回购款的自然天数除以365)回购原告持有的某乙公司股权。原告不参与某乙公司实际经营,不清楚李某某与第三人叶某某的股权代持关系及某乙公司的违法犯罪行为,不同意适用股东优先购买权规则或股东按份承担回购责任。
被告某某中心辩称:根据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5刑终766号刑事裁定书内容,曾某某、朱某某利用某乙公司自2016年1月经营网络赌博,涉案协议实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为无效。即使五被告承担股权回购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相关规定,同等条件下的股权转让,因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且协商不成时,应按股东各自出资比例购买,现五被告对股权回购存在争议,无法确定各自的回购比例,故应按持股比例承担股权回购责任,并非共同责任。
被告某甲公司辩称:确认《增资协议》的效力,但其未在《补充协议》上加盖骑缝章,不清楚具体内容。即使骑缝章真实,因李某某及第三人均非本人签字,《补充协议》未生效,五被告不应承担回购责任。不主张股东优先购买权,不同意按份承担回购责任。
被告曾某某辩称:确认涉案协议的真实性,某乙公司股东除李某某外均为本人签名或盖章。李某某与第三人为股权代持关系,第三人为实际权利人,因二人均居住在外地,故涉案协议由第三人指定他人代签;股东微信群内讨论过涉案协议,第三人及其他股东均知晓并同意签订。原告不参与某乙公司经营,不清楚某乙公司犯罪行为,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李某某辩称:其非实际股权所有人,系为其子即第三人代持股权,未参与某乙公司经营,也未在涉案协议上签字,故不应当承担股权回购责任。
被告朱某某辩称:涉案协议为曾某某让其签字,未查看协议具体内容,不清楚股权回购责任,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叶某某述称:其股权由李某某代持,但二人均不参与公司经营。第三人在股东微信群内明确提出股权回购决定权在五被告而非原告,与《补充协议》内容不符,且笔迹鉴定表明涉案协议均非其与李某某本人签字,二人也未委托他人代签,不确认《补充协议》的效力。因其知晓增资事宜,故确认《增资协议》的效力。
法院经审理查明:(1)2016年5月18日,原告与某乙公司、五被告共同签订《增资协议》,约定原告以增资扩股方式向某乙公司投资1500万元,占增资完成后某乙公司股权的7.5%。同日,原告与五被告再签订《补充协议》,“业绩承诺与补偿”及“股权回购”主要约定,若某乙公司2016年注册用户数少于8000万人、2017年净利润未达到3000万元、未于2017年2月30日前申请新三板挂牌、公司或实际控制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等,原告有权要求五被告全部或部分回购原告持有的股权,回购金额为原告投资金额减去已补偿金额再考虑12%的资金成本;“担保条款”主要包括,五被告愿意对承诺和相关责任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2)落款日期为2016年5月23日的《股东会决议》约定,公司注册资本由1870万元增加至2021.622万元,原告投资1500万元,151.622万元计入注册资本,被告曾某某、李某某、朱某某、某甲公司、某某中心及原告的持股比例分别为33.3737%、24.2721%、3.0342%、22.57%、9.25%、7.5%等。(3)2017年5月11日,原告分别向某某中心、某甲公司发送《关于要求回购股权的函》,以某乙公司未完成对赌目标为由要求回购原告持有的某乙公司全部股权。(4)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5刑终766号刑事裁定于2019年1月15日维持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因曾某某、朱某某等人利用互联网招揽赌博人员赌博,某乙公司负责提供资金结算、技术维护、工资发放等,以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二人有期徒刑。(5)曾某某、某某中心副总经理方某、某甲公司法定代表人庄某某及第三人所在某乙公司股东微信群于2016年5月12日、5月18日多次讨论涉案协议内容,其中第三人称虽称“补充协议”的“选择性”在原股东,但因微信记录提交不全,“最终版本”及其他微信内容均不详。
审理中,某甲公司及李某某、第三人分别申请对《补充协议》中骑缝印文及涉案协议中“李某某”签名进行鉴定,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分别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补充协议》中某甲公司骑缝印文真实,确认“李某某”签名非二人书写。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9日作出(2019)沪0109民初13238号民事判决:一、五被告按照1500万元×(1+12%T)(T为自2016年5月27日至实际履行之日的天数除以365)计算方式连带支付原告股权回购款;二、股权回购款支付完毕后15日内,原告配合将其持有的某乙公司7.5%股权变更登记至五被告名下。宣判后,某某中心、某甲公司、李某某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8日作出(2020)沪02民终233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包括:一是《补充协议》的效力及被告李某某、第三人叶某某是否受《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束;二是股权回购是否涉及股东优先购买权及责任承担。
一、《补充协议》的效力及被告李某某、第三人叶某某是否受《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束
某乙公司的犯罪行为虽然早于涉案协议签订的时间,但无证据证明原告知晓并参与该犯罪行为或投资款用于犯罪经营,故本案仍属民事法律调整范畴。《补充协议》中某甲公司骑缝印章的真实性已由司法鉴定确认。李某某及第三人虽主张某乙公司相关文件中有其签名,但无法指出具体文件名,且从法院查明的情况来看,《增资协议》《股东会决议》及工商登记文件上的签字均非二人本人签字,但二人从未提出异议,可推定存在长期由他人代为签字的惯常作法;某乙公司股东微信群内容表明第三人知晓并参与讨论,且在涉案协议均非二人签名的情况下,第三人仅确认《增资协议》的效力而否认《补充协议》的效力有违常理,故法院推定涉案协议系第三人授权他人代为签订,二人受涉案协议的约束。由于二人的股权代持关系未向原告披露,故涉案协议的法律后果由显名股东即李某某承担。
二、股权回购是否涉及股东优先购买权及责任承担
现有证据证明,某乙公司未完成《补充协议》约定的对赌目标,应当按约承担股权回购义务。对于股权回购责任的承担方式,因股权回购是在对赌失败情况下对赌方被动受让股权的行为,具有消极性,与一般股权转让的积极性不同;对赌失败后的回购责任系全体股东协商确定的结果,其特征为投资方成为股东后的再行转让行为,仅涉及股权在股东内部间的转让,与向股东之外的第三人转让股权不同,系约定权利;而股东优先购买权行使的前提条件为股权向股东以外的第三人流转,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可享有法律规定的优于他人的购买权,系法定权利。涉案股权回购与股东优先购买权在适用条件及法律特征上均存在较大差别,因此,本案股权回购争议不适用股东优先购买权。本案中,《补充协议》约定五被告对股权回购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其意思表示为五被告对回购原告股权负有同一债务,各债务人所负债务不分主次,彼此对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五被告应连带支付原告股权回购款。此外,基于权利与义务相对等原则,在五被告支付全部股权回购款后,原告应配合将其持有的某乙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五被告名下。
裁判要旨
“对赌协议”又称估值调整协议,指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股权性融资协议时,为解决交易双方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投资成本而设计的包含了股权回购、金钱补偿等对未来目标公司的估值进行调整的协议,是私募股权投资中常用的投资方法。对赌条款是投资方为保障资金安全及利益的最大化所设定的投资条件,在目标公司未完成对赌目标时多设定以股权回购方式要求对赌方回购投资方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实质为附条件的股权转让行为。该股权转让是对赌方在对赌失败后被动性受让投资方股权的合同约定,应属有效。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71条
一审: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9民初13238号民事判决(2019年9月29日)
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2民终2334号民事判决(2020年6月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某保险公司诉北京某科技公司、杨某勇股权转让纠纷案
2024-08-2-269-002 · (2018)京民初146号 · 2024
民事 股权转让 质押条款 合意 担保责任
裁判要旨: 虽然双方当事人未签订独立的质押合同,但主合同中约定了质押条款,内容包括被担保债权的数额、履行期限、质押财产的名称、数量、交付时间、担保范围等,具备原物权法和民法典规定的质押合同的一般内容。此种情况下,应当认定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质押合意。 在债权人与质押人签订质押合同但未办理登记的情况下,债权人可以按照质权未设立情况下的相关规定向质押人主张责任。关于责任范围,因双方签订股权质押合同时,债权人对于只能在担保物价值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有明确的预见,因此质押人未办理股权质押登记给债权人所造成的损失,应当限于本应质押的股权。至于股权价值的市场变化,属于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的正常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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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股权转让/质押条款/合意/担保责任
基本案情
某保险公司诉称:1.判令北京某科技公司依照合同约定向某保险公司支付业绩补偿款365297516.5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为据自2016年12月31日起至判决给付之日);2.判令杨某勇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向某保险公司承担同等数额的连带及担保支付责任。
北京某科技公司辩称:依据《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的规定,业绩补偿条款属于保底条款,是无效条款。所以北京某科技公司不应向某保险公司支付业绩补偿及相关利息。针对某保险公司第2项诉讼请求,杨某勇没有为北京某科技公司担保,不应承担担保责任。请求法院驳回某保险公司的诉讼请求。
杨某勇辩称:杨某勇将其持有的北京某科技公司的股权质押给某保险公司,也没有提到保证责任,所以杨某勇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22日,北京某科技公司与广州某科技公司、某保险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北京某科技公司现为广州某科技公司股东,合法持有广州某科技公司100%的股权。北京某科技公司正在对广州某科技公司进行重组,拟将自身所控制的、符合重组上市条件的优质子公司注入广州某科技公司,并承诺将会把重组后的广州某科技公司注入某上市公司。
某保险公司拟通过受让北京某科技公司持有广州某科技公司部分股权的方式成为广州某科技公司股东。本协议各方同意某保险公司出资6.48亿元受让北京某科技公司180万元股权,占北京某科技公司总股本的30%。协议还约定了其他条款。
同日,某保险公司与杨某勇、北京某科技公司以及广州某科技公司签订了《之补充协议》,约定:杨某勇为广州某科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北京某科技公司为广州某科技公司的控股股东,北京某科技公司、广州某科技公司与某保险公司已就转让广州某科技公司30%股权事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杨某勇、北京某科技公司、广州某科技公司共同保证广州某科技公司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内将与上市公司进行重组,且重组成功后某保险公司所持有的广州某科技公司股权将全部转换为上市公司股权,某保险公司具体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数量以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确定的重组方案为准。如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内广州某科技公司未与上市公司进行重组,则某保险公司有权选择以下列方式之一处置其所持有的广州某科技公司股权:(1)要求杨某勇、北京某科技公司或广州某科技公司按年息10%回购某保险公司所持有的全部广州某科技公司的股权,某保险公司可指定由其中一方或多方共同履行回购义务。(2)有权决定将北京某科技公司与自身控制的其他上市公司进行重组,杨某勇、北京某科技公司及广州某科技公司应予以配合及支持。
基于某保险公司受让北京某科技公司持有广州某科技公司部分股权的对价是按照重组后广州某科技公司2015年度预计的合并报表口径计算之净利润实现2亿元来估值确定的,如果广州某科技公司经营业绩没有达致上述目标,某保险公司有权优先选择与业绩挂钩的现金补偿条款要求北京某科技公司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与业绩挂钩的股权调整进行补偿。
2015年12月18日,北京某科技公司与杨某勇、某保险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为符合有关境内A股上市相关的审核要求,各方同意《股权转让协议》及《之补充协议》有关股份回购条款自相关上市公司公告购买广州某科技公司整体资产相关事项时起自动失效;若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申请被证监会等相关有权部门否决或申报材料被撤回,则自否决之日或撤回之日起该等条款的效力即自行恢复,且对失效期间某保险公司所享有的权益具有追溯权;若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经证监会审核通过并顺利完成,则《股权转让协议》及《之补充协议》约定的股份回购条款永久终止。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及《之补充协议》约定,广州某科技公司2015年度业绩目标即合并报表口径计算的净利润为2亿元,因广州某科技公司未能实现上述业绩目标,各方就业绩补充协商约定如下:(1)各方同意按广州某科技公司2015年度预测能实现的净利润8500万元为基础计算,广州某科技公司整体估值调整为8500×10.8=91 800万元,某保险公司所持有广州某科技公司30%股权对应的价值为91 800×30%=27 540万元,北京某科技公司应补偿某保险公司现金总额为64800-27540=37260万元。若广州某科技公司2015年度经具备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与上述净利润指标8500万元存在差异,则广州某科技公司整体估值及现金补偿款相应调整,现金补偿款实际差额部分在下列条款所述的“剩余补偿款”中调整。(2)关于上市现金补偿款,各方协商同意按下列方式支付:第一、杨某勇同意将其向相关上市公司转让广州某科技公司部分股权所取得的现金对价中的27000万元借予北京某科技公司,该借款用途仅供北京某科技公司偿还所欠某保险公司的第一笔补偿款27 000万元;在相关上市公司购买广州某科技公司并将相应款项支付至杨某勇的收款账户(该账户某保险公司享有监管权限,下称“监管账户1”)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由监管账户1直接将第一笔补偿款划付至北京某科技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该账户某保险公司享有监管权限,下称“监管账户2”);在监管账户2收到第一笔补偿款项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北京某科技公司应将第一笔补偿款支付至某保险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北京某科技公司及杨某勇无条件同意届时由相关中介机构及银行配合办理银行账户的监管事项及履行还款义务。第二、北京某科技公司应在2016年12月31日之前支付剩余补偿款(具体金额以经审计实际净利润计算估值后调整过的金额为准)。为了担保北京某科技公司履行该还款义务,杨某勇应将其所持有的北京某科技公司全部股权质押给某保险公司,并在第一笔补偿款(27 000万元)支付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质押登记手续,北京某科技公司及杨某勇应履行善意配合义务。若上市公司收购广州某科技公司事项经证监会审核通过并顺利完成,北京某科技公司、杨某勇、某保险公司及广州某科技公司于2014年12月22日签订的《之补充协议》终止。若上市公司收购广州某科技公司事项被证监会等相关有权部门否决或申报材料被撤回,则自否决之日或撤回之日起原《之补充协议》各条款全部恢复生效;关于业绩补偿问题,继续按《股权转让协议》和《之补充协议》约定情况履行,本补充协议约定相关内容不再执行。本补充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和《之补充协议》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为准。协议还约定了其他条款。
2016年4月30日,某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广州某科技公司的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显示:广州某科技公司2015年度综合收益总额为87253 852.91元。
又查明,2017年7月21日,某上市公司代杨某勇向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付款1亿元;2017年7月27日,某上市公司向杨某勇付款2000万元;2018年7月9日,某上市公司共向杨某勇付款3.8亿元。杨某勇和某上市公司均确认上述款项系某上市公司支付的《收购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款。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30日作出(2018)京民初146号民事判决:一、北京某科技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某保险公司业绩补偿款365297516.57元,并支付利息(其中95297 516.57的利息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其中2.7亿元的利息自2018年7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均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给付之日止,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驳回某保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某上市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某保险公司、北京某科技公司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31日作出(2020)最高法民终1250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初14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变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初14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杨某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北京某科技公司应付某保险公司业绩补偿款中的2.7亿元及利息(自2018年7月12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对95297516.57元及自2017年1月1日起的利息(其中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在其持有的北京某科技公司76.8%股权价值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三、驳回某保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一、关于《补充协议》约定的股权质押条款是否成立的问题。《补充协议》第二条第(2)项约定:“关于上述现金补偿款,各方协商同意按下列方式支付:……第二,北京某科技公司应在2016年12月31日之前支付剩余补偿款(具体金额以经审计实际净利润计算估值后调整过的金额为准)。为了担保北京某科技公司履行该还款义务,杨某勇应将其所持有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全部股权质押给某保险公司,并在第一笔补偿款(27000万元)支付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质押登记手续,北京某科技公司及杨某勇应履行善意配合义务。”对于该质押条款的效力,某保险公司对一审判决的认定提出上诉。对此,法院认为,虽然杨某勇与某保险公司之间未签订独立的担保合同,但《补充协议》前述条款包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的质押合同的一般内容,包括被担保债权的数额、履行期限、质押财产的名称、数量、交付时间,担保范围等,应当认为双方之间订立的质押条款成立。其中,被担保债权的种类和数额为北京某科技公司应向某保险公司支付的“剩余补偿款”,虽然该补偿款数额在《补充协议》签订之时尚未确定,但《补充协议》约定了明确的确定方式,即:《补充协议》第二条第(1)项约定各方同意按“2015年度预测能实现的净利润8500万元为基础计算,北京某科技公司应补偿某保险公司现金总额为37260万元”,同时还约定,“若广州某科技公司2015年度经具备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净利润与上述净利润指标8500万元存在差异,则广州某科技公司整体估值及现金补偿款相应调整。”第(2)项也明确,“北京某科技公司应支付的剩余补偿款具体金额以经审计实际净利润计算估值后调整过的金额为准。”通过上述条款,杨某勇担保的债权即“剩余补偿款”的金额可在广州某科技公司2015年度净利润审计后予以确定。而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2016年4月30日,某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广州某科技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表载明,广州某科技公司2015年度综合收益总额为87253852.91元。该审计报告出具时间在《补充协议》约定的“剩余补偿款”支付时间之前,也即“剩余补偿款”确定时间虽然在《补充协议》签订之后,但并不影响协议的按期履行。对于一审认定的“剩余补偿款”数额95297516.57元,某保险公司提出,因北京某科技公司未支付第一笔补偿款,故剩余补偿款应认定为所有补偿款,即365297516.57元。但从《补充协议》的约定看,北京某科技公司应向某保险公司支付的全部补偿款分为两笔,第一笔为2.7亿元,第二笔为“剩余补偿款”,也即“剩余补偿款”是除第一笔2.7亿元之外的其余补偿款。因此一审认定“剩余补偿款”为365297516.57元-2.7亿元=95297516.57元,并无不当,予以维持。关于债务人的履行期限,《补充协议》第二条第(2)项明确约定为2016年12月31日之前;关于质押财产的名称、数量,也明确约定为杨某勇持有的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全部股权,交付时间为第一笔补偿款支付之日起5日内完成质押登记手续;关于担保范围,前述条款没有明确约定,应当按照法定担保范围即“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予以认定。综上,《补充协议》第二条第(2)项内容不仅含有杨某勇以所持北京某科技公司股权为北京某科技公司应付某保险公司的“剩余补偿款”提供担保的明确意思表示,而且约定了被担保债权的数额、履行期限、质押财产名称、数量、交付时间、担保范围等质押合同基本内容,某保险公司对此认可,应视为双方达成了股权质押条款。一审判决以《补充协议》约定的主债务剩余补偿款金额尚未确定、有关质押合同的相关具体条款亦未约定为由,认定杨某勇与某保险公司之间的股权质押合同未成立,与《补充协议》的约定以及法律规定均不符,予以纠正。某保险公司的该项上诉请求,予以支持。
二、关于杨某勇对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债务应否及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一)关于杨某勇责任的约定。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等合同签订之时,杨某勇持有北京某科技公司76.8%的股权,北京某科技公司持有广州某科技公司100%股权,杨某勇同时是北京某科技公司和广州某科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补充协议》主要约定,因广州某科技公司2015年度净利润未实现业绩目标,北京某科技公司应向某保险公司进行现金补偿,补偿款约为3.7亿元,分两笔进行支付。第一笔2.7亿元的支付方式是,“相关上市公司”即某上市公司向杨某勇支付“相应款项”即股权转让对价后2个工作日内,杨某勇向北京某科技公司提供2.7亿元借款,该款项仅用于向某保险公司支付第一笔补偿款。为保障该第一笔补偿款的顺利支付,北京某科技公司、杨某勇与某保险公司还约定设置监管账户,某保险公司享有监管权。同时,协议还约定“北京某科技公司与杨某勇无条件同意届时由相关中介机构及银行配合办理银行账户的监管事项及履行还款义务”。从上述约定业绩补偿款的支付方式以及履行顺序看,北京某科技公司虽然是补偿款的支付主体,但其支付能力需依赖于杨某勇提供借款。上述内容虽然没有杨某勇为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的表述,但从杨某勇借款给北京某科技公司专项用于向某保险公司支付补偿款的约定,以及“北京某科技公司与杨某勇无条件同意……履行还款义务”的表述看,杨某勇向北京某科技公司提供借款是某保险公司实现第一笔补偿款债权的直接来源和保障,杨某勇与北京某科技公司之间形成借款法律关系,而对于某保险公司而言,三方则是达成由杨某勇代北京某科技公司支付2.7亿元的合意。对于剩余补偿款,三方则是明确约定由杨某勇所持北京某科技公司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该约定属于担保性质,各方无异议。
综合上述,法院认为,从《补充协议》的签约主体及主要内容来看,杨某勇之所以加入该协议,目的在于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共同保障某保险公司业绩补偿款的实现。杨某勇的合同义务是,向北京某科技公司出借2.7亿元代北京某科技公司向某保险公司支付第一笔补偿款2.7亿元,同时就“剩余补偿款”以其所持有的北京某科技公司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基于诚实信用原则,杨某勇应当主动履行上述合同义务,如未履行给某保险公司造成损失,则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二)杨某勇是否构成违约。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杨某勇从某上市公司获得5亿元股权交易对价之后,并未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与北京某科技公司、某保险公司共同设立监管账户,更未借给北京某科技公司以履行“北京某科技公司与杨某勇无条件同意届时由相关中介机构及银行配合办理银行账户的监管事项及履行还款义务”的合同义务,该违约行为直接导致某保险公司未收到第一笔补偿款2.7亿元。对此,杨某勇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违反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补充协议》还约定杨某勇以所持有的北京某科技公司股权提供质押担保,但股权质押未进行登记,因此股权质押条款虽然成立,但质权未有效设立。杨某勇作为出质人,显然负有主动登记的合同义务,其未履行,导致某保险公司最终无法就案涉股权的交换价值享有优先受偿权,构成违约,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三)杨某勇如何承担违约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本案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之前,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4号)第八十六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未按质押合同约定的时间移交质物的,因此给质权人造成损失的,出质人应当根据其过错承担赔偿责任。”依照上述规定,杨某勇应当就其违约行为向某保险公司承担继续履行或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
对于第一笔补偿款2.7亿元,如前所述,杨某勇未依约履行向北京某科技公司借款2.7亿元的合同义务,构成违约,应当对某保险公司因此受到的2.7亿元补偿款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基于《补充协议》中“北京某科技公司与杨某勇无条件同意届时由相关中介机构及银行配合办理银行账户的监管事项及履行还款义务”的约定,杨某勇亦应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共同承担清偿2.7亿元的合同责任。综合考虑,法院认定杨某勇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共同对2.7亿元补偿款承担清偿责任。对于剩余补偿款95297516.57元,因各方明确约定了质押担保方式,杨某勇的责任应当按照质权未设立情况下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4号)第七十三条规定:“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抵押物的价款低于抵押权设定时约定价值的,应当按照抵押物实现的价值进行清偿。不足清偿的剩余部分,由债务人清偿。”对于质押而言,亦是同理,质押人以质押物的价值为限对所担保的债权承担担保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债权人与质押人签订物的担保合同时,对于其只能在担保物价值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有明确的预见,于本案而言,杨某勇未办理股权质押登记给某保险公司所造成的损失应当限于本应质押的股权。至于股权价值的市场变化,属于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的正常风险。因此,法院认定杨某勇在其应质押股权价值范围内对剩余补偿款95297516.57元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杨某勇答辩提出的某保险公司的上诉请求超出一审诉讼请求范围的意见,法院认为,某保险公司一审即提出杨某勇应承担违约责任的主张,二审中则认为不论何种性质,杨某勇都应承担责任。基于此,二审对于杨某勇因违约行为而应承担的责任问题做进一步审理和认定,并不超出某保险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范围。综上,一审判决对杨某勇责任的认定不当,予以纠正。某保险公司的此项上诉请求,予以部分支持。
裁判要旨
虽然双方当事人未签订独立的质押合同,但主合同中约定了质押条款,内容包括被担保债权的数额、履行期限、质押财产的名称、数量、交付时间、担保范围等,具备原物权法和民法典规定的质押合同的一般内容。此种情况下,应当认定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质押合意。
在债权人与质押人签订质押合同但未办理登记的情况下,债权人可以按照质权未设立情况下的相关规定向质押人主张责任。关于责任范围,因双方签订股权质押合同时,债权人对于只能在担保物价值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有明确的预见,因此质押人未办理股权质押登记给债权人所造成的损失,应当限于本应质押的股权。至于股权价值的市场变化,属于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的正常风险。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27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1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45第1款、第577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3条、第107条)
一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京民初146号民事判决(2020年6月30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1250号民事判决(2021年3月3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山东某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诉山东某某纸业有限公司、陈某1、陈某2、陈某3等股权转让纠纷案
2024-08-2-269-003 · (2020)鲁09民初217号 · 2024
民事 股权转让 对赌协议 合同效力审查 可履行性 减资程序
裁判要旨: 1.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原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之间“对赌协议”的效力及可履行性。目标公司股东对投资方的补偿承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在合同约定的补偿条件成立的情况下,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原则,目标公司股东作为引资者应信守承诺,投资方应当得到约定的补偿。 2.投资方与目标公司之间“对赌协议”的效力及可履行性。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订立的“对赌协议”在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的情况下,目标公司仅以存在股权回购或者金钱补偿约定为由,主张“对赌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投资方主张实际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是否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及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判决是否支持其诉讼请求。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或者第142条关于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目标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承担金钱补偿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和第166条关于利润分配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目标公司没有利润或者虽有利润但不足以补偿投资方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或者部分支持其诉讼请求。今后目标公司有利润时,投资方还可以依据该事实另行提起诉讼。 人民法院在审理“对赌协议”纠纷案件时,不仅应当适用合同法(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还应当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既要坚持鼓励投资方对实体企业特别是科技创新企业投资原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又要贯彻资本维持原则和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原则,依法平衡投资方、公司债权人、公司之间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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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股权转让/对赌协议/合同效力审查/可履行性/减资程序
基本案情
原告山东某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诉称:原、被告于2011年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和补充协议,原告已如期履行支付投资款的协议义务,成为被告公司的投资人。期间,被告公司未曾分发红利且至提起诉讼未上市,陈某1、陈某2、陈某3亦未依约无偿划拨股权,导致原告重大经济损失。被告陈某4、唐某某、陈某5与上述三自然人被告有婚姻关系,应承担连带责任。故请求判令:1.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股权回(收)购款1856万元;2.陈某1、陈某2、陈某3无偿划拨股权(注册资本金)397万元;3.山东某某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分配利润371万元;4.各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95万元;5.陈某4、唐某某、陈某5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6.诉讼费用、担保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山东某某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陈某1、陈某2、陈某3、陈某4、唐某某、陈某5辩称:1.按照公司章程和《增资扩股协议》规定,原告取回入股股金违反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第142条关于“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该诉求不应得到支持。2.原告要求陈某1、陈某2、陈某3无偿划拨股权的请求不符合《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根据补充协议第二条约定的无偿划转条件,原告起诉已超出诉讼时效,且陈某2、陈某3目前已不是公司股东,不应再承担责任。另外,原告对无偿划拨股权的计算公式有误,还忽略了2011年调整后原告持股比例的变化。3.原告根据《补充协议》约定计算利润和损失,《补充协议》因履行完毕及已过诉讼时效而无效,再者入股是双方自愿行为,在公司面临困难时原告要求分红和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4.涉案投资款是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故原告的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2月,原告山东某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单位与被告陈某1、陈某2、陈某3、山东某某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协议主要约定:原告等对公司进行增加投资,原告以现金1000万元出资认购公司新增注册资本218.6844万元,其中781.3166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同日,原告等单位与被告陈某1、陈某2、陈某3、山东某某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引入外部投资者补充协议,协议主要约定:山东某某集团有限公司于2011年、2012年、2013年任何一年中,其经原告认可的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数据显示亏损,则原告有权要求并指定山东某某集团有限公司(或被告陈某1、陈某2、陈某3)回购(或受让)股东所持有的全部股权,价款为股东投入的本金x(1+10% x持有股权的天数/360)-已获得的分红收入。山东某某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完成的经原告认可审计机构审计的净利润低于4200万元,则原告此次增资扩股后估值重新计算,山东某某集团有限公司此次增资扩股后估值=山东某某集团有限公司原估值5亿元×2011年经审计净利润/2011年承诺净利润4200万元。原告现有投资金额将依重新计算后的估值确定持股数量,与原投资协议所约定持股数量之间的差额,由被告陈某1、陈某2、陈某3向原告依比例分别无偿划拨。山东某某集团有限公司2012年完成的经原告认可审计机构审计的净利润低于6000万元,则原告此次增资扩股后估值重新计算,山东某某集团有限公司此次增资扩股后估值=山东某某集团有限公司原估值5亿元×2011年经审计净利润/2012年承诺净利润6000万元。原告现有投资金额将依重新计算后的估值确定持股数量,与原投资协议所约定持股数量之间的差额,由被告陈某1、陈某2、陈某3向原告依比例分别无偿划拨。自本轮增资投资者资金到位后四年后,山东某某集团有限公司如不能实现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投资者、股权受让方有权要求山东某某集团有限公司、被告陈某1、陈某2、陈某3或山东某某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某1、陈某2、陈某3安排第三方收购股权,回购或收购价款,按以下两者中高者为准:1.回购或收购基准日经审计的投资者账面股东权益;2.提出要求的股东投入的本金x(1+10%x持有股权的天数/360)-已获得分红收入。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前,山东某某集团有限公司实现的可分配利润10%至30%应用现金股利分配,在此范围内的具体比例及详细利润分配方案,由董事会提出并报股东会决定。
2012年1月20日,原告将1000万元汇入山东某某集团有限公司账户。同年3月,原告成为山东某某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同年5月19日,山东某某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收款收据。截至2020年6月30日,被告山东某某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未进行利润分配、也未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根据补充协议约定,股权回购(收购)款为1856万元,被告山东某某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陈某1、陈某2、陈某3均未支付。
另查明,山东某某集团有限公司后进行股份制改制为山东某某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告作为发起人之一认购227.5821万股。原告因申请财产保全,支出费用32190元。诉讼中,原告撤回要求被告无偿划拨股权(注册资本金)397万元的诉讼请求。
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日作出(2020)鲁09民初217号民事判决:一、陈某1、陈某2、陈某3支付山东某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收购款1856万元(计算至2020年6月30日),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陈某1、陈某2、陈某3支付山东某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担保费用3219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山东某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陈某1、陈某2、陈某3提起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7日作出(2021)鲁民终64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对赌协议”,又称估值调整协议,是指投资者与融资方在达成股权性融资时,为解决双方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而设计的,包含了股权回购等对未来不确定的目标公司的估值进行调整的协议。本案中,“对赌协议”既包含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股东之间的协议,又包含投资方与目标公司之间的协议。
关于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股东之间“对赌协议”的效力及可履行性。某某投资公司与陈某1、陈某2、陈某3签订引入外部投资者补充协议中关于回购股权、分红部分的约定系“对赌协议“,为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协议约定特定情形出现时某某投资公司有权要求陈某1、陈某2、陈某3承担股份受让义务的条款,陈某1、陈某2、陈某3所作出的受让承诺,均属民事主体在缔约过程中应当充分认识的商业风险,未超过签订协议的当事人合理预期,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合同约定情形出现时,负有契约义务的当事人依法应当按约定履行自己的承诺。根据协议约定,自本轮增资投资者资金到位后四年后,某某纸业公司如不能实现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投资者有权要求目标公司、陈某1、陈某2、陈某3或目标公司与陈某1、陈某2、陈某3安排第三方收购股权,回购或收购价款。由于某某纸业公司未能在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实现上市(IPO), 陈某1、陈某2、陈某3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的计算方式履行相应义务。现某某投资公司根据协议约定,选择固定公式计算股权收益,依法予以支持。陈某1、陈某2、陈某3辩称股权已经转让,不应当再承担民事责任,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陈某1、陈某2、陈某3支付对价后,某某投资公司持有的某某纸业公司股权转让于陈某1、陈某2、陈某3。由于补充协议中并没有对某某投资公司要求股权回购的时间作出明确具体的要求,其可以随时主张,因此某某投资公司主张权利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投资方与目标公司之间“对赌协议”的效力及可履行性。关于投资方与目标公司之间“对赌协议”的效力同前所述的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股东之间“对赌协议”的效力,系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补充协议中约定,某某纸业公司从某某投资公司处融资,某某投资公司成为某某纸业公司的股东。现某某纸业公司在约定的期限内未能完成预设目标,其应当按照事先约定的方式回购原告持有的股权。但在审理“对赌协议”纠纷案件时,法院除应当根据合同法进行审查外,还应当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我国公司法采取“原则禁止、例外许可”的规定,目标公司回购股权或者金钱补偿花费目标公司的自有资金,违反“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原则,事实上减少了公司资本,有损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此目标公司必须履行减资程序,实质是贯彻资本维持原则,当公司股东与债权人利益出现冲突时,优先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只有通过减资程序,公司债权人利益得到了保护之后,作为公司股东原告作为投资方要求公司回购股权的诉讼请求才具有正当性。某某投资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某某纸业公司已经履行了减资程序,故其要求某某纸业公司回购股权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某某投资公司可以待目标公司履行了减资程序后,另行主张。
裁判要旨
1.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原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之间“对赌协议”的效力及可履行性。目标公司股东对投资方的补偿承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在合同约定的补偿条件成立的情况下,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原则,目标公司股东作为引资者应信守承诺,投资方应当得到约定的补偿。
2.投资方与目标公司之间“对赌协议”的效力及可履行性。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订立的“对赌协议”在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的情况下,目标公司仅以存在股权回购或者金钱补偿约定为由,主张“对赌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投资方主张实际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是否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及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判决是否支持其诉讼请求。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或者第142条关于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目标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承担金钱补偿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和第166条关于利润分配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目标公司没有利润或者虽有利润但不足以补偿投资方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或者部分支持其诉讼请求。今后目标公司有利润时,投资方还可以依据该事实另行提起诉讼。
人民法院在审理“对赌协议”纠纷案件时,不仅应当适用合同法(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还应当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既要坚持鼓励投资方对实体企业特别是科技创新企业投资原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又要贯彻资本维持原则和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原则,依法平衡投资方、公司债权人、公司之间的利益。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4条、第577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10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77条
一审: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9民初217号民事判决(2020年12月2日)
二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鲁民终647号民事判决(2021年3月1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刘某诉杨某、上海某渡水净化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2024-08-2-269-004 · 2024
民事 股权转让 竞业禁止 连带责任 违约金
裁判要旨: 建立劳动关系,一般并不负有竞业禁止义务。但在涉及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中,有时也会出现针对股权出让方的竞业禁止条款。在法律没有作出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应当肯定股权转让合同所附竞业禁止条款的效力,但相应的竞业禁止期间仍应受到《劳动合同法》之竞业禁止期间最高不得超过两年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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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股权转让/竞业禁止/连带责任/违约金
基本案情
刘某诉称:其与杨某在《股份转让协议书》中约定了竞业禁止期间为终身的竞业禁止条款。现杨某在股权转让完成后违反承诺,以上海某渡水净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净化公司)的名义生产和经营纤维束过滤类产品。杨某、水净化公司的上述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严重损害了刘某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1、杨某、水净化公司自此不得生产和经营纤维束过滤类技术及其产品或者从事损害刘某及其企业利益的活动;2、杨某、水净化公司连带赔偿刘某200万元。
杨某、水净化公司共同答辩称:不同意刘某的诉讼请求。理由:第一,杨某、水净化公司没有生产和经营刘某的任何技术和产品,不存在侵害刘某利益的行为。第二,《股份转让协议书》所附竞业禁止条款未明确约定具体的期限,杨某并不负有终身不得从事相关行业的义务。第三,水净化公司不是《股份转让协议书》的当事人,水净化公司与刘某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第四,《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明显过高,请求法院予以调整。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杨某原为上海某清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境工程公司)的股东。2008年1月18日,刘某与杨某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双方约定:一、杨某将其所持有的环境工程公司33%的股权以32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某;二、杨某承诺,自股权转让交易完成之日起,杨某个人及其所领导或关联的企业不生产和经营刘某个人及其企业的专利技术及其产品,不生产和经营纤维束过滤类技术及其产品,不做侵害刘某个人及其企业利益的事情,如果杨某违反承诺,则赔偿刘某200万元(以下简称竞业禁止条款)。
2008年1月30日至3月3日,刘某分四次支付给杨某股权转让款共计326万元。2008年1月31日,刘某与杨某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2008年2月24日,公司登记机关决定准予变更登记。2008年9月8日,杨某以增资入股方式成为水净化公司持股比例为80%的股东。2009年10月至11月期间,水净化公司先后以纤维束过滤类产品中标山东临沭县某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的污水处理设备采购项目(以下简称临沭县项目)和山东阳信县某某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项目(以下简称阳信县项目)。环境工程公司在上述项目的中标公示中被列为第二名。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12日作出(2013)宝民二(商)初字第2038号民事判决:判决杨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某违约金150万元并驳回刘某的其余诉讼请求。当事人刘某、杨某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26日作出(2014)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56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有三,一是杨某是否违反《股份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竞业禁止义务;二是杨某是否应当支付刘某违约金,以及如果应当支付违约金,是否需要对违约金数额进行调整;三是水净化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一、杨某确已违反《股份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竞业禁止义务
从竞业禁止义务的具体内容上看,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书》竞业禁止条款的表述,杨某在相应的竞业禁止期内,应负担“不生产和经营刘某个人及其企业的专利技术及其产品,不生产和经营纤维束过滤类技术及其产品,不做侵害刘某个人及其企业利益的事情”的义务。结合合同的文义、合同的目的和诚实信用原则,可以对上述的合同条款作如下理解:鉴于《股份转让协议书》的标的物是环境工程公司的股权,故条款中的“企业”应当限定为环境工程公司,相应的,“不生产和经营刘某个人及其企业的专利技术及其产品”的含义应理解为:不得生产和经营刘某及环境工程公司于《股份转让协议书》签订时已经拥有的专利技术和产品。条款中的“不生产和经营纤维束过滤类技术及其产品,不做侵害刘某个人及其企业利益的事情”属于对本条款的进一步解释以及对相关义务的强调。综上,杨某应履行的竞业禁止义务的内容为:(1)不得生产和经营刘某及环境工程公司于《股份转让协议书》签订时已经拥有的专利技术和产品;(2)不得生产和经营通用的纤维束过滤类技术和产品。
从该竞业禁止义务的履行起始时间来看,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书》竞业禁止条款的约定,杨某应自股权转让交易完成之日起开始履行竞业禁止义务。关于股权转让交易完成之条件成就的标志,应以刘某与杨某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股权变更登记为准。理由如下:首先,从合同的目的来看,刘某与杨某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的目的是转让股权,股权转让条款构成合同的主要条款,竞业禁止条款则是合同的次要条款。股权转让条款约定的刘某的付款义务和杨某的出让股权的义务均是《股份转让协议书》项下双方应负担的主给付义务,构成对待给付关系。竞业禁止条款约定的杨某的竞业禁止义务是《股份转让协议书》项下杨某应负担的从给付义务,与刘某的付款义务不构成对待给付关系,而是附属于杨某出让股权的义务,故杨某的出让股权义务与附于其上的竞业禁止义务应当同步履行。其次,杨某自愿负担竞业禁止义务是刘某与其签订和履行《股份转让协议书》的重要基础,其本意在于通过限制杨某的劳动权及其领导的企业的商业竞争权来保护刘某及环境工程公司的商业秘密和竞争利益,而自杨某向刘某出让股权之日起,环境工程公司的商业秘密和竞争利益就处于暴露状态,故杨某自出让股权之日起,即应开始履行竞业禁止义务。再次,从竞业禁止义务的性质来看,竞业禁止义务属于不作为义务,只要杨某不积极实施竞业行为,该项义务就能得到履行。反之,如果杨某积极实施竞业行为,刘某及环境工程公司的商业秘密和竞争利益就将不可逆转地遭受损害,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的基础就可能彻底破碎,且无从补救,故杨某自出让股权之日起,就应履行竞业禁止义务。复次,从实际履行情况来看,在刘某已经支付了绝大部分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杨某自愿配合刘某于2008年1月31日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由此可知,刘某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已经足以保障杨某实现其绝大部分合同利益,杨某自愿以实际履行的方式从该时点开始履行其合同义务。最后,从具体的时间点来看,刘某与杨某于2008年1月31日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同年2月24日,公司登记机关准予变更登记。刘某与杨某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之日,也即双方就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达成合意并付诸实施之日起,股权变更至少在刘某和杨某之间就应视为已经完成,虽然在公司登记机关准予变更登记之前,股权变更尚不能产生外部拘束力,即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但在刘某与杨某之间已经可以产生内部拘束力,杨某应自2008年1月31日起履行竞业禁止义务。综上,刘某与杨某于2008年1月31日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股权变更登记的行为使得股权转让交易完成之条件成就,自该日起,杨某应按照2008年1月18日《股份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履行竞业禁止义务。
从竞业禁止义务的履行期限来看,对于刘某及环境工程公司于《股份转让协议书》签订时已经拥有的专利技术和产品的义务,杨某应终身不得生产和经营,对于通用的纤维束过滤类技术和产品,杨某的竞业禁止义务的履行期限应不超过两年。本案中,刘某与杨某并未在《股份转让协议书》竞业禁止条款中明确约定杨某应履行竞业禁止义务的截止时间。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时,双方的意思是竞业禁止期间为终身。对于杨某不得生产和经营刘某及环境工程公司于《股份转让协议书》签订时已经拥有的专利技术和产品的义务,由于刘某和环境工程公司对自身的专利技术和产品拥有处分权,禁止杨某生产和经营上述技术和产品,是刘某和环境工程公司对于自身合法权益的自由行使,不构成对杨某权利的不当限制,故双方约定该项竞业禁止义务的期间为终身,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对于杨某不得生产和经营通用的纤维束过滤类技术和产品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到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竞业限制期限,不得超过二年。上述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本案中,虽然杨某在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时与刘某同为环境工程公司的股东,两者地位平等,但竞业禁止条款限制的是杨某的劳动权,终身的竞业禁止期间将伤及杨某的基本生存权利,且不利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故《劳动合同法》关于竞业禁止期间不得超过二年的规定亦应类推适用于本案。此外,从杨某所负竞业禁止义务的性质来看,《股份转让协议书》竞业禁止条款属于单务无偿的合同条款,刘某并未为杨某的竞业禁止义务支付任何对价,因此,也不宜对杨某苛以过高的注意义务,对竞业禁止期间加以限制实属必要。综上,杨某应履行的竞业禁止义务的期间为:(1)杨某自2008年1月31日起不得生产和经营刘某及环境工程公司于《股份转让协议书》签订时已经拥有的专利技术和产品;(2)杨某自2008年1月31日起至2010年1月30日止不得生产和经营通用的纤维束过滤类技术和产品。
从履行竞业禁止义务的方式来看,无论是杨某个人,还是杨某领导或关联的企业,只要存在违反《股份转让协议书》竞业禁止条款的情形,杨某就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本案中,《股份转让协议书》竞业禁止条款约定杨某“个人及其所领导或关联的企业”应履行竞业禁止义务。从形式上来看,上述表述属于对行为主体的约定,但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同原则上不能约束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人,因此,结合合同的文义、合同的目的和诚实信用原则,上述表述实质上是对行为方式的约定,即杨某既不能以自己行为的方式,也不能以自己所领导或关联的企业的行为的方式从事竞业行为。
结合全案事实,从杨某与水净化公司之间的关系来看,杨某于2008年9月8日以增资入股的方式成为水净化公司的控股股东,由此可以认定,自2008年9月8日起,水净化公司成为杨某领导或关联的企业。此外,从水净化公司参与投标的项目来看,临沭县项目和阳信县项目均发生于杨某的竞业禁止期间(2008年1月31日至2010年1月30日)和杨某控股水净化公司的期间(2008年9月8日起)。综上,杨某以水净化公司的名义参与投标并中标临沭县项目和阳信县项目的行为违反《股份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竞业禁止义务确属无疑。
二、杨某应当支付刘某违约金,但是相应的违约金数额应当进行调整
鉴于杨某的行为已经违反《股份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竞业禁止义务,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杨某应当按照《股份转让协议书》竞业禁止条款的约定向刘某支付违约金。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违约金过分高于实际损失是当事人提出适当减少违约金请求的前提,杨某作为违约方应对违约金约定过高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刘某作为非违约方主张违约金约定合理的,亦应提供相应的证据。本案中,刘某与杨某均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佐证各自的主张,故法院依据现有证据,综合考虑查明的各项事实和相关行业的发展水平,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双方合意约定的200万元违约金的基础上予以适当减少,酌情确定违约金数额为150万元。
三、水净化公司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水净化公司并非《股份转让协议书》的当事人,刘某与水净化公司相互之间不具有合同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股份转让协议书》竞业禁止条款仅能约束杨某,不能约束水净化公司,故水净化公司无需履行竞业禁止义务,亦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综上所述,关于刘某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水净化公司对刘某并不负有合同上的竞业禁止义务,而杨某对刘某负有的不得生产和经营纤维束过滤类技术和产品的竞业禁止义务已经超出竞业禁止期间,均不应予以支持。至于刘某要求杨某与水净化公司不得从事损害刘某及其企业利益的活动,属于杨某与水净化公司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而非具体明确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作处理。关于刘某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水净化公司并非合同的当事人,故法院对于刘某要求水净化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刘某要求杨某支付违约金的请求,法院酌情支持150万元。
裁判要旨
建立劳动关系,一般并不负有竞业禁止义务。但在涉及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中,有时也会出现针对股权出让方的竞业禁止条款。在法律没有作出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应当肯定股权转让合同所附竞业禁止条款的效力,但相应的竞业禁止期间仍应受到《劳动合同法》之竞业禁止期间最高不得超过两年的限制。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8条、第195条(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8月27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62条、第14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条、第143条、第509条、第585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条、第6条、第8条、第52条、第60条、第92条、第11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2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5条、第260条(本案适用的是2013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4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5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1999〕19号)第1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5条(本案适用的是2009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第29条)
一审: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3)宝民二(商)初字第2038号民事判决(2014年4月12日)
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567号民事判决(2014年8月2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刘某江诉何某川股权转让纠纷案
2024-08-2-269-005 · (2020)苏0922民初2377号 · 2024
民事 股权转让 代持人 股权代持 股份返还
裁判要旨: 实际出资人和代持人均系公司股东,实际出资人以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要求名义股东归还所代持股份的,不需要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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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股权转让/代持人/股权代持/股份返还
基本案情
原告刘某江诉称:被告何某川是盐城某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食品公司)的股东,2019年因出资的需要,何某川与其签订协议书,约定何某川认缴出资的250万元股份由其投资145万元,其于2019年3月29日、30日通过转账方式向被告何某川支付145万元投资款。事后得知,何某川存在损害其利益的行为。故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何某川归还代持的原告刘某江出资的145万元股份。
被告何某川辩称:1.双方签订协议属实,何某川在某食品公司投资250万元,占公司股份12.5%,其中145万元为刘某江投资;2. 何某川不存在损害刘某江利益的行为,刘某江要求何某川返还投资股份没有任何依据,何某川要求按照协议约定继续履行;3.如果刘某江要求返还投资股份145万元,应该先申请解散某食品公司,待清算后按投资比例进行分配,在公司没有清算之前,刘某江要求返还投资股份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4.如果刘某江执意诉讼,申请法院委托审计机构对某食品公司的账目全部进行审计,对股权的市场价进行评估,其他股东如果主张优先购买权,应该由其他股东优先购买,因为隐名股东不能对抗其他登记股东的合法权益。综上,请求驳回刘某江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食品公司于2015年9月23日成立,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刘某江。股东刘某江持股50%、张某、金某、何某川、周某某各持股12.5%。2017年8月30日,某食品公司股权发生变更,股东刘某江持股62.5%、黄某、金某、何某川各持股12.5%。
2019年3月28日,何某川(甲方)与刘某江(乙方)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协议抬头注明:“某食品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甲方是公司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公司股东,出资额为人民币250万元,占公司股份的12.5%;为保证乙方投资安全,理顺投资关系,保障乙方投资效益,双方就乙方投资关系订立协议一份,主要条款如下:一、乙方投资额为人民币145万元在甲方名下,占甲方投资股份的58%(百分之五十八);二、乙方投入的利润分配,按乙方所投股金和占甲方股份比例进行分配,甲方必须维护乙方在公司的一切合法权利;三、乙方如需转让出资,应当提前一个月向甲方提出,由甲方与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四、乙方作为甲方名下的股东,享有与甲方包括收益权在内的同等权利,但不享有公司股东表决权……甲方:何某川(捺印)乙方:刘某江(捺印)2019年3月28日 见证人:宋某(捺印)鲍某(捺印)”。
2019年3月30日,何某川向某食品公司完成出资250元,其中有刘某江出资145万。后双方因公司经营等发生矛盾,刘某江于2020年4月份要求何某川返还投资股份145万元,何某川不同意,遂产生诉讼纠纷。
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30日作出(2020)苏0922民初2377号民事判决:被告何某川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持有的某食品公司7.25%股份转为原告刘某江所有。宣判后,何某川不服,提起上诉。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4日作出(2021)苏09民终65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涉及的主要争议问题是:一是何某川是否存在损害刘某江利益的行为,即刘某江要求何某川返还股权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是本案应否追加某食品公司以及其他股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即程序是否违法;三是何某川如果需要转让股份,是否应当转让给何某川认为的其他真正所有权人。
一、何某川是否存在损害刘某江利益的行为
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何某川存在损害刘某江利益的行为,但刘某江可根据协议书的约定要求何某川返还股权。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系股权代持协议,何某川名下出资额中有145万元系刘某江出资,由何某川代为持股,该协议合法有效。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如刘某江需转让出资,应当提前一个月向何某川提出,由何某川与公司办理相关手续。根据此约定,刘某江可随时要求何某川转让出资,仅需提前一个月提出即可,无须以何某川损害刘某江利益为前提条件。现刘某江要求何某川直接将相应代持的股份转给刘某江,符合双方协议书的约定,何某川应当将刘某江实际出资份额所对应的股份转让给刘某江。
二、本案应否追加某食品公司以及其他股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本案系某食品公司两股东何某川与刘某江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由于刘某江本身原系某食品公司的股东,并非某食品公司股东以外的人员,其要求将原本登记在何某川名下的部分出资显名化,相当于公司股东之间转让股权,无需征求其他股东的同意,本案也不涉及某食品公司与其他股东的利益,故未追加某食品公司及其他股东为第三人,程序上并无违法之处。
三、何某川如果需要转让股份,是否应当转让给何某川认为的其他真正所有权人
本案中,何某川提出刘某江名下的出资实际来源于案外人,如果要转让,应将股份转让给实际出资的案外人,该理由不能成立。本案系何某川与刘某江之间因股份代持引发的争议,案涉代持协议也仅在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何某川理应根据刘某江的要求将相应代持股份转让至刘某江名下。刘某江出资款项的来源与何某川无关。如刘某江出资来源于其他案外人,仅在刘某江与其他案外人之间存在相应法律关系,并不影响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股份代持关系。相关案外人可依法另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裁判要旨
实际出资人和代持人均系公司股东,实际出资人以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要求名义股东归还所代持股份的,不需要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9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7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1〕3号,2020年修正)第24条
一审: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2020)苏0922民初2377号民事判决(2020年10月30日)
二审: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09民终655号民事判决(2021年3月2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王某霁诉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
2024-08-2-269-006 · (2021)沪0151民初645号 · 2024
民事 股权转让 伪造签名 合同不成立 合同无效
裁判要旨: 1.合同系双方民事法律行为,一方伪造另一方签名与自己订立合同,因欠缺一方意思表示,并未形成双方合意,故合同不成立。 2.股权归属与合同成立与否属于不同法律关系。即使“隐名股东”伪造“显名股东”签名订立合同,将本属于自己的股权“转让”给自己,也不影响对该合同不成立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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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股权转让/伪造签名/合同不成立/合同无效
基本案情
原告王某霁诉称:王某霁为案外人北京北某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2019年10月1日,被告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在原告王某霁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了一份《转让协议》(《转让协议》中的“王某霁”名字非原告王某霁本人所签),将原告王某霁持有的股权以1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并以此在工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据此,原告请求法院确认原、被告于2019年10月1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不成立。对于2019年10月1日《转让协议》不成立的相关法律后果,原告表示在本案中不作主张。
被告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王某霁持有的北京北某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系被告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借用原告名义登记,原告并未实际出资,亦未参与公司经营,不享有对系争股权的任何权益。被告借用原告名义与自身签订《转让协议》系被告处分自己投资权益的行为,并未侵害原告合法权益,原告无权要求法院确认《转让协议》不成立。系争《转让协议》中“王某霁”确非原告本人所签,自2010年3月20日至今,目标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出现的“王某霁”签名均非原告王某霁本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签署,都是被告替原告签的。
经审理查明,案外人北京北某投资有限公司的工商内档资料显示:2010年2月24日,北京北某投资有限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吸收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王某霁为公司新股东;同意李某凯将在公司的全部货币出资1350万元转让给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退出股东会,同意高某运将在公司的全部货币出资150万元转让给王某霁,退出股东会;同意修改公司章程……2010年3月24日,李某凯、高某运作为转让方与作为受让方的北京北某投资有限公司、王某霁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同日,北京北某投资有限公司制定章程,记载股东为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王某霁,认缴及实缴出资分别为1350万元、150万元。同日,北京北某投资有限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王某霁组成新一届股东会,公司的注册资本1500万元不变,其中股东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货币出资1350万元,股东王某霁货币出资150万元;同意选举王某霁为公司监事;同意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同日,北京北某投资有限公司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投资人等登记事项,所附的股东名录中记载的股东为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王某霁,注册资本缴付情况记载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实缴出资1350万元、王某霁实缴出资150万元。在北京北某投资有限公司的工商内档资料中,有一份落款时间为2019年10月1日的《转让协议》,内容为:1.王某霁同意将北京北某投资有限公司中的股权150万元转让给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2.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同意接受王某霁在北某公司中的股权150万元;3.于2019年10月1日正式转让,自转让之日起,转让方对已转让的出资不再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转让协议》转让方处签有“王某霁”字样,受让方处有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盖章及其法定代表人唐某签名。一份落款时间为2019年10月1日的股东会决议记载:……2.同意原股东王某霁退出股东会……4.同意股东王某霁将其持有的出资150万元转让给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该份股东会决议上签有“王某霁”字样。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7日作出(2021)沪0151民初645号民事判决: 确认落款日期为2019年10月1日,载明转让方为王某霁(原告)、受让方为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被告)的案涉《转让协议》不成立。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成立。根据在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系争《转让协议》载明的转让方为原告王某霁,但转让方签字处的“王某霁”字样系作为受让方的被告所写,非原告王某霁本人所写,也没有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代原告签署《转让协议》的行为系经原告同意、授权,抑或获得原告的追认。原告没有与被告签订《转让协议》、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故系争《转让协议》因欠缺合同成立的要件而不成立,原告的诉请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对于被告关于原告系代被告持有涉案股权,并未实际出资,亦未参与公司经营,不享有对涉案股权的任何权益的答辩意见。法院认为,首先,本案系原告提起的确认2019年10月1日《转让协议》不成立之诉,如前所述,由于原告的签名不真实,故《转让协议》不成立。其次,即便确如被告所言,原告基于被借名等原因,徒具股东外观而不享有实际股权,股权实际由被告享有,则涉案股权交易就不存在交易双方,不可能存在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由此得出的结论亦是《转让协议》不成立。再次,股东资格在无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或否认的情况下,工商登记的股东名册具有推定的公信力,不能仅以出资情况或管理情况否定原告的股东地位,更不能通过私自代为签署《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的方式剥夺原告的股东资格。至于被告是否实际享有涉案《转让协议》项下的股权,当事人可另行通过诉讼解决,本案中不作认定。
裁判结果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7日作出(2021)沪0151民初645号民事判决: 确认落款日期为2019年10月1日,载明转让方为王某霁(原告)、受让方为上海纾某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被告)的案涉《转让协议》不成立。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要旨
1.合同系双方民事法律行为,一方伪造另一方签名与自己订立合同,因欠缺一方意思表示,并未形成双方合意,故合同不成立。
2.股权归属与合同成立与否属于不同法律关系。即使“隐名股东”伪造“显名股东”签名订立合同,将本属于自己的股权“转让”给自己,也不影响对该合同不成立的定性。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0条(本案适用的是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2条)
一审: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2021)沪0151民初645号民事判决(2021年3月1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屠某诉陈某、上海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案
2024-08-2-269-007 · (2022)沪0106民初16142号 · 2024
民事 股权转让 目标公司 回购义务 减资程序 担保责任
裁判要旨: 投资协议约定目标公司承担股权回购义务,并约定第三方为回购义务提供连带保证,投资人起诉主张第三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法院需区分回购义务与担保责任的效力评价与实现标准:(1)目标公司回购股权条款合法有效的,基于主合同有效,第三方提供连带保证的从合同亦有效。在目标公司拒绝回购或不具备回购条件,导致回购义务一时履行不能时,保证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2)保证人在回购股权后,不当然可以向目标公司追偿,仍应符合目标公司先行减资等前置程序要求,以防范规避抽逃出资等限制性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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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股权转让/目标公司/回购义务/减资程序/担保责任
基本案情
原告屠某诉称:其与被告陈某、上海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科技公司)共同签订一份投资金额为人民币360万元(币种下同)的《投资框架协议》。后屠某依约支付了360万元投资款。《投资框架协议》第8条约定,某科技公司负有股权回购义务,陈某对某科技公司的回购义务提供连带保证,某科技公司仅支付了30万元回购款。故屠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陈某、某科技公司共同履行回购义务,向屠某支付股权回购款330万元并按年6%标准计算的收益。
被告陈某、某科技公司共同辩称:1.某科技公司并非《投资框架协议》的合同当事人,也未与屠某达成股权回购的合意。《投资框架协议》关于回购义务人的约定不明,在主债务人无法确定的情况下,主债务不存在,陈某作为担保人所负的从债务也不存在。2.屠某要求在《投资框架协议》中增加第8条回购条款时,并未删除与之内容相矛盾的第3.4条,故应作对屠某不利的解释,即第8条不发生效力,不构成对陈某及某科技公司的约束。3.回购条款违反资本维持原则,存在法定无效事由,属于无效条款,实质上等同于该股东可以随时抽逃出资,损害公司和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7月28日,某科技公司形成一份《会议纪要》,参会人员包括屠某、陈某及其他投资人,该《会议纪要》载明,同意仍以某科技公司为目标公司进行今后所有业务的拓展和投融资事宜,欢迎屠某作为新投资人加入。同年9月21日,屠某与陈某在《投资框架协议》上签字,某科技公司加盖公司公章。该协议约定:“……第3.4条,战略合伙人明确同意不向目标公司及创始人主张公司业绩承诺及估值调整、股权回购……第8条,屠某可以随时提出回购要求,对方必须同意;在提出回购要求之后的30个工作日内,某科技公司按照年化收益率6%(不含复利)实施回购,完成款项支付。创始人陈某对本协议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包括对回购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月28日,股东会形成屠某增资的决议,并在股东名册上记载了屠某的出资情况。2017年11月至同年12月,屠某向某科技公司账户转款合计360万元,完成了《投资框架协议》项下的投资款支付义务,该笔投资款计入公司资本公积金。
2019年12月21日,屠某与陈某会面,屠某明确表示要求按照《投资框架协议》第8条的约定回购全部股权,陈某则表示,对于增加的回购条款,其会承担责任。
另查明:1.三方当事人均确认,屠某系某科技公司股东,实际持有股东名册记载的股权比例。2.陈某确认其系某科技公司的创始股东、实际控制人。3.某科技公司、陈某均确认至今未办理减资程序。4.屠某明确,其在收到股权回购款后,将不再持有诉争股权,且屠某并非公示信息记载的股东,不涉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2日作出(2022)沪0106民初16142号民事判决:驳回屠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屠某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2日作出(2023)沪02民终12817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二、陈某向屠某支付回购款330万元及按照年化收益率6%计算的回报(回报以330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计算标准,自2020年1月21日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驳回屠某的其它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是诉争《投资框架协议》的合同主体认定;二是股权回购条款效力的认定;三是合同责任的认定。
一、关于《投资框架协议》的合同主体
结合《投资框架协议》内容及订立过程,2017年7月27日《会议纪要》已明确以某科技公司为目标公司进行业务拓展和投融资事宜;协议主要内容为向某科技公司投资,涉及某科技公司的多项权利义务;订立协议前,陈某作为某科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屠某就合同条款进行了充分的磋商,达成一致意见后,某科技公司在协议上加盖公章。可见,某科技公司参与了《投资框架协议》的协商与订立,清楚知悉协议内容后予以确认,并以目标公司的身份继续履行合同具体内容,故应当认定《投资框架协议》是经屠某、陈某、某科技公司协商达成的合意,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对三方均设定了合同权利义务,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下,对三方均有约束力。
二、关于回购条款及担保条款的效力
虽然《投资框架协议》第3.4条和第8条的内容存在冲突,但第8条回购条款系合同当事人在后作出的特别约定,基于意思表示最新,且不违反合同目的考量,应当优先适用第8条。具体审查合同履行情况,屠某、陈某及某科技公司均确认屠某已基于投资行为成为某科技公司股东,某科技公司股东会决议、股东名册也均已记载屠某的股东身份和所持股权比例。屠某的投资款未经工商变更登记成为某科技公司注册资本,但已计入该公司资本公积金,屠某确为某科技公司股东。屠某作为投资方,基于《投资框架协议》的约定,要求某科技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权,客观上可能损害某科技公司作为法人主体的资本维持和对外清偿能力,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修正)约束的前述情形并不必然构成对合同效力的否定性评价,且对于屠某提出的回购请求,仍需依照公司法有关股东不得抽逃出资,股份回购等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在此情况下,陈某、某科技公司有关回购条款必然违反公司资本维持原则而应认定无效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鉴于陈某、某科技公司不能举证证明案涉合同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某科技公司作出的回购承诺应属有效。同时,陈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充分知晓签署其作为连带保证人的风险与责任,其在回购条款中作出的担保承诺亦属有效。
三、关于各方具体责任的认定
在回购义务方面,诉争回购条款有效,屠某可以向某科技公司提出回购请求,但该项请求需依照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第一百四十二条关于股份回购等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査,以确定某科技公司能否履行回购义务。根据举证规则,现屠某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某科技公司履行股权回购符合法律强制性规定,且某科技公司对于其自身达到符合股权回购的条件也不予认可。故在某科技公司未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等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对屠某关于某科技公司回购股权的主张,不予支持。在担保责任方面,主债务有效从债务亦有效,上述回购义务系一时履行不能,并不影响连带担保人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且陈某当时系作为某科技公司的创始股东、实际控制人向屠某提供担保,若目标公司未回购或不回购的情形可以阻却担保责任,会成为担保人脱责的不当途径,不利于投资安全。故连带保证人陈某以回购义务暂时无法履行为由拒绝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主张不能成立。屠某请求陈某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另,屠某明确其在收到股权回购款后,将不再持有基于《投资框架协议》所对应取得的股权。且屠某并非某科技公司企业公示信息所记载的股东,不涉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事宜。同时,某科技公司、陈某未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回购发生时所涉股权归属问题,故陈某基于保证责任支付回购款后,其与某科技公司之间的追偿问题,可另行解决。
裁判结果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2日作出(2022)沪0106民初16142号民事判决:驳回屠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屠某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2日作出(2023)沪02民终12817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二、陈某向屠某支付回购款330万元及按照年化收益率6%计算的回报(回报以330万元为本金,按照年利率6%计算标准,自2020年1月21日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三、驳回屠某的其它诉讼请求。
裁判要旨
投资协议约定目标公司承担股权回购义务,并约定第三方为回购义务提供连带保证,投资人起诉主张第三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法院需区分回购义务与担保责任的效力评价与实现标准:(1)目标公司回购股权条款合法有效的,基于主合同有效,第三方提供连带保证的从合同亦有效。在目标公司拒绝回购或不具备回购条件,导致回购义务一时履行不能时,保证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2)保证人在回购股权后,不当然可以向目标公司追偿,仍应符合目标公司先行减资等前置程序要求,以防范规避抽逃出资等限制性规定的情形。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1条第2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88条(本案适用的是1995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1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正)第53条、第162条、第224条(本案适用的是2013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5条、第142条、第177条)
一审: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22)沪0106民初16142号民事判决(2021年8月2日)
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3)沪02民终12817号民事判决(2024年6月1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吴某诉北京某某公司等公司决议纠纷案
2024-08-2-270-001 · (2019)京0105民初79879号 · 2024
民事 公司决议 股权让与担保 名义股东 真实意思表示 股东权利 权利边界
裁判要旨: 对股权转让条款性质的认定应当根据转让协议体现的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予以确定。若当事人之间让渡股权的根本目的在于担保债权人债权实现,则该条款性质应属于股权让与担保。股权让与担保情形中,受让股权的名义股东原则上不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所享有的参与决策、选任管理者、分取红利等实质性股东权利,但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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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公司决议/股权让与担保/名义股东/真实意思表示/股东权利/权利边界
基本案情
吴某诉称:2010年1月8日,北京某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与某某甲公司签订《框架协议》,约定某某甲公司收购某某公司原债权人100%股权,承接对某某公司享有的9000万元债权;对某房地产项目进行整改、竣工验收等工作需要支出的资金由某某甲公司垫付,计入某某甲公司对某某公司的债权;某某公司股东即和XX公司、吴某、秦某同意将其持有的某某公司68%股权无偿转让给某某甲公司或者某某甲公司指定的公司,待某某公司将债务全部清偿后,该股权无条件返还。2010年5月14日,为执行《框架协议》中的股权让与担保条款,某某甲公司指定的北京某某乙公司(以下简称某某乙公司)分别与某某公司的5位股东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约定将某某公司70%的股权无偿转让给某某乙公司,同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9年7月22日,某某乙公司作出某某公司股东会决议,选举了新一届董事会及监事,该董事会随即作出决议,决定吴某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并责成吴某向新当选董事长马某移交该公司所有营业执照、印鉴、财务账册及凭证、公司签订的所有合同、协议等法律文件和档案以及其他属于公司的所有财产,并立即停止对外代表公司实施任何法律行为。根据有关规定,某某乙公司虽然基于股权转让担保受让取得了某某公司70%股权,但并不享有股东所享有的参与决策、选任管理者、分取红利的权利,其在2019年7月22日的某某公司股东会决议上所作表决应为无效表决,该决议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比例,故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现吴某起诉,请求法院判决2019年7月22日的某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
某某公司持有吴某签名及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的委托代理人辩称:同意吴某的诉讼请求。
某某公司持有某某甲公司利益方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的委托代理人辩称:不同意吴某的诉讼请求。2010年5月14日,某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某某公司一直由某某乙公司实际控制并管理,行使股东权利,吴某并未表示异议。2019年7月22日的某某公司股东会决议符合法律规定,应属有效。
某某乙公司述称:不同意吴某的诉讼请求。某某乙公司受让某某公司原股东的股权,是吴某与某某乙公司进行的某某公司股权债务重组,某某乙公司合法持有某某公司股权,依法享有各项股东权利。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股权让与担保的规定。2019年7月22日的某某公司股东会决议符合法律规定,没有损害他人利益,不属于不成立的情形,应属有效。
和XX公司等某某公司原股东共同述称:同意吴某的诉讼请求。
某某甲公司述称:不同意吴某的诉讼请求。某某乙公司受让某某公司原股东股权不是吴某主张的让与担保,而是由某某甲公司委托某某乙公司以股东身份实际经营管理某某公司,且某某乙公司取得某某公司70%股权后一直行使股东权利。2019年7月22日的某某公司股东会决议符合法律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属有效。
法院经审理查明:吴某曾系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某某公司开发某房地产项目中因无力支付工程款,被人民法院执行裁决将该房地产项目中的51套房屋折抵给债权人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公司)。之后,某某公司从中交公司处回购并销售6套房屋。某某丙公司向世铎担保有限公司借款9000万元,代某某公司偿还给中交公司,回购了剩余45套房屋。
2010年1月8日,某某公司、某某甲公司、吴某等签订《框架协议》,约定基于上述诉讼及回购情况,由某某甲公司指定的某某乙公司代某某丙公司偿还世铎担保有限公司债务9000万元并承接该债权;为使该房地产项目达到销售条件,某某公司、某某甲公司应当在本协议签署生效后立即成立项目领导小组和项目经理部,办理大产权证、确定销售方案及物业管理方案等,产生的资金支出由某某甲公司垫付,计作对某某公司的债权;根据本协议形成的债权在清偿时应计收利息,利率双方另行协商;某某公司同意由某某甲公司指定的销售代理公司独家代理该房地产项目销售工作;为保障某某甲公司实现债权,吴某同意将其持有的某某公司股权无偿转让给某某甲公司指定的公司,待债权全部清偿或某某甲公司认为适当时机,上述股权应当无条件返还给吴某。
2010年5月14日,各方签订《出资转让协议书》并办理了股东及出资变更登记,某某甲公司指定的某某乙公司持股70%。
2019年7月22日,某某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选举了新一届董事会及监事。随后,董事会作出决议,决定吴某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并责成吴某向新当选董事长马某移交该公司所有营业执照、印鉴、财务账册及凭证、公司签订的所有合同、协议等法律文件和档案以及其他属于公司的所有财产,并立即停止对外代表公司实施任何法律行为。
一审法院认为,各方通过签订《框架协议》约定某某甲公司代某某公司清偿对外债务并对房地产项目进行销售,形成了某某甲公司对某某公司的债权,为保障债权实现,吴某将所持有的股权转让给某某乙公司,待某某甲公司债权获得清偿后,该股权无偿返还吴某。据此约定,股权变更至某某乙公司名下系作为某某甲公司债权的担保,而非真正的股权转让,此种通过转让股权所有权来担保债权实现的方式属于股权让与担保。因此,某某乙公司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股东,其无权进行使用收益,不能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所享有的参与决策、选任管理者、分取红利的权利。故而2019年7月22日某某公司股东会决议仅有某某乙公司投赞成票,该决议股东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应认定该股东会决议不成立。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7日作出(2019)京0105民初79879号民事判决:2019年7月22日的某某公司股东会决议不成立。宣判后,某某公司、嘉彩华塑公司、某某甲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0日作出(2020)京03民终513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某某乙公司基于诉争《框架协议》的安排受让某某公司股权行为性质的是否构成让与担保;(2)如某某乙公司基于《框架协议》约定受让某某公司股权构成股权让与担保,某某乙公司就该让与担保部分的股权是否享有表决权。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对涉案《框架协议》中所约定的股权转让条款的性质认定,不能仅仅看合同的形式或名称,而要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对于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以客观立场作为原则性评价标准。因双方让渡股权的根本目的在于担保债权人债权的实现,该条款在性质上属于股权让与担保。作为一种非典型担保方式,股权让与担保行为本身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某某乙公司就该让与担保部分的股权是否享有表决权。让与担保与财产权转让在法律性质上存有实质性区别,财产权转让的受让人是以获得财产权利为目的,而让与担保的债权人受让财产的目的在于为主债权提供担保,在主债权不能实现时可以受让的财产权价值优先受偿,且债权人通常无须支付受让财产权的对价。因此,债权人于形式上受让的财产权一般会受到一定的权利限制。股权让与担保就更具其特殊性,因为股权为兼具财产权和成员权属性的复合型权利。公司股东可就其享有的股权参与公司分红,亦通过其股东表决权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而股权让与担保的债权人以受让或增资的方式取得股权,是期待以股权价值担保其债权未来可以实现,侧重于防范债务人通过行使股东权利对公司资产进行不当处置,从而导致其债权无法实现;债权人并非以成为公司股东,参与管理、获取分红为直接目的。因此,债权人虽在形式上为公司名义股东,但其仅在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并不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所享有的参与决策、获得股东红利等实质性权利。
综上,由于诉争股东会决议表决权未达到公司法或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2019年7月22日某某公司股东会决议应为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无误,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裁判要旨
对股权转让条款性质的认定应当根据转让协议体现的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予以确定。若当事人之间让渡股权的根本目的在于担保债权人债权实现,则该条款性质应属于股权让与担保。股权让与担保情形中,受让股权的名义股东原则上不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所享有的参与决策、选任管理者、分取红利等实质性股东权利,但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5条
一审: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9)京0105民初79879号民事判决(2019年12月27日)
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3民终5136号民事判决(2020年12月2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上海某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诉上海某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
2024-08-2-270-002 · (2018)沪0113民初13040号 · 2024
民事 公司决议撤销 董事会决议 修改章程 司法介入
裁判要旨: 在审查封闭公司的董事会决议应否撤销时,如果结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判断出决议内容构成对公司章程的实质性修改,则相关决议应属股东会而非董事会的职权范围,应予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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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公司决议撤销/董事会决议/修改章程/司法介入
基本案情
上海某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某某企管咨询公司”)诉称:原告上海某某企管咨询公司及第三人西藏某某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某某企管公司”)均系被告上海某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某某企管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30%、70%。2018年7月1日,上海某某企管公司召开董事会议,会上作出一份董事会决议,决议事项包括:1.公司印章、证照、重要文件、重要合同由董事长负责保管管理;2.所有对外签订的合同需由承办人员逐级发起审批,最后由董事长审批后,方可由总经理或承办人员代为办理;3.所有资金、费用必须经董事长签字审批后方可执行;4.公司办公地址全部搬迁至1号楼301房间,原用办公室对外出租;5.通知各租户暂不将租金缴纳至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待新的收租账户信息确定后再通知租户缴纳;6.和上海某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司、上海某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协商由其暂时收取租金,租金全部汇入其指定账户,用于归还其募集资金;7.同陈某某商洽拖欠的4500万元租赁支付事宜,争取缓交租金;8.推进第三方审计单位加快对约定合同价款进行审计,审计意见出来后同总包方住安公司洽谈落实工程款支付事宜;9.解除与某某物业公司的物业管理合同,选聘新的物业公司;10.解聘汤某某总经理职务,在上海某某企管咨询公司委派新的、被董事会决定聘任的总经理之前,暂时由董事长余某某代理总经理职务,代为履行总经理职权。原告认为,前述董事会决议完全颠覆上海某某企管公司章程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违反上海某某企管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严重侵害其利益,依法应予撤销。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前述董事会决议。
上海某某企管公司按缺席处理,未作答辩。
西藏某某企管公司述称,系争董事会决议第1、2、3项是公司经营中的重大基本事项,属于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根据上海某某企管公司章程第十五条的规定,基本管理制度由董事会批准;系争董事会决议第4项是实际办公地址的搬迁,而非变更企业注册地;根据公司章程第十九条的规定,上海某某企管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但董事会有权任免总经理。因此,系争董事会决议的程序、内容都符合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应撤销。
法院经审理查明:上海某某企管公司成立于2015年8月,登记股东包括上海某某企管咨询公司及西藏某某企管公司,股权比例分别为30%、70%,上海某某企管咨询公司与西藏某某企管公司共同签署过一份公司章程。章程第四条规定,公司住址上海市宝山区真大路**号10幢。章程第八条规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行使包括修改公司章程在内的各项职权。章程第十三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做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等重大决议,必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章程第十四条规定,公司设董事会,成员三名,由股东双方委派,其中西藏某某企管公司委派两名,上海某某企管咨询公司委派一名;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由西藏某某企管公司委派的董事担任。章程第十五条规定,董事会行使包括召集股东会会议、聘任或者解聘总经理在内的各项职权,董事长行使包括召集主持股东会、董事会会议在内的各项职权。章程第十八条规定,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法院撤销。章程第十九条规定,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设总经理一名,由上海某某企管咨询公司委派,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经营管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包括拟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制订除应由董事会批准之外的公司各项管理规章制度、代表公司对外签署各类合同、在董事会授予的权限内审批公司费用支出在内的各项职权。
上海某某企管咨询公司委派汤某某担任总经理。西藏某某企管公司委托刘某某为上海某某企管公司公章、法人章、财务章的共同保管人。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19日作出(2018)沪0113民初13040号民事判决:一、被告上海某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7月1日通过的董事会决议中除“解聘汤某某总经理职务”外的其余事项予以撤销;二、对上海某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宣判后,上海某某企管咨询公司、上海某某企管公司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9月17日作出(2019)沪02民终426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上海某某企管公司章程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所规定的条款,性质上均为公司组织机构方面的规定,属公司治理结构范畴,是公司所有者(即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及绩效改进进行监督、激励、控制和协调的一整套制度安排,通常由股东会、董事会(或执行董事)、经理层和监事会(或监事)组成,而每个机构的职权则由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进行规定,并会因章程规定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各机构依据法律或章程所赋予的职权范围运作,彼此间既协作又相互制衡。具体到上海某某企管公司,从其章程中关于股东会、董事会(或董事长)、总经理的职权范围的规定来看,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由小股东上海某某企管咨询公司委派,全面负责公司经营管理,董事会有权聘任或者解聘总经理,可以看出小股东上海某某企管咨询公司在经营权控制、防止大股东西藏某某企管公司滥用表决权优势的考虑以及西藏某某企管公司就此作出的权利让渡,而相关制度安排应该在公司运作中被尊重和遵循。
系争决议共十项,第1项是关于公司印章、证照、重要文件的保管及管理,其中上海某某企管咨询公司与西藏某某企管公司已另行就共管公司印章达成合意,故不属于公司章程第十五条所规定的由董事会批准的基本管理制度,而证照、重要文件的保管及管理问题,在公司章程中没有规定;第2项决定公司对外签订的合同由董事长审批,本属章程第十九条规定的总经理职权范围;第3项决定所有资金、费用的支出由董事长审批,而依照公司章程第十五条及第十九条的规定,董事长只审批月度预算之外的费用支出,其他资金、费用的支出由总经理审批;第4项决定将公司办公地址全部搬迁至1号楼,原用办公室对外出租,原用办公室即章程第四条规定的住所,迁至他处并将该场所对外出租,应视为公司住所的实质变更;第5项关于通知各租户暂缓缴纳租金、第6项关于与案外两公司协商由其暂时收取租金、第7项同案外人商洽拖欠的租金支付事宜、第8项关于同总包方洽谈落实工程款支付等事宜、第9项关于解除物业管理合同等事宜,均应属于公司章程第十九条规定的总经理所负责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范围;第10项解聘汤某总经理职务,暂时由董事长余某代理总经理职务,代为履行总经理职权,上海某某企管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有权解聘总经理,但并未规定总经理被解聘后由董事长代行总经理职权,而一旦允许由西藏某某企管公司委派的董事长代行总经理职权,将导致上海某某企管咨询公司基本丧失对上海某某企管公司的经营管理权,总经理负责制名存实亡。
通过上文将系争决议的内容逐项与上海某某企管公司的章程进行比照后,法院认为,根据上海某某企管公司章程的规定,修改公司章程是股东会的职权范围,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因此,十项决议中,除了解聘汤某总经理职务外的其余决议事项均构成对上海某某企管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的实质性变更,依法应予撤销。上海某某企管公司根据系争决议已办理变更登记的,应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撤销变更登记。
裁判要旨
在审查封闭公司的董事会决议应否撤销时,如果结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判断出决议内容构成对公司章程的实质性修改,则相关决议应属股东会而非董事会的职权范围,应予撤销。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2条第2款、第4款、第46条、第47条、第48条
一审: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3民初13040号民事判决(2018年11月19日)
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2民终4260号民事判决(2019年9月1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施某鸿诉上海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决议纠纷案
2024-08-2-270-003 · (2022)沪0118民初1163号 · 2024
民事 公司决议 股东会决议 表决权 过半数
裁判要旨: 在公司法语境下,考虑到公司治理的特殊性与合理性,对仅有两名股东,各持股50%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会决议须经代表全体股东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该“以上”应当理解为过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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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公司决议/股东会决议/表决权/过半数
基本案情
原告施某鸿诉称:施某鸿系被告上海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某文化公司)股东,占上海某文化公司50%股份。上海某文化公司系第三人余姚市某科技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余姚某农业公司) 股东,占股100%,施某鸿系余姚某农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2021年3月30日,上海某文化公司在未召开股东会的情况下,将余姚某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施某鸿变更为林某,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现施某鸿根据公司章程第九条的规定召开临时股东会,并根据公司章程第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作出《临时股东会决议》,上海某文化公司认为该决议无效。施某鸿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确认施某鸿于2021年11月5日召集作出的《临时股东会决议》有效。
被告上海某文化公司辩称: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四》)相关规定,法律仅赋予特定主体就公司决议是否存在无效、可撤销或不成立的情形进行诉讼,施某鸿诉请要求确认公司决议有效,没有诉的利益。2.系争决议召集程序不合法,施某鸿不是执行董事却直接召集和主持临时股东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作出的决议不成立。3.马某磊作为被告公司执行董事,有权作出第三人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而施某鸿是通过私刻公章成为了先前第三人的法定代表人。综上,请求依法驳回施某鸿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施某鸿与马某磊原为夫妻关系,双方于2004年5月11日共同设立上海某文化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50万元(币种下同),两人各持股50%,法定代表人马某磊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施某鸿担任监事。上海某文化公司章程第九条规定: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并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定期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执行董事,监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第十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和主持,执行董事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第十一条规定: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出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全体股东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东会会议作出除前款以外事项的决议,须经代表全体股东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第十六条规定:执行董事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一)召集股东会会议,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
另查明:上海某文化公司在2009年4月1日全资设立余姚某农业公司,注册资本5188万元,法定代表人在2021年3月30日由施某鸿变更为林某,2022年3月17日再由林某变更为郜某飞。
2021年10月14日,施某鸿出具《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通知》,通知载明:“鉴于马某磊未经上海某文化公司股东会决议,擅自利用法定代表人资格和公章便利,将上海某文化公司对外投资的余姚某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施某鸿变更为林某,遂施某鸿作为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请马某磊参加,通知写明会议时间、地点、召集人和主持人,会议议题是审议撤销上海某文化公司作出的变更余姚某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并审议将余姚某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林某变更为施某鸿”。施某鸿于2021年10月15日将上述通知寄送给马某磊,并于次日签收。嗣后,马某磊向施某鸿回函称:鉴于施某鸿2016年11月17日未经上海某文化公司同意,私刻公章变更余姚某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自己,公司保留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同时对于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明确表示不同意变更法定代表人为施某鸿。2021年11月5日,施某鸿召开上海某文化公司临时股东会会议并作出决议,决议内容为:“1.同意撤销上海某文化公司作出的变更余姚某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2.同意将余姚某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林某变更为施某鸿”。决议下方由施某鸿签字确认,并对会议现场拍摄照片进行记录。决议作出后,施某鸿将决议寄送给马某磊并于2021年11月12日签收。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12日作出(2022)沪0118民初1163号判决:确认上海某文化公司于2021年11月5日形成的《临时股东会决议》有效。宣判后,上海某文化公司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20日作出(2022)沪02民终7660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22)沪0118民初116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被上诉人施某鸿的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施某鸿在本案中是否具有诉的利益;(二)案涉股东会会议的召集程序是否导致决议不成立;(三)案涉股东会决议的表决比例是否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一、施某鸿在本案中是否具有诉的利益
首先,法律并未排除当事人在符合条件时提起民事诉讼法上的一般确认之诉,不能因公司法与《公司法解释四》仅规定了确认公司决议无效或不成立之诉及公司撤销之诉即否认当事人提起的确认公司决议有效之诉。其次,上海某文化公司的股东对于案涉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存在争议,且因案涉股东会决议效力的不明确影响了上海某文化公司的经营决策。故施某鸿有权提起确认案涉股东会决议有效之诉,施某鸿在本案中具有诉的利益。
二、案涉股东会会议的召集程序是否导致决议不成立
首先,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九条以及上海某文化公司章程第九条规定,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监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故施某鸿作为持股50%的股东、监事有权提议召开案涉股东会会议。其次,根据公司法第四十条以及上海某文化公司章程第十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和主持。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本案中,股东会会议由施某鸿直接召集并主持,缺少要求执行董事马某磊召集和主持的前置程序。综合本案事实,案涉股东会会议议题是“审议撤销上海某文化公司作出的变更余姚某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并审议将余姚某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林某变更为施某鸿”,马某磊在收到施某鸿寄送的《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通知》后,回函称“对于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明确表示不同意变更余姚某农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施某鸿”,据此可以认定对于施某鸿提议召开的临时股东会会议不存在由马某磊召集和主持的可能性,且该程序瑕疵对决议未产生实质影响。上海某文化公司以召集程序缺少前置程序为由主张案涉决议不成立,不予支持。
三、案涉股东会决议的表决比例是否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上海某文化公司章程第十一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案涉股东会决议须经代表全体股东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二分之一以上”应解释为不包括本数,即过半数方能形成有效决议。理由如下:首先,股东会决议经代表多数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符合公司法中的资本多数决原则。其次,本案中,上海某文化公司的两名股东各持50%股权,若将章程中的“二分之一以上”理解为包括本数,在公司两股东存在矛盾的情况下,公司任一股东均可通过召开股东会会议的方式形成互相对立的决议,公司治理将会始终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从合理性而言,章程中的“二分之一以上”不应包括本数。因此,案涉股东会决议实际由代表全体股东二分之一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未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上海某文化公司据此主张案涉股东会决议不成立,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在公司法语境下,考虑到公司治理的特殊性与合理性,对仅有两名股东,各持股50%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会决议须经代表全体股东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该“以上”应当理解为过半数。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39条、第4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法释〔2017〕16号,2020年修正)第5条
一审: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22)沪0118民初1163号民事判决(2022年5月12日)
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2)沪02民终7660号民事判决(2022年10月2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陈某海诉浙江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决议纠纷案
2024-08-2-270-004 · (2014)浙湖商初字第5号 · 2024
民事 公司决议 股东会决议 董事会决议 实际履行 决议无效
裁判要旨: 股东虽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但实际履行决议内容,以行为表明其已对决议中的相关事实予以认可。该股东主张决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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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公司决议/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实际履行/决议无效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陈某海与浙江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林某清、陈某彬、王某、梁某珠以及案外人陈某、王某辉共同协商设立浙江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7月14日,陈某海通过其雅虎邮箱向其他股东发送邮件。邮件附件为浙江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董事会议文件,其中“会议程序(目录)”第7项为“讨论并通过美国某电公司向本公司技术转移和培训计划及2012年公司工作计划安排”。
2012年7月28日,公司全体发起人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召开会议,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各1份,全体发起人在《股东会决议》上签章确认,陈某海、陈某、梁某珠、林某清、方某铮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确认。《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中均未有向北京某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某电公司)购买知识产权的内容。
2012年7月29日的《股东会议决议》内容为:“同意支付美金肆拾柒万陆仟陆佰元($476600),折合人民币叁佰零玖万柒仟玖佰元整(¥3097900),用于购买北京某电技术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独家地底通信智慧专利知识使用权和商标使用权,并于2012年8月安排支付相关款项”。天某通北京公司、林某清、陈某彬、王某、梁某珠在该《股东会议决议》上签字或盖章确认,该些股东拥有公司股份总数的70%,陈某海及陈某、王某辉未在该决议上签字。
2012年8月16日,浙江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某电公司汇付人民币3097900元,用于购买“地底通信智慧专利知识使用权和商标使用权”。北京某电公司与天某通北京公司均为美国天某国际公司在中国的关联公司。方某铮为美国天某国际公司总裁兼执行长和天某通北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2012年8月16日,陈某海向方某铮发送邮件一份,内容如下:“方总您好!今天银行户已经开好,我已经让公司将余款全部付清。请将我和陈某的款额汇在此账户,谢谢!”。2012年8月22日,方某铮向陈某海发送邮件一份,内容为方某铮给陈某海的佣金付款计划。2012年8月28日,陈某海向方某铮邮件回复称:按方某铮提供的方案执行。2012年8月31日、同年9月26日和10月16日,陈某海收到天电通北京公司汇付的3笔款项共计人民币145790元。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20日作出(2014)浙湖商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驳回陈某海的诉讼请求。宣判后,陈某海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日作出(2015)浙商终字第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宣判后,陈某海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6日作出(2015)民申字第2724号民事裁定:驳回陈某海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首先,虽然落款时间为2012年7月29日的《股东会议决议》中没有陈某海的签名,但该《股东会决议》所载明的内容,即浙江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3097900元用于购买北京某电公司在中国大陆独家地底通信智慧专利知识使用权和商标使用权,以及浙江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天电公司间就此决议已经履行的事实已经生效的(2014)浙湖商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认定,故该股东会决议的事项已实际履行。
其次,根据陈某海与天某通北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方某铮往来的邮件内容可知,陈某海知晓并同意浙江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3097900元的价格购买北京某电公司知识产权一事,且陈某海亦参与了3097900元款项的支付。因此,虽然陈某海未在案涉《股东会议决议》中签名,但其行为表明其已对决议中的相关事实予以接受认可。现陈某海以《股东会议决议》系伪造为由要求确认无效,缺乏事实依据,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股东虽未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但实际履行决议内容,以行为表明其已对决议中的相关事实予以认可。该股东主张决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2条
一审: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湖商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2014年10月20日)
二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商终字第8号民事判决(2015年4月2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2724号民事裁定(2015年11月2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某智慧水务(深圳)有限公司诉上海某泵业制造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
2024-08-2-270-005 · (2021)沪0116民初14414号 · 2024
民事 公司决议效力确认 股东会决议 股东除名 决议无效
裁判要旨: 股东除名是强行剥夺公司成员股东身份的行为,我国公司法对于股东除名的条件严格限定在“未出资”和“抽逃全部出资”这两种事由中,公司与股东不得自行约定其他的除名条件,股东会据此作出的除名决议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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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公司决议效力确认/股东会决议/股东除名/决议无效
基本案情
原告某智慧水务(深圳)有限公司诉称:被告上海某泵业制造有限公司于2010年6月7日注册成立,2016年12月24日,原告以105万元的对价从案外人胡某某(被告大股东)处受让了被告公司3.5%的股权,并于同日与案外人胡某某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约定由案外人代持公司股权。其后,原告一直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自行行使股东职权,参与公司分红,被告及其他股东对原告股东地位知情并认可。2021年7月25日,被告以股东会决议形式做出股东会议纪要,决议原告从被告撤股并退出股东会。原告认为该股东会议纪要超越了公司法赋予股东会的职权,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不具有法律效力,故起诉来院,请求判令:确认被告2021年7月25日所作股东会议决议第一、第二项无效。
被告上海某泵业制造有限公司辩称:原告通过其实际控制人设立多家公司、销售与被告同类的产品,违反了竞业限制的约定,给被告及其股东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为此,公司全体股东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召集了股东会,原告法定代表人余某某参加了股东会,股东会议作出决议对原告除名,投票时因表决事项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原告应当回避,故原告未参加决议的表决。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2月24日,原告(乙方)、胡某某(甲方)、刘某某(第三人)、以及被告(目标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甲方将其持有被告5%的股权以1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于2017年1月15日前支付40%的转让款(即60万元)、于2017年6月1日前支付30%的转让款(即45万元)、于2017年10月1日前支付30%的转让款(即45万元),若第一期转让款逾期未到账,则本协议视为不成立、不生效;若第二、三期转让款逾期未到账,则按实际到账金额计算股权受让比例;协议第三条“陈述与保证”第2款乙方的权利与义务第4项约定,目标公司每年召开两次董事会,重大项目的投资(50万元以上)时,应召开临时董事会,乙方通过董事会参与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事务;第5项甲方经营目标公司过程中,每半年向乙方提供一次财务报表,每年年底分红一次,每次以当年利润的30%进行分红、其余利润作为目标公司的发展基金投入再生产;第8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单独设立或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以股东、合伙人、董事、经理、职员、代理人、顾问等等身份)参与设立新的生产同类产品或与目标公司业务相近或相关联的其他经营实体,不得经营与目标公司产品相同的产品;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同日,原告与胡某某签订代持股协议书,协议约定原告委托胡某某代为持有被告5%的股份,对应的出资额为150万元(实际代持股以股权转让协议书最终实际履行的股份为准),原告作为代持股份的实际拥有者,以代持股份为限,根据被告公司章程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在代持期间,获得因代持股份而产生的收益,包括但不限于利润、现金分红等,由原告按出资比例享有,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项。签约后,原告支付了股权转让款105万元,实际受让了被告公司3.5%的股权。此后,原告也每年按照该持股比例行使股东权利、取得相应股东红利。
2021年7月25日,被告召开股东会,应到股东10人、实到股东9人,分别为胡某某、原告某智慧水务(深圳)有限公司授权代表余某某等,缺席股东为王某,会议通过如下决议:1、某智慧水务(深圳)有限公司因违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第三条“陈述与保证”中第2款第8点的规定,需从上海某泵业制造有限公司撤股并退出股东会;2、违反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第三条“陈述与保证”中第2款第8点的规定的股东,无条件退股;3、对2021、2022、2023年底的利润不进行分配,2023年度后的利润分配根据企业盈利情况再行决定。出席会议的股东除原告授权代表余某某未签字外,其余股东均签字确认。
2021年8月9日,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胡某某持有的被告公司3.5%的股权为原告所有、并请求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法院于2021年10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目前,该案中止审理。
另查明:2014年5月7日,深圳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余某某,股东为黄某某、胡某某、余某某。2015年3月31日,某智慧水务(深圳)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股东为深圳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余某某。2018年7月30日,广东某工程服务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余某某、监事为黄某某,股东为深圳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8月14日,深圳市某水务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余某某、监事为黄某某,股东为深圳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9月5日,上海某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经销商授权书,授权深圳市某水务有限公司为该公司产品的渠道经销商。此外,广东某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也曾与深圳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成套供水设备供货合同,为深圳市南山区某花园等13个小区提供二次供水设备。
又查明,2015年9月14日至2021年7月14日间,原告为被告产品的独家代理商,在深圳地区代理销售被告的供水设备。2019年3月5日,原、被告曾签订代理合作协议,被告授权原告为被告产品在深圳等地区独家代理商。
再查明,2016年12月24日,胡某某、刘某某及被告分别与刘某、王某某、王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胡某某向刘某等人转让其持有的被告公司相应股权;同日,胡某某分别与刘某、王某某、王某签订代持股协议书,刘某等人委托胡某某代为持有被告公司的相应股权。庭审中,被告确认胡某某转让给原告等人的被告公司相应股权,均由胡某某代持,并不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0日作出(2021)沪0116民初14414号民事判决:确认被告上海某泵业制造有限公司于2021年7月25日作出的股东会议决议中“1、某智慧水务(深圳)有限公司因违反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第三条‘陈述与保证’中第2款第8点的规定,需从上海某泵业制造有限公司撤股并退出股东会;2、违反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第三条‘陈述与保证’中第2款第8点的规定的股东,无条件退股”的内容无效。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该解除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就本案而言,首先,原告是通过受让胡某某转让的股权而取得股东资格,已经向胡某某支付了相应的股权转让款,并不存在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的情形。其次,被告股东会决议解除原告股东资格的事由是原告违反了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第三条“陈述与保证”中第2款第8点的约定,但股权转让协议并未明确原告违反该条约定就丧失股东资格;假如原告违反了股权转让协议该条款的约定,构成了违约,被告完全可以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追究原告的违约责任、或者可以依据公司法的规定追究原告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的赔偿责任,并不应当据此剥夺原告的股东资格。最后,虽然被告以股东会决议的方式解除原告的股东资格,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但决议内容缺乏法律依据,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综上所述,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依法有据,法院应予支持;被告提出的抗辩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股东除名是强行剥夺公司成员股东身份的行为,我国公司法对于股东除名的条件严格限定在“未出资”和“抽逃全部出资”这两种事由中,公司与股东不得自行约定其他的除名条件,股东会据此作出的除名决议无效。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20条第1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1〕3号,2020年修正,自2021年1月1日施行)第17条第1款
一审: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6民初14414号民事判决(2021年12月2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诉吴某梅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案
2024-08-2-272-001 · (2023)沪0120民初1366号 · 2024
民事 公司证照返还 法定代表人 占有 返还
裁判要旨: 1.在法定代表人与公司公章分离的情况下,法定代表人签署起诉状并履行相应诉讼行为,应当视为公司的诉讼行为。 2.在公司没有对公司证照保管形成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公司证照的法定和当然的管理人,有权要求占有人返还公司证照。公司证照返还后,原占有人是公司股东的,依然有权通过行使股东权利就公司证照的管理模式进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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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公司证照返还/法定代表人/占有/返还
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诉称: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系由吴某梅与王某宇于2018年1月登记设立,王某宇占股49%,吴某梅占股51%,吴某梅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2018年7月,经股东会决议,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张某海受让王某宇的全部股权,张某海成为公司股东及执行董事,同时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某梅变更为公司监事。但工商登记变更完成以后,吴某梅利用其之前的身份及工作便利,将营业执照、公司公章、公司财务章、法人一证通、法定代表人印章及档案资料一并带走并拒绝交回公司。故请求判令:吴某梅将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营业执照、公司公章、公司财务章、法人一证通、法定代表人印章、财务账册及公司对外经营的合同交还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
被告吴某梅辩称: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海未经股东会同意,借助法定代表人身份便利以公司名义提起诉讼,违背了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吴某梅持有保管公司证照系公司原股东会的授权,并已形成惯例,张某海成为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时即清楚该惯例。公司证照保管属于公司内部自治范畴,司法应尊重公司自治。吴某梅持有保管公司证照期间没有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的利益,继续持有具有正当性。
法院经审理查明: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于2018年1月31日设立,设立时股东为吴某梅及案外人王某宇。
2018年7月31日,案外人王某宇将其对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持有的49%股权转让给张某海,并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2018年7月31日,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内容为:同意张某海受让王某宇持有的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49%股权,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由于股东发生变动,选举张某海为公司执行董事,免去吴某梅公司执行董事职务,选举吴某梅为公司监事,免去王某宇公司监事职务。
2018年11月1日,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内容为变更公司经营范围,通过修改后的公司章程。2018年11月1日通过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执行董事担任,执行董事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一)召集股东会会议,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二)执行股东会的决议;(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七)制订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行使的方案;(八)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九)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十)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海曾发送短信给吴某梅,内容为:“你从2019年5月1日就把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财务资料等全部抢走了,严重侵犯了公司的利益,并且一直没有归还给公司,现我作为公司执行董事,要求你立即将上述物品还给公司。”
另查明,吴某梅在庭审中对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营业执照、公司公章、公司财务章、法人一证通、法定代表人印章、财务账册及公司对外经营的合同由其持有的事实予以确认。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31日作出(2023)沪0120民初1366号民事判决:吴某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返还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营业执照、公司公章、公司财务章、法定代表人印章、法人一证通、财务账册和公司对外经营的合同。一审宣判后,吴某梅以其有权占有公司证照为由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8日作出(2023)沪01民终836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二)吴某梅是否需要向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返还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营业执照、公司公章、公司财务章、法人一证通、法定代表人印章、财务账册及公司对外经营的合同等公司证照。
第一,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根据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章程规定,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执行董事担任,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登记的现任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均为张某海。法定代表人作为最基础的公司意志代表机关,是法人当然的诉讼意志代表,在法定代表人与公司公章分离的情况下,签署起诉状并履行相应诉讼行为,应视为公司的诉讼行为。
第二,吴某梅应向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返还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营业执照、公司公章、公司财务章、法人一证通、法定代表人印章、财务账册及公司对外经营的合同等公司证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公司作为法人组织,其证照、印鉴、财务账册、财务资料等必定是由公司具体的管理人员掌管、占有和使用。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对公司证照、印鉴等公司证照管理无特别规定,则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公司证照的法定和当然的管理人。吴某梅作为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的股东、监事,无论基于何种理由占有公司证照、印鉴等公司证照,只要公司要求返还,无权占有人吴某梅即应返还。吴某梅抗辩称,本案实质是张某海为其个人利益提出的诉讼,司法应尊重公司自治。对此,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当前并未形成有关公司证照管理的规定,在此情况下,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依法可要求吴某梅返还公司证照。法院支持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相应诉讼请求之后,上海磐某商业经营管理公司的股东之间仍可就公司证照管理模式通过公司自治的方式进行协商,吴某梅作为公司股东,依然有权通过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公司治理与监督。
裁判要旨
1.在法定代表人与公司公章分离的情况下,法定代表人签署起诉状并履行相应诉讼行为,应当视为公司的诉讼行为。
2.在公司没有对公司证照保管形成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公司证照的法定和当然的管理人,有权要求占有人返还公司证照。公司证照返还后,原占有人是公司股东的,依然有权通过行使股东权利就公司证照的管理模式进行协商。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条(本案适用的是201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3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1条第3款
一审: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23)沪0120民初1366号民事判决(2023年3月31日)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3)沪01民终8360号民事判决(2023年7月2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中国某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办事处诉上海某实业发展总公司、上海市某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
2024-08-2-277-001 · (1999)长经初字第1012号 · 2024
民事 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 股东清算赔偿责任 诉讼时效
裁判要旨: 股东清算赔偿责任属于侵权赔偿责任,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从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时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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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股东清算赔偿责任/诉讼时效
基本案情
上海某滨海度假村有限公司(下简称“上海某度假村公司”)系于1992年11月成立的中外合资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上海某实业发展总公司(下简称“上海某实业公司”)、上海市某某公司(下简称“上海某公司”)系该公司其中两股东,出资比例分别为8.3%及25%。1999年11月22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以(1999)长经初字第101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上海某度假村公司偿还“中行某某支行”本金共计290万元、利息72705.60元及罚息,并承担诉讼费用36177元。嗣后,因上海某度假村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上海市长宁区法院裁定中止执行。2001年6月原告通过协议受让了“中行某某支行”对上海某度假村公司的上述全部债权,并予以公告。2004年1月上海某度假村公司因未向工商部门申报年检,被上海市工商局吊销了营业执照,两被告作为其股东未成立清算组自行对公司财产进行清算。2013年3月两被告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申请对上海某度假村公司强制清算。
另查明:1998年至2000年期间,上海某度假村公司作为债务人涉及多项诉讼,分别被诉至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法院生效的判决及调解书,上海某度假村公司的电脑、电视机等动产及80亩土地的房地产、50亩土地上的7幢别墅、84丘土地、第34栋住宅等不动产被强制清偿了部分债务或公开进行了拍卖,因上海某度假村公司已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对其剩余的债务裁定中止执行。另外,原告曾于2012年8月29日就本案争议以上海某实业公司、上海某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嗣后原告撤回对两被告的起诉。
现原告以两被告作为公司股东在上海某度假村公司被吊销执照后,未及时成立清算组对该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致使公司的财产流失,从而使原告的债权无法实现为由,起诉请求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本金2972705.60元、利息2714363.28元、罚息4331415.19元(利息及罚息暂计至2013年2月28日)、诉讼费36177元及自2013年3月1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罚息(以2972705.60元为基数,分别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及贷款罚息利率记付)。被告则认为原告的诉讼时效已届满,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6日作出(2013)黄浦民二(商)初字第285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中国某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办事处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诉。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27日作出(2013)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387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项。其一,被告上海某实业公司、上海某公司作为中外合资企业的股东,或者作为非控股股东,在上海某度假村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时,是否负有对公司财产进行清算的义务,两被告未及时予以清算是否构成过错;其二、倘若两被告负有及时对公司财产进行清算的义务,则该项义务产生时,上海某度假村公司是否尚存有财产,即两被告未及时清算与上海某度假村公司无财产对原告清偿债务的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其三,原告的诉讼时效是否已完成。首先,上海某度假村公司系依法设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其于2004年1月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考查当时的相关法律,上海某度假村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其清算事宜应当适用1996年7月9日发布实施的《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的规定。根据该办法相关规定,上海某度假村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属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责令关闭,进入特别清算程序。上海某度假村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审批机关并未组织成立清算委员会或任命两被告实施特别清算,故应当认定在2008年1月15日前,两被告并不对上海某度假村公司负有清算义务,其未实施清算的行为并不构成过错。《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失效后,依照现行《公司法》相关规定,两被告作为上海某度假村公司股东理应于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对公司财产进行清算。事实上,两被告直至2013年3月才向法院申请对公司强制清算,其行为显属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其次,如前所述,两被告作为上海某度假村公司的股东,其对公司的清算义务产生于《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失效时,即2008年1月16日起。根据两被告所提供的证据显示,此时上海某度假村公司的动产及不动产早已被冲抵债务或强制拍卖,其剩余债务亦于2000年及2001年被相关法院以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为由而裁定中止执行。根据上述事实,在原告未能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至少可以推定上海某度假村公司的财产于2008年1月16日起已被执行完毕。因此,两被告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的行为与原告的债权未得到清偿之间,显然缺乏因果关系。原告主张两被告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并不具备因果关系的构成要件。最后,关于诉讼时效。原告要求两被告承担责任的法理基础在于侵权赔偿责任,则原告该项债权理应受到当时适用的《民法通则》两年诉讼时效的规制。法院确认了两被告自2008年1月16日起即负有对上海某度假村公司清算义务,但两被告却怠于履行该项义务之事实,据此,原告的诉讼时效期间理应从《公司法》司法解释(二)施行之日起算两年。显然,原告本次诉讼已过时效。
裁判要旨
股东清算赔偿责任属于侵权赔偿责任,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从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时起算。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80项、第183条、第217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81条、第184条、第21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
一审: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3)黄浦民二(商)初字第285号民事判决(2013年9月26日)
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387号民事判决(2014年1月2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某租赁公司与张某传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
2024-08-2-277-002 · (2023)豫0102民初5556号 · 2024
民事 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 股东 认缴 恶意逃避出资义务 未届出资期限 转让人责任
裁判要旨: 对于2024年7月1日新公司法施行之前因股东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引发的出资责任纠纷案件,应当依据原公司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精神认定转让股东是否承担责任。本案同一股权进行了两次股权转让,生效裁判认定第一次转让股权的股东不承担出资责任,而第二次转让股权的股东承担出资责任,是结合个案查明的具体法律事实,区别两次转让面临的不同情况作出的判断。法院认定第一次转让股权的股东无须承担出资责任的主要依据在于,该股东在转让股权时,公司尽管负有小额债务,但在股权转让后,即在较短期限内予以偿还。在没有证据证明转让时公司还有其他债务的情况下,难以得出股权转让时公司丧失清偿能力、转让股东具有逃避出资义务恶意的结论。而第二次股权转让时,尽管仍未届出资期限,但公司债务发生在此次股权转让之前,在股权转让时大部分债务未予偿还,且在转让后亦未得到清偿,而股东在公司被起诉偿还大额债务的情况下对外转让股权,据此得出股东转让股权具有逃避出资义务的恶意,进而判令其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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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股东/认缴/恶意逃避出资义务/未届出资期限/转让人责任
基本案情
某实业公司于2015年9月2日成立,注册资本1800万元,股东张某强、张某传分别认缴900万元,出资期限至2045年8月25日前。
2017年11月22日,张某传将所持有的某实业公司的20%股份360万元转让给张某峰,张某峰自愿接收该股份及相应的债权债务。张某传将所持有的某实业公司的30%股份540万元转给张某强,张某强自愿接收该股份及相应的债权债务。变更后股东出资比例及金额如下:张某强认缴出资额1440万元、出资比例80%;张某峰认缴出资额360万元、出资比例20%。2021年3月1日,张某峰将所持有的某实业公司20%的股份360万元转让给秦某新,秦某新自愿接收该股份及相应的债权债务。变更后股东出资比例及金额如下:秦某新认缴出资360万元,占股20%;张某强认缴出资1440万元,占股80%。
某租赁公司与某实业公司出具的《对账单》显示,2017年某实业公司欠付某租赁公司为0,且某租赁公司在二审庭审中承认某实业公司已结清2017年的租金。
2021年4月6日,另案生效判决判令某实业公司向某租赁公司支付租金1041670.92元及违约金。因某实业公司未履行上述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某租赁公司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未发现被执行人某实业公司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于2021年10月10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2023年6月2日,某租赁公司将某实业公司的股东张某强、张某传、张某峰、秦某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张某强、张某传、张某峰、秦某新分别在认缴资本1440万元、900万、360万元、360万元范围内对某实业公司欠付某租赁公司尚未履行的2120126.91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12日作出(2023)豫0102民初5556号民事判决:一、张某强在未缴纳认缴的出资1440万元范围内对(2021)豫0102民初206号民事判决判令的第三人某实业公司对某租赁公司所负债务尚未清偿部分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二、张某传在未缴纳认缴的出资900万元范围内对(2021)豫0102民初206号民事判决判令的第三人某实业公司对某租赁公司所负债务尚未清偿部分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张某峰在未缴纳认缴的出资360万元范围内对张某传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四、秦某新在未缴纳认缴的出资360万元范围内对判决第三项判令的张某峰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某租赁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张某传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9日作出(2023)豫01民终12110号民事判决:一、维持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23)豫0102民初55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五项;二、撤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23)豫0102民初555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变更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23)豫0102民初555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张某峰在未缴纳认缴的出资360万元范围内对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21)豫0102民初206号民事判决判令的某实业公司对某租赁公司所负债务尚未清偿部分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变更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23)豫0102民初5556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秦某新在未缴纳认缴的出资360万元范围内对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21)豫0102民初206号民事判决判令的某实业公司对某租赁公司所负债务尚未清偿部分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张某传于2017年11月22日将其20%、30%的股权分别转让给张某峰、张某强,张某峰、张某强均自愿接受该股份及相应债权债务,自此,张某传非某实业公司股东身份;在其股权转让时,公司债权债务数额尚未确定,且其股权转让后,某实业公司对某租赁公司所欠租金已结清。因此,张某传转让股权时,某实业公司仍具支付能力,张某传并不具有滥用股东权利,以股权转让方式逃脱2017年欠付租金的行为;且张某传的出资系认缴出资,享有期限利益,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某传转让股权时滥用公司认缴制,滥用股东权利,以股权转让方式逃脱出资义务,损害了某租赁公司作为某实业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故张某传不应承担责任。
某实业公司欠某租赁公司的租金在2017年得到清偿后,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某实业公司仍欠某租赁公司相应租金,所欠租金时间均在张某峰受让股权后、转让股权前,张某峰属于滥用公司认缴制,滥用股东权利,以股权转让方式逃脱出资义务,损害了某租赁公司作为某实业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张某峰应当在其未缴纳认缴的出资360万元范围内对某实业公司对某租赁公司所负债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秦某新作为继受股东通过股权转让方式从张某峰处受让某实业公司股权,其在受让股权时,已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向其转让股权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在秦某新受让股权后,其认缴出资虽未到期,但在某实业公司出现不具备偿还到期债务能力、符合破产情形但未申请破产,符合股东出资加速的情形下,秦某新应在其受让的股权未缴纳认缴的出资360万元范围内对某实业公司承担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12日作出(2023)豫0102民初5556号民事判决:一、张某强在未缴纳认缴的出资1440万元范围内对(2021)豫0102民初206号民事判决判令的第三人某实业公司对某租赁公司所负债务尚未清偿部分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二、张某传在未缴纳认缴的出资900万元范围内对(2021)豫0102民初206号民事判决判令的第三人某实业公司对某租赁公司所负债务尚未清偿部分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张某峰在未缴纳认缴的出资360万元范围内对张某传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四、秦某新在未缴纳认缴的出资360万元范围内对判决第三项判令的张某峰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某租赁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张某传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9日作出(2023)豫01民终12110号民事判决:一、维持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23)豫0102民初55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五项;二、撤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23)豫0102民初555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变更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23)豫0102民初5556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张某峰在未缴纳认缴的出资360万元范围内对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21)豫0102民初206号民事判决判令的某实业公司对某租赁公司所负债务尚未清偿部分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变更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23)豫0102民初5556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秦某新在未缴纳认缴的出资360万元范围内对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21)豫0102民初206号民事判决判令的某实业公司对某租赁公司所负债务尚未清偿部分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
对于2024年7月1日新公司法施行之前因股东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引发的出资责任纠纷案件,应当依据原公司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精神认定转让股东是否承担责任。本案同一股权进行了两次股权转让,生效裁判认定第一次转让股权的股东不承担出资责任,而第二次转让股权的股东承担出资责任,是结合个案查明的具体法律事实,区别两次转让面临的不同情况作出的判断。法院认定第一次转让股权的股东无须承担出资责任的主要依据在于,该股东在转让股权时,公司尽管负有小额债务,但在股权转让后,即在较短期限内予以偿还。在没有证据证明转让时公司还有其他债务的情况下,难以得出股权转让时公司丧失清偿能力、转让股东具有逃避出资义务恶意的结论。而第二次股权转让时,尽管仍未届出资期限,但公司债务发生在此次股权转让之前,在股权转让时大部分债务未予偿还,且在转让后亦未得到清偿,而股东在公司被起诉偿还大额债务的情况下对外转让股权,据此得出股东转让股权具有逃避出资义务的恶意,进而判令其承担责任。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1〕3号,2020年修正)第13条、第18条
一审: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2023)豫0102民初5556号民事判决(2023年7月12日)
二审: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豫01民终12110号民事判决(2023年8月2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汤某建、蒋某生、蒋某华与陈某祥、某床具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
2024-08-2-277-003 · (2023)粤1972民初3915号 · 2024
民事 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 未届出资期限 股权转让 转让股东出资责任 正常商业行为
裁判要旨: 对于2024年7月1日新公司法施行之前因股东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引发的出资责任纠纷案件,应当依据原公司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精神认定转让股东是否承担责任。本案股东转让未届出资期限股权时,公司处于正常经营状况,虽然负有债务,但没有证据证明股权转让时公司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查明的实际出资额490万元远高于对外的负债30余万元),且受让人也不存在明显缺乏缴纳出资义务能力的情形,该股权转让属正常商业行为。因此,法院未认定股东转让未届出资期限股权时具有逃避出资义务的恶意,进而未判令其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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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未届出资期限/股权转让/转让股东出资责任/正常商业行为
基本案情
2010年11月9日,某床具有限公司设立,注册资本为20万元。2016年4月6日,某床具有限公司增资为1300万元,股东汤某建、蒋某生、蒋某华各自认缴299万元,李某生认缴403万元,出资期限均为2036年4月10日前。汤某建、蒋某生、蒋某华、李某生分别实缴出资69万元、69万元、259万元、93万元。
2019年1月3日,汤某建、蒋某生、蒋某华将各自持有的某床具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李某生。某床具有限公司2019年、2020年全国企业信息信用公示报告显示,李某生实缴出资合计1047.8万元。
陈某祥因某床具有限公司欠付其货款诉至法院。2020年5月28日,法院判令某床具有限公司、李某生向陈某祥支付货款30余万元及利息。该案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确认某床具有限公司、李某生可供执行的财产均已处置完毕,未发现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陈某祥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汤某建、蒋某生、蒋某华在其各自认缴的299万元出资范围内对生效判决确认的陈某祥未获清偿的债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6日作出(2023)粤1972民初3915号民事判决:一、汤某建在未依法出资2300000元范围内对某床具有限公司未向陈某祥清偿(2020)粤1972民初4064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蒋某生在未依法出资2300000元范围内对某床具有限公司未向陈某祥清偿(2020)粤1972民初4064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蒋某华在未依法出资400000元范围内对某床具有限公司未向陈某祥清偿(2020)粤1972民初4064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驳回陈某祥的其他诉讼请求。汤某建、蒋某生、蒋某华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2日作出(2024)粤19民终853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23)粤1972民初391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陈某祥的全部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汤某建、蒋某生、蒋某华在公司的出资并未完全认缴,其已经部分实际缴纳出资金额为69万元、69万元、259万元。汤某建、蒋某生、蒋某华转让股权前后,陈某祥与某床具有限公司之间陆续发生多次交易。股权转让前,某床具有限公司与陈某祥之间的交易正常履行。债权人并无证据证明在股权转让时,某床具有限公司出现严重的经营危机。股权转让后,某床具有限公司仍在继续向陈某祥支付货款,债权人并无证据证明受让人李某生明显不具备履行出资能力和经营能力。综合上述因素能够认定,在某床具有限公司正常经营期间,汤某建、蒋某生、蒋某华转让案涉股权,其相应的出资义务已一并转移给受让人李某生。本案系股东之间转让股权的行为,并未免除受让人李某生的出资责任,本案债权人在并未向受让股东李某生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径行要求转让股东汤某建、蒋某生、蒋某华对某床具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未缴出资的赔偿责任,有违诚信原则。因债权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汤某建、蒋某生、蒋某华存在恶意转让股权、逃避出资义务的事实存在,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裁判结果
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6日作出(2023)粤1972民初3915号民事判决:一、汤某建在未依法出资2300000元范围内对某床具有限公司未向陈某祥清偿(2020)粤1972民初4064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二、蒋某生在未依法出资2300000元范围内对某床具有限公司未向陈某祥清偿(2020)粤1972民初4064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蒋某华在未依法出资400000元范围内对某床具有限公司未向陈某祥清偿(2020)粤1972民初4064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四、驳回陈某祥的其他诉讼请求。汤某建、蒋某生、蒋某华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2日作出(2024)粤19民终853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23)粤1972民初391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陈某祥的全部诉讼请求。
裁判要旨
对于2024年7月1日新公司法施行之前因股东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引发的出资责任纠纷案件,应当依据原公司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精神认定转让股东是否承担责任。本案股东转让未届出资期限股权时,公司处于正常经营状况,虽然负有债务,但没有证据证明股权转让时公司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查明的实际出资额490万元远高于对外的负债30余万元),且受让人也不存在明显缺乏缴纳出资义务能力的情形,该股权转让属正常商业行为。因此,法院未认定股东转让未届出资期限股权时具有逃避出资义务的恶意,进而未判令其承担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49条(本案适用的是201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8条)
一审: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23)粤1972民初3915号民事判决(2023年9月26日)
二审: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粤19民终853号民事判决(2024年3月2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诉李某等清算责任纠纷案
2024-08-2-284-001 · (2021)沪0113民初4525号 · 2024
民事 清算责任 清算赔偿责任 违法清算 非股东清算组成员 免责
裁判要旨: 1.清算组未依法履行清算职责的,视为全体清算组成员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构成共同侵权,进而由全体成员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清算组成员的侵权赔偿责任是否成立,应当综合成员身份、能力、履职可能性等客观情况以及是否有意拖延、拒绝履职等主观因素予以区分认定。清算组成员若知悉并掌握公司债权债务及财产状况,应当并且能够积极、勤勉地组织进行清算。如果消极不进行清算并放任虚构清算结果,对造成债权人损失具有重大过错的,应当承担清算组成员的清算赔偿责任。 2.清算组成员若能举证证明自己不具备独立履行清算职责的能力和权利,实际受制于其他清算组成员致使客观上无法履行清算职责,且没有证据证明存在能够履行职责而拖延或拒绝履行的行为,或具有逃避或怠于履行清算职责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主观动机的,应当认定为对清算组未履行清算职责的行为不存在重大过错,应当免于承担该侵权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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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清算责任/清算赔偿责任/违法清算/非股东清算组成员/免责
基本案情
原告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某银行上海分行)诉称:上海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某实业公司)仍有未能清偿的债务事实清楚,李某、郑某、杨某作为公司注销时的清算组成员,存在违反法定清算义务、出具虚假清算报告以骗取公司登记机关核准注销以及注销时做了保结承诺等行为。该行为造成某银行上海分行丧失向上海某实业公司主张债权的途径和可能,给某银行上海分行造成损失。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李某、郑某、杨某依法应对原告某银行上海分行在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法院(2014)浦民六(商)初字第421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4219号民事判决)中未能清偿的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李某、郑某共同辩称:1.某银行上海分行主张的债权从未通知过李某、郑某,李某、郑某并不知道涉案债权的存在,某银行上海分行并未向上海某实业公司及李某、郑某告知或主张过债权;2.某银行上海分行主张的借款利息、罚息、复利过高,超过了某银行上海分行的损失,罚息过高且不应对罚息计算复利;3.4219号民事判决生效后,某银行上海分行对债权执行不积极作为,导致损失扩大,李某、郑某不应对损失扩大部分承担责任。
被告杨某辩称:其仅是给郑某开车的,并不在上海某实业公司工作,对公司有无清算并不清楚。之所以是清算组成员是因为工商部门对清算组有人数要求,因此就应股东的要求签字成为清算组成员,不应要求其对上海某实业公司欠某银行上海分行的债务承担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上海某实业公司成立于2006年8月29日,公司注销前的股东为李某(持股99%)、郑某(持股1%),法定代表人为李某。某银行上海分行与上海某实业公司等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发生诉讼,某银行上海分行在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法院作出4219号民事判决,判令上海某实业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在执行过程中,未发现登记在上海某实业公司名下可供执行的财产。 2018年12月11日,上海某实业公司向税务机关申请注销税务登记事项。申报的《资产处置损益明细表》总计账面价值为人民币352.15万元(币种下同);申报的《剩余财产计算和分配明细表》中,资产可变现价值或交易价格为352.15万元。
2019年2月27日,上海某实业公司召开股东会,李某、郑某参加会议,形成决议如下:1.同意公司解散;2.成立清算组,李某为清算组负责人,郑某、杨某为清算组成员。该股东会决议无杨某的签名。会后上海某实业公司将清算组组成人员向上海市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
2019年3月8日,上海某实业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即日注销。后清算组出具《注销清算报告》,清算组各成员签字确认。另,上海某实业公司股东李某、郑某在注销清算报告上签字确认以下内容:股东会确认上述清算报告,股东承诺公司债务已清偿完毕,若有未了事宜,股东愿意承担责任。同日,上海某实业公司召开股东会,李某、郑某参加会议,会议形成决议同意注销上海某实业公司。2019年7月22日,李某、郑某向上海市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公司注销。2019年8月7日,该局对此予以准许。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日作出(2021)沪0113民初4525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李某、郑某对(2014)浦民六(商)初字第4219号民事判决书中上海某实业公司对原告某银行上海分行未能清偿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二、驳回原告某银行上海分行要求被告杨某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某银行上海分行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13日作出(2022)沪02民终382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杨某作为清算组成员是否应就4219号民事判决中上海某实业公司对某银行上海分行未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
某银行上海分行的请求权基础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清算组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全体已知债权人,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清算组成员应当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依照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清算组在清算期间行使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财产清单,通知、公告债权人,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等职责。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进一步规定,清算组成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履行清算义务。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此,清算组成员未依法履行清算义务,怠于履行清算职责,未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的,应承担的责任性质系过错侵权赔偿责任。具体而言,清算组未依法履行清算职责的,视为全体清算组成员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构成共同侵权,进而由全体成员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但当清算未能依法正当开展时,清算组成员若能举证证明自己对清算组未履行清算职责的行为不存在重大过错的,则应当免于承担该侵权赔偿责任。
本案中,上海某实业公司清算组由股东李某、郑某决议成立,杨某系两股东指定人员。清算组成立后,除了未对包括某银行上海分行在内的债权人予以通知外,亦未实质开展包括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清理债权债务等在内的任何清算活动,系通过虚构清算结果形成《注销清算报告》,得以办理公司注销登记。总之,案涉清算系受股东控制的不当清算,并非依法正常进行。故于此情形,清算组成员的侵权赔偿责任是否成立,应综合成员身份、能力、履职可能性等客观情况以及是否有意拖延、拒绝履职等主观因素予以区分认定。
首先,对于清算组成员李某、郑某而言,前者系上海某实业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并担任清算组负责人,后者系上海某实业公司股东,依据本案查明事实,二人均知悉并掌握公司债权债务及财产状况,应当并且能够积极、勤勉地组织进行清算,但二人消极不进行清算并放任虚构清算结果,对造成债权人损失具有重大过错,理应承担清算组成员的清算赔偿责任。
其次,对于清算组成员杨某而言,其既非上海某实业公司股东、董事或监事,又未曾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亦非从事公司清算事务相关的专业人员,其作为郑某私人司机而被指定为清算组成员系出于符合法人注销登记机关对清算组成员人数要求的需要。在另两名清算组成员即李某、郑某控制、主导清算,但消极不进行清算甚至虚假清算的情形下,一是其不具备独立履行清算职责的能力和权利;二是因清算组受控于两股东成员,其有“名”无“实”,客观上无法履行清算职责;三是没有证据证明其存在能够履行职责而拖延或拒绝履行的行为,也没有证据能认定其具有逃避或怠于履行清算职责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主观动机。故此,难以认定杨某对于清算组未予通知债权人某银行上海分行导致债权人未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清偿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其因而不应承担清算赔偿责任。
再次,《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涉及的是股东作为清算义务人的相关清算侵权赔偿责任。对于该款中规定的“怠于履行义务”,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十四条明确,是指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法定清算事由出现后,在能够履行清算义务的情况下,故意拖延、拒绝履行清算义务,或者因过失导致无法进行清算的消极行为。故若小股东举证证明其既不是公司董事会或者监事会成员,也没有选派人员担任该机关成员,且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则应认定其不构成“怠于履行义务”,从而无需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类同此理,公司清算过程中,股东尚可以通过举证证明其没有故意或过失、不构成“怠于履行义务”而免除相应清算清偿责任,本案中,倘若忽视杨某成为清算组非股东成员的原因、目的等背景事实,以及清算组在两股东成员控制下不当清算的实际状况,仅因杨某系清算组成员,即简单苛求其应当在清算期间对某银行上海分行等上海某实业公司债权人尽到注意、知晓及通知义务,否则即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应当就他人控制下的清算组怠于履行职责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显然有悖权利义务相统一的要求,也有违公平原则。
裁判要旨
1.清算组未依法履行清算职责的,视为全体清算组成员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构成共同侵权,进而由全体成员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清算组成员的侵权赔偿责任是否成立,应当综合成员身份、能力、履职可能性等客观情况以及是否有意拖延、拒绝履职等主观因素予以区分认定。清算组成员若知悉并掌握公司债权债务及财产状况,应当并且能够积极、勤勉地组织进行清算。如果消极不进行清算并放任虚构清算结果,对造成债权人损失具有重大过错的,应当承担清算组成员的清算赔偿责任。
2.清算组成员若能举证证明自己不具备独立履行清算职责的能力和权利,实际受制于其他清算组成员致使客观上无法履行清算职责,且没有证据证明存在能够履行职责而拖延或拒绝履行的行为,或具有逃避或怠于履行清算职责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主观动机的,应当认定为对清算组未履行清算职责的行为不存在重大过错,应当免于承担该侵权赔偿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184条、第185条、第18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2020年修正)第11条
一审: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3民初4525号民事判决(2021年12月1日)
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2)沪02民终3822号民事裁定(2023年2月13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江阴市某电气有限公司诉王某等追收抽逃出资纠纷案
2024-08-2-293-001 · (2020)苏0281清申XXX号 · 2024
民事 追收抽逃出资 减资程序 公司债务 连带清偿责任
裁判要旨: 1.某电气公司减资程序的瑕疵问题。注册资本作为公司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基础,亦是公司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担保。注册资本的不当减少将直接影响公司对外偿债能力,危及债权人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根据该条规定,减资程序中的报纸公告是一种补充告知方式,只有在无法直接通知债权人的情况下,公司才可仅采用公告进行通知,如果债权人可以被直接通知,则公司不能以已经公告作为抗辩的理由。本案中,某电气公司在作出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后,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直接通知已知债权人的义务,导致债权人丧失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的权利。2015年12月17日,在某电气公司已完成减资工商变更登记后,在召开所谓的债权人会议,显然不能认定履行了法定的减资程序。因某电气公司的减资程序存在瑕疵,故对公司债权人不发生法律效力。 2.公司减资能否免除股东抽逃出资责任的问题。公司减资对债权人影响甚巨,减资股东取回出资,将导致公司净资产减少,等同于股东优先于债权人收回所投入的资本。而减资股东即便未取回出资,但其对公司的投资性质已由股权转为债权,等同于股东可以与债权人同一顺位获得清偿,变相减少了公司对债权人的责任财产。此时,也应当通知已知债权人并给予相应保护。本案中,在某电气公司增资时,王某、王某甲抽逃增资,至某电气公司减资时并未补足出资,即使王某、王某甲在减资时未支取某电气公司的其他款项,但王某、王某甲抽逃的增资等同于在减资时取回了出资,导致某电气公司净资产减少。同时,因某电气公司的减资程序存在瑕疵,对债权人实现债权造成了实际侵害,而王某、王某甲作为减资股东,其违法减资行为亦产生了和股东抽逃出资一致的法律后果,故程序存在瑕疵的减资不能免除股东抽逃出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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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追收抽逃出资/减资程序/公司债务/连带清偿责任
基本案情
江阴市某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电气公司)设立于2008年7月2日,注册资本288万元,由王某出资273.6万元,持股95%,王某甲出资14.4万元,持股5%,上述注册资本王某、王某甲于2008年7月1日缴存于某电气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开设的尾号7105账户内。2009年8月6日,股东注册资本由288万元变更为1180万元,增资部分由王某出资847.4万元,王某甲出资44.6万元,上述新增注册资本王某、王某甲于2009年8月18日缴存于某电气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开设的尾号7105账户内。2009年8月19日,某电气公司将1042万元转至某工业公司,同日,某工业公司又将该笔款项以银行汇票的形式汇给了王某。2015年3月30日,某电气公司注册资本从1180万元减至200万元,其中王某出资190万元,王某甲出资10万元。王某甲、王某系父子关系。
2020年8月7日,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苏0281清申XXX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新某某公司对某电气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并指定了清算组。
2020年11月22日,江阴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苏0281破申XXX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某电气公司清算组对某电气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了管理人。
原告某电气公司诉称:股东王某、王某甲缴纳增资款后,又抽逃出资。故请求判令:王某、王某甲分别返还抽逃出资8474000元、446000元及抽逃出资期间的相应利息。
被告王某、王某甲辩称:某电气公司注册资本从288万元增资至1180万元,增资过程中即使其没有实际增资,但此后该公司注册资本又从1180万元减至200万元,其也没有取得减资款,其当然应免除因没有出资或抽逃出资产生的向某电气公司返还出资的义务。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1日作出(2020)苏0281民初9754号民事判决:一、王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某电气公司抽逃出资款8474000元及相应利息。二、王某甲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某电气公司抽逃出资款446000元及相应利息。王某甲不服,提出上诉。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6日作出(2021)苏02民终443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某电气公司的减资程序是否存在瑕疵,该减资对公司债权人是否有效;(二)王某、王某甲构成抽逃出资后再减资,是否能免除王某、王某甲抽逃出资的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某电气公司的减资程序存在瑕疵,该减资对公司债权人无效。理由:1.根据公司资本不变原则,公司的资本不得随意减少,减资须依严格的法定程序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七十七条之规定,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第一,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第二,应当通知债权人。公司法设置的该种减资程序是唯一的,故甄别本案某电气公司的减资程序是否存在瑕疵,即是要看其减资时是否严格践行了减资的强制性程序。
2.公司法规定了公司减资时应当履行通知债权人并公告的程序,主要原因是作为外部人员的债权人很难了解公司内部的真正资信与实力,其对公司责任能力大小判断的基础,通常取决于经工商部门登记、对外公示的公司注册资本。基于债权人依据未减资时的公司注册资本对公司偿还能力作出信任的评价,公司减资时也应充分保护其权益,对债权人进行信息披露,使公司债权人能够在公司减资前及时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保证债权人的权益不因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偿债能力降低而受损,故公司减资就应当通知该债权人。本案中某电气公司在减资时应当直接通知已知债权人。王某、王某甲虽称某电气公司于2015年12月17日形成了会议纪要,公司的减资通知了债权人及新老股东。某电气公司于2015年1月21日即形成股东会决议确定公司减资,2015年1月24日某电气公司刊登减资公告,2015年3月30日完成了减资工商变更登记。在减资手续已办理完毕的情况下,某电气公司再召开所谓的债权人会议,显然不能认定履行了法定的减资程序。
3.减资程序中的直接通知与报纸公告为减资的双重程序,缺一不可,即直接通知债权人与在报纸刊登公告需一并进行,而非选择适用。相对于直接通知而言,公告是一种补充的告知方式,只有在无法直接通知债权人的情况下,公司才可仅采用公告进行通知。如果债权人可以被直接通知,则公司不能以已经公告作为抗辩的理由。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本案中,某电气公司未履行直接通知已知债权人的义务,使得公司债权人无法行使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权利,某电气公司的减资程序存在瑕疵,对公司债权人不发生法律效力。
关于争议焦点二,王某、王某甲构成抽逃出资后再减资,减资程序存在瑕疵,其仍应在抽逃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1.注册资本一经股东缴纳即为公司财产,股东负有维持公司注册资本充实的责任。公司减资导致资本从公司流向股东,对股东而言,无异于一种变现方式。若在未通知债权人的情况下进行减资,则会导致债权人无法及时对公司的履约能力重新作出判断,因而未能即时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给债权人带来潜在的负面影响。减资虽为公司行为,但当减资未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时,公司的履约能力及偿付能力将会降低,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将会受到损害,只有减资的股东是该行为的受益人。因此公司减资程序存在瑕疵对公司及债权人合法权益造成的影响,与股东抽逃出资的情形在实质上并无不同,应类推适用股东抽逃出资的相关规定。
2. 2009年8月6日,某电气公司注册资本由288万元变更为1180万元,增资部分由王某出资847.4万元,王某甲出资44.6万元王某、王某甲在分别缴纳增资款项847.4万元、44.6万元后,次日即有1042万元从某电气公司缴款账户转至某工业公司账户,此后又转至王某处,王某对为何收取该笔款项及该笔款项的用途未能作出合理解释。王某甲、王某为父子关系,且王某陈述王某甲是知情的,故王某甲、王某构成抽逃出资。2015年3月30日某电气公司注册资本又从1180万元减至200万元。如前所述某电气公司减资程序存在瑕疵,对公司债权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此外,股东抽逃出资是一种侵权行为,在某电气公司增资时,王某、王某甲抽逃增资,实际并未出资,至某电气公司减资时王某、王某甲并未补足过出资,其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始终未消除。故某电气公司未按法定程序减资,不能免除王某、王某甲抽逃出资应承担法律责任。
裁判要旨
1.某电气公司减资程序的瑕疵问题。注册资本作为公司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基础,亦是公司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担保。注册资本的不当减少将直接影响公司对外偿债能力,危及债权人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根据该条规定,减资程序中的报纸公告是一种补充告知方式,只有在无法直接通知债权人的情况下,公司才可仅采用公告进行通知,如果债权人可以被直接通知,则公司不能以已经公告作为抗辩的理由。本案中,某电气公司在作出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后,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直接通知已知债权人的义务,导致债权人丧失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的权利。2015年12月17日,在某电气公司已完成减资工商变更登记后,在召开所谓的债权人会议,显然不能认定履行了法定的减资程序。因某电气公司的减资程序存在瑕疵,故对公司债权人不发生法律效力。
2.公司减资能否免除股东抽逃出资责任的问题。公司减资对债权人影响甚巨,减资股东取回出资,将导致公司净资产减少,等同于股东优先于债权人收回所投入的资本。而减资股东即便未取回出资,但其对公司的投资性质已由股权转为债权,等同于股东可以与债权人同一顺位获得清偿,变相减少了公司对债权人的责任财产。此时,也应当通知已知债权人并给予相应保护。本案中,在某电气公司增资时,王某、王某甲抽逃增资,至某电气公司减资时并未补足出资,即使王某、王某甲在减资时未支取某电气公司的其他款项,但王某、王某甲抽逃的增资等同于在减资时取回了出资,导致某电气公司净资产减少。同时,因某电气公司的减资程序存在瑕疵,对债权人实现债权造成了实际侵害,而王某、王某甲作为减资股东,其违法减资行为亦产生了和股东抽逃出资一致的法律后果,故程序存在瑕疵的减资不能免除股东抽逃出资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8条(本案适用的是2010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17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12条、18条
一审: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2020)苏0281民初9754号民事判决(2021年6月1日)
二审: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苏02民终4432号民事判决(2021年10月2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沙某某与河南某科技公司、商丘某设备公司等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2024-08-2-295-001 · (2021)豫14民初26号 · 2024
民事 破产债权确认 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八条 十五日期间
裁判要旨: 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八条规定的十五日期间并非诉讼时效、除斥期间或起诉期限,该十五日期间届满并不导致异议人实体权利或诉权消灭的法律后果。异议人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十五日期间向人民法院提起债权确认诉讼的,人民法院不得以超期为由拒绝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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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破产债权确认/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八条/十五日期间
基本案情
2020年6月10日,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河南某科技公司、商丘某设备公司合并破产重整一案,并指定管理人。2020年11月20日,管理人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告知沙某某其申报的债权未被确认。2020年11月25日,沙某某向管理人提交债权异议申请书。2020年11月30日,管理人作出书面异议答复函,告知沙某某其债权未被确认,如沙某某有异议,可于2020年12月5日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该函于2020年12月2日邮寄送达。2021年3月29日,沙某某提起本案破产债权确认之诉。
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30日作出(2021)豫14民初26号之一民事裁定,认为沙某某起诉已经超过破产债权确认起诉期限,裁定驳回沙某某的起诉。沙某某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7日作出(2021)豫民终1114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沙某某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0日作出(2022)最高法民再233号民事裁定:撤销一二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八条规定的十五日期间,系附不利后果的引导性规定,目的是督促异议人尽快提起诉讼,以便尽快解决债权争议,提高破产程序的效率,防止破产程序拖延。异议人未在该十五日内提起债权确认的诉讼,推定其同意债权人会议核查结果,破产程序按债权人会议核查并经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结果继续进行,给异议人财产分配和行使表决权等带来的不利后果,由其自行承担。但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八条规定的十五日期间并非诉讼时效、除斥期间或起诉期限,该十五日期间届满并不导致异议人实体权利或诉权消灭的法律后果。一二审法院以沙某某超过十五日起诉期限为由驳回起诉,适用法律错误。
裁判要旨
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八条规定的十五日期间并非诉讼时效、除斥期间或起诉期限,该十五日期间届满并不导致异议人实体权利或诉权消灭的法律后果。异议人超过上述法律规定的十五日期间向人民法院提起债权确认诉讼的,人民法院不得以超期为由拒绝受理。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20年修正)第八条
一审: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豫14民初26号之一民事裁定(2021年7月30日)
二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豫民终1114号民事裁定(2021年9月27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再233号民事裁定(2022年7月2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诉某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天津某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2024-08-2-295-002 · (2020)津02民初77号 · 2024
民事 破产债权确认 债务加入 债权转让协议
裁判要旨: 在债务加入中,当债权人、债务人、加入人就债务承担达成债务加入的《债务清偿协议》《债权转让协议》后,加入人以债权转让的方式进行债务清偿。如果《债权转让协议》在履行中产生争议,仅从债权转让的规则和法律规定出发,无法正确认定《债权转让协议》的性质,应当结合《债务清偿协议》,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认定:首先,要审查《债权转让协议》是否具备债权转让的基本特征。债权转让是债权人将债权转让给第三人,从而建立一个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债权人和第三人通常都是为了从中获取相应的利益。第三人在获得债权的同时应当支付对价是债权转让的基本特征。在债务加入中,因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的目的在于由加入人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清偿债权人债务,债权人并不会向加入人支付对价,债权转让协议缺少对价条款。其次,要审查《债权转让协议》与《债务清偿协议》的关联性。当《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是为了履行三方达成的《债务清偿协议》,并且与《债务清偿协议》履行内容具有关联性,此时就要对《债权转让协议》和《债务清偿协议》进行整体审查,从两份合同签订的时间、约定内容、履行先后顺序等方面综合分析认定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和《债权转让协议》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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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破产债权确认/债务加入/债权转让协议
基本案情
某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诉称:1.原告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经原告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向被告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签订了《债务抵偿协议》及相关的《债权转让协议》,违反了公司法、担保法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担保合同无效。2.原告与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不存在任何债务关系,属非利害关系人,被告未取得原告董事会和股东会审核认可的文件即确定债务代偿及登记转让至其名下原告的60,941,000元资产,属被告知悉原告法人及董事的越权行为,《债务抵偿协议》及《债权转让协议》无效。3.天津某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是以上述无效担保合同为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办理登记并核定了债权转让,并对原告提出的债权登记异议不予认可,原告诉请法院裁定天津某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债权转让登记无效。4.原告股东之一为中丝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隶属央企全资子公司,被告所登记核定的债权转让及相关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原告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恳请法院裁定上述担保合同及债权转让等无效。
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辩称: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担保关系,原、被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对债权转让的具体方式作出了明确约定,双方系债权转让合同关系。原告认为其向被告提供了“担保”,进而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主张“担保合同无效”,本案并不存在“担保”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适用条件为“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故原告主张适用的法律明显有误。原、被告之间债权转让合同有效,转让行为有效。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不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及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当然有效,且原告已经向债务人发出债权转让通知,转让行为也已经生效。
天津某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辩称:2017年6月26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了天津某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并指定管理人。在天津某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件中,原告向管理人申报了相应的普通债权,管理人予以确认。2018年11月,管理人按照《债权转让通知书》及《债权转让协议》,在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中,将本案的被告以新债权人的名义予以列示,后原告提出异议,要求确认债权转让行为无效。管理人书面回复,通知将本案被告登记为债权人的行为不予调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19日,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作为甲方,案外人某航空租赁公司作为乙方,某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作为丙方,三方签订《债务抵偿协议》,约定了如下内容:1.甲乙双方就甲方代乙方垫付汇兑损失事宜签署了《协议书》,约定乙方应按期足额向甲方清偿完毕全部垫付款项本金和利息;2.为确保甲方债权实现,丙方自愿以其对天津某纺织有限公司享有的6094.12万元普通破产债权在破产清算财产分配程序中实现的款项用于代乙方对甲方债务进行清偿;3.三方确认:在该笔破产债权得到破产财产分配及偿付之前,不能发生债务抵偿及乙方向甲方清偿垫付款项的法律后果,丙方负责将本协议报天津某纺织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备案,并负责将破产案件债权人由丙方变更登记为甲方;4.如甲方获得该笔破产债权的分配财产金额高于本合同项下债权总额的,高出部分,由甲方负责返还丙方;如甲方获得该笔破产债权的分配财产金额低于本合同项下债权总额的,甲方有权继续向乙方进行追偿;5.在《协议书》项下债权得到全部清偿前,甲方仍有权就《协议书》项下债权向乙方进行追索,包括但不限于向乙方及乙方的保证人、丙方进行追索;6.任何乙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的全部损失。2018年11月19日,某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作为转让方(甲方),与作为受让方(乙方)的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如下内容:1.甲方对于乙方与某航空租赁公司签订的《协议书》项下的内容知悉并全部认可;2.本协议内容与《协议书》及《债务抵偿协议》不一致的,以《协议书》及《债务抵偿协议》约定为准;3.为确保《债务抵偿协议》的实施,双方经协商由甲方将其对天津某纺织有限公司享有的6094.12万元普通破产债权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4.甲方应于本协议签署后3日内向天津某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送达《债权转让通知书》;5.鉴于本协议项下的债权尚未完成破产财产清偿及分配,因此本协议转让价款尚不能确定,应根据转让标的在破产清算中实际受清偿金额予以确定。如乙方实际获得该笔破产债权的分配财产金额高于《协议书》项下的债权总额的,则高出部分由乙方负责返还甲方;如乙方实际获得该笔破产债权的分配财产金额低于《协议书》项下的债权总额的,乙方有权继续向某航空租赁公司进行追偿,甲方不得再另行要求乙方支付债权转让价款。2018年11月19日,某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与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联合向天津某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请天津某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在收到该通知后登记确认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为债权人,天津某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在普通债权表对此予以确认。2020年1月14日,某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向天津某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发出《债权转让异议申请书》,以转让协议未经公司股东同意认可,转让协议无效为由,对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向该管理人申报债权转让登记提出异议。2020年1月20日,天津某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发出通知书,对登记不予调整。某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分别由天津某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占股90%,中丝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占股10%,天津某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由李某明占股50%,毕某娟占股50%(二人系夫妻关系)。天津某纺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注册资本20万美金,法定代表人为李某明,由英属维尔京群岛控股100%,该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2019年8月21日,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因借款合同纠纷起诉某航空租赁公司、李某明、毕某娟,该案件经天津滨海法院调解,各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由某航空租赁公司偿还欠付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的借款本金8350000元及按照协议约定计算的相应利息并由李某明、毕某娟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滨海法院出具调解书对协议内容进行确认。某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第十六条、十七条规定了股东会、董事会的职权。股东会行使章程规定的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方可实施,并由全体股东在决议文件上签字盖章。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1日作出(2020)津02民初77号民事判决:一、确认某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与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19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无效;二、确认天津某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基于《债权转让协议》所作的债权转让登记无效。宣判后,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提起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8日作出(2020)津民终129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某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首先,从《债务抵偿协议》《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可以看出,三方签订《债务抵偿协议》在先,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某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在后。即某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为了履行《债务抵偿协议》中约定的代某航空租赁公司偿还欠付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全部债务的义务,与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其对天津某纺织有限公司享有的破产债权转让给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协议》系某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履行代偿欠付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款项义务的具体方式,其内容具有从属性,当《债权转让协议》与《协议书》《债权抵偿协议》约定不符时,以《协议书》及《债务抵偿协议》约定为准。其次,从《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内容看,有别于一般的债权转让协议,缺少重要的对价条款。《债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双方债权转让的对价,仅约定按照实际获得的破产分配财产以某航空租赁公司欠付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债务为限,超出债务部分返还,不足部分继续追偿,某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不得再另行要求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支付债权转让价款。最后,债权转让未使出让方某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获得任何利益,反而在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未得到实际清偿前,某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还应就除案涉破产债权以外的财产对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承担清偿义务。故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某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是单纯的债权转让关系,而应将双方签订的《债务抵偿协议》《债权转让协议》整体看待,从两份合同签订的时间、约定内容、履行先后顺序、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综合分析。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某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签订案涉两份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某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自愿加入某航空租赁公司与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在《协议书》中约定的既有债务中,某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以对天津某纺织有限公司享有的破产债权最终受偿款项代某航空租赁公司清偿欠付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的既有债务,同时,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获得全额清偿前,其还享有向某航空租赁公司、某航空租赁公司的保证人、某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进行追索的权利。因此,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某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成立债务加入法律关系。关于案涉《债权转让协议》效力。认定《债权转让协议》效力时,应依据债务加入相关法律规定,并参照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的法律规定依法作出认定。债务加入属于公司的重大事项,本案中债务加入一旦成立将产生某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为其实际控制人毕某娟、李某明负担的保证债务承担偿还义务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同时,依据某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规定,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明知毕某娟系某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某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需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同时,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起草的《债权转让协议》文本还特别约定了合同签署人应具备授权和批准,故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主张其为善意相对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债权转让协议》无效。
裁判要旨
在债务加入中,当债权人、债务人、加入人就债务承担达成债务加入的《债务清偿协议》《债权转让协议》后,加入人以债权转让的方式进行债务清偿。如果《债权转让协议》在履行中产生争议,仅从债权转让的规则和法律规定出发,无法正确认定《债权转让协议》的性质,应当结合《债务清偿协议》,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认定:首先,要审查《债权转让协议》是否具备债权转让的基本特征。债权转让是债权人将债权转让给第三人,从而建立一个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债权人和第三人通常都是为了从中获取相应的利益。第三人在获得债权的同时应当支付对价是债权转让的基本特征。在债务加入中,因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的目的在于由加入人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清偿债权人债务,债权人并不会向加入人支付对价,债权转让协议缺少对价条款。其次,要审查《债权转让协议》与《债务清偿协议》的关联性。当《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是为了履行三方达成的《债务清偿协议》,并且与《债务清偿协议》履行内容具有关联性,此时就要对《债权转让协议》和《债务清偿协议》进行整体审查,从两份合同签订的时间、约定内容、履行先后顺序等方面综合分析认定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和《债权转让协议》的性质。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45条、第546条、第552条
一审: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津02民初77号民事判决(2020年9月21日)
二审: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津民终1295号民事判决(2020年12月2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无锡某担保有限公司诉无锡某置业有限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2024-08-2-295-003 · (2007)第X号 · 2024
民事 破产债权确认 建筑物 建设用地使用权 房地一体抵押
裁判要旨: 1.房地一体抵押原则中的“视为一并抵押”是一种法定抵押权,是一种无需登记即设立的抵押权,即如果抵押人只为房屋或者建设用地使用权之一办理了抵押登记,即使另外一项没有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的抵押权范围亦自然涵盖未办理抵押登记的另一财产,就未抵押财产抵押权人取得的是法定抵押权,建筑物和建设用地使用权构成了债权人的共同抵押财产。 2.当事人仅以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债权人主张抵押权的效力及于土地上已有的建筑物以及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已完成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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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破产债权确认/建筑物/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地一体抵押
基本案情
2012年11月1日,无锡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置业公司)向案外人朱某借款4000万元。同日,置业公司、朱某、无锡某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担保公司)签订《反担保抵押合同》,约定由担保公司为置业公司向朱某的借款提供担保,置业公司将其所有的锡北国用(2007)第X号土地使用权抵押给担保公司。同日,置业公司与担保公司签订《抵押合同》,约定置业公司将土地使用证号为锡北国用(2007)第第X号的土地使用权抵押给担保公司,抵押金额为4000万元;土地使用权抵押时,其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随之抵押。同年11月6日,双方仅就上述土地使用权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金额为4000万元,并未就该土地上已建成的地下室1-4层、地上1-3层办理登记。
后置业公司因开发项目需要,于2013年7月15与第三人上海甲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置业公司同意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为上海甲公司与其签订的《公司委托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向上海甲公司提供抵押担保,合同附件抵押物清单列明了在建工程具体房号、楼层、用途、建筑面积及抵押价值等,共计64套(其中包含本案所涉地上1-3层及地下1层001、002号)。合同签订后,双方于2013年8月20日办理了上述在建工程抵押登记。因置业公司未能及时清偿债务,上海甲公司于2016年5月3日向上海二中院提起诉讼,要求对置业公司提供抵押的上述在建工程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的该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同年11月2日,上海二中院作出(2016)沪02民初XXX号民事判决:上海甲公司可以与置业公司协议,以置业公司提供的抵押物折价或者申请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2018年5月,因置业公司无力偿还到期债务,其债权人向法院提出对置业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法院经审理后裁定受理对置业公司的破产申请,并依法指定了管理人。
2019年12月,置业公司管理人向担保公司发送《关于有财保债权分配相关事项的通知函》,载明:现置业公司实物资产均已变现,其中抵押物锡北国用(2007)第X号土地使用权的变现值为29593286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的相关规定,管理人应支付给担保公司有财保债权金额为29593286元。收到上述通知函后,担保公司提出异议,认为其抵押财产的范围应当认定为锡北国用(2007)第X号土地使用权以及该地块在设立抵押登记时已建成的建筑物(地下室1-4层、地上1-3层),并要求对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时已建成的建筑物在抵押金额4000万元范围内亦享有优先受偿权。针对担保公司提出的异议,置业公司管理人作出回函,认为担保公司在办理土地使用权抵押时并未办理对已建成建筑物的抵押登记,现上述建筑物已抵押登记给第三人上海甲公司,并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故担保公司主张对土地使用权设立抵押登记时已建成的建筑物享有优先受偿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认可。担保公司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担保公司向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担保公司对锡北国用(2007)第X号土地使用权在2012年11月1日设立抵押时该土地上已建成的建筑物(地下室1-4层、地上1-3层)拍卖所得价款在400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18日作出(2020)苏0213民初964号民事判决:确认担保公司对锡北国用(2007)第X号土地使用权在设立抵押时该土地上已建成的建筑物(地下室1-4层、地上1-3层)拍卖所得价款在400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宣判后,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在抵押人置业公司仅就建设用地使用权办理抵押登记、后该土地上的建筑物被抵押给他人并办理抵押登记的情况下,原抵押权人担保公司的抵押范围应当如何界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即“以建筑物抵押的,该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抵押。以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的,该土地上的建筑物一并抵押。抵押人未依照前款规定一并抵押的,未抵押的财产视为一并抵押”,该规定体现了我国对不动产抵押采取地随房走、房随地走的房地一体原则。依据该规定,当事人应对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一并抵押,如果当事人未按照该条第一款规定一并抵押时,则法律直接规定“视为一并抵押”。本案中,担保公司与置业公司签订的《抵押合同》约定,土地使用权抵押时,其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随之抵押。即便锡北国用(2007)第X号土地使用权在设立抵押时,该土地上已建成的地下室1-4层、地上1-3层建筑物未办理抵押登记,也视为一并抵押,故担保公司对案涉土地上已建成的地下室1-4层、地上1-3层亦享有抵押权,有权就该部分在抵押金额400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关于置业公司提出的地上1-3层及地下1层001、002号已抵押给上海甲公司,并办理了相应的抵押登记手续,且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作出认定,与担保公司主张的诉请存在冲突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至于置业公司在案涉土地使用权抵押给担保公司后,又将该土地地上1-3层及地下1层001、002号抵押给上海甲公司,即便该地上1-3层及地下1层001、002号办理了抵押登记并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其仅在担保公司与上海甲公司两名抵押权人之间产生抵押顺位问题,此时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的清偿顺序进行处理,但并不能据此排除担保公司享有的抵押权,亦不会对法院生效判决的既判力产生影响。综上,法院支持了担保公司的诉讼请求。
裁判要旨
1.房地一体抵押原则中的“视为一并抵押”是一种法定抵押权,是一种无需登记即设立的抵押权,即如果抵押人只为房屋或者建设用地使用权之一办理了抵押登记,即使另外一项没有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人的抵押权范围亦自然涵盖未办理抵押登记的另一财产,就未抵押财产抵押权人取得的是法定抵押权,建筑物和建设用地使用权构成了债权人的共同抵押财产。
2.当事人仅以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债权人主张抵押权的效力及于土地上已有的建筑物以及正在建造的建筑物已完成部分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97条(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82条)
一审: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2020)苏0213民初964号民事判决(2020年8月1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天津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申请天津市某厂化工经营部强制清算案
2024-08-2-420-001 · (2022)津02清申34号 · 2024
民事 申请公司清算 城镇集体企业 职工代表大会 征询职工意见 不予受理
裁判要旨: 职工(代表)大会是集体企业的权力机构,决定企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解散属于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应当由职工代表大会决定。未经职工代表大会作出解散决议,投资人申请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强制清算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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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申请公司清算/城镇集体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征询职工意见/不予受理
基本案情
申请人天津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化工公司)称:被申请人天津市某厂化工经营部(以下简称某化工经营部)解散后未在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自行清算,申请法院对某化工经营部进行强制清算。
被申请人某化工经营部辩称:其已经归还了出资款,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某化工公司无权申请某化工经营部强制清算。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申请人某化工经营部于1988年8月13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7万元人民币,类型为集体所有制企业,经营期限为1988年8月13日至长期,主要经营范围为化工原料、油漆、染料兼批发等。
本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某化工经营部目前有孙某菡、王某等3名职工。某化工公司述称其目前系某化工经营部的出资人,但未就该事项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变更登记。2020年6月5日,某化工公司董事会作出董事会决议,对某化工经营部进行清算解散。经核实,某化工公司董事会作出该决议前,未提交某化工经营部职工大会讨论并形成决议,亦未征询职工意见。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某化工经营部当前的登记状态为存续。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4日作出(2022)津02清申34号民事裁定:对申请人某化工公司的申请,不予受理。
裁判理由
人民法院受理法人强制清算的前提是法人已解散。《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职工(代表)大会是集体企业的权力机构,由其选举和罢免企业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第十七条规定:“集体企业有下列原因之一的,应当予以终止:(一)企业无法继续经营而申请解散,经原审批部门批准;……”因此,集体企业是否解散,应由集体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并由该集体企业报请原审批部门批准。
本案中,被申请人某化工经营部系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某化工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某化工经营部职工(代表)大会已决定解散企业并由该企业报请原审批部门批准,故法院对其申请不予支持。
裁判结果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4日作出(2022)津02清申34号民事裁定:对申请人某化工公司的申请,不予受理。
裁判要旨
职工(代表)大会是集体企业的权力机构,决定企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解散属于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应当由职工代表大会决定。未经职工代表大会作出解散决议,投资人申请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强制清算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2016年修订)第9条第1款 、第17条
一审: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2)津02清申34号民事裁定(2022年6月2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岗分行诉鹤岗市某家电有限责任公司、鹤岗市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鹤岗市某商贸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案
2024-08-2-421-001 · (2021)黑04破1号 · 2024
民事 申请破产清算 实质合并破产 法人人格高度混同
裁判要旨: 1.关于“关联企业具备破产原因”认定问题。相关关联企业应当均符合《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一款规定的破产原因,但当关联企业并非均具备法定破产原因时,如果关联企业在整体上达到破产界限且符合关联企业成员之间达到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的情况,亦可以进行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有利于整体推进破产清算工作,最大限度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 2.关于“法人人格高度混同”认定问题。认定法人人格高度混同主要包括认定企业是否严重丧失法人财产独立性和严重丧失法人意志独立性。对于严重丧失法人财产独立性,应从以下三方面认定:一是资产混同。一般是指企业各自的财产和负债难以区分,导致无法准确界定用于清偿的破产财产。二是财务混同。关联企业的财务管理模式往往进行独立核算,但资金结算等活动实际均受制于控制企业。同时,在财务核算上,关联企业之间的会计凭证、财务账簿等往往也混合使用,难以区分。三是经营场所混同。关联企业往往共用经营场所,同一经营场所甚至存在两个以上的关联企业。对于严重丧失法人意志独立性,应从以下四方面认定:一是主营业务混同。在经营范围上,关联企业成员大多脱胎于控制企业,成员之间的经营项目相同或相似,或处于上下游产业链。二是存在众多交叉融资及担保。主要表现为集团公司借款,由各成员企业担保;或者成员企业借款,由其他成员企业或集团公司担保;集团公司借款并使用,借款人却被确定为成员企业等。三是人员混同。在关联企业法人人格高度混同时,同一自然人同时在多家关联企业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较为普遍,甚至普通工作人员也存在交叉任职的情形。四是经营决策受制于控制企业。享有独立的经营决策权是企业法人人格独立的重要表现之一,但在人格高度混同的关联企业中,被控制企业不仅在财产上不独立,在意志上往往也不独立。综上,在关联企业严重丧失法人财产独立性和严重丧失法人意志独立性时,可以认定关联企业符合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的情形。 3.关于“区分财产成本过高及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认定问题。对于区分财产成本过高的裁判标准。当中介机构出具《审计意见》等可以表明关联公司财务资产存在混同,无法区分等情形时,再结合关联公司在财务管理方面存在无法区分相关款项交易的性质和实际使用借款的主体不明等情形,可以综合认定区分关联公司财产成本是否过高,厘清关联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难度是否较大。对于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的裁判标准,应从实质合并破产能否对债权人公平清偿的角度进行审查。一方面,关联企业成员往往在财务往来和经营业务上存在联系,因此关联企业成员资产在有效整合基础上进行一并处置能在更大程度上增加破产财产总量。另一方面,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是为了追求整体的实质公平,避免企业以法律上的独立地位所造成的实质性不公平。在实质合并破产清算中,关联企业成员的财产将产生“1+1>2”的互增效益和减少区分关联企业成员财产成本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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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申请破产清算/实质合并破产/法人人格高度混同
基本案情
复议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岗分行(以下简称某银行鹤岗分行)称:鹤岗市某家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家电公司)、鹤岗市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科技公司)、鹤岗市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合称某商贸公司)是三家经营范围不相同且无业务联系的独立法人单位,只能说明是关联企业,而关联企业合并破产应具备高度人格混同。一审法院裁定该三公司实际控制人相同、实际经营地址相同,财务、经营办公场所和资产均混同,但未列举相应事实依据,故不足以认定该三公司达到法人人格高度混同,不应予以合并破产清算。
被申请人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述称:某家电公司可以影响某科技公司和某商贸公司的财务和经营决策,且某家电公司和某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孟某某,某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孟某某亲属,但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还是孟某某,即孟某某能够影响和控制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符合关联企业特征。此外,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共用一个经营办公场所;某商贸公司没有独立账套,而是与某家电公司共用一个账套、财务人员;某科技公司与某家电公司款项来往密集且数额巨大,能够证明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资产、财物、经营场所严重混同。综上,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符合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条件。
法院经审理查明:根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某家电公司与某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孟某某,孟某某在两公司占股比例均为90%;案外人孟某甲曾担任某科技公司投资人、某商贸公司负责人和高级管理人员。某家电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家用电器销售,厨房及日用杂货批发等;某科技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酱油、食醋及类似制品制造;某商贸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家用电器等批发兼零售。某家电公司与某科技公司在鹤岗市均有经营场所,该房产为某科技公司所有。某商贸公司无独立账套,与某家电公司共用一个账套;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记账凭证、其他应收款明细账和银行业务凭证上,均有案外人史某某名字;某科技公司向鹤岗市某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1700万元,该款项由某家电公司入账;某商贸公司向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某支行借款800万元,该款项由某家电公司入账;某商贸公司向鹤岗市某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998万元,某科技公司以其自有房产及土地为该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该款项由某家电公司入账;某科技公司向某银行鹤岗分行借款1952.5万元,某家电公司以其自有房产及土地为该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案外人张某、王某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某支行借款共计700万元,某科技公司以其自有房产为该两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该款项由某家电公司入账。
黑龙江某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事务所)于2020年4月29日出具《破产清算案件审计初步查看情况及意见》(以下简称《审计意见》)。该《审计意见》载明,该所受管理人委托,对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进行财务专项审计工作。该所在初步审计及现场勘查过程中发现以下问题:第一,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虽名义是三个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其中三家公司以某家电公司为中心,作为一个整体生产经营;实际经营地址相同,经营办公场所和实物资产及单位员工均混同使用。第二,实物资产中的固定资产无法明确账载明细,无法区分资产的具体归属,也无法获取入账原值,累计折旧等金额;无法与科目余额表中金额配比、核对。第三,在财务上体现为某商贸公司的业务,在某家电公司和某科技公司中进行账务处理,某商贸公司不存在独立账套,导致财务收支配比不合理,财务处理出现合并处理情况。第四,财务处理中发现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之间存在数量庞大且密切交叉的资金往来、相互担保、相互抵押,贷款单位与贷款实际使用单位出现混合使用情况,导致存在占用其他单位贷款资金情况。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资产负债项目中债权债务、实物资产重叠程度过高,存在账务处理收支不配比,占用贷款资金以及相互抵押担保形成的债权债务不清晰;初步审计过程中以及现场勘查中,已经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去追根溯源,但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的人员已经发生大量流动,相关问题没有知情人、经手人、责任人;业务的重叠度、实际贷款人和实际使用人不同,也无法明确实际业务的连贯性及合理性,更无法明确实际的债权债务情况;无法严格意义上区分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的收支及财产情况,初步认定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财务资产存在混同,无法区分。
黑龙江省鹤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8日作出(2021)黑04破1号民事裁定:对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进行合并破产清算。宣判后,某银行鹤岗分行以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未达到法人人格高度混同,不应予以合并破产清算为由,提起复议。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27日作出(2022)黑破监1号民事裁定:驳回复议申请,维持原裁定。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人民法院在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时,应当尊重企业法人人格的独立性,以对关联企业成员的破产原因进行单独判断并适用单个破产程序为基本原则。当关联企业成员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时,可例外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方式进行审理。结合某银行鹤岗分行申请复议的事实、理由以及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陈述的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是否具备破产原因;二是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是否属于关联企业并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的情形;三是区分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财产成本是否过高;四是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是否损害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债权人利益。
关于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是否具备破产原因问题。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被鹤岗市某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等多个债权人提起诉讼,相关债权被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认后,多个债权人申请执行。在案件执行过程中,查封了某家电公司和某科技公司所有的相关房产、土地和机器设备,某商贸公司名下无不动产登记,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名下银行账户均无存款。2019年,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以公司经营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分别向执行法院鹤岗中院提出破产清算申请。2019年3月22日,鹤岗中院针对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的破产申请分别作出执行裁定书,中止对该三公司的执行,决定将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2019年11月21日,鹤岗中院以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分别裁定受理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综上,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均已具备破产原因,且该三公司已经分别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关于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是否属于关联企业并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的情形问题。综合本案相关证据,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虽然在形式上是三个独立的企业法人,但是该三公司系关联企业,且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的情形,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人事管理方面,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在同一控制人控制下,某家电公司与某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孟某某,孟某某亦系两公司控股股东,且某科技公司和某商贸公司工作人员存在交叉、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共用财务人员,该三公司亦自认孟某某系该三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经营场所和经营业务范围方面,某家电公司与某科技公司在鹤岗市均有经营场所,且该房产为某科技公司所有;某家电公司与某商贸公司的经营范围均包括销售家用电器,某家电公司与某科技公司的经营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上下游经营关系。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亦自认某家电公司可以影响某科技公司和某商贸公司的经营决策,再结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意见》中载明的“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以某家电公司为中心、作为一个整体生产经营”的情况,即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在经营场所和经营业务方面存在混同,某科技公司和某商贸公司在经营管理上缺乏独立意志。在财务管理方面,第一,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之间存在互相担保和混同使用资金情况,并可能存在某家电公司损害某商贸公司和某科技公司及其债权人利益的情形。某商贸公司向鹤岗市某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998万元,某科技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且某家电公司自认该笔借款实际由该公司使用;某科技公司向某银行鹤岗分行借款1952.5万元,某家电公司为该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案外人张某、王某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某支行的两笔借款700万元,均由某科技公司提供抵押担保,且某家电公司自认该两笔借款实际系该公司借款并使用。第二,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财务管理相互不独立。除上述1952.5万元以外的三笔借款均由某家电公司入账外,某科技公司在鹤岗市某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1700万元和某商贸公司在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某支行借款800万元亦均由某家电公司入账,但在某家电公司的相关财务账簿上未明确体现入账原因,款项实际性质及使用用途等情况不明;某商贸公司无独立账套,与某家电公司共用一个账套。第三,某家电公司与某科技公司之间可能存在大额借款,但在缺少合同等书面材料佐证的真实交易背景下,双方之间债权债务的真实性难以确认。根据某科技公司与某家电公司内部往来账簿、会计凭证载明的内容,表明在2009至2017年期间,某家电公司与某科技公司可能存在大量资金往来,且某科技公司可能存在欠付某家电公司67,652,551.18元款项的情况。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在财务管理方面的以上三点表现,再结合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自认某家电公司可以影响某科技公司和某商贸公司的财务管理的陈述,可以认定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的财务管理混乱、财产发生混同。综上,根据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在人事管理、经营场所和经营业务范围以及财务管理三方面持续高度混同的情形,可以认定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作为关联企业已经丧失法人意志独立性和法人财产独立性,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法人人格高度混同。
关于区分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财产成本是否过高问题。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意见》载明的关于“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资产负债项目中债权债务、实物资产重叠程度过高,存在账务处理收支不配比,占用贷款资金以及相互抵押担保形成的债权债务不清晰;初步审计过程中以及现场勘查中,已经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去追根溯源,但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的人员已经发生大量流动,相关问题没有知情人、经手人、责任人;业务的重叠度、实际贷款人和实际使用人不同,也无法明确实际业务的连贯性及合理性,更无法明确实际的债权债务情况;无法严格意义上区分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的收支及财产情况,初步认定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财务资产存在混同,无法区分”的内容,结合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在财务管理方面存在无法区分相关款项交易的性质和实际使用借款的主体不明等问题,可以认定区分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财产成本过高,厘清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难度较大。
关于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是否损害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债权人利益问题。在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已具备破产原因,该三公司系关联企业且法人人格高度混同,以及区分财产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实际上已不具备单独破产清算的条件。若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各自单独破产清算,则即使部分关联企业债权人的债权清偿率相对较高,也系因关联企业之间的不当关联关系所致,其他债权人的公平清偿利益将受到损害。而且,某家电公司等三公司进行实质合并破产清算可以使各关联企业之间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有利于缩短清理关联企业资产、负债的时间,降低清理成本,更有利于从实质上公平保护关联企业债权人的整体清偿利益。
裁判要旨
1.关于“关联企业具备破产原因”认定问题。相关关联企业应当均符合《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一款规定的破产原因,但当关联企业并非均具备法定破产原因时,如果关联企业在整体上达到破产界限且符合关联企业成员之间达到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的情况,亦可以进行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有利于整体推进破产清算工作,最大限度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
2.关于“法人人格高度混同”认定问题。认定法人人格高度混同主要包括认定企业是否严重丧失法人财产独立性和严重丧失法人意志独立性。对于严重丧失法人财产独立性,应从以下三方面认定:一是资产混同。一般是指企业各自的财产和负债难以区分,导致无法准确界定用于清偿的破产财产。二是财务混同。关联企业的财务管理模式往往进行独立核算,但资金结算等活动实际均受制于控制企业。同时,在财务核算上,关联企业之间的会计凭证、财务账簿等往往也混合使用,难以区分。三是经营场所混同。关联企业往往共用经营场所,同一经营场所甚至存在两个以上的关联企业。对于严重丧失法人意志独立性,应从以下四方面认定:一是主营业务混同。在经营范围上,关联企业成员大多脱胎于控制企业,成员之间的经营项目相同或相似,或处于上下游产业链。二是存在众多交叉融资及担保。主要表现为集团公司借款,由各成员企业担保;或者成员企业借款,由其他成员企业或集团公司担保;集团公司借款并使用,借款人却被确定为成员企业等。三是人员混同。在关联企业法人人格高度混同时,同一自然人同时在多家关联企业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较为普遍,甚至普通工作人员也存在交叉任职的情形。四是经营决策受制于控制企业。享有独立的经营决策权是企业法人人格独立的重要表现之一,但在人格高度混同的关联企业中,被控制企业不仅在财产上不独立,在意志上往往也不独立。综上,在关联企业严重丧失法人财产独立性和严重丧失法人意志独立性时,可以认定关联企业符合法人人格高度混同的情形。
3.关于“区分财产成本过高及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认定问题。对于区分财产成本过高的裁判标准。当中介机构出具《审计意见》等可以表明关联公司财务资产存在混同,无法区分等情形时,再结合关联公司在财务管理方面存在无法区分相关款项交易的性质和实际使用借款的主体不明等情形,可以综合认定区分关联公司财产成本是否过高,厘清关联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难度是否较大。对于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的裁判标准,应从实质合并破产能否对债权人公平清偿的角度进行审查。一方面,关联企业成员往往在财务往来和经营业务上存在联系,因此关联企业成员资产在有效整合基础上进行一并处置能在更大程度上增加破产财产总量。另一方面,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是为了追求整体的实质公平,避免企业以法律上的独立地位所造成的实质性不公平。在实质合并破产清算中,关联企业成员的财产将产生“1+1>2”的互增效益和减少区分关联企业成员财产成本的效益。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
《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2、33条
一审:黑龙江省鹤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黑04破1号民事裁定(2021年10月28日)
二审: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黑破监1号民事裁定(2022年5月2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某(苏州)织造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案
2024-08-2-421-002 · (2019)苏0509破5号 · 2024
民事 申请破产清算 宣告破产 自行和解
裁判要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的自行和解是民事和解制度在破产程序的具体体现,须债务人与全体债权人达成一致协议,不适用债权人会议的强制多数决规则。自行和解可适用于破产清算、和解、重整任意一个程序,不受是否宣告破产的限制。债务人应就所有债权的清偿比例、期限、财产来源,以及破产费用、共益债务的种类、数额及支付期限统一制作协议。 2.自行和解协议应遵循债权平等清偿原则,债务人与全体债权人一致协议排除债权平等原则的,亦应当予以认可。自行和解协议不约束未申报的债权人,自行和解协议无效或执行不能的,债权人可以对原债务主张权利,若重新启动对债务人的破产程序,需另行提出破产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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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申请破产清算/宣告破产/自行和解
基本案情
某(苏州)织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织造公司)成立于2004年5月12日,注册资本600万美元,系台港澳法人独资企业,经营范围高档织物面料的织造和销售。自2015年7月以来,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陆续受理某织造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截至2019年1月,某织造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12件,执行标的额1.33亿元。经执行调查,除价值约4620万元的厂房和设备外无其他财产,且厂房已对外出租给多家承租人,并存在大量转租。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提出多个执行异议,执行标的一时无法处置。2019年1月25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法院裁定受理对某织造公司进行破产清算。
管理人接受指定后对债务人财产展开调查,经评估,债务人资产价值共计4750余万元。另在债务人法定代表人的配合下,管理人经过多次谈判协调,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前与所有租户达成协议,所有租户均承诺在某织造公司厂房拍卖成交后一个月内搬离,并交纳了保证金。2019年4月10日,某织造公司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债务人财产管理方案》《破产财产变价方案》。另因债权人、债务人当会均表示对管理人编制的债权表无异议,法院同日作出(2019)苏0509破5号之一民事裁定,确认无争议债权表,债权金额合计1.67亿元,其中担保债权2661万元、职工债权40万元、税收债权75万余元、普通债权1.4亿元。
2019年5月20日,管理人根据财产调查状况及债权确认情况,向法院申请宣告某织造公司破产。同日,法院作出(2019)苏0509破5号之二民事裁定,认为在受理本案后至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结束,债务人及债务人出资人未向法院提出破产重整申请,债务人亦未向法院提出和解申请,现某织造公司停止清偿到期债务呈连续状态,并且资产已不足清偿全部债务,又不存在其他破产障碍事由,依此裁定宣告某织造公司破产。
2019年7月15日,在管理人实施破产财产变价前,某织造公司以其已与全体债权人就债权债务的处理自行达成协议为由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认可该协议。
法院经审查查明,某织造公司于2019年7月11日拟定债权债务处理协议,并取得全体债权人的书面同意。根据该协议,某织造公司承诺筹集偿债资金61979800元分两期清偿债权,其中担保债权、职工债权、税款债权全额清偿,普通债权清偿率22.7275%,偿债资金分两期(第一期1000万元已于2019年6月17日付至管理人账户,余款于2019年7月20日前支付)付至管理人账户,由管理人实施分配。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2019)苏0509破5号之三民事裁定:一、撤销本院(2019)苏0509破5号之二民事裁定;二、裁定认可某织造公司与全体债权人自行达成的协议;三、终结某织造公司破产程序。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与全体债权人就债权债务的处理自行达成协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并终结破产程序。某织造公司与全体债权人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予认可。
裁判要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的自行和解是民事和解制度在破产程序的具体体现,须债务人与全体债权人达成一致协议,不适用债权人会议的强制多数决规则。自行和解可适用于破产清算、和解、重整任意一个程序,不受是否宣告破产的限制。债务人应就所有债权的清偿比例、期限、财产来源,以及破产费用、共益债务的种类、数额及支付期限统一制作协议。
2.自行和解协议应遵循债权平等清偿原则,债务人与全体债权人一致协议排除债权平等原则的,亦应当予以认可。自行和解协议不约束未申报的债权人,自行和解协议无效或执行不能的,债权人可以对原债务主张权利,若重新启动对债务人的破产程序,需另行提出破产申请。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05条
一审: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9破5号之三民事裁定(2019年7月1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重庆鼎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案
2024-08-2-421-003 · (2019)渝0108执4788号 · 2024
民事 申请破产清算 申请权 合同约定 限制
裁判要旨: 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在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外附加条件,限制剥夺当事人的破产申请权,阻止破产案件立案受理。债权人以合同约定监管印章限制债务人行使破产申请权后,债务人通过股东会决议委托法定代表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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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申请破产清算/申请权/合同约定/限制
基本案情
重庆鼎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物业公司)于1998年9月22日登记成立,注册资本2000万元,叶某全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7年6月28日,某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北京某有限公司、某物业公司等签订《贷后监管协议》,协议约定某物业公司的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名章、合同专用章等由三方共同保管,印鉴证照的使用应经监管人员(甲乙方合称监管方)同意后方可使用等。同日,某物业公司4名股东(出质人)分别与某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质权人)签订《股权质押合同》,约定:目标公司为某物业公司,债权人为北京某有限公司,债务人为某物业公司,主合同某信托[2017]信托第131号-贷第1号的《信托贷款合同》;出质人同意以其持有的质押股权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质押担保,质权人同意接受该质押担保;出质人承诺目标公司申请破产情形应在征得质权人书面同意后方可表决同意;目标公司申请破产,出质人行使任何股东表决权,须征得质权人书面同意等。
2020年3月25日,某物业公司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出席本次会议,决议向法院申请某物业公司破产清算,由叶某全全权办理相关事务。后某物业公司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该破产申请书以股东会决议的形式作出,委托法定代表人执行股东会决议。案件审理中,某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函件形式向法院提出异议,称某物业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未经其同意,其破产清算申请无效。
另查明,2019年12月27日,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渝0108执4788号执行裁定书,因未发现某物业公司有可供执行财产,申请人也未能提供某物业公司财产线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重庆汇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于2020年3月26日出具渝汇捷评[2020]01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结论:某物业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资产账面价值为1423546224.15元,负债账面价值1,498030690.15元,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账面价值-74484466.00元。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4月22日作出(2020)渝05破申130号民事裁定:受理某物业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审查认为,本案出质人某物业公司与质押人某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股权质押合同,目的是股东以股权的财产性权益作为质押,保证债权人财产权益的实现,系合同法规定的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表示。而股东行使对公司参与重大决策的权利,系股东作为出资者对公司享有的管理公司的决策权利,当事人之间不能通过合同约定对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会股东表决权加以限制或者剥夺。本案某物业公司全体股东作出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该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系股东依据公司法的规定,行使对公司管理的决策权,股东会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破产申请权属于企业法人根据破产特别程序所享有的法定权利,任何一方不应以合同约定方式进行剥夺。某物业公司作为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债务人企业市场主体,其有权向法院提起破产清算申请。法定代表人系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在非某物业公司原因不能加盖公司印章情形下,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中的破产申请事项,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为此,法定代表人叶某全可以代表某物业公司行使破产申请权。
关于某物业公司是否具备破产原因的问题。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2019)渝0108执4788号执行裁定书具有法律效力,足以证明某物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渝汇捷评〔2020〕01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报告合法有效,足以证明某物业公司的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符合破产原因。故申请人以某物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理由成立,法院可受理某物业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裁判要旨
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在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外附加条件,限制剥夺当事人的破产申请权,阻止破产案件立案受理。债权人以合同约定监管印章限制债务人行使破产申请权后,债务人通过股东会决议委托法定代表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96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6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4条、58条(本案适用的是2018年10月26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4条、第36条)
一审: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20)渝05破申130号民事裁定(2020年4月2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某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破产重整案
2024-08-2-422-001 · (2019)苏0509破123号 · 2024
民事 申请破产重整 投资人资格 网络拍卖 假马竞标
裁判要旨: 在尚未确定重整投资人的情况下,管理人或债务人可以在重整程序中预先制作重整计划草案,明确将以网络拍卖方式确定正式的重整投资人,以债务人名下资产评估价值上浮一定比例确定起拍价,同时以该价格测算各类债权的预计清偿比例,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后,再以重整投资人资格为标的通过网络拍卖方式进行竞价,竞得人视为接受重整计划的约束,并将拍卖价款作为重整投资款,按照重整计划的约定用于清偿债务等用途。在有意向投资人在线下承诺保底资金的情形下,还可以该承诺资金制作有保底清偿率的重整计划草案,并赋予其优先购买权,以结合询价和竞拍两种途径优势,构建非公开谈判模式和公开招募模式相结合的利益平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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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申请破产重整/投资人资格/网络拍卖/假马竞标
基本案情
某防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成立于2002年1月,主营医用无纺布制品、手术衣、手术洞巾、手术包、PM2.5口罩及工业和民用防护类产品,厂区配备10万级无尘生产车间,产品远销海外,与康某某、金某某等世界500强企业有长期稳定合作。2018年,由于对市场估计过于乐观、企业规模扩张过快、订单一时难以维系,加之为关联企业提供担保,导致资金链断裂、陷入债务危机,并于当年下半年停止生产经营。2019年11月23日,某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以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向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申请对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12月18日,法院裁定受理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裁定受理后,法院发布公告,确定于2020年3月12日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同时监督指导管理人开展财产接管和调查工作。2020年春节前后,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口罩等防护用品成为紧缺物资。某公司虽已停止营业一年有余,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也未接管到任何生产防护用品的设备,但其具有医用口罩的生产资质和生产所需的无尘车间。春节期间,法院依托破产审判府院联动机制,积极主动与辖区政府沟通并进行实地调查,指导管理人以招募同业投资人的方式恢复经营。经多方联系,有成熟的同业团队向管理人提供切实可行的《承包经营方案》,且承诺在法院许可之日起十日内自行修复厂房、采购设备原料并招募工人迅速生产,产品将以市场平均参考价优先由属地政府统一收购、统筹调拨。2020年1月28日,法院复函许可某公司可以发包方式恢复营业。次日,在辖区政府的协调下,某公司厂区恢复水电。2月7日,某公司正式投入生产,日平均生产口罩7万余只,均由属地政府定向采购用于疫情防控。
随着某公司的复产,其重整价值日益显现。2月25日,根据债务人的申请,法院裁定某公司自即日起进行重整。在已有意向投资人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前向管理人提交重整承诺的情况下,为提高重整效率,法院指导管理人以该意向人承诺的4000万元偿债资金制作有保底清偿率的重整计划草案,根据该托底金额测算,普通债权清偿率可由清算状态下的7%提升至16%。同时,为实现重整投资的充分竞争,草案规定管理人将在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以执行该重整计划的“重整投资人资格”为标的物,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起拍价4000万元,出价最高者将被确定为重整投资人。3月12日,为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法院破产审判“锐破”平台系统,采取网络在线的形式召开。经表决,重整计划草案获担保债权组、职工债权组、税款债权组全票通过和普通债权组90.39%、出资人组96.15%通过。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13日作出(2019)苏0509破123号之二民事裁定:批准某公司重整计划;终止某公司重整程序。
2020年4月26日,经过40次出价、35次延时,执行某公司重整计划的重整投资人资格在阿里拍卖平台最终以4880万元的价格成交,溢价率22%,普通债权清偿率由清算状态下的7%提升至24%。9月2日,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管理人向法院申请终结重整程序。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4日作出(2019)苏0509破123号之四民事裁定:终结某公司重整程序。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批准重整计划的问题。某公司管理人请求批准的重整计划,已经某公司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各表决组的分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五条的规定,表决过程公开、透明;有财产担保债权组、职工债权组、税款债权组将获得全额清偿,普通债权组有明确的保底清偿率,对出资人权益的调整公平、公正,框架性经营方案具有可行性,以拍卖方式确定重整投资人亦可最大限度体现债务人重整价值,重整计划内容符合企业破产法规定和重整制度的设立目的,应予批准。
关于终结重整程序的问题。重整计划由债务人负责执行,由管理人进行监督,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法院可以根据管理人等利害关系人申请,作出重整程序终结的裁定。某公司重整计划现已执行完毕,监督期届满时,管理人也向法院提交了监督报告,管理人请求终结某公司重整程序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准许。
裁判要旨
在尚未确定重整投资人的情况下,管理人或债务人可以在重整程序中预先制作重整计划草案,明确将以网络拍卖方式确定正式的重整投资人,以债务人名下资产评估价值上浮一定比例确定起拍价,同时以该价格测算各类债权的预计清偿比例,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后,再以重整投资人资格为标的通过网络拍卖方式进行竞价,竞得人视为接受重整计划的约束,并将拍卖价款作为重整投资款,按照重整计划的约定用于清偿债务等用途。在有意向投资人在线下承诺保底资金的情形下,还可以该承诺资金制作有保底清偿率的重整计划草案,并赋予其优先购买权,以结合询价和竞拍两种途径优势,构建非公开谈判模式和公开招募模式相结合的利益平衡机制。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86条、第91条第1款、第94条
一审: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9破123号之二民事裁定(2020年3月13日)、(2019)苏0509破123号之四民事裁定(2020年9月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苏州某食品有限公司申请破产重整案
2024-08-2-422-002 · (2020)苏0506破15号 · 2024
民事 申请破产重整 重整价值 中华老字号 清算转重整 重整投资人
裁判要旨: 1.破产重整的对象应当是具有挽救价值和可能的困境企业,僵尸企业则应通过破产清算达到迅速出清的效果。虽然企业破产法所规定的重整申请条件仅在存在破产申请原因的基础上增加了“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但为避免程序的不当启动和司法资源的浪费,法院应对重整申请进行实质性审查。 2.法院受理破产清算申请后,尚未宣告破产前,发现债务人存在重整价值且具备重整可行性时,可引导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提出重整申请,及时转入重整程序,通过积极司法行为回应市场需求关切。 3.企业破产法未对重整投资人招募程序作出具体规定,实务中通常使用债权人或债务人推荐协商和公开招募两种途径。为确保招募工作的公正公开,同时有效提高重整可行性,可以有机结合公开与非公方式,以确有意愿和实力的意向投资人作为兜底投资人,将兜底投资人的意向投资金额作为起拍价,公开竞价拍卖投资人资格,从而确定最终的重整投资人。该招募方式兼顾了重整价值与重整效率,一方面确保重整的可行性,另一方面提升债务人企业价值判断的市场性,双重保障促成债权人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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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申请破产重整/重整价值/中华老字号/清算转重整/重整投资人
基本案情
2020年10月30日,申请人袁某某以被申请人苏州某食品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申请对该公司进行破产清算。苏州市吴中区法院经审查认为,苏州某食品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袁某某作为债权人有权对债务人提出破产清算申请,且其提交的破产申请和有关证据符合法律规定。2020年11月24日,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受理苏州某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江苏某律师事务所担任破产管理人。
在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指导下,管理人对公司资产进行全面调查后发现,苏州某食品有限公司名下有“乾XX”商标,该公司为“中华老字号”企业,现公司已无实际经营地址,名下无可供处置的不动产、动产等,银行存款仅有69862.92元,“乾XX”食品类商标均已用于偿还债务,现存的“乾XX”商标为教育娱乐、通讯服务、烟草烟具等领域,变现价值较低,另有一笔五百余万元的应收款有待管理人追回,这也是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的主要目的之一。虽然苏州某食品有限公司停业已有数年时间,但市面上仍有不少以“乾XX”为名的店面在经营。经过走访发现,这些门店均非苏州某食品有限公司名下店面,而是由一家新媒体公司借助抵债转售而来的“乾XX”食品类商标开展生产销售。而苏州某食品有限公司具有的“中华老字号”称号,需依附于该公司使用,一旦其宣告破产后注销,“中华老字号”也将不复存在。
2021年3月26日,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组织召开苏州某食品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管理人会上专项报告了关于清算转重整程序的说明:在 “中华老字号”只能依附于企业主体存续的前提下,为了拯救中华老字号企业、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苏州文化符号,债权人、债务人均表达了重整意向,且已有意向投资人与管理人签订了《重整投资人战略意向投资协议》,承诺在法院批准《重整计划草案》后15日内出资400万元用于支付偿债。经过模拟推演和测算,清算状态下普通债权可分配财产金额为5239152.07元,重整状态下普通债权可供分配财产金额为8906308.07元,比清算状态下高出3667156元。如法院批准清算转重整程序,为确保重整程序公开透明,最大限度维护广大债权人利益,鼓励意向投资人参与重整,管理人将以意向投资人承诺的400万元重整资金制作有保底清偿率的《重整计划草案》,同时以兜底投资人的出价作为起拍价在阿里拍卖破产强清资产处置平台进行网上拍卖重整战略投资人资格,以公开竞价方式确定最终战略投资人。
意向投资人苏州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信息科技公司)是一家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的新媒体企业,正是此前通过抵债等方式取得“乾XX”食品系商标并由此为依托经营“乾XX”门店的主体。管理人与某信息科技公司取得联系后,介绍了债务人企业破产清算的情况,告之其“中华老字号”称号与商标如配合使用将相得益彰,发挥最大市场价值,但若苏州某食品有限公司宣告破产,“乾XX”老字号将失去依托而消亡,对食品领域的“乾XX”商标价值亦将造成不可逆的影响。最终,某信息科技公司表示愿意作为兜底投资人参与重整。某信息科技公司作为意向投资人与苏州某食品有限公司签署的《重整投资人战略意向投资协议》显示,意向投资人在签订该协议日起5日内向管理人缴纳40万元作为战略意向投资保证金,在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且其正式成为战略投资人后自动转为重整投资款。意向投资人作为兜底投资人推定在没有竞争者的前提下取得重整战略投资人资格的权利,但以最高价支付重整投资款参与苏州某食品有限公司重整并经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裁定批准认可的投资人为最终战略投资人。如其未按约参与重整,则没收其缴纳的战略意向投资保证金,如其按约参加但最终未获得最终战略投资人资格,则无息退还该保证金。
2021年4月12日,苏州某食品有限公司股东盛某某以该公司具有重整价值和可行性为由向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申请苏州某食品有限公司重整。2021年4月20日,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做出(2020)苏0506破15号民事裁定书,经审查认为苏州某食品有限公司原公司具有一定重整价值和可能性,盛某某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遂裁定自2021年4月20日起对苏州某食品有限公司进行重整。
一债会后,管理人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及阿里拍卖破产强清资产处置平台发布了招募重整战略投资人公告并以意向投资人承诺的400万元出价作为起拍价进行网上拍卖重整战略投资人资格,有20人设置提醒,有899人围观该次拍卖。2021年4月22日,苏州某食品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资格开拍,但最终流拍。
2021年4月28日,苏州某食品有限公司与某信息科技公司签订《重整投资协议书》,确定由某信息科技公司作为重整投资人,以1元对价受让苏州某食品有限公司股东所持有的全部股权,并投入400万元用于偿债及支付破产费用,以此取得苏州某食品有限公司名下现存商标、“中华老字号”称号及未在破产程序中回收的应收预付款项。银行账户余额、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回收的款项以及苏州某食品有限公司名下的厂房土地(如有)不列入重整资产。
截至2021年5月17日,有47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金额共计329380749.77元,管理人经审查后认定税收债权额为9173.33元,普通债权额为191613808.28元,待定债权额为67838517元,不予确认金额69919251.16元。2021年5月20日管理人以非现场方式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对其拟定的《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分组表决。该次会议共设2个表决组,包括出资人组(2家)、普通债权组(36家),因税收债权人的权益未受到重整计划草案调整或影响,不参加表决。经表决,出资人组、普通债权组均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其中出资人组全票通过,普通债权组赞成票30张、反对票1张、弃权票5张,赞成票占该组债权人的比例为83.88%,所代表的债权金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98.25%。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8日作出(2020)苏0506破15号之二民事裁定:一、批准苏州某食品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二、终止苏州某食品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重整计划草案已经债权人会议分组表决通过,表决程序合法、有效。重整计划草案内容全面,符合法律规定。重整计划确定的偿债方案及经营方案具有可行性。重整计划草案的执行,有利于最大化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苏州某食品有限公司再建重生,有利于中华老字号企业的文化传承,依法应予批准。
裁判要旨
1.破产重整的对象应当是具有挽救价值和可能的困境企业,僵尸企业则应通过破产清算达到迅速出清的效果。虽然企业破产法所规定的重整申请条件仅在存在破产申请原因的基础上增加了“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但为避免程序的不当启动和司法资源的浪费,法院应对重整申请进行实质性审查。
2.法院受理破产清算申请后,尚未宣告破产前,发现债务人存在重整价值且具备重整可行性时,可引导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提出重整申请,及时转入重整程序,通过积极司法行为回应市场需求关切。
3.企业破产法未对重整投资人招募程序作出具体规定,实务中通常使用债权人或债务人推荐协商和公开招募两种途径。为确保招募工作的公正公开,同时有效提高重整可行性,可以有机结合公开与非公方式,以确有意愿和实力的意向投资人作为兜底投资人,将兜底投资人的意向投资金额作为起拍价,公开竞价拍卖投资人资格,从而确定最终的重整投资人。该招募方式兼顾了重整价值与重整效率,一方面确保重整的可行性,另一方面提升债务人企业价值判断的市场性,双重保障促成债权人利益最大化。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70条
一审: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2020)苏0506破15号之二民事裁定(2021年6月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某(苏州)集团有限公司申请破产重整案
2024-08-2-422-003 · (2022)苏0509破139号 · 2024
民事 申请破产重整 执破融合 预重整 职工债权
裁判要旨: 1.执行过程中,发现被执行企业法人出现破产原因但具有挽救价值的,应释明引导债务人提出重整申请,通过破产程序有效保全企业营运价值,实现全体债权人的公平有序清偿和对困境企业的保护挽救。所涉债权人人数众多、债权债务关系复杂,且对辖区社会经济有重大影响的,为避免直接受理重整申请产生不稳定因素,可选择对债务人先进行预重整。 2.破产程序启动前或破产案件审理中,可通过协调第三方垫付职工债权的方式及时保障职工权益,由第三方垫付的职工债权在破产程序中按照职工债权性质进行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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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申请破产重整/执破融合/预重整/职工债权
基本案情
某(苏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成立于2000年,是一家以铸件铸造加工、产品研发生产、产品销售服务为主要经营业务的集团型生产企业。受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客户订单大量流失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公司自2019年起陷入了财务困境,虽积极寻求各方投资,希望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挽救企业,但均未成功。2021年底,公司完全停产停业,并拖欠大额职工工资。职工陆续向劳动仲裁部门提起劳动仲裁并于2022年5月向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经查,某公司名下有54亩的土地使用权、24000余平方米的工业厂房、2条日本进口的铸造自动生产线及其他铸造机器设备,并获批铸造产能指标4万吨/年。虽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但一方面上述财产的变价需要时间,变价后所得款项清偿大额抵押权人后是否足以清偿职工债权也未可知;另一方面,简单地进行资产拍卖势必造成进口设备价值贬损,产能指标的无形价值亦无法体现。如何寻找出一个实现职工、其他债权人、债务人利益共赢的方案,成为摆在法院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经过综合评估,引导企业适用重整程序,全面解决债务危机,实现对困境企业的挽救,应是当前的最优方案。经释明引导,某公司于同年5月24日向法院提出重整申请,为提高重整成功率,其同时请求在重整申请审查期间进行预重整。法院经审查,于5月27日决定对某公司进行预重整,并根据债务人和主要债权人的一致推荐,确定江苏某律师事务所为临时管理人。
预重整期间,为快速兑现职工权益以解职工燃眉之急,法院在对接辖区政府后,指导临时管理人利用其优势资源,引入市场力量,积极协调第三方先行垫付职工债权。经过多方沟通协调,有初步投资意向的苏州工业园区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某并购重组顾问(苏州)有限公司,在了解到该公司的境况后,考虑到工人工资无法立刻清偿可能会让员工们的基本生存陷入困境,两家公司深入了解垫付职工债权的相关法律规定,并对某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后,愿意先行垫付工人工资和经济补偿金。同时,临时管理人也在职工的配合和帮助下,加快职工债权调查速度,先期确认了97名职工的598万元工资、经济补偿金。在垫付款到位后,法院于同年6月29日召集债务人、临时管理人、垫付方、职工代表进行现场签字确认。确认现场,法院向职工说明了第三方垫付职工债权的情况,解释了垫付方在后续破产程序中按照职工债权性质进行清偿的规定,并回答了部分职工的疑问。至此,97名职工被拖欠两年有余的工资以及因解除劳动合同所应支付的经济补偿金全部得到清偿。
与此同时,临时管理人辅助债务人开展投资人招募工作,分别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中拍平台”、《江苏商报》、《江苏科技报》等媒体平台发布招募公告,并征求辖区政府关于项目投资、产业规划的意见。招募期限内,共2家意向投资人向临时管理人正式提交报名材料并交纳投资保证金。在两家单位都符合辖区政府项目产业投资要求的情况下,为实现充分竞争,某公司委托拍卖公司组织线下公开竞价活动,某轨道科技公司最终以1.41亿元的价格竞得某公司预重整投资人资格。同年8月31日,在临时管理人协助下,某公司依据投资人提供的方案制作预重整方案并征求出资人、债权人意见,获全体出资人和多数债权人的同意。
同年9月14日,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根据临时管理人提交的预重整工作报告,裁定受理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指定江苏某律师事务所担任某公司管理人。同年10月28日,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根据预重整方案制作的重整计划草案。根据重整计划,重整投资人将支付偿债资金1.41亿元,有财产担保债权8964万元在担保财产评估价值范围内全额清偿,745万元的职工债权、408万元的税款社保债权获得全额清偿,1.66亿元的普通债权进行分段清偿,10万元以下部分按照100%的比例清偿,10万元以上部分按照15.62%的比例清偿,普通债权平均清偿率比模拟破产清算下的清偿率提升近20个百分点。2022年11月1日,某公司管理人向法院提出申请称,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请求批准该重整计划。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3日作出(2022)苏0509破139号民事裁定:批准某公司重整计划;终止某公司破产程序。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公司管理人请求批准的重整计划,已经某公司债权人会议及出资人表决通过,各表决组的分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五条的规定;表决过程公开、透明,计划内容充分保障债权人清偿利益,出资人权益得到公平、公正调整,经营方案也具有可行性,应予批准。
裁判要旨
1.执行过程中,发现被执行企业法人出现破产原因但具有挽救价值的,应释明引导债务人提出重整申请,通过破产程序有效保全企业营运价值,实现全体债权人的公平有序清偿和对困境企业的保护挽救。所涉债权人人数众多、债权债务关系复杂,且对辖区社会经济有重大影响的,为避免直接受理重整申请产生不稳定因素,可选择对债务人先进行预重整。
2.破产程序启动前或破产案件审理中,可通过协调第三方垫付职工债权的方式及时保障职工权益,由第三方垫付的职工债权在破产程序中按照职工债权性质进行清偿。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86条
一审: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22)苏0509破139号民事裁定(2022年11月3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江苏某甲能源有限公司申请破产重整案
2024-08-2-422-004 · (2019)苏0281破13号 · 2024
民事 申请破产重整 程序转换 和解协议审查 “双申请”模式
裁判要旨: 1.债务人具有自救意愿、具备自救能力的,人民法院可指导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的民事和解制度,引导各相关利益主体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终结破产程序。 2.人民法院在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时,程序上可采取债务人与管理人同时申请的“双申请”模式;实体上应确保债务人、全体债权人、管理人等各方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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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申请破产重整/程序转换/和解协议审查/“双申请”模式
基本案情
江苏某甲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能源公司)于2013年11月18日登记设立,公司注册资本为33330万元,某甲能源公司主要投资项目系位于江阴市××路×号的江阴液化气集散中心LNG储配站。该项目已经办理相关证照及施工许可,并于2018年8月列入《江苏省储气设施建设专项规划(2018-2020年)》,于2019年3月列入《2019年江苏省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工程》。某甲能源公司自设立起一直处于建设期,资金来源于股东出资及银行贷款等。自2018年5月起,某甲能源公司开始拖欠工程款。2019年2月总包单位中国某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工程公司)函告某甲能源公司称无力垫资施工,要求暂停施工,2019年3月某工程公司委托律师函告某甲能源公司立即支付工程款,否则将采取法律措施,2019年5月17日某甲能源公司全面停工。2019年5月23日,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某甲能源公司破产重整案,并于同日指定江苏某律师事务所为某甲能源公司管理人。
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初步核查,某甲能源公司对外负债总额9.5亿余元。此外,某甲能源公司另有约4亿余元待定破产债权。
2019年9月27日,某甲能源公司与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以下简称某银行江阴支行)、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以下简称某银行无锡分行)、暂缓认定债权人江苏某乙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乙能源公司)、某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信托公司)分别订立了和解协议。此外,某甲能源公司筹集约资金6.5亿元资金,立即全额支付相关破产债权和破产期间产生的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某甲能源公司管理人、某甲能源公司于2019年9月27日共同向江阴市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申请认可和解协议,终结某甲能源公司破产程序。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7日作出(2019)苏0281破13号民事裁定:一、认可某甲能源公司于2019年9月27日与其债权人某银行江阴支行、某银行无锡分行、暂缓认定债权人某乙能源公司、某信托公司分别达成的和解协议。二、终结某甲能源公司破产程序。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定认为:某甲能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中对某甲能源公司的破产债权进行了核查,除乙能源公司与某信托公司申报的债权被认定为暂缓认定债权外,某甲能源公司及其债权人对其他债权均无异议。现某甲能源公司已于2019年9月27日与其债权人某银行江阴支行、某银行无锡分行、暂缓认定债权人某乙能源公司、某信托公司分别订立了和解协议,同时已经足额筹集资金立即全额支付其他债权和破产期间产生的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现某甲能源公司及其管理人依据破产法的规定,共同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认可相关和解协议及终结某甲能源公司破产程序,上述申请于法有据,法院予以准许。
裁判要旨
1.债务人具有自救意愿、具备自救能力的,人民法院可指导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的民事和解制度,引导各相关利益主体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终结破产程序。
2.人民法院在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时,程序上可采取债务人与管理人同时申请的“双申请”模式;实体上应确保债务人、全体债权人、管理人等各方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05条
一审: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2019)苏0281破13号民事裁定(2019年9月2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某某集团公司等十三家公司实质合并破产重整案
2024-08-2-422-005 · (2022)渝05破76号 · 2024
民事 申请破产重整 重整计划 跨境破产 境外资产
裁判要旨: 重整企业通过设立香港特殊目的公司间接持有的境外资产属于破产财产,可直接纳入境内重整程序一并概括清偿,但应当注意依法保护该资产上境外担保权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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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申请破产重整/重整计划/跨境破产/境外资产
基本案情
2021年9月29日,某某集团公司等十三家公司分别申请重整并同时申请预重整。法院对预重整及预重整辅助机构进行备案登记,预重整辅助机构指导某某集团公司等十三家公司与债权人开展协商谈判,制作重组协议,招募投资人。2022 年1月 30 日,法院依法分别受理某某集团公司等十三家公司重整,并于2022年3月16日裁定该十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
重整企业之一的某某投资公司通过境外全资子公司某香港公司间接持有港股上市公司某环保公司737610338股股票,并成为某环保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满足重整企业的融资需求,某香港公司将其持有的某环保公司股票质押给境内四家金融机构债权人,协助重整企业累计融资人民币21亿元。重整期间,在征得上述四家金融机构债权人书面同意的前提下,重整计划草案将某环保公司股票纳入偿债资源范畴,并明确对该四家金融机构的债权参照有财产担保债权在担保财产的评估价值范围内进行清偿,未能受偿部分按普通债权进行清偿。2022年11月14日,某某集团公司等十三家公司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1日作出(2022)渝05破76号之四民事裁定:一、批准某某集团公司等十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二、终止某某集团公司等十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程序。
裁判理由
案涉焦点是在未启动跨境破产程序情形下,重整企业间接持有的境外资产纳入境内重整程序一并清偿的合法性。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某集团公司等十三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草案)已获得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该重整计划内容符合公平清偿及债权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具备合法性,且重整计划中关于企业重新获得盈利能力的经营方案具有可行性。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某某投资公司间接持有的境外资产可视为重整主体的财产,将其纳入重整计划中的偿债资源于法不悖。虽然某香港公司并非本案重整主体,某环保公司股票单从股权结构上无法被认定为重整企业财产,但某香港公司作为某某投资公司全资设立的境外特殊目的公司,仅具有持股平台作用,并未开展实际经营,公司不存在外部债权人,因此本案以实际控制为认定标准,将某环保公司股票视为重整企业财产,不存在损害某香港公司债权人情形。
其次,将某环保公司股票纳入重整程序进行概括清偿已事先取得股票对应质押权人的一致同意,不存在损害质押权人利益情形。本案中,管理人、重整投资人与四家金融机构债权人进行多次协商沟通,各方均同意将某环保公司股票纳入重整计划的偿债资源。同时,重整计划也载明,对重整主体作为主债务人,并以某香港公司财产提供担保的债权,在被认定为普通债权的同时,将参照有财产担保债权受偿方式在担保财产的评估价值范围内清偿。
再次,某环保公司股票是重整企业的核心资产,也是重整投资人所青睐的重要资产,将该资产纳入本案进行整体处置,能够维持重整企业资产的完整性,提升重整企业的重整价值,有利于增加全体债权人清偿利益。
最后,某环保公司股票虽属于重整主体间接持有的境外资产,但该资产的处置不以适用跨境破产程序为必要。企业破产法第五条规定,“依照本法开始的破产程序,对债务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财产发生效力。”该域外效力的重要作用是使国内程序的当事人取得向域外法院申请停止针对债务人的财产进行的诉讼程序和民事执行程序的根据,只是该条款仅为我国的单方规定,能实际发生效力的前提是获得域外法院的承认。就本案而言,某香港公司名下的某环保公司股票未受到香港地区法院的司法限制,某香港公司未实际开展经营,某环保公司股票受到某香港公司债权人诉讼活动干预的可能性较低。另外,请求香港法院承认本案重整程序也将产生较高的时间成本。因此,本案并无启动跨境破产程序之需要。
裁判要旨
重整企业通过设立香港特殊目的公司间接持有的境外资产属于破产财产,可直接纳入境内重整程序一并概括清偿,但应当注意依法保护该资产上境外担保权人的利益。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条、第86条
一审: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21)渝05破76号之四民事裁定(2022年11月2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重庆市某电缆公司诉重庆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西南某房地产集团公司合同纠纷案
2024-08-2-483-011 · (2022)渝0116民初5555号 · 2024
民事 合同 公司对外担保 全资子公司 间接持股100% 决议程序
裁判要旨: 非上市公司为其采用多层股权架构间接持股100%的公司提供担保,实质系为其自己利益进行担保,并无损害中小股东或其他股东权益之虞,可以认定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第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公司对外担保无需决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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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合同/公司对外担保/全资子公司/间接持股100%/决议程序
基本案情
2021年6月30日,重庆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某房地产公司)签发了票据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币种下同)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1张,票面记载出票人和承兑人为重庆某房地产公司,收票人为重庆某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2021年12月29日,承兑人承诺:本汇票已经承兑,到期无条件付款。2021年11月19日,重庆某机电设备安装有限公司将案涉票据背书转让给重庆市某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某电缆公司)。重庆某电缆公司于2022年1月18日提示付款,当日遭到拒付。
2022年3月9日,持票人重庆某电缆公司(甲方)与承兑人重庆某房地产公司(乙方)、保证人西南某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某房地产集团公司)(丙方)达成《商票兑付延期协议》。该协议主要约定:三方一致同意将前述商票的兑付时间延期至2022年3月22日,乙方向甲方完成线下兑付,同时乙方于2022年3月22日向甲方支付资金占用费17054.79元;乙方应于兑付当日将应承兑的商票票面金额及对应的资金占用费转入甲方指定账户;若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完成线下兑付商票及支付资金占用费,则自逾期之日起,乙方向甲方以应付未付款金额为基数计算按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甲方为实现债权而实际支出的诉讼费、差旅费、律师费等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丙方对本协议项下乙方所付全部商票兑付义务、资金占用费支付义务、违约金或损失支付义务(若有)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甲、乙、丙三方分别在协议上加盖公章。约定付款到期后,重庆某房地产公司未能按约履行上述义务。故重庆某电缆公司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重庆某房地产公司向重庆某电缆公司支付商票兑付款100万元、资金占用费17054.79元及按照约定计算的迟延支付违约金、律师费5万元;2.西南某房地产集团公司对重庆某房地产公司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由重庆某房地产公司、西南某房地产集团公司承担。
另查明,《商票兑付延期协议》签订时,西南某房地产集团公司并未提供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此外,西南某房地产集团公司持有某霖公司100%股权,某霖公司持有某申公司100%股权,某申公司持有某麒公司100%股权,某麒公司持有重庆某房地产公司70%股权;西南某房地产集团公司持有某地公司100%股权,某地公司持有重庆某房地产公司30%股权,即:西南某房地产集团公司间接持有重庆某房地产公司100%股权。重庆某电缆公司委托律师处理本案诉讼事宜,支出律师费5万元。
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19日作出(2022)渝0116民初5555号民事判决:一、重庆某房地产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重庆某电缆公司支付100万元;二、重庆某房地产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重庆某电缆公司支付前期资金占用损失费17054.79元;三、重庆某房地产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重庆某电缆公司支付违约金(以1000000元基数,从2022年3月23日起直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倍计付);四、重庆某房地产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重庆某电缆公司支付律师费5万元;五、西南某房地产集团公司对重庆某房地产公司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驳回重庆某电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重庆某房地产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7日作出(2022)渝05民终568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西南某房地产集团公司未经公司决议订立案涉《商票兑付延期协议》,为重庆某房地产公司债务提供担保,应否按照约定承担担保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以下简称《担保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非上市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提供担保,公司以其未依照公司法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定作出决议为由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西南某房地产集团公司并非上市公司。《商票兑付延期协议》签订时,重庆某房地产公司不是西南某房地产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西南某房地产集团公司系间接持有重庆某房地产公司100%股权的实际控制人。西南某房地产集团公司为重庆某房地产公司提供担保是否需要公司决议,应当根据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十六条和《担保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及立法目的予以判定。
根据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十六条的规定,公司对外担保需要公司决议。公司法如此规定,是考虑到,公司对外担保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对公司和股东利益带来影响,故以公司决议作为切入点来规制公司对外担保行为,以确保公司担保符合公司真实意思,防止法定代表人或公司其他人员为他人利益而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合法利益。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十六条是以公司决议来证明公司对外担保符合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担保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非上市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提供担保无需公司决议的规定,则是考虑到公司持有子公司全部股权,而全资子公司利益全部归属于公司,与其他主体无关。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经营活动提供担保是为自身利益提供担保,也不存在向子公司其他股东不当输送利益的情形,可以认定公司具有对外担保的真实意思表示。前述规定,既可以避免扰乱安定的公司交易秩序,又能防范公司恶意逃避担保责任的道德风险。同理,在担保人公司为其实际控制、间接持有100%股权的公司提供担保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亦不存在为其他股东输送利益的情形。此种情形下,即使公司对外担保未经公司决议,也不违背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十六条的立法目的和《担保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范目的,不能因此认定该担保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本案中,西南某房地产集团公司未经公司决议通过订立《商票兑付延期协议》为重庆某房地产公司提供担保,该协议仍应对其发生效力,西南某房地产集团公司应当承担相应担保责任。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非上市公司为其采用多层股权架构间接持股100%的公司提供担保,实质系为其自己利益进行担保,并无损害中小股东或其他股东权益之虞,可以认定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第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公司对外担保无需决议的情形。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5条(本案适用的是2018年10月26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第8条
######一审: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22)渝0116民初5555号民事判决(2022年5月19日)
二审: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22)渝05民终5682号民事判决(2022年7月2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上海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诉李某亮、李某雷、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
2024-08-2-494-002 · (2021)沪0115民初92610号 · 2024
民事 与公司有关的纠纷 公司担保 债权人审查义务责任承担
裁判要旨: 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若债权人无证据证明审查过公司的相关决议,仅因担保合同上加盖了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即信赖公司作出的担保行为,显然未尽审慎注意义务,不属于法律所保护的善意相对人,所涉担保对公司不发生效力。但是,公司在未对担保事项作出决议的情况下,在担保合同上加盖公章,其对于合同的审查、公章管理及法定代表人的监督方面存在疏漏,具有一定过错,应当承担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部分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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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公司担保/债权人审查义务责任承担
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诉称:2016年12月,原告与被告李某亮、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增资协议》,约定原告认购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若3年后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未能成功上市,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李某亮、李某雷回购原告所持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后原告与三被告签订《补充协议》,约定被告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为被告李某亮、李某雷在《增资协议》和《补充协议》项下的所有责任和义务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担保责任。现被告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未能成功上市,故要求被告李某亮、李某雷回购所持股份并要求被告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被告李某雷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就被告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李某亮、李某雷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不予认可。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12月,被告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原告上海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被告李某亮共同签订了《增资协议书》,约定上海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同意以增资扩股方式向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投资1000万元,认股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583333元的新增股本。同月,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被告李某亮、被告李某雷共同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未能于2019年12月31日成功上市,上海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权要求李某亮、李某雷无条件回购投资方届时所持有的部分或全部的股份,直至投资方不再持有公司股份。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李某亮、李某雷确认并同意就在《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项下的所有责任和义务互相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担保责任;其中,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公司所有资产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李某亮、李某雷以其所有公司资产和个人财产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2016年12月20日,被告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载明,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注册资本由7000万元增至84204166元等内容。
2017年1月3日,原告向被告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账户转账支付了1000万元,用途备注为“投资款”。
2017年1月17日,被告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载明,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注册资本由84204166元增至87413866元等内容。
另查明,被告李某亮、李某雷系被告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8日作出(2021)沪0115民初92610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李某亮、李某雷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回购款14336667元;二、被告李某亮、李某雷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违约金(14336667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2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每年8.50%计算);三、被告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李某亮、李某雷在上述第一项、第二项中的付款义务不能清偿部分承担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四、驳回原告上海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其余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于2021年6月18日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增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约定,被告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某亮、李某雷之间就对方在《增资协议》或《增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项下的所有责任和义务互相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担保责任。对于被告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李某亮、李某雷的付款义务提供担保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相关股东或者相关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该事项的表决。现原告无证据证明审查过被告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决议,被告李某雷虽表示被告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李某亮、李某雷提供担保系经过股东会同意,但未提供相应股东会决议予以证明,原告提供的被告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12月20日、2017年1月17日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中,也无法体现对担保事项进行了决议。原告仅以《增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上加盖了被告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李某亮签字,即信赖被告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担保行为,显然未尽审慎注意义务,不属于法律所保护的善意相对人。因此,系争《增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所涉的担保对被告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不发生效力,被告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李某亮、李某雷的付款义务不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但是,被告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在未对担保事项作出决议的情况下,在《增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上加盖了公章,而《增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明确载明被告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李某亮、李某雷在《增资协议》或《增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项下责任和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被告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对于合同的审查、公章管理及法定代表人的监督方面存在疏漏,具有一定过错,法院确定被告某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应承担被告李某亮、李某雷对原告14336667元股权回购款及违约金的债务中不能清偿债务部分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裁判要旨
公司为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若债权人无证据证明审查过公司的相关决议,仅因担保合同上加盖了公司的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签字,即信赖公司作出的担保行为,显然未尽审慎注意义务,不属于法律所保护的善意相对人,所涉担保对公司不发生效力。但是,公司在未对担保事项作出决议的情况下,在担保合同上加盖公章,其对于合同的审查、公章管理及法定代表人的监督方面存在疏漏,具有一定过错,应当承担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部分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1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第7条(本案适用的是2000年12月13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
一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5民初92610号民事判决(2021年6月1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曹某廉申请重庆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申请公司清算案
2024-08-2-515-001 · (2020)渝05清申54号 · 2024
民事 公司清算案件 自行清算 清算僵局 强制清算 审查标准
裁判要旨: 公司经决议解散并自行成立清算组,但因清算组内部分歧无法就清算方案形成一致意见陷入清算僵局,清算工作长期停滞可能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公司股东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强制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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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公司清算案件/自行清算/清算僵局/强制清算/审查标准
基本案情
重庆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成立,股东为曹某廉、彭某、冯某飞、赵某鹏。2016年7月3日,重庆某科技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决定自该决议签署之日起公司停止经营进行清算并成立善后小组负责善后工作。2019年9月12日,善后小组制作《关于资产处置和清算事宜的方案》。2019年10月27日,该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决定成立重庆某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由股东曹某廉、彭某、冯某飞、赵某鹏担任清算组成员,曹某廉任清算组召集人。2019年12月16日,清算组召集人曹某廉发布《关于清算事宜的征询意见函》,向清算组成员征集相关清算事宜的提案,后清算组成员曹某廉制作清算实施方案、彭某制作清算及资产处置实施方案,上述实施方案均未获得清算组通过。2020年9月23日,股东曹某廉向法院申请对重庆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
庭审中,股东彭某、冯某飞、赵某鹏等人均认可重庆某科技有限公司清算工作无法推进的事实。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8日作出(2020)渝05清申54号民事裁定:受理曹某廉对重庆某科技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
裁判理由
本案争议焦点为:人民法院应否受理股东曹某廉对重庆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的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十条第三款规定:“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主管机关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七条第二款则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债权人、公司股东、董事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强制清算的事由包括“公司解散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虽然成立清算组但故意拖延清算的”及“违法清算可能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股东利益的”三种情形。结合前述规定可知,人民法院受理利害关系人对公司进行强制清算的申请,其目的在于督促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在停止营业后及时有序退出市场,司法保障清算程序依法高效推进,以免损及公司债权人或股东等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
本案中,重庆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6年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停止经营、进行清算。此后,该公司未实际开展经营活动,处于解散状态。在长达3年多时间内,该公司虽然先已成立善后小组、组成清算组并制作清算及资产处置方案,但因该清算组内部无法就清算方案达成一致意见,清算工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与此同时,该公司对外尚有多起涉诉涉执案件。可见,重庆某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因内部出现僵局长期停滞具有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或股东利益的可能性。曹某廉作为公司股东向法院申请对重庆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有利于提高清算效率,避免因长期拖延清算给公司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法院认定曹某廉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法裁定受理曹某廉对重庆某科技有限公司提出的强制清算申请。
裁判结果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8日作出(2020)渝05清申54号民事裁定:受理曹某廉对重庆某科技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
裁判要旨
公司经决议解散并自行成立清算组,但因清算组内部分歧无法就清算方案形成一致意见陷入清算僵局,清算工作长期停滞可能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公司股东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进行强制清算。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第233条(本案适用的是201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8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法释〔2008〕6号,2020年修正)第7条
破产: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20)渝05清申54号民事裁定(2020年10月2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韩某娥等四人与姚某、某物流公司等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案
2024-08-2-527-001 · (2020)京0113民初6238号 · 2024
民事 执行程序中的异议之诉 未届出资期限 转让股权 受让人不具备缴纳出资能力 转让人出资责任 逃避出资义务
裁判要旨: 对于2024年7月1日新公司法施行之前因股东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引发的出资责任纠纷案件,应当依据原公司法等法律的规定精神认定转让股东是否承担责任。本案股东转让股权时公司已因重大交通事故面临高额赔偿诉讼,公司有对外承担巨额赔偿的现实可能性,转让股东对此知道或应当知道。在此情形下,尽管未届出资期限,股东享有出资期限利益,对外转让股权也不违反法律规定,但其将股权转让给一名患有恶性肿瘤、没有生活来源和经营能力的低保户,受让人显然没有缴纳出资的能力。人民法院综合上述因素认定转让人具有逃避出资义务的恶意,并判令其承担责任,体现了法理情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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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执行程序中的异议之诉/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受让人不具备缴纳出资能力/转让人出资责任/逃避出资义务
基本案情
2014年12月17日,某物流公司设立,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姚某认缴出资90万元,陈某竹认缴出资210万元,出资期限均为2034年12月16日。
2019年7月2日,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陈某竹、姚某将所持某物流公司的全部股权以零对价转让给吴某平。受让人吴某平经医院确诊患有恶性肿瘤,受让股权后即入院治疗。吴某平向法院陈述称其是低保户,没有生活来源、没有经营能力,仅出于朋友间帮忙受让股权,根本不知道某物流公司办公地点,公司账册印章亦不在其处。
韩某娥等人与梁某波、某物流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法院于2019年9月24日作出终审判决,判令肇事者梁某波、某物流公司连带赔偿韩某娥等四人各项损失费用共计940407.2元,韩某娥等四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查,梁某波、某物流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2020年3月16日,法院裁定追加某物流公司股东吴某平为被执行人,吴某平亦无可供执行财产,韩某娥等人债权仍未得到清偿。因无财产可供执行,2019年11月29日、2020年8月14日,人民法院分别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韩某娥等四人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姚某在其认缴出资90万元范围内连带清偿某物流公司对韩某娥等人的债务。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4日作出(2020)京0113民初6238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韩某娥等四人的全部诉讼请求。韩某娥等四人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1日作出(2021)京03民终6207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3民初6238号民事判决;二、追加姚某为(2019)京0113执8407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在未缴纳出资的范围(90万元)内对(2019)京0113民初935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某物流公司所负韩某娥等四人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韩某娥等四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本案中,姚某向吴某平转让股权时,其认缴的出资期限尚未届满,但韩某娥等人已向法院起诉要求某物流公司赔偿损失,姚某作为某物流公司的股东,对某物流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以及偿债能力应属明知。姚某的认缴出资额为90万元,其以零对价向吴某平转让股权,明显不符合常理,且姚某未能举证证明公司公章、营业执照以及资产的交付事宜。吴某平自称属低保户,没有收入来源,自2017年即诊断为膀胱癌,且执行裁定中载明吴某平名下无房产、车辆、证券、住房公积金等财产,吴某平没有实缴出资的能力和经营能力。人民法院综合以上因素认定,案涉股权转让时,姚某明知公司对外负债且已被诉,仍将公司全部股权以零对价转让给明显没有缴纳出资能力的吴某平。姚某利用公司股东的出资期限利益恶意逃避债务,侵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应判令姚某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4日作出(2020)京0113民初6238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韩某娥等四人的全部诉讼请求。韩某娥等四人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1日作出(2021)京03民终6207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3民初6238号民事判决;二、追加姚某为(2019)京0113执8407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在未缴纳出资的范围(90万元)内对(2019)京0113民初9358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某物流公司所负韩某娥等四人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韩某娥等四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要旨
对于2024年7月1日新公司法施行之前因股东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引发的出资责任纠纷案件,应当依据原公司法等法律的规定精神认定转让股东是否承担责任。本案股东转让股权时公司已因重大交通事故面临高额赔偿诉讼,公司有对外承担巨额赔偿的现实可能性,转让股东对此知道或应当知道。在此情形下,尽管未届出资期限,股东享有出资期限利益,对外转让股权也不违反法律规定,但其将股权转让给一名患有恶性肿瘤、没有生活来源和经营能力的低保户,受让人显然没有缴纳出资的能力。人民法院综合上述因素认定转让人具有逃避出资义务的恶意,并判令其承担责任,体现了法理情的融合。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条(本案适用的是201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1〕3号,2020年修正)第13条
一审: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20)京0113民初6238号民事判决(2020年12月4日)
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3民终6207号民事判决(2021年12月2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陆某刚、曹某与沈某、潘某利、杨某琼执行异议之诉案
2024-08-2-527-002 · (2019)京0118民初11434号 · 2024
民事 执行程序中的异议之诉 未届出资期限 股权转让 转让人责任 逃避出资义务
裁判要旨: 对于2024年7月1日新公司法施行之前因股东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引发的出资责任纠纷案件,应当依据原公司法等法律的规定精神认定转让股东是否承担责任。本案中,股东转让股权时虽然未届出资期限,但转让时股东明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受让人是一个欠国家助学贷款的在校学生,明显缺乏缴纳出资能力。此种股权转让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到位的风险,影响公司债权人到期债权的实现,显然属于以股权转让方式恶意逃避出资义务的情形,转让人依法应当承担出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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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执行程序中的异议之诉/未届出资期限/股权转让/转让人责任/逃避出资义务
基本案情
2014年4月15日,某星公司设立,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沈某认缴出资80万元、杨某琼认缴出资20万元,出资期限为2024年4月之前。2015年9月16日,某星公司变更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沈某认缴出资4000万元、杨某琼认缴出资1000万元,出资期限为2024年4月之前。
2017年3月29日,经某星公司股东会决议,杨某琼将所持某星公司10%股权转让给沈某,另10%股权转让给潘某利。2018年9月10日,沈某将所持某星公司90%的股权作价1000元转让给董某涛,潘某利同时将所持某星公司10%股权作价1000元转让给董某涛。董某涛当时系在校大学生,因在火车站遇到中介,收取800元报酬出借身份证信息并在合同上签字,对股权转让、公司经营情况、沈某与潘某利身份等信息并不知情。截至2018年2月23日,董某涛尚欠国家助学贷款本金9300元,利息7476.86元。
2018年8月1日,陆某刚、曹某以服务合同纠纷将某星公司诉至法院。2018年9月17日,法院生效判决判令某星公司向陆某刚、曹某退款149万余元。法院执行该案过程中,陆某刚、曹某申请追加沈某、潘某利为被执行人,被法院裁定驳回。陆某刚、曹某另行申请追加董某涛为被执行人,法院予以追加。2019年9月25日,因某星公司、董某涛名下无财产可供执行,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陆某刚、曹某遂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某星公司发起人及股东沈某、潘某利、杨某琼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于 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京0118民初11434号民事判决:驳回陆某刚、曹某的全部诉讼请求。陆某刚、曹某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31日作出(2020)京03民终3634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8民初11434号民事判决;二、追加沈某、潘某利为(2019)京0118执181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在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对(2018)京0105民初6993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某星公司所负陆某刚、曹某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陆某刚、曹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对于未届出资期限股东转让股权的行为,法律并未禁止,原则上转让人可以退出公司,由受让人承担出资义务。但是股东在享有出资期限利益的同时,不得将公司沦为转嫁经营风险的工具,不得损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经查,被执行人某星公司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信息,已具备破产原因而未申请破产,符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会议纪要》第6条规定的股东出资加速到期情形。
沈某、潘某利向董某涛转让股权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其一,从股权转让时间来看,沈某、潘某利向董某涛转让股权时,债权人已向法院起诉要求某星公司偿还债务,沈某、潘某利作为某星公司的股东及经营者,对某星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以及偿债能力应属明知,二人在诉讼期间转让股权,难以认定为善意。其二,从股权转让过程来看,沈某、潘某利二人均以1000元的价格向董某涛转让股权。该转让价格不仅与二人出资比例不符,且与认缴出资额相比,该转让价格近乎无偿。其三,沈某、潘某利认可未与董某涛交接公司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亦未能举证证明公司公章、营业执照以及资产的交付事宜。其四,董某涛自述其并不知晓股权转让事宜,经人介绍帮忙注册公司并收取了800元费用,其曾报警要求撤销变更登记。在受让某星公司全部股权前,董某涛已欠国家助学贷款9300元及利息多年未予偿还,难以认定董某涛有实缴出资的财务能力。
法院综合上述因素认定沈某、潘某利将股权转让给董某涛的行为是恶意逃避债务,侵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沈某、潘某利恶意转让股权、滥用股东期限利益的行为应予否定。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明知公司对外负债且无力清偿的情况下转让股权,股权转让明显不符合正常商业交易的特征,受让人明显不具备履行出资义务的能力,该转让行为损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不应得到法律保护。沈某、潘某利应在认缴出资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于 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京0118民初11434号民事判决:驳回陆某刚、曹某的全部诉讼请求。陆某刚、曹某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3月31日作出(2020)京03民终3634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8民初11434号民事判决;二、追加沈某、潘某利为(2019)京0118执181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在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对(2018)京0105民初6993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某星公司所负陆某刚、曹某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陆某刚、曹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要旨
对于2024年7月1日新公司法施行之前因股东未届出资期限转让股权引发的出资责任纠纷案件,应当依据原公司法等法律的规定精神认定转让股东是否承担责任。本案中,股东转让股权时虽然未届出资期限,但转让时股东明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受让人是一个欠国家助学贷款的在校学生,明显缺乏缴纳出资能力。此种股权转让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实缴到位的风险,影响公司债权人到期债权的实现,显然属于以股权转让方式恶意逃避出资义务的情形,转让人依法应当承担出资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1〕3号,2014年修正)第1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一)》(法释〔2011〕22号)第1条
一审: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8民初11434号民事判决(2019年12月25日)
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3民终3634号民事判决(2020年3月3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范某某诉青岛某公司、香港某投资公司、徐某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2024-10-2-262-001 · (2005)1632号 · 2024
民事 股东资格确认 准据法 实际出资人 名义股东 外商投资企业
裁判要旨: 涉港案件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股权代理协议所引发的股东确权纠纷属于法人股东权利义务纠纷,故本案应适用法人登记地法律,即内地法律。关于股权代持的协议应当仅能约束合同相对方。股东显名化要符合公司法及外商投资法等法律规定的其他股东同意、记载于股东名册或出具股权凭证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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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股东资格确认/准据法/实际出资人/名义股东/外商投资企业
基本案情
原告范某某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由第三人香港某投资公司所持有的被告青岛某公司之540万股的股份属于原告所有;2.依法判令青岛某公司将540万股股份(价值为人民币15 552万元整)的持有人由香港某投资公司变更为原告,并将原告记载于股东名册,向原告出具相应股权凭证;3.本案诉讼费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青岛某公司辩称:被告有大量证据证明原告为恶意诉讼,恳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对原告提出的恶意诉讼请求依法驳回。
第三人香港某投资公司辩称:本案中青岛某公司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审理本案应适用《外商投资企业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中的相关规则,对原告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第三人徐某辩称:如果原告认为第三人徐某违反了股权代持协议的相关约定,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可另案主张,与本案无关。
法院经审理查明:无锡某公司成立于2003年6月12日。原始股东为山东某集团公司、王某某、徐某、徐某某、姚某某、陈某某。2009年4月10日,上述全体股东将其各自持有的无锡某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本案被告青岛某公司。2011年10月23日,青岛某公司将持有的无锡某公司全部股权分别转让给案外人张某(65%)和周某(35%),退出了股东地位。2012年9月12日,无锡某公司发布注销公告:公司于2012年8月20日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青岛某公司是成立于2005年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号为商外资青府字(2005)1632号。公司投资总额为20万美元,注册资本为20万美元。无锡某公司出资15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75%,香港某投资公司出资5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25%。2008年11月24日,无锡某公司将其持有的青岛某公司的全部股权(占股本总额的68.75%),分别转让给武汉某公司(转让37.5%的股权,作价10088105.74元)和山东某集团公司(转让31.25%的股权,作价8405213.67元)。无锡某公司此后不再是青岛某公司的股东。2022年原告起诉至法院时,青岛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显示股东为:山东某集团公司占股25.875%、武汉某公司占股25.875%、香港某投资公司占股25.875%、拉萨某公司占股12.375、拉萨某某公司占股10%。
2006年7月17日,原告与第三人徐某签订《无锡某公司大股东之间的股份委托代管协议》。该委托代管协议载明:原告委托第三人徐某为其代理人,代为享有股东权利义务。原告对无锡某公司已出资25.6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4%,第三人徐某承诺在原告60岁时,由第三人主动将原告股东法律地位按出资额占原始注册资金比例在公司章程中列明。第三人徐某为原告公司股东代理人,在公司章程约定“股东权利和义务”及其他内容范围内代为原告享受股东权利(包括知情权、表决权、受益权、股份受让权、股份质押权)但股份处分权、继承权除外。第三人徐某应将公司向每位股东分发的每年公司财务报表交由原告阅看,第三人徐某按公司当年红利额代为原告签领红利并在签领日起算三日内交付原告,不得截留、侵占、挪作他用。第三人徐某确认在2009年4月10日转让无锡某公司股权后未向本案原告支付相应股权转让款。
被告青岛某公司现股东均于2022年6月27日出具书面声明,不认可原告成为青岛某公司股东,亦不同意原告记载于青岛某公司股东名册或青岛某公司向原告出具股权凭证。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19日作出(2022)鲁02民初802号民事判决:驳回范某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范某某原告提出上诉。山东省高院于2023年3月6日作出(2022)鲁民终262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因第三人香港某投资公司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公司,本案参照涉外商事案件予以审理。同时,原告主张持有被告的股权,系对法人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产生争议,应适用法人登记地法律,而被告的登记地在青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本案应适用内地法律作为解决实体争议的准据法。
本案焦点问题系原告主体是否适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及原告是否可以确认为被告股东。
关于原告主体资格问题。原告针对被告的诉讼请求能否成立与是否能作为原告起诉非同一审查标准。根据法律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是确认为被告的股东,故根据原告诉请其与被告之间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可以作为本案原告。被告关于原告主体不适格的抗辩理由不成立。
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相对应的诉为给付之诉。本案系原告针对其股东资格提起的确认之诉,确认之诉所对应的实体法上的权利是形成权。且原告申请确认的系被告公司的股东资格,而非无锡某公司的股东资格。故,被告关于应按照无锡某公司股权转让或无锡某公司注销的时间计算诉讼时效的抗辩不能成立,其主张的原告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予采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原告与第三人徐某于2006年7月17日签订的《无锡某公司大股东之间的股份委托代管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对其合法性予以确认。
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被告的工商登记显示其为外商投资企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之间约定一方实际投资、另一方作为外商投资企业名义股东,实际投资者请求确认其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的股东身份或者请求变更外商投资企业股东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除外:(一)实际投资者已经实际投资;(二)名义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认可实际投资者的股东身份;(三)人民法院或当事人在诉讼期间就将实际投资者变更为股东征得了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的同意。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与第三人徐某之间的涉案委托代管协议不能约束非合同的相对方。该股份委托代管协议约定第三人徐某代原告持有的系无锡某公司4%的股份,而第三人徐某持有的无锡某公司的股权,包括代原告持有的4%的份额已于2009年4月10日全部转让给青岛某公司。而无论青岛某公司,亦或青岛某公司的登记股东均未与原告达成代持青岛某公司股份的合意,且青岛某公司的股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原告记载于青岛某公司股东名册或青岛某公司向原告出具股权凭证。原告的涉案股权在几个公司之间平移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对此不予采纳。原告在上述情况下主张确认其为被告股东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此不予支持。
根据被告工商登记情况,第三人香港某投资公司在被告成立时即为被告的原始股东,该第三人既未接收原告资金,更未与原告达成代持被告股权的合意。故,原告主张的第三人香港某投资公司持有被告公司540万股为其所有的理由亦不能成立,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在不能确认原告为被告股东的前提下,原告关于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向其出具相应股权凭证的其他诉讼请求亦不能得到支持。另,原告是否为其他公司的股东及是否与被告之间存在竞争关系等均与本案无关,对此不予审查。
裁判要旨
涉港案件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股权代理协议所引发的股东确权纠纷属于法人股东权利义务纠纷,故本案应适用法人登记地法律,即内地法律。关于股权代持的协议应当仅能约束合同相对方。股东显名化要符合公司法及外商投资法等法律规定的其他股东同意、记载于股东名册或出具股权凭证等条件。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2条、第2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14条
一审: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02民初802号民事判决(2022年9月19日)
二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鲁民终2629号民事判决(2023年3月6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某商务公司诉某房地产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
2024-10-2-270-001 · (2020)粤0391民初3425号 · 2024
民事 公司决议 外商投资法实施 原企业组织形式变更 过渡期
裁判要旨: 在《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规定的过渡期内,外商投资企业依照《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的规定调整企业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等,需要遵循原企业合营合同约定或企业章程规定的职权范围、议事程序作出相关决议,而非按照《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规定直接对公司机关的职权划分作出调整,否则,将使5年过渡期规定的立法目的和现实意义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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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公司决议/外商投资法实施/原企业组织形式变更、过渡期
基本案情
原告某商务公司诉称:原告为香港单一东主公司,ZHANG XXX为原告唯一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被告为原告在深圳市所投资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因资金困难,原告决定为被告引入新的投资方,后原告与第三人达成合作,双方于2014年12月12日签署订立了新的公司章程及《某房地产公司合同》(以下简称《合营合同》),其中就公司治理部分,因第三人初始投资额有限且存在提前退出合作的可能性,故于《合营合同》和公司章程中规定,董事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合资公司3名董事中,1名由第三人委派,2名由原告委派且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由原告委派的董事担任,修改公司章程必须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等。2014年12月24日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下达深经贸信息资字[2014]1XXX号文,批准前述章程及《合营合同》,同意组建新的合营公司,之后合营双方在工商部门办理了相关工商登记手续。2020年3月下旬,原告发现被告在原告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召开了一个所谓的“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形成了所谓股东会决议,内容为修改公司章程,解散公司董事会,“选举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并且董事全部由第三人委派。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案涉股东会决议,严重违反法律的规定。由此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于2020年3月2日作出的《某房地产公司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2.判令第三人承担案件诉讼费、律师费。
被告某房地产公司辩称:根据《外商投资法》的有关规定,被告作为外商投资企业,组织形式、组织机构及其活动准则,适用《公司法》等法律的规定,案涉股东会决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规定。即使适用《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有关5年“过渡期”的规定,第三人作为持有被告90%股权的股东,也有权以股东会决议的方式调整被告的组织机构,即通过修订章程调整股东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变更董事产生方式、议事表决机制等。在《外商投资法》实施后五年内调整最高权力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产生方式、议事表决机制等与《公司法》强制性规定不符事项的,应当修订公司章程,并依法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或者董事备案等手续。但该规定未明确修改公司章程的具体表决方式。
第三人某投资合伙企业述称意见与被告基本一致。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注册成立于1998年4月28日。依据工商登记信息,2014年12月24日起,被告股东为由原告持股10%,第三人持股90%。
2014年10月10日,原告与第三人、被告、ZHANG XXX签订《框架协议》,该协议第13.1条约定:被告由第三人负责运营管理,统一执行第三人管理制度,原告同意将其相关股东权利以书面形式委托第三人行使。第13.2条约定:被告设股东会,股东会由原告(或原告指定的在中国设立的公司)和第三人组成,其中原告持有被告10%股权,乙方持有被告90%股权;股东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行使以下权利:……(12)制定和修改公司章程。13.2.2条约定:股东会的表决根据同股同权的原则,按照持股比例计算表决权。上述事项经代表50%以上(不含本数)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即生效。第13.3.1条约定:被告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3名,均由第三人委派,董事长由第三人提名的董事担任,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会负责召集股东会。
2014年12月12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合营合同》,约定:合营企业(被告)设董事会,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其中第三人委派1名,原告委派2名,董事会设董事长1人,由原告委派,董事每届任期三年,经委派方继续委派可以连任。董事会为公司最高权力机关,决定合营企业的一切重大事宜,对于重大问题应由出席董事会的董事一致通过方可作出决定,对其他事项须经出席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通过。
被告2014年12月的公司章程载明:合营企业(被告)设董事会,董事会是被告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决定被告的一切重大事宜,其职权主要如下:(1)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2)审查经营情况,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3)决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4)决定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5)决定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中止、解散;(6)修改公司章程……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由第三人委派1名,原告委派2名,董事长由原告委派,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下列事项须经出席董事会的董事一致通过:(1)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2)审查经营情况,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3)决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4)决定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5)决定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6)修改公司章程。被告设监事1名,由原告、第三人共同委派。该公司章程由原告与第三人代表签名并加盖企业印章。
2014年12月24日,上述《合营合同》及被告2014年12月公司章程经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批准生效。当日,被告作出《董事、监事任职书》,选举郑某、邓某、肖某为董事,委任陈某为监事,并作出《董事长任职书》,选举郑某为董事长、兼任法定代表人。被告对前述事项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6年3月,被告发生工商变更登记,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由郑某变更为郝某,董事由郑某、肖某、邓某变更为郝某、肖某、邓某。
2017年6月14日,被告作出《股东会决议》,选举刘某为公司董事、董事长,任法定代表人职务,任期三年,同时免去郝某原董事、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选举何某、邹某为公司董事职务,任期三年,免去邓某原董事、副董事长职务、免去肖某原董事职务;委任刘某为公司监事职务,任期三年,免去陈某原监事职务。原告已另案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该决议不成立,并于2020年5月9日获生效判决支持。
本案第三人于2020年1月6日向依据2017年6月14日《股东会决议》任命的董事刘某(董事长)、何某、邹某发送《关于召开某房地产公司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的请求函》,载明: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已于2020年1月1日生效,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同时废止,第三人作为被告股东,请求被告董事会立即召集被告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该请求函附两份文件:1.《关于修订的议案》;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该请求函于2020年1月7日被签收。2020年1月10日,刘某、何某、邹某共同签名,以被告董事会名义向第三人发送《函》,称因被告董事成员资格牵涉诉讼,为避免不必要的法律纠葛,本董事会此次不召集和主持公司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并建议本案第三人根据相关规定自行召集公司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
2020年1月17日,第三人向依据2017年6月14日《股东会决议》任命的监事刘某发送《关于召开某房地产公司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的请求函》(主要内容与上述请求函一致),2020年1月20日,刘某签名,以被告监事名义向第三人发送《函》,称因根据被告现状,本监事决定不召集公司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并建议本案第三人根据相关规定自行召集公司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
2020年2月12日,第三人作出《某房地产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第一次股东会的通知》,通知了股东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内容,并载明此次股东会会议议案及详细的议案内容:(一)《关于修订的议案》;(二)《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该通知已向原告有效送达。
2020年3月2 日,被告形成《某房地产公司二〇二〇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载明:本次股东会于2020年3月2日下午14:30分在东莞市东城区XXX号某酒店会议室某厅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有关规定。被告股东会成员两名,分别为第三人及原告;实际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1名,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公司股东会90%表决权。本股东会决议经代表90%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的规定,符合被告股东间的相关约定,合法有效。股东会决议具体内容如下:一、决定修订《某房地产公司章程》。修订后的章程为本决议附件,同时提交本次会议审议并获得通过。二、决定解散被告现董事会,选举被告新一届董事会。决定选举以下人员为公司新一届董事:刘某、何某、汤某。被告新一届董事会由以上三人组成,新一届董事会自本决议作出之日开始行使董事会职权、履行董事会职责、开展董事会各项工作。本决议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30日作出(2020)粤0391民初3425号民事判决:一、撤销被告某房地产公司于2020年3月2日作出的《某房地产公司二〇二〇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二、驳回原告某商务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原告与第三人签署《框架协议》《合营合同》及2014年12月被告公司章程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七条第(三)项规定,申请设立合营企业,由中外合营者共同向审批机构报送由合营各方授权代表签署的合营企业协议、合同和章程。该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合营企业协议是指合营各方对设立合营企业的某些要点和原则达成一致意见而订立的文件;合营企业合同是指合营各方为设立合营企业就相互权利、义务关系达成一致意见而订立的文件;合营企业章程,是指按照合营企业合同规定的原则,经合营各方一致同意,规定合营企业的宗旨、组织原则和经营管理方法等事项的文件。合营企业协议与合营企业合同有抵触时,以合营企业合同为准。《合营合同》及被告2014年12月公司章程经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批准生效,被告及第三人以《框架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和实际履行的协议为由,否认《合营合同》及被告2014年12月公司章程的效力,与各方当事人作出民事行为时实施的法律不符,依法不应予以支持。由此,被告召开股东会议及股东会的职权范围应当遵循被告2014年12月公司章程的规定。修改被告公司章程应属于被告董事会的职权范围,不应由股东会直接行使。
被告及第三人主张依照2020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即“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组织机构及其活动准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等法律的规定”,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应由股东会行使修改公司章程的职权。对此生效裁判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外商投资法施行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现有外商投资企业),在外商投资法施行后5年内,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等法律的规定调整其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等,并依法办理变更登记,也可以继续保留原企业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等。对于这一规则的理解应为如现有外商投资企业要在规定时间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等法律的规定调整企业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等,需要遵循原企业合营合同约定或企业章程规定作出符合相应法律规定的企业机关决议如修订公司章程等,而非直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等法律的规定,由相应的企业机关在违反原有合营合同、企业章程的情况下直接作出决议。否则,将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关于5年过渡期规定的立法目的和现实意义落空。
基于以上理由,被告2020年3月2 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系修改公司章程并依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改选被告董事,因修改公司章程的职权依照被告2014年12月公司章程不应由股东会行使,而应由董事会行使,故被告2020年3月2 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均违反被告公司章程,原告主张应予以撤销,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在《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规定的过渡期内,外商投资企业依照《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的规定调整企业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等,需要遵循原企业合营合同约定或企业章程规定的职权范围、议事程序作出相关决议,而非按照《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规定直接对公司机关的职权划分作出调整,否则,将使5年过渡期规定的立法目的和现实意义落空。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44条第1款
一审: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2020)粤0391民初3425号民事判决(2020年12月3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某运输公司诉某鞋业公司、原审第三人某国际公司等公司解散纠纷案
2024-10-2-283-001 · (2020)闽03民初448号 · 2024
民事 公司解散 经营管理困难 穷尽解决途径
裁判要旨: 审理公司解散纠纷案件,应当实质审查公司是否陷入持续性僵局。当公司陷入持续性僵局,穷尽其他途径仍无法化解,且不具备继续经营条件,继续存续将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符合条件的股东才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对于公司利润分配上的争议,当事人可通过行使股东知情权、利益分配请求权及转让股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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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公司解散/经营管理困难/穷尽解决途径
基本案情
原告某运输公司起诉称:某运输公司是集体企业,占民营企业某鞋业公司10%股份,某鞋业公司的5名董事中由某运输公司委派1名。某运输公司认为某鞋业公司自2014年1月以来未召开董事会,且公司经营管理权已被他人实际控制。某运输公司请求召开临时董事会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增设监事会和一名副董事长、通报公司生产经营状况和审计公司债权债务,均未果;催讨分红款亦未果。某运输公司认为某鞋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而某运输公司退股事宜未能与某鞋业公司达成一致意见,故向人民法院诉请解散某鞋业公司。
被告某鞋业公司辩称:1.某运输公司的诉请实质上是因为未达到分红目的而要求解散公司。2.某运输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某鞋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以往来函件的形式要求召开董事会,不符合章程规定。3.公司经营亏损不是解散公司的法定事由。某鞋业公司经营正常,有大量员工,每年依法为员工缴交百万元的劳动保险,疫情期间也未曾主动辞退一名员工,生产线不停运转,依法纳税,运营平稳,不存在某运输公司所述的经营困难。4.某运输公司若认为股东权益受损,可以通过主张股东知情权、收益分配权解决,或根据公司章程规定,通过股权转让解决,但某运输公司没有穷尽手段就主张解散公司,不符合我国公司法的规定。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鞋业公司于1991年11月27日登记成立,现公司股东分别为甲公司、乙公司、某运输公司,股权分别为60%、30%、10%。某鞋业公司现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某运输公司委派1名。公司章程第十八条规定:“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第二十二条规定:“董事会例会每年至少召开二次,经董事长或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提议时,可以召开临时董事会。”第二十四条规定:“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为三分之二的董事,不足三分之二的出席人数时,董事会通过的决议无效。”自1994年10月29日起,某运输公司与某鞋业公司签订协议,约定某运输公司进行利润包干,不参与经营,利润包干期限届满日期为2019年12月31日。2019年3月21日、2019年10月28日、2019年12月16日,某运输公司根据公司法、某鞋业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及某鞋业公司目前生产经营运作的需要,先后三次向某鞋业公司发函要求召开公司董事会会议,主要议题为:1.修改、补充、完善公司章程的部分内容;2.增设监事会,选举公司监事会人员,以便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进行监督;3.建议增设一名副董事长,并决定副董事长人选,加强对公司的管理;4.请求董事会对公司近年的生产经营情况进行通报,对公司的债权债务依法进行审核等。某鞋业公司收到某运输公司关于召开董事会提议的函后,于2019年12月18日向某运输公司回复:因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经营出现前所未有的困难。面对危机,公司管理层致力于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没有按某运输公司的提议召开临时董事会。而且,某运输公司以股东名义提议要求召开董事会,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某运输公司提议召开董事会时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议题、议案,无法按要求召开董事会。某鞋业公司在回复中还告知某运输公司,因公司目前严重亏损,无法按以前的包干合同分红,原包干分红协议到期后不再续签。因某鞋业公司拖欠某运输公司2019年第四季度分红款,某运输公司于2020年4月1日向某鞋业公司发了律师催告函要求支付该季度的分红款。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30日作出(2020)闽03民初448号民事判决:驳回某运输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某运输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24日作出(2021)闽民终91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运输公司系某鞋业公司的股东,根据某鞋业公司章程的规定,临时董事会需要三分之一的董事提议才得以召开,因此,某运输公司发函给某鞋业公司要求召开董事会不符合某鞋业公司章程的规定;某运输公司委派的董事人数在某鞋业公司董事会5名董事中仅占1名,系公司章程的规定,某运输公司据此称某鞋业公司治理结构失灵依据不足,其称某鞋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亦无依据。同时,没有证据证明某鞋业公司的大股东滥用控制地位形成决议损害某鞋业公司和某运输公司的利益,某运输公司关于其股东利益将遭受重大损失的理由没有事实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某运输公司已穷尽途径解决其与某鞋业公司的矛盾,某运输公司径行诉请解散某鞋业公司与法律规定不符,某鞋业公司不符合解散条件,某运输公司的诉讼请求依法应当驳回。某运输公司作为某鞋业公司的股东,其对某鞋业公司的知情权、利益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益请求可另行起诉。
裁判要旨
审理公司解散纠纷案件,应当实质审查公司是否陷入持续性僵局。当公司陷入持续性僵局,穷尽其他途径仍无法化解,且不具备继续经营条件,继续存续将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符合条件的股东才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对于公司利润分配上的争议,当事人可通过行使股东知情权、利益分配请求权及转让股权解决。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31条(本案适用的是201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82条)
一审: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03民初448号民事判决(2020年12月30日)
二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闽民终912号民事判决(2022年2月2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珠江某货运码头有限公司诉佛山某港码头有限公司解散纠纷案
2024-10-2-283-002 · (2019)粤06民初198号 · 2024
民事 公司解散 公司管理困境 股东利益
裁判要旨: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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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公司解散/公司管理困境/股东利益
基本案情
珠江某货运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江某货运公司)诉称:1992年,珠江某货运公司与其他股东共同设立佛山某港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某港码头公司),主营佛山市三水区某码头。后因码头无法通过环评,码头经营所需证书也被海关收回,佛山某港码头公司被迫停业,且恢复经营再无可能。故请求判令:一、解散佛山某港码头公司;二、佛山某港码头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佛山某港码头公司辩称:佛山某港码头公司因无法办理环保验收手续致使公司不再具备继续生产经营的条件,亦无其他途径解决经营困局。佛山某港码头公司的经营僵局将使股东的权益逐渐耗竭,解散公司能避免股东权益受到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有效避免资产流失。
法院经审理查明:佛山某港码头公司于1992年6月5日登记设立,截至2019年3月31日,珠江某货运公司占股30%。自2018年3月以来,佛山某港码头公司已全面停产停业。为缩减成本,佛山某港码头公司多次召开董事会对停产停业后续工作作出安排,包括安置遣散44名员工(目前公司在册员工仅剩12人),支付高额经济补偿金,处置公司闲置资产等。至2019年8月21日,上述监管场所注册登记证书已被注销。自2018年3月停业以来,佛山某港码头公司已无任何经营性收入,目前仅靠往年盈余维持公司现状。2020年4月29日,佛山某港码头公司召开董事会,董事会决议内容为:各股东就本案公司解散纠纷无法达成一致调解方案,由法院对本案进行裁决。《佛山某港码头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显示,2018全年营业收入542095.14元,净利润为-12788978.51元。佛山某港码头公司自行编制的《资产负债表(非金融类)》显示,2019年全年营业收入为0元,净利润为-5220584.84元。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8日作出(2019)粤06民初198号民事判决:解散佛山某港码头公司。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该裁判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佛山某港码头公司是否应予解散,需具体审查其是否符合下列三个要件:一、公司经营陷入严重困难;二、公司继续存续将使股东遭受重大损失;三、已穷尽各种手段仍无法解决困境。
一、关于公司经营是否陷入严重困难。1.从佛山某港码头公司对外开展业务经营角度看,佛山某港码头公司确认其经营的西南码头自1991年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后,一直未能取得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及环境保护验收报告,2019年8月21日,佛山海关已注销佛山某港码头公司的码头登记证书,佛山某港码头公司经营目的已无法实现。2.从佛山某港码头公司内部机构运行角度看,虽然佛山某港码头公司仍能正常召开董事会,公司权力机构能够正常运行,但佛山某港码头公司已遣散大部分员工,自2018年来仅维持在企业法人存续所需最低损耗状态,已出现僵持情形。结合上述分析,佛山某港码头公司经营已出现严重困难。
二、公司继续存续是否将使股东遭受重大损失。佛山某港码头公司已遣散大部分员工,已无继续经营之可能。而且,佛山某港码头公司无法达成重新办理码头登记证书的条件,即便重新招募员工,经营目的也已无法实现。佛山某港码头公司2018年亏损1200余万元、2019年亏损500余万元,如佛山某港码头公司继续维系目前不营业、零收入的状况,因维系公司所付出的成本将进一步侵蚀公司剩余价值,减损股东的可分配利益。故佛山某港码头公司继续存续将使股东遭受重大损失。
三、能否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当前困难。就本案而言,主要可从两方面纾困:1.佛山某港码头公司重新办理码头登记证书或者进行业务转型;2.珠江某货运公司出让其股权。对佛山某港码头公司而言,佛山某港码头公司已在庭审中确认,经多番努力仍无法通过环评审批手续,且因其所有的西南码头地处二级水源保护区范围内,不得再开展公司主营业务,无法再行办理码头登记证书。因佛山某港码头公司主要依西南码头开展公司主营业务,该码头无法通过环评审批手续,佛山某港码头公司也因此无法办理所需证照,无法与其他主体合作。对珠江某货运公司而言,其已于2018年3月在《信息时报》上刊登股权转让公告,挂牌销售其持有的30%佛山某港码头公司股权,但至今仍未有人收购,其他股东亦表态拒绝收购该股权。故珠江某货运公司已穷尽其他途径,仍无法转让其持有的佛山某港码头公司股权。
综上所述,佛山某港码头公司经营已陷入严重困难,继续维持现状既无法产生任何利润,反而仍有高额支出,将使股东遭受重大损失,且已穷尽其他途径而无法解决现有公司困境,故对珠江某货运公司解散佛山某港码头公司的请求予以准许。
裁判结果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8日作出(2019)粤06民初198号民事判决:解散佛山某港码头公司。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该裁判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要旨
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年修订)第229条、第231条(本案适用的是2018年10月26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80条、第182条)
一审: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6民初198号民事判决(2020年11月18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香港清盘人申请认可和协助香港某泽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香港破产程序案
2024-10-2-456-003 · (2022)沪03认港破1号 · 2024
民事 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民事判决 香港清盘程序 主要利益中心
裁判要旨: 1、认可和协助香港破产程序案件中,对于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的认定应当重点考察债务人的注册地,同时综合考虑债务人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主要营业地、主要财产所在地等因素。 2、认可和协助香港破产程序案件中,除通知申请人、关联企业外,还应当通知包括已知境外债权人等利益相关方,以平等保障境内外债权人、关联企业及其他利害关系人享有的知情权、参与权、异议权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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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民事判决/香港清盘程序/主要利益中心
基本案情
香港某泽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某泽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31日,其注册办事处地址位于香港,公司主营业务为净水服务、空气净化及相关供应链服务,主要资产包括应收款、对外长期股权投资等,其中包括在上海直接投资设立的上海某泽净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某泽净水公司)等四家全资子公司股权。2021年3月17日,经债权人某银行有限公司香港分行申请,香港高等法院作出清盘令(HCCW 429/2020),香港某泽公司进入清盘程序。同年7月27日,香港高等法院颁布命令委任德某会计师行的黎某恩及德某财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陈某海为香港某泽公司的共同及个别清盘人。清盘人认为,香港某泽公司在内地的直接投资具有较大价值,但由于公司管理层拒绝配合开展清算调查工作,致使无法准确了解内地子公司状况,清盘工作无法顺利推进,故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申请。香港高等法院于2022年6月23日作出《根据认可和协助香港特别行政区破产程序试点方案发出的司法协助请求函》(以下简称《司法协助请求函》),商请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可香港某泽公司清盘程序及清盘人身份,并为清盘人在内地履职提供协助。此后,清盘人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认可香港某泽公司清盘程序及清盘人身份,并为清盘人在内地履职提供协助:(一)接管香港某泽公司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所有资料;(二)管理和处分香港某泽公司的财产;(三)决定香港某泽公司的内部管理事务;(四)决定香港某泽公司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五)代表香港某泽公司启动、参加诉讼、仲裁或其他法律程序;(六)调查香港某泽公司的财产状况及其他经营事务;(七)处理其他为香港某泽公司清盘和分配财产而可能产生的必要事务。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8日立案受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认可和协助香港特别行政区破产程序试点工作的意见》(法发〔2021〕15号)(以下简称《试点意见》)第八条的规定发布了公告,通知了内地子公司、已知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并于10月14日进行了听证。一户内地债权人及一家内地子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的管理人参与了听证,两公司对申请人的申请事项均无异议。
审理中,申请人提交了《司法协助请求函》《清盘令》《指定清盘人命令》《委任清盘人或临时清盘人通知书》《公司注册证书》《房屋租赁合同》《香港某泽公司2019年度利得税计算报告》等证据。
经审查查明,香港某泽公司于2010年8月31日根据香港法注册成为有限公司,其股东为某泽净水集团公司(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上层控股公司为某泽净水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泽控股公司,注册于开曼群岛,原为香港上市公司)。香港某泽公司在2021年7月27日被指定清盘人前,注册办事处地址为香港湾仔港湾道某号某安中心某室,董事为Xiao ***。被指定清盘人后,注册办事处地址于同年8月变更为香港皇后大道太古广场某单位。又据香港某泽公司与香港数某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显示,该公司于2018年1月开始租赁数某大厦某单位使用,租赁期限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1月31(30)日。在安某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香港某泽公司2019年度利得税计算报告》中显示,香港某泽公司除存在租金支出外,还存在工资、会务费、差旅费、咨询费、通讯费等开支,均以港币结算。
另查明,香港某泽公司在上海设立四家全资子公司,分别是上海某泽净水公司、上海某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某泽(上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上述四家公司类型均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股东均为香港某泽公司,持股比例100%。除上述四家公司外,香港某泽公司还持有陕西某泽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陕西某泽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48.57%的股权,以及陕西某泽净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45.51%的股权。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30日作出(2022)沪03认港破1号民事裁定:一、认可香港某泽公司在香港的强制清盘程序;二、认可黎某恩、陈某海作为香港某泽公司清盘人的身份;三、允许香港某泽公司清盘人黎某恩、陈某海在内地履行下列职责:(一)接管香港某泽公司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所有资料;(二)管理和处分香港某泽公司的财产;(三)决定香港某泽公司的内部管理事务;(四)决定香港某泽公司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五)代表香港某泽公司启动、参加诉讼、仲裁或其他法律程序;(六)调查香港某泽公司的财产状况及其他经营事务;(七)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为处理香港某泽公司清盘和分配财产而可能产生的必要事务。如涉及放弃财产权益、设定财产担保、借款、将财产转出内地以及实施其他对债权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财产处分行为,需经人民法院另行批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第一,在上海市注册的四家香港某泽公司全资子公司的股权,系香港某泽公司在内地的主要财产,故该案符合《试点意见》第五条“债务人在内地的主要财产位于试点地区”的情况,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为试点地区集中管辖跨境破产案件的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第二,香港法院已颁布清盘令启动香港某泽公司强制清盘程序,并委任申请人为该公司共同及个别清盘人,该强制清盘程序为《试点意见》第二条规定的“香港破产程序”,属集体清偿程序,申请人黎某恩、陈某海具备《试点意见》规定的“香港管理人”身份;第三,香港某泽公司自2010年8月31日在香港注册成立,其注册地一直位于香港,结合申请人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其办事机构所在地、主要营业地均在香港,符合《试点意见》第四条的规定,故香港为香港某泽公司的主要利益中心,对在该地启动的香港某泽公司清盘程序的破产程序效力,可予以认可;第四,本案不存在《试点意见》所规定的应当不予认可或者协助香港破产程序的情形;第五,申请人请求协助履职事项第(一)至第(六)项,系清盘人接管、调查、处分内地股权资产可能涉及的事项,有利于公司清盘程序推进,未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管理人履职范围,也符合香港《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第32章)第197条、第198条、第199条等规定的履职权限,可予允许。申请人提出的第(七)项“处理其他为香港某泽公司清盘和分配财产而可能产生的必要事务”,则需经人民法院许可。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30日作出(2022)沪03认港破1号民事裁定:一、认可香港某泽公司在香港的强制清盘程序;二、认可黎某恩、陈某海作为香港某泽公司清盘人的身份;三、允许香港某泽公司清盘人黎某恩、陈某海在内地履行下列职责:(一)接管香港某泽公司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所有资料;(二)管理和处分香港某泽公司的财产;(三)决定香港某泽公司的内部管理事务;(四)决定香港某泽公司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五)代表香港某泽公司启动、参加诉讼、仲裁或其他法律程序;(六)调查香港某泽公司的财产状况及其他经营事务;(七)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为处理香港某泽公司清盘和分配财产而可能产生的必要事务。如涉及放弃财产权益、设定财产担保、借款、将财产转出内地以及实施其他对债权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财产处分行为,需经人民法院另行批准。
裁判要旨
1、认可和协助香港破产程序案件中,对于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的认定应当重点考察债务人的注册地,同时综合考虑债务人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主要营业地、主要财产所在地等因素。
2、认可和协助香港破产程序案件中,除通知申请人、关联企业外,还应当通知包括已知境外债权人等利益相关方,以平等保障境内外债权人、关联企业及其他利害关系人享有的知情权、参与权、异议权等权利。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开展认可和协助香港特别行政区破产程序试点工作的意见》(法发〔2021〕15号)第2条、第3条、第14条
一审: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2)沪03认港破1号民事裁定(2023年3月3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哈尔滨某投资公司与哈尔滨某创业公司企业债权转股权合同纠纷案
2024-16-2-252-001 · (2021)黑01民初10号 · 2024
民事 企业债权转股权合同 驳回起诉 新的事实 重新起诉
裁判要旨: 当事人对以案涉纠纷涉嫌刑事犯罪为由裁定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不服申请再审,因公安机关撤销刑事立案决定为新发生的法律事实,当事人可据此重新起诉,依法不能裁定指令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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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企业债权转股权合同/驳回起诉/新的事实/重新起诉
基本案情
哈尔滨某投资公司诉称:1.判令哈尔滨某创业公司给付哈尔滨某投资公司回购股权款1000万元,并以前述回购股权款为基数,支付自2021年1月1日至给付之日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付;2.判令姜某、万某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给付责任;3.判令姜某、万某共同给付哈尔滨某投资公司回购股权款300万元,并以前述回购股权款为基数,支付2021年1月1日至给付之日的利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付;4.由哈尔滨某创业公司、姜某、万某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哈尔滨某创业公司、姜某、万某均未答辩。法院经审理查明:哈尔滨某投资公司在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同时,亦向哈尔滨市香坊区公安局经侦大队递交《举报信》。哈尔滨市香坊区公安局经侦大队根据其举报于2021年3月4日作出立案决定书,决定对姜某以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经查,哈尔滨某投资公司向公安机关递交的《举报信》,其所举报所涉人员、事实、经过及标的额与哈尔滨某投资公司提起诉讼主张的案件事实等情况完全一致。据此,结合公安机关已予以立案的情况,哈尔滨某投资公司所诉本案事实应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属于具有经济犯罪嫌疑,且公安机关至今未撤销刑事立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7日作出(2021)黑01民初10号之三号民事裁定:驳回哈尔滨某投资公司的起诉。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7日作出(2021)黑01民初10号之三号民事裁定:驳回哈尔滨某投资公司的起诉。哈尔滨某投资公司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哈尔滨某投资公司向公安机关递交的《举报信》,所涉人员、事实、经过及标的额与哈尔滨某投资公司提起诉讼主张的案件事实等情况完全一致。公安机关已对姜某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至今未撤销刑事立案。哈尔滨某投资公司所诉本案事实应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属于具有经济犯罪嫌疑的案件。于2022年8月11日作出(2022)黑民终460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哈尔滨某投资公司不服申请再审。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7日作出(2023)黑民申1624号民事裁定:终结审查哈尔滨某投资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本案中哈尔滨某投资公司在提起民事诉讼的同时向公安机关提交举报信,其举报内容与民事诉讼主张完全一致,公安机关亦进行了立案侦查。故案涉民间借贷行为因涉嫌经济犯罪不再属于民事纠纷案件的范畴,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因此原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本案二审裁定生效后,公安机关撤销了前述刑事立案,当事人以有新的证据为由申请再审。因现刑事立案撤销后,前述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障碍已经由法定程序予以消除,故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告知当事人就同一事实另行起诉,有关法院亦已予以受理,故依法裁定终结本案再审审查。
裁判要旨
当事人对以案涉纠纷涉嫌刑事犯罪为由裁定驳回起诉、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不服申请再审,因公安机关撤销刑事立案决定为新发生的法律事实,当事人可据此重新起诉,依法不能裁定指令审理。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年修正)》第122条、第216条(本案适用的是2021年12月24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2条、第21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
一审: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黑01民初10号之三号民事裁定(2021年12月27日)
二审: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黑民终460号民事裁定(2022年8月11日)
再审: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黑民申1624号民事裁定(2023年4月2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赵某雷与冉某先、曹某平及黄某红、王某银股权转让纠纷案
2024-16-2-269-001 · (2016)赣1128民初46号 · 2024
民事 股权转让 解除合同 通知义务
裁判要旨: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解除权人提起诉讼主张解除合同的,其诉状到达对方时可视为履行了通知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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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股权转让/解除合同/通知义务
基本案情
冉某先、曹某平诉称,2016 年 3 月13 日冉某先、曹某平(甲方)与赵某雷(乙方)、王某银(丙方)、黄某红(丁方) 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赵某雷、王某银、黄某红违反股权转让款支付的约定,冉某先、曹某平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该协议。乙(赵某雷)、丙(王某银)、丁(黄某红)方是作为股权受让的整体方。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第二条约定,股权转让款分三期支付,即第一期支付50万元,第二期支付250万元,第三期支付240万元,冉某先、曹某平签订该协议的目的在于按此条约定的时间节点收到相应的股权转让款,至于乙、丙、丁方如何支付以及他们之间各自支付多少是其内部关系。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第六条的规定,可以看出“任一笔资金”是指协议第二条约定的50万、250万、240万中的任一笔。2016年3月30日,冉某先、曹某平办理完成两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及法人代表变更手续,乙、丙、丁方应支付300万元,而乙、丙、丁方只支付了168万,违反该协议第二条的约定,冉某先、曹某平有权收回公司股权。再根据协议第八条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解除《股份转让协议》合法有效。2016年3月15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应认定为无效合同。该协议缺少最基本的股权转让价款,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二审判决。请求:1.依法解除冉某先、曹某平与赵某雷、黄某红、王某银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赵某雷、黄某红、王某银立即将股权返还冉某先、曹某平。赵某雷、王某银、黄某红辩称,解除股份转让协议既不符合案件事实,也不符合法律规定。无论四方股份转让协议,还是双方股份转让协议,对应的出让方、受让方权利义务都是独立存在。赵某雷无任何违约行为,原审判决以其他受让方存在违约行为为由,把赵某雷与冉某先、曹某平独立存在的股份转让关系一并解除,不符合事实。按照四方《股份转让协议》第四条规定,在公司运营办好证照之前,冉某先、曹某平应当安装好水、电、照明、网络通信、监控设备等附属设施,其至今未安装好上述附属设施,是为了达到解除合同的目的故意违约。但赵某雷依然严格守约,将到期该付的股份转让款如数支付给冉某先、曹某平。受让人黄某红、王某银发现冉某先、曹某平不守约,才没有给付股份转让款。冉某先、曹某平要求解除《股份转让协议》,不应得到法院支持。法院经审理查明:冉某先、曹某平系夫妻关系。江西鄱阳湖二手车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手车公司)于2014年6月16日成立,20163月30日(核准日期)投资人(股权)由曹某平占1%、冉某先占99%变更为冉某先占40%、赵某雷占33%、王某银占17%、黄某红占10%,法定代表人由冉某先变更为赵某雷。鄱阳县某汽车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汽车检测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19日成立,2016年3月30日(核准日期)企业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投资人(股权)由冉某先占100% 变更为冉某先占40%、赵某雷占33%、王某银占17%、黄某红占10%,法定代表人由冉某先变更为赵某雷。2016年3月13日冉某先、曹某平(甲方)与赵某雷(乙方)、王某银(丙方)、黄某红(丁方)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一、甲方同意将二手车公司、某汽车检测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给乙33%(297万元)、丙17%(153万元)、丁10%(90万元)的股份,甲方仍持有40% 的股份。甲乙丙丁四方一致确定上述两公司价值人民币900万元,两公司资产范围包括……二、上述540万元乙、丙、丁方承诺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至股权、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前支付 50万元。股权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办理完毕15日内支付250万元。余款240万元按公司工程进度付款,……三、甲方将二手车公司、某汽车检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冉某先变更为赵某雷,包括股东的组成和变更,该手续在股权变更登记同时进行,费用由甲方承担;四、在上述两公司经营前甲方应办理二手车公司、某汽车检测有限公司开业运营的相关证照及手续,……公司经营需要的道路甲方承诺公司变更登记之后十个晴天内完工;对办公经营用房、设施设备,按四方协商及乙丙丁方余款 240 万元的支付进度,甲方尽快到位,以确保公司在 2016 年 12 月之前投入生产经营;五、正常运营前未完成的设施、设备均由甲方负责完成;六、四方签订本协议后,应积极遵照履行,若乙、丙、丁方违约任一笔资金不按时支付,甲方有权收回公司股权并无须支付股权款。若甲方违约,乙丙丁方可退回股权转让款并由甲方赔偿其损失(损失以股权转让款540万元的30%计算)……八、如有一方不按协议执行,另一方享有单独终止该协议的权利;……另查明,2016年3月15日,在工商登记部门,冉某先、曹某平与赵某雷签订了《二手车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曹某平将1%的股权、冉某先将32%的股权有偿转让给赵某雷,转让后赵某雷占公33%的股权,冉某先占40%的股权等。同日,冉某先与赵某雷签订了《某汽车检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冉某先将公司33%的股权有偿转让给赵某雷,转让后赵某雷占公司33%的股权,冉某先占40%的股权等。2016年3月15日,在工商登记部门,冉某先与黄某红、王某银分别签订了《二手车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冉某先将10%的股权有偿转让给黄某红,冉某先将17%的股权有偿转让给王某银,转让后黄某红占公司10%的股权,王某银占17%的股权,冉某先占40%的股权等。同日,冉某先与黄某红、王某银分别签订了《某汽车检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冉某先将10%的股权有偿转让给黄某红,冉某先将17%的股权转让给王某银,转让后黄某红占公司10%的股权,王某银占17%的股权,冉某先占40%的股权等。再查明,《二手车公司股份(权)转让协议》《某汽车检测有限公司股份(权)转让协议》签订后,赵某雷支付股权转让款168万元,冉某先开具了四张收条给赵某雷(收条为2016年3月26日10万元、2016年3月30日50万元、2016年4月12日98万元、2016年5月7日10万元),黄某红、王某银未支付股权转让款。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4日作出(2016)赣1128民初46号民事判决:一、解除冉某先、曹某平与赵某雷、黄某红、王某银于2016年3月13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二、冉某先、曹某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赵某雷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68万元,并按年利率6%支付占用期间的利息(其中10万元自2016年3月26日起计算、50万元自2016年3月30日起计算、98万元自2016年4月12日起计算、10万元自2016年5月7日起计算至转让款支付完毕之日止);三、赵某雷于冉某先、曹某平返还股权转让款完毕之日起五日内将其持有的江西鄱阳湖二手车某有限公司1%的股权返还并登记过户给曹某平、32%的股权返还并登记过户给冉某先,某汽车检测有限公司33%的股份返还并登记过户给冉某先;四、黄某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其持有的二手车公司、某汽车检测有限公司10%的股权返还并登记过户给冉某先;五、王某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其持有的二手车公司、某汽车检测有限公司17%的股权返还并登记过户给冉某先;六、驳回冉某先、曹某平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赵某雷提出上诉。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6日作出(2016)赣11民终132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宣判后,赵某雷不服申请再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10日作出(2017)赣民再58号民事判决:驳回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2016年3月13日的《股份转让协议》与2016年3月15日的《二手车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某汽车检测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后两份协议以下统称《股权转让协议》),当事人按哪份协议履行,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2.二手车公司、某汽车检测有限公司应否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3.2016年3月13日《股份转让协议》第六条、第八条应如何理解?4.本案解除合同的条件是否成就,2016年3月13日的《股份转让协议》应否解除,涉及赵某雷的股权转让合同应否解除?首先,2016年3月13日的《股份转让协议》与2016年3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当事人按哪份协议履行,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2016年3月13日,冉某先、曹某平与赵某雷、王某银、黄某红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载明了股权转让份额、转让股权所涉公司价值、股权转让价款及如何支付、股权及法定代表人变更、违约责任以及解除合同的条件等内容,结合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合同履行情况,足以认定2016年3月13日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各方当事人履约的依据,且当事人已按该协议进行了部分履行。上述《股份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一、二审法院均依法进行了审理和适当的认定处理。在二审中,赵某雷没有提及2016年3月1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未予审理、处理的问题,对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表示没有异议。因此,赵某雷再审中认为原审判决遗漏案件主要事实,认定事实错误,理由不能成立。2016年3月13日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与法不悖,合法有效,对各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该协议,股份转让给赵某雷33%(297万元)、王某银17%(153万元)、黄某红10%(90万元),上述540万元乙(赵某雷)、丙(王某银)、丁(黄某红)方承诺分三笔支付50万元、250万元、240万元。现有证据表明,赵某雷已支付给冉某先、曹某平股权转让款168万元,黄某红、王某银未支付股权转让款。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第二条规定,支付的第一笔、第二笔款额应达到300万元,但乙、丙、丁未能兑现承诺,违反该协议第二条的约定。虽然《股份转让协议》第四条载明,在两个公司正式经营之前,冉某先、曹某平应当安装好水、电、照明、网络通信、监控设备等附属设施。但两个公司何时正式经营不确定,应当安装完毕的时间约定不明确,加之股权受让方未能按约支付股权转让款,也会影响工程的进度,故难以认定冉某先、曹某平安装附属设施的行为是否违约。冉某先、曹某平收到第一笔50万元后,及时将转让的股权变更登记至赵某雷、王某银、黄某红名下,并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赵某雷,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赵某雷认为冉某先、曹某平为了达到解除合同的目的故意违约,缺乏证据证明,不予采信。其次,二手车公司、某汽车检测有限公司应否追加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诉讼?曹某平、冉某先夫妇是二手车公司、某汽车检测有限公司的投资人,也是股权的合法持有人。《股份转让协议》在落款处有(甲方)曹某平、冉某先夫妇的签名,其是《股份转让协议》的合同关系主体。本案股权转让方是曹某平、冉某先,转让方与受让方因股权转让纠纷发生诉讼,二手车公司、某汽车检测有限公司对本案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案件处理结果同它也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属于必须到庭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法院没有必要将“两家目标公司”追加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赵某雷提出原审遗漏案件当事人,审判程序违法,理由不能成立。再次,2016年3月13日《股份转让协议》第六条、第八条应如何理解?该协议第六条约定:四方签订本协议后应积极遵照履行,若乙、丙、丁方违约任一笔资金不按时支付,甲方有权收回公司股权……。第八条约定:如有一方不按协议执行,另一方享有单独终止该协议的权利。上述条款系关于合同解除权的约定,但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根据原《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据此,结合当事人各方意见以及合同履行情况,该协议第六条的意思确定为,若乙(赵某雷)、丙(王某银)、丁(黄某红)方对协议第二条约定的50万元、250万元、240万元中的任一笔资金不按时支付,冉某先、曹某平有权收回转让的股权……。第八条的意思确定为,如甲、乙、丙、丁任一方不按协议履行,另一方享有单独终止 2016年3月13日的《股份转让协议》的权利。因此,该条款明确约定了解除合同的条件。最后,本案解除合同的条件是否成就,2016年3月13日的《股份转让协议》应否解除,涉及赵某雷的股权转让合同应否解除?原《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股份转让协议》第二条约定的应支付款额未全面履行,黄某红、王某银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亦构成违约,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第六条、第八条的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已经成就,冉某先、曹某平作为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冉某先、曹某平提起诉讼主张解除合同,当其诉状到达对方时可视为履行了通知义务。赵某雷作为《股份转让协议》的合同关系主体,应受合同解除效力的约束。原审判决解除当事人于2016年3月13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具有合同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赵某雷的再审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裁判要旨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解除权人提起诉讼主张解除合同的,其诉状到达对方时可视为履行了通知义务。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2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3条第2款)
一审:鄱阳县人民法院(2016)赣1128民初46号民事判决(2016年2月4日)
二审: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11民终1320号民事判决(2018年7月26日)
再审: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赣民再58号民事判决(2017年11月1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某科技公司诉某汽车公司保证合同纠纷案
2023-01-2-104-001 · (2021)京02民初380号 · 2023
民事 保证合同 破产 有关债务人 诉讼范围
裁判要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其中,“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应当理解为债务人在该诉讼提出了诉讼请求或其他当事人对债务人提出了诉讼请求,致使债务人的财产可能因该诉讼而增加或减少的民事诉讼。当事人未起诉破产案件中的债务人,也未对其提出诉讼请求,不属于破产案件中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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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保证合同/破产/有关债务人/诉讼范围
基本案情
某科技公司诉称,2019年12月27日,某汽车公司向某科技公司出具《承诺函》一份,承诺在某新能源公司不正常履行与某科技公司签订的所有合约的情形下,同意与某新能源公司共同履行合约主体责任。后某科技公司、某新能源公司与某汽车公司共同签订三方协议,申明某汽车公司以新能源汽车补助资金1.1亿元的70%向某科技公司支付电池货款,还应及时履行《承诺函》中约定的责任。某汽车公司未按约定履行,某科技公司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山东省广饶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8日裁定受理某新能源公司破产重整申请。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13日作出(2021)京02民初380号民事裁定:依法追加某新能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本案移送至山东省广饶县人民法院审理。山东省广饶县人民法院认为移送不当,遂层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协商未果,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22日作出(2022)最高法民辖96号民事裁定:本案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主要是指有关债务人财产的民事诉讼。本案中,某新能源公司系破产案件中的债务人,但某科技公司并未起诉某新能源公司,也未对某新能源公司提出诉讼请求。为查明案件事实,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追加某新能源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故本案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某科技公司与某新能源公司、山东某汽车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关于“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纠纷,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通过诉讼解决,由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的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原告某科技公司住所地位于北京市大兴区,属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区域,本案诉讼标的额亦符合起诉时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标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原告住所地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裁定将本案移送山东省广饶县人民法院处理不当。
裁判要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其中,“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应当理解为债务人在该诉讼提出了诉讼请求或其他当事人对债务人提出了诉讼请求,致使债务人的财产可能因该诉讼而增加或减少的民事诉讼。当事人未起诉破产案件中的债务人,也未对其提出诉讼请求,不属于破产案件中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5条(本案适用的是2021年12月24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1条
移送管辖: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2民初380号民事裁定(2021年10月13日)
指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辖96号民事裁定(2022年8月2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刘某诉林某、黄某退伙纠纷案
2023-01-2-287-001 · (2018)湘0102民初11022号 · 2023
民事诉讼 退伙 管辖 协议管辖
裁判要旨: 受诉人民法院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有权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同时,为了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避免因为法院对于管辖权的认识存在分歧而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减少当事人的诉累,对有关案件移送作了必要限制。首先,如果当事人提起管辖权异议,法院应该在管辖权异议期间解决相关管辖权争议,如果法院已经就相关管辖权争议做出裁定,即使之后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亦应该继续审理。其次,如果当事人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且已经应诉答辩,则视为当事人接受管辖,如果法院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应该在被告应诉前移送相关案件至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如果被告已经应诉答辩,即使法院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也不宜再行移送。第三,如果被告没有应诉答辩,则在一审开庭前,法院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可以移送相关案件至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如果案件已经开庭审理,则即使法院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也不宜再行移送,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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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诉讼/退伙/管辖/协议管辖
基本案情
原告刘某起诉称,原告与被告为亲属关系,双方合作经商多年,后于2015年取消合伙关系,双方开始办理财务清算。但是双方经对账后仍然有部分款项未支付给原告,原告遂起诉请求:被告支付原告结算款314554元以及迟延支付的利息1352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原告起诉时,为证明其现居住地为湖南省芙蓉区,向芙蓉区人民法院提交了一份芙蓉区荷花园街道东方某城社区居委会开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其现居住在芙蓉区,但没有提交公安机关下发的居住证。芙蓉区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后,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被告收到后,并未提出管辖权异议。2018年12月17日,芙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本案,原、被告代理人均到庭应诉,且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并进行了法庭辩论。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4日作出(2018)湘0102民初11022号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层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9日作出(2020)最高法民辖33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审理。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同时《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移送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依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不得再自行移送。”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在答辩期间届满后未应诉答辩,人民法院在一审开庭前,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裁定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根据上述规定,受诉人民法院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有权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同时,为了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避免因为法院对于管辖权的认识存在分歧而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减少当事人的诉累,对移送管辖作了必要限制。首先,如果当事人提起管辖权异议,法院应该在管辖权异议期间解决相关管辖权争议,如果法院已经就相关管辖权争议做出裁定,即使之后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亦应该继续审理。其次,如果当事人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且已经应诉答辩,则视为当事人接受管辖,如果法院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应该在被告应诉前移送相关案件至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如果被告已经应诉答辩,即使法院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也不宜再行移送。第三,如果被告没有应诉答辩,则在一审开庭前,法院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可以移送相关案件至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如果案件已经开庭审理,则即使法院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也不宜再行移送。本案中,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后,已经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被告收到后,并未提出管辖权异议。同时,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已经于2018年12月17日对本案开庭审理,且被告已经出庭应诉答辩,并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现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管辖,程序错误,处理不当。
裁判要旨
受诉人民法院发现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有权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同时,为了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避免因为法院对于管辖权的认识存在分歧而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减少当事人的诉累,对有关案件移送作了必要限制。首先,如果当事人提起管辖权异议,法院应该在管辖权异议期间解决相关管辖权争议,如果法院已经就相关管辖权争议做出裁定,即使之后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亦应该继续审理。其次,如果当事人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且已经应诉答辩,则视为当事人接受管辖,如果法院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应该在被告应诉前移送相关案件至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如果被告已经应诉答辩,即使法院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也不宜再行移送。第三,如果被告没有应诉答辩,则在一审开庭前,法院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可以移送相关案件至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如果案件已经开庭审理,则即使法院认为自己没有管辖权,也不宜再行移送,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7条、第130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6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6条、第12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5条
移送管辖: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8)湘0102民初11022号民事裁定(2018年12月24日)
指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辖33号民事裁定(2020年6月2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高某某诉上海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上海某置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2023-07-2-079-002 · (2018)沪0112民初2346号 · 2023
民事 债权转让合同 合同效力 吊销未清算 违约金债权转让
裁判要旨: 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当及时成立清算组,终止清算目的之外的行为。因此,其经营资格、经营行为应受到一定的限制,其法人行为只能围绕清算目的展开。人民法院对于营利法人吊销后的行为是否围绕清算目的进行必要性审查,需要结合营利法人行为的具体内容、具体对象、具体目的而展开。无偿的债权转让行为不属于清算目的范畴内的行为,在公司尚未清算前属于损害公司责任财产的行为,不属于公司被吊销后的清算行为或与清算目的有关的经营行为,故该债权转让不发生法律上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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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债权转让合同/合同效力/吊销未清算/违约金债权转让
基本案情
原告高某某诉称: 2013年4月12日,本案第三人上海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置业公司)与被告上海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房产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某房产公司若以其任何与之关联的单位或个人参与竞拍本协议所涉之项目地块,并以此事逃避自身义务,即视为违约,某房产公司应支付某置业公司80,000,000元。后某房产公司违约,尚欠40,000,000元未向某置业公司支付。2017年12月18日,某置业公司与高某某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将上述债权转让给高某某,并于2018年1月5日通知了某房产公司。但高某某受让的上述债权至今未得到清偿。故请求判令:一、某房产公司向高某某支付债权本金40,000,000元;二、某房产公司向高某某支付利息自2013年7月1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9,802,410.96元。
被告某房产公司辩称:一,某置业公司及两位股东均在2016年12月被吊销了营业执照,故不能在2017年12月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二,本案根本不存在违约金。违约金需要经过某房产公司与某置业公司双方确认或经司法确认,是债权转让的先决条件。
第三人某置业有限公司述称:某房产公司对某置业公司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且已支付部分违约金。现某置业公司将剩余违约金债权40,000,000元转让给高某某合法。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12日,由某房产公司、某置业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双方商定:某房产公司参与商业项目地块的招投标,某置业公司将给予积极协助、配合。若通过公开竞拍某房产公司成功取得四块商业项目地块,某房产公司将支付给某置业公司20,000,000元及该项目5%的股权收益权益。某房产公司若以其关联单位或个人参与该项目地块的竞拍工作,则此前的权利义务均由后续单位承担;某房产公司若以其任何与之关联的单位或个人参与竞拍本协议所涉之项目地块,并以此事逃避自身的义务,即视某房产公司违约,某房产公司应支付乙方损失80,000,000元。
2013年7月11日上海市土地交易中心出具《成交确认书》载明:在2013年7月11日系争地块竞得人为:北京A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比例为67%)、X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比例为33%)。该地块土地成交总价为841,000,000元。
某置业公司于2016年12月20日被工商吊销营业执照,其占比80%的股东上海H投资公司于2016年12月23日被工商吊销营业执照。
2017年12月18日由某置业公司(甲方)与高某某(乙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一、某房产公司因违反合同约定应向某置业公司支付80,000,000元,现尚欠40,000,000元未予支付;二、现甲方将以上权利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乙方受让甲方上述权利应向甲方支付的对价由甲、乙双方另行书面约定。2018年1月4日某置业公司向某房产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告知了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某房产公司确认收到上述债权转让通知书。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4日作出(2018)沪0112民初2346号民事判决:一、某房产公司向高某某支付违约金24,000,000元;二、驳回高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高某某以要求支持其全部诉请为由提起上诉,某房产公司以驳回高某某的原审诉请为由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7日作出(2019)沪01民终9972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一审判决;二、驳回高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集中在: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能否进行债权转让,即本案的处理首先需要判断的是某置业公司向高某某转让的对某房产公司的债权是否发生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的相关规定,某置业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当及时成立清算组,终止清算目的之外的行为。某置业公司虽未及时成立清算组,但其经营资格、经营行为仍应受到一定的限制,其法人行为只能围绕清算目的展开。某置业公司不得开展与清算目的无关的经营行为。现某置业公司向高某某转让对某房产公司的违约金债权,根据某置业公司与高某某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的内容及某置业公司与高某某的举证情况,都无法证明高某某就该违约金债权转让向某置业公司支付了对价。故二审法院难于认定某置业公司转让债权的行为属于吊销后的清算行为或与清算目的有关的经营行为。由于债权转让属于处分行为,现某置业公司因被吊销营业执照而处分权受限,因此其向高某某转让债权的行为无法发生法律效力。高某某既未实质取得债权,则其无法基于债权人地位向债务人某房产公司主张。而某房产公司对某置业公司的抗辩亦可向高某某主张,所以,一审法院支持高某某的诉请有误,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
裁判要旨
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当及时成立清算组,终止清算目的之外的行为。因此,其经营资格、经营行为应受到一定的限制,其法人行为只能围绕清算目的展开。人民法院对于营利法人吊销后的行为是否围绕清算目的进行必要性审查,需要结合营利法人行为的具体内容、具体对象、具体目的而展开。无偿的债权转让行为不属于清算目的范畴内的行为,在公司尚未清算前属于损害公司责任财产的行为,不属于公司被吊销后的清算行为或与清算目的有关的经营行为,故该债权转让不发生法律上的效力。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2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72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45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9条)
一审: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2民初2346号(2019年5月24日)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1民终9972号(2020年2月2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某集团公司诉某村委会、某镇政府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案
2023-07-2-090-002 · (2018)沪0112民初22512号 · 2023
民事 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 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 合同解除 未约定 投资权益补偿金额
裁判要旨: 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导致合同解除,当事人对出资方投资权益补偿的计算方式没有约定的,应以土地增值收益为基础,按投资方实际投资比例,结合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合理确定投资权益补偿的金额,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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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合同解除/未约定/投资权益补偿金额
基本案情
2002年5月11日,某集团公司作为协议乙方、某村委会作为协议甲方,签订《合作开发土地协议》,约定:双方为配合闵行区关于改造“城中村”有关精神,决定对于甲方所辖区域内的地块进行村镇旧区改造,合作开发建造商品房,经协商一致,达成土地合作开发协议,约定由甲方负责开发地块的动迁安置,具体事宜另行商议确定;开发地块中使用权属甲方,出让给乙方,动迁安置由甲方负责;属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的,由甲方协助乙方办理动迁安置补偿事宜。动迁安置和补偿费用由乙方直接支付给被动迁方或其他相关方;开发土地的动迁安置和补偿费采用承包方式,承包费为140万元/亩,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出让金、动拆迁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费用、青苗补偿费、各项相关征地税赋和甲方的收益等。乙方将在甲方所在地注册登记成立项目公司,实施具体旧区改造和建设工程,甲方应提供必要的条件,予以通力合作和配合。2002年5月14日,某集团公司向某村委会支付前期投资款500万元。2002年6月14日,某集团公司支出163.2万元为某村委会下属的上海某实业公司购置宝马牌轿车一辆。2002年11月29日,某集团公司向某村委会支付前期投资款600万元。
2003年2月27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政府召集规划局、土地管理局、某镇政府、计划委员会、某集团公司、某村委会等单位就“某国际会展商务中心规划、用地、动拆迁”召开前期协调会,并印发会议纪要,确定案涉地块规划建设某国际会展商务中心,对该项目的规划、用地、动拆迁等事项予以协调;项目开发建设涉及的具体事宜,由某镇政府牵头区有关部门与某集团公司签订项目开发意向书,待条件成熟后签订正式开发协议。2003年3月12日,闵行区政府决定在某镇某村内规划建设某国际会展商务中心,项目立项按照区政府审批权限,由某镇政府牵头申报,区计委办妥有关手续。2003年4月16日和2003年9月24日,某集团公司向某镇“改造办”分别支付前期投资款500万元、1000万元。
2006年6月30日,闵行区政府召开关于某中央商务区开发建设事宜的专题会议,明确该地块规划用途调整为中央商务区,鉴于D公司在该地块的前期投入,同意西街坊内生产性服务业功能由该公司与某镇集体经济组织联合开发。D公司服从区政府对该地块规划调整,由某镇处理好该地块中D公司前期投入资金的补偿问题。2006年8月7日,闵行区人民政府对上述会议精神印发了专题会议纪要。
2006年10月30日,某村委会、某镇政府“改造办”作为甲方、某集团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根据闵行区政府2006年8月7日的办公会议纪要,就案涉地块前期开发投资款项结算及补偿问题达成如下协议:一、2002年5月14日至2003年9月24日,乙方分四次支付某路项目前期开发费用2600万元给某镇政府及某村,其中某镇“改造办”1500万元、某集团公司1100万元,作为项目开发用地“农转非”政府贴费(包括耕地开垦费、耕地占用税),乙方应某村委会要求,为方便项目开发工作,由乙方下属地块项目公司D公司代某村垫款购置宝马车一辆,计163.2万元。以上发生直接费用双方确认无误;二、甲方同意就上述投资款本金分期归还。第一期1500万元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日内归还,余款1263.2万元在地块内项目启动时或本项目用地招标拍卖后一个月内归还;三、根据区政府2006年8月7日会议纪要,同意给乙方下属项目公司D公司相应补偿。此补偿款作为甲方对乙方在漕宝路地块项目前期投资的回报(包括:资金利息、项目前期有关费用、适当的投资权益等),考虑到该地块开发项目所有资金均系乙方支付,故同意将补偿款直接支付给乙方。某村委会及某镇“改造办”在协议的甲方落款处盖章,某集团公司在协议乙方落款处盖章。某镇政府作为见证方在协议的见证方落款处盖章。2006年11月2日,某村委会向某集团公司退还投资款1500万元。后某集团公司通过诉讼取回投资款1263.2万元及利息。2006年11月,邻近案涉地块的闵行区某街道某号地块出让,出让价格折合每亩424万元。涉案地块至今未开发,也未挂牌出让。
某集团公司向法院起诉,主张根据《合作开发土地协议》约定,由被告某村委会、某镇政府应当向其支付投资权益补偿款9750万元。
被告某村委会辩称:由于政府规划变更,导致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并非被告违约。某村委会同样失去了土地开发而获益的机会。两被告已支付了原告资金占用利息,不应再支付投资补偿款。
被告某镇政府辩称:原告主张投资权益补偿的前提是土地开发未能如期进行,由于政府规划调整导致合作开发协议提前终止,并非被告单方面违约。被告已就原告的利息损失作了补偿。提前解除协议是由区政府主导,协议中未约定投资权益补偿的计算方式,因此某镇政府无法计算原告的权益补偿。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2018)沪0112民初22512号民事判决:被告某村委会、某镇政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某集团公司投资补偿款2500万元。宣判后,被告某集团公司、某镇政府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4日作出(2020)沪01民终289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集团公司与某村委会签订的《合作开发土地协议》合法有效,因政府规划变更导致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系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导致合同解除,某集团公司与某村委会、某镇政府另行签订《协议书》,某村委会与某镇政府同意向某集团公司补偿前期投资回报。本案需要解决当事人未约定出资方投资权益补偿的具体计算方式时,如何合理确定投资权益补偿的金额的问题。
一、以土地增值收益为基础
本案中,某村委会出地,某集团公司出资,合作开发土地,共享利益,共担风险。虽然合作开发地块未实际开发,但《合作开发土地协议》解除时存在可以确定的利益——土地增值收益,从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利益共同体角度,某集团公司有权享有该土地增值收益,应以《合作开发土地协议》解除时的土地增值收益为基础确定投资权益补偿的金额。
(一)确定《合作开发土地协议》签订时的土地成本
根据约定,合作开发地块暂测面积约为380亩,动迁安置和补偿费用由某集团公司直接支付给被动迁方或其它相关方,开发地块的动迁安置和补偿费采用承包方式,承包费为140万元/亩,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出让金、动拆迁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费用、青苗补偿费、各项相关征地税赋等。据此,以某集团公司如果取得开发地块土地使用权所需要投入的成本确定合作开发协议签订时的土地成本,即:140万元/亩×380亩=5.32亿元。
(二)确定《合作开发土地协议》解除时的土地价值
上海市闵行区政府于2006年6月30日召开的专题会议内容确定了合作开发地块的规划变更,某集团公司知晓且无异议,后某集团公司与某村委会、某镇政府于2006年10月签订《协议书》,对合作开发地块前期开发投资款项结算及补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实际系当事人合意解除《合作开发土地协议》。由于合作开发地块至今未挂牌出让,无法得出当时及现在的实际土地价值,因此以临近的闵行区某街道某地块于2006年11月出让时的每亩424万元为参考标准,计算解除时的土地价值为:420万元/亩×380亩=15.96亿元。
(三)确定土地增值收益
以协议解除时的土地价值减去协议签订时的土地成本得出土地增值收益,即:15.96亿元-5.32亿元=10.64亿元。
二、投资方按实际投资比例享有土地增值收益
鉴于某集团公司实际投入的前期资金为2763.2万元,占其需要投入的5.32亿元的5.2%,其享有的土地增值收益亦应以该比例计算,即某集团公司前期投资额占比5.2%的土地增值收益为:10.64亿元×5.2%=5660.48万元。
三、结合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确定投资权益补偿的金额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政府与企业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享受平等的法律保护。本案中,政府与企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作开发土地协议》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解除,双方当事人不承担违约责任。但当事人另行签订《协议书》,某村委会、某镇政府同意向某集团公司补偿关于房地产的前期投资回报,包括资金利息、项目前期费用、适当的投资权益等,某村委会、某镇政府即应积极履行投资权益补偿。考虑到某村委会、某镇政府已向某集团公司返还前期投资金额及资金占用利息等因素,最终在略低于某集团公司按比例享有的土地增值收益5660.48万元之50%的范围内酌情确定投资权益补偿金额为2500万元。本案的妥善审理依法保护了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司法服务保障。
裁判要旨
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导致合同解除,当事人对出资方投资权益补偿的计算方式没有约定的,应以土地增值收益为基础,按投资方实际投资比例,结合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合理确定投资权益补偿的金额,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83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3条)
一审: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2民初22512号民事判决(2019年12月23日)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1民终2896号民事判决(2020年9月2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李某、余某等诉雷某等合伙合同纠纷案
2023-07-2-127-001 · (2013)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411号 · 2023
民事 合伙合同 草签 正式合同 合同履行 合同效力审查
裁判要旨: 合伙协议中带有“草签”字样,但各方在协议中对合伙项目的盈余分配、支付方式、债务承担、合伙终止等事项及各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均作出了实质性的约定;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情况均作了相应的处理约定,且未附生效条件,从内容上看并不存在履行上的法律或事实障碍时,无论合同名称如何,均应视为可以履行的正式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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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合伙合同/草签/正式合同/合同履行/合同效力审查
基本案情
2008年7月26日,雷某与李某、喻某、郑某、倪某为共同以某建设公司的名义承接某海外分公司分包的“某机场、机场路及其其他项目的路基、涵洞和运输工程”,签订联合投资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1)联合方式为共同出资、共同管理、风险共担、利润共享。(2)联合投资人出资及联合比例分配为倪某、李某、喻某、郑某各出资200万元,雷某出资100万元,均分别占工程比例总额的20%。全体合伙人均同意雷某实际出资100万元,盈亏比例按出资额200万元计算,但在结算退股时只能退还实际出资100万元,其余投资人退还实际出资200万元。(3)全体投资人一致推选李某作为本投资事务的负责人,统一组织和落实对投资事务完全推行公司管理模式,投资人李某对外身份为某建设公司董事长。
此后,因倪某未出资而退出合伙,喻某因身体原因要求退股,经全体投资人同意,喻某名下的25%的股份转让给李某,该项目投资人及股份分配比例变更为李某占投资的55%,郑某占投资25%,雷某占投资20%。其间经各方投资人共同确认,郑某作为受余某委托的联合投资协议约定项目名义持有人,以代持股权人的名义行使股东权利,但不享有该股权的收益权或处置权等。
2012年7月28日,雷某(乙方)与李某、余某(甲方)签订一份退伙结算协议(草签)。该协议载明,现因多方原因,双方同意雷某退出合伙。经结算,双方达成协议如下:(1)即日起乙方与甲方所签订的所有合伙协议及文件废止,乙方不再享有分红、资产处置等所有权利。双方确认甲方支付乙方应分配合伙盈余款项700万元(含所得税),由甲方分40个月付清,每月付款金额17.5万元,自2012年7月开始支付,直至付清为止。(2)乙方同意按此前合伙协议结清所有财务手续,结算后所欠款项在2012年8月应支付款中扣除。(3)乙方应督促其在涉案项目工作的亲属周某、胡某等人在2012年8月30日前完成劳务合同结算手续,并保证上述人员结算时不得主张合同条款以外的要求,不得起诉甲方及某建设公司(“永远不得起诉甲方及某建设公司”),否则乙方自愿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4)日后如需补交合伙期间相关税款,或在审计中被审减工程计量,乙方按合伙比例承担,从盈余款项700万元中扣除,如有不足部分乙方以现金方式向甲方或税务部门支付。(5)违约责任。甲方应按时向乙方支付约定款项,如有延误,须按当月违约金额每日支付3‰的迟延履约金;逾期10日以上,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下月提前双倍支付等额款项;如因乙方原因,2012年8月30日前未签订正式退伙协议,甲方暂停本协议的支付义务,待正式退伙协议签订以后,按正式协议履行。(6)本草签协议在双方签字后生效,在正式退伙协议签字生效后失效。
2012年8月30日,合伙各方就雷某在合伙期间的各种款项进行了对账确认。当日,雷某出具一份承诺书,称如其在涉案项目工作亲属周某、胡某等人的工资结算及离职手续办理等事宜未在2012年10月底前解决完,其同意暂停支付退伙协议中约定应得的款项,直到此事解决后支付。另外,2013年9月12日,周某、胡某分别对某建设公司提起诉讼,要求依法确认其与某建设公司间的劳动关系,并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补办社会保险,支付相应工资、社保费用及住房公积金等。上述两案经历一审、二审,于2014年5月12日结案。
案件审理过程中,雷某、李某、余某均确认在2012年7月28日退伙结算协议(草签)达成后,李某、余某依约向雷某支付了第一期的合伙盈余款17.5万元,其余款项未予支付。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15日作出(2013)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411号民事判决:退伙结算协议(草签)的内容在剔除涉及他人权利的约定(雷某的亲属周某、胡某“永远不得起诉李某、余某及某建设公司”)后均有效,李某、余某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雷某支付自2014年5月13日起至8月31日止的合伙盈余款70万元。李某、余某不服提起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31日作出(2015)鄂民一终字第0007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李某、余某、某建设公司遂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9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申829号民事裁定:驳回李某、余某、某建设公司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涉案退伙结算协议(草签)名称中虽含有草签字样,但从内容上看该协议并不存在履行上的法律或事实障碍,应视为可以履行的正式合同,剔除其中因涉及他人权益而无效的条款,其他内容仍对各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裁判要旨
合伙协议中带有“草签”字样,但各方在协议中对合伙项目的盈余分配、支付方式、债务承担、合伙终止等事项及各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均作出了实质性的约定;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情况均作了相应的处理约定,且未附生效条件,从内容上看并不存在履行上的法律或事实障碍时,无论合同名称如何,均应视为可以履行的正式合同。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6条、第470条、第490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6条、第12条、第32条)
一审: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411号民事判决(2014年9月15日)
二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鄂民一终字第00079号民事判决(2015年12月31日)
再审审查: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829号民事裁定(2019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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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某建材公司诉北京某科技公司、马某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3-08-2-084-009 · (2020)京0109民初1877号 · 2023
民事 买卖合同 股东出资 债权出资 抵销
裁判要旨: 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以其对公司享有的到期债权抵销出资义务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应当通过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将出资方式变更为债权出资,并确认实缴出资;二、前述股东会决议作出时,公司应当具有充足的清偿能力;三、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应当经公司登记机关备案。对于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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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买卖合同/股东出资/债权出资/抵销
基本案情
原告北京某建材公司诉称:北京某科技公司多次从北京某建材公司购买建材,至今尚欠货款人民币381206.77元(币种下同)未清偿。马某、李某泽作为北京某科技公司股东,尚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北京某科技公司向北京某建材公司支付货款381206.77元及利息;2.马某、李某泽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上述欠款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被告北京某科技公司辩称:确认尚欠北京某建材公司381206.77元货款,同意支付。
被告马某辩称:确认北京某科技公司尚欠381206.77元货款,但马某的出资义务已履行完毕。马某向北京某科技公司的转账记录明确载明系“投资款”的款项为61.75万元。此外,因北京某科技公司经营需要,马某为北京某科技公司垫付了高额资金。北京某科技公司曾召开临时股东会决议,确认将公司对马某借款中的103.25万元转为马某对公司的出资,马某的出资已全部实缴到位。现行法律并无关于股东之债不可抵销股东出资义务的强制性规定,而对债转股却有明确规定。故马某已履行出资义务,无须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21日,北京某建材公司向北京某科技公司发函,载明北京某科技公司尚欠其基材款381206.77元,北京某科技公司在该函上盖章,马某、李某泽在函上签字。
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显示:马某于2016年3月31日成为该公司股东。2017年1月9日该公司章程载明,注册资本300万元,马某认缴出资数额165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24年6月30日。2018年5月7日修改后的该公司章程载明,注册资本300万元,马某认缴出资额165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时间为2017年12月25日。前述工商登记材料中无验资相关材料。马某称,修改章程时已有债权人向北京某科技公司提起诉讼。
2018年4月26日,北京某科技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载明,经大会审议投票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1.修改北京某科技公司章程第七条。修改后马某的出资信息为,认缴出资额165万元,实缴出资额165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债权,出资期限为2018年6月30日。2.公司审阅财务账簿后得出公司对马某借款为104万元,现公司决议将公司对马某借款中的103.25万元转为马某对公司的出资,自即日起马某的出资全部实缴到位。该临时股东会决议未在工商登记机关备案。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北京某科技公司于2019年6月26日公示的2018年度企业年报载明,马某认缴出资额165万元,实缴出资额61.75万元。北京某科技公司于2020年6月25日公示的2019年度企业年报载明,马某认缴出资额165万元,实缴出资额165万元。
另查明,2016年5月11日至2018年5月16日,马某向北京某科技公司进行多笔转账,其中61.75万元的摘要为“投资款”,其余摘要为“借款”“社保”“工资”等。马某还向北京某科技公司的交易方进行多笔转账,马某称其系替北京某科技公司向第三人支付租金、发放工资等。北京某科技公司向马某亦有转账,马某认为其向北京某科技公司直接转账和替北京某科技公司向第三人转账的金额,远高于北京某科技公司向马某转账的金额,二者差额已高于马某认缴的出资额。
2018年北京某科技公司有多起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因无财产可供执行,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北京某科技公司曾于2018年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后经法院裁定准许撤回破产清算申请。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26日作出(2020)京0109民初1877号民事判决:1.北京某科技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北京某建材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381206.77元及相应利息;2.马某在未出资103.25万元本息的范围内对上述欠款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李某泽在未出资58万元本息的范围内对上述欠款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宣判后,马某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19日作出(2021)京01民终407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马某对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出资义务是否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对马某的债务抵销。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资本缴付规定的立法本意看,股东认缴的出资系公司经营的基础和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障。相较于股东对公司的债权而言,股东对公司的出资义务是法定义务,二者抵销需考量是否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本案中,马某提交的2018年4月26日临时股东会决议载明,将北京某科技公司章程中的出资信息修改为,马某认缴出资额165万元,实缴出资额165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债权,出资期限为2018年6月30日。但该股东会决议未在工商登记机关备案,且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工商登记机关备案的2018年5月7日修改的公司章程中并未体现上述修改内容,仍载明马某认缴出资额165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马某确认,上述临时股东会决议作出时,已有债权人对北京某科技公司提起诉讼。法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亦确认,北京某科技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故在北京某建材公司已起诉请求马某承担出资瑕疵赔偿责任的情况下,马某主张以其对北京某科技公司享有的债权抵销出资义务,等同于股东债权优先于其他债权受偿,损害了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对于马某主张以其对北京某科技公司享有的债权抵销出资义务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裁判要旨
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以其对公司享有的到期债权抵销出资义务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应当通过股东会决议修改公司章程,将出资方式变更为债权出资,并确认实缴出资;二、前述股东会决议作出时,公司应当具有充足的清偿能力;三、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应当经公司登记机关备案。对于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8条第1款、第56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4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法释〔2013〕22号,2020年修正)第46条
一审: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2020)京0109民初1877号民事判决(2021年1月26日)
二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1民终4078号民事判决(2021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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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农业路支行诉许昌某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等保证合同纠纷案
2023-08-2-104-002 · (2015)许中法破字第5—28号 · 2023
民事 保证合同 破产重整 保证 连带责任 免除
裁判要旨: 破产法规范的是破产债务人与债权人的破产法律关系,相对而言,债权人和保证人的保证合同属于外部关系,除非破产法有特别规定,担保人对破产债务人的担保责任应当适用担保法律规定,不受破产法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三款“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第一百零一条“和解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和解协议的影响”的规定,在破产重整或和解程序中,保证人的责任范围不受主债务减少的影响。法律赋予债权人程序上的双重救济权,既参加破产,又追索保证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债务人破产不应当构成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程序障碍。即不因重整计划中对债权人的债权数额、清偿条件的调整而受到影响,仍应按照原有数额和条件进行清偿。该重整计划的效力不及于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其不能以重整计划来对抗债权人的权利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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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保证合同/破产重整/保证/连带责任/免除
基本案情
原告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农业路支行(以下简称某银行)诉称:2015年6月16日,某银行向许昌某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制品公司1)发放《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3000万元。许昌某发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制品公司2)、许昌某发饰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饰品公司)、赵某、李某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该笔借款最高额30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故请求判令:被告发制品公司2、发饰品公司、赵某、李某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000万元及利息人民币5423332.95元,并承担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
发制品公司2、赵某、李某辩称:2015年12月30日,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发制品公司1的破产重整申请,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能否受偿及受偿的数额无法确定,保证人应当承担的担保责任的范围也不能确定,某银行就其在破产重整程序中未受清偿部分应在发制品公司1破产重整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再向保证人主张权利,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6月16日,某银行向发制品公司1发放流动资金贷款3000万元,发制品公司2、发饰品公司、赵某、李某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连带责任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2019年3月8日,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许中法破字第5—28号民事裁定,批准对发制品公司1的重整计划。该裁定中载明:“经本院审查发现,该重整计划草案中的个别条款存在合法性争议,但是并不能否定重整计划草案的整体效力。对于上述个别条款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当事人自愿原则在重整计划执行中予以处理”。在此次表决重整计划草案时,优先债权组、大额普通债权组、出资人组经表决未通过该重整计划草案。二次表决时,优先债权组、大额普通债权组经表决仍未通过该重整计划草案。某银行在大额普通债权组,未参与表决。该重整计划草案载明“债权人应在重整计划批准生效后放弃对担保人的追索”。2016年4月15日,破产管理人出具债权确认通知书,确认某银行的债权本金数额为3000万元,利息为380205元。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30日作出(2018)豫01民初40号民事判决:一、发制品公司2、发饰品公司、赵某、李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代发制品公司1偿还原告某银行借款本金3000万元;二、驳回原告某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发制品公司2、赵某、李某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2日作出(2018)豫民终166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发制品公司1、赵某、李某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2日作出(2020)最高法民申1676号民事裁定,驳回发制品公司1、赵某、李某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一是发制品公司1破产程序尚未终结,在债权人某银行已经申报债权并得以确认的情况下,债权人能否起诉连带责任保证人问题;二是债权人申报债权后,保证人的求偿权或追偿权能否实现问题;三是债权人某银行应否按照破产重整计划放弃对担保人的追偿问题。
关于债务人发制品公司1破产程序尚未终结,在债权人某银行已经申报债权并得以确认的情况下,债权人能否起诉连带责任保证人问题。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债务人破产不应当构成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程序障碍。具体到本案,虽然债务人发制品公司1破产程序尚未终结,某银行在申报了债权情况下又向连带责任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关于债权人某银行已经申报债权,各保证人的追偿权或求偿权能否实现的问题。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有关规定,在债权人已经申报债权且保证人未清偿债务的情况下,保证人不能以求偿权申报债权。但《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8〕53号)第31条规定,“破产程序终结前,已向债权人承担了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向其转付已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应得清偿部分。破产程序终结后,债权人就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部分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不得再向和解或重整后的债务人行使求偿权。”从该会议纪要的规定来看,已向债权人承担了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可通过申请转付相应清偿份额的方式实现权利救济,并非再审申请人所称的其求偿权或追偿权已无法实现。
关于债权人某银行应否按照破产重整计划放弃对担保人的追偿问题。债权人设立担保旨在使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在债务人无力清偿,尤其是破产时承担责任。如因债权人在重整计划中不得已减免债务人的部分债务、变更清偿条件,便相应减轻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的责任,这与设立担保的宗旨相违背。重整计划依法定多数同意即可通过,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对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部分不同意的债权人也要受重整计划约束,如其债权设有保证担保,在他们不同意重整计划的情况下将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的责任也随之减免,不尽合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即不因重整计划中对债权人的债权数额、清偿条件的调整而受到影响,仍应按照原有数额和条件进行清偿,该重整计划的效力不及于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其不能以重整计划来对抗债权人的权利主张。虽然本案《债权人重整计划(草案)》规定:“债权人应在重整计划批准生效后放弃对担保人的追索......”,但该重整计划草案经人民法院审查后强制批准,某银行并未参与表决,且在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许中法破字第5—28号民事裁定书中写明了“经本院审查发现,该重整计划草案中的个别条款存在合法性争议,但是并不能否定重整计划草案的整体效力,对于上述个别条款应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当事人自愿原则在重整计划执行中予以处理”。因此,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的再审申请人不能以重整计划草案来对抗债权人的主张。
裁判要旨
破产法规范的是破产债务人与债权人的破产法律关系,相对而言,债权人和保证人的保证合同属于外部关系,除非破产法有特别规定,担保人对破产债务人的担保责任应当适用担保法律规定,不受破产法调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三款“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第一百零一条“和解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和解协议的影响”的规定,在破产重整或和解程序中,保证人的责任范围不受主债务减少的影响。法律赋予债权人程序上的双重救济权,既参加破产,又追索保证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债务人破产不应当构成债权人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程序障碍。即不因重整计划中对债权人的债权数额、清偿条件的调整而受到影响,仍应按照原有数额和条件进行清偿。该重整计划的效力不及于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其不能以重整计划来对抗债权人的权利主张。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9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第23条[本案适用的是2000年12月13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4号)第44条]
一审: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01民初40号民事判决(2018年7月30日)
二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民终1663号民事判决(2019年8月2日)
再审审查: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1676号民事裁定(2020年6月22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某银行诉某建设公司保证合同纠纷案
2023-08-2-104-003 · (2020)京02民初316号 · 2023
民事 保证合同 破产重整 以股抵债 担保人 清偿责任
裁判要旨: 因《合作重整计划》中以股权抵偿债权的方式系在综合各种因素考量下,经管理人和债权人通过团体协商所作出的安排,并不必然反映债权人就该笔债权的实际获偿金额,本案中的《合作重整计划》对此已作出明确说明,并载明了以股权抵偿债权的清偿率计算公式,该方案并非仅一方债权人的意思表示,而须在破产重整程序中经各方表决且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债权人据此计算实际受偿金额并就其未实际受偿部分金额向担保人追偿有相应事实与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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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保证合同/破产重整/以股抵债/担保人/清偿责任
基本案情
某银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某建设公司向某银行连带清偿某集团对某银行所负债务59599750.84元;2.判令某建设公司承担某银行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16333.33元;3.判令某建设公司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5000元等全部诉讼费用。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银行与某建设公司签订有《保证合同》,某建设公司为某集团在《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向某银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后某集团破产重整,丹东中院采取实质合并重整方式进行审理,裁定确认某银行对某集团享有债权,并裁定通过《合并重整计划》。该计划中明确载明:重整计划以股权抵偿债权并不当然视为全额清偿,债权人未获全额清偿的债权部分仍然可以向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进行追偿。以股权抵偿债权的清偿率可参照以下公式计算:清偿率=(抵偿获得的股权数量×每股价值)÷股权抵偿对应的债权金额。《说明》的内容也确认了该计算方法,并明确每股价值以《咨询意见》《咨询报告》为基础计算,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股权价值评估报告为准。某银行认为其《借款合同》项下债权仍有未受偿部分,故诉请某建设公司对该部分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09月29日作出(2020)京02民初316号民事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三款、《担保法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判决:一、某建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某银行连带清偿59599750.84元;二、某建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某银行赔偿律师费损失8167元;三、驳回某银行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某建设公司以一审法院判令其承担律师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提起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判项,驳回某银行请求判令某建设公司承担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二、诉讼费由某银行承担。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5日作出(2021)京民终3号民事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某建设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9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申3929号民事裁定,驳回某建设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本案中,某银行主张根据《合并重整计划》,其在《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没有足额受偿,故某建设公司应当对该部分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某建设公司则抗辩主张某银行在《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已在破产重整中足额受偿。故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某银行在《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已足额受偿,如未足额受偿,未受偿的债权金额是多少,某建设公司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首先,根据《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计划,《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虽然丹东中院确认债权的裁定中并没有明确某银行的债权包括《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但没有证据证明某集团破产重整之前《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已经足额清偿,而且《说明》的内容明确《借款合同》项下部分债权未获清偿。其次,《合并重整计划》明确载明:重整计划中以股权抵偿债权并不当然视为全额清偿,清偿率=(抵偿获得的股权数量×每股价值)÷股权抵偿对应的债权金额。《说明》的内容也确认了该计算方法,并明确每股价值以《咨询意见》《咨询报告》为基础计算,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股权价值评估报告为准。据此,应当根据抵偿获得的股权数量及《咨询意见》《咨询报告》确定的每股价值计算以股权抵偿债权的金额。再次,某银行依据管理人出具的《说明》、某银行每笔贷款清偿明细表及《合并重整计划》主张《借款合同》项下债权本息合计339744593.54元,获现金清偿19646.29元,取得某集团出资份额326981197,取得某港口集团出资份额12743751。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某银行的上述主张有《说明》、某银行每笔贷款清偿明细表及《合并重整计划》予以印证,且某建设公司未提出相反证据予以推翻,故一审法院对某银行的上述主张予以确认。基于此,并根据《咨询意见》《咨询报告》确认的某集团每出资份额价值0.8177元,某港口集团每出资份额价值1.0007元(4921500000÷4917900000),一审法院认定破产重整中,某银行《借款合同》项下债权已受偿金额为280144842.71元,未获受偿金额为339744593.54-280144842.71=59599750.84元。
因某银行《借款合同》项下债权仍有未受偿部分,故某建设公司依法应当对该部分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外,关于某银行主张的律师费损失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保证合同》约定某建设公司应当应某银行要求向某银行赔偿律师费损失,辽宁分行已根据《代理协议》向中伦律所支付部分律师费49000元,因《代理协议》涉及6起案件,故该部分律师费损失应分摊至6起案件中,某建设公司在本案中应当赔偿某银行律师费损失8167元。因某银行尚有部分律师费未支付,该部分损失尚未实际发生,对该部分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本案没有采取诉讼保全措施,某银行也没有支付保全费,故对某银行关于保全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银行与某建设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义务。《保证合同》约定,某建设公司在该合同项下的担保范围包括下列两项:1.某集团在《借款合同》项下应向某银行偿还和支付的本金(包括某集团在《借款合同》项下循环使用的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逾期利息及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以及某集团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无论该项支付是在贷款到期日应付或在其它情况下成为应付);2.某银行为实现《保证合同》项下的担保权益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及执行费用等)以及某建设公司应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某银行主张的律师费属于前述约定中为实现担保权益而发生的费用,某银行就此提交了《代理协议》和实际支付的凭证,故其要求某建设公司承担律师费具有事实依据。因《代理协议》涉及6起案件,一审法院综合本案情况,酌情将辽宁分行向某律所支付的律师费49000元分摊至6起案件中,判决某建设公司在本案中应当赔偿某银行律师费损失8167元,并无不当。
再审审查裁定认为某建设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法裁定驳回某建设公司的再审申请。
裁判要旨
因《合作重整计划》中以股权抵偿债权的方式系在综合各种因素考量下,经管理人和债权人通过团体协商所作出的安排,并不必然反映债权人就该笔债权的实际获偿金额,本案中的《合作重整计划》对此已作出明确说明,并载明了以股权抵偿债权的清偿率计算公式,该方案并非仅一方债权人的意思表示,而须在破产重整程序中经各方表决且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债权人据此计算实际受偿金额并就其未实际受偿部分金额向担保人追偿有相应事实与法律依据。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92条第3款、第12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第23条[本案适用的是2000年12月13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4号)第44条第2款]
一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2民初316号民事判决(2020年09月29日)
二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民终3号民事判决(2021年3月25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3929号民事裁定(2021年11月2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朱某某诉陆某某、上海某某能源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案
2023-08-2-143-001 · (2020)沪0112民初3066号 · 2023
民事 追偿权 瑕疵股权 继受股东 资本填补义务 行使要件
裁判要旨: 即使“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瑕疵股权经多次转让,公司或债权人有权要求知道或应当知道股权存在瑕疵的全部继受股东承担资本填补的连带责任。根据连带责任内部求偿原理,已承担责任的继受股东有权追偿。继受股东追偿权的成立,应具备以下行使要件:一是继受瑕疵股权的股东履行了资本填补连带义务导致共同免责,二是继受股东履行的资本填补义务超过其在连带责任中的应分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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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追偿权/瑕疵股权/继受股东/资本填补义务/行使要件
基本案情
原告朱某某诉称:原告从被告陆某某处受让上海某某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某能源公司)40%的股权,协议约定了被告实际出资424万元。原告受让股权后被上海某能源公司告知股权存在瑕疵,需要补足注册资本224万元,原告向上海某能源公司补足出资后有权向被告追偿。故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224万元以及相应利息损失。
被告陆某某辩称:被告不存在出资瑕疵,被告自案外人处受让的股权均已实缴到位,被告也没有抽逃出资。
第三人上海某能源公司述称:被告未全面出资和抽逃出资,应承担相应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上海某能源公司成立于2010年6月25日,注册资本50万元(实缴并经验资),原始股东为张某及两名案外人,张某担任法定代表人,亦担任上海某能源公司的执行董事和总经理。2010年7月12日,上海某能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后注册资本1,060万元(均实缴并经验资)。
2010年12月8日,陆某某向上海某能源公司支付106万元,各方均确认该款项性质为支付陆某某受让张某20%上海某能源公司股份的股权转让款。2011年5月,上海某能源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股权转让后,陆某某实缴出资212万元,出资比例20%”。2011年11月30日,案外人全某出具股份转让协议书,载明:“上海某能源公司注册资金为1,060万元,本人系上海某能源公司股东全某,于2011年1月出资100万元,占20%股份,同意以140万元一次性转让给上海某能源公司股东陆某某名下。”后陆某某向全某实际支付了140万元。2011年12月,上海某能源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决议:“同意股东陆某某受让全某持有的本公司20%股权……股权转让后,陆某某实缴出资额424万元,出资比例40%”。至此,上海某能源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张某(持股60%)、被告陆某某(持股40%)。
2015年7月16日,陆某某及其父陆某甲(甲方)与朱某某(乙方,系张某配偶)签订《上海某能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其持有的上海某能源公司40%股权转让给乙方,该协议载明:“一、1、甲方持有上海某能源公司40%的股权,甲方应出资424万元,实际出资424万元。乙方自愿出资455万元将甲方持有的上海某能源公司40%股权受让为乙方所有,甲方同意依455万元转让给乙方。……三、甲方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与上海某能源公司亦全部核算结清,今后甲方与上海某能源公司无任何经济上的关系。四、甲方与上海某能源公司均承诺确认,双方已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该股权转让协议落款处由陆某某、陆某甲、朱某某、张某签字。后因朱某某欠付上述股权转让款,故陆某某向法院起诉,要求朱某某和张某共同支付股权转让欠款。该案于2019年11月22日立案,法院生效判决判令朱某某和张某共同向陆某某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235万元及相应利息。
2019年12月9日,上海某能源公司向朱某某发送《公函》,称经公司审查,朱某某持有的40%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金应当为424万元,但实缴金额仅为200万元,要求朱某某补充缴纳224万元注册资本。2019年12月13日,朱某某向上海某能源公司银行账户汇款224万元。
2020年5月7日,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朱某某的诉讼请求。朱某某不服提出上诉,认为陆某某转让的40%股权对应的出资额应当是424万元,但陆某某仅支付了200多万元对价,该部分股权存在出资不实,且陆某某父亲从上海某能源公司转出了224万元存在抽逃出资。被上诉人陆某某认为,其转让的股权并无瑕疵。
另查明,陆某某持股期间,陆某某与其父陆某甲向上海某能源公司转入共计551万元(包含支付张某20%股份的股权转让款106万元),上海某能源公司向陆某甲转出224万元。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7日作出(2020)沪0112民初3066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朱某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原告朱某某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9日作出(2020)沪01民终759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中朱某某主张追偿权的理由是,陆某某转让的上海某能源公司股权存在瑕疵,朱某某代陆某某补足了出资,由此取得向陆某某追偿的权利。而陆某某并非上海某能源公司原始股东,其股权来源亦来自于前手股东的转让,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朱某某是否有权行使追偿权。结合追偿权的行使要件,应从朱某某是否履行瑕疵股权资本填补连带义务导致共同免责,以及朱某某已履行部分是否超过其应承担部分两个方面加以判断。
朱某某并未对瑕疵股权履行资本填补义务。
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陆某某与上海某能源公司全部核算结清,双方已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结合陆某某与上海某能源公司之间互有汇款的事实,可以认定这些款项往来在股权转让时已经核算完毕,即陆某某投入上海某能源公司的款项不再收回,将该款项认定为陆某某的出资是合理的。陆某某持股期间共向公司汇入551万元,加上其向全某支付股权转让款后应视为其已享有对公司的100万元出资额,其投入公司共计651万元,而陆某某从上海某能源公司收到224万元,折抵后陆某某投入上海某能源公司的427万元不再收回,将该款项认定为陆某某的出资是合理的,因此陆某某已经完成了40%股权对应的出资义务,其转让给朱某某的股权并无瑕疵,故本案中系被告陆某某履行了瑕疵股权资本填补义务导致其前手股东共同免责,而非原告朱某某。
二、朱某某向上海某能源公司汇款的性质并非是承担瑕疵股权的资本填补连带责任。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陆某某持有上海某能源公司40%股权,应出资424万元,实际出资424万元,朱某某自愿溢价455万元受让陆某某名下的40%股权,这说明朱某某及张某已确认了陆某某出资到位的事实,即使朱某某对上海某能源公司的情况不清楚,但其配偶张某作为公司创始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应当对公司出资情况是明知的,也对上述股权转让同意并认可,足见朱某某在发生股权转让时明知该股权并无瑕疵。其在受让股权后向上海某能源公司汇入的224万元,并非是承担该股权存在瑕疵引致的资本填补连带责任,更何谈朱某某承担了超出其应承担部分而享有对前手的追偿权。
裁判要旨
即使“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瑕疵股权经多次转让,公司或债权人有权要求知道或应当知道股权存在瑕疵的全部继受股东承担资本填补的连带责任。根据连带责任内部求偿原理,已承担责任的继受股东有权追偿。继受股东追偿权的成立,应具备以下行使要件:一是继受瑕疵股权的股东履行了资本填补连带义务导致共同免责,二是继受股东履行的资本填补义务超过其在连带责任中的应分担部分。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20〕18号)第13条[本案适用的是2014年2月17日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1〕3号)第13条]
一审: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2民初3066号民事判决(2020年5月7日)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1民终7595号民事判决(2020年10月2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兰某诉新疆某矿业公司、钟某某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2023-08-2-262-001 · (2021)新2302财保89号 · 2023
民事 股东资格确认 一人公司 股权代持 实际控制人 名义控制人 经营管理上的控制力
裁判要旨: 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权利人与名义权利人的关系,应当通过经营管理上的控制力及财产的实质归属来进行判定,而不能单纯地取决于公示外观。在可能存在股权代持合意的情况下,股权代持关系是否存在,应重点审查代持人是否实际出资以及是否享有股东权利。在缺乏股权代持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如实际股东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隐名股东系实际出资人,且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或对名义股东有较大的公司经营管理上的控制力,应当综合案件事实,对股权代持关系作出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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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股东资格确认/一人公司/股权代持/实际控制人/名义控制人/经营管理上的控制力
基本案情
2015年8月3日,钟某某成立新疆某矿业公司(以下简称某矿业公司),该公司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000000元,钟某某担任该公司的执行董事兼经理,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5年11月27日,兰某向新疆某建材公司(以下简称某建材公司)转账1000000元用于缴纳新疆矿权交易中心招拍挂押金。2016年4月19日,某建材公司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缴纳探矿权价款100000元。2016年6月1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向某建材公司发放矿产资源勘查权证,勘查项目名称为新疆阜康市某某沙漠石英砂矿普查,勘查单位为新疆某地质勘查有限公司。2016年10月8日,某矿业公司(作为甲方)与新疆某地质勘查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签订《新疆阜康某某沙漠石英砂矿勘查合同》,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对石英砂矿进行野外地质勘查及编制,合同金额为450000元,所有费用由甲方支付。其后,兰某及于某某向新疆某地质勘查有限公司支付勘查费用共计350000元。
2016年10月23日,原告兰某与被告钟某某签订《法定代表人聘用合同》,主要约定:聘用方(以下简称甲方):兰某(全本股东),受聘方(以下简称乙方):钟某某(新疆某矿业公司91652302328788364T),鉴于甲方拟聘用乙方担任甲方的法定代表人,乙方决定接受甲方的聘任,出任甲方法定代表人;合同期限自2016年10月23日起,至2021年10月22日止,聘用期为5年;聘用合同期满前一个月,经双方协商同意,可以续订聘用合同;乙方只负责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管理,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自负盈亏,除乙方负责缴纳和公司生产经营的有关各项税费和正常费用支出外,所得利润归甲方支配;因公司股份实属甲方所有,在乙方被聘用为甲方法定代表人期间,甲方享有公司股东的一切权利和义务,甲方只授权乙方对公司生产经营管理;乙方负责与工商、税务、国土、安监等部门进行沟通办理与公司有关手续,解决公司生产经营中遇到的一些困难,确保公司的正常运行;乙方只负责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并按规定交缴和公司有关的税费及其他支出,并承担公司生产的安全责任;乙方不承担公司生产经营以外的公司债权债务;乙方不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工作,但必须对公司负责,在职责范围内行使权利、不越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遵守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规定,维护公司的利益;乙方必须以公司最大利益为出发点行事,不得私自从事损害公司利益的活动;未经公司甲方同意授权,乙方不得以公司名义与他人签订任何合同进行交易,或者参与进行关联交易;公司的所有资产属甲方所有,乙方对甲方财产无处分权,不得转让、出租、抵押等;乙方不得以甲方(公司名义)和公司资产进行借款、贷款、提供债务担保等。
2019年8月15日,原告兰某的妻子于某某向王某某(时任某建材公司法定代表人)支付转让石英砂探矿权税费19108.86元。2019年11月13日,某建材公司将名下的探矿权过户至被告某矿业公司名下,有效期限为2019年11月13日至2021年1月23日。2020年7月17日,原告兰某的妻子于某某支付被告某矿业公司的化验费4050元。此外,被告某矿业公司向原告兰某的妻子于某某借款48000元用于住房及办公室用。2020年9月1日,被告某矿业公司向原告兰某的妻子于某某出具借条一张,载明2015年至2017年借款28800元,2018年至2020年借款18900元,合计借款47700元用于支付被告某矿业公司的会计工资。2020年10月30日,原告兰某的妻子于某某向被告某矿业公司转账支付10000元用于办证。2013年9月17日至2014年1月16日,原告兰某向被告钟某某转账支付共计330000元。2015年10月至2017年12月,原告兰某向被告钟某某转账支付共计205400元。2017年6月6日至2020年1月22日,原告兰某的妻子于某某向被告钟某某转账支付共计112800元,其中,2018年3月30日转账支付5000元,交易附言为4月工资。2015年至2020年,被告某矿业公司的记账费用由于某某支付。2017年,原告兰某系绵竹市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2017年,绵竹市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向被告钟某某转账支付共计40400元。
2020年8月31日,兰某、钟某某、于某某在阜康市迎宾路信合苑×号楼×单元×室房屋内召开某矿业公司工作会议,形成工作会议记录一份,在该会议记录中载明兰某系董事长,钟某某系总经理,于某某系财务总监,主持人为董事长兰某。2020年12月8日,兰某、钟某某、王×在员工寝室内召开某矿业公司工作会议,形成工作会议记录一份,在该会议记录中载明兰某系董事长,钟某某系总经理,王×系办公室主任。
2021年4月19日,原告兰某向法院申请保全,法院于2021年4月20日作出(2021)新2302财保89号民事裁定书,原告兰某因本案申请保全缴纳保全费5000元。
兰某诉称:2015年,原告兰某欲参与阜康市矿权竞拍,与某建材公司合作投标竞买。为此,原告于2015年11月27日向某建材公司转账支付押金1000000元,再由某建材公司向新疆矿权交易中心缴纳“招拍挂押金”。竞拍成功后,由某建材公司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缴纳探矿权价款100000元。2016年6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向某建材公司发放探矿权证。2015年8月3日,兰某在阜康市设立某矿业公司,该公司系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因兰某在四川业务较多,故委托自己的亲戚钟某某为该公司的代持股人,代持兰某在该公司的全部股份,公司工商登记股东为钟某某,持股比例为100%。原告兰某为明确被告钟某某系代持股人及其他事项,双方于2016年10月23日签订《法定代表人聘用合同》,合同第3条载明:因公司股份实属甲方(兰某)所有,在乙方(钟某某)聘为甲方法定代表人期间,甲方享有公司股东的一切权利义务,甲方只授权乙方对公司生产经营管理。2020年年底,原告为规范公司管理,要求被告钟某某交出部分印章,钟某某以各种理由拒绝交出。被告钟某某得知原告将于2021年4月5日下午到达阜康市,于2021年4月5日上午携带某矿业公司全部印章、证照及文件出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利,依法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兰某是被告某矿业公司实际股东,持股比例为100%;(2)判令被告某矿业公司在工商登记中的股东由被告钟某某变更为原告兰某;(3)判令被告钟某某向原告兰某移交某矿业公司的印章(①公司行政章;②公司财务章;③公司合同专用章;④发票专用章;⑤法定代表人印鉴)及证照(①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②银行开户许可证;③银行账户卡;④探矿许可证);(4)判令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某矿业公司、钟某某辩称:原告所诉与事实不符。一是原告与钟某某之间不存在股权代持的合意。某矿业公司是钟某某通过合法程序注册成立,钟某某系唯一股东,原告向法庭提交的《法定代表人聘用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并非双方股权代持协议,该协议签订时间为2016年,且该协议中并没有表明系某矿业公司的股份,该协议的签订背景是2016年原告准备在新疆成立一家公司,委托钟某某管理而签订,后因公司未设立,该协议未实际履行。原告仅提交该协议无法证实双方之间存在股权代持的合意。二是钟某某在经营公司过程中,原告确实向钟某某提供过帮助,但原告支付给钟某某及某矿业公司的款项系钟某某向原告的借款,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出资款。事实上,原告并未向某矿业公司出资,亦无出资证明。原告与两被告之间的资金往来是基于其他的民事债权、债务关系。原告未曾向钟某某支付过工资,其于2019年向钟某某付款备注为4月工资系其单方备注。钟某某向某矿业公司实际出资共计1291500元,其中2021年3月30日支付的50000元用于公司各项开支,其他款项均支付至公司账户。原告无法证实其履行了股东的出资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是原告也没有基于股东身份对公司进行实际经营和管理,亦未行使股东权利。某矿业公司成立至今,均由钟某某自行经营与管理。某矿业公司的相关经营人员,包括副经理、公司财务等均由钟某某聘任,表明原告根本没有实际经营过公司,亦未行使过股东权利。四是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钟某某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应当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综上所述,钟某某系某矿业公司的唯一合法股东,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13日作出(2021)新2302民初1569号民事判决:一、确认兰某为某矿业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100%;二、某矿业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至公司登记机关办理上述股权的变更登记手续(从钟某某名下变更登记至兰某名下);三、钟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兰某移交某矿业公司的印章(①公司行政章;②公司财务章;③公司合同专用章;④发票专用章;⑤法定代表人印鉴)及证照(①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②银行开户许可证;③银行账户卡;④探矿许可证);四、钟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兰某支付保全费5000元。宣判后,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生效裁判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兰某与被告钟某某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法定代表人聘用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法院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1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案由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钟某某应当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因本案被告某矿业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原告不仅要求确认其股东身份,亦要求钟某某向其移交被告某矿业公司的相关印章及证照,故将钟某某作为被告并无不当。
原告要求确认其为被告某矿业公司持股100%的股东,被告钟某某对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与事实理由均不认可。原告认可其与被告钟某某未签订书面的股权代持协议,亦无证据证实其与被告钟某某之间存在口头代持协议,其主张与被告钟某某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合意。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在缺乏股权代持直接书面证据的情况下,如实际股东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隐名股东系实际出资人,且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或对名义股东有较大的公司经营管理上的控制力,应当综合案件事实,依据优势证据原则,对股权代持关系作出认定。根据庭审调查及当事人举证情况,通过以下事实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钟某某之间存在股权代持关系:
一是原告与被告钟某某签订的《法定代表人聘用合同》中受聘方钟某某的身份信息后明确备注为某矿业公司,并载明有被告某矿业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该合同载明公司股份实属原告所有,在被告钟某某被聘用为法定代表人期间,原告享有公司股东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原告只授权被告钟某某对公司生产经营管理。联系合同的具体内容可以认定原告聘用被告钟某某为被告某矿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原告系被告某矿业公司的实际股东。被告钟某某辩称系聘用的其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非某矿业公司,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据此,对被告钟某某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二是被告某矿业公司作为矿业投资公司,办理探矿权证系公司的重要重大事项,根据原告、被告举证情况,探矿权证系原告具体参与办理的,办理探矿权证及矿产勘查须缴纳支付的招拍挂押金、办证税费、勘查费用均由原告及其妻子于某某支付,被告钟某某辩称系其委托原告办理,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委托事实的存在及资金的性质。涉及如此重大的公司事项,没有相关证据印证有违常理。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据此,对被告钟某某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三是原告提交的两份某矿业公司工作会议记录中明确列明了原告与被告钟某某的身份,即原告为某矿业公司的董事长,被告钟某某为总经理,于某某为财务总监,王×为办公室主任,会议亦是由原告主持召开,会议的内容涉及被告某矿业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此外,被告钟某某亦称原告对外以被告某矿业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办理业务。对于原告的以上行为,被告钟某某不仅没有提出异议,反而通过会议记录的形式予以了肯定。实际股东提供的参加公司相关会议的证据,可以作为证明其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的直接证据。原告提交的会议记录可以说明原告不仅是被告某矿业公司经营管理的参与者,且对公司的各项事务具有较大程度上的控制权和决策权。
四是原告及其妻子于某某对被告某矿业公司进行了直接与间接的出资,且资金用途均用于支付公司的税费、租金、技术费用等日常开支及经营。被告钟某某辩称资金往来系双方之间基于借款等其他民事债权、债务关系而产生。法院认为,资金往来的性质确实存在多种可能性,例如借款、还款、投资、赠予等。对于原告支付款项的性质,被告钟某某负有举证义务,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现被告钟某某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原告及其妻子于某某支付的款项系基于其他法律关系而产生,原告及其妻子于某某向被告某矿业公司支付的款项可以认定为出资。
五是被告钟某某认可被告某矿业公司成立至今一直未分红,原告未享受过股东权益,被告钟某某亦未享受过股东权益。对于是否享有股东权利,不仅包括参与公司的分红收益,还应当包括是否实际进行公司管理经营、投资决策等。被告钟某某以原告未行使过股东权利为由否认原告实际股东身份不具有合理性。此外,对于原告及王×向被告钟某某发送的手机短信内容,被告钟某某既不予正面回应,亦不予以否认,虽然短信的内容不能作为认定原告是否系实际股东的直接证据,但可以作为原告与被告钟某某之间法律关系的间接证据。
根据法律规定,实际出资人要求显名,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的,需要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但被告某矿业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仅有一名,不存在需要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问题。现原告要求显名,确认其是被告某矿业公司实际股东,持股比例为100%,并要求被告某矿业公司在工商登记中的股东由被告钟某某变更为原告兰某,合理合法,法院予以确认。被告钟某某认可原告主张的相关印章及证照在其手中,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钟某某向其移交被告某矿业公司的印章(①公司行政章;②公司财务章;③公司合同专用章;④发票专用章;⑤法定代表人印鉴)及证照(①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②银行开户许可证;③银行账户卡;④探矿许可证)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6条第2项关于“当事人应当向人民法院交纳的诉讼费用包括:申请费”及第10条第2项关于“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下列事项,应当交纳申请费:申请保全措施”的规定,原告申请财产保全需要向法院交纳申请保全费,该费用属于诉讼费用的范畴。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29条第1款关于“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的规定,引发本案诉讼及促使原告申请保全的原因在于被告钟某某,且原告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原告交纳的申请保全费5000元理应由被告钟某某承担。
裁判要旨
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权利人与名义权利人的关系,应当通过经营管理上的控制力及财产的实质归属来进行判定,而不能单纯地取决于公示外观。在可能存在股权代持合意的情况下,股权代持关系是否存在,应重点审查代持人是否实际出资以及是否享有股东权利。在缺乏股权代持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如实际股东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隐名股东系实际出资人,且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或对名义股东有较大的公司经营管理上的控制力,应当综合案件事实,对股权代持关系作出认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65条、第509条第1款(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条、第60条第1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年12月24日修正)第67条第一款(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6月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20〕18号)(2020年12月29日修正)第21条、第22条、第24条[本案适用的是2014年2月20日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1〕3号)第21条、第22条、第2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0〕15号)第1条第2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2〕11号)第90条[本案适用的是2020年12月29日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91条]
一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人民法院(2021)新2302民初1569号民事判决(2021年10月13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燕某某诉唐某某、胡某某、郭某某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2023-08-2-262-002 · (2006)111号 · 2023
民事 股东资格确认 公司决议 公司章程
裁判要旨: 确认之诉是诉讼一方当事人请求法院确认其与诉讼另一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或不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的诉,其目的是通过法院确认法律关系存在或不存在,进而肯定自己所享有的实体权利或否定自己应承担的义务。一方当事人起诉请求确认另一方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的,不符合确认之诉的构成要件。 确认之诉仅能对民事法律关系存在与否进行确认,不能对现存民事关系进行改变。故对于公司股东起诉要求确认其他股东不具有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不能在未经公司决议的情况下直接以司法裁判来剥夺公司股东的身份,公司股东可在公司法范围内通过公司规章、制度实现自身权利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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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股东资格确认/公司决议/公司章程
基本案情
2006年9月8日,燕某某与郭某某、唐某某签订《投资协议》一份,约定经三人协商成立某程公司,在宁夏地区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总投资为800万元,其中燕某某投资400万元,占总投资的50%,郭某某、唐某某分别投资200万元,各占总投资的25%,并商议确定燕某某为法定代表人。公司章程第17条记载公司设监事一名,经股东选举胡某某为公司监事。
2006年9月7日,郭某某从其工商银行灵武支行账户向某程公司同一支行账户转账800万元,用途记载投资款。同时由宁夏某正会计师事务所向该支行发出银行往来询证函,该支行在银行往来询证函上盖章确认。燕某某、郭某某、唐某某三方共同签字捺印出具《承诺函》,载明全体股东已出资到位。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宁方正会验字(2006)111号验资报告,载明截至2006年9月7日,某程公司已收到实际缴纳的注册资本800万元,均以货币资金出资。
2006年9月12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为某程公司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载明注册资本人民币800万元,实收资本人民币800万元,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营业期限2006年9月12日至2007年3月31日。2007年1月19日,某程公司变更经营期限为2006年9月12日至2026年9月11日。
2007年5月18日,某程公司向贺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了2007年5月15日形成的《股东会决议》《宁夏某房地产公司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合同》等材料,申请将唐某某、郭某某各持有的25%股权变更登记为胡某某持有50%股权,股东由燕某某、唐某某、郭某某变更为燕某某、胡某某。2007年6月12日,唐某某向贺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举报某程公司未经其同意,将其持有股权非法转让给胡某某。贺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经调查后于2018年1月9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某程公司于2007年5月18日提交的申请变更公司股东及股权的相关材料系虚假材料,遂作出如下处罚:一、责令改正;二、罚款人民币5万元。
2009年2月10日,贺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委托宁夏某源会计师事务所对某程公司进行专项审计,专项审计报告载明某程公司注册登记后将800万元注册资本全部作为对外投资转走,并挂应收账款800万元,应收燕某某400万元,应收郭某某、唐某某分别为200万元。2009年4月8日,该会计师事务所向贺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补充说明,载明后唐某某补交注册资本200万元。
2018年1月10日,某程公司向贺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了由燕某某、唐某某、郭某某三人签字确认的于2007年11月21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决议等材料,申请办理公司变更登记,将股东由燕某某、胡某某恢复变更为燕某某、唐某某、郭某某,将胡某某非法持有的50%股权变更为唐某某、郭某某各持有25%。变更登记后,某程公司持续经营,直至2013年2月22日被吊销企业营业执照。
2021年7月20日,津天鼎宁〔2021〕文书鉴字第101号天津市天鼎物证司法鉴定所宁夏分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2006年9月7日至2006年9月8日期间形成的公司章程、承诺函、投资协议、聘任书、股东会议纪要中“郭某某”的签字均非其本人所书写。
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14日作出(2021)宁0122民初3140号之二民事裁定:驳回燕某某的起诉。裁定作出后,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本案系同一公司内股东与股东之间因具体出资等因素而产生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系确认之诉。确认之诉是诉讼一方当事人请求法院确认其与诉讼另一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或不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的诉,其目的是通过法院确认某种法律关系存在或不存在,进而肯定自己所享有的实体权利或否定自己应承担的义务。
依照公司法及其相关法律解释的规定,公司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或请求确认其不具备股东资格。因为当事人自身是否具备股东资格本质上就是当事人与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民事法律关系的问题,故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自己具备或不具备公司股东资格符合确认之诉的要件,亦于法有据。但公司的股东与公司的另一名股东之间,并不具备当然的民事法律关系,一名股东与公司之间是否具备民事法律关系(是否具备股东资格),并不影响另一名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不影响另一名股东的股东资格)。本案燕某某的诉求是要求确认唐某某、郭某某与案外人某程公司之间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而不是要求确认燕某某与唐某某、郭某某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不符合确认之诉的构成要件。
同时,本案各方对于唐某某、郭某某被登记为某程公司股东的事实均无异议。在燕某某的起诉理由中,燕某某以唐某某、郭某某均未实际出资,某程公司设立期间股东会决议等材料中“郭某某”的签名均不是其本人书写、郭某某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等理由,主张唐某某、郭某某不具备股东资格。根据燕某某的表述,其目的并不是确认现存的某种法律关系,而是希望通过法院的判决来改变或消灭现有的唐某某、郭某某与案外人某程公司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而确认之诉仅能对民事法律关系存在与否进行确认,并不需要而且不能对现存民事法律关系进行改变。从这个角度讲,燕某某提起的诉讼亦不符合确认之诉的构成要件。
关于法院能否否认唐某某、郭某某的股东资格的问题。公司法规定(三)第16条、第17条之规定,对公司股东未实际出资、提交虚假材料等情形,都规定了明确的救济途径和惩罚措施,公司可对未实际出资股东相应的股东财产权利作出合理限制,即使股东没有实际出资也并不必然导致其丧失股东资格。法律并未赋予法院直接剥夺唐某某、郭某某所享有的案外人某程公司股东资格的权利,法院也不应在未经公司决议的情况下直接以司法判决来剥夺公司成员的股东身份。燕某某可在公司法范围内通过公司的规章、制度等救济自身的权利,其请求法院直接剥夺另一股东的股东资格并无法律依据。
裁判要旨
确认之诉是诉讼一方当事人请求法院确认其与诉讼另一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或不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的诉,其目的是通过法院确认法律关系存在或不存在,进而肯定自己所享有的实体权利或否定自己应承担的义务。一方当事人起诉请求确认另一方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的,不符合确认之诉的构成要件。
确认之诉仅能对民事法律关系存在与否进行确认,不能对现存民事关系进行改变。故对于公司股东起诉要求确认其他股东不具有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不能在未经公司决议的情况下直接以司法裁判来剥夺公司股东的身份,公司股东可在公司法范围内通过公司规章、制度实现自身权利的救济。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2条、第157条第1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22〕11号)第208条第3款
一审: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人民法院(2021)宁0122民初3140号之二民事裁定(2022年4月1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兰州某商贸公司、厉某、赵某某诉武威某商贸公司、余某某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2023-08-2-262-003 · (2019)甘民初186号 · 2023
民事 股东资格确认 实际出资人 债务转移 名义股东
裁判要旨: 对实际出资人及其相应出资权益的认定,应综合公司设立过程中各股东关于设立公司的合意、各自所持股权比例的合意以及公司成立时实际出资人的出资情况、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等因素判断。当事人虽将从他人处借来的款项投入公司的经营活动,但既未明确款项性质,且在投入后不久即以债务转移方式由公司实际负担清偿,该当事人主张其以借款投资并据此享有公司全部股权以及出资人权益的,人民法院不应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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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股东资格确认/实际出资人/债务转移/名义股东
基本案情
1998年4月28日,兰州某商贸公司(以下简称兰州公司)成立,厉某以兰州公司股东之一地基公司委派股东代表身份在兰州公司担任副董事长。1999年6月10日,武威某商贸公司(以下简称武威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厉某,注册资本500万元。武威公司工商档案显示:武威公司股东(发起人)为厉某、余某某,其中厉某出资额400万元占出资比例80%,余某某出资100万元占出资比例20%;厉某担任执行董事,余某某担任监事;公司章程上有厉某签字、余某某签字字样。
1999年6月2日,某某实业公司与武威公司签订《关于联合开发某某商贸城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某某商贸城由双方联合开发。1999年6月3日,省建总公司与兰州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兰州公司向省建总公司融资借款1000万元。省建总公司按照兰州公司委托分别于1999年6月4日、7月2日向省建九公司转账200万元、300万元,于1999年7月15日、8月11日向兰州公司转账200万元、300万元,收据用途载明为借款。1999年7月29日、8月13日兰州公司向武威公司开户行账户转账200万元和300万元,其中300万元的银行汇票委托书显示汇款用途为“投资款”。
1999年11月22日,省建总公司、兰州公司、武威公司签订《债务转让协议书》,约定经债权人省建总公司、债务人兰州公司及债务接受人武威公司三方协商,同意债务转移,兰州公司将借省建总公司1000万元的债务,转移至武威公司。2001年8月20日,省建总公司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武威公司请求其支付欠款,双方当事人在该案中达成调解协议。后省建总公司因与案外人借款合同纠纷被诉至兰州中院,因省建总公司等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案外人申请强制执行,查封了省建总公司已经取得武威公司房产,2005年5月21日,武威公司向执行法院申请以拍卖价购买该房产,并将购房款汇入兰州中院账户。2000年3月13日,厉某未经余某某本人同意,伪造其签名与朱某1签名的《股份转让协议》,将余某某名下20%股权无偿转让给朱某1。2011年4月26日,朱某1又将其名下20%股权无偿转让给赵某某。2012年8月6日,厉某、赵某某与董某1、朱某2、董某2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武威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后三者,董某1、朱某2、董某2按照协议支付了股权转让款。
2012年3月28日,余某某向武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撤销2000年3月13日将余某某名下20%股权转让给朱××的行为,但工商部门以2000年3月13日变更登记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律规定为由未支持余某某的申请。后兰州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其为武威公司实际出资人,根据借款金额其对武威公司享有100%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权益。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21日作出(2019)甘民初186号民事判决:兰州公司享有余某某在武威公司20%股权的实际出资人权益;厉某与赵某某向兰州公司支付股权赔偿款及利息。宣判后,兰州公司、厉某、赵某某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4日作出(2022)最高法民终19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认定武威公司实际出资人及其相应权益的问题,应综合武威公司设立过程中各股东关于设立公司的合意、各自所持股权比例的合意以及公司成立时实际出资人的出资情况、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等因素作出判断。从武威公司工商登记情况看,武威公司成立时发起人为余某某、厉某两位自然人,其中余某某持有20%股权,厉某持有80%股权。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据此认定余某某和厉某具有作为公司股东设立武威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具备事实依据。对于余某某持有的20%股权,厉某不持异议;对于厉某持有的80%股权,虽然余某某主张厉某在武威公司注册登记文件是伪造签名,兰州公司主张厉某是其派驻武威公司的代表,其行为属于职务行为,但均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厉某对此亦不予认可。故余某某和兰州公司针对厉某名下80%股权的主张理由不成立。
关于兰州公司的出资情况,从一审已查明事实看,兰州公司与省建总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1000万元全部用于武威“某某商贸城”工程建设,并于1999年7月29日、8月13日分两笔向武威公司开户银行的账户转账200万元和300万元,其中300万元汇款用途载明为“投资款”。对于兰州公司转入武威公司的200万元,并未记载转款用途,难以认定为股东出资。另外300万元虽载明汇款用途为“投资款”,但未明确其性质为股权性投资抑或债权性投资,并且上述款项在投入后不久即通过债务转移的方式,由武威公司实际负担对省建总公司的全部借款债务。因此,该300万元“投资款”难以径行认定为兰州公司以发起人身份对武威公司的股东出资;即便将兰州公司的上述行为认定为对武威公司的出资行为,但兰州公司在武威公司成立后不久即将该出资款债务转移的行为,也应被视为出资转让。综上,兰州公司提出的其对武威公司100%股权出资应享有100%出资人权益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对实际出资人及其相应出资权益的认定,应综合公司设立过程中各股东关于设立公司的合意、各自所持股权比例的合意以及公司成立时实际出资人的出资情况、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等因素判断。当事人虽将从他人处借来的款项投入公司的经营活动,但既未明确款项性质,且在投入后不久即以债务转移方式由公司实际负担清偿,该当事人主张其以借款投资并据此享有公司全部股权以及出资人权益的,人民法院不应予以支持。
关联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20〕18号)第24条第1款、第2款
一审: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甘民初186号号民事判决(2022年2月21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终191号民事判决(2022年6月2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吕某某诉赵某某、甘肃某投资公司、平凉某房地产公司、尚某某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2023-08-2-262-004 · (2020)甘08民初7号 · 2023
民事 股东资格确认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持 实际出资人显名
裁判要旨: 股份有限公司不具有人合性特点,公司法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股权转让,除发起人及公司高管在一定期限内的限制之外,并没有基于维护公司人合性的转让限制,故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要求显名具备代持协议合法有效和实际出资或认缴出资两个条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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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股东资格确认/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持/实际出资人显名
基本案情
吕某某、尚某某及案外人徐某某与赵某某约定共同投资1000万元参与某综合市场项目,由赵某某代持另外三人的股份,后经过追加,共出资1500万元,该1500万元入股某商贸公司后,某商贸公司经股东会决议解散,经清算完毕,公司剩余资产由投资人收回,其中1500万元由赵某某取得。后赵某某将该1500万元投入甘肃某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司),现吕某某起诉要求确认其为投资公司的股东,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
甘肃省平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日作出(2020)甘08民初7号民事判决:一、赵某某在投资公司实缴资本金1500万元中的450万元为吕某某实际出资;二、驳回吕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赵某某、投资公司、吕某某提出上诉。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7日作出(2021)甘民终127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平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甘08民初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平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甘08民初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确认吕某某为投资公司股东,享有投资公司450万元股权;四、投资公司、赵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配合吕某某办理投资公司450万元的股权变更;五、驳回吕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判决作出后,投资公司、赵某某提出再审申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9日作出(2022)甘民申1122号民事裁定:驳回投资公司、赵某某的再审申请。
裁判理由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4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显名须具备三个条件:代持股协议合法有效、实际出资或认缴出资、并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该条所规定的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系基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特点,其制度基础在于公司法第72条所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的限制,而本案中投资公司作为股份有限公司,不具有人合性特点,公司法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股权转让,除发起人及公司高管一定期限内的限制外,并没有基于维护公司人合性的转让限制,故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要求显名仅须具备代持协议合法有效和实际出资或认缴出资两个条件即可,吕某某与赵某某之间的股权代持协议合法有效,吕某某亦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其要求确认股东资格,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故改判确认吕某某为投资公司股东,享有该公司450万元股权,并由投资公司、赵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配合吕某某办理股权变更。
裁判要旨
股份有限公司不具有人合性特点,公司法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股权转让,除发起人及公司高管在一定期限内的限制之外,并没有基于维护公司人合性的转让限制,故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要求显名具备代持协议合法有效和实际出资或认缴出资两个条件即可。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7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20〕18号)第22条、第24条
一审:甘肃省平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甘08民初7号民事判决(2020年12月1日)
二审: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甘民终127号民事判决(2021年12月27日)
再审审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甘民申1122号民事裁定(2022年8月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石某某诉隆德县某商贸公司、许某某股东出资纠纷案
2023-08-2-265-001 · (2023)宁0423民初218号 · 2023
民事 股东出资 实际出资人 股东身份认定 退股条件
裁判要旨: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认定需要在区分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前提下,结合当事人是否有出资设立公司的意思表示,是否履行股东的出资义务,是否在对外具有公示性质的工商登记、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的记载中被列为公司股东等因素综合判定。在公司外部关系的案件中,应当充分考虑商事外观主义;在公司内部关系中,应当充分考虑股东是否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如通过参加股东会、取得公司分红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等来认定股东身份。在判断属于投资款或者借款时,充分考虑是否存在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投资合作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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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股东出资/实际出资人/股东身份认定/退股条件
基本案情
石某某诉称,许某某为隆德县某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2016年9月,许某某以自己及隆德县某商贸公司资金周转为由向石某某借款50万元。2017年3月15日,许某某持股并控制的隆德县某商贸公司向石某某出具该公司投资金额为50万元的《股权证明书》,载明出资金额50万元整,出资方式房产6.75%×1160=76.21㎡;装修6.75%×1620=106.43㎡。股权比例50万/760万=6.75%。据此,许某某承诺吸收石某某为隆德县某商贸公司股东并进行工商登记变更。后隆德县某商贸公司数次对工商登记进行变更,但均未依约变更石某某为隆德县某商贸公司股东,同时未给石某某任何股东权利。对于上述款项,隆德县某商贸公司、许某某也拒绝偿还。上述行为已经严重违背双方约定,给石某某财产造成现实损失,依法应予返还。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返还投资款及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故请求判令:隆德县某商贸公司、许某某(隆德县某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支付石某某借款本金50万元及利息损失。后变更诉讼请求为:1.隆德县某商贸公司、许某某返还投资款50万元,资金占用利息损失134287.67元(自2016年12月1日至2022年12月1日止),并要求支付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诉讼费由隆德县某商贸公司、许某某承担。
隆德县某商贸公司与许某某辩称,许某某与石某某没有任何经济往来,也没有任何关系。石某某与隆德县某商贸公司是合作买房、装修投资经营,隆德县某商贸公司有工商注册的股东,也有隐名股东,石某某是隐名股东之一。2017年1月9日、2月16日、2月17日,隆德县某商贸公司分别召开股东会决议,聘任石某某为财务主管。2016年9月至2017年10月间,石某某获得分红21万元及股东工资。2017年10月,经公司股东审核签字确认的财务报表记载,2016年7月至2016年10月,公司亏损1328441元,公司停止股东分红,先偿还各种借款及应付款。2017年11月10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2017年11月15日至2018年11月14日,公司西域风情园由石某某承包经营。石某某承包经营6个月,欠公司费用25000元。2018年1月11日,公司为结算应付款项,经公司各股东共同签字向李某军借款448000元,该借款本息至今未清偿。2020年10月,消防部门查封了西域风情园经营场所。2020年至2022年11月,因疫情防控KTV行业停业,公司新增借款100万元。石某某欠公司应交个人养老金7000元,承包经营费8400元,收取其他单位消费款32714元未交还公司,向公司借款67520元。2017年11月23日,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决定股东欠公司的款项须于2017年12月1日还清,不予清偿者从股东持有的股份本金中扣除。2018年7月10日公司在股东群发了通知。明确2017年股金证作废,交回公司保管,核对配股换发新的股金证。隆德县某商贸公司已经资不抵债,三年疫情公司亏损100万,已经没有能力偿还银行贷款及利息,股东都想退股,但没人接受,房产挂中介没人购买,KTV装修花费200万,现如今不值50万。股东各自做自己的事情,公司无人管理。公司未经清算,因所欠贷款、借款未能清偿,公司已经失信并处于瘫痪状态。
法院经审理查明:隆德县某商贸公司成立于2007年5月22日。2016年7月,石某某向隆德县某商贸公司投资50万元成为公司股东。2017年1月9日,石某某作为公司股东参加了公司2017年第一次股东会议。2017年2月16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聘请石某某为公司财务主管。2017年2月17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改,《章程》记载石某某以货币出资76(实际57)万元,出资比例10%,出资时间2016年11月。石某某在《章程》全体股东亲笔签字盖章处签名盖章。2017年3月15日,公司为石某某出具了股权证,记载石某某出资金额50万元;出资方式房产6.75%×1160=76.21㎡,装修6.75%×1620(暂定)=106.43㎡;股权比例50万/760万=6.57%;出资日期2016年7月;股东分红记录:2016年分红金额32750元。石某某自2016年7月起作为股东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并从公司分红、领取工资。另,隆德县某商贸公司现状为存续。
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4日作出(2023)宁0423民初218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石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石某某负担。宣判后,石某某不服一审法院判决,以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石某某的出资经转账给许某某后并未转化为公司财产,公司没有记载石某某为股东的股东名册,石某某不满足认定股东身份的法定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故其并未成为隆德县某商贸公司股东,应当返还其出资为由向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石某某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4日作出(2023)宁04民终83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案由因石某某变更了诉讼请求应为股东出资纠纷。本案争议焦点是隆德县某商贸公司及许某某应否返还石某某的出资款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一审判决驳回石某某的诉讼请求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首先,石某某的出资是投资款还是借款:由于隆德县某商贸公司、许某某、石某某对案涉石某某出资50万元是为投资款而非借款的事实均无异议,且在石某某出资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投资合作特征,确实应当认定为投资款而非借款。
其次,关于石某某向隆德县某商贸公司投资后,是否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取得股东资格、行使股东权利;能否认定股东身份:虽然隆德县某商贸公司虽未为石某某股权未办理工商登记,且备有股东名册,但因为在案证据隆德县某商贸公司股东会议、授权书、会议纪要、公司章程、会议决议、股息分红清算单等上均有石某某的签字,且石某某对其签名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庭审中石某某亦称从隆德县某商贸公司分红三万余元,构成法律上的自认,综上,石某某向隆德县某商贸公司进行了投资,该公司《章程》已将其记载为公司股东,并参与了公司的经营决策和管理,并从公司取得分红,在公司内部石某某实际取得股东资格、行使股东权利,其股东身份足以认定。
最后,在公司经营严重亏损,未经依法注销情况下股东要求返还出资: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其以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石某某向隆德县某商贸公司出资后,其出资款即转为公司的法人财产,独立于股东个人财产而构成公司法人人格的物质基础。石某某作为隆德县某商贸公司的股东依法享有公司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不再享有出资款的所有权,在公司未经清算且清偿完毕所有债务的情况下,石某某诉请隆德县某商贸公司返还投资款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于法无据且与公司资本维持原则相悖,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认定需要在区分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前提下,结合当事人是否有出资设立公司的意思表示,是否履行股东的出资义务,是否在对外具有公示性质的工商登记、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的记载中被列为公司股东等因素综合判定。在公司外部关系的案件中,应当充分考虑商事外观主义;在公司内部关系中,应当充分考虑股东是否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如通过参加股东会、取得公司分红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等来认定股东身份。在判断属于投资款或者借款时,充分考虑是否存在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投资合作特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12条
一审: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人民法院(2021)宁04民初218号民事判决(2023年5月4日)
二审: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宁04民终835号民事判决(2023年8月1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天津某教育公司诉上海某泵业公司等股东出资纠纷案
2023-08-2-265-002 · (2021)沪0112民初19563号 · 2023
民事 股东出资 瑕疵股东 抽逃出资 主体资格 返还出资 连带责任
裁判要旨: 股东抽逃出资侵害的是目标公司财产权益,公司其他股东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行使出资请求权属于共益权范畴,目的是维持公司资本,对该法条中行使出资请求权的“其他股东”进行限缩与公司资本制度也不符。即便行权股东自身出资存在瑕疵,或公司明确表示无需返还,从出资责任、请求权性质、价值选择三个方面考虑,抽逃出资的股东也不能以此主张免除自己的返还义务。在公司尚未经法定清算、清偿债权债务的情况下,为保障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股东抽逃的公司资本仍需补足,可主张返还出资的主体应包括所有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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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股东出资/瑕疵股东/抽逃出资/主体资格/返还出资/连带责任
基本案情
天津某教育公司诉称:天津某教育公司通过司法拍卖从上海某创业公司处取得上海某小贷公司10%股份并经法院生效裁定确认所有权。经查上海某小贷公司涉诉信息发现,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上海某泵业公司及其他八家股东抽逃出资并将其追加为被执行人。可见,上海某泵业公司构成抽逃出资,应当返还出资;林某某作为上海某小贷公司董事长、董事,协助上海某泵业公司抽逃出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请求判令:1.上海某泵业公司向上海某小贷公司返还其抽逃出资600万元;2.林某某就上述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上海某泵业公司、林某某辩称,天津某教育公司不具有股东资格身份,无权提出本案诉讼。天津某教育公司通过拍卖方式继受取得股权,但未按协议内容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知道转让方上海某创业公司也抽逃出资的情况下,并未向上海某小贷公司履行出资义务。上海某小贷公司自2016年之后不再经营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其权益并未受到侵害。林某某非本案适格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协助抽逃出资。
上海某小贷公司述称,当时股东都没有出资,天津某教育公司要求上海某泵业公司返还抽逃的出资不合理。上海某小贷公司经营时由上海某创业公司管理,自2012年起未再经营,目前也无负债。
法院经审理查明:上海某小贷公司成立时有包括上海某泵业公司、上海某创业公司在内的九名股东。成立前,九名股东收到案外人上海某发展公司汇款共计6,000万元,当日即分别转汇至上海某小贷公司账户,以货币出资形式缴足上海某小贷公司的注册资本6,000万元。其中上海某创业公司汇入注册资本600万元,上海某泵业公司汇入了注册资本1,200万元整。成立后两天左右,所有股东再以本票形式分别将6,000万元的注册资本由上海某小贷公司账户转回上海某发展公司账户。
后,上海某小贷公司因涉诉被申请强制执行,法院追加上海某泵业公司等为共同被执行人,上海某泵业公司所缴代管款被法院划扣。上海某创业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名下上海某小贷公司10%股权被法院裁定归买受人天津某教育公司所有。双方协议约定:转让标的为上海某创业公司合法持有的上海某小贷公司10%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为600万元),转让股权包括对应的所有权利和利益。本次交易系在司法拍卖平台以1元价格变卖进行,天津某教育公司对标的股权及目标公司的现状及瑕疵均明知并自愿接受,成交价为16,000元。双方确认以法院作出破产裁定之日为标的股权的交割日。
另查明,林某某系上海某泵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上海某小贷公司董事长。2016年,上海某小贷公司关于取消本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资格的申请被相关部门批复同意,不得开展新的小额贷款业务。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6日作出(2021)沪0112民初19563号民事判决:驳回天津某教育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天津某教育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30日作出(2021)沪01民终14513号民事判决: 一、撤销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2民初19563号民事判决;二、上海某泵业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海某小贷公司返还出资600万元;三、驳回天津某教育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主要争议是:第一,天津某教育公司是否有权主张上海某泵业公司向上海某小贷公司返还抽逃出资;第二,林某某应否承担连带责任。
一、天津某教育公司是否有权主张上海某泵业公司向上海某小贷公司返还抽逃出资
首先,上海某泵业公司通过第三方代垫出资并将其出资抽回的行为并未经过法定程序,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第一条第(四)项规定的情形,构成抽逃出资。另案生效裁定也对此进行认定。
其次,天津某教育公司通过法院公开拍卖获得上海某创业公司持有的上海某小贷公司10%股权并支付股权转让款,所有权已获生效裁定确认,应享有上海某小贷公司的股东权利,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规定,有权提起本案诉讼。
再次,即便受让的股权有瑕疵,天津某教育公司作为股东仍有权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上海某泵业公司向上海某小贷公司返还全部出资(需扣除上海某泵业公司已因抽逃出资被法院执行并划扣以清偿上海某小贷公司对外债务的款项金额)。理由如下:第一,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中的其他股东应限定为守约股东。从促进公司资本充实的目的看,也不应将抽逃出资股东或者受让瑕疵股权的股东排除在该法条中请求其他抽逃出资股东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的其他股东之外。对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提起股东出资诉讼是法律赋予其他股东的权利,对该条中其他股东的资格进行限缩,与公司资本制度不符。第二,全体股东都有向公司出资的义务,该出资并非股东之间的对待给付,权利主体是上海某小贷公司,包括上海某泵业公司在内的任一股东均不得以对方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或者受让之股权存在瑕疵为由拒绝履行自身的出资义务。第三,股东抽逃出资侵害的是公司财产权益,股东行使出资请求权属于共益权范畴。况且,从公司资本维持的角度来看,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出资的股东之间互相催缴出资,有利于公司资本充实。第四,股东的出资义务具有法定性,公司资本维持是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基础,公司资本缺失显然会降低公司的履约能力和偿债能力,故不应以公司意志予以免除。
二、林某某应否对上海某泵业公司的返还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上海某泵业公司作为上海某小贷公司股东,其抽逃出资侵犯了公司财产权。如果公司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协助抽逃出资,则构成共同侵权,应与上海某泵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但据上海某小贷公司企业公示信息显示,林某某虽系上海某小贷公司董事长,但并非法定代表人,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林某某系上海某小贷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者上海某小贷公司发起设立时通过案外人代垫验资事宜系由林某某经办,因此,天津某教育公司主张林某某协助抽逃出资缺乏事实依据。
裁判要旨
股东抽逃出资侵害的是目标公司财产权益,公司其他股东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行使出资请求权属于共益权范畴,目的是维持公司资本,对该法条中行使出资请求权的“其他股东”进行限缩与公司资本制度也不符。即便行权股东自身出资存在瑕疵,或公司明确表示无需返还,从出资责任、请求权性质、价值选择三个方面考虑,抽逃出资的股东也不能以此主张免除自己的返还义务。在公司尚未经法定清算、清偿债权债务的情况下,为保障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股东抽逃的公司资本仍需补足,可主张返还出资的主体应包括所有股东。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9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1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0条
一审: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21)沪0112民初19563号民事判决(2021年9月26日)
二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1民终14513号民事判决(2022年6月3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文某诉四川某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黄某国等新增资本认购纠纷案
2023-08-2-266-001 · (2019)川0193民初5660号 · 2023
民事 新增资本认购 增资无效 未出资 诉讼时效 抗辩权
裁判要旨: 债权人主张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并要求公司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公司股东享有公司对债权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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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新增资本认购/增资无效/未出资/诉讼时效/抗辩权
基本案情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7月5日,黄某国、杨某明、王某宇、李某会、黄某发起设立四川某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某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载明发起人的认缴期为2015年6月24日前,黄某国等发起人均未按期缴足认购股份。2013年8月16日,文某委托成都某科技有限公司向四川某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投资款10万元。2013年8月17日,四川某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召开并形成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将注册资本增加至2000万元,向文某等人募集股份。2013年8月22日,四川某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向文某出具《股权证书》,载明文某持股份额为壹拾万股。四川某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将文某载入《股东花名册》,并于2014年2月18日向文某支付5433.79元股东红利。2014年2月15日,文某参加四川某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次股东大会并签到。该次股东会对《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津贴、薪酬管理制度》《2013年利润分配方案》两项议案进行审议,文某对两项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行使表决权。2014年9月底,四川某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因资金链断裂停止经营。文某于2019年7月4日起诉主张四川某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返还投资款10万元,发起人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0日作出(2019)川0193民初5660号民事判决,以四川某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无效,发起人股东不享有诉讼时效抗辩权为由,判令四川某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向文某返还投资款94 566.21元及资金占用利息,发起人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宣判后,杨某明、王某宇、李某会、黄某提出上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7日作出(2020)川01民终12126号民事判决,以四川某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增资行为无效,发起人股东享有诉讼时效抗辩权,文某诉请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改判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文某全部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关于四川某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是否享有公司对文某的诉讼时效抗辩权问题。首先,四川某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本案中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视为其放弃诉讼时效抗辩的权利。文某主张公司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该条文原理在于债权人基于代位权向股东主张履行出资义务的权利,对权利本身而言,该缴付出资请求权并不受诉讼时效的约束,股东对该请求权并不享有诉讼时效抗辩的权利。但债权人享有代位权的前提,应为其债权未过诉讼时效期间,这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九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的债权未过诉讼时效期间……”规定中亦有体现。故应当对债权人对公司所享债权是否过诉讼时效期间进行审查,此即赋予了股东对债权人的债权请求权进行诉讼时效抗辩的权利。其次,四川某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并未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本案属于债权人个别清偿。在股东出资义务的填补责任一次用尽的情况下,若不赋予股东对单个债权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则会损害其他对公司所享债权尚在诉讼时效期间内的公司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第三,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6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股东以公司债权人对公司的债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为由抗辩,经查证属实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按照类似问题类似处理的规则,公司债权人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时,股东也应当享有公司对债权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综上所述,四川某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享有公司对文某的诉讼时效抗辩权,对文某本案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予以审查。
裁判要旨
债权人主张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并要求公司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公司股东享有公司对债权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8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8条(本案适用的是2021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13条、第19条
一审: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19)川0193民初5660号判决(2019年12月10日)
二审: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01民终12126号判决(2020年12月17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河南某实业公司诉某银行股份公司股东知情权、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
2023-08-2-267-001 · (2018)豫01民初3277号 · 2023
民事 公司股东知情权 原股东有限诉权 股东权益受损
裁判要旨: 1.公司法解释四第七条第二款规定了公司原股东享有的有限诉权,该规定解决的是原股东在特殊情况下的诉权问题,即原股东有初步证据证明在持股期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法院不应驳回起诉,应依法予以受理。 2.原股东要求查阅或者复制其持股期间的公司特定文件材料,应当举证证明其在持股期间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且符合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法院在受理案件后,不应只对原股东的“初步证据”进行形式审查,而应对原股东的证据能否达到上述证明目的进行实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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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公司股东知情权/原股东有限诉权/股东权益受损
基本案情
河南某实业公司诉称:河南某实业公司2014年曾是某银行股份公司的股东,某银行股份公司《2014年度分配方案》载明的净利润比其后来上市时公开的财务资料少了一亿多元,且河南某实业公司获得的收益与某银行股份公司的盈利严重不符,某银行股份公司取得巨额净利润不向股东分配损害了其合法权益。请求查阅、复制持股期间相应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会计账簿等特定文件材料;补足分红差额及其他收益3000万元及利息。
某银行股份公司辩称:河南某实业公司起诉时已不是某银行股份公司股东,其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合法权益受损,上市时公开发布的审计报告和《2014年度分配方案》所依据的财务报告口径不同、对象不同、时期不同,二者不具有可比性。《2014年度分配方案》经过某银行股份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并未损害河南某实业公司的利益。河南某实业公司通过股权转让、分红的方式获益1900余万元,其权益未受损害。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0月10日,河南某实业公司与周口某银行签订《投资入股协议书》,约定河南某实业公司以9900万元认购周口某银行5500万股的股份。2012年12月20日,河南银监局核准了河南某实业公司在周口某银行的股东地位。2014年7月22日,周口某银行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周口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报告以及2013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关于同意实施河南省部分城市商业银行改革重组折股方案的议案》等,河南某实业公司持有的周口某银行股份,折股为某银行股份公司股份数64355740股。2014年12月23日某银行股份公司成立,2015年4月30日,某银行股份公司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约定2014年1至6月份,有可供分配利润47195561.59元向某河银行、某阳银行、周口某银行、驻马店某银行股东进行现金分配,2014年末可分配利润50132930.25元建议以后年度进行现金分红。2016年2月14日,河南某实业公司收到某银行股份公司支付的分红534283.59元。2015年2月10日,河南某实业公司将其在某银行股份公司的股份转让给河南省某投资有限公司,约定河南某实业公司在某银行股份公司股权的相应收益计算至2014年12月31日。2015年2月13日,双方办理了股权转让登记。某银行股份公司2014年留存的未分配利润与2015年可供分配利润一起作为2015年度股东可分配利润进行了部分分配。某银行股份公司在上市时公开发布的财务资料中显示的某银行股份公司2014年度净利润比其《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显示的净利润高出一亿多元。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0日作出(2018)豫01民初3277号民事裁定:驳回河南某实业公司的起诉。宣判后河南某实业公司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0日作出(2019)豫民终631号民事裁定: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3日作出(2019)豫01民初2062号民事判决:一、某银行股份公司提供河南某实业公司持股期间的周口某银行和某银行股份公司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等供河南某实业公司查阅、复制;二、某银行股份公司提供河南某实业公司持股期间的周口某银行和某银行股份公司的会计账簿供河南某实业公司查阅;三、驳回河南某实业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某银行股份公司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30日作出(2020)豫民终126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河南某实业公司的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四)第七条结合诉的利益原则,明确规定了股东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的规定享有的诉权,并规定了公司原股东享有的有限诉权。上述司法解释规定中的“除外”对应的是“驳回起诉”,即原股东有初步证据证明在持股期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法院不应驳回起诉,应予以受理,该条规定解决的是原股东在特殊情况下的诉权问题。受理案件后,应审查原股东的证据是否能够证明在持股期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根据公司法解释四第八条规定,需要审查要求查阅账簿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是否有不正当目的;审查原股东是否已经查阅过或掌握其诉请的特定文件资料等情形,以综合判定原股东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河南某实业公司提交的某银行股份公司在上市时公开发布的财务资料能够初步证明在其持股期间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在符合案件受理条件的情况下,对河南某实业公司提交的初步证据及某银行股份公司的抗辩理由未进行实质审理,直接支持河南某实业公司有关知情权的诉讼请求不当。
根据双方诉辩意见,法院经审查对比两份审计报告内容,某银行股份公司在上市时公开发布的财务资料与《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依据的年度法定审计报告所依据的会计准则、统计口径、编制基础、编制时间等均不同,两份报告存在差异有合理客观原因。且某银行股份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过该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该股东会决议在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决议内容等方面均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因此,河南某实业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在其持股期间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其要求查阅、复制某银行股份公司相关文件资料及补足分红差额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
裁判要旨
1.公司法解释四第七条第二款规定了公司原股东享有的有限诉权,该规定解决的是原股东在特殊情况下的诉权问题,即原股东有初步证据证明在持股期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法院不应驳回起诉,应依法予以受理。
2.原股东要求查阅或者复制其持股期间的公司特定文件材料,应当举证证明其在持股期间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且符合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法院在受理案件后,不应只对原股东的“初步证据”进行形式审查,而应对原股东的证据能否达到上述证明目的进行实质审查。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3条、第9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干问题的规定(四)》第7条
一审: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豫01民初2062号民事判决(2019年12月23日)
二审: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豫民终126号民事判决(2020年7月3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孙某某诉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
2023-08-2-267-002 · (2019)京0115民初22779号 · 2023
民事 股东知情权 公司经营范围 股东利益
裁判要旨: 在股东知情权案件中,公司法解释四第八条从消极标准的角度对不正当目的的情形予以列举,其中第一项“实质性竞争关系业务”可从以下方面予以认定。 1.基于我国传统的亲属观念与家庭观念,除非有相反证据推翻,否则应当认定公司股东与其配偶、父母、子女或兄弟姐妹等近亲属之间具有亲密关系,因此近亲属出资设立的公司与股东之间自然形成了实际利益链条,与公司存在实质性竞争关系; 2.股东自营或为他人经营或近亲属设立的公司经营范围已经变更的,应结合变更时间、变更前后经营范围、变更后的经营项目是否实际经营,是否有一至两年内相关业务材料等综合判断实质性竞争关系; 3.在当前全球信息化时代背景下,通讯发达,大部分行业的开展是开放性的,股东自营同行业公司或近亲属设立的同行业公司以设立区域不同不足以推翻存在实质性竞争关系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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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股东知情权/公司经营范围/股东利益
基本案情
孙某某诉称:北京某科技公司成立于2014年,为有限责任公司,孙某某为北京某科技公司合法登记的股东,持股比例为33%,厦门某公司持有另外67%的股份。因孙某某一直无法知悉北京某科技公司的运营及财务状况,无法查阅有关北京某科技公司经营的相关文件,并北京某科技公司长期未向孙某某提供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和原始凭证等相关财务资料,且北京某科技公司利润率近两年出现非正常大幅下滑。为了解北京某科技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孙某某委托律师于2019年4月29日向公司发送律师函,要求查阅、复制北京某科技公司2017、2018年度的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要求查阅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会计账簿及原始凭证,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至2019年5月24日。北京某科技公司在收到律师函后不仅没有答复,并且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上述资料供孙某某查阅、复制,故请求判令:1.北京某科技公司向孙某某提供2017年1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供孙某某查阅、复制,或在孙某某在场的情况下供孙某某委托的会计师、律师协助查阅、复制;2.北京某科技公司向孙某某提供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的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及记账凭证、原始凭证、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供孙某某查阅,或在孙某某在场的情况下供孙某某委托的会计师、律师协助查阅、复制;3.本案诉讼费由北京某科技公司承担。
北京某科技公司辩称:一、不同意孙某某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一)关于孙某某要求查阅复制2017、2018年度的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因北京某科技公司在2017、2018年度并未修改公司章程,也未召开股东会。因此,北京某科技公司不存在公司章程及股东会会议记录可供孙某某查阅、复制。在本案中,孙某某自行提供的2015年6月25日的公司章程,便是北京某科技公司最新的公司章程,说明孙某某已经知悉。(二)关于孙某某要求查阅复制的执行董事决定、监事决定,因北京某科技公司不存在该两项决定供孙某某查阅、复制,对此,孙某某也是明知的。(三)关于财务会计报告,北京某科技公司已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进行登记公示,不存在孙某某无法知情的问题;况且,孙某某在北京某科技公司持续担任总经理一职,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全部事务,而孙某某称无法知悉北京某科技公司的运营及财务状况,显然与事实严重不符;另外,孙某某配偶孟某培在北京某科技公司担任监事,知悉公司的运营及财务状况。鉴于孙某某与监事孟某培的身份关系,孙某某也不可能不知情。二、不同意孙某某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北京某科技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孙某某要求查阅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的会计账簿及记账凭证、原始凭证等有关资料,具有不正当目的,将严重损害北京某科技公司合法利益。1.孙某某自营与北京某科技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关系的业务,其查阅会计账簿及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具有不正当目的,将严重损害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合法利益。根据2015年6月26日《厦门某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北京某科技公司进行股权收购及增资的公告》(简称公告)第五条第(五)项竞业禁止规定,孙某某保证孙某某及其配偶及其夫妻所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及其他任何类型企业,目前均未从事任何与北京某科技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在北京某科技公司或关联企业任职期间及离职后5年内亦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北京某科技公司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北京某科技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任何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本案中,孙某某严重违反《公告》中关于竞业禁止义务的约定,作为总经理擅自离职,从北京某科技公司挖走大量业务骨干团队(副总经理、市场总监、资深客户经理、采购总监及财务主管等人)及客户资源,在外投资设立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从事与北京某科技公司相竞争的业务,造成北京某科技公司核心团队与客户资源的大量流失,造成公司经营陷入困难,严重损害公司的合法利益。2018年11月23日,孙某某与他人共同投资成立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其中孙某某出资750万元持股75%,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营范围与北京某科技公司相同,从事的业务均是计算机科技专业领域的软件开发、技术咨询和服务,二者的主营业务、业务领域以及所针对的客户群基本一致,主营业务存在实质上的竞争关系。因此,孙某某通过查阅北京某科技公司的会计账簿及原始凭证,将获知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劳动用工、福利待遇、技术信息、客户项目资料、合同底价等商业秘密及信息,将致使北京某科技公司在业务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将严重损害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合法利益。(二)孙某某在任职期间及离职后,其配偶、其他近亲属等利害关系人所经营控制的多家公司,从事与北京某科技公司构成竞争关系的经营活动及业务,与北京某科技公司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已经违反了《公告》的规定,一旦北京某科技公司的会计账簿及原始凭证所记载的客户信息、技术信息、合同价格等资料被上述竞争者知悉,则将严重损害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合法利益,具体如下:1.某网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7月18日,为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其中,孙某某配偶孟某培的弟弟孟某担任董事,孟某作为孙某某团队人员,曾担任北京某科技公司的采购经理;另外,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东是孙某某的大学同学,多年好友,赵某东只是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实际控制人就是孙某某,该公司经营从事与北京某科技公司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2.上海某电子商务公司,孙某某配偶孟某培持股90%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并经营从事与北京某科技公司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3.上海某信息公司,孙某某的弟弟孙某宽系该公司股东持股20%并担任监事;上海某计算公司,孙某某的弟弟孙某宽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担任执行董事;上海某科技公司,孙某某的弟弟孙某宽持股80%,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均系经营从事与北京某科技公司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三)孙某某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另一股东厦门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之间,存在尚未解决的诉讼与纠纷,因此,北京某科技公司认为孙某某提起本诉明显存在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合法利益。因此,孙某某查阅北京某科技公司的会计账簿及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存在非法获取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商业秘密及信息的嫌疑,具有明显的不正当目的,极有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综上,北京某科技公司认为,孙某某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法院经审理查明:北京某科技公司于2014年11月24日成立,根据2019年7月30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显示:孙某某与厦门某公司为公司股东,孙某某为经理,孟某培为监事。经营范围为软件开发、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电子产品、文具用品、五金交电;经营电信业务。孟某培系孙某某的妻子。
2019年4月29日,孙某某通过EMS专递向北京某科技公司发送律师函。函件要求孙某某作为拥有北京某科技公司33%股权的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之规定要求查阅、复制2017、2018年度的公司章程等相关材料,并查阅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的会计账簿(包括原始凭证等会计资料)等其他资料。北京某科技公司认可其收到了该律师函,并称孙某某于2018年8月亦曾发出过律师函且对其进行了书面回复。
2018年11月23日,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成立,孙某某持股75%,并担任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营范围及一般经营项目均为从事互联网信息、网络、计算机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数据处理,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2019年9月16日,“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某(上海)贸易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及一般经营项目均变更为“家用电器、母婴用品、食用农产品销售、商务信息咨询;翻译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孙某某称某(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一直从事的主营业务为进出口贸易、玫瑰水、玫瑰精油进出口。
2016年7月18日,某网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赵某东,董事为孟某。北京某科技公司称孟某为孙某某的妻弟,赵某东为孙某某大学同学,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孙某某。某网络公司网站宣传网页显示“某网络公司是一家致力于中心运营、中心部署的互联网服务公司,主营业务为互联网中心服务、互联网增值服务“。北京某科技公司控股股东厦门某公司的网站宣传网页显示“云服务,云服务业务是厦门某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方向,厦门某公司自建三大中心,为客户提供高安全云服务”。
2011年8月2日,上海某电子商务公司成立。其法定代表人、股东、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均为孟某培,经营范围为电子商务、计算机、电子产品的销售,网络技术开发等。
另查2011年9月15日成立的上海某信息公司,2018年3月15日成立的上海某计算公司,2017年8月15日成立的上海某科技公司,孙某宽均为股东及执行董事,三公司经营范围均主要为从事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转让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北京某科技公司称孙某宽为孙某某的弟弟。
孙某某称北京某科技公司在北京,北京某科技公司所主张的存在竞争关系的公司位于上海,地域不同,不能构成竞争关系。
孙某某诉至法院要求北京某科技公司提供2017年1月1日起的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执行董事决定、监事决定和财务会计报告供孙某某查阅、复制;并提供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的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及记账凭证、原始凭证、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供孙某某查阅。或在孙某某在场的情况下供孙某某委托的会计师、律师协助查阅、复制。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27日作出(2019)京0115民初22779号民事判决:一、北京某科技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其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二路某号某幢某层于其正常营业时间内提供其2017年1月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执行董事决定、监事决定和财务会计报告供孙某某查阅、复制,包括在孙某某在场的情况下,由其委托的会计师、律师辅助进行,查阅时间不得超过十五个工作日;二、驳回孙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孙某某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21日作出(2020)京02民终81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一是近亲属设立的公司与涉案公司经营范围存在重叠时可否认定实质性竞争关系;二是自营公司经营范围已经变更的情况下,还能否认定存在实质性竞争关系;三是自营公司经营范围与涉案公司经营范围存在重叠,但主要经营地域不同,是否构成实质性竞争关系。
首先,孙某某系北京某科技公司的股东。孙某某向北京某科技公司提出书面申请要求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和财务会计报告,北京某科技公司认可收到了申请,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进行了答复。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以下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八条的规定,针对上述争议,北京某科技公司与经营范围变更前的某(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上海某电子商务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均是为计算机技术开发服务咨询等业务,因此三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所针对的客户群基本一致,应认定为存在业务上的竞争关系。孙某某在系北京某科技公司股东的同时,也是某(上海)贸易有限公司的占股75%的股东,并任法定代表人;孟某培系孙某某的配偶,孟某培在系北京某科技公司监事的同时,同时为上海某电子商务公司的占股90%的股东,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孙某某的配偶任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的上海某电子商务公司与北京某科技公司经营范围非常近似,上海某电子商务公司与孙某某之间形成了实际的利益链条,另孙某某自营的某(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在本案起诉时的经营范围亦与北京某科技公司存在业务上的竞争关系,孙某某通过查阅北京某科技公司的会计账簿,可以获知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客户资料和合同底价等属于商业秘密的信息,使得北京某科技公司在以后的业务竞争中可能处于不利地位,继而损害了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利益。因此,北京某科技公司认为孙某某存在不正当目的,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应当予以采信。
其次,某(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于2019年9月16日变更名称及经营范围,孙某某称该司一直从事的主营业务为进出口贸易,玫瑰水玫瑰精油等的进出口,与北京某科技公司不存在竞争关系的意见,因其变更时间系本案受理立案之后,考虑到变更前后经营范围差异巨大,且孙某某未提交其它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其一直从事的业务为进出口贸易,故对孙某某该证据及意见无法予以认可。
再次,对于北京某科技公司经营区域为北京,某(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上海某电子商务公司经营区域位于上海,不能构成竞争关系的意见,考虑到当前为互联网信息时代,通讯发达,区域不同的抗辩不足以认定不存在竞争关系。
对于孙某某要求查阅和复制的北京某科技公司2017年1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执行董事决定、监事决定和财务会计报告的诉讼请求,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并未规定股东查阅和复制上述文件时也应说明目的,因此,股东对上述内容享有绝对知情权。
2020年1月2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会计账簿的问题。孙某某上诉提出某(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和上海某电子商务公司注册后实际并未进行经营活动,但孙某某没有提交充分证据证明,与其一审关于某(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一直从事的业务为进出口贸易的事实主张亦不相符。
裁判要旨
在股东知情权案件中,公司法解释四第八条从消极标准的角度对不正当目的的情形予以列举,其中第一项“实质性竞争关系业务”可从以下方面予以认定。
1.基于我国传统的亲属观念与家庭观念,除非有相反证据推翻,否则应当认定公司股东与其配偶、父母、子女或兄弟姐妹等近亲属之间具有亲密关系,因此近亲属出资设立的公司与股东之间自然形成了实际利益链条,与公司存在实质性竞争关系;
2.股东自营或为他人经营或近亲属设立的公司经营范围已经变更的,应结合变更时间、变更前后经营范围、变更后的经营项目是否实际经营,是否有一至两年内相关业务材料等综合判断实质性竞争关系;
3.在当前全球信息化时代背景下,通讯发达,大部分行业的开展是开放性的,股东自营同行业公司或近亲属设立的同行业公司以设立区域不同不足以推翻存在实质性竞争关系的认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8条、第1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0条
一审: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9)京0115民初22779号民事判决(2019年11月27日)
二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2民终816号民事判决(2020年1月21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上海某实业公司诉上海某房地产公司等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案
2023-08-2-268-001 · (2019)沪0106民初15563号 · 2023
民事 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 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权利 异议股东主体范围 转让主要财产标准认定
裁判要旨: 1.有限责任公司转让财产,属于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会职权的,应当提交股东会讨论表决,如未召开,异议股东仍可通过其他途径表示反对,并有权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异议事项之日起90日内要求公司收购其股权。 2.判断是否属于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主要财产,应当从转让财产价值占公司资产的比重、转让的财产对公司正常经营和盈利的影响以及转让财产是否导致公司发生根本性变化等多角度进行考察,并以转让财产是否导致公司发生根本性变化,即对公司的设立目的、存续等产生实质性影响,作为判断的主要标准,其余两项则作为辅助性判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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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权利/异议股东主体范围/转让主要财产标准认定
基本案情
上海某实业公司诉称:持有上海某房地产公司10%股权,第三人上海某发展公司持有上海某房地产公司90%股权。上海某实业公司于2019年2月28日才知悉,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已将公司主要财产上海市某大厦101、102、201、301、401、1301、1901、2001室房产(建筑面积共计7,118.15平方米,以下简称案涉房产)出售,影响了公司的正常经营。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及第三人处理公司主要财产却不召开股东会,致上海某实业公司未能提出异议,该行为侵犯了上海某实业公司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规定,上海某实业公司有权要求上海某房地产公司收购股权,故诉请上海某房地产公司以23,375,555.56元的价格收购上海某实业公司持有的上海某房地产公司10%股权。
上海某房地产公司辩称:不同意上海某实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主要理由:1.上海某房地产公司转让案涉房产属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无需召开股东会讨论决定。2.案涉房产并非公司主要财产。3.即便上海某实业公司有权要求公司收购股权,但其主张时已过法律规定的90天期间,该权利已归于消灭。
上海某发展公司、上海某置业公司述称:同意上海某房地产公司的答辩意见,请求法院驳回上海某实业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1.上海某房地产公司股东和章程等情况: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原股东情况为上海某实业公司持股10%,第三人上海某置业公司持股90%。上海某实业公司于2016年10月前为第三人上海某置业公司的控股股东,之后转让了持有的全部股份。2018年8月,第三人上海某置业公司将持有的上海某房地产公司90%股权转让给了其新设的全资子公司即第三人上海某发展公司,上海某实业公司持股10%不变。上海某房地产公司章程明确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等。
2.本案所涉房产转让情况:2018年9月21日,第三人上海某置业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决议并发布公告:出售上海某房地产公司所有的上海市某大厦101、102、201、301、401、1301、1901、2001室房产,建筑面积为7,118.15平方米。上海某房地产公司于2018年9月在资产负债表中将上述房产由投资性房产调整记载为存货,在未召开公司股东会的情况下,于2018年9月28日转让了上述房产,转让价共计132,397,589.63元(含税)。第三人上海某置业公司于2018年11月14日公告,出售房产的款项已于2018年11月12日履行完毕。
3.上海某房地产公司资产和经营情况:上海某房地产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装潢材料。2016年9月,在上海某实业公司作为第三人上海某置业公司、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上海某房地产公司未经股东会决议,出售了某大厦9,384.32平方米房产,案涉房产为该次出售后剩余的房产。2017年上海某房地产公司营业收入8,592,943.23元,其中租金收入6,820,000元,当时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在某大厦的房产的出租率约90%。2018年上海某房地产公司营业收入132,131,906.67元。2018年9月30日,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委托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其资产作评估,评估报告确认上海某房地产公司总资产296,064,800元,总负债30,510,700元,所有者权益265,554,000元,转让房产可变现价值78,610,000元(不含税费53,790,600元)。2019年上半年上海某房地产公司的营业收入为198,521.14元。2019年9月19日,上海某房地产公司账上有资金98,805,479.44元。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出售案涉房产后继续经营房屋租赁业务。
4.上海某实业公司主张上海某房地产公司收购股权情况:2019年3月6日上海某实业公司向上海某房地产公司经营地寄送要求上海某房地产公司收购股权的函,由前台签收。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2月26日作出(2019)沪0106民初15563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原告上海某实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上海某实业公司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9日作出(2020)沪02民终2746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涉及以下争议焦点:
一、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出售案涉房产是否应当经过股东会表决
上海某房地产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的职权包括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等。因此案涉房产转让应由上海某房地产公司股东会进行讨论,理由如下:第一,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原来的经营方式以自有房产出租为主,其出售房产后,转为以转租方式经营,与原有的经营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出售房产的行为符合经营方针转变的评价标准。第二,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原将案涉房产记载为投资性房产,从持有变为出售就是对投资计划的变更。第三,从小股东权利保护角度来看,作为房产实际所有人的上海某房地产公司的小股东应有权参与讨论表决。因此,上海某房地产公司转让公司案涉房产的事项符合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关于股东会职权的相关规定,应当提交股东会讨论表决。
二、上海某实业公司主张由上海某房地产公司收购股权时是否已过法律规定的主张期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异议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提起诉讼。该条规定应以异议股东参加股东会并提出异议为前提,在公司应召开而未召开股东会进行表决的情况下,则应以异议股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异议事项时起算主张期间。就本案来看,应以上海某房地产公司通知上海某实业公司转让房产的事实这一时间点作为判断上海某实业公司主张期间起算的时点。鉴于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始终未正式通知上海某实业公司,而上海某实业公司自认于2019年2月28日知悉该事实,故应以该时点起算主张期间。
三、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出售房产是否属于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所规定的主要财产
判断是否属于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主要财产,应当以转让财产是否导致公司发生根本性变化,即对公司的设立目的、存续等产生实质性影响,作为判断的主要标准,以转让财产价值占公司资产的比重、转让的财产对公司正常经营和盈利的影响作为辅助性判断依据。从本案来看,上海某房地产公司转让房产尚未达到造成公司产生根本性变化的程度:首先,从转让房产价值占比角度来看,上海某房地产公司转让的房产价值占其实有资产价值的比重尚未达到50%,故认定其为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主要财产,依据尚不够充分。其次,从公司是否正常经营角度来看,上海某房地产公司转让房产实际上是一次性兑现收益还是分期实现收益的商业判断问题,上海某房地产公司仍可以转让房产所得收益用于投资经营。上海某实业公司对房产转让价格也未提出异议,因此不能就此认为公司利益受损、经营不可持续。再次,从上海某房地产公司设立目的来看,上海某房地产公司章程从未将公司经营业务范围限定为从事自有房产的出租业务这一项,且上海某实业公司在作为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也曾出售房产获取大量资金,因此上海某房地产公司此次转让房产的行为不能被认定为违背公司设立的目的。上海某房地产公司因此次房产出售发生的变化都谈不上是根本性的变化。综上,法院认为,上海某房地产公司转让房产的行为并不足以被认定为公司法意义上的转让公司主要财产,上海某实业公司不能据此获得要求公司收购股权的权利。
综上所述,本案中上海某实业公司主张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法律上的依据并不充分,法院难以支持。
裁判要旨
1.有限责任公司转让财产,属于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会职权的,应当提交股东会讨论表决,如未召开,异议股东仍可通过其他途径表示反对,并有权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异议事项之日起90日内要求公司收购其股权。
2.判断是否属于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主要财产,应当从转让财产价值占公司资产的比重、转让的财产对公司正常经营和盈利的影响以及转让财产是否导致公司发生根本性变化等多角度进行考察,并以转让财产是否导致公司发生根本性变化,即对公司的设立目的、存续等产生实质性影响,作为判断的主要标准,其余两项则作为辅助性判断依据。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74条
一审: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6民初15563号民事判决(2020年2月26日)
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2民终2746号民事判决(2020年5月29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范某诉徐某股权转让纠纷案
2023-08-2-269-001 · (2013)奉民二(商)初字第2379号 · 2023
民事 股权转让 瑕疵出资 合同效力
裁判要旨: 瑕疵出资与股权转让合同系属两个层面的法律关系,出让方是否实际履行出资义务与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并无必然联系,只要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其他法定无效事由,即为有效。 股权转让合同中,出让方的出资情况对合同签订时股权的价值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即便出让方未实际出资,股权合同签订时,公司可能因为经营情况较好,亦会具有相当的资产,受让方基于对公司资产的信赖而与出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受让方对股权价值的衡量并不受出让方出资情况的影响。故出让方并无义务且无必要告知自己的出资情况。受让方不得以此为由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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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股权转让/瑕疵出资/合同效力
基本案情
上海某甲实业有限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9年8月24日。上海某甲实业有限公司成立时,其注册资本为10万元(人民币,下同),股东为邱某某、原告及陈某某,持股比例分别为70%、20%及10%。2009年11月16日,上海某甲实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后注册资本变更为200万元,三位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均保持不变,并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011年9月5日,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其持有的上海某甲实业有限公司20%的股权作价400,000元转让给被告,付款时间为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并约定:“……任何一方违约将支付对方违约金1万元……”。协议签订后,原告即协助上海某甲实业有限公司办理了相应的股东及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现上海某甲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状况为:邱某某持股70%、被告持股20%、姚某某持股10%(陈某某持有的10%的股权转让给姚某某)。至今,被告未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原告催讨未果,遂涉讼。另查明,邱某某及陈某某对原告向被告转让的上海某甲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已经放弃优先购买权。
原告(反诉被告)范某诉称,2011年9月5日,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其持有的上海某甲实业有限公司20%的股权作价400,000元转让给被告。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但被告却迟迟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原告催讨未果,遂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400,000元;2、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10,000元。
被告(反诉原告)徐某辩称,原告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明确表示是无偿转让,被告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上海某甲实业有限公司在注册时系某经济园区代垫资的,原告从未实际出资过。
被告(反诉原告)徐某反诉称,反诉原、被告于2011年9月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反诉被告将其持有的上海某甲实业有限公司20%的股权作价400,000元转让给反诉原告。因在上海某甲实业有限公司登记时,反诉被告的注册资金系向他人借入,注册成功后又被抽走,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双方都知道该股权转让系无条件转让,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故反诉原告请求撤销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据此,反诉原告请求判令撤销反诉原、被告于2011年9月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原告(反诉被告)范某辩称,不同意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其事实与理由不成立。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5日作出(2013)奉民二(商)初字第2379号民事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反诉被告)范某股权转让款400,000元;二、被告(反诉原告)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反诉被告)范某违约金10,000元;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徐某的反诉请求。
一审宣判后,原、被告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全面履行义务。原告已经将其持有的上海某甲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被告,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而被告未能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显属违约,应承担给付原告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的民事责任。被告辩称,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原告明确是无偿转让,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法院审理后认为,因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有股权的对价及付款时间,现被告认为上述股权转让协议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被告应对上述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本案中,被告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原、被告之间形成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合意,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存在其他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的理由,故法院对被告的观点不予采纳。被告还辩称,原告未向上海某甲实业有限公司进行实际出资,且原告存在抽逃出资的情况,被告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对此,法院认为,被告上述辩称内容与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并无关联,因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原告是上海某甲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享有上海某甲实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和依法处置其股权的权利。至于原告是否实际向上海某甲实业有限公司进行出资以及原告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问题,属于股东出资层面的纠纷,若查证属实,相关权利人可向原告另行主张权利,但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无关。关于被告提出的对上海某甲实业有限公司2009年8月24日至2011年9月5日经营状况进行审计的申请,法院认为,被告申请审计的内容与本案股权转让之间并无关联,退一步而言,即便审计结果如原告所预期,但因原、被告就股权转让已经明确约定价值,该协议对原、被告均具有约束力,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价格仍应以该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为准,故一审法院对被告的申请不予准许。
针对反诉原告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反诉请求,因反诉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存在可撤销的事由,一审法院对反诉原告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瑕疵出资与股权转让合同系属两个层面的法律关系,出让方是否实际履行出资义务与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并无必然联系,只要股权转让协议不存在其他法定无效事由,即为有效。
股权转让合同中,出让方的出资情况对合同签订时股权的价值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即便出让方未实际出资,股权合同签订时,公司可能因为经营情况较好,亦会具有相当的资产,受让方基于对公司资产的信赖而与出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受让方对股权价值的衡量并不受出让方出资情况的影响。故出让方并无义务且无必要告知自己的出资情况。受让方不得以此为由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合同。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65条、609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条、第6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
一审: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13)奉民二(商)初字第2379号民事判决(2013年11月2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张某某诉李某某等股权转让纠纷案
2023-08-2-269-002 · (2019)沪0114民初23343号 · 2023
民事 股权转让纠纷 标的公司 债务处理
裁判要旨: 股权转让协议的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各方对转让前后的债务承担,股权受让方在受让后发现公司需负担转让前未结清的债务,主张股权转让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法院应予支持。违约赔偿责任应以实际损失为限,可通过股权受让方持股比例、股权转让金额等因素综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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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股权转让纠纷/标的公司/债务处理
基本案情
张某某诉称:2019年6月3日,张某某与李某某签署了一份协议书:李某某同意将其持有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的60%股权转让给张某某,根据协议书第三条:若李某某隐瞒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情况,该债务由李某某自行承担。本次股权转让前,尽管张某某持有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的40%股权,但该公司一直由李某某实际控制并负责管理,张某某未参与经营活动。2019年6月19日,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后,张某某成为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张某某接收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后不久,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便收到了17张发票,要求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支付超市服务费145,131.73元。该发票的开具方系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合作方江苏某超市,开票时间为2018年8月28日至2019年8月27日。根据发票的开具时间,李某某涉嫌故意隐瞒了公司的实际债务,从而影响股权转让价格。故请求:判令李某某赔偿张某某145131.73元。
李某某辩称,张某某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1.李某某按照双方协议书完成了相关交接任务,且张某某诉状描述的17张发票的事实情况,实际是江苏某超市在货款中予以扣除,诉请的债务已经在结算时就结清了,双方是在结清后才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互不支付对价款。协议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在协议交接后又提起诉请是违反约定的。2.根据张某某诉请的金额,李某某至今未看到张某某付清该笔债务的依据,光凭17张发票要求李某某承担没有法律依据。3.依据17张发票的履行方是江苏某超市和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即便要支付,也是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支付,即使诉讼,也应该是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对李某某的诉讼,张某某的主体资格有问题。
经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2月27日,李某某发送一份结算明细,就双方的投资、收入、应收等进行了结算,其中,在应收一项中,载明: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开票数-包括未开票835,040.20元,收超市回款40,7736.25元,结余427,303.95元,上海某纺织品有限公司:开票数-包括未开票1,669,801.42元,收超市回款1,099,628.62元,结余412,917.35元。并依据现金、应收、存货减去投资额得出利润总额,张某某占利润总额的40%,李某某占利润总额的60%,张某某的利润151,226.69元+投资款544,000元=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现金余额126,797.46元+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超市应收427303.95元+存货分配141,125.28元,李某某利润226,840.03元+投资款327,000元=上海某纺织品有限公司现金余额130,339.96元+上海某纺织品有限公司超市应收412,917.35元+存货分配10,582.72元。双方均确认该结算明细即双方签订协议书的前提。
2019年6月3日,张某某(即乙方)与李某某(即甲方)签订一份协议书,甲乙双方就有关公司股权、债权债务有关情况达成以下协议:一、公司基本情况,1.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其中:甲方持股60%,乙方持股40%;2.上海某纺织品有限公司,乙方持有该公司卜蜂莲花金号毛巾项目40%的权益份额。协议书第二条约定,甲方同意将持有的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的60%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将拥有的“上海某纺织品有限公司-某毛巾项目”40%的权益份额转让给甲方,本次股权(权益)转让后,甲方不再持有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股权,乙方不再享有“某毛巾项目”的权益份额。甲乙双方均无需再向对方支付转让款。甲乙双方约定于2019年6月3日至工商局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协议书第三条约定,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自成立至今,公司营业执照及公章均由甲方保管。甲方承诺:自设立之日至甲方将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公章交付给乙方之日,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不存在对外借款或对外担保。若甲方隐瞒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情况,相关债务及法律责任均由甲方自行承担。甲乙双方确认,甲乙双方已于2019年3月1日分开经营。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甲方、乙方及上海某纺织品有限公司、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四方之间债权债务均已经结清。
协议书签订后,2019年6月19日,双方依约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2019年8、9月,张某某陆续收到江苏某超市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145,131.73元,开具时间为2018年8月至2019年8月27日,该部分发票金额在江苏某超市付款中作为扣款进行了扣除。双方确定共计金额为136,648.46元的发票金额为2019年3月1日之前业务所产生的扣款,且李某某确认在结算时未将上述扣款计入超市扣款金额中。
审理中,证人龚某某提供证人证言:上述发票均在2019年8月左右收到,2018年8月份的三份发票已在2018年9月抵扣,是经李某某要求进行抵扣,但未收到过发票。其他发票均在2019年9、10月份抵扣。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30日作出(2019)沪0114民初23343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李某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张某某款项81,989.07元;二、驳回原告张某某的其余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李某某提出上诉。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5日作出(2020)沪02民终742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本质上是一份商事合同,同时受公司法和合同法的约束,股权转让款的金额是合同双方的协商后确定的金额,原则上对于股权转让款的金额法院应充分尊重双方意思表示,不应进行司法干预。但在某些情况下,法院可以在股权转让后,要求一方通过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对双方利益进行司法干预。
一、张某某主体资格的确定
本案中李某某辩称,依据17张发票的履行方是江苏某超市和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即便要支付,也是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支付,即使诉讼,也应该是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对李某某的诉讼,张某某的主体资格有问题。法院认为,此类纠纷的适格原告应为股权受让方,而不是标的公司,理由如下:首先,公司要求股东承担责任的情形,仅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第151条、第149条的规定,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由符合条件的公司股东向向监事会、监事或者董事会、董事提议,由公司监事会、监事或者董事会、董事以公司名义直接提出诉讼。本案中,标的公司承担的公司债务属于正常业务过程中发生的债务,也不存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情形,故不属于股东侵害公司利益责任的情形,张某某的适格主体不是公司。其次,关于股权转让后公司承担了转让前的债务,增加了公司的支出,使公司的净利润减少,进一步导致公司的可分配利润减少,从而使受让方的股东权益客观上受到了损害,故实际利益受到损失的是股权受让方,故股权受让方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而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方为转让方与受让方,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适格的张某某主体也应当为股权受让方。
二、张某某诉请的请求权基础
根据前述,股权受让方起诉要求股权转让方承担转让后的公司债务,是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起诉,那么张某某诉请的请求权基础应该是基于股权转让方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而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首先,股权转让协议中如果未对股权转让前的公司债务承担问题进行约定,一般情况下,如果在股权转让后公司承担了属于股权转让前发生的业务的债务,股权受让方也很难基于股权转让协议要求股权转让方承担违约责任,除非股权受让方基于股权转让方欺诈或者重大误解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但需举证证明存在欺诈或者重大误解的情况,那么对于股权转让方未披露股权转让时的公司应付款情况是否存在能够构成欺诈和重大误解,因为股权受让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也应尽到谨慎审查义务,如股权转让方实际未谨慎审查股权受让方的公司财务状况,且未要求股权受让方全面披露公司的债务情况,股权受让方是很难证明存在欺诈或者重大误解的,故还需要在个案中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处理。其次,如股权转让协议中对股权转让前的公司债务的承担问题进行了约定,一般的情况会约定为:股权转让方具有全面披露股权转让时的公司财务状况的义务,包括公司的应付款,如果在股权转让后,因为股权转让前发生的债务且未进行过披露的应当由股权转让方承担,或者是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张某某与李某某之间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李某某承诺:自设立之日至李某某将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公章交付给张某某之日,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不存在对外借款或对外担保。若李某某隐瞒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情况,相关债务及法律责任均由李某某自行承担。那么张某某基于该约定起诉要求李某某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合法有据。
三、转让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的金额确定
根据前述,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股权转让前的公司债务的承担,股权受让方可以起诉要求股权转让方承担违约责任,那么对于股权转让方实际应当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的金额该如何确定。本案张某某诉请要求李某某承担公司实际承担的公司债务全部金额,法院认为,该诉请金额并不能得到全部支持,公司承担的债务金额不能等同于股权受让方的实际损失,故不能直接依据公司债务的金额要求股权转让方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协议书,本案张某某通过将拥有的40%的上海某纺织品有限公司-某毛巾项目的投资权益作为对价,受让了李某某的60%的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的股份,根据张某某、李某某确认的结算明细,双方的利益在2019年3月1日前达到了均衡,结算明细中的计算方式得到双方的认可,但是在股权转让后,张某某因为2019年3月1日之前的业务收到江苏某超市的发票,上述款项江苏某超市在实际付款时进行扣除,从而使张某某、李某某之间的结算明细中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应收款减少,进而影响了双方的总利润等数额,最终影响了双方对于存货的分配金额。综上,本案中的股权转让金额是根据结算明细的计算方式得出的,即使在股权转让后,公司承担了转让前发生的债务,该债务金额并不等于张某某的实际损失,也不能直接要求李某某承担,而需要根据双方结算明细上的计算方式进行再次计算,从而得出股权转让款的差额,该差额即为张某某的实际损失。故根据双方确认的结算明细中的计算方式重新计算后,将136,648.46元的发票金额作为超市扣款在昆山某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应收款项中扣除,最终计算出张某某应分配的存货金额为223,114.35元,与双方确定的结算明细张某某应分配的存货金额相差81,989.07元,该款项李某某理应作为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张某某。
如果股权转让协议中并没有约定双方股权转让金额的计算方式,那么需要股权受让方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因为实际承担债务的是目标公司,而不是股权受让方,公司承担债务仅能导致公司财产减少,但张某某作为股东实际产生的损失并不等于公司承担的债务金额,如果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了在这种情况下,股权转让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并约定了违约责任的具体计算方式,那张某某可以基于该约定主张,如果李某某认为该违约金过高,需要法院调整,也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果既未约定违约责任的计算方式,又不能从股权转让款的计算方式来确定股权受让方的实际损失,那么股权受让方应当举证证明其实际受到的损失,此时,法院需要通过股权受让方持股比例、股权转让金额等各种因素综合确定股权受让方的实际损失。
裁判要旨
股权转让协议的双方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各方对转让前后的债务承担,股权受让方在受让后发现公司需负担转让前未结清的债务,主张股权转让方承担违约责任的,法院应予支持。违约赔偿责任应以实际损失为限,可通过股权受让方持股比例、股权转让金额等因素综合确定。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71条
一审: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4民初23343号民事判决(2020年6月30日)
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2民终7420号民事判决(2020年10月15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万某某、万某新、候某某诉甘肃某商贸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案
2023-08-2-269-003 · (2020)甘民初87号 · 2023
民事 股权转让 情势变更 合同解除
裁判要旨: 当事人一方请求解除合同,另一方反诉继续履行合同,人民法院以情势变更判决解除合同时应按照公平原则对解除后果一并作出处理,不能仅就诉请解除一方的请求进行处理,应同时处理合同解除对主张履行一方的法律后果。 股权转让合同因情势变更解除后,转让方返还已收取的股权转让款的,受让方也应返还取得的标的物。当标的物价值明显减损时,就减损价值按照过错原则由当事人分担,更符合公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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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股权转让/情势变更/合同解除
基本案情
2013年4月1日,万某某、万某新、候某某(以下将万某某、万某新、候某某简称为万某某方)作为甲方,甘肃某商贸公司(以下简称某源公司)作为乙方,甘肃某工矿公司(以下简称某鼎公司)作为丙方,签订《投资权转让合同》,就某煤矿的投资权及完整权益的转让达成协议。案涉某煤矿登记成立于2001年8月,经济性质登记为集体,出资人为黑水村委会,2011年7月29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候某某。该企业取得了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等,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至2015年12月23日。
合同签订前,某源公司已支付500万元。合同签订当日,某源公司向合同指定的收款人转账5000万元。2013年4月3日至4月8日,万某某等向某源公司移交黑水煤矿相关设备、印章、文件、图纸等资料。截至2013年5月27日,某源公司按约向合同指定的收款人合计付款10720万元。
因甘肃省发生煤矿安全事故,2012年9月25日,甘肃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对年生产能力30万吨及以下生产矿井实行全面停产整顿。2012年10月,甘肃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甘肃煤矿安全监察局分别对黑水煤矿通风系统改造设计作出了批复。2013年4月,某源公司即开始对案涉煤矿进行技术改造,2013年7月22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因某煤矿未按规定办理开工备案手续,作出强制措施决定书,责令停止违规建设行为;7月26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停止建设,封填井口。
2013年10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要求加快落后小煤矿的关闭退出。2013年12月17日,白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关于白银市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对辖区煤矿企业实施兼并重组。2014年5月12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等十二部门下发了《关于加快落后小煤矿关闭退出工作的通知》,明确对核定生产能力在3万吨/年及以下煤矿进行关闭。2014年6月10日,白银市人民政府《关于某鼎公司所属单井处置方案审查意见报告的批复》认为,某鼎公司所属黑水煤矿属淘汰关闭矿井,但鉴于一定情况,可申请配置,具备改造扩能条件,因此决定对该矿暂缓处置。2014年8月18日,某鼎公司向平川区人民政府申请保留白银市平川区某煤矿。2014年9月4日,白银市平川区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关闭煤矿的公告,决定关闭某煤矿。2014年12月31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全省76处3万吨/年及以下关闭退出煤矿名单的公告》,某煤矿关闭退出。
某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请求:解除案涉《投资权转让合同》;判令万某某方、某鼎公司返还某源公司已支付的煤矿转让价款107384095元并承担利息损失;判令万某某方、某鼎公司赔偿某源公司投资损失1300万元。
万某某方反诉请求:某源公司支付剩余转让款5280万元。
本案审理中,某源公司明确其主张《投资权转让合同》解除的主要依据为:一是因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案涉煤矿的所有权未转移,现煤矿因关闭而灭失,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主张法定解除;二是万某某方未按合同约定保证煤矿手续畅通,也未排除经营障碍,约定解除条件已经成就,故主张约定解除;三是某源公司已经将案涉相关手续及印章移交回万某某方,故双方已经合意解除;四是退一步讲,在以上解除情形都不符合的情况下,依据情势变更也应当解除合同。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17日作出(2020)甘民初87号民事判决:一、解除《投资权转让合同》;二、万某某方、某鼎公司共同返还某源公司转让款10720万元,并支付利息;三、驳回某源公司的其他诉请和万某某方的反诉请求。宣判后,万某某、万某新、候某某、某鼎公司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30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终1255号民事判决:一、解除《投资权转让合同》;二、万某某方向某源公司支付65112415.02元(双方返还责任和赔偿责任冲抵后计算金额);三、某鼎公司对上述给付承担补充责任,承担责任后有权向万某某方追偿;四、驳回其他本诉及反诉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原合同法)第97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据此,《投资权转让合同》解除后,万某某方应当返还所收取的转让款并承担资金占用费,某源公司应当向万某某方返还煤矿。
对于返还转让款的认定。各方对于已付转让款为107200000元均无异议,故合同解除后万某某方应向某源公司返还10720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按照一审认定的利息标准认定,计算至2020年12月8日利息为31499919.45元,2020年12月9日之后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判决之日即2022年6月30日为6412495.57元,故万某某方应向某源公司返还的股权转让款及资金占用费合计145112415.02元。
合同解除后,某源公司应当同时向万某某方返还案涉煤矿,但煤矿已经关闭,无法返还,万某某方因而受有损失。对于该损失,根据原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过错进行分担。对此,某源公司应根据其在合同履行中的过错,承担部分赔偿责任。具体理由如下:各当事人虽对关闭小煤矿政策的出台无法预见,但在政策出台前,可通过技术改造提高产能的方式避免煤矿关闭。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亦认可如果案涉煤矿完成技术改造可以提高产能,将不在国家淘汰落后产能的范围内。但案涉煤矿未能完成技术改造,最终白银市平川区人民政府于2014年9月4日关闭案涉煤矿。《投资权转让合同》签订后,万某某方已经向某源公司交接了案涉煤矿及相关资料、印章等,包括煤矿改造项目的行政批复,某源公司应当在完成交接并取得煤矿印章后积极申请开工备案手续,以保证完成技术改造提高产能,从而避免煤矿被关停风险。但某源公司却未进行开工备案,并在受到行政处罚后未积极采取措施继续完成煤矿改造,某源公司对案涉煤矿的关闭存在过错。办理开工备案手续虽不是万某某方的义务,但在工商登记变更前,万某某方作为出让方应当积极配合某源公司办理开工备案手续,确保合同的正常履行,故万某某方对煤矿没有改造完成而被关闭亦存在过错。根据《投资权转让合同》的履行情况,各方的过错程度,案涉煤矿的补偿款180万元已由某鼎公司领取的事实,由某源公司承担50%的赔偿责任,参照《投资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价款1.6亿元,某源公司应当赔偿万某某方8000万元。由上所述,万某某方应向某源公司返还的股权转让款及资金占用费为145112415.02元,折抵后万某某方应向某源公司返还65112415.02元(145112415.02元-80000000元)。
关于某鼎公司是否承担合同解除的返还责任问题。某鼎公司作为案涉煤矿的管理单位,在《投资权转让合同》中作为丙方出现,该合同约定,“甲、丙双方承诺标的矿纳入丙方宏观管理以及乙方正常经营标的矿的手续畅通,否则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丙方承担根本违约责任(乙方有权选择是否继续履行合同,如乙方选择解除合同,甲方、丙方应当按照标的矿市值向乙方赔偿损失,赔付损失不得少于投资权及其完整权益转让总价及相应贷款利息)”。此外,该合同还约定转让方与某鼎公司应无条件保证某源公司顺利入场、顺利经营标的矿;某鼎公司需确保转让登记不存在法律障碍。某鼎公司作为合同中的义务主体,其应当与转让方共同保证合同的正常履行。某鼎公司以其于2014年8月18日向白银市平川区人民政府申请保留某煤矿为由,主张其履行了管理责任并积极避免煤矿关闭,认为其不应当承担责任。对此,法院认为某鼎公司申请保留煤矿是其履行管理职责的一部分,其并未积极申请办理开工备案手续,煤矿最终因无开工备案手续未能完成技术改造而被关停,某鼎公司作为管理方对于煤矿关停存在过错。且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煤矿关闭后的补偿款亦由某鼎公司领取进行分配。故某鼎公司基于其过错应对万某某方返还转让款承担补充责任,一审判决其承担共同返还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某鼎公司承担责任后有权向万某某方追偿。
本案中,某源公司诉请解除合同,万某某方以继续履行提出反诉请求,一审在认定合同解除后对合同解除的后果进行处理时仅按照主张解除方即某源公司的诉讼请求进行判决,未考虑合同解除对万某某方的后果,导致合同解除后仅由万某某方向某源公司返还的不公平结果,亦造成诉累,不利于纠纷的一次性解决,法院向万某某方进行了释明,听取了万某某方对于合同解除后果的意见,依法对合同解除的后果予以改判。
裁判要旨
当事人一方请求解除合同,另一方反诉继续履行合同,人民法院以情势变更判决解除合同时应按照公平原则对解除后果一并作出处理,不能仅就诉请解除一方的请求进行处理,应同时处理合同解除对主张履行一方的法律后果。
股权转让合同因情势变更解除后,转让方返还已收取的股权转让款的,受让方也应返还取得的标的物。当标的物价值明显减损时,就减损价值按照过错原则由当事人分担,更符合公平原则。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2条、第563条、第566条、第533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3条、第94条、第97条以及2009年5月13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6条)
一审: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甘民初87号民事判决(2021年8月17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终1255号民事判决(2022年6月3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广州某商务服务公司诉陕西某电子工程公司、陕西某实业公司、陕西某投资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案
2023-08-2-269-004 · (2020)陕01民初144号 · 2023
民事 股权转让 请求权基础 解除合同
裁判要旨: 1.对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合同法上有多个合同解除的法律规范,当事人一并主张多个法律规范支持其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允许,并纳入审理范围,不能要求当事人仅选择适用其中一个法律规范或者放弃适用其他法律规范。 2.依据不同的法律规范支持当事人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如果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人民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对适用法律规范顺序的选择。当不具备前位的法律规范适用条件时,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查是否具备后一顺位的法律规范适用条件,当认定符合一项法律规范适用条件且请求权成立时,即可作出裁判,对后位的法律规范不再进行审理。当事人未选择法律规范的适用顺序时,应当按有利于请求权人的原则确定适用的法律规范顺序。 3.合同履行过程中,国家政策发生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重大调整,导致当事人对相关土地进行商业开发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当事人主张适用情势变更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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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股权转让/请求权基础/解除合同
基本案情
2018年1月16日,陕西某电子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某信公司)(出让方、原股东)、陕西某实业公司(以下简称某实业公司)(出让方、原股东)、广州某商务服务公司(以下简称某兴公司)(受让方)、西安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某禾集团公司)(丙方)、陕西某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某房产公司)(目标公司)、陕西某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某投资公司)(担保方)签订了《股权收购协议》,约定某兴公司收购某信公司持有的某房产公司28.5%的股权及某实业公司持有的某房产公司21.5%的股权。《股权收购协议》第2.5.8条“本次交易安排”约定,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一年内,原股东应负责完成以下工作:a.负责确认经规划调整后目标土地的宗地面积。如目标地块的宗地面积有调整的,原股东应负责确认相关的补偿方案及操作流程、土地相关证照的变更调整手续,调整后的补偿方案应经受让方确认,补偿收入由目标公司享有。b.负责确认经规划调整后目标土地的土地用途,目标土地的土地用途应为住宅用地。c.负责确认经规划调整后目标土地的规划设计条件/要点;为完成上述工作,受让方、丙方和目标公司应在原股东办理相关土地、规划调整手续过程中,提供必要的配合。第2.8.5条约定,若原股东未能在本协议签署后一年内完成第2.5.8条约定工作的,则受让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协议签订后,某兴公司支付了第一期股权转让款4217.4万元,某信公司、某实业公司完成了股权变更及公司交接义务。
2020年1月2日,某兴公司向某信公司、某实业公司邮寄了《关于解除<股权收购协议>事宜的通知函》,通知解除合同。2020年1月9日,某信公司、某实业公司回函表示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完毕股权收购的全部义务,不存在未能按照协议第2.5款约定的情形,不同意解除合同。
某兴公司基于合同解除提起本案诉讼,其主张合同解除的理由如下:(1)本案符合约定解除的条件;(2)即使不符合约定解除的条件,也因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符合法定解除的情形;(3)某兴公司在再审庭审中又主张本案符合情势变更解除情形。某兴公司请求:(1)转让方某信公司、某实业公司向其退还已付款并支付利息;(2)某信公司、某实业公司配合其解除2811.6万元共管账户的共管措施;(3)某信公司、某实业公司向其支付违约金;(4)某投资公司对上述给付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某信公司、某实业公司反诉请求:判令某兴公司继续履行《股权收购协议》,配合其解除共管账户的共管措施,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及对应的利息。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9日作出(2020)陕01民初144号民事判决:驳回某兴公司的诉讼请求;驳回某信公司、某实业公司的反诉请求。宣判后,某兴公司、某信公司、某实业公司提出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5日作出(2021)陕民终3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判决作出后,某兴公司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0日作出(2021)最高法民申748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30日作出(2022)最高法民再81号民事判决:撤销一审、二审判决;解除案涉《股权收购协议》;某信公司、某实业公司向某兴公司退还股权转让款4217.4万元,某投资公司对上述给付承担连带责任,其承担责任后,有权向某信公司、某实业公司追偿;某信公司、某实业公司配合某兴公司解除2811.6万元共管账户的共管措施;某兴公司将其受让的案涉28.5%、21.5%股权分别变更登记至某信公司、某实业公司名下;驳回其他本诉及反诉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兴公司依据不同的事由主张本案符合法律规定的不同的解除合同情形,实质是就其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提出了不同的请求权法律规范。法院认为,首先,案件中的一个法律事实有可能产生多个请求权,当请求权竞合时,法律规定允许当事人选择行使。当事人的同一诉讼请求,也可能存在多个能支持其请求的法律规范,当事人基于不同的法律规范主张其诉讼请求成立,是对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法律规范和事实理由的阐述,是当事人的权利,应当允许其对同一诉讼请求提出多个不同的请求权基础。其次,法院应当将当事人所主张的不同请求权法律规范都纳入审理范围,不能要求当事人仅选择适用其中一个法律规范或者放弃适用其他法律规范。在审理时,应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请求权的各法律规范充分发表意见,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认定适用的法律规范。再次,依据不同的法律规范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因此,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对适用法律规范顺序的选择。在当事人未选择法律规范的适用顺序时,应当按有利于请求权人的原则确定适用的法律规范顺序。最后,法院应依顺序对当事人所主张适用的请求权法律规范进行审理,当不具备前位的法律规范适用条件时,应当继续审查是否具备后一顺位的法律规范适用条件,当认定符合一项法律规范适用条件且请求权成立时,即可作出裁判,对后位的法律规范不再进行认定。法院裁判也可以将支持同一诉讼请求的多个请求权法律规范同时作为裁判理由,但裁判结果应当符合诉请一方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要求。本案中,应当根据某兴公司主张适用的合同解除请求权规范,按有利于主张解除权一方的原则依次审查案涉合同符合何种解除情形,并作出裁判。在满足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时,应当首先按照约定解除权来认定合同解除;不符合约定解除的,再考虑是否符合法定解除权的情形。在约定解除权和法定解除权都不成立的情况下,再进一步审查是否符合情势变更解除合同的情形。
二审按照某兴公司的主张,对于本案是否符合约定解除、法定解除、情势变更解除,逐一进行了审理。二审经审理认为,本案符合情势变更的情形,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某兴公司以情势变更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支持了某兴公司关于情势变更解除合同的主张。
裁判要旨
1.对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合同法上有多个合同解除的法律规范,当事人一并主张多个法律规范支持其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允许,并纳入审理范围,不能要求当事人仅选择适用其中一个法律规范或者放弃适用其他法律规范。
2.依据不同的法律规范支持当事人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如果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人民法院应当尊重当事人对适用法律规范顺序的选择。当不具备前位的法律规范适用条件时,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查是否具备后一顺位的法律规范适用条件,当认定符合一项法律规范适用条件且请求权成立时,即可作出裁判,对后位的法律规范不再进行审理。当事人未选择法律规范的适用顺序时,应当按有利于请求权人的原则确定适用的法律规范顺序。
3.合同履行过程中,国家政策发生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重大调整,导致当事人对相关土地进行商业开发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当事人主张适用情势变更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2条、第563条、第533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3条、第94条以及2009年5月13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6条)
一审: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陕01民初144号民事判决(2020年10月9日)
二审: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陕民终39号民事判决(2021年5月25日)
再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再81号民事判决(2022年6月30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谢某、刘某诉安徽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决议纠纷案
2023-08-2-270-001 · (2013)包民二初字第01184号 · 2023
民事 公司决议 效力确认 变相分配公司资产 无效
裁判要旨: 对股东会决议效力的审查,一方面是程序的合法性审查,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决议内容的合法性审查。公司股东会决议以“补偿金”名义对股东发放巨额款项,在公司并无实际补偿事由,且无法明确款项来源的情形下,此类“补偿金”不符合公司法的“分红”程序,也超出“福利”的一般数额标准,属于变相分配公司资产,损害部分股东的利益,更有可能影响债权人的利益,应依法认定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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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公司决议/效力确认/变相分配公司资产/无效
基本案情
安徽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化工公司)是改制企业,现共有25名自然人股东。谢某、刘某系该公司的股东,分别持有公司14.54%和13.38%的股权。在本案起诉前,谢某、刘某因认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他一些管理人员侵害公司及谢某、刘某的利益,双方发生纠纷及诉讼。在此前的诉讼过程中,谢某、刘某曾提出由某化工公司给谢某、刘某发放40万元赔偿或补偿款的调解方案。某化工公司为此召开股东会议,包括谢某、刘某在内的全体股东均到会。股东会以占股权67.92%的表决权通过股东会决议,决议内容为某化工公司给予每位股东发补偿款40万元,谢某、刘某及另一位股东邢某签字表示不同意。后某化工公司通过转账方式向每位股东支付40万元。谢某、刘某诉至法院,请求确认上述股东会决议无效。诉讼中,谢某、刘某认为公司发放的40万元是分红款,某化工公司认为不是分红款,是一种福利。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10日作出(2013)包民二初字第01184号判决:驳回原告谢某、刘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谢某、刘某提出上诉,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14日作出(2014)合民二终字第00036号判决:一、撤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3)包民二初字第01184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安徽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于2012年10月12日作出的同意给予每位股东发放补偿款40万元的股东会决议无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即上述决议的效力问题。
首先,关于决议内容所涉款项的来源,某化工公司认为分发的款项来源于某化工公司账面余额,但无法明确系利润还是资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167条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由此可见,我国公司法采取的是法定公积金分配准则,即公司在未补亏以及未留存相应比例公积金的情形下,所获利润不得用于分配。某化工公司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某化工公司是否按照法律规定弥补亏损并提取了法定公积金,但某化工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
其次,关于款项的性质,某化工公司辩称分发款项系福利性质。根据通常理解,“福利”指员工的间接报酬,一般包括健康保险、带薪假期、过节礼物或退休金等形式。从发放对象看,“福利”的发放对象为员工,而本案中,决议内容明确载明发放对象系每位股东;从发放内容看,决议内容为公司向每位股东发放40万元,发放款项数额巨大,不符合常理。因此,某化工公司关于发放款项为福利的辩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若某化工公司向每位股东分配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则应当遵守公司法第35条的规定分配,即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本案中,在全体股东未达成约定的情况下,不按照出资比例分配而是对每位股东平均分配的决议内容违反了上述规定。
再次,本案所涉股东会决议无论是以向股东支付股息或红利的形式,还是以股息或红利形式之外的、以减少公司资产或加大公司负债的形式分发款项,均是为股东谋取利益,变相分配公司利益的行为,该行为贬损了公司的资产,使得公司资产不正当的流失,损害了部分股东的利益,更有可能影响债权人的利益。
综上,本案所涉股东会决议是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形成,决议内容损害公司、公司其他股东等人的利益,违反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
裁判要旨
对股东会决议效力的审查,一方面是程序的合法性审查,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决议内容的合法性审查。公司股东会决议以“补偿金”名义对股东发放巨额款项,在公司并无实际补偿事由,且无法明确款项来源的情形下,此类“补偿金”不符合公司法的“分红”程序,也超出“福利”的一般数额标准,属于变相分配公司资产,损害部分股东的利益,更有可能影响债权人的利益,应依法认定为无效。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0条、第22条、第35条、第167条
一审: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2013)包民二初字第01184号民事判决(2013年10月10日)
二审: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合民二终字第00036号民事判决(2014年2月14日)
人民法院案例库 公司与股权
刘某某诉常州某某化学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
2023-08-2-270-002 · (2017)苏0404民初6534号 · 2023
民事 公司决议效力确认 抽逃注册资本 股东资格解除 未履行出资义务
裁判要旨: 有限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可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股东除名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剥夺股东资格的方式,惩罚不诚信股东,维护公司和其他诚信股东的权利。如果公司股东均为虚假出资或抽逃全部出资,部分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解除特定股东的股东资格,由于该部分股东本身亦非诚信守约股东,其行使除名表决权丧失合法性基础,背离股东除名制度的立法目的,该除名决议应认定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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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事/公司决议效力确认/抽逃注册资本/股东资格解除/未履行出资义务
基本案情
刘某某诉称:2017年11月20日,常州某某化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的股东洪某甲和洪某乙召开股东会议,以刘某某抽逃全部出资,经催告在合理期限内仍然未偿还为由,决议解除刘某某在某某公司的股东资格,在作出决议之后未告知刘某某,直到2017年12月21日(刘某某与某某公司知情权诉讼开庭前一天),某某公司以该决议已解除刘某某股东资格为由进行答辩,刘某某由此得知该股东会决议内容。该解除刘某某股东资格的股东会决议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首先,某某公司设立时包括刘某某在内的所有股东已于2009年7月7日实际缴纳了公司注册资金51万元, 2015年2月6日某某公司增资至300万元并修正公司章程,增资后刘某某实际出资135万元,现已缴足。某某公司章程实际规定的认缴期限为2018年12月31日,刘某某也不存在属于法律规定的抽逃注册资本的情形。其次,某某公司认为刘某某抽逃全部注册资本、侵占公司财产没有根据。某某公司虽已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将刘某某起诉至法院,但至今未有生效判决对某某公司所称的所谓转移款项进行定性。刘某某在该案中提供的《其他应付款明细账》足以证明刘某某不是抽逃注册资本或侵占公司财产,而是某某公司归还给刘某某个人的借款,某某公司是知情和认可的,已记录在账册。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某某公司于2017年11月20日作出的解除刘某某股东资格的股东会决议无效;(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某某公司承担。
某某公司辩称:本案刘某某作为公司股东,在公司正常经营期间抽逃全部出资及侵占部分公司资产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某某公司的股东即本案洪某甲、洪某乙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及公司的正常运营,在2017年11月20日作出的解除刘某某股东资格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刘某某诉请。
第三人洪某甲、洪某乙辩称,同某某公司答辩意见。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某公司成立于2009年7月10日,某某公司于2015年2月修正的公司章程载明:某某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股东包括刘某某、洪某乙及洪某甲,其中刘某某及洪某甲各出资135万元,洪某乙出资30万元,其中刘某某出资22.95万元于2009年7月7日到位,112.05万元于2018年12月30日之前(增资)到位。刘某某与洪某甲原系夫妻关系。2016年3月,刘某某起诉洪某甲离婚纠纷一案经一审法院受理。刘某某在起诉状中称“2016年2月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某某公司突然将某某公司经营所需公章、财务章等全部拿走,为了防止某某公司账户资金被某某公司转走,刘某某将某某公司的大部分账户资金转存在自己的账户中以保障资金安全”。
2017年9月21日,法院立案受理了某某公司诉刘某某、常州甲化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该案中,某某公司要求刘某某返还2951420.9元,并支付利息,甲公司对其中1095000元承担连带责任。在该案审理中,某某公司明确其主张返还的2951420.9元包括两部分,即刘某某抽逃的全部出资135万元及侵占的公司款项1601420.9元。在某某公司起诉后,刘某某未向某某公司返还款项。同年10月31日,某某公司书面通知刘某某召开2017年度临时股东会,会议时间定于2017年11月20日下午3点,会议内容为审议关于股东刘某某抽逃全部出资并在公司通知后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归还,对其进行股东除名表决。同年11月7日,刘某某回函称此次临时股东会所需审议的会议内容违反法律规定,缺乏依据。同年11月20日,某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参会股东有洪某甲、洪某乙,股东会决议载明,鉴于股东刘某某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存在利用职务之便抽逃全部出资及侵占公司财产的行为,并经公司催告在合理期限内仍然未偿还,参与股东会成员一致表决同意解除刘某某股东资格,公司后期协助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另查明,同年11月6日,刘某某向某某公司发出查阅函一份,要求查阅某某公司自2009年至2017年前三个季度的会计财务报告及会计账簿、原始会计凭证。2017年12月5日,刘某某诉至一审法院,要求行使股东知情权,查阅某某公司相关财务凭证等资料,法院于2017年12月22日作出(2017)苏0404民初6534号民事裁定,驳回刘某某起诉。在该案审理中,某某公司明确鉴于刘某某股东资格已被解除,故某某公司在(2017)苏0404民初5248号案件中变更诉讼请求,不再主张刘某某返还出资135万元。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7日作出(2018)苏0404民初515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刘某某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刘某某不服,向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日作出(2018)苏04民终1874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8)苏0404民初515号民事判决;二、某某公司于2017年11月20日作出的解除刘某某股东资格的股东会决议无效。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案涉股东除名决议的效力应如何认定?本案中,案涉股东除名决议的作出和内容于法无据,于实不符,应属无效。一方面,结合除名权的法理基础和功能分析,公司是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以及公司与政府之间达成的契约结合体,因此股东之间的关系自当受该契约的约束。在公司的存续过程中,股东始终应恪守出资义务的全面实际履行,否则构成对其他守约股东合理期待的破坏,进而构成对公司契约的违反。一旦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全部出资,基于该违约行为已严重危害公司的经营和其他股东的共同利益,背离了契约订立的目的和初衷,故公司法赋予守约股东解除彼此间的合同,让违约股东退出公司的权利。这既体现了法律对违约方的惩罚和制裁,又彰显了对守约方的救济和保护。由此可见,合同“解除权”仅在守约方手中,违约方并不享有解除(合同或股东资格)的权利。本案中,某某公司的所有股东在公司成立时存在通谋的故意,全部虚假出资,恶意侵害公司与债权人之权益。但就股东内部而言,没有所谓的合法权益与利益受损之说,也就谈不上权利救济,否则有悖于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公平诚信等法律原则。即洪某甲、洪某乙无权通过召开股东会的形式,决议解除刘某某的股东资格,除名决议的启动主体明显不合法。另一方面,从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的区别来看,前者是指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出资义务,后者则是股东在履行出资义务之后,又将其出资取回。案涉股东除名决议认定刘某某抽逃全部出资,事实上某某公司包括刘某某在内的所有股东在公司设立时均未履行出资义务,属于虚假出资,故该决议认定的内容亦有违客观事实。
裁判要旨
有限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可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股东除名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剥夺股东资格的方式,惩罚不诚信股东,维护公司和其他诚信股东的权利。如果公司股东均为虚假出资或抽逃全部出资,部分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解除特定股东的股东资格,由于该部分股东本身亦非诚信守约股东,其行使除名表决权丧失合法性基础,背离股东除名制度的立法目的,该除名决议应认定为无效。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17条
一审: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2018)苏0404民初515号民事判决(2018年3月7日)
二审: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4民终1874号民事判决(2018年8月2日)